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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袁战争-第9章 日本推翻袁世凯-革命的真相

2018年06月04日 9:57 PDF版 分享转发

讨袁战争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的支持下发动了甲申政变,率清军击退了日军,维护了中国对朝鮮的宗主权,迫使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郎仓皇逃回日本,也迫使日本将吞并朝鲜的计划搁置了十年。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在朝鲜降下龙旗,率残兵退回天津。屈辱中,他痛感中国若不变法图强将步朝鲜后尘沦为日本殖民地,从此成为朝廷中最坚决的改革派。拳乱后,他成为领导清廷变法图强,预备立宪的主将。得知中国预约变法后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革,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为向中国大陆扩张,日本通过半官方组织黑龙会扶植在日本的中国会党,召集各路会党联合组织成致力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会。如此,袁世凯领导的立宪运动与日本扶植的会党种族革命展开了竞赛。袁世凯当然不敌日本,革命会党势力日益壮大,在辛亥年发动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革命中,日本大陆扩张派不但出手支持革命党造成了南北对峙局面,还准备支持北伐推翻袁世凯,准备建立一个亲日的。顾虑引发与其它列强的战争,最终否决了大陆扩张势力扶持革命党武力北伐的计划,使孙中山被迫下台。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积极维护满蒙主权,使日本通过策动中国革命吞并满蒙的计划落空。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在军事上无力抗拒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牵制和民意最大限度了维护了中国主权,使《二十一条》变成《民四条约》。日本朝野对主要要求被拒绝的结果极为不满,决定扶植孙中山和中国的各路反袁势力推翻袁世凯。精明的袁世凯一时糊涂,没有想到在日本政府支持帝制表态的同时,日本军部在积极部署着“讨袁”之战,扶植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军,派日本军事顾问扶持,提供武器弹药。在日本金钱、军火的扶植下,孙中山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许崇智、廖仲恺、张继、蒋介石等人在日军控制的大连、青岛设立了司令部。[4] 与七八年前派骨干到各省策动辛亥革命一样,黑龙会和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骨干赴十数省成立分部,策划推翻民国政府的“第三次革命”。其中,陈其美回到老地盘建立起了反政府武装,吕志伊到云南建立起了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策划反政府暴动。

在袁世凯接受推戴之时,日军参谋本部在中国的倒袁活动分南北两方面在加紧进行: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在旅顺与关东都督府配合,策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青木宣纯中将(驻上海武官)和松井石根中佐在上海策动南方各省倒袁。青木是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的创始人。日俄战争中,他奉参谋本部之命,在北京组织“特别任务班”潜入西伯利亚及满洲地区,破坏俄军运输线。从此,特务一词传入了中国。接到倒袁指示后,青木密晤,说服梁及其弟子蔡锷加入讨袁,随后安排蔡锷以治喉病为由,穿和服离京,将蔡接到日本与孙中山密谋南北呼应推翻袁世凯,再安排蔡锷经越南回滇举兵。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安排在日的反袁派领袖岑春煊回国策动西南独立。

袁世凯决定称帝后,日本政府突然改口,联络英、俄、法、意等列强发出反对称帝的警告,令袁骑虎难下。12月22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在云南歃血为盟,兴师暴动,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具名,电请袁世凯永除帝制、惩办杨度、孙毓筠等六位筹安会发起人和朱启钤、段芝贵、梁士诒等七位通电各省劝进的发起人,限于25日前答复。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李烈钧、戴戡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成立唐继尧为都督的云南都督府,组织两万“护”起兵讨袁。蔡锷率第一军兵出四川,李烈钧率第二军兵出桂粤,唐继尧率第三军总司令(辖六个梯团)兼云南都督,留守云南,打响了讨袁战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从川、湘、桂三路攻滇围剿护国军。原本完全不是北洋军对手的云南军队得日本经越南转运到滇、川的精良武器和军需物资扶持,所向无敌,杀得北洋军节节败退。几个月前登报声明反对“倚日”和颠覆政府的李烈钧、李根源(任护国军驻粤港代表)、熊克武等人在日本和孙中山的召唤下回到“倚日”阵营,证明他们的“决不轻言国事”之言只是得不到扶植时的气话。

在护国军迅速北进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再发严重警告,若实行帝制则武力干涉。袁世凯知道,云南起兵背后有日本人策划,于是宣布缓行帝制,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支持护国军。大隈重信内阁拒绝了袁的请求,主持作出了“要注视南方动乱的发展”的内阁会议决议。[5] 除未直接出兵外,日本方面各种倒袁手段同时并举:政府说服列強各国同意拒付北京政府盐税款,从财政上扼杀袁政府;派日本广州总领事馆书记藤村赴云南,在蒙自设领事馆,负责扶植护国军事宜和策动云南独立;派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派驻肇庆领事官太田、书记米内山策动两广独立;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与情报部长福田雅太郎、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频繁举行对华政策研究会,研究讨袁战争进展;日本朝野向中国各派反袁势力提供巨款支持,其中:富商大仓喜八郎贷给宗社党领袖,前清肃亲王善耆100万元;富商竹内和久原房之助向向孙中山、陈其美提供了80万元(孙中山承诺以四川矿权作抵押);[6] 日本政府承诺支持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凱,策动黎辞职以打击袁世凯;日本军部指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司令居正、顾问萱野长知在通电全国讨袁;日军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兵分两路,沿胶济路西进向民国发动进攻,威逼北京政府,与云南护国军形成南北呼应;日军帮助中华革命党东北军组成东北军航空队,提供潍县飞机场,由飞行学校教官坂本寿一任航空队司令,直接参与中华革命党东北军的军事行动;日军派出野战医疗队帮助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战地救护;青木宣纯安排日本邮船将梁启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一行从上海经越南送到广西,成功策动了岑春煊、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

1月底,蔡锷率护国军在四川泸州大败北洋军张敬尧部,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索性倒向革命阵营,宣告贵州独立。2月,护国军在滇桂边境击败政府军。3月,日本内阁决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成为帝国完成上述(日本在华权益)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适宜的,日本将承认南方的反袁军为交战团体,对帝国民间有志者同情以排斥袁氏为目的之支那人的活动,并援助资金物品之举,政府不负公开奖励之责任,但默许它是符合于上述政策的”。[7]

在护国军开始北伐时,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采取袁世凯当年的对策,按兵不动,索饷索械。在护国军北伐胜利在望时,在冯国璋、张勋、李纯、靳云鹏(山东)、朱瑞(浙江)联名致电多省督军(五将军密电),要求速行取消帝制。3月下旬,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宣布将推戴书发还各省,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复归民国五年年号。4月1日,袁世凯命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梁启超:“公等举兵,原系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并要求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护国军拒绝了袁世凯的停战呼吁,提出推翻袁世凯政府“六条方案”:一、袁世凯于一定限期内退位,可免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帝制大典筹备费及此次战争军费6000万元,应由查抄袁世凯及杨度等十三人财产赔偿之;四、袁世凯子孙三代,剥夺公权;五、袁世凯退位后,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指令。紧接着,在日本領事和梁啟超、岑春煊、李根源等人斡旋下,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再宣布独立,刘显世、陈宦、汤芗茗、陈树藩、程潜、刘存厚等各省少壮军头宣布讨袁,唐绍仪、梁启超再通电促袁世凯辞总统职。

讨袁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日本极为活跃,与福田雅太郎、田中义一等日本军方人士密切联络,接受日军的武器金钱支持,指挥各省的中华革命党暴动反袁。5月,孙中山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本庄繁中佐安排下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宣言讨袁,指挥居正和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吴大洲向政府军进攻,同时与青木宣纯、山田纯三郎密切联系,致函田中义一要求日军再提供两个师的装备。[8] 山东将军靳云鹏知道自己不是中华革命党军背后日军的对手,弃职出走。同月,在日本领事的支持下,接受日商巨款的岑春煊召集滇、黔、桂、粤等省实力派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对抗北洋政府的西南割据政府——军务院。至此,多数省宣布独立,袁世凯政府垮台。

日本寺内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扰乱全国之策,卷起各地讨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在1916年1月16日致外交部电中指出:“日本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陆相提出:“现在,应采取让袁彻底退出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方政治势力(指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之手段为有利”;[9] 孙中山在1916年4月自东京致居正电中要求“凡百举措,表面宜避与日人有关系”;[10] 云南革命党人在宣布起兵讨袁时委任中华革命党的副领袖陈其美为云南都督府顾问;袁世凯去世,日本人目的达到,立即停止了对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军的支持。一系列事实和文件证明,袁政府因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拒绝《二十一条》而被日本布署推翻,讨袁战争是日本报复袁世凯拒绝《二十一条》要求而策动颠覆中国政府的战争。战争前后,日本人同时利用着孙中山、梁启超、蔡锷师生、岑春煊等反袁派,以及陆荣廷等西南独立派。了解日本的倒袁计划后就会明白,日本政府在中国推戴潮中声明支持袁世凯改行帝制的表态是“欲擒故纵”之计,袁世凯称帝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让中国陷入分裂对日本有利”是当时日本朝野的主流思潮。基于这一思潮,日本朝野策动辛亥革命,支持南方革命军造成南北对峙,支持国民党人在南方四省割据,支持孙中山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叛乱。让日本人失望的是,袁世凯平定了国民党人的叛乱,消除了南方的割据。于是日本再策动讨袁战争。袁世凯代表清末民初中国的立宪、进步与统一,讨袁战争的实质是扼杀中国的立宪,分裂了中国。与三洲田暴动、“二次革命”一样,日本所策划、指挥的讨袁战争是的外强推翻中国政府的战争,是推翻护国的袁世凯的战争。这样的外强祸害中国,欲肢解中国的战争居然被革命党宣传成了护国战争,并且宣传到尽人皆知,深入人心,是为革命宣传颠倒黑白的代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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