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
1902年，李石曾（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随同驻法钦差大臣孙宝琦赴法留学。农学专业毕业后，他出版了法文版的《大豆的研究》专著，在巴黎西郊创办了“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从家乡保定高阳县农村招募40多人赴法工作。他在工厂内开办了工人夜校，自编教材为工人讲课，让工人夜间学习中文、法文和科学知识。他的豆腐工厂日益红火，产品参加了“万国食品博览会”，享誉欧洲。
招工人赴法勤工俭学成功后，李石曾致力为国内青年创造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希望通过勤工俭学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回中国，推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国家富强尽力。1912年，他与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发起 “留法勤俭会”。1915年，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的“勤工俭学会”。1916年，他们在巴黎再成立了以“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接待了100多位赴法勤工俭学生。1917年，经教育部批准，李石曾在保定城乡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华法教育会”相继在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山东等地设立了分会，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在全国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热潮。1919年3月，“华法教育会”安排首批的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生们从上海乘船出发，途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赛得港、苏伊士运河，到达法国马赛，绕道英伦再到法国，途中要走四十多天。
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李石曾考虑得比较简单，认为按在法国开豆腐厂的经验，留学生可以通过“勤工”资助自己“俭学”。然而意外的是，从1919年底开始，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到法国的1600名勤工俭学生找工困难。勤工俭学生中形成了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为首的要求法华教育会或政府定期资助的“津贴派”，和以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为首的坚持勤工的“觅工派”。“津贴派”组织勤工俭学生向华法教育会请愿。李石曾万没想到，来法的勤工俭学生不去勤工，而要求供养。他的华法教育会只是个组织机关，并无供养勤工俭学生的资金。面对请愿，他好挪借其它款项，以工作后有余款偿还为条件，接济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日五法朗。有了接济，“觅工派”消失，勤工俭学生们全体成了“津贴派”，大家争相借款。李石曾借出的款项有去无回，无以为继，只好发出通告说：“吾人既无基金，公家亦不给经费，所有用费，皆由组织人勉强借贷与捐助而来，且所得之数，远不及所需之数。华法教育会原无资金，又无入款，无法使学生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59] 通告发出后，勤工俭学生们转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要钱。1920年2月8日，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陈延年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请愿游行，以女学生打头阵，围攻中国驻法公使馆要求资助，是为轰动法国的“二八事件”。法国警方拘捕了攻打使馆的闹事学生，李石曾出面保释了被捕学生，同时在中国国内发起了为勤工俭学生募捐的运动，并筹备在里昂大学开办了专门召收中国学生的中法大学，以帮助留学生度过难关，解决出路问题。
后来的情况更加出乎李石曾的预料。勤工俭学生围攻中国公使馆的丑闻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共产国际正要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建立各国共产党，开展反帝运动，感到这批能闹事的留学生正好符合革命的需要，决定选择一些请愿骨干作为培养对象。勤工俭学生中的周恩来因英文较好，可以与共产国际代表沟通，获共产国际首批选中成为职业革命家，从此有了相当不错的革命工资收入，不用再勤工，而是西装革履，住在旅馆里，行踪保密，被共产国际送到德国，然后再转到英国接受特工和谍报训练。
1920年夏天，共产国际通过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出面，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莫斯科派人到巴黎，通过巴黎的光明社操纵青年团，鼓动勤工俭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通过周恩来为首的一批秘密下属，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各种从事斗争手段，包括如何煽动、纠集群众，如何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如何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如何吸引学生加入斗争等等。与黑龙会的金钱能轻易将留日学生召集旗下一样，共产国际的金钱也能轻易将勤工俭学生们召集旗下。勤工俭学生们很快因有无革命工资而境况迥异。勤工俭学生们都想成为周恩来那样投身革命，逐渐地，他们根据接受苏俄金钱的多少分化出了“全脱产”（领取全额革命工资不用勤工）、“半脱产”（领取部分革命工资半勤工）、和勤工三个阶层。得到共产国际供给的“全脱产”阶层立即摆脱了艰苦生活，开始了革命生涯。“全脱产”阶层的另一代表是全职从事领导留学生闹事的赵世炎。他表面上与勤工俭学生是一伙，口口声声“觅工”，实际秘密享有革命工资，与闹事学生利益完全不同。勤工俭学生的大多数是“半脱产”阶层。其中邓小平的革命工作是印刷《少年》（即后来的《赤光》）等革命宣传品。[60] 与十几年前赴日留学生们无心学业，争相领取日本人提供的经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留法的勤工俭学生们争相领取苏俄提供的革命工资，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去勤工。
与日本大陆扩张势力将中国留学生当作颠覆清政府的人才储备供养一样，苏俄将在欧的勤工俭学生当作了颠覆北洋政府的干部训练营，也愿意出钱供养这批人。如同当年日本人资助同盟会办《民报》等革命宣传刊物，将报纸大量运回国内分发给会党策动革命一样，苏俄资助的《赤光》等刊物也大量印刷，运回国内策动中国的共产革命。随着共产国际投入金钱的增加，勤工俭学生中的“半脱产”者大批升级为“全脱产”，勤工者大批升级为“半脱产”，勤工俭学不复存在。法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很多，大多数留法学生成了这两种思潮的信徒。不同的是，作无政府主义信徒不会获得资助，而作马克思主义信徒可以获得资助。勤工俭学生只要常读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就可以每月从共产国际处领到相当不错的津贴，[61] 于是几乎全体走上了既无风险，又有收益的革命道路。
李石曾被勤工俭学生不断索款搞到病倒，不得不回国养病。1921年1月，挂名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借赴欧考察教育之便到巴黎了解勤工俭学生的情况。他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既没有勤工，也没有俭学，而是像当年留日学生一样，大多数靠索取资助和从事革命活动生活。他意识到，勤工俭学运动已经脱离了“华法教育会”的初衷，靠政府资助和国内募捐供养无以为继。他在给民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欧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难以造就”。鉴于“华法教育会”没有财政来源，勤工俭学生对教育会索求无度，蔡元培发出了“华法教育会”破产通告，宣布解除与勤工俭学生之间的经济关系。[62] 正在此时，蒙达尼学校将一些拖欠学费的学生除名。已经在领取共产国际革命工资的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津贴派”骨干借机发动请愿运动，于2月28日组织400多的勤工俭学生再次包围了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高呼“要求生存权、求学权、面包权”口号，向中国政府索要金钱。公使馆无法抵挡闹事学生，求助法国警方保护。警方逮捕了部分请愿的勤工俭学生，是为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二·二八运动”。少数正派的“觅工派”勤工俭学生反对围攻公使馆勒索金钱，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认为勤工俭学生应信守赴法时的初衷，到工厂去做工，以劳动维持生活和学习。多数勤工俭学生不知道，请愿运动领导者们早已听命于共产国际，享有革命工资，围攻中国公使馆的请愿运动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策动“反帝运动”的一部分。
勤工俭学生们在法国闹事以求不劳而获，而北洋政府却在尽量想办法为他们安排出路。1921年夏，在李石曾募捐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决定以法国放弃的庚子赔款加上陈炯明主政的广东省政府捐款在里昂大学中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的中法大学。里昂大学校方了解到中国勤工俭学生普遍没有勤工，其中的蔡和森、陈延年、李立三、李富春等人专职从事宣传共产革命、发行革命刊物，要求从中国国内招收能够支付学费的留学生。里昂大学校方的这一决定公布后，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利用勤工俭学生的不满情绪，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发动了占领里昂大学的暴乱。法国警方没收了暴乱学生的护照，里昂市长下令将李立三、陈毅等104名暴乱骨干遣送回国。共产国际设法使暴乱的主要领导人赵世炎免于遣送，让他留在法国继续领导勤工俭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勤工俭学生中的张若茗在报上撰文披露占领里大暴乱事件真相说：“勤工俭学事业本是以勤工手段达到俭学目的的一桩事，绝没有不勤工而达到俭学的可能，不然便是怠工……当初蒙达尼的学生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他们的理由是找工困难。但现在工作位子很多，而他们不去做工，竟有得到工作而辞去的。”[63] 留学生中的曾琦、李璜等人反对勤工俭学生接受赤化，专事闹事，成立了反对赤化的“中国青年党”，通过《救国》杂志揭露俄共指挥中共，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的真相，直指第三国际下属们为“卢布党人”。
如同十几年前日本黑龙会召集在日本的各路会党联合成同盟会一样，共产国际先是在法、德、比等国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少年共产党，再将这些组织联合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年，共产国际在巴黎西郊的波罗涅召开了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部署中国革命和反帝运动。代表中的赵世炎、周恩来（柏林代表）、李维汉（“工学世界社”代表）、刘伯坚（比利时代表）郑超麟（后被肃为“托派”）、尹宽（后被肃为“托派”）、袁庆云、王凌汉等人全都脱离勤工俭学成了领取苏俄工资的“脱产”革命家。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名存实亡，勤工俭学生们抛弃了李石曾制定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勤工俭学宗旨，投身苏俄旗下，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成了以闹事为能的群体。如同十几年前接受日本人资助的同盟会引领暴徒暴力对付主张改良的“政闻社”一样，接受苏俄资助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也是以暴力对付没有外国资助，势力孤单的青年党，捣乱青年党的会议，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64]
共产国际以巨额资金强力推动，将法国作为了共产革命干部的训练营，从勤工俭学生中培训出了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许德珩、李立三、陈毅、聂荣臻、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邓小平、蔡畅、向警予、郭隆真、熊雄、高风、罗学瓒、张昆弟、徐特立、肖三、傅钟、李卓然、何长工、欧阳钦、刘清扬、黄齐生、马志远、袁子贞等共产青年。1923年，共产国际开始从勤工俭学生中选拔骨干派往苏俄受训。其中，赵世炎、聂荣臻被送入莫斯科东方大学，邓小平等人被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聂荣臻再被送入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学习。1923年双十节，六百多华侨在巴黎ZATARIA饭店举行国庆纪念会。“入夜，周恩来率领十余名共党份子闯入饭店，高举红旗，并大唱国际歌，意图捣乱。后见众人怒目而视，乃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65] 周恩来最早被选中培养，也最早成为了共产国际的干部。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安排，准备回国任职黄埔军校了。
晚清新政改革中，清政府积极派留学生出洋。袁世凯、张之洞为推动留日运动出钱出力，多方奔走。清政府期望学子们带回科技与管理学识领导改革，富强国家。但是，在日本朝野金钱召唤下，留日运动变质，学子们抛弃学业，将革命活动作为进身捷径，拒绝日本文部省出台的约束规则，发动请愿闹事，然后成了领取日本津贴的革命党，再带着颠覆政府的计划回国，成了反清革命的骨干。十多年后，悲剧重演。中国民间与政府合力发起了另一次留学运动——勤工俭学运动，同样期望学子们带回科技与管理学识富强国家。但国人殷切期望不敌外强金钱的影响力，勤工俭学运动同样变质，勤工俭学生们不像李石曾豆腐厂工人那样勤工俭学，而是既不勤工，也不俭学，不去工作，图不劳而获，将才能用在了在欧洲闹事和勒索自己的祖国，不断发动围攻公使馆的暴乱，随后集体接受共产国际津贴，变身职业革命家群体，同样带着颠覆政府的计划回国，成了共产国际属下的别动队。两次留学运动的变质过程展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脉络。
青年毛泽东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组织者。他与蔡和森组织湖南学子赴法的半路，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不去了。内中原因在二十一世纪才为人知。1919至1920年间，毛泽东三赴上海操办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请岳父好友章士钊帮忙筹款。章运用影响力，找湖南省长赵恒惕特批拨款及出面向社会各界募捐，筹得两万银元巨款交毛泽东作为安排湖南学子赴法之用。[66] 通过章士钊筹款之事只有一起去取款的毛泽东、蔡和森和彭璜三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知道。随着蔡登船赴法，彭璜突然离奇失踪，[67] 毛泽东掌握的专款成了不为人知的私款。有了钱，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毛的同学们都奇怪毛怎么一下子阔气起来了。登位后，毛泽东关照了章士钊，在大饥荒中指示周恩来拨给章士钊一所大宅和一大笔钱。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宴请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为自己“庆九”。章士钊女儿在回忆录写道：“毛主席泽突然问：行老有没有告诉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1963 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没有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68] 这里，毛泽东所言不实：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唐铎确认，他和肖子璋等四十多位湖南学子没有得到过毛泽东经手的专款资助；[69] 秋收暴动是苏俄驻长沙领事馆出钱策动的。可以说，湖南各界为赴法勤工俭学生捐出的两万银元巨款去向，与毛同时追求湖南才女陶毅（字斯咏）的同龄青年彭璜的下落只有毛泽东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