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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56章 中越边境战争
《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56章 中越边境战争
1964年，毛泽东挑起了越战。战争持续几年后，越共感到武力战胜美国无望，与美国展开了停战谈判。毛泽东不准越共和谈，要求继续战争，中共报刊大量刊文，指责越共和谈是“跟随苏联修正主义向美国妥协投降”，要求越共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越共不想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毛泽东的战争游戏场，拒绝毛的指示，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四方谈判。毛泽东不愿见到越美双方走向和谈，以断绝援助施压迫越共继续战争。中苏珍宝岛战斗后，毛泽东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改变长期的反美立场，联美制苏，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越共对中共要求越南对美无限期开战自己却联美谈建交强烈不满，认为中共是在出卖越南。1972年3月，越共人民军对美军发动的“复活节攻势”，结果在美军轰炸之下遭受了十万军队的损失。越共感到，相比继续战争的巨大损失，从中共获得的援助物资不再那么重要，决定不理会中共的阻挠，和谈结束战争。1973年1月，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美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四方巴黎和平协约），结束了越战。
以越共上级自居的毛泽东对越共自主决定结束战争忍无可忍，决定从两方面“教训”越共：一是打一场西沙海战向越共示威；二是扶植柬共打击越共。1974年1月，中共中央组成了由叶剑英、邓小平总负责，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为成员的“西沙对越作战六人领导小组”，于19日发动了西沙海战，击沉了南越“怒涛”号军舰，从南越占领下夺回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南越无法同时应付越共和中共，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介入西沙群岛争端。中国运用否决权否决了南越的提案。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拒绝了南越寻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海战期间，中共在国内展开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宣传高潮，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实，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民族主义立场和领土主权观念，曾支持苏俄分离蒙古，支持苏联吞并中东铁路区域，在中苏战争中宣言“武装保卫苏联”。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苏、中印、中缅、中巴、中朝、中越边境都曾秘密赠送领土。所以说，毛泽东发动西沙海战与领土主权无关，其动机一是要向越共示威，暗示要收回越战中秘密赠送越共的小岛；二是在越战结束后制造另一战争，以满足自己的战争的精神需求。
在扶植红色高棉方面毛泽东早就着手了。1955年，他指示越共选派越共和柬共人员到中国受训。随后直接插手原本依附越共的柬埔寨劳动党（柬共）。1965年，毛泽东任命在华受训中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波尔布特为柬共最高领袖，开始向柬共提供军火金钱援助。在毛泽东的扶植下，柬共于1968年 1月正式建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越共结束越战后，毛泽东加大扶植柬共的力度，以柬共为牵制、打击越共的工具。美军撤出后，印度支那各国的民主政府无力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1975年，越共对南越政权发动了春禄战役和胡志明战役，攻占了南越首都西贡，推翻了南越政权，武力统一了越南，柬共军队攻占了金边，宣布建立“红色高棉”政权。执行毛泽东“教训越共”的指示，柬共在攻占金边十几天后，即侵入越南的富国岛( Phú Quốc )与寿初岛( Thổ Chu )、巴竹 ( Ba Chúc ) 等地屠杀越南民众。越南方面知道红色高棉受中共操纵，决定联苏制中，与苏共发表了《越苏宣言》，同时大规模驱逐华侨。
毛泽东去世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继续奉行扶植柬共对付越共的政策。1977年9月，波尔布特应中共邀请率红色高棉党政代表团访华。中共为波尔布特安排了与金日成一样的最高规格接待。《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报导称：“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1] 随后，中共中央安排波尔布特到山西参观了大寨公社，然后派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回访了柬埔寨。
1977年中共欢迎波尔布特
1978年初，中共中央再派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回访柬埔寨。邓在柬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要象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2] 波尔布特回应说：“我是毛主席的小学生”。在邓颖超访柬当月，邓小平在出访新、马、泰三国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抨击苏联和越南为大霸和小霸，警告越共不要在柬埔寨玩火。在与李光耀会谈中，邓小平威胁越共说：“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在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支持下，红色高棉在1977年至1978年间再数次入侵越南安江省、知尊县屠杀越南平民，其中将百春（BA CHUC）镇的三千多居民几乎杀光。
对于中共的威胁，越共决定联苏对抗中共。1978年中，越共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支持前红色高棉师长韩桑林率柬埔寨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1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苏，与苏共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五条规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针对中国的用意明显。通过该条约，苏联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越南则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与苏联签定军事条约后，越共在应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对派的请求下，于12月出兵攻入柬埔寨。柬共的残暴统治早已天怒人怨，痛恨红色高棉政权的柬埔寨百姓道欢迎越军来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或以竹、纸等材料制成五角星悬挂于家门口，以示欢迎越军前来解救他们出苦海。在柬人支持下，越军势如破竹，中共百亿金钱武器扶持建立的红色高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波尔布特和中共驻柬大使孙刚率红色高棉残部逃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按毛泽东传授坚持游击战争，在柬埔寨的稻田、公路和丛林中大量埋设地雷，以屠杀平民的方式“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驻红色高棉的使馆人员后来披露，他们与红色高棉一起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在雨中睡觉，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四十七天”，[3] 间接透露出中共大使馆在幕后操纵红色高棉的事实。
越共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让中共忍无可忍。掌握了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战争以报复越共推翻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寻求美国支持他对越开战。他在美国发表谈话说，“小孩不听话，要打几下他的屁股”，“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随后，他在东京向田中角荣透露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对于邓小平连续的威胁言论，越共回应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4]
2月16日，中共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的方式非正式地对越共宣战。2月17日清晨，当黎笋、范文同等人在金边等候签订越柬友好合作条约之时，中共九个兵团（另有十多个兵团后备）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分两路侵入越南：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一路从云南入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另一路从广西入越。中国发动战争后，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中国侵略越南。中共沿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舆论控制和欺骗宣传手段，将国际社会谴责的消息对国人封锁，对国人宣传越南要侵占中国的领土、领海，中国是为保卫领土主权而进行“自卫反击战”。
这时，越军的十八万主力在柬埔寨，五万在老挝，只有六个步兵团在中越边境线防守。中共军虽以数十万大军突然进攻，但由于指挥员年迈，对现代战争无知，结果被久经沙场的越南地方部队重创。中共军发现，越军使用中国援助的武器，用中国援助的成袋大米作掩体对中国军队作战。越南军民的顽强抵抗超乎邓小平的预料，中共军队沿用落后的人海战术，依仗人数优势冲击越南阵地，付出惨重代价，原来预计一周内攻下的谅山等五个越南省会城市直到开战三周后才攻下。
谅山到河内为平川，无险可守。从军事上讲，攻占谅山没有理由止步，而应一鼓作气攻占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历史上越南曾多次反抗中国，都在中国军队攻陷谅山后宣布臣服。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越共与苏共签定了军事同盟意义的互助协定，不惧中共的军事压力，要求苏联履行协定义务。苏联不容中国将越南纳入其势力范围，作出了强烈反映，在中苏边境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2月19日，苏联的军事顾问团飞抵河内，苏联《真理报》猛烈抨击中国侵略说：“中国把战火和死亡猛烈地倾泻到越南城乡，找了一条不伦不类的借口，难道越南帮助柬埔寨人民推翻波尔布特可恶政权，有什么不对吗？北京有什么权利惩罚这个、宽容那个？”紧接着，苏联军舰进入了中国南海示威，苏TU-95侦察机在越南沿海和南沙群岛海域上空飞行和监察中国海军的行动，同时向越南提供从卫星收集的中方军事情报。
邓小平见到美国向中共提供的苏军调动的卫星图片后感到后果严重。尽管中共向苏共申明对越作战只是边界反击战，绝无占领越南之意，苏共还是以不惜一战的态度警告中共不许再向越南纵深推进。此时的邓小平与向下令印度进攻，向珍宝岛进攻，想教训苏联的毛泽东一样，被苏军导弹所教训。其实，邓小平早就知道苏军厉害，下令只出动步兵而不出动空军，以向苏联表示无意图河内，并准备打一打就跑。恐惧之中，邓小平赶紧通过中国驻苏使馆向苏联传达示弱信息说中国只进行一场惩罚战争而已，暗示将见好就收。苏共在军事上教训中共轻而易举，但知道美国不允许他对中国动武，于是决定成全邓小平的儿戏战争，由外长葛罗米科向邓传话：在越南不要走得太远，命在越苏军顾问保持克制，决定也不动用空军介入中越之战。
中共入侵后，越共相信，有越苏间的军事同盟条约，料中共不敢进军河内，只以边境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抵抗中共军，以精锐部队布防守于谅山至河内一线不参战，同时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声称将越南人民军兵力从65万至扩充100多万。越共的动员令并非真正扩军，只佯作决定姿态。因为苏共已向越共交底，中共军打一打自己就会跑。这时的中共军着实不是善战越军的对手，仅仅越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已经让中共军伤亡巨大。3月5日，在攻占谅山的两天后，邓小平下令撤军。根据苏共的交底，越军放弃反攻追杀，“教训”战争儿戏般地结束。
撤军过程中，中共军根据邓小平“不要俘虏、不给‘越修’留下一草一木”的指示，从作战部队变成了爆破工兵，对所到之处的建筑物，基础设施，桥梁，实施了毁灭性破坏，放水淹没媒矿，特别将中国援建的矿业加工厂、拖拉机厂、汽车修理厂、陶瓷器厂、小型炼钢厂、行政办公楼，包括学校、医院和民宅建筑等等彻底摧毁。越战中，美国与中共开战禁止美空军机对中越边境地区轰炸。得免于越战战火的中越边境地区此次被中共夷为了平地，破坏之惨烈远远超过了美军对南越的多年狂轰。黎笋视察时被中共破坏的惨烈程度震惊得说不出话。中共撤军后，中越双方均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双方交换了战俘。按照共产主义阵营的传统，双方都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中共从来视军队和民工的伤亡数字为机密，将在朝鲜战争中巨大的伤亡数字长期保密，此次也不例外。外界估计，中国军队伤亡为十多万人。
战争结束后，邓小平下令将民主墙运动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判以重刑。当局公布魏的主要罪名为向外国人提供了关于中越战争的军事情报。这让国人想到了宪法中规定的宣战决定权问题。世纪之初，清廷在《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承认宣战、媾和须经国会批准或追认。中华民国历次宪草、宪法，包括《共同纲领》和中共的宪法均规定宣战由参议院、国会、全国人大决定。但是，中共发动战争、加入战争从未经过代行最高权力的政协或人大批准，在毛泽东时代由毛个人随意决定，在毛去世后，又由邓小平个人随意决定。
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学生和亲信，二人发动的“教训”战争极为相似：1962年，毛泽东发动“教训”印度的战争，结果被苏联教训，赔了士兵生命、国家金钱之外，还奉送了西藏最富饶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毛泽东发动“教训”苏共的珍宝岛战斗，结果被苏联教训，恐惧得连召开九大都高度保密，开完会立即南下避险；邓小平发动“教训”越共的战争，也被苏共教訓。二人都是在国家灾难中，在老百姓极为困苦，财政极为困难之时发动战争，同样是在军事胜利之时突然下令撤军，同样是放弃战果后再奉送领土，同样枉赔士兵性命与国家巨额金钱。二人发动战争与列宁、斯大林一样，都当权后迫不及待地输出革命，且二人发动“教训”战争都有权力斗争的考虑：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发动越战，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夺回主导权；邓小平发动越战，同样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全面接管军权。在发动教训战争的荒唐程度上，邓的教训越南战争超过了毛的教训印度战争。印度是不结盟运动领袖，未与苏、美结盟，毛泽东发动战争或许是没有想到苏共会作出强硬反应。而越南与苏联结了盟，“教训”越南必须准备与苏联导弹摊牌。如果说邓准备好与苏联导弹摊牌而下令开战，则他是在蓄意挑起核战。他战前访美是想从美国那里得到对他教训越南开战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美国没有打算发动核战，没有支持他侵略越南，更不会支持中国吞并越南。美国的支持不过是在开战后向他提供一些卫星图片，以及向苏联表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动武。如果邓没有准备与苏联摊牌，则他与毛泽东一样，是在拿士兵生命，国家的安全，国家的金钱，以及国人的身家性命在开玩笑。当年毛泽东发动越战时，是邓小平到越南向越共传达了两百亿元无偿援助的口信。邓应当很清楚，这两百亿战争经费，意味着数百万军民生命和国人紧缺的口粮。那时他不介意百万死难，现在也不会介意。他应当清楚，教训二字背后是多少生命的代价。他教训结盟越共的战争决策与清廷对各国宣战，与毛泽东下令珍宝岛动武“冲喜”一样荒唐。如果有人大批准开战的程序，人大代表势必会问邓小平准备打到哪里，不知邓小平如何回答。他肯定不能说要打到河内，那无异是说准备对苏开战，准备核战；他也不能说打过边境就往回跑。人大代表虽是中共任命，但也可能有胆大者会问，打这样的仗又何苦呢。古今中外，挑起战争无非是要攻城掠地，征服藩属，获得对方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像这样打了就跑，再赔些领土的所谓教训战争好像只有只有毛邓师生发动过。二人的几次“教训”战争不仅是拿士兵生命，人民财产开玩笑，更是玩危险的核战游戏，让全国百姓冒核战风险。
中共的《人民日报》非正式对越战争宣战的社论中宣称，开战是为维护领土主权。军队侵入越南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驱逐、迫害华侨，制造流血事件”，新华社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对越开战的理由是自卫和报复越南迫害华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保护华侨而在本土之外发动战争的记录，中共更没有为保护华侨开战的动机。中国抗日战争中，斯大林把远东的三十多万华侨、华商、华工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害死华人至少十万，[5] 中共不仅沉默，更在建国后禁止谈论这些事实。指使红色高棉大屠杀时，中共将华侨向中国政府求救的信件扣压在驻金边大使馆，或干脆提供给柬共，听任求救的华侨被杀害。这些行径说明中共出兵与保护华侨与领土无关。事实上，中共每次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都是欺骗国人说法。从越南撤军后，邓小平在內部讲话中解释战争目的说：“中国完成了战争目标。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在时间和规模上一场有限制的惩罚战，只为教训一下瘋狂的‘东方古巴’，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柬埔寨反抗越南的侵略。”这透露出了中共不能说出兵理由，那就是挽救残暴的红色高棉政权，是要迫使越军从柬埔寨撤出，让红色高棉政权复辟，重新统治柬埔寨。
就一党之私而言，中共发动这场侵越战争有其理由。因为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几十年，落得越共背弃中共，还推翻中共扶植的红色高棉，所以中共要教训越南。但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完全不义，祸国殃民。因为，援越几十年、扶植红色高棉是毛泽东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嗜好，是他背着国人的秘密行动，是祸国殃民之举。中国人民并未同意援越、援柬，当然也不会同意对越开战。中越边境战争如同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一样，是国人生命财产的浩劫，是无谓的牺牲，是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发动越战，已经带给越南数百万的战争死难，邓小平发动另一次侵越战争，带给中国和越南另一场灾难，带来数以十万计的死难。
中共撤军后，中越战事并未结束。发动“八二三”台海炮战后，毛泽东下不了台，以长期炮击维护颜面。邓小平不愧是毛的学生，匆忙撤军后下不了台，以在边境维持长期小规模战争维护颜面。这样的小战争苏联懒得理，不会再被教训，算是邓小平继续“教训”了越共。1981年5、6月间，中共在法卡山再对越开战，占领了法卡山。1984年4月，中越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再次打了一场著名的“老山收复战”。此后，中越边境战如同台湾炮击一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中国军队的实战练兵场。十年间，中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维持对越南边境的军事压力。毛泽东持续对金门、马祖炮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笑料，邓小平在中越边境持续十年小打小闹是另一笑料。1989年，越南在东欧发生巨变的国际形势下从柬埔寨撤军。与十年前中国军队实施大破坏撤军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柬埔寨人民自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活动，感谢越军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柬埔寨人欢迎、欢送越军的盛大场面证明了人心的向背，证明了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和发动入侵越南战争的不义，也证明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说法的欺骗性。
苏联解体后，越共失去靠山。在1991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中央决议放弃与中共对抗。在共产主义政权屈指可数形势下，中、越两共需要抱团取暖，决定握手言和，恢复正常关系。于是，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两共恢复互称同志，领导人会见恢复了拥抱，中越边界恢复了和平，两共相约忘记旧怨，在文献、历史书、教科书中不提那场持续了多年的边境战争，要求本国人民淡忘那场战争。中共友谊关城楼展览馆中重新布置宣传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文字与图片，完全不提1979年及其后多年的边境战争，也不提在那场边境战争中献身的十几万将士。在凭祥，曾经埋葬无数阵亡将士的万人山已经被推平成了开发区。埋着无数中越将士遗骨的老山及麻栗坡一带已成为旅游和边境贸易点，昔日的军事设施，大多成为游览景观。相比中共，越共要求人民淡忘那场战争难度更大。因为，越南人民对中共军队对越南北方的大破坏刻骨铭心，仇恨难消。
边境战争期间，一首《血染的风采》唱遍了全国。歌词是：“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今天，这场中越两国都刻意不提的战争在很多人心中是血染的悲哀。多次到中越战争前线采访的刘亚洲说：“老山、者阴山作战的时候，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袋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不少烈士遗书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
中印战争后，毛泽东、周恩来在确定边界时秘密向印度赠送了领土。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同样作法。1999年，中越两国签订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中共将千万士兵献身夺得的老山、法卡山等广大占领区悉数划归了越南。由于越南迅速进军柬埔寨，红色高棉来不及销毁罪证，越共掌握了大量中共在柬人员指挥大屠杀的证据。中共以在边界谈判中向赠送领土的方式，以换取越共帮助隐瞒真相。例如，坐落于北部湾中心的白龙尾岛（夜莺岛，浮水洲岛），原属广东省，越战中被中共借给越共作为后勤基地。边界谈判时，中共不提该岛的归还，实际将岛送给了越南。一系列事实证明，中共对越开战时宣传的维护领土主权之说是谎言。而且，中共从未为了领土主权对外开战过。苏共召集成立中共时就申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宣布共产党人没有祖国。因此，中共打民族主义牌时只是利用民意而已。
中共侵越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挽救红色高棉政权。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应，中共的挽救计划失败。红色高棉被推翻后，红色高棉灾难在继续。波尔布特率残部逃入山区，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坚持游击战，将柬埔寨变成世界上埋设地雷最多的国家。1980至1990年代，柬埔寨平民被红色高棉的地雷大量杀伤。时至今日，尽管有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排雷，每个月仍有数十人受到红色高棉地雷的伤害，迄今已有四万多柬埔寨平民因为地雷而丧失或截肢。
今天，在柬埔寨各地的红色高棉屠杀纪念馆中，在各地佛塔下、仓库中，那些大堆的头颅骨、那些钻头颅活取人脑的机器诉说着革命的罪恶。在“波尔布特罪恶馆”，导游介绍，在这个前中学的操场下挖出了九千具尸体，现在下面仍有一万多具尸体尚未开挖。2008年，联合国支持成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逮捕了红色高棉的五名前领导人：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相英萨利（IENG SARY）及其妻子前社会部长英蒂迪（IENG THIRITH）和金边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DUCH、杜赫），开始了迟到三十年的审判，起诉“红色高棉”犯下的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红色高棉领导人们无一例外地否认有罪。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农谢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关系。”红色高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在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中写道：“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同胞的暴行。”波尔布特的连襟、红色高棉的第三号人物英萨利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革命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推行暴政者没有亲手杀人，亲手杀人者是执行命令，谁也不用对滔天罪行负责。这样的辩解道出了共产革命的一个定律：革命家们永远不会认罪，革命使他们丧失了忏悔的本能。
对前红色高棉的审判因中共的暗中阻挠不断被拖延。中共希望被告们自然死亡，审判流产。因为，除了那个残暴的监狱长外，受审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国纪录片中的贵宾。柬埔寨首相洪森指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证明是失败的”。[6] 洪森等柬埔寨领导人不公开抨击中共带给柬埔寨灾难另有原因。中共通过外交与金钱两手，换取了柬埔寨当局同意帮助掩盖中共幕后指挥红色高棉“大疏散”、大屠杀的真相，换取柬埔寨关闭大屠杀纪念馆——“罪恶馆”。
2009年1月7日，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在金边举行了主题为《战胜大屠杀》的数万人集会，纪念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结束红高棉统治三十周年。柬埔寨将1月7日定为大屠杀终结日(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和全国法定假日，以哀悼两百多万被红色高棉杀害的同胞。柬埔寨首相洪森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谢辛( CHEA SIM )致词说：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结束。柬埔寨人民感谢越南把他们屠杀中解救出来，感谢越南志愿军为推翻红棉政权所作出了重大牺牲。[7] 2009年2月17日，柬埔寨特别法庭选择在中共发动入侵越南战争三十周年的日子公审了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这一日期安排实际揭示出从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到越柬战争，再到中越边境战争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