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楚將軍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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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12日
第一章
國軍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紅軍的編製，一九二八年湘南成立紅四軍時，按軍、師、團、營、連、排、班的三四制。十二人為一班，三班為一排，三排為一連。三個步槍連、一個重機連為一營，三個步兵營及一個步炮連為一團。團以上是師，但因兵力不足，不編師，由軍直接指揮團，這是權宜之計，無可厚非的。但朱毛到了閩贛邊區以後，卻將營級取消，改為軍、師、團、連、排、班的制度，其用意不過是虛張聲勢，以壯聲威，但在作戰時的兵力使用上，是極其不便的。
至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圍剿結束后，因彈械獲得不少，紅軍又積極動員蘇區壯丁參軍，以擴大紅軍組織，同時因紅軍積極研究蘇聯陸軍的戰略戰術，為了便於運用，紅軍的編製決定從新擬訂。當時我就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命負責這一擬訂紅軍新編製的工作，並按所擬新編製組織了一個模範團，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編組成立，五月間即參加東路軍福建之清流及新泉、朱坑各次戰鬥，成績尚好。紅軍總司令部便於七月間開始整編紅軍，整編的辦法如下：
（一）取消軍、以師為紅軍建制最大單位。
（二）按照師、團、營、連、排、班之系統編成之。
（三）先將軍改為師，師改為團，團改為營，連排照舊。
（四）按照現在武器數量，先建全排、連、營之編製，然後再充實團和師。
（五）排、連、營之編製，照模範團之編製編成，這一整編工作之進行，在九月份大已完成，其番號及兵力如下：
（一）中央軍事委員會直屬兵團:
中央警衛師(由原有警衛團及國家政治保衛局之警衛隊合編而成，兵力約八千人)。
（二）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
1、特務團(約一千五百人)
2、野戰炮兵團（內轄山炮營、迫擊炮營、特務營，共約一千五百人）
3、通訊大隊(包括無線電總台、電話總機等)
(三)第一軍團 總指揮：林彪
1、直屬特務團(一千五百人)
2、第一師(第三軍改編)
3、第二師(第四軍改編)
(四)第三軍團 總指揮：彭德懷
1、直屬特務團(原總指揮部警衛連及七軍特務團改編)
2、第四師(第五軍改編)
3、第五師(第七軍改編)
4、第六師(獨立師改編)
(五)第五軍團 總指揮：董振堂
1、特務團(原有特務團擴編，有一千五百人)
2、第十三師(十三軍改編)
3、第十四師(獨立團改編)
4、第十五師(十五軍改編)
(六)第九軍團 總指揮：羅炳輝(稍後成立)
1、特務團(長汀獨立團改編)
2、第三師(十二軍改編)
3、第廿五師(第九軍改編)
以上一、三、五、九、四個軍團是紅軍主力，總共兵力約有十萬人，此外尚有已經整編之軍區部隊：
（一）粵贛軍區 何長工
第廿二師 五千人
（二）江西軍區 陳毅
第廿一師 三千人
第廿三師 三千人
（三）贛東北軍區 方誌敏
第十九師 （第十軍改編，五千人）
（四）閩贛邊軍區 邵式平
第二十四師（第廿二軍政編，六千人）
（五）湘贛軍區 張啟龍
第十六師 高詠生(第八軍改編，五千人）
第十七師 蕭克（獨九師改編，於一九三二年由中央蘇區調湘贛區，六千人)
第十八師 閻圖閣（獨立師改編，有四千人）
以上五個軍區的紅軍已正式整編完成，且能配合紅軍作戰。
尚有福建軍區，當時仍在整編中，它早已成立獨立師，已編入第九軍團。另外尚有贛東地區之三十四師在整編中。
湘、鄂、贛區原有十六軍由孔荷寵指揮，孔犯錯誤后調中央蘇區紅大高級班受訓，結業后逃出蘇區投國民黨，該區黨政軍領導另派員負責，情況不詳。
國軍對蘇區的圍剿，經過四次挫沂后，國民黨當局已認識到：不能再以嘯聚山林的土匪，烏合之眾，來比擬紅軍了；同時也認識了過去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略是失敗了。為了組織第五次的圍剿，蔣介石將軍在廬山舉行了一連串的剿匪軍事檢討會議、決策會議，以及舉辦軍事幹部訓練班，以研究剿匪的山林戰、碉堡戰等戰術和技術。費了半年以上的時間，才完成準備工作。
當時中共對國民黨廬山會議及訓練班的情形，因為國軍內有中共潛伏的黨員參加訓練班，及事前布置了廬山諜報工作；國民黨的一切活動、中共情報工作者，很快的便送到蘇區。故蘇區對廬山會議的情形，亦了加指掌。
關於剿匪檢討會議，對紅軍的優點和缺點，大略有以下各點：
（一）紅軍的優點：
1、紅軍作戰的突擊力極強，而且行動迅速，動作靈活。其機動作戰的性能，常出國軍意表。
2、紅軍的情報工作極好，國軍的一切行動，均能事前偵察；因此，應戰應退，均取得主動。
3、在蘇區作戰，紅軍地形熟悉，且有民眾掩護和幫助，其行動秘密飄忽，國軍無法捉摸其作戰主力。
4、紅軍通訊敏捷而靈活，故於各地區作戰均能互相策應和互相配合，使國軍作戰處處受到牽制。
5、紅軍在其佔領區內，對於人民生殺自由，不受法律束縛，致蘇區人民不敢反抗紅軍，而蘇區的壯丁，隨時可補充紅軍，甚至老幼男女均納入其各種民眾組織之內，以支援紅軍作戰，故紅軍作戰傷亡后，很快就可補充，而恢復其戰鬥力。
(二)紅軍的缺點：
1、紅軍的裝備太差，戰鬥的火力弱，不能攻堅。
2、紅軍的士兵及初級軍官，多未經過較好的訓練，戰鬥技術極差，他們作戰全憑一鼓勇氣。故他們講求速戰速決；戰鬥時間不能太持久。
3、蘇區除了人力外，別無戰爭資源，物力和財力均極度貧乏；他們的械彈補充，專靠向國軍搶掠而來。因此，戰爭的時間亦不能持久。
4、蘇區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他們幫助紅軍，不是感其德，而是畏其威；只要國軍能夠保護人民，人民必反對共黨及紅軍。
國民黨根據上述紅軍作戰的優缺點，策定圍剿蘇區的作戰方略，大致如下：
（一）軍事方面：
1、戰略：采外線作戰，對以瑞金為中心的蘇區大包圍，構築碉堡包圍圈；逐步推進，逐步緊縮調堡的包圍線；以持久戰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及物質，縮小蘇區，將紅軍壓集於蘇區中心地區之內，而徹底將之殲滅。
2、戰術：步步為營，在碉堡火力掩護之下方逐步踏進，每次躍進應在十里距離之內，使紅軍無法獲得乘國軍運動中而突擊之機會。也就是避兔與紅軍作運動戰，而迫使他們和國軍作陣地戰、攻堅戰。
（二）政治方面：
1、組織政治工作隊，在國軍控制地區內，恢復一切行政組織，辦理保甲，切實保護人民，嚴禁屠殺人民之行為。
2、對蘇區政府，共黨及紅軍的投誠人員，妥為保護和優待。
（三）經濟方面：
實行經濟封鎖：包圍蘇區的碉堡線，嚴禁人民及物資流通，使蘇區經濟物資陷於絕境，以困斃之。
上述國軍第五次圍剿蘇區紅軍的作戰方略，是針對了紅軍的弱點，和避開了紅軍的優點而訂定的，從一般的軍事觀點來說是正確的，其勝利只是要能在持久的時間上，緩緩的不變來取得。
一九三三年九月間，中央蘇區紅軍方面，已完全了解了國軍即將開始向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新作戰方略。當時紅軍亦已擴充整編完竣。總共兵力達十四萬人，除了中央警衛師擔任中央機關之警衛及保密工作，及各軍區指揮之各師各有地方任務，不能集中作戰外，其餘有十個師（十萬人）可集中作戰。此外蘇區各縣仍在積極編組模範師、獨立師、獨立團等，以負責地方警衛任務策應紅軍作戰。
中共中央當局以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為主體，在俄顧問李特的領導下，真實的負起決策責任。他們召集了一次會議，研究反第五次圍剿的作戰方略。那時我正當被開除黨籍在紅軍大學學習期間，高級人員，每星期能來和我敘晤一次的只有葉劍英一人，我們每次晤面多是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由他來訪我，我們通常是到鄉村的小菜館食一頓晚飯。那次會議，他是出席的一個，他于會後告訴我：
會議開始時，秦邦憲的政治報告說明：
（一）國民黨統治階級因對日本侵略的屈服，受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其黨內派系又引起更大的分裂。各省軍人對中央的反抗，亦日形嚴重，他們實際上沒有多大的力量來對付我們蘇區。
（二）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亦因全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以及全國工人、農民、學生、民族資產階級，抗日情緒的高漲，全國抗日運動發展的趨勢均有利於中國革命的發展。
（三）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就是國民黨政權和蘇維埃政權的決戰。
（四）反第五次圍剿戰爭的勝利，是實現一省或數省革命首先勝利，以至全國勝利的重要關鍵。
根據上述形勢，我們中央蘇區紅軍必須動員一切力量，不惜一切犧牲去爭取這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我們紅軍的實力，現在可集中作戰的有十萬人以上；此外尚有地方部隊，我們在任何地區都有地方武裝配合作戰。因此，我們對反五次圍剿的作戰方略：是以堡壘對付國民黨軍隊的堡壘，以堅強的防禦戰，對付敵人的進攻。我們要反對游擊性的運動戰，不能讓寸土給人。在戰術上，我們要用短促突擊，殲滅脫離碉堡向我進攻的敵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戰爭優劣形勢的轉變，而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
我當時問他（葉劍英），會議時有沒有人反對？你是否同意這種戰略和戰術？他告訴我：當時毛主席曾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堅決主張集中優勢的兵力，以運動戰消滅進攻的敵人，他說明：敵人雖然是以碉堡政策，步步為營的向蘇區包圍進攻，但運動的機會仍然是有的，只要我們有忍耐性去捕捉機會，並要積極的想辦法去爭取機會，製造機會。可是當時遭到了秦邦憲等及李特的反對。葉劍英說他自己亦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以我們紅軍現時的裝備要和國軍進行陣地戰，硬碰是沒有把握的。他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時答覆他是：我們紅軍現在無論質量和數量，均處在絕對劣勢的地位，若照中央領導同志所提出的戰略原則，和國軍進行陣地戰，正是國軍求之不得的機會。我們應該珍惜艱苦創造的蘇區和紅軍，請你和朱老總及項英同志研究，緩緩的說服中央領導同志。他對我說：我亦有意在將來遇到挫折時乘機提出修正這一個方案，不過現時是無法轉變李特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意向和決心的。他說話時的態度，流露出憂疑的神情！
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于反國軍第四次圍剿戰役結束后，即以備戰的姿態，集結于中央蘇區之北面，加緊補充、整訓，其駐地如下：
(一)第一軍團：南豐及黎川卧南地區。
(二)第三軍團：福建之泰寧、建寧地區。
(三)第五軍團：寧都、廣昌地區。
(四)第九軍團：福建之長汀、清流、寧化地區。
(清流、寧化之十九路軍於八月間已撤退，即由羅炳輝主十二軍進駐。)
各軍區負守備任務，其區分如下：
(一)東面：由福建軍區司令部負責，以汀州為中心，指揮該地區之獨立第七師及獨立團對福建方面敵軍警戒。
(二)南面：由粵贛軍區司令部負責，以筠門嶺為中心，指揮廿二師及各獨立團對南面由福建之武平起，經廣東之平遠、江西之潯塢、安遠、信豐、南康、暨贛州之線警戒。
(三)西面：由江西軍區司令部負責，以龍岡為中心，指揮廿一師、廿三師對萬安、泰安、吉安、永豐、樂安、暨宜黃之線警戒。
由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九月，是紅軍主力整訓時期，七個月的時間，紅軍主力沒有作戰，整訓擴充計劃亦已完成，指戰員們都從上級指揮員及政治委員的講話中，知道國民黨廬山會會議，準備以明堡圍剿蘇區的作戰方略；他們(紅軍)要從戰略、戰術、技術及政治覺悟上去充份準備戰勝敵人，保衛蘇區。這種精神、思想、技術的準備，已經有了幾個月的時間。
暴風雨終於來了；十月初旬，蘇區北面，撫州、金溪、資溪、南城的國民黨軍隊突然佔領了硝石及黎川縣城，很迅速的構築碉堡工事，包圍蘇區北面。紅軍主力為了消滅運動中的國軍，一、三、兩軍團亦很迅速的運動到黎川東北地區，以雷霆萬鈞的壓倒之勢，在洵口地區，突擊正在南進中的國軍一個師，戰鬥不到三小時，便已將國軍全師解決。這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紅軍反第五次圍剿的第一戰，得到了完全勝利。
洵口戰役勝利之後，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對於黎川縣城的失去，大感震驚！認為是被國民黨打開了北面蘇區的門戶，必須要反攻收回；他們命令紅五軍團由南豐進攻硝石（黎川南城間），截斷黎川國軍退路，然後消滅黎川之國軍。
十月十四日，紅五軍團向硝石四個師的國軍碉堡強攻，結果傷亡慘重而退至資溪墟。廿二日又奉命進攻資溪橋，戰鬥了兩天，至廿四日向黎川東南地區撤退。
由此以後，紅軍輾轉向北面黎川附近之敵軍碉堡進攻，如：羅家山、雲蓋山、大雄關、團村、德勝關、東山、黃土關諸役，紅軍無不因缺乏攻堅武器，裝備拙劣，而遭失敗。
中共中央又命令紅軍分兵駐守，以碉堡對碉堡與國軍進行陣地戰，阻止國軍南進；以集中對集中與國軍進行大決戰。他們這種戰略方針，不特不能收阻敵之效，而且將紅軍的機動性束縛住，將紅軍兵力分散，而無法把握運動戰的時機，進行有利的主動的進攻戰鬥。特別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至一九三四年初，福建人民政府與紅軍簽訂協定反蔣抗日時期，當北面國軍轉移兵力向福建人民政府進攻之時機，紅軍不特沒有集中兵力配合十九路軍夾攻國軍，反將主力一部西向，進攻永豐以南地區之國軍碉堡線。而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殲滅國軍，粉碎國軍五次圍剿的機會。卒因紅軍不能及時增援十九路軍作戰，致使十九路軍遭到徹底的失敗。
十九路軍失敗之後，國軍就從東北兩面向蘇區進攻，紅軍西自樂安南之招攜，經南丰南之三溪墟、廣昌、康都至福建建寧之線與國軍相持四個月之久。紅軍的傷亡極大，戰爭形勢已日趨惡劣。第五次圍剿會戰，已露出了失敗的端倪。中共的領導者已有旁徨之感了。
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四月中旬結業后，朱德即派人來請我到總司令部，他告訴我：「總部參謀長劉伯承同志，因患嚴重的貧血症，已赴汀州醫院休養，現在戰爭緊急時期，不能一日無人負責，昨晚黨中央會議，咸認為只有你能勝任此職，決定派你代理參謀長，請你即搬來總部開始辦公」，等語。
我以受過黨的嚴重處分之後，又要負此重大責任，心裏有點著急，我因與朱德素來無所不談，我立即對他說：我受過嚴重處分，現在即負此重責，恐不為領導同志所信任，將來我的意見若不受尊重，則有負我的職守，何不調葉劍英同志任參謀長，以駕輕就熟。朱德對我說：這個問題是昨晚中央領導同志一致的意見，而且秦邦憲同志還說，過去對你的處分失當，周恩來同志亦贊成調你任參謀長之議，他還說：作戰計劃和作戰指導，你比劍英同志強。你來絕不會有困難的。如此，我便於當晚遷入總司令部，開始負擔這個繁重的工作。
我的辦公廳是在地下與朱德為毗鄰，樓上是周恩來和李特的辦公廳，我的辦公廳內除了我自己外，還有年輕的參謀四人，他們是協助我處理各部送來的文件之收發、登記、呈閱及人事登記等工作。
總司令部內分為五部：
（一）作戰部部長張雲逸，有參謀五人，分辦業務。
（二）情報部部長王錚，除有參謀六人分辦搜集、整理、研究情報等工作外，還有無線電情報組。
（三）軍事教育部部長唐睿，有參謀四人分辦業務。
（四）供應部部長葉季壯，該部兼辦黨、政、軍的供應業務，它名義上是屬於總司令部，實際上是受黨中央指揮。
（五）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兼任），負責紅軍及地方政治工作，組織龐大，部內的職員有一百二十餘人；尚有新聞報紙、政治工作隊、印刷機等附屬組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很少參加總司令部的情報、作戰等研究工作。總司令部的一切行動決定及命令，由參謀長分送一份給他便是，他也很少和參謀長聯絡，這是與紅軍政治工作體制不符合的，但周恩來雖是政治委員，他對王稼祥非常客氣，不特不去指導政治部工作，相反的有時王稼祥還要指導政治委員的工作。朱德和我當然樂得不理。
關於紅軍總司令部公文的處理，是很簡便的，各部的工作由各部主辦，擬定辦法或文稿后，送來參謀長室，經參謀長研究，如有修改時立即修改，普通文件由參謀長自行處理，但如作戰、情報、人事等重要文件則送總司令作最後核定，或立即由總司令通知政委和參謀長共同研究，決定后，交給參謀長辦理，參謀長在研究作戰、情報問題時，通常須提出具體意見俾總司令有所抉擇。
我接代總參謀長時，正值廣昌縣城防禦戰及福建、建寧陣地戰的緊張階段，我和朱總司令、周恩來、李特，每天早上九時，晚上十時必同在一起研究情況，若遇有特別事故即由我隨時提出和他們研究。整天由早上六時至午夜十二時均在辦公廳工作。
廣昌失守后(四月末)，五月中旬，以一、三、五軍團組織了一次廣昌以南之高虎腦戰鬥，及萬年亭戰役，集中兵力，採取積極的陣地防禦戰，希圖挽回北線戰場的頹勢，結果雖殺傷國軍極多(國軍損失兩師以上)，但紅軍的傷亡亦重，元氣大傷。
五月份福建方面之建寧江安廟戰鬥、及建寧縣城戰鬥、永安戰鬥、連城戰鬥均失利，六月，紅軍又從新調整陣線。福建方面：守寧化、清流至長汀以東之線。江西方面：守寧都、石城之線，又暫時成了膠著狀態。
第二章
突 圍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大約是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一、三、五、九軍團的高級幹部均由前線召回來參加會議，地點是總司令部會議廳。
到會的有：李特、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項英、王稼祥、鄧發、葉劍英、瞿秋白、彭德懷、林彪、董振堂、羅炳輝、陳毅、龔楚......等，在當日下午二時開會。
會議由秦邦憲主持，他宣布開會理由，略雲：反五次圍剿的戰爭形勢已日形緊張，我軍現處在內線作戰的不利形勢下，必須要避免敵軍的合擊， 今後應如何進行作戰，請各位軍事同志多提意見，針對敵軍狀況，定出一個適合戰事環境的作戰方略，以爭取戰爭的勝利......等語。
周恩來接著宣布：請各軍團總指揮扼要的報告八個月來的作戰經驗及應採取的對策。
林彪報告：反五次圍剿開始，洵口戰役得到一次大勝利，這次勝利是乘敵人向無明堡憑藉，我軍即以堅決迅速的機動消滅敵人，我軍若能依靠著這次勝利的精神，忍耐的捕捉時機，乘敵軍推進即向敵人突擊，是可以取得勝利的，但我們這幾個月來從事陣地戰束縛了自己的行動，失去了不少運動戰的機會，這是今後作戰指導應該特別注意的。
彭德懷發言：我們紅軍不能及時援助十九路軍，配合消滅國軍，是一個最大的損失，否則五次圍剿早就粉碎了。
董振堂發言：陣地戰、碉堡戰在我們五軍團來說，是慣熟的正常的作戰方法，但我們的裝備實在遠不及國軍，沒有火力去摧毀敵軍的工事和碉堡，只靠血肉之軀去硬碰，犧牲實在太大，今後仍應改變戰略方針，避免陣地戰，力求爭取運動戰，方能改變戰爭的形勢。
羅炳輝發言：軍事是最危險的東西，必須慎重從事，否則隨時有覆滅的危險，過去的作戰指導，或有失當的地方，但已成過去，似不必追究，未來的決策是要請中央領導同志多多考慮，我們是軍人，只知服從，只知切實去執行我們的戰鬥任務，其他的我們管不來。
至此，會議的氣氛非常嚴肅，當各軍團總指揮報告的時候，李特及秦邦憲等的臉色凝重，而且表露出很不高興。待羅炳輝報告完后，李特即向秦邦憲講了有十分鍾左右的話，秦邦憲隨即起來答話，大意是：根據各位的報告，都認為過去的戰略方針有決定性的錯誤，但李特同志認為：這不是作戰方略的錯誤，而是各位不善於運用陣地戰，攻防戰及短促突擊戰術的錯誤而致，但今次會議是研究以後如何轉變戰爭形勢的問題，各位發言沒有提出具體的意見，今晚八時仍繼續開會，請各位精密的研究，準備到時提出意見，現在已六時，即休息晚餐。
散會後，李特、秦邦憲邀我到樓上共進晚餐，周恩來、朱德、張聞天亦同在一起。大家坐下不久，秦邦憲即提出三個問題問我：
(一)應采什麼戰略和戰術？
(二)這次會議尚有沒有辦法轉變形勢？
(三)倘若形勢再趨向不利有何對策？
我答覆他是：
(一)目前我們處在內線作戰的環境，內線作戰利在能集中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而各個擊破之，以我們十萬的兵力集中對一路的國軍，勝利的公算是極大的。戰術土，是要在敵軍運動之時，以堅強迅速的突擊而殲城之為上策。
(二)內線作戰的戰區形勢，利害的分野是在敵軍尚未超越利害變換線之時，則是尚末形成合擊的形勢，我們還有戰勝機會。現在這個戰區，是以瑞金為中心，按敵軍五十萬兵力計算，必須到達東面的長汀，南面的會昌，西面的雲都，北面的博生(寧都)石城才是利害的變換線，才形成了合擊的形勢，也就是說：敵軍沒有進到上述位置相連之線時，我軍仍有集中兵力選擇敵軍向蘇區分進兵團各個擊破的時機。
(三)倘形勢再趨不利，我們惟有于尚能突圍之時轉移到敵軍包圍之外翼作戰，仍採取集中兵力以速戰速決的運動戰各個消滅敵人。
我答覆完后，秦邦憲即以俄語翻譯給李特，李特聽得連連點頭，當時表現得很興奮，他對大家說：龔同志的意見極之正確，我的意見亦是如此。今晚會議就根據這個意見提出來討論，但為了要阻滯國軍向蘇區推進，對北面國軍仍須要構成防禦線，以適當的兵力固守之，主力應隨時準備集中出擊。
周恩來提出：利害變換線應在長汀、會昌、興國、勝利、廣昌(那時廣昌已失)之線。
朱德提出：加緊動員工農參軍以補充紅軍，對突圍之準備亦須進行......
李特對這些提議，亦很同意。
我們這次談話，被其他的同志知道了，他們稱之為:「大會議中的小會議」。
晚上八時，繼續開會，由秦邦憲掛出以下兩個問題：
(一)戰略和戰術問題：
採取積極防禦，紅軍主力以一部(不超過三分之一)守備北面防禦陣地，阻止敵軍向蘇區前進，主力集結控置於北線陣地附近，準備捕捉時機，在運動戰中以速戰速決之短促突擊戰術，各個消滅敵人。
（二）充實紅軍問題：
加強動員工農參軍，限於一個月內充實紅軍主力，繼續每一個縣編組一個模範師。
當討論第一個戰略問題時，毛澤東曾熱烈發言，他說：這個戰略提案比較正確，但仍嫌不夠徹底，他認為根本可以不設防，要設防亦僅能派地方部隊守備；紅軍主力應集結于北面之閩贛邊區之寧化、石城間，待敵深入；然後選擇有利目標及有利戰場，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敵突擊，機動作戰，每次戰鬥都求速戰速決，一舉而殲滅敵人。我們但求打一次至兩次勝仗后，敵運進攻的形勢即要改變，而予我們更多的勝利機會……。
但討論的結果，李特等堅持要以紅軍主力之一部擔任防守北面防禦陣線，而將提案通過。第二個擴大紅軍問題亦照提案通過了。
這時已是午夜，主席秦邦憲宣布：會議準備連續三天，白天不開會，各同志個別自由交換意見，每晚八時開會……旋即散會。
第二天晚上八時繼續開會，討論第三個準備轉移外線作戰問題：
（一）轉移作戰的目的和方向。
（二）轉移作戰之時機。
周恩來首先提出具體意見，略雲：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有繼續惡化的可能，我們希望在今次會議所決定的新戰略，能將形勢扭轉過來，但對於應付形勢惡化的準備是不能疏忽的，認為軍事以勝利為主，我們從事內線作戰，若不能達到戰勝的目的，就要轉移為外線作戰，目的還是消滅敵人，保衛蘇區。因為我們轉移到國軍封鎖線之後，即以運動戰向敵人的外翼進攻，或向敵人的心臟地區進攻，敵人即必放棄進攻蘇區，轉移兵力對付我們紅軍主力。這樣敵人對中央蘇區圍攻的封鎖線，不攻自破，蘇區也就可以保全。但從那一方面轉移作戰？也即是說從那一方向突圍出去，有利於我們轉移及轉移後作戰，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現時中央蘇區形勢，是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
（一）是向東北突圍，沿閩贛邊轉移到閩浙贛邊，以閩北蘇區及贛東北蘇區為根據地，轉向圍攻蘇區國軍之外翼進攻，如金溪、撫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廣德等之蘇、浙、皖，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挺進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贛粵邊區突圍，越過湘粵邊區后，沿湘桂邊區北上進入湘鄂西區與賀龍第二軍團會合后，向湖南之衡陽、長沙方面進攻。
這兩個方案，他認為以第二方案為最有利，因活動範圍廣大，不受長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關於時機問題，則認為必須在敵軍末超越北面陣線即石城、博生（寧都）、勝利（龍岡）之線為宜。
周恩來報告后，毛澤東即發言：
（一）他同意于內線作戰陷於不利時紅軍主力轉移外線作戰。
（二）突圍之方向，他主張向東北沿閩贛邊區進出閩浙贛區較為安全，因為這一地區有深山密林為掩護，敵軍亦較薄弱，若利用閩北山區轉移，可不用作戰而進出國軍封鎖線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贛東北及閩北蘇區之掩護，至於活動範圍，有蘇、浙、皖、贛各省，盡足轉移作戰。
接著林彪、彭德懷相繼發言，反對周議，贊同毛議。爭持相當熱烈，但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當時我覺得毛澤東的見解很對，屢欲起而發言，但想到我受過嚴重處分，恢復黨籍不久，也就不願參加這次辯論了。
第二天下午四時，秦邦憲、李特到總司令部，約我到樓上（李特、周恩來辦公廳）研究突圍準備工作，朱德、周恩來、項英均在座。秦邦憲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經過研究的結果擬定：
（一）派方誌敏率十九師為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總司令，向衢州方面挺進（衢州有中共工作基礎），創造皖、浙、贛邊根據地。
（二）將湘贛邊區六十七、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六軍團，以蕭克為軍團長，任弼時為政治委員，王震為政洽部主任（原是蕭克十七師政委），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后的行動。
（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並由會昌移至雲都縣城，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如西南之敵情，碉堡建築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測，湘桂邊區偵探之派遣……等均須縝密進行。
晚上八時又繼續第三晚的會議，開始時由秦邦憲將小會議擬定三個問題提出討論，毛澤東仍出席會議，但沒有發言，其他同志發言情形亦不熱烈，只是稍為說明后便通過了，會議即宣布結束。
散會時每個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項英拉著我的手到我的辦公廳坐下，兩眼望著我說：艱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為然，我對他說：這個贛南軍區的工作不難做，因為粵桂合作反蔣形勢已將成熟，我判斷粵軍必不會再進攻南面蘇區，其他的任務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偵探時的一筆現金開支請你注意不要為難我就得了。他聽我說得輕鬆，他亦笑起來，對我說：我以為很艱難呢？關於偵探人員所需之現金，絕無問題，將來你到職后，做個計劃來軍委會就是了。
時已深夜一時，他才帶著兩個特務員回去。他走後，我覺得他是對我最關懷的一個同志，我心裏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間接代紅軍總部參謀長，歷時兩個多月，是處在緊張的戰爭形勢中，但因為總司令部的五個主要部門，作戰、軍事教育、供應的部長是紅七軍的老同志，各項工作進行，我不用十分費神；政治部是獨立的，與我只是發生橫的聯絡關係；惟有情報部，業務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點，就注意到該部的工作上，部長王錚，是一個有科學頭腦，而且精通無線電科學技術的人，且作事負責，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該部的工作，故在這兩個多月來，我的工作表現是為中央各領導同志所讚許的。對於各軍團首長的關係，因為我日夜注意各軍的動態，凡可通電話時，我經常以電話和他們聯絡；不可以通電話的，我便給他們無線電聯絡，所以很密切，在這期間，我們相處得很好，與我有心病的彭德懷，對我的態度亦已完全轉變，他每次到總部，都來看我，前方情況，亦經常親自直接用電話向我詳述。因此，這一段時間雖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七月初旬，總司令部發表了新的命令：
（一）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軍區司令部移駐雲都。；
（二）粵贛軍區司令何長工調總司令部另行分配工作。
（三）派龔楚任贛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四）派劉伯堅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五）原屬粵贛軍區之部隊概歸贛南軍區司令部指揮。
（六）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調任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紅軍學校校長改由劉伯承接充。
這個命令公布后，我即偕同劉伯堅到雲都縣城接長贛南軍區司令。
那時軍區司令所指揮的紅軍計有：
第二十二師 師長黃子榮
第二十四師 師長周建屏
會昌獨立師。
贛州獨立師。
第一、二、三、四、五、六、獨立圈。
當時南方前線除筠門嶺(原粵贛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被粵軍第三軍佔領外，其餘各地無變化。我判斷：廣東廣西正在反對國民黨中央，南面之粵軍必不會進攻蘇區，我的工作重點是，完成紅軍突圍的準備工作：
1、偵探贛江上游——桃江水之沿線水位，找尋徒涉場。
2、派遣四個偵探組：第一組深入廣東之南雄、仁化；第二組，入江西之信豐、大庾；第三組，入南康、贛州；第四組，入湘南之宜章、郴州，在這一帶偵探敵情及碉堡狀況。
軍事之部署調整如下：
1、二十二師進駐雲都縣屬之大墟坳及安遠縣屬之塘村墟，策應龍布小坌方面作戰。
2、二十四師進駐筠門嶺以北之水口江，策應天心及筠門嶺附近地區作戰。
3、會昌獨立師駐青溪，向潯塢、安遠遊擊。
4、贛州獨立師仍駐大田市、洛口墟，對桃江水西岸之敵警戒，並監視其動態。
5、各獨立團位置和任務如前。
我的工作，很快的全部展開了。我在一個星期之後，即親自出茅店，然後沿桃江水東岸、龍布、塘村墟、青溪、水口江前線巡視一次，檢查前線防禦工事及慰問前線指戰員，經過會昌、瑞金回雲都。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
在我這次出巡中，最使我激動的是二十二師指戰員，他們知道我出巡，到達小坌時，即派員和我聯絡，當我到塘村墟時，他們全師集合舉行全師指戰員敘餐大會，來歡迎我；因為該師是模範團擴編的，我是他們的老指揮員同志，相隔別了一年，人人都想接近我，將我抬起來；他們流露出那種內心的歡喜情形，使我感動得流下淚來!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儘管共產黨用盡方法去消滅人性，用盡方法去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但人性的感情仍舊常在不覺中流露出來。廿二師的指戰員對我如此；我對朱德、項英、葉劍英、張雲逸等的感情又何嘗不是仍舊保存著哩！這種情形，是共產黨的教育失敗嗎？還是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人民？這要留待歷史來證明了。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讀五萬份一的軍用地圖，研究湘粵邊境的地形，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毛澤東帶著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面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你近來好嗎？我有個多月沒有到總司令部去，也有個多月沒見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過臉，抽著煙，他接著說道：「我現在來雲都督導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問住，我們在一起，一切問題可隨時談談。我住的房子，最好是離你不遠，那就更方便了」。這時雲都縣的負責同志跑來報告：「請主席到後面園裡休息，那裡是一幢獨立房子，還有半畝園地，一切已安頓好了」。毛澤東便隨著那同志去了，臨行時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處談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劉伯堅去看毛澤東。他的愛侶賀士珍也來到雲都，手裡抱著一個孩子。幾年不見，她已經從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變為一個沉靜的少婦了!我們談了一小時。毛澤東問起我贛江上游沿岸情況，及紅軍二十二師、二十四師的位置。我一一告訴了他。
我們告別時，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誠懇微笑地說：「我們是井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我還有許多問題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間有空的時候，便到他家中去談談各種問題。毛澤東是很健談的。賀士珍更為我們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個人一面談談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煙，常常談到深夜十二時才返回司令部。
毛澤東住在雲都這段時間，除了雲都縣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請示工作之外，則沒有其他的領導同志來過，他亦似很安閑，但精神上則常流露出抑鬱和凄涼的神態！
九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喝了很多酒，談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開除黨籍一年這件事，他憤然說：「這件事完全是周恩來攪的，不過在我們黨內越肯負責的同志則越易遭到處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來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比如這次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之失敗，本來是秦邦憲等幾個黨中央領導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鬥爭，與我們革命無重大關係；為圍攻蘇區北面的國軍移向福建十九路軍進攻時，仍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戰爭，不主張紅軍積極援閩，後來見十九路軍情勢危急，才派一、三兩軍去援閩，但時間太遲了，我們的援軍末到，十九路軍已徹底失敗，致紅軍中途撤回，這個不積極援助十九路軍以致失敗的錯誤，明明是他們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應該負責的。伹現在第三國際追究責任，卻反說我不肯援閩，給我一次嚴重處分。這種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他們既沒有實際鬥爭經驗，又不肯接受我們老同志的意見，將來還會繼續下去，真是革命的損失!」他說到這裏喟然長嘆！跟著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他竟凄然淚下！這時他有些輕微的咳嗽，臉部瘦削而枯黃，伴著一盞黯淡的豆油燈，更顯得他的凄涼和沮喪！但他的說話語氣，卻堅定而有力。我當時見他那種充滿悲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開除黨籍時內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對他發生無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紅軍已決定西竄，毛澤東才由雲都返回瑞金與中央政府人員隨野戰軍突圍。
在後來的突圍行程中，沿途遭受國軍的追擊截堵，紅軍損失甚大，許多幹部都表示不滿和動搖。當他們逃到貴州遵義時，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便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便是那有名的「遵義會議」。
善用策略的毛澤東，利用著他與紅軍老幹部長期鬥爭的歷史關係，來檢討這次「突圍」決策的錯誤，將這一錯誤的責任，加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等人頭上，以打擊留俄歸國學生派。這個會議雖僅僅是撤了秦邦憲的總書記職，而以張聞天接任總書記，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復了，由於毛澤東的湖南同鄉任弼時、彭德懷、滕代遠、劉少奇等的協助和大部紅軍老幹部的擁護，由遵義北竄后的黨政軍一切大權，又重新回到毛澤東的手中了。
五次圍剿蘇區北面的戰爭形勢，自五月十三日紅軍退出建寧后，集結在福建之寧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區。第五軍團的十五師擔任守備廣昌以南之頭陂街，白水鎮之線，六月，這一個月是雙方對峙的膠著狀態。那時，閩、浙、贛區已被國軍在資溪、鉛山之線隔開，成為兩個區，一個是贛東北的信江上游區（今之浙贛鐵路線上饒、橫峯線上）由方誌敏率領的十九師為主力。一個是閩北區（武夷山、福建崇安縣西北地區）由邵式平領導，這兩個區與中央蘇區亦已被隔離。七月間由福建編成的一個師，號稱第七軍團，由蕭勁光指揮，攜帶中央派遣方誌敏為第一抗日先遣隊總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動計劃，從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脈通過閩北區，繞道浙江邊至信江區，與方誌敏會合，將中央的命令及計劃交與方誌敏。並將新編第七軍團與十九師合編為第十軍團，約有一萬八千人，由方誌敏、粟裕率領，號稱中國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於七月中開始向皖、浙邊區挺進。蕭勁光僅率少數特務員沿原路回江西蘇區。
這個抗日先遣隊，挺進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國軍追擊圍剿，輾轉于浙、皖、贛邊，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國軍擊潰，方誌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殺），殘部由粟裕率領退回閩北武夷山區與邵式平會合。
蕭克、任弼時率領第六軍團之抗日先遣隊約六千人，於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東突圍，輾轉流竄于湘桂邊境，損失重大，剩下約有一千人，於十二月在貴州省東部地區與賀龍會合，合編為第二方面軍。
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兩個月是紅軍和國軍在廣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區進行決戰的階段，經過了廣昌縣屬之頭陂戰鬥、白水鎮戰鬥、貫橋戰鬥、大嶺戰鬥，雙方均傷亡慘重，特別是大嶺戰鬥，國軍先頭一個師傷亡殆盡，至驛前戰鬥，紅軍集中三、五兩軍團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戰兩日，才放棄這個戰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紅軍自經過這兩個月的決戰，已知不能繼續在內線作戰的形勢下戰勝敵人。於是立即加緊進行突圍準備，當時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為適應以後作戰要求，便利主力突圍，決定新的兵團編組及作戰計劃如下：
一、紅軍主力編為野戰軍，由贛州以南突圍西進，轉移至湘西地區，然後向湖南國軍外圍採取攻勢作戰。
二、以紅軍之一部，及地方獨立師，獨立團之大部，編為中央軍區守備軍，留守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以牽制國軍，掩護紅軍主力突圍。
三、紅軍一、三、五、九四個軍團編為野戰軍(總共兵力約十萬人)，中央黨部及蘇維埃中央政府各機關，均隨野戰軍行動。
四、紅軍廿四師、三十四師、紅軍野戰炮兵團、江西獨立師、福建獨立師、紅軍幹部學校、軍事委員會特務團(總共兵力約三萬七千人)編為中央軍區守備軍。
五、福建、江西兩省地方部隊除動員參加紅軍，充實野戰軍外，概編為獨立團，分由江西、贛南、福建各軍區司令部指揮。
六、閩、浙、贛邊區方誌敏部，歸中央軍區司令部指揮。
七、高級人事調整如下
軍事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
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鄧發
野戰軍總司令 朱德
政治委員 周恩來（兼）
參謀長 葉劍英（后改任學生軍團長，以劉伯承任參謀長）
政洽部主任 王稼祥
中央軍區司令 項英
政治委員 項英（兼）
參謀長 龔楚
政治部主任 陳毅
國家政冶保衛局分局長 譚震林
野戰軍總司令部設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戰（辦理野戰軍各兵團作戰業務），第二局主管情報，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後勤，第五局主管通訊，第六局主管游擊作戰（辦理並指導二、四軍團及各地區游擊作戰業務）。
十月中旬，紅軍主力向贛州以南大庾、信豐間地區突圍西進，沿湘、粵、桂邊區轉向湘黔邊境北進；國軍以何鍵、薛岳、周渾元各軍向野戰軍追擊。並從新調整繼續進攻中央蘇區部署。
紅軍主力突圍后，國軍即分路銜尾追擊；而沿途各地的國軍，亦分頭截堵、襲擊；紅軍損失慘重，且無停留集中的機會；而預定以蕭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據地的企圖，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團的反抗和國軍的進剿而失敗。
於是紅軍主力不能不放棄預定的作戰計劃，繼續向黔川西北逃竄。以後幾經艱驗，才經西康、青海而到達陝北。這一段長途的逃竄，便是中共自詡為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國軍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紅軍的編製，一九二八年湘南成立紅四軍時，按軍、師、團、營、連、排、班的三四制。十二人為一班，三班為一排，三排為一連。三個步槍連、一個重機連為一營，三個步兵營及一個步炮連為一團。團以上是師，但因兵力不足，不編師，由軍直接指揮團，這是權宜之計，無可厚非的。但朱毛到了閩贛邊區以後，卻將營級取消，改為軍、師、團、連、排、班的制度，其用意不過是虛張聲勢，以壯聲威，但在作戰時的兵力使用上，是極其不便的。
至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圍剿結束后，因彈械獲得不少，紅軍又積極動員蘇區壯丁參軍，以擴大紅軍組織，同時因紅軍積極研究蘇聯陸軍的戰略戰術，為了便於運用，紅軍的編製決定從新擬訂。當時我就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命負責這一擬訂紅軍新編製的工作，並按所擬新編製組織了一個模範團，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編組成立，五月間即參加東路軍福建之清流及新泉、朱坑各次戰鬥，成績尚好。紅軍總司令部便於七月間開始整編紅軍，整編的辦法如下：
（一）取消軍、以師為紅軍建制最大單位。
（二）按照師、團、營、連、排、班之系統編成之。
（三）先將軍改為師，師改為團，團改為營，連排照舊。
（四）按照現在武器數量，先建全排、連、營之編製，然後再充實團和師。
（五）排、連、營之編製，照模範團之編製編成，這一整編工作之進行，在九月份大已完成，其番號及兵力如下：
（一）中央軍事委員會直屬兵團:
中央警衛師(由原有警衛團及國家政治保衛局之警衛隊合編而成，兵力約八千人)。
（二）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
1、特務團(約一千五百人)
2、野戰炮兵團（內轄山炮營、迫擊炮營、特務營，共約一千五百人）
3、通訊大隊(包括無線電總台、電話總機等)
(三)第一軍團 總指揮：林彪
1、直屬特務團(一千五百人)
2、第一師(第三軍改編)
3、第二師(第四軍改編)
(四)第三軍團 總指揮：彭德懷
1、直屬特務團(原總指揮部警衛連及七軍特務團改編)
2、第四師(第五軍改編)
3、第五師(第七軍改編)
4、第六師(獨立師改編)
(五)第五軍團 總指揮：董振堂
1、特務團(原有特務團擴編，有一千五百人)
2、第十三師(十三軍改編)
3、第十四師(獨立團改編)
4、第十五師(十五軍改編)
(六)第九軍團 總指揮：羅炳輝(稍後成立)
1、特務團(長汀獨立團改編)
2、第三師(十二軍改編)
3、第廿五師(第九軍改編)
以上一、三、五、九、四個軍團是紅軍主力，總共兵力約有十萬人，此外尚有已經整編之軍區部隊：
（一）粵贛軍區 何長工
第廿二師 五千人
（二）江西軍區 陳毅
第廿一師 三千人
第廿三師 三千人
（三）贛東北軍區 方誌敏
第十九師 （第十軍改編，五千人）
（四）閩贛邊軍區 邵式平
第二十四師（第廿二軍政編，六千人）
（五）湘贛軍區 張啟龍
第十六師 高詠生(第八軍改編，五千人）
第十七師 蕭克（獨九師改編，於一九三二年由中央蘇區調湘贛區，六千人)
第十八師 閻圖閣（獨立師改編，有四千人）
以上五個軍區的紅軍已正式整編完成，且能配合紅軍作戰。
尚有福建軍區，當時仍在整編中，它早已成立獨立師，已編入第九軍團。另外尚有贛東地區之三十四師在整編中。
湘、鄂、贛區原有十六軍由孔荷寵指揮，孔犯錯誤后調中央蘇區紅大高級班受訓，結業后逃出蘇區投國民黨，該區黨政軍領導另派員負責，情況不詳。
國軍對蘇區的圍剿，經過四次挫沂后，國民黨當局已認識到：不能再以嘯聚山林的土匪，烏合之眾，來比擬紅軍了；同時也認識了過去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略是失敗了。為了組織第五次的圍剿，蔣介石將軍在廬山舉行了一連串的剿匪軍事檢討會議、決策會議，以及舉辦軍事幹部訓練班，以研究剿匪的山林戰、碉堡戰等戰術和技術。費了半年以上的時間，才完成準備工作。
當時中共對國民黨廬山會議及訓練班的情形，因為國軍內有中共潛伏的黨員參加訓練班，及事前布置了廬山諜報工作；國民黨的一切活動、中共情報工作者，很快的便送到蘇區。故蘇區對廬山會議的情形，亦了加指掌。
關於剿匪檢討會議，對紅軍的優點和缺點，大略有以下各點：
（一）紅軍的優點：
1、紅軍作戰的突擊力極強，而且行動迅速，動作靈活。其機動作戰的性能，常出國軍意表。
2、紅軍的情報工作極好，國軍的一切行動，均能事前偵察；因此，應戰應退，均取得主動。
3、在蘇區作戰，紅軍地形熟悉，且有民眾掩護和幫助，其行動秘密飄忽，國軍無法捉摸其作戰主力。
4、紅軍通訊敏捷而靈活，故於各地區作戰均能互相策應和互相配合，使國軍作戰處處受到牽制。
5、紅軍在其佔領區內，對於人民生殺自由，不受法律束縛，致蘇區人民不敢反抗紅軍，而蘇區的壯丁，隨時可補充紅軍，甚至老幼男女均納入其各種民眾組織之內，以支援紅軍作戰，故紅軍作戰傷亡后，很快就可補充，而恢復其戰鬥力。
(二)紅軍的缺點：
1、紅軍的裝備太差，戰鬥的火力弱，不能攻堅。
2、紅軍的士兵及初級軍官，多未經過較好的訓練，戰鬥技術極差，他們作戰全憑一鼓勇氣。故他們講求速戰速決；戰鬥時間不能太持久。
3、蘇區除了人力外，別無戰爭資源，物力和財力均極度貧乏；他們的械彈補充，專靠向國軍搶掠而來。因此，戰爭的時間亦不能持久。
4、蘇區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他們幫助紅軍，不是感其德，而是畏其威；只要國軍能夠保護人民，人民必反對共黨及紅軍。
國民黨根據上述紅軍作戰的優缺點，策定圍剿蘇區的作戰方略，大致如下：
（一）軍事方面：
1、戰略：采外線作戰，對以瑞金為中心的蘇區大包圍，構築碉堡包圍圈；逐步推進，逐步緊縮調堡的包圍線；以持久戰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及物質，縮小蘇區，將紅軍壓集於蘇區中心地區之內，而徹底將之殲滅。
2、戰術：步步為營，在碉堡火力掩護之下方逐步踏進，每次躍進應在十里距離之內，使紅軍無法獲得乘國軍運動中而突擊之機會。也就是避兔與紅軍作運動戰，而迫使他們和國軍作陣地戰、攻堅戰。
（二）政治方面：
1、組織政治工作隊，在國軍控制地區內，恢復一切行政組織，辦理保甲，切實保護人民，嚴禁屠殺人民之行為。
2、對蘇區政府，共黨及紅軍的投誠人員，妥為保護和優待。
（三）經濟方面：
實行經濟封鎖：包圍蘇區的碉堡線，嚴禁人民及物資流通，使蘇區經濟物資陷於絕境，以困斃之。
上述國軍第五次圍剿蘇區紅軍的作戰方略，是針對了紅軍的弱點，和避開了紅軍的優點而訂定的，從一般的軍事觀點來說是正確的，其勝利只是要能在持久的時間上，緩緩的不變來取得。
一九三三年九月間，中央蘇區紅軍方面，已完全了解了國軍即將開始向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新作戰方略。當時紅軍亦已擴充整編完竣。總共兵力達十四萬人，除了中央警衛師擔任中央機關之警衛及保密工作，及各軍區指揮之各師各有地方任務，不能集中作戰外，其餘有十個師（十萬人）可集中作戰。此外蘇區各縣仍在積極編組模範師、獨立師、獨立團等，以負責地方警衛任務策應紅軍作戰。
中共中央當局以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為主體，在俄顧問李特的領導下，真實的負起決策責任。他們召集了一次會議，研究反第五次圍剿的作戰方略。那時我正當被開除黨籍在紅軍大學學習期間，高級人員，每星期能來和我敘晤一次的只有葉劍英一人，我們每次晤面多是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由他來訪我，我們通常是到鄉村的小菜館食一頓晚飯。那次會議，他是出席的一個，他于會後告訴我：
會議開始時，秦邦憲的政治報告說明：
（一）國民黨統治階級因對日本侵略的屈服，受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其黨內派系又引起更大的分裂。各省軍人對中央的反抗，亦日形嚴重，他們實際上沒有多大的力量來對付我們蘇區。
（二）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亦因全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以及全國工人、農民、學生、民族資產階級，抗日情緒的高漲，全國抗日運動發展的趨勢均有利於中國革命的發展。
（三）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就是國民黨政權和蘇維埃政權的決戰。
（四）反第五次圍剿戰爭的勝利，是實現一省或數省革命首先勝利，以至全國勝利的重要關鍵。
根據上述形勢，我們中央蘇區紅軍必須動員一切力量，不惜一切犧牲去爭取這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我們紅軍的實力，現在可集中作戰的有十萬人以上；此外尚有地方部隊，我們在任何地區都有地方武裝配合作戰。因此，我們對反五次圍剿的作戰方略：是以堡壘對付國民黨軍隊的堡壘，以堅強的防禦戰，對付敵人的進攻。我們要反對游擊性的運動戰，不能讓寸土給人。在戰術上，我們要用短促突擊，殲滅脫離碉堡向我進攻的敵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戰爭優劣形勢的轉變，而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
我當時問他（葉劍英），會議時有沒有人反對？你是否同意這種戰略和戰術？他告訴我：當時毛主席曾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堅決主張集中優勢的兵力，以運動戰消滅進攻的敵人，他說明：敵人雖然是以碉堡政策，步步為營的向蘇區包圍進攻，但運動的機會仍然是有的，只要我們有忍耐性去捕捉機會，並要積極的想辦法去爭取機會，製造機會。可是當時遭到了秦邦憲等及李特的反對。葉劍英說他自己亦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以我們紅軍現時的裝備要和國軍進行陣地戰，硬碰是沒有把握的。他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時答覆他是：我們紅軍現在無論質量和數量，均處在絕對劣勢的地位，若照中央領導同志所提出的戰略原則，和國軍進行陣地戰，正是國軍求之不得的機會。我們應該珍惜艱苦創造的蘇區和紅軍，請你和朱老總及項英同志研究，緩緩的說服中央領導同志。他對我說：我亦有意在將來遇到挫折時乘機提出修正這一個方案，不過現時是無法轉變李特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意向和決心的。他說話時的態度，流露出憂疑的神情！
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于反國軍第四次圍剿戰役結束后，即以備戰的姿態，集結于中央蘇區之北面，加緊補充、整訓，其駐地如下：
(一)第一軍團：南豐及黎川卧南地區。
(二)第三軍團：福建之泰寧、建寧地區。
(三)第五軍團：寧都、廣昌地區。
(四)第九軍團：福建之長汀、清流、寧化地區。
(清流、寧化之十九路軍於八月間已撤退，即由羅炳輝主十二軍進駐。)
各軍區負守備任務，其區分如下：
(一)東面：由福建軍區司令部負責，以汀州為中心，指揮該地區之獨立第七師及獨立團對福建方面敵軍警戒。
(二)南面：由粵贛軍區司令部負責，以筠門嶺為中心，指揮廿二師及各獨立團對南面由福建之武平起，經廣東之平遠、江西之潯塢、安遠、信豐、南康、暨贛州之線警戒。
(三)西面：由江西軍區司令部負責，以龍岡為中心，指揮廿一師、廿三師對萬安、泰安、吉安、永豐、樂安、暨宜黃之線警戒。
由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九月，是紅軍主力整訓時期，七個月的時間，紅軍主力沒有作戰，整訓擴充計劃亦已完成，指戰員們都從上級指揮員及政治委員的講話中，知道國民黨廬山會會議，準備以明堡圍剿蘇區的作戰方略；他們(紅軍)要從戰略、戰術、技術及政治覺悟上去充份準備戰勝敵人，保衛蘇區。這種精神、思想、技術的準備，已經有了幾個月的時間。
暴風雨終於來了；十月初旬，蘇區北面，撫州、金溪、資溪、南城的國民黨軍隊突然佔領了硝石及黎川縣城，很迅速的構築碉堡工事，包圍蘇區北面。紅軍主力為了消滅運動中的國軍，一、三、兩軍團亦很迅速的運動到黎川東北地區，以雷霆萬鈞的壓倒之勢，在洵口地區，突擊正在南進中的國軍一個師，戰鬥不到三小時，便已將國軍全師解決。這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紅軍反第五次圍剿的第一戰，得到了完全勝利。
洵口戰役勝利之後，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對於黎川縣城的失去，大感震驚！認為是被國民黨打開了北面蘇區的門戶，必須要反攻收回；他們命令紅五軍團由南豐進攻硝石（黎川南城間），截斷黎川國軍退路，然後消滅黎川之國軍。
十月十四日，紅五軍團向硝石四個師的國軍碉堡強攻，結果傷亡慘重而退至資溪墟。廿二日又奉命進攻資溪橋，戰鬥了兩天，至廿四日向黎川東南地區撤退。
由此以後，紅軍輾轉向北面黎川附近之敵軍碉堡進攻，如：羅家山、雲蓋山、大雄關、團村、德勝關、東山、黃土關諸役，紅軍無不因缺乏攻堅武器，裝備拙劣，而遭失敗。
中共中央又命令紅軍分兵駐守，以碉堡對碉堡與國軍進行陣地戰，阻止國軍南進；以集中對集中與國軍進行大決戰。他們這種戰略方針，不特不能收阻敵之效，而且將紅軍的機動性束縛住，將紅軍兵力分散，而無法把握運動戰的時機，進行有利的主動的進攻戰鬥。特別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至一九三四年初，福建人民政府與紅軍簽訂協定反蔣抗日時期，當北面國軍轉移兵力向福建人民政府進攻之時機，紅軍不特沒有集中兵力配合十九路軍夾攻國軍，反將主力一部西向，進攻永豐以南地區之國軍碉堡線。而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殲滅國軍，粉碎國軍五次圍剿的機會。卒因紅軍不能及時增援十九路軍作戰，致使十九路軍遭到徹底的失敗。
十九路軍失敗之後，國軍就從東北兩面向蘇區進攻，紅軍西自樂安南之招攜，經南丰南之三溪墟、廣昌、康都至福建建寧之線與國軍相持四個月之久。紅軍的傷亡極大，戰爭形勢已日趨惡劣。第五次圍剿會戰，已露出了失敗的端倪。中共的領導者已有旁徨之感了。
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四月中旬結業后，朱德即派人來請我到總司令部，他告訴我：「總部參謀長劉伯承同志，因患嚴重的貧血症，已赴汀州醫院休養，現在戰爭緊急時期，不能一日無人負責，昨晚黨中央會議，咸認為只有你能勝任此職，決定派你代理參謀長，請你即搬來總部開始辦公」，等語。
我以受過黨的嚴重處分之後，又要負此重大責任，心裏有點著急，我因與朱德素來無所不談，我立即對他說：我受過嚴重處分，現在即負此重責，恐不為領導同志所信任，將來我的意見若不受尊重，則有負我的職守，何不調葉劍英同志任參謀長，以駕輕就熟。朱德對我說：這個問題是昨晚中央領導同志一致的意見，而且秦邦憲同志還說，過去對你的處分失當，周恩來同志亦贊成調你任參謀長之議，他還說：作戰計劃和作戰指導，你比劍英同志強。你來絕不會有困難的。如此，我便於當晚遷入總司令部，開始負擔這個繁重的工作。
我的辦公廳是在地下與朱德為毗鄰，樓上是周恩來和李特的辦公廳，我的辦公廳內除了我自己外，還有年輕的參謀四人，他們是協助我處理各部送來的文件之收發、登記、呈閱及人事登記等工作。
總司令部內分為五部：
（一）作戰部部長張雲逸，有參謀五人，分辦業務。
（二）情報部部長王錚，除有參謀六人分辦搜集、整理、研究情報等工作外，還有無線電情報組。
（三）軍事教育部部長唐睿，有參謀四人分辦業務。
（四）供應部部長葉季壯，該部兼辦黨、政、軍的供應業務，它名義上是屬於總司令部，實際上是受黨中央指揮。
（五）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兼任），負責紅軍及地方政治工作，組織龐大，部內的職員有一百二十餘人；尚有新聞報紙、政治工作隊、印刷機等附屬組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很少參加總司令部的情報、作戰等研究工作。總司令部的一切行動決定及命令，由參謀長分送一份給他便是，他也很少和參謀長聯絡，這是與紅軍政治工作體制不符合的，但周恩來雖是政治委員，他對王稼祥非常客氣，不特不去指導政治部工作，相反的有時王稼祥還要指導政治委員的工作。朱德和我當然樂得不理。
關於紅軍總司令部公文的處理，是很簡便的，各部的工作由各部主辦，擬定辦法或文稿后，送來參謀長室，經參謀長研究，如有修改時立即修改，普通文件由參謀長自行處理，但如作戰、情報、人事等重要文件則送總司令作最後核定，或立即由總司令通知政委和參謀長共同研究，決定后，交給參謀長辦理，參謀長在研究作戰、情報問題時，通常須提出具體意見俾總司令有所抉擇。
我接代總參謀長時，正值廣昌縣城防禦戰及福建、建寧陣地戰的緊張階段，我和朱總司令、周恩來、李特，每天早上九時，晚上十時必同在一起研究情況，若遇有特別事故即由我隨時提出和他們研究。整天由早上六時至午夜十二時均在辦公廳工作。
廣昌失守后(四月末)，五月中旬，以一、三、五軍團組織了一次廣昌以南之高虎腦戰鬥，及萬年亭戰役，集中兵力，採取積極的陣地防禦戰，希圖挽回北線戰場的頹勢，結果雖殺傷國軍極多(國軍損失兩師以上)，但紅軍的傷亡亦重，元氣大傷。
五月份福建方面之建寧江安廟戰鬥、及建寧縣城戰鬥、永安戰鬥、連城戰鬥均失利，六月，紅軍又從新調整陣線。福建方面：守寧化、清流至長汀以東之線。江西方面：守寧都、石城之線，又暫時成了膠著狀態。
第二章
突 圍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大約是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一、三、五、九軍團的高級幹部均由前線召回來參加會議，地點是總司令部會議廳。
到會的有：李特、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項英、王稼祥、鄧發、葉劍英、瞿秋白、彭德懷、林彪、董振堂、羅炳輝、陳毅、龔楚......等，在當日下午二時開會。
會議由秦邦憲主持，他宣布開會理由，略雲：反五次圍剿的戰爭形勢已日形緊張，我軍現處在內線作戰的不利形勢下，必須要避免敵軍的合擊， 今後應如何進行作戰，請各位軍事同志多提意見，針對敵軍狀況，定出一個適合戰事環境的作戰方略，以爭取戰爭的勝利......等語。
周恩來接著宣布：請各軍團總指揮扼要的報告八個月來的作戰經驗及應採取的對策。
林彪報告：反五次圍剿開始，洵口戰役得到一次大勝利，這次勝利是乘敵人向無明堡憑藉，我軍即以堅決迅速的機動消滅敵人，我軍若能依靠著這次勝利的精神，忍耐的捕捉時機，乘敵軍推進即向敵人突擊，是可以取得勝利的，但我們這幾個月來從事陣地戰束縛了自己的行動，失去了不少運動戰的機會，這是今後作戰指導應該特別注意的。
彭德懷發言：我們紅軍不能及時援助十九路軍，配合消滅國軍，是一個最大的損失，否則五次圍剿早就粉碎了。
董振堂發言：陣地戰、碉堡戰在我們五軍團來說，是慣熟的正常的作戰方法，但我們的裝備實在遠不及國軍，沒有火力去摧毀敵軍的工事和碉堡，只靠血肉之軀去硬碰，犧牲實在太大，今後仍應改變戰略方針，避免陣地戰，力求爭取運動戰，方能改變戰爭的形勢。
羅炳輝發言：軍事是最危險的東西，必須慎重從事，否則隨時有覆滅的危險，過去的作戰指導，或有失當的地方，但已成過去，似不必追究，未來的決策是要請中央領導同志多多考慮，我們是軍人，只知服從，只知切實去執行我們的戰鬥任務，其他的我們管不來。
至此，會議的氣氛非常嚴肅，當各軍團總指揮報告的時候，李特及秦邦憲等的臉色凝重，而且表露出很不高興。待羅炳輝報告完后，李特即向秦邦憲講了有十分鍾左右的話，秦邦憲隨即起來答話，大意是：根據各位的報告，都認為過去的戰略方針有決定性的錯誤，但李特同志認為：這不是作戰方略的錯誤，而是各位不善於運用陣地戰，攻防戰及短促突擊戰術的錯誤而致，但今次會議是研究以後如何轉變戰爭形勢的問題，各位發言沒有提出具體的意見，今晚八時仍繼續開會，請各位精密的研究，準備到時提出意見，現在已六時，即休息晚餐。
散會後，李特、秦邦憲邀我到樓上共進晚餐，周恩來、朱德、張聞天亦同在一起。大家坐下不久，秦邦憲即提出三個問題問我：
(一)應采什麼戰略和戰術？
(二)這次會議尚有沒有辦法轉變形勢？
(三)倘若形勢再趨向不利有何對策？
我答覆他是：
(一)目前我們處在內線作戰的環境，內線作戰利在能集中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而各個擊破之，以我們十萬的兵力集中對一路的國軍，勝利的公算是極大的。戰術土，是要在敵軍運動之時，以堅強迅速的突擊而殲城之為上策。
(二)內線作戰的戰區形勢，利害的分野是在敵軍尚未超越利害變換線之時，則是尚末形成合擊的形勢，我們還有戰勝機會。現在這個戰區，是以瑞金為中心，按敵軍五十萬兵力計算，必須到達東面的長汀，南面的會昌，西面的雲都，北面的博生(寧都)石城才是利害的變換線，才形成了合擊的形勢，也就是說：敵軍沒有進到上述位置相連之線時，我軍仍有集中兵力選擇敵軍向蘇區分進兵團各個擊破的時機。
(三)倘形勢再趨不利，我們惟有于尚能突圍之時轉移到敵軍包圍之外翼作戰，仍採取集中兵力以速戰速決的運動戰各個消滅敵人。
我答覆完后，秦邦憲即以俄語翻譯給李特，李特聽得連連點頭，當時表現得很興奮，他對大家說：龔同志的意見極之正確，我的意見亦是如此。今晚會議就根據這個意見提出來討論，但為了要阻滯國軍向蘇區推進，對北面國軍仍須要構成防禦線，以適當的兵力固守之，主力應隨時準備集中出擊。
周恩來提出：利害變換線應在長汀、會昌、興國、勝利、廣昌(那時廣昌已失)之線。
朱德提出：加緊動員工農參軍以補充紅軍，對突圍之準備亦須進行......
李特對這些提議，亦很同意。
我們這次談話，被其他的同志知道了，他們稱之為:「大會議中的小會議」。
晚上八時，繼續開會，由秦邦憲掛出以下兩個問題：
(一)戰略和戰術問題：
採取積極防禦，紅軍主力以一部(不超過三分之一)守備北面防禦陣地，阻止敵軍向蘇區前進，主力集結控置於北線陣地附近，準備捕捉時機，在運動戰中以速戰速決之短促突擊戰術，各個消滅敵人。
（二）充實紅軍問題：
加強動員工農參軍，限於一個月內充實紅軍主力，繼續每一個縣編組一個模範師。
當討論第一個戰略問題時，毛澤東曾熱烈發言，他說：這個戰略提案比較正確，但仍嫌不夠徹底，他認為根本可以不設防，要設防亦僅能派地方部隊守備；紅軍主力應集結于北面之閩贛邊區之寧化、石城間，待敵深入；然後選擇有利目標及有利戰場，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敵突擊，機動作戰，每次戰鬥都求速戰速決，一舉而殲滅敵人。我們但求打一次至兩次勝仗后，敵運進攻的形勢即要改變，而予我們更多的勝利機會……。
但討論的結果，李特等堅持要以紅軍主力之一部擔任防守北面防禦陣線，而將提案通過。第二個擴大紅軍問題亦照提案通過了。
這時已是午夜，主席秦邦憲宣布：會議準備連續三天，白天不開會，各同志個別自由交換意見，每晚八時開會……旋即散會。
第二天晚上八時繼續開會，討論第三個準備轉移外線作戰問題：
（一）轉移作戰的目的和方向。
（二）轉移作戰之時機。
周恩來首先提出具體意見，略雲：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有繼續惡化的可能，我們希望在今次會議所決定的新戰略，能將形勢扭轉過來，但對於應付形勢惡化的準備是不能疏忽的，認為軍事以勝利為主，我們從事內線作戰，若不能達到戰勝的目的，就要轉移為外線作戰，目的還是消滅敵人，保衛蘇區。因為我們轉移到國軍封鎖線之後，即以運動戰向敵人的外翼進攻，或向敵人的心臟地區進攻，敵人即必放棄進攻蘇區，轉移兵力對付我們紅軍主力。這樣敵人對中央蘇區圍攻的封鎖線，不攻自破，蘇區也就可以保全。但從那一方面轉移作戰？也即是說從那一方向突圍出去，有利於我們轉移及轉移後作戰，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現時中央蘇區形勢，是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
（一）是向東北突圍，沿閩贛邊轉移到閩浙贛邊，以閩北蘇區及贛東北蘇區為根據地，轉向圍攻蘇區國軍之外翼進攻，如金溪、撫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廣德等之蘇、浙、皖，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挺進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贛粵邊區突圍，越過湘粵邊區后，沿湘桂邊區北上進入湘鄂西區與賀龍第二軍團會合后，向湖南之衡陽、長沙方面進攻。
這兩個方案，他認為以第二方案為最有利，因活動範圍廣大，不受長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關於時機問題，則認為必須在敵軍末超越北面陣線即石城、博生（寧都）、勝利（龍岡）之線為宜。
周恩來報告后，毛澤東即發言：
（一）他同意于內線作戰陷於不利時紅軍主力轉移外線作戰。
（二）突圍之方向，他主張向東北沿閩贛邊區進出閩浙贛區較為安全，因為這一地區有深山密林為掩護，敵軍亦較薄弱，若利用閩北山區轉移，可不用作戰而進出國軍封鎖線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贛東北及閩北蘇區之掩護，至於活動範圍，有蘇、浙、皖、贛各省，盡足轉移作戰。
接著林彪、彭德懷相繼發言，反對周議，贊同毛議。爭持相當熱烈，但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當時我覺得毛澤東的見解很對，屢欲起而發言，但想到我受過嚴重處分，恢復黨籍不久，也就不願參加這次辯論了。
第二天下午四時，秦邦憲、李特到總司令部，約我到樓上（李特、周恩來辦公廳）研究突圍準備工作，朱德、周恩來、項英均在座。秦邦憲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經過研究的結果擬定：
（一）派方誌敏率十九師為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總司令，向衢州方面挺進（衢州有中共工作基礎），創造皖、浙、贛邊根據地。
（二）將湘贛邊區六十七、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六軍團，以蕭克為軍團長，任弼時為政治委員，王震為政洽部主任（原是蕭克十七師政委），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后的行動。
（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並由會昌移至雲都縣城，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如西南之敵情，碉堡建築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測，湘桂邊區偵探之派遣……等均須縝密進行。
晚上八時又繼續第三晚的會議，開始時由秦邦憲將小會議擬定三個問題提出討論，毛澤東仍出席會議，但沒有發言，其他同志發言情形亦不熱烈，只是稍為說明后便通過了，會議即宣布結束。
散會時每個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項英拉著我的手到我的辦公廳坐下，兩眼望著我說：艱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為然，我對他說：這個贛南軍區的工作不難做，因為粵桂合作反蔣形勢已將成熟，我判斷粵軍必不會再進攻南面蘇區，其他的任務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偵探時的一筆現金開支請你注意不要為難我就得了。他聽我說得輕鬆，他亦笑起來，對我說：我以為很艱難呢？關於偵探人員所需之現金，絕無問題，將來你到職后，做個計劃來軍委會就是了。
時已深夜一時，他才帶著兩個特務員回去。他走後，我覺得他是對我最關懷的一個同志，我心裏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間接代紅軍總部參謀長，歷時兩個多月，是處在緊張的戰爭形勢中，但因為總司令部的五個主要部門，作戰、軍事教育、供應的部長是紅七軍的老同志，各項工作進行，我不用十分費神；政治部是獨立的，與我只是發生橫的聯絡關係；惟有情報部，業務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點，就注意到該部的工作上，部長王錚，是一個有科學頭腦，而且精通無線電科學技術的人，且作事負責，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該部的工作，故在這兩個多月來，我的工作表現是為中央各領導同志所讚許的。對於各軍團首長的關係，因為我日夜注意各軍的動態，凡可通電話時，我經常以電話和他們聯絡；不可以通電話的，我便給他們無線電聯絡，所以很密切，在這期間，我們相處得很好，與我有心病的彭德懷，對我的態度亦已完全轉變，他每次到總部，都來看我，前方情況，亦經常親自直接用電話向我詳述。因此，這一段時間雖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七月初旬，總司令部發表了新的命令：
（一）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軍區司令部移駐雲都。；
（二）粵贛軍區司令何長工調總司令部另行分配工作。
（三）派龔楚任贛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四）派劉伯堅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五）原屬粵贛軍區之部隊概歸贛南軍區司令部指揮。
（六）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調任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紅軍學校校長改由劉伯承接充。
這個命令公布后，我即偕同劉伯堅到雲都縣城接長贛南軍區司令。
那時軍區司令所指揮的紅軍計有：
第二十二師 師長黃子榮
第二十四師 師長周建屏
會昌獨立師。
贛州獨立師。
第一、二、三、四、五、六、獨立圈。
當時南方前線除筠門嶺(原粵贛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被粵軍第三軍佔領外，其餘各地無變化。我判斷：廣東廣西正在反對國民黨中央，南面之粵軍必不會進攻蘇區，我的工作重點是，完成紅軍突圍的準備工作：
1、偵探贛江上游——桃江水之沿線水位，找尋徒涉場。
2、派遣四個偵探組：第一組深入廣東之南雄、仁化；第二組，入江西之信豐、大庾；第三組，入南康、贛州；第四組，入湘南之宜章、郴州，在這一帶偵探敵情及碉堡狀況。
軍事之部署調整如下：
1、二十二師進駐雲都縣屬之大墟坳及安遠縣屬之塘村墟，策應龍布小坌方面作戰。
2、二十四師進駐筠門嶺以北之水口江，策應天心及筠門嶺附近地區作戰。
3、會昌獨立師駐青溪，向潯塢、安遠遊擊。
4、贛州獨立師仍駐大田市、洛口墟，對桃江水西岸之敵警戒，並監視其動態。
5、各獨立團位置和任務如前。
我的工作，很快的全部展開了。我在一個星期之後，即親自出茅店，然後沿桃江水東岸、龍布、塘村墟、青溪、水口江前線巡視一次，檢查前線防禦工事及慰問前線指戰員，經過會昌、瑞金回雲都。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
在我這次出巡中，最使我激動的是二十二師指戰員，他們知道我出巡，到達小坌時，即派員和我聯絡，當我到塘村墟時，他們全師集合舉行全師指戰員敘餐大會，來歡迎我；因為該師是模範團擴編的，我是他們的老指揮員同志，相隔別了一年，人人都想接近我，將我抬起來；他們流露出那種內心的歡喜情形，使我感動得流下淚來!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儘管共產黨用盡方法去消滅人性，用盡方法去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但人性的感情仍舊常在不覺中流露出來。廿二師的指戰員對我如此；我對朱德、項英、葉劍英、張雲逸等的感情又何嘗不是仍舊保存著哩！這種情形，是共產黨的教育失敗嗎？還是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人民？這要留待歷史來證明了。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讀五萬份一的軍用地圖，研究湘粵邊境的地形，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毛澤東帶著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面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你近來好嗎？我有個多月沒有到總司令部去，也有個多月沒見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過臉，抽著煙，他接著說道：「我現在來雲都督導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問住，我們在一起，一切問題可隨時談談。我住的房子，最好是離你不遠，那就更方便了」。這時雲都縣的負責同志跑來報告：「請主席到後面園裡休息，那裡是一幢獨立房子，還有半畝園地，一切已安頓好了」。毛澤東便隨著那同志去了，臨行時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處談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劉伯堅去看毛澤東。他的愛侶賀士珍也來到雲都，手裡抱著一個孩子。幾年不見，她已經從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變為一個沉靜的少婦了!我們談了一小時。毛澤東問起我贛江上游沿岸情況，及紅軍二十二師、二十四師的位置。我一一告訴了他。
我們告別時，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誠懇微笑地說：「我們是井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我還有許多問題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間有空的時候，便到他家中去談談各種問題。毛澤東是很健談的。賀士珍更為我們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個人一面談談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煙，常常談到深夜十二時才返回司令部。
毛澤東住在雲都這段時間，除了雲都縣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請示工作之外，則沒有其他的領導同志來過，他亦似很安閑，但精神上則常流露出抑鬱和凄涼的神態！
九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喝了很多酒，談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開除黨籍一年這件事，他憤然說：「這件事完全是周恩來攪的，不過在我們黨內越肯負責的同志則越易遭到處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來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比如這次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之失敗，本來是秦邦憲等幾個黨中央領導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鬥爭，與我們革命無重大關係；為圍攻蘇區北面的國軍移向福建十九路軍進攻時，仍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戰爭，不主張紅軍積極援閩，後來見十九路軍情勢危急，才派一、三兩軍去援閩，但時間太遲了，我們的援軍末到，十九路軍已徹底失敗，致紅軍中途撤回，這個不積極援助十九路軍以致失敗的錯誤，明明是他們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應該負責的。伹現在第三國際追究責任，卻反說我不肯援閩，給我一次嚴重處分。這種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他們既沒有實際鬥爭經驗，又不肯接受我們老同志的意見，將來還會繼續下去，真是革命的損失!」他說到這裏喟然長嘆！跟著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他竟凄然淚下！這時他有些輕微的咳嗽，臉部瘦削而枯黃，伴著一盞黯淡的豆油燈，更顯得他的凄涼和沮喪！但他的說話語氣，卻堅定而有力。我當時見他那種充滿悲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開除黨籍時內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對他發生無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紅軍已決定西竄，毛澤東才由雲都返回瑞金與中央政府人員隨野戰軍突圍。
在後來的突圍行程中，沿途遭受國軍的追擊截堵，紅軍損失甚大，許多幹部都表示不滿和動搖。當他們逃到貴州遵義時，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便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便是那有名的「遵義會議」。
善用策略的毛澤東，利用著他與紅軍老幹部長期鬥爭的歷史關係，來檢討這次「突圍」決策的錯誤，將這一錯誤的責任，加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等人頭上，以打擊留俄歸國學生派。這個會議雖僅僅是撤了秦邦憲的總書記職，而以張聞天接任總書記，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復了，由於毛澤東的湖南同鄉任弼時、彭德懷、滕代遠、劉少奇等的協助和大部紅軍老幹部的擁護，由遵義北竄后的黨政軍一切大權，又重新回到毛澤東的手中了。
五次圍剿蘇區北面的戰爭形勢，自五月十三日紅軍退出建寧后，集結在福建之寧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區。第五軍團的十五師擔任守備廣昌以南之頭陂街，白水鎮之線，六月，這一個月是雙方對峙的膠著狀態。那時，閩、浙、贛區已被國軍在資溪、鉛山之線隔開，成為兩個區，一個是贛東北的信江上游區（今之浙贛鐵路線上饒、橫峯線上）由方誌敏率領的十九師為主力。一個是閩北區（武夷山、福建崇安縣西北地區）由邵式平領導，這兩個區與中央蘇區亦已被隔離。七月間由福建編成的一個師，號稱第七軍團，由蕭勁光指揮，攜帶中央派遣方誌敏為第一抗日先遣隊總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動計劃，從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脈通過閩北區，繞道浙江邊至信江區，與方誌敏會合，將中央的命令及計劃交與方誌敏。並將新編第七軍團與十九師合編為第十軍團，約有一萬八千人，由方誌敏、粟裕率領，號稱中國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於七月中開始向皖、浙邊區挺進。蕭勁光僅率少數特務員沿原路回江西蘇區。
這個抗日先遣隊，挺進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國軍追擊圍剿，輾轉于浙、皖、贛邊，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國軍擊潰，方誌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殺），殘部由粟裕率領退回閩北武夷山區與邵式平會合。
蕭克、任弼時率領第六軍團之抗日先遣隊約六千人，於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東突圍，輾轉流竄于湘桂邊境，損失重大，剩下約有一千人，於十二月在貴州省東部地區與賀龍會合，合編為第二方面軍。
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兩個月是紅軍和國軍在廣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區進行決戰的階段，經過了廣昌縣屬之頭陂戰鬥、白水鎮戰鬥、貫橋戰鬥、大嶺戰鬥，雙方均傷亡慘重，特別是大嶺戰鬥，國軍先頭一個師傷亡殆盡，至驛前戰鬥，紅軍集中三、五兩軍團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戰兩日，才放棄這個戰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紅軍自經過這兩個月的決戰，已知不能繼續在內線作戰的形勢下戰勝敵人。於是立即加緊進行突圍準備，當時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為適應以後作戰要求，便利主力突圍，決定新的兵團編組及作戰計劃如下：
一、紅軍主力編為野戰軍，由贛州以南突圍西進，轉移至湘西地區，然後向湖南國軍外圍採取攻勢作戰。
二、以紅軍之一部，及地方獨立師，獨立團之大部，編為中央軍區守備軍，留守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以牽制國軍，掩護紅軍主力突圍。
三、紅軍一、三、五、九四個軍團編為野戰軍(總共兵力約十萬人)，中央黨部及蘇維埃中央政府各機關，均隨野戰軍行動。
四、紅軍廿四師、三十四師、紅軍野戰炮兵團、江西獨立師、福建獨立師、紅軍幹部學校、軍事委員會特務團(總共兵力約三萬七千人)編為中央軍區守備軍。
五、福建、江西兩省地方部隊除動員參加紅軍，充實野戰軍外，概編為獨立團，分由江西、贛南、福建各軍區司令部指揮。
六、閩、浙、贛邊區方誌敏部，歸中央軍區司令部指揮。
七、高級人事調整如下
軍事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
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鄧發
野戰軍總司令 朱德
政治委員 周恩來（兼）
參謀長 葉劍英（后改任學生軍團長，以劉伯承任參謀長）
政洽部主任 王稼祥
中央軍區司令 項英
政治委員 項英（兼）
參謀長 龔楚
政治部主任 陳毅
國家政冶保衛局分局長 譚震林
野戰軍總司令部設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戰（辦理野戰軍各兵團作戰業務），第二局主管情報，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後勤，第五局主管通訊，第六局主管游擊作戰（辦理並指導二、四軍團及各地區游擊作戰業務）。
十月中旬，紅軍主力向贛州以南大庾、信豐間地區突圍西進，沿湘、粵、桂邊區轉向湘黔邊境北進；國軍以何鍵、薛岳、周渾元各軍向野戰軍追擊。並從新調整繼續進攻中央蘇區部署。
紅軍主力突圍后，國軍即分路銜尾追擊；而沿途各地的國軍，亦分頭截堵、襲擊；紅軍損失慘重，且無停留集中的機會；而預定以蕭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據地的企圖，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團的反抗和國軍的進剿而失敗。
於是紅軍主力不能不放棄預定的作戰計劃，繼續向黔川西北逃竄。以後幾經艱驗，才經西康、青海而到達陝北。這一段長途的逃竄，便是中共自詡為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Re: 龔楚將軍回憶錄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12日
第三章
凋零、凄愴的中央蘇區
紅軍主力——野戰軍突圍前，九月至十月間，蘇區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縣城、雄嶺、古龍岡等地，各紅軍防禦據點，均經過劇烈戰鬥后，相繼失陷，最後是興國縣城之掩護戰，亦於十月十四日放棄；中央軍區的兵力及位置大略如下：
中央軍區司令部駐西江市(會昌縣屬)
(一)直屬部隊
1、特務團(一千五百人)駐西江市
2、野戰炮兵團(一千五百人)駐西江市
3、紅軍幹部學校(四百人)駐瑞金麻田墟
4、通訊大隊，無線電台四座以及電話隊(四百人)駐西江市
5、二十四師(六千人)駐會昌
6、三十四師(六千人)駐寧都
7、江西獨立師(一二千五百人)駐石城以南
8、瑞金獨立團（六百人）駐瑞金附近
9、福建獨立師（三千五百人）駐長汀
共二萬三干四百人。
（二）贛南軍區司令部（雲都）：
1、教導團（五百人）駐雲都
2、獨立三十三團（五百人）駐長洛
3、雲都獨立團（九百人）駐雲都北面
4、贛州獨立團（五百人）駐茅店
5、會昌獨立營（二百人）駐會昌以南
6、信豐獨立營（二百人）駐小坌
7、安遠獨立營（二百人）駐龍布
8、各縣游擊隊（五百人）
共三干五百人。
（三）江西軍區司令部（黃陂）：
l、教導團（四百人）駐黃陂
2、江西獨立團（八百人）駐黃陂附近
3、洛口獨立團（一千人）駐永豐以南地區
4、永豐獨立團（一千人）駐樂安以南地區
5、第一分區司令部（二千人）駐東韶
6、第二分區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駐東固
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軍區司令部（長汀）
l、教導團（五百人）駐清流
2、第十五團（五百人）駐寧化
3、第十六團（五百人）駐長汀
4、第十七團（五百人）駐上杭
5、第十八團（五百人）駐龍岩地區
6、各縣獨立營（共約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總共兵力約三萬七千人。
野戰軍於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圍后，十月末，國軍攻寧都縣城，紅軍三十四師稍事抵抗，隨即放棄了。當時我和頂英研究作戰計劃，擬定兩個方案：
(一)國軍如仍以大兵團向蘇區圍剿時，我軍即依據閩贛邊區的武夷山脈東、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敵情變化轉移戰場，與敵進行游擊戰。以求保存實力，待機策應野戰軍作戰。
(二)如國軍進攻蘇區的兵力不大，我軍有將其擊潰之把握時，即集中兵力轉移攻勢，各個殲滅敵軍，以保全蘇區的領土，配合野戰軍作戰。
我們中共軍區的初期計劃，便是這樣決定了。
中華蘇維控中央政府業已隨同野戰軍突圍，關於中央蘇區的政治領導，曾有以下的決定：
(一)設立中央政府辦事處於中央蘇區，由項英任主席，以領導閩、浙、湘、贛各省政府工作。
(二)設立中央分局于閩、浙、贛區，以項英為書記，領導各省黨務工作。
當時福建省及中共省黨委仍設於汀州，由張鼎丞、鄧子恢、鍾循仁等負責。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黨部設於東固，由曾山、李賜凡負責。
各縣、區、鄉蘇維埃政府仍保持工作，于必要時，領導遊擊隊與國軍進行游擊戰。
閩贛邊區被紅軍佔領的十多個縣，都是山嶽地帶，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糧食生產不僅足以自給，而且尚有盈餘。
廣東之韓江各縣依靠其糧食流入為數極大，根據紅軍佔領前的大概估計，每年經過筠門嶺（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韓江的穀米，超過三百萬擔以上，此外尚有土紙、竹、木材、鎢砂及雞、鴨、豬牲口等，每年輸出亦不少；由廣東及福建沿海地區輸入的物資，如：布匹、食鹽、火柴及其他工業產品以供應農村生活的需要，比對起來，出入口足資平衡而有餘，故這個地區，在紅軍未來以前，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鄉村間農民每天從事生產事業外，是過著優閑自得的生活。我於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后南進中，經過廣昌、石城、瑞金、長汀、上杭等地區，於我們大軍經過時間，常在鄉村的茶寮里，路邊的樹蔭下，或在鄉村的小樓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樂......等等，鄉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時真是不勝羡慕之至。可是這個往日寧靜的山區，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及鶉衣百結，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或殘廢的病人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澤東曾感到蘇區經濟的危機，達到了無法支持的境地，他費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個以保障紅軍戰爭物資供應及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為目的之蘇區經濟建設計劃，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全部內容請參閱毛澤東選集第一冊「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但中央領導同志並不重視，而且以：現在蘇區談不上經濟建設為辭，將它擱置，不予討論，但毛澤東仍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報告，並督導實施，結果，是年的秋季，表現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事業等方面，均收到了相當的成績。可是因紅軍戰爭物資，糧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戰突圍時，中央蘇區又是民窮財盡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后，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裡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什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姓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傢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了！我的特務員連忙叫她們不要怕，並說我們暫藉此休息片時的，她們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廚房裡去為我們煎茶。特務員借了她們家裡一箇舊臉盆，盛了一盆冷水給我洗臉，她們聽到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 「這位司令員姓什麼？」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弔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時，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跑來幫她們說情：「她們家裡實在沒有錢了，請司令員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們寡婦孤兒的六條命!」我問這兩個農民：「你們是不是農會會員？」他們回答說：「是的！」「那麼你們為什麼不替她們證明呢？」他們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也曾經說過兩次，村政府主席說我們袒護自家人，假如再說情，連我們都要受處分呢!」處在這個場面，任你鐵石心腸也要感動，何況我一向是懷著人道主義精神來從事革命的呢？過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農民政策太過火了，但因環境限制，使我無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種種關係，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訴，我對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為了長汀劉醫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擺在我眼前又是這樣一幅血淚交流的場面，叫我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於是，我毅然地答應了替她們想辦法。她們聽了我的話，這才含淚的站起來。不過，這件事，我後來還是沒有辦通，雖然我幾次下決心，必須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將這些實際的情形向黨中央報告，但終於找不到適當的機會，負人負己，慚恨每難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后，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無產階級出身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現實，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后，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其他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幹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許多縣份的村、區赤衛隊長，以及大批人民紛紛逃出蘇區，走向吉安、贛州一帶的國軍區域去。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中共打著革命的旗幟，其目的，若從正常的路線來說，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份。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分子，更盡量的吸收到黨裏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嗚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冶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為了。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有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有一個時期，中共也覺得這種情勢非常嚴重，曾發出：「反貪污、反腐化、反保守報復的農民意識」的指示，在黨內展開思想鬥爭，進行思想教育，企圖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可是，這些流氓地痞的本質太壞，任你如何鬥爭、教育，都無法改過糾正。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
當紅軍主力突圍走了之後，這班流氓地痞，知道來日無多，有的是竊取公家財物逃出蘇區，有的是擁著嬌妻潛匿深山逃避鬥爭，有的更原形畢露，帶著手槍藉借糧籌款供應紅軍之名，向稍有存糧存款的紅軍家屬搶掠，甚至強姦紅軍家屬婦女。這時，鄉、區政府多數已找不到一個負責人，蘇區社會已陷入無政府的恐怖狀態。項英曾嚴飭各省級黨政負責人消除這極嚴重現象，迅速恢復甦區秩序，但結果毫無辦法，這就是最後蘇區的狀況。
第四章
政治保衛局
中共的肅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紅軍佔領吉安縣城開始的，那時是以肅反委員會來負責肅反任務，當時肅反的目標是指向豪紳地主，反動派等階級人士，接著又發現了AB團的恢復活動，遂又指向 AB團開刀。當時這種工作的進行，完全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後來毛澤東感到以肅反委員會的名義，及由自己直接領導，易招黨內同志的攻擊，乃於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蘇聯政治警察組織的辦法，成立國家政治保衛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鄧發任局長，由這個機關負起肅反任務，有組織、有計劃的全面去推行。這就是中共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的開始。
鄧發是廣東惠陽淡水人，少年時即到香港在海軍船塢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時已任工人糾察隊隊長，那時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為中共做工運及廣東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蘇區，即給予政治保衛局局長職，其人體形瘦長，面有麻子，態度剛強而沉靜，說話帶有濃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慶飛返延安時因飛機失事，與秦邦憲、王若飛、葉挺等一起去世。
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與取締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鞏固蘇維埃政權；同時，它有負監視全體黨員、人民與所有高級幹部之責。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與處決每一個被認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人員，須要報告中央政治局審查議決外，中下級幹部及普通平民的處決，根本不須要任何機關的核准。
它的組織，在國家保衛局之下有省、縣分局，鄉有特務員和機關部隊中的特務員。他們執行任務時，與各級黨部及各級蘇維埃政府經常取得密切聯繫，以聽取各方面關於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動的情報；並充份運用黨員為實施調查工作時的細胞，使他們在各機關，各部隊和鄉村中的每一角落，監視著每一個幹部和人民，同時他們自己也互相監視。
他們逮捕人民或幹部，大多在夜間，執行時往往不說明理由，第一句話便是：「保衛局請你去問話」。說完便把人帶走，反抗是絕不可能的事。被傳去問話的人，多數是從此失蹤了。失蹤的人絕不會宣布任何罪狀或透露任何消息。
國家政治保衛局就像一條絞索，套在蘇區每一個人民和幹部的頸上，它高興時，可以讓你在圈子內多活幾天，不高興時只要將絞繩收緊，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個恐怖的魔影，時時刻刻跟隨著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終在它的控制之中。
關於政治保衛局特務人員的訓練，是採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時是借紅軍政治部以臨時特別訓練班的名義進行，遴選特務員，則將由黨組織系統在黨員中調訓，被調訓之黨員初時亦不知其真實原因，經過訓練后，即返回原部隊服務，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絕對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隊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無人知道誰是特務人員。惟侍從高級指揮員身邊的特務員，可以說是公開的，因每一個指揮員身邊的特務員，多數經過政治部調訓之故。
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政治保衛局仍然存在，只是對其人員稱號稍有更改，稱之為保衛員，侍從高級人員稱為衛士。至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政治保衛局即併入公安部，仍稱政治保衛局，但其工作是獨立的，至於省的公安廳設保衛處，縣的公安局有保衛科，它們的任務是專一的，經常和各級黨委會「紀律檢查委員會」保持密切的聯繫，交換情報，執行它們的任務。
中共在準備突閩西竄時，為了要使紅軍的組織更加強固，保證在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發生，以保持軍事機密，特將紅軍部隊、地方部隊、蘇維埃政府中的各級幹部與員兵，來一個嚴密的整肅。一時被撤職查辦的幹部達數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縣屬之九保、麻田、沿壩田心墟一帶，設立了十多個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變相的集中營。到收容所的幹部，經過了所長的登記，便有住、有食，還可在附近行動，但不能離開指定範圍。他們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雖無紅軍駐守，但外圍就不同了，重重疊疊的赤衛軍、少先隊守在路口，沒有蘇維埃政府的路條是不準通行的。
中共為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與雲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為審判處，一座警衛員兵及法官的宿舍。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荊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膽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辟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經已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並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但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為審訊時，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布：「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由背著大刀的劊子手，押著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跟著飛起一腳將屍首踢落土坑之中，隨便的扒些坑土將屍體掩蓋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對他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黃起義投共(詳情見本書第六編第二章第七節)，當時中共委他為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雖然實權操在中共黨員趙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對他很客氣，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躊躇滿志。
可是，在調整第五軍團幹部的時候，他與趙博生、董振堂的意見發生衝突。因為他主張以原任警衛旅的團長黃宗岳為師長，為趙博生反對，並說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顧革命利益，結果將黃宗岳撤去兵權，調總指揮部任副官處長。因此季振同和黃宗岳大有「飛鳥盡，良弓藏」的感觸！心懷不滿，時有怨言。於是趙博生將這種情況報告上去。中央接到報告，深恐這種情緒會影響到第五軍團內部的團結，便立即將季振同、黃宗岳調來瑞金縣一個鄉村中，名為「讀書」，讓他有一個研究馬克斯學說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機會，其實就是將他們軟禁。惟對外行文方面，初期還是用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的名義。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軟禁期間，我曾去看過他一次，他住在一間很整潔的民房裡，屋子裡有很多共產主義的理論書籍。他的飲食起居都很好。有兩個衛士隨持在身邊，但他的精神卻很頹喪 ！我安慰他說:「有機會讀書，是很難得的，將來你一定還要負很重大的責任」。他回答我一個苦笑，笑里隱藏著無限的辛酸和痛苦；別後，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聽說季振同和黃宗岳兩人同時被殺害了。
林野是福建龍岩縣人，黃埔軍校畢業的中共黨員。紅四軍在湘南成立時，他在軍部任少校參謀，參加革命歷史，相當長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階級，影響到黨對他的信任。當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紅四軍攻陷龍岩時，他的父母被當地農民在暴動時殺害了。當地共干並要求朱德將林野送交地方處置。但朱德不允，並痛斥當地幹部。因之，林野仍繼續在紅軍工作。
紅十二軍在福建成立，林野調任該軍參謀長。由於他得罪了陰險詭詐的政治委員譚震林，又被調任紅軍學校教育長，並種下了他異日慘遭殺害的禍根。
一九三四年冬，紅軍主力突圍時，林野調野戰軍總司令部任參謀。大軍行了兩天，因為他的腳部曾受過重傷，行動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軍區司令部來工作。當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剛由上海大廈大學畢業，由福建跑來江西蘇區，和他團聚。久別重逢，兩夫婦自然是說不出的喜悅!他倆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軍區司令部，請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譚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辦公室中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他的意思，以為要林野回福建龍岩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材，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的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聽了他這席話，心裏憤恨極了，像林野這樣一個年青有為的革命同志，並沒有顯著的錯誤，為什麼要把他殺掉？譚震林的地位雖然比我低，但他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分局長，直接受中央領導；而且他為人刻薄，冷酷無情，我知無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說服項英，也許能救林野一命。
於是，我找了一個機會去問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過嗎？」他很莊重的說：「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見他口口聲聲「為了革命利益」，知道項英已被老譚說服，無可挽回。
那時，瞿秋白和阮嘯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們私交頗深，尤其是阮嘯仙是早年廣東農會的委員。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蘇區內工作多時，特別感到親熱。我想若能得到他們兩個說話，或者還有希望救救林野。於是我立即跑去找他們，將這件事告訴他們，並說：「若將林野殺了，難免影響一般中央軍區司令部同志的情緒。現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兩人之外，沒有第三者了」。他們聽了以後，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開口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裏（阮嘯仙以後派任贛南軍區政治委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我聽了他們這般說法，只好帶著失望的心情告別而去。
就在這天的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紅軍學校去當教育長，並請他們夫婦吃晚飯，林野夫婦聽了非常高興，雙雙赴約。下午四時正，特務員開上飯來，併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大婦吃的是最後一次晚餐，再也沒法救他倆了！眼見到這一對恩愛夫婦，飯後便要慘死，而他們卻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萬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顆飯粒似是石子一般，無法下咽！我忽然間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應該救救他這個不幸而無辜的妻子，我便對林野夫婦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坐在一旁的項英和陳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著說：「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倆卻婉謝了我的好意，他倆那裡會知道我的真正用意呢？
結果，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遭護送他倆的特務員殺掉了。
事後，那兩個殺林野的特務員中，有一個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去殺林野，他的妻子見了大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前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過頭來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劈中右肩，這時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他便倒下了。這時他的妻子已給黃同志結果了」。他說完還笑著說：「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呢？」我聽了心裏有說不出的悲憤。有一次我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他帶著諷刺口吻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同樣的情形，還有一位紅軍大學上級幹部訓練隊的李隊長，也是在特務員護送途中殺了的。這些事實，紅軍幹部中，很早就互相傳告，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即高級幹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裡去？周圍左右滿布著的特務密網，甚至為我鋪床疊被，招呼無微不至的特務員，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譚震林指揮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通天特務」，任何行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會踏上李明瑞的覆轍了，所以我唯有忍耐心著。
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項英含笑問我：「到那裡呀!」我故意伸一伸懶腰說:「帶久了兵，不慣坐辦公桌，好久沒有到外邊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馬，鬆鬆筋骨」。
項英忙道：「對的對的，你應該到外面去跑了跑，舒暢一下」。他對我素來很好，並時時關懷我的健康，現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親密了。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裏面的一張抬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擦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為門口比較清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著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他們見到我如看到久別的家人一樣，不住的流著眼淚，問我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工作崗位。我見到這些同患難共生死的老同志，內心痛苦極了，明知他們的生命在十天內要完結，但又不敢將秘密對他們明言；我經過考慮后，望望門口的特務員，見他們不住的在喝茶，並沒有注意我們的談話，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只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我付過茶錢，乘著馬，緩緩地似遊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著山地向安遠逃走，幸而他們沒有在中途被攔截，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秘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為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第五章
中央蘇區瓦解了
戰爭是要靠人力、物力、財力來支持的，當時中央軍區直接指揮的軍隊尚有二萬三千多人，江西、福建、贛南三個軍區，亦有一萬三千多人，合共起來則有三萬七千人之多，裝備雖不如野戰軍，但力量尚屬非小，比諸朱毛初到閩贛邊區時要強得多，亦比諸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兵力差不多；但由於紅軍主力的突圍以及蘇區經濟的總崩潰，士氣民心都已受到極大的影響，每個人都似有大禍即將臨頭的旁徨心情。我是這個地區最高軍事指揮部的幕僚長，對於今後軍事供應問題，不能不作一個切實的研究。當時由司令部召開一次閩、贛兩省黨政高級幹部會議，檢查了蘇區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情形，特別是存糧還有多少？當時統計的數字令我吃驚！人力已無可動員了；物力，全部在現有軍事組織之內，此外亦無可利用；糧食，以三萬七千人計算，僅能支持兩個月的供應。
會後，我在百忙中親到長汀、瑞金、雲都三縣地區去視察，所見到的是凋零、凄慘，一片荒涼，到處風聲鶴唳，充漏了日暮窮途的失敗現象，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我們中央軍區司令部所存的現金只有十萬元，是中央軍區成立時，黨中央發下來以備必要時開支的，兩個月後，我們怎樣支持下去？我和項英、陳毅三個人從新研究這個迫切的問題，我們在無法中，決定將全部蘇區紅軍包括各省軍區獨立團整編為五個師，一個野戰炮兵團，一個教導團，放棄蘇區，繼續突圍，追隨野戰軍的路線西進，準備與野戰軍會合，集中行動。並將這個計劃以無線電報向正在流竄中的中共中央請示，很快的便接到中央的覆電（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內容如下：
一、鑒於野戰軍突圍受挫經驗，中央軍區應立即放棄突圍計劃，而將部隊分散游擊。
二、閩、浙、贛區（中央蘇區在內），成立黨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由項英負責。
三、以龔楚率步兵一個團，配足電訊器材，突圍轉移至湘粵桂邊地區，收集野戰軍遺留部隊，建立新根據地。並在該區設立本黨中央分局、蘇維埃政府、及紅軍總指揮部，該區之黨政軍事宜，即由龔楚負責。
同志們見到黨中央對我如此信任，給予我以獨當一面的黨政軍大權，以為是莫大的榮幸。但我對這些高級的名位，並不感到榮耀；反而感到責任更加重大，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挫折。毛澤東以中央蘇維埃主席之尊，也屢遭開除中委、警告及留黨察看的處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樣。因為我們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裡，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及政治保衛局的特務手裡。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項英接到這個電報后，表現得很旁皇。他對我說:「我們指揮著五個師的大軍，你走了我怎樣辦呢？」我對他說:「陳毅同志雖然不是軍人出身，但他有豐富的軍事經驗，可將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同志調來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領導了。況且以後作戰以游擊戰為主，儘可能避免陣地戰，軍事問題或許比較簡單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只得照辦。並很客氣的讓我挑選紅軍中裝備優良的部隊，二十四師七十二團（約一千二百人）和兩座無線電台人員，配足通訊器材，帶了一萬元上海實業銀行紙幣作經費，離開中央軍區司令部的所在地(會昌縣屬西江市)向湘粵桂邊區進發。
紅軍主力突圍后，國民黨軍事當局僅派湖南之何健為追剿軍總司令及調動圍剿蘇區之薛岳、周渾元兩個軍跟蹤追擊，其餘圍剿蘇區的軍隊均未調動。並派顧祝同為江西綏靖主任，蔣鼎文為福建綏靖主任，陳濟棠為廣東綏靖主任，繼續其碉堡圍剿進攻政策，分區清剿。他們調整部署后，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開始清剿工作。由於蘇區紅軍戰意消沉，又缺乏糧食，且采分散游擊之計劃。當國軍大舉進攻時，除了江西軍區曾予堅強抵抗外，其餘紅軍部分散游擊或潛伏保存實力，避免與國軍作戰。由一月至三月這一期間，中央軍區紅軍及地方武裝被國軍搜剿消滅甚多。二月間，江西軍區之殘部由曾山率領分散潛伏于東固山區，三月初旬，贛南軍區之紅軍千餘人由蔡會文率領，向南突圍，被粵軍截擊，傷亡慘重，僅存三百餘人，流散至湘、粵、贛邊區游擊。閩、浙、贛區紅軍總指揮(中央軍區改稱)，項英及政治部主任陳毅率領紅軍二十四師之一部於三月中旬流竄至粵贛邊區之猷山(又名油山)，以後就潛伏大庾山脈山區。福建軍區之紅軍，由張鼎丞、鄧子恢、鍾循仁等領導，潛伏于武夷山區。
至此，中央蘇區已無大股紅軍活動，蘇維埃政權全部被摧毀了，國民黨第五次圍剿蘇區的軍事至三月底亦宣告結束了。
該區紅軍殘餘部隊，待至一九三七年國共再度合作抗日後，編為新四軍。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我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隊伍，逃開了國軍的主力封鎖線；沿著雲都、會昌邊境大山，經馬嶺、牛嶺至信豐之鐵石墟；再經猷山，轉出梅關、南雄間，進入北山；沿途經過了三次戰鬥，突破了小股敵軍和地方團隊的阻截，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達湖南郴縣之黃茅。
在黃茅休息了三天，建立了當地的秘密組織。然後，緩緩地繼續前進，經桂陽、臨武、藍山、江華，轉入廣東連縣邊區。 我每到一個地區，便積極進行收容和聯絡工作；並將當地黨的組織、赤衛隊組織、蘇維埃政府組織完全恢復或建立起來。兩個月的時間，建立了由郴縣以西的黃茅至臨武以北，轉入藍山、江華、連縣邊區，長達四百多里，橫跨五縣廣大山區的湘粵桂邊區根據地。
我來到湘粵桂邊區的消息，迅速的傳遍了邊區各縣，湘南各縣的地方黨負責人多數來水聯絡，或派人請示工作任務。活動於桂陽、常寧、新田間的湘南遊擊隊二百人，也派員前來聯絡，紅軍主力西竄時，遺留在湘桂邊區永明、灌陽邊境的紅七軍兩個團，也與我派往該方面的游擊部隊取得了連繫。那時國軍一方面正向紅軍主力追擊，一方面仍以大軍圍剿中央蘇區。在湘粵區作戰的只有湘南保安團，戰鬥力不強，我們曾兩次擊敗湘南保安團的攻擊，一時聲威大振，中共在湘粵桂邊的武裝力量又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我這個中共湘粵桂邊區黨政軍最高指揮機構，以郴縣之天陽山、臨武之源頭、連縣之天光山為基地。由於國軍一時無力也無法向這毗連三省的山區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閑、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時間和空間。
人民對紅軍進入這一地區，並不像四五年前那麼熱情和歡迎。紅軍野戰軍突圍西竄時也曾經過這一地區，人民所受損失，非常重大；因此他們對紅軍厭惡，自不待言。雖然他們並不敢形諸于詞色，可是，無言的反抗和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而我早巳洞若觀火的看到這廣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然而在這種情勢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命運，成了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有些人便憂鬱恐懼，終日在愁城中過日子，讓無情的現實，殘酷地啃噬著他們的靈魂。他們不想脫離黑暗，尋找光明嗎？可憐的是，他們全受著特務員的監視，恐怕光明還沒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殘。
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只要稍存半點民族意識，對於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和遙遙控制的第三國際，無不心懷憤恨的。而以改造社會拯救同胞為革命出發點的我，對於中共這多年來的殘酷手段，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老同志，他們假如是為了革命而戰死沙場，則死何足惜，可是他們的生命竟無辜斷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這裏，真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負荷著三省黨政軍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實不容許長此這樣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著可怕的夢，我彷佛看到了千千萬萬個鮮血淋淋的蘇區人民，在痛哭！在呼號！在呻吟！在掙扎！在憤怒！在反抗！我懷疑這並不是夢呀！我在親身經歷那些慘絕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現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裝鬥爭短短的八年中間，已經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千萬人的死亡，今後若再盲目地錯誤下去，又不知要慘死了多少人？由於這種心理的發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說：「饒了我吧！中國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這種聲音，是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呼聲！
因此，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為一個指揮湘粵桂三省黨政軍首長，在一班特務員時時刻刻的監視中，在黨的組織與各級黨的工作人員環伺包圍之下，脫離和逃亡，決不是輕易的事。所以我時時都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經過了五天的周詳審慮，我布置好了一個嚴密而決心的逃亡計劃。
我將身邊的特務員，陸續的派出了六個到各部隊作連指導員及排長，名義上是使他們實際掌握部隊，防止指戰員逃亡；而實際是遣開他們，逃避他們的監視。
然後我又故意擬好幾件並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給身邊黨的重要助手，要他們到各地方黨部和游擊隊的基地去聯絡，這就只剩下四個特務員在身邊。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著出席指導宜章縣委會議之便，帶著一連部隊，由臨武基地赴郴縣的黃茅，這一連紅軍警衛部隊，並不同國家政冶保衛局派來的特務員一樣，要時刻守衛在我身邊的，他們只是在外圍保護著我的安全，根本不會監視我的行動。
到達黃茅的那天晚上，我託詞身體不舒適，要早些休息，吃過飯便上床睡覺。特務員們也因白天的步行過於疲勞，紛紛睡覺去了。我便趁這時爬起床來，悄然的離開了黃茅這個小山村，向南方的故鄉逃去。
我臨走之前，寫了一封信放床前的台上，給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陽和中共縣委聯絡，我在那信上大意說：「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以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定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的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聽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干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於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時，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山高夜黑，只有天空幾點星光，閃爍搖動，點綴這林青茂密的山徑，我一步緊一步的向前趕路！到星光曦微時，已經離開黃茅數十里了，回望那雲山重疊的湘粵桂邊境，不禁使我有無可名狀的傷感！別了！這濺滿了同志們和同胞們的碧血的莽草長林！別了！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嶺深山！
凋零、凄愴的中央蘇區
紅軍主力——野戰軍突圍前，九月至十月間，蘇區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縣城、雄嶺、古龍岡等地，各紅軍防禦據點，均經過劇烈戰鬥后，相繼失陷，最後是興國縣城之掩護戰，亦於十月十四日放棄；中央軍區的兵力及位置大略如下：
中央軍區司令部駐西江市(會昌縣屬)
(一)直屬部隊
1、特務團(一千五百人)駐西江市
2、野戰炮兵團(一千五百人)駐西江市
3、紅軍幹部學校(四百人)駐瑞金麻田墟
4、通訊大隊，無線電台四座以及電話隊(四百人)駐西江市
5、二十四師(六千人)駐會昌
6、三十四師(六千人)駐寧都
7、江西獨立師(一二千五百人)駐石城以南
8、瑞金獨立團（六百人）駐瑞金附近
9、福建獨立師（三千五百人）駐長汀
共二萬三干四百人。
（二）贛南軍區司令部（雲都）：
1、教導團（五百人）駐雲都
2、獨立三十三團（五百人）駐長洛
3、雲都獨立團（九百人）駐雲都北面
4、贛州獨立團（五百人）駐茅店
5、會昌獨立營（二百人）駐會昌以南
6、信豐獨立營（二百人）駐小坌
7、安遠獨立營（二百人）駐龍布
8、各縣游擊隊（五百人）
共三干五百人。
（三）江西軍區司令部（黃陂）：
l、教導團（四百人）駐黃陂
2、江西獨立團（八百人）駐黃陂附近
3、洛口獨立團（一千人）駐永豐以南地區
4、永豐獨立團（一千人）駐樂安以南地區
5、第一分區司令部（二千人）駐東韶
6、第二分區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駐東固
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軍區司令部（長汀）
l、教導團（五百人）駐清流
2、第十五團（五百人）駐寧化
3、第十六團（五百人）駐長汀
4、第十七團（五百人）駐上杭
5、第十八團（五百人）駐龍岩地區
6、各縣獨立營（共約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總共兵力約三萬七千人。
野戰軍於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圍后，十月末，國軍攻寧都縣城，紅軍三十四師稍事抵抗，隨即放棄了。當時我和頂英研究作戰計劃，擬定兩個方案：
(一)國軍如仍以大兵團向蘇區圍剿時，我軍即依據閩贛邊區的武夷山脈東、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敵情變化轉移戰場，與敵進行游擊戰。以求保存實力，待機策應野戰軍作戰。
(二)如國軍進攻蘇區的兵力不大，我軍有將其擊潰之把握時，即集中兵力轉移攻勢，各個殲滅敵軍，以保全蘇區的領土，配合野戰軍作戰。
我們中共軍區的初期計劃，便是這樣決定了。
中華蘇維控中央政府業已隨同野戰軍突圍，關於中央蘇區的政治領導，曾有以下的決定：
(一)設立中央政府辦事處於中央蘇區，由項英任主席，以領導閩、浙、湘、贛各省政府工作。
(二)設立中央分局于閩、浙、贛區，以項英為書記，領導各省黨務工作。
當時福建省及中共省黨委仍設於汀州，由張鼎丞、鄧子恢、鍾循仁等負責。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黨部設於東固，由曾山、李賜凡負責。
各縣、區、鄉蘇維埃政府仍保持工作，于必要時，領導遊擊隊與國軍進行游擊戰。
閩贛邊區被紅軍佔領的十多個縣，都是山嶽地帶，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糧食生產不僅足以自給，而且尚有盈餘。
廣東之韓江各縣依靠其糧食流入為數極大，根據紅軍佔領前的大概估計，每年經過筠門嶺（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韓江的穀米，超過三百萬擔以上，此外尚有土紙、竹、木材、鎢砂及雞、鴨、豬牲口等，每年輸出亦不少；由廣東及福建沿海地區輸入的物資，如：布匹、食鹽、火柴及其他工業產品以供應農村生活的需要，比對起來，出入口足資平衡而有餘，故這個地區，在紅軍未來以前，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鄉村間農民每天從事生產事業外，是過著優閑自得的生活。我於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后南進中，經過廣昌、石城、瑞金、長汀、上杭等地區，於我們大軍經過時間，常在鄉村的茶寮里，路邊的樹蔭下，或在鄉村的小樓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樂......等等，鄉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時真是不勝羡慕之至。可是這個往日寧靜的山區，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及鶉衣百結，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或殘廢的病人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澤東曾感到蘇區經濟的危機，達到了無法支持的境地，他費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個以保障紅軍戰爭物資供應及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為目的之蘇區經濟建設計劃，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全部內容請參閱毛澤東選集第一冊「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但中央領導同志並不重視，而且以：現在蘇區談不上經濟建設為辭，將它擱置，不予討論，但毛澤東仍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報告，並督導實施，結果，是年的秋季，表現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事業等方面，均收到了相當的成績。可是因紅軍戰爭物資，糧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戰突圍時，中央蘇區又是民窮財盡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后，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裡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什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姓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傢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了！我的特務員連忙叫她們不要怕，並說我們暫藉此休息片時的，她們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廚房裡去為我們煎茶。特務員借了她們家裡一箇舊臉盆，盛了一盆冷水給我洗臉，她們聽到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 「這位司令員姓什麼？」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弔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時，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跑來幫她們說情：「她們家裡實在沒有錢了，請司令員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們寡婦孤兒的六條命!」我問這兩個農民：「你們是不是農會會員？」他們回答說：「是的！」「那麼你們為什麼不替她們證明呢？」他們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也曾經說過兩次，村政府主席說我們袒護自家人，假如再說情，連我們都要受處分呢!」處在這個場面，任你鐵石心腸也要感動，何況我一向是懷著人道主義精神來從事革命的呢？過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農民政策太過火了，但因環境限制，使我無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種種關係，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訴，我對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為了長汀劉醫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擺在我眼前又是這樣一幅血淚交流的場面，叫我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於是，我毅然地答應了替她們想辦法。她們聽了我的話，這才含淚的站起來。不過，這件事，我後來還是沒有辦通，雖然我幾次下決心，必須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將這些實際的情形向黨中央報告，但終於找不到適當的機會，負人負己，慚恨每難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后，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無產階級出身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現實，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后，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其他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幹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許多縣份的村、區赤衛隊長，以及大批人民紛紛逃出蘇區，走向吉安、贛州一帶的國軍區域去。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中共打著革命的旗幟，其目的，若從正常的路線來說，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份。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分子，更盡量的吸收到黨裏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嗚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冶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為了。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有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有一個時期，中共也覺得這種情勢非常嚴重，曾發出：「反貪污、反腐化、反保守報復的農民意識」的指示，在黨內展開思想鬥爭，進行思想教育，企圖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可是，這些流氓地痞的本質太壞，任你如何鬥爭、教育，都無法改過糾正。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
當紅軍主力突圍走了之後，這班流氓地痞，知道來日無多，有的是竊取公家財物逃出蘇區，有的是擁著嬌妻潛匿深山逃避鬥爭，有的更原形畢露，帶著手槍藉借糧籌款供應紅軍之名，向稍有存糧存款的紅軍家屬搶掠，甚至強姦紅軍家屬婦女。這時，鄉、區政府多數已找不到一個負責人，蘇區社會已陷入無政府的恐怖狀態。項英曾嚴飭各省級黨政負責人消除這極嚴重現象，迅速恢復甦區秩序，但結果毫無辦法，這就是最後蘇區的狀況。
第四章
政治保衛局
中共的肅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紅軍佔領吉安縣城開始的，那時是以肅反委員會來負責肅反任務，當時肅反的目標是指向豪紳地主，反動派等階級人士，接著又發現了AB團的恢復活動，遂又指向 AB團開刀。當時這種工作的進行，完全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後來毛澤東感到以肅反委員會的名義，及由自己直接領導，易招黨內同志的攻擊，乃於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蘇聯政治警察組織的辦法，成立國家政治保衛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鄧發任局長，由這個機關負起肅反任務，有組織、有計劃的全面去推行。這就是中共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的開始。
鄧發是廣東惠陽淡水人，少年時即到香港在海軍船塢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時已任工人糾察隊隊長，那時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為中共做工運及廣東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蘇區，即給予政治保衛局局長職，其人體形瘦長，面有麻子，態度剛強而沉靜，說話帶有濃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慶飛返延安時因飛機失事，與秦邦憲、王若飛、葉挺等一起去世。
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與取締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鞏固蘇維埃政權；同時，它有負監視全體黨員、人民與所有高級幹部之責。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與處決每一個被認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人員，須要報告中央政治局審查議決外，中下級幹部及普通平民的處決，根本不須要任何機關的核准。
它的組織，在國家保衛局之下有省、縣分局，鄉有特務員和機關部隊中的特務員。他們執行任務時，與各級黨部及各級蘇維埃政府經常取得密切聯繫，以聽取各方面關於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動的情報；並充份運用黨員為實施調查工作時的細胞，使他們在各機關，各部隊和鄉村中的每一角落，監視著每一個幹部和人民，同時他們自己也互相監視。
他們逮捕人民或幹部，大多在夜間，執行時往往不說明理由，第一句話便是：「保衛局請你去問話」。說完便把人帶走，反抗是絕不可能的事。被傳去問話的人，多數是從此失蹤了。失蹤的人絕不會宣布任何罪狀或透露任何消息。
國家政治保衛局就像一條絞索，套在蘇區每一個人民和幹部的頸上，它高興時，可以讓你在圈子內多活幾天，不高興時只要將絞繩收緊，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個恐怖的魔影，時時刻刻跟隨著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終在它的控制之中。
關於政治保衛局特務人員的訓練，是採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時是借紅軍政治部以臨時特別訓練班的名義進行，遴選特務員，則將由黨組織系統在黨員中調訓，被調訓之黨員初時亦不知其真實原因，經過訓練后，即返回原部隊服務，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絕對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隊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無人知道誰是特務人員。惟侍從高級指揮員身邊的特務員，可以說是公開的，因每一個指揮員身邊的特務員，多數經過政治部調訓之故。
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政治保衛局仍然存在，只是對其人員稱號稍有更改，稱之為保衛員，侍從高級人員稱為衛士。至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政治保衛局即併入公安部，仍稱政治保衛局，但其工作是獨立的，至於省的公安廳設保衛處，縣的公安局有保衛科，它們的任務是專一的，經常和各級黨委會「紀律檢查委員會」保持密切的聯繫，交換情報，執行它們的任務。
中共在準備突閩西竄時，為了要使紅軍的組織更加強固，保證在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發生，以保持軍事機密，特將紅軍部隊、地方部隊、蘇維埃政府中的各級幹部與員兵，來一個嚴密的整肅。一時被撤職查辦的幹部達數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縣屬之九保、麻田、沿壩田心墟一帶，設立了十多個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變相的集中營。到收容所的幹部，經過了所長的登記，便有住、有食，還可在附近行動，但不能離開指定範圍。他們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雖無紅軍駐守，但外圍就不同了，重重疊疊的赤衛軍、少先隊守在路口，沒有蘇維埃政府的路條是不準通行的。
中共為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與雲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為審判處，一座警衛員兵及法官的宿舍。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荊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膽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辟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經已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並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但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為審訊時，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布：「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由背著大刀的劊子手，押著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跟著飛起一腳將屍首踢落土坑之中，隨便的扒些坑土將屍體掩蓋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對他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黃起義投共(詳情見本書第六編第二章第七節)，當時中共委他為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雖然實權操在中共黨員趙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對他很客氣，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躊躇滿志。
可是，在調整第五軍團幹部的時候，他與趙博生、董振堂的意見發生衝突。因為他主張以原任警衛旅的團長黃宗岳為師長，為趙博生反對，並說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顧革命利益，結果將黃宗岳撤去兵權，調總指揮部任副官處長。因此季振同和黃宗岳大有「飛鳥盡，良弓藏」的感觸！心懷不滿，時有怨言。於是趙博生將這種情況報告上去。中央接到報告，深恐這種情緒會影響到第五軍團內部的團結，便立即將季振同、黃宗岳調來瑞金縣一個鄉村中，名為「讀書」，讓他有一個研究馬克斯學說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機會，其實就是將他們軟禁。惟對外行文方面，初期還是用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的名義。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軟禁期間，我曾去看過他一次，他住在一間很整潔的民房裡，屋子裡有很多共產主義的理論書籍。他的飲食起居都很好。有兩個衛士隨持在身邊，但他的精神卻很頹喪 ！我安慰他說:「有機會讀書，是很難得的，將來你一定還要負很重大的責任」。他回答我一個苦笑，笑里隱藏著無限的辛酸和痛苦；別後，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聽說季振同和黃宗岳兩人同時被殺害了。
林野是福建龍岩縣人，黃埔軍校畢業的中共黨員。紅四軍在湘南成立時，他在軍部任少校參謀，參加革命歷史，相當長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階級，影響到黨對他的信任。當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紅四軍攻陷龍岩時，他的父母被當地農民在暴動時殺害了。當地共干並要求朱德將林野送交地方處置。但朱德不允，並痛斥當地幹部。因之，林野仍繼續在紅軍工作。
紅十二軍在福建成立，林野調任該軍參謀長。由於他得罪了陰險詭詐的政治委員譚震林，又被調任紅軍學校教育長，並種下了他異日慘遭殺害的禍根。
一九三四年冬，紅軍主力突圍時，林野調野戰軍總司令部任參謀。大軍行了兩天，因為他的腳部曾受過重傷，行動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軍區司令部來工作。當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剛由上海大廈大學畢業，由福建跑來江西蘇區，和他團聚。久別重逢，兩夫婦自然是說不出的喜悅!他倆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軍區司令部，請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譚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辦公室中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他的意思，以為要林野回福建龍岩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材，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的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聽了他這席話，心裏憤恨極了，像林野這樣一個年青有為的革命同志，並沒有顯著的錯誤，為什麼要把他殺掉？譚震林的地位雖然比我低，但他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分局長，直接受中央領導；而且他為人刻薄，冷酷無情，我知無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說服項英，也許能救林野一命。
於是，我找了一個機會去問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過嗎？」他很莊重的說：「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見他口口聲聲「為了革命利益」，知道項英已被老譚說服，無可挽回。
那時，瞿秋白和阮嘯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們私交頗深，尤其是阮嘯仙是早年廣東農會的委員。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蘇區內工作多時，特別感到親熱。我想若能得到他們兩個說話，或者還有希望救救林野。於是我立即跑去找他們，將這件事告訴他們，並說：「若將林野殺了，難免影響一般中央軍區司令部同志的情緒。現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兩人之外，沒有第三者了」。他們聽了以後，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開口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裏（阮嘯仙以後派任贛南軍區政治委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我聽了他們這般說法，只好帶著失望的心情告別而去。
就在這天的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紅軍學校去當教育長，並請他們夫婦吃晚飯，林野夫婦聽了非常高興，雙雙赴約。下午四時正，特務員開上飯來，併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大婦吃的是最後一次晚餐，再也沒法救他倆了！眼見到這一對恩愛夫婦，飯後便要慘死，而他們卻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萬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顆飯粒似是石子一般，無法下咽！我忽然間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應該救救他這個不幸而無辜的妻子，我便對林野夫婦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坐在一旁的項英和陳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著說：「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倆卻婉謝了我的好意，他倆那裡會知道我的真正用意呢？
結果，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遭護送他倆的特務員殺掉了。
事後，那兩個殺林野的特務員中，有一個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去殺林野，他的妻子見了大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前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過頭來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劈中右肩，這時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他便倒下了。這時他的妻子已給黃同志結果了」。他說完還笑著說：「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呢？」我聽了心裏有說不出的悲憤。有一次我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他帶著諷刺口吻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同樣的情形，還有一位紅軍大學上級幹部訓練隊的李隊長，也是在特務員護送途中殺了的。這些事實，紅軍幹部中，很早就互相傳告，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即高級幹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裡去？周圍左右滿布著的特務密網，甚至為我鋪床疊被，招呼無微不至的特務員，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譚震林指揮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通天特務」，任何行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會踏上李明瑞的覆轍了，所以我唯有忍耐心著。
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項英含笑問我：「到那裡呀!」我故意伸一伸懶腰說:「帶久了兵，不慣坐辦公桌，好久沒有到外邊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馬，鬆鬆筋骨」。
項英忙道：「對的對的，你應該到外面去跑了跑，舒暢一下」。他對我素來很好，並時時關懷我的健康，現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親密了。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裏面的一張抬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擦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為門口比較清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著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他們見到我如看到久別的家人一樣，不住的流著眼淚，問我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工作崗位。我見到這些同患難共生死的老同志，內心痛苦極了，明知他們的生命在十天內要完結，但又不敢將秘密對他們明言；我經過考慮后，望望門口的特務員，見他們不住的在喝茶，並沒有注意我們的談話，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只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我付過茶錢，乘著馬，緩緩地似遊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著山地向安遠逃走，幸而他們沒有在中途被攔截，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秘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為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第五章
中央蘇區瓦解了
戰爭是要靠人力、物力、財力來支持的，當時中央軍區直接指揮的軍隊尚有二萬三千多人，江西、福建、贛南三個軍區，亦有一萬三千多人，合共起來則有三萬七千人之多，裝備雖不如野戰軍，但力量尚屬非小，比諸朱毛初到閩贛邊區時要強得多，亦比諸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兵力差不多；但由於紅軍主力的突圍以及蘇區經濟的總崩潰，士氣民心都已受到極大的影響，每個人都似有大禍即將臨頭的旁徨心情。我是這個地區最高軍事指揮部的幕僚長，對於今後軍事供應問題，不能不作一個切實的研究。當時由司令部召開一次閩、贛兩省黨政高級幹部會議，檢查了蘇區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情形，特別是存糧還有多少？當時統計的數字令我吃驚！人力已無可動員了；物力，全部在現有軍事組織之內，此外亦無可利用；糧食，以三萬七千人計算，僅能支持兩個月的供應。
會後，我在百忙中親到長汀、瑞金、雲都三縣地區去視察，所見到的是凋零、凄慘，一片荒涼，到處風聲鶴唳，充漏了日暮窮途的失敗現象，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我們中央軍區司令部所存的現金只有十萬元，是中央軍區成立時，黨中央發下來以備必要時開支的，兩個月後，我們怎樣支持下去？我和項英、陳毅三個人從新研究這個迫切的問題，我們在無法中，決定將全部蘇區紅軍包括各省軍區獨立團整編為五個師，一個野戰炮兵團，一個教導團，放棄蘇區，繼續突圍，追隨野戰軍的路線西進，準備與野戰軍會合，集中行動。並將這個計劃以無線電報向正在流竄中的中共中央請示，很快的便接到中央的覆電（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內容如下：
一、鑒於野戰軍突圍受挫經驗，中央軍區應立即放棄突圍計劃，而將部隊分散游擊。
二、閩、浙、贛區（中央蘇區在內），成立黨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由項英負責。
三、以龔楚率步兵一個團，配足電訊器材，突圍轉移至湘粵桂邊地區，收集野戰軍遺留部隊，建立新根據地。並在該區設立本黨中央分局、蘇維埃政府、及紅軍總指揮部，該區之黨政軍事宜，即由龔楚負責。
同志們見到黨中央對我如此信任，給予我以獨當一面的黨政軍大權，以為是莫大的榮幸。但我對這些高級的名位，並不感到榮耀；反而感到責任更加重大，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挫折。毛澤東以中央蘇維埃主席之尊，也屢遭開除中委、警告及留黨察看的處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樣。因為我們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裡，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及政治保衛局的特務手裡。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項英接到這個電報后，表現得很旁皇。他對我說:「我們指揮著五個師的大軍，你走了我怎樣辦呢？」我對他說:「陳毅同志雖然不是軍人出身，但他有豐富的軍事經驗，可將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同志調來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領導了。況且以後作戰以游擊戰為主，儘可能避免陣地戰，軍事問題或許比較簡單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只得照辦。並很客氣的讓我挑選紅軍中裝備優良的部隊，二十四師七十二團（約一千二百人）和兩座無線電台人員，配足通訊器材，帶了一萬元上海實業銀行紙幣作經費，離開中央軍區司令部的所在地(會昌縣屬西江市)向湘粵桂邊區進發。
紅軍主力突圍后，國民黨軍事當局僅派湖南之何健為追剿軍總司令及調動圍剿蘇區之薛岳、周渾元兩個軍跟蹤追擊，其餘圍剿蘇區的軍隊均未調動。並派顧祝同為江西綏靖主任，蔣鼎文為福建綏靖主任，陳濟棠為廣東綏靖主任，繼續其碉堡圍剿進攻政策，分區清剿。他們調整部署后，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開始清剿工作。由於蘇區紅軍戰意消沉，又缺乏糧食，且采分散游擊之計劃。當國軍大舉進攻時，除了江西軍區曾予堅強抵抗外，其餘紅軍部分散游擊或潛伏保存實力，避免與國軍作戰。由一月至三月這一期間，中央軍區紅軍及地方武裝被國軍搜剿消滅甚多。二月間，江西軍區之殘部由曾山率領分散潛伏于東固山區，三月初旬，贛南軍區之紅軍千餘人由蔡會文率領，向南突圍，被粵軍截擊，傷亡慘重，僅存三百餘人，流散至湘、粵、贛邊區游擊。閩、浙、贛區紅軍總指揮(中央軍區改稱)，項英及政治部主任陳毅率領紅軍二十四師之一部於三月中旬流竄至粵贛邊區之猷山(又名油山)，以後就潛伏大庾山脈山區。福建軍區之紅軍，由張鼎丞、鄧子恢、鍾循仁等領導，潛伏于武夷山區。
至此，中央蘇區已無大股紅軍活動，蘇維埃政權全部被摧毀了，國民黨第五次圍剿蘇區的軍事至三月底亦宣告結束了。
該區紅軍殘餘部隊，待至一九三七年國共再度合作抗日後，編為新四軍。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我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隊伍，逃開了國軍的主力封鎖線；沿著雲都、會昌邊境大山，經馬嶺、牛嶺至信豐之鐵石墟；再經猷山，轉出梅關、南雄間，進入北山；沿途經過了三次戰鬥，突破了小股敵軍和地方團隊的阻截，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達湖南郴縣之黃茅。
在黃茅休息了三天，建立了當地的秘密組織。然後，緩緩地繼續前進，經桂陽、臨武、藍山、江華，轉入廣東連縣邊區。 我每到一個地區，便積極進行收容和聯絡工作；並將當地黨的組織、赤衛隊組織、蘇維埃政府組織完全恢復或建立起來。兩個月的時間，建立了由郴縣以西的黃茅至臨武以北，轉入藍山、江華、連縣邊區，長達四百多里，橫跨五縣廣大山區的湘粵桂邊區根據地。
我來到湘粵桂邊區的消息，迅速的傳遍了邊區各縣，湘南各縣的地方黨負責人多數來水聯絡，或派人請示工作任務。活動於桂陽、常寧、新田間的湘南遊擊隊二百人，也派員前來聯絡，紅軍主力西竄時，遺留在湘桂邊區永明、灌陽邊境的紅七軍兩個團，也與我派往該方面的游擊部隊取得了連繫。那時國軍一方面正向紅軍主力追擊，一方面仍以大軍圍剿中央蘇區。在湘粵區作戰的只有湘南保安團，戰鬥力不強，我們曾兩次擊敗湘南保安團的攻擊，一時聲威大振，中共在湘粵桂邊的武裝力量又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我這個中共湘粵桂邊區黨政軍最高指揮機構，以郴縣之天陽山、臨武之源頭、連縣之天光山為基地。由於國軍一時無力也無法向這毗連三省的山區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閑、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時間和空間。
人民對紅軍進入這一地區，並不像四五年前那麼熱情和歡迎。紅軍野戰軍突圍西竄時也曾經過這一地區，人民所受損失，非常重大；因此他們對紅軍厭惡，自不待言。雖然他們並不敢形諸于詞色，可是，無言的反抗和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而我早巳洞若觀火的看到這廣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然而在這種情勢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命運，成了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有些人便憂鬱恐懼，終日在愁城中過日子，讓無情的現實，殘酷地啃噬著他們的靈魂。他們不想脫離黑暗，尋找光明嗎？可憐的是，他們全受著特務員的監視，恐怕光明還沒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殘。
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只要稍存半點民族意識，對於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和遙遙控制的第三國際，無不心懷憤恨的。而以改造社會拯救同胞為革命出發點的我，對於中共這多年來的殘酷手段，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老同志，他們假如是為了革命而戰死沙場，則死何足惜，可是他們的生命竟無辜斷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這裏，真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負荷著三省黨政軍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實不容許長此這樣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著可怕的夢，我彷佛看到了千千萬萬個鮮血淋淋的蘇區人民，在痛哭！在呼號！在呻吟！在掙扎！在憤怒！在反抗！我懷疑這並不是夢呀！我在親身經歷那些慘絕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現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裝鬥爭短短的八年中間，已經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千萬人的死亡，今後若再盲目地錯誤下去，又不知要慘死了多少人？由於這種心理的發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說：「饒了我吧！中國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這種聲音，是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呼聲！
因此，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為一個指揮湘粵桂三省黨政軍首長，在一班特務員時時刻刻的監視中，在黨的組織與各級黨的工作人員環伺包圍之下，脫離和逃亡，決不是輕易的事。所以我時時都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經過了五天的周詳審慮，我布置好了一個嚴密而決心的逃亡計劃。
我將身邊的特務員，陸續的派出了六個到各部隊作連指導員及排長，名義上是使他們實際掌握部隊，防止指戰員逃亡；而實際是遣開他們，逃避他們的監視。
然後我又故意擬好幾件並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給身邊黨的重要助手，要他們到各地方黨部和游擊隊的基地去聯絡，這就只剩下四個特務員在身邊。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著出席指導宜章縣委會議之便，帶著一連部隊，由臨武基地赴郴縣的黃茅，這一連紅軍警衛部隊，並不同國家政冶保衛局派來的特務員一樣，要時刻守衛在我身邊的，他們只是在外圍保護著我的安全，根本不會監視我的行動。
到達黃茅的那天晚上，我託詞身體不舒適，要早些休息，吃過飯便上床睡覺。特務員們也因白天的步行過於疲勞，紛紛睡覺去了。我便趁這時爬起床來，悄然的離開了黃茅這個小山村，向南方的故鄉逃去。
我臨走之前，寫了一封信放床前的台上，給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陽和中共縣委聯絡，我在那信上大意說：「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以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定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的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聽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干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於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時，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山高夜黑，只有天空幾點星光，閃爍搖動，點綴這林青茂密的山徑，我一步緊一步的向前趕路！到星光曦微時，已經離開黃茅數十里了，回望那雲山重疊的湘粵桂邊境，不禁使我有無可名狀的傷感！別了！這濺滿了同志們和同胞們的碧血的莽草長林！別了！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嶺深山！
Re: 龔楚將軍回憶錄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12日
從《龔楚將軍回憶錄》看龔楚何以會變節(圖)
中國禁聞 – 禁書網 2012年04月07日 13:10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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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ews/zh-tw/cnnews/20120407/14556.html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
「變節」，在紅軍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很隱諱的概念。變節者，即為叛徒。紅軍歷史上，變節最多的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清黨、大圍剿時期。大體上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但到1934年廣昌戰役前後，紅軍變節的將領漸趨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龔鶴村，廣東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人。早年進入新式學堂，後參軍，由准國民黨而入中共；紅軍時期成為出色的戰將，參與創建紅四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抗戰時期招撫中共黨人與抗戰並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北後，投誠中共並最後叛逃香港；晚年回歸，風雨飄搖，跌宕起伏過一生。生前著有《我與紅軍》與《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有價值的文本史料及相關書畫墨跡留世。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龔楚將軍回憶錄》由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這本書史料價值極大。在這本書里，龔楚說其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而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4）。當其沐浴新思想參加中共及紅軍之後，從南昌起義到白色起義，再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積極分子，並參與創建了紅四與紅七軍。紅七軍轉戰千里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其認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15）。但其後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其革命的理想還未實現，即變節了。
龔楚變節，無疑有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其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因素。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正面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緊縮包圍、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受王明左傾路線錯誤指導，導致反圍剿失敗。龔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之後，臨危受命，獨當一面，領導紅軍跳出包圍圈打游擊。但是，在經歷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里，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這種表面的直接誘因，常被後人詬病。
但仔細梳理《龔楚將軍回憶錄》，其間的動因又遠非上文所言的那麼簡單。他在回憶錄里反思其變節的深層次動因乃是其恐懼中國革命過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覺得這才是其變節的真正動因。在其回憶錄中，龔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41）。這兩種恐怖，在當時，應該說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研究黨史的人都無法否認其存在。如果我們不肯面對自己歷史的陰暗面，一味品嘗榮耀的鴉片，那麼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遠不會有進步。當時，龔楚認為中共早期過激的「赤色恐怖」包括兩個部分：過激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及肅反擴大化、簡單化。
龔楚回憶農民運動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農運過程中的「左傾蠻幹行為」。這種左傾蠻幹行為，《龔楚將軍回憶錄》多有親身經歷的實例，無疑與龔楚人道主義的理想發生矛盾。當其提出異議時，即受到黨內批評與處罰。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者，就有可能成為「異己分子」而被擴大化與簡單化整肅。關於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龔楚將軍回憶錄》書中亦有相當實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楊遇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及後來的紅軍革命，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根據地正在開展肅清「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廣西來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肅掉的。當時李明瑞已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布置好的警衛員所殺（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50-351）。最過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泄秘，於是清除懷疑對象，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林野被整肅經過非常凄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給我們頗多灰暗的記憶。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到根據地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秘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後來，龔楚多方活動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龔楚將軍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74-577）。肅反之殘忍可想而知。
從以上所引的肅反實例，已不難看出早期中國革命過程中其擴大化與簡單化的程度了。在當時，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疑已經過激到有點難以自持地輕「人性」的地步了（龔楚：我與紅軍，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1954：421-425）。對於這種過激化導致的「赤色恐怖」，龔楚覺得自己「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龔楚說「我躺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6），同時「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斷頭台，這種恐懼使其最後做出大膽行動，走上變節者的道路。他說「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認為其變節的真正動因是恐懼感，即對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懼。之後其在反思的過程中，才最終由革命的理想主義而步入經驗主義的搖籃。
離開紅四軍後，龔楚進一步反思認為「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5-216）。
當時，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在龔楚心裡，確實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時代，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及革命理想主義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這已經反映出其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正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過渡與轉變的歷程。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面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對過激的農民運動很失望，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亦表示發生懷疑，甚至在回憶錄里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9）。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反思如何，但無疑表明其已經開始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了。
其實中共黨史上的變節群體最值得研究。就這些變節群體而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立場不同，造成觀點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齒痛恨，官方出版的資料也一概抹殺他們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讚，奉為聖明，總之純粹的歷史敘述成為奢望。因此，概括這些變節群體的生平事迹要麼是短短几行字，要麼就是讓他們戴上一貫地犯「路線錯誤」而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的高帽。其實看看他們自己的辯護詞，事情往往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歷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龔楚也不例外。
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下，歷史研究往往擴大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嚴重束縛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對龔楚的評價就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宣傳式的線性思維，政治人物往往臉譜化，這種簡單地以「好」與「壞」來區分歷史人物，是曾經年代塑造的思維定式。從單純地用「黑」與「白」來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沒有擺脫線性思維的糾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氣和，擺脫線性思維的纏繞，當然顛覆這種習慣，需要勇氣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種涅盤的精神。這裡將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方式，重新探討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的深層次動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歷程。
（本文寫於2008年9月25日，2012年1月18修改完善。）
中國禁聞 – 禁書網 2012年04月07日 13:10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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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
「變節」，在紅軍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很隱諱的概念。變節者，即為叛徒。紅軍歷史上，變節最多的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清黨、大圍剿時期。大體上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但到1934年廣昌戰役前後，紅軍變節的將領漸趨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龔鶴村，廣東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人。早年進入新式學堂，後參軍，由准國民黨而入中共；紅軍時期成為出色的戰將，參與創建紅四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抗戰時期招撫中共黨人與抗戰並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北後，投誠中共並最後叛逃香港；晚年回歸，風雨飄搖，跌宕起伏過一生。生前著有《我與紅軍》與《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有價值的文本史料及相關書畫墨跡留世。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龔楚將軍回憶錄》由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這本書史料價值極大。在這本書里，龔楚說其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而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4）。當其沐浴新思想參加中共及紅軍之後，從南昌起義到白色起義，再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積極分子，並參與創建了紅四與紅七軍。紅七軍轉戰千里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其認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15）。但其後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其革命的理想還未實現，即變節了。
龔楚變節，無疑有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其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因素。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正面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緊縮包圍、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受王明左傾路線錯誤指導，導致反圍剿失敗。龔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之後，臨危受命，獨當一面，領導紅軍跳出包圍圈打游擊。但是，在經歷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里，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這種表面的直接誘因，常被後人詬病。
但仔細梳理《龔楚將軍回憶錄》，其間的動因又遠非上文所言的那麼簡單。他在回憶錄里反思其變節的深層次動因乃是其恐懼中國革命過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覺得這才是其變節的真正動因。在其回憶錄中，龔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41）。這兩種恐怖，在當時，應該說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研究黨史的人都無法否認其存在。如果我們不肯面對自己歷史的陰暗面，一味品嘗榮耀的鴉片，那麼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遠不會有進步。當時，龔楚認為中共早期過激的「赤色恐怖」包括兩個部分：過激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及肅反擴大化、簡單化。
龔楚回憶農民運動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農運過程中的「左傾蠻幹行為」。這種左傾蠻幹行為，《龔楚將軍回憶錄》多有親身經歷的實例，無疑與龔楚人道主義的理想發生矛盾。當其提出異議時，即受到黨內批評與處罰。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者，就有可能成為「異己分子」而被擴大化與簡單化整肅。關於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龔楚將軍回憶錄》書中亦有相當實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楊遇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及後來的紅軍革命，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根據地正在開展肅清「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廣西來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肅掉的。當時李明瑞已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布置好的警衛員所殺（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50-351）。最過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泄秘，於是清除懷疑對象，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林野被整肅經過非常凄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給我們頗多灰暗的記憶。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到根據地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秘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後來，龔楚多方活動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龔楚將軍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74-577）。肅反之殘忍可想而知。
從以上所引的肅反實例，已不難看出早期中國革命過程中其擴大化與簡單化的程度了。在當時，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疑已經過激到有點難以自持地輕「人性」的地步了（龔楚：我與紅軍，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1954：421-425）。對於這種過激化導致的「赤色恐怖」，龔楚覺得自己「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龔楚說「我躺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6），同時「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斷頭台，這種恐懼使其最後做出大膽行動，走上變節者的道路。他說「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認為其變節的真正動因是恐懼感，即對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懼。之後其在反思的過程中，才最終由革命的理想主義而步入經驗主義的搖籃。
離開紅四軍後，龔楚進一步反思認為「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5-216）。
當時，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在龔楚心裡，確實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時代，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及革命理想主義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這已經反映出其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正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過渡與轉變的歷程。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面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對過激的農民運動很失望，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亦表示發生懷疑，甚至在回憶錄里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9）。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反思如何，但無疑表明其已經開始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了。
其實中共黨史上的變節群體最值得研究。就這些變節群體而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立場不同，造成觀點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齒痛恨，官方出版的資料也一概抹殺他們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讚，奉為聖明，總之純粹的歷史敘述成為奢望。因此，概括這些變節群體的生平事迹要麼是短短几行字，要麼就是讓他們戴上一貫地犯「路線錯誤」而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的高帽。其實看看他們自己的辯護詞，事情往往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歷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龔楚也不例外。
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下，歷史研究往往擴大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嚴重束縛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對龔楚的評價就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宣傳式的線性思維，政治人物往往臉譜化，這種簡單地以「好」與「壞」來區分歷史人物，是曾經年代塑造的思維定式。從單純地用「黑」與「白」來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沒有擺脫線性思維的糾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氣和，擺脫線性思維的纏繞，當然顛覆這種習慣，需要勇氣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種涅盤的精神。這裡將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方式，重新探討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的深層次動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歷程。
（本文寫於2008年9月25日，2012年1月18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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