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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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国的历史背景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9月24日
作者 裴毅然
1978年春节，全国侨联的迎春会，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1908～1983）宣读了壹篇港刊文章《我们为什么离开祖国？》（《争鸣》1977年11月创刊号），销量千万的《参考消息》转载，标题改成和缓的《我们是怎样离开祖国的？》。
此文作者为1950年代初归国留学生（侨生是指父母为海外华侨的归国学生）
年青时和壹群要好的同学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了可爱的祖国，然而现在，我们中的不少人又不约而同地离开了祖国，来到这陌生的世界。怎样解释这壹现象？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点我们明确。不然，我们何必惜别双亲、远离家庭、抛弃较好的物质生活，独个儿回国？回国也不是寻求个人的成名、利益，这点我们也大体知道，因为社会主义讲的是集体是革命。如果说，我们有不足的，是我们把革命设想太美满太诱人太罗曼谛克了，其实不然。
经济生活艰苦些，我们可以忍受。大饥荒时代的生活，并没有动摇我们的意志；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壹些干部摆威风享特权、社会风气变坏，开后门成风，这些我们也能解释，虽愤愤不平，并不因此而萌去意。最使我们百思不解的是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待遇 。因为我们有海外关系，我们反复地受着政治审查，审查演变成人身侮辱，被排斥于正常的政治活动之外，受着群众的冷漠眼光的盯视，长期沈沦在这种精神生活里，怎能使人愉快、乐观、朝气旺盛？海外关系已成铁的存在，无法改变，这岂不是要我们壹辈子遭到冷遇！
我们要抗争，于是我们离开了祖国。
1950年代这批侨生，青春热情+无知懵懂，爱国投归，可“海外关系”成了他们壹路的千斤重压，伤心之至，绝望离去。这批侨生还算好的，可合法脱赤离华，大批没有合法途径离境者，只能选择偷渡，相当壹部分成为香港海滩壹角的尸骨堆。
人民写史
“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否伟大？当然不能由中共自我封赠，中外华人、各路史家也不会承认“王婆卖瓜”。时间乃最好也是最过硬的检验。1950年代初，壹批侨生、华侨不顾壹切地回来了，如已成名的萧乾（1910—1999）、巫宁坤（1920—2019）。几十年后，侨生、华侨受不了政治歧视，纷纷绝望离去，包括被驻印尼大使王任叔诈骗回国的林保华。这位至今壹直活跃于港台媒体的被中共定义为“最反动最凶恶的文人”的异议人士，1955年报考的可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血血红的热血青年！
不是“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吗？人民的选择才是历史的选择吗？至少“毛时代”已被人民的逃离否决。否则，当年热情投归的侨生，为何1980年代纷纷离去？为何廖承志含泪诵读这篇伤感短文？
回首检视毛时代罪孽，且不说至少六千万条枉死的人命，仅仅二十年未加壹次工资，已“有力说明”人民过的什么日子！经济停滞、日用短缺、政治恐怖，真正“水深火热”。亿万中国人民当然不愿以自己的生命、饥饿、恐惧、苦难去衬托毛泽东的“四个伟大”，他们至少还有逃出共产专制魔掌并吐说自己壹生经历的权利。
逃亡仍在進行
如今，毛时代仍未彻底结束。毛像尚未下墙，毛魂尚在飘荡，毛思想还在课堂，套用壹句毛时代习语：走资派还在走！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逃离仍在“進行时”。2012年习近平正位后，竟将1981年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定性“完全错误”的文革，改为“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居然要翻“总设计师”敲定的文革案，大搞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如此这般，意识形态日益收紧，异议人士空间日仄，政治恐怖再浓。因为中共政权的压迫，出现第三波知识分子流亡潮，不少异议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就笔者所知，随手写来就包括：徐友渔、夏业良、张博树、李伟东、崔卫平、吴祚来、华泽、滕彪等人。
至于早就被作为中共维稳对象的异议维权人士，更是在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打击下纷纷出逃。
2015年，毕业于广东警校，深圳市作协会员，中国音协会员陈士胜，因参加南方街头运动，被广东省公安厅列入黑名单，禁止出境。他先逃到越南，再到欧洲，辗转到达美国，还将其逃亡历程和经验总结成“逃亡学”到处传播。2018年9月27日，中国民间人权组织成员刘兴联、颜伯钧，先到曼谷，后利用转机的机会滞留台湾。因中华民国政府壹直不敢立法收留大陆政治难民，刘颜二人滞留桃园机场管制区四个多月。在民间团体协助下，二人终于落脚到加拿大。今年4月，壹直受中共打压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赴美出席学术活动，机场遭截。他带着家人经壹月逃亡，在东南亚跋山涉水，最终抵美国，向美国政府提请政治庇护，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剖陈为什么要逃离中国。
中国政府这几年壹直以我妻子和孩子的安危来威胁我，这个我不能接受，根本原因在这里。中共政府阻止我出境，合法出境渠道全被掐断。习近平的统治下，越来越接近文革状态、接近朝鲜的状态。中共政府希望把辩护律师变成骗子职业，妳如不配合出庭演戏，就会被抓起来，或者吊销执照。这样做，受害的是那些当事人，那些被迫害的人。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又受到严重威胁，所以选择这种方式离开。
1978年春节，全国侨联的迎春会，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1908～1983）宣读了壹篇港刊文章《我们为什么离开祖国？》（《争鸣》1977年11月创刊号），销量千万的《参考消息》转载，标题改成和缓的《我们是怎样离开祖国的？》。
此文作者为1950年代初归国留学生（侨生是指父母为海外华侨的归国学生）
年青时和壹群要好的同学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了可爱的祖国，然而现在，我们中的不少人又不约而同地离开了祖国，来到这陌生的世界。怎样解释这壹现象？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点我们明确。不然，我们何必惜别双亲、远离家庭、抛弃较好的物质生活，独个儿回国？回国也不是寻求个人的成名、利益，这点我们也大体知道，因为社会主义讲的是集体是革命。如果说，我们有不足的，是我们把革命设想太美满太诱人太罗曼谛克了，其实不然。
经济生活艰苦些，我们可以忍受。大饥荒时代的生活，并没有动摇我们的意志；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壹些干部摆威风享特权、社会风气变坏，开后门成风，这些我们也能解释，虽愤愤不平，并不因此而萌去意。最使我们百思不解的是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待遇 。因为我们有海外关系，我们反复地受着政治审查，审查演变成人身侮辱，被排斥于正常的政治活动之外，受着群众的冷漠眼光的盯视，长期沈沦在这种精神生活里，怎能使人愉快、乐观、朝气旺盛？海外关系已成铁的存在，无法改变，这岂不是要我们壹辈子遭到冷遇！
我们要抗争，于是我们离开了祖国。
1950年代这批侨生，青春热情+无知懵懂，爱国投归，可“海外关系”成了他们壹路的千斤重压，伤心之至，绝望离去。这批侨生还算好的，可合法脱赤离华，大批没有合法途径离境者，只能选择偷渡，相当壹部分成为香港海滩壹角的尸骨堆。
人民写史
“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否伟大？当然不能由中共自我封赠，中外华人、各路史家也不会承认“王婆卖瓜”。时间乃最好也是最过硬的检验。1950年代初，壹批侨生、华侨不顾壹切地回来了，如已成名的萧乾（1910—1999）、巫宁坤（1920—2019）。几十年后，侨生、华侨受不了政治歧视，纷纷绝望离去，包括被驻印尼大使王任叔诈骗回国的林保华。这位至今壹直活跃于港台媒体的被中共定义为“最反动最凶恶的文人”的异议人士，1955年报考的可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血血红的热血青年！
不是“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吗？人民的选择才是历史的选择吗？至少“毛时代”已被人民的逃离否决。否则，当年热情投归的侨生，为何1980年代纷纷离去？为何廖承志含泪诵读这篇伤感短文？
回首检视毛时代罪孽，且不说至少六千万条枉死的人命，仅仅二十年未加壹次工资，已“有力说明”人民过的什么日子！经济停滞、日用短缺、政治恐怖，真正“水深火热”。亿万中国人民当然不愿以自己的生命、饥饿、恐惧、苦难去衬托毛泽东的“四个伟大”，他们至少还有逃出共产专制魔掌并吐说自己壹生经历的权利。
逃亡仍在進行
如今，毛时代仍未彻底结束。毛像尚未下墙，毛魂尚在飘荡，毛思想还在课堂，套用壹句毛时代习语：走资派还在走！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逃离仍在“進行时”。2012年习近平正位后，竟将1981年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定性“完全错误”的文革，改为“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居然要翻“总设计师”敲定的文革案，大搞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如此这般，意识形态日益收紧，异议人士空间日仄，政治恐怖再浓。因为中共政权的压迫，出现第三波知识分子流亡潮，不少异议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就笔者所知，随手写来就包括：徐友渔、夏业良、张博树、李伟东、崔卫平、吴祚来、华泽、滕彪等人。
至于早就被作为中共维稳对象的异议维权人士，更是在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打击下纷纷出逃。
2015年，毕业于广东警校，深圳市作协会员，中国音协会员陈士胜，因参加南方街头运动，被广东省公安厅列入黑名单，禁止出境。他先逃到越南，再到欧洲，辗转到达美国，还将其逃亡历程和经验总结成“逃亡学”到处传播。2018年9月27日，中国民间人权组织成员刘兴联、颜伯钧，先到曼谷，后利用转机的机会滞留台湾。因中华民国政府壹直不敢立法收留大陆政治难民，刘颜二人滞留桃园机场管制区四个多月。在民间团体协助下，二人终于落脚到加拿大。今年4月，壹直受中共打压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赴美出席学术活动，机场遭截。他带着家人经壹月逃亡，在东南亚跋山涉水，最终抵美国，向美国政府提请政治庇护，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剖陈为什么要逃离中国。
中国政府这几年壹直以我妻子和孩子的安危来威胁我，这个我不能接受，根本原因在这里。中共政府阻止我出境，合法出境渠道全被掐断。习近平的统治下，越来越接近文革状态、接近朝鲜的状态。中共政府希望把辩护律师变成骗子职业，妳如不配合出庭演戏，就会被抓起来，或者吊销执照。这样做，受害的是那些当事人，那些被迫害的人。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又受到严重威胁，所以选择这种方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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