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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人性就是阶级性”，“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种世界观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经济层面的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自私跟损人利己，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利他主义与大公无私。富人自然会认同资本主义，穷人自然会认同社会主义。

事实上观察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一个人会认同哪种制度是历史社会条件造就的人格特质决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脑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氓无产者普遍都是认同专制的极右派，这些人并不会因为自己不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就认同社会主义，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会主义当成是邪恶的东西。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发展成右派，那些因为在资产阶级群体中缺少存在感 获得感 自我实现，因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压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有可能发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国某些左派政治人物。

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的时候，马克思说“利己心是壹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实上即使在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社会，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利用政治特权贪污腐败享受特供的共产党官僚依然是利己的。

一个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会损人利己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是先天基因在社会文化氛围 成长环境 社会制度 个人经历的互动之下的产物。不同的世界观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利己，追求自我实现也是一种利己。即使在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的社会里边，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损人利己的事情经常发生。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

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与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义是壹种后天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是生产关系决定的。根据这样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是公还是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是公还是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是公还是私；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只能“壹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

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诈的人趁机得利。共产极权主义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没有民主制度公有制会演变成党有制，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名义上的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

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本质绝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至于根据经济决定论衍生出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世界观认为，一个社会存在怎样的经济状态决定一个社会存在怎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根据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学思想 文艺思想，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层面的事物，社会意识形态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学思想 文艺思想是精神层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层面的事物，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意识形态跟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实行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制跟雇佣劳动制度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在经济层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在政治层面产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层面产生出跟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接近的社会意识形态，至于已经民主化的东欧国家，也不是因为之前在经济层面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民主化的，东欧国家民主化之前在经济层面实行的是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在产生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产生有利于民主制度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在经济层面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境内的部份红顶商人并不会因为自己在经济上成为资产阶级就认同民主制度，很多没有移民美国，选择待在中国的红顶商人对于民主制度根本没有概念，中国在经济层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在政治层面邓右击败了毛左，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精神层面发生了变化，邓右思想击败了毛左思想。如果你先天的性格里边本来就缺乏求知欲，如果你在学生时代没有学会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断，毕业之后直接面对专门为中共刻意操纵社会知觉服务的媒体环境，你的生活环境里边又没有激活你对中共的统战宣传進行反思的因素，成为亲共人士就是你的命运。即使民主国家的人跟你做生意，你在思想上也不会发展成认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的自由人。胡耀邦时代中国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却比现在高，整个社会充斥着向民主社会转型的氛围。

综上所述，经济决定论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经济决定论只能适用于解释部份社会现象，并非普遍真理。虽然中共对中国人民宣扬的世界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中共真正信奉的世界观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人的本质。中共从来都是把维稳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压异议人士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上边，而不是放在压迫私有制 雇佣劳动制度 市场经济成份的发展上边，中共本身也不相信简单的经济因素可以造成中国的民主化，中共本质上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造成的历史社会条件改变会让中国民主化。

马克思生长于十九世纪，他观察的对象是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前的部份西方国家确实经历过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的过程，确实经历过从皇权专制过渡到古典民主的过程，这些国家的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于是马克思认为当时的部分西方国家是因为私有产权的发达产生保护私有产权的权利意识，根据保护私有产权的权利意识衍生出民主制度，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马克思生前并没有见证过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民主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没有真正见证过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威权复辟与极权复辟，所以马克思生前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普遍真理。

事实上如果了解发生于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曾经被苏联控制过的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社会变革，造成曾经被苏联控制过的东欧国家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普遍产生于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状态之下，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造就了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我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普遍真理，可惜马克思没有见证过这些历史经验，所以才会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普遍真理。如果观察俄罗斯的政治变化，我们会发现，在休克疗法初期，也就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俄罗斯的自由民主程度非常高，俄罗斯的公民意识非常强烈，俄罗斯的公民社会非常强大，可是到了休克疗法的后期，普京政权上台执政，即使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成份已经非常多了，可是因为普京集团本身的威权主义倾向，俄罗斯的自由民主程度却下降了，因为社会意识形态被普京集团支配，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宣传取代了公民意识，俄罗斯的公民意识下降了，俄罗斯的公民社会也被削弱了。

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经验，比如之前讲到的胡耀邦时代与现在的中国之间的反差，都是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普遍真理的依据。美国长期迷信经济决定论，以为跟中共做生意可以让中国民主化，结果中国不但没有民主化，中共反而因为美国的输血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共在中国建立的共产极权主义统治越来越稳定。

今年的美国独立日国庆，心情比较沉重，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战略失误几十年了，很多地方积重难返。几十年来美国都是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联合最有生命力的极权主义势力对于原本可以自我瓦解的极权主义势力，美国如果再不觉醒，搞不好整个自由世界都会被中共赤化。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有必要梳理一下美国几十年来的战略失误。

二战时期美国联合苏联对付纳粹，以为纳粹才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事实上纳粹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远远不如苏联。首先纳粹是一个本土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权，苏联是输出国际主义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纳粹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现在中间派政策，经济即反对左派同时又限制财团，虽然政治上极权，因为对于私有财产的剥夺没有苏联严重，纳粹对德国人的控制远不如苏联对俄国人的控制要严重。纳粹虽然迫害犹太人，可是对于雅利安人是真诚的好，纳粹鼓吹精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跟特别对待雅利安人，纳粹的意识形态远不如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最多只能在德国遭受英国与法国压迫的时候的特定环境下利用民族挫败感短暂的崛起。纳粹的目标只是创建雅利安人精英的人间天堂，所以无法充份收买世界各国缺乏理性判断的基层民众。

苏联与纳粹完全不同，苏联有共产主义跟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非常具有煽动性，因为它诉求国际主义，诉求解放全人类。基本上在所有没有机会接触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理论的世界各国的基层社会的基层民众群体中都很有煽动性，所以苏联比纳粹更有渗透别国的能力。美国当年联合苏联对付纳粹，纳粹是被消灭了，可是代价却是让苏联壮大，开始对美国发动冷战，美国为了应付这场冷战耗费了庞大的国家资源。如果当年美国不联合苏联，或者先对付苏联再对付纳粹，或许没有必要通过几十年的美苏冷战才完整消灭苏联的目标，也不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苏联比纳粹可怕，中国比苏联更可怕。美国在对付苏联的过程中联合了中国，造成美国今天不得不面对极权强敌的局面，这种战略失误比联合苏联对付纳粹还要可怕。美国几十年来没有认识到中国比苏联可怕，不明白中共与苏共的区别。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是苏共虽然都属于共产极权主义政党，可是统治方式却非常的不一样。苏共实行的是传统的单一制专制计划经济，在经济上虽然维持着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可是因为单一制专制计划经济缺乏经济诱因与吸血的能力，所以苏共很难从苏联的经济体中吸收维持统治的营养。整个苏共官僚体系除了少数上层寡头享受特供产品非常富裕之外，基层官员基本上没有油水可以捞，而且还会成为组织生产的生产队长成为实质上的劳动者，所以在苏联统治的后期基本上苏联官僚大多数都不会积极的维护苏联的存在。中共则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让中共建立了党国资本主义制度，中共完全可以不用亲自進入生产队，只需先让中国人出来赚钱，然后再利用权力寻租敛财就可以谋取暴利。

在开放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中共的权力系统垄断著土地、能源、银行、金融、电信、铁路及空中运输等社会经济命脉，中国人虽然获得了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权，但是中共通过司法、行政、工商、银行、金融、民政、公安、消防、城管等垄断机构，各级官员以全复盖的审批、检查、证照、手续等手段，保持着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严格的干预、勒索和管控。所以中国人本质上只是给中共打工，跟苏联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为苏共打工，中国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中共打工。中共以掠夺、吸血的方式来维持对中国社会绝对主导和垄断地位，这种掠夺手段是非暴力且较隐蔽的。这些手段包括：印钞，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高物价、高资源使用成本，包括土地，房屋等物化资源成本和产业化了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性资源成本，高税费，股市吸血池，易入难支且多轨的社会保障，对劳动力的低人权廉价使用。除了上述日常掠夺手段，中共各级官员还可通过封存、转移、征收、罚没、充公等公开通过专制恶法的法律程序或非公开手段掠夺个人财产或民营企业的财富。因为中共建立的一党专政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可以继续让资本家做生意，最多只是牺牲自由牺牲尊严牺牲对私有财产稳定的保障，可是还是有机会在臣服于权力寻租者的基础上在没有被掠夺之前及时行乐，所以很多人即使明知道要被割韭菜还是要成为为中共打工的螺丝钉，为中共输血。中共有权通过权钱交易 权权交易 权力寻租的方式，通过行政权力，通过准入 审批的决定权影响着财富的获得 归属和流动，所以要在中国赚钱必须拥护中共，必须跟中共建立共犯结构。所以中共远比苏共更具备群众基础，苏共消灭市场经济，得罪了所有准备经商赚钱的人，单一专制计划经济又无法让党内各阶层官员都有机会捞钱。

在思想文化方面苏共严格实行禁欲主义控制，让世俗娱乐无法成为麻痺苏联的基层民众的精神鸦片，以至于苏联的基层民众比中国基层民众更容易无聊，更容易有时间跟空间思考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比苏共精明，在放松对世俗娱乐的控制的情况下，维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严格壹元化，公众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没有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享有的其它广泛人权自由，没有信息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教育与受教育自由，没有个人权力自由及各种社会政治权力。中共权力系统只是控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各个领域，教育、学术、科技、传媒影视、文学、艺术如果只是宣扬纵欲主义宣扬世俗娱乐就自由放任，如果出现危害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就会对出现这些内容的载体進行高度垄断取缔、操纵和政治审核。这种精明的控制方式，即缓解并麻痺了社会不满情绪，让中国人在世俗娱乐的支配下苦中作乐，同时又封杀了政治异议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在国际社会留下开放包容的形象，让不了解邓右共产党的统治方式的人，以为包容世俗娱乐的中国已经朝着民主社会迈進了。

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因为实行单一专制计划经济，只跟华约国家做生意，根本无法在经济领域渗透自由世界。中国因为实行了党国资本主义，开辟了贸易市场，并且利用中国的低人权 低工资 低福利优势在经济领域充份的渗透了自由世界，并且可以利用经济渗透嫁接政治渗透跟文化渗透，中国的危害性远比苏联要大，苏联完全可以自己搞死自己，中国却可以扰乱自由世界并且利用自由世界维持生存。

美国长期相信经济决定政治的世界观，认为跟中国做生意可以促進中国的民主化，事实上在中国是政治决定经济，中国转型成为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政治上毛左被邓右取代。中国因为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且中共的统治方式特别的另类，中国的经济越发展中共的极权统治就越巩固，美国被几十年的错误思想支配，先后造就了苏联与中国两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敌人，今天美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缺乏了解。美国应该放弃经济决定政治的思维方式，开辟出一条务实可行的对抗共产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继续用经济决定政治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继续忽略中国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美国会越来越被动，但愿共产极权主义可以彻底走入历史。

中共垮台之后的中国可以实行分级地方自治，村 镇 县 市 省各级地方自治单位的人民都可以通过公投制宪的方式决定当地的经济制度，无论是私有制为主还是公有制为主，甚至是实行混合所有制，无论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甚至是实行混合经济，无论是土地私有还是土地公有，甚至是实行土地的混合所有制，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坚持按生产要素分配，甚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无论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还是集体所有，甚至社会所有，无论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人民可以随时通过公投制宪的方式改变经济制度。

这样做符合中国意识形态多元，很多人未必可以接受西方自由保守主义的国情，避免深受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民众被中共的残余势力利用，成为动摇中国民主制度的社会根基的力量。

中共长期恐吓中国人民，宣称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可能就会出现不受限制的私有制，不受限制的私有制孕育出来的财团会垄断整个社会。

很多人因此受到误导，即使讨厌中共还是排斥民主，如果中国的民主化是在追求让人民充份的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选择经济制度，深受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基层人民估计也会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这样做不仅可以扩大并且巩固民主制度的生存根基，防止专制复辟，同时确保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民主的框架下自由的实践，让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意识形态结构的人民都可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让共产极权主义政党再也没有机会用经济因素煽动基层人民否定民主政治了，人民在自由实践的状态下自然会产生出适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经济制度。

中国民运长期无法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一套可以应对意识形态已经多元的中国社会的民主方案，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偏右不然就是太偏向中间，左派 右派 中间派都希望让大多数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我觉得应该让人民根据自身情况自身的利益需要自由的选择左中右，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可以让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才是中国民运需要告诉中国人民。

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也确保了人民自由选择经济制度的权利，比如赋予民选的国会多数修改宪法的权利，或者赋予人民通过直接民主公投制宪的权利，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主体，西方人民没有选择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西方人民没有运用民主制度选择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政治民主的本质是让人民拥有选举 罢免 创制 复决的权力，创制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选择社会制度，某些民主国家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某些国家即使把共产党定义为非法政党，仍然允许人民通过行使创制权把共产党定义为合法政党，中共长期利用西方社会的这种状态误导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误以为一人一票 三权分立 地方自治 军队国家化的现代民主制度是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中国如果引進现代民主制度就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复辟，意味着基层人民的生存压力会增加。

中国人民长期被中共误导，认为民主化就是走向以私有制与自由竞争为主的更充份的弱肉强食的社会。

事实上真正的民主是把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还给人民，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私有制因为受到独立的司法体系的约束才会遵守程序正义，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公有制才会因为受到民选国会的监督发展成民主公营事业，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被宪政体制约束的法治经济，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计划经济才会因为受到民选国会跟直接民主的支配成为增進人民福利的宏观调控，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私有制度才会真正尊重自耕农的私有产权，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公有制度才会确保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使用，只有保障结社自由允许独立工会存在的民主社会才有机会发展出产业民主，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让农民不用遭受权力寻租者的压迫，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让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成社会市场经济最终演变成民主计划经济，只有民主制度可以孕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经历了专制计划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 民主计划经济之后或许会進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進入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前提是必须建立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