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国家的共产极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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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国家的共产极权的本质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8月9日
作者 解颜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地下建立，之后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便壹举击败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民政府，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其崛起堪称奇迹。其中的原因，除了外因，如苏联的强力援助和日本侵略对国民政府剿共计划的打断，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起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作用。支持这个因素的壹个证据是中共赢得了从目不识丁的贫雇农到受过海外教育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乎横跨中国社会整个民意光谱的狂热支持。
本文试图为这种强大生命力提供壹个理解的角度：在对大众思想的动员方式上，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的成功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中共自称为唯物主义，刻意与所有的宗教划清界限，但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的宗教色彩。比如，哈耶克的观察是：“像国家射秽主义（注：即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这壹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堪与之相比。”【1】
杨继绳写：“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壹次又壹次接见红卫兵，颇有壹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壹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壹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壹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2】
华沙大学教授Marcin Kula的分析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层面的问题上都采取宗教式的办法。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它与宗教的斗争也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这斗争的壹个目的是，除了体制批准的神之外，大众不能崇拜别的神。”【3】
壹平作出如下的比较：“如果我们考察壹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的宗教化。比如：偶像崇拜，其英雄的 ‘高、大、全’形象，其领袖之神明；至高的‘主义’——教义信仰；诉苦——受难；自我批评——忏悔；迷狂式的群众歌曲和大会——弥撒敬拜。最具象征性的是，保留领袖的尸体，供民众敬拜——尸体崇拜是原发性的低级宗教。”【4】
这些观察分别着眼于共产主义理念在信徒心中激起的情感强度、比个人寿命更长久的生命力、排他性、以及在信徒信仰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壹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麽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共的理念最初源于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列宁的苏维埃实践，后来又加入了许多本土化的成分，并且在建政之后把其现行体制称为射秽主义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理想。为了行文简便，我在本文中将中共的理念通称为共产主义理念。
在文中讨论宗教的壹些普遍特征时，我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我比较了解的主流基督教和佛教。我假定这些特征是许多宗教的普遍特征，但不壹定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或必备特征。我引用的材料多数是公开发表的记录，还有壹些我自己的经历、见闻。
在每壹个宗教中，信徒之间的虔诚程度都有差异。本文中讨论的主要是各宗教及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较为虔诚的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我假定，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宗教组织中不壹定比三心二意者的人数更多，却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壹只头雁足以决定整个雁群的前進方向。虽然三心二意者的人数可能占优，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作为附和者的角色。
1. 宗教的几个特征
宗教是如此巨大的话题，涉及的是人认知世界的基本判断标准和终极目的，所以讨论宗教的全貌是极为困难的事。在本文中，我把关于宗教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我自己比较了解的基督教和佛教，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足够巨大，可以作为宗教的多样性的壹个量度。基督教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人是神的创造物；而佛教认为人人皆是佛，不同只在迷的程度。在本文中，我沿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说法，把信徒心目中的那个至圣至高的存在通称为神圣秩序 (divine order)。【5】
心理学家诺伦扎扬把各种宗教中的神圣秩序分为两类。壹类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并且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称为大神 (big gods)。【6】当代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宗教都是大神宗教。与之相应，道德色彩不那麽浓烈、对信徒生活的干预也较少的神圣秩序则可称为小神。中国民间崇拜的灶神、财神、妈祖等可作为小神的例子。
按照这样的定义，本文中的讨论对象都是大神宗教。
1.1 宗教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宗教不是关于世界的某壹个方面的理论，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壹个宗教的教义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提供壹个系统而自洽的解释。壹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通常都经过了许多代的虔诚信徒和理论家的工作，通常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这里的“自圆其说”指的是信徒们自认为他们信仰的理念可以解释世界的万事万物；这不等于非信徒们也接受这样的解释逻辑。神话学家坎伯 (Joseph Campbell) 对此的观察是：“壹个人的宗教是另壹个人的神话。”
宗教的教义存在于经典中、宗教领袖和理论家的阐释中、及信徒的心中。信徒心中的教义即是信仰。
宗教的教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是对世界现象的解释，但它们之间又有几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每壹门科学之中都是由壹些基本原则及无穷无尽的细节组成，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靠严密的逻辑来完成。其知识体系只有少数在其中耕耘多年的学者才能彻底把握。不掌握细节，就谈不上对基本原则的透彻理解。比如，只记住牛顿定律的那几个公式并不等于理解了牛顿定律，只知道供求关系这个概念也不等于理解了经济学。宗教的教义也是由壹些基本原则及许多细节组成，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靠直觉、比喻和信心来完成。这使得许多普通人不必用逻辑和细节来证实其基本原则便产生坚定的信仰。基本原则与具体细节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导致阐释的自由度，每壹个宗教中林立的门派便由此而生。
其次，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而好奇心和想象力无限。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即每壹门科学只能研究世界的壹小部分。即使把所有的科学门类的知识综合在壹起，它们达到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只是宇宙间真理的壹小部分。而人的无限的想象力则促使宗教的创始人们发展出对整个世界作出大壹统的解释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样宏伟的理论大厦似乎来得太过容易，但大众并非严格的学问家，所以如果壹种理论既能满足他们无限的好奇心，又能自圆其说，就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于科学与宗教的涵盖范围的差别，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不同的宗教门派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第三，科学对未知世界开放。换句话说，科学不设终极结论，允许不断修改。并且，如果这修改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那麽对现有科学面貌的修改幅度越大，其科学价值也就越高。在每壹门科学中，不仅细节可以被修改，基本原则也可以被修改，而后壹种修改被推崇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革命，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时空概念的修改。宗教的教义是终极判断，信徒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之作见证，但不可以修改教义。另外，宗教的教义之中通常都预言了世界的最终归宿，如基督教的审判日和佛教的永脱轮回。这些都不可更改。
最后，科学通常只与事实打交道，不作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是宗教教义的必要成分。甚至可以说，宗教教义对世界现象的认知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则是道德判断。
如果把壹个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认识称为他的认知空间，那麽每壹门科学分别占据这个空间中的壹个角落，而他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则高居于这个空间之中的最高处。信仰这个词是极为形象的描述：需要仰视才见，并且经常是虽仰视而不得见。在信徒的心目中，宗教教义的地位高于任何其它知识，是科学所不能撼动的。基督教中的神造万物、耶稣死里复活等教义，及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前世种因后世得果等理论，虽然有悖现代科学的常识，但信徒们能够以自己的逻辑来自圆其说。
在教义与亲情伦理抵触之处，前者也高于后者。壹个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得神谕杀子的故事。有的佛教徒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放弃家庭的责任。
从阐释力而言，教义也在信徒认知空间的最低处。如果说信徒的认知空间是壹座房子，那麽他的信仰就是房子的地基，提供对世间所有现象的终极解释。
由于宗教的全权阐释力，宗教不能容得与它矛盾的任何关于世界认知的科学、个人信仰或其它宗教。这是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引起的冲突、战争、迫害等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
每个信徒对其信仰的排他性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偏向于原教旨的信徒，他信奉的宗教教义是世界的客观真理；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知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它的世界观没有合法地位。持异端的人只能要么悔改、皈依本教，要么迎接地狱的烈火。对于有自由倾向的信徒，自己的信仰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有各自选择的自由。
1.2 宗教作为组织
理念和理论只是空中楼阁，它们要在个人的认知空间之中扎根、成长、占据高位之后才能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威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主要功能包括教育功能、归属功能和扩张功能。
(1) 教育功能
宗教的教义是宏大而自相融洽的认知体系，在横向足以解释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去向和归宿。人类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独立建造起这样的认知体系。宗教的教育功能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空白，让普通人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对大千世界的壹个统壹的解释体系。而这种功能要靠宗教的组织性来实现。
宗教组织有强大的资源。与在商品市场上不同，信徒与他的宗教组织为金钱讨价还价是壹种羞耻。信徒的慷慨导致了宗教组织的雄厚财力。组织中通常有专职的理论家、教师、个人修行者。佛教和基督教中都有培养理论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佛学院、神学院。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信徒都有机会得到关于教义的系统的教育。并且，对于许多宗教而言，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是所有正式成员应尽的义务。
宗教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目的不同。宗教教育是封闭式的：教育的结论已经被设定；教育的目的是见证这些结论。科学教育是开放式的：细节、实证和逻辑的地位高于现有的结论；后者可以随时被修改。
人的精神价值通常可以归结为三类：真、善、美。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不仅是知识体系 – 涉及世界之真，而且是道德体系 – 涉及世界之善和美。因此，除了理论教育，艺术教育也被广泛使用于宗教的教育活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基督教音乐。在巴洛克时期，教堂音乐几乎可以说是欧洲唯壹的音乐形式。巴赫的音乐至今仍然有能力在许多非基督徒中激起神圣、美好、善良的情感。
视觉艺术是另外壹种艺术教育的形式。基督教的雄伟堂皇的教堂、宗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佛教的庄严精美的佛寺和佛像都起到在信徒心中激起宗教情感、帮助他们与神圣秩序沟通的作用。
教育的另壹个重要功能是将教义代代相传，以保证宗教的长久生命力。再完善美好的教义，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承机制，也只能是壹世而斩。
（2）归属功能
宗教组织壹方面促成个人与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的交流，另壹方面也促成信徒之间的交流。有同样价值观的人之间比价值观南辕北辙的人之间有多得多的共同语言，也就更容易结成亲近的关系，所以同壹个宗教的信徒们通常有更亲近的交往，这满足了信徒感情依托的需要，也大大减轻了他面对重大人生挑战时的心理负担。以基督教为例，信徒们把神比作父亲，而把教中的同道称为兄弟姐妹，如此就构成完美的家庭。这对信徒的心理健康助益匪浅。
宗教组织中通常都有各种仪式，比如佛教的受戒礼、早晚课；基督教的洗礼、主日崇拜、圣餐等。这些仪式的壹个作用是灵魂的训练：以潜移默化的办法来改造信徒的信仰阐释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它们不动声色地纳入组织的统壹规范之中，从而大大提高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均质化程度。这类似于军营中为士兵设置的各种训练科目，其目的是改造士兵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它们不动声色地纳入掌握军权者的规范之中。【7】
与宗教中的领袖和英雄人物有关的地方和实物等经常具有神圣的地位，比如佛教中的释迦牟尼舍利子、中土佛教的四大名山、基督教中的圣城耶路撒冷和圣徒骸骨等。这些是宗教组织的壹部分，是信徒与组织之间的另壹个重要交流渠道。
（3）扩张功能
壹个宗教的长期生存和繁荣壮大依赖于其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几个来源：
（1）乐善好施的人类情感倾向。古语说：达则兼善天下。如同壹个慈善家愿意把自己的钱布施给穷人，壹个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有高度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人也有把自己的信仰分享给他人的强烈欲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2）榜样的力量。如果信徒们达到了壹种平安、快乐、互相之间有情感支持、或许也在物质上富足的生活方式，这会对组织之外的好奇者产生吸引力。另壹方面，许多人未能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因此在下意识之中期待着附着于壹个强大的外界力量身上。两个因素都导致宗教组织的壮大。
（3）宗教组织的物质资源。比如，基督教会的强大的物质资源可以帮助传教士们了解传教目的地的潜在需要、给他们以足够的当地语言文化训练，然后给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宗教组织印行的经书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广为散发，也对不断吸纳新的信徒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宗教组织的各种教育方式，如音乐、视觉艺术等也有助于增加旁观者对宗教的亲近感。
1.3 宗教作为信徒的生活方式
宗教教义不仅是信徒认识世界的框架和地基，也是他们的行为指南。与壹本小说或壹本地理书对读者的作用不同，宗教直接对信徒的生活作出指示、也对信徒的每个行为作出道德审判。
宗教对信徒的生活方式有几个方面的影响：
（1）将信徒的价值观重新排序
对于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宗教信仰不够虔诚的人，自己是行动的主体，生活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或精神需要。对于虔诚的信徒们，自己不再是自己的终极主宰，而是完全顺服于壹个更高的秩序；它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也更长久。他们生活的最高目的不再是自己的生存、发达，而是完成教义所赋予的使命。比如，基督徒的使命是将福音传播给更多的人，佛教徒的使命是使自己和他人超脱轮回之苦。
基督徒经常称自己为“肢体”和 “器皿”，其意思都是：自己是壹个更大的使命的壹部分、是壹个神圣秩序的工具。这些心态都可以称为交出自己。
在确立了壹个更宏大、更美好的目的之后，信徒仍然有无数的俗世切身问题需要解决：他仍然需要生存，也仍然需要每天面对自己的恐惧、贪婪、软弱、疾病、不幸、衰老、死亡。宗教就此通常给信徒以两个渠道的帮助。首先是许诺壹个美好的未来。信徒相信，自己的自律、修行、自我纯化、遵循神的意旨的生活会换来未来的美好世界，如基督教中的天国和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其次是帮助信徒增强对应当下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基督教认为人当下的苦难是神对他们的试炼。这说法的理论根据是《圣经》，但同时也符合心理学的道理：人在与所有的严峻挑战打交道时，他唯壹有改進空间的武器就是他自己。这两个帮助会大大增加信徒应对现世挑战的精神力量。
（2）为信徒树立英雄和崇拜对象
宗教的领袖和英雄们既是信徒的行动榜样，也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和心理依赖。两者的不同是：英雄更具道德楷模的色彩，给信徒的是壹种感情上的激励；领袖则更有智慧、权柄和魅力，更适合作为信徒的心理依赖。比如，在《圣经》中，因坚持信仰被石头砸死的司提反是英雄，而耶稣则是领袖人物。
对于有独立判断力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现实条件来作出自己的生活选择，所以领袖和英雄对他们的影响较小。生活经历尚浅的年轻人和缺乏独立判断力的人则要依赖于模仿来为他们的生活开辟道路，所以领袖、英雄和偶像对他们的影响巨大。
信徒们通常都有壹个或多个崇拜对象。他们有人的身份、人的情感，却行出了非常人可为之行，于是在身后披上了炫目的光环。这方面的例子如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和各个流派的宗师和高僧们，以及基督教中的耶稣、诸先知、诸圣徒。信徒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同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后者给前者以心理上的支持，是前者的做人做事的榜样。
（3）为信徒提供交流的对象
信徒心中的神圣秩序，如基督徒的神、佛教徒的释迦牟尼佛，有人的情感，可以作为交流的对象。交流的方式包括祷告和忏悔等，信徒以此解脱心头的重负、减轻对自己以往过失的负罪感、得到前行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秩序与朋友和长辈在信徒那里起到的作用相似。
但信徒心中的神圣秩序作为交流对象与普通朋友也有重要的不同。比如，信徒在他的神圣秩序面前（如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隐私。他们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
（4）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独特的情感
詹姆士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宗教作为世界观之中的壹种，有其更具体的内涵，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宗教是过于笼统的说法。宗教的这种具体的内涵就是：宗教的信徒在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他的心中升起壹种独特的情感：庄严 (solumnity)。【5】如果把这种情感与世界观中宗教色彩比较淡薄的人面对宇宙和人生的终极问题时更经常表现出的情绪 - 轻蔑、傲慢、玩世不恭、漠不关心、或充满苦毒 – 作比较，这种对比会更加强烈。
与这种情感有关的壹个事实是：信徒心目中的神圣秩序通常是不可见的：基督教中的神没有形象；佛教认为佛不在寺院中，而是在自己的心中。所以信徒在面对自己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是有形面对无形、有限面对无限，如同康德面对浩瀚的星空，由此而生出庄严的情绪。
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基督徒可以宣称自己在世时已经获得了神的永生的许诺，也没有佛教徒可以宣称自己在世时已经成佛。
这种情形好像是孩子在壹位有权威、慈爱、又能看穿自己所有心思的长辈面前，他无处可以遁形，而必须完全诚实、完全袒露自己、以无比的诚意来聆听长辈的话。他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教诲。不管这教诲是顺应还是违逆自己的心意，他都完全接受。这种庄严情绪的壹个最著名的例子是耶稣受难前的祷告：“阿爸，父啊！在妳凡事都能；求妳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妳的意思。”
1.4 权力在宗教中的角色
宗教经典中的教义是抽象的。信徒们必须对它们作出具体的阐释才能理解自己看到的日常现象、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这种阐释部分来自宗教领袖、牧师、高僧的阐释，部分源于自己的过往经历。
由于每个信徒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对教义的阐释不可能完全壹致，对生活中具体事项的主张更不可能壹致。其结果是在壹个宗教组织中，必然会经常有多个互相竞争的意愿同时存在。
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是：壹个人或群体在多个不同的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因为有组织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多个意愿，那麽根据这个定义，有组织的地方也就会必然会有权力的存在。
宗教组织的最壮观的例子是拥有十几亿成员的天主教会。新教的每个教会之中、佛教的每个流派之中也都存在着清晰的权力结构。
宗教组织的权力包括物质资源的权力和理念的权力。两种权力经常是互相支援的。比如，宗教组织的上游者既有对下游者的物质资源的控制权，在提拔下游者时也会优先考虑那些对教义的阐释符合自己心意的。这样就形成阐释权的淘汰机制，其长期效果是宗教领袖对教义的阐释版本成了整个组织的唯壹合法阐释版本，而普通信徒自己对教义的独特阐释被压制。在这种情形中，理念的权力因物质资源的权力而确立。而上游者壹旦获得了理念的权力，他们的物质资源的权力就更牢不可破。在这两种权力中，理念的权力是主导，物质资源的权力是辅助。
对于宗教组织内的壹个信徒，组织对教义的阐释可能会与他自己的阐释产生冲突，也可能与自己的良知、生活常识、文化传统产生冲突。由于许多普通信徒对自己的阐释本来并没有信心，再加上来自于组织的物质资源权力的压制，他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放弃自己的独特阐释。
坚持自己的独特阐释的信徒就成为异端。
由于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组织内的主流信徒们很容易认为自己的阐释便是终极阐释、是唯壹的真理，那麽异端就理当被惩处。这是“五月花号”和后来众多门派的欧洲基督徒出走北美的原因。
壹个宗教作为壹个强大的组织，与外部的力量也存在权力斗争。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宗教与无神论者和壹个宗教之内的不同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的例子。
1.5 宗教对信徒的意义
当代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都已经存在至少壹千多年，其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它们满足了信徒的许多基本需要。这里试列举其中的壹些：
（1）安全感。比如，基督教中的神有无穷的权柄，且爱世人；信徒可以通过祷告来与神交流；这些都让信徒感到自己是壹个善意的宇宙秩序的壹部分。这给他以基本的安全感。另外，神对所有信徒施加的道德规范也使得社区内其他信徒的社会行为合于通行的伦理。用诺伦扎扬的话来说，“被审视的人是好人 (watched people are nice people)”，意思是壹个人在感到自己被审视时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6】这从外部给了信徒以安全感。
（2）认知需要，包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知。宗教教义把世界之中的万事万物归纳为壹个自相融洽且简单明了的理论框架，这解答了信徒的困惑、给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以清晰的线索。与主要着眼于生存的世俗世界不同，宗教促使信徒面对人生中的壹些更根本、更形而上的问题。这帮助信徒了解自己性格之中的弱点，给他们以精神力量来对付实际生活之中的挑战。
（3）放下自我。教义促使信徒们把自己与广大的世界融合，把信徒的生活重心从自己的生存和福祉转移到去完成壹个更大的使命。他们从壹滴水变成沧海的壹部分，从而能以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寿命来面对无限的世界。这帮助信徒克服对人生路上各种困难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能聚集起勇气，做出普通人不敢想象的事业。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如基督教中的耶稣的门徒们、后世的圣徒们、近代从发达国家去蛮荒之地传播基督福音的许多传教士，以及佛教中只身步行万里去印度取经的玄奘。这种把个人安危和福祉置之度外的精神不仅存在于英雄们的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于普通信徒的身上。
（4）归属需要。有同样信仰的信徒们组成社交团体，使他们能互相交流、互相支持。宗教组织的社交功能与社交俱乐部的不同在于，在宗教组织之中，组织对个人生活的介入程度深得多，成员的从众压力也大得多。世俗的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则更容易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
这里列举的都是教徒的精神需要。宗教起到的这些作用之中，绝大部分是科学无法起到的。这是科学无法取代宗教的原因之壹。
2.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特征
在这壹章中，我沿着第壹章的思路，从世界观、组织和成员生活方式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共产主义理念的体现，引用的例子主要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五十多年间的事件。
2.1 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发源于马克屎。马克屎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著作至今仍是欧美大学课堂的教材，并且欧美的许多学者和学生现在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妙，而它造成的灾害只是实际运作中的技术性错误。马克屎的理论大厦精致严密，足以征服象牙塔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其思想精髓则简洁而激动人心，足以震撼目不识丁的底层大众的心弦。这第二个特点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壹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著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壹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壹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理论图像极为简洁：现有制度的壹切皆为黑暗，而这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邪恶。壹个最简洁的叙述通常也涵盖最广阔的外延、越过了所有的技术细节，因而容易为最多数的人理解。这样的图像在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如俄国和中国尤其得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强烈共鸣。
（2）以人的物质需要立论，但很快将主旨转为道德审判。能触动大众心弦的理论不是连篇累牍的技术细节讨论，而是道德审判。而壹旦某个人、某个群体、某个阶级在道德法庭上被定罪，他们任何的抗辩都变得苍白无力。并且道德审判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审判方的任何怀疑和对被审判方的任何同情都被视为邪恶势力的同谋。这种道德审判贯穿了从那时到现在的壹百五十年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全过程。
（3）其理念不仅是理论解释，而且是行动纲领，为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壹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大众可以感同身受、且为之感到激动的理想。
马克屎呼召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即工人。在中共后来的实践中，动员的重点转为农民，而提出的主张仍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这些主张继承了《共产党宣言》的特色：当今的统治阶级是万恶之源；我是正义的化身；以仇恨的情绪为凝聚力；以施用暴力为自豪。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壹九二七年）中宣告：【8】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壹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壹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壹个阶级推翻壹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比起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壹脚踢翻整桌宴席的豪气，其对手国民党的靠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缝缝补补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法显得苍白许多。
哲学和历史是共产主义理念着意耕耘的领域。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被立为圭臬。历史的演化被归纳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壹般规律，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归宿。其它的哲学流派和历史观都是被押上批斗大会场的小丑。
共产党建政后，在1950和1960年代，发动过两次看起来跟政治权力完全无关的批判：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论的批判和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
“1952年６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屎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進而，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真正的遗传学研究被停顿。遗传学家被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因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因是摩尔根的弟子而落选第壹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9】
1968年8月，中国科学院组织的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完成了壹篇《相对论批判》讨论稿： “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壹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進行到底！”【10】
发动这些批判的主观动机与在哲学和历史领域的工作相同，都是出于权力欲，即掌握对整个世界的阐释权。他们的对手是在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耕耘已久的真正专家学者们，而后者的饭碗甚至身家性命都操在体制手中，并无胆量站出来反驳。这样，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就以物质资源的权力为杠杆，摘取了理念的权力。
比起物质资源的权力，理念的权力看起来似乎纯洁无害，实际上正好相反：物质资源的权力只能控制人的身体，理念的权力则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并且，壹方拥有了理念的权力之后，它也就以壹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拥有了物质资源的权力。虽然遗传生物学和相对论看起来并不涉及对人的行为实施控制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其作用是给信徒制造官方理念全知全能的印象，那麽信徒除了彻底的归顺之外并无其它的选择。
这些批判并不是双方地位平等、通向未知的真理深处的讨论，而是直接宣读早已拟好的判决书。由于普通大众并不理解孟德尔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的具体内容，他们并无能力评价这些批判中的内容细节，于是他们从这样的批判中学到的教训是：对于组织的判断，只需接受，不需辨别。
与对宇宙万物的阐释权相伴而来的是排他性。中国共产主义对反对者的手段之严酷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罗马教廷迫害异端最烈的时期。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此处不赘述。
2.2 作为组织
在这壹节中，我讨论共产主义理念作为组织的三个功能：教育、归属和扩张。由于教育在共产主义理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直接决定了信徒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在这壹节中着重加以讨论。
如《共产党宣言》所示，共产主义理念不只是壹个知识体系；它还是严厉的道德审判和激动人心的行动纲领。这激励信徒们以最大的热情把他们信奉的理念传播给最多的人，如基督教中忠诚的传教士那样。
由于共产主义理念的概念之简洁、愿景之美好、手段之激动人心，它对底层大众的感召力从壹开始就是其对手所望尘莫及。下面这段话来自共产党高干、曾为红军战士的林开征关于红军的宣传工作的访谈：“‘国民党非常害怕红军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攻势。’林开征告诉我们，国民党官员曾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11】
宣传工作的作用是唤起观者心中被现实压制的欲望，让他们发现自己潜在的热情，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之中。
宣传的重要手段之壹是歌曲。比如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流传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
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
牵着手前進，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
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这首儿童歌曲同样显示了共产主义理念的鲜明特点：
（1）愿景美好（“将来的主人，壹定是我们”）；
（2）打击目标清晰（“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3）简明易行：成为壹个强大的组织的壹部分（“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天真明快的旋律给“打倒军阀地主”、“让他们害怕”的暴力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包装，在赤贫、绝望的底层民众中起到的鼓动作用非同凡响。
1940年代问世的《东方红》则加入了另壹个重要成分：领袖崇拜。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忽而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
壹个强大的组织是有灵魂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这个灵魂的心脏的搏动，且为它感到激动。赋予壹个组织以灵魂的壹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树立壹个崇拜对象。这给了成员们以心灵交流的对象和可靠的心理依托，因此极大地增加了这个组织的凝聚力。
共产党建政后，《东方红》在如潮的红歌中逐步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谢选骏记载：“《东方红》在文化大革命中……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進行曲》的位置。文革爆发后，中国大陆很多广播电台及有线广播站的开始曲被统壹改为《东方红》。”【12】
在我开始记事的文革后期，每天早上正是在县广播站的《东方红》歌声中醒来。
许多歌曲是民歌格调，情绪或粗犷、或欢快、或深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用民歌风格来做教育手段的另壹个好处是，它给大众以共产主义理念受到最底层民众热情支持的印象。
民歌的壹个例子是我从幼时起即记忆深刻的旋律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
太阳 ------
壹出来呀
哎咳 哎咳哎咳 哎咳哎咳
满山 ------
红 哎 哎咳哎咳 呀
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身（哎咳）呀
旧社会 ------
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人 哎 哎咳哎咳 呀
受欺压壹层又壹（呦嗬）层（哎咳）呀
打下的粮食 地主他拿走 哎咳呀
咱受冻又受饿 有谁来照应啊 哎咳呀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 哎咳呀
为的是叫咱们有吃有穿呀 哎咳呀
往年咱们眼泪肚里流 哎咳哎咳呀
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 哎咳呀
天下的农民是壹家人 哎咳哎咳呀
大家团结闹翻呦身 哎咳咿呀咳 大家团结闹翻身
这壹段歌词同样生动地反映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几个典型特征：
（1）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爱与憎。喜欢这首歌的人很难不油然而升起对地主的仇恨，也不难想象唱着这支歌的人掌握权力之后的地主们的命运。
（2）对于不满现状、心中郁结仇恨的人，翻身做主人是极为形象、极有吸引力的行动感召。
（3）出现太阳升起和领袖引领群众的意象，显示崇拜对象对信徒们的重要心理作用。
（4）忽略细节。租种农田的贫雇农与地主之间有壹个契约关系，地主作为农田的主人，收走壹部分的庄稼是合理的。歌中把与自己缔结了契约的另壹方视为完全的邪恶，这是以大我的貌似公义掩盖了小我的不义。
壹大批歌颂体制、歌颂领袖和英雄人物、歌颂普通人幸福生活的歌曲被创作出来，且传唱至今。它们旋律明快、情绪昂扬，不仅在宣传媒体中反复不断播出，而且得到大众的普遍共鸣。比如，我父亲只有小学程度，且不通音律，但很喜欢满怀感情地唱《射秽主义好》：
……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共产党领导中国富强了;
人民江山坐得牢,
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射秽主义社会壹定胜利,
共产主义社会壹定来到,
壹定来到!
歌中唱的共产主义愿景与基督教中的天国和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有许多相似之处。
与音乐对应的视觉艺术教育工具是宣传画。在文革中，宣传画铺天盖地，所有的正面人物的脸上都没有悲苦、怀疑、玩世不恭、或轻浮。他们或幸福如孩子，或充满对敌人的义愤，而其底色都是詹姆士观察到的宗教在信徒心中激发的独特情绪：庄严。
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也在全国每个角落全面开展。1950年代，我的外祖母，壹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参加了文化补习夜校，思想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的回忆录中记录：
“妈妈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她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她对毛主席无限热爱，视为救命恩人。她对新社会充满希望。她认为后半生所享受的壹切均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她对旧社会充满刻骨的仇恨。她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压迫剥削。”
这段回忆反映出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在底层大众身上产生的巨大成效。外祖母对组织的教育照单全收，全部变成自己的信仰。
共产党建政之后，党组织遍布全国每壹个偏僻山村的每壹个角落，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控制了所有的舆论资源。对于外祖母这样的忠实跟随者，共产党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感情归属。对于虔诚度不高的成员，共产党作为有垄断权力的组织是他们的社交俱乐部。对于对共产主义理念敬而远之的人，离群的恐惧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向组织靠拢。
政权组织许多仪式和庆典。党员和干部们被频繁召集开各种会议，如党员生活会、政治学习、有领导讲话的各种工作会议。绝大多数的会议都是领导们的个人表演，其他参加者只有恭听和鼓掌的权利。新党员入党有庄严的仪式。“七壹”建党节、“八壹”建军节和“十壹”国庆节都有各种庆典、会议和仪式。
如同军营里的班长对新兵队列和驯兽员对动物不断发出的口令，仪式是权力结构上游者对下游者施行权力的方式，宣示组织的强大存在和生命力，提醒下游者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在这个位置上该做和不该做的事。
与党史有关的壹些地方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如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的井冈山、共产党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延安等。毛泽东的遗体存放在天安门广场已经四十多年，至今参观者仍然每天络绎不绝。2013年，“共产党员网”报道，“落成36年来，毛主席纪念堂已累计接待中国各族民众和国际友人超过2亿人次。”【13】即，如果略去多次参观者，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中国人已经亲眼瞻仰过毛泽东的遗体。
近年来，习近平下乡插队的梁家河也渐渐具有了圣地的地位。2018年，“人民网”报道，“如今，人们来到梁家河寻初心、求学问，仅2017年到梁家河参观的就有114万人次，最多时壹天可‘破万’，过百万的参观者中大多是年轻人。”【14】
共产党在建政前的奇迹般的成功得益于其招募新成员的优异能力。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仅有数十名成员。十多年后，红军的规模已达三十万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控制的军队约壹百多万。到了1949年，解放军兵力达到四百多万。这样的扩张能力的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理念与中国各阶层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在第四章中将对此有進壹步的讨论。
2.3 作为成员的生活方式
2.3.1 将信徒的价值观重新排序
共产主义在中国播种、扎根、成长的过程中，涌现出过许许多多愿意为理念抛弃家财、地位，以至于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幼时的我耳熟能详的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出身大地主家庭而散尽自家土地、率领农民闹革命的彭湃；在枪口前从容就义的方志敏；宁死不屈的少年英雄刘胡兰；用身体堵住敌军枪眼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等。
近年来有人对其中壹些英雄事迹，包括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15，16】但不可否认的是，货真价实的为理念而牺牲的英雄还是大有人在。否则就很难解释共产党以短短的历史把强大的国民党打下海岛的奇迹。
方志敏在就义前说：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代表了壹大批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的价值观排序：信仰高于自己的生命。
把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远不止少数英雄人物。普通士兵的作战士气也极为高涨。下面这段话是林开征对自己作为红军中普通壹兵时的回忆：【11】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西转移，在剑门山前被迫停下脚步。剑门山72峰高耸入云，由北往南只有壹条人行道穿过主峰，敌人派出三个团在此设关把守。…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战斗的惨烈还是让林开征壹时难以适应。狭窄的進攻面上，不断有冲锋的红军倒下。敌人壹发炮弹过来，附近的人就变得血肉模糊，许多战友牺牲后，连身份都无法辨别。
“硝烟中，司号员迎著炮火吹响冲锋号，敌人壹排子弹打过来，司号员倒下了，很快又有另壹名战士捡起冲锋号……血红色的丝带在战场的热浪中飘舞，号声穿透隆隆炮声冲向山巅，听得林开征热血沸腾。
“经过三次冲锋，胜利的红旗终于插上了剑门山主峰。红四方面军油印的小报对剑门山战斗進行了报道。林开征把报纸看了又看，然后对折成小块，小心地放進上衣口袋，这张报纸，壹直伴他走完长征路。”
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有的英雄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有许多掌握组织权力者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
李慎之回忆：“自从壹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家维尔涅（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以来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竟是愈演愈烈。法国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革命且不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吞吃掉的自己的儿女简直是指数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中国共产党自己杀掉的共产党员，就比中国国民党杀掉的共产党员还多好几倍）。”【17】
如果比较壹下文明社会中壹个普通人去杀另壹个人的心理难度，就可以发现虽然牺牲他人的生命比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许可能来得容易壹些，但绝非轻而易举；其动机仍然须在操屠刀者的价值观之中占据至高的地位。
这自然是违逆被“吞吃”者的意愿的。在牺牲者的意愿和操屠刀者的意愿之间，有权力的壹方胜出。
2.3.2 对信徒思想的改造
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不仅在他们的价值空间中占据了最高的地位，并且强力改造着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壹节里，我按时间顺序举几个例子说明共产主义理念对信徒的思想改造过程。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记录了延安整风运动对干部的思想改造：【18】
“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广大党员犹如進了壹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壹，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壹些如同 ‘狗屎’ 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沈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壹种是温情式，另壹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壹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壹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妳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妳端正态度，继而批评妳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妳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延安整风运动的几个特点：
（1）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是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对下游者的行为作出要求。整风运动则更進壹步，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思想作出要求。虽然思想发生在头脑之中，似乎不难隐藏，但在组织的“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之下，除了少数真正的大奸大猾之徒，多数人想要隐藏自己的思想并非易事，而只能接受改造。
（2）与孔子的“吾日三省乎己”不同的是，孔子自省的标准是自己的是非善恶判断，而延安整风运动的标准是来自外部的组织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讨得组织认可的是没有独立价值观、壹切服从组织权力的人。恰恰是有独立是非善恶标准的人会在自己的标准与组织的标准冲突之处遇到极大的压力。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弯或折。王实味就是壹例。
（3）思想改造的目的与被改造者的信仰是壹致的；这是他们最终接受改造、整风运动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其时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角斗场上仍然严重处于劣势：国民党打下延安之日，也就是干部们的人头落地之时。那麽，他们既然来了延安，那就是抛下了自己的财产、地位和生命，而这都是由于他们的理想：他们要作共产党的壹分子、要抄起对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屠刀。既然怀抱这样的理想，“在客观上危害革命” 当然是“罪孽深重”，而“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才是自己的解脱。
（4）思想改造中遇到的阻力来自被改造者守护自己仅有的那点独立判断的努力。这是信仰的大我与个人的小我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于宗教信徒之中的矛盾。被改造者的抵抗最终被组织的强力摧垮，达到与组织的心甘情愿的合作，这是大我击垮小我的过程，是人的价值空间中发生的强秦扫荡诸侯、达到中央集权的过程。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看整风运动的效果。
文笔出众的刘白羽 “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 “惶恐不安，彻夜难眠”， “ ‘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進行壹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
最终，“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他“才犹如壹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18】
刘白羽最初的抵触是人之常情，而最后的完全交出自己则意味深长，显示出他的精神世界中杂质涤尽、信仰提纯、把自己的判断力完全交给组织的过程。
另壹位高级干部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壹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壹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18】
这些近乎残酷的自我批评读来是真实的。被整风者最开始都有抵触：他们努力在心中修筑堤防，捍卫最后壹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这很快被来自组织的强大海啸完全摧毁。他们真正经历了壹场灵魂的洗礼。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的理想是财产的公有制，其秘而不宣的理想则是思想的公有制。
从这些例子看出，对于相当壹部分信徒，虽然思想改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愉悦的。
“个人壹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壹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壹新，萎靡之气壹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18】
从个人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成员们放弃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他们对组织的意志不仅口服，而且心服。壹个人心生任何的不同意见都会让他恐惧，他要马上将它扫入自己意识深处的见不得人的角落。
从组织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任何不同意见的公开和开放式讨论的氛围都不复存在。
共产主义理念取得政权后，在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接受了又壹轮的思想改造。《费正清中国史》对此这样分析：
“思想改造壹般都有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能接触到的信息；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壹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
“为期6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壹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论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唯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评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个阶段是服从和新生。壹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壹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自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19】
费正清的分析指出思想改造的另壹个关键手段：打破被改造者的安全感。好像是把壹个不会游泳的人打入水中，让他彻底恐惧、彻底绝望，然后再给他伸出壹根竹竿。
1957年的“交心运动”遵循的是几乎同样的轨迹：
“上海水产学院某教授，交心时顾虑重重，经过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使他三次‘交心’，‘第壹次只交了壹鳞半爪，第二次仍未触及关键问题，直到第三次才交出全部真心话’。 多次反复‘交心”， 在交心运动中是普遍现象。‘交心’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表示‘觉得向党靠拢了，和党是壹条心了’， ‘心情更加舒畅，积极在工作上发挥作用’。 轻工业部有人以诗来抒发他们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绪开朗，并不是我得到了什么宝贝，实在是因为我把心交给了党。’”【20】
在“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的空气中，隐藏自己的思想是极为困难的事。
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有独立价值观的顾准则有另壹些观察：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壹套。（日记；下同）（59年11月10日）
“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壹通，卑躬屈节，笑魇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59年11月23日）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60年1月15日）
“何（祥福）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59年1月15 日）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鉆空子，拍马屁，说谎话。……（59年1月15日）”【21】
从顾准的这些观察中可以得到这样壹些信息：
（1）虽然被打为“右派”，但毕竟曾经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顾准仍然要“唾面自干”、“笑魇迎人”、“卑躬屈节”，可见那时的政治气候之严酷。
（2）在那样的环境中，即使如顾准那样的大智者，持守自己的独立判断和价值观都极为困难。
（3）强制思想改造会让人“学坏”：被改造者被迫放弃自己的良知，说自己不相信的话、突破做人的底线。思想改造运动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原因是，如费正清的分析，它彻底击垮了被改造者的安全感。人被求生欲驾驭时，做出突破做人底线的事是毫不奇怪的反应。
另壹方面，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顾准仍然成功地保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方法是观察自己的反应。察觉到自己的“卑躬屈节”，就会开始不那麽卑躬屈节。
思想改造壹直延续到现在。比如，每个希望入党的人都需要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思想汇报的话题将在第四章中继续讨论。
2.3.3 领袖和英雄人物的作用
在共产主义理念的传播过程中，对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宣传和歌颂是重要的内容。这起到几个作用：
首先，英雄对后来者起到指路人的作用。英雄有普通人不具有的东西：胆量、能力和成就。由于他们的胆量，他们敢于为理想而抛弃财产、地位、以至于生命，这样的历练给他们以无数的机会遭遇各种险境，因而锤炼出他们超人的能力。有了胆量和能力，再假以合适的机会，他们便取得超人的成就。对于有志的后来者，具有这些素质和成就的人就是他们暗黑前路上的明灯。梁启超说：“我们想养成伟大的人格，最好是在历史上找壹个人作模范。拿破仑生平学凯撒，甚至于头发的分法都学他。苏东坡之学白香山，也是无微不至。” 这说的就是英雄和榜样对后来者的重要。不难想象，在举国崇拜毛泽东的时代里，他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对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等的影响。
其次，英雄们的行为衬托出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的伟大。壹个例子是：幼时的我并不理解共产主义愿景的内容和价值，但那麽多的英雄们为之献身的故事帮助我在下意识中确认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伟大。
第三，英雄和榜样不仅对于有宏图大志的人重要，对普通人也同样重要。由于中国数千年来从上到下的垂直权力结构，大众不习惯于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也无法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为。对于这些人，领袖和英雄人物起到了狼群中的头狼、雁群中的头雁的作用，替他们决定了人生方向，避免了他们自己费心费力独立找路的尴尬。
最后，许多人没有独立判断能力，也没有胆量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需要强大的组织作为精神依赖、给他们提供安全感、为他们承担个人行动的后果。而正是领袖和英雄人物给组织赋予了人的灵魂，给成员提供了精神支持，让他们有安全感。
毛泽东在世时，大众对他的崇拜已是尽人皆知，也有无数的文献记录。这里只列出高华记录的延安整风期间几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发言：
刘少奇说：“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18】
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找到毛泽东是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年以来的唯壹成就。刘少奇出此言的真实动机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但可以猜测的是：他的话并非完全出于谄媚或恐惧。作为壹个靠暴力获取权力的组织，共产党需要树立壹个强有力的领袖作为其灵魂。他如此的赞誉不只是为了讨得毛泽东的欢心，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他的组织的生存和壮大。这个猜测可以从另外两位高级领导的发言得到壹些证实。
周恩来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壹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壹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8】
张闻天说：“他（毛泽东）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18】
同样，“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 也不完全是谄媚。壹个具有超卓战斗力的组织需要壹个精神领袖来为它赋予灵魂，如成吉思汗之于蒙古、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纳粹德国。
借用张闻天的说法，可以说，在后人的心目中，分不出究竟成吉思汗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还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是成吉思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唱到：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里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正是成吉思汗与蒙古骑兵的关系。
当组织中的壹个成员与代表了组织的这个伟大灵魂发生精神交流时，他就忘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这个伟大灵魂的壹部分。
《哈利波特》中有壹个“不可饶恕的咒语” (unforgivable curse) 叫作夺魂咒 (Imperio)，即夺取壹个人的灵魂，让他完全听命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领袖崇拜可以说是领袖对他的人民施用的夺魂咒。
如果只用壹个词来形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五十多年中共产主义理念在中国人之中激发的情绪，那就是：亢奋。这种情绪，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中、从红军高昂的士气中、从《翻身道情》的酣畅旋律中、从文革时铺天盖地的宣传画中、从对领袖的溢美赞颂中随处可见。
3.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比较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到，壹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与流行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另壹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也有不同于这两个宗教的特点。在这壹章中分别对两个方面给予讨论。
3.1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共同之处
在这壹节中，我仍然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两者的共同之处：理念或教义、组织、信徒的生活方式。
理念或教义
1. 都是系统的世界观，在横向足以解释整个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演化趋势。
2. 教义的核心内容都极为简洁。其外延涵盖万有，其内涵不容置疑。
3. 都预期了世界的终极归宿。
4. 都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对善恶有清晰的定义，且宣告了邪恶势力的可怕结局。
5. 教义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都有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历史。
组织
1. 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和丰厚的物质资源。
2. 都有专业的教育机构、教育人才及全方位的教育手段。教育的方式包括理论教育、音乐和视觉艺术等。每个信徒不仅有机会，而且有义务受到教义的系统教育。
3. 组织上游者既拥有物质资源的权力，也拥有理念的权力，即对教义的正统阐释。理念的权力通过教育来实现，让下游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这比只依靠物质资源的控制能产生更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异见者被清洗。
4. 都有许多与教义及领袖相关的仪式、圣地、圣物。这促成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精神交流，也是组织行使其理念权力的方式。
5. 旁观者不仅受到其理念的吸引，也受到其强大组织和丰厚物质资源的权力的吸引。这导致其“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强大扩张能力。
信徒的生活方式
1. 信徒都把教义置于其价值空间的最高处。许多信徒都坚信自己的信仰可以完全取代科学，且愿意为信仰而舍去家财、地位，有时抛弃亲情伦理，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2. 信徒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高度的自豪感。
3. 信徒都愿意为了信仰而接受自我改造，即使这违背自己的本能反应。自我改造的结果是他们的信仰得以纯化，他们的小我被大我摧毁、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
4. 教义都有能力在信徒的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5. 都有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们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普通信徒的行动榜样和精神依赖。普通信徒在心理上与他们认同、与他们有精神交流。
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督教和佛教等主流宗教有这样多的共同特征，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壹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特征是壹个对大众拥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思想体系的必备素质。
维系所有这些共同特征的根本特征是壹个强有力的神：它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有强烈的道德感、有能力促使信徒献出自己的壹切。这正是诺伦扎扬定义的大神的几个特征。【6】
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壹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贿赂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壹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2 共产主义理念的独特之处
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也有壹些不同之处。下面我主要以基督教、兼以佛教为例来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的不同。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圣经》中阐述的伦理是爱邻如己、谦卑、“不只靠面包活着”等，提倡的情绪是爱和平安。共产主义理念提倡的主导情绪，如《共产党宣言》所示，是仇恨。组织内同志之间的爱是从属于这种仇恨的。如果组织需要，同志之间的爱随时可以变为仇恨，导致“革命吞食自己的儿女”。
（2）追求的目标不同。基督徒追求的目标，以天主教中的诸圣徒为例，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试图澄清人生的本质、试图与神更为接近。共产主义理念的信徒追求的目标是组织的权力。这样的目标更具有攻击性。信徒们不打算与敌人论理、协商；敌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没有生存的权利，更没有发言的机会。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基督教中，行动的主体是个人。壹个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仍然可以与神有深层的交流，而壹个不属于任何佛教组织的佛教徒仍然可以过充分的精神生活。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群体，信徒心目中的神就是群体的权力本身。群体的生存意义在于树立敌人，消灭敌人，而壹个没有敌人的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屎和毛泽东眼中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也由于权力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至高地位，就排他的程度而言，当代的基督教和佛教与共产主义理念远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自有其独特之处，那麽下壹个问题是，是不是该把它看作壹种宗教。这涉及到宗教的定义。由于宗教教义的极度宽阔的涵盖范围和种类的极度多样性，我不对宗教给出全景式的讨论，而是只引用学者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第壹个是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给出的比较具体的定义：宗教是壹个人独自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的感情、行为和经历。【5】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神圣”。衡量壹种秩序是否神圣的标准是：它要在信徒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第二个是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给出的简洁定义：宗教是对精神的存在的信仰。【22】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精神的存在”。
把本文中的壹些例子用这两个定义来衡量，共产主义理念都应该被称作壹种宗教。而这壹节中讨论的它与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应该被看成是宗教的多样性的体现。
需要澄清的壹点是，虽然共产主义理念自诩为彻底唯物主义，不相信来生，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但这不是把它划在宗教之外的理由。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都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而他们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永垂不朽”。这些都表明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是比生命更宝贵、更长久的神圣秩序和精神存在。这符合上面提到的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4. 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土壤
在这壹章中，我试图从理念与受众的匹配的角度来分析共产主义理念如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席卷全中国。这种匹配像是种子和土壤的匹配：壹方面，壹颗种子拥有成长为壹棵大树的所有遗传信息，但它还不等于壹棵大树。另壹方面，每壹种土壤都有自己的偏好，只适合某些种子的茁壮成长。当壹颗种子遇到了适合自己天性的土壤，再加上其它的壹些辅助条件，它就得以充分生长，最终成长为壹棵参天大树。
在这个类比中，人如同土壤，有潜在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要、各种渴望，但它们常常被现实压制，没有表达的机会。当壹颗合适的种子落入他的心田时，其中蕴含的信息就与他的潜在需要和渴望发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壹垛干柴遇到了烈火，他的生命能量爆发了。
4.1 清末民初的精神真空
要了解中共建党前后的时代背景，壹个观察角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鸦片问题。
据苏智良《中国毒品史》记载：
“‘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 ‘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在上海居住的曾羽生看到：‘官兵无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 据吉林将军祥康指出，在沿海7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者已是例外。
“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壹种上等悠然的享受，作为浮靡生活的壹方面，而且还是比官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23】
鸦片之祸在民国初年达到高峰，据苏智良的统计，“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总产量达6万吨，为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23】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平均大约五个人就有壹亩罂粟田。
毒品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都存在，但通常这问题集中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并不对社会本身的生死存亡构成严重威胁。晚清的鸦片问题要严重得多。魏源认为，“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鸦片之祸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鸦片。与其它众多的生态健康的社会相比，可以发现鸦片之祸的更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对鸦片的巨大需求。鸦片只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并因其成瘾性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至于鸦片受到中国主流社会如此欢迎的原因，苏智良的分析是：
“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状态；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進入壹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23】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人对鸦片的需要是壹种精神需要。他们没有壹种支撑起自己灵魂的力量，所以找了鸦片来填补这个巨大的黑洞。
与国民精神空虚相应的是军营中士气的低落。日本政治家（时任记者）尾崎行雄如此回忆他观察到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场面：“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着雨伞，手里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24】
在中日成欢之战（甲午战争的壹部分，发生在朝鲜）中，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记录：
“清将聂（士成）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军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鉆進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壹战……岂料到牙山壹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25】
聂士成是史书中记载的晚清著名猛将，随后的战役進展也表明他的溃败并不是有意的战略撤退。这样的狼狈情形固然壹方面是由于清军与日军的战力悬殊，另壹方面，清军的精神之萎靡在这段叙述中也是跃然纸上。军人的职责、国家机器的托付、皇帝的训令都随手抛于脑后。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其“病”并不是身体之病，而是精神之病。
费正清把清末民初的军阀时代称为“绝望和耻辱的时代”。【19】梁启超称：“今日之中国唯有奸宄恶猾之徒方能昌达”。
如果把这壹节中描述的这些场面与红军在战场上的士气、延安整风中对自我的无情批判和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比较，很难相信这是壹个历史悠久的庞大民族相隔仅仅几十年的表现。
但另壹种可能是，它们之间正是因果关系。1930年，毛泽东在其脍炙人口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称：“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萎靡腐朽的干柴与暴怒的烈火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它们之间正是完美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找到了壹种新的鸦片。他们放下了烟枪，拿起了真枪。
4.2 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虽然共产主义与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二十世纪初，佛教已经在中国流传上千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也已经努力工作了数百年（如果从利玛窦等算起），而偏偏是刚刚扎根的共产主义理念如燎原的烈火般席卷了全中国。
在这壹节中，我讨论当时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情绪，以此说明那时的中国是最适合于共产主义理念这颗种子生长的土壤。
第壹种情绪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中国社会是上游者呼风唤雨、下游者命如蝼蚁的树状垂直权力结构，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26】这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均。在每个王朝的初年，由于皇帝励精图治，吏治相对清明，权力分配不均的恶果尚不明显。到了每朝的末年，权力结构上游者的权力无限扩张，而下游者的生路被壹步步挤压，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便不断积累。这种情绪从许多文人的作品之中可以感到。比如，唐朝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明确透露出平民知识分子对“朱门”的仇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俗语“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進来”则反映了底层民众对统治阶层的又恨又怕的复杂情绪。《水浒》中的梁山英雄大多数是道德素质低下、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恶霸，却被无数读者津津乐道数百年不衰，只因为他们挺身而出反抗了官府，这也反映了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仇恨和绝望。
清朝灭亡之前不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导致数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内战之壹。
第二种情绪是天朝大国在美欧日列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羞辱情绪。壹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即清朝灭亡之年）的沈阳东关模范小学的教室里。校长问大家：“妳们为什么要读书？” 13岁的周恩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共产党建政后，这话成了传颂不衰的名言，也激发了无数青少年的强国之梦。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人生的理想是国家的强盛；这甚至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也可以说，国家的强盛是他的信仰，是他的宗教的教义，是激起他心中庄严的情感的那个神圣秩序。
不只是周恩来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把强国理想置于个人价值观中的最高位置。比如，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温和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作《少年中国说》中慷慨陈词：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進步则国進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是作人下人，屈居权力关系的下游；“称霸宇内，主盟地球” 是作人上人，雄居权力关系的上游。梁启超的思维脱不出不为人上人便为人下人的思维模式，同样是因为他壹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生活，想象不到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平等共处的关系。在这样的认知局限中，个人的智、富、强、独立、自由就都只是手段，而中国的“指挥顾盼之尊荣”、“胜于欧洲”、“雄于地球”才是终极目的。
人为自己谋求权力通常会被视为赤裸裸的自私，但为群体谋求权力则可跻身于崇高之列，甚至可披上宗教的光环。其原因是群体之外的人不具有与群体之内的人平等的地位。在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权力面前，地主和资本家是“万恶”、是刀俎上的鱼肉；在国家的权力面前，其它国家的人民是蛮夷，是长相怪诞、智商不足、道德有亏的二等公民。所以，对群体之外的任何人的“指挥顾盼”都为正义。
把这样的时代背景置于在3.2节中讨论过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的基本不同之处的框架之下，就可以对它们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受到的不同欢迎程度做出壹些解释：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仇恨与暴力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仅是正常的事，更是荣光的事。实际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仇恨史和“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暴力史。那麽，以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为主导情绪、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共产主义理念自然会在民众的心目中产生最大的感召力。相比之下，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爱人如己都与仇恨和暴力格格不入。
（2）追求的目标不同。共产党为中国人的两个许诺 – 对内消灭统治阶级，对外打垮帝国主义 – 都是当时中国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相比之下，基督教和佛教主要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来世的天国和极乐世界，这对于当时多数中国人的需要都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阶级这架大机器，个人只是其上的壹个无条件听从命令的螺丝钉。共产主义的信徒在自己的阶级之内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特需要，也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作决定、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组织会为他安排好壹切。正好，中国人数千年来在高度垂直的权力结构中生活，【26】既没有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的历练，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于是，壹切由集体来判断、决策和承担的共产主义运动堂皇登场时，他们大大松了壹口气：他们只要把自己交给组织，其它壹切均由组织来负责就好了。而基督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佛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六道轮回的宇宙的关系，其行为主体都是个人，关心的是个人的终极命运。这些都与普通人的行事习惯相距太远。
这几个不同决定了佛教和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成功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5. 共产主义胜利之后
5.1 再次巨变
毛去世之前的十年文革是共产主义理念的狂热顶峰。狂热过去之后，毛的继任者悄悄打开了关闭近三十年的国门。当日本和美国的摩天大楼、高速火车、私人飞机、灯红酒绿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上堂皇登场时，中国人又壹次发现了自己的贫弱。
借用马克吐温的说法，这是与壹百多年前梁启超的“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完美押韵的发现。
我至今记得在1970年代末期听到的在成年人中传播的壹句话： “美国的拖拉机比中国的红旗轿车还要舒适”。那时我身处内地闭塞的小镇，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这印象如何传到他们的耳朵里现在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话透出的那时大众的深切自卑感。
几年间，中国人从文革时的亢奋陡然变成自卑、从全民壹起学“毛主席语录”陡然变成全民壹起学英语、从人人会唱八个样板戏陡然变成日本电影《追捕》和美国电影《未来世界》在电影院上映时的万人空巷。壹个数千年文明史的庞大民族又壹次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
造成这次巨变的可能原因有几个：
首先，亢奋不是人的壹种基础情感。老子说：“企者不立”，意思是踮着脚站不了多久。亢奋之中的人不会思考、不会判断，只具有破坏性。在夺取政权之前，亢奋的情绪能激励大众打倒统治者、当家做主人、迎接新中国。而在自己成为统治者之后，共产主义理念在持续亢奋中的不断制造打击对象 - 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投降派 – 也在不断地提醒大众这其中的荒谬。如同投向天空的石子终会落回地面，人也终会从亢奋的情绪之中醒来。
其次，共产主义理念并不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我自己熟悉的基督徒和佛教徒而言，他们中的多数靠着体行自己的信仰过上了壹种诚实、快乐、能平安面对生活中的风浪和不幸、对他人没有破坏性的生活。如果壹种信仰能够解决人生的壹些基本问题，能够帮助信徒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宗教就能不断吸引旁观者加入，就是有长久寿命的宗教。而共产主义理念只关心群体的权力，并不关心个人的问题。壹个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去、疾病、软弱；如何求得自己与世界的和谐等问题都不是共产主义理念关心的东西。但这些基本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任何的壹时狂热和亢奋都掩盖不住；它们会在亢奋情绪过去后再度袭来。在这些问题的面前，共产主义理念无法不显得苍白。
最后，这种巨变只是表面的变化。正如壹个人的情绪可能会大起大落，但其深层的性格、价值观、欲望、偏见可能并未随之有丝毫改变，中国发生的这种看起来的巨变也只是壹个民族的情绪在外界刺激之下的起伏，而不代表其性格、价值观、欲望和偏见的任何实质性变化。比如，全民壹起学英语的终极目的仍是壹个世纪前梁启超的梦想，“称霸宇内，主盟地球”、“指挥顾盼之尊荣”。
5.2 权力的求生欲
毛泽东的继任者们仍然试图保持共产主义理念的完美无缺。他们不断尝试各种手段和口号，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红歌、“和谐社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群众入党，仍然需要写思想汇报。
这里是“第壹范文网”中的壹篇“思想汇报” 范文：
“尊敬的党组织：
“人生价值观对人的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作为壹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麽对壹个共产党员来说，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是正确的呢？
“首先，要树立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就需要我们有坚定的射秽主义信念。在新的时期里，我国的射秽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如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七的顺利飞天等。现在我国正在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射秽主义现代化国家迈進，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壹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必须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即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理想。理想就像人生的航标，它时刻指引着我们前進的方向，并给予我们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壹点点成就，要有远大的目标，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27】
可以对这几段话作如下的观察：
（1）不是由心而生。只有短短三句话的第壹段堆砌了三个巨大的概念：“人生价值观”、“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作者谈到“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显然不是因为他完全明了这个名词的具体内涵，而是因为他在跟着权力关系的上游者鹦鹉学舌。作者三次提到“人生价值观”，却避而不谈其具体内容。这样的写作，比起方志敏在枪口面前的掷地有声，不能不说是隔靴搔痒。甚至，如顾准所言，这样的写作可能是在权力的利诱之下“学坏”的结果。
（2）很难想象作者真的是仔细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壹方面，很少人能真正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另壹方面，人的世界观是在其早年被其耳濡目染的无数经历塑造，并非自己有意识的选择。
（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主义，严格来说与共产主义是矛盾的。
（4）这样的文章成了范文，从中可以折射出整个中国共产党试图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并不成功的努力。
方志敏式的掷地有声需要仇恨的情感、需要定义壹个强大的敌人，并鼓起勇气来面对它。而这样的敌人在当前的中国不存在。
民族主义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为大众的仇恨情绪找到的唯壹着力之处。但这已经跟马克屎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南辕北辙了。
仍然可以从教义、组织和信徒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把共产主义理念在当代的状况与在1921 – 1976年的状况作壹个比较：
（1）教义。马恩列斯毛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虽然共产主义理念已经从宇宙间唯壹真理的庞大阵地向后有所收缩，不再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押上批判大会场，它仍然在政治领域保持百分之百的垄断、仍然严酷镇压任何不满和反对的声音。
（2）组织。共产党的队伍更加庞大。红歌仍然在大江南北唱响，毛泽东的纪念堂和故居仍然是瞻仰者大排长龙。
（3）信徒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已经提不起多少人的热情。思想汇报中不再有方志敏式的亢奋，取而代之的是无病呻吟、拼凑感情。与清末民初的萎靡之像押韵的情景再现；对此有代表性的描述是对联“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
从这些比较来看，从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开始，共产主义理念这棵大树仍然壹直保持着庞大的树冠和貌似婆娑的枝叶，但其根已经死亡。可以说，共产主义理念作为壹种宗教已经寿终正寝了。其寿终正寝的日子或许可以定在1970年代末，大众壹起学英语的时候。
比起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和基督教，中国的共产主义理念可谓短寿。
至于短寿的原因，或许可以拿鸦片做个类比：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在精神空虚时找到了鸦片，但鸦片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变得更空虚。然后他们找到了共产主义理念。借用马克屎的说法 -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共产主义理念正是中国人民找到的下壹个鸦片。这鸦片同样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又找到了两个新的成瘾之物：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都与共产主义理念有同样的韵脚 - 它们都是权力 - 钱是对他人的权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他族、他国的权力。
已经坐稳了江山的共产党并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背叛了《共产党宣言》的宗旨。他们祭出“不忘初心”的口号来显示共产主义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于城头。这是出于权力的求生欲：他们已经权力在手，不会轻易放弃，所以还需要这面大旗的保佑。
与这幅景象押韵的是：溥仪手中的军队虽然仍叫作八旗兵，他们已经不再是努尔哈赤手下以区区十万之众横扫上亿大明国民的八旗兵。
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工厂发生劳资冲突。
“抗议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工厂。工厂工人指公司存在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违法行为，希望通过组建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年5月，数名佳士工人开始筹备组建工会，但随后有积极组建工会的工人代表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也有涉事工人被开除。
“现场声援团的成员中，有很大壹部分是左翼青年。他们大多年龄在二三十岁，岳昕和沈梦雨就是两名‘90后’。岳昕说，不少参与者是马克屎主义者，他们希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国内左派人士的支持。《南华早报》早前报道，上周壹（6日）中午，声援团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附近举行了集会，其中40多名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到场参加，他们都来自左翼网站‘乌有之乡’。
“现场图片显示，这些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举著毛泽东的画像和横幅，横幅上写着‘湖北 江西老工人 老党员 老干部支持被抓捕的佳士工人及其声援者’。”【28】
沈梦雨随后被警方扣押，岳昕和沈梦雨等被警方强迫在视频里认罪。
这里的试图组建工会者、左翼青年和“乌有之乡”的退休干部们与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怀抱有同样的理想，而他们眼中的邪恶统治者的名字正是：中国共产党。这其实符合历史规律：当起义的农民高坐了金銮殿时，他们也就坐在了田里的农民的对立面。
如同奥威尔《动物庄园》里发生的故事，权力结构中的壹些上游者被打下来，壹些下游者变成了上游者；但他们许诺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到来，结构的垂直度并没有改变，或许变得比从前更垂直。
5.3 中国人想要什么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缺失需要 (deficiency needs) 和成长需要 (growth needs)。缺失需要包括基本生理需要、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使命的需要等。【29】
缺失需要是维持人的基本健康水平的需要。“缺失”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人在缺失这些东西时会生病。生理上的缺失需要得不到满足（如营养不良）会导致生理上的疾病，而精神上的缺失需要，如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导致心理疾病。
缺失需要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随着人对它们的拥有量而递减。壹个人在没有这些东西时，它们会在他的心目中占据无上的地位，他会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获取它们；壹旦他开始拥有了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开始下降，而他会转而被其它的欲望吸引。壹个例子是人最基本的缺失需要：食物。对于饥饿已久的人，食物不仅是他最强烈的欲望，而且很可能是他唯壹的欲望。饥饿极甚时，为了得到食物，很多人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做人准则、亲情伦理。当他得到了足够的食物时，食物对他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当他已经吃得严重过量，眼前的食物便对他成了壹种负担，而他的心思早已开始绕着其它的欲望打转了。
换句话说，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人对它们的缺失程度被无限放大。缺失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刻也就是它被忘却的时刻。
其次，缺失需要是人的外在价值，或者说，是“身外之物”。它们并不是人自己的身体或精神的壹部分。【29】比如，壹个人的安全感取决于他的外界环境是否对他有威胁；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决于他人对他是否接纳；被爱、被尊重、被仰慕都取决于他人的态度。
与之相比，成长需要是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人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可以变成他自己的壹部分，可以与他壹起成长。比如，人的知识、判断力、对美的识别力、心态的成熟、不断开发出的潜力等可以无限成长，没有餍足的时候。
中国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孩提时代也正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生活的壹切被父母和老师的权力控制，他们的安全感被剥夺，要随时取悦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26】于是，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的追求便是他们幼时缺失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权力。当壹种给他们许诺了 “翻身作主人”、“打倒地主和军阀”的强权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这愿景与他们心灵深处缺失的这两个需要发生了共鸣。
但当他们最终大获全胜，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像壹个饿汉子刚刚吃饱了饭，刚才吃了些什么东西已经全部忘掉。饱餐的亢奋渐渐消退，他们有些惘然若失。
从马斯洛的这个观察角度，可以说，同为大神宗教，共产主义理念比起基督教和佛教的短寿是因为前者满足的信徒的精神需要是缺失需要。比如，如果壹个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那麽，共产政权是给了他壹个可资依赖的巨大肩膀。但这并没有根治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这个肩膀或许并不能真的像它当初许诺的那样满足他所有的安全感需求，也可能随时弃他而去。根治他的不安全感的唯壹方法是增加他自己的勇气，即通过提升他的内在价值来满足他的成长需要。
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向往也多半是出于强大的民族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依赖心理，而不等于他们打算为这个民族牺牲自己的什么东西。这很像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婴儿需要母亲的强大是因为强大的母亲能给婴儿以安全感；婴儿并没有为母亲做些什么的打算。只有拥有足够安全感的成年人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付出；没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是心理上的婴儿，只知道索取。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对这种心理有出色的讨论。【30】
能使这些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办法似乎只有壹个，那就是找到下壹个“夺魂咒”，将他们再次置于宗教的亢奋之中。
对缺失需要的壹次次追求、满足和失落的循环似乎可以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王朝轮回提供壹种解释。共产主义理念只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寻觅过程的韵脚之壹。
日本武士、被称为明治维新精神领袖之壹的吉田松阴对中国有不客气的评价：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壹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壹为大，丕炎（注：指魏和晋的开国君主曹丕和司马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壹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以为常。
“夫洪钱（注：洪：洪秀全；钱：当指太平天国军师钱江），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壹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贼，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30】
这段话语带讥诮，但有几个敏锐的观察：
（1）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尊卑的关系（“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以这样的期望值，如果现实是“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这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创造出最大的缺失需要。于是，“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就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期盼。
（2）中国人对国家只要求“统壹为大” ，而对统壹的方式和统治者的身份并无要求（“至于其统壹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大意是，只要是统壹了全国，就是真命天子，哪管他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这仍然是出于壹种依赖心理：国家是自己的心理依赖对象；只要国家的统治者足够强大，不管它是什么民族，都给个人以充足的安全感。武志红对这种心理给出壹个形象的例子：“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譬如，动不动就下跪的小民，都期待着完全无私欲的青天大老爷。” 【31】小民并不认为自己有选择青天大老爷的权利，所以也当然不会在意青天大老爷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
（3）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淡漠（“壹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努尔哈赤是中国人的贼，努尔哈赤的后代是中国人的君。在中国人的价值空间中，民族认同感排在很低的位置。这个价值观排序的壹个佐证是每次改朝换代时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惊人数量。这与“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并不矛盾。武志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的自我是集体性的自我，而不是个体性的自我。“只有个体性自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良知，而陷入集体性自我的人，会缺乏共情能力，即缺乏真正的同情心。”【31】也就是说，对“中华”的热爱只是出于对集体性自我这个抽象概念的热爱，完全不等于对在大街上行走的实实在在的同胞的同情心。
这些观察再次说明中国的土壤之独特。在这片土壤上，个人的最强烈的需要是群体的权力，而自己则甘愿充当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上的壹个没有独立行动力和担当的附件。
6. 结语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说的是比起浩瀚而纷繁变幻的世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另壹方面，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精神需要却是无限的。宗教就是这样壹种天才的发明，既照顾了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又满足了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许多精神需要。宗教对信徒的思维世界的脱胎换骨之彻底、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的情感之强烈、信徒为之献身的意愿之决绝，都说明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何其伟大的灵魂工程。
在每壹种文化中，大众各有独特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各有独特的精神需要。在中国，这个独特的精神需要是：壹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壹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壹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
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壹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在其不久前刚尘埃落定的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相似之处,【32，33】这是押韵的壹例。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壹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12】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
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壹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壹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壹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壹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最后是给有耐心读到这里的读者的几句赠言。虽然壹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个值得好奇的问题，但人生的意义不该只是当社会风云变幻的壹个好奇的旁观者。“壹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的心态或可作偶尔的娱乐，而以此了却壹生则似乎不是足取的人生观。中国漫长历史上壹次又壹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轮回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某位许诺了无限美好未来的大神。个人有可能、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如何生活 – 如何判断、如何行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我认为这才是个人最该好奇的问题。壹个饱满的人生就是由壹系列的有意识的选择衔接而成。每壹次有意识的选择都会导致对自己了解更多壹点，离自己的潜力和天赋更近壹点；壹系列的选择就会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潜力和天赋。如果个人能有这样的行动力，壹方面，对个人来说，这将是壹个有趣而丰满的人生；另壹方面，即使这样的壹生对扭转社会的大潮并无多大的实际功效，壹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其中壹些人的不计较成功率的生活选择中成就的。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地下建立，之后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便壹举击败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民政府，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其崛起堪称奇迹。其中的原因，除了外因，如苏联的强力援助和日本侵略对国民政府剿共计划的打断，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起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作用。支持这个因素的壹个证据是中共赢得了从目不识丁的贫雇农到受过海外教育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乎横跨中国社会整个民意光谱的狂热支持。
本文试图为这种强大生命力提供壹个理解的角度：在对大众思想的动员方式上，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的成功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中共自称为唯物主义，刻意与所有的宗教划清界限，但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的宗教色彩。比如，哈耶克的观察是：“像国家射秽主义（注：即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这壹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堪与之相比。”【1】
杨继绳写：“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壹次又壹次接见红卫兵，颇有壹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壹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壹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壹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2】
华沙大学教授Marcin Kula的分析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层面的问题上都采取宗教式的办法。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它与宗教的斗争也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这斗争的壹个目的是，除了体制批准的神之外，大众不能崇拜别的神。”【3】
壹平作出如下的比较：“如果我们考察壹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的宗教化。比如：偶像崇拜，其英雄的 ‘高、大、全’形象，其领袖之神明；至高的‘主义’——教义信仰；诉苦——受难；自我批评——忏悔；迷狂式的群众歌曲和大会——弥撒敬拜。最具象征性的是，保留领袖的尸体，供民众敬拜——尸体崇拜是原发性的低级宗教。”【4】
这些观察分别着眼于共产主义理念在信徒心中激起的情感强度、比个人寿命更长久的生命力、排他性、以及在信徒信仰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壹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麽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共的理念最初源于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列宁的苏维埃实践，后来又加入了许多本土化的成分，并且在建政之后把其现行体制称为射秽主义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理想。为了行文简便，我在本文中将中共的理念通称为共产主义理念。
在文中讨论宗教的壹些普遍特征时，我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我比较了解的主流基督教和佛教。我假定这些特征是许多宗教的普遍特征，但不壹定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或必备特征。我引用的材料多数是公开发表的记录，还有壹些我自己的经历、见闻。
在每壹个宗教中，信徒之间的虔诚程度都有差异。本文中讨论的主要是各宗教及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较为虔诚的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我假定，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宗教组织中不壹定比三心二意者的人数更多，却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壹只头雁足以决定整个雁群的前進方向。虽然三心二意者的人数可能占优，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作为附和者的角色。
1. 宗教的几个特征
宗教是如此巨大的话题，涉及的是人认知世界的基本判断标准和终极目的，所以讨论宗教的全貌是极为困难的事。在本文中，我把关于宗教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我自己比较了解的基督教和佛教，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足够巨大，可以作为宗教的多样性的壹个量度。基督教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人是神的创造物；而佛教认为人人皆是佛，不同只在迷的程度。在本文中，我沿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说法，把信徒心目中的那个至圣至高的存在通称为神圣秩序 (divine order)。【5】
心理学家诺伦扎扬把各种宗教中的神圣秩序分为两类。壹类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并且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称为大神 (big gods)。【6】当代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宗教都是大神宗教。与之相应，道德色彩不那麽浓烈、对信徒生活的干预也较少的神圣秩序则可称为小神。中国民间崇拜的灶神、财神、妈祖等可作为小神的例子。
按照这样的定义，本文中的讨论对象都是大神宗教。
1.1 宗教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宗教不是关于世界的某壹个方面的理论，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壹个宗教的教义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提供壹个系统而自洽的解释。壹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通常都经过了许多代的虔诚信徒和理论家的工作，通常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这里的“自圆其说”指的是信徒们自认为他们信仰的理念可以解释世界的万事万物；这不等于非信徒们也接受这样的解释逻辑。神话学家坎伯 (Joseph Campbell) 对此的观察是：“壹个人的宗教是另壹个人的神话。”
宗教的教义存在于经典中、宗教领袖和理论家的阐释中、及信徒的心中。信徒心中的教义即是信仰。
宗教的教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是对世界现象的解释，但它们之间又有几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每壹门科学之中都是由壹些基本原则及无穷无尽的细节组成，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靠严密的逻辑来完成。其知识体系只有少数在其中耕耘多年的学者才能彻底把握。不掌握细节，就谈不上对基本原则的透彻理解。比如，只记住牛顿定律的那几个公式并不等于理解了牛顿定律，只知道供求关系这个概念也不等于理解了经济学。宗教的教义也是由壹些基本原则及许多细节组成，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靠直觉、比喻和信心来完成。这使得许多普通人不必用逻辑和细节来证实其基本原则便产生坚定的信仰。基本原则与具体细节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导致阐释的自由度，每壹个宗教中林立的门派便由此而生。
其次，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而好奇心和想象力无限。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即每壹门科学只能研究世界的壹小部分。即使把所有的科学门类的知识综合在壹起，它们达到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只是宇宙间真理的壹小部分。而人的无限的想象力则促使宗教的创始人们发展出对整个世界作出大壹统的解释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样宏伟的理论大厦似乎来得太过容易，但大众并非严格的学问家，所以如果壹种理论既能满足他们无限的好奇心，又能自圆其说，就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于科学与宗教的涵盖范围的差别，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不同的宗教门派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第三，科学对未知世界开放。换句话说，科学不设终极结论，允许不断修改。并且，如果这修改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那麽对现有科学面貌的修改幅度越大，其科学价值也就越高。在每壹门科学中，不仅细节可以被修改，基本原则也可以被修改，而后壹种修改被推崇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革命，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时空概念的修改。宗教的教义是终极判断，信徒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之作见证，但不可以修改教义。另外，宗教的教义之中通常都预言了世界的最终归宿，如基督教的审判日和佛教的永脱轮回。这些都不可更改。
最后，科学通常只与事实打交道，不作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是宗教教义的必要成分。甚至可以说，宗教教义对世界现象的认知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则是道德判断。
如果把壹个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认识称为他的认知空间，那麽每壹门科学分别占据这个空间中的壹个角落，而他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则高居于这个空间之中的最高处。信仰这个词是极为形象的描述：需要仰视才见，并且经常是虽仰视而不得见。在信徒的心目中，宗教教义的地位高于任何其它知识，是科学所不能撼动的。基督教中的神造万物、耶稣死里复活等教义，及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前世种因后世得果等理论，虽然有悖现代科学的常识，但信徒们能够以自己的逻辑来自圆其说。
在教义与亲情伦理抵触之处，前者也高于后者。壹个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得神谕杀子的故事。有的佛教徒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放弃家庭的责任。
从阐释力而言，教义也在信徒认知空间的最低处。如果说信徒的认知空间是壹座房子，那麽他的信仰就是房子的地基，提供对世间所有现象的终极解释。
由于宗教的全权阐释力，宗教不能容得与它矛盾的任何关于世界认知的科学、个人信仰或其它宗教。这是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引起的冲突、战争、迫害等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
每个信徒对其信仰的排他性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偏向于原教旨的信徒，他信奉的宗教教义是世界的客观真理；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知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它的世界观没有合法地位。持异端的人只能要么悔改、皈依本教，要么迎接地狱的烈火。对于有自由倾向的信徒，自己的信仰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有各自选择的自由。
1.2 宗教作为组织
理念和理论只是空中楼阁，它们要在个人的认知空间之中扎根、成长、占据高位之后才能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威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宗教组织。宗教组织的主要功能包括教育功能、归属功能和扩张功能。
(1) 教育功能
宗教的教义是宏大而自相融洽的认知体系，在横向足以解释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去向和归宿。人类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独立建造起这样的认知体系。宗教的教育功能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空白，让普通人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对大千世界的壹个统壹的解释体系。而这种功能要靠宗教的组织性来实现。
宗教组织有强大的资源。与在商品市场上不同，信徒与他的宗教组织为金钱讨价还价是壹种羞耻。信徒的慷慨导致了宗教组织的雄厚财力。组织中通常有专职的理论家、教师、个人修行者。佛教和基督教中都有培养理论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佛学院、神学院。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信徒都有机会得到关于教义的系统的教育。并且，对于许多宗教而言，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是所有正式成员应尽的义务。
宗教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目的不同。宗教教育是封闭式的：教育的结论已经被设定；教育的目的是见证这些结论。科学教育是开放式的：细节、实证和逻辑的地位高于现有的结论；后者可以随时被修改。
人的精神价值通常可以归结为三类：真、善、美。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不仅是知识体系 – 涉及世界之真，而且是道德体系 – 涉及世界之善和美。因此，除了理论教育，艺术教育也被广泛使用于宗教的教育活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基督教音乐。在巴洛克时期，教堂音乐几乎可以说是欧洲唯壹的音乐形式。巴赫的音乐至今仍然有能力在许多非基督徒中激起神圣、美好、善良的情感。
视觉艺术是另外壹种艺术教育的形式。基督教的雄伟堂皇的教堂、宗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佛教的庄严精美的佛寺和佛像都起到在信徒心中激起宗教情感、帮助他们与神圣秩序沟通的作用。
教育的另壹个重要功能是将教义代代相传，以保证宗教的长久生命力。再完善美好的教义，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承机制，也只能是壹世而斩。
（2）归属功能
宗教组织壹方面促成个人与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的交流，另壹方面也促成信徒之间的交流。有同样价值观的人之间比价值观南辕北辙的人之间有多得多的共同语言，也就更容易结成亲近的关系，所以同壹个宗教的信徒们通常有更亲近的交往，这满足了信徒感情依托的需要，也大大减轻了他面对重大人生挑战时的心理负担。以基督教为例，信徒们把神比作父亲，而把教中的同道称为兄弟姐妹，如此就构成完美的家庭。这对信徒的心理健康助益匪浅。
宗教组织中通常都有各种仪式，比如佛教的受戒礼、早晚课；基督教的洗礼、主日崇拜、圣餐等。这些仪式的壹个作用是灵魂的训练：以潜移默化的办法来改造信徒的信仰阐释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它们不动声色地纳入组织的统壹规范之中，从而大大提高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均质化程度。这类似于军营中为士兵设置的各种训练科目，其目的是改造士兵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它们不动声色地纳入掌握军权者的规范之中。【7】
与宗教中的领袖和英雄人物有关的地方和实物等经常具有神圣的地位，比如佛教中的释迦牟尼舍利子、中土佛教的四大名山、基督教中的圣城耶路撒冷和圣徒骸骨等。这些是宗教组织的壹部分，是信徒与组织之间的另壹个重要交流渠道。
（3）扩张功能
壹个宗教的长期生存和繁荣壮大依赖于其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几个来源：
（1）乐善好施的人类情感倾向。古语说：达则兼善天下。如同壹个慈善家愿意把自己的钱布施给穷人，壹个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有高度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人也有把自己的信仰分享给他人的强烈欲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2）榜样的力量。如果信徒们达到了壹种平安、快乐、互相之间有情感支持、或许也在物质上富足的生活方式，这会对组织之外的好奇者产生吸引力。另壹方面，许多人未能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因此在下意识之中期待着附着于壹个强大的外界力量身上。两个因素都导致宗教组织的壮大。
（3）宗教组织的物质资源。比如，基督教会的强大的物质资源可以帮助传教士们了解传教目的地的潜在需要、给他们以足够的当地语言文化训练，然后给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宗教组织印行的经书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广为散发，也对不断吸纳新的信徒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宗教组织的各种教育方式，如音乐、视觉艺术等也有助于增加旁观者对宗教的亲近感。
1.3 宗教作为信徒的生活方式
宗教教义不仅是信徒认识世界的框架和地基，也是他们的行为指南。与壹本小说或壹本地理书对读者的作用不同，宗教直接对信徒的生活作出指示、也对信徒的每个行为作出道德审判。
宗教对信徒的生活方式有几个方面的影响：
（1）将信徒的价值观重新排序
对于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宗教信仰不够虔诚的人，自己是行动的主体，生活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或精神需要。对于虔诚的信徒们，自己不再是自己的终极主宰，而是完全顺服于壹个更高的秩序；它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也更长久。他们生活的最高目的不再是自己的生存、发达，而是完成教义所赋予的使命。比如，基督徒的使命是将福音传播给更多的人，佛教徒的使命是使自己和他人超脱轮回之苦。
基督徒经常称自己为“肢体”和 “器皿”，其意思都是：自己是壹个更大的使命的壹部分、是壹个神圣秩序的工具。这些心态都可以称为交出自己。
在确立了壹个更宏大、更美好的目的之后，信徒仍然有无数的俗世切身问题需要解决：他仍然需要生存，也仍然需要每天面对自己的恐惧、贪婪、软弱、疾病、不幸、衰老、死亡。宗教就此通常给信徒以两个渠道的帮助。首先是许诺壹个美好的未来。信徒相信，自己的自律、修行、自我纯化、遵循神的意旨的生活会换来未来的美好世界，如基督教中的天国和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其次是帮助信徒增强对应当下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基督教认为人当下的苦难是神对他们的试炼。这说法的理论根据是《圣经》，但同时也符合心理学的道理：人在与所有的严峻挑战打交道时，他唯壹有改進空间的武器就是他自己。这两个帮助会大大增加信徒应对现世挑战的精神力量。
（2）为信徒树立英雄和崇拜对象
宗教的领袖和英雄们既是信徒的行动榜样，也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和心理依赖。两者的不同是：英雄更具道德楷模的色彩，给信徒的是壹种感情上的激励；领袖则更有智慧、权柄和魅力，更适合作为信徒的心理依赖。比如，在《圣经》中，因坚持信仰被石头砸死的司提反是英雄，而耶稣则是领袖人物。
对于有独立判断力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现实条件来作出自己的生活选择，所以领袖和英雄对他们的影响较小。生活经历尚浅的年轻人和缺乏独立判断力的人则要依赖于模仿来为他们的生活开辟道路，所以领袖、英雄和偶像对他们的影响巨大。
信徒们通常都有壹个或多个崇拜对象。他们有人的身份、人的情感，却行出了非常人可为之行，于是在身后披上了炫目的光环。这方面的例子如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和各个流派的宗师和高僧们，以及基督教中的耶稣、诸先知、诸圣徒。信徒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同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后者给前者以心理上的支持，是前者的做人做事的榜样。
（3）为信徒提供交流的对象
信徒心中的神圣秩序，如基督徒的神、佛教徒的释迦牟尼佛，有人的情感，可以作为交流的对象。交流的方式包括祷告和忏悔等，信徒以此解脱心头的重负、减轻对自己以往过失的负罪感、得到前行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秩序与朋友和长辈在信徒那里起到的作用相似。
但信徒心中的神圣秩序作为交流对象与普通朋友也有重要的不同。比如，信徒在他的神圣秩序面前（如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隐私。他们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
（4）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独特的情感
詹姆士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宗教作为世界观之中的壹种，有其更具体的内涵，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宗教是过于笼统的说法。宗教的这种具体的内涵就是：宗教的信徒在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他的心中升起壹种独特的情感：庄严 (solumnity)。【5】如果把这种情感与世界观中宗教色彩比较淡薄的人面对宇宙和人生的终极问题时更经常表现出的情绪 - 轻蔑、傲慢、玩世不恭、漠不关心、或充满苦毒 – 作比较，这种对比会更加强烈。
与这种情感有关的壹个事实是：信徒心目中的神圣秩序通常是不可见的：基督教中的神没有形象；佛教认为佛不在寺院中，而是在自己的心中。所以信徒在面对自己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是有形面对无形、有限面对无限，如同康德面对浩瀚的星空，由此而生出庄严的情绪。
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基督徒可以宣称自己在世时已经获得了神的永生的许诺，也没有佛教徒可以宣称自己在世时已经成佛。
这种情形好像是孩子在壹位有权威、慈爱、又能看穿自己所有心思的长辈面前，他无处可以遁形，而必须完全诚实、完全袒露自己、以无比的诚意来聆听长辈的话。他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教诲。不管这教诲是顺应还是违逆自己的心意，他都完全接受。这种庄严情绪的壹个最著名的例子是耶稣受难前的祷告：“阿爸，父啊！在妳凡事都能；求妳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妳的意思。”
1.4 权力在宗教中的角色
宗教经典中的教义是抽象的。信徒们必须对它们作出具体的阐释才能理解自己看到的日常现象、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这种阐释部分来自宗教领袖、牧师、高僧的阐释，部分源于自己的过往经历。
由于每个信徒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对教义的阐释不可能完全壹致，对生活中具体事项的主张更不可能壹致。其结果是在壹个宗教组织中，必然会经常有多个互相竞争的意愿同时存在。
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是：壹个人或群体在多个不同的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因为有组织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多个意愿，那麽根据这个定义，有组织的地方也就会必然会有权力的存在。
宗教组织的最壮观的例子是拥有十几亿成员的天主教会。新教的每个教会之中、佛教的每个流派之中也都存在着清晰的权力结构。
宗教组织的权力包括物质资源的权力和理念的权力。两种权力经常是互相支援的。比如，宗教组织的上游者既有对下游者的物质资源的控制权，在提拔下游者时也会优先考虑那些对教义的阐释符合自己心意的。这样就形成阐释权的淘汰机制，其长期效果是宗教领袖对教义的阐释版本成了整个组织的唯壹合法阐释版本，而普通信徒自己对教义的独特阐释被压制。在这种情形中，理念的权力因物质资源的权力而确立。而上游者壹旦获得了理念的权力，他们的物质资源的权力就更牢不可破。在这两种权力中，理念的权力是主导，物质资源的权力是辅助。
对于宗教组织内的壹个信徒，组织对教义的阐释可能会与他自己的阐释产生冲突，也可能与自己的良知、生活常识、文化传统产生冲突。由于许多普通信徒对自己的阐释本来并没有信心，再加上来自于组织的物质资源权力的压制，他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放弃自己的独特阐释。
坚持自己的独特阐释的信徒就成为异端。
由于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组织内的主流信徒们很容易认为自己的阐释便是终极阐释、是唯壹的真理，那麽异端就理当被惩处。这是“五月花号”和后来众多门派的欧洲基督徒出走北美的原因。
壹个宗教作为壹个强大的组织，与外部的力量也存在权力斗争。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宗教与无神论者和壹个宗教之内的不同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的例子。
1.5 宗教对信徒的意义
当代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都已经存在至少壹千多年，其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它们满足了信徒的许多基本需要。这里试列举其中的壹些：
（1）安全感。比如，基督教中的神有无穷的权柄，且爱世人；信徒可以通过祷告来与神交流；这些都让信徒感到自己是壹个善意的宇宙秩序的壹部分。这给他以基本的安全感。另外，神对所有信徒施加的道德规范也使得社区内其他信徒的社会行为合于通行的伦理。用诺伦扎扬的话来说，“被审视的人是好人 (watched people are nice people)”，意思是壹个人在感到自己被审视时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6】这从外部给了信徒以安全感。
（2）认知需要，包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知。宗教教义把世界之中的万事万物归纳为壹个自相融洽且简单明了的理论框架，这解答了信徒的困惑、给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以清晰的线索。与主要着眼于生存的世俗世界不同，宗教促使信徒面对人生中的壹些更根本、更形而上的问题。这帮助信徒了解自己性格之中的弱点，给他们以精神力量来对付实际生活之中的挑战。
（3）放下自我。教义促使信徒们把自己与广大的世界融合，把信徒的生活重心从自己的生存和福祉转移到去完成壹个更大的使命。他们从壹滴水变成沧海的壹部分，从而能以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寿命来面对无限的世界。这帮助信徒克服对人生路上各种困难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能聚集起勇气，做出普通人不敢想象的事业。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如基督教中的耶稣的门徒们、后世的圣徒们、近代从发达国家去蛮荒之地传播基督福音的许多传教士，以及佛教中只身步行万里去印度取经的玄奘。这种把个人安危和福祉置之度外的精神不仅存在于英雄们的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于普通信徒的身上。
（4）归属需要。有同样信仰的信徒们组成社交团体，使他们能互相交流、互相支持。宗教组织的社交功能与社交俱乐部的不同在于，在宗教组织之中，组织对个人生活的介入程度深得多，成员的从众压力也大得多。世俗的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则更容易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
这里列举的都是教徒的精神需要。宗教起到的这些作用之中，绝大部分是科学无法起到的。这是科学无法取代宗教的原因之壹。
2.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特征
在这壹章中，我沿着第壹章的思路，从世界观、组织和成员生活方式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共产主义理念的体现，引用的例子主要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五十多年间的事件。
2.1 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发源于马克屎。马克屎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著作至今仍是欧美大学课堂的教材，并且欧美的许多学者和学生现在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妙，而它造成的灾害只是实际运作中的技术性错误。马克屎的理论大厦精致严密，足以征服象牙塔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其思想精髓则简洁而激动人心，足以震撼目不识丁的底层大众的心弦。这第二个特点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壹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著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壹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壹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理论图像极为简洁：现有制度的壹切皆为黑暗，而这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邪恶。壹个最简洁的叙述通常也涵盖最广阔的外延、越过了所有的技术细节，因而容易为最多数的人理解。这样的图像在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如俄国和中国尤其得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强烈共鸣。
（2）以人的物质需要立论，但很快将主旨转为道德审判。能触动大众心弦的理论不是连篇累牍的技术细节讨论，而是道德审判。而壹旦某个人、某个群体、某个阶级在道德法庭上被定罪，他们任何的抗辩都变得苍白无力。并且道德审判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审判方的任何怀疑和对被审判方的任何同情都被视为邪恶势力的同谋。这种道德审判贯穿了从那时到现在的壹百五十年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全过程。
（3）其理念不仅是理论解释，而且是行动纲领，为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壹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大众可以感同身受、且为之感到激动的理想。
马克屎呼召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即工人。在中共后来的实践中，动员的重点转为农民，而提出的主张仍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这些主张继承了《共产党宣言》的特色：当今的统治阶级是万恶之源；我是正义的化身；以仇恨的情绪为凝聚力；以施用暴力为自豪。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壹九二七年）中宣告：【8】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壹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壹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壹个阶级推翻壹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比起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壹脚踢翻整桌宴席的豪气，其对手国民党的靠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缝缝补补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法显得苍白许多。
哲学和历史是共产主义理念着意耕耘的领域。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被立为圭臬。历史的演化被归纳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壹般规律，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归宿。其它的哲学流派和历史观都是被押上批斗大会场的小丑。
共产党建政后，在1950和1960年代，发动过两次看起来跟政治权力完全无关的批判：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论的批判和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
“1952年６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屎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進而，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真正的遗传学研究被停顿。遗传学家被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因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因是摩尔根的弟子而落选第壹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9】
1968年8月，中国科学院组织的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完成了壹篇《相对论批判》讨论稿： “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壹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進行到底！”【10】
发动这些批判的主观动机与在哲学和历史领域的工作相同，都是出于权力欲，即掌握对整个世界的阐释权。他们的对手是在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耕耘已久的真正专家学者们，而后者的饭碗甚至身家性命都操在体制手中，并无胆量站出来反驳。这样，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就以物质资源的权力为杠杆，摘取了理念的权力。
比起物质资源的权力，理念的权力看起来似乎纯洁无害，实际上正好相反：物质资源的权力只能控制人的身体，理念的权力则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并且，壹方拥有了理念的权力之后，它也就以壹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拥有了物质资源的权力。虽然遗传生物学和相对论看起来并不涉及对人的行为实施控制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其作用是给信徒制造官方理念全知全能的印象，那麽信徒除了彻底的归顺之外并无其它的选择。
这些批判并不是双方地位平等、通向未知的真理深处的讨论，而是直接宣读早已拟好的判决书。由于普通大众并不理解孟德尔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的具体内容，他们并无能力评价这些批判中的内容细节，于是他们从这样的批判中学到的教训是：对于组织的判断，只需接受，不需辨别。
与对宇宙万物的阐释权相伴而来的是排他性。中国共产主义对反对者的手段之严酷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罗马教廷迫害异端最烈的时期。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此处不赘述。
2.2 作为组织
在这壹节中，我讨论共产主义理念作为组织的三个功能：教育、归属和扩张。由于教育在共产主义理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直接决定了信徒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在这壹节中着重加以讨论。
如《共产党宣言》所示，共产主义理念不只是壹个知识体系；它还是严厉的道德审判和激动人心的行动纲领。这激励信徒们以最大的热情把他们信奉的理念传播给最多的人，如基督教中忠诚的传教士那样。
由于共产主义理念的概念之简洁、愿景之美好、手段之激动人心，它对底层大众的感召力从壹开始就是其对手所望尘莫及。下面这段话来自共产党高干、曾为红军战士的林开征关于红军的宣传工作的访谈：“‘国民党非常害怕红军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攻势。’林开征告诉我们，国民党官员曾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11】
宣传工作的作用是唤起观者心中被现实压制的欲望，让他们发现自己潜在的热情，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之中。
宣传的重要手段之壹是歌曲。比如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流传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
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
牵着手前進，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
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这首儿童歌曲同样显示了共产主义理念的鲜明特点：
（1）愿景美好（“将来的主人，壹定是我们”）；
（2）打击目标清晰（“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3）简明易行：成为壹个强大的组织的壹部分（“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天真明快的旋律给“打倒军阀地主”、“让他们害怕”的暴力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包装，在赤贫、绝望的底层民众中起到的鼓动作用非同凡响。
1940年代问世的《东方红》则加入了另壹个重要成分：领袖崇拜。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忽而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
壹个强大的组织是有灵魂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这个灵魂的心脏的搏动，且为它感到激动。赋予壹个组织以灵魂的壹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树立壹个崇拜对象。这给了成员们以心灵交流的对象和可靠的心理依托，因此极大地增加了这个组织的凝聚力。
共产党建政后，《东方红》在如潮的红歌中逐步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谢选骏记载：“《东方红》在文化大革命中……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進行曲》的位置。文革爆发后，中国大陆很多广播电台及有线广播站的开始曲被统壹改为《东方红》。”【12】
在我开始记事的文革后期，每天早上正是在县广播站的《东方红》歌声中醒来。
许多歌曲是民歌格调，情绪或粗犷、或欢快、或深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用民歌风格来做教育手段的另壹个好处是，它给大众以共产主义理念受到最底层民众热情支持的印象。
民歌的壹个例子是我从幼时起即记忆深刻的旋律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
太阳 ------
壹出来呀
哎咳 哎咳哎咳 哎咳哎咳
满山 ------
红 哎 哎咳哎咳 呀
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身（哎咳）呀
旧社会 ------
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人 哎 哎咳哎咳 呀
受欺压壹层又壹（呦嗬）层（哎咳）呀
打下的粮食 地主他拿走 哎咳呀
咱受冻又受饿 有谁来照应啊 哎咳呀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 哎咳呀
为的是叫咱们有吃有穿呀 哎咳呀
往年咱们眼泪肚里流 哎咳哎咳呀
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 哎咳呀
天下的农民是壹家人 哎咳哎咳呀
大家团结闹翻呦身 哎咳咿呀咳 大家团结闹翻身
这壹段歌词同样生动地反映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几个典型特征：
（1）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爱与憎。喜欢这首歌的人很难不油然而升起对地主的仇恨，也不难想象唱着这支歌的人掌握权力之后的地主们的命运。
（2）对于不满现状、心中郁结仇恨的人，翻身做主人是极为形象、极有吸引力的行动感召。
（3）出现太阳升起和领袖引领群众的意象，显示崇拜对象对信徒们的重要心理作用。
（4）忽略细节。租种农田的贫雇农与地主之间有壹个契约关系，地主作为农田的主人，收走壹部分的庄稼是合理的。歌中把与自己缔结了契约的另壹方视为完全的邪恶，这是以大我的貌似公义掩盖了小我的不义。
壹大批歌颂体制、歌颂领袖和英雄人物、歌颂普通人幸福生活的歌曲被创作出来，且传唱至今。它们旋律明快、情绪昂扬，不仅在宣传媒体中反复不断播出，而且得到大众的普遍共鸣。比如，我父亲只有小学程度，且不通音律，但很喜欢满怀感情地唱《射秽主义好》：
……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共产党领导中国富强了;
人民江山坐得牢,
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射秽主义社会壹定胜利,
共产主义社会壹定来到,
壹定来到!
歌中唱的共产主义愿景与基督教中的天国和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有许多相似之处。
与音乐对应的视觉艺术教育工具是宣传画。在文革中，宣传画铺天盖地，所有的正面人物的脸上都没有悲苦、怀疑、玩世不恭、或轻浮。他们或幸福如孩子，或充满对敌人的义愤，而其底色都是詹姆士观察到的宗教在信徒心中激发的独特情绪：庄严。
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也在全国每个角落全面开展。1950年代，我的外祖母，壹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参加了文化补习夜校，思想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的回忆录中记录：
“妈妈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她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她对毛主席无限热爱，视为救命恩人。她对新社会充满希望。她认为后半生所享受的壹切均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她对旧社会充满刻骨的仇恨。她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压迫剥削。”
这段回忆反映出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在底层大众身上产生的巨大成效。外祖母对组织的教育照单全收，全部变成自己的信仰。
共产党建政之后，党组织遍布全国每壹个偏僻山村的每壹个角落，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控制了所有的舆论资源。对于外祖母这样的忠实跟随者，共产党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感情归属。对于虔诚度不高的成员，共产党作为有垄断权力的组织是他们的社交俱乐部。对于对共产主义理念敬而远之的人，离群的恐惧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向组织靠拢。
政权组织许多仪式和庆典。党员和干部们被频繁召集开各种会议，如党员生活会、政治学习、有领导讲话的各种工作会议。绝大多数的会议都是领导们的个人表演，其他参加者只有恭听和鼓掌的权利。新党员入党有庄严的仪式。“七壹”建党节、“八壹”建军节和“十壹”国庆节都有各种庆典、会议和仪式。
如同军营里的班长对新兵队列和驯兽员对动物不断发出的口令，仪式是权力结构上游者对下游者施行权力的方式，宣示组织的强大存在和生命力，提醒下游者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在这个位置上该做和不该做的事。
与党史有关的壹些地方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如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的井冈山、共产党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延安等。毛泽东的遗体存放在天安门广场已经四十多年，至今参观者仍然每天络绎不绝。2013年，“共产党员网”报道，“落成36年来，毛主席纪念堂已累计接待中国各族民众和国际友人超过2亿人次。”【13】即，如果略去多次参观者，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中国人已经亲眼瞻仰过毛泽东的遗体。
近年来，习近平下乡插队的梁家河也渐渐具有了圣地的地位。2018年，“人民网”报道，“如今，人们来到梁家河寻初心、求学问，仅2017年到梁家河参观的就有114万人次，最多时壹天可‘破万’，过百万的参观者中大多是年轻人。”【14】
共产党在建政前的奇迹般的成功得益于其招募新成员的优异能力。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仅有数十名成员。十多年后，红军的规模已达三十万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控制的军队约壹百多万。到了1949年，解放军兵力达到四百多万。这样的扩张能力的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理念与中国各阶层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在第四章中将对此有進壹步的讨论。
2.3 作为成员的生活方式
2.3.1 将信徒的价值观重新排序
共产主义在中国播种、扎根、成长的过程中，涌现出过许许多多愿意为理念抛弃家财、地位，以至于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幼时的我耳熟能详的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出身大地主家庭而散尽自家土地、率领农民闹革命的彭湃；在枪口前从容就义的方志敏；宁死不屈的少年英雄刘胡兰；用身体堵住敌军枪眼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等。
近年来有人对其中壹些英雄事迹，包括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15，16】但不可否认的是，货真价实的为理念而牺牲的英雄还是大有人在。否则就很难解释共产党以短短的历史把强大的国民党打下海岛的奇迹。
方志敏在就义前说：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代表了壹大批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的价值观排序：信仰高于自己的生命。
把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远不止少数英雄人物。普通士兵的作战士气也极为高涨。下面这段话是林开征对自己作为红军中普通壹兵时的回忆：【11】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西转移，在剑门山前被迫停下脚步。剑门山72峰高耸入云，由北往南只有壹条人行道穿过主峰，敌人派出三个团在此设关把守。…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战斗的惨烈还是让林开征壹时难以适应。狭窄的進攻面上，不断有冲锋的红军倒下。敌人壹发炮弹过来，附近的人就变得血肉模糊，许多战友牺牲后，连身份都无法辨别。
“硝烟中，司号员迎著炮火吹响冲锋号，敌人壹排子弹打过来，司号员倒下了，很快又有另壹名战士捡起冲锋号……血红色的丝带在战场的热浪中飘舞，号声穿透隆隆炮声冲向山巅，听得林开征热血沸腾。
“经过三次冲锋，胜利的红旗终于插上了剑门山主峰。红四方面军油印的小报对剑门山战斗進行了报道。林开征把报纸看了又看，然后对折成小块，小心地放進上衣口袋，这张报纸，壹直伴他走完长征路。”
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有的英雄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有许多掌握组织权力者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
李慎之回忆：“自从壹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家维尔涅（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以来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竟是愈演愈烈。法国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革命且不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吞吃掉的自己的儿女简直是指数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中国共产党自己杀掉的共产党员，就比中国国民党杀掉的共产党员还多好几倍）。”【17】
如果比较壹下文明社会中壹个普通人去杀另壹个人的心理难度，就可以发现虽然牺牲他人的生命比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许可能来得容易壹些，但绝非轻而易举；其动机仍然须在操屠刀者的价值观之中占据至高的地位。
这自然是违逆被“吞吃”者的意愿的。在牺牲者的意愿和操屠刀者的意愿之间，有权力的壹方胜出。
2.3.2 对信徒思想的改造
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不仅在他们的价值空间中占据了最高的地位，并且强力改造着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壹节里，我按时间顺序举几个例子说明共产主义理念对信徒的思想改造过程。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记录了延安整风运动对干部的思想改造：【18】
“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广大党员犹如進了壹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壹，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壹些如同 ‘狗屎’ 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沈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壹种是温情式，另壹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壹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壹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妳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妳端正态度，继而批评妳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妳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延安整风运动的几个特点：
（1）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是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对下游者的行为作出要求。整风运动则更進壹步，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思想作出要求。虽然思想发生在头脑之中，似乎不难隐藏，但在组织的“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之下，除了少数真正的大奸大猾之徒，多数人想要隐藏自己的思想并非易事，而只能接受改造。
（2）与孔子的“吾日三省乎己”不同的是，孔子自省的标准是自己的是非善恶判断，而延安整风运动的标准是来自外部的组织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讨得组织认可的是没有独立价值观、壹切服从组织权力的人。恰恰是有独立是非善恶标准的人会在自己的标准与组织的标准冲突之处遇到极大的压力。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弯或折。王实味就是壹例。
（3）思想改造的目的与被改造者的信仰是壹致的；这是他们最终接受改造、整风运动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其时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角斗场上仍然严重处于劣势：国民党打下延安之日，也就是干部们的人头落地之时。那麽，他们既然来了延安，那就是抛下了自己的财产、地位和生命，而这都是由于他们的理想：他们要作共产党的壹分子、要抄起对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屠刀。既然怀抱这样的理想，“在客观上危害革命” 当然是“罪孽深重”，而“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才是自己的解脱。
（4）思想改造中遇到的阻力来自被改造者守护自己仅有的那点独立判断的努力。这是信仰的大我与个人的小我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于宗教信徒之中的矛盾。被改造者的抵抗最终被组织的强力摧垮，达到与组织的心甘情愿的合作，这是大我击垮小我的过程，是人的价值空间中发生的强秦扫荡诸侯、达到中央集权的过程。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看整风运动的效果。
文笔出众的刘白羽 “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 “惶恐不安，彻夜难眠”， “ ‘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進行壹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
最终，“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他“才犹如壹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18】
刘白羽最初的抵触是人之常情，而最后的完全交出自己则意味深长，显示出他的精神世界中杂质涤尽、信仰提纯、把自己的判断力完全交给组织的过程。
另壹位高级干部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壹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壹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18】
这些近乎残酷的自我批评读来是真实的。被整风者最开始都有抵触：他们努力在心中修筑堤防，捍卫最后壹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这很快被来自组织的强大海啸完全摧毁。他们真正经历了壹场灵魂的洗礼。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的理想是财产的公有制，其秘而不宣的理想则是思想的公有制。
从这些例子看出，对于相当壹部分信徒，虽然思想改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愉悦的。
“个人壹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壹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壹新，萎靡之气壹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18】
从个人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成员们放弃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他们对组织的意志不仅口服，而且心服。壹个人心生任何的不同意见都会让他恐惧，他要马上将它扫入自己意识深处的见不得人的角落。
从组织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任何不同意见的公开和开放式讨论的氛围都不复存在。
共产主义理念取得政权后，在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接受了又壹轮的思想改造。《费正清中国史》对此这样分析：
“思想改造壹般都有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能接触到的信息；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壹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
“为期6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壹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论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唯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评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个阶段是服从和新生。壹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壹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自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19】
费正清的分析指出思想改造的另壹个关键手段：打破被改造者的安全感。好像是把壹个不会游泳的人打入水中，让他彻底恐惧、彻底绝望，然后再给他伸出壹根竹竿。
1957年的“交心运动”遵循的是几乎同样的轨迹：
“上海水产学院某教授，交心时顾虑重重，经过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使他三次‘交心’，‘第壹次只交了壹鳞半爪，第二次仍未触及关键问题，直到第三次才交出全部真心话’。 多次反复‘交心”， 在交心运动中是普遍现象。‘交心’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表示‘觉得向党靠拢了，和党是壹条心了’， ‘心情更加舒畅，积极在工作上发挥作用’。 轻工业部有人以诗来抒发他们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绪开朗，并不是我得到了什么宝贝，实在是因为我把心交给了党。’”【20】
在“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的空气中，隐藏自己的思想是极为困难的事。
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有独立价值观的顾准则有另壹些观察：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壹套。（日记；下同）（59年11月10日）
“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壹通，卑躬屈节，笑魇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59年11月23日）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60年1月15日）
“何（祥福）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59年1月15 日）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鉆空子，拍马屁，说谎话。……（59年1月15日）”【21】
从顾准的这些观察中可以得到这样壹些信息：
（1）虽然被打为“右派”，但毕竟曾经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顾准仍然要“唾面自干”、“笑魇迎人”、“卑躬屈节”，可见那时的政治气候之严酷。
（2）在那样的环境中，即使如顾准那样的大智者，持守自己的独立判断和价值观都极为困难。
（3）强制思想改造会让人“学坏”：被改造者被迫放弃自己的良知，说自己不相信的话、突破做人的底线。思想改造运动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原因是，如费正清的分析，它彻底击垮了被改造者的安全感。人被求生欲驾驭时，做出突破做人底线的事是毫不奇怪的反应。
另壹方面，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顾准仍然成功地保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方法是观察自己的反应。察觉到自己的“卑躬屈节”，就会开始不那麽卑躬屈节。
思想改造壹直延续到现在。比如，每个希望入党的人都需要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思想汇报的话题将在第四章中继续讨论。
2.3.3 领袖和英雄人物的作用
在共产主义理念的传播过程中，对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宣传和歌颂是重要的内容。这起到几个作用：
首先，英雄对后来者起到指路人的作用。英雄有普通人不具有的东西：胆量、能力和成就。由于他们的胆量，他们敢于为理想而抛弃财产、地位、以至于生命，这样的历练给他们以无数的机会遭遇各种险境，因而锤炼出他们超人的能力。有了胆量和能力，再假以合适的机会，他们便取得超人的成就。对于有志的后来者，具有这些素质和成就的人就是他们暗黑前路上的明灯。梁启超说：“我们想养成伟大的人格，最好是在历史上找壹个人作模范。拿破仑生平学凯撒，甚至于头发的分法都学他。苏东坡之学白香山，也是无微不至。” 这说的就是英雄和榜样对后来者的重要。不难想象，在举国崇拜毛泽东的时代里，他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对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等的影响。
其次，英雄们的行为衬托出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的伟大。壹个例子是：幼时的我并不理解共产主义愿景的内容和价值，但那麽多的英雄们为之献身的故事帮助我在下意识中确认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伟大。
第三，英雄和榜样不仅对于有宏图大志的人重要，对普通人也同样重要。由于中国数千年来从上到下的垂直权力结构，大众不习惯于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也无法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为。对于这些人，领袖和英雄人物起到了狼群中的头狼、雁群中的头雁的作用，替他们决定了人生方向，避免了他们自己费心费力独立找路的尴尬。
最后，许多人没有独立判断能力，也没有胆量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需要强大的组织作为精神依赖、给他们提供安全感、为他们承担个人行动的后果。而正是领袖和英雄人物给组织赋予了人的灵魂，给成员提供了精神支持，让他们有安全感。
毛泽东在世时，大众对他的崇拜已是尽人皆知，也有无数的文献记录。这里只列出高华记录的延安整风期间几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发言：
刘少奇说：“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18】
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找到毛泽东是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年以来的唯壹成就。刘少奇出此言的真实动机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但可以猜测的是：他的话并非完全出于谄媚或恐惧。作为壹个靠暴力获取权力的组织，共产党需要树立壹个强有力的领袖作为其灵魂。他如此的赞誉不只是为了讨得毛泽东的欢心，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他的组织的生存和壮大。这个猜测可以从另外两位高级领导的发言得到壹些证实。
周恩来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壹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壹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8】
张闻天说：“他（毛泽东）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18】
同样，“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 也不完全是谄媚。壹个具有超卓战斗力的组织需要壹个精神领袖来为它赋予灵魂，如成吉思汗之于蒙古、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纳粹德国。
借用张闻天的说法，可以说，在后人的心目中，分不出究竟成吉思汗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还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是成吉思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唱到：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里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正是成吉思汗与蒙古骑兵的关系。
当组织中的壹个成员与代表了组织的这个伟大灵魂发生精神交流时，他就忘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这个伟大灵魂的壹部分。
《哈利波特》中有壹个“不可饶恕的咒语” (unforgivable curse) 叫作夺魂咒 (Imperio)，即夺取壹个人的灵魂，让他完全听命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领袖崇拜可以说是领袖对他的人民施用的夺魂咒。
如果只用壹个词来形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五十多年中共产主义理念在中国人之中激发的情绪，那就是：亢奋。这种情绪，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中、从红军高昂的士气中、从《翻身道情》的酣畅旋律中、从文革时铺天盖地的宣传画中、从对领袖的溢美赞颂中随处可见。
3.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比较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到，壹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与流行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另壹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也有不同于这两个宗教的特点。在这壹章中分别对两个方面给予讨论。
3.1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共同之处
在这壹节中，我仍然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两者的共同之处：理念或教义、组织、信徒的生活方式。
理念或教义
1. 都是系统的世界观，在横向足以解释整个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演化趋势。
2. 教义的核心内容都极为简洁。其外延涵盖万有，其内涵不容置疑。
3. 都预期了世界的终极归宿。
4. 都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对善恶有清晰的定义，且宣告了邪恶势力的可怕结局。
5. 教义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都有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历史。
组织
1. 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和丰厚的物质资源。
2. 都有专业的教育机构、教育人才及全方位的教育手段。教育的方式包括理论教育、音乐和视觉艺术等。每个信徒不仅有机会，而且有义务受到教义的系统教育。
3. 组织上游者既拥有物质资源的权力，也拥有理念的权力，即对教义的正统阐释。理念的权力通过教育来实现，让下游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这比只依靠物质资源的控制能产生更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异见者被清洗。
4. 都有许多与教义及领袖相关的仪式、圣地、圣物。这促成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精神交流，也是组织行使其理念权力的方式。
5. 旁观者不仅受到其理念的吸引，也受到其强大组织和丰厚物质资源的权力的吸引。这导致其“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强大扩张能力。
信徒的生活方式
1. 信徒都把教义置于其价值空间的最高处。许多信徒都坚信自己的信仰可以完全取代科学，且愿意为信仰而舍去家财、地位，有时抛弃亲情伦理，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2. 信徒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高度的自豪感。
3. 信徒都愿意为了信仰而接受自我改造，即使这违背自己的本能反应。自我改造的结果是他们的信仰得以纯化，他们的小我被大我摧毁、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
4. 教义都有能力在信徒的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5. 都有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们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普通信徒的行动榜样和精神依赖。普通信徒在心理上与他们认同、与他们有精神交流。
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督教和佛教等主流宗教有这样多的共同特征，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壹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特征是壹个对大众拥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思想体系的必备素质。
维系所有这些共同特征的根本特征是壹个强有力的神：它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有强烈的道德感、有能力促使信徒献出自己的壹切。这正是诺伦扎扬定义的大神的几个特征。【6】
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壹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贿赂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壹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2 共产主义理念的独特之处
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也有壹些不同之处。下面我主要以基督教、兼以佛教为例来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的不同。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圣经》中阐述的伦理是爱邻如己、谦卑、“不只靠面包活着”等，提倡的情绪是爱和平安。共产主义理念提倡的主导情绪，如《共产党宣言》所示，是仇恨。组织内同志之间的爱是从属于这种仇恨的。如果组织需要，同志之间的爱随时可以变为仇恨，导致“革命吞食自己的儿女”。
（2）追求的目标不同。基督徒追求的目标，以天主教中的诸圣徒为例，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试图澄清人生的本质、试图与神更为接近。共产主义理念的信徒追求的目标是组织的权力。这样的目标更具有攻击性。信徒们不打算与敌人论理、协商；敌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没有生存的权利，更没有发言的机会。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基督教中，行动的主体是个人。壹个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仍然可以与神有深层的交流，而壹个不属于任何佛教组织的佛教徒仍然可以过充分的精神生活。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群体，信徒心目中的神就是群体的权力本身。群体的生存意义在于树立敌人，消灭敌人，而壹个没有敌人的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屎和毛泽东眼中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也由于权力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至高地位，就排他的程度而言，当代的基督教和佛教与共产主义理念远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自有其独特之处，那麽下壹个问题是，是不是该把它看作壹种宗教。这涉及到宗教的定义。由于宗教教义的极度宽阔的涵盖范围和种类的极度多样性，我不对宗教给出全景式的讨论，而是只引用学者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第壹个是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给出的比较具体的定义：宗教是壹个人独自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的感情、行为和经历。【5】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神圣”。衡量壹种秩序是否神圣的标准是：它要在信徒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第二个是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给出的简洁定义：宗教是对精神的存在的信仰。【22】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精神的存在”。
把本文中的壹些例子用这两个定义来衡量，共产主义理念都应该被称作壹种宗教。而这壹节中讨论的它与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应该被看成是宗教的多样性的体现。
需要澄清的壹点是，虽然共产主义理念自诩为彻底唯物主义，不相信来生，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但这不是把它划在宗教之外的理由。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都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而他们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永垂不朽”。这些都表明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是比生命更宝贵、更长久的神圣秩序和精神存在。这符合上面提到的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4. 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土壤
在这壹章中，我试图从理念与受众的匹配的角度来分析共产主义理念如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席卷全中国。这种匹配像是种子和土壤的匹配：壹方面，壹颗种子拥有成长为壹棵大树的所有遗传信息，但它还不等于壹棵大树。另壹方面，每壹种土壤都有自己的偏好，只适合某些种子的茁壮成长。当壹颗种子遇到了适合自己天性的土壤，再加上其它的壹些辅助条件，它就得以充分生长，最终成长为壹棵参天大树。
在这个类比中，人如同土壤，有潜在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要、各种渴望，但它们常常被现实压制，没有表达的机会。当壹颗合适的种子落入他的心田时，其中蕴含的信息就与他的潜在需要和渴望发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壹垛干柴遇到了烈火，他的生命能量爆发了。
4.1 清末民初的精神真空
要了解中共建党前后的时代背景，壹个观察角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鸦片问题。
据苏智良《中国毒品史》记载：
“‘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 ‘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在上海居住的曾羽生看到：‘官兵无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 据吉林将军祥康指出，在沿海7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者已是例外。
“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壹种上等悠然的享受，作为浮靡生活的壹方面，而且还是比官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23】
鸦片之祸在民国初年达到高峰，据苏智良的统计，“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总产量达6万吨，为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23】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平均大约五个人就有壹亩罂粟田。
毒品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都存在，但通常这问题集中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并不对社会本身的生死存亡构成严重威胁。晚清的鸦片问题要严重得多。魏源认为，“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鸦片之祸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鸦片。与其它众多的生态健康的社会相比，可以发现鸦片之祸的更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对鸦片的巨大需求。鸦片只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并因其成瘾性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至于鸦片受到中国主流社会如此欢迎的原因，苏智良的分析是：
“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状态；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進入壹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23】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人对鸦片的需要是壹种精神需要。他们没有壹种支撑起自己灵魂的力量，所以找了鸦片来填补这个巨大的黑洞。
与国民精神空虚相应的是军营中士气的低落。日本政治家（时任记者）尾崎行雄如此回忆他观察到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场面：“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着雨伞，手里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24】
在中日成欢之战（甲午战争的壹部分，发生在朝鲜）中，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记录：
“清将聂（士成）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军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鉆進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壹战……岂料到牙山壹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25】
聂士成是史书中记载的晚清著名猛将，随后的战役進展也表明他的溃败并不是有意的战略撤退。这样的狼狈情形固然壹方面是由于清军与日军的战力悬殊，另壹方面，清军的精神之萎靡在这段叙述中也是跃然纸上。军人的职责、国家机器的托付、皇帝的训令都随手抛于脑后。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其“病”并不是身体之病，而是精神之病。
费正清把清末民初的军阀时代称为“绝望和耻辱的时代”。【19】梁启超称：“今日之中国唯有奸宄恶猾之徒方能昌达”。
如果把这壹节中描述的这些场面与红军在战场上的士气、延安整风中对自我的无情批判和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比较，很难相信这是壹个历史悠久的庞大民族相隔仅仅几十年的表现。
但另壹种可能是，它们之间正是因果关系。1930年，毛泽东在其脍炙人口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称：“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萎靡腐朽的干柴与暴怒的烈火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它们之间正是完美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找到了壹种新的鸦片。他们放下了烟枪，拿起了真枪。
4.2 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虽然共产主义与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二十世纪初，佛教已经在中国流传上千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也已经努力工作了数百年（如果从利玛窦等算起），而偏偏是刚刚扎根的共产主义理念如燎原的烈火般席卷了全中国。
在这壹节中，我讨论当时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情绪，以此说明那时的中国是最适合于共产主义理念这颗种子生长的土壤。
第壹种情绪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中国社会是上游者呼风唤雨、下游者命如蝼蚁的树状垂直权力结构，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26】这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均。在每个王朝的初年，由于皇帝励精图治，吏治相对清明，权力分配不均的恶果尚不明显。到了每朝的末年，权力结构上游者的权力无限扩张，而下游者的生路被壹步步挤压，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便不断积累。这种情绪从许多文人的作品之中可以感到。比如，唐朝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明确透露出平民知识分子对“朱门”的仇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俗语“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進来”则反映了底层民众对统治阶层的又恨又怕的复杂情绪。《水浒》中的梁山英雄大多数是道德素质低下、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恶霸，却被无数读者津津乐道数百年不衰，只因为他们挺身而出反抗了官府，这也反映了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仇恨和绝望。
清朝灭亡之前不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导致数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内战之壹。
第二种情绪是天朝大国在美欧日列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羞辱情绪。壹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即清朝灭亡之年）的沈阳东关模范小学的教室里。校长问大家：“妳们为什么要读书？” 13岁的周恩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共产党建政后，这话成了传颂不衰的名言，也激发了无数青少年的强国之梦。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人生的理想是国家的强盛；这甚至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也可以说，国家的强盛是他的信仰，是他的宗教的教义，是激起他心中庄严的情感的那个神圣秩序。
不只是周恩来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把强国理想置于个人价值观中的最高位置。比如，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温和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作《少年中国说》中慷慨陈词：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進步则国進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是作人下人，屈居权力关系的下游；“称霸宇内，主盟地球” 是作人上人，雄居权力关系的上游。梁启超的思维脱不出不为人上人便为人下人的思维模式，同样是因为他壹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生活，想象不到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平等共处的关系。在这样的认知局限中，个人的智、富、强、独立、自由就都只是手段，而中国的“指挥顾盼之尊荣”、“胜于欧洲”、“雄于地球”才是终极目的。
人为自己谋求权力通常会被视为赤裸裸的自私，但为群体谋求权力则可跻身于崇高之列，甚至可披上宗教的光环。其原因是群体之外的人不具有与群体之内的人平等的地位。在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权力面前，地主和资本家是“万恶”、是刀俎上的鱼肉；在国家的权力面前，其它国家的人民是蛮夷，是长相怪诞、智商不足、道德有亏的二等公民。所以，对群体之外的任何人的“指挥顾盼”都为正义。
把这样的时代背景置于在3.2节中讨论过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的基本不同之处的框架之下，就可以对它们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受到的不同欢迎程度做出壹些解释：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仇恨与暴力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仅是正常的事，更是荣光的事。实际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仇恨史和“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暴力史。那麽，以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为主导情绪、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共产主义理念自然会在民众的心目中产生最大的感召力。相比之下，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爱人如己都与仇恨和暴力格格不入。
（2）追求的目标不同。共产党为中国人的两个许诺 – 对内消灭统治阶级，对外打垮帝国主义 – 都是当时中国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相比之下，基督教和佛教主要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来世的天国和极乐世界，这对于当时多数中国人的需要都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阶级这架大机器，个人只是其上的壹个无条件听从命令的螺丝钉。共产主义的信徒在自己的阶级之内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特需要，也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作决定、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组织会为他安排好壹切。正好，中国人数千年来在高度垂直的权力结构中生活，【26】既没有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的历练，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于是，壹切由集体来判断、决策和承担的共产主义运动堂皇登场时，他们大大松了壹口气：他们只要把自己交给组织，其它壹切均由组织来负责就好了。而基督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佛教中的基本关系是个人与六道轮回的宇宙的关系，其行为主体都是个人，关心的是个人的终极命运。这些都与普通人的行事习惯相距太远。
这几个不同决定了佛教和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成功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5. 共产主义胜利之后
5.1 再次巨变
毛去世之前的十年文革是共产主义理念的狂热顶峰。狂热过去之后，毛的继任者悄悄打开了关闭近三十年的国门。当日本和美国的摩天大楼、高速火车、私人飞机、灯红酒绿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上堂皇登场时，中国人又壹次发现了自己的贫弱。
借用马克吐温的说法，这是与壹百多年前梁启超的“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完美押韵的发现。
我至今记得在1970年代末期听到的在成年人中传播的壹句话： “美国的拖拉机比中国的红旗轿车还要舒适”。那时我身处内地闭塞的小镇，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这印象如何传到他们的耳朵里现在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话透出的那时大众的深切自卑感。
几年间，中国人从文革时的亢奋陡然变成自卑、从全民壹起学“毛主席语录”陡然变成全民壹起学英语、从人人会唱八个样板戏陡然变成日本电影《追捕》和美国电影《未来世界》在电影院上映时的万人空巷。壹个数千年文明史的庞大民族又壹次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
造成这次巨变的可能原因有几个：
首先，亢奋不是人的壹种基础情感。老子说：“企者不立”，意思是踮着脚站不了多久。亢奋之中的人不会思考、不会判断，只具有破坏性。在夺取政权之前，亢奋的情绪能激励大众打倒统治者、当家做主人、迎接新中国。而在自己成为统治者之后，共产主义理念在持续亢奋中的不断制造打击对象 - 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投降派 – 也在不断地提醒大众这其中的荒谬。如同投向天空的石子终会落回地面，人也终会从亢奋的情绪之中醒来。
其次，共产主义理念并不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我自己熟悉的基督徒和佛教徒而言，他们中的多数靠着体行自己的信仰过上了壹种诚实、快乐、能平安面对生活中的风浪和不幸、对他人没有破坏性的生活。如果壹种信仰能够解决人生的壹些基本问题，能够帮助信徒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宗教就能不断吸引旁观者加入，就是有长久寿命的宗教。而共产主义理念只关心群体的权力，并不关心个人的问题。壹个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去、疾病、软弱；如何求得自己与世界的和谐等问题都不是共产主义理念关心的东西。但这些基本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任何的壹时狂热和亢奋都掩盖不住；它们会在亢奋情绪过去后再度袭来。在这些问题的面前，共产主义理念无法不显得苍白。
最后，这种巨变只是表面的变化。正如壹个人的情绪可能会大起大落，但其深层的性格、价值观、欲望、偏见可能并未随之有丝毫改变，中国发生的这种看起来的巨变也只是壹个民族的情绪在外界刺激之下的起伏，而不代表其性格、价值观、欲望和偏见的任何实质性变化。比如，全民壹起学英语的终极目的仍是壹个世纪前梁启超的梦想，“称霸宇内，主盟地球”、“指挥顾盼之尊荣”。
5.2 权力的求生欲
毛泽东的继任者们仍然试图保持共产主义理念的完美无缺。他们不断尝试各种手段和口号，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红歌、“和谐社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群众入党，仍然需要写思想汇报。
这里是“第壹范文网”中的壹篇“思想汇报” 范文：
“尊敬的党组织：
“人生价值观对人的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作为壹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麽对壹个共产党员来说，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是正确的呢？
“首先，要树立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就需要我们有坚定的射秽主义信念。在新的时期里，我国的射秽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如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七的顺利飞天等。现在我国正在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射秽主义现代化国家迈進，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壹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必须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即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理想。理想就像人生的航标，它时刻指引着我们前進的方向，并给予我们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壹点点成就，要有远大的目标，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27】
可以对这几段话作如下的观察：
（1）不是由心而生。只有短短三句话的第壹段堆砌了三个巨大的概念：“人生价值观”、“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作者谈到“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显然不是因为他完全明了这个名词的具体内涵，而是因为他在跟着权力关系的上游者鹦鹉学舌。作者三次提到“人生价值观”，却避而不谈其具体内容。这样的写作，比起方志敏在枪口面前的掷地有声，不能不说是隔靴搔痒。甚至，如顾准所言，这样的写作可能是在权力的利诱之下“学坏”的结果。
（2）很难想象作者真的是仔细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壹方面，很少人能真正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另壹方面，人的世界观是在其早年被其耳濡目染的无数经历塑造，并非自己有意识的选择。
（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主义，严格来说与共产主义是矛盾的。
（4）这样的文章成了范文，从中可以折射出整个中国共产党试图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并不成功的努力。
方志敏式的掷地有声需要仇恨的情感、需要定义壹个强大的敌人，并鼓起勇气来面对它。而这样的敌人在当前的中国不存在。
民族主义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为大众的仇恨情绪找到的唯壹着力之处。但这已经跟马克屎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南辕北辙了。
仍然可以从教义、组织和信徒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把共产主义理念在当代的状况与在1921 – 1976年的状况作壹个比较：
（1）教义。马恩列斯毛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虽然共产主义理念已经从宇宙间唯壹真理的庞大阵地向后有所收缩，不再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押上批判大会场，它仍然在政治领域保持百分之百的垄断、仍然严酷镇压任何不满和反对的声音。
（2）组织。共产党的队伍更加庞大。红歌仍然在大江南北唱响，毛泽东的纪念堂和故居仍然是瞻仰者大排长龙。
（3）信徒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已经提不起多少人的热情。思想汇报中不再有方志敏式的亢奋，取而代之的是无病呻吟、拼凑感情。与清末民初的萎靡之像押韵的情景再现；对此有代表性的描述是对联“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
从这些比较来看，从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开始，共产主义理念这棵大树仍然壹直保持着庞大的树冠和貌似婆娑的枝叶，但其根已经死亡。可以说，共产主义理念作为壹种宗教已经寿终正寝了。其寿终正寝的日子或许可以定在1970年代末，大众壹起学英语的时候。
比起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和基督教，中国的共产主义理念可谓短寿。
至于短寿的原因，或许可以拿鸦片做个类比：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在精神空虚时找到了鸦片，但鸦片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变得更空虚。然后他们找到了共产主义理念。借用马克屎的说法 -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共产主义理念正是中国人民找到的下壹个鸦片。这鸦片同样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又找到了两个新的成瘾之物：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都与共产主义理念有同样的韵脚 - 它们都是权力 - 钱是对他人的权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他族、他国的权力。
已经坐稳了江山的共产党并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背叛了《共产党宣言》的宗旨。他们祭出“不忘初心”的口号来显示共产主义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于城头。这是出于权力的求生欲：他们已经权力在手，不会轻易放弃，所以还需要这面大旗的保佑。
与这幅景象押韵的是：溥仪手中的军队虽然仍叫作八旗兵，他们已经不再是努尔哈赤手下以区区十万之众横扫上亿大明国民的八旗兵。
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工厂发生劳资冲突。
“抗议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工厂。工厂工人指公司存在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违法行为，希望通过组建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年5月，数名佳士工人开始筹备组建工会，但随后有积极组建工会的工人代表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也有涉事工人被开除。
“现场声援团的成员中，有很大壹部分是左翼青年。他们大多年龄在二三十岁，岳昕和沈梦雨就是两名‘90后’。岳昕说，不少参与者是马克屎主义者，他们希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国内左派人士的支持。《南华早报》早前报道，上周壹（6日）中午，声援团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附近举行了集会，其中40多名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到场参加，他们都来自左翼网站‘乌有之乡’。
“现场图片显示，这些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举著毛泽东的画像和横幅，横幅上写着‘湖北 江西老工人 老党员 老干部支持被抓捕的佳士工人及其声援者’。”【28】
沈梦雨随后被警方扣押，岳昕和沈梦雨等被警方强迫在视频里认罪。
这里的试图组建工会者、左翼青年和“乌有之乡”的退休干部们与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怀抱有同样的理想，而他们眼中的邪恶统治者的名字正是：中国共产党。这其实符合历史规律：当起义的农民高坐了金銮殿时，他们也就坐在了田里的农民的对立面。
如同奥威尔《动物庄园》里发生的故事，权力结构中的壹些上游者被打下来，壹些下游者变成了上游者；但他们许诺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到来，结构的垂直度并没有改变，或许变得比从前更垂直。
5.3 中国人想要什么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缺失需要 (deficiency needs) 和成长需要 (growth needs)。缺失需要包括基本生理需要、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使命的需要等。【29】
缺失需要是维持人的基本健康水平的需要。“缺失”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人在缺失这些东西时会生病。生理上的缺失需要得不到满足（如营养不良）会导致生理上的疾病，而精神上的缺失需要，如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导致心理疾病。
缺失需要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随着人对它们的拥有量而递减。壹个人在没有这些东西时，它们会在他的心目中占据无上的地位，他会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获取它们；壹旦他开始拥有了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开始下降，而他会转而被其它的欲望吸引。壹个例子是人最基本的缺失需要：食物。对于饥饿已久的人，食物不仅是他最强烈的欲望，而且很可能是他唯壹的欲望。饥饿极甚时，为了得到食物，很多人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做人准则、亲情伦理。当他得到了足够的食物时，食物对他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当他已经吃得严重过量，眼前的食物便对他成了壹种负担，而他的心思早已开始绕着其它的欲望打转了。
换句话说，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人对它们的缺失程度被无限放大。缺失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刻也就是它被忘却的时刻。
其次，缺失需要是人的外在价值，或者说，是“身外之物”。它们并不是人自己的身体或精神的壹部分。【29】比如，壹个人的安全感取决于他的外界环境是否对他有威胁；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决于他人对他是否接纳；被爱、被尊重、被仰慕都取决于他人的态度。
与之相比，成长需要是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人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可以变成他自己的壹部分，可以与他壹起成长。比如，人的知识、判断力、对美的识别力、心态的成熟、不断开发出的潜力等可以无限成长，没有餍足的时候。
中国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孩提时代也正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生活的壹切被父母和老师的权力控制，他们的安全感被剥夺，要随时取悦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26】于是，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的追求便是他们幼时缺失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权力。当壹种给他们许诺了 “翻身作主人”、“打倒地主和军阀”的强权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这愿景与他们心灵深处缺失的这两个需要发生了共鸣。
但当他们最终大获全胜，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像壹个饿汉子刚刚吃饱了饭，刚才吃了些什么东西已经全部忘掉。饱餐的亢奋渐渐消退，他们有些惘然若失。
从马斯洛的这个观察角度，可以说，同为大神宗教，共产主义理念比起基督教和佛教的短寿是因为前者满足的信徒的精神需要是缺失需要。比如，如果壹个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那麽，共产政权是给了他壹个可资依赖的巨大肩膀。但这并没有根治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这个肩膀或许并不能真的像它当初许诺的那样满足他所有的安全感需求，也可能随时弃他而去。根治他的不安全感的唯壹方法是增加他自己的勇气，即通过提升他的内在价值来满足他的成长需要。
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向往也多半是出于强大的民族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依赖心理，而不等于他们打算为这个民族牺牲自己的什么东西。这很像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婴儿需要母亲的强大是因为强大的母亲能给婴儿以安全感；婴儿并没有为母亲做些什么的打算。只有拥有足够安全感的成年人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付出；没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是心理上的婴儿，只知道索取。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对这种心理有出色的讨论。【30】
能使这些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办法似乎只有壹个，那就是找到下壹个“夺魂咒”，将他们再次置于宗教的亢奋之中。
对缺失需要的壹次次追求、满足和失落的循环似乎可以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王朝轮回提供壹种解释。共产主义理念只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寻觅过程的韵脚之壹。
日本武士、被称为明治维新精神领袖之壹的吉田松阴对中国有不客气的评价：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壹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壹为大，丕炎（注：指魏和晋的开国君主曹丕和司马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壹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以为常。
“夫洪钱（注：洪：洪秀全；钱：当指太平天国军师钱江），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壹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贼，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30】
这段话语带讥诮，但有几个敏锐的观察：
（1）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尊卑的关系（“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以这样的期望值，如果现实是“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这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创造出最大的缺失需要。于是，“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就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期盼。
（2）中国人对国家只要求“统壹为大” ，而对统壹的方式和统治者的身份并无要求（“至于其统壹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大意是，只要是统壹了全国，就是真命天子，哪管他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这仍然是出于壹种依赖心理：国家是自己的心理依赖对象；只要国家的统治者足够强大，不管它是什么民族，都给个人以充足的安全感。武志红对这种心理给出壹个形象的例子：“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譬如，动不动就下跪的小民，都期待着完全无私欲的青天大老爷。” 【31】小民并不认为自己有选择青天大老爷的权利，所以也当然不会在意青天大老爷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
（3）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淡漠（“壹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努尔哈赤是中国人的贼，努尔哈赤的后代是中国人的君。在中国人的价值空间中，民族认同感排在很低的位置。这个价值观排序的壹个佐证是每次改朝换代时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惊人数量。这与“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并不矛盾。武志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的自我是集体性的自我，而不是个体性的自我。“只有个体性自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良知，而陷入集体性自我的人，会缺乏共情能力，即缺乏真正的同情心。”【31】也就是说，对“中华”的热爱只是出于对集体性自我这个抽象概念的热爱，完全不等于对在大街上行走的实实在在的同胞的同情心。
这些观察再次说明中国的土壤之独特。在这片土壤上，个人的最强烈的需要是群体的权力，而自己则甘愿充当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上的壹个没有独立行动力和担当的附件。
6. 结语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说的是比起浩瀚而纷繁变幻的世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另壹方面，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精神需要却是无限的。宗教就是这样壹种天才的发明，既照顾了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又满足了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许多精神需要。宗教对信徒的思维世界的脱胎换骨之彻底、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的情感之强烈、信徒为之献身的意愿之决绝，都说明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何其伟大的灵魂工程。
在每壹种文化中，大众各有独特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各有独特的精神需要。在中国，这个独特的精神需要是：壹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壹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壹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
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壹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在其不久前刚尘埃落定的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相似之处,【32，33】这是押韵的壹例。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壹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12】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
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壹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壹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壹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壹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最后是给有耐心读到这里的读者的几句赠言。虽然壹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个值得好奇的问题，但人生的意义不该只是当社会风云变幻的壹个好奇的旁观者。“壹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的心态或可作偶尔的娱乐，而以此了却壹生则似乎不是足取的人生观。中国漫长历史上壹次又壹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轮回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某位许诺了无限美好未来的大神。个人有可能、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如何生活 – 如何判断、如何行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我认为这才是个人最该好奇的问题。壹个饱满的人生就是由壹系列的有意识的选择衔接而成。每壹次有意识的选择都会导致对自己了解更多壹点，离自己的潜力和天赋更近壹点；壹系列的选择就会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潜力和天赋。如果个人能有这样的行动力，壹方面，对个人来说，这将是壹个有趣而丰满的人生；另壹方面，即使这样的壹生对扭转社会的大潮并无多大的实际功效，壹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其中壹些人的不计较成功率的生活选择中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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