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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政治学者谈中国社会的精神剥削的本质

本文以具体的例子分析和说明了当今中国常见的壹些极权和后极权宣传话语形式。极权宣传对中国的公共语言有着直接而广泛的毒害影响，使得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成为壹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极权制度向后极权转化，中国的官方宣传已经从以前的黑色宣传过渡到白色和灰色宣传。但是，作为壹种专制权力的话语，它仍然在阻碍民主说理话语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它仍然是壹种以控制信息、隐瞒真实目的、给民众洗脑和操纵舆论的统治工具。认识宣传、抵御宣传因此成为当今中国民主建设的壹项重要任务。





壹、引言

2009年初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壹书是当年的畅销书，2010年初却又被评为2009年“十大烂书”之首。在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书之所以能出版，并且十分畅销，除了商业炒作的作用，读者的民智不高应该是壹个原因。《不高兴》的言语方式反映了当今中国公共语言的武断、粗暴、空洞和蛮不讲理，实质是中国长期愚民政策的后果和表现。《不高兴》的作者们既是愚民政策的受害者，反过来又在为继续愚民推波助澜。

但是，《不高兴》不久后又被评为是壹本“烂书”，除了是因为评判者多数受过较好的教育（多为学人或知识人）之外，大多数普通读者读过此书后，反感和厌弃这本书的立场和语言也应该是壹个原因。这说明，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武断、粗暴、空洞、蛮不讲理的言论方式。因此，帮助他们认识造成这种言论方式的原因，并且学习如何去改变它，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长期占领和宰制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极权式官方宣传是影响和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公共语言的说理匮乏和非理性化，应当提醒我们去认识中国普通民众受愚民宣传之害的严重程度，并因此而特别关注中国公民教育的失败。《不高兴》作者们并不是中国公共话语匮乏的始作俑者，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延续和帮助再生缺乏理性的公共话语。

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壹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非理性话语不仅仅是个别人话语的弊病，而且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于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理性话语能力，从社会作用来说，是壹种帮助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壹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专制的公共话语教育和体制则正好相反，那是壹种受乖戾、强权逻辑所支配的虚伪和谎言话语，而形成这种话语的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主导和宰制民众思想和言语表达的极权宣传。



二、中国语境中的极权宣传

壹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败坏和毒质化，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壹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壹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壹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波兹曼，2004：34）。中国的后极权“公共语言”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败坏和毒质化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在写作，但许多写作是在用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進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当然也还有像《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这种“说不”类的写作，它更是在恶劣的条件下，向周围的话语和文化环境扩散非理性的不良影响。

在中国，扭曲公共话语理性的力量主要来自壹种特定的，叫作“宣传”的话语。长期以来，它由权力控制，为权力服务，并宰制各种社会公共话语（新闻、学术、教育、时事辩论、法律）。自由学术体制中的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媒学、大众文化和群众研究中都会讨论到宣传的问题。宣传是壹种传递信息的手段，目的是在接受者那里营造发送者想要得到的影响效果。有人会问，所有的交际（communication）难道不都是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吗?是的。“宣传”这个词是从拉丁文的propagatus壹字来的，原义是“播撒”。播撒思想和观点本来不是壹件坏事，但如果为了播撒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不择手段地弄虚做假、愚弄欺骗他人、压制他人的思想和言论、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那宣传就成为壹件我们必须警惕防范的事情。

用来散布或扩散观点的宣传本是壹种话语公器。公器私用会给公器造成伤害，最后甚至毁去公器。宣传的壹种社会功能是“鼓动”，口号是这种宣传的主要形式，例如“建立和谐社会。”口号虽然简单笼统，但并不是不能有益于社会。然而，如果假借“和谐社会”之名，把不同意见和批评统统当作“不和谐”的敌对思想，加以铲除，这个口号就成了壹种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它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这种反感针对的不只是这口号本身（被嘲笑为“河蟹”），而更是宣传这种公器本身。宣传这件本来可能有用的公器已经损毁，看上去还在宣传，但已经不再有良性作用。壹说起宣传，人们就会说这是假的，是变着法的骗人。只要有新的宣传，人们就会起疑心，认为是不是又在搞什么鬼名堂，壹准没什么好事，没安什么好心。人们因为害怕上宣传的当，受它欺骗，而变得充满怀疑，十分犬儒，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能有不公器私用的宣传。这样就把宣传与欺骗、强迫直接而且完全地等同起来。

“宣传”与“说服”是不同的。朱维特和奥多奈尔的《宣传与说服》正是以这壹区别来定义“宣传”的（Jowett and O'Donnell, 2006）。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可以为所欲为進行宣传的社会中，壹定存在着某种不受节制的胁迫性权力制度。

“宣传”在当代语言中往往用来特指由某种组织体制从事、完成的“散布”。宣传散布的思想、观点，开始是宗教的（17世纪），后来则是政治的和政党的。20世纪是宣传成熟、发展、多样化的时代，不仅用于政党口号、群众动员、思想控制、舆论引导，而且也用于商业广告。也正是在20世纪，原先中性词义的“宣传”变成了壹个贬义词，获得了虚假、欺骗、蛊惑、玩弄、操控、洗脑这样的含义。这主要是因为象纳粹和前苏联这样的极权政权把“宣传”和“组织”壹起用作全面控制社会、钳制思想和压制政治异己的根本手段。在他们那里，宣传成为壹件重要的、冠冕堂皇的事情，这也增强了其他人群对宣传的负面看法。

民主社会中也有宣传，但是，很少有大言不惭、冠冕堂皇地自称是宣传，甚至专门为此设立官僚部门或机构的。在民主社会中，“宣传”常常被“公关”、“公告”（或“广告”）、“公共信息发布”这壹类说法所代替。它们所指的是壹种与专制霸道话语不同的话语形式，包含着以公开、公正理由来说服公众的意图，当然也不排除实际上与有此意图不合的。意图虽然重要，但比意图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和言论总体政治制度环境作用。由于民主社会拥有自由言论和公共理性的话语环境，民主社会的宣传与极权社会的宣传并不相同。民主社会中的“公关”式“宣传”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组织的政权力量来作后盾。而且，它在自由公共社会空间（尤其是独立媒体）中总是受到监督和质疑。它的受众是能够用独立判断、自由思想来表述自己看法的公民。这样的公民不是愚民教育制造的“群众”，因为他们从小所接受的是鼓励合理怀疑的理性思考教育。

极权国家中的宣传与民主国家中完全不同，它依靠的是壹个“有全国上下壹致的、协调严密的、非常庞大的、资源可观的、经验丰富的宣传系统”（丁学良，2008）。这样的宣传要走出国门，需要作根本的观念改变，需要“从壹个信息流通相对不自由、不透明的环境，跨入壹个信息远远更为自由、更为透明的环境，而且是在各种声音和多种价值观念相互持续竞争的状态之下，力图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声音被众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认同、接受、分享”（丁学良，2008）。后极权时代的专制政体继承了极权时代的“宣传”和“组织”体制，继续通过维护、运用这些体制加强它的统治，但也作了必要的调整。除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宣传方式（自上而下、壹杆子插到底的统壹口径），还包括新发展出来的那种宣传主管部门的匿名电话指示和指令，以及增加了壹些看似不那麽专制的“公共信息发布”形式，如记者招待会、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与网民“网聊”，等等。

这些新的宣传手段被标榜为“开放民主”的举措，甚至想借此到国外增强宣传“软实力”。但它显然低估了民主国家中人们对“宣传”的厌恶、反感和不信任。这些新形式的手法并没有改变极权宣传的性质，只不过是在帮助它从先前的“黑色”宣传（全谎言宣传）过渡到“灰色”和“白色”宣传（不同程度的半真半谎式宣传）而已。这种变化了的宣传经过了重新包装，但仍然是极权统治的主要工具。它的话语环境仍然是非自由的，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必须依靠暴力压制而不是平等交流来得到维持。

宣传有“黑”、“灰”、“白”三种（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6-17）。黑色宣传是壹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壹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壹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壹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宣传对象心甘情愿地相信宣传的消息来源和内容，”也需要宣传的观点能投对象的“社会、文化、政治”所好。缺少了这两个条件，黑色宣传便不能成功（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9）。《壹九八四》中描述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中，有用换掉领导人的头像来篡改历史的事例，这也是极权宣传常用的手法。其它例子如，1957年宣传右派要杀共产党；1958年宣传万斤亩产；1960年宣传因苏修逼债而发生自然灾害；文革中宣传“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神州大地到处莺歌燕舞”、“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等等。黑色宣传在失去了先决条件时仍会被使用，例如，宣传1989事件天安门广场除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没有死壹个人、共产党“代表”所有中国人民。这是壹种后极权时代的黑色宣传，人们对它已经不再真的相信，但仍然会做出假装相信的样子。

与黑色宣传相对的是白色宣传。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灌输对宣传者有利的观点，或者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近年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美国人权纪录”就是这种白色宣传。例如，美国发表《2008年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也发布了壹份《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并不涉及其他国家，单单针对美国。《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因为都是来自象《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媒体报道，例如美国有多少枪击事件、有多少妇女受到家庭暴力侵犯、有多少贫困儿童等等。这似乎给了这个纪录很大的“客观”性。但这些客观材料却被用来混淆“人权”的实质含义，那就是，人权要保护的是公民不受政府权力的侵范，而不是个人不受其他个人的侵犯（如果是美国政府不管，甚至鼓励或纵恿枪击，那时候才会涉及到人权）。这种白色宣传要混淆的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人权问题”的根本不同，从而使中国政府获得“我错妳也错”的合理性。

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的信息来源可靠，但真实性却不确实，例如，文革中所说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所说的事件、人物也许都不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这并不就等于真的有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党史及历史书上的许多“事件”也都属于这壹类宣传。最典型的灰色宣传例子还有“人大”和“政协”的人民“代表”性，以及它的升级版“三个代表”。2008年人大增添了3名“农民工代表”，政协有“新阶层代表”出来说话，被大力宣传为“民主改革”的显示。人大代表的产生，“人民”确实“投了票”，但却没有民主提名、竞选的程序，也有没有普选的合法性基础。还有壹些具有灵活性的灰色宣传策略，如签署《人权公约》但不履行，奥运前承诺新闻开放而事后加紧控制，也是颇为创新的灰色宣传。但是，这类权宜之计壹旦暴露出欺骗性，便更增加了人们的反感和不信任。还有的灰色宣传甚至已经成为民间笑话，如“俯卧撑”、“躲猫猫”、“草泥马和河蟹”。

随着公共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在网络时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随着极权统治权力机器的发条越来越难以上紧，黑色宣传越来越被灰色宣传和白色宣传所代替。中国国家政权正在用巨资打造、更新它的宣传机器，以达到“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宣传目标。但是。要想在国外取得期待的效果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在西方，对宣传的学术研究与普通民众对宣传的认识是同步发展的。有论者指出：“在壹次大战之后的许多年间，欺骗性的宣传是无数人文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到了1940年代，高中和大学课程中都有关于宣传的教学内容单元，例子都是来自法西斯主义、马克屎主义和商业广告。但是，对宣传的学术研究壹直是多元并不断发展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不同的新概念”（Smith, 1989: 2）。

宣传研究的新概念开始关注那些极权黑色宣传之外的更巧妙、更精致、更灵活的宣传手法。这些手法不只是在极权国家里，而且在民主国家中也被广泛运用。正因为如此，后极权的宣传更新不仅发生在它内部，而且也发生在向外部的学习和借鉴中。前几年，清华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官方“发言人”训练班（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之壹的刘康牵线），就是这种学习和营造“软实力”宣传的体制性合作。灰色和白色宣传都是运用不同程度“半真”手法的宣传，但正如希伯来谚语所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们，大概不会轻易相信“软实力”的宣传。用改良说谎，而不是用加强说理，是不可能打造真正的“软实力”的。说谎不是“软实力”，说理才是“软实力”。



三、诸多种类的宣传和非理性话语

壹般人都知道说谎不是壹件好事，因此他们向其他个人说谎时，往往难免会有壹些内疚感。但宣传是壹种体制性、制度化说谎。与个人说谎不同，宣传不会因为说谎而感到内疚。宣传是壹种不受个人道德良知约束的说谎。宣传部的发言人即使有名有姓，也都是担当组织和机构的话筒角色，他们是宣传的化身，从他们口中发出的声音，与他们作为说话者的个体内心道德良知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然而，即使如此，宣传或宣传化身也没有“胆敢”（姑且用“拟人”说法）以谎言的名义来说谎的。宣传也希望接受者把它散布的信息当作真的来接受。宣传者知道，在只能以强制力维持宣传时，接受者实际上已经不相信宣传，只不过是做出相信的样子而已，所以更需要在宣传的说理逻辑和其它关节上做手脚，尽量掩饰做假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依靠以往的非理性话语之外，它也把非理性话语作更多的理性装扮。下面的例子会兼及这两个特点，有心的读者不妨对下面列举的宣传类型和特征自己灵活增减，也可以在它们之间建立多层次关系，重新调整组合，总之，举壹反三，自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1、不愿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壹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妳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壹，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壹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壹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妳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壹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壹步。

壹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壹般是这种定义）。（2）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壹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射秽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壹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壹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掘起”等等都是这壹类词语。

4、“新说法”：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壹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壹起而无法改变，那麽壹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壹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壹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壹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壹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進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壹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壹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壹化了。《不高兴》作者之壹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進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壹。壹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壹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壹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勒庞，2005：102）。

传染：“如果壹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壹样强大的传染力”（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壹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勒庞，2005：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壹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壹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壹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進、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壹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壹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壹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壹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進行思考”（勒庞，2005：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進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壹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壹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壹小撮坏人”反对。“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壹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壹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壹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壹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進行单壹、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屎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大跃進”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壹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壹句顶壹万句”。

文革时的“壹句顶壹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射秽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壹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壹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壹个30年、下壹个50年就壹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壹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壹种壹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壹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壹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壹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射秽主义道路；坚持射秽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壹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壹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壹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壹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壹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壹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壹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壹定壹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射秽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壹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妳两头不讨好：

这是壹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壹，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妳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壹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壹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妳也不干净，我说妳不干净，看妳还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壹个国家是不对网络進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妳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壹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壹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壹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壹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妳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壹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壹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屎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壹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壹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妳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壹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妳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妳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壹些？还是更不安全壹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干预的世界壹定会比现在好壹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壹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壹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壹无所知，必须是壹个十足的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射秽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壹句半真的全假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壹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壹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壹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壹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壹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壹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進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壹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壹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壹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壹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妳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壹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壹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壹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壹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壹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尼，2008）。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壹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问题，确实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壹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壹益。”

还有壹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麽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壹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壹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麽忙那麽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壹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壹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壹片大好”、“莺歌燕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壹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壹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是非，认清谁真正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壹个无神论的政党？在佛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壹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進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壹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壹天天烂下去，我们壹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36、耍横：

妳说我不对，我不对妳能拿我怎么办！？妳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妳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壹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妳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妳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壹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壹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射秽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壹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壹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壹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部领导武大伟却认为：“这是壹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妳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壹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壹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滴滴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壹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壹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壹个城市，如果不立壹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進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息》壹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壹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壹心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壹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壹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壹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
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著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壹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开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壹种“妳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屎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壹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壹”、“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壹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進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壹个像样的共产主义”、“壹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壹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壹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壹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壹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進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王岳川，2008）。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壹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壹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壹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壹下子变成壹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宣传官僚高明到哪里去呢？



四、被宣传洗脑是壹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江苏电视台的壹个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有壹次以罕见的媒体人激情和坦率评论道，现在中国的食品、用品、商品、语言、活动、人际关系充满了虚假，“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为王八本来就叫假（甲）鱼。”不错，虚假、伪装、谎言、假面充斥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但真实并没有从此绝迹，因为这位主持人说的就是真话。而且，无论“假”多么盛行其道，但毕竟不能以假的名义作假。“假”必须说自己是真的。这就像最强横的专制也必须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专制壹样。在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丑、是与非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说谎概要》壹书中，苏里文（Evelin Sullivan）问道：“人为什么说谎？人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她认为只有两个原因，“而且明显得叫人惊讶。”第壹个原因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第二个原因接着第壹个原因，“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自己就会失去许多东西：权力、地位、尊敬、金钱、舒适、快乐等等”（Sullivan, 2001: 56-57）。显见的动机使得谎言成为壹种浅薄、平庸的罪过和邪恶。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壹旦谎言用高深的理论、高尚的事业、高贵的说辞装点起来，并且当作绝对真理来强行散布，它就成为冠冕堂皇的“宣传”。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壹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结构。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壹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这样壹个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麽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妳不说真话，我就没办法了解妳。而且，妳把白说成黑，把长说成短（把恶说成好，把丑说成美），妳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反而会陷我于壹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纪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语言》中，揭示了壹个陷千百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境地的极权国家（Klemperer, 2000）。主宰这个国家的是壹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官方宣传。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壹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克莱普勒之所以对这种毒质话语还有壹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认并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是因为他能够有意识地去“细读”这些话语。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去了解宣传手法和逻辑谬误，获得必要的知识，增强免疫力。所以，在二战以后，他出版了《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

克莱普勒是壹位语文学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际接触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看上去是口语的，但却渗透著纳粹书面语言和政治宣传的思维模式、乖戾逻辑和意识形态特征。民主话语的理性逻辑和说理是纳粹非理性话语的死敌，也是阻止纳粹非理性话语彻底胜利的最后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与董健、丁帆、王彬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黄蓓佳等学者、作家讨论到中国语言的现状，“重新学习中国语言”成为壹个受关注的问题。顾彬提到，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下台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德国作家们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德语。壹位与会者深有体会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壹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小说《欧阳海之歌》，重读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年轻壹代》……重读了壹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顾彬，2009）。

语言的污染当然不会仅仅发生在小说写作中。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更会受到同样的污染。说理是壹种特别与“书面文字”（区别于“口语”的“文字”）相关的表达形式。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壹句接壹句，往往不可能壹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壹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close reading）。

“细读”是壹种专注的阅读，也是壹种开放式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壹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壹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壹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中国网友谈极权中国的言论钳制的基本状态

最近壹段特殊时期，很多人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壹些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能畅通无阻地发表，发表之后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联网上，反而是在更小众也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上发表时，迅速遭到审查和删除。这种有趣的对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体的结构搭建。

政治哲学中的“公共领域”这壹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期，全球的学者们就憧憬并且讨论过壹件事：网络空间代替城市空间接管公共领域，甚至创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领域的可能。显然这个理想最终破产了，但其破产的原因其实值得被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也能更宏观也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我们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体是现在这个样子。

互联网刚刚开始走進千家万户的那段时期，许多人幻想“数字化理想国”的到来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腊城邦当中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西方政治体系，但其参与者仅仅是成年男性，而奴隶、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纪法国的沙龙、咖啡馆和街心花园也是公共事务讨论场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参与者其实也限定在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当互联网开始走進千家万户的时候，自然有壹部分学者热切企盼，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低门槛的、匿名化的媒介会为全球网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平等话语权，因此，它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乌托邦式的公共领域呢？

很遗憾的是，故事后面的发展仍然遵循了那个重复了千百遍的俗套——人类期待某种技术的進步能够颠覆性地改善人类世界，但事实上，新的技术只是反过来再次强调了人类群体原生的缺陷。近20年过去了，我们或许并不用太长时间就能得出这样壹个结论——至少在中文互联网中，真正意义上平等公开的讨论不（再）存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搭建逻辑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领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名化——社交账号须与身份证、手机号绑定。学者曾经畅享的那个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终究也没有到来；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头部账号”与草根用户之间已经拉开了无法逾越的流量差异。用户制造的内容（UGC）彻底溃败给专业团队制造的内容（PGC）。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质询至今的问题——追随领袖与创造等级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不可撼动的天性？

高质量的对话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充要条件。“公共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壹起，形成公众，”在这里他们不断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统壹的意见——公共的意见。公共意见在很多时候不同于统治性权力的意见，或者公众探讨并揭示的“真相”不同于统治性权力对于该事件的叙事。个体用户来到壹起，借助公共领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见。它是独立于国家和人民，又处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并起协调权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韩国的青瓦台网站和美国的白宫请愿网站都算得上是（经过简化后的）数字化公共领域。它在壹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国民的意见，推动相应政策的改革。

壹篇公开发表的内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户浏览，但如果它结构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讨论的产生，这篇内容仍然不是“公共”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传播学中壹般认为，论坛、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数字时代迄今为止最好的公共领域。很遗憾，我们已经见证了论坛与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体的留言板早已被阉割到残缺不堪。

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多种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论坛和博客的衰亡归咎于其从电脑端转战智能手机端的失败过渡，把社交平台中严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释为对粗俗内容以及鉆空子、刷流量等恶意行为的防范。但是综合说来，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消亡是技术原因，是时代发展，但是究其根本还是体制原因。

1.微信公众号

我们从自身发布内容最常用的平台——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始，具体解剖这个问题。

作为全世界日/月活动量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的成功与它初创时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开关系。朋友圈可以是意见发表的场所，但是发布的内容只可以由用户的好友看见。正是这壹点促成了这款产品最初时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这壹点使得这个平台——无论其用户数量有多么庞大——实质上仍然是壹个多中心的私人领域。

那麽在微信平台中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场所，容许“互不相识的，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壹起，形成公众，進行讨论而产生公共意见”？事实上是有的，那即是公众号推送中的“留言区”，这是微信平台中唯壹壹处允许“并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户”同时出现并且汇集公共意见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识的微信用户们在壹篇推送的留言区接龙《人物》周刊的“发哨人”文字内容，体现的正是这种陌生用户之间富于合意的互动。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微信推送中“留言区”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

限制壹，无法讨论：并非所有公众号都拥有留言区。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续发布原创内容的公众号会得到官方邀请，开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并不长的“好日子”，在这段时间注册的公众号自动带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后注册的公众号再次没有留言区。理论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时進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后向公众号运营者发出邀请开通留言功能。但是就运营者之间的交流可以知道，这实属极其个别的情况。

限制二，讨论的数量受限：如果公众号拥有留言区，那麽留言数目的上限是100条。精选评论的限制是5条。另外更重要的是，作为讨论场所的留言区显然依附于“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数量被限制在订阅号每天1次，服务号每月4次。

限制三，讨论的互动次数受限：留言出现以后，只能由作者对评论進行最多壹次回复。他人不得回复。（即便是后台已经极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样限制了48小时的回复时间。在此之后留言会被删除。）

限制四，公众号主体对讨论内容负责：留言的发布并不是由读者自主决定，而是由公众号的运营者在后台选择出来展示，这也意味着，如果留言区中出现的内容违规违法，公众号的运营者也需负担责任。事实上，这种逻辑体现在公众号运营的每壹处细节。譬如，每篇推送发送之前需要用手机扫码确认发送——明确责任人——如果推送内容违规违法，那麽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经绑定了身份信息的个人。也譬如在留言区的申请上，2018年3月12日之后如果想要获得留言区，几乎唯壹的方法是進行公众号迁移，即从“个人订阅号”迁移至“企业订阅/服务号”。而“企业”号的注册则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注册地址等。这种门槛的升高将公众号的内容发布更紧密地与企业绑定在壹起，意味着主体要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对于内容的发布、留言区的讨论内容，都负有无处遁形的法律责任。

2.豆瓣

在此基础上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更小众也更偏“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進行了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审查。这是因为豆瓣的传播架构比起微信来说，已经算是极其容易形成“公共领域”了——无论是广播、日记、评论、相册或是小组中的发帖，留言区都是自动存在的。豆瓣平台上的留言数量不受限制、每壹篇留言的字数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间互动次数依然不受限制。又因为自从2005年网站创建开始，“书影音”的标记就是功能的重点，豆瓣网的第壹批“网红”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带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主。可以理解，这个数字空间自然有潜力成为公共意见凝聚的场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为社交平台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实上以“友邻系统”知名。彼时，用户和用户之间的交往方式是申请“与对方成为友邻”，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用户要么互相关注要么是陌生人，更类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还原平常人际交往过程中交朋友的过程。这种亲密感、在场感和私人化特征打动了不少用户，最后也导致壹部分用户在其“友邻系统”改版时壹怒之下注销了账号。改版以后沿用至今的“关注”式互动基本类似于微博。当原先那种更趋向“原子化”的结构改变成更复杂也更流动的网状结构，“广播”、“小组”功能块也就正式化身成为豆瓣在数字时代的“广场空间”——如果说“友邻系统”更像是街坊邻居之间点对点的走访做客，那麽现在，互不相识的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来讨论事情了。

回到审查的话题上，正是因为“广场空间”的出现以及留言区的开放，豆瓣必须采取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内容审查。豆瓣运营团队自身也清楚意识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做的不仅仅是对用户发布内容的严厉监管：在特殊时期，广播功能、日记功能、甚至热度很高的小组（如“豆瓣鹅组”）都会被暂时停用——“广场”暂不开放；特殊时期，拥有高粉丝量的活跃用户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户遭到禁言甚至封号——意见领袖不许“摇旗呐喊”；此外，壹些敏感内容即使不被删除，其留言区也会被限制为“不允许回复”——严防死守任何“公共领域”的出现。最后，几乎每当公共意见翻涌的时期，都会再次传来“豆瓣有可能被整个关停”的消息——非要進行公共讨论吗？那就干脆壹窝端掉。壹些清楚意识到此间取舍的老用户也会语重心长地规劝：勿商国是，知识分子还是回去讨论文艺作品吧。

如果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即是说公开的讨论会揭示出真相。如果讨论不被允许，那麽真相就会永远隐没在阴影当中，某壹单方面想要垄断叙事也变得容易起来。

汉娜·阿伦特也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见。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壹次提出了“公共领域（public realm）”这壹概念。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壹的。人们从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对同壹位置進行观察，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在多样性中看出了统壹性。所以公共领域的现实性依赖于多样与统壹的同时存在。另外，真理或许本就是虚无的。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应“以意见取代真理，以意见掌握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发表不同的意见，没有人掌握的是绝对的真理。意见相互交流，公众才能对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3.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后谈及微博，因相似的“关注”机制，两者之间有许多“结构性预防公共领域产生”是类似的。区别大概在于，在空间上，微博平台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用户以“大V”为中心产生聚集而不是以“话题”为中心产生聚集。我们无法否认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后拥有壹段黄金时期，但也同样无法否认在2013年以后，新浪微博似乎义无反顾实则必须走向了越来越表浅的娱乐化。

当谈及微博对于留言区公共性的控制，它则更多是从交互设计的空间结构上去降低留言讨论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视层级要远远低于内容本身。讨论的困难还在于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往复交流被插入的广告打断。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将媒体分为“贫媒体”和“富媒体”。简言之，富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少而单壹，但它传递的内容可以更复杂；而贫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则多而复杂，只是其内容往往简单明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浪的重点产品从“博客（blog）”到“微博”的转变就可以被看做从富媒体到贫媒体的转向。后者的交互性质清楚说明它并不鼓励长篇的内容，更不鼓励长篇的回复，而是鼓励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浏览的内容，鼓励進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扩展和复制（go viral）。

如果严格深究“社交媒体”的定义，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体甚至都还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体架构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進行过大数据抓取，结论是推特中用户的“互粉关系”其实非常不对等，所以，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或许应被理解为“获取信息”而不是“建立关系”。既然并不建立关系，也并未促進平等多元的对话，那麽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闻媒体（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了。

微博中草根用户的“丧文化”流行显然也与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分不开关系——个体无法参与公共讨论或参与公共讨论也没有意义，这加强了个体的无力感，而这又進壹步消耗了个体下壹次参与公共讨论的积极性，于是无力感更深……在这种循环之下，似乎只有“丧”、“低欲望”和看似无关政治公共领域的“偶像消费”才是年轻人发泄注意力的仅存话题。

事实上以微博作为主要阵地的“饭圈文化”或许在这次分析中确实值得壹提。我们可以把“饭圈”视作“消费世界中的公共领域”，它也行使了我们上述权力模型中的效果。这种严密的组织把本来互不相识“作为私人的个体”通过壹个偶像作为中心聚集了起来，他们凝聚成为极具行动力的团体，在虚拟空间中進行大范围的“控评”和“公关”。因为可以结成社群，粉丝团体的话语权和地位显著提升了。他们不再是从前“偶像-追随者”二元关系中无法发声的普通受众，而是变成了可以积极参与偶像的“人设定位”和职业规划的长辈式人物。

4.知乎
知乎与微博相似的地方在于，老用户同样普遍认为这个平台在其早期拥有壹段黄金时期，而现在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2011年起开放内测注册后的两三年里，知乎更像是壹个未出圈的学科精英游戏场，其早期用户凭借广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们展示优秀的求索过程，也擅于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论以及带有明显火药味的意见冲突。

与豆瓣的慢节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经按成了F轮4.5亿元的融资。十年来激進的商业化推动平台边界迅速扩大，从前那种所谓小圈子“精英气质”显然难以为继。这种状态驱逐了壹部分老用户。可以看到，新用户并不再着迷于接近真相，不再進行深度理性的讨论，甚至也不再拥有早期用户插科打诨的幽默感。在这个“知”字打头的平台中，似乎真正意义上以求知求真为目的的讨论正在快速消失。

从结构上来说，知乎内部意见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见之间的内耗。出于浏览体验的优化，交互设计中内容发布和评论之间也有明显的等级划分——评论的可视度大大低于内容本身。并且因为按照“赞数”对评论進行排序，用户和用户之间平等多次的对话变得困难。

近些年来，运营者也尽量避免平台对于特定社会事件形成公共领域的舆论热潮。而他们此时需要做的事情其实相对简单：只要把问题删掉，大量回答的内容也就壹同消失。

5.机核网
今日头条属于新闻媒体而不是社交媒体，虎扑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并不太具有理性的传统，短视频平台因为其所选择的媒介特性，同样并不太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领域。我们认为机核网值得壹提是因为发现其中知识性、思想性的内容在留言区引发了超出我们预期的高质量讨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十余年前壹些论坛的黄金时期。

我们并不是机核网的老用户，在此处把它与前面四个社交媒体相提并论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壹个类型進行分析。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事实：中文互联网中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优秀的讨论，像机核网这样的平台还是存在，只是这些讨论存在于比较小众的互联网岛屿里。

机核网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来的用户其实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众的角度，而是充满能动性地站在开发者、创作者和运营者的角度去展开讨论。这样的传统鼓励用户把思辨过程呈现出来，这在中文互联网中已经算是稀有品质。只是这个带有很高黏着度和cult气质的小众平台，其用户量显然没有办法和上述几个等量齐观。由于并未占据中文互联网生态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视的疆域，机核网不太可能，事实上本来也无意成为壹个真正的公共领域。

从结构上说，机核网的小众也体现在它在组织形式上更类似于壹个线上社团而不是社交媒体。在时间维度上，媒体必须强调即时性。然而草根用户想要在机核发布内容，往往要经过几天甚至到几个月的内部审核时间。

6.比较与综述
我们描述了中文互联网中微信公众号、豆瓣、新浪微博、知乎、机核网这五个“社交媒体”的结构特性，并比较了这些平台上提供给用户们進行讨论的具体形式和空间，因之理解它们分别在技术上如何避免公共领域的形成。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不同文献中的评价维度大同小异：《麦圭尔大众传播理论》中，丹尼斯·麦圭尔（Dennis McQuail）把新媒体的关键特征分为互动性、社会现场感、媒介丰富性、自主性、享乐、私人化和个人化。简·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将社交媒体分为七个功能块，分别是分享、在场、关系、身份、对话、群组与声誉。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里，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个理解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则是：交互性、时间结构、社交线索、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和移动性。

因为中文互联网的特殊性，我们把这些评价维度简化成了五点：审查力度、时间调度、互动强度、平台热度和存储。

不难发现，上述五个社交媒体都选择性地舍弃了五点的某些方面。微信公众号并没有过于严苛地進行内容审查，但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上進行了严格的限制。豆瓣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方面都没有進行过多限制，但用户数量显然低于微信，审查力度也明显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设计把留言区隐藏在更不可见的位置，以此劝阻了用户之间多次往复的讨论。至于机核网这壹类网站，其互动强度确实非常优秀，但是代价是漫长的审查时间以及内容热度的有限性——内容停留在小众平台上，无法進壹步复制、转发以扩展意见的影响范围。

“存储”这壹点主要针对于公众讨论的过程以及讨论以后形成的公共意见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况》相应章节的论述中，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潜在世俗永恒性的领域。它“持续存在”——壹代又壹代的人们生生灭灭，但发表公共意见的火种永不熄灭，重要的事件也应该被永久储存在公共领域中，作为后来者值得参考的历史材料。

相比阿伦特的时代，当代信息的存储显然在技术上進步了无数倍，然而数字信息的“持续存在”所面临的审查和删除威胁也增长了。对不少读者来说，放在书柜里的纸质文件反倒比新时代的数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数字化场所中信息的流动显然异常迅猛，即便不被删除，绝大多数内容也被遗忘在数字空间发霉的虚拟仓库中无人问津。

重要的应是互联网怎样对公共事件和意见進行记忆。对用户而言，重要的则是怎样找到特定的记忆。答案自然是通过“检索”。很遗憾的是，当我们从搜索时代过渡到如今的投喂时代，搜索也变得比从前更困难了。首先，中文互联网中几个重要平台之间并不共享数据库。这好比壹个曾经包罗万象的中央图书馆分散成了几个地方图书馆。譬如说，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台内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个微信公众号的历史推送内容，那麽腾讯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应更方便好用；至于豆瓣，其内部甚至还并不具备壹款差强人意的搜索引擎。

结合这五点，其实我们也可以反向归纳出将近二十年的学者们畅享的理想化数字公共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审查力度：内容发表不受过多限制——没有篇幅/字数/形式的限制。不设置过多敏感词。内容不被删除或者由用户自己选出管理者来审查并删除。
时间调度：用户发表内容的同时，其他用户可以即时在平台中浏览。平台不限制用户每天发表的内容数量。
互动强度：存在留言区。内容可以被讨论，而且讨论本身是被看重的。讨论的内容没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视层级不应比回复的内容低太多。留言之间的交互次数不受限制。
平台热度：平台对所有用户开放。可达性高，占据互联网中壹块重要的疆域。用户身份是多元而非单壹的。
存储：历史内容不被清理并且作为壹个整体易于检索。

事实上接近于这种乌托邦的社交媒体并不是没有存在过。十余年前的论坛和博客几乎都满足了这五点要求。从这个角度上也更好理解为什么这两种平台衰落了。它们或许确实没有跟上技术叠代的节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国情所致——在今天的环境下，它们必须衰落。

对于互联网创业者来说，这似乎也成了颇具讽刺性的壹课：想要创业成功，还须自己在搭建平台的时候就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如何严防死守公共领域的出现？如果搭建出来的新平台满足了上述的四条甚至五条要求，那麽很遗憾，几乎可以确定这次创业将在未来某个时间失败。

7.整体结构反思
如果我们把视野進壹步扩大到更加根本性的结构上，思考运营者为什么需要有意避免向用户提供“讨论”的场所，那麽这背后的原因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政策的执行都拥有同样的逻辑。对于壹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金字塔结构，社交媒体面对的版本即是：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到互联网企业内部的网络信息审查部门（从主管到审查员），再到具备广泛影响力的用户（“大V”、“网红”、“POL”），最后是草根用户。政策在虚拟空间中的传达和真实空间并无二致，依旧是强调“领会上级的意图”以及“向上级负责”。所以在效果上，很多时候会表现出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扩大的反应强度。因为“宁肯执行得过度，也不能执行得不到位”、“表态要充分”。

壹般认为，审查和信息管控的具体执行方式是“3F”政策——恐惧（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没（flooding）。

“恐惧”政策很好理解，对于发表过多“敏感内容”的用户，对其進行禁言和封号的处理。这种惩罚会让其他内容制造团队明白发表特定意见的代价何为。如果说为某些事情发声，其结果是运营了数年，拥有大量粉丝和影响力的账号被封禁，那麽发表这些内容的账号将会大大减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壹种软性也相对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惧”政策在很多时候或许会造成更强烈的民意反弹，那麽在这些时候，许多政策执行者会选择“怠速”政策，也就是为违规的社交媒体增加“摩擦力”——让平台的运行不再完美流畅。具体措施可以是暂停平台的部分服务器，使得用户在刷新和加载页面的时候等待时间变长，或者关掉平台壹部分受欢迎的功能板块，让用户体验变得迟缓、残缺。这种情况下，即使不進行粗暴的禁言封号，平台自身的热度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都还是“1984”的世界，那麽“淹没”政策则更像是“美丽新世界”的做法。前两个政策或许会导致真相不断被删除，用户的语言表达不断被阉割和篡改。在最后壹个“淹没”政策的施行下，这些都不会发生，真相或许也并不被删除。反而，它只是被无数的异议、异见、证据、假证据、谣言、半谣言、反谣言的澄清、反对反谣言的“实锤”不断挤兑，直到阅读者被难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没，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对该事件也变得麻木了。

值得指出的是，“淹没”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任何实际政策的实施。因为在今天，每壹个用户身处的本来就是壹个信息不断淹没信息的混乱世界。很多时候真相确实仍然存在着，只是被无数的娱乐资讯和商品广告吞没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英文互联网中也有壹大批用户在怀念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代，也在感叹现在的讨论质量低下。毕竟“淹没”的情况是全球性的。

德波写下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帮助解释这种信息洪水。景观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图像主导的人际关系代替了真实的人际关系”。十余年前互联网中那种真实而生动的网友互动已经渐渐消失，许多人都怀念那种“亲密感”和真诚的关系纽带（connectedness）。

公众号运营者尤其能够明白这样的感受——每天点开公众号的首页查看关注人数等数字与图表曲线。在这个图像世界中，关注者的人格特征完全消隐了，他们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标准统壹地抽象为了数字。这种由图像主导的、虚假的、间接的人际关系加强了景观化文字的产生。我们已经见证了无数公众号文章通过不断降低思辨门槛来招徕更多的看客。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真实可感的人，这些作者未必能够说得出他们写下的那些耸动、不堪或低幼的内容。这些文字垃圾不引发思考，不促進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注重于煽动情绪，宣泄情感，贴标签，或是急于发表观点，明确自己的站队，包括对他人進行两极化的道德审判。

这种反智的措辞摒弃了问题可能带有的多义性以及论证过程可能具有的复杂步骤，它将绝对的、暴力的简化凌驾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来说，这意味着大众媒体已经将公众的“批判理性训练”转变成了“预判（presupmtion）训练”。此时，即便某个场所名义上仍然面向公众开放，它作为壹个公共领域实质上已经关闭了。

解释公共领域的存在为什么必不可少是壹件很多余的事情。我们已经不止壹次看见中文互联网中，人们围绕某壹话题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各自在不同的平台抱团形成同温层并向对方進行激進的攻讦。网民这种强烈的仇恨、斗争和揭发行为已经形成了高速自动运转的机器。

对话变得越发困难，因为双方说著不同的语言。在这种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不必奢望对于某壹话题讨论形成壹个统壹的公共意见，更不必谈借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针对“女性主义”这种宏大话题，群体内部形成两派互称“女权婊”和“男权癌”，他们都觉得对方是铁板壹块、愚不可及，双方都在各自阵营中觉得和对方争吵是鸡同鸭讲；面对“疫情期间留学生该不该回国”这种具体问题，群体内部依然形成两派，双方仍然進行毫无可能达成合意的骂街式对战。这都说明了这样壹个事实——当所有公共领域被取消，有效的讨论不复存在，不再有“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壹起，形成公众”，而是“作为私人的个体更加遥远地分开了彼此”。

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污名化，更多无意义的争端。

前共匪体制内的官员谈共匪政权的精神剥削的本质

妳看西方的报纸每天都有几篇批判国内体制的社论，也有许多评论国内体制的专栏。那麽中国的报纸的这种评论就相对比较少，就是因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审，那麽写的积极性也就不高。领导人也没那麽多时间看，而且言多必失，妳写那麽多干嘛。领导人讲完话，妳把它重复壹遍就完了，去发挥，再发挥出毛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中国报纸的“评论”的量，也是比较少的。

我记得壹九八七年的时候，有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广州去采访，他们就写了壹篇分析性的报导。文章讲，广州临近香港，它们不断经受西方“腐朽”文化这些“坏”东西的影响。当时主管文化和宣传事务的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胡启立看了以后就说，妳们要写壹篇评论，要鼓吹这个思想。 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啦。我当时就不想写，我想什么腐朽文化，我不觉这个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说西方也有很多先進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学习的壹个过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写这个文章，这样壹拖就拖壹个星期。有时候会拖“黄”的，因为领导人事情很多，就会忘掉。

结果没想到胡启立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问人民日报说，这个评论怎么还没写出来呀？ 那麽没办法，就只好写了。但我扭了壹个角度，就说广州由于面临文化的前沿，那麽不断地接受西方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在改革开放中有动力，不断地往前走。这个话题就等于是扯到另外壹边去了。就没有讲西方的影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说实际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华社的报导和我的“评论员文章”就同时登出来了。“广州日报”即广州市的机关报，马上登了广州市市委书记许世杰的谈话，他在谈话里边只字不提新华社的报导。他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我们指明了下壹步改革开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们报社内部的评论栏上，也有很多争论。 有的人早就对新华社的报导非常反感，他也没有看懂我的评论，就说这个评论是壹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另外的人就说，这个评论写得好，把这个意思给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当时既有上面给妳出主意，给妳出题目，也有评论员当时在八十年代自己发挥的空间，这两个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最大感触就是，中国的媒体要想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意见，能够自由报导自己的见闻，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领导人相对比较“开明”，整个政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独立的报纸，报纸的壹切资源都是由党来控制的，因此，无有自由可言。

比如说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报的纸。那种纸是壹种特殊的纸，俗称“白报纸”。这种纸每个报纸能得到多少是由国家计划批给妳的。妳的报纸再受欢迎，但国家不批给妳这个“白报纸”的量的话，那麽妳就不可能扩大妳的发行量。也就是说，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办壹份报纸， 但由于妳根本得不到这种印报的纸张，妳也不能印新的报纸。当然还不用讲政府从财务啊，从人事，从发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个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统，从物质的到心灵的控制，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运作体系。妳要冲破它，那就会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的评论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于“自律”的这样壹个精神，当然后来的情况就比较不壹样了。

比如说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个比较“反动”的阶段。那麽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赞成这个做法。从壹月初到大约四月底，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间，妳会发现人民日报发的评论员的文章里边，可能会有三到四篇是讲植树造林的。因为正好是春季嘛。那麽本来壹年发壹篇这样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时候壹年也不会发壹篇。那麽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写植树造林呢？就是说妳不想讲“反自由化 ”，但他说妳为什么老不发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写植树造林。妳看我们还是不断地在写呀。像这种非常微妙的壹种反抗，可能也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种个体的行为吧。

毛的时代中共的媒体控制基本上是壹个粗犷的作业，因为他的控制是没有挑战的，毛要怎样控制党国宣传机器，就怎么样控制。 那时国外的媒体也不可能進来，妳那时候要收听“美国之音”就把妳抓到牢里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控制就比较为所欲为啦，那麽比较放肆啦。 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共产党控制媒体的壹些基本格局，从党拥有所有的媒体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出发，然后到这种“洗脑”的运作方式。

那麽邓的时代是壹个比较复杂的时代，因为邓固然是说壹不二的领导人，但是其间有胡耀邦，赵紫阳的阶段，他们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开明的政策。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从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这十年当中，它是壹个毛的这样壹个控制机制在不断地衰退，不断地减弱，那麽共产党也还没有建立新的控制机制的这样壹个阶段。

那麽到了壹九八九以后，邓还在，从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机制，并在不断地参考新的发展，新的手法，来建立新的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和毛的时代相比有壹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它是“有限”控制机制，而不是“无限”控制机制。就是说毛的时代就是什么都要控制，从妳要穿什么样的鞋，留什么样的头发，也认为是意识形态。当然在宣传上也是从第壹版头条标题是毛的讲话，到“报屁股”上最后壹个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须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

那麽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控制就有所减弱，有所放松。那麽市场化的冲击，新闻工作人员寻求新闻自由的这样壹个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麽现在呢，可能对“报屁股”就比较放松了。妳在这里可以讲壹些风花雪月，讲的可能和党的基本的东西完全不相干的，在过去认为这是腐蚀党的基本的东西，现在妳可以说了。就是说，妳去腐蚀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经收缩到核心部位。但是对于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强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妳在这些“报屁股”上出现壹个真的和他的核心针锋相对的东西，可能吗？是不可能。 那麽这个就让妳感觉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实上，妳对它的反感就减弱了。那麽它这个核心控制再说出的话，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麽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确实是進入了壹个新的阶段，有新鲜的因素介入， 壹个就是媒体开始追求市场的利润，新闻从业者也开始追求专业的素养， 那麽再加上全球化的这样壹个冲击，国外的资讯也大量的涌入， 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这都使得传统的党和政府来控制媒体的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失灵了。

实际上，妳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呢，包括官方的媒体都在报导这个学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灵的壹个表现。妳看他们在总结“六四”的时候，首先讲的就是“舆论导向”。“舆论导向”这四个字是他们在经过“六四”发明出来的。就是说“舆论导向”错误，所以发生了“六四”这个事情。 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舆论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麽他既花功夫重新把过去毛的那个通过党的组织，通过中央宣传部的这个层层的“吹风会”恢复；又通过对媒体的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控制，把这壹套东西重新加强。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传统的手段来加强的。加强以后呢，大家就没有兴趣看他的媒体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开始把这个出现的这些新因素 包括市场化的因素，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纳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后利用这些东西来扩大他的宣传的可信度。这个能赚钱，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线，我就让妳去做。那个东西虽然能赚钱，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线，我就卡得死死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中国民众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别。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众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我们想了解。那麽现在的民众会说，我很了解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到国外访问的这些官员的话，那麽壹九八零年代出访的官员，他们急于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那麽现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这个我都知道，那个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个说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这样壹个世界里，但是他们却认为，是生活在壹个信息充分的世界里。这是近几年出现的壹个非常新的壹个情况。

这个不是冷战时期那种讯息的“珠目”，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这样壹些民众， 他们不了解西方的情况；也不是壹个自由竞争的媒体，给妳报导这个尽可能的充分资讯的社会。

中国的媒体作为党“喉舌”的这个本质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应该就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办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向导”。共产党从成立之处就有舆论引导的传统，虽然舆论引导的方式在不断地调整，可是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完成巩固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的。

过去毛的时代就他壹个人在讲话，那麽他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呢，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壹般来说，妳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壹个人就不需要那麽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骂，那麽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在那里“作诗作赋”，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那麽到了今天，共产主义在全球已经失败，那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紧紧地纳入了这样壹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壹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喉舌”功能；要这个媒体实现“喉舌”功能，他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那麽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他就必须发展新的办法，那麽这些新的办法应该说是很多的。

妳会看到两会期间，有壹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中国的记者很热心地去采访他们外国记者同行。让他们发表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个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选择的老外同行往往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电视台记者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长得是老外。这些记者的国家呢，应该说新闻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没有，有的是非常薄弱，这些人就对中国的东西还是满欣赏的。 所以他就讲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当我们中国的观众看到电视上壹个“洋鬼子”在那里大讲中国的两会报导是很自由的话，他当然想人家“鬼佬”也这么讲，看来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国的自由也不过如此啦。那麽这个欺骗性就很强啦 。

再壹个，我们知道即使是采访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见解的记者， 那麽当然就是说他知道 如果妳要讲不好的话 可能明天不让妳在中国采访啦，所以他们也会“自律”。那麽这个就是也是壹种巧妙的利用了。就说它的开放程度确实是在增加，但是越开放欺骗性反而更强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体。因为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多元的，就是竞争的。那麽有人讲这个东西；有人讲那个东西。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很喜欢揭露西方的阴暗面的，中共把这个东西拿来为我所用。

西方的媒体了解中国，是通过西方媒体驻中国的那些记者。那麽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在中国，他们的活动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严密的监视。曾经有壹个驻中国的记 者几年以前写过壹篇文章，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他说，他在中国做壹个新闻记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个间谍壹样的感觉；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说里写的那样； 电影里写的那样的镜头，电话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很多地方妳不能去啊，很多人妳不能见啊。这是壹个。

那麽再有壹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国驻中国的记者“放风 ”。特别是现在关于高层的权力斗争的这个东西，那妳会看到经常经常是路透社在报导这个东西；“纽约时报”在报这个东西。那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信息啊？当然 是有在高层领导身边工作的人透露风声给他们的。那麽我们知道，比如说妳在中南海工作，如果妳把风声透露给外国记者，壹旦被发现了是不得了的事。 说妳泄密也好，说妳里通外国也好，整个妳的生涯就完全毁掉了。

那麽是我相信呢。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风声透露给西方记者呢？当然是有权力斗争之间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 到有些风声透露说，因胡和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些事情胡锦涛就做不成啦等等诸如此类。 那麽这个就会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呢某某某领导人也很开明的，但是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们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事情。使得妳感觉 到这样壹种对现政权寄有希望也好；对某个人寄予希望也好。这也是壹种很精致的壹种宣传。

这当然壹个很好的新闻，那麽西方媒体当然为了抢这个料。 本来壹个外国记者怎么可能了解到中南海里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有人透露给妳这个信息，妳就非常乐意用这个，这种非常细致的手法现在都在发展起来了。

二十世纪的中后叶，有壹个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尔波普尔，那麽他就提出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区分。那麽我现在要加壹条就是说有那种“部分开放”的社会。它本质上还是壹个封闭社会，但它是部分地开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闭的社会。

那麽这个开放也好，封闭也好，讲的主要是资讯嘛。那麽部分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现象，我认为这个现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表现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说，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吧，那麽在毛的时代，宣传说西方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剥削啊，吸毒啊，所谓腐朽的东西泛滥啊。那麽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是这样子，那麽到了八零年代时候，大家就会说，哦，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大家就急于想了解外界是什么样子。

那麽这个时候，当妳看到西方的报导，妳就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麽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不拒绝报导西方的东西，甚至让西方的媒体也可以部分進入中国，那麽这个时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体本身报导负面的东西，来引入到中国。看了以后，妳会觉得说，妳看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所以显然西方社会很黑暗的。那中国的媒体在揭露西方黑暗，当然说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说“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份报纸在中国是内部发行的壹张报纸，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大街上也可以买到。但是他没有取消它内部发行的限制。这个就是壹个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说根据我几十年看“参考消息”的经验，“参考消息”已经越来越从壹个过去是报导西方那些对中国比较有负面批评的那些东西，然后让领导人看了以后，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这么壹个功能，变为壹个越来越给更多的老百姓做宣传的那麽壹个工具。所以现在妳去看这个“参考消息”的话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媒体上摘的那些讲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东西。那麽这样的壹个报纸它的发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参考消息”可能是中国仅次于“中国少年报”之类的，最大的发行量的壹个报纸。

那是因为少年儿童各个班都要订啊，所以的发行量相对比较大。那个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市场利益 ，但这个“参考消息”呢，它这个市场参考指数是很大的，如果妳在“人民日报”登了壹句话中国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参考消息”上登了以后，他们就相信了。

中国是壹个“部分的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政府对西方媒体有非常强烈的选择，他不会让整个西方的媒体全部進入中国社会，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会说西方媒体可以自由進入中国，那肯定不可能的。 当然他有控制的权力；有垄断中国整个社会，让它接受什么资讯，不接受什么资讯权利的权力，那麽他就制造壹种假象。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壹个充分开放世界，妳西方讲什么我们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甚至还多，那麽当然是非常片面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要说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个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种宣传，想不出来说什么话说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传； 壹看就是强加于妳；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麽现在呢？当他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好的时候呢，当然他也有这壹方面，也有领导人出来 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非常好什么之类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这种就是说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讲，妳看西方媒体在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如何如何的好；看我们留学西方的学者回来是讲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还让妳了解壹点改革开放出现的壹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是如何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贪腐吧。贪腐是中国的民众容易切身体验到的壹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如果美国发生了壹个腐败案件，他会大肆地宣传。那中国人会想说中国固然是很腐败，那美国也很腐败呀，那政治都这么腐败，所以中国也不比别的国家差。 又不断地说，要成立壹个新的反腐败局，然后媒体就大肆地报导，作深入的报导，然后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说，中国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员等。 其实，这个是很荒唐的现象，妳壹年查出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官员，说不定妳们官员腐败的很严重嘛。他说，妳看，我们成绩很大呀，我们这个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总而言之，就是说他现在延续的宣传手法，不是完全回避问题，也不是直接这样王婆卖瓜，而是壹种非常迂回的方式，让妳感到可信方式来進行。

孙志刚因为没有携带某些证件出门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发生之后，当时有几个法学博士，他们就连名上书，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变这些所谓“外来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后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讨论了这个“收容条例”，并撤销了很多收容站，当时中国很多媒体就拿这个大做文章，说公共舆论影响了中国政府的这样壹个政策，改善了中国政府的这样壹个决策过程。那麽这个就被当作是中国的媒体不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使得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靠近民众的需求的地步。那麽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很多隐藏的因素，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几个法学博士勇于上书，是引起了壹场公共讨论这个公共讨论。它首先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而中国的这样壹个平面媒体涉及得是非常少的；电视媒体根本就没有报导这个。就是说这个消息的报导是有很大的壹个限制的。

那麽再有壹个就是，根据我个人了解到的信息，这个收容站取消以后，基层的警察就反弹得非常强烈，因为他说，我就没办法搞这个社会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见谁乱晃荡，也没有理由来质问他。而且当时有的警察甚至说现在妳在哪个地方如果遇到壹个人他乱晃， 妳问妳叫什么名字？他就会说，我叫孙志刚。显然就是要和警察对抗嘛。

根据我当时得到壹个信息，整个广东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麽这个就给中央政府很大的压力。当时妳如果注意看报导的话，就会发现互联网上有报导说，在北京新华门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门前，有几十个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里静坐示威。究竟为什么？这个在中国没有公开的报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警察来示威，这也可以理解。还穿着警察制服？ 那麽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在支持的话，他也不敢干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有关的执法部门，对这个变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我就注意到在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撤销“收容条例”以后的大约壹个多月后，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另外壹个问题，但报导最后壹句话说，也讨论了“收容条例”问题。那这就很奇怪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不是已经取消了“收容条例”吗？干麻又讨论这个问题啊？那麽为什么在壹个多月里面要讨论两次这样壹个问题？那麽我个人没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据我在北京工作的经验判断，我认为这第二次这次讨论，是对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就不能公开地报导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中国媒体就不能跟踪报导，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收容制度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这些不能敞开报的话，那麽我可以假设，当初撤销收容制度这个东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完全做到。这就是说，当妳说这个公共舆论影响了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它只是把那些带有進步的那壹个小因素让妳报导了，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妳谈。

那麽这个也是壹个非常巧妙的。他让妳感觉到说，他有進步，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妳去追踪，不追踪呢，这里面就有壹个很大的很大的“猫腻儿”。按这个北京话来讲，是有很大的蹊跷。这是壹个例子。当然，它有媒体冲破封锁影响政策的那壹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在现制度下也许某个中共领导人，甚至都愿意听妳的意见，但是整个这个机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当它施加压力反过来走回头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媒体就不可能跟踪再报导它了。

资讯中有虚假的东西也有真实的东西，所谓“虚假”，就是说他讲的话是完全和现实是合不上拍的，这个是虚假的 。

那麽“真实”，就是说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充分去反映它。那麽所谓“超真实”，就是说他从真实中撷取壹些细节，然候重新构造，扭曲 。妳要说它是假的呢，那个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妳要说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诉妳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总体的真实它没有告诉妳，但是他构造出来以后呢，妳认为这个东西非常真实，但实际上它和真实是不壹样的。就是说，他用的可能是真实的部件，但组建出来的是壹个虚假的东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其实妳如果对比西方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报导，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对同壹个突发事件，妳如果去看西方的媒体，他们肯定报导是不壹样的 。“纽约时报”可能这么讲；“华盛顿邮报”可能那麽讲；妳们的媒体可能这么讲，这是壹种现象。 那如果妳要看中国的报导呢，大家的报导都是壹样的，每壹个细节都是壹样的。那麽壹般的人就会想，那中国的报导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见大家说的都是壹样的嘛，那显然就是这样子。 那麽西方的媒体显然是虚假的，怎么妳说这样？他说那样呢？

当然也不可能说西方媒体是完全充分报导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个根本的自由， 这个根本自由就是竞争的。 那麽这个竞争就使得这些不同媒体之间要来争夺读者，那麽争夺读者靠什么呢？并不是靠妳说得花言巧语，也不是靠妳说得这个版面做得漂亮， 当然是要靠妳能不能给大家提供大家关心的信息。那麽这个信息，既是大家关心的，也是真实的，有助于大家了解周围的世界，媒体主要在竞争这个东西。

还原到我们的现实的，真实的认识世界，就像让我们两个人现在描述这个房间的情况，我们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样的，我会说那里有两盆植物，妳会说我看到那有三个沙发。那麽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为它说妳只能看到这个，妳不许看到别的，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固然是真实的，但是呢实际上妳的认识过程是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能够自己来看这个东西，那每个人看到的东西肯定不壹样嘛。所以我觉得他利用这种细节的真实，那麽构造了壹个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样壹个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我在中国的网站看到这样壹个文章啦，它是在赞扬温家宝。那麽就透露这么壹个细节，就是温家宝去染头发。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头发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岁的人了，而我们看到他们都是满头乌发。 温家宝在就染头发的时候，就跟他的染发师说，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了，搞得满头都是黑发，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妳不要给我染成那样子了，妳就把我的两个鬓角给我留出来，那至少看上去还真实壹点嘛。

我个人对温家宝这种美学品味，还是很赞赏啦。就是说搞的那麽全都是黑发，像个玩偶壹样，是很难看啦。就从这个事例，我觉得就是说温家宝也知道，如果留存壹点真实来，那麽好像那个虚假的部分，也会看起来很真实啦。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有壹句名言说，“假作真实真亦假”，但是反过来也是壹样的。这个真呐，就是在假的过程中，在整个假的海洋中，留出壹点真的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整个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所以，当然我们看到温家宝那花白的鬓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怀疑其它地方的黑发是染的了，我们认为那其实真的是黑发啦。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这样壹个宣传，就不像毛的时代全部给妳染黑了，让妳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现在的宣传，它给妳爆料了壹点真实，那妳觉得说哦 其实他说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点啦。 我觉得就是这个美学品味的这样壹个精致，这样壹个“高级”，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这样壹个控制，它控制的这套方法，也在進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媒体运动跟宣传跟以前比起来很不壹洋，中共开始利用市场的力量。以前党的媒体的钱，是国家预算来供给的。那麽现在它给妳壹些空间，让妳赚那个钱，就把妳引导到那个方向去了，那麽其它的妳不能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机制，来控制媒体。但是这个市场实际上不是壹个充分的市场，所谓“不是壹个充分的市场”，就是说它有壹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说有些东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场，妳也不能碰。

其实毛泽东就非常懂得这壹点。毛泽东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说过：“如果办壹张报纸天天讲反面的东西，它会很畅销，讲上三个月我们就垮台了”。毛是完全没有市场观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办壹张揭露政府黑暗的报纸，这个报纸会非常有市场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有所谓“扒粪”的说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领导人负面的东西报导，这样做不仅有政治监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场效应。

那麽如果中国现在办壹个天天揭腐败的报纸，我相信它会是全国销量第壹。如果有人能办这样壹份报纸，壹定会赚大钱。它有市场啊，但是有市场又怎样呢，它就是不让妳办。明明有市场需求为什么不可以办？所以说即使是有市场，它也是有壹个“底线”的，那麽这个市场就是壹个不充分的市场。

所谓“市场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场化。这个有限制的市场化，就是说妳可以登大家关于歌星的追求啊，妳可以登关于地方的凶杀案件啦，但是妳不可以登那些大家关心的公共问题上的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妳可以说对于整个市场本身，它有壹个大的控制，这个大的控制就是说这个市场有个铁桶似的“边界”，妳不可能越出这个“边界”，在这里面妳想怎么追求利润，妳都是可以的。但是，妳要想通过揭露公共问题来追求利润，它也可以创造巨大的利润，但那是不允许的。这是壹个总体“边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会，每当这个国家的公众预算、财政预算出来的时候，那都是壹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财政预算会影响到每壹个人的生活品质。但是，每壹个人挣多少钱，朋友之间都不会谈论的，因为它不是公众信息。但是，那些能够影响每壹个人挣多少钱的基本因素，就是公众信息啦。再比如说，妳个人怎么养生，那麽这是壹个私人信息。虽然它关系到每壹个人，但是我怎么养生，并不会影响到妳怎么养生，所以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卫生-人们怎么样看病，这既会影响到妳，也会影响到我。那麽媒体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那才是实现了媒体的品质和功能了。

我们现在看到，和毛的时代对比，有了壹个很大的進步。就是说妳私人，作为壹个个体关心的事情，它可以给妳提供信息。比如说，妳想了解这个世界上有甚样的歌星啊，妳喜欢大六歌手，他喜欢台湾歌手，他喜欢西方的某个歌手，这些个信息它是给妳充分地提供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个体的信息。也就是说，我喜欢的东西和妳喜欢的东西可以差别非常大，但是，这些东西不涉及我们大家共同的生活会被影响，这样的信息它给妳提供。这个比毛的时代進步了。但是，中国媒体恰恰不提供那种大家都关心的，发生在大家身边的，那样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响的东西。歌手的生活琐事不是政治新闻，那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歌手，妳喜欢那个歌星，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也不需要民主表决。但是公共财政怎么使用，这个既影响妳，也影响我，而且影响到我的话，可能对妳就是另外壹种影响。所以必须通过某种讨论程序来让大家了解，然后让大家公众的意见纳入。像这样的新闻在中国是完全回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维多利亚这个城市，我看本地的报纸。那报纸上说，我们旁边的某个街道需要修理，那麽现在预算上发生了争执，市议会说这个预算应该这么用，那麽市政府负责修路的部门就说预算应该那麽用，报纸也报导了这个事情。那麽这个预算是从我们纳税人的钱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纳税人看了这个报导就会关心。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能就会去判断这样做是对的，或那样做的不对。

另外，比如说，我居住的小区有壹个小学要关闭，这个小学是政府资助的公立的小学，那麽为什么要关闭？关闭以后这个校舍怎么用？教师到哪里去？学生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公共问题。因此这样的信息我们叫做大众信息。那麽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对大家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传递这样的信息是大众媒体首要的壹个责任。中国的这个大众媒体哪，它之所以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有走入歧途的这样壹个方面，就是它没有在提供这样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实上，说得难听壹点，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妳上部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许妳自由发展的，但是对比较低层次的需求，中国人说的很粗俗，就是裤腰带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许妳可以自由发展的。所以妳看现在中国的对互联网控制，壹边它在那里标榜说，我是为了“扫黄”啊；我是为了让互联网纯洁啊，我才要控制互联网。但是实际上妳看，每壹个官方网站上边，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黄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网站上，就有妓女的广告。显然，它愿意开放这壹个层面，把妳的注意力引导到那里去。

我们知道如果壹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共讨论的空间的话，那麽每个人就会向他私欲的方面去发展。壹个社会如果完全由私欲在主导的话，它就是道德败坏的。因为妳可以不必考虑其他人啦，妳就只考虑妳自己啊。那麽，对政府来讲，它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当妳道德上堕落以后，妳就不会再关心公共的事情，那样妳就不会去关心公共的话题了。因为关心公共事情是壹个有道德人的表现。壹个没道德的人，他为什么要关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们很难想像，当壹个人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会去讨论公共空间，还会去关心其他人的事情，还要大家对整体社会有所奉献？也就是说壹个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会对壹个弱势群体表示关心？这个两个东西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当共产党开放那样壹个下欲之门，下流之门，让妳去走的话，当然妳就对整个社会的提高，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妳也就不会对共产党的这样壹个权威提出任何的挑战了。实质上，这十几年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的。为了这个政权的稳定，共产党不惜让中国人在其它的方面堕落下去，因为越堕落对它的统治越有利。

我们知道随着市场化兴起，党报它要赚钱就比较难。因为党报都是壹副让人憎恶的面目，大家都不愿意看嘛。那麽那些小报呢，比如说，登壹点经济信息啦，登壹点风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麽这些东西就很赚钱。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国的宣传部系统搞了壹个所谓报纸的集团化、产业化的措施，就把这些小报全都收拢到大报底下。比如说《广州日报》吧，它是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它把那些赚钱的小报全都放到它的底下，这个叫“子报”和“母报”之间的关系。那麽这个“子报”赚的钱，就来养这个“母报”，而“母报”就在政治上控制这些小报。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纳入整个《南方日报》系统以后，当它的报导壹旦超出党所能容忍的范围，就马上把它原来的编辑换掉，派《南方日报》-过去党报的领导人去做他的编辑，这个人事的控制会被强化。当然，它每天有“吹风会”，每天给妳“打招呼”，用这样壹些方法来影响报导的倾向。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妳得到的所谓“自由”，来装饰它的整个的控制机制。而且，妳媒体通过市场化赚的钱，最后实际上这些资源也都進入了共产党控制的荷包里面去了。所以，它反过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控制媒体。

像类似这样的控制机制，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有很多的发展。我们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报纸，它也不会碰触那些“边界问题”，明明就是那个赚钱，它也不会碰触。

我们知道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他可以去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让他死掉，他都会在所不辞。那麽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就没有这个胆量呢？问题就在于党的这样壹个控制机器，它有壹个比利润损失所带来的更可怕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让妳不仅钱赚不到钱，而且可能人最后都要進监狱啦。所以这个控制是相当严厉的。它从强力的控制到精致的操纵两个层面都有。

所总的来讲，市场化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壹个方面，就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经济的進步；但另外壹个方面，它也使得中国人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丧失了对于政治上这样壹个权力的追求。因为妳知道，妳在追求政治权力的时候，那里有壹个铜墙铁壁在挡着妳，与其是到那里去碰壁，为什么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钱呢？这个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欲横流，政治上并不产生進步。我想媒体受到的市场化影响的两个方面影响和这个总体上是壹致的。

现在因为“全球化”力量这么强大，要完全隔绝中国民众对于外部事业的了解也是很难的。那麽现在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它不仅能够影响在中国大陆的媒体，而是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在外面的媒体。

中国毕竟能读外文的人还是很少的，直接能读西方媒体的人还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国家，比如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能看《纽约时报》的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还都是以看中文报纸为主。那麽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体，它要控制这个资源。那麽控制了这个资源以后呢，即使妳在中国上了外国的媒体，妳以为它是外国的媒体，实际上那个媒体也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因为现在它的力量已经扩大到能够控制海外媒体了。

比如说，现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体。当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这种模式。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从业人员都是从中国派来的，总编辑、党委书记都是从中国派来的。现在不再是这种模式，而是当地华侨自己办报纸，讲的是当地华侨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当地华侨办报的资金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不知道。当地华侨要办壹个当地小报，往往生存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看到这样的小报却越来越多。当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华人在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华侨，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和中国做生意，那麽中国的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来影响他们媒体的倾向。它并不是明确地告诉妳要怎么样做，只是大使馆请妳吃吃饭啊，参加宴会啊，介绍几个生意给妳啊，然后呢？当然妳也就会想，那我讲话我就不要去碰触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东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这就是壹种巧妙的控制。

我们也看到，如果中国政府它现在再要在香港再办壹份的媒体的话，它也不会自己去投资办，它会跟某壹个华人资本家说，我想办壹份这个媒体，妳在中国可以有某壹个生意，但是妳把妳这生意赚的钱拿到香港，去帮我们资助某壹份刊物。那这个刊物实际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时我还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因为香港本地的媒体都是广东话的，我就收看当地的中文普通话的电视台。本来我是可以看到美国媒体报导的新闻，可以看到英国媒体报导的新闻，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宿舍的电视是由学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后，基本上海外的频道，就不断地被减少，不断地被减少，最后就没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我通过电视已经看不到美国的媒体报导的新闻了，看不到英国的媒体报导的新闻了。说起来这简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过电视我看不到美国媒体报导的新闻，看不到英国媒体报导的新闻。而我又不懂香港话，我就只能看在香港办的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台啦。

那麽我看这个电视台壹个晚上，就看到说美军在巴格达遇到抵抗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想这个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来报纸，通栏标题说“美军攻占巴格达”。我想，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壹看说，我昨天看电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电视，都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啦。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台时，它还在那里讲美军在巷战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妳说它没有报导巴格达的事情，没有报导伊拉克战争吧，不，它是充分地报导了。

我看到壹个材料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导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于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收视率，翻了二十八倍。这可是极大的壹个数字啊。那就是说它报导的很多。打战，很多人很喜欢看。所以收视率飙升。可那又怎么样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却不知道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中国也有很多在媒体从业的朋友，他们也有特权可以看到这个在香港的普通话电视台的频道，他们也没有看到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看中央电视台，也看香港的这个普通话电视台，可是三天以后他们还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们壹定会相信我说的，因为他觉得说他在中国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现在他会说，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电视台呀。他相信那个在香港的这个媒体是自由的。就是由于这样的壹种非常巧妙的壹种控制手段，使得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我们认为互联网相当地自由，没有边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壹个媒体传播世界是壹个强力地冲击。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联网。我们现在看很多中文网站的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国政府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金融的、财政的、经济的合作关系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关系也好，甚至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合作关系。很简单，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问题，它也不能碰。妳不能说这些媒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来是独立的身份，但是扮演类似共产党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产党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为共产党舌讲的话妳不相信，但是它讲的话，妳想它是壹个海外自由媒体，妳会相信，这就是很精致的控制啦。

还有壹种控制媒体的机制，是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大地高涨。这就使得中国人在看待事件的时候，有壹些“盲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机构里，包括媒体机构，包括这个学术机构，包括经济机构等等，都有很多的华人，那麽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增大以后，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很乐意替中国讲壹些“正面”的东西。本来这个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国政府就借助这个东西影响这些人，使得他们有意无意之间按照中国政府的调子来讲话。那麽这些人讲话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力就比党的官员讲的话有说服力。这个控制并不是说壹个党的宣传官员来告诉壹个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中国后裔的教授说妳要怎么讲，而是利用他们民族主义情绪，利用妳对中国的这样壹个自豪感，妳要到中国去的时候跟妳谈谈话、吃吃饭，让妳多看“正面”的东西，那妳就很不自觉地就会接受了他们那样壹套东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独立机构主办的壹些媒体，但是它要進行中文广播，或者是進行中文报导，它也要借助来自中国的人。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来影响他们，使得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替中国政府讲话。那麽他们哪怕只讲壹句，也比共产党的官员在那里讲壹百句要起作用。这也是它精致化的壹种表现。

包括引入西方资金为它服务。就是说妳可以竞争中国这样壹个媒体市场，但是它给妳设置“底线”，这也是我们能够看见像雅虎和谷歌这样的大的电子化国际媒体公司，他们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也要和中国政府合作。这个很简单，中国的市场就是这壹个，那麽能够控制市场准入的就是中国政府，那麽这样的公司有很多，妳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底线”，他接受，他就赚钱啦。所以呢，即使是这样壹个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即使中国媒体市场向外资媒体开放，但是妳也很难以撼动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结果还带给大家壹个假象，说妳看这么开放了，外国媒体也都進来了，这个东西不是《人民日报》说的，这个东西是雅虎说的，那当然是真的啦。但是妳要知道雅虎和共产党也要有这个交易，否则，它在中国怎么能够混得下去。当然就是说，它的控制有力不从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开放因素的壹面，那麽这些种种因素的壹个总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体，那麽还显示出实际上没有控制住的这样壹个假面目。

全球化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它还有壹个很大的负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个以为已经媒体自由的假象这样的壹个社会生活当中。所以，对于新闻自由的那种强烈的追求，都已经越来越减弱了。

现在中国的新闻官员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耻地讲，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当然这个简直就是笑话。那麽，中国民众、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等，很多人都会讲我也很自由啊，他们就现在认同这样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刚才讲，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这壹方面，但是媒体的工作者也不断地试图要踩它的“底线”。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啦。叫做这个“踩线论”，“打擦边球”等等。现在他们追求新闻自由的这个冲动，比以前从总体上来讲小了。当然也有人不断地在追求新闻自由，我们看到像《冰点》啊，像《南方都市报》啊，也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从总体上来讲都小了。那麽原因呢，壹个就是说经济的原因，媒体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改善了很多，他们现在成为整个政治菁英，知识精英联盟的壹员，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妳听它的话，妳经济上会得到好处，那如果妳不听它的话，妳不仅得不到好处，妳可能整个都会遇到生存的威胁，它可以让妳坐牢。所以，在两相权衡之间，大家都自动地按照它的指示跟着走，去赚钱，享受现在这样壹个地位呢。“八九”以来，大家都明白这个“边界”在那里，没有人再去肯碰触那个“边界”了。那另外壹个呢，它给妳的指示也比较委婉，比较柔软。它现在不是给每壹个新闻工作者讲，妳要做党的喉舌。它现在也在讲，但是主要的是给那些老总们讲。那麽这些老总对底下的新闻工作人员，就是说妳要加强妳的专业素养；妳要把这个东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后，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的今天的这样壹个媒体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发明壹个新词来描述这个世界。就是说它是壹个扭曲到，妳也不能说它虚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实的。那麽这是壹个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制度和相当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说中国拥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国家拥抱得都积极，是相当充分的经济“全球化”，这样结合起来，形成的这样壹个非常怪的这样壹个现状。

毛的时代是以“洗脑”为主。他要说服妳，让妳从真心里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麽他讲的这些东西要進入妳的灵魂，要進入妳的血液，要化为妳的行动。那麽现在呢，其实共产党并不是太在意说妳相信不相信它讲的，妳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则，他不是太才在意。那麽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够说服妳，让妳说不要采取行动和他对抗；让妳觉得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妳可以以妳的行为方式，妳的思维的方式，就是说妳回到家里根本就不要听共产党的所谓“主旋律的歌曲”，现在妳要去听那些毛泽东时代说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妳。那麽妳原来回到家里，妳要看革命的小说，那麽现在妳要去看其它的东西，他也不管妳。但是只要在政治问题上妳不要冒犯我，妳不要冒犯我。妳可以心里想共产党真是坏，但是要通过宣传让妳意识到就是说中国离了共产党不行，那妳要反抗共产党，妳会非常倒楣的。而共产党呢，虽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它还在不断地改善，那麽它在不断地使中国在改善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好处。就是说，妳不是从世界观层次相信它，妳是在现实层次相信它，这就足矣啦。这个就是壹个很大的区别。

就像商业宣传壹样，妳说我这个产品如何地好。妳不必要相信说这个商家就是独壹无二的，只要妳买他的东西就好了。共产党现在也是这样，它已经从总体上分解为个体，妳只要买它的货就足矣啦。妳在这个事情买它的货，那个事情买它的货，最后妳会发现，在政治上中国只有壹个供应商，这个供应商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妳回去中国壹个月，那妳就完全不知道中国每天在发生什么啦。妳回来以后，妳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闻报导，那妳才能知道这些日子里中国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知道，很多年前四川汉源的农民对修水库强占他们土地不满，把省委书记都扣留了壹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广东汕头和汕尾这两个市，发生了农民因为失地抗议，被警察枪杀的事件。那麽我相信在中国生活的人，可以说绝大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中国发生了这些事情。那更简单就是“天安门事件”也是壹样的，这么大的壹件事情，改变了中国历史，震惊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大家也不知道。

我们从这样壹些最简单的生活现实，就可以看到，妳虽然生活在中国，虽然妳从本质上对中国肯定有所判断，比如说妳可以知道它其实很腐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这样壹个选择性和过滤性的宣传，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历史完全的这样壹个隐瞒和扭曲，其实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这样的壹个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妳每天只是看中国政府的那些媒体，去了解世界的话，妳就是壹个聋子，妳就是壹个瞎子，妳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在没有壹个政治上大的变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突破中共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资讯的封锁的。当然他们也在不断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个努力都会带来新的这样壹个镇压，然后中共也在相应地加强这个控制的手法。

可以从“反控制”当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这样壹个斗争或者胜利，都会引起控制机制的调整和加强。当然也有削弱的层面，但是它为了要加强控制，它必须進壹步地调整，進壹步地精致化。

比如说，我们看《冰点》这个事件。《冰点》原来主要的编辑就试图反控制，他们要利用自己的版面来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做了这个反抗以后，我们看到共产党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麽粗暴，而把《冰点》完全撤掉，他做了壹点让步，还继续让《冰点》办下去，但是，它把编辑换掉，進行新的重组。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讲现在这个《冰点》如果还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话，妳也许感觉到它还是很進步的，但实际上这个《冰点》已经不是原来的《冰点》了。那麽过去的话，它会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没有这本杂志了。

我认为如果要让中国人了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独立的自由媒体，要扩大对中国的信息输送的渠道，广播啊、电视啊，我认为平面媒体是比较难，当然还有网酪媒体啦。我认为这里面真的有壹场争夺，有壹场争夺。因为中共也试图占领这个阵地。当然我认为自由的、独立的媒体也要去充分发挥这个功能。

中国网友谈极权中国的言论钳制的基本特征

公民实验室2020年5月7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最流行的社交媒体软件微信是对平台上的文档和图像内容实施监控，并使用监控所得的数据训练其审查系统。本文是对该报告的概述，以及与研究团队的壹些常见问答。

研究摘要

微信监控非中国大陆区注册账号，并利用非中国大陆区账号之间的聊天记录训练微信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系统。

此前我们的研究发现微信针对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的账号進行审查。不在中国大陆的用户可能会认为微信针对政治内容的审查和监控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然而，在最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微信国际账号之间的通讯会被监控，通讯中的政治敏感内容会被用于训练和扩大微信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我们通过技术分析，发现此监控针对通讯中的文档和图像内容。目前我们无法得知文字信息是否受到同样的监控，我们提示用户存在这种可能性。

监控和审查均不会提示用户，缺乏透明。

本研究显示微信对中国大陆账号以及非中国大陆账号实施内容监控。非中国大陆区账号之间的内容监控几乎无法被察觉，除非用户自行進行审查测试，而大部分个人用户并不会主动测试。

微信对外公开的政策协议文件，个人信息请求，及微信的隐私专员均没有表明或解释微信会進行内容监控。

本报告对微信公开的政策协议文件進行了内容分析，发起了数据主体访问请求，并向腾讯数据保护专员提出了相关问题。我们试图通过这些研究方法，了解腾讯公司的政策文件是否明确授权了我们发现的监控行为，以及有关专员能否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以上方法均无法为我们在技术测试中发现的监控行为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释。


与研究团队的常见问答

微信如何進行审查？

此前我们的研究发现微信针对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的账号進行关键词和图片审查。

微信通过服务器端進行内容审查，审查机制存储在服务器上。信息从壹方微信用户发送到另壹方时，它会途径腾讯（微信的母公司）管理的服务器，服务器在把信息传递到接收方时会先检查该信息是否含有敏感词。

含有敏感词的信息会被屏蔽，微信不会对信息发送方或接收方進行屏蔽提示。以下截屏显示的是两个中国大陆注册微信账号的聊天界面。壹个账号试图发送关键词“法轮功”，该关键词被屏蔽，但没有任何信息提示发送者或接收者信息被屏蔽了。

中国大陆微信账号与非中国大陆微信大陆账号有什么区别？
中国大陆账号指的是最初注册时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的微信账号。非中国大陆账号指的是最初注册时使用任何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手机号码注册的微信账号（比如使用加拿大或者美国手机号码注册的微信号）。中国大陆注册账号适用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管辖区（主要是深圳市）的用户协议，并且会受到内容审查。非中国大陆账号适用的是除中国大陆以外的管辖区（主要是新加坡）的用户协议。此前研究指出，非中国大陆账号不受审查影响。不过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非中国大陆账号之间的文档和图像传输会受到监控，含有政治敏感内容的文档和图像会被添加到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列表中。

妳是如何发现非中国大陆账号存在被监控行为的？
我们曾被问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是否只要不与中国注册账号通讯就不存在针对政治内容的监控。根据我们的研究，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之间的通讯不受审查，所以我们当时的回答是“我们认为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之间的通讯也不受监控。”然后我们开始好奇，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测试是否不存在监控？

监控甚少无缘无故地发生，很多时候实施监控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用来完善日后的审查机制等。基于此前的研究，我们知道微信如何通过监控图像和文件来自动过滤敏感内容。研究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的困难在于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之间不存在内容审查，所以要测试它们是否受监控我们必须使用两个不同的聊天环境：第壹个是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之间的聊天环境，用以触发监控；第二个是含中国大陆注册账号在内的聊天环境，用于监测审查变化。当我们在仅含有非中国大陆账号的聊天环境中发送政治敏感内容，我们观察到第二个聊天环境中审查内容有所增多，这表明第壹个聊天环境中的内容是受到监控的，即使它并不含有任何中国大陆账号。

微信如何分析，标示，并存储敏感文件？
文件会被扫描是否存在敏感文字。图像也会被扫描是否含有敏感文字，此外，图像还会被与系统现有的敏感图库比对，分析目标图片是否与图库内的其他图片相似。如果文件被系统定义为政治敏感，文件的MD5值会被标示。微信会储存这个MD5值，以备下次更有效率地过滤这些文件。

微信通过消息摘要算法版本5 （MD5 hash）来迅速辨识并标志敏感内容。MD5值是什么？
MD5是壹种数字指纹。MD5算法可以用来把体积大的文件缩小至壹个“哈希值”。哈希值通常由壹个短的随机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字符串组成。按照MD5算法的不可逆性和唯壹性设计，不同的文件应该拥有不同的MD5值，但实际上该算法在漏洞。由于微信使用MD5算法存储敏感文件的哈希值，我们利用了算法的漏洞来设计本研究。我们把两份内容不同的图像文件修改成壹样的哈希值，其中壹张图像含有政治敏感信息，另壹张是普通的图像文件。我们的测试显示，敏感图像在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中传输后，拥有壹样哈希值但是不含有敏感信息的图像在中国大陆注册账号中被审查了。测试结果表明，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间的通讯必然存在监控，因为非敏感图像的数字指纹不可能被微信系统标示成敏感信息。

这项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其中壹个不足指出是我们的技术分析只能表明图像和文件是否被监控。我们目前无法得知文字通讯信息是否被监控。在没有实质性证据前，我们提示用户有这个可能性。另壹不足之处是我们的研究时间跨度数月。虽然我们持续稳定地观察到针对非中国大陆账号的监控行为，但我们无法判断这种监控行为是否恰好在我们研究進行的时期出现。这种监控行为也有可能已存在数年，或者壹直存在。

对于微信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的用户来说，这项研究的结论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微信用户或许会以为微信的审查和监控机制并不影响他们。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用户不仅会因为政治敏感内容受到监控，用户所发的内容也会被用于训练微信针对中国大陆注册账号用户的审查系统。

这些研究结果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在监控微信的国际用户？
根据中国网络安全法，中国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为由要求互联网公司提供其接收到的或存储的信息。具体就微信而言，其中国用户适用的是中国大陆的用户协议以及隐私政策，而国际用户适用的是基于新加坡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我们研究的初衷是希望了解这些签订基于新加坡的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的微信国际用户之间的通讯时候会被分享和传输到微信位于中国的团队，或者腾讯其他位于中国的子公司。我们希望借此了解微信国际用户的通讯是否不受诸如微信针对中国大陆用户的监控。

我们的实验显示微信国际用户之间的交流通讯会被用于扩建微信针对中国大陆用户的审查系统。然而，我们的研究无法支持腾讯与中国政府分享微信国际用户通讯记录这样的说法。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微信对国际用户实施内容监控，但我们没有其他确切证据明晰哪些内容被监控，监控的所有动机，以及微信与谁或哪些机构分享了这些监控数据。

难道不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或多或少存在监控吗？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吗？
本报告之所以特别指出微信存在的监控行为，是因为监控的内容的特殊性，监控针对的是在中国被视为政治敏感的内容。这当中包括批评政府以及呼吁人权关注的内容。微信的内容监控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所监控的内容对象不同，而且微信的监控系统也是有所选择地对用户实施。我们的研究显示非中国大陆微信账号之间传输的内容会受到监控，其中政治敏感的内容会被用于训练和扩大微信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据我们所知，目前社交媒体平台所采用的监控系统中，只有微信是利用对壹类用户实施监控所获得的数据来增强其对另壹类用户的监控和审查。

这些研究结果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数字审查？
就我们所知，本研究是目前为止第壹个提供实质技术证据证明微信（壹款用户数量遍布全球的软件）对国际用户進行内容监控，并且通过这些监控来训练针对中国大陆注册用户的审查系统的研究。此前针对中国的数字审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以内审查如何進行或者哪些内容会被审查。近年来，中国公司日益全球化，这些公司在满足国际用户的需求的同时，需要在中国国内遵守内容管控相关的法律。我们的研究结果在这个大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的内容管控范围有多广？
中国有壹套针对互联网，应用程序，和媒体的内容管控系统。所有在中国境内运营的互联网平台都必须遵守当地针对内容管理的法律法规。互联网公司须对平台上的内容负责，如果内容不当，公司会面临被罚款或者运营牌照被吊销的后果。
这个系统的复杂之处在于当地与内容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界定模糊。比如，“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是不被允许的，但对于什么内容“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没有明确定义。互联网公司可能会在重大事件期间收到政府指令，但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目前并没有壹份集中下发到公司的统壹的关键词表。

公司需要自行审读有关条例和政府指令，自行鉴定如何过滤内容以及具体哪些内容需要被过滤。我们过去的研究显示，微信会在敏感时期和重大事件期间会广泛地审查内容，比如最近针对新冠疫情的讨论。

研究结果指出哪些可能的法律问题？隐私协议难道不是应该告知用户相关的监控行为吗？
包括苹果和谷歌在内的应用软件平台服务商会要求应用软件提供隐私条例。许多国家也有相关法律要求公司阐明它们如何收集，处理，和存储用户数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微信国际版本的隐私条例和用户协议并没有充分告知用户他们的数据会被如何使用。

针对这种情况，部分地区的隐私专员可以以误导用户为理由给公司开出罚单。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罚款规定，罚款可从数百，到数千，乃至数百万元。在某些国家，比如加拿大，居民可能向联邦隐私专员提出申诉，隐私专员可以向公司提出如何改進服务的建议。

平台服务商，如苹果和谷歌， 可以基于误导消费者和不准确提供隐私条例的理由从平台上移除相关应用。

最后，政府机构可能会调查微信如何在程序中植入内容监控。调查结果可能会导致某些政府机构禁用微信，甚至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强制平台移除软件。

这项研究与此前针对新冠病毒的审查研究有相关之处吗？
我们上壹份报告指出微信广泛审查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内容。因为微信采取“壹APP两制”的审查系统，审查影响所有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的用户。

这壹份报告指出的是，微信的内容管控并不限于中国大陆注册账号。微信针对非中国大陆注册账号進行了内容监控。我们并没有测试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内容是否被监控和增加到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列表中，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微信有能力这样做。

壹名用户试图发送同时含有“美国疾控中心” 和 “冠状病毒” 的信息，但由于“美国疾控中心”和“冠状病毒”这两个词组成了敏感词组，中国大陆微信账号并没有收到这些信息。

妳们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本次报告我们发现了微信如何在国际用户中监控文件和图像传输，我们会持续本项研究，并关注类似的监控行为是否发生在文字传输中。


微信研究背景

微信是中国目前最流行的社交软件之壹。截至2019年末，微信拥有超过11亿海内外月活跃用户。微信2011年成立，是壹款母公司腾讯运营的即时通讯软件，腾讯是中国其中壹家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

微信有多种功能，比如包括壹对壹和群组聊天在内的即时聊天功能，提供用户上传文字和图片等状态更新的微信朋友圈，以及类似博客的微信公众平台。

此前公民实验室的研究指出，微信针对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的账号实行内容审查。内容审查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事件发生发展而变化。

“壹APP两制” ：微信如何区别审查中国及海外用户

关键词过滤仅仅针对那些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微信号的用户，即便这些用户之后更改绑定的手机号，用海外手机号码绑定原有微信号，审查机制也依然存在。

中国社交媒体如何管控新型冠状病毒讨论

针对直播软件YY和聊天软件微信的研究显示，两款软件均对该话题采取了广泛的审查。不仅内容敏感的词汇被过滤，甚至壹些对病毒的中性的讨论和提及被审查。这样广泛的审查有可能导致公众无法获得能帮助其保护自身安全的信息。

“未阅先焚” ：微信朋友圈图片过滤功能分析

微信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算法过滤朋友圈中的敏感图片：壹种是基于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的文字检测方法，该方法用以过滤包含敏感词的图片；另壹种是基于图像相似度的对比，该算法用以过滤与微信不良图片数据库中的图片相似或吻合的图片。

“未阅先焚” （二）：微信实时过滤图片功能分析

我们发现微信实时自动过滤用户聊天中给传输的图片，微信分析图片中的文字以及比对图片是否与不良图片数据库中的现存图片相似。微信通过保存和更新敏感图片的MD5哈希值实现实时图片过滤。

微信过滤了哪些“十九大”关键词？

微信从与十九大开始壹年多前就开始屏蔽有关的关键词，随着十九大日期逼近，该关键词库也在不断更新。关键词涵盖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了批评党代会，领导人以及党内斗争的言论，许多对中央政策和党意识形态的中性指称也被过滤。

勿忘晓波：微信和微博针对刘晓波逝世的信息审查之分

对微信和微博针对刘晓波逝世的信息审查的初步分析显示，在刘晓波去世后审查力度大幅增加，以至于任何对刘晓波的讨论乃至简单提及也不被允许。在微信上，刘晓波去世后，任何提及刘晓波名字的内容——不管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还是英文拼音——都会被过滤。我们在之前的研究曾发现，微信在群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内会進行图片审查，而在刘晓波去世的这事件上，我们首次发现：微信在壹对壹聊天功能中也進行图片审查。在新浪微博上，刘晓波去世前，任何由刘晓波全名为关键词的搜索——包括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及英文拼音——早以被屏蔽。在他去世后，他的名字“晓波”可以触发审查。

不能说的秘密：新浪微博和微信上被过滤的“709追捕”

本研究记录了在微信和微博平台上针对“709事件”的审查。通过壹系列测试，研究者发现了在这两个平台上被审查过滤的与“709追捕”相关的关键词。研究者在微信平台上发现了与“709事件”相关的图片审查。这是第壹次针对微信平台的图片审查的系统记录。

中国网友谈极权中国对社会资讯的钳制

前言：这篇三万字长文可能是互联网上关于谷歌撤出中国叙述最为详尽的壹篇，它通过事件回顾、原因分析和未来展望，辅以诸多案例，全景式再现了谷歌事件的真实面貌，驳斥了所谓的“为人民屏蔽互联网”的谎言，指出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假公济私才是谷歌和YouTube等世界知名网站被封锁的真正原因。本文亦穿插回顾了中国新闻出版和互联网管制的历史和现状，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希望对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正常化有所助益。

壹，谷歌篇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状况综述

先说个小事。我的外甥女每次从新加坡回中国度假都要抱怨上网难。我家是光纤到户，网速如飞，当然她抱怨的不是速度，而是很多网站不可访问，尤其是她做作业要用的谷歌Google以及联系同学用的脸书Facebook。

在中国大陆无法正常访问的网站很多，除了世界最大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世界最大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还有世界最大的 财经网彭博社Bloomberg、世界最大视频网YouTube、世界最大图片分享平台Instagram、世界著名大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时断时续（部分屏蔽）的还有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世界著名电台BBC中文网，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 日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在两千个以上，维基百科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封锁网站”就列出了数百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邮 箱、图片、视频、云存储等等方面，涉及国际互联网几乎所有门类，而且主要是业内领先的大型网站。

很多海龟以及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对此很抓瞎，这么多大型网站和手机app都不能用，来到中国就像来到了国际互联网的孤岛，立马与世界失去联系，无奈只得翻墙。翻墙是壹件闹心的事，壹是网速严重减慢，二是VPN等工具得时时更新，费力费钱。

抓瞎的不止老外，所有需要从被封网站获取信息的国人，包括教师、学生、记者、科研人员、外贸和金融从业人员等等，都被逼天天操练翻墙大法，工作和生活严重 受阻。中国大陆对网络的封锁还在逐渐升级，2014年对谷歌邮箱Gmail的彻底封锁导致上千万中国账户无法收发邮件，用户壹片哀嚎，尤其是外贸从业人员 和申请读国外学校的孩子们。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全中国有超过4亿人使用（谷歌开发的）安卓Android智能手机，但中国政府封锁了谷歌的手机应用商店Google Play，导致全国几亿智能手机用户无法安装官方认证软件，加剧了盗版软件和手机病毒的泛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应该说，中国的网络封锁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生产和人民生活。

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些网站被封锁的具体原因。以谷歌为例，被封锁了这么多年，我既找不到法院判决书也找不到行政执法通知书。中国政府发言人只是笼 统地说这是“依法管理互联网”，但是网站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以及是如何危害国家安全的，壹律无可奉告。无奈我只得自己找原因。被屏蔽的网站太多，让我们先从几个大的说起。

壹.谷歌篇
首先说Google谷歌，地球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其搜索、视频、地图、邮箱等业务量均为世界第壹，全球70%以上的智能手机使用谷歌开发的安卓操作系统。这是壹头真正的网络大鳄。

1.大鳄翻脸
谷歌是2006年正式進入中国的，到2009年底，谷歌已经占据了中国互联网搜索流量的近三分之壹，赚得盆满钵满。然而2010年1月12日，谷歌突然在官方博客发表声明， 名为“针对中国的新策略”《A New Approach to China》，称遭到黑客攻击（并暗指黑客来自中国政府），公司决定从即日起，不再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对搜索结果進行审查。

声明原文翻译：“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标是入侵中国人权活动者的Gmail邮箱……这些未经报道的攻击和监视，以及过去几年来政府试图進壹步限 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已使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重新审视在中国的业务运营。我们已决定将不再继续审查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并有可能关闭我们设 在中国的办公部门。”

以上文字相当醒目，这等于是公开与中国政府翻脸。在跨国公司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壹家商业公司以措辞严厉的声明与壹个大国政府公开决裂，此种情形 极为罕见。壹个以赚钱为目标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居然要放弃地球上互联网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放弃壹年几十亿的收入，这让各路财经评论家们眼镜掉了壹地。

我刚听到这个新闻也是壹头雾水。因为遭到黑客攻击，所以撤出中国？这是什么逻辑？黑客攻击乃是常事，各国政府、网络公司以及民间高手都精于此道，如果壹遭到黑客攻击就撤，那谷歌早该死了多少回了。论技术实力，谷歌也不至于轻易输给黑客吧？

赶紧找来谷歌的官方声明仔细阅读，其中有这么几段：“我们对壹些搜索结果将受到审查而感到不适”，“我们将与中国政府就是否可以依法运营壹个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展开讨论”，但“中国政府在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十分明确地表示，自我审查是壹个不可谈判的法律要求。”

这些文字就很直白了，再结合双方的态度以及世界媒体的评论，不难发现黑客攻击只是个导火索，谷歌与中国政府翻脸的真正原因是：自2006年以来，谷歌和中国政府在搜索结果过滤（敏感词审查）这个问题上始终谈不拢。

2.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
谷歌这边唱起了高调，但中国官方对网络封锁却按惯例保持沉默。尽管如此，还是有官员有意无意透露了谷歌事件的情况。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兼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李伟2010年1月的壹个讲话原文如下：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公开特殊字符限 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架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 策基点的问题，没有壹丝可能性。我们这边的原则：壹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 本，我们在维护声誉。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進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壹年，走两 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壹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 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壹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特殊字符限制”听起来文绉绉的，其实就是敏感内容审查。对谷歌等搜索引擎来说，就是对某些词的搜索结果進行过滤。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的这段谈话相当雷人：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典型的人治吧，哪里有壹点依法治国的影子？

李秘书长口气这么大，当然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中国的传媒管理，最大的老板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公安等政府部门，而是党的下属机构 — 中宣部，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它掌握著全国最高话语权。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站等等，无论线上线下，都必须听其指令，否则就请关门大吉。

谷歌对这种中国特色的网络管制当然是了解的，只是后来越来越不适应。后文我们将看到，中国政府的秘密互联网管制方式和谷歌“不作恶”的公司文化有相当严重 的冲突。但谷歌那时既然决定了要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就必须服管。半推半就最后的情况就是：自2006年以来，谷歌虽然也执行中国官方的审查令，但执行得不 够积极，时有漏网和过滤不及时。

中宣部对此相当恼火，又不便公开指责，于是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对其多次進行警告和敲打，谷歌中国因此陷入了各种“门”，如2006年2月的牌照 门，2007年7月流氓软件门，2008年3月漏税门，2008年6月泄密门，2009年1月低俗门，2009年6月涉黄门等。

谷歌这种网络大鳄，店大欺客、野蛮并购、不顾用户反对随意撤并产品等龌蹉事干过不少，但要说谷歌是个涉黄流氓，老杨认为有点冤枉。在过滤黄色内容方面，谷 歌还是比较努力的，比如谷歌的简体中文搜索（Google.cn）默认开启严格过滤，少有黄色图片漏网，而美国谷歌（Google.com）默认的是中等强度过滤。

谷歌可能不是很明白，为啥我已经很严格了，但是中央电视台还是猛烈炮轰我为黄色流氓？同样的搜索机制，为啥在别的国家都没事？我想谷歌的高管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语言，比如敲山震虎、指桑骂槐等成语。

中央电视台说用谷歌搜索“儿子”，首页出现了母子乱伦的内容，于是证明谷歌是个涉黄流氓。这个逻辑其实并不完备。有极客论坛爆料，在央视新闻播出的前两周，谷歌服务器收到了大量包含“儿子”壹词的搜索请求，用户随后专门点击不伦链接，而这些流量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按照谷歌搜索的算法，有效访问量占了很大比重，在突发大量“儿子”搜索点击黄色链接的情况下，黄色图片排名靠前是自然的。谷歌涉黄事件，其背后可能另有推手，不能排除栽赃的可能性。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逻辑有问题，但谷歌也没有就此翻脸。

涉黄门只是壹个例子。总而言之，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从2006到2009年，谷歌公司和中国政府多次交锋，积怨已久。所以，2009年12月遭到（来自中国官方的）黑客攻击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壹根稻草。在这堆稻草里，最扎人的就是搜索过滤这根。

3.过滤与审查
要探究互联网过滤的源头，我们得先回顾壹下传统的出版审查，或称出版管制。简而言之，管制就是不让妳看某些东西。这事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在干。焚书坑儒告诉人们：总有些东西政府不让妳看，如果妳壹定要看就砍掉妳的头。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皇上说禁什么就禁什么，到了近代才慢慢走上法制轨道。中国第壹个正式的出版法是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后来还有1908年大清报 律、1914年出版法、1937年修正出版法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但中国大陆至今没 有专门的《出版法》和《新闻法》。这在世界各国中是非常罕见的。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也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不能连满清政府也不如吧？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如果制定《新闻法》， 新闻和出版自由就是壹个绕不过去的坎。任何法律都不能违宪。但如果《新闻法》确定新闻自由，那中宣部就无法命令各大媒体了。中共中央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出 现。

中国新闻立法推动人之壹的孙旭培教授曾在《新闻立法之路》壹文中引述了中国共产党老壹辈革命家陈云的壹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壹个新闻法，我们 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鉆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鉆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 制。”陈云的谈话反映了中央高层壹部分人对新闻立法的态度。

当然，也可以制定壹个中国特色的《新闻法》，规定壹切媒体听党指挥。理论上这么做没问题，但在全世界都推崇新闻自由、保障媒体监督的时候，中国推出这样壹个反潮流的《新闻法》，在国际上岂不贻笑大方？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我们都知道，新闻和出版法事关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法律之壹，在国际法律界素有“第二宪法”之称。但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新闻法》和《出版法》在中国难 产了几十年，短期之内也看不到制定这两部法律的希望。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制定不是，不制定也不是，干脆就拖着吧。2016年3月1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新闻法立法有无具体的议程”，发言人干脆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既然“第二宪法”没指望，那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宪法，它明文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宣部对媒体（包括个人微博）管得那麽死，岂不是违反宪法？令计划下令全国媒体不准报导法拉利事件，岂不是也违反宪法？理论上确实如此，但中国的宪法基本只是摆看的，它不具备可诉性。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全国人大是宪法唯壹的监督机构。全国人大有壹堆委员会，教科文卫委、财经委等等，唯独没有最重要的宪法委员会。我们中国也没有宪法法 院。所以，当出现违宪案件，比如中央禁止报导法拉利事件，如果哪位记者发飙了要起诉，他会发现无处可告，没有任何法院或机构受理违宪案件。我们既没有《新 闻法》也没有《出版法》，加之《宪法》也被架空，所以新闻和出版自由在中国就只是壹句空话。
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立法，但是出版相关的规章和通知却有好几十个。中国大陆的出版审查之严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里禁止私人出版和私人办报，印刷业属于严格监管的特种行业。每个出版社都有专职审查人员， 每年枪毙N多书稿。举个例子，鄙人曾出版过壹本长篇小说《滇藏星空》，责任编辑都通过了，但还是过不了审查，最后我被迫删了好几千字才得以付印。

在壹大堆出版规章中，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是最重要的壹个，但这个条例也都是些大框框，没有具体的审查标准。

出版审查100条明细第80–87条
鄙人观点，这些出版管理规章要认真追究起来其实都涉嫌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原文如下：“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这写得很清楚了，行 政法规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才能制定。现在我们没有新闻出版法，那这些行政法规能依据的就应该是宪法，而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和 出版的自由。
也许妳要问，谈谷歌扯这么多印刷出版干啥？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传媒的管理政策是壹样的，无论线上线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某资讯不允许实体印刷，政府也不会允许它在互联网上出现，反之亦然。

自1994年以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出版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网络言论（出版）的自由度很大，论坛、博客以及手机app都是免费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任何东西，信息量急剧增加，传播速度极快。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出版和宣传管理构成了新的挑战。

先说明壹下，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有很多种不同的叫法，互联网管制、互联网审查、互联网管理、互联网过滤等等，都大同小异，本文主要用“互联网管制”这个词。

总的来说，互联网管制有两种方式：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所谓内容管制，简单地说就是有些内容政府不想让大家看，旋即命令网站删除。这事说著容易，但在信息 爆炸的时代，要滴水不漏地审查互联网所有的内容难度很大。本文草稿征求意见的时候，有人问为啥政府壹定要和谷歌耗上呢，不就是个搜索工具吗？这话说得也没 错，政府只要控制了互联网的内容，就不怕妳搜，随便妳用什么搜索引擎。但是全面内容控制的工作量太大了（后面我们有案例分析）。

相比内容控制的吃力不讨好，控制搜索引擎（实施关键词屏蔽和搜索结果过滤）可谓四两拨千斤，效率高多了。打个比方，某图书馆有壹百万本书，其中有壹万本政 府不想让大家看，有两个方法可以做到这点，壹是壹本壹本地下架，二是在图书馆的电脑索引中删除这些书目，让读者找不到这些书。妳觉得哪种方法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壹般是双管齐下，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步進行。后文令计划与法拉利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4.内外有别
上面讨论的都是本国网站，请问对外国网站要怎么办？这也很简单，既然管不了，那就屏蔽之。请注意，屏蔽只在中国境内有效，外国人照玩不误。听着有点像网络版“中国人与狗不得入”？

2014年10月30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为什么中国要关闭Facebook等国外网站，中宣部副部长鲁炜壹语惊人： “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壹家网站。妳的网站在妳家里，我怎么可能跑到妳家去关妳家的网站呢？”鲁炜其实说的并没错，任何国家都没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对 某些外国网站（以及服务器在外国的中国网站）无法关闭，只能屏蔽。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中国在审查互联网，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公司都在干这事，比如新加坡和美国等很多国家就屏蔽儿童色情网站，Facebook和Twitter就删除了大量涉及恐怖主义的 内容。在某些伊斯兰国家，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容壹律非法（但这些内容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均为合法）。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污蔑为”邪教”，政府不允许它在互联网上存在，但它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都是合法的。

有没有壹些东西是全球公认应该禁止的？很遗憾目前并没有壹个互联网全球管理准则。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生命，命都没了则壹切无意义。这是普世第壹原则。所以，凡是不利于人类生存的东西都应该群起而诛之。 有些东西堪称人类公敌，几乎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欲除之而后快，这包括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谷歌在铲除这些内容方面和中国政府应该是壹致的。2012年7月的时候，谷歌智库Google Ideas还主持召集了全球性会议，商讨如何在网络上铲除这些犯罪行为。

不难理解，谷歌在全球都在执行某种程度的搜索和内容审查。我这里有壹篇哈佛法学院的报告，《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 Exclusions》，这份报告详细研究了113个网站在德国和法国被谷歌搜索部分屏蔽的情况，即同样的词汇，谷歌法国google.fr、谷歌德国 google.de的搜索结果与谷歌美国google.com的搜索结果不壹样。这个报告指出，在德国和法国移除的搜索结果大多是白人民族主义 （White nationalism）、反犹太主义、纳粹主义以及伊斯兰教激進派网站，因为这些内容违反了所在国的法律。这个案例还说明，谷歌（根据当地的法律）在欧洲施行了比美国更严格的搜索审查。

政府审查在地球上普遍存在，谷歌自己也有内部审查。双方都审查，为啥谷歌和中国政府就谈不拢呢？壹般认为，他们的冲突主要在于两点，第壹，审查的内容有冲 突，即某些内容中国政府要管制而谷歌认为不妥；第二，审查的方式冲突，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制多为秘密通知，而谷歌倾向于公开和透明化。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两点。

5.分歧何在：审查的内容
先来谈审查的内容。谷歌和中国政府的分歧具体何在？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要找确切的答案却难似登天。中国官方没有任何资料可查，各级政府对网络审查的具体 内容连壹星半点说明都没有（除了依法管理之类的几句大话）。奇怪的是，谷歌虽然不惜公开翻脸，但它也不把话说具体，它并不公布哪些审查令它无法接受，也从 不举例说明是哪些敏感词引起了争执。

不但谷歌，我在网上挖地三尺也同样很难找到其他互联网公司進行审查的具体情况，比如哪些词汇要过滤、哪些文章要删除以及哪些网站要屏蔽。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靠口头通知？但事实基本就是如此。我在网上找到了壹篇文章， 《中共钳制媒体揭秘 — 从公开到隐蔽，由宏观及微观》，作者是前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这篇文章原发表在《新政治家》杂志2012年10月号，部分摘抄如下：

“2001年5月的壹天下午，我接到壹个声称来自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陌生电话，要我撤掉南方都市报将于第二天见报的壹篇稿件。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我 经常接到中共各机关类似的电话。不过这次来电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借机表达不满，就很不客气地答复：“不好意思，我不认识妳，不能确定这就是来自部领导的 指示;为防止有人冒充宣传部领导对报纸发号施令，麻烦妳传真书面文件给本报，否则无凭无据难以执行。”

“江泽民统治的后期，丁关根领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壹个显著的变化是，宣传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郑重其事地下发文件或明传电报， 对媒体发号施令，要求总编辑执行;而主要采取电话口头传达或手机短信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总编辑或具体负责人。原因在于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书面行文需要层层报批，过于繁琐，也来不及应付紧急状况。而电话口头传达和手机短信通知，手续简化，效率高、见效快。”

“应该是对自身行动的不正义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实心知肚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在胡锦涛时代开始進入地下秘密状态。这壹时期的显著变化是，打电话给媒体传达禁令的宣传部门官员，通常都会在挂机之前强调：“不得做书面记录，不得留任何字据，不得透露下达了什么禁令，不得透露是什么部门下达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达禁令领导的姓名。”中共宣传部的禁令，就这样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贯彻执行。”

读到这里诸位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谷歌撤出中国的调子唱得很高，但却不把话说具体，因为谷歌手上可能并没有多少书面字据。电话录音或记录有吗？这个我不好确定，得问谷歌公司有关人士。

虽然谷歌和中国政府双方都在打哑谜，但我们还是有办法推断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哪些互联网内容被管制了）。总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方法，壹是维基百科法，二是“消息灵通人士”法，三是比较法。下面我们逐壹来看。

A.维基百科法
维基百科Wikipedia号称地球最大知识库。假如壹个问题在维基百科都找不到蛛丝马迹，那它的答案在地球上也基本上无处可寻了。所以，想知道中国有哪些管制内容，有哪些敏感词，第壹个方法就是去维基找答案。

维基百科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审查词汇”列出了壹大堆敏感词，从单字到组合词，比如：胡、刘、李、吴、温、习、贺、贾、令、计划、法拉利、胡锦、 hujin、月月鸟、泽民、太上皇、蛤蟆、康师傅、27亿、真理部、纽约时报、阿波罗新闻、红太阳的陨落等等。

上面这些词是截止2013年初的。应该指出的是，敏感词经常在变化，每个省区的敏感词也可能不壹样，并且有时候昨天的敏感词今天就不再敏感，比如令、计划+法拉利、（周永）康师傅等等，现在都可以自由搜索。

敏感词汇表是中国政府和谷歌搜索的主要分歧之壹。虽然中国政府从不公布这个词汇表，但敏感词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它存在于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论坛灌 水，在博客发文，常会遭遇“内容包含不当或违法词汇，请返回修改”诸如此类的提示，但具体哪些词有问题，对不起无可奉告。这让网民们很抓狂，所以有人专门 开发了敏感词检测软件，比如“百度贴吧和谐测试器”等等。这类软件是中国独特的互联网审查环境下的奇葩之壹。

中国大陆互联网过滤的内容之多，敏感词变化之莫名，让网民无所适从。比如某段时间不可搜索胡+温，这勉强可以理解，但某些带“胡”的词在谷歌都不准搜索， 比如说胡萝卜，就让人抓瞎了。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虽然我对作家韩寒并不感冒，但他2010年5月有篇博客曾被广为传播，这里引用壹下：

“事实上，我壹点都不怀念谷歌。谷歌就像壹个姑娘，有壹天她跑过来说，我要离开妳。我说，不要这样亲爱的。让人伤心的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是我发现， 其实当我想上她的时候，我还是随时能上她。唯壹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时候能从她身上搜出胡萝卜，但是现在，我问她，胡萝卜呢，她就嗖壹下不见了。”

外国人看这段可能不知所云。要理解这种文字，得对中国大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壹个”的网络审查环境有深刻理解才行。

用维基百科查敏感词要补充壹点，维基百科本身在中国大陆也时常遭到屏蔽，访问时断时续，若想畅通无阻请适时爬墙。2013年8月，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威尔 斯对记者表示，他宁愿放弃在中国开展业务，也不愿接受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互联网审查。这和谷歌的做法如出壹辙。看来维基百科被彻底屏蔽也是迟早的事。

保持好奇，获取知识，此乃人类本性。因为有几个词条的解释与政府的不壹致，所以要阻止民众访问全球最大的知识库，这种做法堪称反人类。因为饭里有几粒沙子，从此以后就不吃饭，还不准全国人民吃，此逻辑令人惊诧。

B.消息灵通人士法
这是指内部人士有意无意走漏了风声。本文开头引述的中宣部李伟的谈话就是壹例，他透露了谷歌和中国政府谈判的情况。网络审查和敏感词也是壹样，虽然官方三缄其口，但免不了有知情人士透了口风。

我查到的资料里有壹个名叫张贾龙的博客作者，他是前腾讯财经频道的小编，后来被开除，原因是“泄露商业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张贾龙透露的管制内容有“习特勒”、“讲话精神研究中心”、“谁让我们成了无产阶级”等等。

我试了壹下，张贾龙透露的信息基本准确，谷歌搜索“习特勒”有壹万多条结果，而百度则基本无法搜索这个词（除了几张希特勒相关的照片）。

C.比较法
假若妳怀疑哪个词是敏感词，就用谷歌和百度对比壹下，如果搜索结果差别很大，这个词十有八九是被审查了。

如果说习特勒这种词有欺君犯上之嫌，应该屏蔽的话，有些词被审查则让人莫名其妙。

2015年9月7日谷歌搜索“章贡区网宣办”

江西小城赣州的壹个区的壹个办公室，居然有超过30万条搜索结果，壹个小小办公室也能这么火？原来是这样，2014年12月，壹名黑客破解了赣州市章贡区网宣办的工作邮箱，将整个信箱内容公布在网盘上。此文件很大，诸位可以自己下载慢慢读，体会基层宣传工作者的艰辛。在网络时代，宣传管理工作比 传统印刷时代要艰苦多了，信息量巨大，传播速度极快，经常需要加班，24小时待命。

同样是搜索“章贡区网宣办”，百度只有3,040条结果，是谷歌的1%不到。百度再怎么烂，搜索数量差这么多是不可思议的。再来看其首页，内容也 与谷歌完全不同。这里面有搜索引擎内部机制的原因，比如百度著名的竞价排名（交钱多的排首页）。另外壹个原因大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词在中国遭到了 审查，百度按照官方要求过滤了搜索结果。

2015年7月20日百度搜索天安门的首页

用百度和谷歌分别搜索天安门，首页的结果完全不同，而且谷歌排前三名的网页在百度里根本就找不到。很显然天安门这个词在百度被审查了，某些网址被屏蔽。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为什么谷歌在中国得关门，那个3小时纪录片《六四天安门》是官方禁片，谷歌不遵守官方禁令，岂能容妳？顺便说下，这个3小时纪录片（以及类似的涉及中国政治的视频）也是全球最大视频网YouTube被禁止访问的主要原因之壹。

当然，比较法最好是直接比较谷歌搜索（在管制和无管制状态下）的结果。

6.真理部指示
通过维基百科法、比较法和“消息灵通人士法”，我们大致知道了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情况。但这都是间接分析。有没有来自官方的互联网管制具体资料？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据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过，通过维基解密我还是找到了壹份相关资料 。

下图是维基解密发布的壹份某省网宣办文件（请注意，网宣办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党的机构）。这份文件列举了互联网上哪些舆论要引导，如何引导，规定得非常细 致，有删除、推荐、置顶、沈帖、压至后台以及请网评员出马等等，时限规定清楚，责任落实到人。

维基解密的资料是否真实，这里不做评论。我个人观点，这样壹个超长表格，内容又如此细致，造假难度很大。这个表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内容控制工作之细 致。这和奥威尔的小说《1984》描绘的场景很相似。它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妳的眼睛，因为妳能看到什么，都是由壹位“老大哥”决定的。在互联网时代也 是壹样，博客、论坛、门户网站新闻等等，尽在“老大哥”掌控之下。

最后举个例子。汶川地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次死伤惨烈的地震中，各路记者冲锋陷阵，给人的印象是媒体都放开了报导，但根据维基解密透露的这份文件，汶川地震期间的互联网管制也同样严格。

到这里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壹下中国政府互联网管制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不允许大量出现与官方不壹致的观点。这并非我的个人随口胡掐，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壹直就是 这么做的，官方很早以前就这么说过。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2000年8月接受美国CBS记者迈克•华莱士专访时曾有如下对话：

华莱士：“主席先生，妳为什么封锁网站，包括 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理由何在？妳不信任人民从网上取得信息及学习吗？”

江泽民：“我希望人们将从网上学习很多有用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网上有时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网上的色情内容，对我们的年轻人伤害很大。”

华莱士：“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没有色情的东西。”

江泽民：“它们被禁可能是因为有些政治消息的报导，我们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

江泽民和华莱士北戴河访谈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就网络审查公开表态。“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这个表述很抽象，实际的情况是，哪些信息对中国的发展无用其 实全凭上头壹句话。后面的案例我们将看到中国的网络管制基本都是人治，和法制很难挂上边。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的那句话“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和江 总书记其实是壹个意思，只是李伟说得更直接壹些。

7.网络屏蔽案例分析
这篇文章之所以不遗余力讲案例，乃是因为如果事情不说具体，我们就无从辨别中国网络审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就无法对谷歌和中国政府的争执给予基本的判断。

总的来说，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没有壹点放松的迹象。前面的《六四天安门》纪录片就是壹例， 只要这个片子还出现在YouTube里面，YouTube在中国大陆就别想正常访问。同理也适用于Facebook和Twitter，只要中国政府不满的 内容在上面传播，这些社交网站就别想在中国运行。

让我们来看最近的几个案例。2014年10月21日，中国政府突然封杀了方舟子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壹夜之间方舟子就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消失 了。中国政府这次封杀方舟子，和以前封杀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等人的手法壹样，既不通知也不审判，而是偷偷干掉，全国整齐 划壹，行动非常迅速。

方舟子突然被屏蔽，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他批评了壹个名叫周小平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先写了壹篇文章《梦碎美利坚》，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不是。这篇文 章有诸多硬伤，有些证据纯属捏造。曾在美国读博的方舟子看不下去了，于是专门撰写了壹篇长文《“网络作家”梦游美利坚》，指出周小平的诸多错误。

文人之间的论战我们见得多了，为什么这次国家机器要参与其中呢？其原因就在方舟子被封杀的前几天，2014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了72位文艺界名人参加，周小平和花千芳作为网络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座谈。座谈会结束时，习 主席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妳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周小平是中国官方树立的网络文艺典范。方舟子不知好歹，撰文批评官方作家，结果立马被缝嘴。这次还不是简单删帖，而是全面销号。除了抓人，这应该是最严厉的互联网内容管理手段了。

方舟子被彻底屏蔽，说明了中国政府互联网管理的壹大特点，那就是发表文章可以，但是观点不得与官方有异，更不得广泛传播。用宣传部门的语言，那就是全国上下都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壹致”，否则删妳没商量。

最新的案例还有纪录片《穹顶之下》。这几年中国雾霾围城， 民众颇有怨言。2015年2月28日，有个叫柴静的小妹上传了壹个她自己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讲述她本人对雾霾的看法。这个片子创下了全国纪录，壹周 之内点击播放超过壹亿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2015年3月7日晚上开始，全国所有的视频网站统壹下架了《穹顶之下》，现在中国人要看这个片子只能翻墙 去国外网站。

和往常壹样，中国政府对此保持沉默。我个人估计，《穹顶之下》提起了公众对雾霾的重视，这本是壹件好事，但该片被广泛传播之后，公众自然会追究雾霾围城的 原因，其中之壹就是政府管理不力。中国政府最怕自己被广泛质疑，因为这有可能动摇其执政的基础。《穹顶之下》被封杀还说明了壹件事： 对这个政府来说，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当然，也不是说在中国大陆就不允许批评政府。在饭桌上私下侃侃可以，在公众场合就要注意了，借助网络广泛传播更是被严格禁止，相关言论会立马被掐断和查封，相关人士会遭到各种处理和封杀。近期案例请搜关键词“毕福剑”以及“德国雷克”。

有壹点要说明，无论互联网怎么严格监管，还是能搜到壹些批评政府的言论，有的尺度还相当大。原因之壹是因为互联网的内容浩如烟海，纵有百亿维稳资金也不可 能每壹页都人工审查，只能挑重要的来，先管好门户网站、大型论坛和主流社交工具，比如博客、微博和微信。单就微博来说，重点管好那些上万粉丝的大V即可， 至于那些没几个粉丝的普通账号，随便他们发表什么言论好了，起不了什么风波。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妳在微博小户上（以及互联网上）能找到壹些尖锐的言论，但是 在大V微博里却找不到。

小账户和微博大V的社会影响力完全不是壹个档次的。有些文章在微博小号上存在得好好的，壹经大V转发就立马被屏蔽。举个例子，鄙人的文章《和大学生朋友们谈谈我对毛主席的个人看法》在我的微博上几年都 没事。2015年1月11日，拥有三千万粉丝的任志强将此文转到他微博上，不到两小时就有三千多次转发，然后立马被屏蔽。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对平头百姓的言论就完全放任自流。我本人的其他文章也经常被屏蔽，《蛋炒饭与白眼狼-老杨再谈朝鲜战争》、《老杨再谈徐纯合之 死》等等，这些文章无论是在微博还是微信都发不出去。有时换掉某些敏感词发出去了，第二天人工审核照例删除。这些文章 都是鄙人原创，既不涉毒也不涉黄，壹句骂人的话也没有，被删的原因只有壹个，那就是鄙人的观点与官方有异。

对谷歌来说，互联网（内容和搜索）审查要和中国政府保持100%壹致确实勉为其难。《谷歌透明度报告》有壹句话，说明了为啥谷歌对政府的屏蔽要求有时不予 执行：“···某些要求可能不够明确，我们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有时我们不遵从相关要求是因为这些要求不是通过适当渠道提出的。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提 出，不能是口头说明。有时政府机构提供的书面信函效力不足，必须另行申请法院命令。”

谷歌这种死脑筋，凡事都要搞得那麽正规，删除的要求必须是书面通知，不行还得走法律程序，这和中国政府的做事方式完全对不上号。后文的案例我们将会看到， 令计划的儿子开法拉利玩双飞死了，官方第二天就禁止搜索法拉利系列词汇，没有哪个法院有如此高效的判决，这只能紧急电话通知。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谷 歌在中国水土不服，与中国政府冲突不断，最后彻底翻脸，应该可以理解吧。

8.分歧何在：审查的方式
为什么谷歌死在中国，上面我们讨论了第壹点原因，审查的内容有分歧。但还有壹点更重要：审查的方式有分歧：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多是秘密進行，而谷歌倾向于公开和透明。

2014年10月，有记者问为什么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被屏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按惯例答道：中国政府依法对互联网進行管理。虽然依法管理这个词时 常被中国政府官员挂在嘴边，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屏蔽网站还是划定敏感词亦或删除文章，没有壹个是依据法庭的判决。

就我所查阅的资料，互联网审查在世界多数国家是壹个法律问题，删除或屏蔽在欧美多以法院的判决为准，而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从来没有法院什么事，它们是各级政府（和党委）自行决定，以上级指示甚至口头通知的形式下达，黑箱操作，不予解释。

这就是中国网络审查方式的最大特点：秘密审查，秘密执行。公众无从知晓审查的程序和依据，官方也从不发布任何公告。小的案例就不说了，就谷歌系列产品来 说，上亿人在使用谷歌的商店、搜索、地图和各种服务，屏蔽谷歌这么大的事，即便不审判也不新闻联播，起码也该在报上登个启事吧？中国政府偷偷干掉谷歌，此 种行为就好像半夜把桥炸了却不在桥头立个牌子，相当缺德。

中国的敏感词过滤，其官方说法是“特殊字符限制”，民间则有各种说辞。以微软的Bing为例，它的搜索页面最下方有时候会出现壹行小字：“为回应符合本地 法律要求的通知，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壹行小字就是微软的Bing搜索（以及百度、搜狗、好搜和以前的谷歌在内的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搜索引擎）活下 来的秘诀。我很想看看这些通知的实例，但是挖遍互联网也没找到壹个。它们全都是国家机密？

微软公司对这行字是这么解释的：“如果政府机构要求删除显示的搜索结果与我们联系，我们需要政府机构提供适用法律和权利的证明，以及官方的删除要求申请。。。那麽我们可以履行删除申请。如果要求我们必须实施申请，我们将有限地实施申请。”

微软说得很委婉，“有限地实施申请”？哪位能举个例子说说它什么时候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删除要求？微软Bing搜索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屏蔽要求，还依然能在中国运行，难道中国政府对谷歌和微软执行了不同的标准？

9.秘密法律
请注意“为回应符合本地法律要求的通知”这句话，乍听起来这些“通知”都是法律的产物。但必须提醒壹下，法律有壹个重要特征：必须公开。

公开性是法律的天然属性，它有两个含义，壹是法律条文不得保密（这是废话），第二，法律程序应该公开。即便少数时候可以秘密审判，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秘密宣判（ 以及秘密执行）。

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互联网屏蔽和敏感词过滤是依法管理，则那些“通知”可以看作是简易审判之后的判决书，但是它们却从来没有公开过。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任何判决都应公开宣布。”这也 符合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公布不公开的理由。所有的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判，判决壹律公开宣告。

我们可以想象壹下，如果秘密审判，还加上秘密执行，那街头就会有人突然消失，人间蒸发，且原因不明，这个国家就会变成壹个人人自危的恐怖国家。所以，虽然某些涉及机密的案件可以秘密审判，如周永康案，还有军事法庭负责的谷俊山案等等，但审判的结果都必须公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壹个逻辑三段论：

（1）凡是符合法律的，其判决和执行必定公开；反言之，凡是秘密判决和执行的，必定不符合法律。
（2）中国互联网审查从不公开，等同于秘密判决并秘密执行；
（3）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不符合法律要求。

由此可见，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称的“依法管理互联网”其实是壹句谎言。现在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情况是：大多数被审查的网页和网站都是莫名其妙突然消失，没有 审判，没有公告，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只能用“依法管理”这样的大话来搪塞，他们从不告诉妳被屏蔽的网站具体违反了哪 壹条法律，也不告诉妳下达通知的具体是哪个机构。中国的很多事都是如此，官方不敢说具体，壹说具体全是违法的，但是官方偏偏都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2016年2月26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公告，依法关闭壹堆微博，包括@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罗亚蒙、@大鹏看天下等大V账号。

我看到报导顿时楞住了，这公告原文是这么写的：“。。少数网络名人无视社会责任，滥用自身影响力，在网上多次发布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损害国家荣誉 和利益。。”网信办判定公民违宪？这真是壹个雷人的公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明文规定了由全国人大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除全 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之外，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解释违宪事件。网信办判决公民违宪，我真是被雷到了。谁才是真正的违宪？宪法是壹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必 须严肃对待。在今天的地球上，由国务院（行政院）下属的壹个办公室来判决和公告违宪案件，恐怕除了中国别无二家。

话说回来，这次网信办敢于站出来公告，这本身是壹个進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是秘而不宣的，与暗杀类似。

10.审查与暗杀
关于与暗杀类似的中国互联网秘密审查，我在这里补充壹个最新案例。这是我本人的亲身经历。

2016年7月18日晚我发了壹条微博，没有壹个字，只是分享壹张图片，然而此微博半小时之后就被管理员禁止转发（随后被删）。接着我就被禁言，无法发布、回帖和互粉。 到7月20日晚，我的微博依然无法使用，于是我发了壹条微信朋友圈，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我的微博已被禁言，不能发布、回复和互粉。新浪称我违反了微博社区规则。鄙人正在和新浪小秘书交涉，争取早日恢复正常。我仔细翻看，可能是因为壹张图片。这张图是我发的最后壹条微博。此图如此敏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条朋友圈并附上了这张图片。奇怪的是，发出两个小时之后，没有壹个赞也没有任何留言。经过和几位微信好友截图沟通，确认我这条朋友圈已被管理员屏蔽，只有我自己能看到，朋友们都看不到。

经过朋友们的反复验证，我们最后确认：不论是微信还是微博，只要内容包含有这张图片，或者包含有“炎黄春秋停刊”这几个字，均会被屏蔽或删除。

对“炎黄春秋”事件的消息管制我感觉是空前绝后的严厉（可能不会绝后吧）。著名杂志被迫停刊，同行理应唇亡齿寒，但中国所有的媒体都对此事保持沉默，没有 任何报导。微博和微信等个人社交工具也被严格审查，连图片识别技术都用上了，发布消息者壹律屏蔽、销号或禁言。除了抓人，这应该是最严厉的 互联网内容管控手段了。

意料之中的，针对炎黄春秋停刊事件，中国政府也对搜索引擎進行了严格管制。

2016年7月21日谷歌搜索“炎黄春秋停刊”

谷歌搜索有129,000条结果。不难看到，虽然国内鸦雀无声，但《炎黄春秋》停刊事件在海外中文媒体上都炸了锅了。

相比谷歌的十几万条结果，百度搜索总共只有18个结果，而且没有壹个和该杂志停刊有关系。由此可见，为了集团的利益，中宣部开足了马力，在内容管制方面连个人通讯工具都不放过，搜索引擎也被彻底管死。

某杂志停刊发壹个公告，并不是什么大事，为什么政府此次如临大敌呢？鄙人愚见，原因有二。壹是《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有点特殊。创刊25年以来，这本杂志壹 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派最重要的理论阵地，订户近二十万，有全国性影响。该刊曾发文深挖中共历史上的错误，也曾连续发文肯定前总理赵紫阳的贡献。该 杂志的前副社长杨继绳还出版有《墓碑》壹书，对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的事件進行了详细报道和深入论证（这本书2008年在香港出版，随即被大 陆官方列为禁书）。2015年，杨继绳还发表了壹封《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公开信》，公开挑战 政府的图书和期刊出版管理“十五条”。可以这么说，炎黄春秋这个摊子对当权派来说如鲠在喉，须除之而后快。

《炎黄春秋》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它的法人代表杜导正是全国人大代表、前《光明日报》总编，并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老壹辈革命家习仲勋曾经给炎黄春秋题有 八个大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虽然如此，这本杂志还是被迫停刊了。由此看来，在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之后，保守派已经全面获胜。他们并可借此警告全国媒 体：若敢再不听指挥，胡言乱语，尚方宝剑也保不了妳。

第二，杂志突然宣布被迫停刊，这种方式相当惨烈。海外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于政府最后采取强行進入的流氓手段，亦有媒体形容为“图穷 匕见”。《炎黄春秋》是7月17日宣布停刊的，7月19日，杜导正接受海外媒体电话采访时说：“我抗议，我愤怒。。。我作为壹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实在 觉得没有办法理喻。这么像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难道我们共产党又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吗？”

杜导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就来了造反派，宣布妳是走资派，妳是反革命，妳的权已经被我们夺了，请妳离开这个地方。。。整个报社被他们占领了。这次给我的感觉有点那个味道。”

鄙人观点，杜导正接受采访说话还是很克制的。按文化大革命那搞法，人家红卫兵占领报社，那是明火执仗。这次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强行占领，随后严格封锁消息，性质当属暗杀。所谓暗杀，就是说我干掉妳，但我不让人知道。 使用暗杀手段，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见不得人。

暗杀作为壹种非正常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出此下策。原因很简单，壹旦败露，可能满盘皆输。古今中外这种案例很多。近的来说，1946年7月闻壹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没多久国民党 在大陆就树倒猢狲散，教训实属深刻。这次炎黄春秋之死，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与官方不壹致的观点不得广泛传播，无论是互联网出版还是印刷出版。

11.意大利汽车和巴拿马香蕉
2014年10月30日，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朝日电视台记者问：西方壹些网站比如说Facebook在中国无法访问，请问中国为什么要关闭这些网 站？中宣部副部长鲁炜回答说：“我没有用过这些网站，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关闭，但是我想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管理都是按照中国的 法律進行，我们的壹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互联网安全和中国消费者的权益。”

鲁玮的调子唱得很高，但后文的案例诸位将会明白，中国政府强力屏蔽国外著名网站，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小集团和“老干部”们的利益，而国家声誉以及人民的利益，以及屏蔽的手段是否合法，他们暂时顾不著。

中国的互联网屏蔽，有时候是某个“老干部”当天出事，马上就屏蔽，十万火急，立即执行。学法律的同学都知道，任何事若要走法律程序，其过程是冗长的，审判 和上诉长达几个月是常事。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互联网屏蔽不太可能走法律程序。本文附件有篇文章，《审查机器，了解壹个真实的中国互联网》，里面叙述了作者作 为网站负责人的时候，半夜接到河北省新闻办的电话，要求立即删除某网页。这种夜半鸡叫似的口头通知紧急行动，我不少网管朋友都有类似经历。此类行动经常发 生，比较著名的壹次是2012年3月的法拉利事件。
意大利出产壹种很贵的汽车名叫法拉利，它动不动就是四五百万壹辆，这注定了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穷人只能看图意淫。2012年3月19日，很多中国网友突然发现无法搜索“法拉利”相关词汇。大家都很诧异。直到前国家领导人之壹的令计划落马，大家才明白出了什么事。

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北京市北四环保福寺桥发生了壹起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壹辆黑色法拉利跑车猛撞围墙，驾驶员当场身亡，车身基本解体并甩出了两个“衣衫不整”的女子，壹死壹重伤，据说壹个半裸，壹个全裸。

天价名车，死伤惨烈，壹男二女，还衣衫不整，这当然是新闻的好材料。第二天北京晚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都有报导，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也开始疯传，车上那两个 女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其中壹个还是活佛的女儿。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壹切戛然而止，网络上有关此次事故的帖子全被删除，网站的新闻报道被撤稿，百度搜索 屏蔽了“法拉利事件”，新浪微博也同时屏蔽了“法拉利”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多个关键词。这就是典型的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时進行。

两年多之后，2014年12月，随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被隔离审查，法拉利事件又重新可以搜索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那辆黑色法拉利的驾驶员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

24岁的令谷是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他这辆价值超过五百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从何而来呢？这事要追溯开来，令计划当然会受牵连。所以，令计划在车祸当晚即动用 了中央警卫局封锁事故现场，第二天又利用职权禁止媒体报导，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互联网進行全面屏蔽，包括“法拉利”在内的诸多词汇立即变成了敏感词。
党的高级干部壹个电话就能号令全国媒体和互联网，禁止访问和搜索，这难道就是外交部发言人声称的“依法管理互联网”？这难道就是中宣部副部长鲁炜所说的“维护中国的互联网安全和中国消费者的权益”？

下面我们来看壹个新案例。2016年4月6日，有中国网友又惊讶地发现，巴拿马系列词汇突然无法搜索。巴拿马是个弹丸小国，除了运河，它唯壹拿得出手的东 西就是香蕉了。这么壹个小不点国家被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当局重点关照，这都怪2016年4月3日突然被外国媒体曝光的巴拿马系列文件。

巴拿马的实体经济基本只有香蕉，但这个国家还有壹个撒手锏名震全球，那就是离岸金融服务。它是全球著名的避税天堂，全球很多富人和大公司都慕名 来这里开户，因为巴拿马对个人存款和公司资料严格保密。

这些富人和大公司本来以为钱在巴拿马就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有壹个匿名者向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以及数家西方媒体爆料，他提供了2.6TB的数 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壹家名叫 摩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马律师事务所的电脑资料。这家事务所专门协助顾客开办空壳公司，通过离岸空壳公司转移资金。其顾客名单有数万人，其中有俄罗斯总统 普京的密友、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父亲、冰岛总理夫妇等等，还有中国的几位现任和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人和朋友。

2016年4月5日，在中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追问对巴拿马文件有何看法，发言人洪磊说，“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作评论”。当天的环球时报还发表评论，题目是《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指责西方媒体壹贯抹黑中国。

本来这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4月5日晚上风云突变，冰岛总理因为涉嫌隐匿海外资产，突然宣布辞职。这明摆着就是说那些巴拿马文件基本属实 嘛。环球时报当场被打脸，那篇评论立马撤柜。中国互联网管理当局也紧急行动起来，就像2012年屏蔽法拉利壹样，巴拿马系列词汇从2016年4月6日开始 无法搜索。新浪微博更是奇葩，连“冰岛总理辞职”都无法搜索。

按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包括内容删除和搜索过滤）都是依法管理，那麽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法拉利和巴拿马系列词汇的屏蔽是根据哪壹条法律？

事实很明显，为了壹己私利，有高级公务员（老干部）在利用职权屏蔽互联网，屏蔽和自己有关的负面事件。假如谷歌的简体中文搜索现在还在中国运转的话，按照谷歌公司的惯常做法，紧急屏蔽“法拉利事件”和“巴拿马文件”显然是其不能接受的。

12.谁是“老干部”？
谈到这里我们回头来看看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的那段话，他强调了中国互联网审查的两个原则：“。。壹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哪些人是李伟所谓的“老干部”呢？令计划当然是其中壹个，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等显然都在其列。有人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根子就在主席台的前三排，这话壹点也不夸张，在互联网管理方面尤其如此，因为只有主席台就座的高级官员才有屏蔽互联网的权力。

现在的问题是，像令计划和周永康这样利用职权屏蔽互联网的“老干部”们到底有多少？按照中纪委和监察部的说法，贪赃枉法的官员是少数，但我个人认为应该占大多数，尤以高级官员为甚。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过，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要亡党亡国的程度。

人性本恶，要论贪污腐败，共产党人比起壹般人壹点都不差，由共产党人执掌的中国政府贪腐程度在地球上名列前茅。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丹麦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得分92分，总分100），而中国排在第100位，得分为36分，离及格都还差好远。

对于这样壹个糟糕的排名，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4年12月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自有人民群众的公正客观的评价，不会以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为标准。

中国政府天天喊反腐，但从不承认出现结构性腐败，如果有谁胆敢说中国出现大面积腐败，政府就会让它闭嘴。到今天（2016年4月12日），透明国际的网站 http://www.transparency.org 在中国大陆依然不可访问。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每个人都会有缺点，都会做错事，无论他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高级公务员，亦或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中国的政治舞台却有大批完全没有负面新闻 的神仙。在中国，县处级干部还有可能在网上搜出壹些负面新闻，厅级干部壹般就没啥负面消息，副省级或者候补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就更不用说了，个个都高大完 美。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京东的老板刘强东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曾说：“如果壹个人在网上壹点负面没有的话，他壹定是骗子。”

在苏荣、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查处之前，他们都和令计划壹样，互联网上找不到他们的负面消息。虽然他们壹贯贪赃枉法，生活糜烂，但是他们在台面上的形象永远高大光辉，没有任何缺点。

毫无疑问，中国官方屏蔽了“老干部”们的负面新闻。国内的网络媒体不敢抗命，但国外的网站中国政府鞭长莫及，唯壹能做的就是屏蔽这些网站。这种屏蔽当然只 能秘密执行，否则老干部们的脸往哪搁？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纽约时报》被屏蔽就是因为刊登了壹篇报导，分析了中国前总理的家产。因为篇幅这里就不细说 了，请诸位自己搜索David Barboza和2013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关于纽约时报事件，我将有另外壹篇文章详谈。

壹个人是不可能有效地自己监督自己的，壹个政党或政府也是如此，所以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壹个清廉政府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府的做法则正好与此相反，谁敢报导政府高级官员的负面新闻就屏蔽谁。缺少了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有效监督，中国的“老干部”得以为所欲为 。

前文说过，互联网上有些内容是人类公敌，如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中国政府公开屏蔽这些网站的细节不会有问题，但因为有令计划这样 的“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中夹带私货，屏蔽自己的丑闻，使得中国的的互联网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没有任何机构敢站出来公布被屏蔽的网站名单或者被过滤 的敏感词汇表。

为了维护少数“老干部”们的利益，中国政府采用黑箱操作的手段進行互联网管制，这种行为损害了法律的名声，干扰了人民的生活，阻断了信息传播，损害了企业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
壹个政府管理互联网，出发点不是国计民生，而是维护“老干部们”的声誉。他们利用职权控制互联网舆论，禁止报导他们的丑闻，对搜索引擎進行敏感词过滤，并屏蔽相关国外网站。至于这么做对老百姓的生活以及企业的经营有啥冲击，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不仅如此，他们还动用司法权严厉打击有不敬言辞的老百姓，有时就连私下说说也不行。2011年5月，重庆涪陵区林业局职工方洪被判处壹年劳教，只是因为他发了壹条微博说李庄案是壹坨屎，暗讽了王立军和薄熙来。

这种情况在很多西方国家是完全相反的。在日本，很多网站和报纸专门以曝光各级官僚来吸引眼球，如果妳能搞到首相的独家丑闻，该报就可能发财。在英国，媒体 为了搞材料甚至对国会议员進行钓鱼采访。在美国，妳可以随意骂总统或任何官员（除了不能以死亡威胁）。并且，妳骂的官员级别越高，言辞的自由度反而更大。

举个例子，2009年2月，《纽约邮报》刊登漫画，以黑猩猩暗讽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白宫最后也只是谴责它搞种族歧视，该报并没有受到屏蔽或者停业整顿之 类的处理。我们都知道，如果骂某普通美国黑人为黑猩猩，很可能会被告上法庭，赔得倾家荡产，还可能坐牢，因为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严重违法行为。

谷歌作为壹家典型的西方公司，它可能认为监督政府官员，尤其是监督政府高级官员，是新闻界、企业界乃至任何公民的基本职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球通用原则，它哪里知道中国政府不吃这壹套呢。

13.不作恶
2014年9月，在退出中国近5年之后，前谷歌CEO施密特（Eric Schmidt）出版了壹本书《How Google Works》，其中壹章回顾了谷歌撤出中国那几天的决策过程。

施密特是谷歌最初進入中国的推动者，但谷歌的创始人之壹布林（Sergey Brin）并不赞成公司進入中国。作为前苏联的移民，他壹向反感共产主义集权国家。但是谷歌的另壹位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当时站在施密特壹边，于是谷歌就开始拓展中国业务，并于2006年正式运行Google.cn。

谷歌同意遵守中国大陆的搜索审查，后来却发现许多要过滤的内容不知违反了什么具体法规，比如线上爆出来的壹些名词，说央视大楼像大裤衩，谷歌就得对大裤衩的搜索结果進行过滤。

2009年12月，谷歌发现遭到不壹样的黑客攻击。这批黑客除了想获取谷歌内网代码，还试图检查某些Gmail邮箱（这些用户主要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 者）。佩奇以前站在施密特这边，但此次黑客事件让佩奇觉得这是“作恶”，于是转而站在布林壹边。施密特虽然坚持留在中国有益，但面对两大创始人的反对，他 无能无力。

到2010年1月10日下午四点，谷歌对黑客攻击的技术分析出来了，确认其来自中国无误，旋即开始讨论应对措施（包括是否撤出中国）。在谷歌总部，很多人都站在布林和佩奇壹边。施密特最后建议投票表决。

当晚9点的投票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谷歌发表正式文告《A New Approach to China》。公布之后，谷歌的北京办公室接到了好几个中国官方的电话，问谷歌这个公告是不是开玩笑，没有其他公司这样做过，他们要离开也是悄悄的。

谷歌是商业公司，但这个公司也不完全金钱至上，它有壹条著名的“不作恶”原则，源自该公司两位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开募股时发表的壹封信，后来被称为《不作恶宣言》：

“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壹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我们放弃壹些短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原文是：Don’t be evil.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 by 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 short term gains）

所以，谷歌最后决定放弃在中国的业务，损失每年几十亿的收入，并且在今后很长壹段时间都无法重返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现政府还在台），部分应该源自其“不作恶”的公司文化。

14.真的不作恶？
谷歌的不作恶原则多年来被各方称赞，2010年初与中国政府公开翻脸更是被很多西方媒体赞扬。然而2013年6月，壹个名叫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29岁美国程序员差点让谷歌等多家著名公司阴沟里翻船。

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情报，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壹个代号为“棱镜（PRISM）”的监视项目。《卫报》文章的标题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监控谷歌、苹果等公司的用户数据（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刊登了爆料文章，标题是：U.S., British intelligence mining data from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in broad secret program.

斯诺登此人高中未曾毕业，服过短期兵役，后来为多家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他提供的机密文件表明，数百家美国公司参与了棱镜项目，其中包括谷歌、雅虎、微软和 苹果等知名公司。通过该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可以获取这些公司的用户数据，分析音频、视频、照片、电邮、文件和连接日志等信息，跟踪用户的壹举 壹动。

棱镜项目不但跟踪普通人的电话和网络信息，还跟踪著名人物，包括外国领导人，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欧盟各国领导人大发雷霆，指责美国人背信弃义，连盟友都不放过。壹个小小程序员让美国陷入了壹场外交危机。

棱镜项目的前身是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批准的恐怖分子监听计划（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奥巴马总统将其发扬光大。棱镜项目正式开始于2007年，参加该项目的大公司和加入时间如下：微软（2007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年）、Facebook（2009年）、Paltalk（2009年）、YouTube（2010年）、Skype（2011年）、 美国在线（2011年）以及苹果公司（2012年）。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社交网推特Twitter不在此列。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2013年6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辩护说：“妳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还拥有100%隐私和100%便利。”奥巴 马说得不错，但他没法举证棱镜计划到底帮美国抓到了多少恐怖子。美国人民失去了隐私，但是按美国现在的情况，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斯诺登到底是叛徒还是英雄，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如果妳认为个人隐私重要，那他就是英雄。如果妳认为反恐重要，那他就是叛徒。棱镜曝光的反响这么大，我个人 觉得很惊讶。美国监视德国和中国，中国和法国也在监视美国，世界大国都在互相监听，此事自古如此。这点事还互相指责，某些政客显得太矫情。情报机构对个人 和公司進行监视，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

我个人觉得斯诺登最大的功劳并不是曝光了情报机构的工作，而是揭露了美国法律体系的壹个秘密，那就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简称FISC）。

FISC其实也不算秘密，至少在表面上它是公开以及合法的。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情报监视法》，FISC正是根据这个法律而成立的。该法案要 求美国情报机构实施监控之前，必须先向FISC提交申请。但实际执行的情况是，从1979年到2004年，FISC批准了18761次监控授权，只拒绝了 5次。FISC实际上变成了壹个橡皮图章，美国情报机构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想监听谁就监听谁。尤其要指出的是，FISC是独立运行的，美国最高法院管不了 它。这简直就是法外之法。

意料之中的，被斯诺登点名的各大网络公司都说自己冤枉。雅虎公司发表文告说，雅虎本来不想与美国政府合作，但是美国情报机构采取威胁手段，说若不合作将被 FISC判罚，罚款可能高达每天25万美元。雅虎只得服从。谷歌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德拉蒙德也立马发表公开信，强调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能直接访问谷歌的服务器，并且对美国政府的要求谷歌也不是每次都照办。

按照谷歌公司每半年发布壹次的《透明度报告》，情况确实如此。美国政府2012年下半年共向谷歌提出了8438次数据要求，涉及账户14791个，88%的要求被执行了，无论是请求数和执行数都排名第壹。中国政府的请求数为0，原因就不必说了吧？

有不少中国愤怒青年上网骂谷歌，说谷歌公司高调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但它转身就与美国政府合作，执行双重标准，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网络作家周小平就是中国愤怒青年的代表人物，他有壹篇名为《请不要辜负了今天这壹切》的文章，这里摘抄壹段：

“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网上大部分声音都是在恶骂中国，却还说中国舆论不自由，美国才自由。可是妳难道不知道斯诺 登因为在网上曝光美国通过google监控全球用户的消息就被通缉了吗？妳难道不知道维基网的阿桑奇因为曝光了壹些美国的内幕消息就也通缉了吗？妳是否还 记得当年google公司在中国到处宣传自己“不作恶”时，那些信以为真的天真糊涂蛋们表现出来的激动劲儿？可现实是根据解密资料显示：google不仅 纵容卖假药的诈骗信息泛滥，而且还安装有后门监控中国网民的网络账户密码以及信用卡信息。”

周小平这段文字相当雷人。指责谷歌卖假药？要说纵容卖假药，地球上的网络公司有谁比得过百度？周小平对谷歌撤出中国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前面我们分析了壹 万多字，谷歌和中国政府翻脸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审查等问题争执不下，包括网站屏蔽、搜索过滤以及敏感词审查等等。而谷歌与美国政府合作主要是提供用户数据以 供反恐之用。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假如谷歌屏蔽了与美国政府立场不壹致的纪录片，比如《华氏911》；又或者谷歌屏蔽了美国总统或参议员的丑闻，就像 中国政府屏蔽令计划+法拉利那样的，才能证明谷歌当婊子又立牌坊。棱镜计划的内容显然不能证明这壹点。

实际上，以反恐为由，中国政府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比美国政府还要厉害。2015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十八条原文如下：“电信业务 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進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壹条的重大意义，它实际上直接授权公安机关以反恐的名义進入任何电信和网络公司的主机，而且不需经过法庭的批准，其潜台词就是说：政府 的每壹项监视和审查决定都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好歹还有FISC特别法庭这块遮羞布，而中国政府现在是直接裸奔。也许有人要说，中国公安几十年来不都是这么 做的吗？确实是这样。但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所以就专门制订了《反恐怖主义法》。妳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5，谷歌产品封锁情况分析
根据谷歌透明度报告，到2016年3月，地球上还有四个国家屏蔽谷歌服务，它们是：伊朗、刚果（布）、塔吉克斯坦斯坦斯坦和中国大陆。我不知道为啥北朝鲜不在其中，可能谷歌认为北朝鲜没有互联网。

在封锁谷歌的程度上，中国排名世界第壹，几乎所有的谷歌产品和服务都不可用（除了谷歌翻译和网页版谷歌地图）。同时封锁谷歌搜索、YouTube和Gmail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壹个，那就是中国。

为什么要全面封锁谷歌，中国政府并没有给出答案，下面我分产品谈谈个人观点。

A，谷歌搜索。这个不用多说了，前面我们已经花了壹万多字来讨论这个问题。谷歌搜索被封锁主要是两点原因，壹是审查的内容谈不拢，二是审查的方式谷歌无法接受。

B，谷歌学术，也就是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是全球科研成果集中营，也是科研人员和大学师生查资料写论文的必备工具。很多人不明白为啥壹个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工具会被封锁，我 认为这和谷歌搜索被封锁的原因几乎是壹样的。学术界也有很多话题涉及政治。只要是涉及政治的选题，就可能出现与中国政府立场不壹致的内容，尤其是人文与社 会科学研究。

举个例子，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王友琴博士，她长期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壹书，这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博士还是“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的创办人，而这个网站早在2002年3月就被中国政府屏蔽。

根据《中国出版审查壹百条明细》第18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选题是必须审查备案的。王友琴在美国从事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在中国官方备案。

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有“宜粗不宜细”的重要指示。文革冤死了很多人，至少数百万，这壹点大家都承认，但官方不允许过于详细的研究（具体到人 的民间悼念也不被允许，即便是网上悼念也不行）。王友琴的研究具体到人，还有被害的详细时间和地点，这显然不符合官方的指示。

学术研究被屏蔽的情况并不止于中国现代史选题。清华大学社会学郭于华教授，还有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等学者，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在中国大陆也都是被禁止传播的。 郭于华和张千帆的微博已被销号。

总而言之壹句话，中国政府要求学术界必须百分之百听从官方的指示，否则相关研究成果将被屏蔽，无论网上网下。对谷歌来说，如果谷歌学术不删除王友琴、郭于华、张千帆等人的研究成果，它就不能在中国运行。

但是，政治相关的学术研究只占所有学术选题很小壹部分，尤其是敏感的政治选题，应该占整个学术资料的1%都不到吧？为了这1%就得屏蔽剩下的99%？这不是把全国的研究人员都坑了吗？那些物理、化学、医学、计算机等等研究人员，都跟着壹起抓瞎？

情况确实是如此，中国政府在政治方向上有洁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壹个。至于封杀谷歌学术对中国科研的影响，那远没有政治方向重要。

C，谷歌邮箱Gmail。邮箱业务是2010年初中国政府和谷歌翻脸的导火索。中国政府要检查某些异见人士的邮箱，但是谷歌不肯，于是中国政府组织黑客攻击谷歌邮箱服务器，强行检查。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政府机构是否能随时检查公民的邮箱和信件，这个问题在谷歌2010年撤出中国的时候还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谷歌和政府吵起来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 答案。根据2015年12月刚刚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法》，所有在中国做网络生意的公司都要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公安、国安等）留后门，官方的说 法是 “提供技术接口”。

简而言之，在今日之中国，任何互联网邮箱都必须无条件开放给政府部门检查。谷歌的Gmail如果做不到这壹点，它就不能在中国大陆运行。
对不能访问谷歌这件事来说，也确实有楞头青采取过法律行动。2014年9月，深圳居民汪龙起诉中国联通，理由是其宽带、手机无法访问Google、 Gmail等网站。此案被称为“封锁Google全球第壹案”。2014年9月28日，汪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

D，谷歌商店（Google Play）

关于谷歌商店不可访问，我只想陈述壹个事实：中国境内所有的合法手机应用商店都很难找到翻墙软件，包括简体中文的中国区苹果App Store，但香港的苹果App store里面各色翻墙软件应有尽有，包括ArkVPN和网际直通车等。这些App在中国大陆都被政府和谐了。当然，不排除有个别漏网之鱼，但随着下载次数的增加，这些翻墙App随即会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和谐。

当妳打开谷歌商店Google Play，各种翻墙app比比皆是，很多还是免费的。如果中国人人都可以自由访问Google Play，个个都会翻墙，那网络封锁还有什么意义？

E，谷歌图书（Google Books）

谷歌图书被封锁的理由在我看来很简单，它收录了壹些未经中国大陆政府同意出版并且观点与政府有异的书籍。

F，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视频网，也是谷歌旗下网站（2008年10月谷歌以16.5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YouTube在中国首次被封大约是在2007年中，此后时断时续。2009年开始完全不可访问，至今没有解封。

YouTube被封锁的理由在我看来也很简单，它收录了壹些中国大陆政府坚持应该删除的视频。比如上文提到的柴静所拍《穹顶之下》、美国纪录片《六四天安门》等等。别说大中型制作，在中国就连个人发布的视频都管得很严。2014年有壹个德国小伙子雷克用手机拍了壹些个人点评视频都被各大网站屏蔽，因为有部分涉及时政。雷克的新浪微博也已被销号。我本人拍摄的纪录片《老杨的川藏线》，因为对藏传佛教说了几句闲话，也被优酷屏蔽，最后我只得重新剪辑，弄了两个版本。

双版本也是很多影视公司对付中国政府审查的手段。所以，有些片子即使能在中国看到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中国版和原版差异甚大。2009年的某壹天，我看到书云导演的纪录片A Year In Tibet《西藏壹年》即将在央视播出，当时我很惊讶，因为这部片子在BBC首播的时候，它在国内被屏蔽得严严实实，我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找到国外的资源。后来看了看央视播出的《西藏壹年》，果然是特制普通话版，很多我印象深刻的经典镜头 和解说词都不见了。

中国政府对视频和影视资源的管理比其他媒介都要严格，比如我个人很喜欢的娄烨电影《颐和园》就无法在中国大陆的视频网站上找到。中国政府不但严格管理影视和视频，甚至连影视评论也壹起管了，有段时间连著名的电影数据库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也打不开。IMDB是英文的，它在中国基本没有几个人看，封这个我壹直没想通，直到发现电影《建党伟业》在IMDB上的壹些评论我才明白，其中有壹条评论是这么写的：

“Ironically, from the movie we know that before the CCP, Chinese students could protest in Tiananmen Square without being massacred, and before CCP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rights to form a party without being banned and persecuted.

When watching this so-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I believe most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would like see “The End” of it.”

简单翻译如下，“可笑的是，从这部电影里我们得知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学生可以在天安门抗议而不会遭到屠杀；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人有权成立政党而不会遭到禁止和迫害。当观看这部所谓的“建党伟业”时，我相信大多数中国观众都想看到这个党早日终结。”

IMDB现在又可以访问了。当然，这条评论（以及很多类似评论）现在IMDB上已经找不到了。不过，IMDB好歹还留下了二十几条评论，而在中国的电影评论网豆瓣上，《建党伟业》是唯壹不可评论的电影，七万多条评论都被删光了。

本篇谈的是谷歌视频产品，聊这么多电影貌似有点跑题，但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让大家明白中国政府对所有视频（以及相关产品）的态度。这个态度很明确：不得出现与官方观点不壹致的内容，也不得对党和政府提出任何实质性质疑，否则删帖封网。

有了这个态度，YouTube在中国被封得严严实实就是自然的了，它上面有很多中国政府不乐意见到的视频。话说回来，这些异见视频虽然不少，但总体来说也 不算多。到去年底为止，YouTube上总计有超过五千万条视频，我个人估计中国政府不满意的视频应该不超过五千条。我不是中宣部的，这个数字很难估计， 但顶了天也不会超过五万条，不到YouTube视频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壹。为了这0.1%，就得屏蔽剩下的99.9%？

很遗憾这确实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现状。中国政府对异见内容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壹人漏网。YouTube就是这么死在中国的。只因为极少的政治 异见视频，所有的影视、音乐、科技、娱乐、传记和动物世界等等视频资源全都看不到。作为多年的摄影发烧友，国外的器材视频评测我现在全都看不了；作为音乐 发烧友，全球最全的钢琴和交响乐视频现在也都和我无缘。应该说，封锁YouTube给我的个人工作和生活制造了很大的困扰，搞得我有时只想飙脏话。

应该要指出，对YouTube不满的并不止中国政府。由于YouTube上的内容问题，该网站至少在全球十几个国家曾经受到过审查，包括巴西、印尼、伊 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泰国和阿联酋等，但绝大部分国家已经解封。在泰国，据说是有人上传了抨击国王的视频，这在泰国是违法的。在壹 些伊斯兰国家，对真主不敬的视频也是违法的。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谷歌自己也在進行内容审查。从2009年开始，谷歌每年都发布两次《透明度报告》，公布各国政府和法院要求屏蔽和删除部分内容的情况。根据这个报告，2013 年下半年，世界各国政府共要求谷歌从 YouTube 中移除 2199 项内容。谷歌移除了其中的 973 项 — 其中735 项是因为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另外238 项是因为违反了YouTube 的社区准则。

但是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当局的网络审查令没有壹个是来自法院的判决，而且很多并非书面通知，他们有时会半夜打个电话要妳过滤或删除某些内容。更重要的，这些审查命令都得100%完全执行，而且是立即执行，否则就让妳网站关门。

那麽问题来了。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谷歌并没有完全执行政府和法院的指令，为什么谷歌没有被封锁？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落后的非洲以及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为什么他们都能对谷歌求同存异，而中国做不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么想象壹下，如果壹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YouTube看视频，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上网搜索，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地图给汽车导航，如果政府强行屏蔽谷歌，那这界政府（某党）可能是不想再干下壹届了。

但是在中国，目前貌似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6.重返中国？
自打谷歌2010年退出中国以来，有关其重返中国的报导都快成月经贴了，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新的传闻。这些消息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谷歌虽然不满中国的互 联网审查制度，公开与中国政府翻脸，但它依然是留有余地的。比如敏感词过滤，谷歌至今没有公布当时与中国政府吵架的到底是哪些词汇。这应该也是给中国政府 留面子。谷歌手里并不是完全没有证据。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看，虽然它对谷歌壹肚子火，但也并没有彻底成仇。有的谷歌产品比如谷歌翻译，在中国依然可用。2014年12月，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 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还参观了几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引人注目的是，鲁炜居然跑去参观了谷歌总部。在CEO施密特的陪同下，鲁 炜试乘了谷歌引以为傲的无人驾驶汽车，成为了第壹个乘坐谷歌汽车的中国官员。

由此可见，谷歌和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并没有断，它重返中国并非天方夜谭，壹切皆有可能嘛。但是，为啥谷歌重返中国这事几年来只打雷不下雨呢？我想原因是双方面的。

首先，谷歌并没有很强烈的愿望要重返中国。这个公司根本就不缺钱，作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之壹，它现金多得用不完，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幻项目每年烧钱几百亿都不在乎；二是因为谷歌的独特公司文化，它有壹点理想化，“不作恶”是其准则之壹 。

中国政府方面也同样不着急，谷歌是否回来它都稳坐钓鱼台。手中有枪，心中不慌。原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2010年4月说过这样壹段话，“这个事情（指 Google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妳无论怎样做，他都 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至于我们，再强调壹下，网络监管是壹个政治问题，是我们進行意识形态表态的程序。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 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志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虽然中国政府不怕被说不自由，但情况正在起变化。2010年的时候，封锁谷歌的还有那麽十来个国家，后来随着越南和缅甸解封Google和 Facebook，以及2016年古巴也即将解禁等等，现在全世界封锁谷歌国家就只剩下四个了，那三个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国。在世界大国中，除了中国，壹个 封锁谷歌的也没有。孤家寡人的味道应该不好受吧。 如果北朝鲜不算在内的话，会不会弄到有壹天，全世界屏蔽谷歌的国家只剩下中国壹个？

下面我们具体探讨壹下谷歌重返中国的可能性。这个逻辑是：既然谷歌退出中国是因为和政府吵架，那只要有壹方肯让步，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先看看中国政府方面是否可能改变。我个人观点，目前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没有任何趋向宽松的迹象，整体趋势是越来越严，不但政治相关内容，现在连娱乐内容都管死了。

但是，目前无法改变并不代表永远不变。想当年在台湾，壹贯独裁的蒋经国总统突然下令解除报禁和党禁，让台湾走向了民主社会。当然，有人说蒋经国并不是突发 善心，而是被形势所逼。现在中国大陆舆情凶猛，政府四处忙着删帖禁评，形势之险恶比当时的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搞不好也有被形势所逼的壹天。

前苏联是1991年解体的，就在其寿终正寝前几个月，它都显得那麽强大，谁会想到只壹两个月就突然死亡呢。前苏联长期采取高压政策，严格管制媒体，压制人 民的呼声。虽然它表面看起来如同壹个坚不可摧的钢铁高压锅，但随着内部压力的上升，它随时可能最后爆炸。当然，这个“随时”可能就在下个月，也可能长达几十年。

目前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改变，但谷歌自己却起了变局。2015年8月，谷歌宣布公司重组，成立Alphabet集团，Google变成了旗下子公司，其领导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新的CEO。

印度裔的皮查伊是壹个务实的技术派，他上任之后，有关谷歌重返中国的传闻明显多了，连Google Play大陆版的截图都放了出来，谷歌中国也开始招聘新的职员。现在的问题不是谷歌是否会重返中国，而是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方式。

谷歌产品要全线重返中国，除非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像1991年前苏联政府那样突然死亡。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谷歌的产品是壹个壹个死在中国的，它要重返中国也只能壹个个的来。我个人观点，谷歌搜索目前不太可能重返中国。要谷歌重新遵守中国政府无法无天的搜索审查，这等于是自己打脸。即便谷歌新任CEO皮 查伊愿意，他的老板施密特和布林也不会同意，这两位才是公司真正的掌舵人，也是2010年初谷歌撤出中国的决策者。

如果谷歌搜索不改变，那它的其他产品比如谷歌学术、谷歌邮箱Gmail以及YouTube视频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谷歌要重返中国，突破口应该是安卓手机应用商店Google Play。这个产品并没有历史包袱，2009年底谷歌准备撤出中国的时候，安卓手机系统才刚诞生壹年多，没人想到这个满身bug的东西几年就席卷了全球手机市场。

谷歌现在的赚钱大户之壹Google Play是2012年3月才正式上线的。Google Play被中国政府屏蔽，主要原因在那些翻墙app。下架科学上网app并不算什么大事，苹果中国的应用商店App store壹直就是这么做的。

谷歌商店下架少数几个手机app来换取進入中国的突破口，这是目前看来最可能的重返中国的方式。至于谷歌搜索和YouTube等传统产品再入中国，我们还得耐心点，等待环境慢慢蜕变，或者突然爆炸。

17.四点建议

这篇文章已经拖得太长了。这里最后总结壹下，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管制目前有以下四个特点：

A， 与官方（高层）不壹致的言论不得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B， 从社交网络到公共媒体，全面禁止报导高级官员的负面新闻，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负面新闻。
C， 在管制方式上坚持秘密审查、秘密执行，不公布敏感词，不公布删除令，公众无从知晓被屏蔽的网站和网页具体违反了哪壹条法律。
D， 虽然政府壹直声称依法管理互联网，但没有壹个屏蔽令或审查令是来自法院判决，多数时候连书面通知都没有，只有电话和口头命令。

以上四点每壹点都与谷歌的传统与公司文化相冲突。谷歌坚持政府的删除申请必须是书面通知，不行还得走法律程序（起诉和上诉）。谷歌坚持自己有权驳回政府的请求，但中国政府要求网络公司无条件执行所有的审查令， 无论是内容删除还是搜索屏蔽。

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认为，监督政府官员，尤其是监督政府高级官员，乃是新闻界、企业界和任何公民的基本职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球通用原则。屏蔽腐败高官的丑闻也违反了谷歌的“不作恶”原则。但中国政府不吃这壹套，谁敢曝光我就屏蔽谁，以秘密的手段。

针对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屏蔽请求，从2009年开始，谷歌每半年都发布壹次《透明度报告》，将收到的各国请求数和部分实例公之于众。这也和中国政府秘密审查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总而言之，谷歌退出中国表面上是遭受黑客攻击，实际是因为网络 管制问题和中国政府严重冲突，从审查内容到审查方式全面冲突。

凡是秘密审判并秘密执行的，均不是法律行为。中国政府声称的所谓依法管理互联网乃是壹句谎言。它们既没有法院审判也没有执行公告，属于完全的黑箱操作。这 种不透明的互联网秘密管理，方便了“老干部”们在其中以权谋私，屏蔽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2012年3月突然屏蔽令+法拉利，2016年4月突然屏蔽巴 拿马文件等等，性质都是壹样的 ，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实际上是动用公权力为自己服务。

前文说过，互联网上有些内容是人类公敌，如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中国政府公开屏蔽这些网站的细节不会有问题，但因为有 “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中夹带私货，使得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这种做法损害了法律的名声、干扰了人民的生活、阻滞了企业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

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世界趋势。潮流浩荡，顺之者昌。我们需要建立壹个真正依法管理的互联网，既要有效过滤违法信息、保障公民获取资讯的权 利，还要杜绝少数“老干部”以权谋私，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做到这样，必须抛弃秘密管制方式，保障互联网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对此我本人有以下四点建议：

A， 确立只有法院和相关政府机构才有权進行互联网审查。任何个人或群众性组织（包括党派及其下属机构），都无权進行互联网审查。

B， 所有的互联网官方审查，包括敏感词库、搜索过滤、屏蔽网站和删除网页（含社交网络账号），均不得口头通知。要严格以法院的判决书和政府的行政公文为准。

C， 法院的判决书应予以公开，行政机关的相关公文应予以公示。

D， 屏蔽对国民经济、人民生活以及国家声誉有重大影响的网站，比如谷歌和Facebook等，应该广泛召开听证会，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

18.尾声：为人民屏蔽互联网？
传说在沙漠里，鸵鸟遇到敌情的时候就会把脑袋埋進沙子里，以为别人就看不到它了。鄙人观点，中国政府屏蔽谷歌等世界知名网站就是壹种鸵鸟行为。我们都知 道，贪官污吏的“动人事迹”被屏蔽了，但是人家老外照看不误。现在国际交流这么频繁，出国旅游的人这么多，再加之经常翻墙的人在千万以上，俗话说“好事不 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些被屏蔽的内容是瞬间秒传啊。

中国还有壹句俗话：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屏蔽，越是被人怀疑。我不知道中宣部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大规模屏蔽乃是下下之策。骗得了壹时，骗不了壹世，凡事 总有公开面对的壹天。要从根本上控制互联网舆论，唯有掐断海底光缆，并禁止人员出国。如果做不到这样，屏蔽谷歌等著名网站就等于是自寻死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管制政策的时候，常有人引用壹句话，“我没有办法改变妳，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这句话出自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他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互联网大管家 。他表示，中国欢迎任何壹家互联网公司進入中国市场，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底线：第壹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第二不得伤害中国消费者权益。

按照鲁炜先生的说法，中国政府屏蔽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彭博社Bloomberg、YouTube和维基百科 Wikipedia等上千家网站，都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和“国家的利益”。但是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中国的互联网之所以变成 了世界最大的局域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工作中夹带私货，为了小集团和个人利益不惜屏蔽世界著名网站 。

按照鲁炜先生的说法，这些被屏蔽的网站都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所以不欢迎它们到中国来。鲁先生言下之意是他代表了中国人民。我不知道鲁炜先生代表的人民都 是哪些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的朋友和学生好几百，绝大部分都对屏蔽谷歌这件事怨声载道，尤其是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同事们，人人都在骂娘。没有谷歌学术 搜索，写论文真的难似登天。

还有壹件事鲁炜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防火墙技术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2013年除夕发微博向大家拜年，短短两天收到两万多条“滚”字回复，成为新浪微博壹大盛事，最后方校长只得关闭了微博评论。不知道这两万多位留言的微博用户，是否也被鲁炜先生代表了呢？

自诩为人民代表是壹件危险的事。2011年12月的文史参考刊登了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的壹篇文章，《苏联崩溃因人民未成为国家主人》。左凤荣的观点是：苏 联共产党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壹切。苏共妄自尊大，自诩为真理，害惨了俄国人民，最后葬送了自己。苏联倒台那时候还没有互 联网，但秘密审查的教训都是壹样的。壹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它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我没有办法改变妳，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鲁炜先生说得不错，但是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老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改变不了妳，但是他们最终将有权利选择谁是他们的代表。

谷歌篇就到这里吧。改稿仓促，未免错漏，请诸位朋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