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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政治學者談中國社會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本文以具體的例子分析和說明了當今中國常見的壹些極權和后極權宣傳話語形式。極權宣傳對中國的公共語言有著直接而廣泛的毒害影響，使得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的語言成為壹個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隨著極權制度向後極權轉化，中國的官方宣傳已經從以前的黑色宣傳過渡到白色和灰色宣傳。但是，作為壹種專制權力的話語，它仍然在阻礙民主說理話語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它仍然是壹種以控制信息、隱瞞真實目的、給民眾洗腦和操縱輿論的統治工具。認識宣傳、抵禦宣傳因此成為當今中國民主建設的壹項重要任務。





壹、引言

2009年初出版的《中國不高興》壹書是當年的暢銷書，2010年初卻又被評為2009年「十大爛書」之首。在中國，《不高興》這樣的書之所以能出版，並且十分暢銷，除了商業炒作的作用，讀者的民智不高應該是壹個原因。《不高興》的言語方式反映了當今中國公共語言的武斷、粗暴、空洞和蠻不講理，實質是中國長期愚民政策的後果和表現。《不高興》的作者們既是愚民政策的受害者，反過來又在為繼續愚民推波助瀾。

但是，《不高興》不久后又被評為是壹本「爛書」，除了是因為評判者多數受過較好的教育（多為學人或知識人）之外，大多數普通讀者讀過此書後，反感和厭棄這本書的立場和語言也應該是壹個原因。這說明，絕大多數人並不喜歡武斷、粗暴、空洞、蠻不講理的言論方式。因此，幫助他們認識造成這種言論方式的原因，並且學習如何去改變它，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長期佔領和宰制中國公共言論空間的極權式官方宣傳是影響和造成中國不講理、非理性公共語言的主要力量。公共語言的說理匱乏和非理性化，應當提醒我們去認識中國普通民眾受愚民宣傳之害的嚴重程度，並因此而特別關注中國公民教育的失敗。《不高興》作者們並不是中國公共話語匱乏的始作俑者，他們是在不知不覺中延續和幫助再生缺乏理性的公共話語。

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的語言在中國已經成為壹個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非理性話語不僅僅是個別人話語的弊病，而且更是整個社會的危害。理性話語是民主社會的特徵，而非理性話語則常常伴同專制而生。不講理的話語可能存在於任何社會，但只會在專制社會中大行其道，甚至成為政府的權力話語。學校教育重視學生的理性話語能力，從社會作用來說，是壹種幫助維護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從公民修養、稟性來說，則是壹種提高國民素質的人文教育。專制的公共話語教育和體制則正好相反，那是壹種受乖戾、強權邏輯所支配的虛偽和謊言話語，而形成這種話語的直接原因就是長期主導和宰制民眾思想和言語表達的極權宣傳。



二、中國語境中的極權宣傳

壹個國家中公共話語的敗壞和毒質化，是在逐漸的過程中發生的。正如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說，語言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壹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後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壹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游泳成為壹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划船。換句話說，即使河裡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並且它惡劣的條件對於周圍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波茲曼，2004：34）。中國的后極權「公共語言」已經達到並超過了敗壞和毒質化的臨界點。還有人在用這樣的公共語言在寫作，但許多寫作是在用扭曲、隱諱甚至逢迎的方式進行的，它的公共價值大大降低了。當然也還有像《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這種「說不」類的寫作，它更是在惡劣的條件下，向周圍的話語和文化環境擴散非理性的不良影響。

在中國，扭曲公共話語理性的力量主要來自壹種特定的，叫作「宣傳」的話語。長期以來，它由權力控制，為權力服務，並宰制各種社會公共話語（新聞、學術、教育、時事辯論、法律）。自由學術體制中的新聞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傳媒學、大眾文化和群眾研究中都會討論到宣傳的問題。宣傳是壹種傳遞信息的手段，目的是在接受者那裡營造發送者想要得到的影響效果。有人會問，所有的交際（communication）難道不都是為了取得這樣的效果嗎?是的。「宣傳」這個詞是從拉丁文的propagatus壹字來的，原義是「播撒」。播撒思想和觀點本來不是壹件壞事，但如果為了播撒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而不擇手段地弄虛做假、愚弄欺騙他人、壓制他人的思想和言論、剝奪他人的自由權利，那宣傳就成為壹件我們必須警惕防範的事情。

用來散布或擴散觀點的宣傳本是壹種話語公器。公器私用會給公器造成傷害，最後甚至毀去公器。宣傳的壹種社會功能是「鼓動」，口號是這種宣傳的主要形式，例如「建立和諧社會。」口號雖然簡單籠統，但並不是不能有益於社會。然而，如果假借「和諧社會」之名，把不同意見和批評統統當作「不和諧」的敵對思想，加以剷除，這個口號就成了壹種帶有欺騙性的宣傳。它會引起人們的反感，這種反感針對的不只是這口號本身（被嘲笑為「河蟹」），而更是宣傳這種公器本身。宣傳這件本來可能有用的公器已經損毀，看上去還在宣傳，但已經不再有良性作用。壹說起宣傳，人們就會說這是假的，是變著法的騙人。只要有新的宣傳，人們就會起疑心，認為是不是又在搞什麼鬼名堂，壹准沒什麼好事，沒安什麼好心。人們因為害怕上宣傳的當，受它欺騙，而變得充滿懷疑，十分犬儒，根本不相信世界上還能有不公器私用的宣傳。這樣就把宣傳與欺騙、強迫直接而且完全地等同起來。

「宣傳」與「說服」是不同的。朱維特和奧多奈爾的《宣傳與說服》正是以這壹區別來定義「宣傳」的（Jowett and O'Donnell, 2006）。宣傳是單向貫徹信息發送者的意圖和需要；而說服則是雙向互動的，兼顧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雙方的交流需要。宣傳居高臨下，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隨時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環節上違背真實原則；而說服則必須平等對待對方，誠實地遵守真實原則。宣傳往往不容受眾發問，因此依靠某種外部強制力維持信息的傳遞機制；而說服則必須容許、鼓勵對方發問，雙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脅迫的自主主體。因此，在宣傳和說服之間不只是話語樣式的選擇，而且是話語制度環境的區別。在某種勢力可以為所欲為進行宣傳的社會中，壹定存在著某種不受節制的脅迫性權力制度。

「宣傳」在當代語言中往往用來特指由某種組織體制從事、完成的「散布」。宣傳散布的思想、觀點，開始是宗教的（17世紀），後來則是政治的和政黨的。20世紀是宣傳成熟、發展、多樣化的時代，不僅用於政黨口號、群眾動員、思想控制、輿論引導，而且也用於商業廣告。也正是在20世紀，原先中性詞義的「宣傳」變成了壹個貶義詞，獲得了虛假、欺騙、蠱惑、玩弄、操控、洗腦這樣的含義。這主要是因為象納粹和前蘇聯這樣的極權政權把「宣傳」和「組織」壹起用作全面控制社會、鉗制思想和壓制政治異己的根本手段。在他們那裡，宣傳成為壹件重要的、冠冕堂皇的事情，這也增強了其他人群對宣傳的負面看法。

民主社會中也有宣傳，但是，很少有大言不慚、冠冕堂皇地自稱是宣傳，甚至專門為此設立官僚部門或機構的。在民主社會中，「宣傳」常常被「公關」、「公告」（或「廣告」）、「公共信息發布」這壹類說法所代替。它們所指的是壹種與專制霸道話語不同的話語形式，包含著以公開、公正理由來說服公眾的意圖，當然也不排除實際上與有此意圖不合的。意圖雖然重要，但比意圖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和言論總體政治制度環境作用。由於民主社會擁有自由言論和公共理性的話語環境，民主社會的宣傳與極權社會的宣傳並不相同。民主社會中的「公關」式「宣傳」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組織的政權力量來作後盾。而且，它在自由公共社會空間（尤其是獨立媒體）中總是受到監督和質疑。它的受眾是能夠用獨立判斷、自由思想來表述自己看法的公民。這樣的公民不是愚民教育製造的「群眾」，因為他們從小所接受的是鼓勵合理懷疑的理性思考教育。

極權國家中的宣傳與民主國家中完全不同，它依靠的是壹個「有全國上下壹致的、協調嚴密的、非常龐大的、資源可觀的、經驗豐富的宣傳系統」（丁學良，2008）。這樣的宣傳要走出國門，需要作根本的觀念改變，需要「從壹個信息流通相對不自由、不透明的環境，跨入壹個信息遠遠更為自由、更為透明的環境，而且是在各種聲音和多種價值觀念相互持續競爭的狀態之下，力圖使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聲音被眾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認同、接受、分享」（丁學良，2008）。后極權時代的專制政體繼承了極權時代的「宣傳」和「組織」體制，繼續通過維護、運用這些體制加強它的統治，但也作了必要的調整。除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方式（自上而下、壹杆子插到底的統壹口徑），還包括新發展出來的那種宣傳主管部門的匿名電話指示和指令，以及增加了壹些看似不那麽專制的「公共信息發布」形式，如記者招待會、新聞發言人發布消息、與網民「網聊」，等等。

這些新的宣傳手段被標榜為「開放民主」的舉措，甚至想藉此到國外增強宣傳「軟實力」。但它顯然低估了民主國家中人們對「宣傳」的厭惡、反感和不信任。這些新形式的手法並沒有改變極權宣傳的性質，只不過是在幫助它從先前的「黑色」宣傳（全謊言宣傳）過渡到「灰色」和「白色」宣傳（不同程度的半真半謊式宣傳）而已。這種變化了的宣傳經過了重新包裝，但仍然是極權統治的主要工具。它的話語環境仍然是非自由的，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必須依靠暴力壓制而不是平等交流來得到維持。

宣傳有「黑」、「灰」、「白」三種（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6-17）。黑色宣傳是壹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維爾在《壹九八四》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極權謊言。黑色宣傳是所有謊言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也是最強勢的。這種謊言需要有壹個成功的極權制度作保證。它依靠壹個封閉的信息、話語環境。它的先決條件是「宣傳對象心甘情願地相信宣傳的消息來源和內容，」也需要宣傳的觀點能投對象的「社會、文化、政治」所好。缺少了這兩個條件，黑色宣傳便不能成功（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9）。《壹九八四》中描述的「戰鬥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專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傳的例子。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笑忘錄》中，有用換掉領導人的頭像來篡改歷史的事例，這也是極權宣傳常用的手法。其它例子如，1957年宣傳右派要殺共產黨；1958年宣傳萬斤畝產；1960年宣傳因蘇修逼債而發生自然災害；文革中宣傳「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神州大地到處鶯歌燕舞」、「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等等。黑色宣傳在失去了先決條件時仍會被使用，例如，宣傳1989事件天安門廣場除了人民解放軍戰士沒有死壹個人、共產黨「代表」所有中國人民。這是壹種后極權時代的黑色宣傳，人們對它已經不再真的相信，但仍然會做出假裝相信的樣子。

與黑色宣傳相對的是白色宣傳。白色宣傳提供的信息是確實的，不是編造的，它甚至提供確實的信息來源。不過，它的目的仍然是灌輸對宣傳者有利的觀點，或者故意混淆某些問題的實質。近年來中國政府發表的「美國人權紀錄」就是這種白色宣傳。例如，美國發表《2008年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90多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作出評估。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也發布了壹份《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並不涉及其他國家，單單針對美國。《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中幾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實的，因為都是來自象《紐約時報》這樣的美國媒體報道，例如美國有多少槍擊事件、有多少婦女受到家庭暴力侵犯、有多少貧困兒童等等。這似乎給了這個紀錄很大的「客觀」性。但這些客觀材料卻被用來混淆「人權」的實質含義，那就是，人權要保護的是公民不受政府權力的侵范，而不是個人不受其他個人的侵犯（如果是美國政府不管，甚至鼓勵或縱恿槍擊，那時候才會涉及到人權）。這種白色宣傳要混淆的是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美國的「人權問題」的根本不同，從而使中國政府獲得「我錯妳也錯」的合理性。

灰色宣傳是介於白和黑之間的宣傳，它的信息來源可靠，但真實性卻不確實，例如，文革中所說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所說的事件、人物也許都不是編造出來的。但是，這並不就等於真的有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林彪事件、黨史及歷史書上的許多「事件」也都屬於這壹類宣傳。最典型的灰色宣傳例子還有「人大」和「政協」的人民「代表」性，以及它的升級版「三個代表」。2008年人大增添了3名「農民工代表」，政協有「新階層代表」出來說話，被大力宣傳為「民主改革」的顯示。人大代表的產生，「人民」確實「投了票」，但卻沒有民主提名、競選的程序，也有沒有普選的合法性基礎。還有壹些具有靈活性的灰色宣傳策略，如簽署《人權公約》但不履行，奧運前承諾新聞開放而事後加緊控制，也是頗為創新的灰色宣傳。但是，這類權宜之計壹旦暴露出欺騙性，便更增加了人們的反感和不信任。還有的灰色宣傳甚至已經成為民間笑話，如「俯卧撐」、「躲貓貓」、「草泥馬和河蟹」。

隨著公共信息的全球性傳播在網路時代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隨著極權統治權力機器的發條越來越難以上緊，黑色宣傳越來越被灰色宣傳和白色宣傳所代替。中國國家政權正在用巨資打造、更新它的宣傳機器，以達到「加強宣傳思想工作，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宣傳目標。但是。要想在國外取得期待的效果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在西方，對宣傳的學術研究與普通民眾對宣傳的認識是同步發展的。有論者指出：「在壹次大戰之後的許多年間，欺騙性的宣傳是無數人文和科學研究的對象。到了1940年代，高中和大學課程中都有關於宣傳的教學內容單元，例子都是來自法西斯主義、馬克屎主義和商業廣告。但是，對宣傳的學術研究壹直是多元並不斷發展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不同的新概念」（Smith, 1989: 2）。

宣傳研究的新概念開始關注那些極權黑色宣傳之外的更巧妙、更精緻、更靈活的宣傳手法。這些手法不只是在極權國家裡，而且在民主國家中也被廣泛運用。正因為如此，后極權的宣傳更新不僅發生在它內部，而且也發生在向外部的學習和借鑒中。前幾年，清華大學和美國杜克大學聯合舉辦的中國官方「發言人」訓練班（由《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作者之壹的劉康牽線），就是這種學習和營造「軟實力」宣傳的體制性合作。灰色和白色宣傳都是運用不同程度「半真」手法的宣傳，但正如希伯來諺語所說，「半真話，便是全謊言」，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們，大概不會輕易相信「軟實力」的宣傳。用改良說謊，而不是用加強說理，是不可能打造真正的「軟實力」的。說謊不是「軟實力」，說理才是「軟實力」。



三、諸多種類的宣傳和非理性話語

壹般人都知道說謊不是壹件好事，因此他們向其他個人說謊時，往往難免會有壹些內疚感。但宣傳是壹種體制性、制度化說謊。與個人說謊不同，宣傳不會因為說謊而感到內疚。宣傳是壹種不受個人道德良知約束的說謊。宣傳部的發言人即使有名有姓，也都是擔當組織和機構的話筒角色，他們是宣傳的化身，從他們口中發出的聲音，與他們作為說話者的個體內心道德良知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然而，即使如此，宣傳或宣傳化身也沒有「膽敢」（姑且用「擬人」說法）以謊言的名義來說謊的。宣傳也希望接受者把它散布的信息當作真的來接受。宣傳者知道，在只能以強制力維持宣傳時，接受者實際上已經不相信宣傳，只不過是做出相信的樣子而已，所以更需要在宣傳的說理邏輯和其它關節上做手腳，盡量掩飾做假的痕迹。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繼續依靠以往的非理性話語之外，它也把非理性話語作更多的理性裝扮。下面的例子會兼及這兩個特點，有心的讀者不妨對下面列舉的宣傳類型和特徵自己靈活增減，也可以在它們之間建立多層次關係，重新調整組合，總之，舉壹反三，自行獲得更全面的認識。

1、不願說理：

說理的首要前提是願意說理。有的人不說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說理，而且更是因為仗著有權、有錢、有壓制別人的手段，根本就不願意講理。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話語討論本身的範圍。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說正經道理的弄不過講蠻理的，再怎麼說理，也是白搭。如果這成為現實，社會也就會陷入壹種普遍的非理性、無是非狀態。

2、「事實」和「看法」不辨：

「事實」是公認的知識，而「看法」只是個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需要證明其正確性。證明也就是說服別人，清楚地告訴別人，為什麼妳的想法是正確的，理由是什麼。

「客觀事實」與「個人看法」之間有兩種辨認方式。第壹，人們可以共同確認「事實」是否確切，例如，中國是壹個亞洲大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而對「看法」則必須通過說理、討論，共同確認。例如，中國是壹個民主國家，共產黨是英明的。第二，事實陳述使用那些比較可以共同認可詞義的字詞，如「園形」、「歐洲」、「木頭」、「有毒物質」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則是有待個人理解的字詞，如「美好」、「醜陋」、「棒」、「爽」、「折騰」、「胡鬧」。歸納起來便是：客觀的「事實陳述」說：「請妳核實」；強梁的「看法陳述」則說：「我說對，就沒錯。」前者是謙虛的、協商的；而看後者則是傲慢的、獨語的。

3、定義曖昧、武斷和含義模糊：

說理所使用的詞語應當有清楚的定義。在任何具體的，尤其是較複雜的說理中，主要概念（關鍵詞）的定義不會就是《新華字典》壹類工具書的定義，而是需要作「特別界定」（stipulation）。說清詞義是說理的第壹步。

壹般來說，有5種字詞定義方式：（1）正面定義：以它是什麼來定義（字典中壹般是這種定義）。（2）反面定義：以它不是什麼來定義。（3）舉例定義。（4）特別定義，即在具體說理話語、場合中的特定含義，有的還要說清楚主體和對象（例如，「折騰」，要說清楚「誰折騰」，「折騰誰」）。（5）綜合定義：靈活使用上述4種方式。第4、第5種定義是最有用的。

說理的爭論往往就發生在定義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義當作是當然正確、不容置疑、不容他見的真理。在群眾社會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詞語，這往往是壹種蓄意誤導的宣傳手段。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說，「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射穢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壹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壹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勒龐，2005：83）。眼下高頻率使用的「和諧」、「代表」、「發展」、「掘起」等等都是這壹類詞語。

4、「新說法」：

勒龐把說法翻新看成是宣傳吸引群眾興趣的壹個主要手段。他指出，「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繫在壹起而無法改變，那麽壹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壹遍。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如此等等」（勒龐，2005：86）。文革后出現了許多具有時代特徵的新說法，如「改革開放」、「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說法」往往是惡狠狠的：「反右鬥爭」、「階級鬥爭」。「鬥爭」是壹種有爭辯字詞，人們對是不是非要「鬥爭」，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傳已經基本上放棄了這類「壞詞」。此後創造的「新說法」有壹個新的共同特點，那就是用壹些根本不容爭辯的「好詞」。沒有人會說不該「改革開放」、不該「和諧」、不該「代表」。問題是，這些「好詞」中可以塞進與它們應有的意思相違背的東西。如果「和諧」用來消滅異己，和諧就會變成不和諧；如果「改革開放」用來辯護社會不公正，開放就會是為腐敗打開大門；如果「代表」用來強姦民意，代表就變得不代表。

5、隱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結論）和「論證」（理由）之間會有壹些隱而不見，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這個理由和結論之間其實有壹個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麼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會不公和腐敗，不管多麼專制獨裁，都是好政府。這個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標準嚴重單壹化了。《不高興》作者之壹說，中國GDP增長比美國高，所以中國比美國更有活力，就是從這個不可靠的假定出發的。

6、斷言、重複和傳染：

斷言、重複和傳染，勒龐早就把這三項確認定為是給群眾洗腦，並徹底控制群眾的宣傳良方。

斷言：「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壹。壹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壹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勒龐，2005：102）。

重複：「如果沒有不斷地重複斷言──而且要儘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崙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壹個，那就是重複。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做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勒龐，2005：102）。

傳染：「如果壹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複，在這種重複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病菌壹樣強大的傳染力」（勒龐，2005：103）。

有斷言、重複和傳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提高。」「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的話，通過斷言、重複和傳染就變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傳染在作用於廣大民眾之後，也會擴散到社會的上層。」傳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識分子的思考意識「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得到民眾接受的每壹種觀念，最終總是會以其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紮根，不管獲勝意見的荒謬性是多麼顯而易見」（勒龐，2005：106）。就接受宣傳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時候並沒有什麼不同，例如，壹位賣鵝蛋的老太太說：「美國人都要飯去了」（楊恆均，2009），而教授張旭東則說：「中國人今天所做的壹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張旭東，2009）。

7、套話：

僵化、程式化的宣傳語言發展出壹整套能適用於各種正式場合的套話，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場合，那壹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套話使人在不思想的狀態下照樣可以滔滔不絕。

套話是壹種動嘴不動腦的說話方式：「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壹段時間里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中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的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壹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勒龐，2005：83-84）。

8、感情用詞，訴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歡的，定用「好詞」，正如順口溜所說的：「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紮實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領導沒有不微笑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

凡是自己不喜歡的，必用「壞詞」，還沒說什麼，用詞先已經預先設定了貶意：「密謀」、「公然」、「妄圖」、「壹小撮」等等。無需分析、辯駁，便斥之為「壹派胡言」、「猖狂攻擊」、「大放厥詞」。

9、人多勢眾、以「人民」的名義：

自己喜歡的就說「廣大群眾」支持；自己不喜歡的就說「壹小撮壞人」反對。「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夥份份表示：……」、「劉少奇要復辟，廣大人民不答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愿。」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0、訴諸于無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這是壹種以未知的可怕將來作為恫嚇手段的宣傳。它以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者根本無法證明壹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做法是正確的。例如，鄧小平說：「中國這樣壹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壹事無成。」

其他類似的說法有，「我們要反對西方式民主，中國再也不能亂了」、「這些人要求民主不懷好心，中國不能再亂了」、「實踐證明中國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穩定發展，決不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否則中國將倒退若干年」、「階級敵人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受二薦罪。」

11、訴諸于權威：

先樹立絕對權威（永遠正確的黨和領袖），然後要求絕對服從。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黨要求我們做到……」、「在黨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極度簡單化：

對複雜和多種因素的事情進行單壹、膚淺的解釋，並將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質總結」的模樣。例如：「馬克屎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大躍進」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口號：「共產主義就是壹切生活資料歸大隊」、「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壹句頂壹萬句」。

文革時的「壹句頂壹萬句」，現在有了新版本。新聞報道「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稱表達了全國人民意志」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三字的含義。王晨說，「這表達了全黨、全國人民總結30年的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射穢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射穢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壹個道路，不是別的什麼道路，就是這樣壹個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什麼理論，我們中國在下壹個30年、下壹個50年就壹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壹定能夠發展得更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折騰』確實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全黨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籠統泛論：

這是壹種壹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例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壹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壹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難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環論證：

這是壹種原地打轉、永遠正確的自說自話「論證」方式。例如，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走射穢主義道路；堅持射穢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某制度，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

15、不當的或謬誤的類比：

任何類比，即使在結論正確的時候，充其量也不過是壹個「說明」，不能用作結論的「論證」。許多類比甚至根本就是謬誤類比，例如，《不高興》中說：「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這是壹個謬誤類比，因為國家和黃瓜沒有必然的類別關係。2010年3月7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兩會」記者會上，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問及：美方認為，美中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包括人權。請問人權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嗎？楊潔篪則以「畫」來類比「人權」，他說，談人權，要拋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和思維定式，「我既喜歡油畫，也喜歡中國的水墨畫，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畫的標準來欣賞中國的水墨畫，那恐怕就要出錯。」這是壹個謬誤類比的宣傳，因為人權與藝術畫本來就不是同類的東西，是楊潔篪為逃避人權問題，而被牽強附會地硬扯到壹起來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壹種偶爾的巧合，卻把它當之壹種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所以壹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所以壹定壹貫正確。」

17、虛假兩分對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慮極端，而故意隱去所有中間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例如，「寧要射穢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又例如，「用中華武德壓倒軍隊國家化」。「中華武德」和「軍隊國家化」為什麼非要互相「壓倒」不可？為什麼不能兩者並存？完全是專門為了抵制「軍隊國家化」，才杜撰出這麼壹個子烏虛有，與之對抗的「中華武德」來。

18、叫妳兩頭不討好：

這是壹種常用來攻擊對手的宣傳手段，目的是將對手于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就說英國是「隨從」；如果兩國意見不壹，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要麼斥之為狼狽為奸，要麼嘲笑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就說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就是不負大國責任。
美國歷史上民主選舉權不包括婦女、黑人，就說是假民主（當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選，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國式民主」，仍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

19、我錯妳也錯：

不講是非、對錯，而是用挑別人的錯，或者找看上去類似的事情，來堵別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國發布了針對多國的《2007年國別人權報告》后，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發布了壹份專門針對美國的《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10年又如法炮製《200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這是壹種變相的賊喊捉賊：我骯髒，妳也不幹凈，我說妳不幹凈，看妳還敢不敢說我臟。

又例如，設置網路防火牆，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傳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權利，卻偏偏說，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不對網路進行「管理」的，意思是說，「管理」就得限制自由，妳既然也在限制自由，為什麼我就偏偏不能這麼做？這是壹種故意混淆關鍵概念（「管理」和「壓制」）的宣傳手法。

20、絕對的「最」和最強語勢：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親」，「最高指示」。報紙如果不用「形勢壹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這樣用最高級形容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壹定出了麻煩。

文革后這種「最最」句式延綿不絕，例如，「中國銀行業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李稻葵）、「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來不斷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時代煥發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展」（顏圓圓，2008）。「事實表明，現在是藏民族文化發展的最好時期。」可曾有過「不太好」的時期？
《中國不高興》說：「近30年來，我們處於壹個長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國人以最大的熱情慾圖擁抱西方，以最親善的姿態告訴西方：我們在向妳們靠攏。」「最大」和「最親善」是和什麼比較出來的呢？

21、滑坡推論：

從壹個看上去是事實的斷語，壹路不加中介論證地隨意引申。例如，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馬克屎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說：「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優越性第三個體現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西方利益集團之間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選舉成了金錢政治，效率不高；我們沒有利益集團，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他的結論來自壹系列滑坡推論：美國有利益集團，所以就有民主競選，競選要花錢，花錢不如不花錢，民主得花錢，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花錢的民主不如不花錢的不民主。再得問了：「西方利益集團」，哪個西方國家？哪個利益集團？工人、農夫算不算利益集團？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錢？
相似的論調：美國危機深重，奧巴馬救不了美國，奧巴馬是民選產生的，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

22、因人廢言：

先把對方說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例如，「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壹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妳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有人讚美道，「說得好，有骨氣！！！」

可是，「自己吃飽」和「批評別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因果關係。原話的謬誤推理是：吃飽了沒事幹的人，都是無事生非的蠢人，這樣的蠢人，他的批評意見那裡會有什麼道理可言？蠢人的話，不值得理會。

類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孫東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壹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妳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妳怎麼和他解釋都不成。」孫東東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們的話，當然不能當真，不值得理會，不僅不值得理會，還要強制關押起來！

23、常見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經常有美國槍擊事件報道，可見美國人權狀況很糟糕。經常有美國人因買大房子而負債的報道，可見美國人全都很貪婪。美國常出頭干預別國事務，可見美國是世界警察。
有沒有想過，儘管人們不喜歡警察，沒有警察的社會是更安全壹些？還是更不安全壹些？誰最怕警察？沒有美國干預的世界壹定會比現在好壹些嗎？

24、訴諸偏見、愚昧和無知：

這種宣傳往往用壹些高調、抽象，普通人無法用經驗來證實或證偽的「知識」愚弄和欺騙聽眾。例如，教授程恩富說：「中國面對危機，我們各個階層是沒有區別的，哪怕犧牲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就很難，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家有想法，下層人員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根本利益壹致的基礎上，矛盾協調起來方便，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不僅經濟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聽程恩富這話，又相信他的人，必須對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利益衝突壹無所知，必須是壹個十足的無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論上的，美國的媒體都是操控在大財團手裡，哪裡能有獨立的輿論」。相信這樣的論斷必須不知道美國也有人重視家庭、社區、社會，也有人關心社會正義和弱者權利、福利。當然也不能知道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獨立媒體。

25、半真話，全假話：

以表面「事實」，掩蓋實質謊言，例如「反右運動」中，說「右派分子」有「言論」，那是「半真話」，因為這麼說「不假」。但是，有言論就上綱上線為「猖狂反黨、反射穢主義」，那就是全然的假話。同樣，說中國「公民權利受憲法保護」，那也是壹句半真的全假話，因為中國雖然確實有憲法條文（不假），但公民權利卻並沒有受到憲法的有效保護。

26、大胆說謊：

膽子越大越好辦事，謊言越大越是有氣派、聽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3月12日電（記者秦華）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論論壇，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充分體現人民性、人民的權益，體現程度不同，體現性質也不同。優越性不是空洞的，我們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議員那樣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個人屬於某黨派或者屬於某壹階層，屬於企業、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但壹旦作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人大代表單純從個人所屬的群體階層或者地區來說話。」

這是在大胆說謊，中國的「人民代表」絕不可能不和共產黨保持壹致，也絕不可能違背共產黨的利益隨意表示自己的意見，他難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說的「西方議員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壹個「西方國家」。就以美國而言，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是選民直選出來得，選民雖支持某個政黨，但並不是黨員，許多選民根本就是對競選議題進行投票。眾議員代表選區，參議員代表各州，雖有政黨分別，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表決，並不代表黨。共和黨的可以投民主黨的贊成票，民主黨的可以投共和黨的贊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和共和黨的布希總統在許多政策上意見不同，也沒有聽說因為不代表黨而受到什麼黨內紀律處分。

27、老百姓的話：

用無名無姓、沒有面孔、無法核實的「老百姓」來做主語，造成壹種大家都這麼說，所以壹定正確的假象。這種假象就是謊言誘騙效果。例如，「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勞動人民喜愛的春節晚會」、「壹農民新年感言：胡總書記的「不折騰」說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騰』是中國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願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說成為非人的異類，排斥到人類之外，剝奪他們人的屬性，使被虐者自覺低人壹等，施虐者沒有負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幾隻蒼蠅嗡嗡叫」、「砸爛狗頭」、「臭老九」、「黑五類」、「引蛇出洞」、「關牛棚」、「小爬蟲」、「害人蟲」、「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語言把人劃分成「我們」和「敵人」，用無法講理的「妳死我活」來代替必須講理的相互溝通和妥協。以戰場邏輯來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規則。例如：利用「打倒」、「消滅」、「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壹只腳」、「砸爛狗頭」等等詆毀性、攻擊性的語言，來挑動仇恨和暴力。這些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鬥爭」詞彙，數十年如壹日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下意識之中，壹有機會或需要就會重新被啟用。

30、篡改真相：

對真實信息作手術切除。例如，連《開國大典》這樣的歷史文獻畫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開國大典》第壹次改動是在「高饒事件」之後。當時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畫面中高崗的畫像。《開國大典》中的第壹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使畫面不受損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后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畫像。「文革」爆發后，「四人幫」在美術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去掉。這時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著被病痛折磨的身軀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做畫面修改。經過修改後，劉少奇畫像的位置換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繼尼，2008）。

31、以我為中心、隨我需要的「辯證」：

對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對我不利的，就全盤否認；實在無法否認的，就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例如：「透過現象看本質」、「形勢大好」、「困難是暫時的」、「看主流」、「看發展」、提拔幹部要看「大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特別是要看本質、看主流、看發展，並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貪官污吏再多，也壹口咬定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應該毫無疑問地說，我們的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整體是優的，是積極向上的。但在幹部隊伍中也還存在著少數幹部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宗旨觀念不牢固、幹部腐敗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問題，確實暴露出我們在幹部管理方面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特別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頻發，有的小事釀成大事，就與治黨不嚴、對幹部疏於教育管理有直接關係。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有百害而無壹益，對幹部自身的成長也是有百害而無壹益。」

還有壹個堪輿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顛倒」辯證法例子。有人問毛澤東的攝影師陳石林，為什麼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麽白？陳石林回答：「剛解放時，主席抽煙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壹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壹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麽忙那麽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壹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頌德：

這是壹種出格的，沒有限度的，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諛奉承。例如，「形勢壹片大好」、「鶯歌燕舞」。春晚：「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
又例如，19歲的十壹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講，震撼全場。班禪所到之處，掌聲雷動，歡呼四起」。班禪說：「我由衷地感謝黨給了我壹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分辨是非，認清誰真正愛護西藏人民，誰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破壞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這個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來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來自壹個無神論的政黨？在佛教徒心中，共產黨比佛祖偉大，還有比這更出格的歌功頌德嗎？

33、推諉、抵賴、不認賬：

拒絕對所有發生過的歷史錯誤承擔責任或表示悔過，用種種方法推諉、抵賴。例如，「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人數仍在認定」、「遇難學生最終的數字，我上次在新聞發布會也通報過，它與我們整個汶川地震死亡人數的最終確定是聯繫在壹塊的，汶川地震最終的死亡人數的確定，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蹤人數的最終確定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到很複雜的工作和過程。」

變「過失」為「評功擺好」：不是不公開數字，而是在積極準備公開數字。在過失和錯誤無法否認的時候，強調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能力」，不但沒了缺點，而且反而增加了優點。

34、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對壹般民眾有好處的計劃，來掩護對他們不利的，有傷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掃黃」為名義來控制公共言論空間，達到限制網路言論自由，消除政治批評和社會「雜音」的目的。

35、豪言壯語式泛論：

把自己說得非常了不起，以顯示自己的絕對正確。這種建立在情緒高漲之上的正確是根本用不著理性思考和邏輯論證的。政治口號中有許多例子：「敵人壹天天爛下去，我們壹天天好起來」、「大造人造糞，氣死小日本」（不買日本化肥），「東風壓倒西風」。

36、耍橫：

妳說我不對，我不對妳能拿我怎麼辦！？妳說的不對正是我說的對，對錯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說的，只要妳不敢惹我，拿我沒辦法，就算是我對。這是壹種政治流氓話語，例如：「『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的壹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壹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權發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開本題，竊取論題：

把主要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有這樣的官方說法：「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射穢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壹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決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黨、分權、民主，本來是政治學的重大討論議題，在中國討論這些議題，提出有關建議和設想，與西方不西方沒有必然的取捨關係。從本題扯到「西方」，利用國人對西方的異我族類感覺、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見，用「西方」壹詞誘發的非理性因素，轉移對民主本題的理性討論。

38、鼓吹所謂的「中國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國特色」，黑可以變成白，馬可以變成鹿。壹黨專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公檢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報》2009年03月15日頭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說：「外國法律體系中沒有的法律，只要我們需要就及時制定；反之，外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和需要，我們就不搞。」

39、文化絕對相對論：

取消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道德標準，代之以價值相對論和不可知論。其結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別是非和對錯的必要，可以為所欲為。例如，《羊城晚報》報道，近年來，常有媒體報道，中國人出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形象，「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外交部領導武大偉卻認為：「這是壹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妳看，在機場里、餐廳里，大家聚壹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壹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滴滴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武領導笑著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壹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說誰對誰錯，也不能單靠壹方的努力，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溝通，相互理解。」報道稱讚武領導很「幽默」。的確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試問，在中國的任何壹個城市，如果不立壹塊「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誤責任推給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政府的責任推給「自然」，或推給「蘇修逼債」。又例如，儘管「四人幫」必須對「文革」承擔重大責任，但把「文革」完全歸咎於他們，他們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的替罪羊。

41、證詞、反正都有理：

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挑選和利用所謂的「客觀報道」，來證明某項宣傳的「客觀真實」。這是《參考消息》壹類出版物在中國所起到的壹種主要宣傳作用。它選擇性地引用西方報紙的材料來說自己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即所謂的「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方媒體有不利消息的時候，就說是「惡意攻擊」，或用作「西方反華勢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國內政」的證明，即所謂「反面教材」。

42、利用聯想轉換：

利用暗示和聯想，把表面真實的現象轉化為實質虛假的意義引申。例如：周恩來穿補丁衣服，所以是壹心為民的好總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無數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的壞事。因為溫家寶穿舊旅遊鞋，所以，他能證明共產黨是廉潔、愛民的執政黨。

這則報道也是壹個例子：「焦裕祿、孔繁森──壹個，長眠在為之耗盡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壹個，獻身於帶領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事業中。兩個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名
字，如同兩顆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時空，交相輝映，光彩照人。……從焦裕祿到孔繁森，中國共產黨湧現出了如此優秀的領導幹部，感動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民眾，絕不是壹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它深刻地反映了黨的本質，鮮明地體現了黨的主流，同時也充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以能英雄輩出的歷史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書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這種宣傳的，民間順口溜說，「群眾學孔繁森，幹部學王寶森」。（王寶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曾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1995年4月5日，因腐敗案發，自殺於懷柔鄉間。7月4日，中紀委開除王寶森的黨籍。）

43、數字簡化：
這是壹種「妳不要多想，只要記住這幾點，能照樣重複就可以了」的宣傳手段。它的「化繁為簡」手段很適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眾，同時也使得這樣的群眾能滿足於最簡單的信息，成為非常容易控制和駕馭的群氓和愚眾。

例如：「馬克屎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四」「三」，具體指什麼？「八榮八恥」，除了這個「八」，有誰真的記住了哪些「榮」和「恥」？「榮、恥」問題又何曾有過公共討論？數字還得挑簡單的。章立凡說，「數碼以三、四為多，絕少過五，蓋因簡單好記」：「三反」、「五反」、「壹化三改」、「三面紅旗」、「四個第壹」、「四個現代化」、「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三支兩軍」、「三結合」、「壹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項指示為綱」、「兩個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躍進口號：「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兩年內建成壹個像樣的共產主義」、「壹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更有追求「修辭」效果、「易記上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山東菏澤的計劃生育：「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安徽某縣：「寧添十座墳，不添壹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數字簡化甚至侵蝕到壹些學者的「學術語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覺也成為壹種簡單、不實的宣傳。例如，北京大學教授王岳川在「中國的『三和文明』應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補」中寫道：「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中國文化是壹種和諧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什麼？在我看來，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體社會中是和諧，在國際間是和平！但中國文化已經被邊緣化了，這導致『三和文明』的聲音不僅沒有放大成為國際的聲音，反而成為中國落後僵化保守的說法，進而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理由」（王岳川，2008）。

中國真的有什麼「三和文明」嗎？中國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嗎？西方就沒有和睦的家庭了嗎？中國的群體社會真的是壹派和諧而沒有矛盾衝突嗎？中國人不喜歡打仗嗎？與別國之間也都只是和平相處嗎？壹口咬定中國「不是好戰的」，是否就可以因此壹筆抹去血腥內戰的歷史，壹下子變成壹個與喜歡侵略和戰爭的「西方」完全不同的愛好和平國家？為「和諧社會」的宣傳敲邊鼓，名大學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宣傳官僚高明到哪裡去呢？



四、被宣傳洗腦是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江蘇電視台的壹個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有壹次以罕見的媒體人激情和坦率評論道，現在中國的食品、用品、商品、語言、活動、人際關係充滿了虛假，「什麼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為王八本來就叫假（甲）魚。」不錯，虛假、偽裝、謊言、假面充斥于當今的中國社會，但真實並沒有從此絕跡，因為這位主持人說的就是真話。而且，無論「假」多麼盛行其道，但畢竟不能以假的名義作假。「假」必須說自己是真的。這就像最強橫的專制也必須以「民主」的名義實行專制壹樣。在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丑、是與非畢竟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說謊概要》壹書中，蘇里文（Evelin Sullivan）問道：「人為什麼說謊？人說謊的動機是什麼？」她認為只有兩個原因，「而且明顯得叫人驚訝。」第壹個原因是「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真相，」第二個原因接著第壹個原因，「因為如果讓人知道了，自己就會失去許多東西：權力、地位、尊敬、金錢、舒適、快樂等等」（Sullivan, 2001: 56-57）。顯見的動機使得謊言成為壹種淺薄、平庸的罪過和邪惡。但是，淺薄、平庸是可以包裝的。壹旦謊言用高深的理論、高尚的事業、高貴的說辭裝點起來，並且當作絕對真理來強行散布，它就成為冠冕堂皇的「宣傳」。

虛假、強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話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壹種語言的暴力，它賴以生存的政治基礎就是奉行「強權即公理」，「政權即鎮壓職權」，以及無需程序合法性的權力結構。它的洗腦作用使人們把謊言當作真理，因而陷入壹種比不知道什麼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中有這樣壹個故事：格列佛來到了在他看來尚未開化的馬國。他對馬兒描述文明國度中的「說謊」，馬兒表示不能理解。馬兒說：「說話是為了幫助我們彼此了解，接受事實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說成了是，那麽說話也就破壞了自己的目的。妳不說真話，我就沒辦法了解妳。而且，妳把白說成黑，把長說成短（把惡說成好，把丑說成美），妳的話不僅不能告訴我什麼，而且反而會陷我于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飽受德國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學者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紀錄納粹德國話語的《第三帝國語言》中，揭示了壹個陷千百萬人于比無知更可怕境地的極權國家（Klemperer, 2000）。主宰這個國家的是壹種滲透到每個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的官方宣傳。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壹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象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克萊普勒之所以對這種毒質話語還有壹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認並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響），是因為他能夠有意識地去「細讀」這些話語。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過學習、教育，去了解宣傳手法和邏輯謬誤，獲得必要的知識，增強免疫力。所以，在二戰以後，他出版了《第三帝國的語言》這本書。

克萊普勒是壹位語文學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實際接觸和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看上去是口語的，但卻滲透著納粹書面語言和政治宣傳的思維模式、乖戾邏輯和意識形態特徵。民主話語的理性邏輯和說理是納粹非理性話語的死敵，也是阻止納粹非理性話語徹底勝利的最後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之邀，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與董健、丁帆、王彬彬、蘇童、葉兆言、畢飛宇、黃蓓佳等學者、作家討論到中國語言的現狀，「重新學習中國語言」成為壹個受關注的問題。顧彬提到，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下台這十二年，德語遭到了污染、歪曲，德國作家們不得不要重新學習德語。壹位與會者深有體會地說：「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寫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語言。可是我們沒有察悟到，這壹點我覺得給我觸動最大。我重讀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小說《歐陽海之歌》，重讀劇本《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年輕壹代》……重讀了壹大批作品，那種語言的污染確確實實是存在的」（顧彬，2009）。

語言的污染當然不會僅僅發生在小說寫作中。說理，尤其是公共說理，更會受到同樣的污染。說理是壹種特別與「書面文字」（區別於「口語」的「文字」）相關的表達形式。說理的交流特別得藉助于文字。邏輯謬誤出現在口頭話語中，壹句接壹句，往往不可能壹下子「聽」出來。當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讀」，也是讀不出來的。所以，說理教育的壹項基本的學習和閱讀訓練就是「細讀」（close reading）。

「細讀」是壹種專註的閱讀，也是壹種開放式閱讀。「細讀」要求讀者先擱置自己的立場和想法，從寫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說的是否有道理，評估文本是否能夠自圓其說、言之有據、論之有理。邏輯是評估的關鍵部分，但並非全部。「細讀」還要對文本的內容有所思考和判斷，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義原則，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說理反對極權宣傳的理由不僅是因為極權宣傳不邏輯、非理性，而且更是因為極權宣傳的目的是幫助維護壹種專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義的政治、社會制度。「細讀」的人不是壹個被動的文本閱讀者，而是壹個以價值判斷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獨立思想者。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狀態

最近壹段特殊時期，很多人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壹些文章在微信公眾號上能暢通無阻地發表，發表之後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聯網上，反而是在更小眾也更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上發表時，迅速遭到審查和刪除。這種有趣的對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體的結構搭建。

政治哲學中的「公共領域」這壹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些現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期，全球的學者們就憧憬並且討論過壹件事：網路空間代替城市空間接管公共領域，甚至創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領域的可能。顯然這個理想最終破產了，但其破產的原因其實值得被分析。在這個層面上也能更宏觀也更直觀地理解為什麼我們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體是現在這個樣子。

互聯網剛剛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那段時期，許多人幻想「數字化理想國」的到來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臘城邦當中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傳統深刻地影響了此後的西方政治體系，但其參与者僅僅是成年男性，而奴隸、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紀法國的沙龍、咖啡館和街心花園也是公共事務討論場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參与者其實也限定在新興資產階級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識分子。所以在當互聯網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時候，自然有壹部分學者熱切企盼，互聯網作為全新的、低門檻的、匿名化的媒介會為全球網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平等話語權，因此，它為什麼不可以成為烏托邦式的公共領域呢？

很遺憾的是，故事後面的發展仍然遵循了那個重複了千百遍的俗套——人類期待某種技術的進步能夠顛覆性地改善人類世界，但事實上，新的技術只是反過來再次強調了人類群體原生的缺陷。近20年過去了，我們或許並不用太長時間就能得出這樣壹個結論——至少在中文互聯網中，真正意義上平等公開的討論不（再）存在，社交媒體平台的搭建邏輯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實名化——社交賬號須與身份證、手機號綁定。學者曾經暢享的那個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終究也沒有到來；可以看到，官方媒體、「頭部賬號」與草根用戶之間已經拉開了無法逾越的流量差異。用戶製造的內容（UGC）徹底潰敗給專業團隊製造的內容（PGC）。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個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質詢至今的問題——追隨領袖與創造等級制度是否是人類社會不可撼動的天性？

高質量的對話是公共領域形成的充要條件。「公共領域中，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在這裏他們不斷通過理性對話達成統壹的意見——公共的意見。公共意見在很多時候不同於統治性權力的意見，或者公眾探討並揭示的「真相」不同於統治性權力對於該事件的敘事。個體用戶來到壹起，藉助公共領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見。它是獨立於國家和人民，又處在國家和人民之間並起協調權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韓國的青瓦台網站和美國的白宮請願網站都算得上是（經過簡化后的）數字化公共領域。它在壹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國民的意見，推動相應政策的改革。

壹篇公開發表的內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戶瀏覽，但如果它結構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討論的產生，這篇內容仍然不是「公共」的。這也是為什麼當代傳播學中壹般認為，論壇、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數字時代迄今為止最好的公共領域。很遺憾，我們已經見證了論壇與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體的留言板早已被閹割到殘缺不堪。

造成這種情況當然有多種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論壇和博客的衰亡歸咎於其從電腦端轉戰智能手機端的失敗過渡，把社交平台中嚴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釋為對粗俗內容以及鉆空子、刷流量等惡意行為的防範。但是綜合說來，數字時代公共領域的消亡是技術原因，是時代發展，但是究其根本還是體制原因。

1.微信公眾號

我們從自身發布內容最常用的平台——微信公眾號平台開始，具體解剖這個問題。

作為全世界日/月活動量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的成功與它初創時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開關係。朋友圈可以是意見發表的場所，但是發布的內容只可以由用戶的好友看見。正是這壹點促成了這款產品最初時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這壹點使得這個平台——無論其用戶數量有多麼龐大——實質上仍然是壹個多中心的私人領域。

那麽在微信平台中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場所，容許「互不相識的，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進行討論而產生公共意見」？事實上是有的，那即是公眾號推送中的「留言區」，這是微信平台中唯壹壹處允許「並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戶」同時出現並且彙集公共意見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識的微信用戶們在壹篇推送的留言區接龍《人物》周刊的「發哨人」文字內容，體現的正是這種陌生用戶之間富於合意的互動。

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微信推送中「留言區」受到如此嚴格的限制。

限制壹，無法討論：並非所有公眾號都擁有留言區。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續發布原創內容的公眾號會得到官方邀請，開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並不長的「好日子」，在這段時間註冊的公眾號自動帶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後註冊的公眾號再次沒有留言區。理論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時進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後向公眾號運營者發出邀請開通留言功能。但是就運營者之間的交流可以知道，這實屬極其個別的情況。

限制二，討論的數量受限：如果公眾號擁有留言區，那麽留言數目的上限是100條。精選評論的限制是5條。另外更重要的是，作為討論場所的留言區顯然依附於「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數量被限制在訂閱號每天1次，服務號每月4次。

限制三，討論的互動次數受限：留言出現以後，只能由作者對評論進行最多壹次回復。他人不得回復。（即便是後台已經極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樣限制了48小時的回復時間。在此之後留言會被刪除。）

限制四，公眾號主體對討論內容負責：留言的發布並不是由讀者自主決定，而是由公眾號的運營者在後台選擇出來展示，這也意味著，如果留言區中出現的內容違規違法，公眾號的運營者也需負擔責任。事實上，這種邏輯體現在公眾號運營的每壹處細節。譬如，每篇推送發送之前需要用手機掃碼確認發送——明確責任人——如果推送內容違規違法，那麽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經綁定了身份信息的個人。也譬如在留言區的申請上，2018年3月12日之後如果想要獲得留言區，幾乎唯壹的方法是進行公眾號遷移，即從「個人訂閱號」遷移至「企業訂閱/服務號」。而「企業」號的註冊則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稱、註冊號、法定代表人、社會信用代碼、登記註冊地址等。這種門檻的升高將公眾號的內容發布更緊密地與企業綁定在壹起，意味著主體要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自身對於內容的發布、留言區的討論內容，都負有無處遁形的法律責任。

2.豆瓣

在此基礎上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麼更小眾也更偏「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平台對用戶發布的內容進行了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審查。這是因為豆瓣的傳播架構比起微信來說，已經算是極其容易形成「公共領域」了——無論是廣播、日記、評論、相冊或是小組中的發帖，留言區都是自動存在的。豆瓣平台上的留言數量不受限制、每壹篇留言的字數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間互動次數依然不受限制。又因為自從2005年網站創建開始，「書影音」的標記就是功能的重點，豆瓣網的第壹批「網紅」以受教育程度較高，甚至帶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為主。可以理解，這個數字空間自然有潛力成為公共意見凝聚的場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為社交平台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實上以「友鄰系統」知名。彼時，用戶和用戶之間的交往方式是申請「與對方成為友鄰」，在這種情況下，兩個用戶要麼互相關注要麼是陌生人，更類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還原平常人際交往過程中交朋友的過程。這種親密感、在場感和私人化特徵打動了不少用戶，最後也導致壹部分用戶在其「友鄰系統」改版時壹怒之下註銷了賬號。改版以後沿用至今的「關注」式互動基本類似於微博。當原先那種更趨向「原子化」的結構改變成更複雜也更流動的網狀結構，「廣播」、「小組」功能塊也就正式化身成為豆瓣在數字時代的「廣場空間」——如果說「友鄰系統」更像是街坊鄰居之間點對點的走訪做客，那麽現在，互不相識的人們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來討論事情了。

回到審查的話題上，正是因為「廣場空間」的出現以及留言區的開放，豆瓣必須採取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內容審查。豆瓣運營團隊自身也清楚意識到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做的不僅僅是對用戶發布內容的嚴厲監管：在特殊時期，廣播功能、日記功能、甚至熱度很高的小組（如「豆瓣鵝組」）都會被暫時停用——「廣場」暫不開放；特殊時期，擁有高粉絲量的活躍用戶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戶遭到禁言甚至封號——意見領袖不許「搖旗吶喊」；此外，壹些敏感內容即使不被刪除，其留言區也會被限製為「不允許回復」——嚴防死守任何「公共領域」的出現。最後，幾乎每當公共意見翻湧的時期，都會再次傳來「豆瓣有可能被整個關停」的消息——非要進行公共討論嗎？那就乾脆壹窩端掉。壹些清楚意識到此間取捨的老用戶也會語重心長地規勸：勿商國是，知識分子還是回去討論文藝作品吧。

如果說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那即是說公開的討論會揭示出真相。如果討論不被允許，那麽真相就會永遠隱沒在陰影當中，某壹單方面想要壟斷敘事也變得容易起來。

漢娜·阿倫特也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達了基本相同的意見。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壹次提出了「公共領域（public realm）」這壹概念。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既是多樣的又是統壹的。人們從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對同壹位置進行觀察，聚集在它周圍的人在多樣性中看出了統壹性。所以公共領域的現實性依賴於多樣與統壹的同時存在。另外，真理或許本就是虛無的。在公共領域中，公眾應「以意見取代真理，以意見掌握真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發表不同的意見，沒有人掌握的是絕對的真理。意見相互交流，公眾才能對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3.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後談及微博，因相似的「關注」機制，兩者之間有許多「結構性預防公共領域產生」是類似的。區別大概在於，在空間上，微博平台中表現出來的更多是用戶以「大V」為中心產生聚集而不是以「話題」為中心產生聚集。我們無法否認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後擁有壹段黃金時期，但也同樣無法否認在2013年以後，新浪微博似乎義無反顧實則必須走向了越來越表淺的娛樂化。

當談及微博對於留言區公共性的控制，它則更多是從交互設計的空間結構上去降低留言討論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視層級要遠遠低於內容本身。討論的困難還在於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往複交流被插入的廣告打斷。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將媒體分為「貧媒體」和「富媒體」。簡言之，富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少而單壹，但它傳遞的內容可以更複雜；而貧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則多而複雜，只是其內容往往簡單明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浪的重點產品從「博客（blog）」到「微博」的轉變就可以被看做從富媒體到貧媒體的轉向。後者的交互性質清楚說明它並不鼓勵長篇的內容，更不鼓勵長篇的回復，而是鼓勵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瀏覽的內容，鼓勵進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擴展和複製（go viral）。

如果嚴格深究「社交媒體」的定義，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體甚至都還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體架構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進行過大數據抓取，結論是推特中用戶的「互粉關係」其實非常不對等，所以，這個平台的主要功能或許應被理解為「獲取信息」而不是「建立關係」。既然並不建立關係，也並未促進平等多元的對話，那麽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聞媒體（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了。

微博中草根用戶的「喪文化」流行顯然也與社會結構的原子化分不開關係——個體無法參与公共討論或參与公共討論也沒有意義，這加強了個體的無力感，而這又進壹步消耗了個體下壹次參与公共討論的積極性，於是無力感更深……在這種循環之下，似乎只有「喪」、「低慾望」和看似無關政治公共領域的「偶像消費」才是年輕人發泄注意力的僅存話題。

事實上以微博作為主要陣地的「飯圈文化」或許在這次分析中確實值得壹提。我們可以把「飯圈」視作「消費世界中的公共領域」，它也行使了我們上述權力模型中的效果。這種嚴密的組織把本來互不相識「作為私人的個體」通過壹個偶像作為中心聚集了起來，他們凝聚成為極具行動力的團體，在虛擬空間中進行大範圍的「控評」和「公關」。因為可以結成社群，粉絲團體的話語權和地位顯著提升了。他們不再是從前「偶像-追隨者」二元關係中無法發聲的普通受眾，而是變成了可以積极參与偶像的「人設定位」和職業規劃的長輩式人物。

4.知乎
知乎與微博相似的地方在於，老用戶同樣普遍認為這個平台在其早期擁有壹段黃金時期，而現在已經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2011年起開放內測註冊后的兩三年裡，知乎更像是壹個未出圈的學科精英遊戲場，其早期用戶憑藉廣博的知識積累，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們展示優秀的求索過程，也擅於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論以及帶有明顯火藥味的意見衝突。

與豆瓣的慢節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經按成了F輪4.5億元的融資。十年來激進的商業化推動平台邊界迅速擴大，從前那種所謂小圈子「精英氣質」顯然難以為繼。這種狀態驅逐了壹部分老用戶。可以看到，新用戶並不再著迷於接近真相，不再進行深度理性的討論，甚至也不再擁有早期用戶插科打諢的幽默感。在這個「知」字打頭的平台中，似乎真正意義上以求知求真為目的的討論正在快速消失。

從結構上來說，知乎內部意見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見之間的內耗。出於瀏覽體驗的優化，交互設計中內容發布和評論之間也有明顯的等級劃分——評論的可視度大大低於內容本身。並且因為按照「贊數」對評論進行排序，用戶和用戶之間平等多次的對話變得困難。

近些年來，運營者也盡量避免平台對於特定社會事件形成公共領域的輿論熱潮。而他們此時需要做的事情其實相對簡單：只要把問題刪掉，大量回答的內容也就壹同消失。

5.機核網
今日頭條屬於新聞媒體而不是社交媒體，虎撲對於公共事件的討論並不太具有理性的傳統，短視頻平台因為其所選擇的媒介特性，同樣並不太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領域。我們認為機核網值得壹提是因為發現其中知識性、思想性的內容在留言區引發了超出我們預期的高質量討論。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十余年前壹些論壇的黃金時期。

我們並不是機核網的老用戶，在此處把它與前面四個社交媒體相提並論是因為它可以作為壹個類型進行分析。我們需要考慮這個事實：中文互聯網中並不是完全不存在優秀的討論，像機核網這樣的平台還是存在，只是這些討論存在於比較小眾的互聯網島嶼里。

機核網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來的用戶其實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眾的角度，而是充滿能動性地站在開發者、創作者和運營者的角度去展開討論。這樣的傳統鼓勵用戶把思辨過程呈現出來，這在中文互聯網中已經算是稀有品質。只是這個帶有很高黏著度和cult氣質的小眾平台，其用戶量顯然沒有辦法和上述幾個等量齊觀。由於並未佔據中文互聯網生態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視的疆域，機核網不太可能，事實上本來也無意成為壹個真正的公共領域。

從結構上說，機核網的小眾也體現在它在組織形式上更類似於壹個線上社團而不是社交媒體。在時間維度上，媒體必須強調即時性。然而草根用戶想要在機核發布內容，往往要經過幾天甚至到幾個月的內部審核時間。

6.比較與綜述
我們描述了中文互聯網中微信公眾號、豆瓣、新浪微博、知乎、機核網這五個「社交媒體」的結構特性，並比較了這些平台上提供給用戶們進行討論的具體形式和空間，因之理解它們分別在技術上如何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從專業的角度來說，不同文獻中的評價維度大同小異：《麥圭爾大眾傳播理論》中，丹尼斯·麥圭爾（Dennis McQuail）把新媒體的關鍵特徵分為互動性、社會現場感、媒介豐富性、自主性、享樂、私人化和個人化。簡·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將社交媒體分為七個功能塊，分別是分享、在場、關係、身份、對話、群組與聲譽。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里，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個理解互聯網的關鍵概念則是：交互性、時間結構、社交線索、存儲、可複製性、可及性和移動性。

因為中文互聯網的特殊性，我們把這些評價維度簡化成了五點：審查力度、時間調度、互動強度、平台熱度和存儲。

不難發現，上述五個社交媒體都選擇性地捨棄了五點的某些方面。微信公眾號並沒有過於嚴苛地進行內容審查，但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豆瓣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方面都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但用戶數量顯然低於微信，審查力度也明顯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設計把留言區隱藏在更不可見的位置，以此勸阻了用戶之間多次往複的討論。至於機核網這壹類網站，其互動強度確實非常優秀，但是代價是漫長的審查時間以及內容熱度的有限性——內容停留在小眾平台上，無法進壹步複製、轉發以擴展意見的影響範圍。

「存儲」這壹點主要針對於公眾討論的過程以及討論以後形成的公共意見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況》相應章節的論述中，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潛在世俗永恆性的領域。它「持續存在」——壹代又壹代的人們生生滅滅，但發表公共意見的火種永不熄滅，重要的事件也應該被永久儲存在公共領域中，作為後來者值得參考的歷史材料。

相比阿倫特的時代，當代信息的存儲顯然在技術上進步了無數倍，然而數字信息的「持續存在」所面臨的審查和刪除威脅也增長了。對不少讀者來說，放在書櫃里的紙質文件反倒比新時代的數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數字化場所中信息的流動顯然異常迅猛，即便不被刪除，絕大多數內容也被遺忘在數字空間發霉的虛擬倉庫中無人問津。

重要的應是互聯網怎樣對公共事件和意見進行記憶。對用戶而言，重要的則是怎樣找到特定的記憶。答案自然是通過「檢索」。很遺憾的是，當我們從搜索時代過渡到如今的投喂時代，搜索也變得比從前更困難了。首先，中文互聯網中幾個重要平台之間並不共享資料庫。這好比壹個曾經包羅萬象的中央圖書館分散成了幾個地方圖書館。譬如說，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台內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個微信公眾號的歷史推送內容，那麽騰訊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應更方便好用；至於豆瓣，其內部甚至還並不具備壹款差強人意的搜索引擎。

結合這五點，其實我們也可以反向歸納出將近二十年的學者們暢享的理想化數字公共領域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

審查力度：內容發表不受過多限制——沒有篇幅/字數/形式的限制。不設置過多敏感詞。內容不被刪除或者由用戶自己選出管理者來審查並刪除。
時間調度：用戶發表內容的同時，其他用戶可以即時在平台中瀏覽。平台不限制用戶每天發表的內容數量。
互動強度：存在留言區。內容可以被討論，而且討論本身是被看重的。討論的內容沒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視層級不應比回復的內容低太多。留言之間的交互次數不受限制。
平台熱度：平台對所有用戶開放。可達性高，佔據互聯網中壹塊重要的疆域。用戶身份是多元而非單壹的。
存儲：歷史內容不被清理並且作為壹個整體易於檢索。

事實上接近於這種烏托邦的社交媒體並不是沒有存在過。十余年前的論壇和博客幾乎都滿足了這五點要求。從這個角度上也更好理解為什麼這兩種平台衰落了。它們或許確實沒有跟上技術疊代的節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國情所致——在今天的環境下，它們必須衰落。

對於互聯網創業者來說，這似乎也成了頗具諷刺性的壹課：想要創業成功，還須自己在搭建平台的時候就考慮清楚這個問題——如何嚴防死守公共領域的出現？如果搭建出來的新平台滿足了上述的四條甚至五條要求，那麽很遺憾，幾乎可以確定這次創業將在未來某個時間失敗。

7.整體結構反思
如果我們把視野進壹步擴大到更加根本性的結構上，思考運營者為什麼需要有意避免向用戶提供「討論」的場所，那麽這背後的原因和這個國家幾乎所有政策的執行都擁有同樣的邏輯。對於壹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嚴格金字塔結構，社交媒體面對的版本即是：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到互聯網企業內部的網路信息審查部門（從主管到審查員），再到具備廣泛影響力的用戶（「大V」、「網紅」、「POL」），最後是草根用戶。政策在虛擬空間中的傳達和真實空間並無二致，依舊是強調「領會上級的意圖」以及「向上級負責」。所以在效果上，很多時候會表現出從中央到地方層層擴大的反應強度。因為「寧肯執行得過度，也不能執行得不到位」、「表態要充分」。

壹般認為，審查和信息管控的具體執行方式是「3F」政策——恐懼（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沒（flooding）。

「恐懼」政策很好理解，對於發表過多「敏感內容」的用戶，對其進行禁言和封號的處理。這種懲罰會讓其他內容製造團隊明白髮表特定意見的代價何為。如果說為某些事情發聲，其結果是運營了數年，擁有大量粉絲和影響力的賬號被封禁，那麽發表這些內容的賬號將會大大減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壹種軟性也相對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懼」政策在很多時候或許會造成更強烈的民意反彈，那麽在這些時候，許多政策執行者會選擇「怠速」政策，也就是為違規的社交媒體增加「摩擦力」——讓平台的運行不再完美流暢。具體措施可以是暫停平台的部分伺服器，使得用戶在刷新和載入頁面的時候等待時間變長，或者關掉平台壹部分受歡迎的功能板塊，讓用戶體驗變得遲緩、殘缺。這種情況下，即使不進行粗暴的禁言封號，平台自身的熱度也會大大降低。

如果說上面所說的都還是「1984」的世界，那麽「淹沒」政策則更像是「美麗新世界」的做法。前兩個政策或許會導致真相不斷被刪除，用戶的語言表達不斷被閹割和篡改。在最後壹個「淹沒」政策的施行下，這些都不會發生，真相或許也並不被刪除。反而，它只是被無數的異議、異見、證據、假證據、謠言、半謠言、反謠言的澄清、反對反謠言的「實錘」不斷擠兌，直到閱讀者被難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沒，失去了最後的耐心，對該事件也變得麻木了。

值得指出的是，「淹沒」在很多時候並不需要任何實際政策的實施。因為在今天，每壹個用戶身處的本來就是壹個信息不斷淹沒信息的混亂世界。很多時候真相確實仍然存在著，只是被無數的娛樂資訊和商品廣告吞沒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在英文互聯網中也有壹大批用戶在懷念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代，也在感嘆現在的討論質量低下。畢竟「淹沒」的情況是全球性的。

德波寫下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幫助解釋這種信息洪水。景觀社會的基本特徵是「由圖像主導的人際關係代替了真實的人際關係」。十余年前互聯網中那種真實而生動的網友互動已經漸漸消失，許多人都懷念那種「親密感」和真誠的關係紐帶（connectedness）。

公眾號運營者尤其能夠明白這樣的感受——每天點開公眾號的首頁查看關注人數等數字與圖表曲線。在這個圖像世界中，關注者的人格特徵完全消隱了，他們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標準統壹地抽象為了數字。這種由圖像主導的、虛假的、間接的人際關係加強了景觀化文字的產生。我們已經見證了無數公眾號文章通過不斷降低思辨門檻來招徠更多的看客。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真實可感的人，這些作者未必能夠說得出他們寫下的那些聳動、不堪或低幼的內容。這些文字垃圾不引發思考，不促進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注重於煽動情緒，宣洩情感，貼標籤，或是急於發表觀點，明確自己的站隊，包括對他人進行兩極化的道德審判。

這種反智的措辭摒棄了問題可能帶有的多義性以及論證過程可能具有的複雜步驟，它將絕對的、暴力的簡化凌駕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對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來說，這意味著大眾媒體已經將公眾的「批判理性訓練」轉變成了「預判（presupmtion）訓練」。此時，即便某個場所名義上仍然面向公眾開放，它作為壹個公共領域實質上已經關閉了。

解釋公共領域的存在為什麼必不可少是壹件很多餘的事情。我們已經不止壹次看見中文互聯網中，人們圍繞某壹話題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各自在不同的平台抱團形成同溫層並向對方進行激進的攻訐。網民這種強烈的仇恨、鬥爭和揭發行為已經形成了高速自動運轉的機器。

對話變得越發困難，因為雙方說著不同的語言。在這種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戰爭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不必奢望對於某壹話題討論形成壹個統壹的公共意見，更不必談藉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針對「女性主義」這種宏大話題，群體內部形成兩派互稱「女權婊」和「男權癌」，他們都覺得對方是鐵板壹塊、愚不可及，雙方都在各自陣營中覺得和對方爭吵是雞同鴨講；面對「疫情期間留學生該不該回國」這種具體問題，群體內部依然形成兩派，雙方仍然進行毫無可能達成合意的罵街式對戰。這都說明了這樣壹個事實——當所有公共領域被取消，有效的討論不復存在，不再有「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而是「作為私人的個體更加遙遠地分開了彼此」。

解決的方式只有對話；惟有理性的對話才能消解矛盾。沒有地方討論，只會有更多的兩極化，更多的簡化和污名化，更多無意義的爭端。

前共匪體制內的官員談共匪政權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妳看西方的報紙每天都有幾篇批判國內體制的社論，也有許多評論國內體制的專欄。那麽中國的報紙的這種評論就相對比較少，就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審，那麽寫的積極性也就不高。領導人也沒那麽多時間看，而且言多必失，妳寫那麽多幹嘛。領導人講完話，妳把它重複壹遍就完了，去發揮，再發揮出毛病就比較麻煩了。所以中國報紙的「評論」的量，也是比較少的。

我記得壹九八七年的時候，有兩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廣州去採訪，他們就寫了壹篇分析性的報導。文章講，廣州臨近香港，它們不斷經受西方「腐朽」文化這些「壞」東西的影響。當時主管文化和宣傳事務的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胡啟立看了以後就說，妳們要寫壹篇評論，要鼓吹這個思想。 這個任務就落到我頭上啦。我當時就不想寫，我想什麼腐朽文化，我不覺這個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說西方也有很多先進的東西，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的壹個過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寫這個文章，這樣壹拖就拖壹個星期。有時候會拖「黃」的，因為領導人事情很多，就會忘掉。

結果沒想到胡啟立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問人民日報說，這個評論怎麼還沒寫出來呀？ 那麽沒辦法，就只好寫了。但我扭了壹個角度，就說廣州由於面臨文化的前沿，那麽不斷地接受西方的東西啊，所以他們就在改革開放中有動力，不斷地往前走。這個話題就等於是扯到另外壹邊去了。就沒有講西方的影響是負面的東西，而是說實際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華社的報導和我的「評論員文章」就同時登出來了。「廣州日報」即廣州市的機關報，馬上登了廣州市市委書記許世傑的談話，他在談話裡邊隻字不提新華社的報導。他說，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我們指明了下壹步改革開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們報社內部的評論欄上，也有很多爭論。 有的人早就對新華社的報導非常反感，他也沒有看懂我的評論，就說這個評論是壹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另外的人就說，這個評論寫得好，把這個意思給改過來了。 這就是說，當時既有上面給妳出主意，給妳出題目，也有評論員當時在八十年代自己發揮的空間，這兩個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最大感觸就是，中國的媒體要想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意見，能夠自由報導自己的見聞，還需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領導人相對比較「開明」，整個政治制度相對比較「寬鬆」的情況下，由於沒有獨立的報紙，報紙的壹切資源都是由黨來控制的，因此，無有自由可言。

比如說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報的紙。那種紙是壹種特殊的紙，俗稱「白報紙」。這種紙每個報紙能得到多少是由國家計劃批給妳的。妳的報紙再受歡迎，但國家不批給妳這個「白報紙」的量的話，那麽妳就不可能擴大妳的發行量。也就是說，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辦壹份報紙， 但由於妳根本得不到這種印報的紙張，妳也不能印新的報紙。當然還不用講政府從財務啊，從人事，從發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個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統，從物質的到心靈的控制，有非常複雜，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運作體系。妳要衝破它，那就會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報的評論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於「自律」的這樣壹個精神，當然後來的情況就比較不壹樣了。

比如說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個比較「反動」的階段。那麽當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贊成這個做法。從壹月初到大約四月底，大約四個月的時間里，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間，妳會發現人民日報發的評論員的文章裡邊，可能會有三到四篇是講植樹造林的。因為正好是春季嘛。那麽本來壹年發壹篇這樣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時候壹年也不會發壹篇。那麽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積極性寫植樹造林呢？就是說妳不想講「反自由化 」，但他說妳為什麼老不發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寫植樹造林。妳看我們還是不斷地在寫呀。像這種非常微妙的壹種反抗，可能也沒什麼實質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種個體的行為吧。

毛的時代中共的媒體控制基本上是壹個粗獷的作業，因為他的控制是沒有挑戰的，毛要怎樣控制黨國宣傳機器，就怎麼樣控制。 那時國外的媒體也不可能進來，妳那時候要收聽「美國之音」就把妳抓到牢里去了。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控制就比較為所欲為啦，那麽比較放肆啦。 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共產黨控制媒體的壹些基本格局，從黨擁有所有的媒體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出發，然後到這種「洗腦」的運作方式。

那麽鄧的時代是壹個比較複雜的時代，因為鄧固然是說壹不二的領導人，但是其間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階段，他們在具體的推行過程中，有很多開明的政策。但是總而言之，就是說從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這十年當中，它是壹個毛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制在不斷地衰退，不斷地減弱，那麽共產黨也還沒有建立新的控制機制的這樣壹個階段。

那麽到了壹九八九以後，鄧還在，從江到胡藉助毛原有的控制機制，並在不斷地參考新的發展，新的手法，來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這個控制機制和毛的時代相比有壹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它是「有限」控制機制，而不是「無限」控制機制。就是說毛的時代就是什麼都要控制，從妳要穿什麼樣的鞋，留什麼樣的頭髮，也認為是意識形態。當然在宣傳上也是從第壹版頭條標題是毛的講話，到「報屁股」上最後壹個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須符合黨的基本路線的。

那麽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控制就有所減弱，有所放鬆。那麽市場化的衝擊，新聞工作人員尋求新聞自由的這樣壹個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鬆。那麽現在呢，可能對「報屁股」就比較放鬆了。妳在這裏可以講壹些風花雪月，講的可能和黨的基本的東西完全不相干的，在過去認為這是腐蝕黨的基本的東西，現在妳可以說了。就是說，妳去腐蝕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經收縮到核心部位。但是對於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強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妳在這些「報屁股」上出現壹個真的和他的核心針鋒相對的東西，可能嗎？是不可能。 那麽這個就讓妳感覺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實上，妳對它的反感就減弱了。那麽它這個核心控制再說出的話，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麽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媒體發展確實是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有新鮮的因素介入， 壹個就是媒體開始追求市場的利潤，新聞從業者也開始追求專業的素養， 那麽再加上全球化的這樣壹個衝擊，國外的資訊也大量的湧入， 再加上互聯網的出現，這都使得傳統的黨和政府來控制媒體的機制在某種情況下失靈了。

實際上，妳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時候呢，包括官方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學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靈的壹個表現。妳看他們在總結「六四」的時候，首先講的就是「輿論導向」。「輿論導向」這四個字是他們在經過「六四」發明出來的。就是說「輿論導向」錯誤，所以發生了「六四」這個事情。 所以從那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控制輿論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麽他既花功夫重新把過去毛的那個通過黨的組織，通過中央宣傳部的這個層層的「吹風會」恢復；又通過對媒體的經濟命脈的控制；通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人事控制，把這壹套東西重新加強。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傳統的手段來加強的。加強以後呢，大家就沒有興趣看他的媒體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開始把這個出現的這些新因素 包括市場化的因素，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納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後利用這些東西來擴大他的宣傳的可信度。這個能賺錢，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線，我就讓妳去做。那個東西雖然能賺錢，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線，我就卡得死死的。

這也是為什麼說現在中國民眾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別。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他們會覺得說，我們不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我們想了解。那麽現在的民眾會說，我很了解啊。比如說，如果我們去看中國到國外訪問的這些官員的話，那麽壹九八零年代出訪的官員，他們急於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麼樣子；那麽現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這個我都知道，那個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個說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這樣壹個世界里，但是他們卻認為，是生活在壹個信息充分的世界里。這是近幾年出現的壹個非常新的壹個情況。

這個不是冷戰時期那種訊息的「珠目」，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這樣壹些民眾， 他們不了解西方的情況；也不是壹個自由競爭的媒體，給妳報導這個儘可能的充分資訊的社會。

中國的媒體作為黨「喉舌」的這個本質只要共產黨還存在應該就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辦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嚮導」。共產黨從成立之處就有輿論引導的傳統，雖然輿論引導的方式在不斷地調整，可是利用媒體引導輿論完成鞏固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的。

過去毛的時代就他壹個人在講話，那麽他沒有競爭對手，所以呢，他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壹般來說，妳沒有競爭對手的時候，壹個人就不需要那麽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罵，那麽當然也可以不斷地在那裡「作詩作賦」，他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那麽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全球已經失敗，那麽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把中國緊緊地納入了這樣壹個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在這樣的壹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喉舌」功能；要這個媒體實現「喉舌」功能，他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那麽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他就必鬚髮展新的辦法，那麽這些新的辦法應該說是很多的。

妳會看到兩會期間，有壹個很有意思現象，就是中國的記者很熱心地去採訪他們外國記者同行。讓他們發表對於中國的看法，這個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選擇的老外同行往往是來自哈薩克的電視台記者呀；或者是來自中東某個國家的電視台記者呀；或者是來自委內瑞拉的電視台記者呀，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人長得是老外。這些記者的國家呢，應該說新聞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沒有，有的是非常薄弱，這些人就對中國的東西還是滿欣賞的。 所以他就講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當我們中國的觀眾看到電視上壹個「洋鬼子」在那裡大講中國的兩會報導是很自由的話，他當然想人家「鬼佬」也這麼講，看來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國的自由也不過如此啦。那麽這個欺騙性就很強啦 。

再壹個，我們知道即使是採訪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見解的記者， 那麽當然就是說他知道 如果妳要講不好的話 可能明天不讓妳在中國採訪啦，所以他們也會「自律」。那麽這個就是也是壹種巧妙的利用了。就說它的開放程度確實是在增加，但是越開放欺騙性反而更強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體。因為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多元的，就是競爭的。那麽有人講這個東西；有人講那個東西。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很喜歡揭露西方的陰暗面的，中共把這個東西拿來為我所用。

西方的媒體了解中國，是通過西方媒體駐中國的那些記者。那麽我們知道這些記者在中國，他們的活動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嚴密的監視。曾經有壹個駐中國的記 者幾年以前寫過壹篇文章，登在「華爾街日報」上。他說，他在中國做壹個新聞記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個間諜壹樣的感覺；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說里寫的那樣； 電影里寫的那樣的鏡頭，電話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現狀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很多地方妳不能去啊，很多人妳不能見啊。這是壹個。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國駐中國的記者「放風 」。特別是現在關於高層的權力鬥爭的這個東西，那妳會看到經常經常是路透社在報導這個東西；「紐約時報」在報這個東西。那他們怎麼會得到這個信息啊？當然 是有在高層領導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風聲給他們的。那麽我們知道，比如說妳在中南海工作，如果妳把風聲透露給外國記者，壹旦被發現了是不得了的事。 說妳泄密也好，說妳裡通外國也好，整個妳的生涯就完全毀掉了。

那麽是我相信呢。他們是有意這麼做的。那他們為什麼要把這個風聲透露給西方記者呢？當然是有權力鬥爭之間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說，我們看 到有些風聲透露說，因胡和江之間的鬥爭，所以有些事情胡錦濤就做不成啦等等諸如此類。 那麽這個就會讓人感覺到就是說，其實呢某某某領導人也很開明的，但是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們還要寄希望于這個事情。使得妳感覺 到這樣壹種對現政權寄有希望也好；對某個人寄予希望也好。這也是壹種很精緻的壹種宣傳。

這當然壹個很好的新聞，那麽西方媒體當然為了搶這個料。 本來壹個外國記者怎麼可能了解到中南海里發生什麼事情，當然有人透露給妳這個信息，妳就非常樂意用這個，這種非常細緻的手法現在都在發展起來了。

二十世紀的中後葉，有壹個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爾波普爾，那麽他就提出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區分。那麽我現在要加壹條就是說有那種「部分開放」的社會。它本質上還是壹個封閉社會，但它是部分地開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閉的社會。

那麽這個開放也好，封閉也好，講的主要是資訊嘛。那麽部分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現象，我認為這個現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表現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說，對於美國社會的了解吧，那麽在毛的時代，宣傳說西方社會到處都充斥著剝削啊，吸毒啊，所謂腐朽的東西泛濫啊。那麽那個時候大家都相信是這樣子，那麽到了八零年代時候，大家就會說，哦，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大家就急於想了解外界是什麼樣子。

那麽這個時候，當妳看到西方的報導，妳就會說，哦，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麽到了九零年代以後呢，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媒體已經開始不拒絕報導西方的東西，甚至讓西方的媒體也可以部分進入中國，那麽這個時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體本身報導負面的東西，來引入到中國。看了以後，妳會覺得說，妳看西方的媒體也是在揭露西方社會的黑暗，所以顯然西方社會很黑暗的。那中國的媒體在揭露西方黑暗，當然說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說「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這份報紙在中國是內部發行的壹張報紙，但是現在在中國的大街上也可以買到。但是他沒有取消它內部發行的限制。這個就是壹個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說根據我幾十年看「參考消息」的經驗，「參考消息」已經越來越從壹個過去是報導西方那些對中國比較有負面批評的那些東西，然後讓領導人看了以後，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這麼壹個功能，變為壹個越來越給更多的老百姓做宣傳的那麽壹個工具。所以現在妳去看這個「參考消息」的話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從外國媒體上摘的那些講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東西。那麽這樣的壹個報紙它的發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參考消息」可能是中國僅次於「中國少年報」之類的，最大的發行量的壹個報紙。

那是因為少年兒童各個班都要訂啊，所以的發行量相對比較大。那個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市場利益 ，但這個「參考消息」呢，它這個市場參考指數是很大的，如果妳在「人民日報」登了壹句話中國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參考消息」上登了以後，他們就相信了。

中國是壹個「部分的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政府對西方媒體有非常強烈的選擇，他不會讓整個西方的媒體全部進入中國社會，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會說西方媒體可以自由進入中國，那肯定不可能的。 當然他有控制的權力；有壟斷中國整個社會，讓它接受什麼資訊，不接受什麼資訊權利的權力，那麽他就製造壹種假象。就好像是我們生活在壹個充分開放世界，妳西方講什麼我們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甚至還多，那麽當然是非常片面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要說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個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種宣傳，想不出來說什麼話說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傳； 壹看就是強加于妳；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麽現在呢？當他要說中國改革開放好的時候呢，當然他也有這壹方面，也有領導人出來 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好什麼之類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這種就是說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講，妳看西方媒體在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如何如何的好；看我們留學西方的學者回來是講中國改革開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還讓妳了解壹點改革開放出現的壹些問題，但是中國政府是如何地在解決了這些問題。

比如說貪腐吧。貪腐是中國的民眾容易切身體驗到的壹個非常負面的東西，如果美國發生了壹個腐敗案件，他會大肆地宣傳。那中國人會想說中國固然是很腐敗，那美國也很腐敗呀，那政治都這麼腐敗，所以中國也不比別的國家差。 又不斷地說，要成立壹個新的反腐敗局，然後媒體就大肆地報導，作深入的報導，然後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說，中國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員等。 其實，這個是很荒唐的現象，妳壹年查出上幾十萬，幾百萬的官員，說不定妳們官員腐敗的很嚴重嘛。他說，妳看，我們成績很大呀，我們這個反腐敗的決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總而言之，就是說他現在延續的宣傳手法，不是完全迴避問題，也不是直接這樣王婆賣瓜，而是壹種非常迂迴的方式，讓妳感到可信方式來進行。

孫志剛因為沒有攜帶某些證件出門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發生之後，當時有幾個法學博士，他們就連名上書，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變這些所謂「外來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後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討論了這個「收容條例」，並撤銷了很多收容站，當時中國很多媒體就拿這個大做文章，說公共輿論影響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政策，改善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決策過程。那麽這個就被當作是中國的媒體不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使得政府的決策越來越靠近民眾的需求的地步。那麽我覺得這裏邊就有很多隱藏的因素，沒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說這幾個法學博士勇於上書，是引起了壹場公共討論這個公共討論。它首先是在互聯網上發生的，而中國的這樣壹個平面媒體涉及得是非常少的；電視媒體根本就沒有報導這個。就是說這個消息的報導是有很大的壹個限制的。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根據我個人了解到的信息，這個收容站取消以後，基層的警察就反彈得非常強烈，因為他說，我就沒辦法搞這個社會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見誰亂晃蕩，也沒有理由來質問他。而且當時有的警察甚至說現在妳在哪個地方如果遇到壹個人他亂晃， 妳問妳叫什麼名字？他就會說，我叫孫志剛。顯然就是要和警察對抗嘛。

根據我當時得到壹個信息，整個廣東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麽這個就給中央政府很大的壓力。當時妳如果注意看報導的話，就會發現互聯網上有報導說，在北京新華門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門前，有幾十個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裡靜坐示威。究竟為什麼？這個在中國沒有公開的報導，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警察來示威，這也可以理解。還穿著警察制服？ 那麽如果沒有相當的人在支持的話，他也不敢幹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中國有關的執法部門，對這個變化是非常不滿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我就注意到在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撤銷「收容條例」以後的大約壹個多月後，國務院又召開常務會議，討論另外壹個問題，但報導最後壹句話說，也討論了「收容條例」問題。那這就很奇怪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不是已經取消了「收容條例」嗎？干麻又討論這個問題啊？那麽為什麼在壹個多月裏面要討論兩次這樣壹個問題？那麽我個人沒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判斷，我認為這第二次這次討論，是對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為什麼中國的媒體就不能公開地報導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中國媒體就不能跟蹤報導，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收容制度到底在發生什麼變化呢？如果這些不能敞開報的話，那麽我可以假設，當初撤銷收容制度這個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完全做到。這就是說，當妳說這個公共輿論影響了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它只是把那些帶有進步的那壹個小因素讓妳報導了，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談。

那麽這個也是壹個非常巧妙的。他讓妳感覺到說，他有進步，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去追蹤，不追蹤呢，這裏面就有壹個很大的很大的「貓膩兒」。按這個北京話來講，是有很大的蹊蹺。這是壹個例子。當然，它有媒體衝破封鎖影響政策的那壹個可能，但是這個可能在現制度下也許某個中共領導人，甚至都願意聽妳的意見，但是整個這個機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當它施加壓力反過來走回頭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整個媒體就不可能跟蹤再報導它了。

資訊中有虛假的東西也有真實的東西，所謂「虛假」，就是說他講的話是完全和現實是合不上拍的，這個是虛假的 。

那麽「真實」，就是說現實是什麼樣子，我們充分去反映它。那麽所謂「超真實」，就是說他從真實中擷取壹些細節，然候重新構造，扭曲 。妳要說它是假的呢，那個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妳要說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訴妳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總體的真實它沒有告訴妳，但是他構造出來以後呢，妳認為這個東西非常真實，但實際上它和真實是不壹樣的。就是說，他用的可能是真實的部件，但組建出來的是壹個虛假的東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其實妳如果對比西方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報導，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對同壹個突發事件，妳如果去看西方的媒體，他們肯定報導是不壹樣的 。「紐約時報」可能這麼講；「華盛頓郵報」可能那麽講；妳們的媒體可能這麼講，這是壹種現象。 那如果妳要看中國的報導呢，大家的報導都是壹樣的，每壹個細節都是壹樣的。那麽壹般的人就會想，那中國的報導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他見大家說的都是壹樣的嘛，那顯然就是這樣子。 那麽西方的媒體顯然是虛假的，怎麼妳說這樣？他說那樣呢？

當然也不可能說西方媒體是完全充分報導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個根本的自由， 這個根本自由就是競爭的。 那麽這個競爭就使得這些不同媒體之間要來爭奪讀者，那麽爭奪讀者靠什麼呢？並不是靠妳說得花言巧語，也不是靠妳說得這個版面做得漂亮， 當然是要靠妳能不能給大家提供大家關心的信息。那麽這個信息，既是大家關心的，也是真實的，有助於大家了解周圍的世界，媒體主要在競爭這個東西。

還原到我們的現實的，真實的認識世界，就像讓我們兩個人現在描述這個房間的情況，我們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樣的，我會說那裡有兩盆植物，妳會說我看到那有三個沙發。那麽中國的媒體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為它說妳只能看到這個，妳不許看到別的，所以他看到的東西固然是真實的，但是呢實際上妳的認識過程是不真實的。如果大家都能夠自己來看這個東西，那每個人看到的東西肯定不壹樣嘛。所以我覺得他利用這種細節的真實，那麽構造了壹個虛假的，不真實的這樣壹個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我在中國的網站看到這樣壹個文章啦，它是在讚揚溫家寶。那麽就透露這麼壹個細節，就是溫家寶去染頭髮。中國的領導人他們的頭髮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歲的人了，而我們看到他們都是滿頭烏髮。 溫家寶在就染頭髮的時候，就跟他的染髮師說，我這六十多歲的人了，搞得滿頭都是黑髮，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妳不要給我染成那樣子了，妳就把我的兩個鬢角給我留出來，那至少看上去還真實壹點嘛。

我個人對溫家寶這種美學品味，還是很讚賞啦。就是說搞的那麽全都是黑髮，像個玩偶壹樣，是很難看啦。就從這個事例，我覺得就是說溫家寶也知道，如果留存壹點真實來，那麽好像那個虛假的部分，也會看起來很真實啦。我們知道「紅樓夢」裏面有壹句名言說，「假作真實真亦假」，但是反過來也是壹樣的。這個真吶，就是在假的過程中，在整個假的海洋中，留出壹點真的來，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可能整個假的也變成真的了。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溫家寶那花白的鬢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髮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懷疑其它地方的黑髮是染的了，我們認為那其實真的是黑髮啦。

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的這樣壹個宣傳，就不像毛的時代全部給妳染黑了，讓妳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現在的宣傳，它給妳爆料了壹點真實，那妳覺得說哦 其實他說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點啦。 我覺得就是這個美學品味的這樣壹個精緻，這樣壹個「高級」，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這樣壹個控制，它控制的這套方法，也在進步，也在提高，也更精緻，也更巧妙。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媒體運動跟宣傳跟以前比起來很不壹洋，中共開始利用市場的力量。以前黨的媒體的錢，是國家預算來供給的。那麽現在它給妳壹些空間，讓妳賺那個錢，就把妳引導到那個方向去了，那麽其它的妳不能碰。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機制，來控制媒體。但是這個市場實際上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所謂「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就是說它有壹個「邊界」，這個「邊界」就是說有些東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場，妳也不能碰。

其實毛澤東就非常懂得這壹點。毛澤東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說過：「如果辦壹張報紙天天講反面的東西，它會很暢銷，講上三個月我們就垮台了」。毛是完全沒有市場觀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辦壹張揭露政府黑暗的報紙，這個報紙會非常有市場的。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媒體有所謂「扒糞」的說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領導人負面的東西報導，這樣做不僅有政治監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場效應。

那麽如果中國現在辦壹個天天揭腐敗的報紙，我相信它會是全國銷量第壹。如果有人能辦這樣壹份報紙，壹定會賺大錢。它有市場啊，但是有市場又怎樣呢，它就是不讓妳辦。明明有市場需求為什麼不可以辦？所以說即使是有市場，它也是有壹個「底線」的，那麽這個市場就是壹個不充分的市場。

所謂「市場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場化。這個有限制的市場化，就是說妳可以登大家關於歌星的追求啊，妳可以登關於地方的凶殺案件啦，但是妳不可以登那些大家關心的公共問題上的話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妳可以說對於整個市場本身，它有壹個大的控制，這個大的控制就是說這個市場有個鐵桶似的「邊界」，妳不可能越出這個「邊界」，在這裏面妳想怎麼追求利潤，妳都是可以的。但是，妳要想通過揭露公共問題來追求利潤，它也可以創造巨大的利潤，但那是不允許的。這是壹個總體「邊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會，每當這個國家的公眾預算、財政預算出來的時候，那都是壹個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會影響到每壹個人的生活品質。但是，每壹個人掙多少錢，朋友之間都不會談論的，因為它不是公眾信息。但是，那些能夠影響每壹個人掙多少錢的基本因素，就是公眾信息啦。再比如說，妳個人怎麼養生，那麽這是壹個私人信息。雖然它關係到每壹個人，但是我怎麼養生，並不會影響到妳怎麼養生，所以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衛生-人們怎麼樣看病，這既會影響到妳，也會影響到我。那麽媒體如果能夠提供這樣的信息，那才是實現了媒體的品質和功能了。

我們現在看到，和毛的時代對比，有了壹個很大的進步。就是說妳私人，作為壹個個體關心的事情，它可以給妳提供信息。比如說，妳想了解這個世界上有甚樣的歌星啊，妳喜歡大六歌手，他喜歡台灣歌手，他喜歡西方的某個歌手，這些個信息它是給妳充分地提供的。我們把這個東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個體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喜歡的東西和妳喜歡的東西可以差別非常大，但是，這些東西不涉及我們大家共同的生活會被影響，這樣的信息它給妳提供。這個比毛的時代進步了。但是，中國媒體恰恰不提供那種大家都關心的，發生在大家身邊的，那樣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們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響的東西。歌手的生活瑣事不是政治新聞，那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歌手，妳喜歡那個歌星，這沒什麼好討論的，也不需要民主表決。但是公共財政怎麼使用，這個既影響妳，也影響我，而且影響到我的話，可能對妳就是另外壹種影響。所以必須通過某種討論程序來讓大家了解，然後讓大家公眾的意見納入。像這樣的新聞在中國是完全迴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維多利亞這個城市，我看本地的報紙。那報紙上說，我們旁邊的某個街道需要修理，那麽現在預算上發生了爭執，市議會說這個預算應該這麼用，那麽市政府負責修路的部門就說預算應該那麽用，報紙也報導了這個事情。那麽這個預算是從我們納稅人的錢里出來的，所以我們納稅人看了這個報導就會關心。哦，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可能就會去判斷這樣做是對的，或那樣做的不對。

另外，比如說，我居住的小區有壹個小學要關閉，這個小學是政府資助的公立的小學，那麽為什麼要關閉？關閉以後這個校舍怎麼用？教師到哪裡去？學生應該怎麼辦呢？像這樣的問題都是公共問題。因此這樣的信息我們叫做大眾信息。那麽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對大家的生活都是有關係的，傳遞這樣的信息是大眾媒體首要的壹個責任。中國的這個大眾媒體哪，它之所以在市場化改革以來，有走入歧途的這樣壹個方面，就是它沒有在提供這樣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實上，說得難聽壹點，現在的中國社會，對妳上部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許妳自由發展的，但是對比較低層次的需求，中國人說的很粗俗，就是褲腰帶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許妳可以自由發展的。所以妳看現在中國的對互聯網控制，壹邊它在那裡標榜說，我是為了「掃黃」啊；我是為了讓互聯網純潔啊，我才要控制互聯網。但是實際上妳看，每壹個官方網站上邊，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黃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網站上，就有妓女的廣告。顯然，它願意開放這壹個層面，把妳的注意力引導到那裡去。

我們知道如果壹個社會如果沒有公共討論的空間的話，那麽每個人就會向他私慾的方面去發展。壹個社會如果完全由私慾在主導的話，它就是道德敗壞的。因為妳可以不必考慮其他人啦，妳就只考慮妳自己啊。那麽，對政府來講，它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當妳道德上墮落以後，妳就不會再關心公共的事情，那樣妳就不會去關心公共的話題了。因為關心公共事情是壹個有道德人的表現。壹個沒道德的人，他為什麼要關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慾，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們很難想像，當壹個人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他還會去討論公共空間，還會去關心其他人的事情，還要大家對整體社會有所奉獻？也就是說壹個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會對壹個弱勢群體表示關心？這個兩個東西顯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當共產黨開放那樣壹個下欲之門，下流之門，讓妳去走的話，當然妳就對整個社會的提高，就沒有什麼興趣了；妳也就不會對共產黨的這樣壹個權威提出任何的挑戰了。實質上，這十幾年的發展，就是這個樣子的。為了這個政權的穩定，共產黨不惜讓中國人在其它的方面墮落下去，因為越墮落對它的統治越有利。

我們知道隨著市場化興起，黨報它要賺錢就比較難。因為黨報都是壹副讓人憎惡的面目，大家都不願意看嘛。那麽那些小報呢，比如說，登壹點經濟信息啦，登壹點風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麽這些東西就很賺錢。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國的宣傳部系統搞了壹個所謂報紙的集團化、產業化的措施，就把這些小報全都收攏到大報底下。比如說《廣州日報》吧，它是廣州市委的機關報，它把那些賺錢的小報全都放到它的底下，這個叫「子報」和「母報」之間的關係。那麽這個「子報」賺的錢，就來養這個「母報」，而「母報」就在政治上控制這些小報。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納入整個《南方日報》系統以後，當它的報導壹旦超出黨所能容忍的範圍，就馬上把它原來的編輯換掉，派《南方日報》-過去黨報的領導人去做他的編輯，這個人事的控制會被強化。當然，它每天有「吹風會」，每天給妳「打招呼」，用這樣壹些方法來影響報導的傾向。這就使得黨和政府可以利用這種妳得到的所謂「自由」，來裝飾它的整個的控制機制。而且，妳媒體通過市場化賺的錢，最後實際上這些資源也都進入了共產黨控制的荷包裏面去了。所以，它反過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來控制媒體。

像類似這樣的控制機制，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有很多的發展。我們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報紙，它也不會碰觸那些「邊界問題」，明明就是那個賺錢，它也不會碰觸。

我們知道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他可以去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潤，讓他死掉，他都會在所不辭。那麽為什麼中國的資本家就沒有這個膽量呢？問題就在於黨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器，它有壹個比利潤損失所帶來的更可怕的後果，這個後果可能讓妳不僅錢賺不到錢，而且可能人最後都要進監獄啦。所以這個控制是相當嚴厲的。它從強力的控制到精緻的操縱兩個層面都有。

所總的來講，市場化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壹個方面，就是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經濟的進步；但另外壹個方面，它也使得中國人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喪失了對於政治上這樣壹個權力的追求。因為妳知道，妳在追求政治權力的時候，那裡有壹個銅牆鐵壁在擋著妳，與其是到那裡去碰壁，為什麼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錢呢？這個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慾橫流，政治上並不產生進步。我想媒體受到的市場化影響的兩個方面影響和這個總體上是壹致的。

現在因為「全球化」力量這麼強大，要完全隔絕中國民眾對於外部事業的了解也是很難的。那麽現在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它不僅能夠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而是還可以反過來影響在外面的媒體。

中國畢竟能讀外文的人還是很少的，直接能讀西方媒體的人還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國家，比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每天能看《紐約時報》的人還是很少的，大多數人還都是以看中文報紙為主。那麽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體，它要控制這個資源。那麽控制了這個資源以後呢，即使妳在中國上了外國的媒體，妳以為它是外國的媒體，實際上那個媒體也是中國政府控制的。因為現在它的力量已經擴大到能夠控制海外媒體了。

比如說，現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體。當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樣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這種模式。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從業人員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總編輯、黨委書記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現在不再是這種模式，而是當地華僑自己辦報紙，講的是當地華僑自己的事情。但是這些當地華僑辦報的資金是從哪裡來呢？我們不知道。當地華僑要辦壹個當地小報，往往生存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看到這樣的小報卻越來越多。當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華人在整個西方社會，越來越要爭取自己的發言權。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華僑，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他們不得不和中國做生意，那麽中國的政府可以通過這個，來影響他們媒體的傾向。它並不是明確地告訴妳要怎麼樣做，只是大使館請妳吃吃飯啊，參加宴會啊，介紹幾個生意給妳啊，然後呢？當然妳也就會想，那我講話我就不要去碰觸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這就是壹種巧妙的控制。

我們也看到，如果中國政府它現在再要在香港再辦壹份的媒體的話，它也不會自己去投資辦，它會跟某壹個華人資本家說，我想辦壹份這個媒體，妳在中國可以有某壹個生意，但是妳把妳這生意賺的錢拿到香港，去幫我們資助某壹份刊物。那這個刊物實際上還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這幾年是越來越多。

比如說，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當時我還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裡，因為香港本地的媒體都是廣東話的，我就收看當地的中文普通話的電視台。本來我是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可以看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宿舍的電視是由學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後，基本上海外的頻道，就不斷地被減少，不斷地被減少，最後就沒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我通過電視已經看不到美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看不到英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說起來這簡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過電視我看不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看不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而我又不懂香港話，我就只能看在香港辦的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台啦。

那麽我看這個電視台壹個晚上，就看到說美軍在巴格達遇到抵抗等等諸如此類的。我想這個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結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來報紙，通欄標題說「美軍攻佔巴格達」。我想，這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啊？壹看說，我昨天看電視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就覺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電視，都不知道美軍已經攻佔巴格達啦。這個時候再去看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台時，它還在那裡講美軍在巷戰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妳說它沒有報導巴格達的事情，沒有報導伊拉克戰爭吧，不，它是充分地報導了。

我看到壹個材料說，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於中央電視台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收視率，翻了二十八倍。這可是極大的壹個數字啊。那就是說它報導的很多。打戰，很多人很喜歡看。所以收視率飆升。可那又怎麼樣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卻不知道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在中國也有很多在媒體從業的朋友，他們也有特權可以看到這個在香港的普通話電視台的頻道，他們也沒有看到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也看中央電視台，也看香港的這個普通話電視台，可是三天以後他們還不知道美軍已經攻佔巴格達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們壹定會相信我說的，因為他覺得說他在中國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現在他會說，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電視台呀。他相信那個在香港的這個媒體是自由的。就是由於這樣的壹種非常巧妙的壹種控制手段，使得他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

過去我們認為互聯網相當地自由，沒有邊界，對於中國這樣的壹個媒體傳播世界是壹個強力地衝擊。但是我們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聯網。我們現在看很多中文網站的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國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金融的、財政的、經濟的合作關係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關係也好，甚至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合作關係。很簡單，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問題，它也不能碰。妳不能說這些媒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來是獨立的身份，但是扮演類似共產黨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產黨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為共產黨舌講的話妳不相信，但是它講的話，妳想它是壹個海外自由媒體，妳會相信，這就是很精緻的控制啦。

還有壹種控制媒體的機制，是通過控制人的思想。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大地高漲。這就使得中國人在看待事件的時候，有壹些「盲點」。比如說，我們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機構里，包括媒體機構，包括這個學術機構，包括經濟機構等等，都有很多的華人，那麽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增大以後，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很樂意替中國講壹些「正面」的東西。本來這個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國政府就藉助這個東西影響這些人，使得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按照中國政府的調子來講話。那麽這些人講話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力就比黨的官員講的話有說服力。這個控制並不是說壹個黨的宣傳官員來告訴壹個在美國大學教書的中國後裔的教授說妳要怎麼講，而是利用他們民族主義情緒，利用妳對中國的這樣壹個自豪感，妳要到中國去的時候跟妳談談話、吃吃飯，讓妳多看「正面」的東西，那妳就很不自覺地就會接受了他們那樣壹套東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獨立機構主辦的壹些媒體，但是它要進行中文廣播，或者是進行中文報導，它也要藉助來自中國的人。中國政府利用這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來影響他們，使得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替中國政府講話。那麽他們哪怕只講壹句，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在那裡講壹百句要起作用。這也是它精緻化的壹種表現。

包括引入西方資金為它服務。就是說妳可以競爭中國這樣壹個媒體市場，但是它給妳設置「底線」，這也是我們能夠看見像雅虎和谷歌這樣的大的電子化國際媒體公司，他們在中國這個市場上也要和中國政府合作。這個很簡單，中國的市場就是這壹個，那麽能夠控制市場准入的就是中國政府，那麽這樣的公司有很多，妳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底線」，他接受，他就賺錢啦。所以呢，即使是這樣壹個全球化、國際化的環境，即使中國媒體市場向外資媒體開放，但是妳也很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結果還帶給大家壹個假象，說妳看這麼開放了，外國媒體也都進來了，這個東西不是《人民日報》說的，這個東西是雅虎說的，那當然是真的啦。但是妳要知道雅虎和共產黨也要有這個交易，否則，它在中國怎麼能夠混得下去。當然就是說，它的控制有力不從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開放因素的壹面，那麽這些種種因素的壹個總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體，那麽還顯示出實際上沒有控制住的這樣壹個假面目。

全球化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它還有壹個很大的負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個以為已經媒體自由的假象這樣的壹個社會生活當中。所以，對於新聞自由的那種強烈的追求，都已經越來越減弱了。

現在中國的新聞官員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恥地講，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當然這個簡直就是笑話。那麽，中國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等，很多人都會講我也很自由啊，他們就現在認同這樣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剛才講，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這壹方面，但是媒體的工作者也不斷地試圖要踩它的「底線」。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啦。叫做這個「踩線論」，「打擦邊球」等等。現在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這個衝動，比以前從總體上來講小了。當然也有人不斷地在追求新聞自由，我們看到像《冰點》啊，像《南方都市報》啊，也在做這個事情，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都小了。那麽原因呢，壹個就是說經濟的原因，媒體從業人員的經濟待遇改善了很多，他們現在成為整個政治菁英，知識精英聯盟的壹員，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妳聽它的話，妳經濟上會得到好處，那如果妳不聽它的話，妳不僅得不到好處，妳可能整個都會遇到生存的威脅，它可以讓妳坐牢。所以，在兩相權衡之間，大家都自動地按照它的指示跟著走，去賺錢，享受現在這樣壹個地位呢。「八九」以來，大家都明白這個「邊界」在那裡，沒有人再去肯碰觸那個「邊界」了。那另外壹個呢，它給妳的指示也比較委婉，比較柔軟。它現在不是給每壹個新聞工作者講，妳要做黨的喉舌。它現在也在講，但是主要的是給那些老總們講。那麽這些老總對底下的新聞工作人員，就是說妳要加強妳的專業素養；妳要把這個東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後，各種各樣的因素促成了中國的今天的這樣壹個媒體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得不發明壹個新詞來描述這個世界。就是說它是壹個扭曲到，妳也不能說它虛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實的。那麽這是壹個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制度和相當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說中國擁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國家擁抱得都積極，是相當充分的經濟「全球化」，這樣結合起來，形成的這樣壹個非常怪的這樣壹個現狀。

毛的時代是以「洗腦」為主。他要說服妳，讓妳從真心裏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麽他講的這些東西要進入妳的靈魂，要進入妳的血液，要化為妳的行動。那麽現在呢，其實共產黨並不是太在意說妳相信不相信它講的，妳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則，他不是太才在意。那麽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夠說服妳，讓妳說不要採取行動和他對抗；讓妳覺得說不這樣又有什麼別的選擇呢？妳可以以妳的行為方式，妳的思維的方式，就是說妳回到家裡根本就不要聽共產黨的所謂「主旋律的歌曲」，現在妳要去聽那些毛澤東時代說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妳。那麽妳原來回到家裡，妳要看革命的小說，那麽現在妳要去看其它的東西，他也不管妳。但是只要在政治問題上妳不要冒犯我，妳不要冒犯我。妳可以心裏想共產黨真是壞，但是要通過宣傳讓妳意識到就是說中國離了共產黨不行，那妳要反抗共產黨，妳會非常倒楣的。而共產黨呢，雖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它還在不斷地改善，那麽它在不斷地使中國在改善的過程中得到很多的好處。就是說，妳不是從世界觀層次相信它，妳是在現實層次相信它，這就足矣啦。這個就是壹個很大的區別。

就像商業宣傳壹樣，妳說我這個產品如何地好。妳不必要相信說這個商家就是獨壹無二的，只要妳買他的東西就好了。共產黨現在也是這樣，它已經從總體上分解為個體，妳只要買它的貨就足矣啦。妳在這個事情買它的貨，那個事情買它的貨，最後妳會發現，在政治上中國只有壹個供應商，這個供應商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妳回去中國壹個月，那妳就完全不知道中國每天在發生什麼啦。妳回來以後，妳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聞報導，那妳才能知道這些日子里中國發生了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知道，很多年前四川漢源的農民對修水庫強佔他們土地不滿，把省委書記都扣留了壹段時間。我們知道在廣東汕頭和汕尾這兩個市，發生了農民因為失地抗議，被警察槍殺的事件。那麽我相信在中國生活的人，可以說絕大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國發生了這些事情。那更簡單就是「天安門事件」也是壹樣的，這麼大的壹件事情，改變了中國歷史，震驚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在中國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從這樣壹些最簡單的生活現實，就可以看到，妳雖然生活在中國，雖然妳從本質上對中國肯定有所判斷，比如說妳可以知道它其實很腐敗，但是由於中國政府這樣壹個選擇性和過濾性的宣傳，由於中國政府對於歷史完全的這樣壹個隱瞞和扭曲，其實中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這樣的壹個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妳每天只是看中國政府的那些媒體，去了解世界的話，妳就是壹個聾子，妳就是壹個瞎子，妳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在沒有壹個政治上大的變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能夠突破中共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資訊的封鎖的。當然他們也在不斷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個努力都會帶來新的這樣壹個鎮壓，然後中共也在相應地加強這個控制的手法。

可以從「反控制」當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這樣壹個鬥爭或者勝利，都會引起控制機制的調整和加強。當然也有削弱的層面，但是它為了要加強控制，它必須進壹步地調整，進壹步地精緻化。

比如說，我們看《冰點》這個事件。《冰點》原來主要的編輯就試圖反控制，他們要利用自己的版面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做了這個反抗以後，我們看到共產黨在遇到壓力的時候，就不像以前那麽粗暴，而把《冰點》完全撤掉，他做了壹點讓步，還繼續讓《冰點》辦下去，但是，它把編輯換掉，進行新的重組。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講現在這個《冰點》如果還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話，妳也許感覺到它還是很進步的，但實際上這個《冰點》已經不是原來的《冰點》了。那麽過去的話，它會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沒有這本雜誌了。

我認為如果要讓中國人了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獨立的自由媒體，要擴大對中國的信息輸送的渠道，廣播啊、電視啊，我認為平面媒體是比較難，當然還有網酪媒體啦。我認為這裏面真的有壹場爭奪，有壹場爭奪。因為中共也試圖佔領這個陣地。當然我認為自由的、獨立的媒體也要去充分發揮這個功能。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特徵

公民實驗室2020年5月7日發布報告指出，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軟體微信是對平台上的文檔和圖像內容實施監控，並使用監控所得的數據訓練其審查系統。本文是對該報告的概述，以及與研究團隊的壹些常見問答。

研究摘要

微信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註冊賬號，並利用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聊天記錄訓練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系統。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審查。不在中國大陸的用戶可能會認為微信針對政治內容的審查和監控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然而，在最新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微信國際賬號之間的通訊會被監控，通訊中的政治敏感內容會被用於訓練和擴大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我們通過技術分析，發現此監控針對通訊中的文檔和圖像內容。目前我們無法得知文字信息是否受到同樣的監控，我們提示用戶存在這種可能性。

監控和審查均不會提示用戶，缺乏透明。

本研究顯示微信對中國大陸賬號以及非中國大陸賬號實施內容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內容監控幾乎無法被察覺，除非用戶自行進行審查測試，而大部分個人用戶並不會主動測試。

微信對外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個人信息請求，及微信的隱私專員均沒有表明或解釋微信會進行內容監控。

本報告對微信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進行了內容分析，發起了數據主體訪問請求，並向騰訊數據保護專員提出了相關問題。我們試圖通過這些研究方法，了解騰訊公司的政策文件是否明確授權了我們發現的監控行為，以及有關專員能否對這些行為作出解釋。以上方法均無法為我們在技術測試中發現的監控行為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釋。


與研究團隊的常見問答

微信如何進行審查？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關鍵詞和圖片審查。

微信通過伺服器端進行內容審查，審查機制存儲在伺服器上。信息從壹方微信用戶發送到另壹方時，它會途徑騰訊（微信的母公司）管理的伺服器，伺服器在把信息傳遞到接收方時會先檢查該信息是否含有敏感詞。

含有敏感詞的信息會被屏蔽，微信不會對信息發送方或接收方進行屏蔽提示。以下截屏顯示的是兩個中國大陸註冊微信賬號的聊天界面。壹個賬號試圖發送關鍵詞「法輪功」，該關鍵詞被屏蔽，但沒有任何信息提示發送者或接收者信息被屏蔽了。

中國大陸微信賬號與非中國大陸微信大陸賬號有什麼區別？
中國大陸賬號指的是最初註冊時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賬號。非中國大陸賬號指的是最初註冊時使用任何除中國大陸以外的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賬號（比如使用加拿大或者美國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號）。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適用的是中國大陸地區管轄區（主要是深圳市）的用戶協議，並且會受到內容審查。非中國大陸賬號適用的是除中國大陸以外的管轄區（主要是新加坡）的用戶協議。此前研究指出，非中國大陸賬號不受審查影響。不過我們最新的研究表明，非中國大陸賬號之間的文檔和圖像傳輸會受到監控，含有政治敏感內容的文檔和圖像會被添加到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列表中。

妳是如何發現非中國大陸賬號存在被監控行為的？
我們曾被問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是否只要不與中國註冊賬號通訊就不存在針對政治內容的監控。根據我們的研究，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通訊不受審查，所以我們當時的回答是「我們認為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通訊也不受監控。」然後我們開始好奇，如何用科學的方法測試是否不存在監控？

監控甚少無緣無故地發生，很多時候實施監控是為了其他目的，比如用來完善日後的審查機制等。基於此前的研究，我們知道微信如何通過監控圖像和文件來自動過濾敏感內容。研究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困難在於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不存在內容審查，所以要測試它們是否受監控我們必須使用兩個不同的聊天環境：第壹個是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聊天環境，用以觸發監控；第二個是含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在內的聊天環境，用於監測審查變化。當我們在僅含有非中國大陸賬號的聊天環境中發送政治敏感內容，我們觀察到第二個聊天環境中審查內容有所增多，這表明第壹個聊天環境中的內容是受到監控的，即使它並不含有任何中國大陸賬號。

微信如何分析，標示，並存儲敏感文件？
文件會被掃描是否存在敏感文字。圖像也會被掃描是否含有敏感文字，此外，圖像還會被與系統現有的敏感圖庫比對，分析目標圖片是否與圖庫內的其他圖片相似。如果文件被系統定義為政治敏感，文件的MD5值會被標示。微信會儲存這個MD5值，以備下次更有效率地過濾這些文件。

微信通過消息摘要演算法版本5 （MD5 hash）來迅速辨識並標誌敏感內容。MD5值是什麼？
MD5是壹種數字指紋。MD5演算法可以用來把體積大的文件縮小至壹個「哈希值」。哈希值通常由壹個短的隨機字母和數字組成的字元串組成。按照MD5演算法的不可逆性和唯壹性設計，不同的文件應該擁有不同的MD5值，但實際上該演算法在漏洞。由於微信使用MD5演算法存儲敏感文件的哈希值，我們利用了演算法的漏洞來設計本研究。我們把兩份內容不同的圖像文件修改成壹樣的哈希值，其中壹張圖像含有政治敏感信息，另壹張是普通的圖像文件。我們的測試顯示，敏感圖像在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中傳輸后，擁有壹樣哈希值但是不含有敏感信息的圖像在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中被審查了。測試結果表明，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間的通訊必然存在監控，因為非敏感圖像的數字指紋不可能被微信系統標示成敏感信息。

這項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之處？
其中壹個不足指出是我們的技術分析只能表明圖像和文件是否被監控。我們目前無法得知文字通訊信息是否被監控。在沒有實質性證據前，我們提示用戶有這個可能性。另壹不足之處是我們的研究時間跨度數月。雖然我們持續穩定地觀察到針對非中國大陸賬號的監控行為，但我們無法判斷這種監控行為是否恰好在我們研究進行的時期出現。這種監控行為也有可能已存在數年，或者壹直存在。

對於微信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用戶來說，這項研究的結論意味著什麼？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微信用戶或許會以為微信的審查和監控機制並不影響他們。但是，我們的研究表明，用戶不僅會因為政治敏感內容受到監控，用戶所發的內容也會被用於訓練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用戶的審查系統。

這些研究結果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在監控微信的國際用戶？
根據中國網路安全法，中國政府有權以國家安全和偵查犯罪為由要求互聯網公司提供其接收到的或存儲的信息。具體就微信而言，其中國用戶適用的是中國大陸的用戶協議以及隱私政策，而國際用戶適用的是基於新加坡的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我們研究的初衷是希望了解這些簽訂基於新加坡的用戶協議及隱私政策的微信國際用戶之間的通訊時候會被分享和傳輸到微信位於中國的團隊，或者騰訊其他位於中國的子公司。我們希望藉此了解微信國際用戶的通訊是否不受諸如微信針對中國大陸用戶的監控。

我們的實驗顯示微信國際用戶之間的交流通訊會被用於擴建微信針對中國大陸用戶的審查系統。然而，我們的研究無法支持騰訊與中國政府分享微信國際用戶通訊記錄這樣的說法。雖然我們的研究表明微信對國際用戶實施內容監控，但我們沒有其他確切證據明晰哪些內容被監控，監控的所有動機，以及微信與誰或哪些機構分享了這些監控數據。

難道不是所有的社交媒體平台都或多或少存在監控嗎？微信和其他社交媒體平台的行為有什麼不同嗎？
本報告之所以特別指出微信存在的監控行為，是因為監控的內容的特殊性，監控針對的是在中國被視為政治敏感的內容。這當中包括批評政府以及呼籲人權關注的內容。微信的內容監控之所以獨特，是因為所監控的內容對象不同，而且微信的監控系統也是有所選擇地對用戶實施。我們的研究顯示非中國大陸微信賬號之間傳輸的內容會受到監控，其中政治敏感的內容會被用於訓練和擴大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據我們所知，目前社交媒體平台所採用的監控系統中，只有微信是利用對壹類用戶實施監控所獲得的數據來增強其對另壹類用戶的監控和審查。

這些研究結果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數字審查？
就我們所知，本研究是目前為止第壹個提供實質技術證據證明微信（壹款用戶數量遍布全球的軟體）對國際用戶進行內容監控，並且通過這些監控來訓練針對中國大陸註冊用戶的審查系統的研究。此前針對中國的數字審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國以內審查如何進行或者哪些內容會被審查。近年來，中國公司日益全球化，這些公司在滿足國際用戶的需求的同時，需要在中國國內遵守內容管控相關的法律。我們的研究結果在這個大環境下顯得尤其重要。

中國的內容管控範圍有多廣？
中國有壹套針對互聯網，應用程序，和媒體的內容管控系統。所有在中國境內運營的互聯網平台都必須遵守當地針對內容管理的法律法規。互聯網公司須對平台上的內容負責，如果內容不當，公司會面臨被罰款或者運營牌照被吊銷的後果。
這個系統的複雜之處在於當地與內容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界定模糊。比如，「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內容是不被允許的，但對於什麼內容「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沒有明確定義。互聯網公司可能會在重大事件期間收到政府指令，但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目前並沒有壹份集中下發到公司的統壹的關鍵詞表。

公司需要自行審讀有關條例和政府指令，自行鑒定如何過濾內容以及具體哪些內容需要被過濾。我們過去的研究顯示，微信會在敏感時期和重大事件期間會廣泛地審查內容，比如最近針對新冠疫情的討論。

研究結果指出哪些可能的法律問題？隱私協議難道不是應該告知用戶相關的監控行為嗎？
包括蘋果和谷歌在內的應用軟體平台服務商會要求應用軟體提供隱私條例。許多國家也有相關法律要求公司闡明它們如何收集，處理，和存儲用戶數據。我們的研究顯示微信國際版本的隱私條例和用戶協議並沒有充分告知用戶他們的數據會被如何使用。

針對這種情況，部分地區的隱私專員可以以誤導用戶為理由給公司開出罰單。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罰款規定，罰款可從數百，到數千，乃至數百萬元。在某些國家，比如加拿大，居民可能向聯邦隱私專員提出申訴，隱私專員可以向公司提出如何改進服務的建議。

平台服務商，如蘋果和谷歌， 可以基於誤導消費者和不準確提供隱私條例的理由從平台上移除相關應用。

最後，政府機構可能會調查微信如何在程序中植入內容監控。調查結果可能會導致某些政府機構禁用微信，甚至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強制平台移除軟體。

這項研究與此前針對新冠病毒的審查研究有相關之處嗎？
我們上壹份報告指出微信廣泛審查與新冠病毒有關的內容。因為微信採取「壹APP兩制」的審查系統，審查影響所有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用戶。

這壹份報告指出的是，微信的內容管控並不限於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微信針對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進行了內容監控。我們並沒有測試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是否被監控和增加到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列表中，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微信有能力這樣做。

壹名用戶試圖發送同時含有「美國疾控中心」 和 「冠狀病毒」 的信息，但由於「美國疾控中心」和「冠狀病毒」這兩個片語成了敏感片語，中國大陸微信賬號並沒有收到這些信息。

妳們未來的研究計劃是什麼？
本次報告我們發現了微信如何在國際用戶中監控文件和圖像傳輸，我們會持續本項研究，並關注類似的監控行為是否發生在文字傳輸中。


微信研究背景

微信是中國目前最流行的社交軟體之壹。截至2019年末，微信擁有超過11億海內外月活躍用戶。微信2011年成立，是壹款母公司騰訊運營的即時通訊軟體，騰訊是中國其中壹家規模最大的科技公司。

微信有多種功能，比如包括壹對壹和群組聊天在內的即時聊天功能，提供用戶上傳文字和圖片等狀態更新的微信朋友圈，以及類似博客的微信公眾平台。

此前公民實驗室的研究指出，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實行內容審查。內容審查並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事件發生髮展而變化。

「壹APP兩制」 ：微信如何區別審查中國及海外用戶

關鍵詞過濾僅僅針對那些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微信號的用戶，即便這些用戶之後更改綁定的手機號，用海外手機號碼綁定原有微信號，審查機制也依然存在。

中國社交媒體如何管控新型冠狀病毒討論

針對直播軟體YY和聊天軟體微信的研究顯示，兩款軟體均對該話題採取了廣泛的審查。不僅內容敏感的詞彙被過濾，甚至壹些對病毒的中性的討論和提及被審查。這樣廣泛的審查有可能導致公眾無法獲得能幫助其保護自身安全的信息。

「未閱先焚」 ：微信朋友圈圖片過濾功能分析

微信採用了兩種不同的演算法過濾朋友圈中的敏感圖片：壹種是基於光學字元識別（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的文字檢測方法，該方法用以過濾包含敏感詞的圖片；另壹種是基於圖像相似度的對比，該演算法用以過濾與微信不良圖片資料庫中的圖片相似或吻合的圖片。

「未閱先焚」 （二）：微信實時過濾圖片功能分析

我們發現微信實時自動過濾用戶聊天中給傳輸的圖片，微信分析圖片中的文字以及比對圖片是否與不良圖片資料庫中的現存圖片相似。微信通過保存和更新敏感圖片的MD5哈希值實現實時圖片過濾。

微信過濾了哪些「十九大」關鍵詞？

微信從與十九大開始壹年多前就開始屏蔽有關的關鍵詞，隨著十九大日期逼近，該關鍵詞庫也在不斷更新。關鍵詞涵蓋內容非常廣泛，不僅包括了批評黨代會，領導人以及黨內鬥爭的言論，許多對中央政策和黨意識形態的中性指稱也被過濾。

勿忘曉波：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之分

對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的初步分析顯示，在劉曉波去世后審查力度大幅增加，以至於任何對劉曉波的討論乃至簡單提及也不被允許。在微信上，劉曉波去世后，任何提及劉曉波名字的內容——不管是簡體中文、繁體中文還是英文拼音——都會被過濾。我們在之前的研究曾發現，微信在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會進行圖片審查，而在劉曉波去世的這事件上，我們首次發現：微信在壹對壹聊天功能中也進行圖片審查。在新浪微博上，劉曉波去世前，任何由劉曉波全名為關鍵詞的搜索——包括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及英文拼音——早以被屏蔽。在他去世后，他的名字「曉波」可以觸發審查。

不能說的秘密：新浪微博和微信上被過濾的「709追捕」

本研究記錄了在微信和微博平台上針對「709事件」的審查。通過壹系列測試，研究者發現了在這兩個平台上被審查過濾的與「709追捕」相關的關鍵詞。研究者在微信平台上發現了與「709事件」相關的圖片審查。這是第壹次針對微信平台的圖片審查的系統記錄。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對社會資訊的鉗制

前言：這篇三萬字長文可能是互聯網上關於谷歌撤出中國敘述最為詳盡的壹篇，它通過事件回顧、原因分析和未來展望，輔以諸多案例，全景式再現了谷歌事件的真實面貌，駁斥了所謂的「為人民屏蔽互聯網」的謊言，指出既得利益集團以及政府高級官員假公濟私才是谷歌和YouTube等世界知名網站被封鎖的真正原因。本文亦穿插回顧了中國新聞出版和互聯網管制的歷史和現狀，最後提出了四點建議，希望對中國互聯網環境的正常化有所助益。

壹，谷歌篇

中國的互聯網管制狀況綜述

先說個小事。我的外甥女每次從新加坡回中國度假都要抱怨上網難。我家是光纖到戶，網速如飛，當然她抱怨的不是速度，而是很多網站不可訪問，尤其是她做作業要用的谷歌Google以及聯繫同學用的臉書Facebook。

在中國大陸無法正常訪問的網站很多，除了世界最大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世界最大社交平台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還有世界最大的 財經網彭博社Bloomberg、世界最大視頻網YouTube、世界最大圖片分享平台Instagram、世界著名大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斷時續（部分屏蔽）的還有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維基百科Wikipedia、世界著名電台BBC中文網，以及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 日報》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前後被中國政府屏蔽的網站在兩千個以上，維基百科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封鎖網站」就列出了數百個，涵蓋政治、經濟、文化、郵 箱、圖片、視頻、雲存儲等等方面，涉及國際互聯網幾乎所有門類，而且主要是業內領先的大型網站。

很多海龜以及初到中國的外國人對此很抓瞎，這麼多大型網站和手機app都不能用，來到中國就像來到了國際互聯網的孤島，立馬與世界失去聯繫，無奈只得翻牆。翻牆是壹件鬧心的事，壹是網速嚴重減慢，二是VPN等工具得時時更新，費力費錢。

抓瞎的不止老外，所有需要從被封網站獲取信息的國人，包括教師、學生、記者、科研人員、外貿和金融從業人員等等，都被逼天天操練翻牆大法，工作和生活嚴重 受阻。中國大陸對網路的封鎖還在逐漸升級，2014年對谷歌郵箱Gmail的徹底封鎖導致上千萬中國賬戶無法收發郵件，用戶壹片哀嚎，尤其是外貿從業人員 和申請讀國外學校的孩子們。

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全中國有超過4億人使用（谷歌開發的）安卓Android智能手機，但中國政府封鎖了谷歌的手機應用商店Google Play，導致全國幾億智能手機用戶無法安裝官方認證軟體，加劇了盜版軟體和手機病毒的泛濫。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應該說，中國的網路封鎖已經嚴重影響了國民生產和人民生活。

奇怪的是，我怎麼也找不到這些網站被封鎖的具體原因。以谷歌為例，被封鎖了這麼多年，我既找不到法院判決書也找不到行政執法通知書。中國政府發言人只是籠 統地說這是「依法管理互聯網」，但是網站具體違反了哪條法律，以及是如何危害國家安全的，壹律無可奉告。無奈我只得自己找原因。被屏蔽的網站太多，讓我們先從幾個大的說起。

壹.谷歌篇
首先說Google谷歌，地球上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其搜索、視頻、地圖、郵箱等業務量均為世界第壹，全球70%以上的智能手機使用谷歌開發的安卓操作系統。這是壹頭真正的網路大鱷。

1.大鱷翻臉
谷歌是2006年正式進入中國的，到2009年底，谷歌已經佔據了中國互聯網搜索流量的近三分之壹，賺得盆滿缽滿。然而2010年1月12日，谷歌突然在官方博客發表聲明， 名為「針對中國的新策略」《A New Approach to China》，稱遭到黑客攻擊（並暗指黑客來自中國政府），公司決定從即日起，不再按中國政府的要求對搜索結果進行審查。

聲明原文翻譯：「我們有證據表明攻擊者的主要目標是入侵中國人權活動者的Gmail郵箱……這些未經報道的攻擊和監視，以及過去幾年來政府試圖進壹步限 制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已使我們得出結論，我們應重新審視在中國的業務運營。我們已決定將不再繼續審查Google.cn上的搜索結果，並有可能關閉我們設 在中國的辦公部門。」

以上文字相當醒目，這等於是公開與中國政府翻臉。在跨國公司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壹家商業公司以措辭嚴厲的聲明與壹個大國政府公開決裂，此種情形 極為罕見。壹個以賺錢為目標的互聯網商業公司，居然要放棄地球上互聯網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放棄壹年幾十億的收入，這讓各路財經評論家們眼鏡掉了壹地。

我剛聽到這個新聞也是壹頭霧水。因為遭到黑客攻擊，所以撤出中國？這是什麼邏輯？黑客攻擊乃是常事，各國政府、網路公司以及民間高手都精於此道，如果壹遭到黑客攻擊就撤，那谷歌早該死了多少回了。論技術實力，谷歌也不至於輕易輸給黑客吧？

趕緊找來谷歌的官方聲明仔細閱讀，其中有這麼幾段：「我們對壹些搜索結果將受到審查而感到不適」，「我們將與中國政府就是否可以依法運營壹個未經過濾的搜索引擎展開討論」，但「中國政府在與我們討論的過程中十分明確地表示，自我審查是壹個不可談判的法律要求。」

這些文字就很直白了，再結合雙方的態度以及世界媒體的評論，不難發現黑客攻擊只是個導火索，谷歌與中國政府翻臉的真正原因是：自2006年以來，谷歌和中國政府在搜索結果過濾（敏感詞審查）這個問題上始終談不攏。

2.我反對什麼我就封什麼
谷歌這邊唱起了高調，但中國官方對網路封鎖卻按慣例保持沉默。儘管如此，還是有官員有意無意透露了谷歌事件的情況。原中宣部副秘書長兼全國宣傳幹部培訓中心主任李偉2010年1月的壹個講話原文如下：

「同志們很關心這個（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我就我了解的情況，和大家談談。現在正在談，雙方在談，那邊（指Google）要求公開特殊字元限 制，以及公開過濾機制；咱們這邊要求它轉移資料，要在北上廣或其他城市架伺服器，差距很大。其實呢，註定談不成的。那邊在挑戰我們這裏的網監體系，這是政 策基點的問題，沒有壹絲可能性。我們這邊的原則：壹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麼，我就封什麼，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二是要向老幹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 本，我們在維護聲譽。這兩點，在這個範圍內，只能這樣說，同志們可以自己進行理解。至於最後結果，人家必然要走，我們留不住，也沒想留它。走壹年，走兩 年，它總有求著回來的時候。這個把握，中央有，我們也要有。強調壹下，這就是個法律問題，定性就是這樣，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開輿論中，要注意口 徑，否則會被內部追責，請大家特別注意。再強調壹遍，這就是個法律問題！」

「特殊字元限制」聽起來文縐縐的，其實就是敏感內容審查。對谷歌等搜索引擎來說，就是對某些詞的搜索結果進行過濾。原中宣部副秘書長李偉的這段談話相當雷人：我反對什麼，我就封什麼。這是典型的人治吧，哪裡有壹點依法治國的影子？

李秘書長口氣這麼大，當然是有原因的。眾所周知，中國的傳媒管理，最大的老闆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公安等政府部門，而是黨的下屬機構 — 中宣部，全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它掌握著全國最高話語權。所有的媒體，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站等等，無論線上線下，都必須聽其指令，否則就請關門大吉。

谷歌對這種中國特色的網路管制當然是了解的，只是後來越來越不適應。後文我們將看到，中國政府的秘密互聯網管制方式和谷歌「不作惡」的公司文化有相當嚴重 的衝突。但谷歌那時既然決定了要在中國境內做生意，就必須服管。半推半就最後的情況就是：自2006年以來，谷歌雖然也執行中國官方的審查令，但執行得不 夠積極，時有漏網和過濾不及時。

中宣部對此相當惱火，又不便公開指責，於是通過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對其多次進行警告和敲打，谷歌中國因此陷入了各種「門」，如2006年2月的牌照 門，2007年7月流氓軟體門，2008年3月漏稅門，2008年6月泄密門，2009年1月低俗門，2009年6月涉黃門等。

谷歌這種網路大鱷，店大欺客、野蠻併購、不顧用戶反對隨意撤併產品等齷蹉事干過不少，但要說谷歌是個涉黃流氓，老楊認為有點冤枉。在過濾黃色內容方面，谷 歌還是比較努力的，比如谷歌的簡體中文搜索（Google.cn）默認開啟嚴格過濾，少有黃色圖片漏網，而美國谷歌（Google.com）默認的是中等強度過濾。

谷歌可能不是很明白，為啥我已經很嚴格了，但是中央電視台還是猛烈炮轟我為黃色流氓？同樣的搜索機制，為啥在別的國家都沒事？我想谷歌的高管可能沒有很好地理解中國人的語言，比如敲山震虎、指桑罵槐等成語。

中央電視台說用谷歌搜索「兒子」，首頁出現了母子亂倫的內容，於是證明谷歌是個涉黃流氓。這個邏輯其實並不完備。有極客論壇爆料，在央視新聞播出的前兩周，谷歌伺服器收到了大量包含「兒子」壹詞的搜索請求，用戶隨後專門點擊不倫鏈接，而這些流量主要來自中國大陸。

按照谷歌搜索的演算法，有效訪問量佔了很大比重，在突發大量「兒子」搜索點擊黃色鏈接的情況下，黃色圖片排名靠前是自然的。谷歌涉黃事件，其背後可能另有推手，不能排除栽贓的可能性。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邏輯有問題，但谷歌也沒有就此翻臉。

涉黃門只是壹個例子。總而言之，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從2006到2009年，谷歌公司和中國政府多次交鋒，積怨已久。所以，2009年12月遭到（來自中國官方的）黑客攻擊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壹根稻草。在這堆稻草里，最扎人的就是搜索過濾這根。

3.過濾與審查
要探究互聯網過濾的源頭，我們得先回顧壹下傳統的出版審查，或稱出版管制。簡而言之，管制就是不讓妳看某些東西。這事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在干。焚書坑儒告訴人們：總有些東西政府不讓妳看，如果妳壹定要看就砍掉妳的頭。

中國幾千年來都是皇上說禁什麼就禁什麼，到了近代才慢慢走上法制軌道。中國第壹個正式的出版法是1906年《大清印刷物專律》，後來還有1908年大清報 律、1914年出版法、1937年修正出版法等。1949年新中國成立，隨後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認了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但中國大陸至今沒 有專門的《出版法》和《新聞法》。這在世界各國中是非常罕見的。
為什麼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也沒有《新聞法》和《出版法》，不能連滿清政府也不如吧？這主要是因為憲法已經明文規定了言論和出版自由，如果制定《新聞法》， 新聞和出版自由就是壹個繞不過去的坎。任何法律都不能違憲。但如果《新聞法》確定新聞自由，那中宣部就無法命令各大媒體了。中共中央不會容許這種情況出 現。

中國新聞立法推動人之壹的孫旭培教授曾在《新聞立法之路》壹文中引述了中國共產黨老壹輩革命家陳雲的壹句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壹個新聞法，我們 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鉆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鉆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 制。」陳雲的談話反映了中央高層壹部分人對新聞立法的態度。

當然，也可以制定壹個中國特色的《新聞法》，規定壹切媒體聽黨指揮。理論上這麼做沒問題，但在全世界都推崇新聞自由、保障媒體監督的時候，中國推出這樣壹個反潮流的《新聞法》，在國際上豈不貽笑大方？人多少還是要點臉的。

我們都知道，新聞和出版法事關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法律之壹，在國際法律界素有「第二憲法」之稱。但因為以上所述的原因，《新聞法》和《出版法》在中國難 產了幾十年，短期之內也看不到制定這兩部法律的希望。中國政府陷入了兩難，制定不是，不制定也不是，乾脆就拖著吧。2016年3月10日，在第十二屆全國 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新聞法立法有無具體的議程」，發言人乾脆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既然「第二憲法」沒指望，那我們就回頭來看看憲法，它明文規定了言論和出版自由（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宣部對媒體（包括個人微博）管得那麽死，豈不是違反憲法？令計劃下令全國媒體不準報導法拉利事件，豈不是也違反憲法？理論上確實如此，但中國的憲法基本只是擺看的，它不具備可訴性。

中國憲法明文規定了全國人大是憲法唯壹的監督機構。全國人大有壹堆委員會，教科文衛委、財經委等等，唯獨沒有最重要的憲法委員會。我們中國也沒有憲法法 院。所以，當出現違憲案件，比如中央禁止報導法拉利事件，如果哪位記者發飆了要起訴，他會發現無處可告，沒有任何法院或機構受理違憲案件。我們既沒有《新 聞法》也沒有《出版法》，加之《憲法》也被架空，所以新聞和出版自由在中國就只是壹句空話。
雖然沒有任何正式立法，但是出版相關的規章和通知卻有好幾十個。中國大陸的出版審查之嚴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裏禁止私人出版和私人辦報，印刷業屬於嚴格監管的特種行業。每個出版社都有專職審查人員， 每年槍斃N多書稿。舉個例子，鄙人曾出版過壹本長篇小說《滇藏星空》，責任編輯都通過了，但還是過不了審查，最後我被迫刪了好幾千字才得以付印。

在壹大堆出版規章中，國務院2001年頒布的《出版管理條例》是最重要的壹個，但這個條例也都是些大框框，沒有具體的審查標準。

出版審查100條明細第80–87條
鄙人觀點，這些出版管理規章要認真追究起來其實都涉嫌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原文如下：「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這寫得很清楚了，行 政法規必鬚根據憲法和法律才能制定。現在我們沒有新聞出版法，那這些行政法規能依據的就應該是憲法，而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和 出版的自由。
也許妳要問，談谷歌扯這麼多印刷出版幹啥？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傳媒的管理政策是壹樣的，無論線上線下。絕大多數情況下，如果某資訊不允許實體印刷，政府也不會允許它在互聯網上出現，反之亦然。

自1994年以來，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出版和信息傳播的方式。網路言論（出版）的自由度很大，論壇、博客以及手機app都是免費的，用戶可以隨時隨地發布任何東西，信息量急劇增加，傳播速度極快。這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對出版和宣傳管理構成了新的挑戰。

先說明壹下，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有很多種不同的叫法，互聯網管制、互聯網審查、互聯網管理、互聯網過濾等等，都大同小異，本文主要用「互聯網管制」這個詞。

總的來說，互聯網管制有兩種方式：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所謂內容管制，簡單地說就是有些內容政府不想讓大家看，旋即命令網站刪除。這事說著容易，但在信息 爆炸的時代，要滴水不漏地審查互聯網所有的內容難度很大。本文草稿徵求意見的時候，有人問為啥政府壹定要和谷歌耗上呢，不就是個搜索工具嗎？這話說得也沒 錯，政府只要控制了互聯網的內容，就不怕妳搜，隨便妳用什麼搜索引擎。但是全面內容控制的工作量太大了（後面我們有案例分析）。

相比內容控制的吃力不討好，控制搜索引擎（實施關鍵詞屏蔽和搜索結果過濾）可謂四兩撥千斤，效率高多了。打個比方，某圖書館有壹百萬本書，其中有壹萬本政 府不想讓大家看，有兩個方法可以做到這點，壹是壹本壹本地下架，二是在圖書館的電腦索引中刪除這些書目，讓讀者找不到這些書。妳覺得哪種方法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壹般是雙管齊下，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步進行。後文令計劃與法拉利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4.內外有別
上面討論的都是本國網站，請問對外國網站要怎麼辦？這也很簡單，既然管不了，那就屏蔽之。請注意，屏蔽只在中國境內有效，外國人照玩不誤。聽著有點像網路版「中國人與狗不得入」？

2014年10月30日，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有記者問為什麼中國要關閉Facebook等國外網站，中宣部副部長魯煒壹語驚人： 「我們沒有關過境外的任何壹家網站。妳的網站在妳家裡，我怎麼可能跑到妳家去關妳家的網站呢？」魯煒其實說的並沒錯，任何國家都沒有治外法權，中國政府對 某些外國網站（以及伺服器在外國的中國網站）無法關閉，只能屏蔽。

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只有中國在審查互聯網，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公司都在干這事，比如新加坡和美國等很多國家就屏蔽兒童色情網站，Facebook和Twitter就刪除了大量涉及恐怖主義的 內容。在某些伊斯蘭國家，嘲諷先知穆罕默德的內容壹律非法（但這些內容在法國等歐洲國家均為合法）。法輪功在中國大陸被污衊為」邪教」，政府不允許它在互聯網上存在，但它在別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和台灣）都是合法的。

有沒有壹些東西是全球公認應該禁止的？很遺憾目前並沒有壹個互聯網全球管理準則。我個人認為，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生命，命都沒了則壹切無意義。這是普世第壹原則。所以，凡是不利於人類生存的東西都應該群起而誅之。 有些東西堪稱人類公敵，幾乎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欲除之而後快，這包括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制毒販毒等等。谷歌在剷除這些內容方面和中國政府應該是壹致的。2012年7月的時候，谷歌智庫Google Ideas還主持召集了全球性會議，商討如何在網路上剷除這些犯罪行為。

不難理解，谷歌在全球都在執行某種程度的搜索和內容審查。我這裡有壹篇哈佛法學院的報告，《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 Exclusions》，這份報告詳細研究了113個網站在德國和法國被谷歌搜索部分屏蔽的情況，即同樣的詞彙，谷歌法國google.fr、谷歌德國 google.de的搜索結果與谷歌美國google.com的搜索結果不壹樣。這個報告指出，在德國和法國移除的搜索結果大多是白人民族主義 （White nationalism）、反猶太主義、納粹主義以及伊斯蘭教激進派網站，因為這些內容違反了所在國的法律。這個案例還說明，谷歌（根據當地的法律）在歐洲施行了比美國更嚴格的搜索審查。

政府審查在地球上普遍存在，谷歌自己也有內部審查。雙方都審查，為啥谷歌和中國政府就談不攏呢？壹般認為，他們的衝突主要在於兩點，第壹，審查的內容有沖 突，即某些內容中國政府要管制而谷歌認為不妥；第二，審查的方式衝突，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管制多為秘密通知，而谷歌傾向於公開和透明化。本文將重點探討這兩點。

5.分歧何在：審查的內容
先來談審查的內容。谷歌和中國政府的分歧具體何在？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要找確切的答案卻難似登天。中國官方沒有任何資料可查，各級政府對網路審查的具體 內容連壹星半點說明都沒有（除了依法管理之類的幾句大話）。奇怪的是，谷歌雖然不惜公開翻臉，但它也不把話說具體，它並不公布哪些審查令它無法接受，也從 不舉例說明是哪些敏感詞引起了爭執。

不但谷歌，我在網上挖地三尺也同樣很難找到其他互聯網公司進行審查的具體情況，比如哪些詞彙要過濾、哪些文章要刪除以及哪些網站要屏蔽。我百思不得其解，這麼重要的事情，難道靠口頭通知？但事實基本就是如此。我在網上找到了壹篇文章， 《中共鉗制媒體揭秘 — 從公開到隱蔽，由宏觀及微觀》，作者是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這篇文章原發表在《新政治家》雜誌2012年10月號，部分摘抄如下：

「2001年5月的壹天下午，我接到壹個聲稱來自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陌生電話，要我撤掉南方都市報將於第二天見報的壹篇稿件。作為南方都市報總編輯，我 經常接到中共各機關類似的電話。不過這次來電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藉機表達不滿，就很不客氣地答覆：「不好意思，我不認識妳，不能確定這就是來自部領導的 指示;為防止有人冒充宣傳部領導對報紙發號施令，麻煩妳傳真書面文件給本報，否則無憑無據難以執行。」

「江澤民統治的後期，丁關根領導的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控制越來越嚴。壹個顯著的變化是，宣傳部門不再像以往那樣鄭重其事地下發文件或明傳電報， 對媒體發號施令，要求總編輯執行;而主要採取電話口頭傳達或手機簡訊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總編輯或具體負責人。原因在於禁令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書面行文需要層層報批，過於繁瑣，也來不及應付緊急狀況。而電話口頭傳達和手機簡訊通知，手續簡化，效率高、見效快。」

「應該是對自身行動的不正義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實心知肚明，中共的媒體控制在胡錦濤時代開始進入地下秘密狀態。這壹時期的顯著變化是，打電話給媒體傳達禁令的宣傳部門官員，通常都會在掛機之前強調：「不得做書面記錄，不得留任何字據，不得透露下達了什麼禁令，不得透露是什麼部門下達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達禁令領導的姓名。」中共宣傳部的禁令，就這樣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貫徹執行。」

讀到這裏諸位應該明白了為什麼谷歌撤出中國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卻不把話說具體，因為谷歌手上可能並沒有多少書面字據。電話錄音或記錄有嗎？這個我不好確定，得問谷歌公司有關人士。

雖然谷歌和中國政府雙方都在打啞謎，但我們還是有辦法推斷他們到底在吵什麼（哪些互聯網內容被管制了）。總體來說有以下三種方法，壹是維基百科法，二是「消息靈通人士」法，三是比較法。下面我們逐壹來看。

A.維基百科法
維基百科Wikipedia號稱地球最大知識庫。假如壹個問題在維基百科都找不到蛛絲馬跡，那它的答案在地球上也基本上無處可尋了。所以，想知道中國有哪些管制內容，有哪些敏感詞，第壹個方法就是去維基找答案。

維基百科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網路審查詞彙」列出了壹大堆敏感詞，從單字到組合詞，比如：胡、劉、李、吳、溫、習、賀、賈、令、計劃、法拉利、胡錦、 hujin、月月鳥、澤民、太上皇、蛤蟆、康師傅、27億、真理部、紐約時報、阿波羅新聞、紅太陽的隕落等等。

上面這些詞是截止2013年初的。應該指出的是，敏感詞經常在變化，每個省區的敏感詞也可能不壹樣，並且有時候昨天的敏感詞今天就不再敏感，比如令、計劃+法拉利、（周永）康師傅等等，現在都可以自由搜索。

敏感詞彙表是中國政府和谷歌搜索的主要分歧之壹。雖然中國政府從不公布這個詞彙表，但敏感詞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它存在於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論壇灌 水，在博客發文，常會遭遇「內容包含不當或違法詞彙，請返回修改」諸如此類的提示，但具體哪些詞有問題，對不起無可奉告。這讓網民們很抓狂，所以有人專門 開發了敏感詞檢測軟體，比如「百度貼吧和諧測試器」等等。這類軟體是中國獨特的互聯網審查環境下的奇葩之壹。

中國大陸互聯網過濾的內容之多，敏感詞變化之莫名，讓網民無所適從。比如某段時間不可搜索胡+溫，這勉強可以理解，但某些帶「胡」的詞在谷歌都不準搜索， 比如說胡蘿蔔，就讓人抓瞎了。很多人對此頗有微詞。雖然我對作家韓寒並不感冒，但他2010年5月有篇博客曾被廣為傳播，這裏引用壹下：

「事實上，我壹點都不懷念谷歌。谷歌就像壹個姑娘，有壹天她跑過來說，我要離開妳。我說，不要這樣親愛的。讓人傷心的是，最後她還是離開了。但是我發現， 其實當我想上她的時候，我還是隨時能上她。唯壹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時候能從她身上搜出胡蘿蔔，但是現在，我問她，胡蘿蔔呢，她就嗖壹下不見了。」

外國人看這段可能不知所云。要理解這種文字，得對中國大陸「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壹個」的網路審查環境有深刻理解才行。

用維基百科查敏感詞要補充壹點，維基百科本身在中國大陸也時常遭到屏蔽，訪問時斷時續，若想暢通無阻請適時爬牆。2013年8月，維基百科聯合創始人威爾 斯對記者表示，他寧願放棄在中國開展業務，也不願接受中國方面任何形式的互聯網審查。這和谷歌的做法如出壹轍。看來維基百科被徹底屏蔽也是遲早的事。

保持好奇，獲取知識，此乃人類本性。因為有幾個詞條的解釋與政府的不壹致，所以要阻止民眾訪問全球最大的知識庫，這種做法堪稱反人類。因為飯里有幾粒沙子，從此以後就不吃飯，還不準全國人民吃，此邏輯令人驚詫。

B.消息靈通人士法
這是指內部人士有意無意走漏了風聲。本文開頭引述的中宣部李偉的談話就是壹例，他透露了谷歌和中國政府談判的情況。網路審查和敏感詞也是壹樣，雖然官方三緘其口，但免不了有知情人士透了口風。

我查到的資料里有壹個名叫張賈龍的博客作者，他是前騰訊財經頻道的小編，後來被開除，原因是「泄露商業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張賈龍透露的管制內容有「習特勒」、「講話精神研究中心」、「誰讓我們成了無產階級」等等。

我試了壹下，張賈龍透露的信息基本準確，谷歌搜索「習特勒」有壹萬多條結果，而百度則基本無法搜索這個詞（除了幾張希特勒相關的照片）。

C.比較法
假若妳懷疑哪個詞是敏感詞，就用谷歌和百度對比壹下，如果搜索結果差別很大，這個詞十有八九是被審查了。

如果說習特勒這種詞有欺君犯上之嫌，應該屏蔽的話，有些詞被審查則讓人莫名其妙。

2015年9月7日谷歌搜索「章貢區網宣辦」

江西小城贛州的壹個區的壹個辦公室，居然有超過30萬條搜索結果，壹個小小辦公室也能這麼火？原來是這樣，2014年12月，壹名黑客破解了贛州市章貢區網宣辦的工作郵箱，將整個信箱內容公布在網盤上。此文件很大，諸位可以自己下載慢慢讀，體會基層宣傳工作者的艱辛。在網路時代，宣傳管理工作比 傳統印刷時代要艱苦多了，信息量巨大，傳播速度極快，經常需要加班，24小時待命。

同樣是搜索「章貢區網宣辦」，百度只有3,040條結果，是谷歌的1%不到。百度再怎麼爛，搜索數量差這麼多是不可思議的。再來看其首頁，內容也 與谷歌完全不同。這裏面有搜索引擎內部機制的原因，比如百度著名的競價排名（交錢多的排首頁）。另外壹個原因大家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這個詞在中國遭到了 審查，百度按照官方要求過濾了搜索結果。

2015年7月20日百度搜索天安門的首頁

用百度和谷歌分別搜索天安門，首頁的結果完全不同，而且谷歌排前三名的網頁在百度里根本就找不到。很顯然天安門這個詞在百度被審查了，某些網址被屏蔽。

看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為什麼谷歌在中國得關門，那個3小時紀錄片《六四天安門》是官方禁片，谷歌不遵守官方禁令，豈能容妳？順便說下，這個3小時紀錄片（以及類似的涉及中國政治的視頻）也是全球最大視頻網YouTube被禁止訪問的主要原因之壹。

當然，比較法最好是直接比較谷歌搜索（在管制和無管制狀態下）的結果。

6.真理部指示
通過維基百科法、比較法和「消息靈通人士法」，我們大致知道了中國的互聯網管制情況。但這都是間接分析。有沒有來自官方的互聯網管制具體資料？這個難度確實有點大，據說這些都是國家機密。不過，通過維基解密我還是找到了壹份相關資料 。

下圖是維基解密發布的壹份某省網宣辦文件（請注意，網宣辦不是政府機構，而是黨的機構）。這份文件列舉了互聯網上哪些輿論要引導，如何引導，規定得非常細 致，有刪除、推薦、置頂、沈帖、壓至後台以及請網評員出馬等等，時限規定清楚，責任落實到人。

維基解密的資料是否真實，這裏不做評論。我個人觀點，這樣壹個超長表格，內容又如此細緻，造假難度很大。這個表格也讓我們看到了互聯網內容控制工作之細 致。這和奧威爾的小說《1984》描繪的場景很相似。它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妳的眼睛，因為妳能看到什麼，都是由壹位「老大哥」決定的。在互聯網時代也 是壹樣，博客、論壇、門戶網站新聞等等，盡在「老大哥」掌控之下。

最後舉個例子。汶川地震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次死傷慘烈的地震中，各路記者衝鋒陷陣，給人的印象是媒體都放開了報導，但根據維基解密透露的這份文件，汶川地震期間的互聯網管制也同樣嚴格。

到這裏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壹下中國政府互聯網管制的最大特點，那就是不允許大量出現與官方不壹致的觀點。這並非我的個人隨口胡掐，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就是 這麼做的，官方很早以前就這麼說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2000年8月接受美國CBS記者邁克•華萊士專訪時曾有如下對話：

華萊士：「主席先生，妳為什麼封鎖網站，包括 BBC和華盛頓郵報網站，理由何在？妳不信任人民從網上取得信息及學習嗎？」

江澤民：「我希望人們將從網上學習很多有用的事情，但無論如何，網上有時也有不健康的東西，特別是網上的色情內容，對我們的年輕人傷害很大。」

華萊士：「BBC和華盛頓郵報網站沒有色情的東西。」

江澤民：「它們被禁可能是因為有些政治消息的報導，我們需要有所選擇，我們希望儘可能地限制對中國發展無用的信息。」

江澤民和華萊士北戴河訪談
根據我查到的資料，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就網路審查公開表態。「限制對中國發展無用的信息」這個表述很抽象，實際的情況是，哪些信息對中國的發展無用其 實全憑上頭壹句話。後面的案例我們將看到中國的網路管制基本都是人治，和法制很難掛上邊。原中宣部副秘書長李偉的那句話「我反對什麼我就封什麼」，這和江 總書記其實是壹個意思，只是李偉說得更直接壹些。

7.網路屏蔽案例分析
這篇文章之所以不遺餘力講案例，乃是因為如果事情不說具體，我們就無從辨別中國網路審查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也就無法對谷歌和中國政府的爭執給予基本的判斷。

總的來說，從江澤民、胡錦濤到今天的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沒有壹點放鬆的跡象。前面的《六四天安門》紀錄片就是壹例， 只要這個片子還出現在YouTube裏面，YouTube在中國大陸就別想正常訪問。同理也適用於Facebook和Twitter，只要中國政府不滿的 內容在上面傳播，這些社交網站就別想在中國運行。

讓我們來看最近的幾個案例。2014年10月21日，中國政府突然封殺了方舟子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壹夜之間方舟子就從（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消失 了。中國政府這次封殺方舟子，和以前封殺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等人的手法壹樣，既不通知也不審判，而是偷偷幹掉，全國整齊 划壹，行動非常迅速。

方舟子突然被屏蔽，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他批評了壹個名叫周小平的「網路作家」。周小平先寫了壹篇文章《夢碎美利堅》，列舉了美國的種種不是。這篇文 章有諸多硬傷，有些證據純屬捏造。曾在美國讀博的方舟子看不下去了，於是專門撰寫了壹篇長文《「網路作家」夢遊美利堅》，指出周小平的諸多錯誤。

文人之間的論戰我們見得多了，為什麼這次國家機器要參与其中呢？其原因就在方舟子被封殺的前幾天，2014年10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邀請了72位文藝界名人參加，周小平和花千芳作為網路作家的代表參加了座談。座談會結束時，習 主席還走到他們面前親切地說：「希望妳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周小平是中國官方樹立的網路文藝典範。方舟子不知好歹，撰文批評官方作家，結果立馬被縫嘴。這次還不是簡單刪帖，而是全面銷號。除了抓人，這應該是最嚴厲的互聯網內容管理手段了。

方舟子被徹底屏蔽，說明了中國政府互聯網管理的壹大特點，那就是發表文章可以，但是觀點不得與官方有異，更不得廣泛傳播。用宣傳部門的語言，那就是全國上下都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壹致」，否則刪妳沒商量。

最新的案例還有紀錄片《穹頂之下》。這幾年中國霧霾圍城， 民眾頗有怨言。2015年2月28日，有個叫柴靜的小妹上傳了壹個她自己拍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講述她本人對霧霾的看法。這個片子創下了全國紀錄，壹周 之內點擊播放超過壹億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從2015年3月7日晚上開始，全國所有的視頻網站統壹下架了《穹頂之下》，現在中國人要看這個片子只能翻牆 去國外網站。

和往常壹樣，中國政府對此保持沉默。我個人估計，《穹頂之下》提起了公眾對霧霾的重視，這本是壹件好事，但該片被廣泛傳播之後，公眾自然會追究霧霾圍城的 原因，其中之壹就是政府管理不力。中國政府最怕自己被廣泛質疑，因為這有可能動搖其執政的基礎。《穹頂之下》被封殺還說明了壹件事： 對這個政府來說，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當然，也不是說在中國大陸就不允許批評政府。在飯桌上私下侃侃可以，在公眾場合就要注意了，藉助網路廣泛傳播更是被嚴格禁止，相關言論會立馬被掐斷和查封，相關人士會遭到各種處理和封殺。近期案例請搜關鍵詞「畢福劍」以及「德國雷克」。

有壹點要說明，無論互聯網怎麼嚴格監管，還是能搜到壹些批評政府的言論，有的尺度還相當大。原因之壹是因為互聯網的內容浩如煙海，縱有百億維穩資金也不可 能每壹頁都人工審查，只能挑重要的來，先管好門戶網站、大型論壇和主流社交工具，比如博客、微博和微信。單就微博來說，重點管好那些上萬粉絲的大V即可， 至於那些沒幾個粉絲的普通賬號，隨便他們發表什麼言論好了，起不了什麼風波。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妳在微博小戶上（以及互聯網上）能找到壹些尖銳的言論，但是 在大V微博里卻找不到。

小賬戶和微博大V的社會影響力完全不是壹個檔次的。有些文章在微博小號上存在得好好的，壹經大V轉發就立馬被屏蔽。舉個例子，鄙人的文章《和大學生朋友們談談我對毛主席的個人看法》在我的微博上幾年都 沒事。2015年1月11日，擁有三千萬粉絲的任志強將此文轉到他微博上，不到兩小時就有三千多次轉發，然後立馬被屏蔽。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對平頭百姓的言論就完全放任自流。我本人的其他文章也經常被屏蔽，《蛋炒飯與白眼狼-老楊再談朝鮮戰爭》、《老楊再談徐純合之 死》等等，這些文章無論是在微博還是微信都發不出去。有時換掉某些敏感詞發出去了，第二天人工審核照例刪除。這些文章 都是鄙人原創，既不涉毒也不涉黃，壹句罵人的話也沒有，被刪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鄙人的觀點與官方有異。

對谷歌來說，互聯網（內容和搜索）審查要和中國政府保持100%壹致確實勉為其難。《谷歌透明度報告》有壹句話，說明了為啥谷歌對政府的屏蔽要求有時不予 執行：「···某些要求可能不夠明確，我們會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有時我們不遵從相關要求是因為這些要求不是通過適當渠道提出的。要求必須以書面形式提 出，不能是口頭說明。有時政府機構提供的書面信函效力不足，必須另行申請法院命令。」

谷歌這種死腦筋，凡事都要搞得那麽正規，刪除的要求必須是書面通知，不行還得走法律程序，這和中國政府的做事方式完全對不上號。後文的案例我們將會看到， 令計劃的兒子開法拉利玩雙飛死了，官方第二天就禁止搜索法拉利系列詞彙，沒有哪個法院有如此高效的判決，這隻能緊急電話通知。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谷 歌在中國水土不服，與中國政府衝突不斷，最後徹底翻臉，應該可以理解吧。

8.分歧何在：審查的方式
為什麼谷歌死在中國，上面我們討論了第壹點原因，審查的內容有分歧。但還有壹點更重要：審查的方式有分歧：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審查多是秘密進行，而谷歌傾向於公開和透明。

2014年10月，有記者問為什麼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被屏蔽？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按慣例答道：中國政府依法對互聯網進行管理。雖然依法管理這個詞時 常被中國政府官員掛在嘴邊，但實際情況是，無論是屏蔽網站還是劃定敏感詞亦或刪除文章，沒有壹個是依據法庭的判決。

就我所查閱的資料，互聯網審查在世界多數國家是壹個法律問題，刪除或屏蔽在歐美多以法院的判決為準，而中國大陸的互聯網審查從來沒有法院什麼事，它們是各級政府（和黨委）自行決定，以上級指示甚至口頭通知的形式下達，黑箱操作，不予解釋。

這就是中國網路審查方式的最大特點：秘密審查，秘密執行。公眾無從知曉審查的程序和依據，官方也從不發布任何公告。小的案例就不說了，就谷歌系列產品來 說，上億人在使用谷歌的商店、搜索、地圖和各種服務，屏蔽谷歌這麼大的事，即便不審判也不新聞聯播，起碼也該在報上登個啟事吧？中國政府偷偷幹掉谷歌，此 種行為就好像半夜把橋炸了卻不在橋頭立個牌子，相當缺德。

中國的敏感詞過濾，其官方說法是「特殊字元限制」，民間則有各種說辭。以微軟的Bing為例，它的搜索頁面最下方有時候會出現壹行小字：「為回應符合本地 法律要求的通知，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這壹行小字就是微軟的Bing搜索（以及百度、搜狗、好搜和以前的谷歌在內的所有在中國做生意的搜索引擎）活下 來的秘訣。我很想看看這些通知的實例，但是挖遍互聯網也沒找到壹個。它們全都是國家機密？

微軟公司對這行字是這麼解釋的：「如果政府機構要求刪除顯示的搜索結果與我們聯繫，我們需要政府機構提供適用法律和權利的證明，以及官方的刪除要求申請。。。那麽我們可以履行刪除申請。如果要求我們必須實施申請，我們將有限地實施申請。」

微軟說得很委婉，「有限地實施申請」？哪位能舉個例子說說它什麼時候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刪除要求？微軟Bing搜索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屏蔽要求，還依然能在中國運行，難道中國政府對谷歌和微軟執行了不同的標準？

9.秘密法律
請注意「為回應符合本地法律要求的通知」這句話，乍聽起來這些「通知」都是法律的產物。但必須提醒壹下，法律有壹個重要特徵：必須公開。

公開性是法律的天然屬性，它有兩個含義，壹是法律條文不得保密（這是廢話），第二，法律程序應該公開。即便少數時候可以秘密審判，但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秘密宣判（ 以及秘密執行）。

如果按照官方的說法，互聯網屏蔽和敏感詞過濾是依法管理，則那些「通知」可以看作是簡易審判之後的判決書，但是它們卻從來沒有公開過。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記者和公眾出席全部或部分審判，但任何判決都應公開宣布。」這也 符合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於不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應噹噹庭公布不公開的理由。所有的案件，不論是否公開審判，判決壹律公開宣告。

我們可以想象壹下，如果秘密審判，還加上秘密執行，那街頭就會有人突然消失，人間蒸發，且原因不明，這個國家就會變成壹個人人自危的恐怖國家。所以，雖然某些涉及機密的案件可以秘密審判，如周永康案，還有軍事法庭負責的谷俊山案等等，但審判的結果都必須公開。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壹個邏輯三段論：

（1）凡是符合法律的，其判決和執行必定公開；反言之，凡是秘密判決和執行的，必定不符合法律。
（2）中國互聯網審查從不公開，等同於秘密判決並秘密執行；
（3）所以，中國的互聯網審查不符合法律要求。

由此可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宣稱的「依法管理互聯網」其實是壹句謊言。現在中國互聯網管理的情況是：大多數被審查的網頁和網站都是莫名其妙突然消失，沒有 審判，沒有公告，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基本特徵。這就是為什麼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只能用「依法管理」這樣的大話來搪塞，他們從不告訴妳被屏蔽的網站具體違反了哪 壹條法律，也不告訴妳下達通知的具體是哪個機構。中國的很多事都是如此，官方不敢說具體，壹說具體全是違法的，但是官方偏偏都打著依法治國的幌子。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2016年2月26日，國家網信辦發布公告，依法關閉壹堆微博，包括@演員孫海英、@王亞軍上海、@榮劍2001、@文山娃、@紀昀、@羅亞蒙、@大鵬看天下等大V賬號。

我看到報導頓時楞住了，這公告原文是這麼寫的：「。。少數網路名人無視社會責任，濫用自身影響力，在網上多次發布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損害國家榮譽 和利益。。」網信辦判定公民違憲？這真是壹個雷人的公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明文規定了由全國人大負責解釋憲法並監督憲法的實施。除全 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之外，任何人或機構都無權解釋違憲事件。網信辦判決公民違憲，我真是被雷到了。誰才是真正的違憲？憲法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必 須嚴肅對待。在今天的地球上，由國務院（行政院）下屬的壹個辦公室來判決和公告違憲案件，恐怕除了中國別無二家。

話說回來，這次網信辦敢於站出來公告，這本身是壹個進步。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行動都是秘而不宣的，與暗殺類似。

10.審查與暗殺
關於與暗殺類似的中國互聯網秘密審查，我在這裏補充壹個最新案例。這是我本人的親身經歷。

2016年7月18日晚我發了壹條微博，沒有壹個字，只是分享壹張圖片，然而此微博半小時之後就被管理員禁止轉發（隨後被刪）。接著我就被禁言，無法發布、回帖和互粉。 到7月20日晚，我的微博依然無法使用，於是我發了壹條微信朋友圈，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我的微博已被禁言，不能發布、回復和互粉。新浪稱我違反了微博社區規則。鄙人正在和新浪小秘書交涉，爭取早日恢復正常。我仔細翻看，可能是因為壹張圖片。這張圖是我發的最後壹條微博。此圖如此敏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這條朋友圈並附上了這張圖片。奇怪的是，發出兩個小時之後，沒有壹個贊也沒有任何留言。經過和幾位微信好友截圖溝通，確認我這條朋友圈已被管理員屏蔽，只有我自己能看到，朋友們都看不到。

經過朋友們的反覆驗證，我們最後確認：不論是微信還是微博，只要內容包含有這張圖片，或者包含有「炎黃春秋停刊」這幾個字，均會被屏蔽或刪除。

對「炎黃春秋」事件的消息管制我感覺是空前絕後的嚴厲（可能不會絕後吧）。著名雜誌被迫停刊，同行理應唇亡齒寒，但中國所有的媒體都對此事保持沉默，沒有 任何報導。微博和微信等個人社交工具也被嚴格審查，連圖片識別技術都用上了，發布消息者壹律屏蔽、銷號或禁言。除了抓人，這應該是最嚴厲的 互聯網內容管控手段了。

意料之中的，針對炎黃春秋停刊事件，中國政府也對搜索引擎進行了嚴格管制。

2016年7月21日谷歌搜索「炎黃春秋停刊」

谷歌搜索有129,000條結果。不難看到，雖然國內鴉雀無聲，但《炎黃春秋》停刊事件在海外中文媒體上都炸了鍋了。

相比谷歌的十幾萬條結果，百度搜索總共只有18個結果，而且沒有壹個和該雜誌停刊有關係。由此可見，為了集團的利益，中宣部開足了馬力，在內容管制方面連個人通訊工具都不放過，搜索引擎也被徹底管死。

某雜誌停刊發壹個公告，並不是什麼大事，為什麼政府此次如臨大敵呢？鄙人愚見，原因有二。壹是《炎黃春秋》這本雜誌有點特殊。創刊25年以來，這本雜誌壹 直被視為中國共產黨內部改革派最重要的理論陣地，訂戶近二十萬，有全國性影響。該刊曾發文深挖中共歷史上的錯誤，也曾連續發文肯定前總理趙紫陽的貢獻。該 雜誌的前副社長楊繼繩還出版有《墓碑》壹書，對1959–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的事件進行了詳細報道和深入論證（這本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隨即被大 陸官方列為禁書）。2015年，楊繼繩還發表了壹封《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公開信》，公開挑戰 政府的圖書和期刊出版管理「十五條」。可以這麼說，炎黃春秋這個攤子對當權派來說如鯁在喉，須除之而後快。

《炎黃春秋》當然也不是吃乾飯的，它的法人代表杜導正是全國人大代表、前《光明日報》總編，並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老壹輩革命家習仲勛曾經給炎黃春秋題有 八個大字：炎黃春秋，辦得不錯。雖然如此，這本雜誌還是被迫停刊了。由此看來，在激烈的黨內路線鬥爭之後，保守派已經全面獲勝。他們並可藉此警告全國媒 體：若敢再不聽指揮，胡言亂語，尚方寶劍也保不了妳。

第二，雜誌突然宣布被迫停刊，這種方式相當慘烈。海外媒體對此的評論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對於政府最後採取強行進入的流氓手段，亦有媒體形容為「圖窮 匕見」。《炎黃春秋》是7月17日宣布停刊的，7月19日，杜導正接受海外媒體電話採訪時說：「我抗議，我憤怒。。。我作為壹個老幹部、老共產黨員，實在 覺得沒有辦法理喻。這麼像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難道我們共產黨又開始搞文化大革命了嗎？」

杜導正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我正在辦公室里就來了造反派，宣布妳是走資派，妳是反革命，妳的權已經被我們奪了，請妳離開這個地方。。。整個報社被他們佔領了。這次給我的感覺有點那個味道。」

鄙人觀點，杜導正接受採訪說話還是很克制的。按文化大革命那搞法，人家紅衛兵佔領報社，那是明火執仗。這次炎黃春秋雜誌社被強行佔領，隨後嚴格封鎖消息，性質當屬暗殺。所謂暗殺，就是說我幹掉妳，但我不讓人知道。 使用暗殺手段，本身就說明了他們的行動是非法的，見不得人。

暗殺作為壹種非正常手段，不到萬不得已誰也不會出此下策。原因很簡單，壹旦敗露，可能滿盤皆輸。古今中外這種案例很多。近的來說，1946年7月聞壹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沒多久國民黨 在大陸就樹倒猢猻散，教訓實屬深刻。這次炎黃春秋之死，它所傳遞的信息是：與官方不壹致的觀點不得廣泛傳播，無論是互聯網出版還是印刷出版。

11.義大利汽車和巴拿馬香蕉
2014年10月30日，在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朝日電視台記者問：西方壹些網站比如說Facebook在中國無法訪問，請問中國為什麼要關閉這些網 站？中宣部副部長魯煒回答說：「我沒有用過這些網站，我不知道是不是被關閉，但是我想這樣的情況肯定是存在的。我想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管理都是按照中國的 法律進行，我們的壹切措施都是為了維護中國的互聯網安全和中國消費者的權益。」

魯瑋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後文的案例諸位將會明白，中國政府強力屏蔽國外著名網站，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小集團和「老幹部」們的利益，而國家聲譽以及人民的利益，以及屏蔽的手段是否合法，他們暫時顧不著。

中國的互聯網屏蔽，有時候是某個「老幹部」當天出事，馬上就屏蔽，十萬火急，立即執行。學法律的同學都知道，任何事若要走法律程序，其過程是冗長的，審判 和上訴長達幾個月是常事。這也決定了中國的互聯網屏蔽不太可能走法律程序。本文附件有篇文章，《審查機器，了解壹個真實的中國互聯網》，裏面敘述了作者作 為網站負責人的時候，半夜接到河北省新聞辦的電話，要求立即刪除某網頁。這種夜半雞叫似的口頭通知緊急行動，我不少網管朋友都有類似經歷。此類行動經常發 生，比較著名的壹次是2012年3月的法拉利事件。
義大利出產壹種很貴的汽車名叫法拉利，它動不動就是四五百萬壹輛，這註定了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窮人只能看圖意淫。2012年3月19日，很多中國網友突然發現無法搜索「法拉利」相關詞彙。大家都很詫異。直到前國家領導人之壹的令計劃落馬，大家才明白出了什麼事。

2012年3月18日凌晨4點，北京市北四環保福寺橋發生了壹起車毀人亡的重大事故，壹輛黑色法拉利跑車猛撞圍牆，駕駛員當場身亡，車身基本解體並甩出了兩個「衣衫不整」的女子，壹死壹重傷，據說壹個半裸，壹個全裸。

天價名車，死傷慘烈，壹男二女，還衣衫不整，這當然是新聞的好材料。第二天北京晚報、新京報等多家媒體都有報導，網路和社交媒體上也開始瘋傳，車上那兩個 女生是中央民族大學的，其中壹個還是活佛的女兒。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這壹切戛然而止，網路上有關此次事故的帖子全被刪除，網站的新聞報道被撤稿，百度搜索 屏蔽了「法拉利事件」，新浪微博也同時屏蔽了「法拉利」和「中央民族大學」等多個關鍵詞。這就是典型的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時進行。

兩年多之後，2014年12月，隨著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被隔離審查，法拉利事件又重新可以搜索了。現在大家都知道，那輛黑色法拉利的駕駛員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

24歲的令谷是北京大學在讀研究生，他這輛價值超過五百萬元的法拉利跑車從何而來呢？這事要追溯開來，令計劃當然會受牽連。所以，令計劃在車禍當晚即動用 了中央警衛局封鎖事故現場，第二天又利用職權禁止媒體報導，並指示有關部門對互聯網進行全面屏蔽，包括「法拉利」在內的諸多詞彙立即變成了敏感詞。
黨的高級幹部壹個電話就能號令全國媒體和互聯網，禁止訪問和搜索，這難道就是外交部發言人聲稱的「依法管理互聯網」？這難道就是中宣部副部長魯煒所說的「維護中國的互聯網安全和中國消費者的權益」？

下面我們來看壹個新案例。2016年4月6日，有中國網友又驚訝地發現，巴拿馬系列詞彙突然無法搜索。巴拿馬是個彈丸小國，除了運河，它唯壹拿得出手的東 西就是香蕉了。這麼壹個小不點國家被中國的互聯網管理當局重點關照，這都怪2016年4月3日突然被外國媒體曝光的巴拿馬系列文件。

巴拿馬的實體經濟基本只有香蕉，但這個國家還有壹個撒手鐧名震全球，那就是離岸金融服務。它是全球著名的避稅天堂，全球很多富人和大公司都慕名 來這裏開戶，因為巴拿馬對個人存款和公司資料嚴格保密。

這些富人和大公司本來以為錢在巴拿馬就高枕無憂了，沒想到天有不測風雲。有壹個匿名者向國際調查記者同盟以及數家西方媒體爆料，他提供了2.6TB的數 據，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壹家名叫 摩薩克馮塞卡（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馬律師事務所的電腦資料。這家事務所專門協助顧客開辦空殼公司，通過離岸空殼公司轉移資金。其顧客名單有數萬人，其中有俄羅斯總統 普京的密友、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父親、冰島總理夫婦等等，還有中國的幾位現任和前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人和朋友。

2016年4月5日，在中國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追問對巴拿馬文件有何看法，發言人洪磊說，「對於這種捕風捉影的東西，我們不作評論」。當天的環球時報還發表評論，題目是《偷或編「巴拿馬文件」者絕非等閑之輩》，指責西方媒體壹貫抹黑中國。

本來這事可能就這麼過去了，沒想到4月5日晚上風雲突變，冰島總理因為涉嫌隱匿海外資產，突然宣布辭職。這明擺著就是說那些巴拿馬文件基本屬實 嘛。環球時報當場被打臉，那篇評論立馬撤櫃。中國互聯網管理當局也緊急行動起來，就像2012年屏蔽法拉利壹樣，巴拿馬系列詞彙從2016年4月6日開始 無法搜索。新浪微博更是奇葩，連「冰島總理辭職」都無法搜索。

按照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說法，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包括內容刪除和搜索過濾）都是依法管理，那麽哪位同學能告訴我，法拉利和巴拿馬系列詞彙的屏蔽是根據哪壹條法律？

事實很明顯，為了壹己私利，有高級公務員（老幹部）在利用職權屏蔽互聯網，屏蔽和自己有關的負面事件。假如谷歌的簡體中文搜索現在還在中國運轉的話，按照谷歌公司的慣常做法，緊急屏蔽「法拉利事件」和「巴拿馬文件」顯然是其不能接受的。

12.誰是「老幹部」？
談到這裏我們回頭來看看原中宣部副秘書長李偉的那段話，他強調了中國互聯網審查的兩個原則：「。。壹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麼，我就封什麼，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二是要向老幹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本，我們在維護聲譽。」

哪些人是李偉所謂的「老幹部」呢？令計劃當然是其中壹個，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等顯然都在其列。有人說中國的腐敗問題，根子就在主席台的前三排，這話壹點也不誇張，在互聯網管理方面尤其如此，因為只有主席台就座的高級官員才有屏蔽互聯網的權力。

現在的問題是，像令計劃和周永康這樣利用職權屏蔽互聯網的「老幹部」們到底有多少？按照中紀委和監察部的說法，貪贓枉法的官員是少數，但我個人認為應該佔大多數，尤以高級官員為甚。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曾說過，中國的腐敗問題已經嚴重到了要亡黨亡國的程度。

人性本惡，要論貪污腐敗，共產黨人比起壹般人壹點都不差，由共產黨人執掌的中國政府貪腐程度在地球上名列前茅。根據透明國際公布的「2014年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丹麥是全球最清廉的國家（得分92分，總分100），而中國排在第100位，得分為36分，離及格都還差好遠。

對於這樣壹個糟糕的排名，中國政府不予承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14年12月3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反腐敗工作取得的明顯成效，自有人民群眾的公正客觀的評價，不會以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為標準。

中國政府天天喊反腐，但從不承認出現結構性腐敗，如果有誰膽敢說中國出現大面積腐敗，政府就會讓它閉嘴。到今天（2016年4月12日），透明國際的網站 http://www.transparency.org 在中國大陸依然不可訪問。

這個世界上沒有神仙，每個人都會有缺點，都會做錯事，無論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高級公務員，亦或黨和國家領導人。但中國的政治舞台卻有大批完全沒有負面新聞 的神仙。在中國，縣處級幹部還有可能在網上搜出壹些負面新聞，廳級幹部壹般就沒啥負面消息，副省級或者候補中央委員級別以上的就更不用說了，個個都高大完 美。這種情況很不正常。京東的老闆劉強東在2015博鰲亞洲論壇上曾說：「如果壹個人在網上壹點負面沒有的話，他壹定是騙子。」

在蘇榮、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查處之前，他們都和令計劃壹樣，互聯網上找不到他們的負面消息。雖然他們壹貫貪贓枉法，生活糜爛，但是他們在檯面上的形象永遠高大光輝，沒有任何缺點。

毫無疑問，中國官方屏蔽了「老幹部」們的負面新聞。國內的網路媒體不敢抗命，但國外的網站中國政府鞭長莫及，唯壹能做的就是屏蔽這些網站。這種屏蔽當然只 能秘密執行，否則老幹部們的臉往哪擱？這類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紐約時報》被屏蔽就是因為刊登了壹篇報導，分析了中國前總理的家產。因為篇幅這裏就不細說 了，請諸位自己搜索David Barboza和2013年度普利策新聞獎。關於紐約時報事件，我將有另外壹篇文章詳談。

壹個人是不可能有效地自己監督自己的，壹個政黨或政府也是如此，所以新聞媒體的監督是壹個清廉政府的必要條件。中國政府的做法則正好與此相反，誰敢報導政府高級官員的負面新聞就屏蔽誰。缺少了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有效監督，中國的「老幹部」得以為所欲為 。

前文說過，互聯網上有些內容是人類公敵，如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制毒販毒等等，中國政府公開屏蔽這些網站的細節不會有問題，但因為有令計劃這樣 的「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中夾帶私貨，屏蔽自己的醜聞，使得中國的的互聯網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沒有任何機構敢站出來公布被屏蔽的網站名單或者被過濾 的敏感詞彙表。

為了維護少數「老幹部」們的利益，中國政府採用黑箱操作的手段進行互聯網管制，這種行為損害了法律的名聲，干擾了人民的生活，阻斷了信息傳播，損害了企業的生產，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聲譽。
壹個政府管理互聯網，出發點不是國計民生，而是維護「老幹部們」的聲譽。他們利用職權控制互聯網輿論，禁止報導他們的醜聞，對搜索引擎進行敏感詞過濾，並屏蔽相關國外網站。至於這麼做對老百姓的生活以及企業的經營有啥衝擊，都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不僅如此，他們還動用司法權嚴厲打擊有不敬言辭的老百姓，有時就連私下說說也不行。2011年5月，重慶涪陵區林業局職工方洪被判處壹年勞教，只是因為他發了壹條微博說李庄案是壹坨屎，暗諷了王立軍和薄熙來。

這種情況在很多西方國家是完全相反的。在日本，很多網站和報紙專門以曝光各級官僚來吸引眼球，如果妳能搞到首相的獨家醜聞，該報就可能發財。在英國，媒體 為了搞材料甚至對國會議員進行釣魚採訪。在美國，妳可以隨意罵總統或任何官員（除了不能以死亡威脅）。並且，妳罵的官員級別越高，言辭的自由度反而更大。

舉個例子，2009年2月，《紐約郵報》刊登漫畫，以黑猩猩暗諷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白宮最後也只是譴責它搞種族歧視，該報並沒有受到屏蔽或者停業整頓之 類的處理。我們都知道，如果罵某普通美國黑人為黑猩猩，很可能會被告上法庭，賠得傾家蕩產，還可能坐牢，因為種族歧視在美國是嚴重違法行為。

谷歌作為壹家典型的西方公司，它可能認為監督政府官員，尤其是監督政府高級官員，是新聞界、企業界乃至任何公民的基本職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地球通用原則，它哪裡知道中國政府不吃這壹套呢。

13.不作惡
2014年9月，在退出中國近5年之後，前谷歌CEO施密特（Eric Schmidt）出版了壹本書《How Google Works》，其中壹章回顧了谷歌撤出中國那幾天的決策過程。

施密特是谷歌最初進入中國的推動者，但谷歌的創始人之壹布林（Sergey Brin）並不贊成公司進入中國。作為前蘇聯的移民，他壹向反感共產主義集權國家。但是谷歌的另壹位創始人佩奇（Larry Page）當時站在施密特壹邊，於是谷歌就開始拓展中國業務，並於2006年正式運行Google.cn。

谷歌同意遵守中國大陸的搜索審查，後來卻發現許多要過濾的內容不知違反了什麼具體法規，比如線上爆出來的壹些名詞，說央視大樓像大褲衩，谷歌就得對大褲衩的搜索結果進行過濾。

2009年12月，谷歌發現遭到不壹樣的黑客攻擊。這批黑客除了想獲取谷歌內網代碼，還試圖檢查某些Gmail郵箱（這些用戶主要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 者）。佩奇以前站在施密特這邊，但此次黑客事件讓佩奇覺得這是「作惡」，於是轉而站在布林壹邊。施密特雖然堅持留在中國有益，但面對兩大創始人的反對，他 無能無力。

到2010年1月10日下午四點，谷歌對黑客攻擊的技術分析出來了，確認其來自中國無誤，旋即開始討論應對措施（包括是否撤出中國）。在谷歌總部，很多人都站在布林和佩奇壹邊。施密特最後建議投票表決。

當晚9點的投票結果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谷歌發表正式文告《A New Approach to China》。公布之後，谷歌的北京辦公室接到了好幾個中國官方的電話，問谷歌這個公告是不是開玩笑，沒有其他公司這樣做過，他們要離開也是悄悄的。

谷歌是商業公司，但這個公司也不完全金錢至上，它有壹條著名的「不作惡」原則，源自該公司兩位聯合創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開募股時發表的壹封信，後來被稱為《不作惡宣言》：

「不要作惡。我們堅信，作為壹個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我們放棄壹些短期收益，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會得到更好的回饋。」（原文是：Don』t be evil.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 by 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 short term gains）

所以，谷歌最後決定放棄在中國的業務，損失每年幾十億的收入，並且在今後很長壹段時間都無法重返中國市場（只要中國現政府還在台），部分應該源自其「不作惡」的公司文化。

14.真的不作惡？
谷歌的不作惡原則多年來被各方稱讚，2010年初與中國政府公開翻臉更是被很多西方媒體讚揚。然而2013年6月，壹個名叫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29歲美國程序員差點讓谷歌等多家著名公司陰溝裡翻船。

根據斯諾登提供的情報，2013年6月6日，英國《衛報》曝光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壹個代號為「稜鏡（PRISM）」的監視項目。《衛報》文章的標題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稜鏡項目監控谷歌、蘋果等公司的用戶數據（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第二天，美國《華盛頓郵報》也刊登了爆料文章，標題是：U.S., British intelligence mining data from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in broad secret program.

斯諾登此人高中未曾畢業，服過短期兵役，後來為多家美國情報機構工作。他提供的機密文件表明，數百家美國公司參与了稜鏡項目，其中包括谷歌、雅虎、微軟和 蘋果等知名公司。通過該項目，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可以獲取這些公司的用戶數據，分析音頻、視頻、照片、電郵、文件和連接日誌等信息，跟蹤用戶的壹舉 壹動。

稜鏡項目不但跟蹤普通人的電話和網路信息，還跟蹤著名人物，包括外國領導人，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歐盟各國領導人大發雷霆，指責美國人背信棄義，連盟友都不放過。壹個小小程序員讓美國陷入了壹場外交危機。

稜鏡項目的前身是小布希總統在911事件后批准的恐怖分子監聽計劃（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奧巴馬總統將其發揚光大。稜鏡項目正式開始於2007年，參加該項目的大公司和加入時間如下：微軟（2007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年）、Facebook（2009年）、Paltalk（2009年）、YouTube（2010年）、Skype（2011年）、 美國在線（2011年）以及蘋果公司（2012年）。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社交網推特Twitter不在此列。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2013年6月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講話辯護說：「妳不能在擁有100%安全的情況下還擁有100%隱私和100%便利。」奧巴 馬說得不錯，但他沒法舉證稜鏡計劃到底幫美國抓到了多少恐怖子。美國人民失去了隱私，但是按美國現在的情況，反恐形勢依然嚴峻。

斯諾登到底是叛徒還是英雄，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如果妳認為個人隱私重要，那他就是英雄。如果妳認為反恐重要，那他就是叛徒。稜鏡曝光的反響這麼大，我個人 覺得很驚訝。美國監視德國和中國，中國和法國也在監視美國，世界大國都在互相監聽，此事自古如此。這點事還互相指責，某些政客顯得太矯情。情報機構對個人 和公司進行監視，這本來就是他們的工作。

我個人覺得斯諾登最大的功勞並不是曝光了情報機構的工作，而是揭露了美國法律體系的壹個秘密，那就是外國情報監視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簡稱FISC）。

FISC其實也不算秘密，至少在表面上它是公開以及合法的。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外國情報監視法》，FISC正是根據這個法律而成立的。該法案要 求美國情報機構實施監控之前，必須先向FISC提交申請。但實際執行的情況是，從1979年到2004年，FISC批准了18761次監控授權，只拒絕了 5次。FISC實際上變成了壹個橡皮圖章，美國情報機構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想監聽誰就監聽誰。尤其要指出的是，FISC是獨立運行的，美國最高法院管不了 它。這簡直就是法外之法。

意料之中的，被斯諾登點名的各大網路公司都說自己冤枉。雅虎公司發表文告說，雅虎本來不想與美國政府合作，但是美國情報機構採取威脅手段，說若不合作將被 FISC判罰，罰款可能高達每天25萬美元。雅虎只得服從。谷歌公司首席法律顧問德拉蒙德也立馬發表公開信，強調沒有任何政府部門能直接訪問谷歌的伺服器，並且對美國政府的要求谷歌也不是每次都照辦。

按照谷歌公司每半年發布壹次的《透明度報告》，情況確實如此。美國政府2012年下半年共向谷歌提出了8438次數據要求，涉及賬戶14791個，88%的要求被執行了，無論是請求數和執行數都排名第壹。中國政府的請求數為0，原因就不必說了吧？

有不少中國憤怒青年上網罵谷歌，說谷歌公司高調拒絕與中國政府合作，但它轉身就與美國政府合作，執行雙重標準，又當婊子又立牌坊。網路作家周小平就是中國憤怒青年的代表人物，他有壹篇名為《請不要辜負了今天這壹切》的文章，這裏摘抄壹段：

「再沒有任何國家比今天的中國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國的網上大部分聲音都是在惡罵中國，卻還說中國輿論不自由，美國才自由。可是妳難道不知道斯諾 登因為在網上曝光美國通過google監控全球用戶的消息就被通緝了嗎？妳難道不知道維基網的阿桑奇因為曝光了壹些美國的內幕消息就也通緝了嗎？妳是否還 記得當年google公司在中國到處宣傳自己「不作惡」時，那些信以為真的天真糊塗蛋們表現出來的激動勁兒？可現實是根據解密資料顯示：google不僅 縱容賣假藥的詐騙信息泛濫，而且還安裝有後門監控中國網民的網路賬戶密碼以及信用卡信息。」

周小平這段文字相當雷人。指責谷歌賣假藥？要說縱容賣假藥，地球上的網路公司有誰比得過百度？周小平對谷歌撤出中國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前面我們分析了壹 萬多字，谷歌和中國政府翻臉主要是因為互聯網審查等問題爭執不下，包括網站屏蔽、搜索過濾以及敏感詞審查等等。而谷歌與美國政府合作主要是提供用戶數據以 供反恐之用。這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假如谷歌屏蔽了與美國政府立場不壹致的紀錄片，比如《華氏911》；又或者谷歌屏蔽了美國總統或參議員的醜聞，就像 中國政府屏蔽令計劃+法拉利那樣的，才能證明谷歌當婊子又立牌坊。稜鏡計劃的內容顯然不能證明這壹點。

實際上，以反恐為由，中國政府對個人隱私的侵犯比美國政府還要厲害。2015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第十八條原文如下：「電信業務 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應當為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進行防範、調查恐怖活動提供技術介面和解密等技術支持和協助。」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壹條的重大意義，它實際上直接授權公安機關以反恐的名義進入任何電信和網路公司的主機，而且不需經過法庭的批准，其潛台詞就是說：政府 的每壹項監視和審查決定都是正確的。美國政府好歹還有FISC特別法庭這塊遮羞布，而中國政府現在是直接裸奔。也許有人要說，中國公安幾十年來不都是這麼 做的嗎？確實是這樣。但現在強調依法治國，所以就專門制訂了《反恐怖主義法》。妳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15，谷歌產品封鎖情況分析
根據谷歌透明度報告，到2016年3月，地球上還有四個國家屏蔽谷歌服務，它們是：伊朗、剛果（布）、塔吉克斯坦斯坦和中國大陸。我不知道為啥北朝鮮不在其中，可能谷歌認為北朝鮮沒有互聯網。

在封鎖谷歌的程度上，中國排名世界第壹，幾乎所有的谷歌產品和服務都不可用（除了谷歌翻譯和網頁版谷歌地圖）。同時封鎖谷歌搜索、YouTube和Gmail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壹個，那就是中國。

為什麼要全面封鎖谷歌，中國政府並沒有給出答案，下面我分產品談談個人觀點。

A，谷歌搜索。這個不用多說了，前面我們已經花了壹萬多字來討論這個問題。谷歌搜索被封鎖主要是兩點原因，壹是審查的內容談不攏，二是審查的方式谷歌無法接受。

B，谷歌學術，也就是Google Scholar。谷歌學術是全球科研成果集中營，也是科研人員和大學師生查資料寫論文的必備工具。很多人不明白為啥壹個為學術研究服務的工具會被封鎖，我 認為這和谷歌搜索被封鎖的原因幾乎是壹樣的。學術界也有很多話題涉及政治。只要是涉及政治的選題，就可能出現與中國政府立場不壹致的內容，尤其是人文與社 會科學研究。

舉個例子，現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王友琴博士，她長期從事文化大革命研究，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難者》壹書，這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博士還是「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的創辦人，而這個網站早在2002年3月就被中國政府屏蔽。

根據《中國出版審查壹百條明細》第18條，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選題是必須審查備案的。王友琴在美國從事的研究工作顯然沒有在中國官方備案。

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鄧小平同志曾有「宜粗不宜細」的重要指示。文革冤死了很多人，至少數百萬，這壹點大家都承認，但官方不允許過於詳細的研究（具體到人 的民間悼念也不被允許，即便是網上悼念也不行）。王友琴的研究具體到人，還有被害的詳細時間和地點，這顯然不符合官方的指示。

學術研究被屏蔽的情況並不止於中國現代史選題。清華大學社會學郭于華教授，還有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等學者，他們的很多研究成果在中國大陸也都是被禁止傳播的。 郭于華和張千帆的微博已被銷號。

總而言之壹句話，中國政府要求學術界必須百分之百聽從官方的指示，否則相關研究成果將被屏蔽，無論網上網下。對谷歌來說，如果谷歌學術不刪除王友琴、郭于華、張千帆等人的研究成果，它就不能在中國運行。

但是，政治相關的學術研究只佔所有學術選題很小壹部分，尤其是敏感的政治選題，應該占整個學術資料的1%都不到吧？為了這1%就得屏蔽剩下的99%？這不是把全國的研究人員都坑了嗎？那些物理、化學、醫學、計算機等等研究人員，都跟著壹起抓瞎？

情況確實是如此，中國政府在政治方向上有潔癖，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壹個。至於封殺谷歌學術對中國科研的影響，那遠沒有政治方向重要。

C，谷歌郵箱Gmail。郵箱業務是2010年初中國政府和谷歌翻臉的導火索。中國政府要檢查某些異見人士的郵箱，但是谷歌不肯，於是中國政府組織黑客攻擊谷歌郵箱伺服器，強行檢查。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政府機構是否能隨時檢查公民的郵箱和信件，這個問題在谷歌2010年撤出中國的時候還沒有明文規定，所以谷歌和政府吵起來了。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 答案。根據2015年12月剛剛通過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反恐怖法》，所有在中國做網路生意的公司都要給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公安、國安等）留後門，官方的說 法是 「提供技術介面」。

簡而言之，在今日之中國，任何互聯網郵箱都必須無條件開放給政府部門檢查。谷歌的Gmail如果做不到這壹點，它就不能在中國大陸運行。
對不能訪問谷歌這件事來說，也確實有楞頭青採取過法律行動。2014年9月，深圳居民汪龍起訴中國聯通，理由是其寬頻、手機無法訪問Google、 Gmail等網站。此案被稱為「封鎖Google全球第壹案」。2014年9月28日，汪龍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

D，谷歌商店（Google Play）

關於谷歌商店不可訪問，我只想陳述壹個事實：中國境內所有的合法手機應用商店都很難找到翻牆軟體，包括簡體中文的中國區蘋果App Store，但香港的蘋果App store裏面各色翻牆軟體應有盡有，包括ArkVPN和網際直通車等。這些App在中國大陸都被政府和諧了。當然，不排除有個別漏網之魚，但隨著下載次數的增加，這些翻牆App隨即會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被和諧。

當妳打開谷歌商店Google Play，各種翻牆app比比皆是，很多還是免費的。如果中國人人都可以自由訪問Google Play，個個都會翻牆，那網路封鎖還有什麼意義？

E，谷歌圖書（Google Books）

谷歌圖書被封鎖的理由在我看來很簡單，它收錄了壹些未經中國大陸政府同意出版並且觀點與政府有異的書籍。

F，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視頻網，也是谷歌旗下網站（2008年10月谷歌以16.5億美元收購了YouTube）。YouTube在中國首次被封大約是在2007年中，此後時斷時續。2009年開始完全不可訪問，至今沒有解封。

YouTube被封鎖的理由在我看來也很簡單，它收錄了壹些中國大陸政府堅持應該刪除的視頻。比如上文提到的柴靜所拍《穹頂之下》、美國紀錄片《六四天安門》等等。別說大中型製作，在中國就連個人發布的視頻都管得很嚴。2014年有壹個德國小夥子雷克用手機拍了壹些個人點評視頻都被各大網站屏蔽，因為有部分涉及時政。雷克的新浪微博也已被銷號。我本人拍攝的紀錄片《老楊的川藏線》，因為對藏傳佛教說了幾句閑話，也被優酷屏蔽，最後我只得重新剪輯，弄了兩個版本。

雙版本也是很多影視公司對付中國政府審查的手段。所以，有些片子即使能在中國看到也不要高興得太早，因為中國版和原版差異甚大。2009年的某壹天，我看到書雲導演的紀錄片A Year In Tibet《西藏壹年》即將在央視播出，當時我很驚訝，因為這部片子在BBC首播的時候，它在國內被屏蔽得嚴嚴實實，我翻山越嶺好不容易才找到國外的資源。後來看了看央視播出的《西藏壹年》，果然是特製普通話版，很多我印象深刻的經典鏡頭 和解說詞都不見了。

中國政府對視頻和影視資源的管理比其他媒介都要嚴格，比如我個人很喜歡的婁燁電影《頤和園》就無法在中國大陸的視頻網站上找到。中國政府不但嚴格管理影視和視頻，甚至連影視評論也壹起管了，有段時間連著名的電影資料庫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也打不開。IMDB是英文的，它在中國基本沒有幾個人看，封這個我壹直沒想通，直到發現電影《建黨偉業》在IMDB上的壹些評論我才明白，其中有壹條評論是這麼寫的：

「Ironically, from the movie we know that before the CCP, Chinese students could protest in Tiananmen Square without being massacred, and before CCP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rights to form a party without being banned and persecuted.

When watching this so-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I believe most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would like see 「The End」 of it.」

簡單翻譯如下，「可笑的是，從這部電影里我們得知在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學生可以在天安門抗議而不會遭到屠殺；在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人有權成立政黨而不會遭到禁止和迫害。當觀看這部所謂的「建黨偉業」時，我相信大多數中國觀眾都想看到這個黨早日終結。」

IMDB現在又可以訪問了。當然，這條評論（以及很多類似評論）現在IMDB上已經找不到了。不過，IMDB好歹還留下了二十幾條評論，而在中國的電影評論網豆瓣上，《建黨偉業》是唯壹不可評論的電影，七萬多條評論都被刪光了。

本篇談的是谷歌視頻產品，聊這麼多電影貌似有點跑題，但我想通過這部電影讓大家明白中國政府對所有視頻（以及相關產品）的態度。這個態度很明確：不得出現與官方觀點不壹致的內容，也不得對黨和政府提出任何實質性質疑，否則刪帖封網。

有了這個態度，YouTube在中國被封得嚴嚴實實就是自然的了，它上面有很多中國政府不樂意見到的視頻。話說回來，這些異見視頻雖然不少，但總體來說也 不算多。到去年底為止，YouTube上總計有超過五千萬條視頻，我個人估計中國政府不滿意的視頻應該不超過五千條。我不是中宣部的，這個數字很難估計， 但頂了天也不會超過五萬條，不到YouTube視頻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壹。為了這0.1%，就得屏蔽剩下的99.9%？

很遺憾這確實是中國互聯網管理的現狀。中國政府對異見內容的態度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使壹人漏網。YouTube就是這麼死在中國的。只因為極少的政治 異見視頻，所有的影視、音樂、科技、娛樂、傳記和動物世界等等視頻資源全都看不到。作為多年的攝影發燒友，國外的器材視頻評測我現在全都看不了；作為音樂 發燒友，全球最全的鋼琴和交響樂視頻現在也都和我無緣。應該說，封鎖YouTube給我的個人工作和生活製造了很大的困擾，搞得我有時只想飆髒話。

應該要指出，對YouTube不滿的並不止中國政府。由於YouTube上的內容問題，該網站至少在全球十幾個國家曾經受到過審查，包括巴西、印尼、伊 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泰國和阿聯酋等，但絕大部分國家已經解封。在泰國，據說是有人上傳了抨擊國王的視頻，這在泰國是違法的。在壹 些伊斯蘭國家，對真主不敬的視頻也是違法的。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谷歌自己也在進行內容審查。從2009年開始，谷歌每年都發布兩次《透明度報告》，公布各國政府和法院要求屏蔽和刪除部分內容的情況。根據這個報告，2013 年下半年，世界各國政府共要求谷歌從 YouTube 中移除 2199 項內容。谷歌移除了其中的 973 項 — 其中735 項是因為違反了（當地的）法律，另外238 項是因為違反了YouTube 的社區準則。

但是在中國，我們都知道，當局的網路審查令沒有壹個是來自法院的判決，而且很多並非書面通知，他們有時會半夜打個電話要妳過濾或刪除某些內容。更重要的，這些審查命令都得100%完全執行，而且是立即執行，否則就讓妳網站關門。

那麽問題來了。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谷歌並沒有完全執行政府和法院的指令，為什麼谷歌沒有被封鎖？這些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包括落後的非洲以及絕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為什麼他們都能對谷歌求同存異，而中國做不到？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這麼想象壹下，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YouTube看視頻，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上網搜索，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地圖給汽車導航，如果政府強行屏蔽谷歌，那這界政府（某黨）可能是不想再干下壹屆了。

但是在中國，目前貌似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16.重返中國？
自打穀歌2010年退出中國以來，有關其重返中國的報導都快成月經貼了，每個月甚至每周都有新的傳聞。這些消息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谷歌雖然不滿中國的互 聯網審查制度，公開與中國政府翻臉，但它依然是留有餘地的。比如敏感詞過濾，谷歌至今沒有公布當時與中國政府吵架的到底是哪些詞彙。這應該也是給中國政府 留面子。谷歌手裡並不是完全沒有證據。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看，雖然它對谷歌壹肚子火，但也並沒有徹底成仇。有的谷歌產品比如谷歌翻譯，在中國依然可用。2014年12月，中美互聯網論壇在華盛頓 舉行，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還參觀了幾家美國高科技公司。引人注目的是，魯煒居然跑去參觀了谷歌總部。在CEO施密特的陪同下，魯 煒試乘了谷歌引以為傲的無人駕駛汽車，成為了第壹個乘坐谷歌汽車的中國官員。

由此可見，谷歌和中國政府的溝通渠道並沒有斷，它重返中國並非天方夜譚，壹切皆有可能嘛。但是，為啥谷歌重返中國這事幾年來只打雷不下雨呢？我想原因是雙方面的。

首先，谷歌並沒有很強烈的願望要重返中國。這個公司根本就不缺錢，作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之壹，它現金多得用不完，各種匪夷所思的科幻項目每年燒錢幾百億都不在乎；二是因為谷歌的獨特公司文化，它有壹點理想化，「不作惡」是其準則之壹 。

中國政府方面也同樣不著急，谷歌是否回來它都穩坐釣魚台。手中有槍，心中不慌。原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2010年4月說過這樣壹段話，「這個事情（指 Google退出中國）看似很大，其實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國的業務量並不大，涉及層面主要是部分知識階層。這些人，妳無論怎樣做，他都 會罵人，索性由他們……至於我們，再強調壹下，網路監管是壹個政治問題，是我們進行意識形態表態的程序。我們也不怕被說不自由。我們就是要表明，我們在 意識形態上，在原則上，反對這些，所以要封掉。。。這是原則和基點，是完全可以公開的。這也是同志們工作的原點，這個問題不理解，就不要從事宣傳工作。」

雖然中國政府不怕被說不自由，但情況正在起變化。2010年的時候，封鎖谷歌的還有那麽十來個國家，後來隨著越南和緬甸解封Google和 Facebook，以及2016年古巴也即將解禁等等，現在全世界封鎖谷歌國家就只剩下四個了，那三個都是無足輕重的小國。在世界大國中，除了中國，壹個 封鎖谷歌的也沒有。孤家寡人的味道應該不好受吧。 如果北朝鮮不算在內的話，會不會弄到有壹天，全世界屏蔽谷歌的國家只剩下中國壹個？

下面我們具體探討壹下谷歌重返中國的可能性。這個邏輯是：既然谷歌退出中國是因為和政府吵架，那隻要有壹方肯讓步，事情不就解決了嗎？

先看看中國政府方面是否可能改變。我個人觀點，目前中國的網路審查政策沒有任何趨向寬鬆的跡象，整體趨勢是越來越嚴，不但政治相關內容，現在連娛樂內容都管死了。

但是，目前無法改變並不代表永遠不變。想當年在台灣，壹貫獨裁的蔣經國總統突然下令解除報禁和黨禁，讓台灣走向了民主社會。當然，有人說蔣經國並不是突發 善心，而是被形勢所逼。現在中國大陸輿情兇猛，政府四處忙著刪帖禁評，形勢之險惡比當時的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搞不好也有被形勢所逼的壹天。

前蘇聯是1991年解體的，就在其壽終正寢前幾個月，它都顯得那麽強大，誰會想到只壹兩個月就突然死亡呢。前蘇聯長期採取高壓政策，嚴格管制媒體，壓制人 民的呼聲。雖然它表面看起來如同壹個堅不可摧的鋼鐵高壓鍋，但隨著內部壓力的上升，它隨時可能最後爆炸。當然，這個「隨時」可能就在下個月，也可能長達幾十年。

目前中國政府不太可能改變，但谷歌自己卻起了變局。2015年8月，谷歌宣布公司重組，成立Alphabet集團，Google變成了旗下子公司，其領導層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新的CEO。

印度裔的皮查伊是壹個務實的技術派，他上任之後，有關谷歌重返中國的傳聞明顯多了，連Google Play大陸版的截圖都放了出來，谷歌中國也開始招聘新的職員。現在的問題不是谷歌是否會重返中國，而是什麼時候，以及以什麼方式。

谷歌產品要全線重返中國，除非現在的中國政府也像1991年前蘇聯政府那樣突然死亡。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谷歌的產品是壹個壹個死在中國的，它要重返中國也只能壹個個的來。我個人觀點，谷歌搜索目前不太可能重返中國。要谷歌重新遵守中國政府無法無天的搜索審查，這等於是自己打臉。即便谷歌新任CEO皮 查伊願意，他的老闆施密特和布林也不會同意，這兩位才是公司真正的掌舵人，也是2010年初谷歌撤出中國的決策者。

如果谷歌搜索不改變，那它的其他產品比如谷歌學術、谷歌郵箱Gmail以及YouTube視頻改變的可能性也不大。我認為谷歌要重返中國，突破口應該是安卓手機應用商店Google Play。這個產品並沒有歷史包袱，2009年底谷歌準備撤出中國的時候，安卓手機系統才剛誕生壹年多，沒人想到這個滿身bug的東西幾年就席捲了全球手機市場。

谷歌現在的賺錢大戶之壹Google Play是2012年3月才正式上線的。Google Play被中國政府屏蔽，主要原因在那些翻牆app。下架科學上網app並不算什麼大事，蘋果中國的應用商店App store壹直就是這麼做的。

谷歌商店下架少數幾個手機app來換取進入中國的突破口，這是目前看來最可能的重返中國的方式。至於谷歌搜索和YouTube等傳統產品再入中國，我們還得耐心點，等待環境慢慢蛻變，或者突然爆炸。

17.四點建議

這篇文章已經拖得太長了。這裏最後總結壹下，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管制目前有以下四個特點：

A， 與官方（高層）不壹致的言論不得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
B， 從社交網路到公共媒體，全面禁止報導高級官員的負面新聞，尤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負面新聞。
C， 在管制方式上堅持秘密審查、秘密執行，不公布敏感詞，不公布刪除令，公眾無從知曉被屏蔽的網站和網頁具體違反了哪壹條法律。
D， 雖然政府壹直聲稱依法管理互聯網，但沒有壹個屏蔽令或審查令是來自法院判決，多數時候連書面通知都沒有，只有電話和口頭命令。

以上四點每壹點都與谷歌的傳統與公司文化相衝突。谷歌堅持政府的刪除申請必須是書面通知，不行還得走法律程序（起訴和上訴）。谷歌堅持自己有權駁回政府的請求，但中國政府要求網路公司無條件執行所有的審查令， 無論是內容刪除還是搜索屏蔽。

西方傳統的價值觀認為，監督政府官員，尤其是監督政府高級官員，乃是新聞界、企業界和任何公民的基本職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地球通用原則。屏蔽腐敗高官的醜聞也違反了谷歌的「不作惡」原則。但中國政府不吃這壹套，誰敢曝光我就屏蔽誰，以秘密的手段。

針對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屏蔽請求，從2009年開始，谷歌每半年都發布壹次《透明度報告》，將收到的各國請求數和部分實例公之於眾。這也和中國政府秘密審查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馳。總而言之，谷歌退出中國表面上是遭受黑客攻擊，實際是因為網路 管制問題和中國政府嚴重衝突，從審查內容到審查方式全面衝突。

凡是秘密審判並秘密執行的，均不是法律行為。中國政府聲稱的所謂依法管理互聯網乃是壹句謊言。它們既沒有法院審判也沒有執行公告，屬於完全的黑箱操作。這 種不透明的互聯網秘密管理，方便了「老幹部」們在其中以權謀私，屏蔽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2012年3月突然屏蔽令+法拉利，2016年4月突然屏蔽巴 拿馬文件等等，性質都是壹樣的 ，他們打著為人民服務的幌子，實際上是動用公權力為自己服務。

前文說過，互聯網上有些內容是人類公敵，如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制毒販毒等等，中國政府公開屏蔽這些網站的細節不會有問題，但因為有 「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中夾帶私貨，使得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這種做法損害了法律的名聲、干擾了人民的生活、阻滯了企業的生產，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聲譽。

國家行政和司法的公開化和透明化是世界趨勢。潮流浩蕩，順之者昌。我們需要建立壹個真正依法管理的互聯網，既要有效過濾違法信息、保障公民獲取資訊的權 利，還要杜絕少數「老幹部」以權謀私，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要做到這樣，必須拋棄秘密管制方式，保障互聯網管理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對此我本人有以下四點建議：

A， 確立只有法院和相關政府機構才有權進行互聯網審查。任何個人或群眾性組織（包括黨派及其下屬機構），都無權進行互聯網審查。

B， 所有的互聯網官方審查，包括敏感詞庫、搜索過濾、屏蔽網站和刪除網頁（含社交網路賬號），均不得口頭通知。要嚴格以法院的判決書和政府的行政公文為準。

C， 法院的判決書應予以公開，行政機關的相關公文應予以公示。

D， 屏蔽對國民經濟、人民生活以及國家聲譽有重大影響的網站，比如谷歌和Facebook等，應該廣泛召開聽證會，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投票表決。

18.尾聲：為人民屏蔽互聯網？
傳說在沙漠里，鴕鳥遇到敵情的時候就會把腦袋埋進沙子里，以為別人就看不到它了。鄙人觀點，中國政府屏蔽谷歌等世界知名網站就是壹種鴕鳥行為。我們都知 道，貪官污吏的「動人事迹」被屏蔽了，但是人家老外照看不誤。現在國際交流這麼頻繁，出國旅遊的人這麼多，再加之經常翻牆的人在千萬以上，俗話說「好事不 出門，壞事傳千里」，那些被屏蔽的內容是瞬間秒傳啊。

中國還有壹句俗話：此地無銀三百兩。越是屏蔽，越是被人懷疑。我不知道中宣部的決策者是怎麼想的，大規模屏蔽乃是下下之策。騙得了壹時，騙不了壹世，凡事 總有公開面對的壹天。要從根本上控制互聯網輿論，唯有掐斷海底光纜，並禁止人員出國。如果做不到這樣，屏蔽谷歌等著名網站就等於是自尋死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在探討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管制政策的時候，常有人引用壹句話，「我沒有辦法改變妳，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這句話出自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他被國外媒體稱為中國互聯網大管家 。他表示，中國歡迎任何壹家互聯網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但是必須滿足兩個底線：第壹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第二不得傷害中國消費者權益。

按照魯煒先生的說法，中國政府屏蔽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彭博社Bloomberg、YouTube和維基百科 Wikipedia等上千家網站，都是為了「消費者的權益」和「國家的利益」。但是上文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事實並不完全如此。中國的互聯網之所以變成 了世界最大的區域網，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工作中夾帶私貨，為了小集團和個人利益不惜屏蔽世界著名網站 。

按照魯煒先生的說法，這些被屏蔽的網站都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所以不歡迎它們到中國來。魯先生言下之意是他代表了中國人民。我不知道魯煒先生代表的人民都 是哪些人，以我自己的經驗，我的朋友和學生好幾百，絕大部分都對屏蔽谷歌這件事怨聲載道，尤其是在高校從事科研工作的同事們，人人都在罵娘。沒有谷歌學術 搜索，寫論文真的難似登天。

還有壹件事魯煒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國的「防火牆技術之父」、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在2013年除夕發微博向大家拜年，短短兩天收到兩萬多條「滾」字回復，成為新浪微博壹大盛事，最後方校長只得關閉了微博評論。不知道這兩萬多位留言的微博用戶，是否也被魯煒先生代表了呢？

自詡為人民代表是壹件危險的事。2011年12月的文史參考刊登了中央黨校教授左鳳榮的壹篇文章，《蘇聯崩潰因人民未成為國家主人》。左鳳榮的觀點是：蘇 聯共產黨自認為他們所做的就是民眾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壹切。蘇共妄自尊大，自詡為真理，害慘了俄國人民，最後葬送了自己。蘇聯倒台那時候還沒有互 聯網，但秘密審查的教訓都是壹樣的。壹個政黨或者政府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它離毀滅也就不遠了。

「我沒有辦法改變妳，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魯煒先生說得不錯，但是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的老百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改變不了妳，但是他們最終將有權利選擇誰是他們的代表。

谷歌篇就到這裏吧。改稿倉促，未免錯漏，請諸位朋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