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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寄吴冲卿》诗中有一句“虚名终自误”，令人警醒。人应该追求荣誉。但应该分清是什么样的荣誉。是名实相符，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名誉。后者徒累自身。虚名只会让人掩饰自己的缺点，来印证这个虚名。结果是束手束脚，不敢行动，怕露马脚，活得太累。最后却难免虚名败露，害人误己。但是追求虚名的人还是很多，以为是花冠，不以为是桎梏。虚荣心是人类最难克服的弱点之一。

二
自尊心和虚荣心的区别是：前者是正确认识自己，不允许被贬损。后者是喜欢给人一个超越了真实自我的自己。正像任何美德一样，过分了就是丑恶。过度的自尊心就容易变为虚荣心。

三
业余数学家费尔马发现的两个定理都没有被证明，但是它们仍然被命名为大小费尔马定理。这说明在科学上，发现比证明更重要，有时甚至更困难。发现需要的是胆识，洞察力和创造性。而去证明已经被发现的定理，则只需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头脑。创造力是最可贵的。希尔伯特自称能够证明费尔马大定理，但因为这个定理的证明探索中会产生许多研究数学的新方法，就不去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有时不及研究这个问题的副产品－新方法更重要。

四
喜欢和应该是两回事。喜欢出自感情，出自内心。应该出自道义，责任，规定，荣誉或者社会义务。在音乐厅中常可以看见打瞌睡的人。既然不喜欢，何必来此受罪？他们是那些觉得自己应该来的人。或者陪客，或者应邀，或者出于虚荣，或者附庸风雅，或者觉得自己应该喜欢音乐。喜欢是享受，应该是牺牲；喜欢是满足自己，应该是满足别人和社会；喜欢是悦己，应该是悦人。我们有时很难弄清自己的感情是出自喜欢，还是出自应该。

五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移动地球。杠杆需要坚实可靠的支点才能产生力量。物理学如此，精神世界也是如此。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没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体系，在人生中常常是随波逐流，飘忽不定的。彻底的人有力量，在于他坚信他的理论（尽管有时这理论是错误的）。在追逐人生的幸福，理想和希望之前，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支点。再没有找到坚实可靠的出发点之前，不要去追逐虚无缥缈的东西。

六
赫胥黎说：“古代建筑师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设计成庙宇中最小的部分。”一切核心的理论都是精粹的，虽然它们需要十几部的大部头去做入门的铺垫。对繁冗复杂的世界的本质的描述必然是言简意赅的寥寥数语。但是整个理论的体系往往是庞大的，它们包括所有的为通向核心架桥铺路的导言和基础。初学者在学问的门口，常常被科学殿堂的宏伟博大惊得目瞪口呆。但实际上他们需要顶礼膜拜的只是小小正殿中的一尊佛像。但是这小小正殿却位于庙堂的最深处。科学的朝圣者不应该为庙门口的金碧辉煌的装饰弄得眼花缭乱，错过了真正的金尊。他应该迈过所有的门槛，迅速地到达正殿。他出来时手里应该捧着一本薄薄的真经，而不是抱着一堆废砖乱瓦。如果他能用几句话把一个理论的要旨说清楚，他才是真正地掌握了这门理论。如果他对这门理论感到庞杂零乱，头绪繁多，不能一语道破，说明他还没有到达真正的核心。

七
如果让我在肤浅的明确和深刻的混乱中选择其一，我宁愿要后者。前者固然清晰，但毕竟是浅薄。后者混乱又费解，甚至是惹人烦恼的。但是它会把我们引入事物的本质。在思考的过程中，千万注意不要图省力满足于肤浅的明确，也不要害怕陷入思维的混乱而畏缩不前。电视连续剧《无悔追踪》中，王志文出演的潜伏国民党特务冯静波，政治信念已被人性的光芒掩埋，成为优秀教师。可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由刘佩琦扮演的公安肖大力，非要把他挖出来。为此四十年不懈，牺牲了两家人的幸福。颇为讽刺的是，肖大力在文革中反而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挨斗，妻子自杀。冯肖两家的后代青梅竹马而相爱，但由于老一代的敌我意识，有情人难成眷属。剧终时，冯走向公安局自首。电视剧明赞暗讽，多次被禁。剧名中的无悔其实是有悔。

成功描写人性与革命冲突的名著还有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九三年》。两本书都描写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超越政治的人性。

《双城记》中梅尼特医生被厄弗里蒙地侯爵陷害入狱18年，出狱后和女儿路茜在伦敦居住。路茜和侯爵的儿子代尔纳相爱。代尔纳憎恨自己家族的罪恶，放弃继承权和贵族头衔，移居伦敦，当了法语教师。梅尼特为了女儿的幸福，埋葬过去，同意他们的婚事。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士底狱被攻占，代尔纳为了营救老仆盖白勒，冒险回国，一到巴黎就被捕。梅尼特父女闻讯后赶到巴黎，在法庭上作证使代尔纳获释。但无情的革命政权仍然决心报仇到底，将厄弗里蒙地家族斩草除根，于是代尔纳又被逮捕，被法庭判处死刑。暗恋路茜的律师助手卡尔登来到巴黎，买通狱卒，营救昏迷的代尔纳出狱而自己顶替他坐牢。结局是断头台上，卡尔登为了爱情，从容献身。

《九三年》的背景是1793年白军（保王党）和蓝军（共和国）在旺代的战争。白军的领导者是朗特纳克侯爵。蓝军的政委是前神父西穆尔登，司令是戈文，戈文也是前贵族、西穆尔登的学生，朗特纳克的侄孙。溃败的白军被蓝军围困在城堡中。侯爵得知城堡里有一条暗道通到大森林。白军放火后逃跑。三个农夫的孩子在城堡图书馆被大火围困。已经逃走的朗特纳克侯爵听见孩子母亲的呼救声，毅然从暗道返回城堡，救出了三个孩子。他的英雄行为在共和国士兵中引起了一片欢呼。西穆尔登逮捕了朗特纳克，准备第二天将他送上断头台。戈文经过一夜的挣扎，为侯爵的人道精神折服，释放了朗特纳克，自己代替他关在狱中。西穆尔登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执行法令，将戈文送上断头台以后，开枪自杀。他内心深处，也同样有着人道精神和革命的冲突。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中国的文艺作品，将革命置于人性之上。要求人性服从党性，歌颂大义灭亲。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警察卧底，利用亲情或爱情骗取对方的信任。比如《黑冰》、《永不瞑目》等。宣扬为了革命，为了国家，或者抽象的人民利益，可以欺骗，可以牺牲亲情和爱情，让人感到别扭。凡是这类题材，总是让人同情有真情的反面人物，而鄙薄正面英雄人物的无情和无耻。

同样是共产国家，苏联在斯大林以后的一些文艺作品，就更勇于表现超越革命的人道主义。1956年拍摄的电影《第四十一》中的红军女兵玛留特卡，是一个神枪手，她杀死了40个白军。政委命令玛留特卡和两名战士押解一名被俘的白匪中尉乘渔船渡海到后方。中尉是一名信使，带着重要口信给白军。政委命令玛留特卡严加看管俘虏，如遇白军，不留活口。海上遇到风浪，渔船沉没，只剩玛留特卡和中尉飘到一个孤岛。中尉病了, 玛留特卡细心照料他。俩人相爱了，在沙滩上追逐，陶醉在爱情中。玛留特卡非常迷恋中尉像大海一样的蓝眼睛。数日后海上出现一条帆船，是白军，中尉欢呼着跑向帆船。玛留特卡呼喊站住，犹豫再三，终于开枪，中尉倒下去，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玛留特卡抱着中尉，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演过《第四十一》的话剧。排练时，苏联导演看见饰演玛留特卡的中国女演员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击白军中尉，急忙喊停，启发女演员说，你爱着他，应该犹豫和挣扎。女演员说他是敌人，我不犹豫！人艺导演欧阳山尊建议修改结尾，因为“抹杀了红军女战士的阶级觉悟”。他建议改成：玛留特卡击毙中尉后，又将子弹推上镗，准备迎战驶来的白军舰船。如果说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在被西方文明熏陶过的苏联是多少的问题，那么对山沟里出来的中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

暴力革命大多以嗜血来号召群众，以巩固新生政权。法国大革命如此，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不激烈。如孙中山所言：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刘文彩，周扒皮、牟二黑子现在证实都是编造的。中共为了夺取政权，斗地主，搞土改，人为地制造农村矛盾。东北农村土改，开始农民发动不起来。中共领导一批农村流氓把整个村的富裕户全家男女老少用铁锹锄头统统砸死，用血腥激化农村矛盾。杜绝农民对国民党军队打回来的观望和担心，从而征集到大批兵源，奠定了东北的胜利。嗜血和暴力一直浸透到这个政权的骨髓里，阶级性、党性压倒人性一直是文艺宣传的主题。所谓亲不亲，阶级分；所谓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文艺作品很难突破窠臼，少有优秀作品。

革命并不总是绝对正确的，反而经常是错的，但人道主义永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