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史观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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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史观的本质

帖子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9月16日

作者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拒绝资本主义反对一国两制行动联盟

马克思的学说


第壹章 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前提


  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哲学思想历来发展之天才的总结;哲学思想要能达到这个总结,必须有二个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学智识必须达到壹定的水平线;他方面,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必须使社会过程中以前许多隐蔽的事物从此能显明出来。
  辩证法的唯物论有三种源泉,这三种源泉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大革命以后时代法国诸历史家(梯叶里——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关系的。黑格尔之辩证法的方法,费尔巴哈之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梯叶里之历史观,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综合起来就成为整个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这种综合是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个人天才之结果,但所以达到这种综合,则并非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们所生活时代之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之壹元论的哲学体系,“并非简单的复活旧的唯物论,而是在旧的唯物论之坚固基础上面添加進二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之壹切思想内容,亦即整个二千年历史之壹切思想内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论观点不适用于解释自然界现象和社会发展现象——这种情形应该推动(而且确实已推动)能彻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论者,也不是二元论者)回转到唯物论的世界观去。但新的唯物论已经不会是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唯物论者学说之简单的复演。唯物论复活了,但更充实了唯心论的壹切成绩。”(见普列汉诺夫之壹元论历史观发展的问题)
  我们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体系,看出这个体系是从前代唯物论,德国唯心论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家中,探取科学思想的原素并融化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们要看壹看产生马克思主义体系这壹时代之社会条件。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欧诸先進国家之社会关系中发生严重的变化,阶级矛盾壹天比壹天剧烈起来。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动势力联合压迫之下,法国大革命的最后残余也被肃清了。拿破仑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推动封建贵族去企图收回其已失特权并恢复其阶级统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国成为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贵族和竭力拥护本阶级利益并渴想政权的资产阶级之间之议会斗争的舞台。这个斗争结束于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资产阶级得到无产阶级帮助并结合那认国王政权崩溃为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将封建反动战败了。
  胜利壹有保证时候,资产阶级就抛弃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顾。摩尔人(Le Maure)(注)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后,他不仅可以滚开,而且也应该滚开,——这就是资产阶级为本阶级利益而这样说的。

“工人像想他们已经夺取得共和国了,但法国资产阶级却造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来代替共和国,并捧那属于旧王室房支之奥尔良公爵(Ducd’Orléans)为国王,改名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条件,即要他成为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佣仆。新国王为报答他的恩人起见,就以种种奸诈欺骗挑拨和威吓手段开始剥夺七月革命所允许群众的政治权利。”(见梅林之近代德国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资产阶级之无限制的统治。处在失败地位的贵族,不仅表面投降了,事实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话来说,就是贵族与其不久以前的敌人结合壹起去榨取利润,而自己开始“资产阶级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斗争以反对封建贵族;但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恶劣。结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阶级意识刚刚开始成熟的法国工人群众就暴发多次政治阴谋的暴动和饥寒逼迫的骚动。
  七月革命之后未满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欧洲历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纯粹工人的暴动就暴发于里昂;里昂纺织工人而且发出如下口号:“生存,工作,或战斗而死!”三年之后,在壹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图谋暴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次暴动图谋与上次同样是自发性的,也与上次同样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发生第三次工人暴动,此次暴动乃是巴尔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领导的。
  被压迫的工人群众这些接二连三而起的反抗运动,十分明显的说明:在欧洲历史舞台上已经出现壹个新阶级,要求其在太阳底下的位置;这个阶级不仅要求此位置,而且为争得此位置而奋斗。
  同此时候,在欧洲历史另壹轨道即英国所发生之事迹,也说明同样的意义。
  壹八壹五年关于谷物的法律通过之后,英国的贵族与在法国的壹样,也和工业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延长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选举法通过使资产阶级得到决定胜利的时候。
  这里,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工人阶级帮助方才得到胜利的;但这里工人阶级所得的也与法国壹样,即工人阶级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紧的剥削工人阶级。壹切要减轻这种剥削之企图,都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宪章运动(Chartisme)的历史家波尔克涵(Borckhim)说:“当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表示不愿替它当炮灰去進攻敌人的炮垒时,它就突然表示它是爱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机关报,不久以前自己还持革命的论调,现在则突然愤怒起来反对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暴动的工人,不仅用武力压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挥的特别侦探队来监视工人。”(波尔克涵的宪章运动)
  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之革命反对派,其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宪章运动。英国无产阶级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所发出之“政权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壹口号,就是表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已经增长起来。
  最后,在欧洲第三个先進国家——德国,这个时代的阶级冲突,也与在英法二国的壹样的剧烈。
  关税同盟成立和铁路建筑起来以后,生产条件和交通机关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并扩大了。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少数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绝大多数人于贫困和犯罪的深渊里去。封建制度虽然瓦解至极度,但还拼命挣扎不愿走進坟墓里去;工业制度也同样的拼命挣扎产生出来。在这个斗争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众。
  被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驱迫于畜牲地位之那些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工人群众,想在暴动中找出壹条生路;可是政府极残酷的镇压工人的暴动,将壹切暴动都葬送于工人的血海中。这种暴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数见不鲜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里(Silésie)纺织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之悲惨的结局感动了艺术界最优秀的分子,反映于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里头。
  这样,在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中,欧洲诸先進国都发生那构成当时欧洲社会生活骨干之三个敌对阶级中间剧烈的冲突。
  “社会关系已经简单化了到某种程度,即只有有意闭起眼睛的人才不会看出:这三阶级的斗争及其利益冲突就是近代历史之最初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底下壹件事实也可以帮助证明:这个时代简单化了的社会关系确实推动研究学问的人的思想倾向到辩证法唯物论方面来。这就是德国壹个皮匠,壹个天才的独学自修者狄慈根,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学说同时,完全不受他们二人学说影响,而得到与他们二人根本相同的结论。狄慈根说:“工业的发现使壹切关系都趋于单调简单和明显,以至于现在平凡朴质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逻辑的秘密,”(狄慈根——关于逻辑问题的信)
  唯物论历史观的霉菌饱含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欧洲社会空气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这种霉菌,于是就将当时已被逐出自然界观范围外之唯心论,也从其最后藏身地——社会观中,驱逐出去了。
  同时他们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点”(Pointsd’Archimed)(注),倚靠在此点之上就实现了上面所说的伟大的综合工作:他们将在他们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获融化成为壹个整个的壹元论的辩证法唯物论体系。我们往后就开始分析这个体系。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壹切哲学体系之中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身内世界对于身外世界之关系问题。
  只要看看某壹哲学体系对此问题的答复,我们就可知道这个体系根本上是唯物论的或是唯心论的,换壹句话说,即可知道这个体系究竟属于哲学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上的分类说:
  “大凡以客观,或实在,或自然界为出发点之思想家其哲学体系是同属于壹类的。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释:主观怎样隶属于客观,意识怎样隶属于实在,精神怎样隶属于自然界。……
  大凡以主观,意识,精神为出发点的哲学体系,就都同属于另外壹种。容易明白:这壹类思想家的责任就在解释:客观怎样隶属于主观,实在怎样隶属于意识,自然界怎样隶属于精神。……
  谁从客观出发,谁的哲学体系就是属于唯物论世界观的壹种体系;谁从主观出发,谁就是这派或那派的唯心论者。至于那些思想不能彻底的人,则他们只停止于半路上,只拿唯心论与唯物论折衷调和而已满足。这种不彻底的思想家就被称为折衷派。”(普列汉诺夫为戴博林所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而作的序言)
  辩证法唯物论是建立在唯物论世界观基础上之最整齐划壹的壹元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我们的身内世界对环绕我们的身外世界关系问题的答复,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内已经含孕有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过程的见解。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哲学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底下几条原则: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实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赖主观而自存在。
  (三)主观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认识都导源于经验,即导源于主观从外界得来的印象。
  (五)因此,我们的意识是受外界,受实在所决定的。
  (六)真实世界既然是认识之唯壹对象,那么我们的知识,只有在其能适合于真实世界,于实在,之限度内,才是真确的和客观的。”(戴博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
  辩证法唯物论仅仅承认自然界是真实的。只有客观的真实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就是能成为我们感觉的对象之壹切事物的总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觉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或康德主义)凡是存在于外界而又真实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并构成整个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实在和非实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里头。在自然界以外,没有任何矛盾,也没有任何非矛盾。
  人类的理性将自然界区分为东西南北以及其他几千几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来是单壹不分的壹个整体。我们可以完全确定的说:壹方面,自然界有无究数的始和终,他方面,自然界又是无始无终永久存在的壹个物质体。”(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马克思主义认定实在之基础是物质的质体——物质。我们的出发点是真正的确实的物质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质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书中说:
  “如果我们说到实在,且仅仅说到实在,那么整壹性就仅仅在壹点上:即我们所指说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这个存在之整壹性中——并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这些事物是存在的——这壹句总括的话,不仅不能加上这些事物以任何别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质,而且暂的从我们的观察中排除去所有这壹类的性质。因为,只要我们离开下壹根本事实,即所有这些事物之同点就是实在,——只要我们离开这壹事实壹分壹毫,我们立刻就发现这些事实的异点: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属于世间的,有些事物是属于天上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所有事物都是实在这壹点即去做出结论。
  世界的整壹性并非在其实在,——虽然实在是这个整壹性的前提,因为世界要变成整壹,它自然须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但物质性并非拿几句江湖术士的话所可说明的,而必须拿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而缓慢的发展才能说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将世界设想为单壹的物质的整体,我们才能认识世界。谁愿意超出于世界之物质界线以外,谁就应该听到诗人久已回答的话: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里又将怎样?
  蠢才!这个‘那里’是没有意义的。
  ‘那里’就是地下!”
  我们说到物质世界,我们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我们宣布物质是我们壹切推理的出发点。如果读者提出下壹问题来问我,那是毫不足为奇的:即“所谓物质世界究竟是什么?怎样来给物质下壹个定义?”
  所谓物质世界,就是能够刺激我们感官并因此引起我们某种感觉的壹切事物。根据普列汉诺夫之有名的定义,则凡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我们某种感觉——感觉就是我们对于外界即这些物质质体及其相互关系之观念的基础——的事物,就是物质的质体。
  除了我们经过我们的感官所认识之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这个世界是唯壹真实的。
  这样给物质下了定义以后,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引起我们的感觉的和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成为我们的感觉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质是我们的认识之最初事实,其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就用这个答复来限制壹切“确立物质定义”之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彻底的壹元论体系壹样,对于这个答复是可认为明显而完满的。(注)亚克塞罗说得很对:“哲学问题之可能性和庄重性,并不在于给物质和精神立下玄学的定义,而是在于研究的体裁和方法。由方法论的观点看来,问题只限于解决:研究是物质先精神存在还是精神先物质存在,换壹句话说,即对于现象的分析和处理现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发点,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物质就是能引起我们的感觉之客观。这个客观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每个质体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
  “唯心论者说: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地球发展的历史却证明:客观之存在早于主观出现以前好久,换壹句话说,即早于具有显著程度的意识之有机物发展以前好久。唯心论者说:理性以其规律支配自然界。有机物发展的历史却证明:理性只到有机物发展至相当高度时才发现出来。这种发展显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由此可见自然界以其规律支配理性。世界发展之理论暴露了唯物论的真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之注释)
  认为外部世界必须依赖我们的感觉然后能够存在的壹切认识论,必然要使此理论的代表人陷于没有出路的唯我论(Solipsisme),承认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认环绕我的世界之客观的真实性,我既然将这个世界设想为与我的感觉有不可间断的联系,我既然认为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那么我只要彻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会走到唯我论,或走到如车尔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说的“迷想论”(Illusionisme)。这位俄国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逻辑上就壹定会达到否认我们自己机体之真实性,就壹定会达到肯定:“我们所感觉的外部世界乃是我们的思想之幻觉,除了我们的思想以外什么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些话自然是梦呓,但跟着柏克莱主教肯定说“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有勇气发挥其根本哲学思想至于逻辑的极端,他们也就必然要走到这种梦呓。
  要避免走到这种梦呓,只有将整个自然界看作客观存在而将自己看作仅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彻底的唯物论者,才有可能。
  主观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规律的。
  唯物论已经假借爱尔维修口中宣言:人类不能够摆脱自然界的规律;凡以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梦话。人类是总的世界的实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问:思想和意识是什么,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就答复:思想和意识乃是人类头脑的产物,而人类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产物,跟着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环境里发展;由此可以明白人类头脑的产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与其余的自然界冲突,而反要适应于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论打破了人类中心说并将人类看做自然界中,整个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说:“要研究比较哲学,妳就应该以全副精神鄙弃唯心论者擡高人类于壹切动物之上的壹种观念。”唯物论不仅将人类看做主观,而且同时也看做客观。在我们看来,人类是主观而兼客观(Sujet—objet)。说到人类时候,我们不能独断的将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
  费尔巴哈最大功绩之壹,就在于他晓得将人看做心理的客观,同时又看做生理的客观:对于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观(主观);但对于别人,我则是生理的客观。费尔巴哈说:“我感觉和思想时候绝非站在与客观对立之主观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观兼客观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质质体地位上,在我看来,客观不仅是可感觉的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觉之必要条件的基础,客观世界不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里面。”(费尔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现同样的思想。他以无产阶级的语气表示这个思想说:“物质的头脑和精神的头脑,是合成壹个头脑的二个头脑。”(狄慈根——哲学之实果)
  譬如,我站在讲台上,对妳们听众讲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我自己看来,我就是主观;但如果我现在努力解决我对外界关系问题时候,只拿这个外界为我的感觉之客观,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铙恕的错误。我没有权利可以忘记:在这个讲堂里面,妳们每壹个人,在自己看来,都是主观,而我在妳们看来则变成客观了。人类不是抽象体而是物质体。所以确定我们对外界关系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应该就是了解我们当中每壹个人都是主观同时又都是客观,了解人类是主观兼客观。
  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并仅仅由经验得来的。我所以认识在我面前之电灯黑板讲台窗户以及整个外界,唯壹之途径就是经由我从外界所得来的印象。惟有我从某种事物所得来之印象,才能给我以对于这个事物的认识。我所有对于外界的认识,其最初源泉仅仅就是产生我的印象之感觉的经验。
  唯心论者,在其认识外界时候,是从纯粹理性的先天的论点出发的;我们则从我们的经验和我们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出发,换壹句话说即从后天的论点出发。“要知道我们的知识和认识之生母,不仅应该在人类头脑中寻求,而且首先应该在壹般世界中寻求。”(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可是这里我们自然要发生壹个问题:即我们能认识这个“壹般世界”至何种程度,经验在领导我们去认识外界时候,其确实可靠至何种程度。
  我们根据在经验中从某种事物得来之印象,以认识这个事物。恰切点说,即我们所认识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几种性质。我由经验知道糖是甜的,烧红的铁是热的,这张桌子是很重的,这张纸是白的,这座讲台是矮的,……。难道这是说我同时就认识了这些事物吗?不是。我只认识这些事物之某几种性质。这些性质也许是错误的,譬如我说这壹张纸是白的,这乃是我的主观感觉之结果,我的视觉之某种生理上结构所发生作用的结果。我知道这张纸是白的,其形式是长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长和十生的米突宽的,其性质是坚硬粗糙的,……。由经验结果而认识的所有这些事物的性质,就允许我自命为认识了这张纸本身(即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吗?或者我应该承认: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质,这种智识是主观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对于这张纸的认识还远不是这张纸的真实状况呢!如果有人问我:这张纸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那我就应该答复:不知道!而且由此认识还要做出个结论,而跟着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说:“而且也将不会知道!”
  唯心论的哲学家就做出这样的结论。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既然与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见这个世界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
  辩证法唯物论绝不否认:真实世界和我们的感觉印象中间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感觉印象,有时甚至能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但这种状况并不推动我们去同意于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认识性”。恰好相反,我们则肯定说:某种事物,除了刺激我们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们对此事物之智识以外,再没有而且不能够有关于此事物之其他知识。因此,如果我承认只有经过物质刺激我们所引起的感觉,才能认识这个物质,那也“绝不是说我宣布物质为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事物。”(普列汉诺夫——由防御到進攻)
  我们经过由事物所得来的感觉,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质。雨伞有壹种“性质”,即能给我们躲雨;正因为这种“性质”,我们才使用雨伞。我们使用眼镜,因为眼镜有另壹种“性质”,即能使我们对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这已经足够给我们承认雨伞,眼镜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认识的,——虽然因雨伞等刺激而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并不与雨伞等之“自在状态”相同。……
  “人类的思想能否认识客观的真理——这个问题绝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人类应该从实践中证明其思想的真实性,即证明人类的思想是有真实力量并能达到现象里面的。关于离开了实践的思想是否真实之辩论,乃是纯粹经院哲学式的问题。”(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第二条)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晓得利用事物以适合我们的目的,晓得根据需要以配合物质,由经验得来之材料在实际生活中足够稳妥可靠的指导我们——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自然界是可认识的。壹切技术上的進步,都是人类研究过自然界并认识了“自在之物”的结果。
  “我们以如下方法可以证明我们对于某种自然界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即我们能够激发这种现象,仿造这种现象并转移这种现象以适应我们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类能乘坐飞机,从柏林飞到莫斯科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自在之物”是可认识的。
  但如果我们肯定说自然界是可认识的,难道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制的吗?
  绝对不是!
  辩证法唯物论证明外界在原则上是可认识的,同时了解:人类认识外界,是在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世界永远是可认识的,但在某壹历史时代并不能完全认识到。”(亚克塞罗——哲学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论人类智识的性质壹篇论文中将这个思想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智识就是人类的智识。人类的认识力,与其别种力量壹样,是有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的智识之性质就受我们的认识力之性质的决定。我们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们的理性愈强,则我们所知道的将比现在更多;因此,如果我们的智识将比现在更扩大了,则我们现在的几种智识到了那时就要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册)(注)

我们的智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我们的智识在我们的印象所由产生之外界影响之下而发展。我们知道,印象是某种事物对象,质体,即实在,刺激我们结果才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实在决定我们的意识,或者如费尔巴哈所说:“实在是主体,思想是属性。”
  我们的意识永远受那对抗我们的客观所决定,真实事物从我们的概念反映出来。马克思说过:“观念世界,乃是物质世界经过翻译和修改而到我们的头脑中来。”我们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实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实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说:“思想就是模样,就是真正的模样,就是真实事物的模样。……观念,与像片壹样,应该适合于它的对象。”(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第三章 辩证法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拿黑格尔的方法反转过来对黑格尔的体系,就在于他们并不像费尔巴哈壹样将黑格尔学说弃置不顾,而是拿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去克服黑格尔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他们以辩证法方法充实他们的唯物论体系,即以此总结在他们以前之哲学思想。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演告终时所说的几句名言,作为辩证法唯物论之评语,他说:“什么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则都保存下来,因为最后的哲学就是壹切形式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起来,而找到了哲学思想最好实果之综合,他们于是真正造成了“最后的哲学”。
  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活的灵魂。纪元前,即在希腊文化时代,我们就已看见辩证法思想的曙光。(注)辩证法方法对于近代伟大思想家,如笛卡尔谢林费希特等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在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方法才达到最完全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尔学说中采取辩证法出来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我们试听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说的话: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看做壹种皮面的技术,以为辩证法故意使确定的观念发生纷乱并在确定的观念中造成虚假的矛盾。因此,人们承认并非这些观念不对,而是这个矛盾怪物不对;人们承认理性的表象是正确无讹的。人们往往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主观的耍把戏,用以证实或驳倒某种论据而已,而其实是没有壹切内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却装饰著壹些巧妙的论证。——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照其真实意义讲来,辩证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确定现象的定义之本有的和实在的本性。哲学的推理,就是了解个别的定义并将这些定义联系起来,即使之发生相互关系,然后再分解这些定义,使之各种隔离而就其中认识其意义。真正的辩证法则与之相反,壹个定义变成别个定义乃是经过内心的和渐近的转变,在这转变中就可看出这些定义,理性,是片面的和狭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确定现象之特点,就在于这些现象已注定要自己毁灭的。
  可见,辩证法乃是科学進步之活的灵魂;辩证法原理灌注内心联系性和有定性于科学内容中;这个原理是真正超越于确定现象,而非表面上超越于确定现象。”(黑格尔——哲学智识之总汇)

  “理性顽固的攻击辩证法。但辩证法并不是哲学之专有品。恰好相反,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辩证法并由经验上确信辩证法。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都可以为辩证法的例证。我们知道:每壹个确定现象都是在变化和消灭;它的变化和消灭不是别的正是它的辩证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别个现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线之外,并要变化,……我们说壹切事物或壹切确定现象是注定要毁灭的,而这就是说明辩证法乃是无所不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壹定要毁灭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独立的和巩固的。……辩证法的结果就是否定,但这个否定同时也就是肯定,因为这个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从来的现象,而且并非与这个现象隔离的。两种相反定义之这样的合壹,就已经造成了第三种思想。”(黑格尔——逻辑)
  为更正确的解释上面引文中几个要点起见,我们再征引费希尔——最了解黑格尔诸人中之壹个——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说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来比较谈话问答,即我们年纪愈大,经验愈丰富,则对人和对物的见解也就渐次改变,这仿佛就像在内容充实和思想丰富的谈话问答中,谈话者的意见也渐次改变壹样。……因此黑格尔拿意识发展的進程来比较哲学谈话的進程,而称意识的進程为辩证法(注)或辩证法的运动。

思想向前运动,其间是要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观念中间之矛盾的。黑格尔就称这壹整个过程为辩证法。……矛盾就在相反诸定义间的冲突,而解决矛盾就在于结合这些定义。……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刚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义;矛盾之每壹次解决,就是否定这个否定。这样,思想发展要经过两重否定,而经过两重否定又走到肯定来。Duplex negatio affirmat (“两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尔就称这种两重否定为“绝对的否定性”并认为辩证法就是这个否定性之方法。……绝对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别的,正是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义或纯粹观念中的矛盾。”(费希尔——近代哲学史)我们再用恩格斯的说明来补充这个说明:
  “照黑格尔看来,我们所要认识的哲学真理,并不是几条已成的独断的理论之总和,并不是壹经找到这几条理论之后只强记在心就够了;真理是包藏在过程本身里面,在科学的长期历史進化之认识里面,——科学从低下的智识阶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识阶段,却永远不会因为发现壹种所谓绝对真理而达到无以复高的顶点,使科学在这个绝对真理面前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哲学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识方面和实际行为方面也是如此。历史也与人的智识壹样,不会因为达到人类理想的境界而就确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只在像想中能够存在;还有壹层,即历史中壹切相连续而来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人类历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阶梯而已。每种制度对于它所由产生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当合法的,纵然在从它自己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新的和更高的条件面前,它变成了陈腐并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须让位给另壹个更高的社会制度,而这壹新制度也预先注定必要灭亡。资产阶级依靠竞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摧毁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样,辩证法哲学也摧毁了壹切认为有绝对的和确定的真理之观念,以及连带而来的壹切认为人类生活中有绝对事物的观念。这种哲学壹点不承认有所谓确定的绝对的和神圣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发现出这些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没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毁灭的不断的过程,除非是由较不完美的不断進至较完美的上升运动。”(恩格斯——费尔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辩证法的过程。黑格尔征引了无数例证来说明这个过程。他认为天空星球的运动是依照严格的辩证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个顷刻都逗留于壹定之点,同时又在此点以外;行星的运动是完全服从辩证法原理的。生命永远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从这个原理的。在政治上,这壹个人之无限制自由,就成为对于别人的专制;正义发展至最高点就达到最大的邪恶;在高等代数学上,多角形边数不断的增加,就可以转变为圆形;——所有这些都明白证明辩证法支配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辩证法之出发点,就在将我们所接触的壹切事物,不看成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为还在发展形成的过程。
  人类原始的理性,倾向于反对这种关于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之见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马萨里克教授就认为:“辩证法简直是戏法”。(马萨里克——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黑格尔在逻辑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们不能了解辩证法的“生长”观点并企图“我或有房子或无房子”等类的话来攻击辩证法。这种思想方式是辩证法的反面,即纯粹的玄学。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说明辩证法和传统哲学的区别:
  “照传统哲学家看来,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观念,是壹些隔别分析的对象,应该壹个壹个的分别来看,是壹些不变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远壹样的东西。玄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中间性的两极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们的说话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没有价值。照他们意见,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够是自己同时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远互相对立的。……要正确的显示宇宙,显示宇宙和人类的发展,以及显示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只有靠辩证法,靠不断的观察无限的原动和反动,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传统哲学所研究的只是逻辑的抽象,只是固定不变的观念,辩证法则时时刻刻都不忘记真实世界是流动不息的,并竭力去认识真实世界之真相,即认识其真实内容的各种形态及其壹切矛盾和异点。辩证法根据事实所表现之各种形态来观察并研究事实。辩证法反对壹切抽象的断语,并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随时间和空间而转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尔时代概论中,以通俗的辞句说明这个思想:
  “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是抽象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有时下雨是有利的,有时下雨是有害的(虽然是比较希罕的情形)。应该确定的问:当种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后,继续连下五个钟头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只有这样的问,答复才是明白而有意义的,即:‘这样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这个夏天,当收获期间快要到来时候,连下壹个星期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答复也是明白而正确的,即:不是!这样的雨是有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当我指导某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研究时候,我时常遇见传统哲学思想的责难。人们宣读过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写资产阶级在世界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并指出在其与封建制度斗争时代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那壹段,接着听众就发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马克思怎么会说资产阶级有革命作用呢?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现象!?……”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是不懂得辩证法方法,而依照玄学去思想的;他们不明白在社会生活过程里,“理性怎样变成疯狂,善怎样变成恶。”玄学的壹切论证之出发点;就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甚至像托尔斯泰(Léon Tolstoy)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难免拥有传统哲学的思想。“暴力就是恶”——这就是托尔斯泰之充满了玄学思想的哲学论证之出发点。专制君主以暴力压迫人民,这是恶。革命党人以暴力推翻专制君主,这也是恶。壹个民族以暴力压迫别个民族,这是恶。被压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压迫,这也是恶,就像黑格尔所嘲笑的壹样:“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没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此外没有别的意义。资本主义是魔鬼,因为在资本主义底下阶级的冲突壹天比壹天厉害;但社会主义也是魔鬼,因为社会主义主经阶级斗争。(注)

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物件,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则是过程。物件是永久不变的;这个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后天还是A。在十八世纪时,封建制度是恶,这就是说:封建制度永久是恶,——在十五世纪时也是恶,在十二世纪时还是恶。恶就是恶,A=A。譬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传统哲学家,就是这样想的。恩格斯恰与他们相反;他是壹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说过壹句名言:“如果没有古代奴隶制度,就不能够有近代社会主义。”无论那壹个传统哲学家都有会根据恩格斯这句名言而做出结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立者赞颂奴隶制度。我们自然无需要说明:这句名言并非赞颂奴隶制度,而是估计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作用。
  辩证法的对象的过程,过程就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这个形成那个毁灭。某壹现象现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资产阶级现在是阻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资产阶级产生颓废的思想,趋向于神秘并断言西欧要破产。但在壹个世纪以前,这个资产阶级有前進的革命的阶级之作用;当时资产阶级发达生产力至于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并非时时刻刻都等于A。辩证法既然将现象看成为过程,于是就在运动中观察现象,而看出:某个现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渐次发展下去,结果这个现象本身就要变成另壹相反的现象。“理性变成疯狂,善变成邪恶,進步变成退化,正义变成邪恶,真理变成虚伪……。”
  普列汉诺夫在壹篇遗文中,称这种思想为十九世纪哲学思想最丰饶的结果之壹:
  “这位德国天才的唯心论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逻辑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写辩证法之不可屈挠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谁也不能成为固定的。辩证法注定壹切现存事物,向前发展去,都要灭亡。于是在黑格尔学说中已经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除非是辩证法发展的進程本身,这个不死的死,或者——这是壹样的——这个永久的再生。”(普列汉诺夫——AB字母)
  辩证法将现象看做过程,是否就不去观察物件呢?绝对不是。辩证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静止的”过程壹样。研究物件在研究过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逻辑的任务,后者则是“矛盾逻辑”即辩证法的任务。前者是认识上的低级,而后者是认识上的高级。“静止既然是运动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规律’)也是辩证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俄文译本的序言)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与庸俗的進化论混为壹谈。黑格尔预先料到会发生这种不能容许的含混,早就起来反对那种简单化的见解,即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某种现象最初微小而不显著的,随后就渐次扩大而显著起来,反之亦然。我们在逻辑中可以看见辩证法方法创立者所写的壹段饱含讽刺意味的话:
  “人们认为自然界中没有突变。呆笨不灵的人说到形成或消灭时候,就以为将这种情形看做渐次的发展或毁灭就够了。可是事实上可以看出现象的变化,不仅由这壹数量转变为别壹数量,而且也由性质转变为数量并由数量转变为性质,在这个转变中,渐進的行程中断了并造成新的现象,其性质与原来的现象不同。在寒冷天气之下,由水结冰并非渐次進行的,即并非水先变成浆状物,然后渐次凝结成固体的冰,——而是壹下就结成固体的。在冷冻至冰点以前,水还是液体: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则增加壹点点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结成冰。”(黑格尔——逻辑)
  我们观察自然界,就可以发现许多例证,证明数量转变为性质,即渐進的发展突然中断而发生突变。在烧开水的水壶里,蒸气渐次增加起来;在壹定限度之下,这种增加纯粹是数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数量就转变成性质,结果沸腾了。我们试将橡皮带拉长,则壹尺长的橡皮带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后,如果我们再拉长壹点点,则突然由数量转变成性质:橡皮带断了。虫蛹缓慢的渐進的发展至壹定限度,数量就要转变成性质,即虫蛹变成虫蛾。人的产生也是遵循突变道路的。
  流行的意见以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理论否认自然界中有突变。可是有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却承认:“达尔文也承认有剧烈的变化即突变存在,并以为比渐進的壹般的变化更多些,因此渐進的变化不仅没有唯壹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优先的意义。”(季米里亚泽夫——十九世纪生物学发展史上诸特点)
  在发展的过程上,突变是不可免的,—— 不论这个过程是自然界的或社会的。
  有些理论家坚决的攻击这种见解;因为他们的阶级自觉惧怕革命震动,所以他们断定说:“自然界没有突变,历史也没有突变。”
  新社会之出现于历史舞台,并不像维纳斯神(Vénus)从海中浪花产生出来。(注)新社会是经过长久期间在旧社会怀里,逐渐成熟起来。这是频扑不破的真理,就像我们未曾出世以前须在母亲腹内胎孕九个多月壹样。但这样的怀胎和成熟,不仅不会与突变相反,而反与之相成。先怀胎,然后分娩。譬如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出世以前壹个世纪,资产阶级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怀内开始成熟。但当资产阶级这个成熟过程完结时候,突变就发生了,即历史上有名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革命过程也是这样。

辩证法的進化论认为自然界中和历史中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渐变和突变。庸俗的進化论不承认有突变,只承认有渐变。普列汉诺夫说:
  “有壹种意见认为没有突变而只有渐变;另有壹种意见则恰与之相反,即认为事实上永远只有突变,而我们所谓‘渐变’过程乃是无数的互相连接的小突变所构成。正确的认识论自然应当综合这二种意见,而成为第三种意见:突变是以渐变为前提而渐变必然要达到突变。”(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批评者之批评)
  辩证法就是正确的认识论,得到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综合意见。马克思主义应用辩证法方法怎样来说明这壹经济制度转变为另壹经济制度呢?难道这是新社会从旧社会怀中壹点壹滴长成起来之结果,退出去的阶级壹步壹步对走進来的阶级让步之结果,长期的和渐進的社会改良之结果吗?绝对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对最终目的之严格观点而投身于社会改良怀抱里去的人,对于这壹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壹种社会制度,就是这样说明的。当修正主义初起时候,修正派就借别尔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这种理论说:“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办法,就可以补救现存社会之缺点,使社会的各个细胞不断的除旧更新。”辩证法绝不承认用“改良”办法可以使封建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这壹种制度要转变成为另壹种制度,必须经过“否定的否定”,即由“突变”来去除不适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时,要发生这个“突变”,要形式新的性质。必须数量增加之不断过程预先达到了这个突变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壹方面反对改良主义的渐進派,他方面又反对恩格斯所称为革命的炼金术士派,——他们认为无论何时都可以“爆发”革命的突变。
  资本论中有名的论资本主义崩溃那壹段,可以作为应用辩证法的发展论之模楷。在这壹段中,马克思寻得资本集中和群众无产阶级化的规律以后,接着说:
  “篡取并垄断这个变革过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资本家富豪,其数量是壹天减少壹天的,但同时,壹方面贫困,压迫,奴服,堕落和剥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强烈起来,——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而且更受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机体所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变成为生产方式向前发展的障碍物,这个生产方式是与资本壹同发展并受资本的指导的。生产机关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壹种过程,即不能与其资本主义的外壳相适应了。这个外壳壹定要炸裂。资本主义私产制的末日到了。剥夺别人财产的人,其自己财产也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否定的否定”在辩证法原则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思想是经过两重否定而发展的,其结果达到另壹种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辩证法根本规律之壹,如果不明了这个规律,就不能使用辩证法方法。我们知道,每种现象,当其发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种种因素表露出来时,这种现象就转变为与原来相反的另壹种现象,即转变为自己的否定。但这个否定自己还是要发生否定的。这个否定的否定就使现象发展到更高的更完满的阶段。
  试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举出的例证:壹粒种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这里萌芽就是种子的否定;萌芽长大起来开花结果以后,又归于死灭,这里,结成的果实即种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干的否定。于是我们又得到种子,但这里的种子并非壹粒,而是增加无数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现象发展到更完满的程度;这里所举的例固然只是数量上的变化,但若我们不引证壹般的植物,而引证奥奇德花(Orchid ——兰花之壹种)为例,则结果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变化。
  社会的现象也是壹样。这里也可以举出好多例证,但我们只举出壹例来看就够了。议会制度本来是人民的统治,但发展下去反成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即上层阶级的统治。人民统治之否定为形式的德谟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又发生自己的否定,即苏维埃制度——人民统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现象在其辩证法的发展中所经过之三个阶段,黑格尔称之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来就是所谓“三位法”(Triade)。
  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但他们并不是生吞活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入于他们的体系内,而是以这个辩证法贯通他们的学说并将这个辩证法融化于他们的学说之内。试听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自己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说:
  “我的辩证法方法,不仅根本上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也与黑格尔的完全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过程——他在观念之名称底下,甚至将这个过程变为独立的主体——乃是真实世界之创造者,而真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之外现。在我看来,则恰好相反,观念世界不过是物质世界移转入于人类头脑去而已。……
  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之神秘化,绝不能妨碍黑格尔之成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觉的描写辩证法之运动的壹般形式。必须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头足颠倒过来,为的从神秘的外壳里面发现理性的核心。”(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被头足颠倒过来,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这样答复: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观念的独立发展。绝对观念不仅永久存在(我们不知道存在何处),而且是现存整个世界之活的灵魂。绝对观念自己发展,经过各种阶段——关于这壹点,他在逻辑壹书中有详细的发挥——并包含各种阶段;随后,绝对观念就‘自我化生’转变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观念是非意识的客观必然的经过新的发展,壹直发展至最后在人的思想中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从那时起就以粗糙形式在历史中发展最后才完全达到黑格尔哲学中来。这样,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和自然界中的辩证法运动,即自低而高经过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暂时退步之進化的因果关系,——不过是观念独立发展之缩影,而观念是永久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不受人的思想头脑所支配的。这种思想上的混吨状态是必须铲除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以唯物论的眼光将头脑中观念看做是绝对观念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映。于是,辩证法就变成了研究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的运动之壹般规律的科学。……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仅仅成为真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之自觉的反映。”(恩格斯——费尔巴哈)
  恩格斯在其写给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发表的)中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混吨状态,其根源就在于他将辩证法看作是‘思想的独立发展’,因此外物的辩证法只成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实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仅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那些依照辩证法形式之真实的发展的反映。”
  由此看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之转变,可以底下的话概括之,即:辩证法从此不再将思想的过程看做因,将真实的发展看做果,而是反过来看,即将观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结果。
  辩证法和唯物论综合起来成为马克思的学说,但这壹点极受马克思学说批评者的坚决攻击。
  如果,像我们上面所说,壹般的辩证法已经被马萨里克教授看作是“简单的变戏法”,那么,在他看来,唯物论的辩证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见马萨里克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认为辩证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干涉的,是人为的强附于马克思主义上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伟大工作,并不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涉。”(伯恩施坦——历史的唯物论)
  可是只要研究辩证法方法的真正性质,就可以明白:辩证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种非常有意义的情形值得我们注意,即当黑格尔严格遵守其辩证法原则企图深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去时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面。(注)

辩证法似乎是趋向于抽象的结构,然而在唯物论看来,壹切观念都是事物的反映。——这种情形,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辩证法唯物论中发现出来的所谓矛盾。但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玄学之认识事物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只认为这个权利是相对的,是屈服于更高的更完满的认识方法即辩证法之下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并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论的哲学,而且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我们的辩证法之基础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观。我们的辩证法时刻不能离开唯物论。唯物论失败了,我们的辩证法也要随之失败;反之,没有辩证法,则唯物论的认识论也要成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序言)
  辩证法和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之二个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个,则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个原素,就等于摧毁马克思主义之整个建筑。
  最后在结论中,我再指出辩证法思想之几条根本的规律:
  (壹)在真实事物的完全状态中,研究真实事物。竭力注意壹切。详细的研究。牢记着各方面的联系。
  (二)在运动中研究。注意辩证法的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转变的。寻求矛盾。明了斗争。
  (三)牢记着: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四)不隔开理论和实践。不仅要认识周围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围世界。(注)

第四章 有定论



  辩证法唯物论给唯心论世界观以致命的打击;这不仅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具有前代哲学思想之最高成绩——辩证法方法,而且也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占夺了唯心论所统治的疆土——历史。辩证法唯物论推翻了唯心论在解释历史过程方面之独裁统治。辩证法唯物论之根本原则应用到研究社会关系方面来,就产生出唯物史观。
  在未曾说到唯物史观以前,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之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辩证法唯物论各方面所从出发的那种有动机的前定说,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人类学的有定论之结论。马克思主义既认人类发展之整个行程须遵守有定论的原则,其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答复就与斯宾诺莎当时对此问题的答复相同。
  在斯宾诺莎看来,“意志之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这是“比日光还要明显”的事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志之每壹次表现,要能发生和活动,必须有其他壹种原因,如此直至于无穷。无论意志是有穷的或无穷的,但总归有个原因来决定意志之存在和活动,因此意志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见同上定理之证)自然界规律支配人类,与支配石头,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手所抛掷的壹个石头,是能够思想的,则它或者心里以为:它遵循壹定方向堕落于地下,乃是因为它愿意这样,因为它的自由意志是这样。谁心里想:他说话,或不说话,或从事于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夺,则谁就是睁开眼睛做梦。……法国唯物论者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见解,差不多也是这样。在狄德罗看来,意志自由是壹句“空话”。我们的行为,每壹次都是某种原因之必然的结果,这些原因有时虽然很复杂,但其实质是单纯的。霍尔巴赫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也是这样,他认为意志自由的学说是屏除人类于自然界之外的学说,而其实人类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无论斯宾诺莎,霍尔巴赫或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他们都是拿有动机的前定说来观察我们的意志。他们分析意志的过程,研究其所经过诸重要形态(志愿,选择,行为),就得到结论说:我们的意志是受某种外来的动机所决定的。费希尔在其所著有名的人类意志自由论壹书中说:“意志表现时,是否先有某种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志表现,都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的。”意志须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经就拿人的意志来比拟罗盘针。人的意志须遵守物质世界的规律,正像罗盘针受这种规律所支配由北旋转到南或由南旋转到北壹样。
  人类在其意志行为中,有表面上的“选择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罗盘针之“选择自由”壹样。
  某个学生今天到学校来上历史的唯物论壹门功课,但他可以不来上这门功课而去上经济学,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课而闭门在家或上戏院看戏去……。难道这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加入共产党为党员,或者我拼命攻击共产党,——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准备以经济学家为职业,而不去充当医生,——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
  我的每壹件行为都是在无数可能性中自由选择之结果。我是壹个有自由志愿,能自由选择,因此会自由行动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转的罗盘针,则不能选择向南或向北而必须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质的规律。怎样能够拿我去比拟罗盘针呢?
  无定论者,即承认意志自由的人,就是这样推论的。可是,承认我们的意志必须遵守必然的规律之有定论者,他们也并未否认选择的自由。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仅仅指出选择自由这件事实而就满足了,他们还要進壹步证明:我们的选择最后还是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注)

当我们伸手出去从面前桌子上几本书中拿取壹本书来看时候,我们自然有选择的自由。我在十几本书中可以自由选择壹本,我也可以不拿书而拿报纸,铅笔,图画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东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变成精神病科医生所研究之对象了。选择自由,是受物质可能性之狭隘界限所限制的:我们从无量数的物件和现象中来“自由的”选择,这仅仅是在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内。
  可是我们能够说:在这些界限以内,我们的意志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吗?
  某个时候在我的物质可能性界限内有四本书:罗马法史,哲学研究,凯勒曼(Kellermann)的小说十壹月九日和列宁论文集。我自由选择结果,就拿起罗马法史来读。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内几本书中,我自由的选择了;但这种选择仅仅表面上自由的,事实上还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决定。我所选择的壹本书,正是我在某个时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参考罗马法,又是由于我正预备法律问题的讲演之需要;而这种需要又根据于另壹种需要……。以为我是完全根据我的自由选择来读某壹本书,那就无异于将我的行为及其动机拿来与此过程在我意识中的反映混为壹谈,无异于斯宾诺莎所说:小孩以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志自由。
  在许多可能性中间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包藏有明显的前提,即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种可能性具有我们所需要的性质。总而言之,选择的必然就是选择的自由之前提。(见亚克塞罗的我们为什么不要后退)
  诗人说: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为何爱她的亚拉伯人?
    因为天空的风和处女的心都是没有定准。”

  可是如果我们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这二句诗认真来研究,我们就要承认: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选择也是受她的“自由意志”以外许多因素所决定的。她也许不知道这些因素,甚至也许不觉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还是存在并强有力的转移那诗人所说的“无定准的”心之意志。如果我们“分析乐器像解剖尸体壹样”,就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由意志,乃是我们的行为过程与此过程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混合起来结果所产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罗所说:这乃是将自己当作原因而不当作结果的壹种人之幻想。
  我们的意识指挥我们去做某种表面上自由的行为,但我们壹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意识自己就时时刻刻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事物的行程决定观念的行程”。
  如果是这样,如果有定论要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理动作,去遵守物质必然性的规律;那么有定论会不会变成宿命论,会不会使人类成为万能命运掌握中之可怜的俘虏呢?
  这是说到有定论时候,必然要发出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有定论,不仅未曾消灭我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我们的自由。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与必然(必需)对立起来。
  当我在无数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选择时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种可能性正是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现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认定必需性,我才能决定去自由选择,去行动。不先认定其必需性,则自由选择就不能成立,没有必需性,则我将为各种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志将茫然无所决定,我的“我”将消失在怀疑之中。如果我没有罗盘仪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则我将永久停留在仿徨无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于壹切都要不到。费尔巴哈说:“人类什么时候能自由的行动呢?只有在依据必需性而行动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之下,行动才是从我的生存之最深沈处发生出来,才是我的生存之有关联的和明白的表现,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动的创造者”。(费尔巴哈——全集)
  “意志自由不是别的,只是人认识事实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人对于某种问题之解决愈加自由,则此解决之内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决定;由于不认识事实而起的迟疑不决,表面上似乎是随意选择于许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决中间,但由此更加证明这种选择是不自由的,是屈服于其所受支配之实在情况的。因此,自由就在于建立于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对自己和对外界的统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观的唯心论和辩证法的唯物论,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对实在的关系——之解决,是极端相反的,连带着对于自由和必然问题之态度也根本不同。
  主观的唯心论否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无原因的事情,这样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证,而不能实现。
  “若将目的看作自由的基准,则目的将停留于主观的头脑里,对于真实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由此观点看来,则合于目的的去反应于周围世界,乃是决然不可能的;于是,在主观的唯心论者看来,除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现象之种种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别无所有。
  绝对的自由就转变为绝对的必然。
  有定论承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结果,这样就得到结论说:目的是现象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实现的原素。由此观点看来,显然,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历史之反应是有保证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转变为自由”(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有定论并不像宿命论那样,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认识我们的意志是有定的,是依赖于决定意志之物质原因的,是严格遵守必需性的,——这就等于相信我们是依照规律而行动并且能收效果的,就等于鼓励人的行为。了解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客观的行动之前提,正如关于意志独立和自由之主观的幻想壹定要达到意志薄弱,迟疑不决,多议论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气习壹样。(注)

以上所说的有定论,还只限止于人类学方面。就此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于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解决了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这个解决出发。但他们的功绩乃在于他们将有定论问题推展至社会学方面来,在于他们将意志自由问题从自然界推展至社会范围里来。
  如果在人类学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证明我们的意志屈服于必然性,那么就要问:在社会过程中有没有决定人的行动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么决定这个社会生活之原素又是什么?
  在未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须先说说底下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将社会现象看做是构成此现象之各个个人意志之总和的产物。社会现象乃是个人意志交互错综的结果,而在各个个人意志看来,社会现象仿佛是自发性的。社会现象发生于单个意志之交互错综。我的意志,妳的意志,十人百人千人无量数人的意志,交互错综起来,混合融化起来,就产生出自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不适合于各个个人意志,而且违反各个个人意志。(注)

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业危机可以作为这种自发现象之模范的例证。在壹个国家中,几千个工业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发财。每壹个工业家都因为竭望发财,而表现出其要求更多利润的意志;这个意志表现之结果,就是这个工业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产品并输送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工业家的发财意志,碰著其他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工业家同样的意志,而交互错综起来。所有这些个人意志交互错综之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市场充满,那些工业家也跟着破产,——他们的个人意志在交互错综的过程中造成了自发的现象(破产),即达到了与个人意志所期望刚刚相反的结果。
  “历史经过是这样:最后结果系由无数个人意志之冲突产生出来,而每壹个意志之出现又根据于许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况。于是就有无量数的交互错综力量和无量数的平列并行力量,这些力量综合起来就产生总的结果:历史事迹。”(恩格斯给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个人自觉的倾向,被那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点说,所打消了。依据规律发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个人意志。(注)

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类学范围和在社会学范围,我们的意志都须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则,都须受我们以外的原因所决定。
  承认了此点以后,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就发问说: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管历史的性质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觉的预定的目的去做的: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响的无数意志以及人加于外界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这些无数个人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不重要的问题。意志是为思考或情欲所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思考或情欲的动力又是许多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条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动力,贪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仇怨,还有各种各式的纯粹个人的嗜癖。我们已经说过:影响历史的无数个人意志所造成的结果,时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时甚至与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这可见个人的动力对于总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寻求:究竟有何种动力隐藏在这些个人动力背后,究竟有何种历史原因能在人类头脑中变成这些个人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来——即唯物史观——就答复这个问题。

第五章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历史哲学,成为专门科学,要从历史的认识论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则出来,——这还是比较后起的事情。人们认为历史哲学之创立者是维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学说成立于十八世纪初期;因此,历史科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至今还只有二个世纪。但分析历史的進程,叙述历史事变之外又加以解释,确立某几条能支配历史过程的原则——这些部分的企图,则历史科学成立之初就已经发生了。
  从希罗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注)时代以来,历史家就竭力不仅要叙述事变而且兼要解释事变;他们从他们对于历史过程之无量数形形色色的解释中间,推究共通原素出来,——所有这些解释,自然是唯心论的。

“从希罗多德的神妒说到泰纳(Hippolyte Taine)的环境影响说,其间记载历史的人的精神里产生出无量数的见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产物,要来解释并补充所叙述的事绩。阶级的倾向,宗教的观念,民间的成见,某种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影响,遐想的过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实以艺术形式的志愿——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造成了关于历史事绩的理论之多少愚笨的原则;这种原则是与历史记载不可分离的,或至少也是要点缀和装饰历史登载的。说什么偶然,机会,命运,神意或现在所说的‘物的逻辑’,——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愚笨的和简单的思想之结果;这种思想,无论经过批评道路或借助经验手段,都不能够凭其本身来解释自己的行程和见解。要想拿带条件性的事实(譬如偶然)或带理论性的像想(譬如事变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来填补我们关于壹切情况之智识的缺陷(这些情况是随着真实事变而发生的。其发生乃是必然的,而与我们的志愿或意见无关)——这种倾向本身就是历史记载家庸俗哲学之原因和结果;这种哲学,无论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识的批评出现,就将因为本身太浅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里奥拉所著之历史的唯物论)
  在唯物史观未曾出现以前,历史科学壹般是以唯心论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生活之壹切事变。但在马克思提出其历史的认识论以前好久,我们在历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论倾向中,就已经发现壹些对于社会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论见解。在商业资本初兴时代,我们在历史家著作中就已经发现有人企图拿经济性质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绩,甚至有人还拿阶级斗争眼光来观察历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马基雅维利(Nicolas Machiavel)之历史著作,就包含有这种新历史观之原素,虽然这种历史观还未完全明显的成熟。十七世纪生产力之增长,推动哲学家和历史家的思想更趋向于拿经济原因来解释社会生活。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就是最好的证据。
  十八世纪资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长大起来,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斗争起见,就要求历史家丢弃唯心史观(即将人类社会壹切進化都看做人类精神变化结果之壹种见解),而拿社会中互相斗争的真实力量,来解释社会進化。法国大革命更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家思想去尊重实际事实而丢弃壹切思想上的动因。如果十五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封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能使马基雅维利认识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意义;那么法国大革命——这壹只有生来盲目的人才看不见的阶级斗争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论的见解而使历史现象真正原因发现出来,——这当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们还认为有所谓“大众意志”,但不久人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表面上壹致的意志,遇见人民中各种分子间——即各阶级间——之冲突,就烟消云散了。关于“贫”“富”间阶级对抗的意识。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卢梭雷纳尔(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尔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还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变中就强有力的被证实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许多伟人,都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其中几个伟人,譬如马拉则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壹切革命问题的出发点。
  十九世纪之初几十年,唯物史观已经确定的战胜唯心史观了。十九世纪初期,事物的整个進程,将历史方面之唯心论见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注)

拉布里奥拉论这个时代说:
  “经济规律战胜了壹切幻想并幻想了社会生活之指导地位。……事实上,谁未曾看见小私有者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变成为无产者呢?谁未曾看见造成新社会制度之壹种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头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谁未曾看见新的城市在工厂周围发生起来,造成了没有出路的的贫困,这种贫困并非个人失败之结果而是财富的条件和源泉呢?(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影响之下,到了法国王朝复辟时代,我们上面所说的大革命时期已经萌芽之壹种倾向就开始显著起来,这种倾向就是:凭拿经济原因去解释历史進程,依据阶级斗争以研究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法国的历史科学就转移其研究方向于支配社会之财产关系方面,因此就坚决的走上唯物史观道路。法国历史科学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叶里等得出结论说:要了解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必须研究其社会集团间的关系,而各种社会集团间之财产关系就是了解政治事变之锁钥。在基佐和梯叶里看来,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战争的历史。阶级间之斗争,其结果不是各阶级互相妥协,而是这个阶级战胜那个阶级,基佐说:“调和阶级的冲突,乃是妄想。联络各阶级使之协调,也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在马克思以前很久,历史家就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说,但有些历史家如布兰维里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贵族利益的,有些历史家如基佐米涅梯叶里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惟有马克思是第壹个站在无产阶级利益。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革命以前法国的哲学家站在唯物论基础上,但同时没有能力彻底的解决他们当前的问题,这是由于玄学观点阻碍了他们。革命以前法国唯物论哲学家搁浅的地方,革命以后法国唯物论历史家到此也搁浅了。他们达到了将历史研究重心移转到财产关系方面,但当他们要去解释财产关系本身时候,他们又借助于“人性”的玄学观念。他们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会关系影响的,知道社会结构之基础是经济组织,但当他们要去解释什么是经济变化之基础,经济变化和发展究竟受什么影响等等问题时候,他们就张目结舌壹点没有办法了。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的法国历史家,他们缺乏发展的观点,因此不能从他们的唯物史观做出逻辑的结论:他们不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最初动力,其“动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后来不久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了。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唯物史观的霉菌是满布于欧洲社会空气中的。这二位科学社会主义之创立者,本来是大无畏的和最彻底的辩证法家,他们发现这个霉菌以后,就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观的壹元论体系。这个坚固整齐的体系,与王朝复辟时代历史家残破不全的观点毫不相同,其差异程度正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启蒙哲学家矛盾动摇的见解间之差异程度壹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观,可以作为壹个例证,证明我们上面屡次提起来说的壹个断语之正确,这就是说:辩证法唯物论之创立者所构成的体系,并非由他们头脑想像出来的,也不是由他们“发明”的,而是他们天才的将前代哲学和历史思想融化为壹个综合。当时社会关系之发展,使马克思能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时候,发表他的关于历史过程的思想而成为壹个有名的公式。这个公式说:
  “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人类進入于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志所左右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适应于其物质生产力之壹定的发展阶段。
  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物质生活之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实在,而是人的社会实在决定人的意识。
  在其发展上某壹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力必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关系,——或者拿法律用语来说——要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生产力以前就是在这些关系怀中发展的。这些关系本来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如今变成了生产力的障碍。于是到了社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伟大筑物或迟或速也要起革命。观察这种革命时候,必须将物质的由自然科学正确性表示出来的经济生产条件上的革命,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总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别清楚;——在后壹类革命中,人类自觉这个冲突并与之争斗。
  不能根据革命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代,亦如不能根据个人的意识来判断这个个人壹样。恰好相反,这个时代的意识,必须拿物质生活的矛盾,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来解释。
  任何壹种社会结构,在生产力未曾发展至于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以前,是不会崩溃的;同样,任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内部这个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会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评序言)
  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思想对实在关系问题——是这样解决:即承认惟有我们的感官所能认识的物质世界才是真实世界,而观念只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反映。
  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去建立其历史观。在辩证法唯物论看来,社会过程并非观念進化之结果,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改变之结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当的指示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上物质和观念关系究竟持什么见解。

第六章 生产力


  历史的唯物论将整个社会组织都看做生产的组织。生产乃是本时代政治事变和文化表现所环绕的中轴。
  动物必须适应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人类自然也要遵守这条规律。但人类的适应过程,与其他壹切动物的适应过程,有重大差异。动物之适应自然界,是屈服于自然界;人类则使自然界屈服于自己,这就是说:当适应自然界时候,人类并不改变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为的官能,——总而言之,人类的适应不是被动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动的和技术的。
  人类是自动的和技术的适应自然界,人类是富兰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说的“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个情形发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为的工具所实现之劳动过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们的智慧就是在这个过程直接影响之下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动物之简单的叫声就变成人类可宝贵的发言。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得着判断的能力并自觉的决定其对于世界的关系。“蜘蛛织网像纺工织布壹样,蜜蜂营巢像匠人筑屋壹样。但壹开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点与最灵巧的蜜蜂不同,即人类未曾拿材料筑屋以前,先在头脑中将屋筑好了。”(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这种伟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为的工具反应于死的自然界并改变物质之结果,在此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肯定说:最原始的人为的工具之使用,已经给予原始人类以最初的意识并开始转变类人猿为类猿人。
  “人类将劳动工具当作新的官能,以补充其生理上的结构。自从达到能使用劳动工具之程度以后,人类发展史就焕然壹新:以前人类像其他壹切动物壹样,是改变其自然官能的,而现在人类则首先改進其人为的官能,发展其生产力。”(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发展问题)
  在劳动工具未曾于人类生活上占支配势力以前,那时尚没有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仅仅从劳动工具能影响于整个社会生活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达尔文就在这里结束,马克思就在这里开始。”动物学让位于社会学。
  “历史乃是人手的工作,——这里所说的人手,是能够发明和改良劳动工具的,是能利用劳动工具以创造人为的环境的;这个环境之复杂影响随后又反映在人类本身,而这个环境之现状及其连续变化,正是人类发展之原因和条件。”(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引过富兰克林对于人类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位美国思想家忘记补充壹点而这样说:“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动物”。第壹个使用石斧以反应自然界的,并不是鲁滨逊(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动物)中之壹员。这个石斧并不属于个人,而是群众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变了这些群众的状态,改变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而以后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后生产力壹天比壹天发展,于是整个社会结构都起变化,社会内部壹切关系都起革命。
  某种社会,随其所处客观的外界的条件不同,其生产力发展迟速也不同。生产力发展,社会的智识程度也随之发展,而社会也更能够发明新的工具,更向前发展生产力。……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在每壹时代,人类能实现这种变化至何程度,这要看底下壹种情形,即:“每壹个民族,在其历史上每壹个时代,其生产力向前发展是受那时代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之自然的逻辑。
  人类不是唯壹能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动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人类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于是人类于自然界环境之外,又造成了人为的环境,社会的环境。
  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这壹点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壹特点扩大了人为的环境之防卫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类超越于其他壹切动物之上。(见凯勒斯克劳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么是经济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人类适应于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术上的,在适应过程中人类不改变其机体而去改進劳动工具。这是由于人为的环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产工具的改变引起人类对自然界关系的改变,同时也引起人与人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可见生产工具的改变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整个進程,所以,当观察社会生活和研究社会过程时候,马克思主义是从分析社会生产力出发的。马克思说:“壹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所制造的产物,正如棉布苎麻等壹样。社会关系是与生产力状态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发展了新的生产力就改变生产方式,随之又改变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因此就改变其壹切社会关系。手工磨机给我们以封建王公统治的社会,而蒸汽磨机则给我们以工业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但那些根据物质生产以建立其社会关系的人,他们同时也造成原则,观念和范畴,适应于其社会关系。”(马克思——哲学之贫困)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之出发点,简单的因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生活发展之唯壹能变的物质因素,而生产方式不断的改变同时人类社会也跟着不断的改变。我们承认生产力是历史过程最初的动因,因为这是包围人类和影响人类的环境中唯壹能变的因素。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变的,或者是在生产力发展影响之下而改变的。
  “自然,在发生观念的过程中,不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机体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机体,其思想能力及其艺术创作能力等,在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某种改变吗?自然没有。谁的思想能力都未见得比亚里斯多德更高,同样谁的艺术创作能力也未见得比古代希腊艺术家更强。或者因为外界即自然界改变了吗?也不是。现在希腊的蔚蓝的天正与伯里克利(Périclés)时代(注)壹样。改变的只有社会,即最后只有经济关系;自然界中和人类中即使有改变,也是受经济关系改变影响的。”(考茨基——唯物史观与心理因素)

马克思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力是其社会学分析之出发点,于是就指出:社会乃是随其满足物质需要时所用的手段方式改变而改变的。
  唯物史观认为“首先是生产,其次是生产品的交换,构成壹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二种原素决定当时社会中财富的分配,因此更决定构成此社会之阶级及其中各层的形成。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那决定某种社会变化或某种社会革命之原因时,则不应到人的头脑中到人对于永久真理和永久正义的最高智识中去寻求,而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求;总而言之,即不应到所研究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求,而应到这个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时代的经济又直接受这时代的生产力所决定。
  我们时常听见人说:生产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响所决定,因此社会过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条件。自然无疑,地理性质能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技术的影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必须牢记:在自然界(地理)条件影响之下发生起来的生产力,发展下去就要改变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界的关系。譬如在白俄罗斯,现在人们正谈论电气化;正要建设大规模之发电站台等,可见我们现在对于白俄罗斯地理条件之关系,完全与西继斯蒙奥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时代的白俄罗斯人对于同壹地理条件的关系不同。北美洲农民拿电气机器所耕种的土地,也已经不是两世纪以前欧洲侨民拿原始犁头所耕种的土地了。
  “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中劳动,并将自然界当作劳动对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而社会的技术则是时常变化的,——自然,社会技术必须与自然界原素相适应。技术既然是变化的主因,技术的变化既然引起社会和自然界间关系的变化,由此可见:分析社会关系之出发点就是技术”。(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
  地理条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直接的,而要经过建立于生产力壹定状态之上的生产关系。
  为正确估量地理环境对于历史过程之影响起见,我们必须研究这个影响怎样及于社会组织。我们不能从生理学方面或心理学方面来看察这种影响,因为这样的观点除了附会曲解真正的历史过程之外,是没有别的效果的。以为某壹种族的地理条件能直接影响于这个种族之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这种见解无异于承认“人种的特性”是研究历史的锁钥。这种见解已经被科学无情的驳倒了,科学证明当代并没有什么“纯粹的”人种存在。如果记得人类历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时是这个人种,有时又是别个人种,则凡有头脑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原因并非由于某个“人种的特性”,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每个时代“人种”之文化水平线。
  人类依靠生产而生活。社会不是别的,只是生产的集合,以无数线索将各人连结起来,使各人于生产中和生产品交换中发生壹定的关系。马克思称这种关系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受某时代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每壹次改变都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跟着也要改变壹切社会结构及与此结构有关的整个社会思想。
  为要更明白生产力发展怎样引起社会结构改变的情形起见,我介绍读者参考底下描写这个过程的表:

生 产 力 发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纲领)


生产力

生产性质

劳动生产量

社会制度

共同生活的规模

人类自己

最原始的技术,获取现成物品

没有剩余生产品

原始氏族共产主义,剥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数约四五十人

人类+牲畜

原始的农业,牧畜

剩余的生产品开始发现

氏族共产主义崩溃,家庭共产主义,奴隶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扩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类+牲畜+初期水力风力之利用

农业和牧畜更加完备、手工业技术发展,奴隶和农奴的劳役制度

有剩余生产品

奴隶和农奴制度,阶级:军人、教士、奴隶、农奴,商人

封建领土已经能结合几千人

手工机械

城市中相当高等的手工业技术开始发展

剩余生产品增加起来

小资产阶级的交换制度,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

城市和区镇已经能结合几万人

人类+牲畜+蒸汽动力,复杂的传动的机械组织,机器的自动生产,其后期人类和牲畜失去其为体力的作用,人类主要是指导者

技术進步、农村经济、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役制度

剩余生产品很多

资本主义制度

阶级:资产阶级(大,中,小)、无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化、农民瓦解分化

社会关系结合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由民族国家進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就在经过世界市场大体上将壹切人类结合起来并在世界市场上建立世界生产

机械动力

人类仅仅是指导者

工业与农业结合、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自由的和友爱的劳动

社会必要的劳动缩小至极小限度、生产量很高

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

壹切人类组织在壹个经济组织里头

第七章 基础与筑物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认为整个社会过程都要服从经济的必需性。由我们的观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最初的动力,决定社会结构的系统和群居的人类关于政治道德法律科学艺术哲学宗教各方面的观念形态。
  成为社会结构基础之物质条件,直接的或间接的决定了本社会分子之精神生活。马克思就根据这种思想作成为有名的基础与筑物之公式:“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注)

马克思下葬时,恩格斯在墓前演说道:
  “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本来包藏在壹件浅显的事实之内,可惜这件事实在马克思以前为各种观念系统的帷幕所遮掩了。这件浅显事实就是:人类首先必须关心饮食衣住,然后才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直接生存资料之生产以及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代之经济发展阶段,于某个时候,就构成壹种基础,由此基础遂发展那个时代人类之国家制度,法律见解,艺术,甚至宗教观念,而所有这些现象都须根据这个基础来解释的。”
  这里,我不能详细解说生产基础和各层思想筑物间之相互关系,我只限于解说壹个普遍问题,即应该怎样了解基础和筑物间的关系,而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
  必须正确的了解这个问题,尤其因为现在人们还往往将历史的唯物论看做是复兴“先生活然后研究哲学”之理论和仅仅根据经济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之理论。
  每壹种科学方法都会被人变成死的机械,辩证法的唯物论尤其会这样。辩证法的唯物论本来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学理论,更加需要人们了解其精神而不应仅仅了解其字句。(注)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生产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响可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壹切变动。
  历史的唯物论,不在“人性”变化中,不在某种抽象体中,去寻求社会组织上和人的观念上的壹切变化之最初原因;历史的唯物论认为这种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结果所引起之生产和交换方式之進化。
  生产力状态乃是某壹定时代之基础,各层的社会筑物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某壹定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直接受这种基础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同时又决定社会存在的形式,生产关系乃是某壹定社会组织之社会经济结构所依据之经济基础。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又影响社会精神状态,社会心理,道德和习惯。精神和道德状态,又决定本社会科学艺术哲学的性质,即决定,本社会的社会思想。
  “在劳动及其必须的工具发展之壹定的条件之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产形式,就在人为的地基上首先并直接的决定了其他壹切社会结合之事实行为以及此行为在我们称为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种种形式:阶级之形成,冲突,斗争和毁灭;决定了调节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服从人的原因和样式以及统治和政权所表现的形式,——总而言之,即决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国家的壹切事物。这种经济结构,其次又决定了艺术宗教科学等创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倾向和对象(大部分是间接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普列汉诺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条公式,说明基础和各层筑物间的相互关系:
  “(壹)生产力状态;
  (二)其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三)建立壹定的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经济决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经济上面之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人类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之各种思想。”(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历史的唯物论绝不是拿经济的直接影响来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现象的。在用以区分现象的类别中,后的种类都是受前的种类所决定的,而每壹层思想筑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层的思想筑物之“基础”。谁企图拿当代意大利经济之直接影响来解释当代意大利艺术的性质,谁自然就壹点也不能了解。这种艺术是在参加当代意大利生活的阶级之社会心理直接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而这种心理又是在决定阶级地位等诸原因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这里,生产力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即经过社会生活的。
  有些人说: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生活,这岂非独断论的见解吗?这种见解岂非忽视各层筑物间相互影响和事实,而认为有壹种因素能决定其他因素吗?艺术往往是在社会心理影响之下发生的,但艺术发生以后转而影响社会心理。这种相互影响,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忽视的,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阿基琉斯脚跟。(注)我们拿社会生活因素相互影响的观点来代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才可以了解历史。

以上便是反对唯物史观之壹种根本论据。我们驳斥这个论据,同时又可明白本问题的几个要点。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过“相互影响”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永远从底下的见解出发,即认为:筑物虽然在基础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但转过来也影响基础本身。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难道不转而影响经济吗?
  不久以前才发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说明这种情形:
  “我们所认为思想上的见解转而反应经济基础并于相当限度之内可以改变这个基础,——这在我看来,是当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写的信,壹九二〇年始发表于社会主义月报)
  苏俄的遗产法,是受制定此遗产法时苏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但这个遗产法转而对这些关系本身发生重大影响。
  恩格斯应用这种互相影响的原则,于壹切思想筑物上。经济需要是发展之主要动力。但哲学,在其发展中,是连着其成见和错误转而影响于壹切社会发展(连经济发展在内)的。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政治等筑物能影响于经济基础本身。马克思关于历史和政治经济诸著作,就是明显的证据;在这些著作中,政治现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赖于经济条件之限度内的。
  马克思主义壹方面不否认社会经济和人类思想间相互影响并指出这种相互影响在历史过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说明我们如果单独拿这种相互的影响去观察社会生活,那是壹点也不能了解的。黑格尔之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了解:“相互影响的关系要成为同值的概念,则其本身还须经过分析,分析结果就达到:发生相互影响之变方面要为壹个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释,而非自己就是现成明了的事物。”黑格尔所寻求的这个“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经给马克思找到了。这就是生产力。
  “试举壹例来看。据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说:‘法国,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骑士小说……改变了全国风气,指示了全体贵族,应该怎样去立身处世。’这里说文学影响了风气。但文学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骑士小说又是根据何种原因而发生的呢?显然:骑士小说之发生是由于骑士风气之存在。这就是说明相互影响之壹个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会的文学影响本社会的风气,而本社会的风气又影响本社会的文学。但封建社会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响之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不能对我们解释的。”(普列汉诺夫——二十年)只有根据于那时代生产力的分析,我们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复。
  “社会环境的性质,要根据当时生产力状态来解释。知道生产力状态,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性质,就可以知道适应于此环境的社会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和社会精神或风气间的相互影响”。(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问题)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巨大的筑物都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难道这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壹种社会经济结构是按照直线的转变为另壹种社会经济结构吗?不是。当生产力发展使这壹种经济结构转变为另壹种经济结构时,社会必须在思想上准备这个转变。“人类的進行,从A点走到B点,从B点走到C点……以至于S点,从来不是仅仅在经济上進行的。要从A点到B点或从B点到C点,都必须经过‘筑物’并使‘筑物’发生相当的变化。”(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要求改变这壹种经济基础(封建经济)为另壹种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经济)了。但此种“基础上的改变”,必须等到相当的“筑物上的改变”发生过后,才有可能。
  十八世纪下半期自始至终“第三级”就在各层筑物方面造成这种“改变”:资产阶级的戏剧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剧,在绘画书上革命的题旨代替了贵族宫廷的传说,在哲学上唯物论代替了唯心论,而无神论也推翻了宗教。仅仅到筑物上这种“改变”已经发生过后,法国才有可能从这壹个经济基础转变成另壹个经济基础。
  思想上的改变绝非自动的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的。基础毁坏了,照马克思的意见,筑物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生产力发展既然毁坏了“筑物”所凭借的“基础”,则这个“筑物”的崩溃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提出诸中心定理之壹。但这个定理绝不否认:筑物的崩溃是“或速或缓的”,这种崩溃的步骤是受支配本社会之传统权威和代表生产力发展那壹阶级之革命毅力等所决定的。譬如,我们可以承认当代美国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可以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国这壹种经济基础要转变为另壹种经济基础,其速度须看“筑物的改变”即思想的革命化之过程长短而定。
  “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受什么所决定呢?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经济关系的。但这些反映经济的政治制度要能实现,必须先以某种观念形式经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不先在其观念上发生转变,就不能经过经济上的转变。”(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马克思主义知道并指示:意识是受实在所决定的;同时也绝不忽视意识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说:
  “照唯物史观说来,决定历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实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此外,我和马克思再没有说别的话。如果有人曲解这句话成为:经济因素乃是唯壹能决定的因素,则他就是将这句话转变为壹句无意义的抽象的和无道理的话。经济状况乃是基础,但在历史斗争的進程中,各种筑物转而影响这个基础,在许多情形之下,甚至决定这个基础的形式;各种筑物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结果(每次斗争解决以后占得胜利的阶级所制定之宪法),法律的标准,甚至所有这些真实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所反映出来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见解及其随后转变成为独断的体系。”(给社会主义月报主笔布洛赫的信,此信于壹八九五年十月发表于社会主义学院杂志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将思想上现象看作是经济事实所产生的这壹句话,便肯定说马克思主义否认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历史的唯物论之“偶像观”。
  在许多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之诘难中间,有壹种最愚蠢的诘难,即说我们的理论忽视了观念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其实,历史的唯物论并不忽视这种作用,不过指出观念上的变化乃是经济关系上的变化之结果而已。这壹点,在那些成为自己头脑所发生的思想过程之牺牲品的思想家看来,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壹书中,认为思想是仅仅遵守本有的规律而独立发展之壹种事物。思想过程的特性,就是人们对于思想進程和决定此進程的物质生存条件间之联系,没有明显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给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说:“审判官所认为先天状态的,其实仅是经济的反映。”自然,这种意识上的混吨,这种思想上的错乱,是由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发生的。凡在职业上专门从事于壹种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将这种材料看作独立的范畴,而忽视了决定这种材料的思想过程之物质的前提。
  “思想是壹种过程,这种过程虽然是由所谓思想家自觉的去完成,但这种自觉是虚假的自觉。推动思想進行之真实力量,是不为思想家所认识的,不然便不是思想过程。这种过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虚假的或皮面的动力。这既然是观念的过程,则其内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辈所有的纯粹思想构成起来。他既然只从事于那未经批评即被认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种观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这种材料与另壹种不依赖于思想之过程间的各种联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给梅林的信,此信发表于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壹卷)
  由此就产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劳动的人的思想,残害了并曲解了他们的思想。历史的唯物论乃是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发现出支配我们的思想过程之真实动力,无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并指示那界在观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间,“基础”和“筑物”间,意识和决定此意识的实在间,之真实的联系。历史的唯物论,认为在社会实在和我们的某种意识间,有无数的中间环存在。这些中间环,并不会使这个理论像那些拜倒于各种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论那样,漠视了思想服从实在之事实。

第八章 主观与历史过程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整个社会过程根本是受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这里自然会发生壹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的主观能够干涉历史过程的客观呢?如果承认,则这种干涉能到何种限度?
  历史的唯物论之无数批评家,对于这个理论则存庸俗而机械的见解;他们将这个理论看作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将人看作完全被动而屈服于经济必然性之铁的规律。
  事实上。历史的唯物论并未曾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在历史的唯物论光照之下,那些认为个人(“英雄”)是历史之万能的建筑家,是历史过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论,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谬误无能而已。
  在过去支配历史科学而现在尚未完全消灭的这些理论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注)

历史事变的進程是复杂而纷乱的,其迅速的变化引起这种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因和果是密切胶粘而难于分清的,——所有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宫,惟有手里拿着壹元论历史观为武器的人才能从这座迷宫走出来。历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论的见解,即拿壹个标准因素来解释历史过程,然后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复杂纷乱的情况。不然,则他被注定要瞠目结舌无奈这种复杂纷乱情况何,而迫得根据命运,偶然,去解释历史事变。
  试举壹个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纪历史科学最有权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诺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来说明当代欧洲历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着名的共和党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无经验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则是几个民主派的鼓动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Otto Bismarck)个人利用拿破仑第三(Napoleon III)个人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我们不能在欧洲大陆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上找到壹个共同原因来说明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变。三个偶然决定了当代欧洲的政治進化。”
  但逻辑作弄了那些将历史看作偶然的产物的学者先生,并使他们说出同样愚蠢和无理的断语。譬如同壹个色诺波又说:
  “在政治史上很难给予俄罗斯帝国以适应其意义的壹种地位。……除了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时期以外,俄国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宫廷和政府的历史。”(色诺波——当代欧洲政治史)
  这样,缺乏壹元论的观点和不认识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之历史学家者,就要走到谢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历史事变观;在他们看来,克里米(Crimee)的战争乃是“俄国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马鞭鞭打苏丹面孔之结果。”
  我们在上面(第七章)已经说过:思想的过程怎样使我们曲解了对于现象之正确观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历史科学中所表现的最为厉害。
  “历史家,首先,在其个人地位上说就是壹个精神劳动者,壹个智识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点看,则他又是壹个文字劳动者,壹个著作家。他如果将精神劳动看作历史的头脑,将文字著作,从诗歌小说以至于哲学专著和科学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实,那岂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吗?精神劳动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纪功碑铭上所表现的那种自夸心。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他们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国文化史纲)
  这种思想上的曲解就达到梯叶里所恶意嘲笑的那种历史迷:
  “如果整个民族迁徒并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诗人说来,那是某个英雄,为显扬他的名声而想建立帝国的;如果新的风俗习惯发生出来,那是某个立法者所发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个新的城市,那是某个王公要造成这个城市;——总之,民众,市民,乃是造成壹个伟人之各种材料而已。”(梯叶里——城市的解放)
  可见,已往的历史科学是提倡崇拜英雄的。历史家供养英雄于祭台上面,英雄就在祭台上发出神圣的晕光以决定平民的运命,变化地图的颜色,从事于发明和发现,优待或压迫各种民族。只靠这些英雄伟人的推动,历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话说:民众是壹声不响的。历史事变的根本动因,应该到国家要人的宫廷和邸宅里,到帝王情妇的会客室里,去寻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圣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壹般历史家研究历史之出发点。这般历史家中有壹个甚至于说:“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丽动人的鼻子乃是亚克兴(Actium)战争的原因;其他壹个也说:滑铁卢(Waterloo)战争时拿破仑之感冒伤风竟至于使历史车轮转变壹个方向。“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传纪。”在几个伟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筑埃及金字塔的,爆发暴动火焰的(历史家对于各种伟大的暴动,只拿几个简单人名来记载: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普加乔夫—Pougatchev,闵采尔—Thomas Muntzer等),渡过黑海而漂泊于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罗马和俄国新城(Novgorod)之市议会的——广大群众,都黯淡而等于不存在了。
  拉布里奥拉说:“各种精神劳动者和学者,好几世纪以来就致力于这种抽象化的工作,他们要保持其工作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幻想。”(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法国大革命这种事迹就打破了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幻想,就冲出行会性的历史家所构造的拜物教的外壳。大革命以后不久,梯叶里就已经宣言:必须排除以前那种记载中古帝王家谱的历史,而创立人民的,市民的历史。
  历史科学,要从那支配中古历史家及其前辈头脑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权底下解放出来,必须等到发现唯物史观之社会前提已经具备时候,等到唯物史观已经发现时候。
  从历史的唯物论观点看来,主观在社会过程中究竟占何种位置呢?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种见解呢?
  饶勒斯在其关于唯心史观的壹篇有名演说中说:“壹直到现在,人类是屈服于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权威底下的;人类并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经济发展所推动的;人类自己以为创造历史,其实决定人类行为的经济生活之变化,发生于人类背后而不为人类所知道。在这点上,人类仿佛就像顺流而下的壹个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时壹觉醒来,则看见四周景物已完全改变了。”历史的唯物论就是解放我们意识于饶勒斯所说的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下的壹种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历史的“景物”这样变化并在何种原因影响之下而变化。
  历史的唯物论告诉我们说:个人,无论其如何的英雄,万能和天才——就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顿(Isaac Newton)或马克思罢——都不能发明或创立壹种新的社会制度。点金术是不能应用到历史上来的,可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正从事于历史的点金术之研究。
  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历史本身所注销的,其效果是要等于零的。但自然不是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壹切干涉都等于零。恰好相反,这种干涉,如果完全适应于历史发展之壹般倾向,如果不与决定此倾向之动因相冲突,则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说:“并没有壹般人时常所像想的那种经济状况之自动的活动,但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不过是在由过去真实关系遗留下来的能决定人类行动的那种环境之内;在这些关系里面,经济关系乃是根本上决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条件对于人类还有更强大影响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给斯特拉坚堡——G.Strakenburg的信)
  认识社会的必然性,把住这个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种历史因素之发生,——这就个人力量所能达到的结果。活动的个人能够担负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客观的必然性,适应并服从这个必然性,如此已经就是自由活动了。个人如果具有此种能力,就可以做到历史上的所谓伟人。
  “伟人之伟大,并不在于他个人特性能渲染伟大历史事迹以特殊的色彩,而在于他具有某几种特性,最善于适应当时在壹般的和特别的原因影响之下而发生的那种巨大社会需要。”(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
  历史过程的客观進程,使某壹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并使之代替那陈腐而趋于消灭的阶级之位置。为此,必须这个新阶级表现相当的毅力,足以运用国家机关,足以构造国家机器等;因此就需要相当的人材。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变的進程上就染上了个人的彩色。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件事,是受深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只有颜厚如铁的人才会设想布尔维克主义是由“铁甲车”(注)输入俄国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是遵循社会進化规律,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说: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则无论谁来实行革命,其结果都完全壹样。在列宁指导之下,事变实现得像我们所已见的样式;但如果让壹个庸才来代替列宁的位置;则事变将发展成另壹种样式。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叶全德意志的统壹,但这个过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麦指导之下進行——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要至何种限度,他使这种需要之满足带上什么性质,——这就要看他这个人的个人性格如何。这个断语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就不会实现十月革命;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至今还是分裂为几十个小公国;如果没有达尔文和马克思,世上就没有物种由来说和历史的唯物论。这些伟人所满足的社会需要,如果没有他们,别人也会或这样或那样或迟或速来满足的。“这个伟人恰好于壹定的时候出现于壹定的地方,这自然是纯粹偶然的事。如果我们除掉这壹个人,则自然会发生壹种需要,要求另有壹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点或坏壹点,但终归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写的信)譬如拿普列汉诺夫来说。普列汉诺夫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历史环境中发现壹些为他同时人所不能了解的社会关系。那时人们正带轻蔑口吻谈起“无产阶级的秽物”并自满自足的信以为俄国可以撇开这个“秽物”,而普列汉诺夫则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始祖。我们能否根据此点即断定说:如果没有普列汉诺夫,俄国就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呢?自然不能这样断定。“如果十八岁青年的普列汉诺夫,在什里谢利堡(Slisselbourg)炮台被绞死了,俄国还是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汇合俄国工人运动于西欧社会主义思想之强有力潮流并使俄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進行。”(伏尔佛逊——S.Y.Wolfson 壹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

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时常肯定说:历史的唯物论将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线上,而漠视了壹件明显事实,即:有些人对于历史進程有巨大影响,有些人则壹点也没有关系;在这个理论看来,总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这种批评,看去虽很严重,其实最无根据。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将格林华尔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与加里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从来不会断定说:查苏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诺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生活的影响是相等的。历史的唯物论明白知道什么是活动的坚强的和勇敢的人物,什么是诗人所说“小说也不提起妳,诗歌也不吟咏妳”的那种人物。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杰出的天才的个人——在适当条件之下——对其所处时代能发生很大影响。这些人就是比同时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传统成见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并以更能动人的形式表现此真理的艺术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并依壹定目的而配合这些力量的组织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构造,无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经系统比普通人更加灵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认识周遭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他尤其明显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个问题于他面前,则他能发现出这个问题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见的要素。
  但所有这些都并不是说:天才者是不受其时代和环境影响的,伟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种粘土所造成的。
  伟人,“英雄”,与普通人,群众间,并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异。切不可以将人类分为历史建筑家的个人和历史建筑材料的群众之二大部分。“伟人并非由天上降落于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长生至天上的。”这就是说:民众从自己队伍中推出几个个人,能够满足那在社会内部本已成熟的需要。这几个个人就是所谓伟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观点来看,而由科学观点来看,则‘个性’乃是社会环境各种影响之焦点。我们的意识内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们自己力量所构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则系我们现成的得来。环境铸造个性,正如印模铸造钱币壹样。好久以前唯心论时代的历史家就已经说过:伟人是他那时代之最可为模范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经济的唯物论)
  群众要能跟随在领袖背后跑;必须也像某种行为的“英雄”壹样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领袖手势而盲目赴死的群众,这是童话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听从命令向前冲锋,必须以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或以欺骗宣传鼓励他们。在帝国主义大战中,法国和德国的总参谋部明白知道双方军队对于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兴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从心是没有保证的,是不能因此就自愿赴死的。他们因此对兵士大作其爱国主义的鼓动,并用机关枪监临在兵士背后,使他们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后退。
  社会环境驱使杰出人物向时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个人能力如果与时代需要相反,则往往投闲置散而无所表现。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时代的俄国,借用赫尔岑的话说,壹个具有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天才的人,是没有说话余地的。他在这种环境里,只好老死无闻,谁也不会觉得他具有伟在才干。
  但假使他处在壹八四八年时候的巴黎环境,那里革命的浪漫风气盛极壹时,那里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说,则他也许就要与格莱斯顿(Williams Gladstone)饶勒斯等人齐名了。如果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战争时代,那时到处都是荆棘纵横荒凉满目,那时“不断的战鼓声音”震聋了人们的耳朵,则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后来所贡献于人类的那些伟大的歌谱。
  普列汉诺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论法国大革命时代说:“如果旧制度继续维持直至现在,则我们当中没有壹个人头脑里会想到在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竟有几个戏子,排字工人,理发匠,染色工人,法学家,小贩和剑术教师等,能够具有军事上的天才。”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如果不发生在壹九壹七年,而发生在壹九六七年,则谁也意想不到有几个文学家会成为专门的军事组织者,有几个医生会成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几个法学家会成为军队的司令军长等。不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机会表现出伟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飞(A.A.Yoffé)伏龙芝(M.W.Frunzé)布琼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发明和发现如果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则其人就变成了“伟人”;不然,他的事业就无人过问而他的名字也就无人知道。纪元后壹千年发现北美洲之诺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欧洲市场并不需要新大陆。但当生产力发展至于要求新市场和新原料产地时候,十五世纪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就被人类推尊为壹个最伟大的英雄了。俄国经济,在可怕的伊凡时代,并不需要飞行的机关,因此俄皇对于壹个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发明“木翼飞机”这件事竟下诏说:“人不是禽鸟,是没有翼的,如果违反自然而装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讲交情的发明家是要杀头的。得到魔鬼帮助而发明出来的东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祷告之后,用火焚毁的。”到了二十世纪,齐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机器”时候,德国看见航空事业可以张大其经济权力,于是就宣布齐柏林为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壹。
  “社会条件利于天才者发展的时候和地方,这种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这就是说:每壹个从真实世界中发现出来的天才者,每壹个由社会力量所推尊出来的天才者,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天才者为什么像我们所说的只能改变事变之个人的面貌而不能改变事变之壹般方向。他们自己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壹般方向,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壹般方向,则他们无论何时都不能越过那界于可能和事实中间的壹条界线”。(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某种发明要能取得伟大的历史意义,必须适合于当时社会需要。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记得:必须当时具备有几代人所积累下来的壹定的智识资本,天才者也才能够发明。每壹种伟大发明,其实都不过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种种尝试和企图而总结之而已。我们上面已经详细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所发明的,而是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各种思想成绩综合起来之结果。每壹种伟大发明,我们都应看作是那准备要确定解决生产力所提出于时代面前之任务的各种个别企图的壹个总和。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作为壹个有趣的例证。印刷术是由古腾堡(Gutenberg)所发明的,他的发明根本只在于铸造金属活字并利用压力使这些活字留印在纸上而已。但如果我们看壹看古腾堡发明以前的壹个时代,就可以明白这个发明是壹步步准备着的。以前,人们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随后分割这种木版为几个小部分,随后又拿金属版来代替木版,随后更企图将版中各字割裂开来,企图使用压力等。最后就成功了古腾堡的伟大发明。我们从别的地方还知道,与古腾堡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别人——意大利人卡斯达尔底(Castaldi)荷壮兰人郭斯德(Koster)佛罗伦萨的金银匠塞灵尼(Cennini)——就已有这种发明了。(注)梅林说得很对,他说,“古腾堡建过不朽的功绩,他的发明乃是人类精神最可惊人的产品之壹,但这个发明仍旧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种的根芽上长大起来的。他仅仅收种那经过长久时间而始成熟的结实。”(梅林——历史的唯物论)我们对于那些作过伟大发明的思想家,壹样的可以说这种话。达尔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时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论,正如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达尔文时代就不能发明无线电壹样。

以上便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估量。我们看见:历史的唯物论是将个人在社会过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颇大而且颇为优越的,但同时打破了那认为这种个人,“英雄”,能成为社会过程主人翁之壹种见解。正如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论是使群众相信:伟人封锁了那些提出于人类面前的问题之壹切解决办法于自己写字台内,而粗俗的群众只好将口张开等待“绝对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样从天空掉落在他们口里去。历史的唯物论则恰与唯心论相反,乃是要使群众相信:
  “世上没有什么创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与豪杰,
  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见解。这种见解打破了对于“英雄”——历史的建筑家——之崇拜,而宣布群众是历史行为之积极的创造者。

第九章 阶级与阶级斗争


  历史的唯物论,将思想之构成过程当作真实世界之折光的反映,来研究,来解释。这乃是这个理论的“静力学”(Statique)。除了“静力学”之外,这个理论还有其“动力学”(dynamique)——阶级斗争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产党宣言中,壹开始便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这样并非提出新的假设,而是仅仅指示那当时進步的历史家已经承认为明显无疑的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绩并不在于他们指出社会中有阶级斗争的事实,而在于他们拿新的科学的思想来说明阶级的意义。
  希腊文明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就看见剧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其中许多人时常就感觉到社会是分裂为几个互相敌对的社会集团的。可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集团之存在,乃是自然产生的现象,而非社会关系的产物。
  仅仅到十八世纪初期,我们才看见壹些企图,要将阶级看作是社会的范畴,是在国民财富之形成中占据壹定位置的。重农学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杰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将社会看作是底下三个阶级所组成的:生产阶级(农民),地主阶级(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阶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壹切不属于前二阶级的分子)。重农学派分析社会阶级所根据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分子对于土地的关系壹点。十八世纪后期,科学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细的去研究阶级的问题。杜尔哥修改魁奈的阶级区分法,而从“寄生阶级”中分出壹个产业工人阶级,与重农学派所分的三个阶级合而成四个阶级。最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又才区分社会为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村工人和产业工人);同时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学家费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区分社会为二个阶级:私产阶级(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国大革命更加推动那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向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马拉是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之作用的。随后,圣西门主义者竟至于了解经济利益之冲突乃是“阶级”定义中的壹个要点。王朝复辟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之最根本的事实,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根据的。
  以上所说,无疑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未曾发生以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在社会学中占据巩固的位置了(注)。马克思对于阶级学说究竟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为什么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壹辈学者也会承认:“自古以来,科学对于社会阶级学说方面之最深刻的贡献,是包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头的”呢?(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自己在其所写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复了这个问题:
  “说到我自己,则发现近代社会有阶级存在以及各阶级间互相斗争,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资产阶级历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写过这种阶级斗争之历史上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从经济上解剖过这些阶级。我的新贡献就在于我努力的证明:
  壹、阶级之存在,仅仅与壹定的历史过渡的生产形式有关系;
  二、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这个专政本身也仅仅是壹种过渡阶段,走向消灭壹切阶级并建立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给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产党宣言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壹切”,自然是相对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认)(注);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并没有阶级,阶级是原始共产制破坏之后才发生的。自从分工和劳动指导发生以致人类脱离原始共产制而進步以来,社会阶级分化就深深染色于整个社会组织。在这个意义之下,壹切社会历史就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束和佣工,总而言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断的互相仇视,敌对,明争,暗斗;这种斗争每壹次不是达到全社会之革命的变革,便是达到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两败俱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历史上已往各时代中,我们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会是分化为各种等级,各种各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会,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分别;在中古社会,有王公,陪臣,行东,佣工,农奴等分别;每壹种人中又还有高低的分别。
  “从封建废址上生长出来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未曾消灭阶级间的歧异,而仅仅拿新的阶级来代替旧的阶级并使用新的压迫方法和新的斗争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们的观点看来,阶级乃是历史的范畴;换壹句话说,阶级乃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才有的产物,因此是过渡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与其他壹切阶级论根本不同之点。在其他壹切阶级论看来,阶级乃是逻辑的范畴,即在任何社会制度里都必然要发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将阶级看做是自然的事实,而看做是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就认为:如果这些条件消失了,如果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消灭而新的(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则阶级也要死灭。在各人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里,是没有阶级的(譬如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人权利并不平均的社会里,就有阶级分化发生,而社会发展也是在内部阶级斗争强烈影响之下進行的。
  说到阶级定义时候,我们必须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阶级的定义。资本论写到快要讨论到阶级定义的地方,马克思就绝笔了。因此,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里头搜集他们对于阶级本质问题的各种意见而归纳出几个要点。
  某壹社会集团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国民经济系统内所起的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分判阶级时候所根据的准绳。某壹社会集团中人,如果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同样地们,因此与其他集团中人成为对抗的关系,则他们就属于同壹个阶级。
  以上这些特性,我们认为要了解阶级意义时,是必需的和足够的。
  社会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们在生产上的作用不是壹样的(因此他们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不是壹样),则他们就不属于同壹个阶级。各种集团,其对于生产的关系若各不相同,则其中壹个集团就有可能以剥削其他的集团,换壹句说,这些集团间就发生相反的经济利益。这种互相对抗关系,也是阶级意义上壹个不可或缺的原素。
  为什么金工,纺工,矿工,印工等是同属于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呢?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样的,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之关系也是壹样的,因为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集团之利益,与包含那占有生产工具的人的另壹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的之利益,极端的相反。
  在阶级问题上这壹点见解,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壹切理论所差异之点,——其他壹切理论则将阶级看做是有同样收入具同样财产的人的集团,壹般说来,即占据同样物质地位或依赖同样源泉为生的人的集团。(注)

首饰店店主,中等农民和机器工人,他们每年收入也许是壹样,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则各不相同,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间经济利益也是相反的;他们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反之,顿河(Don)矿工也许工资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资之半,但他们同属于壹个阶级。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阶级的定义给我们,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我们却看见好几条关于阶级的定义。试举几条定义来看:
  (壹)阶级是壹种多数人的集团,此集团中各分子,其在受历史决定的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占地位,其对于生产机关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经过法律规定的),其在社会劳动组织上的作用,都与集团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在获得上和数量上,也与集团外的人不同。阶级就是人的集团,这些集团中有壹个集团,因为在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够篡取其他集团的劳动。(列宁)
  (二)社会阶级乃是在生产上作用相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他部分人关系又相同之壹种人所构成的总和。这些关系而且由物体上,即由劳动机关上,反映出来。(布哈林)
  (三)阶级乃是那些个人和集团所构成的,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处于同样的关系,因此就属于经济活动上的同壹范畴。(库诺夫)
  上面这几条定义中,我们认为第壹条定义是最正确的,同时又是特别明显的。(注)

说到阶级时候,必须注意壹点,即人们往往将“阶级”(classe)和“等级”(etat)混为壹谈,而这样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马克思在其少年时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尔法律哲学批评中,虽然未曾分清“阶级”和“等级”,而将无产阶级看作壹个“等级”,但后来他和恩格斯对此二者界限是分别得很清楚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阶级是社会的集团,阶级间相互关系是属于社会的性质。仅仅到国家正式承认社会内部已成的阶级分化并赋予某壹定阶级以相当特权而从法律上保障阶级分化以后,才出现“等级”的组织。由此可见“等级”乃是国家承认社会阶级分化之结果。
  等级的组织仅仅适应于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之产生带来了异常迅速改变的阶级关系,带来了流动的阶级构成。因此使等级的组织陷于破产,——等级组织是在社会关系沈滞难变之下才是适宜才有可能的。马克思说:“劳动阶级解放之条件,就在于毁灭壹切阶级,——正如资产阶级性的第三等级解放之条件就在毁灭壹切等级壹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注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毁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马克思所著哲学的贫困之附录)(注二)

在资本主义底下,社会关系变化极速,这个阶级的分子时常不久就变成别个阶级的分子,因此等级是要趋于崩溃的,因为属于某壹定等级的分子必须是能“世袭的”享受国家所赋予这个等级的政治法律上特权。现代的美国就没有等级。如果英国还有等级,那只是前代遗留给资本主义社会之壹种残余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说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根本阶级:(壹)地主阶级,他们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進款就是利润;(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力的所有主”),他们的進款就是工资。
  以上三个阶级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添上中间阶级和落伍阶级,就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这些根本阶级本身还各自会分化为许多层次——小阶级。譬如资本家阶级分为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财政资产阶级。而工业资产阶级又可分为许多部分等。

当我们详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全盘构造时,就必须不仅注意三个根本阶级,而且注意许多中间阶级和小阶级。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社会之阶级构成时,他就列举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裕的农民(大农和中农),独立小农,封建式农奴,农业雇工,工业无产阶级。(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举的每壹个小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阶级中的壹小部分。每壹个小阶级对于其他小阶级都有壹定的利害冲突,可是社会根本的区分线终于使几个小阶级构成壹个根本阶级。那些不能确定属于某个根本阶级的分子,就成为中间阶级。譬如举小资产阶级做例,恩格斯就说:“它(注)的性质是根据它的中间地位来决定的,它界在资产阶级(大商人和大工业家)和无产阶级中间。它倾向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小小失败就可以使其中的个人离开本阶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不断的动摇于愿望与恐怖中间:他们渴望高升至富裕阶级的地位,同时惧怕堕落于无产阶级队伍或乞丐队伍中去。”(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知识分子也是站在这种中间地位。他们可以代表许多不同阶级的思想,他们分别加入于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他们也与小资产阶级壹样动摇于利害冲突的各阶级中间。

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时,必须附带的指明在这个社会里,壹方面有处在壹切社会阶级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时属于几个阶级的骑墙分子(譬如领有土地的工业家,开有小店铺的农民等)。所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阶级形态,而是混杂的阶级形态。
  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后,人类就進入于新的历史时代,其特性就是社会的阶级分化。阶级存在这壹件事实,表明每壹个阶级都有争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须与别个阶级相斗争。这个斗争延长得好久期间,而其样态是时常改变的:有时由暗斗变为明争,有时则由明争变为暗斗,有时表现为剧烈尖锐的性质,有时则和缓而成为慢性的性质;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是不会中断的,是壹分钟也不停止而且不会停止的。阶级斗争或者造成历史舞台上之伟大革命,或者潜伏于社会怀中,像穿山甲壹样暗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阶级和阶级斗争乃是受壹定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社会分工发展下去的结果。生产力状态壹有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性质也就随之变化。每壹阶级,为保持其在壹定时代之利益起见,不惜使用种种可能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或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议会的演说,报纸的论文,罢工,巷战,哲学著作,游行示威,武装暴动,国内战争——这些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各种形式。这些阶级斗争现象深入于社会生活的壹切毛孔并从其中反映出来:法律条文,道德观念,艺术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会现象都染有壹定的阶级彩色,而整个社会,于某壹定时期,在其每壹次运动,乃是各种互相影响的阶级倾向所构成之合力。……”(凯勒斯克劳茨——经济的唯物论是什么)这些倾向中每壹个倾向之终极目的,都是要夺取政权,即占有国家——这个“集中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之机关。因此,阶级斗争永远是倾向于政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之壹就说:“壹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
  在每壹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之结果,总是生产力状态所注定要走向政权的那壹个阶级要取得胜利。恩格斯说:“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这壹阶级的统治者替换别壹阶级的统治……壹部分少数人被推翻了,别壹部分少数人则根据自己利益夺得国家机关。以前经济发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许少数人走到统治地位,为此原故,而且仅仅为此原故,所以处在服从地位的多数人就为少数人利益而参加革命并驯服的服从革命。”(恩格斯——法国阶级斗争序言)
  每壹种阶级制度,都是在相当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以后才产生的。可是,如果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阶级变革受了障碍而延长好久时间不能实现,则整个社会就要瓦解。共产党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这个意义,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之结果不是整个社会经过革命的改造,便是斗争的阶级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乃是使社会不断除旧更新之强有力的动力。有了阶级斗争,壹切腐朽的阶级制度才能废除而代之以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制度。马克思说:“在壹定的发展程度上,它(注)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溃的物质条件。从那时起,感觉受它束缚的感情和势力就开始发展。它壹定要被毁灭,而它被毁灭了。”

阶级斗争之规律,驱使这种社会结构去代替别种社会结构;这种不断的阶级变革乃是阶级社会整个历史之特性,必须这个社会消灭以后,这种特性也才会消灭。这将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最后壹次阶级变革发生以后,即在多数人为多数人利益而第壹次夺得政权以后。
  “我们要想最后的消灭阶级,必须等待我们达到壹种社会水平线,那时不仅某壹统治阶级成为赘瘤,而且壹切统治阶级以至于社会阶级分化也都成为赘瘤了。这就是说:必须等待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使壹阶级占有生产机关和生产品,亦即壹阶级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文化指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障碍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最高程度那时候起,阶级斗争本来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从今就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无产阶级是能够有计划的组织那被资本主义所破坏的经济之唯壹阶级,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兴,就是表明人类将从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
  阿德勒(Max Adler)说得很对,他说:“阶级斗争之频扑不破的旧规律,以其本身逻辑的力量,将经由最后的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无产阶级——而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分化并构成利害壹致的整个人类社会。”(阿德勒——马克思学说之社会观)
  说到阶级斗争问题时候,我们必须回答那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时常引起争论的壹个问题,即是说:具有壹切阶级特征,但缺乏阶级自觉的壹种社会集团,能否致力阶级斗争。
  某壹阶级,要有阶级意识,必须经过其存在及其在历史舞台上斗争之壹定时期,这个时期也许是很长的。某壹阶级仅仅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才获得阶级自觉的。
  人类历史必需发展至壹定时代,自发的和不自觉的阶级斗争才能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
  “产生社会阶级观念之历史前提有如下几项:
  (壹)因原始技术发达,社会于是有剩余生产品,从此各种社会关系上社会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长起来。
  (二)简单的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等级组织之消灭。
  (三)由新的生产技术所结合起来之直接生产者的阶级出现于社会斗争舞台。(萨法洛夫——Safarov之共产主义科学基础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会阶级论)
  某壹阶级虽然自发的而非阶级自觉的向其敌对阶级斗争,但并未因为这种不自觉而失掉其阶级资格。因此波格丹诺夫 (A.A.Bogdannov)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即他认为“奴隶无论何时都不能达到阶级的程度。”(波格丹诺夫——经验批评论)(注壹)奴隶了解他们的利益是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奴隶领主之利益,处在相反地位,但他们不能获得壹种意识:即怎样去战胜阶级敌人的意识。(注二)由此可见,奴隶对其主人的斗争根本上还是阶级斗争,但自然不是自觉的阶级斗争。发动这种斗争的阶级尚未正式成立起来,或者像马克思所说,尚未成为“自为之阶级”(classe pour soi),而还只是“自在之阶级”(classe en soi)

工人阶级在成为“自为之阶级”以前,有很长久的时候是“自在之阶级”,企图以反对资本的自发斗争去争取自己利益。
  “经济关系起初变民众为工人。资本的统治替这种群众造成同样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见,就对资本关系而言,群众已经是壹个阶级,但对自己说来,还不是壹个阶级。在斗争中,……团聚的群众才锻炼成为‘自为的阶级’。群众所争取的利益就成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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