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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下选，孙文末流——兼论孙文对未来的启示

今年是孙文诞辰160周年（11月12日）。孙文之所以有那样大的影响力，不是因为他见识一流，而是因为他的确是民国之父，也是国民党党国之父，他是“联俄容共”的决策者，以及国共两党共同的权威（至少是中共名义上的权威），而国共两党都成为胜利者（国民党曾经是胜利者，中共迄今仍是胜利者），在两党党国国家力量的加持下，孙文自然成了“伟光正”。其实在晚清/民国的顶级政治精英中，孙文的见识不是一流，而是末流。大事方面，孙文只看准了满清的不可改良属性，非革命推翻不可。这的确是远见卓识。满清为什么不可改良，只能推翻？因为满清政权与蒙元、英国等殖民政权大不一样，它属于放弃基本盘的寄生型异族殖民政权，其民族生存与殖民政权绑定，无路可退：蒙古人失去政权，可以退回草原；英国人统治不下去，可以退回英伦三岛；而满人失去政权则亡族，因为辽东的满人社会早被多尔衮强行拆散——绝大部分满人入关散居中国各地，成为寄生的特权民族...

所以满清统治集团抗拒政治改革的意志，几乎中共统治集团一样强烈，改良意味着满洲人丧失特权，丧失特权等同于亡族。所以满清除非死到临头，否则是不会立宪的，即便快死时慌忙紧急君主立宪，也是保命的策略，逃得狗命后，它是一定会反扑的...

而康有为就始终看不到这一点，死心塌地地始终追求满清立宪，甚至汉人搞君主立宪也不行，非满清立宪也不可。但其他方面的大事，孙文几乎全错。孙文认为导致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满清，还有帝制，只有共和才能救中国。这种见识大错特错，中国人不适应共和制，已经被民国38年的混乱与悲剧的事实所证明，而不是一种推测。共产党的极权共和制更是空前的浩劫，迄今已经把中国祸害到主体民族生育率断崖、滑向亡族绝种的边缘...

实事求是地说，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人文土壤。而孙文早年热衷的美式民主共和制，则是最不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原因就是杨度说的：“中国人习惯有个皇帝。”（杨度早年很聪明，晚年为何异化成共产党毒垃圾？是一个谜）。除元、清这样的少民殖民伪政权之外，中国历朝历代都是重道统、而轻民主的政治模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人格化的道统+主体民族的二合一的人格化象征，这个象征就是皇帝（君主）...

这种模式的缺点是皇帝犯错时，缺乏制衡机制，只能通过史官、社会舆论、文官群体“死谏”，优点是汉本位，通过科举制度维系正统意识形态，能有效抵制内外歪理邪说的侵蚀（民国初期各种极端思潮如无人之境，与君主/科举双缺位，有很大的关系。）而西式民主共和政体，重民主，轻道统，轻民族，优点是能够制衡和迅捷更换国家首脑，缺点是选民劣根性被政客利用（形成民粹政治），国家只重权利，不管教化，各种歪理邪说泛滥，主体民族腐化堕落，最终被外族解构、“夺舍”...

西式民主共和政体是商本位人文土壤长出来的东西，中国二千多年来是官本位土壤，共和政体当然很难存活，政客和民众都无所适从，即便成立了民国，也必然很快异化。说到这里，笔者必须强调：象《河殇》那样，认为英美为代表的商本位文明，是什么优越“海洋文明”，而官本位的汉文明，就是低劣的“黄色文明”...

这纯粹是偏见，其实两者各有利弊：并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儒家、科举和官本位，汉族和中国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共和制（民国）也是与孙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纲领相违背的。共和制的去民族化属性，是排满和恢复汉统的障碍；对血债累累的满清旗人统治集团而言，却是意想不到的、逃避清算的救生圈。满清入关，屠杀、暴政罪恶弥天，无需赘言，直至晚清，其统治集团对造反者和汉民的残杀，其狠毒也是超越人类底线的，洪秀全、石达开的未成年儿子，都被凌迟处死...

秋瑾缺证据、零口供情况下遭砍头，徐锡麟更被砸碎睾丸、活剖心肝的最痛苦方式惨杀...

辛亥革命后，杀害刘复基的满鞑铁忠、杀害秋瑾的元凶——满人贵福、惨杀徐锡麟的元凶——满奴张仲炘（安徽布政司）及其满人刽子手（恩铭的近卫满兵）...

全部未受清算...

辛亥革命对满鞑的清算，不及太平天国的十分之一，不及满清入关，大杀汉人的千分之一...

主要障碍和束缚，正是“共和”...

亲西方的“普世人”说，滥杀无辜有罪，清算是开历史倒车...

笔者坚定反对杀害未成年人，也主张尽量少杀，但清算时伤及无辜很难避免...

不大批地杀掉那些仇恨、歧视汉族、迄今毫无悔意的旗人，冤气就无法消散，冤气不散，则戾气不消，正气和民族凝聚力就无法重树、重振，因为罪大恶极的人大量不受严惩，义士烈士仇不能报、恨不能雪...

。这种局面打击的是社会正气和民族凝聚力，助长的是满遗死灰复燃...

孙文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共和去民族化、搞社会主义，这都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抵触，特别是“建立民国”，则无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反应出孙文思维的肤浅和混乱，反映出他“联俄容共”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有民国粉说：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证明了共和制才适合中国，才能救中国，孙中山完全正确！以结果的既成事实性，来证明事先变数不存在，这是一种恶劣的诡辩。就象拿一个人吃排骨时，不慎噎死了的事例为证据，来证明排骨不适合人吃一样荒谬。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原因是很特殊的：君主制已被满清的异族统治搞臭。因为满清的统治，大部分是暴政，导致君主制蒙尘，而推翻满清的，又是追求西式共和的革命党人，孙文一伙，自然抨击帝制不遗余力，君主制也就污名化了。老百姓的观念是受政府的影响的，他们习惯帝制，却又不习惯汉人出来当皇帝。加之孙文革命党人强烈反帝、反袁...

在那种特殊形势下，袁世凯称帝，显然操之过急，而称帝失败，反过来令帝制更加污名化，甚至连累到汉服的恢复（袁世凯复辟帝制，本身包含着恢复汉服）。可以说，从1644年开始，中国的运气很差。如果中国没有遭受长达268年的、极为卑鄙残暴的满清异族殖民统治，明朝能够延续到近代的话，则君主立宪制大概率能成功。满鞑的长期统治导致君主制污名化，以致于满清灭亡后，迅速恢复君主制十分困难，似乎上天注定一定要经过上百年痛彻骨髓的磨难、浩劫，中国人才能重新认识到君主制的价值。民国粉说：帝制导致中国落后！这种似是而非的巨缪说法，迄今还在愚弄大批的中国人。其实，导致中国全方位落后于西方和日本的，是满清的统治，转折点是1644年满清入关，和君主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晚明时中国的科技依然领先亚洲其他国家，与日本旗鼓相当，比欧洲也没有代差，明朝积极引进、研发和任用科技，明朝已经形成绕开“四书”科举，对科技人杰，直接授官的“匠官制度”（满清入关后迅速废除）。近代中国的全方位落后+科技大倒退，是满清异族统治者通过限制采矿、冶金、限制军、工量产、限制造船、技术应用（火器只限八旗军使用，主流汉军禁用）、禁海迁海、文字狱毁书、禁毁民科、严禁外国技术输入、闭关锁国、甚至收缴汉族民间鸟铳...

等一系列机关算尽的政策组合拳，精心地搞垮的，也就说，中国的科技是满人殖民政权故意搞垮的，而不是国、共两党所造谣的“封建帝制导致落后”。以汉族为首要敌人的满清政权，有一个奇葩的特点：它宁可不要文明和科技的进展，也不给汉人可乘之机！满清的这种卑鄙的反智，在全世界所有的异族殖民政权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中共培养出来的民族“团结人”咋呼：日本德川幕府同样锁国！的确，德川幕府也实行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但德川幕府的锁国，与满清的锁国本质不同：满清的锁国，重点锁的是科技，封堵西方和日本的科技进入中国，被汉人掌握。而德川幕府的锁国，重点锁的是基督教和西方文化进入日本，“夺舍”大和的民族文化，对于西方的科技，德川幕府始终是积极引进的——主要通过西方列强中唯一允许进入日本的荷兰人，大规模地引入欧洲的科技和学术，形成了日本民间大规模的“（荷）兰学”，并且不禁民间对西方技术产品大规模地仿制...

这与满清严禁汉族民间技术仿制，动辄处死...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偏信“封建帝制”导致落后的进步主义者，还普遍有一种巨大的错觉，就是认为日本幕府时期也和满清一样落后，只是在“明治维新”努力学习西方之后，才快速崛起...

这大错特错，满清入关后，中国的科技进展轰然断层，而日本在幕府统治下，继续着与晚明相仿的速度进展，乾隆时期的幕府日本，科技已远远领先于中国：能够大批量仿制欧洲先进的枪、炮，幕府军队已广泛配备滑膛枪，完全淘汰弓箭；造船的产量和技术都碾压中国：乾隆时期的日本，能够维修欧式船舶，并高质量地大量仿制欧式三桅帆船；1854年，幕府日本制造出第一艘国产大型西式军舰：“凤凰丸”号。1866年，幕府晚期的日本制造出第一艘国产蒸汽机军舰——“千代田形”...

幕府晚期的日本，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化技术水准的私人企业...

而同时代的满清，洋务运动才刚刚开始，只有湘军、淮军的几个分散枪、炮作坊，官督商办，远没形成民间体系，还受到满洲权贵的猜忌...

也就是说，日本的军、工大崛起，不是“明治维新”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在幕府时期，就积累了雄厚的科技和制造业的体系，已经拥有了大崛起的基础。[/b] [b]日本“明治维新”改成的中央集权体制，有利于中央政府集中资源，加快科技的发展，这是事实；但另外一个事实是：日本在19世纪末的大崛起，不是“明治维新”之后凭空出现的，而是幕府时代技术积累的大喷发——日本有崛起的技术体系基础；技术被鞑清断层的中国，则没有崛起的技术体系基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曾落后于晚明，且完全承袭了明朝制度的朝鲜李朝，到满清乾隆时期，在技术上也历史上头一次大幅超越了中国：李朝的印刷、水利、农业技术、火炮制造、测量、机械...

都甩同期的满清一条街...

既然君主制的日本幕府（幕府将军是隐性君主、天皇是名义君主）和“小明朝”朝鲜李朝都没有导致落后，凭什么君主制在中国就必然导致落后呢？显然，满清的统治，才是中国代差级落后的主因。民国的悲剧本身，本身就证明了它是下选。君主制袁世凯没搞成，是否是上选？没有证据。笔者相信大优于共和制。君主本身就是人格化的民族象征，君主制必然和民族绑定，而共和制则不需要与民族绑定，这对于民族国家，是一个致命的隐患。如汉族占九成的新加坡和台湾，都实行去主体民族化的国策，其结果就是主体民族被外族“夺舍”，或被多民族解构。台湾已经深度去主体民族化，汉族在台湾政府的白皮书中，沦为“其他民族”。其源头其实不在民进党，而在民国国父孙文：孙文本来是一个汉民族主义者，却为了最大化的保有满清疆域，在1912年民国南京建国时，愚蠢地选取了梁启超的“五族共和”主张，此转折令汉本位夭折，把占九成主体民族汉族地位，矮化至1/5，汉族矮化，则国魂无依...

埋下了民族国家凝聚力丧失、少民地区分裂、汉族遭“夺舍”和解构的巨大隐患。其实，少民未必是“少民地区”的原住民，除蒙藏地区外，汉人在“少民地区”居住的历史比这些少民悠久得多。领有边疆地区，完全没有必要以放弃汉族的主体地位来换取。为了一时的容易而背叛自己的原则，并为中国种下将来的巨大祸患...

机会主义者孙文一再做这种事，接受“五族共和”就是他日后背叛“三民主义“联俄容共”的先声。这反映出孙文并无战略头脑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孙文点燃的辛亥革命，徒然建起了一个祸患无穷的共和民国，其后也引来的彻底的“平均地权”（共产），但是鞑虏未能驱除、中华也没有恢复。。本来，作为民国国父、精神领袖，孙文如果身体力行地推动汉服的恢复，必然影响巨大，汉族大概率早已恢复成国服，而中共难以废除。但孙文放着汉服不去推动，却炮制出普鲁士军服元素的“中山族”，亲自穿着，招摇过世，等于对汉服恢复横插一杠子，成为汉服恢复难产的重要因素...

随着曾国藩粉丝蒋介石于1929年在南京废除北洋政府（汉服）衣冠祭祀规范，正式把旗袍马褂定为“国服”，汉服国服地位的恢复遭彻底打断（百年后的今天仍未恢复）！孙文推“中山族”、蒋国藩复辟旗袍马褂，遭到力主恢复汉服的章太炎强烈反对。民族问题上，孙文的眼光，实不如章太炎也。孙文对汉服兴趣寥寥，而痴迷于推播“中山装”，反映出他“汉族优先”是假，个人优先是真。袁世凯很早就意识到民国人心无系，思想混乱，歪理邪说泛滥，威胁伦理道德，一心要恢复孔教的国教地位。而孙文对儒家毫无兴趣，标新立异信奉与汉文化八字不合的基督教，但信仰基督教也不虔诚。这也反映出没有远见。孙文只对革命破坏着迷，而缺乏谋国的定力与耐心，其高度自恋的性格，也是独裁者的特征...

孙文最终拼凑“三民主义”，走上党国意识形态专制的道路，是有着某种必然性的。孙文对女性特权主义的危害，更茫然无察；且不止一次公开表达对女性特权主义的支持，孙文领导的同盟会上海组织，甚至“上海女子尚武会”，参与了辛亥革命上海起义...

其中的骨干沈佩贞，而后来成为民初女权主义二号大V。由于孙文的支持，民初江浙沪的女权势力发展迅速，甚嚣尘上。民国女权头号人物唐群英、二号人物沈佩贞，与女权女林宗素、吴木兰、王昌国1912年初就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女性参选...

只因“男女平等”、女性参选国会表决未能通过，唐群英、沈佩贞一伙群情激昂，几十人冲击国会参议院，会武术的沈佩贞踢伤国会警卫裆部，狠悍无比，女权主义分子一拥而入，围攻议长宋教仁，泼妇唐群英连打宋教仁几个耳光...

但是，这些暴力寻衅滋事的泼妇毒女，事后却没受到孙文团队惩处，由此更加嚣张...

1912年12月，唐群英、沈佩贞一伙女权分子，冲击已迁到北京的参议院，唐群英对议员们嚣张地说：如果袁世凯不赞成女性参政，她们就不承认袁世凯是大总统！其后，唐群英团队，在民国女权刊物《女子白话报》上大骂袁世凯及其政府。袁世凯可没象孙文那样惯着女权主义，于1913年铁腕镇压中国女权，1913年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袁世凯并悬赏一万大洋，通缉唐群英，唐群英慌忙隐姓化名，逃之夭夭...

中国女权主义遭到沉重打击。但是沈佩贞仍不愿消停，继续在北京推播男女平等的行为艺术，沈佩贞与多男乱搞，生活淫乱，却自命“女性自主”。《神州日报》主编汪彭年看不惯，刊登多篇文章，揭露沈佩贞的淫乱与荒唐...

沈佩贞大怒，要求撤稿、道歉，遭汪彭年绝，沈佩贞恨极，率领十几个女权婊，直扑汪家报复，但汪彭年闻风携家人逃避，当时寄住汪家的参议院郭同不知情，归来时正逢沈佩贞一伙恶女破门入室打砸，试图制止，反遭女权婊围殴，沈佩贞再次使出踢伤南京参议院卫兵的下三路“撩阴腿”绝招，踢伤郭同裆部...

袁世凯闻报大怒，下令抓捕女权主义流氓，把沈佩贞关进了监狱...

自此，女权主义在中国基本消停，直到1927年蒋崇祯在南京建政后，在宋美龄支持下，方又死灰复燃...

袁世凯是镇压女权主义的中国先驱。袁世凯为什么镇压女权主义？袁世凯自己说：女权主义“颠倒纲常”、“背逆人伦”、教妇人以贤妻良母为耻...

实乃禽兽之说...

也以此，袁世凯主张女性教育，以做贤妻良母为主旨，反对“女强人”时尚...

在对女权主义的先知认识和警惕上，孙文差袁世凯一个维度！孙文反对计划生育，敏锐地注意到法国人追求浪漫享受、不好生育，导致民族衰落的恶果，另一方面却支持女权主义...

反映出他根本没有洞察到女权主义对生育的巨大危害。孙文在诸多大事上的这种南辕北辙、自相矛盾，也反映出他的肤浅。他的格局和智慧，比起袁世凯、宋教仁、段祺瑞、青年时期的杨度，差距不是一点点，只能算末流。综上所述，孙文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也是一个杰出的、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但偏偏他又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浩劫的起源...

由孙文的教训，可知现今中国的正确方向：汉本位/华夏汉国----君主/教主立宪-----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中右经济反社达主义。

曾节明 2026. 9.22 铅阴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