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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防卫微论

   在极权主义文化、制度框架下，恶法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变本加厉，而好的法条往往沦空沦虚，难以落实。例如，关于正当防卫，1979年刑法即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专条规定。1997年刑法修订，又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重大修改，增加了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增加了无过当防卫的规定。但没有用。

   在具体司法中，正当防卫的认定“严格”得完全不近情理。面对暴力侵害，只要防卫就难免被定为过当。正如某诗人冷嘲：

   “想不到，完成一个正当防卫的动作这么难。当坏人拿刀对着你时不能反击，因为伤害尚未开始；当坏人的刀插入你身体后仍然不能反击，因为伤害尚未开始；当坏人的刀从你体内拔出，还是不能反击，因为伤害实施完毕。违反以上任意一条都属于防卫过当。因此某刑辩律师说，他执业35年，为2000名正当防卫人士进行辩护，无一胜诉，都被判为防卫过当。”

   最高法原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沈德咏《应当如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一文承认：

   “从此后若干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仍趋保守，不敢或者不善于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将本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认定为普通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

   沈文将产生上述状况的成因归纳为“三关两点”。“三关”谓“既与理念的认识偏差有关，与立法的过于抽象有关，也与司法环境不够理想有关。”“两点”谓“一是刑法规定本身较为原则，司法适用标准不够统一；二是具体案件裁判面临较大压力，案外因素往往考量过多。”

   其实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马家思想、道德、政治、制度之恶，必然产生以民为敌、以正义为敌的维稳思维。面对各种暴力侵害和利益侵犯，如果人民勇于自卫，纷纷奋起反抗，极权阶级如何稳定呢。所谓“三关两点”，也是马家政治的产物。现中国一切问题和灾难的最大成因和根源，无不在于此。

   让社会原子化，让国民懦夫化，是两种弱民大法。从司法层面消除国民互帮互助、见义勇为和反抗暴力的勇气，旨在“两化”和维稳。因此，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难以获得司法支持，良有以也；让绝大多数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让绝大多数正当防卫变成防卫过当，岂徒然哉。2018-8-30

（2018/08/30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