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目錄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出版前言
·鮑彤 序
·李銳 序--珍貴的記錄
·從趙紫陽談話看胡錦濤
·編者按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一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二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三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四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五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六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七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八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九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十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十一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十二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十三
·《趙紫陽與友人談話1992-2004》之十四
·趙紫陽生前最後一次訪談錄?
·趙紫陽——鄧小平決裂之謎
·中國大預言探秘 (9)-梅花詩
·趙紫陽晚年談話出籠 作者受壓病危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出版前言
作者:金鐘
趙紫陽(一九一九 —— 二○○五),中共建國后第二代政治家。于文革之後進入中央領導層,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社會空前的轉型期的領導人。在任十年,推行「改革開放」路線,奠定今日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一九八九年驟然結束。在當年的北京學運及六四事件中,他一反共產黨的傳統,站在學生一邊,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黨內元老派罷黜。那年他七十歲.
在其後長達十六年的晚境中,趙紫陽遭到嚴厲的軟禁,被剝奪一位公民和黨員應有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直至病逝。在此期間,趙紫陽對他的經歷,國家和黨的歷史、政策乃至意識形態,作了深刻的回顧與反省。這些反思的成果,透過他的一位同鄉和摯友宗鳳鳴先生記錄下來。宗鳳鳴比趙紫陽小三個月,他們在日本入侵的少年時代,投身中共革命,長期在中原地區共同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宗轉入科技部門,曾任航空航天大學黨委領導,從國家體改委顧問職位離休。對八九學運和趙紫陽命運的同情,使他成為趙軟禁中的常客。他以「氣功師」的名義,從一九九一年起,至二○○四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兩位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殘酷鬥爭的老戰友,在北京富強衚衕的院子里,解除心障,探討真理。每次談話由宗鳳鳴記錄整理。
回憶錄作為知名的從政者向歷史告別的一份交待,在封閉的極權體制中,尚未形成慣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位時緊張得天天吃安眠藥,自然無暇顧及;即使下台或退休后,也囿於主客觀的種種局限,很難提筆著書。蘇共在斯大林去世后失勢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都沒有寫回憶錄,赫魯曉夫在西方出版的口述回憶錄,生前也不敢認帳。中共情況更為嚴峻,不僅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代巨頭,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遺言,毛后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強人,也都沒有留下可稱為回憶錄的文字。其他大量的「革命回憶錄」都由官方寫手製作,經審批而後出版,史料價值微乎其微。趙紫陽在軟禁中有意記下若干往事,不只一個人建議他寫回憶錄。他也曾向當局要求提供有關他任職期間的(非機密)檔案資料,以備參考,但遭到拒絕.因此,宗鳳鳴整理的談話錄,就成為回憶錄的一種替代方式。
這本談話記錄顯示趙紫陽內心自省的深度和廣度。八十年代激烈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特別是趙和鄧小平、胡耀邦的三角關係,是書中多次闡述的話題.趙對傳說紛紜的一系列事件提供證詞,進而交待自己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這是研究八十年代中國真相的一份具權威性的材料。在對中共體制的歷史回顧中,趙紫陽是毛時代以來,第一個毫不含糊地批判專政教條的中共領袖。他認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最有威望的領袖來實現的論斷,只會導致個人專政與專制制度。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與法治便沒有希望。但是,趙的一切判斷更多的是來自數十年的政治實踐,尤其在經濟領域,他對中外管理體制的熟悉與研究,處處可見。他主張政策的依據只能是實效和民意,而不是理論,更不是什麼終極的目標。他在軟禁中坦承,他已從過去「經濟的改革者,政治的保守者」開始轉變。趙紫陽晚年的世界觀,顯然已經很大程度地從中共正統轉向認同當代普世的價值標準,推崇民主、法治、人權,還政於民。對中共數十年的苛政,他有痛心的懺悔:「我們欠老百姓的太多了。」基於對國情的憂慮,他不贊成政治上激進的西方化。
宗鳳鳴不僅是趙紫陽談話的記錄者,也是趙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者,他不斷地給趙提供最新的各種資訊,並聽取趙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趙對軟禁期間國內外重大事件及知名人物,包括中共各屆領導人的直率看法。趙紫陽一改身居高位時的謹言慎行,平靜而有條不紊地侃侃而談,經驗與睿智、膽略與習慣的話語分寸交織。這是歷史提供的一個僅存的空間,讓中共權力鏈接上,一個將永遠消失的世代——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有使命感也有國際觀的一代得以表露他們被扼殺的抱負。
對於出版者而言,這三十萬字的書稿記錄的趙紫陽,不僅是不計權力得失堅持獨立思想不屈服的前總書記,還是一位身陷囹圄、打破沉默,敢於背叛傳統的言者。出版這部談話錄對於言禁森嚴的中共體制更有突破意義,也為趙紫陽生平增添一段傳奇。
宗鳳鳴先生為了書稿的嚴肅性,以十余年不懈的努力,處理素材,一稿再稿,終於成書。期間,書稿曾交予趙紫陽審閱。徵求過多位趙生前好友、同事的意見,獲得深切的支持。趙紫陽去世后,出版談話錄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致國內外廣泛關注和期待,甚至在香港出現風波。中共當局更是力圖阻撓談話錄的出版。
本書是著作者宗鳳鳴先生授權的最後修訂的完整版本,前四十七篇,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的諸次談話記錄。「續篇」是談話因趙上書中共十五大而中斷數月後,一九九八年五月重開,至二○○四年十月(即趙臨終前兩個多月)的三十四篇記錄。書中穿插數篇私下安排的對趙的訪問記,大部分都是首次正式發表。
金鐘 二○○七年一月九日 香港
鮑彤 序
(一)
我和宗先生見面雖然不多,相識已二十年。1986年前後,紫陽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訴我:航空學院的黨委書記宗鳳鳴退下來了,熱心改革,願意義務勞動,體改委如果有什麼調查研究之類的工作,可不可以請他參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興,聘請他兼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研究員.
後來,我有機會和宗老見過一次面,聽他談在濮陽油田所作的調查。他主張在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時,不應忽視社區居民和地方財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會受益。我至今記得他的感嘆:濮陽地區是抗日根據地,五十年了,群眾很窮很苦;許多國營大企業過去與民爭利,今後應該主動關心群眾的利益;油田越替群眾著想,群眾也就越會愛護油田。那天他給我的印象是,熱心於改革,熱心於社會公益,是一位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主義者。
「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有過兩次波瀾壯闊的大普及,或者說,大異化。第一次,它被毛澤東界定為「共產黨領導一切 + 階級鬥爭 + 消滅私有制」,使「社會主義」得以成為為官府和鬥爭愛好者們共同勇於實踐的信條.第二次,它被鄧小平界定為「共產黨領導一切 + 穩定壓倒一切 +發展是硬道理 + 先富起來」,使「社會主義」得以成為權力和金錢愛好者們皆大歡喜的現實。經過這樣兩次大普及之後,仍然熱心於以全社會為本位,不忘無勢無錢的勞苦大眾,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中國越來越少了。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二)
後來我沒有機會和宗老再見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後。
我家客人歷來不多。偶爾,1985年一天晚上,突如其來鄧小平的一位女兒光臨,說,科委在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請她父親後天去講話,她父親說,你們給我起草個稿子,寫得好,我就講,寫不好,我不講.雖然離開科委已經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兒幾句「十萬火急」,我被動員到丰台一個招待所里加了個夜班。第二天她告訴我,小平看了稿子,說,「好,我明天講.」這就是《鄧選》中那篇《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由來。不過閑話還是少說,言歸正傳。
話說多少年來,不速之客屈指可數。我坐牢后,慰問者反而絡繹不絕.過去在反右中挨批,文革中挨斗,那些時候,連本機關的同事也迫於形勢,必須和我「拉開距離,劃清界線」。這一次,是「坐牢」,當「刑事犯」,性質之嚴重可知,而且在全黨全國「大清查」的形勢下,卻引來了好些相識和不相識的賓客。宗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比我年長,心臟弱,從航空學院趕到木樨地,路相當長,但八年如一日,堅持每隔幾個月必來探問。宗老就是這樣古道熱腸.蔣宗曹探一次監,就向我傳達一次「誰誰誰問你好」,「誰誰誰要你保重」。這使我感動,「世道」變了,獨夫民賊不可能永遠操縱人心,心中油然泛起了這樣一句句子:「舊雨新知入夢來。」
(三)
知道我被判徒刑七年,應於1996年5月期滿,他屆時來看我,卻撲了空。因為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後,猶未饜足,決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車前呼後擁地把我押進西山腳下一個職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軍全天候密集守護的圍牆裡.不管怎麼樣,又過了一年,1997年4月底,我終於回家了,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掃地出門,從木樨地掃到了八寶山。宗老又趕到八寶山來看我。幸好,八寶山用於監視和控制的各種現代化裝置來不及緊急配套運行,土法上馬的設施如鐵欄杆、大鐵門、小鐵門、崗亭等也還沒有裝,二十四小時站崗放哨的人員尚未配齊.因此僥倖得很,宗老居然進了門,上了樓。
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我於是知道,紫陽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友好故舊隔離殆絕.這些年來,唯獨宗鳳鳴以「氣功師」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強衚衕。每見,趙必談。談后,宗必追記。幾年中,談了許多次,追記了許多篇,已經匯成了一個集子。宗把這個集子送給紫陽,紫陽自己沒有過目,說,將來讓鮑彤去斟酌吧。宗這次來,就是和我商量這件事,希望我「修改修改」。
但是鮑彤不能受命。兩位老者之間的談話需要保持歷史原樣。何況鮑彤的身份早已變了,不再是鄧小平女兒為起草她父親講話而夤夜光顧的鮑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議決鮑彤是反革命一個。倘若這個反革命居然和被視為頭號政敵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有什麼「聯繫」,中共中央的新領導人會在何種心態支配下作出何種反應?紫陽將進一步蒙受何種傷害?當時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話答覆這位長者:「我不能修改。」這使宗老失望,但我沒有別的選擇。
(四)
紫陽去年逝世,再也沒有人能加害於他。於是宗老準備出書,幷輾轉提出要我寫序。這,我當然義不容辭.
紫陽說過「斟酌」,大致因為他不想「藏之名山」。追記的公布,肯定會受到廣泛關注,這位前總理、前總書記已被軟禁十七年,他曾經為人民工作了那麼多,付出了那麼多,大家自然希望知道這位改革老人的晚年。何況這本集子追記了兩位老人的談話,跟由旁人捉刀、由「作者」讀熟而後背誦之的那些「台詞彙編」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允許讀者自由選擇,我深信,想讀這本書的人一定比自願買《江澤民文選》的人多得多,儘管據說三卷江選已經印得汗牛充棟,崛起成為當今全中國(也許還是全世界)銷量第一。
出版趙紫陽談話集的合法性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正同出版《江澤民文選》的合法性絕對沒有問題一樣。只要中國的憲法是真憲法,只要中國人的出版自由是真自由,只要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真平等,公民宗鳳鳴的出版自由應該和公民江澤民的出版自由一個樣。
趙紫陽掌握的馬克思主義不比任何中國人少,包括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內,其他等而下之的名人更不在話下。我這樣說是以鄧小平自己的名言為根據的。請翻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6頁,鄧小平說,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據我所知,黨的歷屆大會報告人所作的報告,當得起被鄧小平譽為「一個字都不能動」的,只此一篇,別無其他;而十三大的報告人正是趙紫陽。這就是趙紫陽在鄧小平心目中的地位。
宗鳳鳴先生告訴我,紫陽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完成小平同志開創的(或託付的)政治體制改革」。(大意如此。)從措辭上,也可以看出紫陽的襟懷和風格。鄧小平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雙重關係,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殺者。著重指出政治改革曾經得到鄧小平的支持,符合當初的實況,也有利於爭取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六四以後,中共高層對政治改革普遍存在著一種恐懼症。前總書記像一位慈祥的長者,教育那些談虎色變的人說:年輕人,用不著害怕,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洪水猛獸,那是小平同志親自提出用來救民救國救黨的好事情哪!
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存在著爭論。鄧小平認為,不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趙紫陽認為,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中國人民需要的共產黨.趙紫陽向鄧小平說不,說的是真理,靠的是勇氣。十多年了,新的領導人總是說,十三屆四中全會已經就趙鄧之爭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不能變。這種色厲內荏的話,我看連說這話的人自己,如果還有良心,也不會相信。中共中央1989年的決定,同中共中央1957年的決定、1959年的決定、1966年的決定……以及其他一切決定一樣,都沒有不受時間檢驗的特權,都應該由後人自由自在去進行審查和判斷。
中國除了憲法,還有書報審查機構。書報審查機構的地位看起來比憲法低得多,但擁有的權力比憲法不知道大多少倍。在中國,書報審查機構有權和憲法對著干,有權規定哪些觀點禁止傳播,哪些事件不準報道,哪些人的名字不得在書刊上出現……。比方說,談到香港回歸的歷史,只准提英國方面的簽署人撒切爾夫人,不準提中國自己的簽署人趙紫陽,這就泄漏了一個超級秘密: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名字,已經被本國當前的書報審查機構列在黑名單之中。因此,目前在中國大陸出版趙紫陽談話錄,存在著憲法無法克服的困難.好在除了大陸,還有香港。2003年7月1日港人反惡法大示威業已昭告全世界:港人治港必須兌現!一國兩制是鄧小平親口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莊嚴保證,書報審查機構想公然抵賴,恐怕也難.所以,當宗鳳鳴在大陸不能找到憲法所保證的自由時,在香港能!我慶幸此書終於得以在香港出版。我的心情和一切關心中國進步的人一樣:希望先睹為快!
附言:寫到這裏,聽說國務院發布了加強對境外媒體管理的新規定。我不知道有關部門將就此作出何種解釋,也不知道它將依靠什麼手段去實施。不過,我想,不應該影響這本書從香港傳入大陸。趙紫陽直到去世,一直是共產黨的黨員,中共中央主動在他的遺體上復蓋了鐮刀斧頭的黨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書報審查機構不應該背著本黨中央去查禁本黨黨員趙紫陽的書。我也不相信書報檢查官精通無中生有的魔術,居然能從偉大的公民趙紫陽的談話中找得出什麼查禁的理由來。]
2006年9月10日
李銳 序--珍貴的記錄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這部書稿終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賀.宗鳳鳴同志囑我為此書作序,當是義不容辭事。
我是湖南人,紫陽是河南人,都在湘豫兩省之間的武漢讀過書。我比他大兩三歲,我在武漢大學時,他在武昌高級中學.「一二。九」運動時,我參加武漢秘密學聯活動,他的同班同學密加凡和孫士祥同我關係密切。一九八○年,他到國務院工作,我們才常見面。
八十年代紫陽在位時,我同他有過兩次重要接觸.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談三峽問題.他是比較贊成我的看法的,曾將我寫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批轉給當時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作為會議一號文件。
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談鄧力群問題.我告訴他有人正活動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並談了我對此事此人的看法,隨後又寫了一封致「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紫陽很快就將此信轉呈鄧小平。鄧也很快就作出「撤銷鄧力群的一切職務」的批示,前後僅三四天時間。
紫陽被軟禁后,我同他有過三次直接接觸,兩次是在他的家裡,一次是在他的病房裡。在紫陽家裡的這兩次接觸,一次是我單獨去的,一次是我同宗鳳鳴一起去的。我們談了許許多多問題。
決意改變黨壟斷一切的狀況
記得當時自己曾建議紫陽寫回憶錄,把他的重要經歷尤其是「六四」經歷寫出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他是當代中國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他要是不說,後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這些重要歷史事件。紫陽說,他會考慮我這個建議的。後來,他專門托宗鳳鳴轉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會把有關「六四」的材料留下來,把他所經歷的和所知道的有關「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後人。
還記得當時紫陽對吳江誤寫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懷。吳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說趙紫陽曾於一九八四年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告胡耀邦的狀。紫陽同我說,當時的確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但信的內容是談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狀;幸好還留下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複印件。紫陽還說,自己處於被軟禁狀態,無法站出來說明情況,辨析真偽,曾希望吳江能夠做一個更正說明;可是,吳置之不理,令他十分傷感。我聽了他的這番說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覺得他講的是實情。
在紫陽病房裡的那次見面,是我與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堅持,我們在門口磨了半個小時,才被允許入內探視。見面后,我首先代表許多老同志向紫陽問好,希望他多加保養.在隨後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宗鳳鳴寫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楊繼繩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兩本書都談到了紫陽,談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國改革路線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陽很關心這兩位作者的處境,生怕這兩位作者因替他說話而受到連累。我告訴他,這兩位作者所在單位的領導都找他們談話了,查問他們為什麼要出這兩本書;不過,他們目前都還能正常生活。紫陽說:「那我就放心了。」
這是我同紫陽的最後一次見面。他在十余天後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後見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這個黨的歷任領導人中,趙紫陽是很難得的一位。他能夠吸取這個黨的歷史教訓,還能夠吸收西方的一些好東西,尊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世規律,竭力要把中國帶到正確的道路上。
他主張中國不僅要搞經濟發展,還要搞民主與法治建設,並因此而同鄧小平發生分歧。這一分歧集中地表現在當代中國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這一問題上。
鄧小平只贊成搞經濟改革,不允許搞政治改革,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結果搞出來的只能是腐敗叢生的市場經濟,或說是權貴肆行的資本主義,其間充斥著大量的權錢交易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現象,並因此而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如干群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等等。如今這些社會矛盾仍在發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種社會危機.
趙紫陽則主張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
他決意要改變這個黨的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的職務,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莊的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
他還決意要改變這個黨在這個國家裡壟斷一切(包括壟斷人的一切權利)的狀況,力主擴大社會民主,變一黨專政國家為民主法治國家。他主張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以上級領導幹部;真正做到黨政分開,國務院各部委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同時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給人們以言論自由。
紫陽還積極反「左」。一九八三年,他與耀邦聯手制止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鬧劇,使得這場左派復辟活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辭職,左派再次反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狂潮。紫陽及時發表「五。一三」講話,堅決阻止這一狂潮的蔓延,隨即拆掉鄧力群的「左廟」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更名《紅旗》雜誌為《求是》雜誌.
一九八九年,耀邦去世,學潮驟起。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丟棄權位,並失去自由,遭受漫長無期的軟禁,直到去世。
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後者是這個黨的「大腦」。
這兩任總書記都積極推進改革事業,並且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並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引發了歷史悲劇。
不過,這兩任總書記也有些區別.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陽則走得要遠些,如為淡化黨的領導而要取消國家機關黨組.在個人政治結局上,耀邦最終做了違心檢查,紫陽則拒絕做出違心檢查,併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
我曾當面問過耀邦為什麼要做那個檢查。他答道,我還要顧及這個家。他是擔心因自己的問題而連累家人。
後來紫陽也面臨當年耀邦曾面臨的問題,也要考慮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有可能連累家人的問題.為此,他召開了家庭會議,徵求家人意見。家人都表示支持他,無怨無悔。
紫陽也就沒有許多後顧之憂了,於是做出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的決定。他的這個決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
一是為堅持真理而準備犧牲自己的決定──他當時已做好了要坐牢的準備;
二是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史的決定──他是中共建國后第一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也是中共建黨後繼陳獨秀后第二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
總之,紫陽做出這個決定,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
用心地看過初稿和二稿
受宗鳳鳴委託,我看過這本書的初稿。后又受宗鳳鳴和趙紫陽家人的委託,我又看過這本書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較用心,記得看第二稿前前後後看了很長時間,看得視力模糊。
我看得比較用心就是考慮到,由於紫陽本人沒有留下回憶錄,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這長達十幾年時間里頻頻與他作傾心交談並作詳細記錄;因此,宗鳳鳴這本書就具有了填補空白的意義.
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紫陽在軟禁中的許多次談話,許多次有關這個黨、這個國家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談話,尤其是有關當代中國改革問題的談話。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本書,紫陽的許多重要思想就不會保存下來,至少不會保存得像這本書所記述得那樣清晰。
當然,這部書稿所記述的,只能說是紫陽的一些重要思想,還不能說是紫陽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過,這部本書稿從總體上看,還是非常珍貴的。可以這麼說,這部書稿最突出的價值,就在於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續地記述了趙紫陽在被軟禁十幾年間的上百次談話,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軌跡.
宗鳳鳴是我們和紫陽的聯絡員
在同宗鳳鳴多年接觸中,我能感到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人,很謙虛,也很實在。
我們許多老同志還都認為他是一個非常仗義的人,能夠為探視被軟禁的老戰友,而敢以「氣功師」的名義去闖戒備森嚴的趙家門衛,居然闖關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這十幾年中,事實上成了我們這些老同志與趙紫陽之間的聯絡員.一方面,將我們所了解的情況以及我們對時局的看法帶進去告訴紫陽;另一方面,又將紫陽的反饋意見帶出來告訴我們。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十幾年中,認真地記下了他同紫陽的許多次談話,並把這些談話集結整理成了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本書。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說過,趙紫陽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我在此處還要說,宗鳳鳴寫出這本書,不僅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而且是對趙紫陽個人及其歷史負責。所以,我們這些老同志都為紫陽交了這樣一個俠義老友而感到慶幸。
總之,宗老寫出這本書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爾地記下了紫陽的某幾次談話,而是持續十多年地記下了紫陽的上百次談話。另外,他也不是寫文章出身的,也沒有做過記者,只是到了晚年才開始寫書,並且一寫就寫很重要的書,其難度可想而知。為此,我們應當向宗老致敬。
聽說有關部門已經找宗老談過話,查問他寫這本書的事,不知會查問出什麼結果來。我想時代已經進步了,總要講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後,我這個已九十歲的老頭祝他這個快九十歲的老頭,高高興興地寫書,平平安安地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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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出版前言
作者:金鐘
趙紫陽(一九一九 —— 二○○五),中共建國后第二代政治家。于文革之後進入中央領導層,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社會空前的轉型期的領導人。在任十年,推行「改革開放」路線,奠定今日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一九八九年驟然結束。在當年的北京學運及六四事件中,他一反共產黨的傳統,站在學生一邊,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黨內元老派罷黜。那年他七十歲.
在其後長達十六年的晚境中,趙紫陽遭到嚴厲的軟禁,被剝奪一位公民和黨員應有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直至病逝。在此期間,趙紫陽對他的經歷,國家和黨的歷史、政策乃至意識形態,作了深刻的回顧與反省。這些反思的成果,透過他的一位同鄉和摯友宗鳳鳴先生記錄下來。宗鳳鳴比趙紫陽小三個月,他們在日本入侵的少年時代,投身中共革命,長期在中原地區共同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宗轉入科技部門,曾任航空航天大學黨委領導,從國家體改委顧問職位離休。對八九學運和趙紫陽命運的同情,使他成為趙軟禁中的常客。他以「氣功師」的名義,從一九九一年起,至二○○四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兩位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殘酷鬥爭的老戰友,在北京富強衚衕的院子里,解除心障,探討真理。每次談話由宗鳳鳴記錄整理。
回憶錄作為知名的從政者向歷史告別的一份交待,在封閉的極權體制中,尚未形成慣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位時緊張得天天吃安眠藥,自然無暇顧及;即使下台或退休后,也囿於主客觀的種種局限,很難提筆著書。蘇共在斯大林去世后失勢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都沒有寫回憶錄,赫魯曉夫在西方出版的口述回憶錄,生前也不敢認帳。中共情況更為嚴峻,不僅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代巨頭,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遺言,毛后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強人,也都沒有留下可稱為回憶錄的文字。其他大量的「革命回憶錄」都由官方寫手製作,經審批而後出版,史料價值微乎其微。趙紫陽在軟禁中有意記下若干往事,不只一個人建議他寫回憶錄。他也曾向當局要求提供有關他任職期間的(非機密)檔案資料,以備參考,但遭到拒絕.因此,宗鳳鳴整理的談話錄,就成為回憶錄的一種替代方式。
這本談話記錄顯示趙紫陽內心自省的深度和廣度。八十年代激烈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特別是趙和鄧小平、胡耀邦的三角關係,是書中多次闡述的話題.趙對傳說紛紜的一系列事件提供證詞,進而交待自己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這是研究八十年代中國真相的一份具權威性的材料。在對中共體制的歷史回顧中,趙紫陽是毛時代以來,第一個毫不含糊地批判專政教條的中共領袖。他認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最有威望的領袖來實現的論斷,只會導致個人專政與專制制度。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與法治便沒有希望。但是,趙的一切判斷更多的是來自數十年的政治實踐,尤其在經濟領域,他對中外管理體制的熟悉與研究,處處可見。他主張政策的依據只能是實效和民意,而不是理論,更不是什麼終極的目標。他在軟禁中坦承,他已從過去「經濟的改革者,政治的保守者」開始轉變。趙紫陽晚年的世界觀,顯然已經很大程度地從中共正統轉向認同當代普世的價值標準,推崇民主、法治、人權,還政於民。對中共數十年的苛政,他有痛心的懺悔:「我們欠老百姓的太多了。」基於對國情的憂慮,他不贊成政治上激進的西方化。
宗鳳鳴不僅是趙紫陽談話的記錄者,也是趙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者,他不斷地給趙提供最新的各種資訊,並聽取趙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趙對軟禁期間國內外重大事件及知名人物,包括中共各屆領導人的直率看法。趙紫陽一改身居高位時的謹言慎行,平靜而有條不紊地侃侃而談,經驗與睿智、膽略與習慣的話語分寸交織。這是歷史提供的一個僅存的空間,讓中共權力鏈接上,一個將永遠消失的世代——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有使命感也有國際觀的一代得以表露他們被扼殺的抱負。
對於出版者而言,這三十萬字的書稿記錄的趙紫陽,不僅是不計權力得失堅持獨立思想不屈服的前總書記,還是一位身陷囹圄、打破沉默,敢於背叛傳統的言者。出版這部談話錄對於言禁森嚴的中共體制更有突破意義,也為趙紫陽生平增添一段傳奇。
宗鳳鳴先生為了書稿的嚴肅性,以十余年不懈的努力,處理素材,一稿再稿,終於成書。期間,書稿曾交予趙紫陽審閱。徵求過多位趙生前好友、同事的意見,獲得深切的支持。趙紫陽去世后,出版談話錄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致國內外廣泛關注和期待,甚至在香港出現風波。中共當局更是力圖阻撓談話錄的出版。
本書是著作者宗鳳鳴先生授權的最後修訂的完整版本,前四十七篇,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的諸次談話記錄。「續篇」是談話因趙上書中共十五大而中斷數月後,一九九八年五月重開,至二○○四年十月(即趙臨終前兩個多月)的三十四篇記錄。書中穿插數篇私下安排的對趙的訪問記,大部分都是首次正式發表。
金鐘 二○○七年一月九日 香港
鮑彤 序
(一)
我和宗先生見面雖然不多,相識已二十年。1986年前後,紫陽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訴我:航空學院的黨委書記宗鳳鳴退下來了,熱心改革,願意義務勞動,體改委如果有什麼調查研究之類的工作,可不可以請他參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興,聘請他兼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研究員.
後來,我有機會和宗老見過一次面,聽他談在濮陽油田所作的調查。他主張在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時,不應忽視社區居民和地方財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會受益。我至今記得他的感嘆:濮陽地區是抗日根據地,五十年了,群眾很窮很苦;許多國營大企業過去與民爭利,今後應該主動關心群眾的利益;油田越替群眾著想,群眾也就越會愛護油田。那天他給我的印象是,熱心於改革,熱心於社會公益,是一位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主義者。
「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有過兩次波瀾壯闊的大普及,或者說,大異化。第一次,它被毛澤東界定為「共產黨領導一切 + 階級鬥爭 + 消滅私有制」,使「社會主義」得以成為為官府和鬥爭愛好者們共同勇於實踐的信條.第二次,它被鄧小平界定為「共產黨領導一切 + 穩定壓倒一切 +發展是硬道理 + 先富起來」,使「社會主義」得以成為權力和金錢愛好者們皆大歡喜的現實。經過這樣兩次大普及之後,仍然熱心於以全社會為本位,不忘無勢無錢的勞苦大眾,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中國越來越少了。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二)
後來我沒有機會和宗老再見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後。
我家客人歷來不多。偶爾,1985年一天晚上,突如其來鄧小平的一位女兒光臨,說,科委在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請她父親後天去講話,她父親說,你們給我起草個稿子,寫得好,我就講,寫不好,我不講.雖然離開科委已經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兒幾句「十萬火急」,我被動員到丰台一個招待所里加了個夜班。第二天她告訴我,小平看了稿子,說,「好,我明天講.」這就是《鄧選》中那篇《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由來。不過閑話還是少說,言歸正傳。
話說多少年來,不速之客屈指可數。我坐牢后,慰問者反而絡繹不絕.過去在反右中挨批,文革中挨斗,那些時候,連本機關的同事也迫於形勢,必須和我「拉開距離,劃清界線」。這一次,是「坐牢」,當「刑事犯」,性質之嚴重可知,而且在全黨全國「大清查」的形勢下,卻引來了好些相識和不相識的賓客。宗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比我年長,心臟弱,從航空學院趕到木樨地,路相當長,但八年如一日,堅持每隔幾個月必來探問。宗老就是這樣古道熱腸.蔣宗曹探一次監,就向我傳達一次「誰誰誰問你好」,「誰誰誰要你保重」。這使我感動,「世道」變了,獨夫民賊不可能永遠操縱人心,心中油然泛起了這樣一句句子:「舊雨新知入夢來。」
(三)
知道我被判徒刑七年,應於1996年5月期滿,他屆時來看我,卻撲了空。因為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後,猶未饜足,決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車前呼後擁地把我押進西山腳下一個職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軍全天候密集守護的圍牆裡.不管怎麼樣,又過了一年,1997年4月底,我終於回家了,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掃地出門,從木樨地掃到了八寶山。宗老又趕到八寶山來看我。幸好,八寶山用於監視和控制的各種現代化裝置來不及緊急配套運行,土法上馬的設施如鐵欄杆、大鐵門、小鐵門、崗亭等也還沒有裝,二十四小時站崗放哨的人員尚未配齊.因此僥倖得很,宗老居然進了門,上了樓。
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我於是知道,紫陽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友好故舊隔離殆絕.這些年來,唯獨宗鳳鳴以「氣功師」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強衚衕。每見,趙必談。談后,宗必追記。幾年中,談了許多次,追記了許多篇,已經匯成了一個集子。宗把這個集子送給紫陽,紫陽自己沒有過目,說,將來讓鮑彤去斟酌吧。宗這次來,就是和我商量這件事,希望我「修改修改」。
但是鮑彤不能受命。兩位老者之間的談話需要保持歷史原樣。何況鮑彤的身份早已變了,不再是鄧小平女兒為起草她父親講話而夤夜光顧的鮑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議決鮑彤是反革命一個。倘若這個反革命居然和被視為頭號政敵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有什麼「聯繫」,中共中央的新領導人會在何種心態支配下作出何種反應?紫陽將進一步蒙受何種傷害?當時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話答覆這位長者:「我不能修改。」這使宗老失望,但我沒有別的選擇。
(四)
紫陽去年逝世,再也沒有人能加害於他。於是宗老準備出書,幷輾轉提出要我寫序。這,我當然義不容辭.
紫陽說過「斟酌」,大致因為他不想「藏之名山」。追記的公布,肯定會受到廣泛關注,這位前總理、前總書記已被軟禁十七年,他曾經為人民工作了那麼多,付出了那麼多,大家自然希望知道這位改革老人的晚年。何況這本集子追記了兩位老人的談話,跟由旁人捉刀、由「作者」讀熟而後背誦之的那些「台詞彙編」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允許讀者自由選擇,我深信,想讀這本書的人一定比自願買《江澤民文選》的人多得多,儘管據說三卷江選已經印得汗牛充棟,崛起成為當今全中國(也許還是全世界)銷量第一。
出版趙紫陽談話集的合法性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正同出版《江澤民文選》的合法性絕對沒有問題一樣。只要中國的憲法是真憲法,只要中國人的出版自由是真自由,只要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真平等,公民宗鳳鳴的出版自由應該和公民江澤民的出版自由一個樣。
趙紫陽掌握的馬克思主義不比任何中國人少,包括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內,其他等而下之的名人更不在話下。我這樣說是以鄧小平自己的名言為根據的。請翻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6頁,鄧小平說,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據我所知,黨的歷屆大會報告人所作的報告,當得起被鄧小平譽為「一個字都不能動」的,只此一篇,別無其他;而十三大的報告人正是趙紫陽。這就是趙紫陽在鄧小平心目中的地位。
宗鳳鳴先生告訴我,紫陽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完成小平同志開創的(或託付的)政治體制改革」。(大意如此。)從措辭上,也可以看出紫陽的襟懷和風格。鄧小平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雙重關係,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殺者。著重指出政治改革曾經得到鄧小平的支持,符合當初的實況,也有利於爭取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六四以後,中共高層對政治改革普遍存在著一種恐懼症。前總書記像一位慈祥的長者,教育那些談虎色變的人說:年輕人,用不著害怕,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洪水猛獸,那是小平同志親自提出用來救民救國救黨的好事情哪!
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存在著爭論。鄧小平認為,不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趙紫陽認為,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中國人民需要的共產黨.趙紫陽向鄧小平說不,說的是真理,靠的是勇氣。十多年了,新的領導人總是說,十三屆四中全會已經就趙鄧之爭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不能變。這種色厲內荏的話,我看連說這話的人自己,如果還有良心,也不會相信。中共中央1989年的決定,同中共中央1957年的決定、1959年的決定、1966年的決定……以及其他一切決定一樣,都沒有不受時間檢驗的特權,都應該由後人自由自在去進行審查和判斷。
中國除了憲法,還有書報審查機構。書報審查機構的地位看起來比憲法低得多,但擁有的權力比憲法不知道大多少倍。在中國,書報審查機構有權和憲法對著干,有權規定哪些觀點禁止傳播,哪些事件不準報道,哪些人的名字不得在書刊上出現……。比方說,談到香港回歸的歷史,只准提英國方面的簽署人撒切爾夫人,不準提中國自己的簽署人趙紫陽,這就泄漏了一個超級秘密: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名字,已經被本國當前的書報審查機構列在黑名單之中。因此,目前在中國大陸出版趙紫陽談話錄,存在著憲法無法克服的困難.好在除了大陸,還有香港。2003年7月1日港人反惡法大示威業已昭告全世界:港人治港必須兌現!一國兩制是鄧小平親口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莊嚴保證,書報審查機構想公然抵賴,恐怕也難.所以,當宗鳳鳴在大陸不能找到憲法所保證的自由時,在香港能!我慶幸此書終於得以在香港出版。我的心情和一切關心中國進步的人一樣:希望先睹為快!
附言:寫到這裏,聽說國務院發布了加強對境外媒體管理的新規定。我不知道有關部門將就此作出何種解釋,也不知道它將依靠什麼手段去實施。不過,我想,不應該影響這本書從香港傳入大陸。趙紫陽直到去世,一直是共產黨的黨員,中共中央主動在他的遺體上復蓋了鐮刀斧頭的黨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書報審查機構不應該背著本黨中央去查禁本黨黨員趙紫陽的書。我也不相信書報檢查官精通無中生有的魔術,居然能從偉大的公民趙紫陽的談話中找得出什麼查禁的理由來。]
2006年9月10日
李銳 序--珍貴的記錄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這部書稿終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賀.宗鳳鳴同志囑我為此書作序,當是義不容辭事。
我是湖南人,紫陽是河南人,都在湘豫兩省之間的武漢讀過書。我比他大兩三歲,我在武漢大學時,他在武昌高級中學.「一二。九」運動時,我參加武漢秘密學聯活動,他的同班同學密加凡和孫士祥同我關係密切。一九八○年,他到國務院工作,我們才常見面。
八十年代紫陽在位時,我同他有過兩次重要接觸.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談三峽問題.他是比較贊成我的看法的,曾將我寫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批轉給當時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作為會議一號文件。
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談鄧力群問題.我告訴他有人正活動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並談了我對此事此人的看法,隨後又寫了一封致「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紫陽很快就將此信轉呈鄧小平。鄧也很快就作出「撤銷鄧力群的一切職務」的批示,前後僅三四天時間。
紫陽被軟禁后,我同他有過三次直接接觸,兩次是在他的家裡,一次是在他的病房裡。在紫陽家裡的這兩次接觸,一次是我單獨去的,一次是我同宗鳳鳴一起去的。我們談了許許多多問題。
決意改變黨壟斷一切的狀況
記得當時自己曾建議紫陽寫回憶錄,把他的重要經歷尤其是「六四」經歷寫出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他是當代中國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他要是不說,後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這些重要歷史事件。紫陽說,他會考慮我這個建議的。後來,他專門托宗鳳鳴轉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會把有關「六四」的材料留下來,把他所經歷的和所知道的有關「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後人。
還記得當時紫陽對吳江誤寫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懷。吳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說趙紫陽曾於一九八四年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告胡耀邦的狀。紫陽同我說,當時的確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但信的內容是談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狀;幸好還留下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複印件。紫陽還說,自己處於被軟禁狀態,無法站出來說明情況,辨析真偽,曾希望吳江能夠做一個更正說明;可是,吳置之不理,令他十分傷感。我聽了他的這番說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覺得他講的是實情。
在紫陽病房裡的那次見面,是我與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堅持,我們在門口磨了半個小時,才被允許入內探視。見面后,我首先代表許多老同志向紫陽問好,希望他多加保養.在隨後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宗鳳鳴寫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楊繼繩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兩本書都談到了紫陽,談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國改革路線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陽很關心這兩位作者的處境,生怕這兩位作者因替他說話而受到連累。我告訴他,這兩位作者所在單位的領導都找他們談話了,查問他們為什麼要出這兩本書;不過,他們目前都還能正常生活。紫陽說:「那我就放心了。」
這是我同紫陽的最後一次見面。他在十余天後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後見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這個黨的歷任領導人中,趙紫陽是很難得的一位。他能夠吸取這個黨的歷史教訓,還能夠吸收西方的一些好東西,尊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世規律,竭力要把中國帶到正確的道路上。
他主張中國不僅要搞經濟發展,還要搞民主與法治建設,並因此而同鄧小平發生分歧。這一分歧集中地表現在當代中國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這一問題上。
鄧小平只贊成搞經濟改革,不允許搞政治改革,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結果搞出來的只能是腐敗叢生的市場經濟,或說是權貴肆行的資本主義,其間充斥著大量的權錢交易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現象,並因此而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如干群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等等。如今這些社會矛盾仍在發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種社會危機.
趙紫陽則主張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
他決意要改變這個黨的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的職務,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莊的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
他還決意要改變這個黨在這個國家裡壟斷一切(包括壟斷人的一切權利)的狀況,力主擴大社會民主,變一黨專政國家為民主法治國家。他主張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以上級領導幹部;真正做到黨政分開,國務院各部委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同時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給人們以言論自由。
紫陽還積極反「左」。一九八三年,他與耀邦聯手制止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鬧劇,使得這場左派復辟活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辭職,左派再次反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狂潮。紫陽及時發表「五。一三」講話,堅決阻止這一狂潮的蔓延,隨即拆掉鄧力群的「左廟」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更名《紅旗》雜誌為《求是》雜誌.
一九八九年,耀邦去世,學潮驟起。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丟棄權位,並失去自由,遭受漫長無期的軟禁,直到去世。
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後者是這個黨的「大腦」。
這兩任總書記都積極推進改革事業,並且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並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引發了歷史悲劇。
不過,這兩任總書記也有些區別.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陽則走得要遠些,如為淡化黨的領導而要取消國家機關黨組.在個人政治結局上,耀邦最終做了違心檢查,紫陽則拒絕做出違心檢查,併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
我曾當面問過耀邦為什麼要做那個檢查。他答道,我還要顧及這個家。他是擔心因自己的問題而連累家人。
後來紫陽也面臨當年耀邦曾面臨的問題,也要考慮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有可能連累家人的問題.為此,他召開了家庭會議,徵求家人意見。家人都表示支持他,無怨無悔。
紫陽也就沒有許多後顧之憂了,於是做出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的決定。他的這個決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
一是為堅持真理而準備犧牲自己的決定──他當時已做好了要坐牢的準備;
二是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史的決定──他是中共建國后第一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也是中共建黨後繼陳獨秀后第二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
總之,紫陽做出這個決定,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
用心地看過初稿和二稿
受宗鳳鳴委託,我看過這本書的初稿。后又受宗鳳鳴和趙紫陽家人的委託,我又看過這本書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較用心,記得看第二稿前前後後看了很長時間,看得視力模糊。
我看得比較用心就是考慮到,由於紫陽本人沒有留下回憶錄,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這長達十幾年時間里頻頻與他作傾心交談並作詳細記錄;因此,宗鳳鳴這本書就具有了填補空白的意義.
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紫陽在軟禁中的許多次談話,許多次有關這個黨、這個國家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談話,尤其是有關當代中國改革問題的談話。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本書,紫陽的許多重要思想就不會保存下來,至少不會保存得像這本書所記述得那樣清晰。
當然,這部書稿所記述的,只能說是紫陽的一些重要思想,還不能說是紫陽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過,這部本書稿從總體上看,還是非常珍貴的。可以這麼說,這部書稿最突出的價值,就在於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續地記述了趙紫陽在被軟禁十幾年間的上百次談話,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軌跡.
宗鳳鳴是我們和紫陽的聯絡員
在同宗鳳鳴多年接觸中,我能感到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人,很謙虛,也很實在。
我們許多老同志還都認為他是一個非常仗義的人,能夠為探視被軟禁的老戰友,而敢以「氣功師」的名義去闖戒備森嚴的趙家門衛,居然闖關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這十幾年中,事實上成了我們這些老同志與趙紫陽之間的聯絡員.一方面,將我們所了解的情況以及我們對時局的看法帶進去告訴紫陽;另一方面,又將紫陽的反饋意見帶出來告訴我們。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十幾年中,認真地記下了他同紫陽的許多次談話,並把這些談話集結整理成了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本書。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說過,趙紫陽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我在此處還要說,宗鳳鳴寫出這本書,不僅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而且是對趙紫陽個人及其歷史負責。所以,我們這些老同志都為紫陽交了這樣一個俠義老友而感到慶幸。
總之,宗老寫出這本書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爾地記下了紫陽的某幾次談話,而是持續十多年地記下了紫陽的上百次談話。另外,他也不是寫文章出身的,也沒有做過記者,只是到了晚年才開始寫書,並且一寫就寫很重要的書,其難度可想而知。為此,我們應當向宗老致敬。
聽說有關部門已經找宗老談過話,查問他寫這本書的事,不知會查問出什麼結果來。我想時代已經進步了,總要講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後,我這個已九十歲的老頭祝他這個快九十歲的老頭,高高興興地寫書,平平安安地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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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才翻牆出來,希望能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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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的探路者,值得全國人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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