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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十八年
司馬璐


司馬璐:《鬥爭十八年》
第一章我是貧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這一年，正是五四運動。中國掀起了偉大的愛國運動，文化運動與青年運動，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提出「科學」與「民主」，為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軍閥的統治；這些軍閥為了剪滅異己，鞏固自己的勢力，不惜賣國媚外，換取帝國主義的借款；巴黎和會中，中國雖以戰勝國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卻同意以山東的全部利益轉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全國民 氣義憤填膺，在北平知識份子的指導下，如火如荼的運動，就像火山一樣的爆發。
　　當時在廣州的護法政府是一個革命性的政府，全國人民也對他們懷著熱烈的希望。可惜他們並沒有很好的領導這個運動，和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結合起來，而不久之後，許多留日參加五四運動的國民黨人大都熱心「從仕」去了。可是這時候，正當俄國革 命的初期，列寧正密切注視中國革命的發展，對於中國內部的動亂一點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後，中國舊文化的基礎動搖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沒有能夠及時接應得上，而共產主義的毒菌，卻在這時侵入了這個悸弱的病體，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他們以革命的外衣，盜取了五四運動的光輝，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悲劇就這樣開始了。
　　我出生的地點是江蘇蘇北泰州的一個大鎮，——海安。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門前的一條河流和屋后的一座小丘。丘名鳳山。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有庭院好玩，也進不起學校，爬山和嬉水就成為我們日常的功課了。
　　這條河，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運鹽河，兩岸是蘇北魚米之鄉，出產豐富。但是農民卻終年過著悲慘的生活，災難頻仍。每當收穫的季節過後，農民們首先要把他們的穀物償付高利貸，壯年男女就丟下家，到上海去幫工打雜。我們眼看著糧食和牲畜一船一船 的從這條河流運出我們的家鄉，而換來的卻是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這些，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傳運鹽河的兩岸，從前都是鹽場，我們的家雖然距離海邊只有六十華里，但是我們卻一直也沒有機會到那一帶的海邊去觀光過，有些農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們用手車把海魚和「私鹽」運出來，換點布疋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稅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 們的家鄉，駐紮的稅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這些稅警，他們平日任性縱慾，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簡直形同匪盜，孩子們都遠遠的避開他們。
　　我們小時候最愛聽的是張士誠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來是我們家鄉的一個「私鹽販子」，憤于虐政，率眾起義，他起義的地點就是我們屋后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義堂，為當年張士誠所建。多數的史家都把張士誠寫成流寇或「鹽匪」，然而在我們 這些孩子中間，他的英雄事迹極受我們景仰。每聽到生動之處，我們一個個都眉飛色舞，歡欣雀躍。
　　我們的家，雖然倚山傍水，可是說不上什麼景色，倒是流傳在民間的傳奇故事和我們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啟發了我們「替天行道」的俠義意識。
　　我們三五個一堆，結盟為兄弟，時而在小丘上演習追逐，時而密議入山探訪異人得道，至少每個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創造。在我們小小年紀，我們的家鄉已開始動蕩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農民，母親，姐姐一共四個人，我們租來十二畝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擔租，遇到東主有事，還要再去義務幫工；過年過節，我們總要送點鵝鴨去孝敬。父親母親都很勤勞，一有空閑，總去兼做點小買賣補貼家用。我們住的茅屋，幾 乎是由父親一手修建的。父親在我們家鄉中，是一個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從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總是讓人三分，自己吃虧，回到家裡，逢飯吃飯，逢粥吃粥，絕不埋怨自己的命運，我們幾乎常笑他連嘆口氣的勇氣都沒有。
　　一九二七年，那時我九歲了，孫傳芳兵敗北退，飽掠蘇北，接著齊燮元、白寶山部均一路打劫而來，整個蘇北被蹂躪不堪，人民呼號無門。
　　一天，媽媽一路號哭著回來，我和姐姐急著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始終不肯告訴我們，這一天晚上，父親沒有回家，我們才知道他給兵拉差去了。幸好過了兩個多月，他又溜回來，腿上有一塊傷，並不是傷于槍彈，而是吃的槍柄。
　　父親回家以後，比從前更沉默了，更不愛說話了，甚至對孩子們的笑容也沒有了，起初媽媽總以為他在軍隊里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過問他。誰知在後來中共黃橋暴動失敗以後，蘇北到處成立保衛團，厲行清鄉，父親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 經審判就執行槍決了。這項消息立刻震驚四鄉，所有認識我父親的人，無不稱讚他是一個老實人，一個無用的好人。都說：「冤枉了，冤枉了!」
　　以後我們一家三口，就全靠母親為人織補衣服糊口，母親個性倔強，富有生命力，父親遭難后她極悲傷，但並不氣綏，雖然這時我已可能幫母親做些事，但她堅要我讀書去，她以最嚴厲的態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時叫醒我，她是一個目不識丁 的女人，感於父親苦了一輩，最後又死得不明不白，對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淚，但一見到我丟開功課，又聲色俱厲起來。
　　我就這樣算是受了三年的學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十三歲那年，母親逝世了!她死得很突然，連交代我和姐姐幾句話都沒有來得及，在死前半小時她還談笑自若，勤勞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喪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裡，叔叔的家境本來也和我們差不多，增加了我們，負擔頓感吃力，我的學業當然停止了。我僅住了兩個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決定自己獨自出外謀生。
　　從此，我開始了流浪生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沒有了爸媽，離開了叔叔，走向哪裡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個比較富有的舅舅家裡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點剩飯剩菜給我，我一氣走出門來，臨走她還叮囑我：「以後別來了。看你這倒霉的樣子，不要把晦氣帶到我們家裡。」
　　我於是又找到一位過去的老師，在那裡住了三天，他為我灑了一把同情之淚，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到一家如皋的雜貨店去當學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錢，約合當時的銀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個雜役還要苦，掃地、抹桌子，燒飯、洗碗之外，甚至還 要我洗老闆娘孩子的尿布。店裡夜間打牌，我要侍候在側，倒茶拿煙，等到他們倦了，天已黎明，他們一個個睡覺去，而我又得提著沉重的身子繼續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點倦態，雞毛帚立刻迎頭打將過來。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隻飯碗，老闆娘把我鞭打得皮開肉裂，最後還罰我在烈炎下跪了兩個鐘點。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著我的小包裹，那是我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見了我的老師，他驚訝的望著我：
　　「怎麼，你——」
　　「我不幹了。」我把背包往他身邊一摔，似乎在對他生氣。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還沒有忘記在大人面前「撒嬌」呢，好像在當時我敢於「撒嬌」的對象只有他。
　　「這沒有辦法呀，吃人家的飯，就得受些烏氣……。」我獃獃的站著，老師苦口婆心的對我說。
　　他又介紹我轉入另一家布店，還照樣是學徒。
　　我一進門，見到那個肥胖的老闆娘，就想起鵝毛帚、鞭子、棍子……。雖然當老師送我進來的時候，她滿臉堆著獰笑。布店裡多的是木條尺，我懷疑簡直好像都是為我而設的。
　　老師常有信來，教導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有時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之類寄給我，要我常常背誦。至少他的熱情，相當感動了我，雖然這家布店的日子並不比那雜貨店好挨，但是我終於忍耐過了三個多月。這期間令我最氣憤的一件事是：我離開那家雜貨店以後，他們問我的老師討了了八天的飯錢，他們竟說這是「規矩」!
　　我不願再連累我那位好心腸的老師，決定怎樣受苦也在這布店做下去。
　　但是，不幸的遭遇又來了。
　　這天夜深，老闆氣沖沖的走來，他一見我遮著布正躲在桌下讀書，大罵不休，把我的書搶去撕得粉碎，我辯說，我雖然夜間讀書，白天還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沒有打擾別人的睡眠。再，我點的臘燭，也是我自己花錢買來的呀!
　　他一聽之下，更加惱怒，罵我：「小雜種，賤骨頭，你也配讀書?給我滾出去。』
　　說滾就滾，我毫不猶豫，提了背包就走。
　　從此，我再沒有勇氣去看我的老師了。
　　路邊，屋檐下都暫時成了我的住所，被這裏趕出，就換到別處去。夜間冷了，就緊緊的縮做一團。有時霍地驚醒，原來是一隻野狗從我身上躍過，我拾起一塊石子打過去，罵聲：「他媽的，你奉誰家主子的指使，也來欺負我。」霜露掠過我的臉上，我抹 一抹就算洗過臉了。太陽從地面上升，我就捧起書本子，路人都望著我哂笑而過。當我實在餓得有些發昏，寧懶洋洋挺起身子去討些錢買點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這個小叫化子不僅向人家討錢，而且要討舊書舊報紙。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門前，屋內傳出聲音：「哈哈，這個小瘋子又
來了。」
　　時光易逝，我已經十五歲了。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之間，政府一面安內，一面攘外，正當國民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蘇區的袋形陣線步步緊縮之際，不料天外飛來一顆救星，這就是日本侵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國軍為應付東北危局，主力撤退，共軍乘機推進，又恢複原來 的形勢。不久「一二八事變」發生，又給中共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中共公開號召「推翻國民政府」。「九一八」后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二八」淞滬之戰期間，中共又乘機佔領了贛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動如此密切的配合下，舉國為之震 動。然而同時也因為外敵入侵，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高漲，幫助了國民政府鞏固了他的政權。
青年們都放下了書本不肯安心讀書，紛紛請纓殺敵，或者下鄉宣傳，「抵制日貨」之聲響徹全國。
　　就在這個時期，我也大胆去找到一個「泰州縣立中學」宣傳隊的負責人，我說：「我願意給你們當勤務兵，一路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錯了，我們這裡是學生宣傳隊，不是軍隊；不要勤務兵，也不打算到前線去。」
　　「但是，只要你們肯收留我，我幫你們做一切雜務，隨你們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遲疑片刻，終於答應我了。
　　但是，一個多月過後，這個宣傳隊一回到泰州就宣布解散了。我便由他們介紹到當地的一個「泰報」館去做練習生。
　　「練習生」的名義此「學徒」好聽些，工作卻還是做些打雜的事，報館的老闆是地方上的一個劣紳和訟棍，態度也十分粗野，不過其它的上司總算「文明」得多了。
　　編輯中有一位丁豐川，還是二十來歲的小夥子，據說剛從學校出來不久，是報館老闆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相處得不好，因為他有點藉勢凌人的作風。他常常幾天不修邊幅，有時又愛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總是遲到早退，對於職業似乎很不耐煩， 一有可以出風頭的事，他總是最起勁。但是一經風浪，他又沒有興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實際上連起碼的常識都不夠，遇到別人反詰，他就面現怒容，大罵山門。或者鄙視的看他們一眼，他自認是這報館中唯一的「前進份子」。
　　在我偷偷讀書的時候，常常發現有個神秘的影子在我身背後出現，抬頭一看，啊，正是他，丁豐川。有一次，他把我的書全部翻了一陣，面現不悅之色，一面念著那些書的名字：「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這些鬼書，讀來屁用。」
　　我一聽這話，似乎也以為有點道理，第二天換來兩本「寫信必讀」和「秋水軒尺牘」，他見了又搖搖頭，我自己翻一翻，也覺得沒有多少趣味。
　　過了幾天，他拿來幾本鄒韜奮（以後成為著名左傾人物，現已死去。）主編的「生活周刊」，放下沒有多說什麼就去了。
　　當時的「生活周刊」內容，談政治的部份並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討論青年的切身問題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覺得津津有味，他有時為職業青年說幾句話，也正是我內心的苦悶，讀來頗夠刺激。「鄒韜奮」這名字，漸漸戍了我崇拜的對象，他 在我心目中，已逐漸代替了過去「張士誠」的影子。
　　我寫了一段小文章寄給「生活周刊」，他們也給我刊登，我高興得跳起來，趕快飛奔到丁豐川的家裡，告訴他這個喜訊，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對我說：
　　「你進步了。」
　　從此，我們開始做了明友，他每天總要找我談談，我也開始仗起他的勢來，對於工作，愛做就做，隨我高興。我的新名詞也漸漸學多了，有時也對丁豐川批評這個，議論那個，他聽了格外高興，覺得我的「覺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識」增加了。
　　這天，丁豐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後出現。
　　現在他已經公然干涉我的讀書自由了。他一看我新買來的書中有「曾國藩家書」和「梁啟超全集」，不由分說，大罵了我一頓，說：「這些書都是有毒的。」
　　以後，他常常檢查我的書籍，我每買一本書，也戰戰兢兢，先徵求他的意見，可不可以讀，有毒沒有毒，他如果把這本書說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雞，好像自己犯了什麼大錯似的，期待他的饒恕。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為他的俘虜，他說這說那，我不 僅隨聲附和，並且一本正經的模仿他的調調兒，也用來對付別的「落後份子」，我自命懂得要比他們多。丁豐川對我趾高氣昂，我就找別人擺擺威風。
　　然而，我的「威風」擺出不久，報館中的同事，他們對丁豐川沒有辦法，卻向我開刀了。他們向老闆告我一狀，說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闆在盛怒之下，將我開革，那個丁豐川並沒有為我說半句話，他對老闆又是一套，在老闆面前，他一步 一趨，完全是一個忠心於統治者的走狗。
　　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那時我十七歲。
　　離開報館以後，丁豐川告訴我，他有一個「有錢的朋友」願意幫助我讀書，他介紹我去見見他。
　　他的這個「朋友」名字叫徐志安，當時以美孚洋行的買辦身份在蘇北一帶活動，實際上是中共組織在蘇北的負責人之一，「解放」以後，出任為中國石油公司的經理。
　　我一聽說有人幫我讀書，有些興奮過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處，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簡單的問了我幾句生活上不相干的話以後，就遞給我一件預備好的介紹信，要我立刻就動身到上海去。
　　信是沒有封口的，一出門我就打開看了，內容很簡單，好像是：
　　「風沙兄：
　　茲有青年朋友XXX君擬來滬謀事，請薦與丁經理一談，至感。」
　　下面的簽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這信中對於讀書一事，隻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為又要薦我去當學徒，很猶豫，但後來一想，既然人家答應幫助我讀書，當然總不會錯的，別的就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塊錢作旅費，去上海玩玩也無妨。
　　上海的地址是靜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門牌號碼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找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沒有問過，大概也許就是「章風沙」吧。
　　章把我的介組信接閱后，隨口就說了一聲：「你就是XXX，我知道了。」他著女傭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暫時安身在他的家裡。他住的是一層房子，一夫一妻和兩個孩子，用了兩個女傭，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歸，後來一個女傭告訴我：「太太在楊樹浦一個工廠做事。」
　　章家裡每個來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後他們避在一邊嘰嘰咕咕又不知說些什麼了。
　　章也始終沒有和我提及讀書的事，問起他，他只支支吾吾，沒有給我一個確切的答覆。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個電話。
　　「你是×××嗎?」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約你談談關於你讀書的事情，請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號二樓來，我姓陳，你找陳先生就行了。」
　　這個怪電話使我又是一陣迷惑，我趕去問章，他說並不知情。我說：「我需要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遲疑的回答我：「你當然應該去。」
　　陳先生是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他一見到我，很熱情的和我握過手后，就把我帶到一個小亭子間里，這好像是他的卧室又兼書房。
　　他逐點問起我的家世、出身、經歷，然後對我說：「你的讀書問題我負責替你解決，你回去寫篇自傳明天上午送來。」
　　我又徵得章的同意，把「自傳」寫好如期送去，陳先生又和我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以後，我們每隔四五天見一次面，前後總有七八次。他在談話中，漸漸稱起我「X同志」來，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很榮耀的稱呼，同時，他的身份我也逐漸明白。我又喜又懼，以後我們的約會，我也再不和章提及，他也並不問我。
　　我在陳先生那裡第一次讀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黨的文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在 「長征」途中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其它幾種極端秘密的小冊子，我看過後，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時他向我說：「我們黨的長征，完全是為了『北上抗日』。」這句話倒是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
　　經過這些反覆的談話和閱讀這些小冊子后，他終於給我看了一份「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章」，要我正式入團，他併為我說明：「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團是黨的學校和後備軍。你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子弟，應該成為一個優秀的布爾雪維克。」
　　我的神情極度緊張，已經把來上海讀書的事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我起初說：「我對於革命理論還懂得太少呢。」他說：「這沒有關係，我們只要你服從革命的領導和紀律。」於是我再沒有經過多少考慮，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遞給他。
　　回到章的家裡，我有幾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雜撩亂。一方面驕傲的覺得，我從此是個「革命者」了；另一方面又下意識的想到，如果萬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殺頭嗎?陳先生曾叮囑過，要提高警惕，戒備我周圍的敵探、特務、叛徒、一切反動份子……，啊，章是不是?不，他不會，他一定是我們的「同志。」……
　　「X先生，這幾天你怎麼的，飯也吃不下，整天儘是坐立不安。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章太太終於忍不住對我說。
　　我急了，連忙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上海這個地方太壞，你這個鄉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經的地方。」章太太聽我說「沒有什麼」，她似乎又另有解釋了。
　　我滿面通紅，把頭低垂下去。
第二章 革命暴風雨的開始
　　

陳先生，不，從現在起，我要稱他為「陳同志」了。他介紹給我兩個同志，一個叫呂金，另一個叫楊瑞華，據說他們都是比我較早的老同志，要我應該多向他們學習。我們三個人就編為一個小組。
　　他也不再提起我讀書的事了，章也沒有提過。陳同志卻有一天對我說：「團里就要決定你的工作了。」
　　「工作?什麼?」我接上去說：「你不是說過解決我的讀書問題嗎?」
　　「啊，讀書？一個同志，工作或者讀書不都是一樣子」他含混的說得滿不在乎的樣子。
　　結果，我卻終於獲得一個「讀書」的機會，在黨的意思，讀書，這就是黨派給你的一個「工作崗位」。或者，不如說是這不過給你掛一個名義吧了。陳同志有次就這麼說：「學校算什麼，那些都是資產階級的教育，真正的知識，是必須從鬥爭中去學習的。」
　　但是，由於我的知識欲，和我過去學校教育受得太少的自卑感，能夠有機會進學校，對於我總是一個莫大的誘惑。
　　其實，那時派我去讀書的一間學校，是一個野雞到極點的「學店」，學校的名稱是「私立上海圖書館專科學校」，校址在上海小北門薛家弄。沒有經過考試，我就踏進了校門。
　　開始一兩個月，我在學校的成績優越，受到黨的鄙視，陳同志譏諷我說：「你快成一個蛀書蟲了。」然後他指示我應該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方面研究「革命理論」，他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沈志遠譯的『政治經濟學講話』，布哈林的『史的唯物 論』你都應該仔細閱讀。另外，你應該留心同學中閱讀『大眾生活』和『讀書生活』等進步刊物的份子……。」
　　但是，不久之後，他突然緊張的來通知我，布哈林的書不能讀了，問他什麼原因，他僅聽說「布哈林是右派」，其餘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有一天，我一出校門就碰見楊瑞華同志。
　　「到哪兒去，我正要找你。」他劈頭就說。
　　「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呂金被捕了，陳同志要你趕快離開這兒。」
　　「好，我回去搬我的行李。」
　　「行李不必要了，收收書籍和信件，立刻眼我走。」
　　一個學期沒有終了，我的學校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這時，「共產主義青年團」已經隨著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改編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由北大學生李昌領導，主要在華北一帶活動。在蘇區的青年團，則改為「青年救國會」，由馮文彬領導。全國性的青年運 動，依然由過去「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總書記任弼時指揮。以後，我們參加到「上海各界人民救國聯合會」中去。當時我的任務是由組織派到「職救」（上海職業界救國聯合會），和一個叫何懼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何懼是一個生得又高大又漂亮的小夥子，年紀比我大七八歲，整天愛談女人，上海的么二、長三堂子，他頭頭是 道、了如指掌，可以如數家珍一樣的背出來；我們除了為「職救」保管一些主要文件外，空余的時間很多，我就隨他東西亂竄，追逐女人，胡調一陣。他頗有神通，常常到處去抓一筆錢來。我有次譏笑他說：「像你這樣真是最幸福不過的了，讀左傾書籍，幹革命職業，過右傾生活，既進步，又浪漫，叉舒服。」他聽了也哈哈大 笑。
　　時局一天天緊張，中國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情緒一天天高漲，正當這個時候，華北又發生一連串的事件，六月間簽訂了「何梅協定」，十一月間相繼出現了「冀東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北平青年學生在愛國的熱情下，爆發了「一二 九」，「一二•一六」運動，旬日之間，像野火燎原似的，震動全國，這個愛國運動完全是學生自發的，純潔可敬的，共產黨人後來混在學生隊伍里利用學生的反日情緒，逐步轉變成一個反政府的運動。黨不斷向學生宣傳，政府是一個賣國的親日派的政府，把學生的情緒從仇恨日本人轉變成仇恨政府。黨的指示要把學生的愛國 運動「提高一步」，聽謂「提高一步」就是變質，他們開始以「抗日」的外衣，偽裝同情學生，後來再製造一些「事件」，把學生逼得和他們走在一道。這時他們把學生的組織也逐漸軍事化，秘密設立了總指揮部和組織了糾察隊，用特務學生來監視和強制別的同學的行動。
　　北平學生運動的消息傳到上海，我們頓時忙碌起來，我被組織上派充臨時的「交通」，和幾個復旦的同學取得聯繫，但是嚴禁我參加學生的任何公開活動。一般的學生一聽到「抗日救國」和遊行罷課都很起勁，事實上幕後玩的什麼把戲，他們完全被蒙在 鼓裡。只有政府當局看到我們那種遊行示威計劃的周密，指揮的靈活，沿途的交通網，游擊式的分散和集合，心裏是有幾分數的。
　　黨認為利用學生運動可以製造一個革命高潮，我們不僅利用學生愛國運動，甚至在一個學校中發生一點芝麻大的小事——如學生對某個教職員不滿，某個學生受到學校當局的處分，伙食有時不潔等等問題，轉瞬之間都會被利用，竭力把它擴大成一個政治事件。
　　正當全國的學生愛國運動洶湧澎湃，紅軍的主力，到達了荒涼貧瘠的陝北。這時，國民黨軍隊正步步進逼，包圍圈愈縮愈小，在千鈞一髮之際，天外又飛來一顆救星，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共的策動下，發動了「西安事變」，全國的騷動又開始了。
　　共產黨徒們，一切左傾份子們，都陷入歇斯得里亞的興奮與瘋狂。
　　「蔣介石被扣了，政府就要崩潰了，革命的全面勝利就要到來了。」他們都這樣異口同聲的說。
　　他們這時已經一個個以主宰者的恣態出現，如果這時誰對「西安事變」作一點比較冷靜客觀的分析，一定會立刻被目為「反動派」。
　　我的上級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的住址，我們的見面都是約好我在一個電車站或者橋頭或者公園等待他，有時他臨時闖到我的住處來找我。
　　「奇怪，奇怪，已經到手的一塊肉了，怎麼不宰了他，蔣介石又放了。」上級這天很頹喪的告訴我說。他覺得他個人的自尊心也頗受傷害，因為他對於政治的判斷，一向是自認為根據黨的路線的，這次居然落空了。起初他向我們自我解嘲，說這是張、楊 的不可靠。幾天以後，我們又為此特地舉行了小組會，他又奉命向我解釋：釋放蔣介石是黨堅決主張的，黨一向反對這種劫持和軍事叛變，這種軍事叛變是機會主義，現在，「蔣介石已經向我們投降了。」
　　他是一個善辯的演說家，聰明的煽動者，他把自己過去的錯誤估計與黨的政策作了自圓其說的解釋，委婉動聽，滿座的懷疑者都啞口無言，鴉雀無聲，我不知他們是否聽懂了？還是認為，聽取過上級的報告以後，我們的義務就算完了。
　　不過，我的上級對於黨的政策把握不定，這裏我也要為他提出解釋的是，在當時黨的中央一方面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一方面給我們的指示是：「不但絲毫不能減輕對國民黨統治的進攻，而且正相反，必須加倍努力，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工 具國民黨的統治」。黨的中央又說，在國民黨區域的一切擾亂，如罷工、罷課、暴動，任何破壞國民黨政權的行動，「都是屬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份。」（大意如此）這樣，一個執行政策的幹部，如何不感到迷惑，和發生張惶失措步調紊亂的現象?
　　深冬了，馬路上穿梭一樣的人群，有些人提著年貨，擁擠在火車站，或碼頭上，準備回家過年去。也有些人面帶愁容，緊張的在奔波。我這個流浪者和亡命者，這天晚上，也靜靜的站在黃浦灘頭，少頃又徘徊在十字街口來回閒蕩，想起我失去的爸媽，想 起聽說已經出了嫁的姐姐，我的溫情主義發作了，我偷偷的流了幾滴眼淚，又趕快把它收斂了。
　　家，對於我沒有一點造化。我現在是屬於革命，屬於黨的兒女。黨，不就是我們的大家庭嗎?歸來時，我一路這樣想，安慰我自己。
　　農曆大除夕的前一天，上級又召我去談話。
　　「你在上海熟面孔太多了，組織上決定派你到鎮江去，這是你的旅費和介紹信，這封介紹信是解決你的職業的；組織關係，你到后自會有別的同志來找你。」
　　原來那是一間鎮江的新辦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我不能不佩服我的上級有辦法，一個異地新辦的圖書館他立刻就知道了，想到我是學過幾天圖書館學的，也居然找到線索和介紹信，而且說是我一到馬上就可以上任。以後我就藉著這個圖書館的身份，在鎮江展開工作了。
　　其實，那時我的組織關係也是十分模糊的，我本來是團員，但團已停止活動了，說是改為「民族解放先鋒隊」，但我做的是救國會的工作，直接領導我的卻又是黨的幹部。我到鎮江的第三天，組織上派的姚鋒同志來找我，他給我交代了兩位同志聯繫，當天就回了上海。
　　鎮江的兩個新同志，一個叫李天民，是江蘇省政府的一個小公務員，後來和我接觸的機會較少。另一個叫湯小南，是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一個教員。他是一個冒險主義者，同時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也常愛如此責備別人。他常常帶許多不相識的青年借我的 圖書館開會，我稍加阻止，他就罵我是膽小的機會主義者。後來終於闖出亂子，被捕后立刻獻出名單，被牽連者一共有十七人之多，我也在這次事件中被捕。我聽說那個姓湯的在獄中大發神經，爹呀娘呀亂叫一通，把一切責任完全推在別人身上。我極度憎惡和鄙視他。豈知一年後，我們又
在延安碰面，他早巳先我而到，態度傲慢，而且懷疑這個，密告那個，我看了簡直啼笑皆非。
　　鎮江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是由當時的江蘇省主席陳果夫積極支持的，所以當「政治警察隊」逮捕我的時候，他們是不願聲張的。這一天，一個便衣警探持來一張湯小南的字條，約我到他家裡談談，我當時還不知道湯已被捕，隨來人走出門后，另一個 守在門外的警探就惡狠狠的緊貼在我身邊，他們一左一右，就把我挾持到隊部去。
　　「政治警察隊」是一座中國式的庭院房子改造的，所佔面積不大，進門的右側就是一個小辦公室，我在這裏受到初步的審訊，然後被安置在一個臨時拘留所中，我們這一間裏面大約有二十七八個未決犯人，新犯人進門以後，照例被劃出一塊勉強可睡下的 地方，但是夜間依然糾紛迭起，有時甲的腿侵到乙的地方，或者乙起身小便，不慎又踏在丙的身上；臭蟲白天都大搖大擺的在我們面前爬過，午夜的時候，假使自己不能入眠，一手按下去總要有幾十條小生命死亡在手掌心上，如果再把手提在鼻子上嗅一嗅，愈臭自己愈覺滿意。沒有帶行李
來的犯人，就鑽在稻草堆里，或者把穿去的衣服緊緊裹住，不多幾日，我們的衣服也全都變成灰黑色了。每天有兩餐飯，每人配到一小碟青菜，逢星期日加兩小片豬肉，送飯進來的時候，一併提來一桶開水，有些人在自己飲過後，就把碗浸在裏面洗一洗，后 來的就只好吃他們的洗碗水了。這種生活我們當時以為很苦，並且還要對統治者的苛待囚徒，表示憤恨；但是比起後來住過的中共監獄，已經是天堂了。
　　我們在組織中間，平時早受過「應付被捕」的指示，也看過這樣的小冊子。比如關於供詞一項，組織上就告訴我們，作供的時候，在關鍵的問題上絕對矢口否認，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則不妨裝作坦白。凡是必須要牽涉到的人，根木說不認識他，在無法 否認的時候，就盡量對這個人加以誹謗和攻擊，說你完全看不起他。自然你就可以答覆對這個人的情形不清楚了，或者，別人牽涉到你，你也可以否認了。
　　我前後一共被審訊過七次，他們拿出各種刑具恐嚇我，那個審訊者是個高大的北方人，他生得滿臉又粗又大的麻子，在屋內團團轉，急得筋骨都快爆出來。
　　「媽的——」連珠炮似的巴掌打在我的面頰上，我用兩手保護我的頭部，繼而他又把我推倒在地上，重重的踢了我兩腳，我的傷疤直到一個月後才好。
　　我在獄中，時時感到我是光榮的，一個革命者能進一次監獄，不是很光榮嗎?啊，我不是從此又多一次革命的光榮紀錄嗎?我想起那些聽說過的革命家的故事，我愉快地微笑了，甚至對這骯髒的環境也並不討厭，捉臭蟲則當作一件樂事，十分有趣。我堅強地，忘記了什麼叫害怕，黨不是常常教育我「監獄是革命的學校，這是一種革命的考驗」嗎?
　　不過，當時我也有一種迷惑，「西安事變」后，不是說已經「國共合作」嗎?不是說過蔣介石已經向我們「投降」嗎?怎麼我們還遭到逮捕呢?
　　半個月後，我被移到另一間獄室，比過去的「臨時拘留所」整潔得多，每人還有一個床位，另外有滿架的書如「唯生論」之類隨我們自由閱讀，這一優待後來知道是由於「政治警察隊」經過多次審訊后，得不到供詞。我們那個圖書館的館長陳復生，這 時就出面說情了，說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思想左煩的青年，「幼稚得很，看來不會是共產黨」。這也就是他們最後對我的結論。
　　我在獄中又奉命寫了一篇自傳，接著他們又寫了十六個思想問題，要我提出書面答覆，把我的答覆收了又改，然後再叫我抄上去，看來他們是存心放我了。
　　「政府為了表示寬大，已經決定對你們不再追究，你們這些受共產黨欺騙的青年，你們怎能怪政府不抗日，政府天天在埋頭準備呀，以後你好好地，在政府的領導下……。」那個年輕的政治人員，對我作了一次最後的訓導，然後他告訴我說：「現在，你可以取保釋放了。」
　　同監的其它難友，都對我表示羡慕，人家都在為我高興，也有人以懷疑的眼色看著我。
　　我走出「政治警察隊」，覺得陽光那麼可愛，空氣那麼新鮮，兩隻腳像登雲駕霧似的輕鬆，飄飄然走到大街上，一看紅紅綠綠的標語，才知道這天正是中國的「禁煙節」——六月三日，我一共在獄里住了一個月零七天。
第三章 上海蟻社與地下黨
　　

我回到圖書館，館長對我很不滿意，我正擔憂自己又要失業了。就在這天下午，我收到一封專人送來的信，信的內容是這樣：
　　「請即至西門外火車站一談，我手上持有「京戲大全」一部。」
　　下面的具名是「黃景荷」，這個名字是我過去在上海工作時一個女友的名字，我奇怪了，她找我幹嗎?她又怎麼知道我今天出獄了呢?我立刻毫不遲疑的趕到火車站去，遍尋女客中並無黃景荷，然後我在一位男客當中，果然發現有人手持「京戲大全」的，他似乎也在注視我，我們兩對眼睛不期然相互對視，然後我慢步走近他，他也輕叫了我一聲：「X先生」，我們開始交談，原來他和黃景荷也並不相識，我將要釋放的消息，上海方面在早幾天就知道了，黨派他如此這般的來接我立刻到上海去，我又來不及回去取行李，臨時在車站寫了一封簡訊
給圖書館陳館長，說我出獄以後，因心情不好，暫時回家休息去了，其實，我那裡有什麼家可回呢!
　　那位接我的同志他自稱姓郭，在車上儘是打盹，我的腿無意間碰了他一下，他霍然驚醒，睜開眼對我翻翻又把眼睛合上了。
　　到上海以後，我隨他下了車，我們從車站一直走到北四川路永安里十六號，他先招呼我在門外等等，然後又招呼我走上樓去，一看正是我過去的上級；郭好像並不知道我們原已相識，他為我介紹這是「劉同志』，我卻逕稱他為「孫先生」，因為這是我過 去一直對他的稱呼（以前他又對我說，他的原名是凌永青）。以後我知道，他的確已經改姓劉了。當時用的名字是「劉鵬飛」，到底他的真名字是什麼，我直到現在也不知道。此人後來聽說在抗戰初期被派充「新四軍」第四支隊某團政委，「新四軍」第四支隊不久以違抗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和「宗派主義」、「軍閥主義」的罪名，被項英派羅炳輝繳械，他也死於亂槍之中。
　　奇怪的是，我在獄中的一切表現乃至供詞，「劉同志」知道得那麼詳細，他說我能夠機動的應付環境和獄中所表現的堅定，經過這次考驗和鍛煉，我可以夠做一個真正的布爾雪維克了。然後他又要我再寫自傳，再填表格，對我說：「現在，你可以入黨了。」
　　半月以後，他通知我，小組會和支部的審查，我已經被通過做一個「後補黨員」了。後補期是六個月。
　　我隨「劉同志」到了楊樹浦一個骯髒不堪的弄堂，又輕步踏進一所陰森的房子，「劉同志」說這就是他的「家」，就在這個「劉同志」的「家裡」，我和另一個同志同時舉行了一個簡單而嚴肅的入黨儀式，壁上掛著一小張紅紙上塗著鐮刀斧頭的旗，我 們機械的舉起手，宣讀誓詞，我的介紹人是「劉同志」，另外還有一個名字，我就根本不知道此人是誰。監誓人當時說是一位「馮同志」，我和他僅見過這一面，以後就不知道他和從沒有再見過他。這幕入黨儀式的戲，匆匆演出二十分鍾，以後就木然的立在那裡聽訓，「劉同志」是自始至終的導演者，他很得意的樣子。
　　第二天，我就被「交」給一位「賈先生」，他當時公開的身份是上海蟻社的負責人之一，實際上是負責新黨員的訓練工作。「劉同志」對我說：「賈先生是一位進步份子，並不是同志。」但是他又囑咐我接受他的領導，我有些奇怪，為什麼一個黨員要接受一個「進步份子」的領導呢?但是我因為信任「劉同志」，沒有多加懷疑又隨著「賈先生」去了。
　　「賈先生」把我和另外六個青年人編成一個小組，說這是要我們讀書學習，我們每個人都用了一個假名字相互介紹認識，除了小組會議以外，我們不準私相談話，在路上見面也不準招呼。起初，我僅僅知道這是一個在黨領導下的政治性的學習組織。我們 七個人中，有一個是被派為小組長的，他每天要召開兩次小組會議，實際上等於給我們上課，所講授的內容是「黨的建設」，「黨史」，「政治報告」等等，有時並傳閱一些油印的政治文件，這時我們才心照不宣的彼此知道都是「同志」。不久之後，我們明了了，這原來是黨的地下黨校。
　　蟻社是當時上海的一個公開的左翼文化和青年組織，它除了辦有螞蟻圖書館以外，並領導許多左翼青年的讀書會，這些讀書會的份子多半是屬於普通的左傾青年，所以黨校被掩護在中間，萬一暴露，他們可以諉稱是讀書會，讀書會讀些什麼書，蟻社當局 一向公開表示是隨大家自由選擇的。頂多他們把這個「黨校」的責任，推卸成少數的「左傾幼稚病」的份子個人的行為。
　　受訓剛滿半個月，恰遇到七七事變發生。我們那個小組長這時直接以黨的地位對我們說話了，他以為這次政府一定要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投降」，這麼一來，全國的革命高潮就要到來了，我們的黨就可以領導全國的革命了，他對於報紙上的新聞全不相 信，對於國軍在華北抵抗的消息也表示不可靠。他這時莫名其妙的委派了我一個武裝委員會的委員名義，要我把徐家匯一帶的老百姓組織起來，累得我跑了幾趟，餓了，就在路邊攤子上吃兩塊甘薯，想來想去，也不知從何下手。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賈先生」，他非常生氣，說這簡直胡鬧，他
問這是誰的主意，誰的命令，我說是「先同志」（即小組長）派我的。他接著就把「先同志」叫去大罵了一頓。「先同志」跟著又找到我大發雷霆，並且擺起臭架子對我說：
　　「你懂得組織的秘密嗎?你懂得紀律嗎?你懂得工作的關係嗎?越級報告是違反紀律的。你以後應該只有對我個人負責，懂得嗎?」
　　上海的局勢一天天緊張了，紅軍已宣布改編為八路軍，接著，八一三抗戰開始了，有些同志很興奮，有些同志又很頹喪；但是黨的命令，為了要爭取人心，我們不能不裝作對抗戰很積極的樣子。後來當很多年輕黨員要到戰地去的時候，黨的負責人又指斥 這是一種風頭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當前方極度吃緊的時候，黨卻號召我們到內地做群眾工作去。全國人民都捲入民族意識的抗戰高潮了，黨這時卻要求我們不僅需要民族的警惕性，而且需要提高階級的警惕性。黨告訴我們，黨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合作，並不是放棄革命，而是為了保存、鞏固和擴大革命實力，採取迂迴的戰略，以便進一步領導全國革命。黨又隨時提醒我們，不要給資產階級的意識（所謂資產階級意識在當時即指民族意識）麻痹了。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黨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爭取領導 權，加強對黨員與非黨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發展群眾力量。並隨時準備革命的「轉變」。這時上級特別指示我們，要我們讀列寧的「兩個策略」這本書。在抗戰初期，黨中央就一再三申五令要我們提防「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理由說是「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對於革命是動搖的、不徹底的，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 告訴我們，這是黨的「現階段」的政策。在上海炮聲隆隆中，我們關心的不是前方的勝利，「戰訊」都不大引起我們的興趣，而是許許多多離奇的謠言把我們弄得烏煙瘴氣，頭昏腦脹，從上級和一般同志傳出來的消息，不是說國軍若干「投降」，就是說中日正在「言和」，同志間一見面都愛打聽謠言，愈新鮮愈奇特愈有味，日 本人的宣傳往往成為我們宣傳的好資料。有時一個謠言兜了一個圈子又鑽到造謠者自己的耳里，我們的上級聽了也付之一笑。很得意的覺得他的造謠的「政治目的」達到了。因為黨當時宣傳的中心是打擊政府的威信，「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而在一般的公開場合，我們都已經習慣於高呼「擁護政府」，「擁護蔣 委員長」，「實行三民主義」的口號了。
　　太原失守，大上海的保衛戰漸近尾聲，在撤退中間，有些同志很希望黨能領導我們在敵後打游擊，這點本領是我們若干同志間素來引以自豪的，我們這些年輕黨員平日都被「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聽得心花怒放，這時如何不想一顯身手?但是，黨給我的命令卻是：「你立刻到延安去。」
第四章「革命聖地」的延安
　　

在一般的共產黨員和左傾份子心目中，延安是當時的「革命聖地」，能夠去延安打一個轉，就好像出洋渡過金一樣，即使是一個白痴，我們也得對他敬畏三分。以那個小組長先同志來說，起初已經弄得有些人不服，後來還是他自我吹噓一番，我們才知道他是 剛從延安來的，大家也就寂然無聲了。「組織」對於我們每個人都具有一種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許多生龍活虎似的青年，經過兩次組織生活以後，一個個都像綿羊似的馴服了。
　　我們三男一女謹慎的整理好行裝，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旅途，路過南京，正是一片混亂，憤恨而堅毅的人民，擁塞在街道上，他們看著那些大官員的簇新的小轎車上，裝滿了傢俱，疾馳而過。又獃獃的對我們注視，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心裏想：你們這些 平日對老百姓力竭聲嘶喊口號的傢伙，現在卻留下我們老百姓，一個個先溜了。
　　擠呀擠，跨上津浦車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僥倖的。我們四個人在車上也互相做了個鬼臉，「慶幸」一番。南京城的影子漸漸消失了。
　　我們在每一個小站上都要停一停，讓過軍車，另一列客車上有些二三流的官員我們也要讓。有時在半途上，車行漸緩，三聲警笛，於是全車乘客一鬨而散，伏在田地里驚魂未定，已聽到機聲由遠而近，又掠頂而過，也分不清是日機還是我們自己的飛 機。再回到車廂，有人驚叫箱子失落了，有人呼號孩子不見了，然後，汽笛之聲夾著鬧聲、罵聲、哭聲……又把我們載送一程。
　　皖北的平原比起江南來，這一帶的農村是荒涼貧瘠得多了，時近嚴冬，樹木凋落，風沙蔽空，寒氣襲人，那些衣服襤褸的農婦，迎著霜風，提著一簍簍的食物走過來，她們生得很健康，結實，惇厚可愛，但是等到我們想和她們接近時，她們卻害怕，面無表情，或者立刻避開我們。
　　老牛車拖了九天，才把我們拖到徐州，由徐州而西安，隴海車又破爛、又骯髒、又混亂，大兵們一批批從華北戰場上退下，沿途以軍人上落為最多，我們沒有買票就上了車，遇到一次查票，不知為什麼他也沒有要我們補購，直到西安，我們跳下車，天剛 黎明。西安車站古色古香的、宮殿式的建築，我對它頗為留戀，我們正凝神讚賞，後面的乘客卻把我們推到車站門，收票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伴相互招手，我們就一起混出了。
　　到了西安，我們也無暇瀏覽西安的街景，立刻叫了人力車，直奔「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又稱「十八集團軍」）而去。
　　西安為我國古都之一，城市建築一方面已相當近代化，馬路寬暢，街道整潔；一方面具有北方氣質，莊嚴而樸實，絕大部份的住宅乃至商店都是中國式的房子。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也租的是一幢中國式的住房，大概這幢房子的主人過去還是一個「封建的」書香之家，一進門就是一座屏風，裏面十分寬大，大約總有四十多個工作同志，都穿著掛有「八路」符號的軍服，往來川流不息，似乎十分緊張。開始接 見我們的是一位姓劉的女同志，聽說她過去是四方面軍的老幹部，我們作過自我介紹之後，她轉身去到另一個房內，然後再折回來。特別向我親切的招呼了一聲：「X同志，你有很久的鬥爭歷史了。」這時我相信我的「鑒定表」（每個黨員都有一份「鑒定表」）已經早轉到「西安辦事處」了。
她對另一個小鬼又囑咐了一聲：「把這位X同志的行李搬進來，等等再送他到『招待所』去。」
　　我住到「招待所」以後，滿以為那三個同伴就要搬來，豈知一周以後，還不見他們的蹤跡，我很擔心他們，心裏焦急如焚，卻又不敢到「辦事處」去問劉同志。
　　第三天我奉令早晨六時集合，立刻離開西安，坐一輛大卡車，全車有二十三人，先抵三原，當日即轉雲陽。
　　三原距西安九十華里，雲陽是三原的一個小鎮，距三原約十里左右，有八路軍的留守處，內戰時期是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部」，在當地的土共幹部中，當時還傳說著過去彭德懷與丁玲之間的艷事，有一個時期，有些幹部已經準備借題熱鬧一番，老彭卻 來了個「闢謠」。不久他又說，革命不勝利，他是不結婚的。
　　雲陽也有一個「招待所」，但是這時已經滿得無可容納了，我們這天晚上就決定暫時和青訓班的同學住在一起，青訓班一部份同學也沒有固定宿舍，我們佔用了兩大間民間住屋，男女同志混住在一起，這天晚上，我開始和一個女同志小盧做了「朋友」。
　　「同志，這是我的被，你睡在我這兒。」我聽到一陣清脆而柔和的聲昔，抬過頭來，一看正是她。我臉上泛起紅暈，她走過來，像母親牽著自己孩子似的，把我一手拉過去，她的大胆和我的拘謹，我不覺慚愧笑起我自己來。
　　我們和被而卧，燈熄了，才開始互通姓名。
　　第三天，我熱情的招呼她，她兩眼向上一翻，愛理不理的問我：
　　「X同志，有什麼事嗎?」
　　我眼前頓覺一片昏黑，低著頭走開了。
　　從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的路程，日行百里，八日可達，普通約行十日左右。我遵從同伴的勸告，買了兩雙草鞋，一雙穿上，另一雙帶在身邊。我背負的行李，在途中走一段放棄一部份，從五十斤減到二十斤，最後只提一個不足十斤的小包裹了。陝北山 地北行愈登愈高，爬過一層山，又是一層山，山巒起伏，重重疊疊，奇偉雄觀。站在一個高山頂上，極目望去，長空萬里，一個人站在這裏實在覺得自己太渺小了。一個一個山頭連結著，公路圍山而上，看來像一個個螺旋盤。我們所走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難得遇到平坦的路，也難
得見到有一兩處樹木的地方。第二天我腳上就起了七八個水泡，第三天水泡破了，別的同伴也是一樣，可是，誰肯認輸呢，大家硬著頭皮繼續走。那時正是嚴冬季節，西北風迎面吹來，我們把頭緊緊縮在頸內，惟有拚命走路才能禦寒。路上常常數十里不見人 煙，到一個比較大的村落，我們就自己做飯或休息，有一天我們全日沒有見到一處人家，水也沒有飲的，餓的時候，我們就拿起身邊的大餅吞下去。這生活是夠苦了，當時似乎有一股精神力量，所以總覺得並不十分苦，對延安的憧憬嚮往，神秘的幻想，和新鮮、刺激的生活，都把我們這些
年輕人的精神振作和支配著。有時雖然也常常碰到不快，總極力往好的方面去尋找解釋，自我安慰和繼續把自己陶醉在夢鄉中。比如，在陝北山區步行中，我們除了物質上挨苦和疲憊以外，隨時還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
　　一般的陝北老百姓都知道我們這些外省的年輕人是前往延安的，他們十分敵視我們，賣的東西，把價錢都故意提得很高，有時乾脆就不理睬我們，晚上借宿，跟他們好好商量不可理喻時，十之八九是要靠威脅解決問題的。有時我們會勾起一堆疑問：我們的黨不是說代表工農大眾嗎?老百姓為什麼會敵視我們呢?黨不是說，陝北的人民如何把共產黨當作親人嗎?但是很快的我們又自己回答自己，覺得這些都是由於老百姓的落後不「覺悟」所致，找到這個解釋之後，自己又覺得滿足了。不過一般說來，黨在陝北地區，「威」卻是用足了的，許多過去遭受中共革命理想荼毒過的人民，如果我們面孔一沉，他們也就再不敢和我們刁難了。
　　延安是一個群山環抱的小城，南北直徑約一里，東門外面臨延河，城外的窯洞一層層地排列在山腰間，或是在非常峭陡的懸崖上，每個洞都有一個弓形門，每個弓形門又以一道扶壁互相隔開，洞前有寬闊的層道，人馬可以來回通行。這個小城市在共軍進 駐前僅有一萬多人口，最盛時代有五六萬人。日機轟炸后，城內機關全都遷出郊外，商業亦轉移至南門外新市場。
　　我是扶著病體前往延安的，加之因為興奮過度，病也就更加劇了。到達以後，我們同行的人，都作鳥獸散，各人找到自己有關的部份去。我也直接持件找到中央組織部，一個姓魏的同志接過我的證件，再看看我的病容，極不高興，很不耐煩的對我說：
　　「高同志（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科副科長）正在開會，沒有空見你，明天再來。」
　　「同志，我病了，我可以在這裏等等他，而且，我剛到延安，也沒有別處好去。」我說。
　　「不行，這裡是中央組織部，要等，你先到招待所（指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去，回頭高同志再通知你談話。」
　　我無可奈何，只好遵命先到招待所，招待所的主任是一位五十來歲的安徽人，名字可惜我已記不起了，據說他在政府的監獄住了十幾年，一出獄就舉家來到延安，他倒是個老實人和好好先生，我把來由說出后，他顯得有些為難的樣子。
　　「照規定必須由中央組織部直接介紹我們才能收你，不過，同志，」他說：「看你病得很重了，你就先歇歇吧。」
　　隨後他又問我要不要吃些什麼，又吩咐管理員替我預備開水，在旅途的勞頓以後和重病之下，雖然一點點關心和照應，也使我感到分外的溫暖。
　　感謝這位招待所主任的熱心，第二天他于取得中央組織部的同意后，把我先送到邊區醫院去。
　　邊區醫院除「組織上」送來的病人外，是不收其它病人的，有人因為沒有正式經過組織介紹，醫院當局拒絕收留，在門外就死掉了。進院以後，應該先經政治指導員審查過，然後才由醫生分配你的坑位。每個窯洞有一個大坑，三五個病人住在一起。全院 只有一個外科兼內科的醫生，這個醫生，原是過去國軍中一個被俘的軍醫，臉上有些浮腫，一見到我們，總是對我們笑，也看不出他笑的什麼意思。醫院的行政幹部和病人罵他，他也是報以一笑。
　　院中有十來個女看護，全部都是四川人，過去都是四方面軍裹脅而來的，加上院長、主任、政治指導員、管理員、醫生、勤務員、馬夫、伙夫、警衛班等等，職員要比病人多一倍以上。這中間只有那個醫生算是懂得一點醫學常識。醫藥設備根本說不 上，比較嚴重一點的病或者急症，醫生只好束手。
　　醫院的伙食比其它機關要好一點，但也要按照在黨的地位分成等級，有些病人即使病好了，還多半不肯出院，至少他們覺得這裏的待遇比起他們原來的部份要舒服得多了。
　　醫院中，有過一次緊張的事情：
　　在另一個窯洞中，有個老病人，因為他年紀比我們都大，加上聽他自我介紹過他的一段革命歷史，所以我們大家都很尊敬他。聽他說：他是最初與王明（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等人同去蘇聯的，回國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幾年的牢，直到 抗戰開始，才在「釋放政治犯」聲中被釋來延，但是他這時已經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還告訴過我們一些在蘇聯的故事，在政府獄中受刑和獄中鬥爭的故事，別的就沒有再說什麼了。有一天夜裡，我們醫院里突然緊張起來，窯洞內外也增加了不少的武裝同志，我們一個個走下坑來探
頭張望，又被趕回自己的坑位上去。
　　「不得了，那個癆病鬼張抱平，原來是個托派。」在寧靜以後，一個女看護慌張的走過來對我們說。本來這個女看護也一向敬重的稱「張抱平」為「張同志」的，這時已改口稱他為「癆病鬼」了。
　　張抱平已經被抓去了，這時全院的同志都在罵他，都在從張抱平的平日談話中，竭力尋找可疑的地方，好像個個都願意挺身作證似的，但是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大家把張抱平痛罵一陣以後，就各自呼呼入睡了。
　　在中共組織部，接見我的高同志問我：
　　「你對於工作有什麼意見嗎?」
　　「我希望，黨能送我到蘇聯學習去。」我說。這個念頭在我心中很久了。在上海，我就看過許多書刊和聽過許多故事，是關於蘇聯如何進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美滿等等。所以我早就立定兩個心愿，第一個要去延安，第二個要去一趟蘇聯。現在延安總 算到過了，似乎沒有什麼值得特別留戀的。剩下的就是另一個到蘇聯的心愿了。於是，當黨問我的工作意見時，我的「到蘇聯去」就脫口而出了。
　　「這是絕不可能的，同志，」他冷笑了一會對我說：「現在正是國內的革命高潮，在蘇聯的同志還要趕著回來。」
　　我沒有說什麼，我們相對沉默了片刻。
　　「那麼，你還有別的意見嗎?」
　　蘇聯夢既已落空，我的虛榮心在追求別的方面的滿足。我回答說：「我希望做點上層工作。」
　　他大笑起來，似乎在故意作弄我。
　　「哈哈，上層工作，你要做防空哨，還是要拿鋤頭到山頂上墾荒去?這些都是上層工作呀!」
　　我慚愧得把頭低沉下來，他愈笑，我愈是覺得無地自容。
　　「我告訴你。」他突然嚴肅的對我說：「我問你的工作意見，這不過是對你的黨性的一個考驗，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當黨問他的工作意見的時候，他只應該回答，眼從黨的決定，聽從組織的分配。黨要你到哪裡去，就到哪裡去。沒有半句還價的……。」
　　他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愈來愈像訓話的口吻了。
　　「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材料做成的。』布爾雪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 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能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好了，沒有什麼話了，你先回去，黨決定了你 工作的時候，再通知你。」
　　延安的統治者，到處為「托派」的影子自相驚擾，究競托派是怎麼的?主張些什麼?絕 大多數的幹部根本摸不清楚。我們所見的反托派的文章，也只是罵街式的口吻。據說「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現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這麼恐怖，一方面他跟我們之間的具體的形象、觀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據說，「左傾」的機會主義是「托派」，「右傾」的機會主義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罪 名都好像與「托派」有關似的，以後，「托派」的字樣也不準用，只能稱為「托匪漢奸」了。
　　有一次我在邊區合作社餐室吃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一個邊區劇團的女演員林萍，她在延安已經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畢業，活潑美麗，熱情可愛，時時流露著天真的微笑，在邊區認識女同志，沒有人不感到興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單 獨住了一個小房間，房內收拾得很整潔，她待人也頗富有人情味，態度溫和，心地善良，她雖然沒有特別的好東西欵待客人，但是能夠給客人一種說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親切而誠懇。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種高貴之感。
　　「聽說你常去看邊區劇團的林萍，是嗎?」招待所的總支部書記笑著對我說。
　　「是的。」我坦白地說。
　　「她是有政治問題的，你知道嗎?她有托派嫌疑。她對你說過些甚麼?她對你談過政治問題嗎?」
　　「書記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們還從沒有淡過政治問題，她也沒有說過一句對黨不滿的話。」
　　「你還知道她別的情形嗎?」
　　「不多，我只聽說她的未婚夫快來了。」
　　「這個女人好狡滑，好吧，你眼她多接近也好，不過她說些什麼，你要隨時告訴我。不要中了『美人計』，為女人把你迷昏了。」
　　他笑笑，揚一揚手就去了。
　　我還照樣常去看林萍，如果現在突然不去，組織上反而要懷疑我了。
　　這天，林萍的未婚夫真的來了，她裝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只顧在忙著布置房屋，看到我，她羞答答微笑的點了點頭，然後又向他的未婚夫看了一眼。半響，她才說：
　　「老X，來得好，今大在這裏一起吃飯，我請客。」
　　「真的嗎?那我卻之不恭了。」
　　「啊，我真糊塗，我忘了為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楊明同志。」
　　我連忙接上去：「就是你的——」，「楊明」這個名字我已經聽得很熟悉了。
　　「小鬼，不准你瞎說。」
　　楊明一直在旁邊冷冷的看著我，笑得很勉強，表情十分不自然，局促不安。我想，糟糕。他為什麼這樣不高興呢?是不是他因為林萍和我太親熱了?
　　我和楊明又連續見過兩三次，他也知道我是一個可靠的同志，這天，我們在陝北公學碰到，他拉我在山邊坐下，開始交談。
　　「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嗎?」
　　「我當然沒有你了解得多。」我說。
　　「你們不是很接近嗎?」
　　「不要開玩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 他把臉一沉，搖搖頭，像似很憤怒，又像似很傷感似的，然後又低下頭：「不，她已經有政治問題了，我和她從小同鄉又是同學，我們在十年前就訂婚了，我也很愛她，我們過去又在一起做過革命工作，這次我很快樂的要求黨把我調來延安，以為我們就可以結婚了，豈知一到延安，組織上就告訴我她是一個托派，後來又說是國 民黨特務，要我了解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動證據。你想，這是多麼痛苦的事。」
　　「那麼，你找到沒有呢?」我迫切地問。
　　「活見鬼，什麼證據，她懂得什麼，還是那麼一個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麼呢?你能否幫幫我的忙，她究竟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沒有?」
　　「我也看不出什麼道理，不過，你的心神也應該定定，如果她真的沒有什麼，真金不怕火，組織上也不會冤枉她的。」我支吾的說。
　　「難道真的不可能寃枉她嗎?」
　　我沒有答話，我們相對沉默了好半天。他想想覺得這句話說得有點「欠妥」，又自己回答了：「即使寃枉一兩個同志，這也是免不了的，黨不能讓一個反動份子混進組織，破壞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覺，需要嚴密，所謂『以防萬一』，為了在一萬個同志中防備一個反革命份子，自然也可能冤枉一些好同志，但，這是為了革命。也沒有什麼。否則放鬆一個，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了。」
　　這一次談話以後，我就永沒有再見過楊明，林萍也聽說被調了工作。
　　延安是沒有春天的，直到農曆二月間了，凄厲的西北風還在終日呼嘯，銀色的山頭上，雪還沒有溶化。延河的水面上，還浮著厚厚一層冰。迎著風，扛著柴，抬著石頭，鋤著荒地，年輕人過著日以繼夜的刻板生活，沒有波浪，沒有情調，沒有歡樂，沒有 趣味，晚上再圍著豆油澄開小組會，這些年輕人是可愛的、誠實的，在這個春天的季節，他們卻忘記了春天。
　　延安一般的幹部，每天是七分錢的菜錢，部隊只有五分錢，開飯的時候，十個人一組，共一小碗菜，一個冬天間，要連吃幾個月的紅蘿蔔。一個夏天，要連吃幾個月的南瓜。文官廳長以上，武官團級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湯。再上部長師長，有 小灶，兩菜一湯。政治局和毛主席一類人物，則有四菜一湯。階級是被嚴格的劃分著。
　　「有的同志提出，共產黨既然要消滅階級，為什麼我們這裏又要劃分成許多等級呢?但 是，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我們可以告訴他，主席同志，這是黨的命令……。」艾思奇有一次在抗大對學生這麼說。
　　高同志把我叫到中央組織部去。
　　「這是陳雲同志。」他把我介紹后就走開了。
　　陳雲當時看上去約四十多歲，穿著整潔的一套斜紋布軍服，歪靠在背椅上，很不在意的向我點點頭，他生得又瘦又小，像個猴子，兩目烱烱有光，很精幹的樣子，枱上堆滿了文件，正在批閱，我站在一旁等了約有五分鐘，他帶著濃重的蘇南土音問我：
　　「啊，你就是XX同志。』
　　「是的，陳部長。」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中共主要的領導人物之一，共產黨人一向總說是不拘形式，但由於他表現得那麼威嚴，我不由得也拘謹起來。
　　陳雲繼即翻閱關於我的文件，他選出兩個問題問我：
　　「你在鎮江工作過的那個圖書館，既然是有陳果夫支持的，他們難道沒有要你參加過國民黨嗎?」
　　「從沒有，我年齡也太輕，他們似乎也沒有怎樣注意過我。」以下我就大大的罵了一頓國民黨的人都是糊塗蛋：「在國民黨人中間，誰注意過這些事?花錢辦了事業讓我們活動，他們完全被蒙在鼓裡，甚至在我被捕以前，還沒有跟我談過思想問題呢。』
　　他滿意地笑了。
　　「那麼，你在被捕和出獄的時候，寫過悔過書嗎?」
　　「沒有，關於這點我在自傳中已經說過了，那時他們寫了幾個問題要我書面答覆，我抄了幾段『唯生論』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他們以為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左傾青年，一定已經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對他們從沒有承認過任何一件活動，他們也沒 有再要我悔什麼過，就叫我交保釋放了。」
　　然後他又遲疑了片刻。
　　「你是比較適合作白區（當時中共人士對邊區以外一律稱「白區」）工作的，你有鬥爭經驗，但是太年輕了，而且黨的教育不夠，現在決定讓你學習去。」
　　「是到黨校嗎?」我問。
　　「不，到棗園去。」
　　他著勤務員去叫高同志來，又要我隨高同志辦手續去。
　　高同志給了我一封信，要我直接到棗園去找曾希聖，在途中，我又偷偷把信件拆開看了：一件是介紹信，另一件是我的「鑒定表」，「鑒定表」有幾句對我的評語，大意是：有組織能力和鬥爭經驗，但具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個性強、驕傲、缺少勞動觀念、組織生活鍛煉不夠。
第五章 聽毛澤東、劉少奇、王明的課
　　

我找到曾希聖，他是個四十左右，一個文質彬彬的南方人，十分膽怯，說話吞吞吐吐，猶豫不決，有點婆婆腔，時而「這樣呢」「那樣呢」「好不好呢」，他不敢決定我的問題，又介紹我見潘漢年，潘漢年當時是中共「敵區工作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沉著 老練，處事有魄力，他僅略問過我幾句話，就招呼一個叫劉人壽的把我編到他的小組去，這就是棗園的敵區工作幹部訓練班，專門訓練地下工作的領導幹部，為延安最神秘的機構之一。
　　我們一般的待遇在延安各機構中算是頂好的，和馬列學院一樣，每天有一毛五分錢的菜錢，菜里都瓢上幾片肉，份量也多，可以夠吃，每日一頓小米飯，一頓鏌鏌，或者麵條，另外每月有兩塊零用錢。軍服也是上好的。
　　棗園的學生，一般的文化程度都比較高，開始數星期，我們上課不多，多半發些油印資料給我們的小組討論，其中特別要我們從許多生動的革命史料中去學習，了解黨如何從兩條戰線中展開鬥爭（即黨內的鬥爭）和革命技術，一般的說，我們的學習偏重 在秘密組織和地下工作方面，有的同志還要學習一些特種技能。除幾項基本課目由康生、劉少奇、陳雲、楊松、李富春、高崗等人擔任外，不少課程是臨時流動加進的。
　　毛澤東給我們一兩個星期作一次政治報告，他的湖南土音很重，聲調很低，缺乏抑揚頓挫，但極富幽默感，常常說得哄座大笑。他說話的時候，總是手不釋煙，每說一兩句話總要咳嗽一聲，當時的健康不大好。我記得有一次毛澤東對我們說：「中國革 命勝利以後，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同 志們，我保證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麗的小汽車，和保證你們個個有出洋的機會。」這種話從一個黨的領袖口中說出，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我聽他親口如此說過。他說得個個同志心花怒放，眉飛色舞。然後他又幽默的說：「兄弟也還沒有出過洋呢，屆時也一定隨同你們一道去長長見識。」
　　王明（陳紹禹）給我們講聯共黨史，但是他只來過一次，其餘的課一直是吳黎平代的，王明是一個漂亮的中共人物，講話煽動有力，人極機警靈敏，他說話的時候，全場自始至終，掌聲不絕。康生當時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的領袖王明同志萬歲。」
　　吳黎平挾著書本一段一段的讀，史諾在「西遊漫記」一書中也曾把他描寫成一個漂亮人物，他還像個書生，不過老是那副可憐巴巴的樣子。
　　劉少奇給我們講中共黨史，其人貌不驚人，不苟言笑，說話的聲音像個女人。他常告誡我們不要存有「領袖慾」，他說：「我們的黨，想當領袖的人，偏給他當不了領袖；一聲不響的人，卻可能一步步爬上。」
　　講黨的問題的是陳雲和康生，陳雲講的部份是黨的組織方面，康生講的是黨的秘密工作鬥爭技術方面。陳雲在前面已經說到過他。康生在延安高級人士中有些洋行買辦的樣子，喜著馬靴，騎馬，攜帶洋狗，打獵，同時他也是延安最威風的人，每次出外，至少帶上四個以上的警衛員。他說話的時候，也喜歡把中國話「洋化」，比如說「托洛斯基匪徒」，他偏要把音加重拉長，說成「托——洛——斯——基——匪—— 徒」。
　　另外幾個講課的是：李富春，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從沒有半句自己的見解，專在文件上咬文嚼字用功夫，教我們「中國問題」。另一個是高崗，當時是邊區黨委書記與邊區參議會議長，我們背地都叫他高大麻子，他給我們講「群眾運動」，只 看他嘴唇上下移動，簡直不知道他說些什麼，他的官僚架子還很大，我們一發問，他總懷疑我們看不起他，故意和他搗蛋。值得我懷念和尊敬的是楊松，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過去擔任過東北抗日聯軍政治委員，所以這時他給我們講「統一戰線」，他在講課中愛用談話的口吻，並常常問我們有什麼意見，我們的發問，至少他在邏輯上回答得使我們滿意。
　　給我們作過臨時報告的很多，其中知名的有：王稼祥，當時的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講「中國革命與武裝問題」。李維漢，當時的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給我們講了半天對於中國社會團體與政治黨派的調查與分析，據他說：「民社黨黨員一共二十四個 人，青年黨黨員不出一百人。」他稱張君勵為「張排長」。鄧發，當時的工運部長，講「工人運動」，他說了幾句意義深長的話：「我們的黨是一個勞動階級的黨，但是現在，一小部份人（!）已經忘本了。」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在「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講話中說：「我們放棄了階級鬥爭了嗎?沒有，民族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一部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民族鬥爭的領導權，第一個階段打敗外國的資產階級和麻痹本國的資產階級，第二個階段打敗本國的資產階級和麻痹小資產階級，建立工農社會主義的政權。」
　　我這時和「白區」的朋友還在通訊，我的通訊處是由一個商店的地址轉交的，正在我快要離開棗園的時候，「白區」的朋友匯給我一筆零用錢，雖然只是八塊錢小小的數目，但我夠高興了。我接到這封信后，不能不找學校當局說一說，包括我和這個朋友 的關係及錢的數目，其實他們或許早知道了，但是倘若出於自己「疏忽」，將來發生「誤會」是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的。我和學校當局說明以後，頃刻之間，全校的同志都知道我已經成了一個「大富翁」，空氣頓形活躍，這個拉我請客，那個要我「共產」，我被逼得無可奈柯，只好一起拿出請大家吃光了。
　　吃過以後，大家抹抹嘴，油腔滑調的「審問」起我來：
　　「你的那個朋友是不是資本家啊?」
　　「不是，不是，人家匯來八塊錢，怎麼能算是資本家。」
　　「不是資木家，那一定是土豪了，哈哈!」
　　「這個朋友雖然比較算是有錢，但是他倒是很同情我們的。」
　　「有錢的——朋友，同情——我們，你真是見鬼了，哈哈!」他們冷笑一陣就一鬨而散。
　　「哈哈!」我也陪著他們不自然的笑著，心裏實際上很難過，覺得他們傷害了我的好心的朋友是不應當的，我無言的目送他們離去。
　　延安的天氣，一過冬天，很快就接上夏天，這時的氣候悶熱而乾燥，有時早晚和白天的溫度相差距離很大，冷的時候，我們就穿上棉軍服，熱的時候，我們就一個個跳進延河洗個痛快的澡，延河洗澡，這是我們最愛的玩意兒，也是最高的樂趣。男男女 女，河上作「鴛鴦戲水」之樂，往來水中追逐，有的女同志公開向我們挑戰，她們首先用水潑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就追過去，一定要她吃口水，或者摟住她，直到她求饒為止。這種場合，每個人都脫得精光，等級高下的階級身份一點都無從分別，男女間才算是享受了一點「共產主義」!
　　我離開棗園之後，被調到中央黨校工作。
第六章 從「女兒國」到卷進黨獄
　　

黨校公開對外，普通都是用「中山圖書館」的名義，實際上「中山圖書館」是黨校內的一個附屬部門，也是用來掩護黨校的。
　　黨校同學有五百餘人，每人每天的菜錢是七分錢，較棗園為苦。這裏主要的是訓練黨的下級幹部的。我被派到黨校工作，因為我過去學過一點圖書館學和管理過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因此被當作「圖書館專家」送到黨校去當「中山圖書館主任」了。
　　我在黨校，除了參加黨校內一般的組織生活外，另由潘漢年介紹給我一個黨校的同學程方善，我們隨時聯繫，他就把我們在黨校內「了解」的一切帶到棗園去，我自己得抽空，也借口到城內去，實際上是去看潘漢年，潘走後，後來我就常和曾希聖見面。
　　「中山圖書館」內有兩間房子，一為藏書室，一為閱覽室。全部圖書約五千余冊，但除了當時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幾種書，每種都有一兩百冊以外，其它的書，實際不出五百種，這樣一個小圖書館，當時連我一共享了六個管理人員，平均一個管理員只 管八十余種書籍。但這種情形還算好，我後來不久在抗日軍政大學時，全部不出一百種的書籍，也一樣用了五個管理人員，都是女同志，其中一個正待分娩，另一個正抱著孩子餵奶。我一進去就打趣的說：「啊，你們這圖書館好威風，不出一百種書籍，居然有七個管理員。」
　　「不，我們只有五個人。」其中一個女同志對我說。
　　我指著那個大肚皮的和另一個抱著孩子的女同志刻薄的說：
　　「她們不就是四個嗎?」
　　邊區所有的圖書館，從來沒有把圖書分類編目過，中共當局一向只是把圖書館看作養幾個嬌嫩的女同志。自從「中山圖書館」開始一點制度化以後，抗日軍政大學的圖書館，邊區青年救國會的圖書館，都是經過我為他們整理編目的。在抗大圖書館時，鄧拓幫過我不少忙。
　　我們的圖書館中，除我以外，其它幾個也都是女同志。夏森是五個女同志中最漂亮的一個，生得一對多情的滴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一副迷人臉蛋兒，她不多笑，不多說話，一舉一動都引人入勝，笑的時候，甜而美，兩個酒渦微微露出，舉止很文雅，從 她的微笑和目光流轉中就使人感到，她不僅美麗，而且是一位極聰明的女孩子。
　　「你簡直置身於一個『女兒國』了。」有些同志都很羡慕我的工作，常常這樣調笑我。
　　結果，我終於在這個「女兒國」中「陷入情網」，和老同志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情場爭奪戰。為了夏森，我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訓練部長陳伯鈞發生了正面衝突。並因此埋下了日後卷進黨獄的種籽。
　　我被中央組織部通知調動了工作，我當時只簡單的想到，這一定是由於我在原單位的工作表現和同志關係搞得不大好的原故。
　　我的新職務是當時中共最大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的延安辦事處主任，也就是新華通訊社的前身，我是這個通訊社的第一個創辦人，最早發出的新華社通訊稿是我自己手抄的，我當時為了新換一個獨立發展的環境，很賣力，殊不知背後早已有陰影跟著我。
　　我這時的工作表面上是受徐冰（邢西萍）領導的，徐冰當時是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的秘書，我屢次去請示他工作上的意見，他總只陰陽怪氣的笑笑，或者簡單的敷衍我幾句。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自然喜歡到處鑽鑽，何況我是一個黨報的記者?我覺得我的職責應該出去跑跑新聞，我何曾想到，在共產黨的觀點，他們從來不把新聞記者當作一回事的。
　　當「邊區臨時參議會」舉行第一屆大會的時候，我以一個黨報的記者身份去會見高崗（當時的議長），他站在大會堂前，披著軍服，嚴肅的看著我，我本來早見過他，但是他裝得對我毫不相識的樣子，當我說明了來意后，他很不耐煩的說：
　　「新聞記者的事，我們這裏不管。」
　　「高議長，這不是你管不管的問題，這次參議會表現了我們邊區的民主精神，應該向全國報導，這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這關你啥事?」說著，他把頭看向別處，聳聳肩膊，跟著就走開了。
　　我不知又為了什麼原因，突然被中央組織部通知把我調到邊區醫院擔任文書，當時邊區醫院已經遷到延安近郊，我只直覺的感到，我是被降級了。我又何曾想到，我已經在暗中被監視了，不久，我又被捕了。
　　邊區保安處最初找我去談話，一談就談了三個鐘點，開始從我的家庭出身問起，後來就問我參加革命的歷史，他們又問到我對某人的認識經過，和某次看某人的目的，我都一一照直說了。這時是由一位不十分重要的幹部主持的，當他問我認不認識一位葉 薛敏這個人的時候，我說從不認識。他又問我知不知道「新哲學研究會」這個組織，我也說不知道。他繞繞圈子，又再重複的問我這些問題，我依然回答不知道。天啊，我委實一點也不知道啊!
　　審問的幹部急得臉色發青，滿面殺氣，揚一揚手，招呼另外兩位同志走開，然後，突然好像又變得很斯文的對我說：
　　「你說，你照直說吧，這裏沒有別人，沒有關係，我總幫你忙的，『新哲學研究會』會員名單里有你的名字，你賴是賴不掉的。我相信你也只是被騙參加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的。」
　　「我委實一點不知道，要我說什麼?」
　　他狠狠的望了我兩眼，又接上去說：
　　「你好好說出來，立刻放你同去，否則的話，哼哼……。」
　　一會兒，一位面目姣好穿著整齊制服的中年人走進來，立刻，審訊我的那位幹部就迴避在一邊，進來的人，我認識他就是周興，當時是邊區保安處長，他正對我怒目而視，最初審訊我的那位幹部又走近來，輕輕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於是他陰險的對我說：
　　「已經派人到邊區醫院拿你的鋪蓋了，住在我們這裏也是一樣的，沒有什麼不舒服。」
　　現在，我算是失去自由了，我被帶進一個漆黑的窯洞，我一進去，就摔了一交，剛一站起，又踢倒另一個犯人。
　　「唉呀，好小子，瞎了眼睛嗎?」
　　他隨手也回敬我一舉。
　　我定一定神，才朦朧的看出，這窯洞里，數數連我一共是十一個人。
　　接著，我的誧蓋送來了，裏面被翻得不成樣子，再看看，我的讀書筆記和幾件較好的衣服都不見了。
　　犯人是被規定要勞動的，我們這一組是派在挖新窯洞，由武裝士兵押著，我們一早就在警笛聲中，匆匆集合出發工作，其中有幾個犯人罪嫌較重，身上被套上紅色的外農。除了偶爾相罵以外，犯人間不準交談，所聽到的只是一片「砰砰」「沙沙」的聲 音，我挖了不上十鋤，手上就起了水泡，後來被派改充用筲箕搬運沙石的工作。
　　第五天，我又開始被審訊了。
　　「在你的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光明的路，向黨徹底坦白，另一條是毀滅的路……。」周興一開始就對我這麼說。我全身打了個冷顫。
　　「你不要狡滑，照直說了吧，在我們這裏，鐵打的、銅煉的都要軟化的。』另一個幹部又說。
　　「同志，我的確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句話剛落口，周興立刻吼起來：
　　「不知道?你是不是參加過『新哲學研究會』的小組會議?」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團體。」
　　「媽的，老子親眼看過你們在十里鋪（距延安東門外十里處）的一家小館子集會。」
　　周興身邊冒出一個小幹部，一面說著一面就拿起手邊的一根粗杖，沒頭沒腦的向我亂敲，崩、崩、崩，如雹子似的落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我閉著眼睛，用全力支持住我的身體，耳朵嗡嗡的亂叫，等我睜開雙眼時，周興已經走開，那位執著棍杖的傢伙還在繼續的問：
　　「你究竟說不說?」
　　我起初沉默了好一會，表示無言的抗議。當他繼繼問我的時候，我反問他：
　　「同志，你剛才說見到我在十里鋪開會，究竟是哪一天，還有別的一些什麼人?」
　　「你先說，我再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說的。」
　　他吆喝一聲，幾位武裝同志七手八腳的把我拖到老虎凳上，雙手吊起，大腿用繩子綁在凳上。上面坐著一個滿面橫肉的彪形大漢，然後將我的小腿用棍子往上撐，骨頭吱吱的發出響聲，在下面塞著磚塊。
　　一塊，兩塊，三塊……。
　　「你說不說?」
　　「我不知道，同志……。」
　　「再加!」
　　我這時不知怎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他們以為我屈服了，又把我從癱瘓昏迷的狀態中扶起來。
　　他們又繼續對我進行疲勞審問，我對他們說：
　　「同志們，我為了革命，參加黨，受過千辛萬苦，冒著無數艱險，為黨工作，今天你們把我打成這個樣子，但是，我對黨依然沒有怨言，我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子弟，我是黨的好兒女，我以為黨為了保衛革命利益，對敵人的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要求你們 鄭重的處理我的案子，如果證明我確有叛黨行為，我願以生命抵償。」
　　在半個月以後，我們這個窟洞內，提出兩個犯人，不知他們是被處決了，還是被釋放了，反正不會有人知道的。另外，我們這窟洞中又增加了一個新「犯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勞志修，江西人，他一進來以後，就常常發牢騷，把共產黨罵不絕口，他罵 的時候，別的犯人就向他伸伸舌頭。後來不久之後，這位勞志修就找機會和我接近，對我表示十分「同情」的樣子。我一開始就懷疑這個傢伙，後來他更大胆地向我談起黨的路線問題，說黨出賣了無產階級革命，我力斥他的觀點錯誤。他屢次糾纏我，屢次又被我用黨的觀點駁得他啞口無言。有一次我很不在意的問他：
　　「同志，你是什麼罪嫌被捕的?」
　　他支支吾吾，吞吐了半天，才想出一個罪名來：
　　「哈哈，我也是政治犯!」
　　他的馬腳已經完全露出來了。
　　他住了大概只有十天，後來就不見了。我相信這個假犯人出去之後，一定很幫了我的忙，因為他可以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我的腿部漸漸鬆動，又恢復了勞動。兩個月以後，我由邊區保安處遞解到中央組織部，離開邊區保安處的時候，我奉命具了一個結，不得將內部的情形泄漏，否則要受革命紀律最嚴厲的制裁。一到組織部，我就等於被釋放了，這次和我談話的是樂少華， 因為我在獄中寫了一封長信給他，我表示我始終忠於黨，忠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我表示我對於自己個人這次寃獄並無怨言。假如黨給我一次最後的機會，我願意到任何最危險的地方去工作，為黨作一次最後的表現，甚至隨時犧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顧……。
　　樂少華把我這封信轉呈上去，中央組織部再交給樂少華處理，要他簽具意見，同時並負責重新審查我的黨員資格。
　　樂少華和我談過幾次話后，他為了謹慎起見，決定暫時停止了我的黨籍，但是卻同意了我提出的工作意見。
　　「你到安徽蚌埠去，準備做高冠吾（當時偽組織的「安徽省長」）的工作，這一工作十分艱巨，你先要打進他的公館做一個時期工役，你的任務是掩護……，詳細的情形你一到蚌埠就寫封簡單的信給西成巷二十七號之鄺發盛先生，你本人千萬別去那兒，自會有人來找你，然後，他們會指示你一切的……。」他一面吩咐，一面接上去又說：「你到蚌埠的時候，不要住在旅館里。」
　　「但是，我在蚌埠並沒有熟識的親戚朋友呀!」
　　「那麼——」他皺眉頭，猶豫了片刻再說：「有一個偽區長，你可以先住到他家裡，不過我也不十分清楚，你到西安辦事處再說，我另外寫信給西安辦事處的柳樹春同志。」
　　他可能知道我此去是凶多吉少的，因此又假作慈悲的說：
　　「不要過分緊張，這工作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他拿出一疊老法幣，數一數一共是二十六元，對我說：
　　「這是你的路費。」
　　這已經是延安的春夏季節，河水已經解凍了，河身雖闊，但水倒極淺，有時水不過膝，站在浮橋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底的石子，有時發水時，水又流得十分湍急。
　　這時延安中共當局正在組織生產運動，這真是一幕騙人的大喜劇，毛澤東和朱德在自己園內種了幾棵花，就算起了「帶頭作用」，所有的幹部、士兵、學生們一律抬著大糞，扛著鋤頭，上山開荒。原因據說是為了「衝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以求「自給自足」。
　　我們還記得，黨不是在不久前還宣傳過邊區是「豐衣足食、物產豐富」的「模範抗日根據地」嗎?曾幾何時，我們黨又要號召「克服困難」了，縱然有「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那也僅僅只限於工業日用品方面，何以我們的糧食和蔬菜都發生問題了?反正一般的中共幹部都是善於健忘的，他們對於黨昨天所說的話早已忘得乾乾淨淨，這些可憐的孩子們，不管黨昨天說些什麼，或者黨今天說些什麼，他們總是跟著一步一趨，一點不能走樣，實際上他們只有那麼一點小天地啊!
　　毛澤東的興緻倒很好，當生產運動如火如荼、軍民整天汗流浹背的時候，他這時還有閒情逸緻乘車兜風，這時毛澤東已經有一部小包車了，這車是海外華僑獻給抗日將士作救護車用的，車過延安，就由毛留作私人座車了，車上永遠是老毛攜著江青和一位 司機兩位衛士，我在延安初見江青時，她著海勃絨大衣，這時已換上另一套深紅色的春裝，她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當時影人袁牧之，要以毛和江青為男女主角，拍一部影片，據說是為了作幹部「示範」的，毛澤東或許是出自好奇心，一口答應了，延安是沒有攝影場的，因此他和江青每天照例要到南門外大校場上，忸怩作態登場。我這時因為快要離開延安，沒有參 加生產運動，就常到南門外去看毛主席拍片子，他所拍的這部片子，後來不知怎的胎死腹中。
　　王明這時也在延安，他倒時常獨自漫步在街頭，也不帶一個警衛員，低著頭，不發一言地，沉重的腳步聲中若有所深思。
　　當時延安有些幹部在背地議論，對毛澤東和江青同居的事頗表不滿，其中一位同志就說：
　　「王明同志也是這麼說的。」
　　我快要離開延安的前幾天，有一位同志偷偷對我說：
　　「你不妨去找王明同志談談，或許——」
　　他以下沒有說，不過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或許洗一洗你的委屈。」但是我一直沒有這樣做。
　　再會吧，延安。這時大約是一九三九年的六七月間，我在延安一共住了一年半，在一年半中間，競發生了許多的事故，現在我能對延安說些什麼呢?在當時，這城市不失為一個有朝氣的地方，儘管我有許多辛酸的不幸的遭遇，我還是愛它的，何況，我覺得，在一個偉大的革命浪潮中，個人的微波又算得什麼呢!更何況，我是為著一個崇高的理想來參加革命的呀。我懷著個人沉痛的創傷，但是在政治上，我的腳步還是穩定的，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我離開了延安。
　　海闊天空，人事茫茫，我這個年輕的孩子，過去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黨，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委身在組織中間，現在，我又要重新摸索了。
　　離開陝北邊區，到了洛川，就又被國民黨逮捕了，他們當時要把我送到咸陽的集中營受訓。我當時決心堅持我的理想，到了三原，我就逃脫國民黨的監視，到了西安。
第七章 抗日游擊生活
　　
到西安的第一個目標，我當然立刻去到七賢坊——十八集團軍西安辦事處。開始，我只被簡單的問過幾句話，就暫時住在招待所內。
　　招待所住到第四天，我被叫到辦事處去，我在辦事處早巳報告過從邊區出來被政府扣留的情形，以及如何逃脫。柳樹春同志當時還給了我一頓安慰。這次不同了，他臉色全變了。
　　「請你立刻搬出招待所。」他對我說。
　　「但是，我在西安熟人很少。」
　　「不行，你立刻搬出去。」
　　「但是，我的工作問題呢?」
　　「以後慢慢再談，總之你現在立刻搬出去。」
　　當時我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可去，舊的社會關係在去延安以後，差不多全斷絕了，有些人倘知道我從延安出來，也不願意接待我這個客人的。
　　在窮思苦索之下，我想起一位過去不十分頂熟的朋友，聽說他住在青年會宿舍，但是不知現在還在不在，硬著頭皮，且去碰碰再說。一見之後，我推說暫時借住三兩天，他滿口答應，而且很客氣。青年會多住一個人要另付房租的，這房租也是他替我代付 的。這位朋友叫郁宏初，是中國銀行西安分行的一個職員，十余年的離亂，現在早已消息杳然了。
　　我在青年會宿舍就一直住了下去，每隔一兩天我到辦事處去一次，有時他們不見我，有時他們簡單的敷衍我幾句，其中只有一次，柳樹春和我作了比較長時間的談話。
　　「你逃脫得太容易了。」他半信半疑的說。「你的情形也太巧了，你原來是有政治問題的，這次被捕后又逃脫得這麼容易。」
　　他邊說著，慢吞吞的噴出一口煙，又繼續說下去：
　　「國民黨的特務也真太狡滑，有時他們是要使用苦肉計的。」
　　「柳同志，你以為我——」
　　「不，不，」他立刻叉轉過口來：「其實，你跟國民黨干也沒有關係，現在大家都是為了抗戰。況且西安是國民黨的地方，我們也不見得對你有什麼辦法。哈哈……。」
　　我極力一再聲辯，他幾乎不耐煩得要打起瞌睡來。
　　「同志，不要性急，革命是要經得起考驗的，有空你還是時常來談談。」他一面說，一面把我送出去。
　　我知道，我的問題又變得複雜化嚴重化了，但是自己卻也很鎮靜，心平如水，因為我自己明白，我與國民黨的確沒有任何勾搭，我相信黨遲早總會了解的。
　　我照樣三五天去一次辦事處，不成，又再去。每次從辦事處走出以後，我都從街道上繞過許多巷子，緊張的防備國民黨特務人員釘我的梢。
　　然而，在最後一次接觸中，柳同志正顏厲色的對我說：
　　「我們的意思，最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什麼，你的意思是?」我驚訝的問。
　　「我們的意思，你最好立刻離開西安，否則大家都有些不方便，在西安，你的熟面孔太多了，其實我們也不怕什麼，不過為了你著想，你還是早日離開為妙。」
　　「柳同志，這，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的聲音開始有點發抖，催促著他說個明白。
　　「你不要裝聾作啞，我們沒有多時間和你應付，這是我給你最後的警告。」他無情的、聲色俱厲的又對我說：「請你立刻離開西安，否則大家都不方便。」
　　說著就立起身，作送客的樣子，我這時意亂如麻，心痛欲碎，無力地抬頭看一看他那冷酷的面孔，走出了辦事處。
　　我回去在宿舍內睡了一天一夜，我說我病了，也沒有進一口飲食，我在床上反覆的思索，不知道是什麼一股力量，突然又給我一種勇氣，我跳下床來，自言自語的對自己說：要堅強一點，「真金是不怕火燒的。」我想起在延安曾經安慰和鼓勵過楊明的這一句話。
　　這時我為了生活，覺得一直依靠別人不是辦法，我就開始在西安的秦風日報寫文章，由此就認識了該報的主筆宋野平和成社長，他們就邀我入該報擔任編輯。在秦風日報，我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工作到十一月。因為我當時寫的文章都是「延安文法」。也可 能有人告密，國民黨政府的警察局就派人到報社抓我，我得訊逃到西安郊外。在當日的中國，一個有理想的青年，國民黨共產黨都不歡迎，甚至都要抓，其狼狽的情形就可以想見了。
　　在西安郊外，我住在一個叫吳復如的朋友家裡，他是我在秦風日報工作時認識的一個左傾青年，住了一間破舊而矮小的民房，他在國軍政工隊中教唱歌，晚上我和他以及他的太太三個人共睡在一隻木板床上，他的太太是學繪畫的，所以小夫妻二人的生活 帶有濃厚的藝術趣味，他們毫不避忌的常當著我的面公開表演，我每在他們吃飯前就借故外出，整整半個多月中，我每餐就靠買半斤鍋魁、大餅的一種和以鹽水充饑。
　　當時，國軍騎兵第二軍何柱國的部隊正奉命從綏遠調赴河南東部，部隊經過陝北期間，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給他們極深的印象。何柱國在西安，決定要物色一批青年政工人員帶到河南去。我又經由一位東北人的介紹，另外集合了十多個青年，領了騎二軍 的軍服，臂章符號和路費，就開始到河南去了。
　　離開西安的前一天，我又到過十八集團的西安辦事處，告訴他們我要去河南，問他們的意見，他們沒有特別表示什麼，只說：
　　「很好很好，你去開闢開闢。』
　　我們這個臨時組織的小集團一路上也開小組會、檢討會等等，又是搬出延安的一套，當時很多青年都爭取表現懂得這些玩意，表示自己是「前進份子」，後來我又發現在這些青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從延安跑出的，其中有一位還告訴我，他過去有過組織關係，現在斷了。
　　騎兵第二軍的總部在河南的東南部沈邱縣，沈邱是一個三等小縣，在安徽省邊境。我們走了八日才到達。
　　到沈邱的第二天，騎兵第二軍政治部為我們舉行了一個歡迎茶會，何柱國也出席講了話，我代表我們這批朋友致了答詞。以後我就被派到當時該軍主辦的一張戰地油印報紙「抗戰日報」擔任主筆。
　　騎二軍不是中央嫡系部隊，但是卻有不少中央派去的幹部，在中下級幹部中，以西安幹部訓練團派去的最多，這些人也和一般的共產黨員一樣，鬼鬼祟祟，氣量偏狹，喜歡對別的同人吹毛求疵，今天挑剔這個，明天懷疑那個，紅帽子滿天飛，他們時時和 我們之間引起尖銳的摩擦，我們非常討厭他們，卻並不怕他們，因為我們一進入騎二軍工作，第一個目標就尋找到內部的矛盾——特別是中央和雜牌軍部隊之間的矛 盾，找到矛盾以後，擴大矛盾；在沒有矛盾的地方，我們設法製造矛盾，只有日益發展中的矛盾，才能增加我們生存和工作的
空間。這是我們在延安學習的一系列的工作技術。
　　我這時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還是一個忠心耿耿的熱心的積極的黨的工作者。在延安的時候，我受過黨的打擊，有過不滿的情緒，由於在離開延安以後，我所接觸的一切更使我看不過去，乃至時時激起我的憤怒，這時我過去對黨的不滿，已經漸次消 失。每當我想起過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我總這麼想，這不過是個別幹部的個人行為，這與黨的革命路線，黨的政治領導是不相關的。甚至可以說，這是革命過程中免不了的現象，我應該毫不猶豫地忠實於我的理想。
　　這時，我常以非黨的布爾雪維克激勵我自己，我們黨的領導者過去也說過，一個非黨的布爾雪維克和黨員是一樣偉大的。
　　我已經在騎二軍的一些左傾青年中取得領導地位了，我在這批青年中選擇了十一個人形成了一個核心，又分成兩個小組，每周舉行一二次小組會，都是借館子里小吃的機會，我輪流參加每一小組的會議。這些青年都急於想找到黨的組織關係，我雖然一再 說明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我又不便說明我脫黨的經過，他們或是不相信，或是半信半疑。後來我們就作了一個糊塗決定，說是為共同致力於尋找黨的組織關係，先成立了一個臨時支部，其實在黨章中是沒有這項規定的，這種做法在當時的環境下也是極端危險的，萬一有一個同志出了問
題大家都完了。而且無路可走，因為我們實在與組織上並沒有接上頭，幸好這些青年對我都有信心，相信我有辦法，我在這個充滿了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小集團中當了支部書記，而我個人也為了向黨力求表現，採取了許多過左的做法，實際上，我們這個組 織根本與秘密工作的原則是相違背的。
　　在當時，我們的組織沒有遭受直接破壞，一網打盡，已經算是萬分僥倖。但是，國民黨在軍中的特務人員，關於我們的情報已經像雪片一樣，因為我們善於運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何柱國總是衛護我們——他自己也極注意我們，但是相信我們不是共產黨員，假如他確定我們中間某一個同志已經無可寬容時，他的處置也還是比較開明，請這個青年自動離開。三個月中間，我們一共有兩個同志被送出騎二軍防區。
　　一九四O年三月，騎二軍政治部主任李春華派了一個「抗戰劇團」（這個團體是直接在我們的核心領導下的）到安徽阜陽一帶（是騎二軍的游擊區）進行流動宣傳，我以「抗戰日報」特派員的名義奉命隨同出發。
　　在騎二軍，我練習騎馬的機會很多，有些同志也的確學得好，活躍在平原上，跳上跳下，疾馳如飛。但是我學得太糟了，第一次被馬在半途摔下來。第二次過河的時候，馬在河中央順水而下，和我大開玩笑。第三次馬韁控制不住，它一口氣就狂奔了十余 里，從此可把我嚇壞了。所以這次行軍，我自動放棄了騎馬的權利，把行囊放在人力推動的大車上，隨軍步行。
　　我們到達安徽邊境，正遇到日本人的大掃蕩，潰散的士兵和難民和我們迎面而過，他們對於這種日本人的掃蕩，似乎也習慣了似的，並不顯得過份沮喪。
　　日本軍隊一路自毫縣，一路自蒙城，一路自六安夾擊阜陽，我們這時的目標，也已放過了正面的阜陽，而迂迴到太和的側面，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我們在黑漆的深夜偷過了公路。邁過公路，前面就是穎河。第二天我們大胆的想在白天搶渡過河，一過穎 河，就是敵人後方的一大片我方控制的完整地區，我們的活動就可以開展了。
　　鄉公所和船上的水手都極力勸阻我們，說是白天過不得，危險太多，我們不聽，堅持立刻過渡，有的同志說：
　　「我們有七支傢伙，和二十六條好漢，鬼子來了就和他拚。」
　　河並不寬，在這邊可以清楚的看到對面，一隻小木舢先渡過河去看過對河的動靜，回報說附近沒有敵人，因此我們立刻躍身下船，開始啟渡了。
　　我們低著頭，摒著呼吸，船在河心輕輕的划著。
　　老百姓真好，當我們的船快抵對河的時候，一個老百姓急向我們搖手，我們的心情立刻緊張，船頭掉過身來了，但是敵人的巡邏隊也已經趕到河邊，當他們開始射擊的時候，我們正狂奔上岸，我們也還了兩三槍，然後就四散奔逃，我匍伏走到一個老百姓 的稻草堆裏面，這時日本人已經過河來了，四處搜索，零星的槍聲和日本人的馬靴聲，使我在一天之內，受過無數次驚嚇。
　　晚上，日本人退了，我又鑽出來，急急先找到一口水喝，開始找到別的同伴，一直到天亮，我們才找齊了九個人和三支槍，另外有幾個散兵這時也和我們走在一道，怎麼辦呢，我們就決定：咱們打游擊吧!
　　開始決定打游擊的時候，有一個同志就向大家介紹我是游擊專家，就舉了我當起司令。
　　其實我過去不過在書本上學過一點游擊戰術的理論罷了，現在一旦真的當起「司令」，我倒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腦袋，誠惶誠恐起來。
　　「你不要擔憂，自有我來替你做小諸葛」那個最初提名我當「司令」的史劍三——我們通常叫他老史，對我拍拍他的胸膛，表示他頂有把握。他接著說：「打游擊說難也並不難，咱們遇到散兵和青年的人就帶了走，遇到敵人就逃。」
　　「糧食呢?」我說。
　　「我們去找鄉公所，保甲長開刀，他們不找糧食來，我們就把他們捉起來當漢奸辦。」
　　我們這支游擊隊，居然愈滾愈大，因為當時正是日本人掃蕩之後，散兵及無所依歸的百姓特多，不上一個星期，我們居然擴充到三四百人。
　　但是糧食和武器的困難卻一天天嚴重，內部的信心也有些動搖，三個五個又開了小差出去。
　　我為此著實傷了些腦筋，鄉公所，保甲長也委實沒有辦法，他們一見我們就訴苦：
　　「我們這裏平時是三不管，一遇到要糧要草大家都來了。過去有中央軍、和平軍、新四軍……，像你們這樣的游擊隊也有時來時去的。」
　　有一回，我們襲擊日本人，撲了個空，老百姓反而埋怨我們說：
　　「這些游擊隊也和新四軍一樣，鬼子打不著，可是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根據老百姓的經驗，日本人緊接著就要來的，於是我們決定撤到附近另一個地區去。
　　我們急行軍，一夜走了九十里，次晨六時左右，東方微白，我們走到孫家集附近，隊伍開始混亂，有人起初說發現一些神秘的影子，但是當我們仔細地注意的時候，又看不出什麼動靜。
　　「莫不是鬼影子嗎?他媽的!」
　　「管他是人是鬼，再看見老子要打槍了。」
　　「是好漢的就站出來，你們是賊胚子生的狗雜種嗎?」
　　「……」
　　弟兄們紛紛議論著。
　　「鎮靜一點，可能是發現敵人了。」老史對大家說。
　　我靜靜地聽著，用雙眼盡量向四周搜索，我心裏漸漸有幾分明白，這一帶已經是新四軍的游擊區了。
　　我們的先鋒支隊這時退下來，部隊全部停止前進，秩序大亂。
　　「不好了，我們一部份弟兄在前面被繳械了。」
　　全隊為之嘩然。
　　我們的幹部經過緊急集議，這時，另一個被擄的幹部被釋放回來，正式證實了對方是新四軍。新四軍要他回來通知我們，我們前後左右都被包圍，除了立刻檄械集中待命以外，只有死路。「我三番五次的告訴他們：同志，我們也是抗日部隊，借一借路不 可以嗎，他們說，不行，管你抗日不抗日，到了我們的根據地，就得服從我們的領導，他們的態度很強硬，最後還說，到了我們這兒，我們有的是強大的新四軍，和嚴密的群眾組織，你們飛也飛不脫。」那個被擄釋放的幹部述說著。
　　幹部們聽了這些話都極憤慨，有些弟兄們聽到，又傳給別的弟兄們，他們都大聲的叫嚷起來：「我們打出去，衝過去，新四軍太欺負人了。」
　　「沒天良的新四軍，我們是打鬼子的，你們也要消滅我們嗎?」
　　我與老史和另外幾個幹部費了好半天的勁，才把大家的情緒壓制下來。
　　「弟兄們，不要嚷，我自有辦法。我們都是為了抗日，不應該和新四軍衝突。現在我親自去解決這項誤會，部隊交給蘇副司令指揮，你們要服從他的命令。」我說完了以後，解下了武器，帶著一個衛兵和那個被擄過的幹部起身就走，弟兄們目瞪口呆的望著我們而去。
第八章 在新四車的司令部
　　

那個被擄過的幹部擔任響導，他說我們的部隊還距孫家集有五里多路，新四軍和他談話的一個司令員在不到孫家集一里的一個小村邱坪住著。
　　「從這裏轉一個灣，前面就可以看見了。」他剛一舉起手正待指給我看，路邊蜷伏著的一個小鬼，突然站起來，出現在我們的前面。
　　「站住，不許動!」小鬼舉起槍描准我們，他穿著一套很不合身的大軍服，舉一舉槍，褲子幾乎要掉下來。
　　我們那個響導貼過去，和他輕輕的說了幾句話，然後他仔細的打量了我一下，再命令我們不許動，他就走開了。不到五分鐘，他就帶來另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幹部，據說是一個連指導員，他略問過我們幾句話，就把我們帶了進去。
　　走了一里多路，連指導員就把我們引進一個小村落，我們再隨他進去，裏面熙熙攘攘有一大堆穿便服的人，據說這是一個區公所，指導員把我們交給其中的一個，然後又進來幾個拿梭標（他們稱為紅纓槍）的農民站在我們身邊，以後，其它的工作同志大 概都知道了我們的身份，一個個走近，好奇的看著我們。
　　「這個就是土匪頭子嗎?」其中一個說。
　　「土匪頭子逮了，為什麼不把他綁起來。」又一個說。
　　「這個土匪頭子年青得很呢，還很斯文呢。」有的又這樣說。
　　我抬起頭，看了他們一眼，也覺得有些不對勁兒，他們怎麼說我是土匪頭子呢?
　　這天晚上，一個新四軍的幹部帶著兩個武裝士兵，又把我們從區公所提出，說是帶我們見司令員去。然後他又考慮了一下，把我的響導（我們那個被擄過的幹部）和我的衛兵留下，帶了我一個人去。
　　我們走到牛王鋪，說是到了，那個押送我的幹部進去一問，才知道今晚司令部已經搬了。於是我們就在牛王鋪草草休息了幾個鐘點，其實我一分鐘也沒有入睡，天還沒亮，我們又繼續啟程。又走了一整天，到達曹市。司令部設在鎮東二三里的一個小庄 上，在這裏，我見到了當時的蘇豫皖邊區縱隊司令員彭雪楓。
　　談話開始，先由立在彭雪楓身邊的一個鍾主任（據說是政治部主任）問了我的部隊人數、武器、成立經過……，然後是彭雪楓講話，大意是：共產黨是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凡是抗日的朋友，我們都歡迎合作，但是必須接受革命的領導……
　　彭雪楓接著就提出，要我們先交出武器，再把我們調到比較安全的地點受訓。
　　「彭司令員，假如要弟兄們交出武器的話，可能會引起誤會的，我覺得這——」我說。
　　「那你說怎麼辦，所有的反革命部隊接受收編的時候，都和你一樣狡滑，都借口弟兄們不答應，其實弟兄們都是工農份子，沒有不反對你們……。」
　　我聽到這幾個「反革命」的字眼加在我的頭上，尤如晴天霹靂，幾乎立刻要跌倒。
　　結果，我們的部隊正在接受改編時，有個新四軍的幹部對我說：
　　「彭司令員還有話對你說，你隨我去。」他把我帶到另一條小路上去。
　　「你就暫時在這裏等著吧。」他又把我帶進一間草房子，裏面有一個新四軍的士兵，會意地把我留下，那個幹部就走了。
　　這草房子，有一個小勤務員不時來去，吃飯的時候，也是他提著送來。這附近當然有一個機關或部隊，是屬於哪一部份我就不知道了。
　　我走進走出，那個士兵和我寸步不離，乃至我大便的時候，也站在我身邊。從不和我多說話，我也不便問他，恐怕增加他的疑竇，有一次他問我是什麼地方人，我說是江蘇人。他說：「不是，不是，你絕不是江蘇人，我到過江蘇，你的口音根本不對。」 從此我們之間的話就更少了。又有一次，當小勤務員送飯來的時候，他翻開熱烘烘的鏌鏌一看，突然對我說笑起來：「你看，這鏌鏌做得又圓又長，簡直像個雞X。」說完，他突然又收斂了他的笑容，覺得剛才失去了他的尊嚴似的。
　　那個士兵不知什麼原因，四五天後就調走了，新來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兵油子，滿臉髭鬚，結實的大塊頭，當接替那個士兵的時候，他世故地看了看我。隨後，當我們倆之間寂寞了不多一會兒，他就和我搭起腔來：
　　「你在這裏關了幾日了?」
　　「不，怎麼好說是我關在這裏?我等著四五天了，彭司令員要召見我呢!」
　　「彭司令貝要召見你?」他驚訝的問了我一句，又懷疑地瞥了我一眼。「真是怪事。」
　　「難道有別的事嗎?」幾天來蘊藏在我心中的一片疑雲，經過他這一提，倒立刻需要找到一個回答。
　　「啊，沒有什麼。」接著，他又自言自語起來：「老子當了二十多年兵，所見到的怪事可真多。哈哈，我們這種當兵的，在哪裡干都是一樣的。」
　　一說到他的當兵，他話鋒更健，講個不停：
　　「老子起初跟吳佩孚，後來又跟了老馮，老馮垮了，就跟了老蔣，後來又當過皇協軍，我們奉令清鄉，新四軍來，我們一舉手又變成新四軍了……。」
　　我們之間漸漸做起朋友，他埋怨他當了二十多年兵，升不到一個官兒。
　　我們這間房子內，除了送飯的小勤務員常來以外，有時也偶爾有一兩個新四軍幹部來走走，打個轉問幾句話就去了。在這種場合，他有時故意厲聲的罵我一陣。當幹部們走過以後，他又陪著笑臉，走過來拍拍我，向我解釋：
　　「不這樣是不行的，他們都說你是反動派、土匪和叛徒，其實我看你根本不像個壞人。老弟，我待你也不錯，想來你也不致於出賣我，我老實告訴你，見什麼彭司令全是鬼話，你的問題恐怕麻煩得很呢』，」
　　我低著頭，不發一句話。
　　「你告訴我，你究竟是不是國民黨派你來的，我張德標如果存心害你，就不是爺娘養的。」
　　「不，我根本不是國民黨，我原來只不過在騎兵第二軍干過一個短時期。」
　　「那麼，你是不是可以回去?」
　　「回去?」
　　「是的，否則你在這真是絕對沒有活命的希望了。前天來過的那個土頭土腦的大漢子，以前是干過土匪的，現在當本鄉的自衛隊長，他和我很要好，偷偷的告訴過我。他還嘆了一口氣，好像不勝婉惜似的。」
　　「假使我決定回去，你呢，」
　　「我——」他猶豫了一會，說：「我只有跟你一道走了。」
　　「那不是使你也太危險嗎?」
　　「怕什麼，我張德標平生做事敢作敢當，開小差也不是這一次了，再說，我交了你這個朋友，也值得。」他定了定神，拍拍胸膛說：「出這個區域全包在我身上，不過路上的自衛隊是要看路條的，其實他們和我一樣都是老粗，你隨便用一個什麼鄉公所的 名義寫一個就行，因為他們從來也是不蓋章的，而且我在本地很久，一切都好對付，走出新四軍區域以後，就要看你的法寶了。」
　　我們在夜裡三更左右動身，張德標主張不要走大路，專走小路，我們裏面穿的是便服，外面再套上新四軍的軍服，因為在普通的情形下，遇到穿軍服的新四軍是不加檢查的，第一天，我們一氣就走了一百四十里，當第二天張德標對我說：「這一帶大概沒 有新四軍了」的時候，我兩腳只曉得不停的在搬動，頭部特別沉重，一路走一路在打盹，後來也不知在什麼地方睡了一夜。
　　過了肥河，到了馬家店，這是一個三不管的小鎮，我們撕了路條，剝下身上的舊衣服賣了幾個錢，就在這裏睡了一天一夜。
　　「張大哥，謝謝你救了我，我將來一定要報答你的。」
　　我從他那純樸的面部的表情，呆望了很久，我的雙眼濕透了。
　　我們路過臨泉的時候，張德標遇到一個過去的老長官在那裡開一個小館子，他過去懂得炸油條和做酒糟，就被留下幫忙了。
　　我在第二天返回沈邱，立刻就去見了政治部主任李春華，關於我從新四軍逃回來的事，隻字未提，只說是我們的游擊隊給日本人打散了。
　　李春華聽了以後，十分高興，他認為我們這次打游擊雖然失敗了，但是已給騎二軍的政工人員帶來莫大的光榮，他又立刻把我引見何柱國將軍，何柱國也慰勉有加，立刻就決定提升我當抗戰日報社的社長。
　　這時我很想安靜的做些實際的抗戰工作，對於共產黨的作風，有了更深一步的反感，也極端痛心。但是，我還是極力的想寬恕他們，還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嚴格的戰鬥的革命的黨所免不了的。有時，我還是這麼痴想，這不過是某些個別幹部的個人錯誤，與 黨的領導機構和革命路線是無關的。為了革命的利益，個人受些寃屈，我總應該忍耐些。我們的領導者過去不是常說，一個好的革命者，一個優秀的布爾雪維克，應該要經得起千錘百鍊嗎?
　　我的思想陷入極度矛盾中。我努力抑制自己對於黨的憤怒。但是，天啊，這種對於一個革命青年的玩弄和摧殘，難道就叫做千錘百鍊嗎?
　　一顆受過聖靈熏陶的心啊，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念，依然沒有動搖，但是，為什麼我偏不幸要多受這麼許多的磨折呢?為什麼我偏不幸在黨內要遇到這麼許多的魔鬼呢?這是偶然的嗎?
　　我立刻又覺得，這一切懷疑，都是罪惡，對於一個自己追求過的崇高理想的懷疑，都是可恥的行為，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不潔的思想在我心中作祟。我應該再把自己的思想澄清，堅定起來。一個偉大的理想原不是那麼容易一蹴即達的，一個革命的黨也不是 立刻可以達到爐火純青的。我是無產階級的兒子啊，我是黨一手培植的
幹部啊，無論在任何的挫折中，我應該堅持我的信念、理想和對黨的忠誠；……。
　　我漸漸的又陷入自我陶醉中，我是在欺騙我自己呢?還是在安慰著我自己呢?
　　騎二軍中還有幾個過去「臨時支部」的同志，他們還時時問起我：「與黨的組織已經取得連絡了嗎?」「我們什麼時候再開會呢?」我只是苦笑。或者告訴他們：我們時時刻刻記住在黨的路線下工作，有沒有組織關係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內心是痛苦的，痛苦啊!
　　這時，我們在騎二軍中，還是和國民黨干訓團的一批青年處於對立的地位，我的朋友也往往不斷受到他們的打擊，我的內心時時燃起憤怒的火焰。好幾次我氣得就想立刻離開那兒。
　　然而，正當這個時候，騎二軍卻對我很禮貌的下了逐客令：
　　我一聽說何柱國將軍找我立刻去談話，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
　　見面時，我照例向他行了個軍禮，他很客氣，這次一定招呼我坐下，我想事情一定是更加不妙了。
　　「一個青年為自己的理想奮鬥，這是很好的，我從來不但不加阻止，而且極願意幫助他。但是，你也應該了解我今天的處境，我的苦衷……。」這是何柱國將軍的開場白。
　　「軍長，你的話是什麼意思?」我問。
　　「沒有別的，我只問你，你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
　　「不是!」我非常爽朗的回答他。
　　他在枱上翻了翻，檢出兩項文件，隨手遞給我，一面對我說：
　　「你自己看看吧。」
　　兩項文件是用不同的字體寫的，一項是講我過去的入黨和在黨內擔任過的工作?另一項是說我這次是新四軍派來騎二軍工作的。后一項全是胡說，而前一項幾乎全是事實。我看過以後，呆了半響，何柱國兩隻眼睛緊緊的釘著我、注意我的反應。
　　「你在這裏，關於你的閑話早巳很多了，我一直是衛護你的，因為我是一個軍人，一向是愛惜人材的。但是現在這種情形下我也沒有辦法了，我們決定請你自動離開，同時我保證你，你在騎二軍防區內，你的安全我絕對負責。另外，這是我個人送你的一 點路費。」當何柱國和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他的態度極溫和，絕無一般軍人那種暴戾的作風，在當時的一般軍事將領中，似乎是少見的。
　　第二天我就離開了騎兵第二軍。我還清楚的記得，那些給我送行的青年朋友們，那些可愛的青年們，他們一直送我到十裡外，女孩子們都流淚了，他們都謳歌我為了信仰而遭受了打擊，然而，誰能夠了解到我這時內心的苦痛和沉重呢?

第九章 范長江與陸詒
　　

我於一九四O年八月間到達重慶。
　　在重慶，我只有半個朋友，那就是當時大公報的名記者范長江。
　　我在西安秦風日報以及後來在河南的時候，因為和范長江都是新聞工作的同業，通過幾封信，但是從沒見過面，因此只能說得上是半個朋友。從通信和文章中，彼此都知道是「進步份子」，但是誰都不知對方與黨的關係。可能他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即 使已經入黨，在黨內的地位並不高，否則，第一，以黨當時對我的態度，他如果是一個比較負責的共產黨員的話，我到重慶以後，他一定應該知道，就不會再幫助我。第二，當時在重慶的黨的高級幹部如徐冰等，公開在群眾（同路人）面前批評攻擊他，假如范長江當時是一個黨的負責幹部
，黨至少在群眾面前是不至打擊他的領導威信的——范長江當時領導一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第三，當時在重慶的幾個中共幹部如石西民、徐邁進等，都常常麻煩他，刁難他。
　　我一到重慶，由於范長江的關係，就住在青年記者學會的宿舍，同住的有十幾個會友和該會的職員六七人，范長江是該會名義上的領導者，徐邁進當時是重慶新華日報的辦公廳主任，主持該會的組織工作。經常與該會往來的多數是一批左翼文化人。不 過，知識份子多數很矛盾，有時你以為他是很左，但在私下談話中，他又對你訴說他的痛苦。例如有一次：
　　「你沒有到過香港吧?這就像香港的夜景啊!」當時的新華日報記者陸詒和我漫步在重慶對岸的玄壇廟江邊時，指著對岸對我說。
　　「你知道，我進新華日報也是范長江介紹的，機會是很偶然的，他們需要一個戰地記者，我正好有這樣的興趣，需要一個崗位給我發揮，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因為我對於實際政治沒有興趣，我愛山、愛海洋、愛藝術、愛大自然、愛冒險，這些條件使我 選擇了新聞記者的職業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但是進了新華日報以後，我感到空虛，我覺得寂寞起來了。」他又繼續的說。
　　「為什麼?」我問。
　　「我們也不過隨便談談，新華日報給我的待遇很好，但是，他們把我當作一個技術人員，你想，一個新聞記者，如何能受這樣的束縛?所以我和他們（指新華日報的共產黨員同事）都談不來，也始終合不來，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我要求的是廣闊的智慧。他們要求的是一個狹隘的小天地。不過，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既 進了新華日報，就得混下去。」他停頓了片刻，又繼續說下去：「我了解，一個革命者是需要犧牲自己的一部份青春和幸福的，在這點上，對於一個真正的苦行者，我也很佩服他們，但是在我，我以為革命是屬於浪漫主義的。如果革命一定要勉強把人用一個型代替另一個型，就沒有意思了。比如我說，我一方面是一箇舊社會的 反抗者，舊禮教的背叛者，但是一方面我還是愛我的賢慧的小腳太太。我沒有必要把我的好太太一腳踢開。正如別人沒有必要用一套什麼觀念來強加在我的身上。他們那些人（指共產黨員）自以為有勇氣，可惜他們那股勇氣我是沒有的。我期待一個革命的暴風雨，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勇氣。我在新華日報，不過是看作一個職業吧 了。」



第十章朝鮮義勇隊
　　

我經由范長江的介紹，擔任了朝鮮義勇隊的總隊長金若山（即金元鳳）的私人秘書，同時又因為該隊有中文刊物和常常出版些中文叢書，因此我又兼任了中文編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朝鮮義勇隊的成立，當初是孫中山國民黨的黃埔系所支持的。全隊約有三百餘人，後來都成了北韓當局初期建軍的骨幹。這批革命青年，人數雖然不多，但素質極好，他們都在二十五歲上下，朝鮮亡國三十年期間，他們大部都是在一個革命的家庭中長大 的，在朝鮮亡國以後，隨著他們的親人顛沛流離，不斷受著革命的熏陶，體健力壯，生活刻苦，不怕犧牲，意志堅定，思想純潔，社會關係單純，而且他們每個人都至少能懂得中、韓、日三種語言文字。具有這一切條件的這批朝鮮青年，想不到當時已經被周恩來注意到，成為中共所獵取的對象了。
　　當時我和金若山相處得很好，我始終認為他是一個可敬的朋友，我直至現在始終懷念這位異國故人。他熱情、誠懇、重道義、氣度大，他常常做些吃虧得連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
　　我這時為「群眾」（也是中共的機關刊物）、「新華日報」、「國際新聞社」（范長江所主辦）陸續寫了七八篇專門討論朝鮮問題的文章，資料大部都得自朝鮮義勇隊，我的文章發表以後，受到一些朋友的注意，因為在中國專門研究朝鮮問題的人極少， 而中共也認為我的文章沒有脫出馬列主義觀點，對我大為讚美，我於是又一躍而被左翼文化人譽為「朝鮮問題專家」。——一個才二十多歲的青年，已經先後獲得三 個「專家」的街頭：圖書館專家、游擊戰專家、朝鮮問題專家，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光榮，而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的悲哀!
　　在延安時代，中共黨報委員會的徐冰，這時正在重慶擔任周恩來的政治顧問，把我請到「周公館」去。
　　「周公館」在重慶曾家岩五十號，名義上是周恩來的私人「公館」，事實上是當時中共在國民黨區域開展其領導活動的大本營。
　　我在一個小房間內坐定后，徐冰走進來了，他和我熱烈的握手，笑聲不停，倒真像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想起在延安時他對我的態度，這時的客氣令我心中忐忑不安。
　　「今天在這裏吃便飯了，到了這裏，你像是回到娘家一樣。」我當然不好客氣，就耐心坐下暢談了。
　　「你比從前消瘦多了。」他看了看我說，又滔滔不絕的談到營養問題，似乎很關心我的健康。
　　這天我和周恩來單獨見了面，他說：「中朝關係將來是的確太重要了。第一次中日戰爭中，中國在朝鮮的失敗，是滿清帝制崩潰的信號。」最後，他要我向金若山先生致意。
　　我和徐冰又繼續唔面數次，他漸漸要求了解我們朝鮮義勇隊的一切，如朝鮮人在中國的黨派活動，他們與中國當局的關係，朝鮮義勇隊的內部組織情況，朝鮮革命者個別的分析等等，後來我們的談話有時他也談到我個人的問題上面。
　　「你離開組織，是黨的一個損失，我很了解你。」他停了停，似乎期待我的反應，我沒有答話，他又繼續說下去：「你離開黨以後，沒有對黨抱怨過，你的表現很好，我們都知道。現在我打算考慮恢復你的組織關係——不過我還沒有向組織上提出過，你的意見怎樣?」
　　我沒有像初入黨時那麼興奮，但聽了徐冰這一番話，心裏也很高興，我隨口說出：
　　「假如組織上信任我，相信我還能為革命工作，我自然是願意的。」
　　我又依樣畫葫蘆的寫好一份自傳送過去，以後徐冰把關於朝鮮義勇隊的這份工作移交給當時周恩來的私人秘書陳家康。同時，中共重慶市委于毅夫通知我，我已被恢復了組織關係。
　　陳家康中英文都有相當好的基礎，生得又瘦又小，顯得十分短小精幹，他的記憶力也十分好，往往我說過的話，乃至數目字，他過若干時日還清楚的記得。
　　陳家康給我的任務是：說服金若山，把朝鮮義勇隊調到華北工作去。我當時提供了許多資料給金若山，告訴他日本正把朝鮮人向華北大量移民，朝鮮義勇隊只有在敵後，在華北發展才有前途，他本人對我的信任，以及他周圍的親信都極力支持我的意見。 直到我們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朝鮮義勇隊隊員調去華北，國民黨的當局，還被蒙在鼓裡。
　　起初，中共自動提供了金若山許多諾言，然而，在任務完成以後，中共就變了卦，陳家康以十足的官腔對我說：
　　「我們共產黨人是依靠信仰，而絕不應該以錢去爭取同志。他們要去華北，這是他們自己要求的、自願的，我們已經幫過他們的忙了。朝鮮革命是朝鮮人自己的事。」
　　「不過，家康同志，我們過去曾經答應過人家；而且，現在國民黨打擊他，他在經濟上的確困難，再說，他們現在工作上也確有必要用錢。」
　　「你說的幾點都不能成為理由，我們過去答應他，是的，但是那個時候的情況，有那個時候的工作必要……。」我們爭辯了很久，最後他才答應向周恩來同志商量先借法幣一萬元，過了幾天，他只交給我五千元，我轉交給金若山，他很不快，勉強的收回去，我向他饒舌作了好久的解釋，我說：「周先生和陳先生都感到很難過，對你幫助不夠，不過實在也是太困難了。」
　　後來當金若山的幹部全部被中共抽空以後，金若山又通過我向黨里提出，他自己也要到華北去，這時周恩來正式拒絕了。理由說得也很堂皇。「周恩來同志的意思，要金先生繼續留在重慶，這裏的工作比過去更重要得多了。革命工作在哪裡都是一樣的。」陳家康對我說。
　　然而這中間真實的原因，我心裏很明白，金若山是當時朝鮮革命運動中最有威望的領導者，他過去在朝鮮人民中是一個英雄的傳奇性的人物，我們黨里最初必須利用他，才能把這大批青年騙到華北去。但是這批青年到了華北以後，他們還以為金若山是 和他們一道的。如果金若山一到華北，領導的重心自然又落在金若山身上，中共就不易直接控制了。
　　金若山這時很苦悶，我了解他，在情感上，我很喜愛這個朋友，也同情他的境遇。而且處處總竭力幫他的忙。但是，在我們黨的一次小組會上，曾經討論到金若山，黨對他的結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和個人英雄主義者，政治上是不可靠 的。」我不禁要跳起來，想為他說幾句話，然而黨的世故告訴我，這是玩不得的。
　　金若山以個人在朝鮮民族革命中的聲望，後來一度擔任過北朝鮮國防部長，再后又被金日成清算。金若山在漢城時，我曾經以我對共黨的了解，給了他幾封情意懇摯的信，勸他不要到北韓去，他最後一封信隱約的告訴我，北韓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南韓的 情勢太壞了，甚至逼得他在漢城也住不下去，他已經搬到鄉間去了。
　　落筆至此，我黯然下淚，往事縈徊，故人依稀，我敢說金若山本質上是個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但是，天涯之闊，竟讓我們的英雄沒有去處。競也讓這個英豪走投無路，多少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都是在這種情形下被共產黨利用的。我能不拍案浩然長嘆！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皖南發生了新四軍對國民政府的叛變，我有好幾個朋友都死於這次事件中，傷心倍甚，我當時聽了黨內的宣傳說：這是國民黨對我們黨的陰謀，我益加憤慨。這時在重慶的我們黨的組織，幾乎每天至少總有一兩個傳說，說是政府準備 要按黑名單逮捕我們，一般半公開的共產黨員和黨的工作者，這時都奉命轉入地下或調動工作，我們同志間在途中遇到，也不敢招呼。
　　我蟄伏在金若山的家裡，住了半個多月，這時，陳家康和于毅夫都相繼離開了重慶，周公館通知我，如果有重要的事，可以直接與董必武聯繫。不久董必武派人來對我說：
　　「國民黨正準備對日本人投降，蔣汪就要合流，全國性的反共高潮就快要到來，為了保存黨的優秀幹部，組織上作了全面的應變準備。」所以，送來路費五百元，車票和國民政府軍委會的證件等，要我即刻動身，到蘇浙邊區工作。先到浙江屯溪聽候組織上進一步的指示。
第十一章皖南浙西地下鬥爭
　　

從四川到安徽屯溪，我繞道貴陽、桂林、衡陽、鷹潭這條路，為了想藉這個機會，看看朋友，我又從鷹潭乘了浙贛鐵路的火車直達金華，金華有一朝鮮義勇隊的辦事處，負責人都是我在重慶時的好友，我到金華的時候，金華一度緊張，我們就隨著台灣義勇隊 到了衢州，不久，我們又一同回去，在這段時間內，我和台灣義勇隊的總隊長李友邦相處了一段短時期。
　　李友邦後來已在台灣以共諜的罪名被槍決，他是台灣人，在黃埔四期讀過書，參加過中共，又被捕自首過，直到抗戰開始，以黃埔生的關係，組織了台灣義勇隊。開羅會議以後，台灣決定歸還祖國，台灣義勇隊改組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國民 黨黨團合併后，李友邦以青年團中央團部的幹事一躍而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直到後來他被捕下獄。
　　據我與李友邦私人交往對他的認識，李友邦在國民黨中不斷陞官，而且做的是黨官，但是他在信仰上始終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他常在公開集會中演講，滿口「總裁偉大」，「國民黨萬歲」，一下台以後，立刻又向我們解釋：「他媽的，這是什麼玩意 兒。」因為他從朝鮮義勇隊的朋友中，也知道我是一個半公開的共產黨員，因此對我說話也相當露骨，他迫切的希望我們能幫他解決中共的組織關係，竭力向中共討好，在當時的台灣義勇隊中，掩護了不少的共產黨員，後來在台灣被槍斃的女共諜朱諶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李友邦和金若山正相反，金若山是後來一步步從 被騙到被逼與共產黨站在一起，而李友邦則賣力的向中共爭取表現。不過，李友邦雖賣力，中共卻始終對他沒有好感，所以他常感到苦悶。李友邦個人的生活很奢侈，家中滿置最新式的陳設，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上一座小山，得坐四人大轎。遇到國民黨的達官貴人駕到，趨炎附勢，饋贈手面很大。他常常又向我們解釋：「這 是不得已的，不學點官僚樣子，在國民黨內是混不成的。」
　　金華是一個可愛的小城市，氣候溫和，街道整潔，市面繁盛，百貨充斥，攤販的叫賣聲，婉轉動聽。這個小城市常常被人披上了「小杭州」的外號。可惜我在半個多月以後，就匆匆的取道蘭溪去屯溪了。
　　到屯溪以後，我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遵照組織上的指示，我寫了封信給新河灣「南皖旅社」轉交劉盛之先生，內容是說：令親陳石如先生托我帶給你一些禮物，已經帶來了。下面的具名是「徐忠發」。
　　信發之後，我一直等了五天，沒有回信，也沒有人來，屯溪接近前線，旅館查得也很緊，我十分焦急，於是親自跑去，一看我的信還插在那兒，當時我本想把信取回，但仔細考慮一下，這是組織上的指示，我怎能違背呢。還是耐心的回去等著吧。
　　大概又過了三四天，終於在一天早上八點鐘左右，我還在熟睡，突然我的房門被人輕輕的「砰砰」敲了兩下，我被驚醒，披上衣服開了門，一看是個五十上下的傭工模樣的老頭子。
　　「你就是徐忠發先生嗎?」
　　「是的。」我本來還帶著三分睡意的神態，突然被他驚醒。因為我在旅館登記的是我的出差證的名字，「徐忠發」三個字只是我給劉盛之的信中用到，我用雙眼緊緊的釘住他，「你是——」
　　「啊，我是劉先生要我拿禮物來的。」我給他遞過一杯茶去，他就一屁股的坐了下來。
　　我們的談話，漸漸從天氣，說到屯溪吃的玩的，彼此都在繞圈子，摸索對方。
　　「這是什麼顏色?」老頭子指一指自己身上的衣服對我問。
　　當時他穿的是一身陰丹士林布的短服，然而我卻毫不遲疑的回答他：「你這是白色的。」接著，我就撲到他身邊，驚呼：「啊，你就是劉先生，劉同志」。
　　這是我離開重慶的時候，組織上告訴我在皖南的一個暗號，當你的信件發出后，組織上和你連絡的時候，不管他指一樣什麼顏色的東西問你，你一律說是白色的，然後，你們就可以暢談一切了。
　　老頭子後來告訴我，劉盛之這個名字也不是他，不過是一個代名字，他的名字是江耀祖，江耀耝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字，我又不知道了。而且他實際並不算十分老，不過為了「工作」，留得滿臉的鬍鬚罷了。
　　我們在互相表明身份以後，他告訴我，這裏的環境太壞了，國民黨特務十分猖獗，第三戰區的長官顧祝同是親日派，和漢奸汪精衛有勾搭，他們不打日本人，專對付共產黨，要我務必謹慎。
　　第二天，他替我介紹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又給我找到一個臨時的住處，於是我就遷出了旅館。
　　「要錢花的時候，你就找這位殷經理調一調，他是我的好朋友。」老頭子又給我介紹認識了一個大南商行的殷經理，並且這樣囑咐我。
　　第四天，我參加過一次小組會議，小組會是在一家成衣鋪裏面舉行的，成衣鋪里有我們自己人作眼線，裏面我們擺著麻將抬子，六個人坐著，其中兩個人裝做看牌的樣子，主席是欒長明，當時的蘇浙皖邊區區委，後來當他不能在皖南立足時，被調到蘇北 當縣長。他約三十多歲，給我的印象是個花花公子，胸前掛了一隻「皖南行署」的證章。一出門就亂叫黃包車，有一天他和我在一道，為了和車夫講價斤斤計較，他摑了無產階級車夫兩記耳光，連我都看得呆了。有時他花錢又很隨便，常常進館子，一叫就是許多樣名貴的菜，大吃大喝，他對我說，他用錢都是從家裡帶出來的，他幹革命完全是貼老本的。
　　借打麻將開小組會，常常也弄假成真，因此同志間賭風甚盛，為了工作上的必要，組織上也並不說什麼。
　　我和殷經理見面以後，他不久交給我一百元，，但是我在一星期就花光了（當時普通的伙食只吃三十多元一個月），為此我被老頭子叫去罵了一頓，他說我花錢太隨便了，完全失掉立場。他並且警告我：「你的生活，你的一舉一動，組織上全知道。」他 後來又要從我的談話中，了解了解欒長明最近的私生活情況，另外，他還告訴我，有一個姓蕭的青年同志，政治上可能有問題，不可靠，要我留心他。甚至他介紹給我的那個「好朋友」殷經理，他也對我說：「他只能做朋友，政治上是靠不住的。」
　　每一個高級的負責同志都提醒我們，不僅要提高對黨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對黨內同志的警惕性，他們隨時在互相之間需要「了解」，當然也一樣需要「了解」我。我們的天地是如何狹小啊，在我們的組織以外，自然都是我們的敵人；在我們同志間， 甚至包括那些和我們最接近的「了解」你的同志在內，誰又能保證，說不定他正是你的敵人呢!
　　「潛伏在組織內的敵人，要比我們正面的敵人可怕到一千倍、一萬倍，他們偽裝積極與忠實，取得組織上的信任，實際上在從事反黨的活動。搞地下組織工作最艱難了，有時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忠實可靠的份子，結果卻是一個敵人的姦細。一個愈像忠實可 靠積極的同志，愈要當心他。」老頭子有一天對我這麼說。
　　「然而，我相信，真正的敵人姦細，那不過是極少數中的少數罷了。」我表示我的意見說：「我們總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同志都當作敵人看。』
　　「不對，」他立刻否定了我的意見，「提防黨內黨外的敵人同樣重要，中國有句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黨內的敵人比黨外的敵人更危險。」接著，他又以最沉重的語氣補充了一句：「我們黨內一切的反黨活動，都是和敵人直接有聯繫的。」
　　我習慣地點點頭，眼前出現一個可怕的陰影，一種無名的恐懼情緒在我內心激蕩著，「姦細」、「反黨活動」這些帽子我過去不是都被加過嗎?一頁頁沉痛的回憶，湧上我的心頭，而這時，老頭子卻繼續說了兩句話，好像正是針對著我，為了安慰我似的。他說：
　　「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志，組織上是絕對信任他的。」
　　考驗，這中間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為了考驗一個同志，組織上有時故意給你一些無理的打擊，甚至布置好一個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驗掉自己的性命。
　　老頭子有一次和我又談起在江西蘇區時代屠殺AB團（是一個接近社會民主黨性質的組織，江西蘇區時代，在中共黨內有極大影響）的故事：
　　「那時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著一批同志審判別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審判別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審判，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我敢說這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證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假如你不是反黨份子，當黨指你是AB團 的時候，黨對你說，你一經承認就可以無事了，一個意志薄弱的共產黨員，往往因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來；而另一部份，則因為黨寃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滿，對黨抱怨。黨當時處在萬分緊張的鬥爭情況下，正需要把黨內的這兩種份子清洗出去，前一種份子意志薄弱，本質上是易於動搖的，后一種份子對黨抱怨，正證明他對 黨的忠誠不夠，這兩種人都隨時易於成為叛黨份子，殺了乾淨。另外還有一些亂用AB團的罪名殺人的幹部，當然黨也是一併殺了……。」他滿口殺呀殺的，說得滿不在乎，唾沫好幾次噴到我的臉上，他也毫不覺得，又繼續說下去：「同志，這次清洗我們的黨，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殺掉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黨，今天還成個什麼樣子呀!」最後他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話算是作了結論：「至於我，自然也是從那次鬥爭中考驗過來的。」
　　「那麼你當然也吃過一些苦頭了。」我半開玩笑似的說。
　　「自然，赤衛隊先把我綁起來，主持審判我的一個幹部不斷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張承認自己是AB團 員的自白書上簽字，我至死也不承認這回事。然而我卻不斷呼號著說：『黨對於反革命份子的嚴峻處置是對的，我始終忠實于黨忠實于共產主義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巳貢獻于黨，你們怎樣處置我，我都沒有話說。』幾天以後，另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來處理我們的問題，我就被釋放了。而那個灌我辣椒水的幹部，卻以AB團的罪名被殺了。」
　　老實說，對於這種組織生活我開始有幾分厭倦了。經過自己過去切身體會過的、自己看到的、聽到的，馬克思主義的聖潔信仰，在我心中早巳打了折扣。這時能夠維繫我最後一個時期的組織關係的，不如說是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念——忠的觀念束縛住我，加上對組織的恐懼。
第十二章「借刀殺人」的故事
　　
我當時的工作是幫助老頭子整理各地的工作報告，和我接觸的除我們小組的五個人外，另外一個就是小蕭，他是作交通的，我們小組中後來又陸續走了兩個，另外新來了一個，他的名字叫瞿飛，是一個新四軍的老幹部。
　　成衣店是我們常常碰頭的地方，成衣店的櫥窗中放著幾件衣料，是用著做各種符號的，藍花的放在上面，是要你等一等再來；紅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如果你不是特別約好的，請勿進來；無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你可以自由進去；如果這幾件衣 料一起收去，就表示，這裏發生危險或已經發生什麼事故了。
　　成衣店連老闆和老闆娘，夥計在內，一共只有四個人，但是開起飯來總有一桌，我們有幾個同志是經常在那裡吃飯的，我偶爾也在那裡吃過一兩餐，碰到生面孔彼此也不介紹，欒長明只為我介紹過老闆，說：「這是李老闆，大家都是朋友，李老闆是很好客的。」
　　另外我還到過一個地方，是一個王大嫂的家裡，這是組織上專門用以個別談話的地方，王先生據說是作跑單幫的生意的，經常不住在家裡，我們的同志就作為王先生的單幫客朋友而常常在他家裡進出，實際上我後來也明白，他們不是正式夫婦，是由華東 局派來的一對臨時夫婦，在租好房子后男的就奉命調到別處工作去了，而這個女的，後來就又成為老頭子的情婦。
　　在王大嫂家裡，有一次我留下一張條子給老頭子，後來他為此又申斥我一頓，他說：「你有什麼事當面對我說，別再寫條子，一個好的秘密工作者，絕不能在任何場合留下一個字的痕迹。」
　　「王大嫂是我們自己人。」我解釋說。
　　「誰是自己人，誰?誰?」他歇斯的里亞似的暴跳起來，直到我認錯了為止。
　　「民國二十三年，我在福建被捕了，是由於叛徒出賣我的，他一口咬定我，我始終矢口否認，我前後一共被審訊過十幾次，國民黨就一直拿不出一點證據。我甚至說我是不識字的，他們對我一點辦法都沒有，最後把我送到南京模範監獄去。假如我平時留 下一絲一毫的筆跡，那一次不是就完了。」他以教訓似的口吻對我說。
　　一般的共產黨員都規定在同志間除對上級外，絕不得提起自己的過去的事，但是老頭子卻在興緻來的時候，總喜歡在我面前炫耀，常常和我談起他過去的故事：
　　「我也在上海工作過，我們的工作，一直打入敵人的心臟，巡捕房就有我們自己的人。」他很自傲的向我看了一眼。「有些同志利用這種身份，殺一些共產黨員取得上面的信任，這也是對黨的一種貢獻，遇到緊要關頭，他們對黨的幫助可真不小呢!」
　　「呀!」我不禁要驚呼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呢?」
　　「大驚小怪做什麼，你聽我慢慢說下去，比如有一次，那時康生同志當上海聞人虞洽卿的秘書，黨的中央執行部在上海，王明、周恩來等都集中在那兒，有一天又遇到叛徒告密，中央執行部被破壞了，幸虧康生同志事先與巡捕房的同志有連絡，否則全完了。」
　　外間落著傾盆的大雨，這天，他似乎也不準備出去，我們一面談，一面剝著花生，過一陣，又買進來油豆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他的興趣愈來愈好，又繼續說下去：
　　「包打聽（偵探）和我們真像捉迷藏似的，我們把他們兜得團團轉，當我們發現敵人正在集中注意力對付我們的時候，我們索性就和他們多開些玩笑，你還記得，過去上海報紙上不是有所謂綁票案、箱屍案一類的社會新聞嗎?這 種玩意我們就干過，殺的有些是敵人，有些被組織上認為有問題的，人不知，鬼不覺，干出以後，鬧得社會上滿城風雨，敵人終日忙個不休，疲於奔命，然後再乘著敵人眼花撩亂的當兒，給巡捕房再撥些離奇的電話去，指揮他們滿街東奔西突，煞是有趣，我們坐在家裡哈哈大笑，這是為了什麼呢?這就叫做麻痹敵人的神經，這就是鬥爭的藝術……。
　　「我們不僅要迷惑敵人，甚至要迷惑自己的同志。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沒有一個同志是絕對可靠的，有時我們要這樣做，卻故意要裝戍另一個樣子。革命的策略沒有直線的，總是迂迴曲折的，沒有規律的，全靠隨機應變。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老頭子繼續說。
　　「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這次我再次的聽到這句話，全身出了一陣冷汗。
　　這一天，我走到成衣店的附近，櫥窗內的衣料突然收去了，我趕快奔回去，一看我們門窗上的毛巾（安全符號）也被收去了。我正在路邊徘徊猶豫間，突然有一個人從後面輕輕的推了我一下，回頭一看，正是王大嫂，我又驚又喜，她對我使了個眼色，示意我不要多說話，隨著她走。
　　我們走進一條小巷子，巷口擺著一副餛飩擔子，賣餛飩的對王大嫂點了點頭，我就眼在王大嫂後面繼續走進去，在一座房子的前面，門口又坐著一個要飯的叫化子，他也對王大嫂微笑了一下——沒有問題，賣餛飩的和叫化子都是我們的同志化裝的。這情形已經明白的告訴我，一定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故了。
　　跨進門內，迎頭正碰見小蕭，房內擠了七八個人，在紛紛議論，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在這天早上，我們一個制炸藥的同志，他因為一失手之間，驚動了鄰舍和房主，結果大家都說他是漢奸，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了。而這個同志，是知道我們幾處連絡地點 的。於是各處下了安全符號，紛紛搬家。
　　這事很奇怪，這個被捕的同志，在第三天就出獄了，他是本地人，聽說他家裡化了點錢。
　　這個同志的輕易釋放，又惱怒了我們的老頭子。「問題絕沒有這麼簡單，這一定是敵人的反間計。」他肯定的說。
　　「幹掉他，免得留下後患。」另一個同志提出獻議。
　　老頭子沉著臉沒有答話。
　　「這個小赤佬，我只要把他騙到郊外，兩個指頭就結果他了。」
　　老頭子依然沒有答話。
　　幾天以後，這個為制炸藥被捕過的同志果然失蹤了。我曾為此問過老頭子：「是不是我們把他幹了?」他起初搖搖頭諉稱不知道，後來他不著邊際的對我談了一套理論：
　　「你知道嗎?革命是需要殘酤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們的敵人。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革命的殘忍。放過一個敵人——即使他是可能的敵人也吧，你想一想，革命將遭受多麼重大的危害，錯殺一個，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人有什麼關係，革命是多麼大一件事。」
　　我不便再追問下去。
　　在這同一時期，那個被害同志的家屬，也在向地方當局要人，警察局堅決否認知道這個人的下落，家屬說：「先前被你們關過，現在繼之以失蹤，還不是你們乾的嗎?」而這時我們黨的組織，卻又命令在屯溪的黨員發動地方開明份子出面講話，控訴國民黨親日派殘殺青年，油印的小傳單也寫得十分動人，說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的又一滔天罪行」。
　　國民黨的儍瓜們，卻也把所有的憲警們申斥了一番。
　　「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老頭子又在對我上課了。「因為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為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資料。否則的話，只好我們自己動手了，不過，那總是不得已的。」
　　天啊，這些就是革命嗎?我痛苦的在我內心叫喊。
　　跑開吧，逃走吧，但是，我到哪兒去呢?我不會被人譏為懦怯嗎?我不會被人罵為變節嗎?
　　在我們一道工作的同志中，新來的瞿飛也和我相處得很好，他喜歡飲酒，是個酒鬼，又特別愛揩別人的油，常常拉住我要我請客，一陣酒興上來，三杯黃湯下肚，他也能和我無所不談。
　　「過去幾年躲在山裡打游擊，實在太苦了，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他的牢騷開始了。「現在調來做白區的秘密工作，真是到了天堂啦!」
　　「你說這是天堂嗎，那我們還要革啥子命?」我笑謔地對他說。
　　「錯了，錯了。」他連忙更正。「算我犯了錯誤。」
　　「不談這些了，我們還是談你打游擊的故事吧。」我特別推崇了他一番：「關於打游擊，你的經驗太多了，我要多多向你學習呢，你不相信吧，我也打過游擊呢，但是後來失敗了。」
　　他立刻加倍的自傲自大起來，很輕蔑的看了我一眼。
　　「你也打過游擊?你們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打游擊你們怎麼成。」他接著問我失敗的經過，我不便把新四軍收編的事說出來，推說是為了經濟問題。
　　他立刻接下去說：
　　「對呀，頂重要的是經濟問題，打游擊找人並不困難，簡單的武器也容易解決，但是，弟兄們總不好餓著肚子呀!」
　　「那麼，你們過去是怎樣解決的呢?」我問。
　　「看你這副書獃子的樣子，那裡配談打游擊，好吧，總算看在老酒的情份上，老子給你上一堂課吧，」
　　「輕聲點好不好，這裏還有別的客人呢!」我輕輕的拉了他，提醒了他一聲。
　　「嘿，你這膽小如鼠的形式邏輯者。」他常常怕別人看不起他是工農幹部出身，總愛似通非通地突然用這麼一兩個名詞湊合上去。「其實，只要發得下狠心，找錢也不難。打土豪是個辦法，可是現在不行了，不過你要是指他是通敵的漢奸，他就沒有話說 了，反正是不必經過公審的，或者還可以把游擊區以外的有錢的紳士拖進來。所以要執行得法，打土豪現在還是一條路。設卡收稅也是個辦法，不過這需要有一個比較鞏固的游擊根據地才行，武裝走私也是個辦法。伏擊敵人的運輸車輛也是個辦法，不過那總是太危險了。最有效的辦法是直
接向老百姓搶……。」
　　「怎麼，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對我們發生反感嗎?」我打斷他的話說。
　　「你真是又太書生之見了，這完全是技術問題。」他張大了口，送進去一塊塊大肥肉，狼吞虎咽一陣以後，又接著說：「比如說，我們先派一部份同志化裝土匪去搶了，等到老白姓報告到我們隊里來，我們就立刻派一支部隊追上去，這時，我們那些奉命 搶掠的同志，已經滿載而歸，從另一條路歸隊了。這樣，老百姓不但不會對我們有反感，我們地方黨的組織，還要發動老百姓對我們慰勞呢?」
　　他說著不禁大笑起來，我也假裝附和著他笑，並且連聲讚美。
　　「還有一個好辦法。」他說著又吞了回去。
　　「說呀，幹嗎說了一半又吞了回去。」我催促著他。
　　「這是萬萬說不得的，說出去你我都完蛋。」他想了半天，終於耐不住的說了出來：「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印假鈔票，你不見我們黨里拿出來的都是一疊疊的新鈔票嗎?」他用手做了一個印刷的態勢，「還不是這麼嘩啦嘩啦發出的。」
　　這次他沒有笑，臉色沉重的看著我。
　　「我看你有幾分醉意了。」我對他說。

第十三章「野百合花」的啟示
　　
老頭子總算待我並不很壞，他後來準備到天目山和杭州一帶去處理一些問題，決定把我帶在他身邊。天目山是國民黨所領導的游擊區根據地，杭州是日本人佔領的城市，為了好奇心的驅使，我也很高興作這一趟旅行，雖然是很冒險的。
　　「不要怕，在那一邊（指日本人和汪精衛漢奸方面），我們自己人多得很。」老頭子特地這麼對我說。
　　由屯溪，我們乘木船到了浙江的桐廬，桐廬以上，都是山地，我們步行至於潛，在靠近臨安縣二十華里的一個私人小醫院，老頭子召集了浙西地委會議，出席會議的連我和老頭子一共是七個人，在安吉，孝豐一帶，有一支我們黨所領導的游擊隊，也派出 一個代表從敵後趕來參加，會議關在醫院的手術室中舉行，一共舉行了一天半，老頭子首先作了政治報告后，我們又聽取了各個地委的工作報告，這時我才明白這次老頭子的此行目的主要有幾個：一是解決當時黨所領導的游擊隊與地方黨之間的摩擦，據地方黨的幹部所申訴的理由，游擊隊處處忽視地方黨的領導地位，侵犯群眾利益，表現軍閥主義，游擊隊的黨代表對此也有答辯，他們認為地方黨的幹部不能與他們配合，以致軍事行動上屢受牽制；後來有個地委指著游擊隊的代表說：有幾個游擊隊中的幹部，跟地委關係較為接近的，或者被你 們秘密處決，或者藉作戰的機會，你們從旁開槍把他們打死了。他們爭論得十分激烈，幾乎要動起武來，游擊隊的代表甚至說：「這塊革命根據地是老子們一手打出來的，老子們要怎麼干就怎麼干。」這幾句話把老頭子也激怒了，他大喝一聲，才把那個游擊隊代表壓制住，然後他做了結論：一部份地委及地方幹部改派游擊隊的 幹部參加，而今後游擊隊必須由地委統一領導，這個結論當時被認作是公正的，但是游擊隊代表卻堅持全部地委及地方幹部，由游擊隊改派，最後他們雖然勉強接受了黨的決議，但是當會議結束后不多幾天，我和老頭子還沒有離開天目山的時候，孝豐的游擊隊就逮捕了十多個地方幹部，和擅自派出大批他們自己的人，老頭子聽 了這個消息一句話也不說，氣得臉色發青，他說：「這些違反黨紀的叛徒，我決定向組織提出開除他們的黨籍。」後來游擊隊的領導人被開除黨籍沒有呢?沒有。老頭子和游擊隊領袖的申訴同時被送到黨的華東局，華東局並沒有追究是非，黨的領導政策是尊重有槍桿有實力的幹部的意見的，因此終於追認了游擊隊所派出的幹部為合法的，這時老頭子已在江西玉山被捕下獄了。
　　老頭子被捕后不久，梅益就從上海趕來接替了他的工作，梅益原任上海市委的宣傳部長，是一個知識份子出身。過去的老頭子雖然看不起知識份子，但他處處還覺得需要依靠我，所以我們彼此之間還相處得不算很壞。老梅卻是另一種作風，開口閉口大罵 知識份子不可靠，遇事好像專門和我作對似的。他是一個瘦長的個子，戴著近視的眼鏡，胸襟狹窄，說話尖刻，言語傲慢，舉止粗暴，對同志的態度，幾乎不把每個人當人看。
　　「買不到三炮台，也該買大前門，這種蹩腳香煙怎麼能抽!」第一天他著一個同志去買香煙，就發了一頓大脾氣。
　　我們在第三天開了一次會，他聽取了每個人的工作報告后，作了總結：
　　「每個同志都必須立刻找到職業掩護……。
　　「我們應該盡量利用進步份子，我們自己的同志不應該隨便直接出面領導鬥爭，必須極端謹慎保存黨的幹部，過去的山頭主義是不對的……。
　　「一切的力量都應該利用，又應該巧妙的利用，站穩立場，分清敵、友、我三方面，但是我們的敵人和朋友，不是絕對的。我們共產黨人，認定所有的資產階級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也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就要到來。但是我們為了縮短革命的時期，和 減少革命的犧牲，我們應該針對資產階級內部的混亂現象，在一定的情況下，決定打擊的對象和爭取的對象——列寧說，雖然他是暫時的，不可靠的也好。我們黨的 今天的基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不要忘記，這僅僅是今天的政策，我們所面對的是全世界的階級敵人。」在他的工作總結中，一句話沒有提到打日本人的事情，連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的今天的基本政策」，也不過成為一句幌子吧了。
　　這時，太平洋戰爭已經開始了，在這以前，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們黨中央政治局頒布過一個「增強黨性的決定」的文件，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性，糾正一般黨員的個人主義自由思想，以及一切無組織無紀律的作風。這文件的中心意義是：由 于抗戰，我們的黨獲得了空前的擴展；但是也正由於這種擴展，民族意識和自由主義帶進了我們的黨，黨的高級領導當局認為這是我們組織上的一種危機，認為如果不強調國際主義、階級意識與黨的集中性、服從性，以打擊民族意識和自由主義的話，則我們的黨，可能為各種資產階級與小
資產階級所麻痹與瓦解。老梅的講話正是在這個文件發表以後。
　　在每次開會的中間，老梅總是威風十足命令我們「坦白所有的錯誤」，好像這項「整風」的對象，專為整我們，與他自己無關似的。
　　有一天，鬥爭會居然爆出了冷門。
　　「我可不可以對我們的領導同志批評幾句話。」說話的是一個北方大漢，我也仔細的看了他一眼，他是剛從蘇北派來工作的星光同志。
　　「當然可以，不過要舉出確實的事實，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領導的威信。」老梅答覆說，顯然，他的神情是緊張和不安起來了。
　　「是的，梅同志，我說的是我們黨內領導者的官僚主義，有的同志批評別人的地方，正是他自己個人的錯誤。有的同志口裡說得挺漂亮。說是反對黨八股，但是他們卻偏偏滿口都是黨八股；他們說是反對宗派主義，但是他們打擊別的同志，偏偏從宗派主 義的觀點出發，他們說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但是他們自己卻滿口都是主觀和教條……。」
　　「不，星光同志。」老梅立刻打斷了他的話。「你不要儘是繞圈子說話，你不能任意打擊組織上的威信。你你你，你舉出事實來。」他已經無法掩飾他的惶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急得用手帕擦了擦額上的汗珠。
　　所有的同志都提高了興緻，大家都會意的偷看了一下老梅，等待看這場好戲。
　　「我說的不是事實，是原則。」他的答覆令我們大家都感到大失所望，老梅卻因此鬆了一口氣。
　　「對了，剛才星光同志論得很對，我們每個領導同志，都應該注意不致犯這樣的毛病。」他好像突然從一個噩夢中清醒過來，轉過臉，對我們大家這麼說。
　　有一天、我偶然逛進一箇舊書鋪，在無意間翻到一本王實味著的「野百合花」，我如獲至寶似的把它買下來，秘密地藏在懷裡，偷偷的帶到一間小茶館，把他夾在一份報紙中一口氣讀完，心中覺得一陣無限的舒暢。「野百合花」是一篇諷刺當時延安生活 腐化浪漫的雜文，一年前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在中共高級當局間掀起了軒然大波。我早巳留心「野百合花」的事件，對它極感興趣，只可惜這篇文章直到現在才看到，真是莫大的遺憾，我現在還記得「野百合花」中有幾段最刺眼的文字是：
　　延安的生活，「衣分三色，食分三等。」「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到處烏鴉一般黑，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他對於別人沒有一點愛，要做群眾工作非塌台不可。」「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級對上級感覺他們是異類。」
　　「野百合花」，對我們黨的腐化情形，多麼大胆的暴露!對我自己接觸過的「野百合花」中所寫的這些人物，刻劃得多麼生動!
　　在這時候，王實味對那些「大人物」的挑戰，已經獲得我的共鳴。我默默地為這個黨的「叛徒」祈禱，祝福他。
　　我良心上實在不容許我再這樣廝混下去，這幾年來，我所親身體驗、經歷的還不夠嗎?我直接所見的還不多嗎?難道我還要繼續欺騙我自己，以為這些幹部的罪行，與黨的領導、黨的路線、黨的整個政策無關嗎?難道我還可以拿寬恕個別幹部的態度來寬恕整個黨的罪惡嗎?難道我的忍耐，我對黨的怠工，就可以洗脫我的「同謀犯」的罪名嗎?
　　我要招回我的靈魂，我要呼喚我的靈魂，勇敢一點啊!
第十四章擔任東方文化協會秘書
　　

這時金華已經被日本人佔領，我們黨又在金華、義烏、東陽、永康、武義一帶，領導組織了一支游擊隊，我被老梅派往連絡。其實，這本來是很不必要的，因為這支游擊隊巳在浙江省委的領導下。不過，在當時我們黨的地方領導者中間，有一種十分普遍的看 法，黨的中央是重視武裝鬥爭的，誰掌握更多的武裝，誰就有更多的發言權，每個同志在黨的地位，主要的要依靠在武裝鬥爭中的力量來決定，因之在敵後或接近敵後的許多地方黨的負責幹部，除了隨時與國民黨的游擊隊摩擦以外，甚至我們自己的同志間，也互相吃掉對方的部隊。黨的中央沒有什麼是非可說，他永遠是相信力量就是代表真理，有更多的槍杆子的一方面總是對的。我曾經進出過敵人的區域，加上對金華一帶的情形也比較熟悉，因此就被派了我這個任務，而老梅卻不知道，我這時早巳下了決心，乘這個機會逃出他的魔掌。
　　在金華下船以後，我直奔火車站，當時的火車僅可以通到龍游，我買了車票，這天火車脫班，夜深才到湯溪，我面對著凄涼的黑夜，不禁潛然下淚，誰能夠了解我這顆痛苦和寂寞的心啊!
　　這許多年來，我的一顆純潔的心，一天天受到損傷，我貢獻了我的青春給這個理想——我過去把他看得是如何的崇高和偉大啊，如今，他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經全部變得漆黑，這個追求，今天已經徹底的幻滅了!
　　在天色微白的時分，我打定了主意，到重慶去吧，由於在重慶我還有些朋友，可以找到職業。我寫了一封長信給金若山，請他匯一筆路費給福建南平的一個朋友轉給我，同時並請求他，千萬別在「我家裡的人前面」（暗示中共）提及我，詳情容我再當面 和他談，我很感謝他，當後來我抵達南平的時候，接到他的覆信，知道他都為我一一辦到了。
　　南平以下，乘公路汽車可以直達江西贛州，我在途中經過了江西的老蘇區長汀、瑞金、雩都等地，我這時的心情，很不願有任何人和我談到共產黨，然而無論在飯館和旅店中，卻偏遇到有人以這些作為話題，有的本地的老百姓，談及當年紅軍暴行，猶有 餘悸，毛骨悚然，他們還指手畫腳的告訴我，那一家滿門抄斬，那一個村莊的人被統統殺光了，那一處還有滿坑屍骨的萬人冢。我聽了只是臉上不時泛起紅暈，有時很不自然的應答兩聲。
　　當時在大後方，由於戰區的分割，交通極感不便，從贛州我又繞道廣東的韶關乘車到了廣西柳州，再過桂林而達衡陽，在這些地方，我陸續接觸過一些自由主義者的文化人，這些人中，雖然後來幾乎全部投共，但在當時，他們絕不是清一色的左傾份子， 他們雖然也對當時的執政者表示不滿，但是他們的心情我是完全了解他們的。在我自己，當時雖然對於中共已經極端痛恨，但對於這批自由主義的文化人對政府的批評指責，我依然是具有同感的。
　　這一次旅行，耗時一個半月，歷經九個省份，最後再度取道貴陽，於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回到重慶。
　　到重慶的第二天，金若山設宴為我洗塵，席中金若山為我介紹了東方文化協會的秘書長郭春濤。郭又邀我擔任了「東方文化協會」秘書。
　　我在郭春濤家裡，陸續認識了許多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民主同盟的人士，如譚平山、王崑崙、章伯鈞、鄧初民等等。郭春濤往來的朋友，多數是反蔣的老國民黨黨員、非共的親共分子，他曾提出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應該提高自己的自尊心，組織成一個獨立 的政黨。他常說：「黃河有了河套，長江有了支流和湖泊，所有的水就不至盡流入海了。」




第十五章創辦「自由東方」雜誌
　　

剛從一個共產黨人的牢籠中飛出，我發現到，在這地球上，除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小天地之外，還有一個廣大遼闊的世界，我慚愧和譏笑自己過去是多麼無知和淺薄，我們過去被關在那樣一個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小天地中，對於這個真實的世界，竟是這麼茫然。 我們在共產黨內，受的是偏見、武斷和仇恨的訓練，他們把這個世界說得如何的醜惡，但是卻把我們帶入一個更醜惡的行為範疇中去；他們說另一個「天國」是如何如何的美麗，然而這批把我們引進「天國」的帶路人，我一個個都見到了他們的真面目，他們起初戴上和善的面具，和你接近時，都很溫文有禮，然後，他們口中念 念有詞，漸漸就用毒藥把你迷昏過去，於是，這時你沉醉在夢中，他們就乘機綁了你的手腳，給你加上鐐銬，當你發現站在你面前的突然是這批青面獠牙的怪物時，你一時會感到詫異，但是他們都個個稱呼你是「親愛的同志」，或者，你和他們的廝混就會逐漸感到習慣了，於是，他們也把你裝上青面，配上獠牙，加以「改 造」，他們還會對你說：「對人的鬥爭，是需要殘酤的。」
　　這是可怕的噩夢，可怕的長夢啊!多少人做過我這樣相同的夢，又有多少人在這個夢中遭受了毀滅!
　　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著我的遍體鱗傷的身軀，終於勇敢的，不顧一叨的，從這個囚籠中掙扎出來。
　　「無疑的，這個現實的世界也是醜惡的，但在兩種醜惡之間，我倒覺得這個現實的世界還可愛得多了，因為他至少還有一半的光明面。」有一天，我對郭春濤這麼說。
　　「你說的光明面指的是什麼?」他問。
　　「至少，我覺得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空氣是不必化錢買的。而在另一個共產黨的小天地中，連空氣也被專有和統制起來了。」
　　郭春濤沉著臉，半天沒有回答我的話。
　　「你不要誤會，我絕不是為這個不合理的社會辯護。」我接上去說：「我繼續在尋找革命的道路，中國和世界都要換個樣子的，但是總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國今天需要怎樣的政府呢?第一要肅清貪污無能的官僚，第二要顧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計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麼，更多的自由，這個政府一點自由也沒有給我們，這完全是個獨裁的政府。」他激怒的說。
　　「郭先生，我以為你不必這樣動肝火，意氣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養，當然看問題要比我深刻得多。」我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濤的氣平了下來，又繼續說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為一個國民黨員，還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可以高談闊論的大罵國民黨，你能說國民黨獨裁嗎?如果國民黨真有一套獨裁的本領，你的腦袋早就搬家了。」
　　他微笑的點了點頭，好像還同意我的說法，又聽我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呢，我個人與國民黨只有怨，沒有一點緣分，但是，我們說一句話總得對國家對人民負責，那麼我可以說，如果你指責國民黨的政府人員無能則是天公地道，要說他們獨裁，他們就太不夠資格了。」
　　在我們這次談話后不久，我和他提出一個辦刊物的計劃，我的計劃是由東方文化協會出面來主辦，他起初表示極力支持我，後來聽信了王炳南的話，就變卦了。我一怒而離開東方文化協會，我說：「這個刊物我決心辦，現在我自己單獨來。」
　　其實，我那時候能憑什麼辦一個刊物呢，我自己身邊一個大錢也沒有，但是，我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辦出這個刊物，我知道，有些朋友都在背後議論：這個窮小子發瘋啦!
　　這個時期，正是重慶的雨季，我全身只有一套爛西裝和一雙破皮鞋，每天拖著沉重的腳步，從天明到黑夜，滿街奔跑，回來的時候就像一個落湯雞一樣，把衣服和皮鞋吹吹乾，第二天再照樣出去……。
　　每一個朋友的地方，這樣三元五元的募化，有的朋友為我的熱情所感動，又為我介紹新朋友。一個月以後，我居然湊集了法幣一萬多塊錢，我的創刊號出版了，這個刊物定名為「自由東方」，我們不談中國的內政問題，專談東方民族的解放問題，獲得了 廣泛普遍的支持，在刊物出版后，又陸續收到許多捐欵，我在這時又出版了一本「朝鮮革命史」的書。刊物不僅能夠按期出版，而且逐漸擴充了兩個書店——牛角沱 的「東方書店」和民生路的「自由東方社門市部」，因為「自由東方」是中國唯一專門研究東方民族問題的刊物，當時在重慶的各國外交人員都十分重視我們的意見，我記得，有一篇關於越南問題的評論，受到英國保守黨報紙的猛烈抨擊，中國外交部還特為此給我們來了一封公函，要我們以後的評論謹慎一點，免得給他們外 交上增加麻煩，我接到這封信后，奔到外交部找楊雲竹司長理論，他倒說得很客氣：「你們寫你們的文章，我們外交部辦我們的外交。」自由法國駐重慶的總領事（名字可惜我忘記了）對我說：「你們對越南問題的看法，甚至我們法國人也具有同感，但是，我要提醒你的，自由法國也絕不讓舊法國的殖民政策重演。」另外， 朝鮮的金若山，日本的青山和夫、鹿地亘，越南的胡志明和其它幾個流亡在重慶的緬甸、泰國人士，都常在我們這個刊物寫文章。胡志明當時在廣西柳州，常和我通信，從他給我的來信中，我知道他在柳州的境遇很潦倒，也很苦悶。柳州有一個「越南革命同盟會」，幾乎所有越南的革命流亡者全部排擠他，有人因為他到過蘇 聯，做過共產黨，罵他是蘇聯的間諜；有人因為他主張與中國合作，罵他是中國政府的間諜；有人又因為他主張與法國建立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線，又罵他是法國的間諜；有人又因為他主張利用日本與法國維琪政府在越南的矛盾，罵他是日本的間諜。他不堪煩擾，常常寫些感傷的中國舊詩寄給我，後來在一氣之下，就回國打游擊 去了。以我的判斷，他在柳州時，可能已經與共產黨失卻組織關係，直到後來他在越南掌握武力的時候，才恢復黨籍的。
　　「自由東方」雖然不評論中國內政問題，但是基本上還是一個中間偏左的雜誌，寫稿的作者中，還有不少左傾文化人如石嘯沖、陳洪進、陳翰伯等，這時中共對我採取保留態度，我思想上比較接近和同情民主同盟，和章伯鈞、鄧初民、張申府，翦伯贊、 沈鈞儒等人常在一起，因此這時我就參加了民主同盟（以下簡稱民盟）
第十六章民主同盟與中共
　　

當時中共與民盟之間的關係並不像以後那樣密切，的確是貌合神離的，中共對民盟的政策是，表面捧場，背後拆台；一面打擊，一面拉攏；個別爭取，分別離間；上層敷衍，下層分化。在基本上，他們很討厭民主同盟，很不願意民盟在組織上有所發展。當民 盟接近瓦解的時候，他們有時也從旁托他一下，因為民盟這塊招牌的存在，對中共是有利的，可以為中共壯壯聲勢，與中共的政策相呼應；但是當民盟一旦在組織上開展的時候，他們又從中阻撓，因為民盟的組織倘真有所發展，在中共又認為是個威脅。所以中共對民盟的態度是，在上
層扶持他，在群眾中孤立他。
　　章伯鈞是當時民盟組織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時民盟的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實際上等於是個無兵的司令。他一方面要仰承中共的鼻息；一方面又得應付內部的責難，「民主同盟，組織散漫，又沒有群眾基礎，太不成個樣子。」有些人常常這樣責備章伯 鈞，而章倫鈞也只好嘆口氣，說聲：「沒有辦法，環境太壞了。」言下大有把這個責任完全推在政府身上的意思。其實呢，說句公道話，發展民盟組織最大的障礙卻是中共。
　　章伯鈞整天滿腹牢騷，罵這罵那，他說話粗魯，聲調宏亮，措詞也毫不閃爍，赤裸裸的，我一到他家裡，他總是留我吃飯，打開他的話匣子，把牢騷發泄完了，然後才肯放我回去。
　　「中國是一個流氓社會，搞政治的一批人沒有七分流氓氣是不成的。你看，蔣介石、毛澤東。一個是都市的流氓出身，一個是農村的流氓出身……。』他說著，口裡噴著白沫，氣憤憤地，「中國的士大夫沒有氣節，沒有一點骨氣，讀書人一個個都變得這麼無恥，你看—看黃老頭子（指黃炎培）從前清秀才，到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的政府，那一個朝代沒有他的份；沈老頭子（指沈鈞儒）表面上一副道學先生的樣子，其實他的要求最簡單，只要抓到他的癢處，一點小甜頭他就不講話了；再說譚平山，簡直更無恥了，過去領導過共產黨，以後
被中共趕出來，就和我們一起組織第三黨，以後又參加國民黨，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最積極份子，現在又一變而為『前進』擁共的份子，開口閉口毛主席如何如何偉大。你想想，中國遇到這批士大夫干政治，一時怎能有辦法?」
　　沈鈞儒也時有怨言，不過他說得比較含蓄，不像章伯鈞那麼直率。
　　張申府逢人必罵「五十號」（即周恩來公館），他說，「五十號」的人太看不起他。他又說，抽象的共產黨都不錯，具體的共產黨個個不是東西，「五十號」的人更是混蛋。
　　「我們都老了，不行了，中國的希望就看在你們這一代年輕人的身上了。」每次他談到最後，都是這麼感喟的對我說。
　　中共對於自己的脫黨份子參加民盟者，非常注意。除了一部份是奉命打入民盟，隨時聽黨的命令的幹部以外，對於我這種自動參加民盟的，採取嚴格的監視的態度。
　　「你參加民主同盟了，哈哈!」董必武有次見到我這樣說。
　　「你參加民主同盟了，恭禧，恭禧!」陳家康見到我也這樣對我冷嘲熟諷的說。我當時心理極端難過，因為我對於共產黨雖然極感不滿。而且也已經脫離了共產黨，但是就對陳家康個人來說，我還是有些情感的。
　　唯一痛快的倒還是徐冰，他在我面前把民盟的各個領導人都罵遍了，然後他問我：
　　「這批臭官僚、爛政客、黨棍子，你跟他們鬼混是什麼意思?」
　　「統一戰線呀!」我幽默的回答他。
　　他一言不發，走開了。從此我和共產黨人之間再見面時，彼此更覺得無話好說了。
　　我當時在民盟的工作主要是青年運動，也因此與當時中共在重慶的青年運動負責人劉光不斷的發生摩擦，而我的活動範圍要比他廣闊些。
　　中共這時在一些青年團體中破壞我，開始對我從事人身攻擊，如說我酗酒、玩女人，我不配領導青年運動等等，後來，中共進一步把我周圍的一批基本朋友加以挑撥分化。
　　為了組織統一的青年團體問題，我和劉光由摩擦演至正面衝突。
　　「這是沒必要的，這將暴露很多革命青年幹部，給敵人以一網打盡的機會。」劉光說。
　　「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批青年朋友的情緒很高，他們都具有這樣的要求。」我向他解釋說：「而且，這些參加的份子都是每個青年團體的負責幹部。」
　　「那不行!」劉光堅決地說。
　　「但是，我只能尊重大家的意見。」
　　結果，我們建立統一的青年團體的計劃，不顧中共的反對，終於實現了。我很明白，中共當時反對這個青年團體的實在理由是，唯恐失去他們在左翼青年運動中的直接領導權。同時這批青年與民盟結合起來，也可能給民主同盟輸入年輕的血液和生命力， 使民盟活躍起來，這是他們所最顧忌的。
　　我們在上清寺的「特園」舉行了大會，成立了青年聯誼會」。因此暴風雨一樣的打擊對我開始了，他們說我：偽裝前進、欺騙青年。他們說我：表面上生活與青年共甘苦，背地裡吃好的穿好的。我和幾個女朋友往來，這時都被他們喧染得有聲有色，說我 整天都在鬧桃色糾紛。而頂重要的是攻擊我，辦刊物、辦書店、組織團體、資助許多青年，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他們起初以懷疑的口吻，後來索興就武斷的說，我是受國民黨津貼的。這些謠言一個個都是從「五十號」的總謠言台發出的。
　　這些攻擊，我從來沒有加以答辯，關於我的經濟來源，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起先是辛辛苦苦募來的。後來我有了初步的局面以後，熱心朋友也自動捐助。再后，由於我們這個刊物多少還有些影響，我們在政府配給到許多平價物品，假如這算是「國民黨的津貼」，我就無話好說了。
　　章伯鈞起初相當衛護我，不過後來他也經不起中共的壓力，再加上中共一再的警告他，說我在民盟內搞小組織。民盟表面上並沒有直接對我採取什麼行動，只是章伯鈞和我的往來逐漸疏遠，民盟開會也不再通知我，章伯鈞的秘書王新吾卻為我挺身而出， 指責章伯鈞不義，和他大吵了一架，毅然脫離了他。
　　王新吾常常來安慰我，我說：「我個人在脫離共產黨以後，採取了中間偏左的道路，參加了民主同盟。別人罵過我們是共產黨的尾巴，我們也承認是尾巴，現在證明，做尾巴也是不容易的。」
　　王新吾長嘆了一聲，也感慨的說：
　　「做尾巴真是痛苦，我幫章伯鈞多少年了，曉得共產黨人的臉色是不容易侍候的，你想，一個當了多少年的共產黨員對於他們黨的政策都難以掌握，何況我們?我們剛摸清楚了他一點，他突然又來個十萬八千里的大轉彎。他們拿馬克思的教條說得娓娓動聽，好像馬克思主義翻來覆去都好解釋似的。你以為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這樣呢?」他睜大兩隻眼睛看著我，期待我的答覆。我笑了笑，沒有答話，於是他又繼續說下去：章伯鈞常常被他們叫去罵一頓，回來以後，總是他的老婆倒霉，他把氣再出在他的老婆身上。」
　　「章伯鈞也是一個黨的領導者，他怎麼也可以這樣對共產黨低聲下氣。」我說。
　　「不這樣不行呀!」他繼續說：「王炳南有次就教訓了章伯鈞一頓，你們民主同盟，國民黨憑什麼要買你們的賬，還不是因為我們有五十萬大軍和一個強大的共產黨。」
　　這時，另一個朋友走進來參加我們的談話，他的意見是：和共產黨人做朋友，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他乾乾脆脆就把你看作群眾，你就得老老實實接受他的政治領導，你說他百分之九十對，百分之十不對，不行。信仰是不容許打折扣的，依照共產黨人的 規律，信仰應該變得像迷信一樣，不管這個菩薩是泥做的、紙畫的，你一見到就得屈膝下拜。共產黨人自以為他們就是真神，做共產黨群眾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天真無邪的小夥子，他們像趕迎神賽會一樣的湊熱鬧；另一種就是老眼昏花的失去生命自信的人，他們需要用來安慰自己快死的
生命……。
第十七章中國人民黨的成立
　　

我在連續遇到這些事以後，正在驚魂不定之際。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心心茶室飲茶，我旁邊的枱子上，也坐著另一個茶客，開始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好像記得樣兒很熟，在哪兒見過呢?一時想不起，漸漸地，我們彼此都覺得拘束起來，我想起來了，他原來是我在延安棗園時的同組同學陳健民。
　　我大胆的移近他的位子，他很難為情似的起身和我招呼。
　　「你老得多了，我們在延安的時候，你還是個孩子。」他對我說。
　　他又告訴我，他決心不再干政治了，這一行太可怕了。我起初對他這話有幾分懷疑，因為所有的舊同志一見面都是如此相互敷衍的。但是，當他知道了我確是一個脫黨份子后，他卻告訴了我一個下面的駭人的故事：
　　他這次從昆明來，在昆明的時候，他在政府的一個後勤機構中服務，同時擔任中共的工作。有一天，黨里命令他立刻逮捕一個人，逮捕以後，立刻處決。事後再向政府公布這個被處決的人是個圖謀不軌，陰謀暴動的共黨份子。
　　「我遵照黨的命令，把這個人逮捕過來了，然後我又命令部下把這個人犯提來。
　　「啊，一見面之下，原來也是我們的棗園同學，你還記得嗎?就是那個身體結實，矮個子，會唱山歌的李毓茲。
　　「開始，我們彼此都不講話，他懷疑我是個黨的叛徒，逮捕了他；在我，是奉了黨的命令處決他的，當然也懷疑他一定是個出賣黨的叛徒。
　　「但是，我看在舊同學的份上，待他很好，而他也漸漸發現到，至少在我個人，對他並無惡意。
　　「於是，我們之間交談起來了。
　　「原來，當時在昆明的黨的組織，經費很困難，他奉了組織上的命令，去搶劫了源昌公司，這是昆明的大公司之一。事發之後，才知道這家公司有龍三公子的股份在內，龍雲追緝甚力，限期破案。黨的負責人知道闖了大禍，都慌了手腳。因為黨在西南 的活動完全是由龍主席掩護的，這個案子一旦破獲，如何得了。
　　「因此，我這時才恍然，黨命令我殺他，原來是為了滅口。我把我的任務告訴了他，我們彼此都擁抱在一起，流了好久的淚。
　　「我送了他一點路費，告訴他，走吧，你快走，走得愈遠愈好。在一剎那間，我自己也提了一隻小箱子，偷偷的逃來重慶。」
　　「我現在真的對政治完全灰心了。」他又重複了這麼一句。「這一行真不是我們這種人乾的，媽的，什麼革命。」
　　陳健民又常常偷偷的問我：
　　「在延安的時候，我就聽說你有托派的嫌疑，現在你可以老實告訴我了，你究竟是不是托派?」
　　「你這沒有出息的傢伙，」我罵他：「什麼托派不託派，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半個影子，有膽量咱們自己干自己的，為什麼老是在共產黨呀，托派呀中間兜圈子。」
　　這幾句話，大概很可以代表我當時的基本態度。
　　「不要相信任何一種魔道，不要相信任何一個救世主，他們都是騙人的。自己要怎麼想就怎麼想，要怎麼干就怎麼干，昂起頭，走自己的路。」我繼續說。
　　我離開民主同盟以後，許多同情我的朋友又聚攏起來，於是，我們就在「走自己的路」的精神下，開始組織了「中國人民社」。
　　「中國人民社」發行了自己的機關報「人民周報」，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加以公正無私的批評，國民黨在這方面倒還表現得大方，對於我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時共產黨對我的「謠言攻勢」又起，他們說國民黨支持我。
　　「中國人民社」不久就改組擴大為「中國人民黨」，所以在中國政治上最初用「人民」兩個字，我還是毛澤東的「老大哥」呢!
　　「中國人民黨」最初的一批人，除我以外有：王新吾（原系章伯鈞秘書）、趙公愚（時事新報記者，後來又擔任上海申報的東北特派員）、丘斌存（後來一度擔任台灣財政廳副廳長，現在還在台灣）、蔡力行（聯合周報發行人，以後又主辦聯合編譯 社）、包直（重慶「新聞快報」的經理）、譚宇人（四川袍哥的活動份子，他變賣了全部家產，貢獻給團體）、黃德樹（是一位很精幹的年輕人，他當時擔任我的秘書）等七十餘人，基幹份子都是青年，以後參加的有大批袍哥弟兄。令我最感動難忘的是，有些袍哥弟兄給我寫了血書，請求參加
我們的團體。
　　共產黨人是最現實不過的，當我們的人民黨成立后，他們又伸手要和我做「朋友」，有一天，石西民來找到我，對我說：
　　「家康（這時陳家康在陪同過董必武出席過舊金山會議后返重慶）想和你談談，你願意嗎?」
　　他們很聰明，知道我對陳家康還有些情感，想從這一點上來突破，以為如此一來，又可俘虜我了。
　　「我以為要談談的話，我們之間目前似乎沒有什麼好談。」我直率的拒絕了他，我說：「如果他有便，來我這裏坐坐，我一定買上好的龍井茶欵待他。你們共產黨人之間雖然沒有友誼，但在我，還依然把他看作朋友的。」
　　我們在「人民周報」上繼續抨擊共產黨，石西民和陳家康以後都沒有再來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整個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已在開始轉變：在歐洲，他們過去需要發揮民族主義，以對抗希特勒的德國；在美國，他們過去需要散播兩個世界長期和平共存的思想，以騙取更多的美援。代表這一個時期政策的最高峯是「德黑蘭會 義」。在「德黑蘭會議」以後，斯大林在行動上已經開始了大轉彎，從與盟國合作的政策轉變到準備世界革命的政策。
　　因此，這時期，斯大林在國內清算了瓦爾加思想（瓦爾加原系蘇聯的權威經濟學者，他說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可能繼續保持經濟繁榮。）；在歐洲，他們開始了打擊受到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的共產黨——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謂鐵托主義；在美國，他們開始打擊受到民主主義影響下的共產黨——美國共產主義政治教育協會，白勞德的堅持德黑蘭路線的思想。
　　在這斯大林的大轉彎期間，我看到一群共產黨員對於政策無法把握的可憐相。
　　當白勞德最初宣布美國共產黨改稱為美國共產主義政治教育協會的時候，當時，許多左傾份子甚至共產黨員，對於這件事都很不了解，累得中共中央為此大力進行說服工作，他們印行了許多小冊子，同時在新華日報上重複的解釋，說這件事是美共的英明 的措施，白勞德是如何偉大的天才的領導者。後來，正當喬木（即喬冠華）翻譯了一篇白勞德的「德黑蘭的道路」的長文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時候，刊了兩天就不見下文了。果然不久，白勞德就遭到清算，開除，和宣布為叛徒了。
　　南斯拉夫的鐵托，過去被共產黨人歌頌為南斯拉夫的英雄和南國之父，重慶的共產黨人甚至唱過「我們跟著鐵托走」的歌，當南斯拉夫早巳和蘇聯發生糾葛的時候，由於雙方都沒有公布真相，公開撕破臉。這些昏迷的共產黨員還在繼續歌頌鐵托，等到共 產國際情報局一旦宣布了鐵托的「罪行」，第一天共產黨報紙沒有登載這項清息，他們還不相信這是事實呢。等到後來一經莫斯科證實，他們又大罵鐵托為「匪徒」了。
　　這些跟著黨的政策顛顛倒倒的共產黨人，後來都成為黨的大亨了。把他們一個個加以分析化驗，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共產黨員一共分三等，」我有次對我的朋友說：「第一等共產黨員善於揣摸領袖的心思，他的一舉一動正像狗的嗅覺一樣靈敏，成為主子最心愛的哈巴狗；第二等共產黨員從來不用思想，他只須跟著黨的政策變，成為一個機械的忠實的執行者，這種 狗只會咬人和聽候使喚，它們不一定獲得主子的寵愛，但是主子卻覺得它頗有用處，這種狗如看家狗和獵狗都是；第三等的共產黨員，只會獃頭獃腦的背誦教條，他們一遇到機會，就要作為黨的清算下的犧牲者，通常吃的狗肉，都是宰的這種狗。最後還有一種自命為前進的左傾份子，他們不分晝夜的狂吠，這些都是屬於滿街撒 糞的野狗」
第十八章組織民主陣線的嘗試
　　

在抗戰勝利的爆竹聲中，我個人因為經營一部份商業，從昆明剛運到一批貨物，這時貨價慘跌，我幾乎遭到破產。所以後來我要等到把一切的債務清理后，才能「複員」到上海去。
　　我離開重慶的時候，把我在重慶剩下的僅有的一點財產，全部留給繼續在重慶的一批人民黨青年朋友們，兩手空空隻身的跑到上海，當時在上海的一些人民黨同志，也一樣都是些窮鬼，他們還等待我到上海後有些苗頭呢!我 一到上海，房子立刻發生問題，開始幾天住在朋友家裡，後來忽然靈機一動，計上心來，我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會關係，幫助一個朋友擴充了他的公司，這公司就提出一筆款子在川公路三義里替我租了房子，我又利用這個據點，在上海辦了「大江通訊社」和「武訓圖書館」，奠定了在上海活動的基礎，以後我又在虯江路積善里 頂下另一幢房子。

　　而在這同時期，當我一到上海的時候，香港編印，上海發行，由秦牧、陳子濤等主編的中共刊物「文萃」卻撒出彌天大謊，硬說我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帶了一大筆款項在上海活動，在同一期「文萃」上攻擊我的文章有三篇之多，洋洋大觀，簡直說得上 是一個專號了。這時我接讀之下，不但沒有一點激動，而只是啞然失笑，因為中共對我這種無聊的舉動，我受得太多了。
　　有一段時期我在上海三兩天就要大宴賓客一次，來客中不少都是汽車階級的紳士。要好的朋友都詫異我錢從何來。然而，誰能知道我，當席終人散以後，我還要靠我的兩腿跑回自己的家呢!誰又能了解我的苦衷，不請這些紳士們，我的錢又何能源源不斷而來?當時法幣一天天貶值，他們調一筆款子給我翻幾個身就給我不少方便了。
　　另外，政府的配給物品和美國的剩餘物資，凡是任何文化機關能得到的機會，我都能設法鑽到門路。我很坦白的說，當時這些就是我的財源。
　　對於一個創業的青年來說，這些弄錢的辦法當然不能說得上是頂合理的，然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下，政府並不留心青年的創業，社會風氣也不能給青年以鼓勵，更好的辦法又是什麼呢?
　　人民黨召開過幾次擴大幹部會議，也不時的發表對國是的意見，在基本上，我們這時還是在中間路線上兜圈子。

　　東北的戰爭正在熾烈地進行，華北和中原也陷於遍地烽火，國共談判也在不絕如縷，我們這時雖然痛恨共產黨，但是覺得應該為國家多保留一分元氣，為人民少受一分災難，憂心如焚，迭次沉痛呼籲，堅決反對這個殘酷的內戰。可是當時共產黨人嗜戰如 狂，不顧人民的死活，他們把人民的聲音置若罔聞。而當時政府對我們這些新興的政治團體也缺少認識，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苦心，為了拯救人民，也為了拯救國家。這個仗當時如果一定要打，正是上了共產黨的圈套。因為一個經過八年抗戰混亂糜爛的國家，正是共產黨人奪取政權求之不
得的好機會。
　　這時，中共在上海的特務人員把我們的活動情形在香港的中共報紙「華商報」發表了一篇通訊，極盡挖苦之能事。當時在香港的人民黨同志正巧又用我的名義請客，請帖發出后，「華商報」又發表了一篇短評，題目也很俏皮，用的是一出京劇名「馬義救主」，說這幕戲正在重演。
　　我和郭春濤偶爾在朋友家裡碰到面，他這時正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兼上海市主任委員，我們彼此點點頭過後，都苦笑笑，我們之間的距離已經愈拉愈遠了。我從圈圈裡鑽出來，他從外面鑽進去，我要救這個老朋友也無能為力了，他的苦悶，他的一 股氣無法發泄，已經接近一種政治的歇斯的里亞的個人自殺行為，這時他即使明知道這是一碗毒藥，也要喝下去的。這時代的悲哀是：有的人是糊裡糊塗的吸上了毒，變成了癮君子；而另一些人，則明知道這是貽害終身的毒物，但是為了「發泄」，他也只好不顧一切的吞下去。
　　「所以說，天下的騙子是騙不完的，因為天下的人上當也是上不完的。」我有次終於忍不住，對郭春濤說：「即如像郭先生這樣的聰明人，也甘願上釣。」
　　「嘿，嘿，沒有辦法。」他依然在苦笑。「蔣介石反正不放過我。」
　　「我倒要問問你，」我嚴肅的對他說：「你現在還談小資產階級革命嗎?假如你一直堅持小資產階級革命的路線，我一定舉起雙手擁護你。」
　　他假裝咳了好半天，顯然他是考慮回答我的問題，因為我這個問題正擊中他的要害。
　　「唉，現在情形不同了。」他費了好大的氣力才吐出這句話。「現在頂重要的問題是迎接革命勝利，組織聯合政府。」
　　郭春濤當時熱中的是所謂「聯合政府」。他說完了「聯合政府」四個字以後，又眉飛色舞起來。
　　我決定不放鬆他，一句句逼上去。
　　「你以為共產黨來，是你的革命勝利嗎?你以為『聯合政府』假使成立，就是共產黨的革命月標嗎?」
　　「周先生（指周恩來）說過，至少在二十年之內，中國共產黨不會談共產主義。」
　　「周恩來簡直是騙三歲小孩子，」我氣憤的說：「共產黨只要一控制到政權，就要立刻實行獨裁，他如果不如此，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獨裁之下，新民主主義呀，社會主義呀，共產主義呀，什麼名目都是一樣的。」
　　我常常邀約一些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談到組織陣線，屢次都無疾而終，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我們力量單薄，還不可能領導一個發生巨大影響的運動；第二、我們在作風上還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做法；第三、我們彼此也都想吃掉對方，缺乏一種真正民主 精神的互助、互讓、互尊、互信的基礎。
　　中國的傳統精神也成為民主的障礙，許多年高的老前輩，他們對於新生的勢力和青年人的運動，並不加以鼓勵，他們躲在一邊訕笑、譏諷，甚至一遇到機會就投來幾塊石子，打擊我們。「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還艱苦得很，因為守舊勢力和共產黨人都在夾攻我們。」我常常這麼感觸地說。
　　在中共渡江的前一年，我放棄了人民黨的活動，我向我的舊同志和朋友們呼號，大家都應該放棄小圈子，犧牲小我的利益，來促成和推動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的民主大團結。
　　這時，上海的一批教授，作家和新聞記者，發表了「四一四宣言」，呼籲「停止內戰，實行和平民主」，我熱烈的贊助和支持這個運動，這個運動在當時共產黨人極力指斥為國民黨所策動，真是寃枉。當時國民黨政府也一樣指這批人是「動搖人心影響戡亂」呢!「四一四宣言」發表以後，我就參加發起組織「和平民主同盟」，當時這批人中，不少是心地良善悲天憫人的讀書人。
第十九章上海「解放』期間所見
　　

上海「解放」前夕，許多左傾的朋友，形形式式。
　　「我已經是內定的上海市副市長（指解放以後），」其中一位一副得意忘形的樣子，對我說：「你怎麼樣，趕快表示政治態度呀!」
　　「你要貴為上海市副市長了，失敬!失敬!」我覺得有些近於滑稽，幾乎要笑得合不攏口來。
　　「當然，當然，你的一切也包在我身上，」他失態得談話有些近於語無倫次，繼續對我說：「你呢，給你一個報社社長噹噹好不好，新聞報或者申報，你喜歡那一家?」
　　「滬西的洋房我已經看過幾座了，我還在考慮，不知道那一處對我更適合些。」另一位說，他又十分關心地對我說：「反正解放軍進來以後，我們接收的洋房汽車一定是用不完的。自然有你的份。」
　　還有一兩個人他們本來的目的是要找我借錢，但是在說話中，也繞了半天圈子，最後終於伸出手來：
　　「趕快立功贖罪呀，……不過，現在你手頭方便不方便，先借點現款給我。」
　　對於我的知心好友，我坦率的告訴他們我的預言：
　　共產黨人不是好碰的，初來的時候，可能表示一點寬大，甚至還得借重你們對地方情形的熟悉，利用你們一陣。不過，這日子是沒有多久好混的。
　　上海「解放」以後，我的預言都一一見諸事實：起初，我的朋友方秋葦等人，在中共的授 命之下，拉出一批地方紳士，組織了一個類似日本人時代的「維持會」，他們興高釆烈，接收許多大建築，共軍初入市的時候，因為需要他們合作，也放任他們，不久之後，這些朋友就以「偽裝前進，假借名義」的罪名被捕，從此不知下落。
　　另一個朋友魯覺吾，上海「解放」之後，在「解放日報」上，自稱過去如何如何在國民政 府統治時期，作地下工作，反對蔣某的獨裁，他的目的本來是希望藉此吸引中共的注意，向中共當局表功的，中共當局認為他的行為跡近可疑，把他逮捕，用各種殘酷的刑法要他供出「陰謀」，被打斷了一隻腿。
　　這時在上海公開身份的共產黨，連我這個過去做過共產黨的，都感到驚訝，例如，有個叫 王大超的，「解放」前是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辦事處的行動大隊長，到處敲詐勒索，藉勢凌人，並鎮壓真正的民主運動，他曾把我拘禁到他的隊部里，警告我：「你再作政治活動，我就把你當共產黨法辦。」「解放」后證明他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且由他駕輕就熟主持審訊「反革命」案件。另一叫盧緒章，「解放」前他是上海廣 大華行和民安保險公司的總經理，絕口不涉及政治，總說：「我們生意人，不談政治。」並常和一群政府貪官污吏在花天酒地一起鬼混，當時有人曾懷疑過他有共產黨嫌疑，總有許多貪官污吏為他洗脫。「解放」后他出任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貿易部副部長，並證明他是「解放」前中共在上海作金融鬥爭的領導者。
　　這時我躲在一個朋友家裡，總有兩個多月沒有出過大門一步，有一天，我的朋友在夜深開 收音機收聽短波，遭到中共當局的注意，他們派了一隊人來，翻箱倒篋，搜查了一夜，我的朋友受到警告，以後不準再收聽，這次搜查雖然沒有帶去人，但是我們已經飽受虛驚了。同時我自己本來就是一隻驚弓之鳥，因為不願連累朋友，第二天就在「解放」后的上海拋頭露面，找到另一個做生意的朋友。我一見面就直率的告訴 他；「我是來找個事的。因為現在一則生活困難，二則沒有一個事也不大方便。」
　　那個朋友倒很夠義氣，他起先告訴我現在生意幾乎全部停頓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點貨存在那兒，就賣一段吃一段吧。這個年頭兒，你老兄談什麼找事，有碗飯就大家吃吃，你就搬到我們這兒來住吧。假如你一定要個名義，那麼我就請你當個副經理。」他很誠實的對我說。
　　從這時起，我就正式以一個商人身份在上海出現了。但是，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在路上碰到了劉人壽，他是在延安時我的棗園同學，如今，貴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的秘書了。
　　「啊，原來是x同志。」他叫了我一聲「X同志」，倒把我嚇了一跳，我對他的印象早巳很模糊了，但是他還是像在延安一樣親熱的和我招呼。
　　「啊，你是——」我想了好一會，才記起他的名字，「啊，你是劉先生，劉人壽先生。」
　　「老同志了，還這麼先生先生的做什麼?」他大聲的笑著，這時我敏感的有個警覺，憑著我過去當過共產黨員的經驗，當他愈對我客氣和面帶笑容，我愈感到不安，愈覺得有些不妙。他繼續說：「我們找你好久了，你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我們那一處沒找過?川公路、虯江路、威海衛路、卡德路，不是嗎?」
　　我聽到他背出這一連串的地址，內心感到極度的緊張，但在表面上，我還極力保持鎮靜。他問我當時的地址，我為了「安全」的理由，不願再啟他的疑竇，就老老實實的告訴了他，以後他每隔三兩天就來看我一次。
　　「漢年同志很關心你，希望你一定得去看看他。」像提解一個犯人似的，他就把我帶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仍是過去市政府的老地方，裏面亂糟糟，茶几和寫字枱堆在一邊，另外用些破舊的木板臨時隔成許多小房間，我等候在會客室，劉人壽先過去通報。
　　潘漢年搖搖擺擺的走出來，他比一般土幹部老練得多，比以前多了幾分官僚架子，他像預備好一篇訓詞似的，和我沒多說幾句敷衍話，就直截的對我說：
　　「你的情形我完全了解，你的路已經走錯了，你像是一個大家庭中失散的子女，現在是浪子回頭的時候了，你的個人英雄主義害了你，不過，你還年輕……」
　　「我現在只想做生意，對政治已經沒有興趣。」我回答他說。
　　「你考慮考慮，三天後再來答覆我。」
　　走出「市政府」后，劉人壽說要請我吃晚飯。
　　「我們就在附近找一個小館子吃便飯吧。」我說。
　　「小館子怎麼成，我請你進『五層樓』去。」
　　於是，他在「五層樓」大大破鈔一番，同時一面和我開起談判，他說，組織上很重視我，因為我對於反動派的情況知道得很多，「而且，你的才幹應該繼續貢獻給革命，希望你考慮回到黨的大家庭來。」
　　「我不是一再說過嗎，我對政治已經沒有興趣。」我說：「而且，你們要問的，我的確什麼都不明白。」
　　第四天，我又被劉人壽「押」到「市政府」去。
　　「你一定已經考慮了。」潘漢年說。
　　「是的，我考慮過了，我對政治實在沒有興趣，我覺得做生意……」
　　「做生意，做生意」，潘漠年立刻翻了臉，「你全是欺騙我們，根據我對你這個人，從你 的性格和你的歷史上了解你，你不會有一天對政治沒有興趣的，你也不會就消極下來，你不要不識好歹，我是一片好心拯救你，要你重靳做人，你如果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將來一定為反動派所利用。」
　　我的心是冰冷的，怎樣的甜言蜜話也打動不了我，怎樣的威脅恐嚇也對我無可奈何，我已經打定了主意，最嚴重的不過一死吧，倘使如此，早一點或遲一點有什麼分別呢!他們用笑面把你迎過去或惡狠狠的把你綁過去，又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在把你置死以前，最後再讓你苟活幾天，利用你一陣，讓你盡了對「革命」的最後一次的貢獻以後，然後再把你折磨至死或者秘密處死，這比立刻槍斃不是更不好受嗎?
　　但是；潘漢年的這次談話，無異是提醒了我，要想在中共區域再挨些日子已不可能了。因此我下定了決心，立刻冒險逃出去。
　　我在生意上做得十分起勁，一方面為了使他們相信我確實是在做生意；一方面，由於我對 于中共經濟政策的熟悉，我幫這個朋友賺了不少錢，他也就更加信任我，中共一個經濟政策上的變動，我往往先幾天就有預感，我對於中共的一些知識，這時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我很輕鬆的和中共在經濟上鬥法。
　　這時，我很早就留心到在我們公司前面，每天總是停著一輛三輪車，這個踏三輪車的「同志」，別人的生意是不肯做的，我一出門就迎過來，「這簡直是你的私人包車了。」我的同事嘻笑地對我說。有時我沒有坐上他的車或者步行時，他也一路跟在我後面，他的身份不是很明白嗎?我應該感謝他，因為他為我證實了，我這時所往來的全是一批生意人，所談的也全是一套生意經。
　　我的生意圈子愈做愈廣闊，起先我押運了一批貨到鎮江，第二次我又運了一批貨到南昌，我都獲准領到通行證。我在生意中，接觸過好多中共幹部，他們對我的印象都說我是個老老實實的生意人。在第三次運貨當中，我就領了到廣州的通行證，一溜煙跑到香港來。



第二十章再會吧，我的不幸的祖國
　　

我下了決心，這次直奔香港了。再會吧，我的祖國，我的不幸的祖國。
　　我又在開始流浪了，一個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已經作了十五年的「亡命之徒」，我們真不幸呵，生長在這個時代，生長在這個國家。我呆望著躺在地下的祖國的泥土，含淚向它告別。我們本來都還是些孩子，我們失去了青春，犧牲了應該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流浪的生活又開始了。啊!　難道我們真的都是被世界所遺忘的孤兒嗎?
　　祖國的山河依舊是那麼令人陶醉，巍巍的山峯，一望無際的田野。我們的同胞，依然是那麼誠樸可愛，他們眼看著一個新的朝代，以為不過一樣是完糧納稅，他們失去了天真的表情。我默禱著自由的烽火燃遍我的祖國，好讓我的同胞真正作這大地的主人!
　　我懷著極度痛苦的心情，離別了我的朋友、同志們。他們都是些年輕的小夥子，熱情、誠 懇，而富有理想。但是他們都籌不出一筆最低的旅費，隨我一道離開。我慚愧，我難受，我沒有力量幫助他們。在途中，我再默默地為他們祈禱。期待上帝保佑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們，他們，都是我們祖國的最後的希望啊!
　　　　　　　　　　　　　　　　　　　　　　　　一九五二年七月于香港
初版自序
　　從一九三五年我參加中共的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我整整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鬥爭了十八年!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在鬥爭中成長；也在鬥爭中繼續摸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中國是不幸的，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尤其不幸，我們都還在應該受基本教育的年齡，都還剛踏進這個社會，我們就被捲入了政治的暴風雨中。我們熱情奔放，動機純良，以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尋求改革中國的圖案。但是，在一個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國社 會中，青年在思想上沒有正常的出路。於是，一陣風暴，就把我帶進了中國共產黨。
　　這書中所寫的，是我個人所遭遇的悲劇，也是我們這一整個時代的悲劇，我們這一代多數青年的悲劇。
　　這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報告，我控訴，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們前面。歷史的殷鑒不遠，悲劇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產黨人的邏輯上說，整個歷史是一篇大謊話。僅僅為了某一個時期的政治目的，他們才搬出一套欽定的偽造的歷史。他們把竄改歷史，看作是兒戲，毫不引為羞恥。
　　一部黨的欽定的歷史，也要常常經過一變再變——適合一定時期的情況和領袖的需要。奉 命寫黨史的人，都要隨時準備以身殉黨。何況我這種對黨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們自然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一句都不認賬。他們以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但是，比較老一輩的中共黨員，或者當日和我共過患難的一批同志，假如他們還僥倖活著，天良並未完全泯滅的話，他們是應該為我這本書中所控訴的一切挺身 作證的。
　　在本書中，我反覆的說，我絕不為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辯護。但是，我要公道的說一句，一個人當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往往並不覺得自由的可貴，等到連這一點自由也喪失以後，才發現到自由的價值。
　　大陸變色以前，許多讀書人整天爭爭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爭高下。等到共產黨人把他們一個個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貼貼。我不能說這是「自由」的錯誤，而是說，我們任意糟塌自由，不善於運用自由，就無意間做了共產黨人的幫凶了。
　　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社會的進步，自由和進步是分不開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產黨人要綁我們的手足，就要毀滅我們的自由生活，我們要衛護我們的自由，不要糟塌我們的自由，我們要爭取擴大和提高我們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馬璐序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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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煉身體學翻牆 寫道:司馬璐《鬥爭十八年》一書的讀後感選輯---------本文可以在線閱讀，複製粘貼，不是附件下載閱讀的



黃柏林：中國人是怎麼落入共禍的陷阱的？追著趕著要受騙上當，把一再被迫害當成是對自己是否忠誠的考驗，是原因之一。對此，司馬璐先生的這篇回憶有鮮明的揭示。我將這篇回憶的電子版下載並校勘之後，貼到了本壇的《史海鉤沉》版上，望網友們都去讀一讀。下面是收輯的看過此書的一些讀者的讀後感，貼在這裏供作參考。


香港各大報刊對司馬璐著「鬥爭十八年」的書評
　　華僑日報：「這本書每篇都含有不止作者個人的辛酸與血淚，他刻劃出整個時代的大悲劇，直接或間接的替我們每個人說出若干心裏想說的或是想知的事實和情緒。」（棲霞）
　　華僑日報：「『鬥爭十八年』為一部自傳式的反共力作，我盡了兩日兩夜的功夫才能把他讀完，他給我的是：——目瞪口呆，驚心動魄!
　　「『鬥爭十八年』是這年代一部有濃厚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文藝性的僅有的作品……，以平鋪直敘的率真去寫真實的動人的故事。」（羅拔高）
　　工商日報：「吾為確信共黨最後必敗之一人，今讀司馬璐之『鬥爭十八年』自傳而益信。而此書之將對海外有志青年發生深刻影響，又無疑也。」（成人）
　　香港時報：「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親身經歷的忠實報導，以面對的角度予中共作無情的赤裸裸的暴露。故事生動，文筆簡練，因而關於我們這一時代的大悲劇的描寫，更見深刻。」
　　「由一個人看一個時代，看世界，這是本年度香港第一本最有價值的書，也是對共產制度作無情攻擊的第一本好書，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對於這類作品是不宜放過的。」（艾林）
　　英文虎報：「『鬥爭十八年』為中國前共產黨員所著有關中共問題之稀有著作之一，是每一個要求了解中共在世界上的影響者的必讀書。」
　　天文台報：「讀完司馬璐的大作后，那能不感慨橫生。我對『鬥爭十八年』的作者表示敬佩。」（君左）
　　新生晚報：「震動香港出版界的一本書是：司馬璐著作的『鬥爭十八年』。」
　　民聲報：「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共的內幕，我敢負責向讀者推薦，可以讀這本書。」（徐歸田）
　　民聲報：「本書的出版，為一九五三年的自由文壇燃起一把熾烈無比的反共烽火……。作者的悲劇，亦即是我們這一代每一個青年的悲劇，所以我對於本書所述，有一種親切之感。」（行雲）
　　畢生周報：「這本書是司馬璐先生參加中共工作的血淚紀錄，他無保留地揭開了中共醜惡的嘴臉，暴露了中共一切欺騙、卑劣、兇殘的行為，指出了它們用怎樣的手段去摧殘和利用一個為追求理想而奮鬥的純真的青年。」（嚴啟楨）
　　針報：「這是一本好書，好在著者有那麼被騙的豐富經驗，以種種事實證明那種違反人性的勾當，終必被有良知的人們所反對。著者寫他由深深被騙而至基於人性所發生的猛省與選擇自由的過程，極為真切。」（南方）
　　自由陣線：「一本『鬥爭十八年』，寫盡了大多數熱情奔放的青年所扮演各種形形色色的配角……這是一本有價值有生命的作品，值得向青年朋友們推薦，尤其是能給正在徘徊不定的青年們一個當頭的棒喝。」（王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