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第三章 毛兒蓋會議
黨內歧見迅即發展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們指責中央的領導不正確，中央的大多數人則堅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確，不稍讓步。毛兒蓋會議原是企圖彌縫歧見，但又因中央多數過份堅持己見而宣告失敗。這就使黨的處境更形惡化。
中共中央多數以毛澤東為首，原冀迅速北進，但因川甘邊境情況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松潘及其以北一帶要衝，我軍不易順利通過，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區停留下來。他們一面命令先頭部隊查明北進道路，一面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面軍的重要幹部趕來會晤，以解決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四方面軍的一些實際問題。
我離開無邊到達卓克基東北中央駐地時，我的住處竟被安置在離其他中央委員宿營地有好幾里路的村莊上，沒有甚麼中央的人來找我。我似是已被貶斥了的人員。我保持冷靜，一切不聞不問，樂得暫時休息一下。不兩天，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面軍的幹部們陸續趕來了，他們都來看我，我告以撫邊會談的一些實況，並要求他們服從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直接指揮。
當時，由於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接觸較多，雙方隔閡日甚一日。一方面軍幹部不但抹殺了四方面軍英勇奮鬥的經歷，而且作了各種不必要的批評，如說四方面軍脫離了中央的正確領導，不免有軍閥習氣等等。四方面軍幹部也忽視一方面軍的光榮記錄，同樣做些不必要的批評，例如說他們喪失鬥志等等。這些批評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衝動之下，一切是非黑白反而模糊了。
這些現象的形成，顯然中共中央要負責任。他們沒有充分認識中央現在是寄居在軍隊之中，任何黨內歧見都易轉化為兩軍之間的隔閡。他們北進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使兩軍互相了解的必要。他們對中央的威信估計過高，忽視了一般同志的不滿情緒。
四方面軍的幹部紛紛向中央質問，其要點大致是：為甚麼中央要急於北進？為甚麼放棄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帶向東南發展的據點？何以見得在這一帶多留幾天就會被敵人封鎖、成為瓮中之鱉？為甚麼不抽出時間好好開幾次會議，將一切問題討論清楚？為甚麼不先了解四方面軍的情況，就批評它的領導？一、四兩方面軍初會，為甚麼不讓兩軍幹部互相了解、互相學習？為甚麼中央要在一方面軍幹部中散步不滿四方面軍的閑話？這一類的問題都是中央要人們不易解釋清楚的。
因為這些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們進而批評中央歧視四方面軍、不將它當作嫡系部隊；中央領導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亂；北進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簡單道理，這不過是犧牲軍隊，讓少數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評四方面軍的領導，無非是偏見作崇。四方面軍幹部特別反對中央對我的歧視，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軍多數同志的意見。
張聞天和秦邦憲等利用他們與陳昌浩在莫斯科同為「二十八宿」的關係，坦率的問陳昌浩：「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者，為甚麼四方面軍的幹部不追隨中央而要追隨張國燾？」陳昌浩告以過去對張某的派批評是不公道的，張領導四方面軍，不僅正確有功績，而且為一般同志所愛戴，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志，將引起四方面軍的重大反感。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動，就這樣不能收到實效。
朱德等覺得事態嚴重，乃從中調解。他也坦率承認這次兩軍會合沒有弄好，主要是由於北進的決定太促，兩軍沒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機會，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評等等。他憂慮同志間的隔閡將影響軍事指揮，甚至要給未來軍事行動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他提出了軍事統一指揮的方案。
軍事統一指揮方案的要點是：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關於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事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這個方案並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願舉行會議，似是避免談到政治問題）。我為了團結，也就欣然就職。
由於這個方案，使這個醞釀中的風潮，暫時和緩下來。
我們內部的氣候好是改變了。團結一致一時是高於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四方面軍的幹部們懇切表示，他們已經相信我在四方面軍中的威信是多年奮鬥的自然結果，不是與中央對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來的，此後，將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順利進行。我也在四方面軍的幹部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可是這種團結的氣氛，並未能抑制少數人根深蒂固的偏見，統一指揮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實際上的障礙。
我開始在總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來朱德這個總司令不過徒擁虛名，只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員，並無獨立的職權和機構。我加入進去之後，也並未根據統一指揮方案予以調整，一切仍如舊貫。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部名雖為二，實則僅為一個機構。參謀長劉伯承，副參謀長葉劍英、左權，作戰局長張雲逸等均無變動。只有總政治部代主任秦邦憲不願繼續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學生）代理。原隸屬於我的軍分會人員，概行並如右路軍總指揮部，以增強他們的領導。我們——總司令部——擬俟他們改組完成之後，再行酌調一些人員參加總司令部的工作。
我當時最注意的是一、四兩方面軍的團結，因而我任總政委以後，立即下令由右路軍四個軍中各抽調一團補充左路軍，使一、四兩方面軍互相了解，徹底合作。這個措施曾引起同志們的興奮。左路軍得到這四團的補充，不僅人力增加，尤其是這四團都帶有較多的子彈，可以是左路軍得到不少助力。這也是左路軍後來戰鬥力增強的一個主因。我之所以不積極改組總司令部，也不立即調用四方面軍的人員參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無我的精神，使今後工作的進行，能夠團結無間。
我要求中央軍委會和總司令部職權劃分，工作程序確立。所有原中央軍委會機構概屬總司令部管轄，各單位直接秉承總司令總政委之命處理工作，一切軍事命令都由它下達。中央軍委會原屬中央政治局，對總司令部居指導地位，負責審查核定總司令部所擬的軍事計劃和重要人事變動，不再直接發布軍事命令。
可是，毛澤東破壞了這個統一指揮方案。他這個軍委會主席過去是獨斷一切的，總司令等於虛設，現在他仍不稍變動。他逕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軍隊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同時又逕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我們執行。這不特使總司令總政委變成了幕僚人員，簡直就是由他一個人唱獨角戲。
毛澤東這種作風最為參謀長劉伯承所反對。劉伯承認為近代戰爭是有組織的戰爭，不能憑一個人的才智去處決。他素來主張，作戰計劃應先由參謀長根據情報局長所提出認為正確的情報，交作戰局擬具方案，再由參謀長召集有關人員並徵詢政工人員的政治意見，擬定初步計劃，送總司令總政委批准，提交軍委會討論，或徑由軍委會主席審定，然後由總司令部下達命令實施。我支持劉伯承這一見解，認為我們如能這樣做，不僅可使軍事指揮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許多黨內糾紛。
毛這種獨斷獨行的作風，似已成為積習。在這點上，他和蔣介石一樣，不唯緊緊握著裁決權，而且有發號施令的慾望。換句話說，他不特執行最後的決定權，而且往往不讓任何同志有建議的機會，就徑行予以指示。毛自負有過人的軍事天才，常以德國近代軍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蘇區時就因此和周恩來劉伯承以及德籍軍事顧問李特鬧得不可開交。遵義會議以後，周恩來做他的副手，也是受盡委屈。
另一方面，毛澤東也並不是一個精明的獨裁者。他富想象力，反應也非常靈敏；他的思維有時也會走到很離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話式的言論。他缺乏組織才幹，遇事不願作精確的計算。他所表示的意見，有時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豐富的語氣，為他的「天才主張」作辯護。
他也是特殊的軍事第一主義者。他推崇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缺乏近代的軍事知識。他鄙薄當時軍事典籍所載的一切，認為都是陳腔濫調，他要不受拘束的發揮他的游擊天才。他所擬具的軍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訓令」，常用激動的語句，描述某一任務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執行，而指示各個軍事單位分別負擔某些具體的任務時，則常是很籠統的，似是讓各單位自行相機處理。
一般來說，我們當時都是一些游擊專家，多少與毛澤東有相同的氣質，不過他在這方面發揮得最明顯，連我們都有點覺得他太離譜了。我曾多次和他談論這方面的問題，覺得要與他溝通軍事上的見解極不容易，特別是想形成有組織的統一指揮，更是困難。
毛澤東不僅不遵守軍事統一的指揮法案，而且發動對四方面軍的批評攻勢，這就使各項調解努力均無成效。中央政治局突然同志召開政治局和軍委會的聯席會議，討論內容我事先毫無所知。與會人物除兩機構的委員以外，尚有徐向前陳昌浩和軍委會的主要參謀人員。主席毛澤東宣布開會後，即請徐向前報告四方面軍的軍事狀況。徐向前當即發表了一篇樸素的報告，其內容除了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的四方面軍的情形外，他還就四方面軍戰術方面的優點和劣點，加以補充。他的報告，不僅沒有一句話牽及黨內歧見，而且態度公允，措詞坦率，充分表現出共產軍人的典型風格。
毛澤東聽了徐向前的報告后，不再詳究，即開始批評。他指責四方面軍在軍事上犯了兩大錯誤：一是放棄了原有的川北蘇區，沒有留置足夠的兵力和強化游擊部隊，保衛那個基地；二是沒有使用足夠的兵力控制戰略要地松潘，致令北進計劃受到重大阻礙。他不僅沒有一句話撫慰四方面軍多年的艱苦奮鬥及其策應一方面軍的努力，而且徑直要求會議接納他的檢討意見，作為定案。
我當即起而答辯，指出川北蘇區故應保衛，松潘亦應當控制，但這決定於四方面軍的力量，而非決定於主觀願望。我並且說明，我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策應一方面軍，而我們的兵力有限，不能過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並不以為四方面軍策應一方面軍的行動是多餘的或錯誤的，就不應苛責四方面軍不能完成力不勝任的其他軍事任務。川北蘇區即使當時留置了較多的兵力，事實上也不能達到保衛的目的，而一方面軍當時能否渡過大渡河順利到達懋功，尚成疑問，四方面軍果真全力北向奪取松潘，中央不會批評我們隔岸觀火，看輕憂戚相關的大義？
我的發言只有陳昌浩附和。毛澤東仍堅持己見，他似乎是為批評而批評。其他的到會者始終不發表意見，似乎無人願意捲入這個爭論的漩渦。那次會議並未形成決議，只是充分暴露了毛的企圖。
那次會議的經過更激起了四方面軍的憤怒，有的認為中央始終歧視四方面軍；有的主張作一次全面的檢討，不僅要檢討四方面軍，也要檢討一方面軍，更要檢討中央的領導是否正確；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無非是玩弄打擊四方面軍的手段，來掩蓋它領導的失敗；有的憂慮失敗主義籠罩了中央，除了製造黨內糾紛外，不會有甚麼新生之路。
這樣，我們在卓克基耽擱一個多星期，一切情況都未可樂觀。中央在避談政治的煙幕下，繼續從政治上打擊四方面軍及其領導層，引起四方面軍幹部的不滿。兩軍的關係不能改善，北進的軍事行動也陷於停頓。我曾提議由四方面軍擔負進攻松潘地區和打開北進道路的任務，但毛不表贊成。他信賴葉劍英，率領林彪的一部份部隊，試圖佔領北進的通路，可是疲勞未蘇的一方面軍，又無力迅速達成任務。
中央機構和軍事首腦部門旋即北移到毛兒蓋，但北進的路線仍未查明，還須等待一些時間。我於是主張利用毛兒蓋停留的幾天來澄清黨內的歧見。我所建議的要點是：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檢討黨的全盤工作和當前軍事問題；由政治局召集兩軍高級幹部會議，統一意志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舉行會議，這是我們會師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後來中共稱之為毛兒蓋會議。
政治局會議舉行的地點是在中共中央機構駐紮地、離毛兒蓋約二十里的沙窩。這裏四圍皆山，山上樹林茂密，山溝中有一個藏人的小村莊，自成天地。當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我和陳昌浩偕十余騎兵由毛兒蓋附近策馬趕去參加會議。我們到達沙窩山口時，張聞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訴我們：「這是一次秘密會議，陳昌浩不能參加。」我雖指出陳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會議，但他仍不接納。於是陳昌浩只得暫住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會後一同返會原駐地。
我和張聞天還有一個跟隨我的衛士，不行進入山溝，沿途通過好幾道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顯得戒備森嚴。當時中央機關另設了一個中央縱隊司令部，負責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當晚全村周圍警衛密布，如臨大敵。我笑著向張聞天說：「中央機關自行警戒的如此嚴密，那就用不著總司令部擔心它的安全了。」張聞天聽了我的話，面色顯得有些尷尬。
會場設置在一間喇嘛廟的外亭中。到會者有毛澤東、朱德、秦邦憲、張聞天和我五個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王稼祥二人因病請假），列席者有鄧發、凱豐二人，另由中央書記處秘書長王首道擔任記錄。會議開始后，毛澤東便拿出一份預先擬好的決議草案交給我看。
這個文件不很長，要點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重大的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曾發生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適當的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奮鬥。
我讀完這個文件，遞交給其他到會者閱看，他們回答已經看過了。看情形他們不僅看過，也許還討論過，只我一個人不知道罷了。會場氣氛，好像有些緊張，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當主席張聞天請大家討論時，竟無一人發言。當晚會場警戒的森嚴和會場上同志們的緊張表情，使我想起了歷史上有名的鴻門宴①，
我第一個發言，為了要轉變這種氣氛，語調甚為輕鬆。我表示我們之間發生歧見，是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漢不打不相識，爭爭吵吵並無關係；我們都有多年奮鬥的經歷，尋求諒解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而我們目的，本來就是要獲知諒解，並不是要擴大分歧。
我惋惜我們沒有在撫邊初會面時，就痛痛快快把問題談清楚，因而釀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閡，甚至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言論。譬如有人說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非打擊不可；或者說張國燾自視資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員，要在糾正中央錯誤的名義之下，摧毀整個中央；也有人引經據典的說西北聯邦政府反叛蘇維埃；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完全抹煞軍委會主席和整個中央的職權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繪的不成樣子。
我說到這裏，毛澤東插言說：「這種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說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漢獻帝。」接著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線錯了，現在只是用軍閥官僚的手段來統治全黨全軍，這次會議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繼續發言，指出政治路線可能是錯了，也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了，也可能是我們執行錯了，也可能是時移勢易而必須改變。但是，我們要求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決不等於推翻整個中央。我認為我們都經歷過驚人的艱苦奮鬥，都為共產主義賣過一番氣力，黨不能捨棄我們，我們也不能捨棄黨。第六次大會的時候，就有人說犯過錯誤的同志，仍是黨內最好的同志，而且這樣的同志，現在更加少了。因此，我們討論政治問題的時候，不要把責任問題牽連在一起。
對這個預擬的文件我提出批評，並提出我的建議。我提出這次會議，也許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但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我們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失敗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當作只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我認為，主要還是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遵義會議肯定中央政治路線正確，卻說軍事路線錯了，這似乎有些倒果為因。
我譏諷這次會議如此嚴密，而且預先擬好了決議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會妨礙彼此間自由交換意見的機會。我要求將這件預擬的草案擱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檢討。我希望同志們不要用有色眼鏡來看我們提出的意見，不妨先就事論事研究一下，
為了統一黨內的意志，我主張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並說明我在鄂豫皖區和川北時，曾屢次舉行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成績都很美滿。特別是現在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互有隔閡，對中央也有不滿，這樣，擴大的會議更有必要。我們不用懼怕這種會議，認為一定會吵架散場，如果我們現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見，提交高級幹部會議討論，解釋一些過去的誤會，嘉許兩軍奮鬥精神，提倡互相學習，反而會收團結的實效。
中央應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員，也不全是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委），非中央委員列席政治局會議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們從一、四兩方面軍遴選少數幹部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軍委會和其他中央機關的工作，將有百利而無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員，但常被視為是第四方面軍的代言人，我們為何不讓四方面軍的幹部，直接向中央表達他們的意見？
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和吸收新人參加中央工作，只是實施黨內民主，並不是甚麼推翻中央領導的陰謀。我說明我提議的高級幹部會議，其職權可以從長計議，它的作用，有時可類似於中央擴大會議，有時則只向中央提供意見。現在中央事實上與全國各地組織隔離了，實際只是指導一、四兩方面軍，因而由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組成高級幹部會議，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過度敏感，以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將由四方面軍的同志占多數，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聲明，四方面軍的同志絕不會在高級幹部會議中要求占多數，只是想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而已。
最後，我著重指出，實施黨內民主，將使黨內各項歧見易於解決。例如軍事行動問題，經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以後決定下來，將來在執行時可以表現更大的決心與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絕舉行高級幹部會議，不讓新人參加中央工作，政治上軍事上的重大問題也不讓同志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這就無異阻塞了團結之路。
繼我發言之後，到會者紛紛表示支持這份預擬的決議草案，其中仍以毛澤東說話為最多。他首先表示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決定的，經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決不能說它錯誤。他強詞奪理的硬認蘇維埃運動是勝利，不是失敗。他表示如果我們現在說蘇維埃運動失敗了，將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後無論到甚麼地方，也要將這面蘇維埃旗幟高舉起來。
毛澤東更拒絕了我的全部意見。他表示中央是全國的，不僅是一、四兩方面軍的，因為還有二方面軍和全國白區秘密黨的組織，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線，不能由一、四兩方面軍來檢討。他反對舉行任何性質的一、四兩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也拒絕任何同志參加中央工作。他認為現在是在軍事行動中，不能談甚麼黨內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們雖各持己見，但仍互相要求諒解。那次會議的重大缺點是：沒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法，連我這個反對中央政治路線的人，也沒有從積極方面提出主張。我們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道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會議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發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國各軍隊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但我們都相信蔣介石不會因為這個「一致抗日」的口號，就停止對我們的進攻。
不料正當我們為蘇維埃運動政策是否正確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經悄悄放棄了這個「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法寶，使出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大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殖民地應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國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接著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張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於毛澤東等死守著教條不稍讓步，會議終於無功而散。那次會議沒有討論到軍事問題。我曾聲言，只要黨內政治問題獲得適當解決，軍事計劃上的歧見也就不難冰釋。但我的話未為到會者所重視。會上沒有人再提起西北聯邦政府問題，顯然對少數民族政策無人感覺興趣。看來這次會議的性質專是處理內部爭端問題，但內部爭端也未因這次會議而獲得解決。不過毛所提出的解決草案也未付諸表決。大概是因為不願會場空氣過份緊張罷。深夜三時左右散會之後，我步出沙窩山口，與陳昌浩會晤，並告以會議的經過。陳昌浩非常難過，很激動的問我：「為甚麼中央這樣頑強的抹煞四方面軍一般同志的意見？如果你進一步明確宣布中央政治路線完全錯誤，中央領導破產，將會發生甚麼後果？如果這樣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讓步？」
陳昌浩這些問題，更加引起了我的許多感觸。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國以及國民黨內爭的往事，總覺得中共不應重蹈他們的覆轍。我慨嘆中共中央在挫敗中釀成了頗深的自卑感，竟固步自封，不敢與一般同志交換意見。我並不後悔我所採取的較為溫和的態度，因為大敵當前，如果內爭激化，無異自取滅亡。就由於這些心理因素，我和陳昌浩仍然主張繼續採取尋求諒解的態度。
翌日，陳昌浩便約張聞天懇談，用意是想勸張聞天接納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見。在座適有一位四方面軍的軍長，他聽了這些糾纏不清的談話，頗感不耐，因向張聞天坦率表示：中央領導錯誤，他這個黨員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張聞天立時面紅耳赤，出聲不得。陳昌浩隨即加以解釋，這不過是黨員個人的直率表示，請張聞天不要介意，但後來張聞天即據以指斥四方面軍是軍閥集團。
我也曾訪問在療養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發揮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蘇區時，為敵機炸彈所傷，洞穿了大腸，經過手術治療，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從江西直到這裏，都在擔架上過生活，一直靠鴉片來減輕他的痛苦，當時他已經是一個身體瘦弱的大癮客。朱德當時正為自己無力調解而懊喪，力懇王稼祥出任魯仲連的角色。王雖系留俄學生，但教條主義的氣味並不濃厚，而且在療養中也較能冷靜的考慮問題。
王稼祥向我表示願盡全力，調解黨內歧見，認為沒有甚麼不可以諒解的。他指出我和四方面軍同志先後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暫勿批評中央的政治路線，留待以後再行檢討；現在先設法舉行一次比較擴大的幹部會議，吸收四方面軍少數同志參加中央工作，以期黨內意志漸趨一致，軍事行動也能順利進行。我鼓勵他的這種努力，但後來也沒有甚麼結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軍事情況更是嚴重。由於我們放棄了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區，敵軍雖無繼續進逼跡象，但我軍已處於不利地位。毛兒蓋、卓克基一帶地區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較少，糧食不足。如果我軍在這一帶停留久了，就會發生供應短缺的問題。我們從撫邊往卓克基到毛兒蓋，已費了三個星期以上的時間，當時已是七月間了。我們如果再停留下去，敵方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同志們對於這種軍事行動的停滯不前，更為耽心。為了挽救這樣的局勢，我終於提議暫行擱置黨內歧見問題，專力尋求軍事出路的辦法。我提議紅軍全部迅速進入甘南岷縣臨潭一帶地區，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總司令部率領現駐毛兒蓋以西的原四方面軍的第九第三十一兩軍，經刷金寺北進，為全軍左翼；徐向前、陳昌浩率原四方面軍為全軍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敵。彭德懷、林彪率所部為中路，掩護中央各機構；董振堂、羅炳輝率所部殿後。所有各軍均進入戰鬥準備地位，聽候總司令部命令行動。
我所提出的軍事計劃，顯然合乎當時情況的需要，且自認是大公無私顧全大局的想法。我軍在這一帶，萬萬不能集中在一塊狹小地區，為地形、房屋和糧食供應的限制所束縛。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左翼軍要通過一片草地，行軍的障礙自然很多。徐向前陳昌浩的右翼軍擔負著對敵作戰的任務，只有原一方面軍所負擔的任務，比較輕而易舉。中央機關的安全，也在這個計劃中完全照顧到了。
毛澤東等人很高興，贊成我的計劃，一般同志也引為欣慰。大家似覺得北進的軍事行動，並未因黨內歧見停滯下來，也有人覺得中央各巨頭聚集在毛兒蓋，貌合神離，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個了局，現在分開行動，無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參謀長劉伯承以及少數參謀人員立即西行。從此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軍事方面去了，毛兒蓋會議所沒有解決的黨內爭執問題，也就暫時擱置下來。
① 劉邦破秦，如咸陽，自知實力遠不及當時的項羽，乃還軍壩上，以待項羽。項羽聽到劉邦定關中的消息，果率大軍至新豐，召劉邦宴于鴻門，由部將項莊在席前舞劍，擬乘勢殺害劉邦，這是一個緊張驚險的場面。不過劉邦終於乘機逃去了，這就是所謂《鴻門宴》的故事。
② 《八一宣言》全文見胡華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二六三頁至二六九頁——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第四章 分裂
毛澤東等破壞了中共和紅軍一致行動的最高原則，私率一、三軍團單獨行動，結果造成中共和和紅軍的分裂。歷史如系事實的寫照，應大書「毛澤東分裂了中共和紅軍」。但中共的記載卻說那次分裂應由我負責，這是顛倒是非的說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間，我們總司令部由毛兒蓋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費取約五天的時間，到達刷金寺。這一帶山巒起伏錯綜疊雜，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如黃河，南流者如長江。刷金寺便位於黃河水系的支流上。我們在這次旅程的最後三天，通過一望無際的草地。在我們行軍的經歷中，這還是初次嘗試。這一帶還只是西草地的邊緣，漫山遍野都是青草，五顏六色的花朵點綴其間，確也壯觀。所經道路都是由畜群踐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幾十條小道平行者。河流沒有經過人工修理，順著地勢彎彎曲曲到處泛濫；每遇天雨，較低洼的地方便成了泥沼。我軍通過那些地帶，人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這個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總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廟，廟的周圍有幾十上百的喇嘛住宅，間或也有少數民房和商店，形成一個村鎮。喇嘛廟似乎是社會的中樞，它是藏民拜佛的聖地，也是一切政治社會活動的中心。藏漢人民的羊毛糧食等貨物都在這個村鎮里交易。草原上叢林山窪地帶，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過冬之用，平時，牧民只是逐水草置帳篷而居。
我軍通過草地，主要是與大自然困難做鬥爭。我軍戰士雖有攜帶三天以上乾糧行軍的成規（一方面軍原無帶乾糧的習慣，會合后也跟我們學會了），沒有遭受飢餓的威脅，但沿途宿營，卻是一個莫大的困難。喇嘛廟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們露宿的工具，又極不完備。病兵掉隊者為數頗多，不宜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遺棄他們。一般戰士對於這些遭遇，頗感不快。
我們在刷金寺停留了兩三天，積極查明北進道路。這一帶的地形，我們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圖又錯誤百出，一切須從新考察研究。劉伯承參謀長費了很大的氣力，廣詢當地人民和喇嘛，才擬訂了一個北進略圖。
我和朱德於是根據劉伯承所提供的資料，下令全軍北移，以甘南的岷縣臨潭一帶地區為目的，各單位所擔任的任務和行進路線都有明確規定。其中最主要之點是：徐向前陳昌浩所率兩軍應先行進襲松潘北面之敵——胡宗南部，打開右面的北進通路，並保障全軍的右翼。
我們總司令部率部按照計劃，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進，不料走了一天之後就遇著大雨，我們深恐為水所阻，積極冒雨前進，夜晚支起軍氈作帳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瑪楚河上游的一個支流，橫阻在我們的前面，它原不過是一條小河溝，深不過膝，現在河水陡漲，深逾一丈寬達三百米，我們無法通過。看形勢幾天之內河水沒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區以內，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們的乾糧又吃了大半，我們無計可施，乃決定回師刷金寺。
我們把為水所阻的情況，電告毛澤東等和其他軍事單位；並電令各軍暫停前進俟總司令到達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驟。我們花了三天時間回到刷金寺，歸途中雨雖停了，但部隊顯極疲勞，疾病增加，非休息一兩天不可。
就在我們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陳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約一百里處、胡宗南部駐守的一個要塞，守軍一團，大部被殲滅，殘部逃松潘，我軍北進道路已完全暢通無阻。
我們回師刷金寺的當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陳昌浩的急電稱：「一、三兩軍團違抗總司令部暫停前進的命令，私自北進」。接著他們又來了好幾個電報，其大要是：毛澤東因徐陳已打開北進通道，左翼又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機，竟自動直接下令一、三兩軍團，以「北上先遣隊」名義，單獨向北挺進。毛等此行動，完全是秘密的，實現並未通知徐陳等。
徐陳來電中還描述毛澤東此次行動的不當，謂先一天晚間，中央各機關和一、三兩軍團乘夜秘密移動，一、三兩軍團原擔任的對敵警戒任務，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軍的某些駐地完全暴露，易受敵軍攻擊，等到徐陳發覺了這件事，一、三兩軍團的殿後人員，才告訴他們這次行動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澤東等的這次異動使我們為之大嘩。我們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這是毛澤東使出了金蟬脫殼的詭計，他利用四方面軍經過重大犧牲所打開的北進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數同志和軍隊；他使用北上先遣隊的名義，暗中挾帶著中央機關和各要人，要蔣介石誤認中共重心仍在毛兒蓋，進攻的箭頭不會指向他那個支隊。毛之所以這樣做，一是失敗觀念支配了他，二是「寧肯我負人，不肯人負我」的權謀思想在作怪。就由於這種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產主義的原則和道義觀念，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只有毛澤東會玩這一套，現在看來，兩軍會合后，他所玩的儘是權術；死硬的幼稚的教條主義者，不過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負責同志冷靜考慮之下，認為這樣的分裂行動是不對的。紅軍各單位分開行動，中央隨同任何一部分紅軍行動，雖是常有的事，但總該根據計劃，顧到全局，而且對內不應守秘；尤其是在黨內有歧見的時候，更不應這樣做。如果毛澤東等事先將單獨北進的行動，告訴徐向前陳昌浩，或事先與總司令部商討，他們決不會受到阻攔，也許還可以得著較妥善的處理。如今毛澤東等私撤防線，秘密北進，顯然是不顧大局的自私行為。
朱德也同樣認為這種秘密單獨行動是不應當有的，因為這不僅沒有顧到黨的團結，而且抹煞了總司令部的職權，也沒有照料到徐陳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進到甘肅地區以後，蔣介石還是不會放鬆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彌補這個裂痕。
總司令部旋即電令各軍事單位力持鎮靜，並指出毛澤東等的行為雖破壞了黨內團結的原則，但對軍事行動還不會發生不良影響。各單位應將當前敵情迅速電告，總司令部將在刷金寺停留三天，以便根據變動了的情況，決定今後軍事行動的步驟。
第二天我們接到徐陳來電，謂林彪曾電告他們，北進途中，有一座懸崖險橋，現有一連人防守，即將被撤，要徐陳在一天內派部隊趕到接防。徐陳認為這座橋位於二百裡外，決非一天所能趕到，因未派兵前往。同時我們又接到董振堂羅炳輝自卓克基來電，謂懋功以南一帶的敵情，尚無任何變化，南面的敵軍仍集結在雅安一帶。
我們旋即又接到徐陳來電，謂毛澤東單獨北進的行動已引起北面敵軍的注意，如我軍跟蹤北進，不僅不能銜接上一、三軍團，且可能遭受敵軍頑強阻攔。徐陳的主力現正與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約八百名傷兵急待安排，他們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帶通路，則毛兒蓋後路難免被敵抄襲。因此他們的部隊只有暫時堅守陣地，以毛兒蓋為後方，侯命行動。
第三天我們總司令部才接到毛澤東的來電，大意是因時機不可失，乃率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現已進到岷縣南部地區，盼總司令部率各軍跟進。這是分裂后我們所接到的第一個電報，但這個電報既未告訴我們他們今後行動的步驟，也未告訴我們北面一帶的敵情，因而我們不能據以行動。
根據我們當時所知道的情況，認為繼續北進的時機已經失去，敵方已有足夠時間派兵扼守甘南一帶戰略要地，北上幾條要道中的一些險要橋樑，可能已為敵人破壞，因而擬定暫行南進的計劃。我們電令各軍事單位做些準備工作和迷惑敵軍的姿態。總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壩移動。
我們西行三天，通過草地，順利到達阿壩。這裡是這一帶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邊的一個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稱。阿壩的大喇嘛廟建築雄偉精緻，極為壯觀。這個大喇嘛廟的兩側，還有幾個較小的喇嘛廟，四周有千數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戶的店鋪，結成一個長方形城市，大小等於內地的一個普通縣城。這裏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靜的大金川穿流其間，河邊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圍有更廣闊的美麗草原。我們到達這裏時，喇嘛大多已逃往了，留下的糧食卻能供我軍幾個月之用。
我們在阿壩繼續研究我軍今後的行動計劃。阿壩向北直通甘肅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嘛廟，可是易為水所困，我們不能由這條路北進。不過我們既已到了這裏，就應了解一下這個大草原的秘密，為將來行動作準備。
我們繼續獲得消息，證實那時北進是很不利的。敵方已知毛澤東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隊，只是紅軍的一部分，判定我軍大部分仍將繼續北進，因此敵方正調集軍隊，馳至川甘邊境各要路截擊，企圖將我軍截為兩段，使之不能銜接，然後分別予以殲滅，而敵人的主要力量，又是用來對付我們這方面的。同時，我們的南面，敵軍有些已經調離，絕未猜測我們會乘機南下。這時已是八月，瞬屆秋涼，北進又會發生戰士服裝缺乏的問題。
我們於是決定暫行南下，我們的計劃是：乘敵不備，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廬山一帶地區，在那裡補充冬季服裝，在不利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縮回西康藏族地區過冬。我們覺得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較好的做法；而且這是一個大規模的行動，既可以將敵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們這一方面來，因而減輕對北上先遣隊的壓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軍北向的機會。
我們在阿壩停留了幾天後，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準備在卓克基舉行一次重要的幹部會議，討論當能問題。徐向前陳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帶集結，仍留少數部隊在毛兒蓋一帶，前置松潘之敵，原駐卓克基一帶的董振堂羅炳輝部，則以一部佔領懋功以南的要低，為南下開路。
我們由阿壩沿大金川南下行軍頗為順利。一般戰士都覺得愈往南走，境況愈要好些，士氣很盛。我們離開阿壩草地，迅即進到了大金川的山巒地帶。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間，形成激流，兩岸就是我們南下的通道。沿河較平坦地方，都有村莊或集鎮，這就是農畜產品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區域。我們在那裡經過的時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莊稼往往為冰雹所毀，這也許就是這一帶開發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幾天，我們到達了卓克基。各軍重要幹部也都如期趕到了。這裏雖仍是藏族地區，但也雜居著不少的漢人，農業比較發達，較之毛兒蓋阿壩一帶，更適合於我們的生活。這一帶的人民與紅軍也相處得較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們，我還看見藏族在田野間舉行盛大的跳舞會。
我們旋即在卓克基舉行高級幹部會議，討論毛澤東等的分裂行動問題。在卓克基市鎮上一棟房屋的大廳中，齊集著各軍政首腦同志約三千人，心情顯得悲痛而憤慨。陳昌浩首先報告在毛兒蓋的一切經過，說明總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與毛澤東等中央政治軍委員相處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並無爭執，毛澤東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動確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顧信義的，也是破壞黨和紅軍的團結的。
接著，第五軍團和地十二軍出席這次會議的同志們，也紛紛指斥毛澤東等行為的不當。他們指出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同屬一方面軍，以往遇有重要軍事行動，都曾事先獲得通知；但這次毛澤東等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並未通知他們，發言的人對於這一點，一致表示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為中央的領導者，不應有這種破壞黨紀軍紀的行動。在討論中，到會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動，是破壞了黨的團結和紅軍一致行動的原則，其根源是失敗主義和游擊積習，以致墮落到這樣的程度。其中最憤慨的言論，直指這是陰謀詭計、自私的、不名譽的、不道德的、中共紅軍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可恥行為；多數則表示不願再承認這個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這次會議中，神情顯得懊喪，對已經發生的事認為不應當有，表示惋惜。他這樣著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們不會承認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將來轉圈的餘地。」
我在發言中出說到一些重要經歷外，有著重指出：任何團體都可能積累一些錯誤，一時顯得黑暗，但我們自信有方法糾正過來。我們將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動而稍有氣餒。我們將高舉共產主義的旗幟，更有信心地奮鬥。一、四兩方面軍的同志們，將團結更緊，爭取軍事勝利。一俟適當時機到來，我們將舉行黨的代表大會，或黨的擴大會議，改組中央。目前，同志們應團結在這個高級幹部會議的周圍，信任總司令部的領導，暫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這次會議通過了兩個重要決議：一是不再承認原有中央，另行成立臨時中央。到會者並一致推舉我為這個臨時中央的書記，俟到了適當時間，再行召集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成立正式中央；電告毛澤東，此後我們雖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軍事行動仍互相配合。二是由總司令部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指揮全軍；各軍概依總司令部命令行動；原總政治部副主任升任為總政治部主任，參謀長劉伯承兼辦紅軍學校；徐向前陳昌浩率原四方面軍向天全廬山一帶地區活動，董振堂羅炳輝率所部鞏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帶後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蘇區。
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經過。我當時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負責人分途奮鬥多年，在懋功高高興興的會合，又在毛兒蓋突然分離，不禁感慨萬端。我也覺得事態發展至此，中共中央固然難辭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確是逼使我們走到這個牛角尖的主因。其實，我們中國共產主義者無論在一起或暫時分離，總是背靠背作戰；我們有爭執，但也互相依存。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與死亡，我們主要的努力，也始終是對付敵人，任何時候，也不會因內爭而忽略了對外。因此，這次分裂也不過是中共奮鬥史上的一個插曲。

第十九篇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風潮之後，繼之而來的是黨內團結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從毛兒蓋策馬北溜，卓克基會議群情憤慨。這兩幕連台戲是分裂的高潮，也驚醒了我們這些游擊英雄。每個人都從心底深處喊出「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團結」的呼聲。敵人的壓迫，使我們必須彌補分裂所造成的創痕。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由清除了我們內部分歧根源。任弼時賀龍所率領的第二方面軍，輾轉來到西康地區與我們會師，也促成了內部的團結。一九三六年夏季，我們由西康向甘陝北進，黨的組織和紅軍各單位，又在陝北的保安重新合而為一了。
卓克基會議之後，我們的主要注意力轉到了對敵作戰方面。我們不願老在內爭問題上糾纏，因而並沒有強化臨時中央的組織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個名義，它沒有機構，沒有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也沒有對舊的中央委員有所制裁。這樣做，自然是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餘地的意見。而且，我們覺得不承認原有中央和建立臨時中央，只是辨別是非、伸張正義的行為，並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個人權力之爭。
我們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使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這對於兩個多月沒嘗米味的紅軍，特具吸引力。我們的南下綱領是：「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平分土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願與川軍劃分防區，互不侵犯」等等。我們再沒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蘇區或西北聯邦政府等類的主張，因為覺得這是要等我們在天全立定了腳之後，才能決定的。
總司令部所指揮的軍隊，仍是一、四方面軍（中央機構和一、三軍團雖然北上了，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以及總司令部屬下成百的工作人員原均屬一方面軍）。即將到來的戰爭，需要我們和衷共濟來應付。任前敵總指揮的徐向前，更覺得內部團結是今後克敵制勝的要圖，他對過去的分裂行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兩方面軍同志間的隔閡，極為難過。他也責備中央巨頭們領導無能，希望徹底改善。
我們將黨內團結工作列為第一要務。如果繼續指責過去中央在兩軍會合后，只知批評四方面軍，抹煞它一切的功績，賞罰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間的隔閡，釀成這次分裂，是不足為訓的。我們今後要改弦更張，重視同志們的努力與貢獻，褒揚一、四方面軍過去的英勇奮鬥，反對彼此間的任何門戶界限。我們要求同志們互相學習，互相諒解，互相結交，縱有檢討批評，也要出之於善意。
我個人對於這次團結工作，特別重視。我向四方面軍一般幹部講話，極力褒揚一方面軍過去的英勇，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知識，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大家應一視同仁彼此要攜手前進。這類的話我也曾向一方面軍的幹部講過。我還訪問了董振堂羅炳輝等原一方面軍的將領，徵詢他們對於軍事問題黨內問題的意見。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掃除隔閡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鄭重表示，過去中央老把他當作投降過來的將領，似乎不把他當「自己人」，今後既能夠一視同仁，他也敢於負起責任指揮作戰了。
我們這樣努力了幾天，便出發南下。我軍由卓克基經懋功，迅即攻克了寶興縣城。寶興是個小縣，位於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處，過此往天全廬山，便是比較平坦的地帶。天全廬山在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沖積地區，土地肥沃，氣候和暖，盛產大米，相當富庶。
當時四川已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所控制，追隨一方面軍入川的國民黨中央軍，分駐在各戰略要地；我們要跟這些裝備較好的軍隊周旋，這和我們初入川北時與川軍作戰的情況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我軍進到寶興時，先是與川軍作戰，一經接觸，就給我們打垮了。我軍乘勝佔領天全廬山大部分的鄉村地區，這兩縣的縣城當時尚在川軍手中。
這一帶的戰鬥中，蔣介石的飛機發揮了較大的威力。我軍向天全挺進的那天拂曉，川軍防線完全被擊破，我軍正乘勝沿著山嶺要道向縣城追擊，可是到了九點鐘，敵機分批飛臨我們上空，作地毯式的轟炸，阻遏了我們的攻勢。事後檢討，我軍這次三百幾十名傷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敵機轟炸下的犧牲者，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敵人所建立的碉堡陣地，威力較前也大有進步。這些跡象顯示，敵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經驗來對付我們。
我們覺得飛機與碉堡確非我們的力量所能摧毀。過去一方面軍在江西對敵作戰時，曾採取「斬烏龜頭」的戰術，即乘敵人飛機沒有出動的時候，用迅速的手段，消滅敵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這種戰術終於不能發生大效，結果江西蘇區為碉堡所困，最後，不得不突圍西行。毛澤東也曾斥之為「錯誤的防禦戰術」。
我們不願重蹈江西蘇區的覆轍，決定我們在天全廬山的軍事行動是暫時性的，不在這裏建立川西蘇區，我們在這一帶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補給問題。因此，我們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將打土豪得來的稻穀運往寶興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個集鎮上，搜購布匹棉花趕製冬衣，準備不得已時退回懋功。
戰局漸漸不利於我軍，不久在江西對共作戰甚久的薛岳、周渾元兩個縱隊①，集結到了我軍的正面，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手段，向前進逼。我軍與之交鋒，占不著便宜。我們素來避免打沒有勝利把握的仗，也不願持久消耗，乃退回寶興以北的山區。敵軍也不再深入，他們不敢蹈險和我們在山地爭勝負；同時，他們也以為把我們圍在山地，終有一天會因糧食不繼而自趨崩潰。
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甚麼收穫，不到一個月便結束了。這似乎證實了毛澤東所謂「敵人飛機大炮厲害」的話。我們當時曾詳加檢討，認為敵方在軍事上佔壓倒優勢，這是從來沒有人否認過的，不過我們現在所處的區域，相當遼闊，決非敵人所能封鎖。兼之區內地形險要，交通阻塞，敵人決不敢深入進襲。因此我們大可安心在這地區休息過冬，決不會成為瓮中之鱉。
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我們回師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帶的集鎮②，原駐在丹巴的劉文輝部，在我軍壓力之下，向瀘定潰逃。我們總司令部駐在靖化黨壩地區。這時東南面的敵軍離我軍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脅我們。
我軍的困難是糧食供應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當地藏族與漢人之間原有隔閡，藏人一向痛恨漢族的侵略。紅軍進到藏族地區后，毛兒蓋東北面的藏人曾與我們發生過許多次的衝突。他們不僅阻攔我們這些外來之兵，尤其不願我軍分享他們不足的糧食。我們在這一帶駐紮久了，與藏人爭食情況，日漸嚴重。我們避免與藏人衝突，不願在此駐留太久，以免消耗這一地區的糧食太多。
藏族頭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糧食，往往集中數百人與我們的搜糧隊對抗。我們住在清化的時候，就曾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衝突。藏人的隊伍是烏合之眾，隨集隨散，不能持久，我軍從不妄施攻擊，只是予以監視，聽其自散。我們也曾向藏人解釋，我軍不得已才掠取他們一部分的糧食，決不願他們于飢餓的境地，更不會橫施壓迫。這樣的解釋收效很微。我們只有適可而止，在一個地方住了幾天，就又遷往別一個地方去。
我們這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老在尋求生存之道。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已經支離破碎，內部又告分裂，而且困處邊隅，糧食不濟，藏人的抗拒，更使我們汗顏。但我們並不絕望，還是抖擻精神，積極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以為將來作戰的準備。
我們的訓練中心是紅軍學校，由何畏任校長，劉伯承任總教官。何畏那時仍在養傷，事實上不能多管事，劉伯承則負責實際責任。這個學校有一百多名學生。多數是從四方面軍調來的營連長，也有少數當過師長或軍長的幹部。重要戰術教官是張宗遜、郭天民、唐天際等。教學原子是教官和學生共同學習，理論與實際並重，往往一個課程之後，便由教官和學生們率領附近駐軍，實行演習。
這間學校的訓練條件，還不算壞，不僅教官優良，而且有適當的課本。我們在鄂豫皖辦紅軍學校的時候，沒有自己的課本，只有借用國民黨的課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時曾譯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蘇聯步兵操典》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兩本書，可是經過長征的災難，這兩本書已難找到了，幸好有一個一方面軍的下級軍官，經過千辛萬苦，才保存了這兩本書。我當時發現了，讀了一遍，視為至寶，立即翻印，作為這個學校的課本。
這間學校的訓練方針是注重紅軍的正規化。劉伯承這位獨眼將軍是四川老軍官出身，無論軍事學識和實際經驗，在我們朋輩中都要算是傑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幹部在蘇聯陸軍大學唯一的畢業生，回國后即出任紅軍參謀長職務以迄於今，所以他對紅軍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素來主張紅軍幹部要學習正規戰術，游擊經驗只能配合使用。他講話愛用尖刻的詞句，常常批評游擊作風，連毛澤東他也要諷刺一番。劉伯承這個正統派軍人，在授課時經常假定兩個同等人數、同等裝備的敵對軍事單位，對陣的時候，勝利將屬之於勇敢堅韌和戰術較優者。這種思想原是無可非難的科學分析，也合乎共產主義者所推崇的辯證唯物論。可是我們的紅軍與敵軍相交經常處於劣勢，因而素來提倡英勇堅韌和協同一致，重視出奇制勝的戰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游擊觀念」，過分強調超人和少數集團的優越作用，以為物質力量不足重視。
劉伯承的正規戰術思想，終於與游擊觀念發生衝突。紅軍學校的學生余天雲，是游擊觀念最強的一個，他是農民出身，聰敏倔強，以戰功由士兵而升任連長排長，一直升到軍長。他做過好幾年團長，也做過短時期的師長軍長，就因為師軍長的職務，需要較高的軍事知識，隨意調他到紅軍學校受訓。他這個高級幹部，就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爭執，這種爭執發展成為違反學校紀律的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處短期禁閉。
余天雲事件發生后，我即馳往紅軍學校召集所有同志舉行會議，並發表演說。我指出一般同志不應自滿於游擊戰術，應嚴肅的學習正規戰術。我特別推崇劉伯承的軍事知識，說到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學習，他在刷金寺時所發表的、所有紅軍幹部都須再教育的演說，我是完全贊成的。我還說明教師與學生之間可以自由討論，從前是如此，今後也應如此。不過學生們應該虛心學習，不要固執己見，以免妨害學習和違反應遵守的紀律。我贊成學校當局給予余天雲的處罰，但要求一般同志繼續敬重他並幫組他學習。
紅軍學校這個風波算是平息了，多數師生原不贊成余天雲的見解，經過這次教育之後，學習的進行顯得更為順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雲，他雖鬱鬱不樂，似也再無不滿的表示。不久，紅軍學校由黨壩向丹巴移動，余天雲竟在途經大金川激流時自高崖躍下自殺了。
余天雲的自殺事件，立即震動了一般幹部。有的埋怨我和學校當局對他處罰太嚴，使他感覺這是一種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評余天雲太過倔強和驕傲，游擊觀念太深。甚至還有人以為余天雲事件，證明紅軍幹部特別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平心而論，余天雲不過是毛澤東的縮影，性格倔強驕傲，重權術，不折手段，兩人同樣堅持游擊觀念，也以同樣的理由與劉伯承發生戰術思想的爭執。兩人都自視為游擊天才，神聖不可侵犯，不過一個土頭土腦，一個多點斯文，因而一個憤然自殺，一個老是運用奸詐，橫行霸道。
為這件不幸的事我發表了沉痛的演說，要求同志們從這件事汲取應有的教訓。我首先痛悼余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但我也著重指出自殺行為之不當，一般同志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同志養成輕身觀念，是要不得的。我重複闡明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處罰並非侮辱，乃是實施教育的一種手段。
我們也探討了余天雲自殺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產主義者相信以少數領導多數實行革命，因為他們自信能夠依據自然來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過分強調共產黨改造自然的作用，這多少是唯心觀念的作崇。過去中共歷史上，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都犯了這類性質的錯誤。尤以在游擊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負責人，特別是毛澤東，都不免受這種唯心觀念的影響。一般同志更被游擊觀念所支配，老是覺得個人的英勇與計謀，會產生超乎想象的決定性作用。余天雲雖沒有自私的軍閥觀念，但確實以游擊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評，使他腦海中的天經地義發生動搖，便憤而自殺。這是不足為訓的，同志們應應引以為戒。
根據目前的情況來檢討，余天雲的自殺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崗的自殺，兩者在性質上有某些相同之處，但我當時對余天雲，到沒有想到、更沒有說到他以自殺來反黨。
我們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難而進行的，余天雲事件足夠說明此種困難的深度。我和一般高級幹部曾詳加檢討，認為嚴格的教育仍應繼續實行，但方法應有所改善，即對一般同志，不可輕易處罰，應多注重說服與批評，對游擊觀念也不可一概抹殺，要潛移默化、以正統的軍事知識徐圖補救。我們當時是想利用這段休養的期間，借訓練工作使我們的知識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們不惜采急進步驟。但事實上訓練工作須較長時間才能收效，我們這次努力，也就由於時間的限制，雖有相當成就，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軍翻越萬年雪山（即大雪山）到達道孚、爐霍、甘孜地區。我軍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帶停駐了一個多月，從天全廬山運進來的糧食已經吃光了。當地的糧食，又因紅軍在那裡先後駐紮了約四個月，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們要遷地為「糧」。道孚、爐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鎮，人口較多，我們估計那一帶的糧食可供我軍過冬。而且時已深秋，再不遷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無法翻越這座大山了。
我們選擇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條捷徑，向西進發。翻越大雪山，須費兩天的時間，第一天進到山腰雪地邊緣露宿，第二天上午，翻過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頂，再下山到了山腳才找著村莊駐足。山頂空氣稀薄，通過時呼吸困難，我們都帶有生薑一類的強心藥品，為臨時救急之用。全山白皚皚，我們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發生雪崩。幸而我們事先作過充分的準備，所以能夠順利通過。
這一帶喇嘛的勢力特別盛大，尤以黃教的勢力最強。道孚一個最大的黃教喇嘛廟，就有八百多個喇嘛，街道上到處都可以看見穿紅袍的喇嘛，喇嘛廟裡有維持紀律的鐵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閑逛的喇嘛們，聽見鐵棒喇嘛來了，就嚇得四散躲避。喇嘛廟和喇嘛住宅建築都較精美。喇嘛廟很象一間學校，喇嘛們經年累月在那裡念經。有時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組織的軍隊，大多會使用武器，經常作有組織的軍事活動。喇嘛在當地居民中，無論知識和能力都較超越，人民畜牧、營建、醫病等，都得依賴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圖克圖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腦。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於這一帶，但婦女的地位卻又特別低。藏人兄弟數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于這些兄弟之間，要維持他們的和睦，如發生爭風吃醋的事，不問原因何在，概歸咎於妻子。婦女出街要帶面罩，而且有些還毀了容（所謂毀容，就是故意將面部割破，塗上黑灰，變成黑疤）。喇嘛們在街上逛游時，婦女們要遠避，否則就被視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輕貌美等女子，竟引誘喇嘛們注視，那更是邪惡之舉。凡是引起爭風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慾念的婦女，往往送去當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個規模頗大的尼姑庵，住滿了這類尼姑。
藏漢兩族間的關係十分惡劣。從滿清到民國，統治者傳統的歧視藏族。那時統治西康的軍閥劉文輝，盡量搜刮藏人的錢財。漢人在此經商者，也多用欺詐手段圖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們談及這些事，他們大多敘述怎樣被漢人攆到山裡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總穿著一件油漬的羊皮統子，這件統子往往重達三十磅，成了他們日常生活很大的負累。他們雖有自己的文字，但結繩記事的方法，還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極不完備，很多較複雜的概念，就無法表達出來。譬如「團體」這個名詞，在他們的文字中就沒有。我和他們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這個名詞，較接近於「團體」這名詞的意義。
我們既履斯土，就得盡量取得當地人民的諒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經過我們的推動，在各地組織起來了，但大多只是一個空名義。藏人始終不完全了解紅軍，在他們看來，我們是掠奪糧食的可惡漢族，但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和藹，又使他們驚異不解。甘孜的活佛是這個區域的「神」，他曾這樣表示對我們的觀感：「如果紅軍處境好一些，不會比劉文輝壞，可是它現在窮困，搜刮超過了劉文輝。」活佛的這句話，適當的描繪出當時我們在那一帶的真象。
我們在西康停留的期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線大致沒有戰爭。駐在康定的劉文輝部與我軍隔著折多山對峙，相安無事。我軍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達賴喇嘛屬下經英國訓練的少數軍隊則駐防右岸，彼此也從未向對方射擊。蔣介石、劉文輝也曾利用少數藏人，組成游擊隊向我軍騷亂，但這些受蔣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視為「藏奸」，沒有群眾基礎，經我軍予以打擊，也就煙消雲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軍多數是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我們仍是集中力量，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戰士了解西北情況和對騎兵作戰的戰術。我軍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區長期停留下去，但為了解決糧食困難，我們須花很多時間來從事農業生產。這樣，會使我們的戰鬥部隊，轉化為屯墾軍，因而放棄對全國革命的領導任務，這自然非我們所願。有鑒於此，我們乃仍照預定計劃進行，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和新疆，與在陝北的紅軍成犄角之勢。訓練工作便是根據這種方針來進行。
這段時期，我們發展了軍隊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軍政治工作人員的貢獻。一方面軍是在江南的湘粵贛一帶革命中心地區發展起來的，參加這支隊伍的知識分子較多，所以軍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也較為發達。當時我們總部駐紮在爐霍喇嘛廟裡，門口有一塊大廣場，主持文娛工作的李伯釗女士（系留俄學生，任總政治部文娛組主任），常常率領文娛隊③在那裡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戰士們一道欣賞。他們所表演的短劇、舞蹈、歌唱等，當時鼓舞了戰士們的熱情，即使到了今天，回憶起來猶有餘味。
這裏氣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憐，但羊毛卻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商店倉庫，喇嘛住宅，出處堆滿著羊毛，多數沒有經過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賣不出去。我軍戰士都忙著將羊毛加工，紡成粗糙的毛繩，再織成衣褲以及襪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間，我軍各連隊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個羊毛紡織廠。不久，全軍服裝都是各種顏色的毛紡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們對紡織羊毛多方鼓勵，用教練品評、競賽展覽等方法，來促進戰士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就這樣圓滿的解決了我們的冬服問題。
在「吃」的問題上，我們花的力量還要多些。當地的青稞大體是由我們控制，實行定量分配，獎勵節約，反對浪費。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數時間是每天一斤。宰牛統制的更嚴，獎勵制牛肉乾，以便一條牛能供一連人約一周之用。糧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經我們分配，由軍隊和藏人輪流使用，但仍不夠分配，戰士們有時要將沒有加過工的青稞煮熟來吃。
蔬菜在這一帶亦極缺乏，生產量供給藏人已感不足，我們來了之後，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類，沒有蔬菜是相當嚴重的問題。所幸當地盛產一種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蔘果（也許西遊記上所說豬八戒吃的人蔘果，就是這一類東西），可以佐餐。我們用競賽的辦法，鼓勵戰士們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幾斤或更多些，最高紀錄曾達到五十斤。人蔘果和青稞煮在一塊吃，相當可口，而且也很富營養。不過我們人數太多，這種野生植物，經過我們大量搜掘之後，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們也派戰士去獵禽獸和打魚，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見我們的戰士去漁獵，往往有不樂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們還組織了一個野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尋一些可以吃的東西。委員會有二十幾個人工作，以朱德為主席，委員之中包括老農和醫生等。他們從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種野菜，解決了我們缺乏葉綠素的問題。有一次委員會判定某一種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數人試吃，結果試吃者竟發生昏迷現象，經過搶救，才告無恙。在二十世紀中，這種神農嘗百草的辦法，似令人發笑，但這種冒險犯難精神相當可佩。
愈是落後的地區，疾病的威脅愈是嚴重。藏人對於疾病根本無法抵禦，有時整個村莊，竟被某一種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對於人畜疾病的處理，只知採取嚴格的隔離方法。一個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間單獨房屋內，家人都不去看護，只按時從門洞中用長棍竹竿，送進一些食物飲水之類的東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癒，只憑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們便將他的屍體焚化，甚至連那間房子，也一併焚燒掉。某一村莊發現了傳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棄村逃亡。這樣的隔離方法，有養成了一種特殊的道德觀點，即人們對害病的家人，假若留戀不忍去，或願盡看護之責，則視為不合道德。而遺棄病人，反視為是理所當然。
我軍在藏族地區，曾受到傷寒病的嚴重威脅。患病的人數不少，時間也拖得很久。從一、四兩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直到我們離開西康地區，這種病魔老是在與我軍為伍。所幸我軍還相當注重衛生，傷寒病的傳染速率，收到了相當的抑制，其他傳染病也沒有大規模的發生過。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醫院服務過的傅連璋醫生，對於這次防禦和醫療傷寒症，有過極大的貢獻。在高原地區，空氣稀薄，又缺乏燃料，我們燒煮食水，往往不易達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將水中的細菌全部殺滅。傅醫生認為，食水不潔是引起傷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們根據他的指示，在火爐旁安置一個牛皮風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達一百度，這樣，不僅可減少傷寒症的蔓延，同時也減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們缺乏藥品，對於傷寒病無能為力。傅醫生便採用中醫的醫治辦法，救活了不少人。從此，這位不重視中醫的西醫生傅同志，也就對中醫發生很大的興趣。後來他在上海著名的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說明他用中醫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傷寒病患者。他現在任中共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特別熱心提倡中西醫學並用。
那次的傷寒病犧牲了我們成百戰士，其中有好幾個是師團長級的幹部。還有一位無線電偵察專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識青年，聰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擔任對敵的密電偵查工作，建樹極多。他與我不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傷感，而且使我們軍中少了一雙千里眼，尤為令人痛惜。
① 每個縱隊約有三師人。
② 即黨壩、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鎮。
③ 我們那時文娛隊的組織，多臨時吸收戰士們參加，但指導人員則多系原一方面軍政治工作人員。
第二章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林育英，從莫斯科回到陝北。他帶回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傳達共產國際地七次大會決議的要旨，重建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繫。
我們這些中共巨頭們雖是鬧翻了，紅軍也分成兩部分分別行動，但我們之間的關係沒有繼續惡化下去。卓克基會議后，毛澤東等接到我們另行成立臨時中央的電報，亦沒有作意氣用事的不滿表示。從此，我們彼此在電訊上都避免用刺激對方的言詞，不再提起過去紛爭的事。我們會師后所編定的新電碼穩妥可靠。也許是由於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們大家都鍛煉的更心平氣和了。
毛澤東等自毛兒蓋率一三兩軍團北進，人數約一萬多點（原一三軍團和中央機關人數約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軍抽調補充四個團的最大部分，所以應該有一萬多人）沿途遭遇敵軍的截擊，損失慘重。他們于當年十月二十日在陝北瓦窯堡附近，與原在陝北的徐海東劉志丹兩部會師，那時一三軍團所剩下的人數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
毛澤東等到達陝北后，曾多次來電，描述他們的處境，字裡行間，雖有些掩飾和誇張的地方，但他們所遇艱難困苦以及損失慘重等情形，也溢於言表。我們曾去電安慰並祝賀他們與陝北紅軍的勝利會師。此外，我們亦將我在上面所說的各種遭遇，電告他們。他們的回電也表示出互諒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達陝北后，立即致電給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參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月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
我接到這個電報，一時喜出望外。立即回電錶示欣慰，並請他暫留陝北，以免途中遭受襲擊的危險，彼此可用電訊商談各項問題。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識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與我共過患難。他於一九二二年參加中共后，即隨我從事職工運動，也曾在漢口一間工廠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國工會到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工作，成為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的一員。他回陝北后，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張浩」的名字出現。
接著，林育英的電報源源而來，主要是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改采新政策的經過，並提出黨內團結的步驟。林育英說到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政策的改變時，曾指出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動，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產國際乃改變了它原有的政策。現在在全世界號召各國共產黨與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黨和人民，聯合組成「反法西斯蒂的統一戰線」，又名「人民戰線」，這是要各國共產黨與他們本國的反法西斯蒂的資產階級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種形式的合作。即使這種合作極不穩固，也是當前與法西斯蒂鬥爭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產國際認為中國正遭受日本的嚴重侵略，中共應聯絡全國人民，包括抗日的資產階級各軍隊各政黨，形成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這一點上，他闡明了各項細則，也曾將《八一宣言》的要點電告我們。他主要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否定了原有的蘇維埃運動，現在我們主要的口號，已不是「打倒蔣介石」、提倡「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蔣抗日」，而是「聯蔣抗日」、「抗日聯合政府」和「一切為了抗日」。這些就是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日本侵略和漢奸的主要內容。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志都已同意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志都已同意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興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這在中共的發展史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當中有人對「聯蔣抗日」這句話感覺驚奇，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多數同志則覺得我和其他四方面軍的領導者，似有先見之明；我們提出過入川綱領、西北聯邦政府和在毛兒蓋關於蘇維埃的爭論，都一一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也有人說到如果共產國際這個改變政策的消息早點傳達到中國，又何至有毛兒蓋的爭論。更有人以為陝北現在得風氣之先，他們既與共產國際聯絡上了，我們也就不必舊事重提，斤斤于誰是誰非，大家團結要緊。
我當時百感交集，我衷心擁護這個新政策，認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則上不謀而合。現在蘇維埃走到了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我也慨嘆中共所經過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張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③，不久就由於國際指示，改采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種不合理的右轉政策，使我們碰得頭破血流；接著又急劇的向左轉，走蘇維埃的道路，又碰得頭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們的起步點，是歷史的諷刺，也是我們的悲哀。
我們經過鄭重的研究后，曾複電林育英，表示對新政策一致熱烈擁護，當既策劃實施，請他轉達共產國際。我們為使這個新政策能夠與在陝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電文中沒有提到已往的爭執。不過關於聯蔣抗日是否可能，確是我們的最大疑問。我們推測莫斯科與南京之間，外交關係大致已有改善，因而會有「聯蔣抗日」這句話。我們為了不願對新政策稍示疑慮，就連這一點也不提了。
林育英鑒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複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配合起來。
林育英還說明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不再干涉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問題。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概由其中央自行解決，共產國際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導。根據這個決定，他認為中共內部爭執和中央領導問題，應有我們自己設法解決。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議。他熱誠的希望雙方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獨立解決的能力。
陝北方面曾由張聞天具名來電，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議，我也複電表示贊成。我在電文中說：我們現在既然要聯合一切力量抗日，內部團結自屬首要，決不能對外講聯合，對內部專講鬥爭，忽略了黨內民主。林育英再三來電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們，都十分敬佩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現在又能解決內部歧見，他極感興奮。從此，我們與陝北同志正式決定以林育英同志為聯絡人，雙方各自展開新政策活動，俟適當時機到來，再召集黨的會議，解決一切。
林育英此後的來電最重要的一點，是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他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林育英傳達給我們的這個好消息，對我們有極大的鼓勵作用。我們推測，斯大林贊成這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陝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處，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換句話說，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便成了「聯張反蔣抗日政策」。
當時我們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實力派。我們曾多方設法，經過康定，向四川和雲南一帶的軍人活動，要求他們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們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無反應。反之，陝北方面，卻找著了一個軍事巨頭張學良。這種事態的發展，使我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
一九三六年一月間陝北同志們來電，報告他們在上年底與張學良部作戰，曾俘獲張部團長萬毅，他們待之如上賓，並根據新政策，向他痛陳聯合抗日的重要。最後他被感動了，誓言回到西安，懇求張少帥停止剿共，一致對日，如今萬毅已被釋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結果。
奇迹果然出現了。萬毅的活動打破了他們各方奔走迄無頭緒的沉悶局面。過了一些時候，陝北來電，謂已接到萬毅的信，說明張學良經他的苦諫，已答允考慮停止剿共，要求陝北從速派人到西安去與張學良接洽。現陝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們複電贊成這種做法，但也指出應設法多方聯絡，對張學良左右的不少複雜分子如親日派等，應特別警惕。我們並重複向他們提供了我們以往與楊虎城有過的關係、居間拉攏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報。陝北後來幾次來電，都說明與張學良接洽的情形。他們主要指出，張學良確有進步，真誠抗日，張的部下分新舊兩派，舊派保守，不願抗日，其中甚至有人與日本勾結；新派（萬毅即其中之一）對抗日極具熱忱。張與日本有殺父之仇，又受蔣壓迫，現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擺脫蔣的控制。他對與中共聯絡的事，非常恐懼，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見他本人可以信任。
陝北同志主張以張學良為唯一的聯絡對象，與其他軍人的事都可由他去進行。這樣比較穩妥，也可消除張的疑慮。他們來電曾舉例說明張學良曾問我方代表，是否與楊虎城有聯絡，我方代表表示他為唯一的對手，與楊虎城並無聯絡。鄭學良聽了大為高興，並表示他一切都有辦法，即對四川軍人他也有聯絡，要求我們不要直接接頭。這個電報的用意，自然是要我們不必再向四川軍人活動，因此，對楊虎城已有過的或將有的聯絡，也要暫時瞞著張而進行。
陝北與張學良的關係，日益密切。據陝北電告，張學良的計劃是以西北為根據，與蔣介石對抗，他認為「聯蔣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單獨抗日的局面，「反蔣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視我們能拉攏他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的實際援助。他不重視紅軍的力量，認為在「反蔣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現在川康地區的紅軍，迅速開到西北來，不要再與四川軍人糾纏。
一九三六年五月間，陝北同志與張學良的聯盟秘密建立起來了。陝北電告決與張學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聯合政府），並指出張有英雄主義色彩，主張抗日反蔣並重，企圖成為抗日的唯一領袖。陝北的同志們認為這種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將會贊同，而且，目前中共處境困難，已無可選擇，只有走這條路。
我們覺得這種政策帶有投機色彩，是否有勝利的前途也很難說，但只要有益於紅軍的生存與發展，也不妨試試。於是便複電表示贊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須有一個明確的綱領，應包括中共主張在內；其次應將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發動抗日的力量，儘可能避免大規模的內戰。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增強自己的實力，並打通新疆的道路。這樣，可以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陝北旋亦複電表示接納我們這些意見。這就是「聯張反蔣抗日」的最初經過。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賀龍的二方面軍和肖克的第六軍，與我們在西康地區會師了。他們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軍，與我們和陝北方面，早已失去聯絡。賀龍等僅僅從敵人的情報中，獲悉紅軍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轉移，因而他們也由湘鄂川黔邊區向雲南西北部行進。他們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軍還繞得大，沿途所遭受敵軍的截擊和所經歷的艱險，也是十分驚人。
我們一直注視賀龍蕭克兩部的動向，也像以往策應一方面軍一樣，多方設法予以策應。一九三六年四月間，我們從敵人情報中，獲悉他們正在向雲南的大理前進，因判斷他們是企圖沿雅礱江向我們靠攏。總司令部因派遣幾路部隊，前往康滇邊境策應，兩軍卒于雷波以南地區會師。
我們一直注視賀龍蕭克兩部的動向，也像以往策應一方面軍一樣，多方設法予以策應。一九三六年四月間，我們從敵人情報中，獲悉他們正在向雲南的大理前進，因判斷他們是企圖沿雅礱江向我們靠攏。總司令部因派遣幾路部隊，前往康滇邊境策應，兩軍卒于雷波以南地區會師。
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在雷波的會師所引起的歡騰，不亞於一年前在懋功的會師。總司令部派去的部隊，阻擋了雲南盧漢部和四川劉文輝部從東南兩方面直向二方面軍的追擊。二方面軍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龍一帶地區休息。這在二方面軍一般同志看來，四方面軍充分發揮了休戚相關之誼。
當時，賀龍蕭克兩部已合而為一，統稱之為二方面軍。原二方面軍是由賀龍夏曦分任總指揮與政治委員，夏曦在雲南途中溺死，第六軍原有蕭克任軍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這兩部分的實力原有兩萬人左右，到達西康地區時，剩下約五千人。他們在夏曦去世后，合併為一，仍以賀龍為二方面軍的總指揮，蕭克為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原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關嚮應兼任副政治委員。兩部因人數已減，乃縮編為三個師。
我們有過懋功會師不愉快的經驗，所以這次特別謹慎，除彼此互相關切外沒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兩軍的駐地相隔甚遠，沒有彼此聯歡的熱烈場面，自然也減少了摩擦的機會。二方面軍的領導人物以任弼時為重心，他留俄回國后，任少共中央書記，一九二七年以擁護共產國際反對陳獨秀著稱。中共第六次大會時，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來升任為政治軍委員。他原富有青年氣味，經過許多磨練，已顯得相當老陳。當時他已蓄起幾根鬍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現在也要笑著叫他做「任鬍子」了。賀龍當時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氣味，簡直就是一位循規蹈矩的共產軍人，一切聽由任弼時指揮。蕭克將軍倒很像個文人，愛發發牢騷，但也不堅持己見。關嚮應原也是少共的小夥子，這時仍富有青年氣味，不遇者大問題，例不輕易發言。
我們在爐霍歡聚一場，大家一團和氣。不過二方面軍一般幹部，對一方面軍的離開江西，不無誤會以至怨言，尤其對夏曦過去的領導深表不滿。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面軍中大事肅反，誤殺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認為這是中央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政」。他們對於一、四兩方面軍會合后所發生的一切，也極表關懷。但我們覺得這些過去的事，此時不宜多談，應根據新政策，以謀今後的發展。
任弼時等人直至此時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他們研究了我們和陝北間來往的電報，並了解由「聯蔣抗日」以至「聯張反蔣抗日」的真相。任弼時對於這些變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尷尬，覺得他以往反對陳獨秀的主張，現在卻又走回陳獨秀時代的老路。但旋又覺得這既是共產國際的決議，應當毫無保留的接受。他對於陝北已與張學良發生聯盟關係這一點，也認為中共方面只有採取一致的步驟。一般說來，二方面軍的同志是在整個政策已經改變之後和我們會合，所以只須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沒有異議了。
任弼時本人對於毛兒蓋的爭執特別感興趣。不惜花很多時間，分別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和我詳談，搜集有關資料，研究這個爭執的癥結所在，我曾笑問他是不是想做「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認這一點，表示他是一個沒有參与這一爭端的人，現在研究一下，也許將來可以為大家和好盡些力量。
任弼時將他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大致指出下列各點：（一）四方面軍之策應一方面軍是真誠互助的行動，不能說四方面軍的同志們早有反中央的傾向；（二）雙方都有成見，最先表現這種成見的，卻是凱豐的文章；（三）一、四兩方面軍彼此的批評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沒有改政治路線以前，毛兒蓋的爭執勢所難免；（五）毛澤東等自毛兒蓋率一三軍團北上，沒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適當的。但他覺得這件事的釀成，一方面是毛澤東等人的疑忌帶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軍的反對呼聲，加強了這種疑忌；（六）卓克基會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似乎太過分了。
任弼時認為這是一次嚴重的教訓，值得大家警惕。此後，我們要算計舊賬，他並決定以調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願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對於他這種熱忱，極為感動。至於他的意見，我當時未置可否。後來，我們在陝北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聽見他有甚麼不滿意我的表示。也許他說過的這些話，後來被陝北同志認為不合時宜，因而沒有儘力的機會。
疲勞的二方面軍在西康地區已休息了一個月了，向西北行動的計劃，迫不及待，我們乃決定全師北進。決定由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率二方面軍和羅炳輝軍為右路，出甘肅的岷縣、靜寧，進到海原一帶的甘北地區。總司令部則率原四方面軍和董振堂軍為左路，經岷縣，取道瀧西通渭，折而向西，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軍事行動計劃，在軍事上說來，是企圖擁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區，即以陝北的紅軍居右翼，紅四方面軍在奪取河西走廊之後，居於左翼，二方面軍在到達甘北之後，則居左右兩路的中間地位。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我們與張學良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是局限於陝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蘇聯的道路。
陝北同志贊成我們這個軍事計劃，一直在催促我們北進，似乎沒有我們的實力作資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兩方面軍的同志都很滿意這個決定。在二方面軍來說，他們居於中路，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橋樑作用，而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摩擦。可是，後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面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
① 毛澤東等所部抵陝北時，所剩人數，從未正式公布過。據史諾的《西行漫記》（中譯本第一四四頁）說是剩下兩萬人，顯有誇大。我所採用的數字是後來我到陝北時，同志們口頭告訴我的，似較接近事實。
② 林育英來電的時間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幾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幾天，我不記得清楚了。
③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說：「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全文見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參考資料，第六九頁至第八四頁——上海商務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記不清楚了，可能是葉劍英，後來是由周恩來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剛毅峭直著稱的官吏，仁宗時除龍圖閣直學士，歷知開封府。這是一位婦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間，我們開始執行上面所擬定的軍事計劃。後來由於軍事上的演變，第二方面軍全部和第四方面軍的一部（第四軍第三十一軍）轉往陝北，第四方面軍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兩軍）與董振堂的第五軍團進到了甘肅的河西走廊，但為馬步芳的騎兵所擊敗，殘部逃往新疆。
我軍這次由爐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區，沿途行軍極為順利。劉伯承賀龍任弼時所率的右路軍東往毛兒蓋，折而向北，進入甘肅的岷縣。因原駐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軍沒有遇著阻攔。總司令部暨左路軍東向，進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縣。這時天氣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無困難，也沒有甚麼人掉隊。去年阻隔我軍北進的那條河，這時水深不及膝，我們涉水通過那裡時，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駐軍，不要阻攔我們，大家槍口對外，共御外侮。我們這些宣傳，多半是抽象的口號，當時並不知道，自然也不會利用日軍在華北內蒙的種種侵略行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運動，以及國際間對中國的同情活動等等為題材，來發揮宣傳的效用。但這些口號對紅軍本身確有振奮士氣的作用。
陝北同志對於我們的北上行動極為興奮，他們每天都發給我們一些樂觀口吻的電報，內容大致有三點：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將實現，楊虎城張學良均有默契，伺機而動，這兩部份的軍隊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隊，決不會真正和我們作戰。二、目前西北方面蔣的嫡系部隊已經減少，盡可大胆前進，不致有任何阻攔，三、把陝北同志向全國所發表的各種反日文件轉告我們，襯托出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八月間我軍從岷縣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軍皆大歡喜，岷縣一帶是甘南較富庶之區，集鎮村莊，星羅棋布，人煙稠密。吃厭了青稞牛肉的我軍，這時可以大嚼麵粉蔬菜，自是特別愉快，而且附近幾百里地區，敵軍防務相當空虛：駐岷縣的魯其昌部系雜牌部隊，戰鬥力薄弱，只能據城防守；駐天水的胡宗南部，又為我也右路軍所牽制，因此，軍中就有人發生留戀這個地區的念頭。
我們總司令部仍本原定西進計劃行事，陳昌浩率先頭部隊一度圍攻岷縣，不可，傷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彈藥，乃率部經通渭，進佔會寧縣城，並勘察蘭州東北靖遠的渡河地點。徐向前率主力駐紮在通渭，監視天水之敵。總司令部則駐岷縣附近，直接指揮一個軍，向臨潭及其以北地區挺進，以勘察蘭州西南面的渡河地點。
就在這個時候，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的建議，他主張我軍應留在甘南地區。他由會寧前線，專程趕返總司令部與我面談這個問題，因此，我們的軍事行動延誤了約兩個星期。
陳昌浩受到陝北電報的影響，過於樂觀，對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計過高，而對蔣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決心，又估計過低，他主張四方面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對於黨內的政治情況，他又感到憂慮，指出陝北已與莫斯科發生聯繫，又快要與張學良楊虎城組成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在政治上顯然已佔上風。他提議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確定紅四方面軍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並要我馳往陝北，解決黨內爭執問題，以期四方面軍不會受到莫斯科的歧視，在中共黨內和未來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內獲得適當的地位。
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而且發生在這個緊急關頭，自然是一件頗傷腦筋的事。他的心情顯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並且非常珍視我們這些年來無間的合作，另一方面覺得我有不滿共產國際的表示，而他則正想避免這一點。他指出我以往預先見到蘇維埃政策的錯誤，這雖是正確的見解，但在莫斯科看來，不免是對共產國際的信仰不夠堅定，這會影響四方面軍的前途。我認為這時來討論改變軍事計劃，會貽誤戎機，但仍答應同他去通渭召開高級幹部會談。
我們由岷縣前往通渭開會的時候，軍事情況已有不能樂觀的跡象，右路軍經天水附近北進時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擊，頗有損失，正向靖寧以北地區急退，因此我們的東面頓顯空虛。又據情報，胡宗南、朱紹良、關麟征、毛炳文等部敵軍正向天水平涼西移，蔣介石並嚴令他的這些嫡系部隊迅速截擊我軍，阻止我軍與陝北軍會合。
通渭會議根據這些情況，研討軍事計劃，認為停留在甘南地區甚不合算。我們認為蔣介石既能調動十幾師的嫡系部隊到甘肅來，那末張學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問了。如果我們停留在毛兒蓋一帶去，而「抗日」的口號已經叫出，再往南退就會影響士氣。如果我們突破敵人的包圍，向陝北前進，沿途會受到敵軍的截擊，而且所有紅軍都擠到缺乏糧食的陝北，反而引動敵軍集中包圍一處，自然更為不利。
這些情況擺在我們面前，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他這樣很快的接受會眾的意見，使得大家都頗為高興。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縣，使第九軍蒙受創傷，是違背原有軍事計劃的行動；接著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的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關於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陝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後再談黨內問題。對於這一點，我聲明我主動的去陝北，足以表示內部團結的誠意，一俟西進計劃順利實現，我決這樣做。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決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並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由於陳昌浩這一主張所召開的通宵會議，許多事經過研討和解釋，結果相當圓滿，我們在全軍中展開宣傳，指出我軍的西進計劃正確而又合時宜。在政治意義上說來，我們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可以保障未來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後路，並接通與蘇聯的關係。在軍事意義說來，可以分散蔣的兵力，河西走廊、陝北和西安三點，將使蔣在甘肅的軍隊處於多面受敵的境地。我們現在所應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訓練對付騎兵的戰術，以及與回教人民建立友善關係等工作。
於是，我們的軍事行動展開了，駐在岷縣附近的軍隊新會寧集結，原駐會寧的軍隊，則進佔了靖遠縣城，控制了這一帶的黃河沿岸。當時彭德懷為了策應我們，已率部進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帶地區。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則進到打拉池地區，打拉池與會寧相隔不過兩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為之興奮萬分。
靖遠雖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們不能迅速渡河（這一帶黃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駐在蘭州隸張學良麾下的于學忠部沒有跟我們接觸，黃河的西岸也無敵防守，可是河中沒有牛皮划子，靖遠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們乃在會寧城內拆卸一些建築物的木料，用人力運到靖遠造船。
蔣介石偵知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我軍渡河工具極少，又要慎防敵機的轟炸，因而每晚只能度過千人左右。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通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
敵軍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擊的行動愈來愈積極。我軍在會寧靖遠大道上的掩護陣地，悉為敵軍所攻下。敵軍的另一部並進佔了靖遠城，控制了渡口，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移到這條大道的東北面，以打拉池徐海東部駐地為後方，這樣我們的西進計劃，便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築物內，我和朱德等會見了徐海東，這位四年不見的老戰友，仍是一位天真可愛的小夥子，他一看見我，歡喜得擁抱著我，猶如見著他的母親一樣，他和朱德雖系初次見面，但也表現得異常親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興萬分，我當時激動得不知說甚麼好，只是拉著他的手笑個不停。頃刻之間，徐海東軍部的同志們，官長士兵們，都圍攏著我們，紛紛爭問別況，儼然是一個大家庭歡樂團圓的場面。
我們與徐海東討論當前的軍事情況，告訴他靖遠的渡口已為敵軍攻佔，第四第三十一兩軍急須從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區度過黃河，請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帶考察地形敵情和渡河工具等，並向靖遠會寧方面警戒，嚴防敵軍的進擊。我們總司令部準備在打拉池駐紮一個時期，處理這一渡河的軍事行動。
徐海東部偵查的結果，認為繼續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為敵佔領，敵機沿河搜索，河中沒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敵軍胡宗南的一部正由蘭州循甘新大道，開往武威，馬步芳的騎兵也正由西寧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斷我軍西進的道路。此外我們南面的的敵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線進逼，企圖殲滅我在河東的部隊。
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於是他們一面以第九軍掩護總司令部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向古浪挺進，另一面則由徐陳兩人率領第三十軍及第五軍團，北向佔領景泰、一條山一帶沿河陣地，俾能掩護我們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我們指出在敵軍壓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況下，時間上已不允許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安然渡過黃河，如果他們仍徘徊河邊，勢將進退失據，應即率全部，迅速行動，佔領古浪武威一帶地區，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適當地點為後方。至於總司令部，將督率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及彭德懷徐海東等部，盡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區，抑制大部份敵軍，以期減輕對西路軍（即徐陳所部）的壓力。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直趨威武，我們則在敵軍壓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
我們在打拉池停留了約兩個星期，主要工作是牽制敵人軍力的游擊活動。我在軍事倥傯之餘，常與徐海東等老戰友話舊，據徐海東告訴我，他現在的第十五軍屬下只有三個團，卻號稱三個師，每團人數約為五百餘人，總共不到兩千人，槍枝則有一千三百左右，全軍戰士之中來自鄂豫皖者為數已少，多數系在陝甘補充的，不過軍事幹部仍多，系鄂豫皖區的老戰友，政治幹部則大半由一方面軍調來充任。他覺得他所率領的隊伍，現在只有虛張聲勢，負擔避實就虛的游擊任務，如果要打硬仗，那隻能算作一團人。
徐海東的奮鬥經歷，是一篇標準的紅軍軍人的壯烈史詩。
他從鄂豫皖奮鬥到那時，所經歷的艱險尤過於我們，可惜他對我敘述的詳情，我已不能全部記憶。他說一九三二年八月間我們離開鄂豫皖以後，許多老戰友如沈澤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艱苦奮鬥，直到最後一口氣；鄭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則留在鄂豫皖區，從事游擊活動，現在他們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敵人在鄂豫皖區的種種殘忍屠殺行為。他自己到萬不得已時，才率部離開那個可愛的根據地西行。
敵人屠殺行為的殘暴，在鄂豫皖區可謂登峰造極。據中共現在所發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區被殺害有二十萬人，為各區之冠。這一點從徐海東與斯諾的談話中①也可見一斑。我聽見過不少有關敵人在各個蘇區的殘殺行動，即在我們推出后的川北蘇區，也製造了不少的「萬人坑」，不過比之鄂豫皖區，亦是大巫見小巫而已。當權的國民黨，也許以為殺人可以止殺，其實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古有明訓的。
徐海東說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們在川北發展的消息所鼓勵。一九三三年間，敵方的情報屢次說到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很猖獗，他聽到了，有說不出的高興，率眾西行來找尋我們的念頭，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帶著兩千多人，打著紅二十七軍的旗號，跨過京漢路，西向橫衝直撞，沿途打了許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們到達陝西后，繞著秦嶺山脈行動，隊伍人數損失了大半，子彈消耗殆盡，有時甚至無糧果腹，露宿山頭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敵軍控制了，乃不得已渡過渭河，向陝北發展。
徐海東等來到陝北之前，總以為那裡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裡之後，竟發現有共產黨和紅軍，他們很快的就與劉志丹高崗等的游擊隊會合了，敵人的壓力也減輕了，因此他們就在那裡停留下來。陝北的游擊區是很零碎的，主要的兩小塊，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邊安邊。一九二七年以後，陝西有些同志逃到這些邊遠地區，搞土匪，打游擊，並不知道蘇維埃和紅軍的章程，因而一切顯得落後。那裡的游擊隊，分子也極複雜，除了共產黨員外，有土匪，也有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
紅二十七軍到達陝北游擊區之後，推行鄂豫皖區的經驗，紅軍和蘇區都有可觀的發展，聲勢為之大振。戴繼英②聶鴻鈞③目擊陝北游擊隊內部複雜情形，急圖建立堅強基礎，便大張旗鼓整肅起來。陝北許多同志被當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殺，有的被拘禁，有的經審訊以後釋放。徐海東覺得戴聶二人做得過火了，太盲動了，沒有充分估計到陝北的落後情況。整肅的結果，使陝北同志感覺不安，以為鄂豫皖來的老紅軍是壓迫本地人的。
徐海東對於毛澤東等一到陝北，便能糾正戴繼英聶鴻鈞的錯誤表示敬佩。他說到毛主席等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帶著北上先遣隊到達陝北，已是疲勞不堪，但一般同志素來對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聽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肅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糾正了戴聶的錯誤，將被拘禁的高崗等釋放了出來，而且極力號召同志們無論是由江西來的，由鄂豫皖來的，或者是陝北本地的，都應團結一致。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徐海東還說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展的情形，對黨內團結有所幫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區時一樣，親切的稱我為主席，對我表示信任，並極力指斥那種污我因個人權位而反對中央的傳說之不當。但他特別重視黨內團結，認為團結是生路，分歧時死路，他懇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與毛等握手言歡，這樣，會使前方士氣為之大振。
徐海東這個樸實的軍人所說的這些話，顯然是真情的流露，不進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動。我同樣覺得戴聶的整肅工作是做得過份了，毛澤東等出而糾正是適當的。我除了對徐海東表示這一點看法以外，也說到我正努力與黨內的團結工作。
敵軍已從陝甘公路進佔海原縣城，我們為了避免為敵軍所包圍，因東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區，人煙稀少，糧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澀的礦質，不能食用，人民儲雪于窖，作為終年的食水，我軍所到之地，迅即將民間窖水消耗掉了，這也使我們無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計。
在同心城一個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與彭德懷又重新會合了，我們一道盤桓了兩三天。彭德懷那時擔任前敵總指揮的工作，所有陝北的紅軍，統歸他指揮，而且陝北蘇區的南面，我軍與張學良楊虎城部形成了休戰狀態，因而他能率領陝北紅軍的全部，以同心城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廣大的地區內策應我們。
這是我與彭德懷第一次共事，我覺得他是一個富有作戰經驗也有政治慾望的一位軍人，他處理軍事問題顯得精明機警，性格倔強自信，他愛談政治，對於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極大的期待，他津津樂道他俘虜萬毅的經過，怎樣優待他、說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對這次的西北局面，有過莫大的功績。我們大家似都有意避談毛兒蓋的往事，因而談話氣氛總嫌不夠親切。
毛澤東等知道我們從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後，來電告訴我們敵軍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縣前進，企圖抄襲同心城的後路，主張我軍撤離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連灣集結，以便在豫旺以東地區消滅進犯的敵軍。他們並派周恩來馳至洪德城迎接我們，並與我們共商作戰，我們複電表示贊成這樣辦，並即率全軍向洪德城移動。
在河連灣這個集鎮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與保安派來的「迎接大使」周恩來握手言歡。周恩來是與張學良在延安談判西北抗日局面的當事人，我們一見面，自然首先問到這件事。他對西北抗日聯合政府能否組成一點，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說明這是要決之於張學良的。日前蔣的嫡系部隊，為了要對付我們，雲集在陝甘大道及東北一帶地區，情況自然對張不利，張是否能有所發動，大有疑問。
張學良為甚麼熱中於抗日，周的分析比較適當。他認為萬毅的牽線，只是促成了我們與張的接觸，而張的抗日決心，是有日本有增無己的侵略為其背景的。這位少帥遭遇奇慘，他那個著名的親日派父親被日本人謀害了，他也被攆出了東三省，而且代人受過被國人唾罵為「不抵抗將軍」。他雖然擔任著剿匪副司令的名義，而蔣卻歧視他，似乎要讓他的本錢——東北軍——在剿匪中被消滅掉。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對蔣也有惡感。
周恩來覺得這些年來，中國的情形是變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觸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就拿這位張少帥來說，他父子兩人是國人公認的親日派，干過許多親日賣國的勾當，又是共產主義的世仇，他父子殺害了李大釗等同志，受帝國主義的指使一貫反蘇，甚至發動過對蘇聯的戰爭，我們一向都覺得張學良是比蔣介石還要可惡的反動派，現在連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無路，反過頭來要聯共聯俄，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瀰漫全國，不久以前，西南軍人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也籍抗日的名義反對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內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緒。
他進而強調不能拿過去的眼光來看張學良和東北軍，他指出張學良過去是一個染有煙癖的花花公子，現在卻奮發有為。東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東北軍就是體現這種願望的部隊。東北軍中的青年軍官最大多數是熱情反日的，東北的青年，尤其是東北大學的學生，都群集到西安來，高唱流亡三部曲，這確是動人心弦，張學良本人便成了東北軍和東北人抗日的號手。東北軍中一些親日派是失勢了，老派將領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軍人抗日，即較保守的何柱國於學忠等也只得隨聲附和。
周恩來說到他與張學良接頭的時候，張學良的態度很坦率誠懇，張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這八個字作為我們聯合的基礎。至於西北抗日局面這個概念，還是相當模糊，沒有確定的綱領和做法，連這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名詞，也只是我們方面提出來，張未置可否。
不過他相信張學良是有辦法的，會聯絡由山西四川兩廣一帶的實力派，也會根據各方的意見，擬定辦法出來。譬如說張與楊虎城同處一地，本易發生摩擦，卻彼此相處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動，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我自從一九三一年踏進鄂豫皖區之後，老在偏僻地區打游擊，與世隔離，已達五年半之久，時代的推演，簡直使我成為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周恩來從偏僻的保安，通過西安這個小窗口，吸取了外來的陽光，他所知道的雖仍很少，所告訴我們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們覺得世界是真的變了，而他又確已得風氣之先，我須急起學習，趕緊拍去滿身游擊的征塵，換上知識分子的道袍，以適應城市生活。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傷亡在一千以上，他們說明這次失敗的原因是指揮的將領們不諳對騎兵作戰的戰術，第九軍的主力布置在古浪縣兩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禦工事做得不夠堅強，防守的兵力也單薄。敵騎因為衝進古浪縣內的街道上，大肆蹂躪，損失最慘重的是西路軍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參謀諜報人員死傷甚多，偵查電台和其他通訊器材，散失殆盡，這簡直是使西路軍喪失了作戰不可或缺的聽覺視覺、以及一部份的神經系統。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而來，其主要內容是馬步芳的騎兵得著古浪勝利的鼓勵，到處展開對我軍的襲擊，使我軍防不勝防，騎兵行動的迅速，又抵消了我軍的游擊專長。胡宗南部楊騰蛟旅已先我佔據武威這個軍事要地，阻梗我們向西發展的道路，西南軍正擬由小路繞過武威，佔領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張掖、酒泉等地。徐陳等所冀望於我們的是經常供給他們情報（因他們的偵查電台已喪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給予其他軍事上的協助。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馬步芳是效忠於蔣介石的，我們不能通過張學良去影響他。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我們只有暫時停留在河連灣，將我們的通訊電台，臨時改為偵查電台，供給西路軍一些必要的情報，並令電保安軍委會偵查電台，儘可能將情報供給西路軍。
我們本身的軍事情況也很緊張，當我軍由同心城經豫旺縣向山城堡撤退時，胡宗南第一軍的主力即銜尾追擊我軍，正向山城堡壓迫，我方的對策是實行堅壁清野，使敵軍因糧食缺乏不能在這裏久留。我們估計敵軍有佔領山城堡、河連灣、洪德城、環縣、曲子鎮以至通慶陽這條線的企圖，那裡是陝北蘇區產糧食較多的地方，我們自然要在這裏牽制敵軍，不讓他們實現這種企圖，否則就連保安也要受到威脅了。
河連灣一帶在陝北蘇區看來，是較富庶的地方，實際上仍人煙稀少，糧產有限，不易長期供應我們這支大軍。這裏的河水雖已不苦，但仍是黃土高原的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糧食生產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綿羊為主，運輸多賴驢子。同志們大多認為這裏的糧產，還不及西康地區，甚至有人設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兒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
我們在河連灣山城堡一帶與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個月，胡部終因食糧不濟，向豫旺撤退。當胡部撤退時，我軍乘勢襲擊，截掉他們一段尾子，頗有斬獲，俘獲人槍各千余，河連灣的戰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來將這次勝利的情形電告張學良，這對不久以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也許不無影響。
這次戰爭的勝利，周恩來的貢獻最多，他熟習當地情況，實施堅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調度人力獸力來運輸糧食，供應我軍前線，有時要從幾百里路的遠方運糧食來，另一方面他組織游擊隊赤衛軍，到接近敵人地區去活動，將所有的糧食運出，並拉空那裡的人力獸力，使敵人困於給養。敵人主要就是為了這一點，不能不向豫旺退卻，俾能接近公路線，獲取補給。
當前戰事告一段落後，我和朱德周恩來即舉行會議，檢討局勢。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毛澤東等會商今後工作，前線軍隊（包括我們率領的第四軍及第三十一軍）暫交彭德懷指揮，從此，總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揮部隊了。周恩來則預先赴各縣，料理這次戰爭所未了的事務，然後再返保安。
從這時起，所有紅軍又開始合二為一了，為了這件事，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髮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我向他們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情形，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黨內團結的經過。我說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進黨內團結，並設法供應西路軍的情報，並呼籲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過的歧見，與來自各處的同志精誠合作。黨內問題自可由黨內的會議解決，而紅軍則是一體的，不應由任何界限。
紅四方面軍自毛兒蓋與一方面軍分手，以迄現在我們北上再度會合，期間經過，大致即如上述。事實如此，是非得失，唯讀者察之。
① 見《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譯，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頁至二三二頁。
② 戴繼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區的省委員，任紅二十七軍的政治委員。
③ 蔣鴻鈞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軍政治部主任。 523

第十九篇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風潮之後，繼之而來的是黨內團結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從毛兒蓋策馬北溜，卓克基會議群情憤慨。這兩幕連台戲是分裂的高潮，也驚醒了我們這些游擊英雄。每個人都從心底深處喊出「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團結」的呼聲。敵人的壓迫，使我們必須彌補分裂所造成的創痕。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由清除了我們內部分歧根源。任弼時賀龍所率領的第二方面軍，輾轉來到西康地區與我們會師，也促成了內部的團結。一九三六年夏季，我們由西康向甘陝北進，黨的組織和紅軍各單位，又在陝北的保安重新合而為一了。
卓克基會議之後，我們的主要注意力轉到了對敵作戰方面。我們不願老在內爭問題上糾纏，因而並沒有強化臨時中央的組織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個名義，它沒有機構，沒有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也沒有對舊的中央委員有所制裁。這樣做，自然是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餘地的意見。而且，我們覺得不承認原有中央和建立臨時中央，只是辨別是非、伸張正義的行為，並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個人權力之爭。
我們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使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這對於兩個多月沒嘗米味的紅軍，特具吸引力。我們的南下綱領是：「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平分土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願與川軍劃分防區，互不侵犯」等等。我們再沒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蘇區或西北聯邦政府等類的主張，因為覺得這是要等我們在天全立定了腳之後，才能決定的。
總司令部所指揮的軍隊，仍是一、四方面軍（中央機構和一、三軍團雖然北上了，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以及總司令部屬下成百的工作人員原均屬一方面軍）。即將到來的戰爭，需要我們和衷共濟來應付。任前敵總指揮的徐向前，更覺得內部團結是今後克敵制勝的要圖，他對過去的分裂行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兩方面軍同志間的隔閡，極為難過。他也責備中央巨頭們領導無能，希望徹底改善。
我們將黨內團結工作列為第一要務。如果繼續指責過去中央在兩軍會合后，只知批評四方面軍，抹煞它一切的功績，賞罰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間的隔閡，釀成這次分裂，是不足為訓的。我們今後要改弦更張，重視同志們的努力與貢獻，褒揚一、四方面軍過去的英勇奮鬥，反對彼此間的任何門戶界限。我們要求同志們互相學習，互相諒解，互相結交，縱有檢討批評，也要出之於善意。
我個人對於這次團結工作，特別重視。我向四方面軍一般幹部講話，極力褒揚一方面軍過去的英勇，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知識，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大家應一視同仁彼此要攜手前進。這類的話我也曾向一方面軍的幹部講過。我還訪問了董振堂羅炳輝等原一方面軍的將領，徵詢他們對於軍事問題黨內問題的意見。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掃除隔閡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鄭重表示，過去中央老把他當作投降過來的將領，似乎不把他當「自己人」，今後既能夠一視同仁，他也敢於負起責任指揮作戰了。
我們這樣努力了幾天，便出發南下。我軍由卓克基經懋功，迅即攻克了寶興縣城。寶興是個小縣，位於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處，過此往天全廬山，便是比較平坦的地帶。天全廬山在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沖積地區，土地肥沃，氣候和暖，盛產大米，相當富庶。
當時四川已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所控制，追隨一方面軍入川的國民黨中央軍，分駐在各戰略要地；我們要跟這些裝備較好的軍隊周旋，這和我們初入川北時與川軍作戰的情況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我軍進到寶興時，先是與川軍作戰，一經接觸，就給我們打垮了。我軍乘勝佔領天全廬山大部分的鄉村地區，這兩縣的縣城當時尚在川軍手中。
這一帶的戰鬥中，蔣介石的飛機發揮了較大的威力。我軍向天全挺進的那天拂曉，川軍防線完全被擊破，我軍正乘勝沿著山嶺要道向縣城追擊，可是到了九點鐘，敵機分批飛臨我們上空，作地毯式的轟炸，阻遏了我們的攻勢。事後檢討，我軍這次三百幾十名傷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敵機轟炸下的犧牲者，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敵人所建立的碉堡陣地，威力較前也大有進步。這些跡象顯示，敵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經驗來對付我們。
我們覺得飛機與碉堡確非我們的力量所能摧毀。過去一方面軍在江西對敵作戰時，曾採取「斬烏龜頭」的戰術，即乘敵人飛機沒有出動的時候，用迅速的手段，消滅敵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這種戰術終於不能發生大效，結果江西蘇區為碉堡所困，最後，不得不突圍西行。毛澤東也曾斥之為「錯誤的防禦戰術」。
我們不願重蹈江西蘇區的覆轍，決定我們在天全廬山的軍事行動是暫時性的，不在這裏建立川西蘇區，我們在這一帶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補給問題。因此，我們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將打土豪得來的稻穀運往寶興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個集鎮上，搜購布匹棉花趕製冬衣，準備不得已時退回懋功。
戰局漸漸不利於我軍，不久在江西對共作戰甚久的薛岳、周渾元兩個縱隊①，集結到了我軍的正面，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手段，向前進逼。我軍與之交鋒，占不著便宜。我們素來避免打沒有勝利把握的仗，也不願持久消耗，乃退回寶興以北的山區。敵軍也不再深入，他們不敢蹈險和我們在山地爭勝負；同時，他們也以為把我們圍在山地，終有一天會因糧食不繼而自趨崩潰。
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甚麼收穫，不到一個月便結束了。這似乎證實了毛澤東所謂「敵人飛機大炮厲害」的話。我們當時曾詳加檢討，認為敵方在軍事上佔壓倒優勢，這是從來沒有人否認過的，不過我們現在所處的區域，相當遼闊，決非敵人所能封鎖。兼之區內地形險要，交通阻塞，敵人決不敢深入進襲。因此我們大可安心在這地區休息過冬，決不會成為瓮中之鱉。
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我們回師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帶的集鎮②，原駐在丹巴的劉文輝部，在我軍壓力之下，向瀘定潰逃。我們總司令部駐在靖化黨壩地區。這時東南面的敵軍離我軍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脅我們。
我軍的困難是糧食供應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當地藏族與漢人之間原有隔閡，藏人一向痛恨漢族的侵略。紅軍進到藏族地區后，毛兒蓋東北面的藏人曾與我們發生過許多次的衝突。他們不僅阻攔我們這些外來之兵，尤其不願我軍分享他們不足的糧食。我們在這一帶駐紮久了，與藏人爭食情況，日漸嚴重。我們避免與藏人衝突，不願在此駐留太久，以免消耗這一地區的糧食太多。
藏族頭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糧食，往往集中數百人與我們的搜糧隊對抗。我們住在清化的時候，就曾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衝突。藏人的隊伍是烏合之眾，隨集隨散，不能持久，我軍從不妄施攻擊，只是予以監視，聽其自散。我們也曾向藏人解釋，我軍不得已才掠取他們一部分的糧食，決不願他們于飢餓的境地，更不會橫施壓迫。這樣的解釋收效很微。我們只有適可而止，在一個地方住了幾天，就又遷往別一個地方去。
我們這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老在尋求生存之道。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已經支離破碎，內部又告分裂，而且困處邊隅，糧食不濟，藏人的抗拒，更使我們汗顏。但我們並不絕望，還是抖擻精神，積極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以為將來作戰的準備。
我們的訓練中心是紅軍學校，由何畏任校長，劉伯承任總教官。何畏那時仍在養傷，事實上不能多管事，劉伯承則負責實際責任。這個學校有一百多名學生。多數是從四方面軍調來的營連長，也有少數當過師長或軍長的幹部。重要戰術教官是張宗遜、郭天民、唐天際等。教學原子是教官和學生共同學習，理論與實際並重，往往一個課程之後，便由教官和學生們率領附近駐軍，實行演習。
這間學校的訓練條件，還不算壞，不僅教官優良，而且有適當的課本。我們在鄂豫皖辦紅軍學校的時候，沒有自己的課本，只有借用國民黨的課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時曾譯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蘇聯步兵操典》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兩本書，可是經過長征的災難，這兩本書已難找到了，幸好有一個一方面軍的下級軍官，經過千辛萬苦，才保存了這兩本書。我當時發現了，讀了一遍，視為至寶，立即翻印，作為這個學校的課本。
這間學校的訓練方針是注重紅軍的正規化。劉伯承這位獨眼將軍是四川老軍官出身，無論軍事學識和實際經驗，在我們朋輩中都要算是傑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幹部在蘇聯陸軍大學唯一的畢業生，回國后即出任紅軍參謀長職務以迄於今，所以他對紅軍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素來主張紅軍幹部要學習正規戰術，游擊經驗只能配合使用。他講話愛用尖刻的詞句，常常批評游擊作風，連毛澤東他也要諷刺一番。劉伯承這個正統派軍人，在授課時經常假定兩個同等人數、同等裝備的敵對軍事單位，對陣的時候，勝利將屬之於勇敢堅韌和戰術較優者。這種思想原是無可非難的科學分析，也合乎共產主義者所推崇的辯證唯物論。可是我們的紅軍與敵軍相交經常處於劣勢，因而素來提倡英勇堅韌和協同一致，重視出奇制勝的戰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游擊觀念」，過分強調超人和少數集團的優越作用，以為物質力量不足重視。
劉伯承的正規戰術思想，終於與游擊觀念發生衝突。紅軍學校的學生余天雲，是游擊觀念最強的一個，他是農民出身，聰敏倔強，以戰功由士兵而升任連長排長，一直升到軍長。他做過好幾年團長，也做過短時期的師長軍長，就因為師軍長的職務，需要較高的軍事知識，隨意調他到紅軍學校受訓。他這個高級幹部，就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爭執，這種爭執發展成為違反學校紀律的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處短期禁閉。
余天雲事件發生后，我即馳往紅軍學校召集所有同志舉行會議，並發表演說。我指出一般同志不應自滿於游擊戰術，應嚴肅的學習正規戰術。我特別推崇劉伯承的軍事知識，說到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學習，他在刷金寺時所發表的、所有紅軍幹部都須再教育的演說，我是完全贊成的。我還說明教師與學生之間可以自由討論，從前是如此，今後也應如此。不過學生們應該虛心學習，不要固執己見，以免妨害學習和違反應遵守的紀律。我贊成學校當局給予余天雲的處罰，但要求一般同志繼續敬重他並幫組他學習。
紅軍學校這個風波算是平息了，多數師生原不贊成余天雲的見解，經過這次教育之後，學習的進行顯得更為順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雲，他雖鬱鬱不樂，似也再無不滿的表示。不久，紅軍學校由黨壩向丹巴移動，余天雲竟在途經大金川激流時自高崖躍下自殺了。
余天雲的自殺事件，立即震動了一般幹部。有的埋怨我和學校當局對他處罰太嚴，使他感覺這是一種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評余天雲太過倔強和驕傲，游擊觀念太深。甚至還有人以為余天雲事件，證明紅軍幹部特別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平心而論，余天雲不過是毛澤東的縮影，性格倔強驕傲，重權術，不折手段，兩人同樣堅持游擊觀念，也以同樣的理由與劉伯承發生戰術思想的爭執。兩人都自視為游擊天才，神聖不可侵犯，不過一個土頭土腦，一個多點斯文，因而一個憤然自殺，一個老是運用奸詐，橫行霸道。
為這件不幸的事我發表了沉痛的演說，要求同志們從這件事汲取應有的教訓。我首先痛悼余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但我也著重指出自殺行為之不當，一般同志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同志養成輕身觀念，是要不得的。我重複闡明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處罰並非侮辱，乃是實施教育的一種手段。
我們也探討了余天雲自殺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產主義者相信以少數領導多數實行革命，因為他們自信能夠依據自然來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過分強調共產黨改造自然的作用，這多少是唯心觀念的作崇。過去中共歷史上，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都犯了這類性質的錯誤。尤以在游擊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負責人，特別是毛澤東，都不免受這種唯心觀念的影響。一般同志更被游擊觀念所支配，老是覺得個人的英勇與計謀，會產生超乎想象的決定性作用。余天雲雖沒有自私的軍閥觀念，但確實以游擊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評，使他腦海中的天經地義發生動搖，便憤而自殺。這是不足為訓的，同志們應應引以為戒。
根據目前的情況來檢討，余天雲的自殺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崗的自殺，兩者在性質上有某些相同之處，但我當時對余天雲，到沒有想到、更沒有說到他以自殺來反黨。
我們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難而進行的，余天雲事件足夠說明此種困難的深度。我和一般高級幹部曾詳加檢討，認為嚴格的教育仍應繼續實行，但方法應有所改善，即對一般同志，不可輕易處罰，應多注重說服與批評，對游擊觀念也不可一概抹殺，要潛移默化、以正統的軍事知識徐圖補救。我們當時是想利用這段休養的期間，借訓練工作使我們的知識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們不惜采急進步驟。但事實上訓練工作須較長時間才能收效，我們這次努力，也就由於時間的限制，雖有相當成就，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軍翻越萬年雪山（即大雪山）到達道孚、爐霍、甘孜地區。我軍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帶停駐了一個多月，從天全廬山運進來的糧食已經吃光了。當地的糧食，又因紅軍在那裡先後駐紮了約四個月，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們要遷地為「糧」。道孚、爐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鎮，人口較多，我們估計那一帶的糧食可供我軍過冬。而且時已深秋，再不遷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無法翻越這座大山了。
我們選擇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條捷徑，向西進發。翻越大雪山，須費兩天的時間，第一天進到山腰雪地邊緣露宿，第二天上午，翻過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頂，再下山到了山腳才找著村莊駐足。山頂空氣稀薄，通過時呼吸困難，我們都帶有生薑一類的強心藥品，為臨時救急之用。全山白皚皚，我們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發生雪崩。幸而我們事先作過充分的準備，所以能夠順利通過。
這一帶喇嘛的勢力特別盛大，尤以黃教的勢力最強。道孚一個最大的黃教喇嘛廟，就有八百多個喇嘛，街道上到處都可以看見穿紅袍的喇嘛，喇嘛廟裡有維持紀律的鐵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閑逛的喇嘛們，聽見鐵棒喇嘛來了，就嚇得四散躲避。喇嘛廟和喇嘛住宅建築都較精美。喇嘛廟很象一間學校，喇嘛們經年累月在那裡念經。有時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組織的軍隊，大多會使用武器，經常作有組織的軍事活動。喇嘛在當地居民中，無論知識和能力都較超越，人民畜牧、營建、醫病等，都得依賴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圖克圖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腦。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於這一帶，但婦女的地位卻又特別低。藏人兄弟數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于這些兄弟之間，要維持他們的和睦，如發生爭風吃醋的事，不問原因何在，概歸咎於妻子。婦女出街要帶面罩，而且有些還毀了容（所謂毀容，就是故意將面部割破，塗上黑灰，變成黑疤）。喇嘛們在街上逛游時，婦女們要遠避，否則就被視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輕貌美等女子，竟引誘喇嘛們注視，那更是邪惡之舉。凡是引起爭風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慾念的婦女，往往送去當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個規模頗大的尼姑庵，住滿了這類尼姑。
藏漢兩族間的關係十分惡劣。從滿清到民國，統治者傳統的歧視藏族。那時統治西康的軍閥劉文輝，盡量搜刮藏人的錢財。漢人在此經商者，也多用欺詐手段圖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們談及這些事，他們大多敘述怎樣被漢人攆到山裡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總穿著一件油漬的羊皮統子，這件統子往往重達三十磅，成了他們日常生活很大的負累。他們雖有自己的文字，但結繩記事的方法，還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極不完備，很多較複雜的概念，就無法表達出來。譬如「團體」這個名詞，在他們的文字中就沒有。我和他們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這個名詞，較接近於「團體」這名詞的意義。
我們既履斯土，就得盡量取得當地人民的諒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經過我們的推動，在各地組織起來了，但大多只是一個空名義。藏人始終不完全了解紅軍，在他們看來，我們是掠奪糧食的可惡漢族，但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和藹，又使他們驚異不解。甘孜的活佛是這個區域的「神」，他曾這樣表示對我們的觀感：「如果紅軍處境好一些，不會比劉文輝壞，可是它現在窮困，搜刮超過了劉文輝。」活佛的這句話，適當的描繪出當時我們在那一帶的真象。
我們在西康停留的期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線大致沒有戰爭。駐在康定的劉文輝部與我軍隔著折多山對峙，相安無事。我軍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達賴喇嘛屬下經英國訓練的少數軍隊則駐防右岸，彼此也從未向對方射擊。蔣介石、劉文輝也曾利用少數藏人，組成游擊隊向我軍騷亂，但這些受蔣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視為「藏奸」，沒有群眾基礎，經我軍予以打擊，也就煙消雲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軍多數是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我們仍是集中力量，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戰士了解西北情況和對騎兵作戰的戰術。我軍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區長期停留下去，但為了解決糧食困難，我們須花很多時間來從事農業生產。這樣，會使我們的戰鬥部隊，轉化為屯墾軍，因而放棄對全國革命的領導任務，這自然非我們所願。有鑒於此，我們乃仍照預定計劃進行，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和新疆，與在陝北的紅軍成犄角之勢。訓練工作便是根據這種方針來進行。
這段時期，我們發展了軍隊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軍政治工作人員的貢獻。一方面軍是在江南的湘粵贛一帶革命中心地區發展起來的，參加這支隊伍的知識分子較多，所以軍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也較為發達。當時我們總部駐紮在爐霍喇嘛廟裡，門口有一塊大廣場，主持文娛工作的李伯釗女士（系留俄學生，任總政治部文娛組主任），常常率領文娛隊③在那裡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戰士們一道欣賞。他們所表演的短劇、舞蹈、歌唱等，當時鼓舞了戰士們的熱情，即使到了今天，回憶起來猶有餘味。
這裏氣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憐，但羊毛卻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商店倉庫，喇嘛住宅，出處堆滿著羊毛，多數沒有經過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賣不出去。我軍戰士都忙著將羊毛加工，紡成粗糙的毛繩，再織成衣褲以及襪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間，我軍各連隊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個羊毛紡織廠。不久，全軍服裝都是各種顏色的毛紡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們對紡織羊毛多方鼓勵，用教練品評、競賽展覽等方法，來促進戰士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就這樣圓滿的解決了我們的冬服問題。
在「吃」的問題上，我們花的力量還要多些。當地的青稞大體是由我們控制，實行定量分配，獎勵節約，反對浪費。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數時間是每天一斤。宰牛統制的更嚴，獎勵制牛肉乾，以便一條牛能供一連人約一周之用。糧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經我們分配，由軍隊和藏人輪流使用，但仍不夠分配，戰士們有時要將沒有加過工的青稞煮熟來吃。
蔬菜在這一帶亦極缺乏，生產量供給藏人已感不足，我們來了之後，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類，沒有蔬菜是相當嚴重的問題。所幸當地盛產一種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蔘果（也許西遊記上所說豬八戒吃的人蔘果，就是這一類東西），可以佐餐。我們用競賽的辦法，鼓勵戰士們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幾斤或更多些，最高紀錄曾達到五十斤。人蔘果和青稞煮在一塊吃，相當可口，而且也很富營養。不過我們人數太多，這種野生植物，經過我們大量搜掘之後，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們也派戰士去獵禽獸和打魚，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見我們的戰士去漁獵，往往有不樂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們還組織了一個野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尋一些可以吃的東西。委員會有二十幾個人工作，以朱德為主席，委員之中包括老農和醫生等。他們從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種野菜，解決了我們缺乏葉綠素的問題。有一次委員會判定某一種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數人試吃，結果試吃者竟發生昏迷現象，經過搶救，才告無恙。在二十世紀中，這種神農嘗百草的辦法，似令人發笑，但這種冒險犯難精神相當可佩。
愈是落後的地區，疾病的威脅愈是嚴重。藏人對於疾病根本無法抵禦，有時整個村莊，竟被某一種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對於人畜疾病的處理，只知採取嚴格的隔離方法。一個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間單獨房屋內，家人都不去看護，只按時從門洞中用長棍竹竿，送進一些食物飲水之類的東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癒，只憑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們便將他的屍體焚化，甚至連那間房子，也一併焚燒掉。某一村莊發現了傳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棄村逃亡。這樣的隔離方法，有養成了一種特殊的道德觀點，即人們對害病的家人，假若留戀不忍去，或願盡看護之責，則視為不合道德。而遺棄病人，反視為是理所當然。
我軍在藏族地區，曾受到傷寒病的嚴重威脅。患病的人數不少，時間也拖得很久。從一、四兩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直到我們離開西康地區，這種病魔老是在與我軍為伍。所幸我軍還相當注重衛生，傷寒病的傳染速率，收到了相當的抑制，其他傳染病也沒有大規模的發生過。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醫院服務過的傅連璋醫生，對於這次防禦和醫療傷寒症，有過極大的貢獻。在高原地區，空氣稀薄，又缺乏燃料，我們燒煮食水，往往不易達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將水中的細菌全部殺滅。傅醫生認為，食水不潔是引起傷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們根據他的指示，在火爐旁安置一個牛皮風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達一百度，這樣，不僅可減少傷寒症的蔓延，同時也減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們缺乏藥品，對於傷寒病無能為力。傅醫生便採用中醫的醫治辦法，救活了不少人。從此，這位不重視中醫的西醫生傅同志，也就對中醫發生很大的興趣。後來他在上海著名的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說明他用中醫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傷寒病患者。他現在任中共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特別熱心提倡中西醫學並用。
那次的傷寒病犧牲了我們成百戰士，其中有好幾個是師團長級的幹部。還有一位無線電偵察專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識青年，聰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擔任對敵的密電偵查工作，建樹極多。他與我不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傷感，而且使我們軍中少了一雙千里眼，尤為令人痛惜。
① 每個縱隊約有三師人。
② 即黨壩、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鎮。
③ 我們那時文娛隊的組織，多臨時吸收戰士們參加，但指導人員則多系原一方面軍政治工作人員。
第二章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林育英，從莫斯科回到陝北。他帶回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傳達共產國際地七次大會決議的要旨，重建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繫。
我們這些中共巨頭們雖是鬧翻了，紅軍也分成兩部分分別行動，但我們之間的關係沒有繼續惡化下去。卓克基會議后，毛澤東等接到我們另行成立臨時中央的電報，亦沒有作意氣用事的不滿表示。從此，我們彼此在電訊上都避免用刺激對方的言詞，不再提起過去紛爭的事。我們會師后所編定的新電碼穩妥可靠。也許是由於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們大家都鍛煉的更心平氣和了。
毛澤東等自毛兒蓋率一三兩軍團北進，人數約一萬多點（原一三軍團和中央機關人數約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軍抽調補充四個團的最大部分，所以應該有一萬多人）沿途遭遇敵軍的截擊，損失慘重。他們于當年十月二十日在陝北瓦窯堡附近，與原在陝北的徐海東劉志丹兩部會師，那時一三軍團所剩下的人數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
毛澤東等到達陝北后，曾多次來電，描述他們的處境，字裡行間，雖有些掩飾和誇張的地方，但他們所遇艱難困苦以及損失慘重等情形，也溢於言表。我們曾去電安慰並祝賀他們與陝北紅軍的勝利會師。此外，我們亦將我在上面所說的各種遭遇，電告他們。他們的回電也表示出互諒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達陝北后，立即致電給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參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月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
我接到這個電報，一時喜出望外。立即回電錶示欣慰，並請他暫留陝北，以免途中遭受襲擊的危險，彼此可用電訊商談各項問題。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識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與我共過患難。他於一九二二年參加中共后，即隨我從事職工運動，也曾在漢口一間工廠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國工會到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工作，成為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的一員。他回陝北后，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張浩」的名字出現。
接著，林育英的電報源源而來，主要是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改采新政策的經過，並提出黨內團結的步驟。林育英說到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政策的改變時，曾指出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動，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產國際乃改變了它原有的政策。現在在全世界號召各國共產黨與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黨和人民，聯合組成「反法西斯蒂的統一戰線」，又名「人民戰線」，這是要各國共產黨與他們本國的反法西斯蒂的資產階級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種形式的合作。即使這種合作極不穩固，也是當前與法西斯蒂鬥爭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產國際認為中國正遭受日本的嚴重侵略，中共應聯絡全國人民，包括抗日的資產階級各軍隊各政黨，形成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這一點上，他闡明了各項細則，也曾將《八一宣言》的要點電告我們。他主要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否定了原有的蘇維埃運動，現在我們主要的口號，已不是「打倒蔣介石」、提倡「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蔣抗日」，而是「聯蔣抗日」、「抗日聯合政府」和「一切為了抗日」。這些就是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日本侵略和漢奸的主要內容。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志都已同意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志都已同意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興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這在中共的發展史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當中有人對「聯蔣抗日」這句話感覺驚奇，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多數同志則覺得我和其他四方面軍的領導者，似有先見之明；我們提出過入川綱領、西北聯邦政府和在毛兒蓋關於蘇維埃的爭論，都一一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也有人說到如果共產國際這個改變政策的消息早點傳達到中國，又何至有毛兒蓋的爭論。更有人以為陝北現在得風氣之先，他們既與共產國際聯絡上了，我們也就不必舊事重提，斤斤于誰是誰非，大家團結要緊。
我當時百感交集，我衷心擁護這個新政策，認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則上不謀而合。現在蘇維埃走到了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我也慨嘆中共所經過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張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③，不久就由於國際指示，改采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種不合理的右轉政策，使我們碰得頭破血流；接著又急劇的向左轉，走蘇維埃的道路，又碰得頭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們的起步點，是歷史的諷刺，也是我們的悲哀。
我們經過鄭重的研究后，曾複電林育英，表示對新政策一致熱烈擁護，當既策劃實施，請他轉達共產國際。我們為使這個新政策能夠與在陝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電文中沒有提到已往的爭執。不過關於聯蔣抗日是否可能，確是我們的最大疑問。我們推測莫斯科與南京之間，外交關係大致已有改善，因而會有「聯蔣抗日」這句話。我們為了不願對新政策稍示疑慮，就連這一點也不提了。
林育英鑒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複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配合起來。
林育英還說明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不再干涉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問題。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概由其中央自行解決，共產國際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導。根據這個決定，他認為中共內部爭執和中央領導問題，應有我們自己設法解決。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議。他熱誠的希望雙方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獨立解決的能力。
陝北方面曾由張聞天具名來電，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議，我也複電表示贊成。我在電文中說：我們現在既然要聯合一切力量抗日，內部團結自屬首要，決不能對外講聯合，對內部專講鬥爭，忽略了黨內民主。林育英再三來電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們，都十分敬佩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現在又能解決內部歧見，他極感興奮。從此，我們與陝北同志正式決定以林育英同志為聯絡人，雙方各自展開新政策活動，俟適當時機到來，再召集黨的會議，解決一切。
林育英此後的來電最重要的一點，是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他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林育英傳達給我們的這個好消息，對我們有極大的鼓勵作用。我們推測，斯大林贊成這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陝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處，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換句話說，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便成了「聯張反蔣抗日政策」。
當時我們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實力派。我們曾多方設法，經過康定，向四川和雲南一帶的軍人活動，要求他們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們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無反應。反之，陝北方面，卻找著了一個軍事巨頭張學良。這種事態的發展，使我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
一九三六年一月間陝北同志們來電，報告他們在上年底與張學良部作戰，曾俘獲張部團長萬毅，他們待之如上賓，並根據新政策，向他痛陳聯合抗日的重要。最後他被感動了，誓言回到西安，懇求張少帥停止剿共，一致對日，如今萬毅已被釋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結果。
奇迹果然出現了。萬毅的活動打破了他們各方奔走迄無頭緒的沉悶局面。過了一些時候，陝北來電，謂已接到萬毅的信，說明張學良經他的苦諫，已答允考慮停止剿共，要求陝北從速派人到西安去與張學良接洽。現陝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們複電贊成這種做法，但也指出應設法多方聯絡，對張學良左右的不少複雜分子如親日派等，應特別警惕。我們並重複向他們提供了我們以往與楊虎城有過的關係、居間拉攏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報。陝北後來幾次來電，都說明與張學良接洽的情形。他們主要指出，張學良確有進步，真誠抗日，張的部下分新舊兩派，舊派保守，不願抗日，其中甚至有人與日本勾結；新派（萬毅即其中之一）對抗日極具熱忱。張與日本有殺父之仇，又受蔣壓迫，現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擺脫蔣的控制。他對與中共聯絡的事，非常恐懼，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見他本人可以信任。
陝北同志主張以張學良為唯一的聯絡對象，與其他軍人的事都可由他去進行。這樣比較穩妥，也可消除張的疑慮。他們來電曾舉例說明張學良曾問我方代表，是否與楊虎城有聯絡，我方代表表示他為唯一的對手，與楊虎城並無聯絡。鄭學良聽了大為高興，並表示他一切都有辦法，即對四川軍人他也有聯絡，要求我們不要直接接頭。這個電報的用意，自然是要我們不必再向四川軍人活動，因此，對楊虎城已有過的或將有的聯絡，也要暫時瞞著張而進行。
陝北與張學良的關係，日益密切。據陝北電告，張學良的計劃是以西北為根據，與蔣介石對抗，他認為「聯蔣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單獨抗日的局面，「反蔣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視我們能拉攏他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的實際援助。他不重視紅軍的力量，認為在「反蔣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現在川康地區的紅軍，迅速開到西北來，不要再與四川軍人糾纏。
一九三六年五月間，陝北同志與張學良的聯盟秘密建立起來了。陝北電告決與張學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聯合政府），並指出張有英雄主義色彩，主張抗日反蔣並重，企圖成為抗日的唯一領袖。陝北的同志們認為這種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將會贊同，而且，目前中共處境困難，已無可選擇，只有走這條路。
我們覺得這種政策帶有投機色彩，是否有勝利的前途也很難說，但只要有益於紅軍的生存與發展，也不妨試試。於是便複電表示贊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須有一個明確的綱領，應包括中共主張在內；其次應將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發動抗日的力量，儘可能避免大規模的內戰。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增強自己的實力，並打通新疆的道路。這樣，可以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陝北旋亦複電表示接納我們這些意見。這就是「聯張反蔣抗日」的最初經過。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賀龍的二方面軍和肖克的第六軍，與我們在西康地區會師了。他們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軍，與我們和陝北方面，早已失去聯絡。賀龍等僅僅從敵人的情報中，獲悉紅軍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轉移，因而他們也由湘鄂川黔邊區向雲南西北部行進。他們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軍還繞得大，沿途所遭受敵軍的截擊和所經歷的艱險，也是十分驚人。
我們一直注視賀龍蕭克兩部的動向，也像以往策應一方面軍一樣，多方設法予以策應。一九三六年四月間，我們從敵人情報中，獲悉他們正在向雲南的大理前進，因判斷他們是企圖沿雅礱江向我們靠攏。總司令部因派遣幾路部隊，前往康滇邊境策應，兩軍卒于雷波以南地區會師。
我們一直注視賀龍蕭克兩部的動向，也像以往策應一方面軍一樣，多方設法予以策應。一九三六年四月間，我們從敵人情報中，獲悉他們正在向雲南的大理前進，因判斷他們是企圖沿雅礱江向我們靠攏。總司令部因派遣幾路部隊，前往康滇邊境策應，兩軍卒于雷波以南地區會師。
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在雷波的會師所引起的歡騰，不亞於一年前在懋功的會師。總司令部派去的部隊，阻擋了雲南盧漢部和四川劉文輝部從東南兩方面直向二方面軍的追擊。二方面軍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龍一帶地區休息。這在二方面軍一般同志看來，四方面軍充分發揮了休戚相關之誼。
當時，賀龍蕭克兩部已合而為一，統稱之為二方面軍。原二方面軍是由賀龍夏曦分任總指揮與政治委員，夏曦在雲南途中溺死，第六軍原有蕭克任軍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這兩部分的實力原有兩萬人左右，到達西康地區時，剩下約五千人。他們在夏曦去世后，合併為一，仍以賀龍為二方面軍的總指揮，蕭克為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原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關嚮應兼任副政治委員。兩部因人數已減，乃縮編為三個師。
我們有過懋功會師不愉快的經驗，所以這次特別謹慎，除彼此互相關切外沒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兩軍的駐地相隔甚遠，沒有彼此聯歡的熱烈場面，自然也減少了摩擦的機會。二方面軍的領導人物以任弼時為重心，他留俄回國后，任少共中央書記，一九二七年以擁護共產國際反對陳獨秀著稱。中共第六次大會時，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來升任為政治軍委員。他原富有青年氣味，經過許多磨練，已顯得相當老陳。當時他已蓄起幾根鬍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現在也要笑著叫他做「任鬍子」了。賀龍當時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氣味，簡直就是一位循規蹈矩的共產軍人，一切聽由任弼時指揮。蕭克將軍倒很像個文人，愛發發牢騷，但也不堅持己見。關嚮應原也是少共的小夥子，這時仍富有青年氣味，不遇者大問題，例不輕易發言。
我們在爐霍歡聚一場，大家一團和氣。不過二方面軍一般幹部，對一方面軍的離開江西，不無誤會以至怨言，尤其對夏曦過去的領導深表不滿。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面軍中大事肅反，誤殺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認為這是中央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政」。他們對於一、四兩方面軍會合后所發生的一切，也極表關懷。但我們覺得這些過去的事，此時不宜多談，應根據新政策，以謀今後的發展。
任弼時等人直至此時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他們研究了我們和陝北間來往的電報，並了解由「聯蔣抗日」以至「聯張反蔣抗日」的真相。任弼時對於這些變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尷尬，覺得他以往反對陳獨秀的主張，現在卻又走回陳獨秀時代的老路。但旋又覺得這既是共產國際的決議，應當毫無保留的接受。他對於陝北已與張學良發生聯盟關係這一點，也認為中共方面只有採取一致的步驟。一般說來，二方面軍的同志是在整個政策已經改變之後和我們會合，所以只須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沒有異議了。
任弼時本人對於毛兒蓋的爭執特別感興趣。不惜花很多時間，分別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和我詳談，搜集有關資料，研究這個爭執的癥結所在，我曾笑問他是不是想做「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認這一點，表示他是一個沒有參与這一爭端的人，現在研究一下，也許將來可以為大家和好盡些力量。
任弼時將他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大致指出下列各點：（一）四方面軍之策應一方面軍是真誠互助的行動，不能說四方面軍的同志們早有反中央的傾向；（二）雙方都有成見，最先表現這種成見的，卻是凱豐的文章；（三）一、四兩方面軍彼此的批評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沒有改政治路線以前，毛兒蓋的爭執勢所難免；（五）毛澤東等自毛兒蓋率一三軍團北上，沒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適當的。但他覺得這件事的釀成，一方面是毛澤東等人的疑忌帶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軍的反對呼聲，加強了這種疑忌；（六）卓克基會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似乎太過分了。
任弼時認為這是一次嚴重的教訓，值得大家警惕。此後，我們要算計舊賬，他並決定以調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願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對於他這種熱忱，極為感動。至於他的意見，我當時未置可否。後來，我們在陝北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聽見他有甚麼不滿意我的表示。也許他說過的這些話，後來被陝北同志認為不合時宜，因而沒有儘力的機會。
疲勞的二方面軍在西康地區已休息了一個月了，向西北行動的計劃，迫不及待，我們乃決定全師北進。決定由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率二方面軍和羅炳輝軍為右路，出甘肅的岷縣、靜寧，進到海原一帶的甘北地區。總司令部則率原四方面軍和董振堂軍為左路，經岷縣，取道瀧西通渭，折而向西，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軍事行動計劃，在軍事上說來，是企圖擁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區，即以陝北的紅軍居右翼，紅四方面軍在奪取河西走廊之後，居於左翼，二方面軍在到達甘北之後，則居左右兩路的中間地位。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我們與張學良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是局限於陝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蘇聯的道路。
陝北同志贊成我們這個軍事計劃，一直在催促我們北進，似乎沒有我們的實力作資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兩方面軍的同志都很滿意這個決定。在二方面軍來說，他們居於中路，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橋樑作用，而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摩擦。可是，後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面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
① 毛澤東等所部抵陝北時，所剩人數，從未正式公布過。據史諾的《西行漫記》（中譯本第一四四頁）說是剩下兩萬人，顯有誇大。我所採用的數字是後來我到陝北時，同志們口頭告訴我的，似較接近事實。
② 林育英來電的時間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幾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幾天，我不記得清楚了。
③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說：「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全文見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參考資料，第六九頁至第八四頁——上海商務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記不清楚了，可能是葉劍英，後來是由周恩來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剛毅峭直著稱的官吏，仁宗時除龍圖閣直學士，歷知開封府。這是一位婦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間，我們開始執行上面所擬定的軍事計劃。後來由於軍事上的演變，第二方面軍全部和第四方面軍的一部（第四軍第三十一軍）轉往陝北，第四方面軍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兩軍）與董振堂的第五軍團進到了甘肅的河西走廊，但為馬步芳的騎兵所擊敗，殘部逃往新疆。
我軍這次由爐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區，沿途行軍極為順利。劉伯承賀龍任弼時所率的右路軍東往毛兒蓋，折而向北，進入甘肅的岷縣。因原駐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軍沒有遇著阻攔。總司令部暨左路軍東向，進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縣。這時天氣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無困難，也沒有甚麼人掉隊。去年阻隔我軍北進的那條河，這時水深不及膝，我們涉水通過那裡時，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駐軍，不要阻攔我們，大家槍口對外，共御外侮。我們這些宣傳，多半是抽象的口號，當時並不知道，自然也不會利用日軍在華北內蒙的種種侵略行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運動，以及國際間對中國的同情活動等等為題材，來發揮宣傳的效用。但這些口號對紅軍本身確有振奮士氣的作用。
陝北同志對於我們的北上行動極為興奮，他們每天都發給我們一些樂觀口吻的電報，內容大致有三點：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將實現，楊虎城張學良均有默契，伺機而動，這兩部份的軍隊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隊，決不會真正和我們作戰。二、目前西北方面蔣的嫡系部隊已經減少，盡可大胆前進，不致有任何阻攔，三、把陝北同志向全國所發表的各種反日文件轉告我們，襯托出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八月間我軍從岷縣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軍皆大歡喜，岷縣一帶是甘南較富庶之區，集鎮村莊，星羅棋布，人煙稠密。吃厭了青稞牛肉的我軍，這時可以大嚼麵粉蔬菜，自是特別愉快，而且附近幾百里地區，敵軍防務相當空虛：駐岷縣的魯其昌部系雜牌部隊，戰鬥力薄弱，只能據城防守；駐天水的胡宗南部，又為我也右路軍所牽制，因此，軍中就有人發生留戀這個地區的念頭。
我們總司令部仍本原定西進計劃行事，陳昌浩率先頭部隊一度圍攻岷縣，不可，傷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彈藥，乃率部經通渭，進佔會寧縣城，並勘察蘭州東北靖遠的渡河地點。徐向前率主力駐紮在通渭，監視天水之敵。總司令部則駐岷縣附近，直接指揮一個軍，向臨潭及其以北地區挺進，以勘察蘭州西南面的渡河地點。
就在這個時候，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的建議，他主張我軍應留在甘南地區。他由會寧前線，專程趕返總司令部與我面談這個問題，因此，我們的軍事行動延誤了約兩個星期。
陳昌浩受到陝北電報的影響，過於樂觀，對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計過高，而對蔣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決心，又估計過低，他主張四方面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對於黨內的政治情況，他又感到憂慮，指出陝北已與莫斯科發生聯繫，又快要與張學良楊虎城組成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在政治上顯然已佔上風。他提議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確定紅四方面軍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並要我馳往陝北，解決黨內爭執問題，以期四方面軍不會受到莫斯科的歧視，在中共黨內和未來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內獲得適當的地位。
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而且發生在這個緊急關頭，自然是一件頗傷腦筋的事。他的心情顯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並且非常珍視我們這些年來無間的合作，另一方面覺得我有不滿共產國際的表示，而他則正想避免這一點。他指出我以往預先見到蘇維埃政策的錯誤，這雖是正確的見解，但在莫斯科看來，不免是對共產國際的信仰不夠堅定，這會影響四方面軍的前途。我認為這時來討論改變軍事計劃，會貽誤戎機，但仍答應同他去通渭召開高級幹部會談。
我們由岷縣前往通渭開會的時候，軍事情況已有不能樂觀的跡象，右路軍經天水附近北進時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擊，頗有損失，正向靖寧以北地區急退，因此我們的東面頓顯空虛。又據情報，胡宗南、朱紹良、關麟征、毛炳文等部敵軍正向天水平涼西移，蔣介石並嚴令他的這些嫡系部隊迅速截擊我軍，阻止我軍與陝北軍會合。
通渭會議根據這些情況，研討軍事計劃，認為停留在甘南地區甚不合算。我們認為蔣介石既能調動十幾師的嫡系部隊到甘肅來，那末張學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問了。如果我們停留在毛兒蓋一帶去，而「抗日」的口號已經叫出，再往南退就會影響士氣。如果我們突破敵人的包圍，向陝北前進，沿途會受到敵軍的截擊，而且所有紅軍都擠到缺乏糧食的陝北，反而引動敵軍集中包圍一處，自然更為不利。
這些情況擺在我們面前，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他這樣很快的接受會眾的意見，使得大家都頗為高興。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縣，使第九軍蒙受創傷，是違背原有軍事計劃的行動；接著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的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關於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陝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後再談黨內問題。對於這一點，我聲明我主動的去陝北，足以表示內部團結的誠意，一俟西進計劃順利實現，我決這樣做。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決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並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由於陳昌浩這一主張所召開的通宵會議，許多事經過研討和解釋，結果相當圓滿，我們在全軍中展開宣傳，指出我軍的西進計劃正確而又合時宜。在政治意義上說來，我們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可以保障未來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後路，並接通與蘇聯的關係。在軍事意義說來，可以分散蔣的兵力，河西走廊、陝北和西安三點，將使蔣在甘肅的軍隊處於多面受敵的境地。我們現在所應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訓練對付騎兵的戰術，以及與回教人民建立友善關係等工作。
於是，我們的軍事行動展開了，駐在岷縣附近的軍隊新會寧集結，原駐會寧的軍隊，則進佔了靖遠縣城，控制了這一帶的黃河沿岸。當時彭德懷為了策應我們，已率部進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帶地區。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則進到打拉池地區，打拉池與會寧相隔不過兩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為之興奮萬分。
靖遠雖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們不能迅速渡河（這一帶黃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駐在蘭州隸張學良麾下的于學忠部沒有跟我們接觸，黃河的西岸也無敵防守，可是河中沒有牛皮划子，靖遠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們乃在會寧城內拆卸一些建築物的木料，用人力運到靖遠造船。
蔣介石偵知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我軍渡河工具極少，又要慎防敵機的轟炸，因而每晚只能度過千人左右。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通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
敵軍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擊的行動愈來愈積極。我軍在會寧靖遠大道上的掩護陣地，悉為敵軍所攻下。敵軍的另一部並進佔了靖遠城，控制了渡口，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移到這條大道的東北面，以打拉池徐海東部駐地為後方，這樣我們的西進計劃，便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築物內，我和朱德等會見了徐海東，這位四年不見的老戰友，仍是一位天真可愛的小夥子，他一看見我，歡喜得擁抱著我，猶如見著他的母親一樣，他和朱德雖系初次見面，但也表現得異常親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興萬分，我當時激動得不知說甚麼好，只是拉著他的手笑個不停。頃刻之間，徐海東軍部的同志們，官長士兵們，都圍攏著我們，紛紛爭問別況，儼然是一個大家庭歡樂團圓的場面。
我們與徐海東討論當前的軍事情況，告訴他靖遠的渡口已為敵軍攻佔，第四第三十一兩軍急須從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區度過黃河，請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帶考察地形敵情和渡河工具等，並向靖遠會寧方面警戒，嚴防敵軍的進擊。我們總司令部準備在打拉池駐紮一個時期，處理這一渡河的軍事行動。
徐海東部偵查的結果，認為繼續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為敵佔領，敵機沿河搜索，河中沒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敵軍胡宗南的一部正由蘭州循甘新大道，開往武威，馬步芳的騎兵也正由西寧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斷我軍西進的道路。此外我們南面的的敵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線進逼，企圖殲滅我在河東的部隊。
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於是他們一面以第九軍掩護總司令部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向古浪挺進，另一面則由徐陳兩人率領第三十軍及第五軍團，北向佔領景泰、一條山一帶沿河陣地，俾能掩護我們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我們指出在敵軍壓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況下，時間上已不允許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安然渡過黃河，如果他們仍徘徊河邊，勢將進退失據，應即率全部，迅速行動，佔領古浪武威一帶地區，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適當地點為後方。至於總司令部，將督率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及彭德懷徐海東等部，盡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區，抑制大部份敵軍，以期減輕對西路軍（即徐陳所部）的壓力。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直趨威武，我們則在敵軍壓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
我們在打拉池停留了約兩個星期，主要工作是牽制敵人軍力的游擊活動。我在軍事倥傯之餘，常與徐海東等老戰友話舊，據徐海東告訴我，他現在的第十五軍屬下只有三個團，卻號稱三個師，每團人數約為五百餘人，總共不到兩千人，槍枝則有一千三百左右，全軍戰士之中來自鄂豫皖者為數已少，多數系在陝甘補充的，不過軍事幹部仍多，系鄂豫皖區的老戰友，政治幹部則大半由一方面軍調來充任。他覺得他所率領的隊伍，現在只有虛張聲勢，負擔避實就虛的游擊任務，如果要打硬仗，那隻能算作一團人。
徐海東的奮鬥經歷，是一篇標準的紅軍軍人的壯烈史詩。
他從鄂豫皖奮鬥到那時，所經歷的艱險尤過於我們，可惜他對我敘述的詳情，我已不能全部記憶。他說一九三二年八月間我們離開鄂豫皖以後，許多老戰友如沈澤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艱苦奮鬥，直到最後一口氣；鄭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則留在鄂豫皖區，從事游擊活動，現在他們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敵人在鄂豫皖區的種種殘忍屠殺行為。他自己到萬不得已時，才率部離開那個可愛的根據地西行。
敵人屠殺行為的殘暴，在鄂豫皖區可謂登峰造極。據中共現在所發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區被殺害有二十萬人，為各區之冠。這一點從徐海東與斯諾的談話中①也可見一斑。我聽見過不少有關敵人在各個蘇區的殘殺行動，即在我們推出后的川北蘇區，也製造了不少的「萬人坑」，不過比之鄂豫皖區，亦是大巫見小巫而已。當權的國民黨，也許以為殺人可以止殺，其實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古有明訓的。
徐海東說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們在川北發展的消息所鼓勵。一九三三年間，敵方的情報屢次說到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很猖獗，他聽到了，有說不出的高興，率眾西行來找尋我們的念頭，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帶著兩千多人，打著紅二十七軍的旗號，跨過京漢路，西向橫衝直撞，沿途打了許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們到達陝西后，繞著秦嶺山脈行動，隊伍人數損失了大半，子彈消耗殆盡，有時甚至無糧果腹，露宿山頭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敵軍控制了，乃不得已渡過渭河，向陝北發展。
徐海東等來到陝北之前，總以為那裡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裡之後，竟發現有共產黨和紅軍，他們很快的就與劉志丹高崗等的游擊隊會合了，敵人的壓力也減輕了，因此他們就在那裡停留下來。陝北的游擊區是很零碎的，主要的兩小塊，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邊安邊。一九二七年以後，陝西有些同志逃到這些邊遠地區，搞土匪，打游擊，並不知道蘇維埃和紅軍的章程，因而一切顯得落後。那裡的游擊隊，分子也極複雜，除了共產黨員外，有土匪，也有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
紅二十七軍到達陝北游擊區之後，推行鄂豫皖區的經驗，紅軍和蘇區都有可觀的發展，聲勢為之大振。戴繼英②聶鴻鈞③目擊陝北游擊隊內部複雜情形，急圖建立堅強基礎，便大張旗鼓整肅起來。陝北許多同志被當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殺，有的被拘禁，有的經審訊以後釋放。徐海東覺得戴聶二人做得過火了，太盲動了，沒有充分估計到陝北的落後情況。整肅的結果，使陝北同志感覺不安，以為鄂豫皖來的老紅軍是壓迫本地人的。
徐海東對於毛澤東等一到陝北，便能糾正戴繼英聶鴻鈞的錯誤表示敬佩。他說到毛主席等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帶著北上先遣隊到達陝北，已是疲勞不堪，但一般同志素來對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聽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肅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糾正了戴聶的錯誤，將被拘禁的高崗等釋放了出來，而且極力號召同志們無論是由江西來的，由鄂豫皖來的，或者是陝北本地的，都應團結一致。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徐海東還說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展的情形，對黨內團結有所幫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區時一樣，親切的稱我為主席，對我表示信任，並極力指斥那種污我因個人權位而反對中央的傳說之不當。但他特別重視黨內團結，認為團結是生路，分歧時死路，他懇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與毛等握手言歡，這樣，會使前方士氣為之大振。
徐海東這個樸實的軍人所說的這些話，顯然是真情的流露，不進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動。我同樣覺得戴聶的整肅工作是做得過份了，毛澤東等出而糾正是適當的。我除了對徐海東表示這一點看法以外，也說到我正努力與黨內的團結工作。
敵軍已從陝甘公路進佔海原縣城，我們為了避免為敵軍所包圍，因東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區，人煙稀少，糧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澀的礦質，不能食用，人民儲雪于窖，作為終年的食水，我軍所到之地，迅即將民間窖水消耗掉了，這也使我們無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計。
在同心城一個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與彭德懷又重新會合了，我們一道盤桓了兩三天。彭德懷那時擔任前敵總指揮的工作，所有陝北的紅軍，統歸他指揮，而且陝北蘇區的南面，我軍與張學良楊虎城部形成了休戰狀態，因而他能率領陝北紅軍的全部，以同心城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廣大的地區內策應我們。
這是我與彭德懷第一次共事，我覺得他是一個富有作戰經驗也有政治慾望的一位軍人，他處理軍事問題顯得精明機警，性格倔強自信，他愛談政治，對於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極大的期待，他津津樂道他俘虜萬毅的經過，怎樣優待他、說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對這次的西北局面，有過莫大的功績。我們大家似都有意避談毛兒蓋的往事，因而談話氣氛總嫌不夠親切。
毛澤東等知道我們從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後，來電告訴我們敵軍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縣前進，企圖抄襲同心城的後路，主張我軍撤離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連灣集結，以便在豫旺以東地區消滅進犯的敵軍。他們並派周恩來馳至洪德城迎接我們，並與我們共商作戰，我們複電表示贊成這樣辦，並即率全軍向洪德城移動。
在河連灣這個集鎮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與保安派來的「迎接大使」周恩來握手言歡。周恩來是與張學良在延安談判西北抗日局面的當事人，我們一見面，自然首先問到這件事。他對西北抗日聯合政府能否組成一點，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說明這是要決之於張學良的。日前蔣的嫡系部隊，為了要對付我們，雲集在陝甘大道及東北一帶地區，情況自然對張不利，張是否能有所發動，大有疑問。
張學良為甚麼熱中於抗日，周的分析比較適當。他認為萬毅的牽線，只是促成了我們與張的接觸，而張的抗日決心，是有日本有增無己的侵略為其背景的。這位少帥遭遇奇慘，他那個著名的親日派父親被日本人謀害了，他也被攆出了東三省，而且代人受過被國人唾罵為「不抵抗將軍」。他雖然擔任著剿匪副司令的名義，而蔣卻歧視他，似乎要讓他的本錢——東北軍——在剿匪中被消滅掉。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對蔣也有惡感。
周恩來覺得這些年來，中國的情形是變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觸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就拿這位張少帥來說，他父子兩人是國人公認的親日派，干過許多親日賣國的勾當，又是共產主義的世仇，他父子殺害了李大釗等同志，受帝國主義的指使一貫反蘇，甚至發動過對蘇聯的戰爭，我們一向都覺得張學良是比蔣介石還要可惡的反動派，現在連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無路，反過頭來要聯共聯俄，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瀰漫全國，不久以前，西南軍人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也籍抗日的名義反對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內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緒。
他進而強調不能拿過去的眼光來看張學良和東北軍，他指出張學良過去是一個染有煙癖的花花公子，現在卻奮發有為。東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東北軍就是體現這種願望的部隊。東北軍中的青年軍官最大多數是熱情反日的，東北的青年，尤其是東北大學的學生，都群集到西安來，高唱流亡三部曲，這確是動人心弦，張學良本人便成了東北軍和東北人抗日的號手。東北軍中一些親日派是失勢了，老派將領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軍人抗日，即較保守的何柱國於學忠等也只得隨聲附和。
周恩來說到他與張學良接頭的時候，張學良的態度很坦率誠懇，張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這八個字作為我們聯合的基礎。至於西北抗日局面這個概念，還是相當模糊，沒有確定的綱領和做法，連這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名詞，也只是我們方面提出來，張未置可否。
不過他相信張學良是有辦法的，會聯絡由山西四川兩廣一帶的實力派，也會根據各方的意見，擬定辦法出來。譬如說張與楊虎城同處一地，本易發生摩擦，卻彼此相處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動，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我自從一九三一年踏進鄂豫皖區之後，老在偏僻地區打游擊，與世隔離，已達五年半之久，時代的推演，簡直使我成為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周恩來從偏僻的保安，通過西安這個小窗口，吸取了外來的陽光，他所知道的雖仍很少，所告訴我們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們覺得世界是真的變了，而他又確已得風氣之先，我須急起學習，趕緊拍去滿身游擊的征塵，換上知識分子的道袍，以適應城市生活。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傷亡在一千以上，他們說明這次失敗的原因是指揮的將領們不諳對騎兵作戰的戰術，第九軍的主力布置在古浪縣兩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禦工事做得不夠堅強，防守的兵力也單薄。敵騎因為衝進古浪縣內的街道上，大肆蹂躪，損失最慘重的是西路軍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參謀諜報人員死傷甚多，偵查電台和其他通訊器材，散失殆盡，這簡直是使西路軍喪失了作戰不可或缺的聽覺視覺、以及一部份的神經系統。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而來，其主要內容是馬步芳的騎兵得著古浪勝利的鼓勵，到處展開對我軍的襲擊，使我軍防不勝防，騎兵行動的迅速，又抵消了我軍的游擊專長。胡宗南部楊騰蛟旅已先我佔據武威這個軍事要地，阻梗我們向西發展的道路，西南軍正擬由小路繞過武威，佔領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張掖、酒泉等地。徐陳等所冀望於我們的是經常供給他們情報（因他們的偵查電台已喪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給予其他軍事上的協助。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馬步芳是效忠於蔣介石的，我們不能通過張學良去影響他。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我們只有暫時停留在河連灣，將我們的通訊電台，臨時改為偵查電台，供給西路軍一些必要的情報，並令電保安軍委會偵查電台，儘可能將情報供給西路軍。
我們本身的軍事情況也很緊張，當我軍由同心城經豫旺縣向山城堡撤退時，胡宗南第一軍的主力即銜尾追擊我軍，正向山城堡壓迫，我方的對策是實行堅壁清野，使敵軍因糧食缺乏不能在這裏久留。我們估計敵軍有佔領山城堡、河連灣、洪德城、環縣、曲子鎮以至通慶陽這條線的企圖，那裡是陝北蘇區產糧食較多的地方，我們自然要在這裏牽制敵軍，不讓他們實現這種企圖，否則就連保安也要受到威脅了。
河連灣一帶在陝北蘇區看來，是較富庶的地方，實際上仍人煙稀少，糧產有限，不易長期供應我們這支大軍。這裏的河水雖已不苦，但仍是黃土高原的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糧食生產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綿羊為主，運輸多賴驢子。同志們大多認為這裏的糧產，還不及西康地區，甚至有人設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兒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
我們在河連灣山城堡一帶與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個月，胡部終因食糧不濟，向豫旺撤退。當胡部撤退時，我軍乘勢襲擊，截掉他們一段尾子，頗有斬獲，俘獲人槍各千余，河連灣的戰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來將這次勝利的情形電告張學良，這對不久以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也許不無影響。
這次戰爭的勝利，周恩來的貢獻最多，他熟習當地情況，實施堅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調度人力獸力來運輸糧食，供應我軍前線，有時要從幾百里路的遠方運糧食來，另一方面他組織游擊隊赤衛軍，到接近敵人地區去活動，將所有的糧食運出，並拉空那裡的人力獸力，使敵人困於給養。敵人主要就是為了這一點，不能不向豫旺退卻，俾能接近公路線，獲取補給。
當前戰事告一段落後，我和朱德周恩來即舉行會議，檢討局勢。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毛澤東等會商今後工作，前線軍隊（包括我們率領的第四軍及第三十一軍）暫交彭德懷指揮，從此，總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揮部隊了。周恩來則預先赴各縣，料理這次戰爭所未了的事務，然後再返保安。
從這時起，所有紅軍又開始合二為一了，為了這件事，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髮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我向他們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情形，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黨內團結的經過。我說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進黨內團結，並設法供應西路軍的情報，並呼籲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過的歧見，與來自各處的同志精誠合作。黨內問題自可由黨內的會議解決，而紅軍則是一體的，不應由任何界限。
紅四方面軍自毛兒蓋與一方面軍分手，以迄現在我們北上再度會合，期間經過，大致即如上述。事實如此，是非得失，唯讀者察之。
① 見《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譯，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頁至二三二頁。
② 戴繼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區的省委員，任紅二十七軍的政治委員。
③ 蔣鴻鈞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軍政治部主任。 523

第二十篇國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幕，使整個時局為之改觀：在國民黨和南京政府說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轉變為「團結內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紅軍方面說來，九年的蘇維埃運動從此結束，中共成了一個特殊的在野黨，紅軍及其所佔領的區域，至少在名義上成為國民黨政府屬下的一部分。這期間的經過，已有不少歷史文獻可供研究，這裏僅就我個人所接觸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①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直屬機構人員到達保安。保安的紅軍學校校長林彪率領學生隊伍到郊外歡迎我們，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會時一樣，站在學生們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個預先布置好的講台上，我們都發表演說，互致祝賀。我的演詞是強調對外抗日內內團結。那時我們所談論的，不是那些過去了的事，而是策劃未來。
保安是我所見到的線程中最荒涼的一個。它的規模不及長江下游的一個集鎮，而且經過歷年的天災人禍，房屋多已倒塌，我們來后立即發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現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邊的一個窯洞，與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林伯渠等結鄰而居。這些窯洞的前面，原有一條由商店住房所組成的街道，但那時房屋已是蕩然無存。在廢墟之上，已種滿了各形各色的菜蔬。總司令部人員就只有各按工作單位性質，分別擠住在同類的機關里。我們所帶來的紅軍學校學生，就合併在林彪所主持的紅軍學校里。
保安的荒涼和落後是特別引人注目的。這裏幾乎沒有讀書的人，滿清的時候，保安的定額秀才，多是不識字的。直到那時，全縣很難找出一個中學畢業生，這件事是我們談論保安文化落後時所常提到的。這裏人煙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紅軍戰士多於老百姓。據說這裏的糧食，只要一年豐收，就夠吃三年。可是這樣的好年，卻是難逢難遇。主持經濟財政的林伯渠同志，就像周恩來在河連灣一樣，聚精會神在那兒解決供應上的困難。
陝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何在，當他們處在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陝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里的形勢使然。
我在保安會見了林育英（我到時他因事他往，繼聞我來保安，即忙趕回來）。他仍是和從前那樣熱忱樸實，說話的時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勁，似乎要將他心中所想的傾瀉而出。他為了要完成兩個中央的聯絡人的任務，對我和毛澤東等以往的英勇奮鬥，倍加推崇，把我們比作瑪瑙珠子的線斷了，他自己好比是這根線，要重新串攏這些瑪瑙珠子。
他將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況告訴我，主要是說明中共在共產國際的地位大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殘以後，中共已成為共產國際中僅次於聯共的第二個大支部，各國共產黨對於中共這些年來所從事的蘇維埃運動和游擊戰爭，均表敬佩，認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驚人表現。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產國際的地位也隨著受人重視。他們正宣揚中國革命的重要，喚起各國革命者與共產黨人的支援。共產國際第七屆大會亦已選舉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和我四人為主席團委員。
我對林育英這個中共中央聯絡人甚為尊重。我將已往經驗扼要報告他，並問他準備採取何種步驟，來彌縫過去有過的裂痕，並使中共中央的領導正常化。他告訴我現在陝北方面，軍事黨務仍由毛澤東張聞天分擔軍事會主席和書記的責任；他則擔任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到了適當時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擴大會議，解決黨內問題。他認為這是他這個聯絡人應有的交代。並主張原任中央委員仍舊，不過未來的擴大會議，可以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沒有談及已往的事，似乎每個人都在注視著陝北以外的情況。從保安這個角落裡去看全中國，確是不容易的，人們在那裡根據西安傳來的或者從無線電中收聽來的一鱗半爪的消息，作為談助，多方推敲。
張聞天覺得這些年來，中國的情況是變了，有些方面已有顯著的進步。他告訴我他看到一些外來的書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寫出的文章，內容很充實，文筆也很動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來流行的許多抗日歌曲，更顯出文藝水準的進步。他慨嘆這些年來我們在山中有些落後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學習不可。
張聞天還特別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學生所發動起來的反日運動②。他所知道的雖仍模糊，但他指出當日本向華北發展，積極醞釀華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學生的反抗。他覺得這個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不亞於「五四」運動。南京政府雖多方鎮壓，但這個運動仍是普遍到全國，而且學生們組織了民族先鋒隊，較之「五四」時期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尤為得力。
中共的白區地下組織是破碎了，不能領導抗日運動。自一九三一年總共中央轉移到蘇區以後，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組織，迭遭破壞，有些地方根本沒有組織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些個別的黨員，張聞天又說他一直企圖找到那些地下組織的線索，但仍無頭緒，那時所知道的只有劉少奇在北京活動，似能領導那裡的同志，幕後指揮「一二九」運動。
但中共的政治影響還是相當普遍，許多脫離了組織關係的或者失去聯繫的黨團員，以及一些同情共產黨的人物，現在又是抗日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間，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眾性的團體中活動；有些混到國民黨各軍政機關，發揮微妙的作用。張聞天覺得有些同志過去被視為投機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現在竟證明他們能單獨奮鬥。他也覺得中共中央鬚根據新的情況，從速整理白區黨的組織。
張聞天對我們與張學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願多表示意見，似乎也不抱樂觀。他曾向我表示這些事都由毛澤東周恩來兩同志在處理，前者在後面策劃，後者在外奔走，並說：「老毛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的那一套，讓他去干罷！」張聞天說這些話，可能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中之一也許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預「老毛」所管的事。
毛澤東那時似乎是聚精會神注意「國家大事」。他笑著向我說：他是「買空賣空」，這句話的含義，似乎是說紅軍實力現在雖然不大，他卻在和人談大買賣。他根據他所知道的材料做各種推測，主要說到日本侵略東北和華北，破壞了遠東的列強均勢，引起英美蘇的不滿。國內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國民黨軍隊里去了，看來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很難維持下去。
他說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時，也只承認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的默契是一項具體成就，可以稱之為「張揚共三角聯盟」。他推測將來西北抗日局面的發展，大致是有張學良與楊虎城選擇適當時機，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南京自然不會接納，其結果將在西安出現一個反南京的獨立政府，這個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個明確的抗日綱領，獲得英美蘇的支持和國內輿論的擁護；另一面要看張學良楊虎城能否聯絡各省的實力派和瓦解南京內部。至於幾天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他當時似毫無預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國抗日的，也會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說莫斯科從未肯定表示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對，據他推測，莫斯科的來電曾表示，如果紅軍能由寧夏接通外蒙，或者經由甘肅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蘇聯將予以軍火援助。這樣，我們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個更廣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蘇聯更非援助不可。
當時中共中央沒有舉行過任何正式會議，似乎都將責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對外關係，如西安的電報來往，完全由毛處理，他每次接到西安來電，就邀我們去談論一番。這些電報有些是關於蔣氏要在西安舉行「剿匪」會議，指示「剿匪」機宜，有些是關於西安和其他地區抗日運動的發展情形，我們便據此謀求對策。我們回給張學良的電報則都是毛澤東的精心傑作，字裡行間，極盡打氣之能事。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雖曾獲得好幾次的零星勝利，但我方彈藥消耗日多，有無以為繼的情勢。這種情勢，使我十分焦慮，我研究各項情形，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其挽回厄運。
我的心情當然是不愉快的，別人也不多理會。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大家都避談往事。毛澤東、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只有耐著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迹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澤東住的窯洞里，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持論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麼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說。」這時已經回到保安幾天的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一直在那裡狂笑的毛澤東也接著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揚去打頭陣。」我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的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樣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於是我們一面繼續談論，準備周恩來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擬致莫斯科的電報。
我們商討的結果，決定下列各點：一、致電張學良表示讚許，並保證今後行動，為馬首是瞻；二、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三人為代表經延安飛赴西安；三、電彭德懷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挺進，沿途與友軍密切聯絡；四、電在西安的聯絡人員，除對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體意見以外，一切俟周恩來等到后再議；五、周恩來等在西安亦應俟莫斯科回電后再作具體表示。於是，周恩來等即趕往延安去了。
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的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似積極推動張楊解決與蔣決裂，請共產國際從速指示。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件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我們正為陝北的紅軍糧食缺乏擔憂，如今部隊南移，糧食和其他補給便都不成問題。而且國民黨方面的剿共陣線，已告破壞，我們正可乘機進取。
西安的電報如雪片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等人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面的反應，及各項軍事情況。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電報是張楊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發表的通電③。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無、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在那裡草擬複電，不是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他的電文內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麼一段：「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說到懲辦蔣時又有這麼一段：「誠如來電所云，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負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
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是養癰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就為了這種主張上的不同，毛澤東與張聞天曾發生了爭執。張聞天似是批評毛澤東對張學良的複電，措詞不夠堅強，正當他們爭論的時候，我闖進了毛澤東的窯洞，毛正在怒罵張聞天，說張聞天過去在江西反對他的游擊主張，現在又以書生之見反對他對張學良所持的態度，張聞天面紅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澤東即向我解釋他那些電文措詞的用意。他表示他與張聞天的想法並無根本的不同，卻在措詞的技巧上發生了歧見。他說明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迹的。
這時朱德也來了，他打斷了毛的說話，大聲說道，爽爽快快的同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其他。他說明的大意是，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應當機立斷，用不著等候莫斯科指示，來一個先斬後奏。毛聽了朱德的話，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裡直接說出來。毛澤東又帶點教訓的口吻向朱德說：不要想的太簡單和死板，你如何能斷定張學良一定會聽我們的話，對我們一點疑忌都沒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紙張的長電，內容認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時日本陰謀所製造的；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里，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地，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其釋放。
一年以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上述這個電報的來歷。他說西安事變后，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外交部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贊成。接著斯大林便親自草擬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④ 。
當然，在當時偏僻的保安，我們無法知道像王明所說的那些內情，因而這個電報之來，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都在沉思，毛澤東更是踱來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分明是張楊共三角聯盟醞釀而成的，如何能說是日本的陰謀？有的表示長期內戰倒是應該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將蔣釋放了，他將會不顧一切的對付我們；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如果得不著蘇聯的支援，那裡會有勝利的希望？毛澤東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麼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麼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覆無常嗎？」
就在這種氣氛之中，會議無法繼續下去，我們於是分開，各自去詳加考慮，或者個別研討，就這樣費了一整晚的時間。我通宵沒睡，花了很多時間與毛密商，我們一致認為如果不遵從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蘇聯的支援，反而會被國內外各種勢力圍攻，後果是會很嚴重的。如果照這三點指示進行，張楊共三角聯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破裂，和平解決以後，蔣氏的報復，將是難免。兩相比較，第一條路是非走不通的，極為顯然；第二條路雖阻礙重重，也許能找出一線希望。
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們於是在深夜重行齊集在毛的窯洞里，商決具體步驟。我們決定將莫斯科的來電立即轉電周恩來，要他根據這個指示，向張學良試探，如果情形順利，即照指示的原則進行，否則要為中共留出迴旋的餘地。
周恩來於十三日抵達西安后，與張楊商討今後進行步驟，張學良曾問及莫斯科有無電報指示？對西安的行動，持何態度？周認為張的這些問話，自然是寄望于蘇聯的援助，極為殷切。周接到我們的電報后，對莫斯科的態度極表驚訝，但應允向張學良秘密試探。
周恩來於十四日與張密談，逕行表示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張學良最初的反應甚為憤慨，他似覺得為共方所賣，已往共方老是吹噓蘇聯可以幫助，現在他已勢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腿，不兌現了。周恩來只得低聲下氣，百般解釋，說明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願有的事。蘇聯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壓力是不能不顧忌的。中共決始終與他站在一起，憑本身的力量，來擔當一切。現在事已至此，決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進行。
他們兩人於是密商進行方針，周恩來曾向張學良表示，據他個人看來，在西安成立一個獨立政府和對蔣制裁，都不能算是好辦法。現在南京正在叫囂討伐西安，如果我們制裁了蔣，這將予人以口實，蔣的徒子徒孫們，將用報仇的名義與我們糾纏，這將是長期的內戰，而且勝負未可逆料。周這些話，終於打中了張的心弦。
於是周進而表示，他個人有一種還不確定的想法，願意說出來供張參考。周向張坦白說明，我們所需要的是全國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處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們所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現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願意打內戰，更有人不願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蔣。我們可以一面備戰，一面與蔣談判，如果蔣明白接納了我們的主張，那他將來也難反悔。
張學良聽了周恩來這些話，並未發生反感，反而向周說，這件事不能讓外間知道，也暫不向楊虎城提及。他們兩人先研討具體辦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對外發表。於是他們商定如何優待蔣的辦法，以及如何向蔣進言等。
這些經過情形周曾詳電報安，並表示欣慰，認為和平解決有希望。我們接到周的電報，也為之高興。乃決定堅決推動張楊走和平解決的道路。我們大家雖已這樣決定了，但心中的疑團仍是存在。張聞天曾向我指出：「這是為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犧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說明蘇聯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壓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將來蔣介石釋放出去了，那我們可要吃大苦頭。
十五日在林伯渠辦公的窯洞里，我們舉行高級幹部會議，傳達莫斯科的指示。我們這些政治局委員，都發言支持和平解決，我的發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決，但說到和平解決的前途時，也同樣表示未感樂觀；即是蔣在西安時可能答應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臉，因此，我們須更加努力，團結內部，充實實力，準備應付未來可能的壞演變。就因為我說了這些話，後來被我的反對者斷章取義，抹殺我號召中共內部團結的本意，誣指我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特別缺乏信心，甚至說我反對和平解決。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當時的局勢相當微妙。最初是一片戰爭氣氛，接著調和論調逐漸抬頭。南京一時群龍無首，一般人估計蔣無生還之望，因而主張討伐西安，當然其中也不無幸災樂禍的企望者。西安張楊部的將領，也覺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蔣，那裡還能有妥協的餘地；這種騎上虎背的情勢，使他們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張學良楊虎城等人始終對蔣沒有採取完全決裂的態度。臨潼華清池的槍聲是過去了，他們伺候在蔣的左右執禮仍恭。他們所發出的通電，也只希望接納八項主張，並保障蔣的安全。
張學良與周恩來的密談，固是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一個直接原因，同時，當時的情勢也逼使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南京的重兵紛紛開進潼關，飛機又在西安上空威脅，這使西安當局，大多覺得戰爭的爆發將不利於他們。各方實力派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也多持息事寧人的態度。因此，張學良的和平解決意向一經明朗化，調和氣氛就代替了火藥氣味。
張學良所堅持的是蔣簽字贊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項主張，蔣則為了政府和個人的威信，不能自挾持之下，有所承諾，堅持不允簽字。端納、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等奔走期間，多方調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蔣先生已應允了八項主張，如果一定要蔣親自簽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為不美。
周恩來曾致電保安，報告他與蔣氏長談的的經過。首由張學良說項引見，張對蔣說，委員長的一位舊屬求見，請委員長予以接見，蔣氏未置可否。周恩來當即步入蔣氏的住室內，向蔣嚴肅敬禮，並仍依黃埔時習慣，稱蔣氏為「校長」。蔣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會，周即坐下來慷慨陳詞，蔣氏則留心靜聽。周首先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並希望一切和平解決，中共願擁護蔣氏做全國領袖，實行抗日。周也乘勢說明中共政策改變的始末，力證化除成見，團結禦侮的必要。
周恩來在報告中說，他的陳詞曾使蔣氏的心情漸漸平靜，似也相信周的真誠。周恩來根本沒有說要蔣氏在八項主張上簽字的話，只是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請求蔣氏有些指示，並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滿口答應將助他們父子團聚。
周恩來在報告中，解釋他對蔣介石氏，始終恭順懇求，未露半點要挾之意，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與蔣氏見面的機會。周也說到蔣氏態度甚為得體，他只提及他的兒子，似是屬於私人範圍的事，但也微露國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國共十年戰爭，至此能事國共和解的起點。
張學良當時確是排除萬難歡送蔣回南京的。楊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決的底細，不免有所疑慮，有時甚至表示反對的意見，經張學良、周恩來以及調人宋子文等多方勸說，楊終於贊成了。蔣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飛機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來來電報告蔣離開西安的經過時，曾特別對張學良隨蔣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遺憾。他指出張過於衝動，事先並沒有向他說到要送蔣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則他會勸阻。蔣氏飛機將要起飛的時候，他正和張學良站在一塊送行，張說：「我送委員長。」便步上飛機，雖經蔣勸阻，但張仍是登機起飛了。周說明他當時真著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說話。
周接著說明張學良走後，西安一片混亂，張事先沒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後的做法。楊虎城已在自作打算，準備將他的部隊，向安全地帶移動。東北軍更是群龍無首。少壯派軍人與失望之餘，遷怒於中共，說中共害了他們的「少帥」。如今張楊共三角聯盟是完全解體了。主要是沒有人作主，我們也找不出商談的對象。
果然，東北軍的少壯派鼓噪起來了。五十幾個少壯軍官，以死來威逼周恩來，他們持著武器，在一個會場中向周質問他們的少帥那裡去了？他們說西安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事後中共又提出和平解決的辦法，出賣盟友，與蔣系人員，秘密妥協，犧牲東北軍，以圖自身的私利。從前共方老是說蘇聯援助，結果竟是騙人的，現在張少帥去南京，當然凶多吉少，東北軍人也將死無噍類。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禍首的周恩來負責。
周恩來面臨著這種險境，施展出全身解數，幸而應付過去了。他態度鎮靜，措詞誠懇，向會眾說明：張少帥隨蔣赴京，實出意外，他不贊成，但來不及阻止。他又說到如果我們內訌，張少帥的生命就沒有機會了，東北軍也會完蛋的；如果我們團結鎮靜，蔣對我們的力量將有所畏懼，不敢為難你們的少帥；三角聯盟也能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周並向那些憤怒的軍人們誓言，中共絕不出賣三角聯盟，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決不讓少帥和東北軍一方受害。那些暴躁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變一幕便告結束了。被拘禁的蔣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這一事變的首腦張學良，從此渡著長期不見天日的生涯。當事人之一的中共，由與張楊共同反蔣，一變而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調停人，再進而南京談判，以期達成國共間的和解。張楊共的三角聯盟，因內部的混亂，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動了，西安事變的眾多關係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責任，以期蔣介石那根報復的棍子，不會打在自己的頭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戰爭事實上是停止了，代之而來的是抗日戰爭。
① 我在一九三八年發表的告國人書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變以前十八天到達陝北的，那應當是十二月二日。
② 關於「一二九」運動的詳情，可參看中國現代史資料叢書《一二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③ 「雙十二」張楊等十余將領發表的通電全文見：《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馮玉祥著，第四十九——第五十頁，香港文化供應社，一九四九年再版。
④ 西安事變前，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已有改善這一點，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蘇聯與遠東》一書中（見第五章——國立編譯館民國三十九年版）曾加闡述。而西安事變時，英美各國與蘇聯對遠東的外交態度，漸趨接近一點，也可從王明這些話中窺其梗概。
第二章 延安百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氏脫險，由張學良陪同自西安飛返南京，此舉使西安的張、楊、共三角聯盟立即陷於混亂，也令陝北中共內部大為震動，幾乎無人不覺得將有大禍臨頭。乘此時機，毛澤東氏玩弄其「買空賣空」的手腕，拋棄一切道德思想和共產主義的原則觀念，不擇手段，甚至無所不為的企求達到他的目的。這種目的，是防止蔣介石返回南京後繼續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機發展。這些又與毛氏奸詐地追求個人獨裁的勾當糾纏在一起。應當說毛氏的努力，獲得了相當的成就，中共終於喘過一口氣，但從此毛氏也真正建立了個人獨裁的基礎。
只要約略研究一下當時中國的處境，人們就能了解，西安事變的始末，及其以後法上的種種情況，都是不足為奇的。當時日本的侵略，及其嚴重和迫切，使一切看來不可能的事，都成為可能。這其中主要之點，是中共得慶起死回生。換句話說，蘇維埃運動，是中共瀕於死亡的邊緣，抗日不僅解救了中共的厄運，還給予它自有向前發展的機會。
這些事說來話長，恕作者不能一一論及，只能就個人所接觸到的扼要敘述。大體說來，在西安事變以前，處於偏僻地區的中共，是被動的接受抗日的影響。譬如說，中共曾主動的聯絡張學良，但也從這種聯絡，中共才從張學良那裡了解了許多反日情況，特別是東北軍人的反日情緒。當時少數美國記者，訪問陝北，也使中共的要人們對國際友人同情中國人抗日的情況，略知一二。此外還有一些抗日消息和書刊流傳到陝北，使張聞天輩模模糊糊的了解到，陝北以外的情形是進步了。
西安事變以後，中共的抗日運動，開始由被動轉到主動，能夠逐漸脫出偏遠的地區，滲入到抗日的實際活動中去。這些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中共遷都延安，從此延安成為有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蔣介石氏已由張學良護送回南京，便立即將原駐紮在保安的中央機構，向延安遷移。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準備。乘此西安事變剛結束之時，不動聲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雖是一個縣城，但地居陝北的中心，城內外的房屋與窯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機關之用。這裏對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個小型飛機場，張學良與周恩來的來往，就曾多次利用這個飛機場。當我們這些中共要人，從那不成樣子的保安遷到延安時，心胸都大為開朗。一般人都認為延安市大有可為的地方，有人說，延安是一個歷史名城，邊防重地，有的人更說，這裏可以招兵買馬，廣攬四方豪傑。
延安為中共佔有，是它在西安事變中一個重要的收穫。西安事變發動后，中共中央即應張學良的要求，將紅軍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線，與張學良、楊虎城部隊互相銜接。結果紅軍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進，以洛川為總司令部駐地，部隊分佈在洛川以南的前線，延安便成為紅軍的主要後方。延安以南的各縣，仍歸國民黨西安省政府管轄，只是延安似是由於張學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處理。
延安自從中共中央遷入以後，就一天天熱鬧起來，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學生，成群結隊，不斷的步行而來。也有一些抗日親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憐的汽車從西安來。他們都把延安作為革命聖地，他們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相當大的反感。他們主要指責國民黨對日不抵抗，也不容納他們有參加抗日的機會，因此他們寄希望于中共。但他們對中共的內情全然不知。就因為這些新客人之來，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夠分配，後來中共不得不撥出大批房屋，交與抗日軍政大學①來收容他們。此後中共中央機構遷到離延安遠遠的鄉村，並新建了許多窯洞。
我多次同這些外來者接觸，大半都是個人交談，而談話的內容，也多是有關時局的某些具體片段。我參加過文藝晚會，欣賞抗日歌曲和各種文藝表演，也曾參觀那些年輕人的體育活動等等。我覺得，他們比之「五四」時代的青年更實幹。他們的抗日熱情，使我對抗日局勢，有更生動的了解。直到現在，我還能記憶對當時抗日局勢所作推測的大致輪廓。我認為日本侵略中國，已引起美、英、蘇等國的不滿，他們同情中國，以各種方式支援中國抗日運動。國民黨南京政府，亦有可觀的進步，向著中國統一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國民黨勢將奮起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從這些年輕人的表現看，中國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體可以聯合一致抗日。我對抗日抱樂觀態度，因此，對毛澤東等所給與我的種種磨折，就忍受下去了。
此外，遷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經濟生活上的困厄也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救。紅軍駐紮在陝北邊區以南地方，可以在駐地就食，延安歸中共以後，其控制區域大為擴展，糧食也就成問題了。中共要人們，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樣，不是前方軍隊供應告緊，就是後方需求短缺，他們每天都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經濟的人員，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購醫院衛生材料、機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紙張文具等等，當時這種經濟上的解脫，使人們都愉快輕鬆起來。
中共的要人們，對當時這些收穫，曾加以大大的誇張和宣傳，在這種樂觀氣氛之下，中共和紅軍內部各種隱憂，都給掩蓋起來了。而且中共的要人們，都相約不要將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敗與損失、紅軍裏面紀律頹廢和中共內部的爭執、以及對國共合作抗日未可樂觀等等，向那些熱忱抗日的青年宣洩，以免影響他們對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說這些欣欣向榮的表面現狀之外，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事卻在暗中進行和演變。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兩方面軍間的爭執和對立已不存在，因此沒有人用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也沒有再舉行過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採取協商的形式，反覆討論，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面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面混水摸魚，已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赴西安前線，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央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奪了總司令部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任總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員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寶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併入毛所直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干吧。
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面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繫，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澤東一個人包辦。這件事的完成，可以說毛澤東處心積慮已久，西安事變還未結束的時候，他表現得更加急進，遷往延安的事，又幫助他在技術上掌握這些控制，毛澤東利用這些控制，電令軍隊中的幹部，參加「抗大」學習，並大事宣揚，果然大批幹部要求學習，毛便乘機派進一些親信和監視者。毛的這種做法，不僅僅是對付我和第四方面軍，而且同樣對付第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蕭克以及正在二方明軍中工作的劉伯承，他們都或多或少的變為空頭司令。
中共中央遷到延安時，毛澤東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權和軍事指揮權，正在向各軍中伸展其個人的權力。他又利用這種控制力，來指揮中共黨務的進行，對張聞天等黨棍，表現得頗為頤指氣使。毛曾多次笑著向中共要人么說：讓他自己來應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積極方面的工作，諸如爭取和影響新來的青年人，注意黨務和民眾工作的發展，以及邊區地方政治的改進等等。這就是毛澤東實施獨裁開始時所放出來的保護色。
當時中共要人們，大多分散到各處工作去了。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率領了大批幹部到西安，接著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與國民黨辦外交，有的作說客，有的乘機發展工作。彭德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都赴前線工作去了。張聞天、凱豐為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裡內內外外，忙著布置職工運動。林彪等聚精會神辦理抗日軍政大學，不久擔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參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輕鬆的朱德，忙著與那些新來的人接觸，有時與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為西路軍的失敗而憂傷，設法圖謀補救，而當時我是被人孤立的對象。在這種形勢之下，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管外交，坐鎮中樞的毛澤東，因得毫無顧忌而大權獨攬。
當時毛澤東最感頭痛的是蔣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對陝北發動報復行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周恩來的急電，當晚到達保安，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他似斷定蔣介石的報復必然會來，而且會很迅速和殘酷。他曾斷斷續續的表示，糟了！張學良也跟著到南京去，目的無非是想減輕自己對蔣的罪過，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向中共頭上？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說甚麼可得蘇聯援助，擁護張學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這些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逼的和盤托出？再者，西安沒有張學良，東北軍將解體。張、楊、共三角聯盟也已不復存在。蔣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張、楊在西安的勢力。蔣介石的拳頭，難道不會打到中共頭上、再來一次從四面八方圍剿我們么？
毛氏也曾故作鎮靜的說：大不了的事，也無非是打游擊。接著又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表露他的心情說：現在與過去，究竟大不相同，從前是硬打著蘇維埃旗幟造反，現在是聯蔣抗日和擁蔣抗日，總不能像張學良那樣，再做些兵諫的文章。可在我們將要做的文章，應當有那些內容呢？如何鼓勵士氣呢？
當時在場的要人們都主張，先查明實況，再定大計。毛氏在這種言詞鼓勵之下，就接連不斷要發電報與周恩來，詳細追問，周密指示，其內容要點，就是要找著蔣介石氏在西安的親信，疏通一番，著重說明，中共事先並未參与西安事變的密謀，事後也是以調人身份，實現和平解決，使蔣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來與張、楊兩方斷絕明顯的來往，要處處表示不和張、楊共同負責。而且要周恩來設法銷毀一切同張、楊來往的證件，可能的話，也請張、楊方面毀滅這些證據。
當時毛澤東與周恩來，一個在內策劃，一個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盡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圖做到的，周恩來則根據外面的實況，分別予以實施。周體會到毛的緊張心情，當時曾回電說：蔣自命英雄，他曾答應過的事，大致不會全部反悔。這個電報，對於當時的毛澤東說來，無異是一顆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澤東抵達延安以後，對於國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買空賣空」的毛氏，為了實現他的目的，是無所不為的，也善於表演兩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設法從各方面打擊我，可是見面時，依然是像從前一樣，笑逐顏開。當時我們雖會面多次，他已不讓我知道機密事項，所談多是泛論國共和解的事。至今我還記得當時談話的要點。
毛氏從不提起張學良這個人夠朋友。張雖在南京受審判，也從未將反蔣的責任，推到中共身上，反為中共開脫，力證中共並未參加西安事變的預謀，並自始即主張釋放蔣介石氏。可是毛氏對張學良卻只有責備，不是譏笑他無知衝動，就是說他虎頭蛇尾。這種種表現都不免是對張落井下石。
原來斯大林對西安事變所發出的那個有名的和平解決指示，和以後為此事發來的電令，都是暗示毛澤東要拋棄張學良，指責張學良為親日派所利用，並要毛盡一切的力量與蔣介石和解。毫無疑問，毛氏當時無論願意與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卻不願說西安事變是親日派的陰謀；毛氏大概想到，如果這樣說，連他自己也難免有親日派的嫌疑。而且蔣介石將輕而易舉，將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改為攘外必先除奸，將中共當作日本姦細來討伐。
當時，毛澤東指責張學良的話，最重要的是破壞國家綱紀。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揮軍隊襲擊華清池，使蔣先生受傷和死傷多人，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事，如果他自己實現知道的話，一定要加以阻攔。毛氏說這些話的意思，一面是向蔣討好，另一面則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對張學良的處罰。這些得意忘形的說話，究竟掩蓋不了出賣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澤東同我聊天，他大發綱紀對任何政府和黨派都是重要的議論，又進而以譏笑的口吻說：國民黨內有個張學良，有個楊虎城破壞綱紀，人稱之為張楊，共產黨內也有個張楊，張楊就是張國燾同志，楊就是你的太太楊子烈同志，也有點破壞綱紀。我聽了毛氏這種損人利己的鬼話，也就回敬他兩句說話：你這樣出力維護國家綱紀，「可敬！可敬！」尤其是這些「高論」出自井岡山「英雄」之口，更加難得，「佩服！佩服！」我這些諷刺他不配談綱紀的話，曾使他表情尷尬，從此他的這種「高論」，似乎在人前收斂了些。
當時毛澤東為了清洗與張學良、楊虎城過去的關係，實已無所不用其極。張學良的部下王以哲將軍，政治立場較為親共，曾屢電延安聯絡，其用意是想繼承張學良與中共維持聯盟的關係，但都被毛澤東託詞拒絕了。周恩來在西安也採取同一步驟，再不和東北軍人來往，只秘密輸送機個不能在西安立足的東北軍少壯軍人，到延安避難。至於中共與楊虎城的關係，斷絕的還要早些。就在蔣介石離開西安的時候，周恩來即與楊虎城談妥，不再公開來往，以免引起蔣介石的疑忌。
當時與蔣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關係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他一向仇恨蔣介石氏的心情，採取偽善底面孔來應付一切。他試圖抹去曾與張學良、楊虎城同謀反蔣抗日的種種痕迹，也絕不泄漏西安事變應和平解決，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這個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進而說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自然不曾參預西安事變的密謀，自然堅持和平解決。他並且製造輿論，說甚麼堅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內外都曾發生重大阻力，對外須冒險說服張楊，內則有張國燾等反對和平解決。毛氏這樣做，一面是企圖免禍，一面則隱藏著一些損人利己，落井下石，借刀殺人等等黑暗機關。但是我對這種現狀感慨萬分，認為一個「好漢」到了窮途末路，是會原形畢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蔣介石的意向，經由其與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張沖②之口，告知周恩來。大意是中共及其軍隊如能誠意服從國民政府，將可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毛氏知道了這一消息，才比較安靜一些，一面電令周恩來繼續與張沖商談，一面將其注意力轉移到黨內鬥爭。國共之間，從此才有穩定性的停火，並且實際進行和解的談判。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扎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制。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游擊活動。後來西路軍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只剩一副骨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志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面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四方面軍只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只半數渡河就註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兩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嘆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只要指揮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志過了河，決不會有古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雖然沒有定論，但毛澤東、張聞天等都利用這一失敗事件，發動反張國燾的鬥爭。反張國燾的鬥爭早就在暗中進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國共可以和解的消息傳來之後，便大規模展開了。毛澤東、張聞天等認為當時既無內戰的危險，正是整肅內部的好時機。展開鬥爭的目的，據說是恢復遵義會議以後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職權，並將張國燾逐出中央，然而其實質就是建立毛澤東的獨裁。
毛澤東、張聞天等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調走持論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變時，林育英顯然已受到毛澤東等的排斥。約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張聞天便提議派林育英到國民黨區域從事職工運動。我當時曾表示反對，認為他是調解黨內糾紛的當事人，應暫留延安。張聞天曾說，林育英有些神經病，他過去所說的話不能算數。我當時曾質問張聞天，難道當時在陝北各中央委員，聯名發給我的電報，主張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有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也不能算數嗎？張聞天聽了，苦笑著說：老毛說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現在黨內糾紛很容易解決，只須由林育英這位中央聯絡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員會議，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之後，過去因蘇維埃政策所有過的爭執，已告消失，而且經過西安事變，，新政策執行已有相當成績，我將在會議上，表示撤銷我有過的反對意見，並正式提議，由遵義會議所選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復全部職權；（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
我又笑著對張聞天說：「張國燾已經被打倒了，用不著在這緊急關頭，大張旗鼓鬥爭一番，如果否認過去所說過的話，不明不白的將林育英同志調走，這未免太失信于黨和同志們了。」張聞天當時一言不發，後來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接著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就轟轟烈烈的展開了。這是捨棄正當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發揮一下鬥爭的殘忍性。從此林育英便由張聞天以中共中央書記的名義派走了，此後，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對我的鬥爭，號稱自下而上發動起來的，其實拆穿了，都是見不得天日的把戲。首先由任中共宣傳部部長的凱豐，召集一些秘密會議，每次參加會議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是經過事先選擇，必須不是親張國燾的人，而且希望參加者都能成為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身材矮小的凱豐，是著名的米夫黨徒，無論做事或寫作，都顯得極為低能，卻自詡為黨內鬥爭專家。確實，他背誦幾句教條，撲擊他所要鬥爭的目標時，往往失去理智。在這種鬥爭張國燾的秘密小組會上，他往往高聲狂叫，從頭至尾數說張國燾的罪惡，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一些事實證據出來。也有參加過這些會議的同志，講經過約略告訴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凱豐之所為。
抗日軍政大學被選定為鬥爭張國燾的中心，事先經過縝密的布置，將其他各班與紅軍幹部班分別隔離，以免紅軍內部情況，為外來的人所知。學校中的武器，掃數被收藏起來，以免在鬥爭中，發生動武事件。紅軍幹部班的各個單位，都事先布置了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張聞天、凱豐，這兩個鬥爭專家，為這次鬥爭的指導者，抗日軍政大學的副校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則是實際指揮人。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出馬參加鬥爭大會，但他是幕後的舵手。林彪也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捲入鬥爭漩渦。其他中共要人們，則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鬥爭開始的時候，有些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來到我的住處，其中有人就說，這種鬥爭根本不對，也有的說，四方面軍的幹部也有錯處，強調學習的重要。我則告以這樣的鬥爭，實在不必重視。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應系本于原則的政治鬥爭，絕不可以毫無原則地作人身攻擊和侮辱毀謗的勾當，現在他們搞的鬥爭，內容並不純正。潔身自好的同志們，切不可效尤。
我也向來訪問我的同志們說，現在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往往超越軌道，雖有充足的理由，也不宜獲得人們的諒解。譬如我本人現在處境極不利，其基本原因，是黨內鬥爭並不是以真理為依據，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解。這些成就，改變了我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有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咎自責，無意於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許就因為我這些勸告，原一方面軍中少數支持過我的幹部，如李卓如、何長工等，以及四方面軍絕大多數幹部，都採取了忍讓的態度。即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誠意檢討過去工作中犯過的錯誤，不再說批評中共中央的話。但是鬥爭的進行，實在太離譜了，不僅這些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侮辱，而且發生了不應有的事故，這些事情，下文我還要略略說到。
那些鬥爭專家們，一開始就煞費苦心的搜集關於張國燾「罪證」的資料，他們積極的廣泛進行，但結果當然不免失望。張聞天、凱豐等向他們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夠找到張國燾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罪證」。當時曾有人質問他們，這些是屬於中共中央內部的事，可否請張聞天等指示一點經過。這一問可窘住了張聞天，他只得說，他所要知道的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張國燾私下向同志們說過些甚麼話？最好能找到他親筆寫的片紙隻字。這種先作結論，再找證據的做法，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忙亂了一陣，所找到的所謂證據，多是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自己。當中還發生了一些小小的笑話。譬如有一位同志報告說：張某人在西康的時候，接到由陝北用電報發出的「中共告國民黨人書」，張某曾當著部分同志面前，譏笑這篇文章是套用韓愈祭鱷魚文的老調，足證張某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當場承認確是套用韓愈，張某人說的話並不錯，懷疑的人倒是不夠程度了。
在這件事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據說還是毛澤東自己出來收的場。毛澤東曾對他們說，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張國燾和陝北中央委員一樣，完全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現在如何能夠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對他們指出，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就不能拿出來討論，不能公開去說的。於是毛便譏笑那些鬥爭專家，不要自討苦吃，還是在別的問題上去找鬥爭的「罪證」吧。
張國燾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四方面軍的領導破產，反黨反中央等等，在鬥爭專家們看來，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軍的失敗，他們更認為是證據確鑿的證明。於是他們進一步有企圖在四方面軍的許多幹部中，多找些張國燾領導破產的「罪證」，但他們這些努力，不僅徒勞無功，反引起複雜的爭辯。這些爭辯顯然不利於毛澤東、張聞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此他們就來個武斷的辦法，肯定張國燾的「罪過」是分裂中共中央，羅織了所謂反黨反中央的極端「罪狀」。這些「罪狀」據稱是源出張國燾的「土匪主義」和「軍閥主義」。因為「土匪主義」才會猛烈反對中央；因為「軍閥主義」才會企圖篡竊中央。他們以為用這個簡單的邏輯就可以掩蓋一切。
張國燾「罪名」要點，既已確定，因此鬥爭的重點，就轉為爭取四方面軍幹部的支持。鬥爭專家們大聲疾呼，四方面軍的幹部回到中共中央領導之下，檢討過去的錯誤，再不要受張某人的影響，堅持錯誤下去了。但這個號召並未發生良好效果，因為有很多幹部，主張要檢討錯誤，應當是全面檢討，而不應該片面檢討。說穿了，就是要檢討毛澤東等所領導的中央是否也有錯誤。
這樣一來，鬥爭就轉入到最野蠻的階段。羅瑞卿、莫文驊等率領著一群鬥爭打手，分組或者個別實行向四方面軍幹部展開鬥爭。他們盛氣凌人的審問被鬥爭的人，問些毫無道理的問題：諸如「你亂殺過人嗎？」「私自打過土豪嗎？」「強姦過婦女嗎？」「說過甚麼反中央的話或做過甚麼反中央的事嗎？」等等。
這樣的鬥爭方式，可說極具侮辱性，與當時國民黨審訊「共匪」毫無差別；曾引起四方面軍幹部極大反感。被鬥爭者理直氣壯的聲稱，他們是不可冒犯的紅軍戰士，決不願答覆這一類問題；有些聲言自己身經百戰，受過多次戰傷，早已將生命貢獻于中共，決不承認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這些嚴重的抗議，並沒有令毛澤東及其爪牙們有所覺悟。終於引起了「抗大」內部大多數學生們的鼓噪。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原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領導著四五百位學生，企圖立即行動起來，脫離抗日軍政大學。他們的作法，雖未公開言明，但顯然是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相對抗。
這件事使延安大為震動。為了平息這次風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講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操場上，我向全體學生嚴肅的發表演說，指出所有「抗大」的學生，中共黨員，都不可有違反紀律的行動，但是黨內鬥爭也應當在正軌上進行。每個同志，不管來自那一軍，都應檢討過去有過的錯誤，也有權利義正詞嚴的拒絕那些不應有的指責。如果問題不能在「抗大」解決，也不可違反紀律，每個同志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產國際控訴。
我這次演說，實際平息了「抗大」學生的反抗行動，但把我當作罪犯和人質的毛澤東看來，我的言詞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採取高壓政策。毛澤東並不遵守諾言、立即釋放當時已被捕的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高級幹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總數達到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審訊處理。
原任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當時任紅軍學校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這種鬥爭的立場，為四方面軍的領導辯護。何畏出身工人階級，在紅軍中戰功顯赫，負傷十一次之多，毛澤東等也輕易奈何他不得。他並未參加這次抗大學生的反抗風潮，但為了許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議。他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變質了，變成了類似北洋軍閥的統治。他要向共產國際控訴，否則他就要脫離共產黨，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後，張聞天曾向我解釋，何畏身體殘廢，且有戰功，本應曲予優容，但他心情惡劣，可能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我因不願加深黨內危機，對張聞天只有怒目而視，忍耐著一言不發。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次周恩來遇險的事件。大約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來坐著一輛卡車，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轉南京去辦外交。當這輛卡車走出延安約三十里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襲擊，周恩來和十幾個護衛他的武裝衛士，受了一場虛驚，結果折返延安。這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梟雄猜測，認為系一嚴重的政治陰謀。他根據護衛周恩來的衛士、和駐守出事地點及其附近的部隊都屬於原四方面軍這一事實，推斷周恩來的遇險，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當天晚上，延安宣布戒嚴，形勢十分緊張，我的住所被重兵監視著。午夜，我從夢中驚醒，發現護衛我的一班衛士，都沿著我的住所圍牆裡面布防，我急向衛士班長詢問原委，據他告訴我，他們看見牆外周圍，都由政治保衛局的保衛連包圍住，他們持槍對著我的這所住房。而別的地方，好像沒有軍隊行動，因此，班長判定這是對我的謀害。所以，他暗令全班衛士在圍牆內站崗，以防萬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衛張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即可開槍，並準備通知駐在附近的警衛營（原屬四方面軍的）前來救助。
我因問班長為何下達這樣的命令和如此緊張？聽說：他們對於「抗大」的鬥爭，早已非常憤慨，而且警覺到有人蓄意謀害張主席，自願不顧生命危險，也不事先請示，自己負擔全部責任，因此下了這個命令。我沿著住房的圍牆內，觀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見那個保衛連，離我的住房，約有四五十米的距離散開，似是持槍休息待命。我當即告訴那位班長，看來這連人不會有甚麼異動，你們應立即撤防，無論發生甚麼事情，都須依據我的命令行事。相持到次晨兩點多鍾，保衛連終於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時左右，張聞天來訪我，說了一些不相干的話，但也掩飾不住他那滿臉尷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決不提起昨晚發生的事。於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靜些，徑向我說：「昨晚周恩來同志的遇險，現在已證明是土匪的搔擾，他還說明附近原四方面軍的駐軍極為得力，窮追那些土匪，結果活捉到幾個，土匪的口供，都承認是普通的攔路打劫，並不知道是周恩來路過。我聽了，滿不在乎，仍是談笑自若，滿天陰霾，就此輕鬆的消散了。」
這類事連續發生，使我痛心已極。我決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願問黨內的事。我在延安近郊，遊山玩水，並尋覓適當的住所。結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著了一所破廟，其中有一個石頭的窯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衛士們去修理，不僅使窯洞煥然一新，而且在廟的左側，還開闢了一個小廣場，不到兩周，我就遷到新居去了。
我覺得中共正在沿著斯大林的軌道前進，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大林曾殺害大批的革命元勛，現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軍的有功將領。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誣陷他的反對者，現在中共也利用周恩來遇險的事件，企圖誣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方面軍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獄。我以往對這種不顧信義的黨內鬥爭所表示的抗議，都已證明無效，現在就是再說話，也是無濟於事。共產主義的蹤跡已沓，剩下的只是權術與鬥爭，這種權術與鬥爭，並已被視為維持毛澤東權力的的天經地義，對紅四方面軍和我，所加的甚麼「軍閥土匪等類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衊。
毛澤東雖蠻不講理，但計謀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轉過笑臉迎人的姿態。在周恩來遇險事件后，毛澤東輕鬆的向我表示，被批評為軍閥、土匪，實在無關緊要。他說他參加中共以來，曾三次被開除中央，受過八次嚴重警告，幸好還沒有鬧到反中央的地步，他進而表示，說到土匪軍閥習氣，連他自己都有一點。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採行燒殺政策的時候，曾下令過殺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還有幾歲的小孩哩，這些往事，現在想起來，很感難過，但這不正是軍閥土匪習氣的表現么？
毛澤東這些話，顯然是希望我承認所加於我的「土匪軍閥習氣」的批評。我當時對他的偽善，很感氣憤，向他表示：你是游擊先進，經歷過燒殺政策的時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會後，我到鄂豫皖區去擔任領導的時候，燒殺政策早已過去了，我根本沒有直接下令殺過人；反對中央雖然有過，這不能與「軍閥土匪習氣」相提並論。而且國民黨正在罵我們是軍閥土匪，我們如果竟糊裡糊塗的自己承認起來，豈不是「不打自招」嗎？
林伯渠當時采持平態度，有一次他邀我共進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領袖們各有長處，也各有缺點，過去所發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現在大家應顧全大局，個人只好委屈一點。他並聲明這些話不只是對我個人如此說，對毛澤東同志也這樣說。主要用意是要大家體念時艱，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糾紛。他這些話對我當時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無影響。
負責審理四方面軍被捕幹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實上緩和了這個鬥爭。他和那些被捕者一個個親自談話，結果證明何畏、許世友、王建安等反對者，並沒有組織性的行動，他們的背後也沒有人指使和操縱，只是對於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方式表示不滿，因此憤而反抗。董乃將多數同志釋放，少數人判處短期禁閉。最高的處罰沒有超過三個月禁閉。被判禁閉的人，都是提前釋放，所有被釋放者，仍回到軍政大學繼續學習。
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發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續，但因掀起過大風波，於是在鬥爭方式上，不得不較為緩和，把重點轉移到原四方面軍的幹部，要他們承認過去反中央的錯誤。這樣，原四方面軍的少數幹部如傅鍾、王維周等，就轉而批評四方面軍領導者某些過失，其他多數人則表示願意在整個中央領導下，積極學習。這樣，抗日軍政大學內的反抗氣氛才逐漸消失下去。
毛澤東張聞天等於是召集反張國燾的鬥爭會議，這個會議當時雖是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名義召開，但實際上多數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任弼時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羅瑞卿、莫文驊等主要當事人都沒有參加，參加會議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
會議開始，首先由凱豐作反張國燾的報告，他說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線一向正確和批評我反中央的不對之後，就解答抗日軍政大學學生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說到抗日軍政大學內有些學生，指責中央歧視四方面軍的幹部，不把他們黨同志看待，簡直比對俘虜還不如，鬥爭的手段又是違反共產主義的道德。對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凱豐竟引證斯大林說過的話，來證明反對黨內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要採取殘酷無情的鬥爭手段。這段話簡直是文不對題，對於對待同志不如俘虜的指責他無詞以自解。
凱豐又進而解答有些學生所提出的，不應抹殺四方面軍的英勇奮鬥、和張國燾的領導在鄂豫皖蘇區和川北蘇區所有過的成就等類問題。他表示四方面軍對於中共和蘇維埃運動確有過極大貢獻，但這並不能減輕張國燾的「罪過」。四方面軍能有這些成績，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領導的正確；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澤民，能夠堅持布爾什維克的方針；而張國燾卻是一貫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沈澤民在莫斯科受過純正的列寧主義的熏陶和布爾什維克的鍛煉，無異能把握正確方針。張國燾雖做過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則是機會主義，不能不帶有土匪和軍閥習氣，得著機會，就要大反中央……。
凱豐這位鬥爭主將，花了很長時間來答辯這些問題。然後他說到西路軍的失敗，認為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軍一般幹部不夠布爾什維克化，只有董振堂受過較多布爾什維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難了。董振堂之死，應由張國燾的錯誤負責，無異是把他陷害死的。於是他像瘋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們應當要張國燾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凱豐在結束講話時，又狂叫一些「土匪」「軍閥」和「反中央」等類字句。
凱豐這篇主控詞實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澤東聽了曾面露不悅之色，似乎他覺得這還是米夫派的老調，與在江西蘇區時反對他自己那些言辭相較極相類似。張聞天則在那裡著急，似乎認為凱豐墮入了答辯的陷阱，反而放鬆了控訴的主題。其他的到會者大多表情冷淡。我這個被攻擊者反而有輕鬆之感，覺得這樣野蠻和低能的攻擊，如何能傷害我。的確，凱豐就在這次表演失敗之後，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張聞天為了不久凱豐控訴之不足，搶先發言。他面色陰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視眼鏡的後面，像背講義一樣的念他的演說詞，其大意是說張國燾的錯誤已發展成為「反黨的張國燾主義」：第一是軍閥主義，第二是土匪主義，第三實行分裂中央，這些不特是錯誤，而且是罪惡，應該受到黨紀的制裁。
毛澤東的發言，有些故示輕鬆的姿態，不斷的格格發笑，也似乎在那裡自鳴得意。他說話的大意是：張國燾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傾向，曾是「小組織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沒有說到甚麼「罪狀」，就進而表示現在形勢對國燾同志不利，同志們都在批評他，有甚麼辦法呢？他於是冷笑著，勸告我就認個錯罷？
朱德態度嚴肅的發言，顯然帶有沉痛的心情，他說話的大意是：卓克基會議成立臨時中央，他曾勸阻，現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錯了。在他看來，國燾還有一些當年北大的氣味，受五四運動時科學與民主以及胡適之等所提倡的實驗主義學說的影響，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曲直，引起了一些對別人和對自己的麻煩。朱德特別提到我的北大氣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贊成那些「軍閥土匪」的指責，或者是說我還有一些資產階級的餘味，那就不敢斷言了。
我的答辯相當簡單。我首先承認成立臨時中央的錯誤，並指出我又誇大了中共中央政策歷來所犯的錯誤，現在事實證明，原有中央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中，表現了積極性，而且獲得了可觀的成績，因此，我們早已取消了兩個中央的對立狀況。現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評，並願意擔負我所應當負擔的反中央的全部責任。此外我還聲明兩點：一、中共的蘇維埃政策走到了窮途末路，應當改變政策，在未改變的時候，黨內發生歧見，不足為奇，現在怎樣可以毫無顧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壓手法。二、對我個人所受到的指責，我不願答辯，但紅四方面軍的英勇奮鬥決不可抹殺，而且應當老實承認紅四方面軍是中共屬下一支有教養的、有紀律的工農紅軍勁旅。
我剛說完還未走下講台的時候，有一位老井岡山幹部周昆同志，站起來喊叫：「這那裡是承認錯誤，拖出去公審罷！」周昆系毛澤東的老友，年齡雖不到四十，但已暮氣沉沉，這次喊叫倒也頗有精神。我還是耐著性子回答說：也好，我願先聽聽你的控訴詞，我已經承認了我應當承認的錯誤，如果周昆同志還要橫加攻擊的話，恕我也有盡情答辯和反擊的權利。在周昆沒有繼續發言的片刻，會議主席就宣布散會。
第二天上午九時，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義，根據鬥爭會議討論的結果，由張聞天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其要點是反對反黨的張國燾主義，並說明這一主義包括軍閥土匪的殘餘思想，最後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時到會，看了這個決議草案后，冷笑著向張聞天說：反中央是事實，處罰聽便，何必又來個莫須有的張國燾主義。我等候了一會，毛澤東等不知何故，都沒有來，我就先走了。後來我始終未再看見過這個決議案，據說語氣比原文改為較為溫和了，主要是將反黨的張國燾主義，改為張國燾的反黨路線，只有批評沒有處罰。
這次鬥爭顯得有些虎頭蛇尾，最初是張聞天、凱豐等在那裡叫喊「罪惡」、「制裁」、「抵命」、「公審」等等，實際上他們也準備至少開除我的中央委員，但最後卻以一個沖淡了的決議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仍保留如故。據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於共產國際曾來電反對，理由大致是張國燾已往功績俱在，為中外知名的中共領袖之一，不能採取組織制裁；同時國共和談，又遇到暗礁，如果決裂，還是需要張國燾和四方面軍幹部去重赴疆場。
經過這場鬥爭，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極大變化。我獨自隱居在那裡，閉門謝客，連電話都不裝置，我遊玩山水之間，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靜旁觀。在中共的舞台上我雖演員，實際上只是觀眾之一罷了。
我回憶以往，覺得過去我不贊成這個或那個政策，反對這個或那個措施，為這件事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節節之事。我討厭鬥爭和權利那些東西，覺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我覺得世界上甚麼事總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著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聖潔。至於那些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不惜拋棄道義的行為，更是可鄙。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面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個多月，中共中央雖然照常發給我開會通知，和政治局各項文件，我總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這是我的無言抗議。可是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擾亂了我的幽靜。大約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澤東率領著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來訪我，我們相見握手問候。他們滿面笑容，讚揚我的住所時世外桃源，並表示有一難決的事特來請教。我也答禮甚恭，表示有勞各位大駕。
我們在窯洞外院里，圍繞著一張方桌坐滿了，毛澤東拿出一張周恩來拍來的電報給我看，其內容大致是說：南京准許共產黨人自新的條件是精誠悔過，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並要立即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赤化宣傳，放棄階級鬥爭③。經商談結果，南京已允在陝北蘇區範圍內，設立特區，歸陝西省政府管轄，特區設行政主任一人，其人選由我方推薦，由陝西省政府呈請國民政府任命，特區內所有行政體系單位概按國民政府的規定辦理。周電並稱，對方不能再有讓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細閱讀這個文件，一面在推敲這些政治局的巨頭們光臨的用意何在。他們似乎是在等著我先表示意見，我仰著頭淡淡的說：「我在想當年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對德合約的情況。」我這句話使毛澤東高興起來，他說：「英雄所見略同。」會議於是熱鬧起來了。大家都表示如果不接納，後果究竟是應該嚴重考慮的。
大家都在追溯過去，推測未來，以毛澤東發言為最多，總括起來，大致有下列各點：
一、蔣介石究竟搞些甚麼名堂，還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傾向，但也可能要壓迫抗日勢力。若就前者來說，表示西安事變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顯然得失，討共派（親日派）受到了若干打擊。現在「天安」、「剿匪」這類的話比較少，抗日的聲浪比較高。蔣本人也痛恨日本。對付西安事變的關係人，蔣氏曾用各別擊破的手段，首先是張學良受審和被管束，再是張楊部隊被逼撤離西安和被分解，蔣的中央軍已大量進駐西安。但蔣仍指我們為反動派，並沒有完全放棄消滅我們的企圖，我們仍須花許多力量，推動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動蔣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表示國內和平統一的願望，但國民黨置若罔聞。周恩來在外奔走，與張沖一直保持聯繫，經過張沖與蔣接頭，准許中共投誠自新的原則是確立了，但國民黨的態度還是盛氣凌人，周恩來往往會聽到這樣的話：「中共只有毫無保留的投誠，否則就會被消滅。」毛澤東說周恩來辦外交所受的氣，更甚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我在廣州所受的。
三、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其實口頭和書面雖搞得煞有介事，實行起來只是潦草敷衍。毛認為蔣和國民黨硬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而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電周恩來，接受所謂投誠條件。我們所贊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後三大政策為基礎的三民主義，這與現在國民黨的反動作為有所分別。所謂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這本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應有文章，我們早已提出來了。此外，我們還可以提出抗日的積極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論集會自由，釋放政治犯等。我們要堅決主張的是中共的獨立，紅軍的實力和陝北這塊地盤的維持。
五、我們答應了國民黨這個阿Q所提出的條件，但還可以採取拖延的策略。國民黨提出這些投誠條件，用意自然在徹底消滅我們，我們可以利用這樣那樣的理由，使國民黨不能對我們的紅軍，加以改編或調散。我們仍然可以要求陝北特區直屬國民政府，力爭特區人員的調動由我方推薦的權利，蘇區內已經分了的土地，不能再發還原主，地主民團勢力不能讓他們再起來，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戰爭發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們覺得接納所謂投誠條件，也有危險的一面。抗日戰爭如果一時不發生，蔣介石就有翻臉的可能。如果他雷厲風行的執行這些條件，派人來點驗紅軍，實行滲透，並任意調遣，同時派大批特務滲到陝北特區下層機構里，實行搗亂，那我們就拖無可施了。不過我們退到最後陣地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奮起反抗。而且我們由此也能獲得一些時間，來充實自己的力量。
七、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關頭，需要全黨一致慎重應付。國民黨那些准許中共投誠自新的話，若傳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內部紛擾。中共中央委員們應竭誠合作，耐心說服各級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推動國民黨抗日，防止它向我們進攻，就更需要全黨鋼鐵般的團結。
我表示贊成這樣的做法，並指出我已經做了一個時期的越王勾踐，只有再繼續做下去。毛澤東聽了我的話拍手叫好：「對！就讓蔣介石做阿Q，我們來做勾踐！」於是我們決定了復周電文的原則，接受國民黨的條件，會議也就在一團和氣中結束了。這也是我在西安事變后所參加過的一次最有效果的會議。
這次會議使我已經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熱哄哄起來。我覺得政治局委員們到我這裏來開會，大概是鑒於幾次我未參加中央會議，所以過來遷就。而且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見如何，他們視為是重要的。會議中一切表現，大致也是尋求諒解，無形中彌縫了過去鬥爭的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負責的態度，就應考慮今後應否去參加中央的會議和工作。我當時決定還是保持原有態度，再不受那些陰謀家的擺布，我雖然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但決不再參加政治局會議。
那次會議后不過數日，抗大教務長成仿吾，邀我去講授政治經濟學，他告訴我這是一個高級班，學生四十餘人，都是各地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其中半數是大學已經畢業的，程度最低的也是大學經濟系三年級的學生，不用說他們對經濟學已有相當的知識。不過他們所學的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要我去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
我於一九二八——三〇年間，在莫斯科讀了約兩年馬克思《資本論》，對於經濟學的造詣很淺。而且多年廁身軍旅，書本早已扔開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這半罐子水，如何能講經濟學。成仿吾極力要我擔任，並說如果我不肯教，再沒有別人可以擔任，這樣，我只好勉為其難了。
那時，各地的青年學生，湧來延安的大量增加，學生們和從前一樣，背著自己的行囊，不辭跋涉與艱險，從遙遠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經過千辛萬苦，才到達目的地，還有些中途被國民黨攔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殺害。他們將延安看作是抗日聖地，「抗日的到延安去！」這句話，成了青年人的口頭禪，國民黨壓迫青年的政策，也無異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中共中央將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去學習。到了四月間，外來學生的數目已有一千幾百人了，抗日軍政大學隨之擴大，城內校址不敷應用，乃擴至城外飛機場附近，學校的設備極為簡陋，教員教材尤感缺乏，而學生人數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澤東在那裡講授哲學和戰略問題，後來他所發表的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等文，就是以這時的講稿為基礎的。張聞天、凱豐講列寧主義黨的建設，朱德則擔任游擊戰術等類的課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員，大致都擔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參加較遲的一個。
我講經濟學，每星期九小時，分排在三個上午，要在三個月內授畢。這是一個繁重和幾乎吃不消的負擔。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著的經濟學的書籍，日夜準備我的講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在飛機場附近的一個課室里，學生們帶著他們自備的小凳子，分別排列坐在那裡聽我講課。課堂內除了一塊黑板之外，沒有任何設備，學生們都按時來上課，除疾病外，不會有人缺席，他們都埋頭摘記我所將的話，心無外騖，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也都是關於經濟學範圍內的。他們覺得他們是自動學習，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適，都毫不影響他們的求知慾。
我這樣努力了三個月，幸好完成了任務，如果不是盧溝橋的槍聲，改變了我的教學生涯，也許我能成為一個經濟學教授。四十多個學生和我相處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誠相對，連師生間的矜持也沒有了。學生們覺得我是他們所遇見的經濟學教授中最能幹的一個，學校當局也把我當作一名好教書匠。我雖自知仍不過是一個經濟學的學生，但這些鼓勵也頗使我自慰。
這種極度熱烈的學習氣氛，使我忘記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單調。工作之暇，常有學生到我的住所來，教我唱抗日歌曲，他們也不似我這個學音樂極為笨拙的學生而討厭。我的同志們和學生們，有時來陪我散步和漫談，四方面軍的幹部，也常成群的來探望我。我下山上課的時候，也常有人圍著我談天。我當時的原則是，遇著黨內問題，就只笑而不答。
由於大批各地前進學生涌到，多數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那時已使整個延安的氣氛為之一變。他們帶來各大城市的消息，開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擊英雄們的境界。人們無論在接談中、文化娛樂中，以及公共活動中，再也不談那些長征的單調故事，一切都以抗日為主題了。各地社會狀況，也漸為人們所知曉，外來的影響日甚一日。中共少數白區地下工作人員，如劉少奇等，秘密來到延安，更使中共巨頭們直接受到影響。
劉少奇與四月間由白區來，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很長的書面報告，他描述各地抗日運動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領導方面太沒有力量，中共的白區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著左傾的錯誤。在他看來，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對國民黨政策和領導工農群眾的政策，便已左傾多於右傾。後來在蘇維埃時代，更犯著嚴重的左傾錯誤，以致抹殺了日本滅亡中國的危險。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從實際上迅速轉變過來。
劉少奇這個萬言報告書，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張聞天等那些留俄派，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主張，因為劉少奇竟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傾錯誤，這無疑是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洗刷，而且否定了整個蘇維埃運動。他們指責這種主張是反共產國際的，反中共中央的，是受著張國燾思想的影響。甚至有人說，劉少奇比張國燾還要壞。
劉少奇當時態度極為謹慎，避不與我接觸，以免沾染上反黨的張國燾路線的嫌疑。我從不到延安城去，更沒有參加討論劉少奇主張的會議，不願重新捲入這個爭論的漩渦。毛澤東似比那些留俄派老於世故，他和劉少奇較為友善，覺得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極力幹旋，調解劉少奇與張聞天等人間的意見衝突。
此外，劉講話的時機，似也較恰當。中共中央正在採取退讓的步驟，接受國民黨提出的投降條件。人們覺得如果在這時反對劉少奇所提出的意見，未免難於自圓其說。結果，在中共政治局的會議上，劉少奇雖受到張聞天等人的批評，但因獲得毛澤東的支持，反而得以參加政治局為委員，並負責指導整個白區黨的工作。這是毛劉在政治上合作的開始，後來，他們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開展了反對米夫派的整風運動。
中共渡過它的極危險時期，實在幸運。它接受了國民黨所要求的投誠條件之後，國民黨果然並未嚴格執行，而中共在宣傳上，反著著佔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積極分子會議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時期任務》的報告。其中第六段說明：「目前的階段，是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民主。」④毛澤東的這番話是表示國共間的和平已經實現了，現在是中共向國民黨爭取民主的時候了。
當時延安上空的陰霾在逐漸消散，人們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戰三個口號之下活躍。中共中央正在具體的研討如何促進國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寫了一篇評論國民黨憲法草案的文章，主張放寬民主自由尺度。同時，周恩來在南京牯嶺一帶，也要求共產黨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間國民黨所召集的國民代表會議。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圖使中共能成為一合法的政黨。
① 抗日軍政大學，在保安時原為紅軍學校，遷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為抗日軍政大學，分設有好幾個部門：（一）紅軍幹部班；（二）由國民黨區來的抗日青年訓練班；（三）專業訓練班，如汽車、通訊、工程、衛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該校紅軍幹部班的學生，大約超過八百人，由紅四方面軍來的幹部，為八百人中的過半數。
② 張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懂俄文，為蔣介石與蘇俄和中共間拉線者。
③ 這些條件就是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決議（全文見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六號）中所規定的四點。
④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頁。 546

第二十一篇抗日戰爭
第一章 洛川會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在盧溝橋爆發了。七月十七日，蔣介石氏發表了有名的廬山談話，聲明中國局勢已到了「最後關頭」，提出了關於保全華北領土主權的四點最後立場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軍先後攻佔平津，並沿平漢津浦平綏三路，進攻保定、滄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進攻上海。這些就是八年抗戰的最初幾件大事。
當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軍進攻盧溝橋事件，通電全國，主張全民族實行抗戰，不讓日軍佔領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事發表宣言，聲明與國民黨共赴國難，以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權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為共同奮鬥的總目標；並鄭重聲明下列四點諾言：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終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國家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職責。在這個宣言之後，還明文宣稱：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便用同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②。這兩個文件，象徵著中共極力促進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決心。
我們在這裏不必著重敘述抗日戰爭的實際經過，卻亟願對當時情況，略加分析，特別是中共抗日政策的實際形成及其演變的經過。當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舉行的中央擴大會議，曾因抗日政策，引起嚴重的爭論。毛澤東、張聞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也使我這個反對派被逼不得不離開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說到的，只是抗日戰爭開始時的一段經過，也許可以對了解中國時局的未來發展，給讀者提供一些線索。
日本侵略中國的步驟，是太急進了，逼著中國人民不計成敗，團結一致，奮起抗日。當時許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為可能。例如抗戰以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國共實行和解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盧溝橋事變后，由於戰事的發展，走上統治中國的王座，更是人們所預料不到的。
當時人們的抗日情緒達到了沸騰點，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澤東等利用這種興奮的情緒，大聲疾呼——在全國範圍內，抗日不分黨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紅軍內，毛澤東同樣號召抗日高於一切，並說明現在我們對國民黨和蔣介石都講團結，中共內部更應不分彼此，忘記過去的黨內鬥爭，一致團結為抗日而努力。這些號召，不僅激勵士氣，而且這頂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之下，實現自私的勾當。
有識之士，對抗日前途當時都不敢過分樂觀。他們強調，中國不得不抗日，與其不抵抗而亡國，不如起而抵抗，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及時得到友邦的援助，不願在日本軍事壓力之下，中途與日本妥協。他們不希望親日派或對日妥協分子，乘機抬頭，並相信抗日勢力的團結能夠壓抑投降論者的言論。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點，即是抗日無論如何艱巨，最重要的是全國抗日政府的體系，能夠始終維持不墜。即使中國受盡折磨，只要統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將來總有翻身之一日。
這種憂時憂國的論調，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慎重提出過。但毛澤東等不予重視，中共的要人們，也和普通群眾一樣，高呼抗日必勝，抗戰到底，反對唯武器論，反對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他們口中所喊的，與他們心中所想的並不一致，這是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的。
當時國共關係，相當微妙。這兩個由敵而友的新夥伴，一面高唱共赴國難，競相表演好的姿態，另一面是同床異夢，互相猜疑。這些勇於內爭的角色，在民族大義面前，似都缺乏應有的氣魄。
盧溝橋戰爭發生之處，毛澤東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堅持抗戰，因此在為南京政府堅持抗日打氣。當年八月初，中日戰爭正在華北大規模進行，於是毛澤東等放心了。他公開表示：「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張聞天也很得意的說：「抗戰終於爆發了，蔣介石已無力危害我們。」這些話不僅反應出國共間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對內仍重於對外的想法。
七七事變以前，南京政府，大體上沒有干預延安的事。抗戰爆發后，雙發接觸頻繁，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內情，陝西省政府委任一個延安縣長，徑來延安就職，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也派人到延安，設立縣黨部。南京政府曾屢次催促，中共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山西前線，並準備派聯絡參謀到延安來。這些事曾引起毛澤東等的極大反感，認為是滲透搗亂行為，不利於中共。毛澤東、張聞天等開始誇大其詞的說：「蔣介石對外雖然抗戰，但對內依然是像以往那樣反動。」因此他們斷言，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中途妥協。他們開始揚言，中共所領導的軍隊，不會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平等待遇了；如果聽任國民黨將領們的指揮，那麼，紅軍可能被送到前線去充當日軍炮火的犧牲品。如果中共所領導的軍事力量被犧牲了，國民黨便會乘勢壓迫喪失了軍事本錢的中共。這些想法，就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後來在洛川會議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發點。
七七事變后，我這個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沒有參加中共中央的會議，也不願預聞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內去參加時局的討論。我回想中共這多年來，搞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現在回過頭來，國共第二次合作，反對日本侵略，奮鬥目標，仍然是民族主義，換句話說，就是不使中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此我曾感慨萬端，深深覺得，中共一向都為左傾空談所誤，現在如果還不老老實實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為民族的罪人。
從這些思想出發，我曾向毛澤、張聞天等，先後表示過我對抗戰的基本看法。我們談到國民黨問題的時候，我曾說到國民黨能這樣堅決抗戰，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可能在對內政策上有若干改善。談到國共關係時，我也表示，國共第一次合作，是兩黨完全混在一塊，因此吵鬧不休，現在國共兩黨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適宜於互相競賽，可以避免彼此間的許多衝突。說到抗日前途時，我主張中共應採取積極政策，團結抗日勢力，促進國民黨政府的進步，務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這些初步性質的談話，當時還未引起辯論和爭執。
抗戰初期，到處一片熱烈氣氛，人們都為抗日熱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等地的新聞記者，不斷的訪問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來的一個軍政視察團，由十余高級軍政官吏所組成，其使命又與國共合作大有關係。我被邀請和毛澤東、朱德、劉伯承一同招待這些使者，極盡地主之誼。我們論調一致，強調擁護蔣委員長抗日，表示共赴國難，抗戰到底的誠意。
當時毛澤東對國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還沒有完全表明。延安情況，也還有點五顏六色，譬如軍人服裝就不一致，有國民革命軍的，也有原來工農紅軍的。毛澤東就有兩頂軍人便帽，一頂是新制的國民革命軍式的，有外來客人時，他便戴上；一頂是原有的紅軍帽，有紅五角星徽，參加中共內部會議或到「抗大」講話時，他特別戴起來出台。
當時許多人因為軍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舉措，特別引人注目。也許毛氏要藉此表示一下他有表裡不一的兩套。
當時毛澤東聚精會神處理紅軍的改編工作。七月下旬，南京與延安間，往返電商有關這件改編工作的實際處理辦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編工作，以便中共軍隊能開赴前線抗日。毛澤東所注重的顯然不是迅速開赴前線，而是如何保護他唯一的本錢，使紅軍不致在改編中受到損失，更企圖運用這套本錢以備將來奪取天下。我一直沒有預聞這些事，毛氏也有意瞞著我進行，但從許多事實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圖。
這次改編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對紅軍的控制。這自然是他第一個要達到的目的。駐屯在延安附近的紅軍，主要來自第一、第二、第四三個方面軍和陝北本地。這些軍隊系統不同，地域及語言各異，軍事幹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數而論，四方面軍的人數最多，陝北本地人次之，第一和第二兩方面軍的人數較少。毛澤東將這些軍事幹部混合運用，使其互相牽制。再又強調黨的領導，廣泛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各級政治部和軍中特工組織的職權都提得很高。
毛澤東所企圖達到的第二個目的，是對付南京的壓力，使紅軍雖經改編，仍不致為廣大國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發展的餘地。當時毛氏向南京所呈報的紅軍總人數是四萬八千多人，連延安的後方人員，亦計算在內，其實作戰部隊只三萬多一點。南京方面卻只承認改編人數為兩萬多。這個爭執的著眼點，自然是部隊經費和一切補給種類的數量問題。為此毛氏曾多次電南京的周恩來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別向南京軍事委員會和西安的行營提出種種要求。毛澤東不厭其煩的如此做法，不僅為了增高紅軍的地位和獲得部隊所需較多的物質，而且對紅軍內部來說，可以證明他正向南京爭取平等的待遇。
其實毛氏所願意接受的，只是改編之名，他要保留紅軍內的一切成規。他耽心紅軍幹部會受到國民革命軍薪給制度的影響，一次他極力鼓吹紅軍配給制度的優良，官兵生活平等的重要。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並沒有甚麼國民黨的領導，也不重視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國民黨這些影響，因此特彆強調紅軍原有的領導和政治工作體系，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
在毛澤東看來，游擊戰術是對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門。但提起對日軍打游擊，自然就聯想到要建立敵後根據地，不用說毛澤東自然很重視此點。他當時正忙著調動大批「抗大」學生（多半是從外邊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分派到紅軍各部，參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這些知識青年，將來到了抗日前線能夠開闢敵後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抗日前線地方武裝，解決軍隊物質需要，組織民眾團體，辦理「抗大」分校等等。
當時直接對日作戰的有關工作，許許多多亟待進行，毛澤東都因忙不過來，壓后辦理。那時我曾當面對毛氏說：我們的軍隊從前都是慣打內戰，對日作戰都很外行，我們應當使我軍的指揮員了解日軍的情況，特別是對日軍打游擊應注意的事。毛澤東雖然表示贊成，但一直未有採取具體步驟切實進行。後來還是周恩來在洛川會議的時候，才組織訓練班，研究日文、日軍文告和日軍動態等等。
中共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到一九三七年霸業二十二日，才有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以命令發表，但早在當年七月下旬，南京與延安間大致商擬定案了。其要點是朱德任八路軍的總指揮，彭德懷任副指揮。八路軍編為三個師，番號是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師師長，賀龍任一二〇師師長，劉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師正副師長，因為國民革命軍沒有政治委員制度和名義，因此八路軍中的政治委員，就成了沒有經過任命的黑市委員了。
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以南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山西前線，受閻錫山指揮，阻止日軍前進。周恩來也由南京來電，要求八路軍遵命迅速開往，表示抗日的積極態度。毛澤東代朱德草擬複電，老是借故推託，不是說補給尚未充實，就是說編製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緩出發。
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戰事正大規模的進行，八路軍出發山西前線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立即舉行一次擴大會議，以便在八路軍出發前，決定中共在抗日時期的全盤政策。這個議案決定后，毛氏即電周恩來、秦邦憲等趕回參加。我事先不知道這個召集擴大會議的決定，毛氏因約為面談，正式通知我這一決定，並邀我前往參加。我當時毫不遲疑的答應了，因為我想到，無論如何對抗日總應表示積極，因此應當參加這一會議。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難九十公里的洛川縣城附近一個村莊內舉行，因稱之為洛川會議。洛川當時是陝北邊區和國民黨地區交接的地方，洛川縣縣長是國民黨陝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內好交通要道上，駐有少數國民黨軍隊，洛川四周鄉村則系八路軍重兵屯集之所。這次擴大會議在這裏舉行，是便於八路軍的中共將領們參加，和舉行各種軍事幹部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約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各部首腦外，有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朱德等重要軍政幹部。
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首先在會議上提出抗戰爆發以後中共基本任務的報告。他說明以往中共的方針是推動國民黨抗戰，現在抗戰既已成為事實，就應從根本上考慮中共在抗戰中的任務。他認為國民黨的抗戰，只是片面的和軍事性的。國民黨的本質仍屬反動：它包辦南京政權，抗戰更會增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反對民主化，不敢動員民眾，反而多方抑壓，也並未放棄消滅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蔣介石隨時可以與日本妥協，調轉槍頭，對付中共。因此，國民黨不是為了真正的全民抗戰，而是為了維持反動政權的單純軍事性抗戰。
由此，他認為中共的任務，既要與日本侵略勢力作戰，又要反對反動的南京統治。他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是一箭雙鵰，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最後勝利歸於勞苦工農大眾和中共。張聞天似是鑒於一九二二——二七年國共合作期間，中共爭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做法曾遭失敗，這次如果再提出爭奪抗戰領導權，未免語義含混，將來難免重蹈覆轍。他強調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敗主義策略，因此肯定必須使蔣介石失敗，使日本和蔣介石等都因戰爭而瓦解。張聞天還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其內容和他的演說詞相同。這個草案提名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務，失敗主義的策略為其內容的重點。
毛澤東繼張聞天之後發言，表明支持張聞天的見解，接著對中共和八路軍應採取的是計策略，詳加闡述。他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決無幸勝之理。目前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現在抗戰既已爆發，就應冷靜認識，抗戰是艱巨的任務，國民黨的反動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只有在持久戰中，中共能採取正確的策略，才能使中國人民有獲得勝利的希望。
他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勝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此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借口，予以推脫。
紅軍雖改稱為八路軍，但其內部體系，一仍舊貫，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里來。中共所發展起來的抗日游擊根據地的一切，都鬚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系，在國民黨區域內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員可以露面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民眾的目的。
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並沒有改變這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我決定不顧後果、仗義執言，首先指責張聞天的謬論。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規，每逢當權者提出政策后，反對派或被視為反對者可優先發言，以便正反兩面意見都能供會議討論。
我繼起發言，首先針對張聞天所說過的話，指出現在的抗日戰爭，不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提並論。我們這次是民族滋味戰爭，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與沙皇建立起對外的民族統一戰線，因此主張要沙皇失敗；現在我們已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蔣介石失敗的主張的。
我接著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將經歷一個歷史時期，應與抗日戰爭相始終，甚至要延長到抗日勝利以後。試想蔣介石如果中途與日本妥協，對中共有百害而無一利，首先日本的壓力會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與蔣介石氏同舟共濟，就不能有別的選擇，只有推動他們抗戰到底，影響他在內政上實施若干改革和求得進步。根據目前的情況，蔣介石若失敗，中共也難逃失敗的厄運，因為彼此命運是聯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勝利主義的策略來與張聞天的主張相抗，並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敗，抗日的全體中國人，不分黨派，都應獲得勝利。現在大家為抗日努力，將來都應該分享勝利的果實。至於那一個能在抗日競賽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並相信中共絕不會落後。
我發言后，周恩來針對毛澤東的發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張說明蔣介石既已抗戰，就決不會中途妥協。他從蔣介石個人倔強性格和當時國內外的形勢來分析，認為毛等這種顧慮並不存在。他也強調中共應從積極抗戰中，來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顧到我們過去所說過的話，過去我們一直說中共與國民黨精誠合作，共謀抗日勝利，八路軍將開到抗戰的最前線去，擔負衝鋒陷陣的責任；現在，我們不好在事實上有表裡不一的表現。
他接著指出中共和八路軍的獨立自主，只能就相對而言，不好公開違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許多方法可以實現相當的獨立自主，例如我們可以向南京公開說明，應按八路軍的游擊專長，來分配它的作戰任務。在敵後抗日游擊根據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國民政府的法令，而實際保留我們自己的精神。他不贊成八路軍專打避實就虛的游擊戰，這樣會被人認為抗戰不力，他主張在有利情形下，可以與日寇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即使八路軍在這種運動戰中，蒙受相當的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這可以在全國人民面前，證明我們努力抗戰。
接著，其他到會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對張聞天、毛澤東的意見，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說到我們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實行時不好變化得太快。有的說到仍應委屈求全，力爭抗戰勝利。有的說到絕對的獨立自主不易實行。有的說到八路軍將來在前線作戰，不能限於只打游擊戰。
毛澤東看形勢不對，於是提議休會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慮和互相商談。這是毛澤東的一種慣用手法，遇到黨內有爭執的時候，不願讓大家面紅耳赤的爭論下去，就用休會來作轉圜。實際卻是停止討論，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果然在休會期間，毛張等人企圖貫徹他們的主張，頻頻與重要將領們接觸，連周恩來都極少參与。我更十分清閑，很多事都未聞。
當時周恩來、凱豐和我住在會場所在的村莊上，毛澤東、張聞天等則分住在附近駐有八路軍的村莊上，在休會三天期內，毛澤東等忙著與軍事幹部舉行各種會議，周恩來、凱豐和我則沒有參加。周恩來從未鬥爭過我，因此我們見面照舊談天說地，凱豐這時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澤東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談天，似乎要衝淡一下前此對我的不客氣。周恩來稍微忙一點，但也常有工夫參加下棋。此情此景，足見恩來、凱豐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關在門外了。
三天後再復會。毛澤東首先報告，謂現在大家的看法已大體歸於一致，他並據以擬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討論。他所提出的第一個文件是《抗日救國十大綱領》④，其內容清楚的表示出中共和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並對國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較具體的說明。其次的一個文件是中共任務的決議。其中並沒有要使蔣介石失敗這一類的話，只強調中共力爭全民抗戰和抗戰的勝利，反對漢奸妥協派，並防止南京的妥協顧問。此外也沒有中共絕對獨立自主的話，而是強調中共八路軍應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行事，八路軍主要是進行游擊戰，只在極有利的條件下，才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等等。
這兩個文件討論的結果，經過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過了。在討論時，周恩來曾表示贊成這兩個經過協商和修正的文件。我雖事先並未參与這兩個文件的草擬工作，也表示現在這兩個文件沒有甚麼重大的語病了。張聞天一言不發，似特別以我批評過他，因而取消了他提出的決議草案一點，深表不滿。這次討論，也是後來毛澤東對國民黨又聯合又鬥爭的作法的開端，或者說假聯合真鬥爭還更正確些。
接著，會議解決了許多具體問題。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調動，如那些人到國民黨區域去，那些人上前線，那些人留在陝北等。繼之決議了八路軍中政治工作的綱領，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的辦法等等。此外，討論的特別多的是八路軍出發前線的步驟問題。毛澤東極不願意八路軍三個師同時開往前線，他覺得這樣被國民黨集中使用到一個戰場上，無法不作陣地戰。他主張這三個師循不同的道路，先後開往前線，以便分散打游擊。在陝北方面還應以編組未竣為借口，留駐兩個旅，以資鞏衛，以免國民黨乘機派軍隊來駐防。這些問題也都次第順利的解決了。
最後，毛澤東、張聞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職務。他們先後說明這個職務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擔任的，並已呈報南京，但仍未獲得正式任命。現在林伯渠事實上擔任八路軍駐西安的代表，與西安行營聯絡，解決八路軍的補給問題，無法抽身回到延安來。他們還認為由我擔任這個職務，無論對內對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義。
遲到了幾天的秦邦憲，是勸我擔任這個職務的最積極的一個 。他在懋功時，原是首先向我鬥爭的，這時他的意向有些轉變，也許他在西安事變后，擔任周恩來的外交助手，見聞較廣了。他向我說由於以往的黨內鬥爭，外間已知道一些我們內部有過分歧的情形，現在我能出任邊區政府的主席，外間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認為這個職務只有我能擔任，因為我的名字在外間易於通過。他更強調現在我們的軍隊即將出發作戰，如果我擔任這個職務，同志們都會覺得黨內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當時曾以個人能力有限為理由，極力謙辭。秦邦憲更進而說到他們都信任我，而且相信我的能力，能勝任愉快。毛澤東、張聞天等又相繼表示他們完全信任我，並保證凡邊區政府所管轄的事，無論對內對外，概由我主持，當決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讓同志們因過去了的事批評我。他們而且說現在中共內部更要團結一致，來應付這個抗戰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辭。
我不好固辭，於是提議林伯渠同志仍是邊區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視事的期間，暫由我代理。大家同意我這個辦法。會議就在大家和好的氣氛中，宣告閉幕了。
① 蔣的廬山談話全文要點見張其昀著《黨史概要》第三冊，第一一四三頁至第一一四六頁——台北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一年初版。
② 中共所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全文，見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三五四頁至第三五六頁——上海商務，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③ 徐向前在西路軍失敗后，經過極其艱險的歷程。于「七七事變前返抵延安。
④ 全文見胡華主編前書第三五六頁至第三五九頁。
第二章 邊區政府
這一章自然是敘述我在邊區政府任內（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這段時間遭遇的種種經過。中共中央為毛澤東、張聞天所包辦，抹殺洛川會議大家所表示的反對意見，不顧抗日前途，推行反蔣重於反日的政策。他們在洛川會議對我所表現的友好姿態，完全是虛偽的，實際上他們不斷的打擊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作為，他們的手段甚至使我達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會議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邊區政府居住和辦公。中共素來不講究官府儀式，而且在抗日的緊急時期，說干就干，絲毫不容推諉和耽擱。邊區政府急需改組，是洛川會議所認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務是研究採取何種步驟，以實現改組的決議。
根據國共和解方案，國民政府只允許中共在陝北設立一個特區行政公署，其首長的名銜為行政公署主任，屬陝西政府管轄。首長人選由中共推薦，其編製則按國民政府法規辦理。七七事變前，中共曾向國民政府要求，這個特區應歸國民政府直接管轄，但未得到允許。抗戰爆發后，中共更進而要求陝北特區政府組織應等於一個省政府的組織，也未得到國民政府的允許。這個案件始終是一個糊塗案件，我極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關的文件為憑。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前，就決定了自行組織陝甘寧邊區政府，其編製完全按照國民政府屬下一個省政府的編製。據說這樣做蔣介石氏會默認。
因為改組的原則沒有確定，陝北這個政府機構，還保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老模式，但它已殘缺不全，大門口沒有招牌，印信還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經半年沒有視事了。邊區政府屬下，有秘書處、內務、財政經濟、教育三個委員會和政治保衛局等五個機構。秘書處之下，只有交際科有工作，由伍修權負責，直接由中共中央領導。內務委員會委員長蔡樹藩（他因受傷失去了一隻手），只做些撫恤和優待軍人家屬的工作。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委員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時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經費收支，概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指導。中央政治保衛局由周興負責，事實上直隸中共中央，邊區政府不能過問。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員會，有些工作可做，較為活躍。
徐特立這位老教育家，在我們同志中是較年長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極為積極。他和林伯渠等人鑒於中國聞之的艱難複雜，力主將中國文字拉丁化，並在陝北施行了近兩年。他們認為在陝北這個文化落後的區域，正好推行拉丁化運動。徐特立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澤東多次糾纏；我任邊區政府主席后，便成為他糾纏的主要對象。他一面編印拉丁化教材，訓練教師人才，督率陝北各初級學校實施，一面以「傳教士」的精神向我宣傳，希望我積極支持他的主張。如果我向他說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時不易推行等類的話，那他非跟我辯論一個通宵，是不會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義而外，邊區政府的內政困難不勝枚舉。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當時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屬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辦教育的人，他有一位太太，兩個孩子，新近又生了一個孩子。他在教育委員會工作，除吃飯以外，一向是不支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們均在家裡無以果腹。但邊區政府窮得要命，沒有津貼職員家庭生活的辦法。結果還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員會職員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數的金錢，來暫時津貼他。
毛澤東也曾說過要是使邊區政府成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模範單位，它的設施須作為許多敵後游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南，但他並不了解政府機能的範圍和內容，實際上只想使邊區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裝點門面（這也許是毛氏不能很好統治一個國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澤東等中共要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錯誤觀點，大別之為下列各點：一、他們忽略了許多歷史教訓乃至列寧的遺訓，不將政府機構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換句話說，只有奪取政權的抱負，沒有好好運用政府機能的知識。二、他們太重視黨的權力，而又不了解黨與政府的正確關係，因而黨部對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於革命實行中養成了許多粗糙的革命觀念、游擊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觀念等，無法深刻認識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當時邊區政府的改組可不容緩，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無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組成了新的陣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認可下，邊區政府實行改組：張國燾任主席，陝北老幹部潘自力任秘書長，馬明芳（陝北老幹部）任民政廳長，曹菊如任財政廳長，劉志丹之弟劉景范任建設廳長，新由國民黨區域來的文藝作家周揚任教育廳長。從這名單中，人們可以看出陝北色彩加重了，編製則大體仿效國民政府的法規。
改組后的邊區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縣長會議，所有陝北二十二個縣長都參加了。當時我和我的同僚們，都很注意研究當地實況，但結果一切都茫茫然。原來陝北只存在一些游擊區域，毛澤東等到陝北以後，也只掛起了一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招牌，為了解決軍隊的供應，一切現炒現賣。因此這個素來不平靜的區域，從國民黨到中央，歷來都是一團糟。沒有人口統計，甚至誰也不知道較真實的人口概數；從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可靠的成規。因此我們只有縮小範圍，研究一下陝北老百姓的負擔。以前收稅的方法極不一致，徵收、捐獻都有，貢獻勞力的如替軍人家屬代耕等等也不少。總計起來，一個老百姓所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強。不待說這個數字是極不精確的，我們就根據這一數字，草擬收稅的辦法，認為老百姓的負擔不應超過百分之二十二。
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而來，陝北北面三邊一帶，盛產鴉片，歷來這些鴉片都東向輸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軍人和地方惡霸以及鴉片煙商人，經營這批買賣。當林伯渠主理財政的時候，曾向這些販運者徵收過境稅和出口稅，此外中共沒收來的和徵發來的鴉片掃數出口。至於其他商業稅的收入就少得可憐了。大約在西安事變後邊區政府才在三邊一帶禁種鴉片，而且抗戰爆發后，山西成為中共的友鄰，怎好意思再把鴉片煙推銷到山西去。邊區的財政收入，因而大減，非急謀補救不可。
徵收救國公糧法規的制定，便是建立財政基礎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據陝北及其他蘇區以往征糧辦法，擬具這個法規草案。詳細規定，我已不能記憶，其要點大概是：凡各農戶收成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過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過部分之多寡，用累進法徵收救國公糧。一個富裕的中農，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約徵收百分之二十，至於地主富農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徵收額約為百分之四十。獎勵農民按糧價摺合現金繳交，這樣可以免除農民運送糧食的勞力。各縣職員薪金，如遇現金不足時，則改發糧食。各縣均須按法規設置糧食公倉，儲糧以供軍用。
以抗日名義來徵收救國公糧，而法規又很簡便，富有伸縮性，易於實行。在當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抗日口號號召下，農民是特別踴躍繳納這種公糧的。救國公糧，實在就是統一的農業稅，其所以規定以實物繳交為基礎，是因鑒於抗戰發展下去，貨幣可能混亂和貶值。後來，在八路軍所到達的地方以及許多敵後游擊根據地，都實行過這個辦法，收到很大成效。國民政府對這個法規也甚感興趣。
由於徵收救國公糧和其他財政方面的改進，邊區政府的收入日漸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邊區政府收入不足七萬元，十月增至九萬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萬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給陝北黨政機關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鴉片煙稅日漸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實施禁煙的阻力也減少了。
此外，那次縣長會議，還有不少的決定，主要是規定各縣政府與邊區政府的關係，各縣政府及其屬下各級組織的大要和工作方針等等。同時邊區政府本身及其所屬各廳的職權工作方針等等，都有扼要的規定，以期建立一個新秩序。
由於我在黨內的處境，對於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麼奢望，但也希望邊區政府的例行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可是事實上除了徵收救國公糧和增加財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擾外，其他各項工作幾乎都行不通，雖然經過我和其他的當事者據理力爭，屢次抗議，但中共中央那種侵犯邊區政府的職權，遇事橫加干涉的作風，早已成為積習，無法改變。我現在只略舉幾件事，來說明這種真象。
任民政廳長的馬明芳熟悉陝北地方情況，他就任之始，銳意整理各縣政府的組織和工作，他可以直接向張聞天等進言，也與中共陝北特委書記郭洪濤等關係密切，曾向他們要求重視各縣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隨便調動各縣政府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他們的應允，但執行起來則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屬的各部門，總是向下級黨部下命令，發通知；中共陝北特委除將中共中央文告轉到下級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這些中共黨內的文件內容，漫無限制，不僅包括了邊區政府的工作，而且內容混雜，實行的辦法，又多是由黨部動員民眾，而不是依據邊區政府的法令。為了這些數不清說不盡的緊急動員，往往胡亂調動幹部，陝北特委甚至各縣縣委，都可以任意調走縣政府的重要幹部，而馬明芳事先並不知道。經過兩三個月後，馬明芳向我嘆著氣說：我實在沒有法子來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會議原決定抗日軍政大學，培養軍政幹部，黨校培養黨的工作幹部，另成立一個陝北公學，培養財政經濟、教育、衛生等專門人才和其他各項邊區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員。而且準備將來在敵後，也可以逐漸辦理這三類學校。邊區政府改組后，陝北公學的招牌是掛起來了，學生也有八百多人，但邊區政府不能過問，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而且學校的課程也是列寧主義、黨的建設那一套，變成了另一個黨校。洛川會議原來企圖訓練一批行政工作人員，來與國民黨相對抗的本意，現在也不再提起了。邊區政府屬下的教育廳，也無法提出教育計劃和預算。原有的一些小學和補習學校等，仍由各、各鄉村政府自己設法維持。而新任教育廳長的周揚，見人就愛說左派作家運動和文藝思想等，他個人對演講寫文章甚有興趣，似乎對於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無興趣。因此，徐特立辦教育的時候，對中國文字拉丁化運動做得有聲有色，周揚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隨之而消沉了。周揚也沒有提出任何教育計劃，這也許是他在現實情況下不得不如此。
任財政廳長的曹菊如對於收入增加，頗感興奮，擬於當年十一月份起，建立邊區政府的預算制度。他根據實況，建議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經費之外，剩下的由財政廳支出，為發展邊區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體知道收入有十六萬之多，徑向中共中央組織部請示，除了上一個月維持邊區政府所需要的經費外，所多出的十余萬元，概交中共中央，為發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來向我報告這件事的時候，使我很憤慨，準備為這件事抗爭；曹菊如反勸我說：他們這種作風很難更改，從前林伯渠同志為此不知受過了多少氣，結果也沒有辦法，現在還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對財政的觀點既然如此，便很難建立一個適當的薪給制度。毛澤東非常欣賞他的工作人員只發給伙食費，每人都可以分給一點伙食費的尾子，作為零用錢，並認為這是最好的配給制度。這種配給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貪污和浪費，譬如贈送就相當普遍。主持對外貿易的葉季壯和他的助手們，經常能從陝北以外帶回許多贈送品，毛澤東所需要的煙、酒、藥品、補品等等，是經常供應無缺的。中央一級的其他幹部，也經常可以獲得一些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種從江西蘇區所帶來的作風，顯然為陝北當地幹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們負擔的作風，往往被利用為滿足地方幹部個人的需要。陝北各縣及各鄉政府內的幹部往往有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職權而得來。替紅軍家屬代耕的制度，曾盛行與各個蘇區，我在鄂豫皖的時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並非紅軍的地方幹部，也利用這種代耕制度，來滿足他們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負擔。陝北許多地方幹部甚至本地中共黨員，也獲得跟紅軍家屬一樣的代耕，個別的嚴重例子就像一個地主有一群農奴一樣。不合理的配給制度，必然腐蝕所謂革命精神，滋生苛捐雜稅、貪污、浪費、和各種各樣的官僚主義。
政治保衛局的工作，直屬中共中央，邊區政府從不過問，但它的工作範圍實在太廣泛，許多事均需與邊區政府接頭，而且很有一些麻煩不易解決的事。日軍進攻太原，太原吃緊的時候，陝北邊區北面榆林地區，國民黨駐軍中一位師長派了他的副官長，護送該師軍官眷屬約二三十戶人員，道經延安南下，返回關東地區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經過政治保衛局檢查站的檢查。這位副官長來訪我求情，他首先把該師的證件及公文給我看，聲言他所率領的全部是軍官眷屬，攜帶的也是個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現金難得，各家不免儲藏少數貨品（意即指鴉片煙土），請求我優待他們免於檢查放行。我問明同來的保衛局人員，這一行人確系軍人眷屬，攜帶的又是少數貨品，我即應允優待，免於檢查放行。依據法令，鴉片煙土原應沒收，如今以優待友軍的名義放行了，政治保衛局總覺得失去了一筆可觀的私有財源，因而暗中總在埋怨我「討好軍閥」。
新成立的建設廳，工作尚無頭緒，任廳長的劉景范雖然有點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番事。當時撥歸建設廳管轄的是一大批生產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劉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議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會議。原來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優待紅軍烈士家屬的；也有一些是由殘廢軍人組織起來的；久而久之參加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屬，有些也是有相當生產力的人，並有很多已經有生產事業，總計這些社的數目約有一百多個，人數約三四千（詳細記不清），分佈陝北邊區各地。這些社的經費，完全由邊區政府供給，總支出為數不少，名之為津貼，即是邊區政府津貼有功人員及殘廢軍人之意。
劉景范主持這個會議，我也曾親自參加，會上決定採取生產節約方針，實施整理。規定有些社可以成為真正的生產合作社，只需由邊區政府供給一些生產資料，就可以自給自足；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給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貼有些還需要原有的津貼，甚至還要增加一點。這樣做不僅使這些社都在生產上有出路，而且可以節省大批經費，原則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產節約的總方針。誰知張聞天不問情由竟以中共中央書記的名義下令否決，其理由為：這是優待烈士的津貼制度，不能以節約的名義加以更改，應維持原狀。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無理干涉邊區政府的工作中，以這次干涉建設廳的事最為荒謬。我當時曾十分憤怒的說：「這是仇恨我、打擊我、和阻擾邊區政府工作的小人行為。」但我當時也極力忍耐，因為我已厭惡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兩面三刀，根本不願同他們共事了，也不再把他們視為同志，並準備自求解脫。
我當時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干擾邊區政府工作本極平常，但對於任何富有責任感的人，總想做一些份內所應做的工作。現在，對邊區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橫加干擾，當然引起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擊，更有甚於我以上所說的，下文我還會扼要談及。
毛澤東、張聞天不僅干擾邊區政府內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樣扼殺邊區正股的外交活動。陝北邊區政府，是唯一被外間所承認的一個地方政權機構，到陝北接洽的人員以及外來的公文，除了少數應由中共中央處理、或由八路軍駐陝北辦事處分別處理外，極大多數都應該由邊區政府主席、秘書長和秘書處承辦處理。但毛澤東、張聞天的偏窄自私和毫無遠見，使這項外交工作不僅非常混亂，而且遺誤停滯，並使中共遭受損失。
名以上歸邊區政府秘書處管轄的交際科，事實上卻歸中共中央指導，它的表現顯得神秘莫測，說穿了它就是直屬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局一個分支機構。這些人處理工作的辦法，總是從窄隘的特務眼光出發。跟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旨，例如被認為是中共朋友的外來人員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傾軍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熱情的招待（江青當時是不為人所注意的受招待的文藝人員之一）。至於其他來訪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數是不得要領而去。
毛澤東、張聞天最怕我利用邊區政府主席的職位來建立對外關係。毛澤東斗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僅使我在中共黨內不能抬頭，而且利用外力打擊，破壞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譽。他們向外散布謠言，誣指我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將過去蘇區一切壞事，都說成是張國燾的所謂（特別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變后，為了拖延八路軍的開赴前線，還說些張國燾部下不願抗戰、大軍無法迅速開拔等鬼話。毛氏用心無非是愚弄別人，替他拔去他自己的眼中釘。後來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向交際科人員說，當心張國燾勾結國民黨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來邊區政府求見我，多被交際科託詞擋駕了。有少數無法拒絕的新聞記者來見我的時候，交際科事先並不告訴我這些新聞記者的來歷和求見目的，使我難以應付。
延安的訪問者中有一大批來自鄰近的地方，特別是山西戰事吃緊的時候，從山西來的客人和從北部榆林綏定而來的客人，不是來視察就是有事接洽，如關於彼此間交通聯繫，工商事業及學校的遷移，後方辦事處的設立，家眷的安置，難民的接洽等等。其中來接洽的人物有軍政機關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級將領，這些事都被交際科搞得一塌糊塗。交際科人員弄得無辦法時，就推託責任，胡說邊區政府及其屬下的各級政府組織不健全，客人所要求之事，實在無法做到。這些行為，顯然沒有顧及到中共與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關的大義。
綏定地區的行政專員兼綏靖司令何紹南，奉蔣介石委員長的電召，由綏定乘飛機前往南京。何紹南因此電任邊區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飛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飛南下；我當即複電表示歡迎。毛澤東對何紹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測，認為一定是奉蔣介石之命來探聽虛實，但似也覺得這對國共合作將有關係。當我率領邊區政府極為重要工作人員，在機場歡迎何紹南時，毛澤東也率領著大批人員來了。當晚邊區政府設宴招待何紹南，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來參加。何紹南表現得有點目空一切，他擺出陸軍中將和國民黨政府要員的架子，只願和邊區政府主席對等歡談，似乎不願與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觸，對毛澤東等表現得相當冷淡。
這件尷尬的事發生后，我即請交際科長伍修權去請示毛澤東，告以何紹南的態度或者僅是擺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來試探我們內部的情形。至於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近況，以便向委員長報告，第二是萬一日軍侵犯到黃河邊，綏定地區和陝北邊區如何對敵作戰和相互聯防等，究應如何應付，請毛主席指示。毛澤東對此始終對我沒有任何答覆。不料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紹南之後，國民黨膚施縣縣長，偷偷告訴我何紹南就住在縣衙門內，毛澤東于當晚十時曾親往拜訪何紹南，一直談至次晨二時左右，他本人始終在旁。那個縣長向我形容說，最初那位何專員仍然是擺架子，但敵不過毛主席的精明，何專員後來也就軟了下來了。毛主席曾詳細敘述八路軍和陝北邊區的近況，托他轉呈蔣委員長，並對蔣委員長充分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縣長告訴我，我真給蒙在鼓裡了。毛當時對蔣沒有好話說，總是形容蔣的軍隊不能作戰，一定經不起失敗而投降日本；現在對何紹南卻又表示得這麼好，顯然是欲利用何紹南去騙騙蔣介石。至於他始終不讓我知道和預聞這件事，似乎也沒有別的解釋：第一他要壟斷對外關係，不讓我參預，第二也許因為何紹南的態度，使他懷疑我與國民黨人暗中有所勾結，他必循單獨去查一查。
葉挺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四軍軍長，負責改編在湘鄂皖豫贛閩粵一帶的中共游擊隊，以便開往前線抗戰。葉挺沒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並不認識毛澤東，總希望我能幫他的忙，從中說合。毛澤東、張聞天等也覺得新四軍的前途，繫於我向葉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勵葉挺，站在中共一方面來處理一切。
葉挺抵達延安，首先來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黨員，在廣州暴動之後，即已與黨脫離了關係；此次獻身抗戰，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這個新四軍軍長是國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將要指揮的部隊，又是屬於中共的，因而他特來延安試探。他希望我這個老朋友，能為他考慮一下，究竟這個職務是否可以幹下去。
我鼓勵葉挺擔任這個職務，告以中共不僅不會歧視他，而且會把他當作國共間的一座好橋樑。我建議他採取誠懇積極的態度，徑與負責軍事責任的毛澤東商談解決編組新四軍的實際問題。他們的商談結果是圓滿的。葉表示接納毛的建議，以項英為新四軍的政治委員，陳毅為副軍長兼第一縱隊長。湘鄂贛閩皖粵豫一帶游擊隊，編為六個縱隊，概由原來的游擊領袖任縱隊長。至於軍部內的組織應仿照八路軍的建制，其各單位首長人選如參謀處、軍需處、軍醫處等概由葉挺選任。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方面的交涉，亦由葉挺負責。這就是新四軍編組的開端，也埋下此後國共兩方在大江南北展開軍事鬥爭的禍根。
葉挺在延安的時間雖然很短，但也聽見一些誹謗我的言論，他似乎並未理會。毛澤東也從未邀我參与商討新四軍的改編工作，我也樂得置身事外。葉挺離開延安前，曾將經過的詳情告訴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揮的是中共的軍隊，又要挺身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交涉和領款，將來恐怕會兩面不討好。當時我也不好多說，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經費了許多力，只得向前走去再說。
洛川會議后，中共中央對抗戰的態度，相當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個多月沒有舉行過會議，當時多數政治局委員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澤東、張聞天和我三個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經常舉行，由張聞天以書記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各部部長為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過一兩次會議，都是討論各部門的日常工作，從未討論過抗日的局勢。因此，延安對抗日的動向，只可在毛澤東、張聞天的言論中去找尋。
洛川會議否決了抗日又反蔣的政策，毛澤東、張聞天究竟不好公開違反；但仍然是陰一套，陽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處是抗日口號，熱熱鬧鬧，中共中央內部卻有點陰陰森森的，似乎對抗日前途毫無信心。隨著抗日軍事的不利發展，批評蔣介石的話便增加起來，不是說國民黨軍隊如何不中用，便是說南京的妥協派如何活躍，妥協傾向如何增長。當南京將要失守的前夕，張聞天曾對我說蔣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存有奢望的人，還有甚麼話可說。
周恩來在洛川會議后，本應速往南京，但他卻借口隨八路軍到山西前線去了。當時毛澤東希望周恩來常駐南京，除了了解情況和辦理交涉外，八路軍還有一些物資沒有領到手，特別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擊隊，毛澤東原來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員領導，因周恩來沒有去南京交涉，結果南京徑派葉挺以新四軍名義實行改編。毛澤東曾說周恩來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誤了大事，外交人員有點不如意就自由行動？那怎麼可以呢？
周恩來這種舉動，顯然是不滿意洛川會議。他似乎相信毛澤東、張聞天雖然表面有些讓步，但實際還是堅持己見，他如果貿然赴南京，處境將很尷尬。他不懂聲色所先到山西前線去看看，幫八路軍總部辦點外交，然後從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來在山西前線耽擱了三個月，毛澤東雖屢電促其速往南京，周總是借故遲延。直到毛澤東去電召他回延安面談后，周恩來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軍的一部，在山西平型關曾予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這是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在抗日戰場上第一個大功績。日軍於九月十三日佔領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日軍憑險節節抵抗。平型關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敵軍側后，實施攻擊。敵傷亡頗重，稍向後退；林彪部傷亡也在千數以上。八路軍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來在前線的鼓勵。延安接到平型關勝利的消息之後，曾大事宣傳；一般人也感覺到八路軍不僅可以從事游擊戰，在運動戰中也已獲得勝利。但毛澤東卻電令前方將領，以後應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
洛川會議后，八路軍陸續開往山西前線，毛澤東那時聚精會神指導這個軍事行動，強調獨立自主和只打游擊兩個原則。毛澤東有點怕周恩來在前線搞風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軍官，唯恐他們充當抗日英雄。到這年十一月九日，日軍佔領了太原，那時八路軍大致都轉到敵後去了。一一五師林彪部轉移到同蒲鐵路以東，正太鐵路以北一帶的太行山脈，向河北地區發展。一二〇師賀龍部在同蒲路以西晉西北地區打游擊。一二九師劉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晉東南長治地區發展，並準備向河北、河南、山東一帶的敵後打游擊。這個時候，毛澤東的心情才比以前輕鬆了。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四周苦戰了約三個月，許多戰績可歌可泣，直到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後撤退。連山西的閻錫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稱要在山西守土抗戰。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聽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當南京失守，國軍向後撤退，形勢相當混亂的時候，毛澤東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觀感。他認為蔣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將整個中國的領土斷送與日本，可是日軍只能佔領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中共所領導的游擊戰爭，就可在廣大敵後地區發展起來，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國才能翻身。因此，整個中國會被蔣介石斷送，將來中共又可以從日本手中奪回來。
我聽了毛澤東這種議論，真有點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國為甚麼要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為甚麼不積極支持蔣介石堅持抗戰，為甚麼不積極維持抗日的國民政府，為甚麼不同抗日友軍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國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國人容易翻身嗎？我為此曾經憤怒的感到，毛澤東的想法和由此出發點而來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幫組日本侵略，毛澤東將會遺害中共和八路軍以及整個中國，簡直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皮的漢奸。
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又重新被掀起來了，這是由檢討陳昌浩應負西路軍失敗責任開其端的。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后，化裝逃到他的家鄉湖北，企圖回到鄂豫皖蘇區去。抗戰爆發后，他於八月間潛行來到延安。他見著我時羞慚滿面，自承應負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聽候黨的處罰。他閑住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有時寫些有關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書記處召集中共延安積極分子會議，檢討陳昌浩的錯誤。毛澤東、張聞天選擇這個時機來展開黨內鬥爭，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繼失守，八路軍已轉入敵後，抗日形勢果不出他們所料。反對我的鬥爭雖在當年二月間已告一結束，但暗中反對我的宣傳，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澤東、張聞天徑指我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表示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抱有右傾觀念，對蔣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據他們看，足見反黨分子又在新的形勢下從事反黨，非重重予以打擊不可。
鬥爭陳昌浩的會議，連續舉行了約一個星期。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五百餘人，多數是延安以外來的小夥子，黨校、抗大、陝北公學等校的黨員學生，少數是延安各機關的幹部。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之下原系要批評陳昌浩的，但重點卻逐漸轉到我身上，主要內容還是土匪、軍閥、反黨那一老套。那些黨校學生往往不根據事實，任意攻擊和污衊，似乎中共的一切錯誤，都是出自四方面軍和張國燾、陳昌浩這班人，中央的領導則是完全正確的。
我為了表示抗議，沒有參加最初幾天的會議。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我曾出席作一個總的答辯。我首先指出這次檢討西路軍失敗經過，又牽涉到過去一、四兩方面軍對立的往事，真是遺憾。我說明當年紅軍的西進計劃和西路軍的失敗，有很多複雜的經歷。陳昌浩同志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在紅軍中不但身經百戰，出生入死，對黨對紅軍也都有過驚人的貢獻。四方面軍在西進的艱苦戰爭中，犧牲慘重，一般將士，英勇奮鬥，真是可歌可泣。同志們若不研究這些情況，批評一定不會中肯，許多言詞都成了牛頭不對馬嘴的空談。至於兩個中央的對立，我早就承認了錯誤，請你們相信我，為了團結，我所承擔的責任，超過了我所應當承擔的，而且這是早已過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戰發生，也許我早離開了中共的領導崗位。
抗戰發生，我不計以往一切，挺身出來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包括擔任這次會議主席的張聞天在內，都要求我出來擔負邊區政府主席的職務，並鼓勵我，說過去對我的鬥爭早已結束了，在抗日緊急關頭，決不會舊事重提了，他們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們批評我的話，我不願多加答覆，僅指出某某幾點顯系毫無事實根據的。我要請你們設身處地想想，你們將我痛罵的不成樣子，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還能夠做下去嗎？我還要請問你們，在此抗日緊急關頭，你們沒有將時間用在準備抗日的工作上，去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在這裏大聲疾呼的圍剿我，究竟你們的目的何在。
在我發言以後，繼起的發言者指責我承認錯誤並不徹底，沒有放棄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說，為了中共的領導威信，要求我多承擔起一些錯誤的責任。另外有一個在中央書記處新任工作的後進小夥子（我並不認識他），起而發表攻擊我的言論。他憑空的說：金子是發亮的，但並非一切發亮的東西都是金子；蒼蠅也是發亮的，張國燾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個蒼蠅。任會議主席的張聞天並不制止這樣的謾罵，反而表示欣賞。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離開了會場。
會議結束后的次日，毛澤東約我去談話，張聞天已先我在座。他們兩人笑臉相迎，對我的辭職表示挽留；並且解釋這次鬥爭會，原是檢討西路軍失敗的經驗，不料又牽涉到兩個中央對立的事，請問不要介意。我深惡他們這種表裡不一致的虛偽把戲，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會議上的發言，指責了他們毫無信義，使他們不好等閑視之，故又來一次請我原諒，其實他們反對我的陰謀，絕不會改變的。當時我若堅持辭職以示抗議，那就當面鬧翻了。我那時還不願那樣做，因此也不再提辭職的話，當場敷衍了幾句，也就罷了。
在這次談話后，我又同張聞天會見過兩三次，我自然必須要將邊區政府的工作向這位中央書記報告，可是張聞天擺出他書記的臭架子，蠻不講理的打官腔，有點像惡婆婆折磨媳婦似的。這種小人的行徑，我雖然有點生氣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說甚麼。當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間，我可說受盡了折磨，邊區政府的工作受到嚴重的干擾，一個星期的反張國燾鬥爭以及許多暗中的麻煩，這些事都是由毛澤東在後面掌舵，而由張聞天在前面喊打喊殺來進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滿十二歲的兒子，都受到他們的歧視和侮辱。我的太太與我離別了約六年半，我的兒子在武漢時代和我分手，相別已超過十年，他們於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先後來到延安；彼此都經歷艱險，劫后相聚，不僅我們自己愉快，我們的好朋友都深深為我們祝賀。但竊據了當權的陰謀家，並不肯放過，用打擊我太太和兒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黨員，列名為中共婦女領導幹部，當我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她留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的機要工作。因為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屢次遭受破壞，她幸而逃脫了被捕被殺的危險，最後與中共失去了聯繫。她歷經艱險，方得改名隱藏於上海一間高級女子助產學校習醫，將近兩年。抗戰爆發后，她才與中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取得聯繫。她來到延安，並寫信回湖北棗陽縣家中接兒子來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擔任邊區政府內工作人員的教育工作和邊區醫院的助產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過一個普通黨員。可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以必須調查她失去黨的聯繫后的經歷為理由，不允恢復她的黨籍。當時歸隊黨員，大多不需要這種所謂調查，就可恢復黨籍，需要調查者，顯系含有懷疑和不信任之意，這使我那熱誠和爽直的太太，頗感氣惱。
那時我的兒子小學尚未畢業，延安並無適當的學校可以容納他，因而暫在陝北公學低班就讀。不久幹部子弟學校成立，他就首先轉入該校。這個小孩子很活躍，喜歡唱歌和表演，為學校主持人目為難的的童星，參加過幾次兒童表演。有一位文藝工作者，曾因犯重大過失受過我的處罰，他那時成為張聞天的馬仔。他作弄我的兒子，派他演反對派張慕陶，扮成奇怪形狀的漢奸樣子。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兒子，毛澤東也正在那裡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過去，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蠻、殘忍、禽獸不如。
經過以上我所扼要敘述的那些事情，我沒有與那些陰謀家公開鬧翻，不能不說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後再不願同毛澤東、張聞天等會面。十一月間，我就有計劃的將邊區政府主席職責，推交秘書長代行。任秘書長的潘自力為人很正直，與我共事相處很好，他目擊黨內情況，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後，感到責任重大，因而不動聲色向中共中央請求調換工作。這個時候，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築了一排窯洞，大致已經完工，需要搬遷。搬遷的主要用意，是企圖減少日機轟炸的危險。我雖已消極，但因工作不能停頓，還是如常的照料我所應做的工作。
十二月間潘自力調走了，原任交際科長的伍修權升任秘書長。伍修權接任之初，特務派頭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辦公室的一個小勤務捕去了。這顯然是對我施的下馬威；他大概企圖從小勤務口中，訊問出我的「反黨行為」；無異明白表示他是來監視我的。數日後，伍修權的態度竟有些改變，他遇事向我請教。為甚麼有這個改變，我始終不明白。這也許有多種原因：其中的一個似是伍修權研究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們所提議辦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並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鏡所觀察的可比，顯然不是甚麼「反黨陰謀」；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擾，並不一定合理，有些顯有偏見。
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我逐漸把它轉移到伍修權身上。首先請他代替我和張聞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機關首長接頭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我指出這對他自己固然是駕輕就熟，對工作進行自會較為順利，他欣然允諾。這件事解決，對我來說，真是如釋重負。接著又將其他各項我所應當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漸由伍修權代策代行。伍修權很熱心工作，連升三級，邊區政府整個工作完全由他處理，他表現得有點躊躇滿志。而我正感輕鬆，為我後來脫身出走，準備了條件。
這件事同時也證明那些陰謀的獨裁者，妨礙我正正噹噹的做邊區政府主席，甚至連我在邊區政府做一個苦力，他們也不放心。他們要我作一個俘虜，在監視之下聽從他們擺布。當時即使我做一個安份的傀儡，恐也難逃清算鬥爭的災難。毛澤東對意見不同者的陰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瘋狂，實在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凍的時候，王明、陳雲、趙雲（即康生）三人坐著一架蘇聯的軍用運輸機，自莫斯科飛返延安。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蘇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接著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蘇聯派人在迪化、蘭州等地協助管理空軍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經由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飛返延安。
當時南京已失手，國民政府正遷往重慶途中，中途停留武漢，因而武漢一時成為臨時首都。周恩來為了要趕往武漢，在王明等到達前的幾天，自山西前線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恩來正在為的辦公室談天，忽聽見飛機聲，雖沒有警報發出，我們也頗疑為日機前來轟炸，因而出外觀看，一架飛機出現在天空，繞著延安城，越飛越低的債那裡打圈子，似是尋找機場。我們兩人即向飛機場走去，途中我問周恩來是甚麼人物來了，他答說到了機場就知道，似乎他也沒有預先得到消息。
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裏面載的是甚麼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明等要來，毛並未公布；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我已有八年沒有看見王明，陳雲大約十二年沒見，康生也有六年半了。敘起舊來，材料當然特別多。這種歡欣鼓舞的氣氛，似乎以前延安從未有過。
座中，不記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後莫斯科與延安間可否通航，以便運輸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來延安。毛澤東聞言大感興趣。王明立即解釋說：根據中蘇諒解，蘇聯空軍飛機在中國境內，只供國民政府調遣；他們這次乘空軍飛機來，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動。王明繼續說及：他們在蘭州等了幾天，等到今天天氣好才上機，一路由飛機師按照地圖，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飛到看見延安城門口的大標語時才降落機場。因此王明指出由蘇聯飛機輸運軍火老延安的事恐怕辦不到。毛澤東聽了感慨再三的說：拿那麼多軍火給蔣介石，為甚麼不可以少少分給我們一點。
由於這些人的到達，即于次日上午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且連續舉行了三四天。首先由王明發表長篇演說，內容是莫斯科首腦部對於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次略的一些新見解。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中共便應主動的與之密切合作。他又說明中國抗戰的成敗，具有國際的重要意義。如果中國能夠充分發揮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遊離的抵抗，這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著重說明中共在民族嚴重危機中，與國民黨再度合作，不能抄襲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驗。這次的國共合作應力求其穩固與久遠，彼此互諒互讓互助。中共既是主動的與國民黨要好，就要拋棄以往國共間的仇恨。如一個國民黨黃埔出身的軍官，掌握著軍隊的實權，可是他過去也曾殺過許多共產黨人，我們應該將他的那份舊賬置之度外，與之真誠合作。因為只有握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抗戰，抗戰才能長期繼續下去。
王明還從另一個原則來闡明這個問題。他指出中共不應自視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這箇舊公式已不適用於今日。中共應更大胆的將自己當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它不僅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國整個民族的利益。他說明這不是放棄階級觀念，而是進取的精神，也是共產國際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陣線中，所應持的基本態度。
他繼續說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離是縮短了；它們同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只是在社會問題上，彼此有急進緩進之分罷了。至於國共之間爭奪政權的問題，那是遙遠將來的事，中共也應主動的把這個問題，推到抗戰勝利以後去。
王明這些話使毛澤東的神情，顯得有些尷尬，似是受到當頭一棒。他也許想到他以往所發表過的言論和所做的一切，竟與莫斯科的見解大有出入。現在莫斯科，竟要他與國民黨形成長期而鞏固的合作。
我當時覺得莫斯科這些見解，至少比毛澤東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沒有一句話說到中國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設想仍是站在獨裁立場上，來些策略的改變。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國的抗戰能夠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與國民黨竭誠合作。
我們向王明問及國際的真實情況，大致著眼于中國抗戰能夠得到一些甚麼國際支援，英美等列強與蘇聯是否能聯合起來干涉日本的對華侵略。王明表示並不樂觀。他說明日本正與德意拉攏，形成國際間的法西斯蒂陣線。現在法西斯蒂的勢力很囂張，威脅蘇聯與中國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國家是否能夠拔刀相助，還是不可捉摸。這樣的國際形勢，便是莫斯科要我們進一步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這個策略上的變動很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見。他曾當面問過斯大林：中共與能夠當遵照你的指示與國民黨合作抗張，但你和共產國際過去對中共所做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過去了的話，應束之高閣，不在理會它。（主要是指有關中共獨立發展，與國民黨爭領導和進行鬥爭等主張。）
據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見是要中共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努力，不必為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以往的公式所約束。斯大林曾說：「中共現在需要游泳過一個很寬的海，不能有旁的選擇，只能憑你們自己的努力，你們是否不會中途溺斃，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澤東聽到這裏，顯得面有得色。也許他想到斯大林的見解，竟與他自己原有的見解相反，這如何是好？現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則，豈不是有了解脫的辦法。毛澤東以後批評王明，只知聯合國民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面聯合，一面鬥爭。後來毛澤東與王明間的鬥爭，從這次討論起即種下了禍根。毛的武器是強調馬列主義中國化，依據中國實際情況行事，反對王明那種國際派邪說。
王明的這項政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和其他的人一樣，都當場表示完全贊成，似乎他們在洛川會議上所說過的「使蔣介石失敗」，「中共獨立自主」，「擴充實力與國民黨較量」等等言論，都未曾說過似的。王明繼續討論其他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拒絕與陳獨秀恢複合作的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羅漢來到延安，他以陳獨秀代表的身份，與我們商談合作。羅漢是我在五四運動時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與毛澤東也有舊誼，後來脫離中共，成為陳獨秀托派中一個重要角色。他這次和我會面，說到陳獨秀先生過去對中共的貢獻，兩個兒子為黨犧牲了，陳本人又被國民黨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獲釋放，以及陳一直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等等。他並指出托派內部意見不一，派系甚多，但陳獨秀先生和其他多數重要人物主張與中共恢複合作。他還說明陳獨秀先生等是堅持抗戰的，贊成中共現行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策略，認為國共既能恢複合作，社會主義的老同志們更應重新團結在一起。我表示歡迎陳先生的這種意向，要羅漢徑與毛澤東商談。
毛澤東同情羅漢這種活動，覺得中國的托派不能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根據羅漢的表示，就與托洛斯基的死硬態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毛還說到從前我們搞蘇維埃運動時期，在肅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錯誤，現在斯大林老在鬧肅反，恐怕錯誤尤多於我們。現在我們是脫節一切力量抗日，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嘗不可一起抗日。
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也只好遵照實行。張聞天和羅漢多次商談的結果，形成了十九個條件；其主要內容是托派堅持抗日，擁護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現行政策，在言論上和實行上均將有明朗的表現；托派中願意恢復中共黨籍者，須公開脫離托派並承認已經參加托派的錯誤；不願恢復中共黨籍者，可以與中共在黨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戰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對抗日的托派人物採取敵視態度。
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
我們曾自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為了這件事，王明還發了一篇大議論。他向我們說明了蘇聯肅清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的經驗教訓，指出聯共內被整肅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國罪都是證據確鑿的。他說根據這個經驗，任何黨員，不管他對共產主義信仰多深，過去有過多大的功績，只要有反黨傾向，就可能走到叛黨叛國。他又說到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曾利用各種機會，陰謀反對蘇聯和聯共；甚至利用清黨，故意製造供詞，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說斯大林瘋狂的清黨曾殺害了很多同志，反說是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實施陷害，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說明在原則上中共決不能與叛徒恢複合作。他指出資產階級的政客們，蔣介石及其黨徒們，和法西斯蒂黨徒們，與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他們反攻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不能直接影響共產黨內部。為了某種政治需要，我們可以與這些原非同類的人物，暫時的或較長時期的合作。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人較為接近，一直阻礙共產主義的發展，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至於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黨派系和傾向，與共產黨更為接近，腐蝕我們的內部，是較社會民主主義者尤為危險的敵人。清算這些叛徒，在使共產黨凈化這一點上，斯大林發展了列寧主義，也是斯大林理論的精華。
王明還進而主張加強對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他說明聯共內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中共內部此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只是我們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了。因此，現在決不是與陳獨秀恢複合作，而是加緊反托派。在抗戰時期，必然有些叛黨或離開黨的分子，企圖再行混到黨里來，我們絕不能寬容他們。現在黨內有過反黨行為和思想不純正的同志們，黨對這些人也不應輕輕放過。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我當時就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
在我們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王明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十六人的名單。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共中央的人選，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表大會以後，已迭經變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員，亦權宜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這時，中共中央認為一時還不能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而王明覺得有些人應當參加中央政治局，因而採取了非常手段，提出這個名單。
可是毛澤東對於王明這種單獨舉動，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原則上毛是贊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徵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並說自己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上和反托派鬥爭上，都沒有把握住這個舵，願意減輕自己的責任，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經王明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後，沒有再發言，名單也算通過了。
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裡一言不發，除了表示過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到改選書記的問題。
我當時心灰意懶，已不大願與這一群人為伍，因而置身事外，沒有捲入爭論的漩渦。我在王明的名單中的名次，仍被列為第三名，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後。王明在解釋他安排這個次序的理由時，曾說的我是國內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但也譏諷我犯過另立中央的重大過失。我覺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責備我，為了不願重提往事，我只好緘口不答。
陳雲和趙雲兩人較之王明似是老練些。他們說話的態度相當謙虛，往往對王明所提出的意見，略家補充，對我們這些在國內奮鬥的巨頭們，他們則常表示推崇，因而他們在大家歡迎聲中，就任政治局委員，並分擔組織部長和政治保衛委員會主任委員兩個重要職務。後來，毛澤東鬥爭王明的時候，他們兩個也沒有被牽涉在內。
王明反托派的矛頭，竟是指向著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單獨談話中，他問我毛兒蓋會議爭論的癥結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評黨中央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軍事領導權。」他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
我切齒痛恨的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王明回答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託派利用。」他接著說明在莫斯科的大清黨中，證明我與托派並無聯繫；可是不能因此說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沒有托派，也不能說我自己不會受託派的利用。他還說到與我接近的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經過幾次清黨，都沒有露出破綻。他一直有些懷疑，這次他在新疆，將他們逮捕審問，果然他們直供不諱，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們懲之於法了。
我耐著性子向他指出刑訊逼供，難免冤枉好人；從前項英在江西蘇區厲行肅反，採取審問逼供手段，有些供詞竟牽涉到他自己，這才使他覺悟過來，供詞是不可盡信的。王明為甚麼這樣喪失自信，覺得到處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們的國家很可能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一面要團結一切力量來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們把許多同志當作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大概看見我神色憤怒，言辭犀利，因而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
王明向我宣洩的事實，和他那種要追隨斯大林肅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著極大的刺激。李特、黃超是從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參謀長，黃任秘書長。李原系列寧格勒軍政大學的畢業生，黃則在上海做學生運動，系學生會的一個活動分子，他們在到鄂豫皖蘇區以前，我原不很熟識，中共中央卻舉薦他們可以任要職。我們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們為四方面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極大；他們最後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艱險困難，率領數百人逃亡新疆。他們只是在毛兒蓋時曾指責過中共中央的領導錯誤，這大概就是他們致死只由。
至於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是較有學識的留俄學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為人守正不阿。周達文與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畢業生，對俄文和俄國問題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造詣。董亦湘與沈雁冰同系商務印書館編輯，研究文學，亦有相當成就。他們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反對過米夫，也與王明等人鬥爭過。他們在列寧學院畢業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與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觸。這次王明路經新疆，手執尚方寶劍，竟陷害泄憤，這真是暗無天日了。
我認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種瘋狂的清黨作風，將使中共墮落得不成樣子。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張，與我素來的見解相接近，但他並不是從中國的民族利益出發。事實上他將鬥不過毛澤東，也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反對與陳獨秀等重行諒解合作，確是明顯的反動。他在新疆殺害李特、黃超、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寬恕的罪惡。一九三〇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殘酷的鬥爭手段，斷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現在竟進而殺害對中共當權者持有反對見解的同志。這就證明斯大林的魔影，已變本加厲的隨著王明到中國來了。
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脫離中共。我覺得一切都超過了獎勵的範圍，也無法申訴，而且再也無申訴的必要。在抗日戰爭的緊急關頭，我只有採取「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打算，跳出這個圈子，也許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當時，抗日局勢使中共的當權者，不能為所欲為。南京失守以後，國民政府將與日本妥協之說頗盛，王明認為事態嚴重，自告奮勇趕往武漢，企圖與國民黨建立較密切的合作，以挽救這種中日妥協的可能危機。不幾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間），王明、周恩來便啟程前往武漢。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與王明間意見的出入，也有待調整。我這個挂名的邊區政府主席，也還有裝點門面的作用。所謂進一步肅清托派或者受託派利用者的這類鬥爭，似乎時機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間，延安氣候寒冷，朔風怒號，人們活動減少，一切顯得平靜。舊曆過年期間，延安和別的地方一樣，大家都在休息慶賀春節。王明、周恩來離開了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停開了，沒有發生甚麼特別事故。我決意脫離中共，尋找最近的機會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
我這十八年來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嘗盡了。遠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間，那種背信棄義，蠻不講理的反張國燾鬥爭，使我下定決心，不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誰知抗戰爆發，又因我的抗日熱情，復使我跳進了原來的火坑。洛川會議后，毛澤東、張聞天等違反抗戰利益的陰謀和口是心非的對我實施種種迫害，使我進一步打算脫離中共，但因種種牽挂，一時不易抉擇。從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樣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毛澤東陰險的毒手，都會向我飛舞，時機緊迫，乃決定脫離中共，離開延安。
王明為甚麼將在新疆謀殺李特、黃超、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訴我；為甚麼硬說毛兒蓋的爭執，是托派暗中作怪，為甚麼武斷的說我受託派的利用。這些盛氣凌人的話，直接向我表示，難道是他的幼稚嗎？難道是恐嚇我嗎？王明須趕往武漢，阻止中日妥協，維持國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進國共合作——這些是王明認為頭等緊急而重要的事——這才把反對我被托派利用的鬥爭壓后。也許因為中共中央內部情形複雜，有人勸告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不可太冒進。但王明已殺害五位中共重要幹部，如果他不鬥爭我，誣我受託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
這次政治局會議，使毛澤東、張聞天大傷腦筋，王明的矛頭正打中他們的要害。毛澤東緊緊掌握他的實力，對八路軍各部的指導和大批人員派遣到前線去等等工作，一點也不放鬆。他預料王明在武漢的活動，不會有甚麼大的成就。他暫時一聲不響，和我遇著的時候總是談些輕鬆的事。張聞天有點感到自身位置難保，一切不敢像從前那樣放肆，遇著我的時候，雖然不說甚麼，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態。陳雲和趙雲都是初來，遇事向人請教，不願隨便說話。我那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伍修權代理得相當順手，他很少來麻煩我。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靜的設計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閑自得，有時馳騁山野，在農村中留連一番。有時攜帶我的兒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遊談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們常到之處。我參加文藝晚會和觀看球賽，非常熱心，常常和小夥子們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僅工作繁忙，而且因懷孕嘔吐不適，我此時也有功夫陪伴她，分擔一些她的工作。在訓練班講粗淺的課，與人下棋以及參加晚餐會等等都是我所高興的。如此，我渡過了頗為安靜的在延安的最後三個月。
這個時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別多，似乎也應當略略提到。中共是變了質，完全變質了，離我這個創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共在它的短短的歷史中，經過國共合作，蘇維埃時期和國共第二次合作，三個主要階段，其領導人物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澤東，本書中都有扼要的敘述。讀者從我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個人的勝利，這是不折不扣的反動的帝王思想，與近代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共同之點。毛澤東在共產主義思想掩護之下，包含著游擊觀念，農民意識，霸道策略，這些貨色也與共產主義不甚相容。
整個共產國際同樣完全變質了，他早已脫離了從馬克思以來歐洲工人運動的軌跡，變質為斯大林式的獨裁。斯大林的恐怖主義，在清黨中殺害了以百萬計的人民和革命分子，這顯然是專制魔王之所為。即使那個親蘇聯的邵力子敘述斯大林的殘暴時，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殺害著許多人，世所罕見，中國歷史上的暴君，殺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殺害這麼多文人學者的。
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和中共的黨章，共產黨組織是信仰相同的志願結合，黨組織對於黨員的最高制裁是開除黨籍，黨員也可以自動脫黨。如果根據這樣的民主性原則，就沒有所謂叛黨、叛徒等類的罪名，也沒有比開除黨籍更嚴厲的處罰。只因國內外共產黨都變了質，王明才敢在新疆殺害重要的幹部，否則他會受到殺人犯一樣的判罪。
至於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種種約束，人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那種脫離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為反動、反革命、叛徒或漢奸的說法，完全是中共的獨裁偏見，也是對人們的愚弄宣傳。
我不能領導中共向正當的途徑發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變質，深感慚愧。我曾枝枝節節的有過許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證我無力挽狂瀾與既倒。難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樣，聽由斯大林殺害嗎？因此我脫離中共，離開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應當採取的正義行為。我有權利單獨行動，自動脫黨，不與殘忍陰謀的獨裁者為伍。但從當時環境說來，脫黨是嚴重的事，我需要機密處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縣參加祭黃陵之便，離開了延安；從此與中共告別了。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我從中部縣出發經過西安，到達漢口，這是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旅程。在漢口的時候，周恩來、王明、秦邦憲等曾對我的脫黨行動加以阻難，但我意已決，無法挽回，因而他們發表指責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都相繼宣布開除我的黨籍，這些事都不必細說了。我當時發表了一篇告國人書，現附在本書之末，以供讀者參考。這個文件是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聲明書，標志著我的共產生涯，至此已告結束。但我在這裏必須聲明一句，這是一個抗戰時期的文件，他的內容只反映出當時的情況和我的處境。

附錄：
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認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因即離陝來漢，冀與此間中共中央負責諸君詳為商討，期于抗戰建國事業，更作進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即受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處分，並造作種種讕言（如加本人以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抗日團結等不經之詞），當即就本人政治意見，簡略有所聲明，其要點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為國家民族效力。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為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為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為更懇切之響應，已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至誠態度，與中共中央諸君初步商討，未蒙採納，今後仍望中共諸同人，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
以上之簡略申明，本人自信對於當前政治需要，尚無不合之處；乃近見武漢中共負責人公表函件，對於本人主張與行動，續有詆誹，綜其所述，無非蔑棄真理，偏執己見，甚至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以遂其抹殺政治商討，維護局部利益之私圖。如此，足征中共負責諸君，對於近代政黨黨員應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視，政治道德，亦鮮顧及，此本人深為惋惜者也。
當此抗戰建國之嚴重關頭，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戰士，在國家民族之上之原則下，均有放棄過去一切成見，端正其政治趨向之必要。並應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努力完成復興民族之大業。據此觀點，願就本人與中共間政治上分歧之點及因此而引起之爭論，略陳梗概，邦人君子與中共諸君幸垂察焉。
關於中共政治路線之全盤檢討，因範圍過廣，此處暫勿深論；僅就目前整個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戰建國基本觀點，加以考察，本人確切相信中共政策錯誤之發生及其過程，實非偶然，而且這一錯誤過程，直至今日，還未停止，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線，向來是環繞著一個錯誤軸心而轉動。這個錯誤的軸心的構成可從下列諸點，加以簡略說明：
第一，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與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為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剷除封建殘餘，改正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爭取領土主權之完整，與政治上、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占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群眾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极參加者和擁護者。
中國共產黨雖亦見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著蘇聯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觀形勢，基此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裡一致地改正過來。
複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為反對封建割據，亦系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其為進步的革命步驟。中共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繫，並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均已確證其誤。
第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為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為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為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分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它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后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尚擔負著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為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為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尤有進者，蔣先生為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借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認為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后是不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第三，中共對於中國革命之錯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固執成見，於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之缺陷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愈益充分暴露出來。
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為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群眾基礎，它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甚麼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為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從中央政令，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的利益，因而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見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兩個以上不同政治團體的暫時聯合，此政治團體乃基於其社會基礎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亦異，「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政黨，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兩者間之利害畢竟是不能調和的，這裏便隱藏著過去歷史重複的根源。吾人進來習聞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榮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己任之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戰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統一戰線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誤謬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外人租借封鎖尤嚴。如斯作法，其以為人民可欺耶？竊意中共諸君如果承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與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統一意志，抗戰建國之萬分必要，則應毅然決然放棄這些成見與作法，開誠布公，與國人相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根據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上，願作下列提議，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慮。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務必言行合一，不再作與此相違反的宣傳和組織；基此立場，中共同人應自動破除門戶之見，泯滅界限，與國民黨黨員同在蔣先生領導之下攜手前進！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國民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第八路軍，奮勇殺敵，深為國人所讚許；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如此一面可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減少一切不必要之顧慮，一面與彼此融化之過程中，互相交換經驗，則今後裨益抗戰實力，當非淺鮮。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亦應秉命中央，充分發揮其抗戰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點，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謂「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的具體內容。
本人與中共歷史關係甚深，由於近廿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願躬睹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尤憶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面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區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於形成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會合。
本人到達陝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實質則系軍事陰謀，本人事先並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負責諸人均不免有情感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採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與此可見中共公表文件，所謂本人當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認中共彼時所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策之執行，仍系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后，毛澤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許多爭執。故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衊，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陷的宣傳，企圖對內壓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劫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事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國同人，更為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赤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底于成，此不僅個人之幸，抑全體民族之福也。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我的回憶 張國燾 ，謝謝樓主分享

回復看一下，謝謝作者的付出

不知道能否下載，最好下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