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张国焘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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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十七篇川北苏区
第一章 四次围剿与西行五千里
(略)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不料我们这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随之而来的,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且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我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放弃川北苏区。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觉得他们必定渡江,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陡壁。敌军邓锡侯、田松尧两部,据险设防,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苍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地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选择为然,,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绝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我们利用这一带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我们首先要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调动五百多个懂得造船、把舵、熟谙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像登陆艇的小船,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可供一班人(十二人)渡江之用。我们利用这些船只在苍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①地方,训练官兵的渡江动作,还修建由王家坝到苍溪的道路,以便将这一百只船,翻过高山,搬运到苍溪附近一条小河沟去。
一九三五年四月间的一个夜晚,我们一切准备好了,实行敌前强渡,不幸我们的渡江计划,事前已为敌人获悉。敌方的高级将领在苍溪对岸,一直监视到午夜,没有发现我们的丝毫行动,他们怀疑他们的情报不可靠,判定在这个宽逾三百公尺的激流江面,对岸并没有任何船只,红军决无渡江可能,因此,他们的戒备松懈了。
可是,就在这晚夜深三时左右,我们成功地渡过嘉陵江。我们运来一百条船,都隐藏在敌人所看不见的一条小河沟里,三时左右,一起出动,直驶对岸,很顺利的夺得了敌人的滩头阵地。我军大队跟进,乘势扩展,一个接一个的攻下了苍溪对岸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我们这一渡江行动使敌人为之惊奇不已。
由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密,我们夺得了敌人所扣留的大批船只,很迅速的在苍溪县城的嘉陵江渡口上,建成一座浮桥。等到第二天近午,敌机分批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建立浮桥的工程完成了。敌机的投弹技术似不高明,在浮桥周围投了几百枚炸弹,始终无一命中。
邓锡侯、田松尧两部因后路被我军抄袭,乃尽撤嘉陵江之防,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城。我军控制了嘉陵江上下月一百里长的东西沿岸,并向剑阁、梓潼、盐亭追击败退之敌。
我们虽然成功的渡过了嘉陵江,但敌人所加予我们的压力是愈来愈强大。蒋介石本人在当年一月间即曾到重庆部署对付我们,他的军队分由长江及贵州入川的已不在少数。被蒋改编的原第十九路军的三个师,早已到了我们北面陕甘南部地区,这些新调来的敌军大约在几天之内就会迫近我们了。
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敌人即叫嚣:“共匪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即第二、第六两军,统称第二方面军)在川黔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事实上,敌方的主要注意力也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
我们东面的川军,因我军主力渡过了嘉陵江向西移动,迅即占领通江巴中县城,正向南两江挺进。这时徐向前已率部由仪陇前线后撤,经苍溪渡江。陈昌浩只能在这个区域部署少数游击部队,以巴山山脉为倚靠,作些牵制性的游击行动。陈本人则率殿后部队向苍溪急退,不到几天,我们三人又在剑阁附近地区会合了。
剑阁梓潼地区是川陕公路上的要冲,敌方很容易由南北两方来夹击我们,我们是不能在这里久留的。我军乃向西继续移动,以占领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地区为目标。而另一方面,敌人见我们占有了川陕公路的要冲,可能南下成都,也可能北袭陕甘。我们也就将计就计,大肆宣传,并向南北两方作佯攻性的游击行动。就这样,川陕甘人心为之震动。
继扰乱敌人耳目的行动之后,我军主力即由剑阁经青虹坝,直指江油。江油南面三十里的中坝是川北商业荟集的地方,有“小成都”之称。从青虹坝向江油前进七十里的路程中,尽是平坦的带,种满了一望无际的罂粟,五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艳,确是美观。这是我入川后所看见的最大幅的罂粟地,良田美土,竟为毒物所占用,不免感慨系之。
我军陆续向江油集中。江油、中坝两个据点是由邓锡侯部防守的,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围住这两个据点,大部则分驻在这个富庶区域内,以获得物质补充为主要目的。同时,我军又分两路向北夺取平武,向西夺取北川。这时胡宗南部已先我占领了平武县城,我军即在平武附近与胡宗南相峙,保障我军北面的后路。至于北川则为我军占领,成为我军西进的踏脚石。
这时敌机的活动大大增加,四川个军阀的主力都从东面江油以南地区集结,他们的行动似不如我们的迅速。敌机的活跃表示蒋介石调集四川的飞机已续有增加,企图阻止我们向南进攻。我们曾在江油地区与敌机捉了一个时期的迷藏:当敌机来侦查的时候,我们故设疑兵,侦察机一走,我们又尽撤这些疑兵,并通知附近的老百姓立即趋避。因此,敌机在这个区域所投的大量炸弹,大多落在无人的山林空地上。
这已是一九三五年五月间,是我们决定今后行动方针的又一紧要关头。我们的川北苏区已经放弃,红一方面军能否渡过长江仍是一个疑问;我们现在所占的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地区,本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区域,尤其是北川的村落中,番族比汉族的人口为多,如果我军再往西发展,更是藏族集居之地。
根据这个决策,我又向会议提出了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说明在新占领区域内,只能实施我们初入川时所制定的入川纲领中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暂时还不能组织苏维埃和实行分配土地,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宽些。我们不反对少数民族部落中的酋长头人喇嘛阿衡等,而且要帮助他们组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这些自治政府派代表会同汉族所推举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会议接受了我这个提议,我们就开始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原任第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被推为这个政府的主席,并制定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布告各地。这册讨论,比较初入川时指定的入川纲领要详细得多。我们认为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所组织的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能行使职权时,仍是它的一部分。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首先强调抗日反蒋的重要,继而说明这个政府的形式是适合于西北多种民族的地区的。这个纲领的条文,主要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不乱捕人杀人,反对军阀统治,反对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严禁鸦片,支援红军等。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则规定,各民族各部落自治,由头人召集当地他本族的人民会议,组织自治政府。各自治政府均须遵从联邦政府的共同纲领,但联邦政府不应干涉所有自治政府的习俗,如宗教自由和头人的特权等。
我们暂时以北川县城为西北联邦政府的所在地。这个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北角,汉番杂处(番族即藏族),汉人多聚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番族各部落则散居在较广大的山区。番族中又有生番熟番之别:这一带的番族多能说四川话,生活习惯已多汉化,被视为熟番;在四川西北的西康地区则多生番,他们不会将四川话,也很少与汉人交往,保持着原有部落的语言和习俗。
北川县是一个崇山峻岭的地区,西接岷山山脉的大雪山,县道多是顺着石岩的形势雕凿而成,蜿蜒险峻,县内河流湍急,有类瀑布,有些地方为了河道的畅通,还经过石工的开凿。这里到处都表现出石工的伟大工程,令人惊服。当地人民崇拜历史上治水的圣人大禹,认为他出生于北川,全县大禹庙不少,我想这大概是与鼓励石工修道治水的是有些关系的。这一带地势高寒,稻米和罂粟的栽种都不适宜,只产些青稞(麦类)豆子和包谷等。
我们到这里好像是身履异域,我军中占大多数的通南巴战士也不例外。我们在全军展开教育运动,主要是训练战士们与少数民族相处,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等。生活上要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学习他们用手吃糌粑②。我军战士素以大米为主要食粮,改吃糌粑是很不习惯的,陈昌浩就曾许多次向战士们示范,吃糌粑一时成为他政治工作的主要项目。
周纯全所主持的西北联邦政府也积极展开工作。他在北川和北川西南的茂县,物色了各部落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他向这些代表解释,红军与各部落亲如一家,帮助他们解除军阀的压迫,绝不反对他们的头人和宗教习俗,只要求他们与红军和平相处。他也说明西北联邦政治的远景,将来设立各民族的自治区,如藏族的自治区,回族的自治区和蒙族的自治区等。他要求这些代表将政府的纲领和红四方面军的意向,传达到西北各个部落去。事实上这件工作也已做到相当满意的程度。
我们在北川工作了约三星期后(这时已是五月底六月初了),即接到第一方面军偷渡金沙江的消息。我们立即实施策应的计划,将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第三十军奉命由汶川渡岷江,经过理藩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的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能够安全渡河。第九军和第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我军北面的屏障。
当时敌军对我们是如影相随的,我们退一步,敌人就跟进一步。我第九第三十一两军撤到茂县北川后,即与优势的四川军在这一带的东南地区发生激战。这是茂林密竹的山区,敌军到处钻我们的空隙,我军则分别截击。第四军挺进到松潘地区时,胡宗南的军队也赶到了,两军即在松潘县城附近激战。结果胡宗南部占领了松潘县城,我第四军则控制着松潘县以南的险要阵地,使敌人不能南下威胁茂县。
我第三十军兼程前进,在懋功以南约一百里的地区,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这次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的行动异常迅速,大渡河是有名的天险,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部,就是在这里渡河时为清军所消灭。我在茂县接到第三十军陈世才李先念已与一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的全部正向懋功集结的电讯,当时,我和同志们都为之欣喜若狂。我钦佩红一方面军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商议如何慰劳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我立即致电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道贺,并告诉我将赶往懋功面谈一切。这样,红四方面军不顾艰险,策应一方面军的任务,算是达成了。
① 王家坝是一个集镇,在嘉陵江支流东河边。
② 糌粑系以青稞磨成粉,炒熟江上牛酪,用手揉成团子,这是当地人民的主要食品。
第二章 懋功之会
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些情形,现在说来,有些似是可笑的,可是确系不折不扣的事实。自然这些分歧也决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统治着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即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游击英雄主义,与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产生的多年来对中央领导的不满(特别是对苏维埃运动的政策),彼此碰个正着。人们在患难中总想避免争端,实际却适得其反。特别是缺乏民主素养的中共,不善于解决内部争端。
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有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军的指挥机构也继续在茂县办公。
我由茂县经汶川理藩前往懋功,沿途多系藏族聚居的区域,这一带河流湍急,竹索桥、悬空架设的木桥、牛皮艇和吊索等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行军自然极为不便。汶川以西更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四川军阀为了搜刮钱财,组织木材公司,在这里任意砍伐树木,乱七八糟倒在地上,沿途河边道路上遍地皆是。他们要在水涨的时候才将这些木材就近推下河去,顺流冲下,到汶川再行扎成木排外运。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木材的损毁率极大,而且因木材的阻塞,在山洪暴发时使河岸道路更易于为激流所冲毁。我和我的随从人员在这一带经过时,也因这些木材的阻隔,增加了不少旅行上的困难,有时甚至要绕很远的密林山道,才能通过。
这一带藏族各部落人民,似是特别驯良,信奉喇嘛教,一切习俗与汉人截然不同。藏族所居房屋,多是用石头建成的神人畜三层楼。底层是供牛羊用的,积满了牛羊粪,黑暗而又不通风,臭味四溢,污秽不堪。藏人似因避免牛羊受冻,也珍惜可作燃料用的牛羊粪,就顾不得卫生条件了。第二层住人,房间对外,除有些极小的通风洞以外,没有窗户,楼下牛羊粪的臭味弥漫室内,几乎使人窒息。第三层则是佛堂,收拾得很清洁,室内正中供奉着佛像,周围摆着许多经卷,这时最神圣的地方。我在藏人的房屋内,看见睡房内堆满了青稞牛酪衣物等,倒也收拾得整整有条,只是很少看见铁器。据说藏人最珍惜难得的铁器制品,因而收藏起来,以免被人损毁。藏人信奉喇嘛教的虔诚和他们死亡率的高的惊人,任何有近代知识的人,一走进他们的屋里,就不难一目了然。
这个偏僻的地方,外人的势力也是伸入到了的。我从通江一路到这里,所经各县大集镇,往往看见十字架为标记的教堂,其中有些还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日本人的足迹,也遍及这一带地区,他们有些经营照相的业务,有些就径行买卖鸦片吗啡。我在理藩附近,到过一所教堂,规模相当大,表示出外人在这里的力量。
这所用石头建成的教堂,在当地可算是一座伟大的建筑物。有一位西人传教士,常住在哪里。我第三十军路经这里时,他避开了。教堂内一切如故,没有受到任何损毁。这个教堂设有很大的养蜂场,教堂附近开垦了大片土地,栽种各种农作物,教堂内存放着成包的谷粮,和大批农具。这一切表示这个传教士曾雇用很多工人操作,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大概是很善于享受的,设有很精致的磨房,显示他所吃的粮食是经过磨房精制的。他还从外面运来了大批舶来品,如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等,可供他个人长期使用。
我急于赶往懋功,无暇在沿途多所观察。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抚边已休息了四天,急待我来共同商定今后军事方针。我们慢步走进了这个月三十户人家的抚边,住在那里的一些中央各单位工作同志,闻讯都赶出来欢迎,我笑着向他们挥手答礼。毛泽东和他那时的太太贺子珍住在集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机构,则挤住在集镇的中段,他们将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那间敞开门的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所率的地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负担。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者兼任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块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等,那时也在抚边。其余如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未曾见着。
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优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饭后,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我和朱德当晚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现在事隔多年,记忆依稀,我只能录其梗概。
朱德这位老战士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息着向我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点时,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九万,中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枝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朱德叙述一方面军的遭遇,大为伤感。他想起了许多往事,说到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时①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时的遭遇,一同打游击的同志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甚至这二十八个人中还有人疑心他也会逃跑,因而放哨监视他。后来情形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了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景,又与当年不相上下。可是他当年虽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心情却是振奋的,现在人数虽较那时为多,但心情是郁闷的。何况时移势易,敌方力量远较其八年前为强。我们现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杀出一条生路,化险为夷,还在未定之数。
他有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有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
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贵的。
朱德又谈到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他说道一九三一年八月间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后,老毛因受到批评不管事了。后来,毛对中央总表现出一些相左的意见,如反罗明右派路线,毛是不高兴的,尤其在军事问题方面,在应付闽变(即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反五次围剿的时候,老毛都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长征以后,毛更批评中央军事策略是错误的防御路线。
他进而说道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他觉得现在最紧张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采何种军事行动。(二方面军贺龙部第十军的方志敏部以及其他散在各苏区的游击部队,只有让他们自己奋斗了)。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类政治问题,此时都无暇讨论,朱德这些话自然就是暗示我不要提到政治问题。
朱德以极兴奋的心情,表述他对第四方面军的观感。他说到在他没有看到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在懋功以南大路旁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这支队伍正通过他的面前,开往天全庐山方面,抵御追军。他们都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得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战士们隐蔽敌机的动作和战斗行进的队列等等,都使他深信这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战士们满脸笑容,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对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热爱,他们找一方面军的士兵攀谈,并将他们背得干粮,分给一方面军的战士。他们对穿得象火伕头的总司睿纤嗟木蠢瘢攘业幕逗簟K锹谒档亩际浅圃拗醒牒炀呓小盎队醒牒炀薄ⅰ坝祷ぶ泄仓醒搿薄ⅰ坝祷ぶ谢瘴9埠凸薄ⅰ坝祷っ飨椭熳芩玖睢钡瓤诤牛虼耍推渌闹醒胪久嵌家斐P朔埽渤鐾猓衔姆矫婢肥且恢е泄菜斓嫉幕珊炀?/p>
朱德通知我,当天上午九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他说我对西北情况知道最多,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而我又是他们爱戴的领导人,应当根据一、四两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情势,向会议提出意见,他相信我的意见必会受到会众尊重。他也谈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得不多,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我在这次与朱德的谈话中极力安慰他,称许一方面军的英勇坚强,并说当年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到通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更大,长征达八个月之久,仍能保持这副骨架,要算是惊人的成绩了。而且四方面军正缺乏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全是一体,这些事都是四方面军干部们所乐为的。
我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现在的实力。当时西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左右,步枪两万多枝,人数远超过枪枝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的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的补充道不是困难的。因此,四方面军直属机构人数很多,例如工程营、宣传队、妇女队等人数都不少,各军师团的担架队运输队等所谓杂务人员也都很多。此外,我还详尽说明了四方面军的各项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军事政治纪律严明,长于夜间行动等等;缺点是枪弹百分之七十都是土制的,干部应作战伤亡过多,甚至缺乏,官兵文化水准很低等等。总结这些优缺点,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面军因与川军作战太久,战斗力已不如鄂豫皖时代那样强劲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强调这多年来中共叠遭挫折,老同志已是不可多得,如今,我们在懋功相会,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是拥护中共中央的,并不因为这些同志很久没有跟中央同志一块工作而有所疏远。我又详细告诉他,四方面军如何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在一、四方面军能否会合尚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根据自身的的处境,决定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计划。
我们这样谈着,不觉东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辞,说彼此都要休息一会,九时还要参加会议。临行我向他说到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多开一两次会议,以便我们中间的意见沟通得更好,而且初次会面的一、四两方面军的一般干部们,也能有机会互相了解。这样,以后一切就易于进行了。朱德走后,我休息了不到三个钟头,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军事会议。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驻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笑谈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他说到宁夏去必须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者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有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修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优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你是否会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②。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统治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双方是非常亲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多方赞许地四方面军,可是这种友爱的气氛,不两天就改变了。
四方面军干部们说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点: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的反感,他们和我一道奋斗多年,他们的体验直接否定了这种诽谤。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地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地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干的。
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乱跑,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他们希望一、四两方面军精诚团结,不愿因中央的偏见损伤彼此间的关系,这种爱党的热忱,促使他们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能够拿英勇奋斗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废的气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做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再次严重关头,不易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有转圜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我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对症的。
①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在鄂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盛世才敉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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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三章 毛儿盖会议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大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多数过份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形恶化。
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原冀迅速北进,但因川甘边境情况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松潘及其以北一带要冲,我军不易顺利通过,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区停留下来。他们一面命令先头部队查明北进道路,一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赶来会晤,以解决中央军委会直接指挥四方面军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离开无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我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有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好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结果,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顺利进行。我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学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如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曾引起同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可以是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我的精神,使今后工作的进行,能够团结无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的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来说,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有点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与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
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的指挥法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调解努力均无成效。中央政治局突然同志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内容我事先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报告,其内容除了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四方面军的情形外,他还就四方面军战术方面的优点和劣点,加以补充。他的报告,不仅没有一句话牵及党内歧见,而且态度公允,措词坦率,充分表现出共产军人的典型风格。
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指责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保卫那个基地;二是没有使用足够的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到重大阻碍。他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径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意见,作为定案。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故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始终不发表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那次会议并未形成决议,只是充分暴露了毛的企图。
那次会议的经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有的认为中央始终歧视四方面军;有的主张作一次全面的检讨,不仅要检讨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无非是玩弄打击四方面军的手段,来掩盖它领导的失败;有的忧虑失败主义笼罩了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甚么新生之路。
这样,我们在卓克基耽搁一个多星期,一切情况都未可乐观。中央在避谈政治的烟幕下,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四方面军及其领导层,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两军的关系不能改善,北进的军事行动也陷于停顿。我曾提议由四方面军担负进攻松潘地区和打开北进道路的任务,但毛不表赞成。他信赖叶剑英,率领林彪的一部份部队,试图占领北进的通路,可是疲劳未苏的一方面军,又无力迅速达成任务。
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到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会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不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我笑着向张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的如此严密,那就用不着总司令部担心它的安全了。”张闻天听了我的话,面色显得有些尴尬。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情,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①,
我第一个发言,为了要转变这种气氛,语调甚为轻松。我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目的,本来就是要获知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的不成样子。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言说:“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接着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继续发言,指出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对这个预拟的文件我提出批评,并提出我的建议。我提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我讥讽这次会议如此严密,而且预先拟好了决议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会妨碍彼此间自由交换意见的机会。我要求将这件预拟的草案搁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不妨先就事论事研究一下,
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并说明我在鄂豫皖区和川北时,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的实效。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甚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我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以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只是指导一、四两方面军,因而由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
最后,我着重指出,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阻塞了团结之路。
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预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他首先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他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说苏维埃运动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后无论到甚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意见。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道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为这个“一致抗日”的口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法宝,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毛所提出的解决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正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疗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更为耽心。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司令部命令行动。
我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显然合乎当时情况的需要,且自认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想法。我军在这一带,万万不能集中在一块狭小地区,为地形、房屋和粮食供应的限制所束缚。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左翼军要通过一片草地,行军的障碍自然很多。徐向前陈昌浩的右翼军担负着对敌作战的任务,只有原一方面军所负担的任务,比较轻而易举。中央机关的安全,也在这个计划中完全照顾到了。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① 刘邦破秦,如咸阳,自知实力远不及当时的项羽,乃还军坝上,以待项羽。项羽听到刘邦定关中的消息,果率大军至新丰,召刘邦宴于鸿门,由部将项庄在席前舞剑,拟乘势杀害刘邦,这是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不过刘邦终于乘机逃去了,这就是所谓《鸿门宴》的故事。
② 《八一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六三页至二六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第四章 分裂
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们总司令部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费取约五天的时间,到达刷金寺。这一带山峦起伏错综叠杂,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如黄河,南流者如长江。刷金寺便位于黄河水系的支流上。我们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三天,通过一望无际的草地。在我们行军的经历中,这还是初次尝试。这一带还只是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确也壮观。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几十条小道平行者。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天雨,较低洼的地方便成了泥沼。我军通过那些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这个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总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的喇嘛住宅,间或也有少数民房和商店,形成一个村镇。喇嘛庙似乎是社会的中枢,它是藏民拜佛的圣地,也是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中心。藏汉人民的羊毛粮食等货物都在这个村镇里交易。草原上丛林山洼地带,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过冬之用,平时,牧民只是逐水草置帐篷而居。
我军通过草地,主要是与大自然困难做斗争。我军战士虽有携带三天以上干粮行军的成规(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学会了),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沿途宿营,却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喇嘛庙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们露宿的工具,又极不完备。病兵掉队者为数颇多,不宜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遗弃他们。一般战士对于这些遭遇,颇感不快。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从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订了一个北进略图。
我和朱德于是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路,并保障全军的右翼。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实现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总司令部旋即电令各军事单位力持镇静,并指出毛泽东等的行为虽破坏了党内团结的原则,但对军事行动还不会发生不良影响。各单位应将当前敌情迅速电告,总司令部将在刷金寺停留三天,以便根据变动了的情况,决定今后军事行动的步骤。
第二天我们接到徐陈来电,谓林彪曾电告他们,北进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人防守,即将被撤,要徐陈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徐陈认为这座桥位于二百里外,决非一天所能赶到,因未派兵前往。同时我们又接到董振堂罗炳辉自卓克基来电,谓懋功以南一带的敌情,尚无任何变化,南面的敌军仍集结在雅安一带。
我们旋即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侯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往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我们在阿坝继续研究我军今后的行动计划。阿坝向北直通甘肃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嘛庙,可是易为水所困,我们不能由这条路北进。不过我们既已到了这里,就应了解一下这个大草原的秘密,为将来行动作准备。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只是红军的一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这时已是八月,瞬届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当能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带,前置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低,为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活。这一带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军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确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地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圈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有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利。一俟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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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十九篇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清除了我们内部分歧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成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①,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②,原驻在丹巴的刘文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部分的粮食,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教学原子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统子往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乱,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仍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这段时期,我们发展了军队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贡献。一方面军是在江南的湘粤赣一带革命中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参加这支队伍的知识分子较多,所以军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较为发达。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块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娱队③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他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这里气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出处堆满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卖不出去。我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我军各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纺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们对纺织羊毛多方鼓励,用教练品评、竞赛展览等方法,来促进战士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我们的冬服问题。
在“吃”的问题上,我们花的力量还要多些。当地的青稞大体是由我们控制,实行定量分配,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数时间是每天一斤。宰牛统制的更严,奖励制牛肉干,以便一条牛能供一连人约一周之用。粮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经我们分配,由军队和藏人轮流使用,但仍不够分配,战士们有时要将没有加过工的青稞煮熟来吃。
蔬菜在这一带亦极缺乏,生产量供给藏人已感不足,我们来了之后,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类,没有蔬菜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幸当地盛产一种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参果(也许西游记上所说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就是这一类东西),可以佐餐。我们用竞赛的办法,鼓励战士们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几斤或更多些,最高纪录曾达到五十斤。人参果和青稞煮在一块吃,相当可口,而且也很富营养。不过我们人数太多,这种野生植物,经过我们大量搜掘之后,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们也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见我们的战士去渔猎,往往有不乐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工作,以朱德为主席,委员之中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一种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数人试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昏迷现象,经过抢救,才告无恙。在二十世纪中,这种神农尝百草的办法,似令人发笑,但这种冒险犯难精神相当可佩。
愈是落后的地区,疾病的威胁愈是严重。藏人对于疾病根本无法抵御,有时整个村庄,竟被某一种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对于人畜疾病的处理,只知采取严格的隔离方法。一个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间单独房屋内,家人都不去看护,只按时从门洞中用长棍竹竿,送进一些食物饮水之类的东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愈,只凭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们便将他的尸体焚化,甚至连那间房子,也一并焚烧掉。某一村庄发现了传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弃村逃亡。这样的隔离方法,有养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观点,即人们对害病的家人,假若留恋不忍去,或愿尽看护之责,则视为不合道德。而遗弃病人,反视为是理所当然。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收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过。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璋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疗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办法,救活了不少人。从此,这位不重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他现在任中共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特别热心提倡中西医学并用。
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查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
① 每个纵队约有三师人。
② 即党坝、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镇。
③ 我们那时文娱队的组织,多临时吸收战士们参加,但指导人员则多系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
第二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地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事。我们会师后所编定的新电码稳妥可靠。也许是由于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们大家都锻炼的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郑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有益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肖克的第六军,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他们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与我们和陕北方面,早已失去联络。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获悉红军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转移,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向云南西北部行进。他们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和所经历的艰险,也是十分惊人。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在雷波的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的会师。总司令部派去的部队,阻挡了云南卢汉部和四川刘文辉部从东南两方面直向二方面军的追击。二方面军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龙一带地区休息。这在二方面军一般同志看来,四方面军充分发挥了休戚相关之谊。
当时,贺龙萧克两部已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二方面军。原二方面军是由贺龙夏曦分任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夏曦在云南途中溺死,第六军原有萧克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两部分的实力原有两万人左右,到达西康地区时,剩下约五千人。他们在夏曦去世后,合并为一,仍以贺龙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萧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原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兼任副政治委员。两部因人数已减,乃缩编为三个师。
我们有过懋功会师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谨慎,除彼此互相关切外没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两军的驻地相隔甚远,没有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减少了摩擦的机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军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陈。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就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者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我们在炉霍欢聚一场,大家一团和气。不过二方面军一般干部,对一方面军的离开江西,不无误会以至怨言,尤其对夏曦过去的领导深表不满。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面军中大事肃反,误杀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政”。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但我们觉得这些过去的事,此时不宜多谈,应根据新政策,以谋今后的发展。
任弼时等人直至此时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们研究了我们和陕北间来往的电报,并了解由“联蒋抗日”以至“联张反蒋抗日”的真相。任弼时对于这些变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尴尬,觉得他以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现在却又走回陈独秀时代的老路。但旋又觉得这既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应当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联盟关系这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一般说来,二方面军的同志是在整个政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带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要算计旧账,他并决定以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我们在陕北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见他有甚么不满意我的表示。也许他说过的这些话,后来被陕北同志认为不合时宜,因而没有尽力的机会。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西康地区已休息了一个月了,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我们乃决定全师北进。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① 毛泽东等所部抵陕北时,所剩人数,从未正式公布过。据史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第一四四页)说是剩下两万人,显有夸大。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似较接近事实。
② 林育英来电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几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几天,我不记得清楚了。
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第六九页至第八四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开封府。这是一位妇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二方面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往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军东往毛儿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进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利用日军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等为题材,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的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伺机而动,这两部份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其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也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可,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决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新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两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防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度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犹如见着他的母亲一样,他和朱德虽系初次见面,但也表现得异常亲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兴万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甚么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个不停。顷刻之间,徐海东军部的同志们,官长士兵们,都围拢着我们,纷纷争问别况,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欢乐团圆的场面。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为敌军攻占,第四第三十一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度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查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河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份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
我们在打拉池停留了约两个星期,主要工作是牵制敌人军力的游击活动。我在军事倥偬之余,常与徐海东等老战友话旧,据徐海东告诉我,他现在的第十五军属下只有三个团,却号称三个师,每团人数约为五百余人,总共不到两千人,枪枝则有一千三百左右,全军战士之中来自鄂豫皖者为数已少,多数系在陕甘补充的,不过军事干部仍多,系鄂豫皖区的老战友,政治干部则大半由一方面军调来充任。他觉得他所率领的队伍,现在只有虚张声势,负担避实就虚的游击任务,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团人。
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他从鄂豫皖奋斗到那时,所经历的艰险尤过于我们,可惜他对我叙述的详情,我已不能全部记忆。他说一九三二年八月间我们离开鄂豫皖以后,许多老战友如沈泽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艰苦奋斗,直到最后一口气;郑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则留在鄂豫皖区,从事游击活动,现在他们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敌人在鄂豫皖区的种种残忍屠杀行为。他自己到万不得已时,才率部离开那个可爱的根据地西行。
敌人屠杀行为的残暴,在鄂豫皖区可谓登峰造极。据中共现在所发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区被杀害有二十万人,为各区之冠。这一点从徐海东与斯诺的谈话中①也可见一斑。我听见过不少有关敌人在各个苏区的残杀行动,即在我们推出后的川北苏区,也制造了不少的“万人坑”,不过比之鄂豫皖区,亦是大巫见小巫而已。当权的国民党,也许以为杀人可以止杀,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古有明训的。
徐海东说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们在川北发展的消息所鼓励。一九三三年间,敌方的情报屡次说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猖獗,他听到了,有说不出的高兴,率众西行来找寻我们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带着两千多人,打着红二十七军的旗号,跨过京汉路,西向横冲直撞,沿途打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们到达陕西后,绕着秦岭山脉行动,队伍人数损失了大半,子弹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无粮果腹,露宿山头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敌军控制了,乃不得已渡过渭河,向陕北发展。
徐海东等来到陕北之前,总以为那里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里之后,竟发现有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很快的就与刘志丹高岗等的游击队会合了,敌人的压力也减轻了,因此他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陕北的游击区是很零碎的,主要的两小块,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边安边。一九二七年以后,陕西有些同志逃到这些边远地区,搞土匪,打游击,并不知道苏维埃和红军的章程,因而一切显得落后。那里的游击队,分子也极复杂,除了共产党员外,有土匪,也有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②聂鸿钧③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的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污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时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进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份了,毛泽东等出而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与党内的团结工作。
敌军已从陕甘公路进占海原县城,我们为了避免为敌军所包围,因东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涩的矿质,不能食用,人民储雪于窖,作为终年的食水,我军所到之地,迅即将民间窖水消耗掉了,这也使我们无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计。
在同心城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我们一道盘桓了两三天。彭德怀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工作,所有陕北的红军,统归他指挥,而且陕北苏区的南面,我军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形成了休战状态,因而他能率领陕北红军的全部,以同心城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广大的地区内策应我们。
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他津津乐道他俘虏万毅的经过,怎样优待他、说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对这次的西北局面,有过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似都有意避谈毛儿盖的往事,因而谈话气氛总嫌不够亲切。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日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适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己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产主义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籍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张未置可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由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期间经过,大致即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
① 见《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译,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
② 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
③ 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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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十九篇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清除了我们内部分歧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成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①,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②,原驻在丹巴的刘文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部分的粮食,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教学原子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统子往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乱,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仍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这段时期,我们发展了军队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贡献。一方面军是在江南的湘粤赣一带革命中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参加这支队伍的知识分子较多,所以军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较为发达。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块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娱队③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他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这里气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出处堆满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卖不出去。我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我军各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纺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们对纺织羊毛多方鼓励,用教练品评、竞赛展览等方法,来促进战士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我们的冬服问题。
在“吃”的问题上,我们花的力量还要多些。当地的青稞大体是由我们控制,实行定量分配,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数时间是每天一斤。宰牛统制的更严,奖励制牛肉干,以便一条牛能供一连人约一周之用。粮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经我们分配,由军队和藏人轮流使用,但仍不够分配,战士们有时要将没有加过工的青稞煮熟来吃。
蔬菜在这一带亦极缺乏,生产量供给藏人已感不足,我们来了之后,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类,没有蔬菜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幸当地盛产一种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参果(也许西游记上所说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就是这一类东西),可以佐餐。我们用竞赛的办法,鼓励战士们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几斤或更多些,最高纪录曾达到五十斤。人参果和青稞煮在一块吃,相当可口,而且也很富营养。不过我们人数太多,这种野生植物,经过我们大量搜掘之后,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们也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见我们的战士去渔猎,往往有不乐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工作,以朱德为主席,委员之中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一种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数人试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昏迷现象,经过抢救,才告无恙。在二十世纪中,这种神农尝百草的办法,似令人发笑,但这种冒险犯难精神相当可佩。
愈是落后的地区,疾病的威胁愈是严重。藏人对于疾病根本无法抵御,有时整个村庄,竟被某一种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对于人畜疾病的处理,只知采取严格的隔离方法。一个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间单独房屋内,家人都不去看护,只按时从门洞中用长棍竹竿,送进一些食物饮水之类的东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愈,只凭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们便将他的尸体焚化,甚至连那间房子,也一并焚烧掉。某一村庄发现了传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弃村逃亡。这样的隔离方法,有养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观点,即人们对害病的家人,假若留恋不忍去,或愿尽看护之责,则视为不合道德。而遗弃病人,反视为是理所当然。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收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过。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璋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疗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办法,救活了不少人。从此,这位不重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他现在任中共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特别热心提倡中西医学并用。
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查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
① 每个纵队约有三师人。
② 即党坝、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镇。
③ 我们那时文娱队的组织,多临时吸收战士们参加,但指导人员则多系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
第二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地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事。我们会师后所编定的新电码稳妥可靠。也许是由于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们大家都锻炼的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郑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有益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肖克的第六军,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他们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与我们和陕北方面,早已失去联络。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获悉红军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转移,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向云南西北部行进。他们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和所经历的艰险,也是十分惊人。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在雷波的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的会师。总司令部派去的部队,阻挡了云南卢汉部和四川刘文辉部从东南两方面直向二方面军的追击。二方面军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龙一带地区休息。这在二方面军一般同志看来,四方面军充分发挥了休戚相关之谊。
当时,贺龙萧克两部已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二方面军。原二方面军是由贺龙夏曦分任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夏曦在云南途中溺死,第六军原有萧克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两部分的实力原有两万人左右,到达西康地区时,剩下约五千人。他们在夏曦去世后,合并为一,仍以贺龙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萧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原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兼任副政治委员。两部因人数已减,乃缩编为三个师。
我们有过懋功会师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谨慎,除彼此互相关切外没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两军的驻地相隔甚远,没有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减少了摩擦的机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军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陈。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就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者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我们在炉霍欢聚一场,大家一团和气。不过二方面军一般干部,对一方面军的离开江西,不无误会以至怨言,尤其对夏曦过去的领导深表不满。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面军中大事肃反,误杀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政”。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但我们觉得这些过去的事,此时不宜多谈,应根据新政策,以谋今后的发展。
任弼时等人直至此时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们研究了我们和陕北间来往的电报,并了解由“联蒋抗日”以至“联张反蒋抗日”的真相。任弼时对于这些变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尴尬,觉得他以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现在却又走回陈独秀时代的老路。但旋又觉得这既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应当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联盟关系这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一般说来,二方面军的同志是在整个政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带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要算计旧账,他并决定以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我们在陕北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见他有甚么不满意我的表示。也许他说过的这些话,后来被陕北同志认为不合时宜,因而没有尽力的机会。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西康地区已休息了一个月了,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我们乃决定全师北进。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① 毛泽东等所部抵陕北时,所剩人数,从未正式公布过。据史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第一四四页)说是剩下两万人,显有夸大。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似较接近事实。
② 林育英来电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几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几天,我不记得清楚了。
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第六九页至第八四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开封府。这是一位妇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二方面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往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军东往毛儿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进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利用日军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等为题材,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的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伺机而动,这两部份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其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也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可,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决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新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两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防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度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犹如见着他的母亲一样,他和朱德虽系初次见面,但也表现得异常亲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兴万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甚么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个不停。顷刻之间,徐海东军部的同志们,官长士兵们,都围拢着我们,纷纷争问别况,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欢乐团圆的场面。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为敌军攻占,第四第三十一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度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查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河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份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
我们在打拉池停留了约两个星期,主要工作是牵制敌人军力的游击活动。我在军事倥偬之余,常与徐海东等老战友话旧,据徐海东告诉我,他现在的第十五军属下只有三个团,却号称三个师,每团人数约为五百余人,总共不到两千人,枪枝则有一千三百左右,全军战士之中来自鄂豫皖者为数已少,多数系在陕甘补充的,不过军事干部仍多,系鄂豫皖区的老战友,政治干部则大半由一方面军调来充任。他觉得他所率领的队伍,现在只有虚张声势,负担避实就虚的游击任务,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团人。
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他从鄂豫皖奋斗到那时,所经历的艰险尤过于我们,可惜他对我叙述的详情,我已不能全部记忆。他说一九三二年八月间我们离开鄂豫皖以后,许多老战友如沈泽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艰苦奋斗,直到最后一口气;郑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则留在鄂豫皖区,从事游击活动,现在他们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敌人在鄂豫皖区的种种残忍屠杀行为。他自己到万不得已时,才率部离开那个可爱的根据地西行。
敌人屠杀行为的残暴,在鄂豫皖区可谓登峰造极。据中共现在所发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区被杀害有二十万人,为各区之冠。这一点从徐海东与斯诺的谈话中①也可见一斑。我听见过不少有关敌人在各个苏区的残杀行动,即在我们推出后的川北苏区,也制造了不少的“万人坑”,不过比之鄂豫皖区,亦是大巫见小巫而已。当权的国民党,也许以为杀人可以止杀,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古有明训的。
徐海东说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们在川北发展的消息所鼓励。一九三三年间,敌方的情报屡次说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猖獗,他听到了,有说不出的高兴,率众西行来找寻我们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带着两千多人,打着红二十七军的旗号,跨过京汉路,西向横冲直撞,沿途打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们到达陕西后,绕着秦岭山脉行动,队伍人数损失了大半,子弹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无粮果腹,露宿山头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敌军控制了,乃不得已渡过渭河,向陕北发展。
徐海东等来到陕北之前,总以为那里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里之后,竟发现有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很快的就与刘志丹高岗等的游击队会合了,敌人的压力也减轻了,因此他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陕北的游击区是很零碎的,主要的两小块,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边安边。一九二七年以后,陕西有些同志逃到这些边远地区,搞土匪,打游击,并不知道苏维埃和红军的章程,因而一切显得落后。那里的游击队,分子也极复杂,除了共产党员外,有土匪,也有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②聂鸿钧③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的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污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时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进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份了,毛泽东等出而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与党内的团结工作。
敌军已从陕甘公路进占海原县城,我们为了避免为敌军所包围,因东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涩的矿质,不能食用,人民储雪于窖,作为终年的食水,我军所到之地,迅即将民间窖水消耗掉了,这也使我们无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计。
在同心城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我们一道盘桓了两三天。彭德怀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工作,所有陕北的红军,统归他指挥,而且陕北苏区的南面,我军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形成了休战状态,因而他能率领陕北红军的全部,以同心城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广大的地区内策应我们。
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他津津乐道他俘虏万毅的经过,怎样优待他、说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对这次的西北局面,有过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似都有意避谈毛儿盖的往事,因而谈话气氛总嫌不够亲切。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日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适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己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产主义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籍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张未置可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由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期间经过,大致即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
① 见《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译,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
② 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
③ 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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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二十篇国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红军方面说来,九年的苏维埃运动从此结束,中共成了一个特殊的在野党,红军及其所占领的区域,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一部分。这期间的经过,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供研究,这里仅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①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内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保安是我所见到的线程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的红军学校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保安的荒凉和落后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里几乎没有读书的人,满清的时候,保安的定额秀才,多是不识字的。直到那时,全县很难找出一个中学毕业生,这件事是我们谈论保安文化落后时所常提到的。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主持经济财政的林伯渠同志,就像周恩来在河连湾一样,聚精会神在那儿解决供应上的困难。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何在,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里的形势使然。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作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验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事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很动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②。他所知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尤为得力。
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总共中央转移到苏区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其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似积极推动张杨解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表的通电③。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无、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复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词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词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词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接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的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纸张的长电,内容认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时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地,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④ 。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的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非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帮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忌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报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感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伺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自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期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们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事国共和解的起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没有机会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与张杨共同反蒋,一变而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① 我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十八天到达陕北的,那应当是十二月二日。
②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详情,可参看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③ “双十二”张杨等十余将领发表的通电全文见:《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第四十九——第五十页,香港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九年再版。
④ 西安事变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已有改善这一点,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苏联与远东》一书中(见第五章——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九年版)曾加阐述。而西安事变时,英美各国与苏联对远东的外交态度,渐趋接近一点,也可从王明这些话中窥其梗概。
第二章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氏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氏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法上的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讲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扫数被收藏起来,以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效尤。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向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枭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听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决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向我说:“昨晚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搔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军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方面军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狱。我以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无效,现在就是再说话,也是无济于事。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蔑。
毛泽东虽蛮不讲理,但计谋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转过笑脸迎人的姿态。在周恩来遇险事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紧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令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哩,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反对中央虽然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的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不久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担负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无顾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以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利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时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③。经商谈结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Q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力量。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〇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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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二十一篇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同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②。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的诚意。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一次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〇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未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为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我当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难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好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干部。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张闻天似是鉴于一九二二——二七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做法曾遭失败,这次如果再提出争夺抗战领导权,未免语义含混,将来难免重蹈覆辙。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张闻天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内容和他的演说词相同。这个草案提名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务,失败主义的策略为其内容的重点。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接着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是计策略,详加阐述。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目前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红军虽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我决定不顾后果、仗义执言,首先指责张闻天的谬论。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规,每逢当权者提出政策后,反对派或被视为反对者可优先发言,以便正反两面意见都能供会议讨论。
我继起发言,首先针对张闻天所说过的话,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我们这次是民族滋味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与沙皇建立起对外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主张要沙皇失败;现在我们已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的。
我接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经历一个历史时期,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甚至要延长到抗日胜利以后。试想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氏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他们抗战到底,影响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和求得进步。根据目前的情况,蒋介石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抗,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败,抗日的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都应获得胜利。现在大家为抗日努力,将来都应该分享胜利的果实。至于那一个能在抗日竞赛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并相信中共绝不会落后。
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张说明蒋介石既已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分析,认为毛等这种顾虑并不存在。他也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战的最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表里不一的表现。
他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能就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当的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法令,而实际保留我们自己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这样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接着,其他到会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屈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
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的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作转圜。实际却是停止讨论,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果然在休会期间,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们接触,连周恩来都极少参与。我更十分清闲,很多事都未闻。
当时周恩来、凯丰和我住在会场所在的村庄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则分住在附近驻有八路军的村庄上,在休会三天期内,毛泽东等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周恩来、凯丰和我则没有参加。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因此我们见面照旧谈天说地,凯丰这时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谈天,似乎要冲淡一下前此对我的不客气。周恩来稍微忙一点,但也常有工夫参加下棋。此情此景,足见恩来、凯丰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关在门外了。
三天后再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大体归于一致,他并据以拟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讨论。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文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④,其内容清楚的表示出中共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国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较具体的说明。其次的一个文件是中共任务的决议。其中并没有要使蒋介石失败这一类的话,只强调中共力争全民抗战和抗战的胜利,反对汉奸妥协派,并防止南京的妥协顾问。此外也没有中共绝对独立自主的话,而是强调中共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游击战,只在极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等等。
这两个文件讨论的结果,经过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过了。在讨论时,周恩来曾表示赞成这两个经过协商和修正的文件。我虽事先并未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草拟工作,也表示现在这两个文件没有甚么重大的语病了。张闻天一言不发,似特别以我批评过他,因而取消了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一点,深表不满。这次讨论,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作法的开端,或者说假联合真斗争还更正确些。
接着,会议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调动,如那些人到国民党区域去,那些人上前线,那些人留在陕北等。继之决议了八路军中政治工作的纲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办法等等。此外,讨论的特别多的是八路军出发前线的步骤问题。毛泽东极不愿意八路军三个师同时开往前线,他觉得这样被国民党集中使用到一个战场上,无法不作阵地战。他主张这三个师循不同的道路,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在陕北方面还应以编组未竣为借口,留驻两个旅,以资巩卫,以免国民党乘机派军队来驻防。这些问题也都次第顺利的解决了。
最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们先后说明这个职务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担任的,并已呈报南京,但仍未获得正式任命。现在林伯渠事实上担任八路军驻西安的代表,与西安行营联络,解决八路军的补给问题,无法抽身回到延安来。他们还认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对内对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义。
迟到了几天的秦邦宪,是劝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最积极的一个 。他在懋功时,原是首先向我斗争的,这时他的意向有些转变,也许他在西安事变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助手,见闻较广了。他向我说由于以往的党内斗争,外间已知道一些我们内部有过分歧的情形,现在我能出任边区政府的主席,外间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只有我能担任,因为我的名字在外间易于通过。他更强调现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出发作战,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同志们都会觉得党内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当时曾以个人能力有限为理由,极力谦辞。秦邦宪更进而说到他们都信任我,而且相信我的能力,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张闻天等又相继表示他们完全信任我,并保证凡边区政府所管辖的事,无论对内对外,概由我主持,当决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让同志们因过去了的事批评我。他们而且说现在中共内部更要团结一致,来应付这个抗战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
① 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
② 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③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事变前返抵延安。
④ 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
第二章 边区政府
这一章自然是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遭遇的种种经过。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渠等人鉴于中国闻之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理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河北地区发展。一二〇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组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皮的汉奸。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被掀起来了,这是由检讨陈昌浩应负西路军失败责任开其端的。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逃到他的家乡湖北,企图回到鄂豫皖苏区去。抗战爆发后,他于八月间潜行来到延安。他见着我时羞惭满面,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他闲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时写些有关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共延安积极分子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选择这个时机来展开党内斗争,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八路军已转入敌后,抗日形势果不出他们所料。反对我的斗争虽在当年二月间已告一结束,但暗中反对我的宣传,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张闻天径指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表示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右倾观念,对蒋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据他们看,足见反党分子又在新的形势下从事反党,非重重予以打击不可。
斗争陈昌浩的会议,连续举行了约一个星期。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五百余人,多数是延安以外来的小伙子,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的党员学生,少数是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主要内容还是土匪、军阀、反党那一老套。那些党校学生往往不根据事实,任意攻击和污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错误,都是出自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陈昌浩这班人,中央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参加最初几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曾出席作一个总的答辩。我首先指出这次检讨西路军失败经过,又牵涉到过去一、四两方面军对立的往事,真是遗憾。我说明当年红军的西进计划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经历。陈昌浩同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红军中不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红军也都有过惊人的贡献。四方面军在西进的艰苦战争中,牺牲惨重,一般将士,英勇奋斗,真是可歌可泣。同志们若不研究这些情况,批评一定不会中肯,许多言词都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空谈。至于两个中央的对立,我早就承认了错误,请你们相信我,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应当承担的,而且这是早已过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战发生,也许我早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以往一切,挺身出来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一九三〇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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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附录: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进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荣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误谬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借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其以为人民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民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廿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覆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事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国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抑全体民族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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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admin » 2012年4月21日

我的回忆 张国焘 ,谢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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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暖气片 » 2012年4月21日

回复看一下,谢谢作者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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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肖愔 » 2012年4月24日

不知道能否下载,最好下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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