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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關係的惡化，還突出表現在英國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採取強硬、進攻性的態度，使雙方關係進一步緊張。

八九年八月十四日，港英政府常務司屈珩發表題為《收拾殘局》的講話，表示「六四」事件使港人信心受到打擊，他要港人研究九七后中國的駐軍問題，以及基本法草案中有關宣布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條文，還提出希望中國當局延期頒布基本法。

香港本來就有人擔心中國在香港駐軍。在中英聯合聲明談判期間，鄧小平批評耿飆講香港不駐軍是胡說八道，曾引起震動。「六四」北京用軍隊鎮壓愛國學生運動，更使港人震驚。屈珩重提這一問題，政治上的企圖顯而易見。

屈珩用《收拾殘局》這個講話向中國發動攻勢，顯然不是他個人的舉動。我們研究之後，根據北京確定的精神，決定給予回應。並報告北京備了案。

八月十八日，我們以新華分社名義，評論屈珩的講話，是「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並在香港《文匯報》上發表專論，指出屈珩這樣做，違背了起碼的外交常識。第二天，北京也有反應，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是中國的事情，不容干涉，並突出：「最近一段時間來，包括港英政府常務司在內的一些英國官員，公然對基本法起草工作橫加指責，粗暴干涉，甚至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提出中國不要在香港駐軍的荒謬主張。」把事情提高到英國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的高度。

駐軍問題是基本法起草中，突出爭議的問題之一。雙方爭執不下的背後，還有一個香港添馬艦海軍基地，及英軍在港三軍總部的問題。當時，英國似乎還不便公開提出。

英軍在港的駐地共有二十多處，分散在新界、九龍和港島。英國給中方的交還方案，是九七年英軍撤走時，將這二十多處兵營，一部分交給中國，主要是新界等邊沿地區的駐軍點；一部分交給特區政府，做為紀律部隊（即警察）等部門使用；還有一部分位於市區的，改為商業用地，這包括添馬艦海軍基地和窩打老道兵營等處。

添馬艦基地是英國駐港的海、陸、空三軍總司令部。據我們了解，添馬艦不僅是英軍的總指揮部，還駐有特殊部門，許多現代化的偵察手段、設備，可能都集中在那裡。傳說英國政府曾經想在九七后將其改為總領事館，並放出空氣進行試探；中國也放出空氣，表示不贊成。也有傳說，英國打算把添馬艦拆毀。後來又有傳說，把海軍基地搬到一個小島上，再把這裏填海造地，作為商業用地。（現在英國已單方面將海軍基地搬遷昂船洲，英方也單方面宣傳，九七年就添馬艦三軍總部移交給中國。）

中國的軍事部門，以總參謀部為主專門成立一個小組，按英國提供的資料，在港英政府的同意和配合下，到香港實地視察。港澳工作會議上，也曾做過討論，基本同意英國的設想，但有些方面也有異議，主要是認為應在九七後由中方決定。是否把市中心區的駐軍點改為商業區，中國內部也有不同意見，軍事部門想要全部接收，港澳辦、外交部則不想全部都由軍事部門接收……。他們之間交換意見得不到結果，因此難以具體與英國交涉。

李后曾當著姬鵬飛面，要求我幫助他們向楊尚昆反映，要楊尚昆支持他們的意見。我尚未來得及向楊尚昆講，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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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布戒嚴之後，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原定五月廿二日國內草委組團來港，因北京政局劇變而臨時延期，姬鵬飛也取消訪問香港。一些香港人士先後公開宣稱辭去基本法草委或咨委的職務，原定六月三日舉行的咨委會第七次全體大會，因北京和香港的形勢而宣布延期。

北京「六四」的槍聲，更使港人感到唇亡齒寒。九七之後，香港能否保持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中國能否兌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還有沒有民主和自由？都引起港人質疑。出於爭取九七後有更多保障的心理，港人對基本法的內容，特別是政制的民主進程，有了新的要求，政制方案的爭論，因而更為激烈。

激進民主派勢力乘「六四」之機，空前膨脹，他們又乘香港人普遍接受「民主拒共、民主限共」之機，要求基本法重新諮詢、重新討論，一部分人甚至喊出「徹底否定基本法」的口號。

社會各個階層、各個派別，包括中間派（其中包括一些左派）所提出的政制方案，都要求加快民主進度，即直選進度。

在敘述各方要求加快民主進度，提出新主張、新方案之前，有必要回述基本法徵詢草案中，「主流」方案的一些情況。因為，後來的所有加快進度的方案，幾乎都是針對這個「保守」方案提出的。

回顧八九年，基本法徵詢草案出現了「雙查方案」，它是以草委查良鏞「主流方案」為基礎的產物。

八八年底，草委會政制專題小組在廣州開會前，十一月的某一個星期日，我正在深圳貝嶺居休息，查良鏞找我，他是草委專題小組的召集人之一。我即請他來貝嶺居，順便請他嘗嘗揚州新來名廚的淮揚菜。

見面后，查良鏞向我介紹了他所設想的政制方案：行政長官以大選團方式產生；立法局議員普選和其他方式產生的比例分配等等。最主要的是，他主張由第四屆開始「檢討」全面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局議員，即九七后十五年，通過一定程序（例如立法局多數通過，或全民投票），決定是否全面實行普選立法局議員和行政長官。

我並未對大選舉團及議員產生比例表示異議，但對第四屆就「檢討」，認為快了些，建議是否可以推遲一至兩屆。我當時考慮，形勢發展難料，民主步伐之快慢，不可完全由人為規定，「立法」時應將「安全」係數打足一點。如果條件提早成熟，「法」是可以修改的，「檢討」也可以提前。

他解釋說，如果第四屆時普選條件仍不成熟，「檢討」還是有可能通不過的。

因為是交換意見，而且未來變數甚多，所以沒有繼續討論下去。

在廣州的政制專題小組會議上，查良鏞提出了他所建議的這一方案。據說他還有一個方案，主張將普選延至九七的三十年後，因為過早外泄，遭到反對，而改提現方案，將普選「檢討」提前了十五年。

我對這個說法信疑各半。信的是：是否我的意見影響了他，在我們會談后，他修改了原來的打算？疑的是：我的意見是推延一至二屆，即五年或十年，而非十五年。立法局議員第五屆、行政長官第四屆「檢討」實行普選，是查和我交談時他原來的主張。

但不管事實為何，查良鏞後來在爭論日趨激烈之際，被記者所逼，說：「許家屯比我還保守。」確是實情。在他和我交換意見時，我的看法的確比他還「保守」。

查良鏞的方案，在廣州專題小組會上略經修改，被稱為「主流方案」，各方議論很多，主要批評是「保守」。

當時，姬鵬飛事先沒有召開會議，統一黨內意見，我不知道李后、魯平他們主持專題小組會議時，是否有「底」。我和查良鏞交換意見，也只是自己的想法。當時其他方案也很多。以「主流」二字形容查良鏞方案，我認為未免為時過早。

為此，我曾問過參加會議的毛鈞年，為何稱查方案為「主流」方案？毛鈞年回答說：「是小組多數人的意見。」

兩個月後，草委會全體會議在廣州花園大酒店召開，主題是審查表決各專題小組的草案，為基本法第二次諮詢草案做準備。會議決定，除將專題小組議定的條文逐條付諸表決外，草委在徵得規定人數聯署后，還可以提出專題小組草案以外的提案。

在開會前，我曾向姬鵬飛建議，是否開一次黨員草委會，統一黨內認識。姬鵬飛只聽進一半，要李后、魯平找黨內草委個別「打招呼」。

表決結果，出現意外：查濟民的方案獲得了通過。查濟民對查良鏞方案——行政長官第四屆、立法局第五屆，進行全民普選的「檢討」程序，附加了四個條件。這四個條件是：一、須獲得立法會議員多數通過，二、行政長官同意，三、全國人大批准，四、需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格選民投票贊成。

查濟民的方案，事先確未引起注意，但與當時內地某些草委和香港社會上層草委思想上接近，獲得通過，不算意外。但是當社會對查良鏞方案有爭議，較多人認為查方案「保守」情況下，兩「查」方案結合，更加平添「保守」內涵，的確出乎中方領導層意外。

查案通過後，魯平對李柱銘說，他估計不到查濟民修正案可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他自己沒有投票支持。李后也對記者講，他投了棄權票。

這次草委全體會上，還有一些小組議定的提案沒能獲得通過，例如關於特區政府財政政策的議案，未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票，退回專題小組重議，又如譚耀宗等草委關於勞工福利等等提案，也未獲通過。

財政政策的提案，未獲通過，估計除與港英政府關係較密切的幾個香港草委投了反對票外，內地草委也投了反對票。這條草案原來還有一個設想，是擔心港英政府在撤離之前的十二年統治期間，改變以往的財政政策，改變稅率，不自量力，增建公共設施，既為英商增添承建機會以獲利，又增加港人負擔；基本法雖然不能干預港英政府統治期間的財政政策，但仍可從政治上施加影響，有所制約。

對這一條，英國政府不只一次通過外交途徑要求修改，與港英政府關係密切的某些香港草委，也多次在專題小組內提議修改。內地有些草委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擔心束縛未來特區政府的「手腳」，方案他們將來無法根據實際情況辦事，未獲通過雖屬意外，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關勞工福利的提案未獲通過，則很難理解。香港草委中，工商界委員比重較大，他們投反對票可以理解。內地草委共產黨員占多數，他們不投贊成票，卻投反對票、棄權票，則屬意外。

這個提案的內容是，香港工人有罷工權，以及有關勞資集體談判、設立中央公積金等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刪除了有關罷工的條款，有人主張香港也要刪除，我支持「左派」工會的意見，主張基本法應該列上香港工人有罷工權利。

全體草委會前，我曾與姬鵬飛議論，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工人與資方鬥爭，罷工是一個很重要的武器，雖然這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輕易使用的手段，但不能把工人的這一重要權利剝奪。

集體談判也很重要，這樣才保持工人可以依靠團結的力量，在和資方談判時，有取得成功的條件。而且，香港工人多數未曾組織起來，「左」、「中」、「右」公會又分散了工人階級的團結，與資方談判時，有集體談判法規依據，可以相對地增強組織力量，當然，解決勞資糾紛，還要堅持勞資兩利原則，不能過分。

香港勞工福利單薄，退休后無保障，中央公積金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正常要求，我們應該原則支持。中央公積金實行起來確有困難，但可以采靈活方法實行。如果基本法不列入這些原則，工人最低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工人將降低對基本法的支持，不利香港社會穩定、繁榮。當時姬鵬飛都表示同意，竟未獲通過。

會後，姬鵬飛召集了黨內正、副主任、正、副秘書長會議，議論了會議情況，大家基本滿意會議表決結果，該通過的大多通過了，不希望通過的，基本上沒有通過。雖然查濟民提案出乎意料，但並非最後方案，經一定程序，仍可修改。對財政政策，李后等主動表示，爭取做些文字修改後，再提請表決。我對勞工福利提案提出要求，請姬鵬飛、李后等做工作，說服內地草委在未來表決時，要給予支持，我特彆強調：「基本法不能讓香港工人失望。」姬鵬飛表示同意。

但是，「六四」后，最後一次草委會全體會議，表決基本法草案時，「集體談判」這一項，仍未獲採納。那時，我已被公布離休、調回內地，港澳辦主持的港澳工作的內部會議，我已經不參加了，究竟什麼原因不採納，我也無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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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六四后，政制政論激化的情況。

英國政府一方面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立場，中斷中英間高層官員往來，拒絕參加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例行會議，另一方面，推動與他有聯繫的社會力量提出的政制方案，如「兩局共識方案」，企圖加快民主進度，既向中方施壓，又與激進民主派爭奪社會影響，限制其繼續膨脹。當時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公開說：「兩局能達成共識（指形成方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當時北京的學生運動，和香港市民聲援行動的影響。」

激進民主派重新提出「一九零」方案，建議立法會九一年應有半數直選議席，九五年實行全部直選；維持他們原來的提議，在九七年就由全民直選產生行政長官。他們聲稱，如果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九七后就更無法實踐。

連一向贊同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的工商界，以及「中間派」，也起了變化，認同加快民主步伐的主張。

這種情況帶來的問題，是在各階層政黨沒有組成，激進民主派力量空前膨脹，未來立法會向中下層傾斜，甚至向激進民主派傾斜的可能性加劇。

當時，咨委會的副秘書長邵善波提出「一會兩局」的構想，副社長毛鈞年將構想方案送給我，經工委認為這個方案可以考慮。

這個方案把立法會分成兩局，「地區選舉局」和「功能選舉局」。「地區選舉局」采混合選舉，頭一、二屆半數以上議席為直選。「功能選舉局」由各功能界選出議員，類似西方的上、下兩院，或參、眾兩院。

一個議案，如果兩局都予以通過，當然沒有問題。假如一個議案未獲直選醫院這一局通過，而另一個通過了，就在立法會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這時就由行政長官來決定，或由兩局互推出代表研究修改，爭取兩局都通過。如果不行，則由全體會議的三分之二多數做決定。

邵善波這個方案，當時還只是大致上的構想，細節上的考慮不夠。我把這個方案帶到北京，在姬鵬飛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上研究，大家支持這個方案，認為在「六四」后的新形勢下，這是個辦法。回香港后，我們正在研究怎麼推到社會上去，還未有具體步驟之前，羅德丞突然公開提出了這一方案。我很詫異，羅德丞怎麼會知道這一方案？又如何拿去的？我仔細查問，但無結果。

羅德丞推出「一會兩局」方案之後，政制政論立即尖銳起來，本來社會上不同的力量各自推銷各自的方案，現在矛頭一起轉向「一會兩局」，認為這是中方支持的，羅德丞也這樣宣稱，事實也是如此。一些協調活動也活躍起來，試圖聯合起來對抗「一會兩局」。

「一會兩局」方案，與當時社會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氣氛不一致，我們考慮要適當滿足社會思潮，又要防止立法機構過於傾斜，以至影響「九七」后特區政治局面立即大變。鑒於社會氣氛過於情緒化，考慮這個方案出籠后，難以避免會遭到批評，因此打算有步驟地推出，以減少阻力。豈知羅德丞搶先出籠。羅德丞的社會形象本來欠佳，他又公開講過，反對因六四事件而要加快民主進程，引起社會更大反感。「一會兩局」方案由他推出，一時形成「圍攻」的對象。

工商界的羅康瑞，和中間派的程介南等人，不久也推出一個「四、四、二」新協調方案，即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立法機關議席，由四成直選、四成功能團體、兩成大選舉團組成。他們強調，這是港人協調出來的方案，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羅康瑞、羅德丞原本都是八十九人工商咨委會的成員，現在各提一個方案，社會上稱為「大羅」、「小羅」方案，與「雙查」方案前後並存，而「大羅」、「小羅」本是同夥，現在卻針鋒相對。

激進民主派則認為讓步太多，仍堅持他們新的「一九零」方案。

這是，我們得到信息，港英政府也支持「四、四、二」方案。還有信息說，「四、四、二」方案出自港英政府。我們估計可能性也不大，很可能是港英將方案「接過去」，予以支持。港英政府可能由於「兩局共識」，英國色彩過濃，要中方接受的可能性很小，便透過所謂三派協調——工商界、民主派、中間派——的方案，企望中方接受。後來，衛奕信明白向中方「推薦」「四、四、二」方案，證實了我們這個估計。

我從與英商高層某些人的接觸中，間接證實這個信息，他們直截了當地向我「建議」：希望中國接納羅康瑞的方案。

新華分社同仁認識羅康瑞的人較多，對他多持好感。傳說羅康瑞從父親手中拿了十萬港元起家，事業上做得很出色；政治上也有獨特立場和見解，是個少有的人才。我有通過。

羅康瑞為推銷「四、四、二」方案，專門要求見我。我聽了他的介紹，表示考慮他的意見，也做了解釋，實際上表達了不盡同意的立場，他是一臉失望的表情和我握別的。

中間派的張家敏、陳介南也要求見我，介紹「四、四、二」方案。我給了他們與羅康瑞相同的回應。

在林立的方案爭論中，社會輿論激烈展開，主要集中在「四、四、二」、「一會兩局」、「新一九零」等方面，而「一會兩局」、「四、四、二」成為爭論焦點。這時，工商界八十九名咨委有部分委員，提出一個綜合兩方案的「新綜合方案」，將立法局議員的產生，分成三個組別：功能、直選、大選舉團；將「一會兩局」方案中的兩局，改為分組別計票。由咨委會副主任郭志權帶到北京，向港澳辦介紹，得到實際上的支持。他們回港后，公開向社會推薦。

在姬鵬飛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上，討論了關於政制方案問題，大家同意李后的意見，以「新綜合方案」為基礎，協調各方意見，擬定方案，在最後一次草委會上提出表決。在直選議席上，英方已提出九五年二十四席，九一年二十席，會議上確定的「底牌」，是九五年二十席，九一年十八席。據此，不僅要在香港社會上進行工作，還需與英方協商。

為了配合推出「新綜合方案」，我於八九年國慶香港籌委會開會時，講了一次話，呼籲各界和諧、合作，固然是希望緩和政制政論，也希望多少寬解一點六四後港人對中方的對立心態。原來就估計作用有限，講話之後，政制方案的政論，仍然沒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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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三日，最後一次基本法草委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幕。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逐條表決基本法草案，將通過後的草案，送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這是歷經四年八個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後一道工作程序，看來多數草委懷著嚴肅多於歡欣的心情與會的。

這時我已退休，周南接任新華分社社長和港澳工委書記的職務。港澳辦召開的有關港澳工作的會議，我已不參加了。有關港澳工作的文件，我也看不到了。會議開始，我主動去見姬鵬飛，他告訴我，政制方面和英國的交涉還未達成協議，估計在會議表決前會有結果。姬鵬飛要求我在表決政制方案時，先找霍英東、李嘉誠、黃麗松等人做工作，希望他們投票贊成大會草擬的方案，使得爭議最大的分組計票條文，能保證取得三分之二的同意票而獲得通過。我向姬鵬飛表示，儘力而為，「站好最後一班崗」。

中英爭執焦點主要集中於立法會九一年的直選議席，英方堅持二十席，九五年再增至三十席，後來又退為二十四席；中方堅持九五年十八席（立法會人數不超過六十人，直選議員不超過三成）。爭執之二：中英雙方關於九七年後，立法會、行政長官，經直選產生的時間問題。雙方爭執不下，英方提及如果協議不成，將會單方面行動，中方又提出「銜接」，予以反擊。本來在「本子風波」后基本上已獲得解決的問題，又成為爭執的熱點。

據我所知，「銜接」原指政制方案，以及進度的安排。九七前英國的方案與進度，須與九七后特區政府按基本法規定的方案相「銜接」。當時在中英雙方協議過程中，不僅討論了立法會的「銜接」問題，而且涉及公務員的「銜接」，以及首任行政長官的問題。英方實際承諾了政制方案和執行的進度，須與基本法相「銜接」。中方也承諾：港英政府公務員除少數外籍高官外，九七后特區政府全部留用；雙方還交換了關於首任特區行政長官，在九七年前，如何「見習」、「熟悉港英政府情況及運作」等問題。英方曾有在九七年前，設副港督，由中方認可的港人擔任，九七年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設想，中方則認為，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由英國的副港督擔任，有礙觀感，不能考慮。雙方雖未能達成具體共識，有所承諾，但非正式地有了可以交換意見的「默契」。

表決基本法草案前夕，中英關於「銜接」的爭執，涉及哪些內容，因我已離職，僅知姬鵬飛告訴我的，是直選立法會議員的議席問題。在會議之前，英國外相韓達德訪港公開承諾，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必須與九七后的政制銜接，並說英國不能單方面決定香港的政制，一定要與中國商討，這說明關於銜接問題，雙方已經原則上解決。可是，會議開始前一天，李后、魯平公開說，基本法中有關政制部分的草案，仍未能最後定稿，還要等待中英協商，公開暴露了基本法關於政制草案需中英取得協議，才能定稿。招致香港有輿論諷刺草委是橡皮圖章。

十四日上午，姬鵬飛高興地告訴我，英國已知會外交部，同意立法會九一年直選十八席，九五年二十席。隨即，會議上出現了廖瑤珠的書面建議，對草案的「主流方案」，即提交會議表決的方案，提出三點修改意見：一、要求九五年直選議席由十八席增加至二十席，二、分組計票只限於議員議案和議員對議案的修訂提案，三、立法機關內，非中國籍成員的比例，由百分之十五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周南隨即在小組會發言表示支持。我想，廖瑤珠這三點修改「建議」，可能就是中英雙方達成的協議。果然，基本上就是按照廖瑤珠的建議，對草案做了修正。

姬鵬飛交代我的「說服」工作，進行得頗不順利。

李嘉誠對分組計票持反對態度。我與他交談了三次，第一次李嘉誠堅持反對，第二次表示可以考慮，第三次又表示不能同意。香港草委中有幾人是視李嘉誠態度行事的，他們在會議期間，經常交換意見。如果我們爭取不到李嘉誠的支持，則持反對票的將不僅是李的一票。我向姬鵬飛反映了李嘉誠的態度。最後，姬鵬飛把李后招來。估計了情況，認為分組計票這一條，即使李嘉誠投反對票，也可能獲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少幾張票無礙。

霍英東對分組計票也有意見，經交換意見后同意支持，但他向我提出，基本法草案第一百四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體育政策，民間體育團體可依法繼續存在和發展」，是否在「民間體育團體」前加上「原有」兩字，以強調保障香港原有民間體育團體的權益。霍英東說，他這意見已提過幾次了，都沒有得到重視，他很不滿意。我向姬鵬飛反映，建議考慮霍的意見。當時李后、魯平也在座。李后不贊成，認為現有文字已有這層意思了。我講：「這隻是個文字問題，並不牽涉原則問題，只是加上『原有』二字。但對霍英東來講，就不是一個文字問題。霍英東也曾表示，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看法，我建議，這樣的非原則問題是否就滿足他們？」

但是，我的建議未被採納，因為具體負責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是李后和魯平，姬鵬飛又不明確表態，李后他們還是按自己的意見處理。他們連純技術性的問題都不能靈活對待的態度，使我無法再見霍英東，給他答覆。

我還與另幾位香港草委交換了意見，發現他們和李嘉誠態度大體一致。

十六日大會對草案逐條投票，表決的結果，均以絕大多數票通過。分組計票條文雖有七票反對，也通過了。我估計這七張反對票，是李嘉誠及受他影響的幾位香港草委所投的票。

基本法草案通過後，姬鵬飛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宴請全體草委，會上姬鵬飛、李后、魯平等人興高采烈，敬酒唱歌，滿場飛舞，我卻茫然若失，高興不起來。

　



第十六章 去國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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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江澤民、李鵬在處理有關香港的一系列事情上，我難以接受，對江澤民從抱有希望，迅速走上失望。

前文曾述，為了恢復港人信心，組織香港中上層人士去北京，多數人經我們一再工作，情不可卻，同意去北京見江澤民，但不願意見李鵬。江澤民在北京單獨見了幾次香港人士后，可能李鵬有不滿表示，江澤民便不願單獨見了。為打開僵局，我們又專門做工作，爭取有人願見李鵬，羅德丞是六四后第一位公開要求見李鵬的。

為了爭取早日恢復胡應湘投資的深圳至廣州高速公路工程，恢復港人信心，我做胡應湘工作，他說早就有此願望。談及與廣東省協調方面有一些困難，我表示願去廣州為之奔走。我即去了廣州，找省長葉選平商量，葉首肯予以支持。過去，趙紫陽對胡在內地進行電廠、高速公路投資是支持的，但李鵬有異議。因此，當我動員胡應湘去北京見李鵬時，他立即答應了，並同意見報公開。看來，胡是想乘此改善與李鵬的關係。我即發電給北京，要求李鵬接見。連發兩電，不見答覆，便第三次電催答覆。李后旋來電話說，李鵬秘書告訴港澳辦：「首長不見胡。」問什麼原因，答不知道。我很難受，一個大國總理，心胸如此狹窄！怎樣向胡應湘交代呢？只能託人違心地告訴他：「北京尚未答覆。」

六四后，李鵬、魯平接見滙豐董事長蒲偉士，蒲偉士一方面表示對香港有信心，一方面又告訴他們，滙豐要「改組」，要把總部遷到倫敦去。對行將撤退的打算，進行試探。

李鵬可能出於不了解情況，毫無警惕地表示「讚賞」，熟悉情況的魯平，竟然也沒有起應有的「參謀」作用，作任何「補救」。 蒲偉士打了一個大勝仗。回港后，立即展開其預定的撤退行動，最終宣布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將總部遷至倫敦，完成其所謂「改組」的計謀。

香港有輿論指出，滙豐領導層對滙豐的「改組」，既保持了他在香港的利益，可以繼續在港以及大陸進行商業活動，又避免了九七后，中國或香港本地可能發生的因素，影響對滙豐領導權的「失控」。此評論一針見血。

滙豐的章程規定，每一持股者不得超過百分之一，港人持有股份佔百分之五、六十，但董事會成員不由占股多少來確定。董事長按章程應有董事會選出，但實際知情者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幕後實際由誰來「拍板」董事、董事長人選，外界不知道。我在港時，雖然作過調查研究，也不知悉。九七前，港英政府統治期間，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但為時不多了。九七后，會不會出現港人股東要求修改章程，由股東占股多少選出董事會董事，再經董事會選出董事長？為避免這樣的情況，蒲偉士對滙豐的「改組」，使英國人成了大股東，香港滙豐成了倫敦滙豐的「子」公司，一勞永逸了。中英在策略運用上的智愚立見分曉。

在中英另一次較量中，英方又勝，中方不但損害了自己，更損害了包玉剛。我也在這一戰役中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

趙紫陽曾提出，在大陸或香港，成立一個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國民航改進並吸取外界經驗。「港龍」航空公司就是在此設想下，並在國務院和香港新華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國際投資公司與曹光彪合作，在香港創辦的。開始時，曹光彪吹噓公司的中國政府背景，招致英國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制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並以「港龍」非英資，不符香港法規為由，遲遲不予批准。這樣，我才出面，請包玉剛出主「港龍」董事長，佔大股。包玉剛連同曹光彪之子（英籍），兩者占股份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使「港龍」成為英資為主的航空公司，得以批准成立。

「港龍」成立后卻得不到中國民航的支持，業務開展不順利，為此，我幾次去北京，並曾與當時分管民航的副總理李鵬開會研究，支持「港龍」開展內地業務。「港龍」經營幾年，連年虧損。其間，國泰航空曾與包玉剛接觸，考慮相互換股，實際上將國泰成為「港龍」的控股公司。包玉剛徵求我意見，我不便公然反對，建議他考慮中國民航的反應，包玉剛立即表示放棄與國泰換股的打算。

在這之後，香港中信公司榮智健購進了國泰的股份，成了國泰董事。這一舉動，榮智健事先沒有告訴新華分社，我估計他至少得到李鵬批准，王震贊同的。此事，對包玉剛刺激不小，事後才知道，包當初考慮與國泰換股，國泰允許包進董事會，任副董事長。

九零年，「港龍」經營好轉，已略有盈餘，包玉剛將董事長讓給他女婿，正準備增購飛機，增加航線，大展宏圖之際，包玉剛突然找我，告訴我他將要將「港龍」股份「讓」給曹光彪，再轉讓給中信榮智健。我事先毫無所聞，詫異地問其原因，方知讓股之事是榮智健主動提出的。我看包雖表示不在乎，但又流露很無奈的樣子，便請他待我查明情況后再議，包同意了。

此時，曹光彪也找了港澳國際的董事長張建華，提出要港澳國際所持「港龍」航空的股份，「讓」給中信榮智健，並告訴張，包玉剛已同意將其所擁有的股份「讓」給榮智健了。

張建華問曹光彪：「你們這樣做，是何打算，新華分社知不知道，有沒有經過北京什麼人批准？」

之後，張建華告訴我，收購計劃是楊尚昆同意，李鵬批准的。收購后，榮會將包玉剛所佔股連同曹光彪讓出部分的股，一併轉讓給國泰。中信保持港澳國際讓出的股份，國泰佔大股。業務經營也「委託」國泰管理，增添飛機向國泰租用，國泰停飛大陸北京、上海航線，「讓」給「港龍」航行。

這樣一個完整的計劃，使港龍實際上成了國泰的「子」公司，不僅違背了成立的初衷，也解決了國泰當時難以克服的難題：與中國民航在內地和香港航線上，瀕臨以失敗為結果的爭執。至少，國泰已暫時保持了其航行特權。

我向包玉剛打招呼，請他暫不向榮智健讓出股份。我立即飛北京，要求見楊尚昆、李鵬。楊尚昆見我，表示只是聽了榮智健的彙報，「我並不了解實際情況」。

李鵬不見我，要鄭家華代見。鄭聽了我的彙報，表示理解，但不表態，他要去向楊、李請示。隔天，鄭告訴我，楊尚昆還是那局話，他是聽了榮智健的彙報，但不了解實際情況。李鵬則表示，不考慮改變。我請他們再考慮，並建議鄭家華，找一些熟悉香港這一方面情況的人多了解一點情況，看看他們對國務院的決定有什麼意見。

此時，榮智健也到了北京，我估計與我此行有關。

我又要求李鵬直接聽我彙報，還是不見。鄭家華第三次見我，仍堅持不變，我反覆說明利害。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他先拍了桌子，我也拍桌子相對，責問他：「還要不要黨的原則？要不要照顧統戰對象？」兩人不歡而散。

回香港后，包玉剛可能已知道情況了，（他怎樣知道的，我不清楚。）請我吃飯——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晤，談了不少帶感情的話。一見面，他反勸我說：「我已經將股權讓給榮智健了（名義上讓給曹光彪，由曹再讓給榮）。謝謝你的關心，這事就算了。」談著談著，又說：「我平生只做了兩件失敗的事，一件是投資渣打；一件是港龍！」我能說什麼呢，他投資港龍是應我之請，我只好說，真過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

張建華來請示，曹光彪告訴他，包玉剛已經讓出股份了，要張把港澳國際的股份也趕快讓出。張問：「是否也讓給他？」我氣憤地說：「曹光彪說了不算，要讓，要他們拿國務院的文件來。」隔天，榮智健要求見我，他無事不登門，我明知道他為此事而來，仍然見了，他稱我叔叔，道明來意，我也同樣告訴他，要港澳國際的港龍股份，需國務院來通知，我會照辦。果然，不多天，國務院來了通知。可見，李鵬對他是如何支持、「愛護」。

四中全會，江澤民正式當了總書記，要中央辦公廳告訴新華分社辦公廳，每日報送香港報刊，及內部編刊的有關香港及大陸的反映材料。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告訴我，他已照辦。總書記關心外界反映，關心香港工作，我同佘孟孝都認為對香港工作來說，是好事。但佘反映，江澤民在上海當市委書記時，也向新華分社辦公廳副主任許某要港澳工委的材料，而許某竟沒有請示秘書長，就自己辦理了。事實上，工委是主動將香港及外界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等方面一些信息和材料，提供給內地部、委及省、市委負責人參閱的。新華分社專門為此編印了各種「參考」。許某是江澤民在電子工業部任部長時，副部長曹維廉的秘書，後來曹維廉來新華分社任副社長，許仍隨同任秘書，曹逝世后，改任辦公廳副主任。江澤民當時通過這樣的關係，要工委的材料，我們感到意外，這種做法不符黨的組織原則。但事已過去，而且江澤民又當了總書記，佘孟孝反映之後，我們相視苦笑，搖搖頭，沒再說什麼。不久，中央辦公廳又向新華分社組織部下指示，鄭華在工委會上告訴我和幾位副社長，江澤民指名要新華分社提許某為辦公廳主任，大家十分詫異，有位副社長感嘆：「總書記真是管得太細了，關心到一個辦公廳主任！」大家不以為然，也不肯表態，我為了「維護」總書記威信，作了和事佬，對鄭華說：「劉林（辦公廳主任）正好要辭職，就讓許某做吧。」後來周南上任當了工委書記后，就立即指定許某主要負責整理關於我的「材料」。我聽到后，感慨不已。

八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澤民會見基本法香港草委和部分咨委時講：「井水不犯河水」，在香港社會引起反感。我們在社內同仁中議論：「怎麼能這樣講？這會給人認為，他們不了解香港情況。」香港市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國人，香港已面臨回歸，怎能將香港人視為外人，稱之「井水」，而排斥與「河水」，中國人之外呢？六四中，香港人的愛國活動，不能視為「井水」犯了「河水」，即使有犯，也是極少數，怎能將絕大多數香港通報，置於敵對地位呢？我當時估計，江澤民可能聽了李后、魯平的彙報后，接受了他們不正確的信息和意見所致。

不久，又發生江澤民評論新機場事件。

港英政府籌建新機場是個龐大的建設計劃，卻發展成中英政治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姬鵬飛曾問過我的看法。我說，七十年代，港英就由在赤鱲角建第二機場代替現有機場的打算，後來因知道我們要收回香港，擱置了計劃。八六年，胡應湘、李嘉誠提出比港英更龐大的開發大嶼山、香港島西海域，建第二機場和擴展碼頭港區的規劃，因港英政府不支持而胎死腹中。現在，港英方面為了在撤退前爭取人心，撤退後爭取有人懷緬，也是在撤退前應英商利益需要，重提所謂「玫瑰園」計劃，政治上考慮多於經濟上考慮，至少是並重。

我講，從香港經濟發展以至大陸經濟發展上來考慮，建設新機場，擴大海運碼頭，還是需要的，從投資可能上估計，我也初步做了估算，問題不大。按港英過往做法，純由政府投資的可能不大，它可用社會資金，把部分工程經過投標讓給商人經營。也只有這樣，才能讓英商得益。即使完全由政府投資，八年完成，不按他們宣布的一千億估計，加一倍，以兩千億計，按港英政府近幾年的收支盈餘狀況，及這幾年財政收入平均增長幅度，只要保持繼續繁榮，每年平均拿出二百多億，是可能的。但估計港英政府不會這樣做。我告訴姬鵬飛，已不知新華分社政策研究室進行研究，不久將向中央送出研究報告。

幾天之後，江澤民在接見一批人時，突然對港英新機場建設一事表態，說：「不要你情況，我會鈔。」香港社會輿論又引起一陣反感。我想，既然已經有了看法，作了決定，姬鵬飛為何不預先相告呢？當時，我對江澤民的講話有意見，我會鈔的「我」，是指包括香港中國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還是僅指大陸的人民或政府？不久前，總書記剛把大陸的「河水」與香港的「井水」刻意分開，現在講的「我」，使人感覺，僅是大陸人民或中央政府的代義詞。

從社會輿論反映看，基本也是這樣。如果這樣解釋「我」，未來新機場建設超支，怎會是大陸人民或中央政府「會鈔」呢？應是增加港人負擔。總書記如果以此角度，警告港英政府，可能會獲得港人好感。但也需要有待明確一種情況：港英政府將工程全部包下，不採用社會資金，可能出現力不能負，留給特區政府一批債務和爛尾工程。現在，情況未明。「會鈔」之說，未免言之過早。顯然又是誤信了「參謀」之言。

後來，經濟糾紛不斷，是我當時未曾估及的。當時我正努力組織港人北訪，試圖改善中港關係，改善港人對中央新領導班子印象，恢復港人信心。總書記卻在香港具體問題上親自出馬，頻頻發言，又不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至少是不完全符合），這種不留餘地，使自己形象在港人中惡化的作風，我頗不理解，也甚為痛心。

六四后，香港中外財團某些中、上層人士，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醞釀一個所謂一九九七年後，向中國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設想。這個設想，實際上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初期，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如果按香港本地財團的設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規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錢「租用」的財團雇傭或他們自己推舉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資財團的設想，則為他們出面「雇傭」或推舉什麼人來「治港」。第二個不同的是，那時是治權「無價」，這次有人「開價」，每年一億美金，有人開價一億英鎊。

他們紛紛要求見我，進行試探。港人財團多通過他們的中年代表，自己沒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覺如此。如蘇海文夫婦一起來見我，談關於「租用」問題，他當時已在報刊公開發表了文章，提出用十億英鎊向中國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見。他們夫婦向我提出這個「建議」，我猜測可能是蘇海文岳父包玉剛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來。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樣也為此事要求見面，提出相同「建議」。不同的是，他們擔心香港華人財團「雇傭」治港的英國人，或英籍人士，我問他們主張「雇傭」什麼樣人，他們又說不出口，支吾以對。

不論是中、外人士，我答覆他們，第一：我答允將他們的要求，向北京高層反映；第二：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極敏感問題，中國政府接受的可能性「甚微」；第三：建議他們不要再擴散，特別不要再通過傳媒，在報刊上議論。（我擔心北京過度反應，作公開批判，增加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會時，江澤民當了總書記，找我談話，我反映了這個情況，我見他聽得很有興趣，反映過後，問他，要不要寫一個文字的報告？江澤民很爽快地答：「可以，你發一個電報來。」我又問：「要不要同時報小平同志？」江澤民點點頭說：「可以。」這樣，我回港后給「中央常委並小平同志」發了報。

四中全會開會期間，我沒有去港澳辦，沒有和他們談及這一問題。不久，港澳辦開會，討論香港工作。會議未開始前，在姬鵬飛辦公室閑談中，提及這一事件的電報，魯平聲色俱厲地批評：「還是老一套，賣國求榮！」周南同聲響應，姬鵬飛沉默不語。散會後，我適與魯平走在一起，便告訴他，發電報是我口頭彙報后，江澤民同意的。

過了幾個月，江澤民在一次會見某些香港人士的講話中，又公開出面，表示反對此議。我很詫異，為何久未答覆，香港關於此議已見淡化，總書記為何又公開答覆，後來知道，魯平向中央告了狀，誣告我說過，因江澤民同意了這個建議，我才發報的。江澤民才有此公開澄清。

同意發電報變成同意建議本身，江澤民不經查證，即輕信魯平片面之詞，我甚失望。

五中全會江澤民做了政治報告，李鵬也做了所謂重要講話。他們舉起「治理、整頓」大旗，阻止改革開放。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中，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務——個體戶「開刀」，提出要使所謂非法致富者「傾家蕩產」；鄉鎮企業要大加緊縮……在中顧委會的小組會上，多數表態「擁護」新總書記和總理的報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態，強調要尊重價值規律。小組長要我發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況，沒有正面表態。但對個體戶的「新政策」，我表示，改革開放以來，只有政策規定，沒有立法，如何區別合法、非法，建議加快立法。私下，與會者議論不少，不少人認為江、李主張的一套，不合當前實際，難以實施，有人問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計行不通，地方上會有抵制，群眾也會有抵制。會給地方工作帶來不小的困難，但過一段是會恢復的。」

江澤民、李鵬這一系列的言論和做法，使我陷入難以表達的失望之中。我為香港擔憂，為中國共產黨擔憂！





陪同鄧小平會見港澳人士，右第一人為作者。




左起許家屯、毛澤東、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一九六四年攝於南京。




參觀畫展。右起第二人為鄧小平長女鄧琳，右四為霍英東，右三為徐展堂。左一為費彝民。




香港各界人士合影于香港瑞君酒樓。前排左起蔣麗雲、梁鳳儀、許家屯、黃廷芳、譚茀雲、喬宗淮。後排左起陳虹、黃智超、X振英、胡經昌、周安橋、吳光正、黃宜弘、劉永齡、黃志祥、X震寰。
（錄入者注：有二個字未見於掃描件中，故以X字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