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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國紐約股市狂跌，世界性的股市危機波及香港，恒生指數一日下跌約一千點，被成為「黑色星期五」。香港股票聯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四日。全市股民惶惶不可終日，一片凄涼景象。

那天，正好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為籌辦亞運會，來香港募款。我請了一批工商巨賈，設宴美麗大酒店，準備席間請他們慷慨捐贈。當時已知發生股票危機，未開席即談論不已。而且，赴宴者之中，已知不少人損失很大，他們人雖到場，看起來卻心不在焉，勉強應酬的樣子。我向張百發打招呼：「今天席上不要提募款的事了，改日再議吧。」張百發表示理解同意。

我請教人稱「香大俠」的股票專家香植球，他主張：「香港政府應該出面挽救股票。」並簡要解說了些道理，我雖然沒有弄懂，但「政府可以出面挽救」這句話聽懂了。

隔了一天，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來電話，為股市有急事要見。我請他即刻來。他告訴我，滙豐主席蒲偉士央請中銀出面，一齊挽救股市，並說這是港英政府的意思。共需二十億港幣，三家出資，港府十億，滙豐五億，中銀也是五億。徵求我的意見。

我立即召集工委的經濟領導小組商量，大家認為，中英現在關係友好，既是港英政府要求，可以同意合作救市。但滙豐在港的業務範圍比中銀大，他在股票市場利益也大，不應要求中銀承擔同樣負荷；同時，既是「救市」，也可能有一定風險，總要有人負責任，不能只由中銀負。中銀可以不要利潤，不管出資多少，「社會知道中銀參加『救市』，表示中國政府對於香港股市的支持，政治影響大於經濟影響。」成為會議的共同認識。

我將結論電報中共中央、國務院，請求批准。

第二天商務，滙豐主席要求來新華分社見我，見面后，提出同樣要求。我回答他原則上可以考慮，並告已電報北京請示。下午或明天可以告訴結果。也向他提出：「滙豐、中銀都出資五億，有欠公允，你們應多拿一點。」蒲偉士表示感謝中銀合作，出資多少可以再商量。同時，新華分社外事部也接到港府政治部同樣要求。財政司長瞿克誠，也請人轉話向我提出同樣要求（以前從未有港英政府官員這樣做過）。我把回答蒲偉士的內容轉告他，請他考慮。

這幾天晚飯後，我一面等待北京回復，一面請專家為我補關於股票市場的課，一面研究股市情況，也查詢了中資從事股票交易的情況。初步了解，除「光大」外（由王光英經營的，直接對國務院負責），其他方面不多。新華分社的「鑫隆」公司做「期指」，損失多少尚不明，但數字不大。

當時，正值人大常委例會開始，已通知我出席。為救股市，特向人大常委會發電請假，留在香港參加港英政府「救市」。

第三天，中銀蔣文桂幾次講話，說滙豐追問結果，蒲偉士也和我直通一次電話，內容一樣，他們顯得很急。到半夜三時左右，瞿克誠又請人找我，催問結果（我那幾夜都是凌晨才睡），我即直接撥電話找趙紫陽，我估計他已睡，通話第一句就說：「把你吵醒了。」豈知對方說：「哪裡，我們正在開會。」我告訴他「共同救市」一事，港府催得很急，請他早給回復。趙紫陽說：「我們正在討論，我請勁夫同志告訴你。」中央經濟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隨機在電話中問情況，回答說：「我們同意你們的意見，支持港英政府參加救市。他們要答應三個條件，第一，主要負擔應是港英政府；第二，我們負擔不能像滙豐一樣，他們出五億，我們應少一點，中央同意中銀出三個億；第三，港英政府擔保，中銀如有損失，他們要負責。」我隨機告知蔣文桂，請他轉告對方。這期間，中銀集團並出面發表支持股市的談話，以安定人心。

事後，有人告訴我，滙豐在這次股災中不僅未遭損失，且借「救市」獲利甚豐。香港某鉅賈也獲巨利。有人認為中國政府、新華分社做了「傻」事，社內經濟領導小組的同仁中也有類似看法。我解說，我們不應只從經濟上考慮，主要仍應從政治著眼。我們支持港英政府，與他合作，是讓香港以及國際上知道，我們執行聯合聲明規定：在香港仍由英國管制的十二年間，中國給予配合合作。「何『傻』之有！」

王光英做股票交易，是國務院批准「試行」的，他不承認有什麼損失，我也無法查核。「鑫隆」做「期指」損失了一千多萬港幣，其他中資公司那時還沒有放手做股票交易，損失也不多，這次股災，多少都增加了他們對股市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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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英國政府直接向中國外交部交涉，要拆遷九龍城寨。喬宗淮帶回這個訊息，並說港澳辦、外交部都傾向同意，徵求工委意見。

九龍城寨名義上仍是中國領土，實際上中國管不上。英國人也限於條約規定，不能管。並且中英聯合聲明已肯定，一九九七年英國要將香港交還中國，在這個時候，英國政府提出要拆遷，改建為公園，究竟是什麼動機？頗費周詳。最大的可能，估計是想多做一件好事，在香港人心中，多留一些好感。

我到過城寨，了解其中不少居民的衣食來源依靠城寨的特殊條件，例如無牌照牙醫，有些人並非江湖郎中，他們不少是從大陸來的習醫人士，有較高學歷，在大陸醫務界也有地位，因故來港后，受限於香港法律規定，無法公開行醫，不得已才到城寨謀生的。一旦城寨拆除，他們的生活怎麼辦？

剛開始，我不贊成現在就拆遷。我尤其不贊成港澳辦某些人的理由：「將來也是麻煩，不如現在讓英國處理，由英國政府出錢。」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能對他的國民怕麻煩嗎？港英政府的錢，不也就是香港同胞納的稅，用的香港同胞的錢嗎？

新華分社不少同仁都贊成拆遷，包括喬宗淮。我要他去城寨問問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得到回復是，他們認為有條件的拆遷可以接受。

這樣，我同意有條件拆遷的意見，堅持兩條：

第一，香港政府要負責安排城寨居民拆遷后的生活，為他們提供生存條件，如拆遷戶要給予優於現居的安排；無牌牙醫要給他們繼續行醫的條件，或幫助他們專業。

第二，部分街道自治組織成員，須參加香港政府主持拆遷的組織，並且意見得到尊重。

喬宗淮轉告了北京，他們同意。喬宗淮同時也接觸港英政府的有關人員，代表港澳辦、外交部和新華分社，進行溝通。我們也指定他參加主持拆遷的中英聯合工作小組，不過未予公開。後來，港英政府在拆遷九龍城寨問題的具體處理上，還是尊重中方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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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嘉華銀行發生危機，八三年以來接連幾家華人的私人中、小銀行發生危機，原因都類似，除受八二年以來香港經濟低潮影響外，多數家族式銀行，內部管理不當，違法貸款，以至壞賬太多所致。

嘉華銀行為陳氏家族式銀行，在危機發生時，找到中銀港澳管理處，以及香港中國旅行社，希望中資參股，幫助他們克服困難。

中旅經中僑委（國家華僑事務委員會，當時廖暉為主任）同意，正與馬來西亞一僑商合作，考慮增股嘉華銀行。港英政府可能由於該行以難以維持，無法任令其拖延，引發新的全面銀行危機，就由香港銀行業監理處出面，找中銀港澳管理處的蔣文桂，要求中方出面，協助解決嘉華銀行的問題。

過去恆隆銀行、海外信託銀行、友聯銀行等發生危機，港英政府為免影響整個金融市場秩序，維護香港金融中心形象，保護存戶利益，多由自己出面處理。以恆隆銀行為例，港英政府重新立法，動用政府外匯儲備基金收回為政府銀行。

中銀港管處將問題提到工委經濟領導小組討論。我是小組組長，討論了三方面的事：

一、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后，中英合作關係發展頗佳。現在港英政府處理香港金融市場有困難，我們應給予配合。估計他要求中方出面，是由於前幾次直接動用外匯基金救市，受到香港輿論和各界批評有關。

二、根據中銀派人到嘉華查閱賬冊的初步了解，該行壞賬甚多，多系家族另組公司出面貸款，卻無力償還所致。這是違反香港銀行管理法的。並且家族成員多為行內高級職員，不顧念銀行虧損，照領高薪。

因此，中銀港管處對增股事有兩種意見，一是從管理與壞賬情況出發，主張不予支持；一是從政治上考慮，如果港英政府肯負責處理壞賬，可以考慮。

三、中資方面，中僑委已同意香港中旅與僑商合作參股，但中國國際信託公司也有意單獨參股。如果答應英方與其合作，中資由誰出面？是參股還是接收？需做決策。

除第三問題，小組決定，同意英方要求，但對壞賬應請做出保證。並同時報中央、國務院，及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請求批准。也請求北京裁示中資由誰出面。

我隨即去深圳，用電話向張勁夫彙報，請他從速批複。

中僑委與中信紛紛表示對嘉華有興趣。中僑委要香港中旅負責人找陳達明（他分管港澳僑委工作），要求支持他們參股或接管。中信董事長榮毅仁要他的副董事長唐克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原則上我們沒有意見，只要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同意。但中僑委也有此打算，而且是在中信之前已和嘉華有接觸。因此，究竟由誰參股、接管，請各家在北京解決。

最後結果是，港英政府同意利用外匯基金擔保，對該行壞賬負責；國務院批准由榮毅仁的中信接管，並派中國銀行前董事長金德琴，擔任嘉華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經過一年整頓，即走上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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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電力公司早年動議，后經中國政府同意，港英政府決定參与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八六年四月底，蘇聯徹諾比核電廠、美國三浬島核電廠發生意外事故，引起港人擔心未來安全，引發了香港市民反核活動，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這座核電廠的核反應爐由法國廠商製造，發電設備由英國廠商製造，而由中國水電部所組成的公司，與香港英商嘉道理旗下的中華電力公司合營，得到兩國政府的支持。八六年三月，有關雙方簽訂「大核」的主要合同，距動議初始已歷七年，社會給予正面評價，認為有助維護港人和外商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雙方在談判合作的最後階段，一度為了一些「條件」討價還價，爭議不得解決。李鵬當時是國務院主管水電業務的副總理，找我到深圳賓館，要我出面找嘉道理協商。他對我執禮甚恭，一口一個「社長」，向我介紹情況，要我出面同嘉道理講一講，轉告李鵬的意見，假如再談不攏，就準備拆夥了。（究竟哪些問題談不攏，我也不清楚。）最後送我到賓館門外，還笑著說：「煩請『社長』幫忙。」

我回港后，在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內的「美心」宴請嘉道理，很婉轉地傳達了李鵬的意見，沒提「拆夥」，我講，李副總理希望合作，關於糾紛，有關部門的最後底線，你們也知道了，他不準備改變了，希望能談好，不要終結。嘉道理二話沒說，看來他是聽懂了。老人可能罹患帕金斯症，雙手顫抖不易進食，我一再為其助食。不久，雙方簽約。

大亞灣核電廠離香港五十公里，處於香港上風。開始遭部分環保團體反對，繼而一些壓力團體參加，四月下旬終於引發號稱有一百萬人簽名、聲勢浩大的反核活動，還遣專人將簽名送北京，向國務院請願，要求大亞灣核電廠停建或遷廠。

反核聲浪與日俱增，最為港人聽得進的口號是，對安全「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這是一個雖具理性，卻偏重感性，很難解說的心結。同時，還對中國自己管理不放心。

我專程赴北京，直接向趙紫陽建議：「可不可以考慮，把核電廠換一個地方，離香港遠一點？」

華國鋒當政時期，我在江蘇工作，爭取到國務院批准，在江陰縣長山建中國第一座核電廠，發電量也是九十萬千瓦，還在蘇州市成立了核電研究所，做籌備工作。為此，將水電部已決定在江蘇籌建自行設計的三十萬千瓦的核電站，遷往浙江省秦山，以便集中力量搞大核電廠。後來，反「洋冒進」活動，迫使長山核電廠「下馬」。改革開放伊始，廣東省捷足先登，將此「下馬」項目爭取到大亞灣「上馬」！

我和趙紫陽開玩笑地說：「假如核電廠仍在江蘇，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的事了。」

趙紫陽答覆我說：「這事已經考慮過，一個仍在原地建，一個搬個地方。小平同志已經過問這件事了，要看他的意見。」

趙要我等待幾天。

隔了一天，趙紫陽要我去他的辦公室，告訴我：「小平同志的意見，要頂住，原地不動。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如果現在中國頂不住，將來香港政府遇事更頂不住。」

中央既已決定，我回港后，只有爭取港英政府合作，儘力做好市民工作。

對於這次「核恐慌」、「核示威」活動，工委做了兩方面的考慮，既要妥善應付「壓力」，更要爭取港人，平息風波。首先要力爭港英政府合作解決，因為核電站是中英合作項目。

香港政府很合作，推動行政局、立法局議員到法國、美國、日本考察，得出結論，認為安全是有保障的。同年十一月，港府財政司瞿克誠發表公開報告說，已批准向核電廠購電的和約、已批准的中電參与核電廠計劃，都不能貿然撤銷，否則香港信譽及對外關係將大受影響。

中英雙方在民間都做了工作，以增加市民對核電站的了解。核安全咨委會就是那時候成立的，現在仍在運作。

我們派副社長陳達明專門與水電部和大亞灣核電站籌備處聯繫，並取得中國科學院的幫助，公布了對核電廠技術安全的研究報告，結論是一致的：法國核電制式反應爐是安全的，與蘇聯用的不一樣。我們還組織內地專家到香港辦核技術展覽會，組織港人去大亞灣工地參觀。中國的核能專家、香港數所大學的自然科學教授，紛紛就世界核能科技的進步、泄出輻射對人體的影響等等，在大眾傳媒發表意見。

這些工作都得到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雖然香港社會仍有不少人有意見，但激……（錄入者注：掃描件中此處脫漏）建核電廠」風波逐步平息了。

　



第八章 北戴河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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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夏天，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到北京開會。到了北京，辦公廳接我的人告訴我去北戴河，中央負責人正在那裡開會，姬鵬飛也去了。

我到達北戴河，先去看望姬鵬飛，他沒有對我說什麼，讓我先休息幾天。第二天，派秘書送了兩份材料給我，是準備做為發給各省市的中央文件的草稿，一是關於香港工作的，對各地去香港的人員做了一些規定，其中對港澳工委當時的工作有評論。第二個文件是中方在起草基本法時應掌握的幾條原則。我看過之後，看出第一個文件實際上是批評我們在香港的工作，是針對港澳工委，針對我的。事先一點招呼也不打，就這樣擬定文件交中央政治局討論，打算以中央正式文件的方式，把我的「錯誤「向全國各省市、各部委通報，這是很不正常的。

我商務看了文件，中午就給姬鵬飛打電話，我說：「兩個文件我看過了，對《基本法》這個文件，沒什麼意見，另一個文件，我有意見。這個文件定稿沒有？假如沒有定稿，假如在中央會議上討論，我準備發言，提出我對這個文件的看法，我請示你，這樣處理如何？「

姬鵬飛表示要考慮一下。晚上，他叫秘書通知我，他同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商量了，明天中央開會，只討論基本法那個文件，另一個文件，條件不成熟，這個會上不討論了。這件事就暫時這樣過去了。

自從我到香港工作，港澳工委升級為正部、省級，直屬中央管理，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與香港新華分社成為同級的「兄弟機構「。按中共組織原則，地方黨委對中央部委在工作上接受指導，與王匡士氣港澳工委在黨內地位相比，不同在於：廖承志個人代表中央管理，改變為直屬中央管理；王匡在日常工作上的彙報請示，不能直接上達中央、國務院，及任何中央負責人。我到任后，按組織原則，港澳工委的報告，只須報中央或國務院即可，中央、國務院收文後，秘書長或常務書記、常務副總理會批給有關部門提意見或辦理。我開始幾個月也是循此處理的。以後聽到反映，港澳辦、外交部有意見，我就把對中央、國務院的彙報請示，改為「中央、國務院，並港澳辦」，如屬黨務問題，則僅向中共中央報告，如屬外交問題，則為「國務院，並港澳辦、外交部」；同時，對純屬事務性、部門性的問題，不以工委、香港分社的名義，概由部門直接向港澳辦、外交部報告請示。胡啟立曾對我說：「報告提頭（即稱謂），不必提港澳辦，我們會批給有關部門辦的。」我為緩和關係，還是用「並」報辦法處理。姬鵬飛是黨內資深黨員，我的老上司，我對他本來就尊重。他當了港澳辦主任，受中央委託，主管港澳工作，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有需要向中央、國務院請示報告的事情，除文字報告外，口頭的報告一般都先向他彙報，聽取指示。

這些年來，在港澳工委的幹部調配上，在內地幹部到香港新華分社工作的調配許可權上，做了很大的改變，實際上改變了港澳辦的許可權，他們的抵觸很大。在我們的要求下，港澳辦放棄了調配一般工作人員（科員級）權力，讓港澳工委自己處理。然而對幹部調配權，他們遲遲不放。後來中組部出面干涉，決定科級幹部由工委自己選擇、任命，護照手續由港澳辦、外交部辦理。以後又放寬到處級。最後確定，副部長一級的幹部也由工委自己提名和決定，報中組部批准；組織手續由中組部辦理，外交手續由港澳辦、外交部辦理。放寬到這一級，港澳辦的情緒究竟如何，我自然不便猜測。

從對我上任的冷漠到對深圳會議的消極對待；從視察九龍城寨引起的議論到本子風波的處理，我逐漸感覺，在對香港的認識和具體工作方針、政策上，自己與港澳辦、外交部存在許多矛盾，而且一直在延續和發展，雖然這個「通報」性的文件暫時不交中央討論了，事情並沒有過去。我預感，不久還將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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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會議以後，北京與香港新聞界都傳出我要調動的消息。對這些傳言，我沒當一回事。我明白自己是超齡服務，隨時準備退休；但我一貫的總之，中央讓我在職一天，我都應儘力把工作做好。

過了兩個多月，港澳辦通知我，要召開一個負責人談心會，由外交部、港澳辦、外事辦公室，和港澳工委四個單位參加，要求工委去三個人，沒有指名，我決定李儲文和鄭華同我一起去。

我看會議參加者的名單，港澳辦是李后、魯平，外事辦公室由李鍾英參加，外交部是周南和柯在鑠，但柯在鑠請假沒出席（究竟是真有公務還是迴避，就不得而知了）。

談心會在中南海召開，由姬鵬飛主持。會議開始，姬鵬飛要我發言，我感覺會議似乎是針對我的，我就講：「我不知道要發什麼言，談什麼心，還是你們先談吧。」李后就先發言，講我在中央關係上處理不當，他沒舉什麼例子，只是把周恩來對外交工作的指示讀了一遍，大意是：在外交問題上，中央對駐外機構授權有限，大事一定要請示，不能擅自主張，李后講，香港新華分社也是個外交機構，不能違背這個原則。雖然沒有點名，實際上是指責我在這方面違背了周恩來的指示。

魯平接著發言講群眾工作，說我到香港以後，在群眾工作上，過分張揚。在有些方面，給人形成第二權力中心的感覺，把內地的一套，搬到香港去了。

周南的發言，主要是批評我在香港工作方針報告中，關於「香港社會正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說法。認為這個估計不恰當，香港絕大多數人是愛國的，不存在「三大」。並說，這是毛澤東的語言，不應該用。

一上午主要是他們三人發言，看來事先有準備、有分工。下午，針對他們的說法，我做了發言，我也講了三個問題，一講對形勢的看法，二講中英鬥爭，三講統一戰線、群眾工作。

我說，「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后，香港發生的事實情況。香港人雖然對英國近幾十年的統治有不滿之處，但由於香港經濟的發展，基本上，香港人是滿意的。對中國卻存在疑慮。對於香港回歸祖國，在道理上，在民族感情上，有些香港人擁護，有些心理不用戶，嘴上說不出口。即使擁護的人，也害怕將來生活受社會制度改變的影響，心理上動蕩很大。

英國不願意交回香港，搞殖民地撤退的那套辦法，實際上是對社會進行分化。香港因要收回，本身已在分化，加上英國人的動作，形成了大規模的分化。具體表現包括：相當多數人贊成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移民人數在增加，資金外流在發展……，這些都是動蕩、分化深刻的現象。

從社會階層、意識形態、所謂親中親英來分析，兩極分化日趨激烈，當然也有人對雙方都不相信，離開香港。社會改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趨表面化。

我講，對這些情況的分析，可用也可不用「大」字來形容，用了不一定不對，毛主席晚年犯過錯誤，不等於毛主席講過的話都不能引用。

對李后的觀點，我指出，香港地位同外國不一樣，它既是「外國」（因為是英國殖民地），但中國又不承認它殖民地的合法性，我們要收回主權。香港新華分社是外交機構，又不完全是外交機構。我們港澳工委在香港未收回之前，鬥爭對象主要是英國人，我們天天同英方打交道，假如像駐外機構那樣，每件事都要等北京答覆后再做，不僅你們不勝其煩，我也不要做事了。大事我會請示的，但我不可能像純粹的外交機構那樣，事事請示。

至於「第二權力中心」的說法，是否真是那樣，我們可以不必討論。我在香港也是儘力避免外人有這種印象的。但是面臨即將收回香港，作為中國派駐在香港的機構，需不需要公開做工作？既然黨中央、國務院派我出去，我就應該代表他們做群眾工作、統戰工作；當然，在方法、形式和內容上，同內地應該有區別，但總要公開做工作。如果不公開，豈不是自縛手腳嗎？

第二天，他們要李儲文和鄭華髮言。李儲文的講話，同李后、魯平、周南完全一致。後來我才知道，他到了北京，即先去看望他在上海地下黨時期的老上級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吳學謙，預先知道了這次會議的「底」，就一反常態，完全站在港澳辦一邊批評我。鄭華對我做了一些批評，也做了一些解釋。

我們三人發言之後，李后、魯平又講了話。李后發言主要是批評我，講我驕傲，對他們的意見一點都沒有接受。魯平發言講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多方面的，有時候這方面矛盾突出，有時候另一方面矛盾突出，不能講主要矛盾是中英矛盾。

他們發言之後，還要我講，我表示時間不多，明天再講。這時姬鵬飛開口了，講了十幾分鐘，批評我在香港的工作犯了「左」的錯誤。

真是出乎意外，我意外他們會批評我「右」，卻給帶上「左」的帽子。我才意識到，他們所列舉我的「錯誤」，加上具體如九龍城寨事件，特別是「本子風波」等，都屬「左」的錯誤。（鄧小平肯定「本子風波」：「你講得對」，是這次會議以後的事。）

會後，我考慮姬鵬飛的表態，意識到這個會的不尋常，本來講是談心會，卻做了詳細的記錄，印成「簡報」，實際上是「繁報」，把每個人的發言都記下來全文刊登在「簡報」上，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書記、總理、副總理。從發的範圍說明問題之嚴重，實際上是開了對我的「批鬥會」，他們是有備而發，是北戴河事件的繼續，我再發言已是多餘的，至少在這個範圍內是如此。我改變了主意，決定會上不再講話。

第三天的會議，一開始姬鵬飛就要我們港澳工委的三個人發言，李儲文表示完全同意姬對我的批評，也「上綱上線」，批評我犯了「左」的錯誤，並列舉了他認為我「左」的事例。鄭華僅做了一些解釋。我簡單地表示了態度，說：「我原來準備發言的，現在不準備講了，你們的意見，我考慮；但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作為共產黨員，按黨章辦事。以後，大事我會向你們請示。你們怎麼說，我就怎麼辦。」

他們看我這個態度，知道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只好怏怏收場，結束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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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心會剛結束，李先念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我，先念同志最近身體不好。我表示要去看望他。當天，我就去李家。

李先念見了我以後，沒有談這次會，寒暄一番之後就講：「你歲數不小了，辭職吧。」我回答他：「我早就想不做了，是中央要我做的。」李問：「哪些人要你做？」我講：「不久前，胡耀邦還說要我做。」李講：「假如胡耀邦要你做，你就做下去吧。」

從李先念處出來，我思索他的話應該事出有因。鄭華告訴我，當天下午，趙紫陽把他找去，仔細詢問了會議情況，在得知李儲文發言情況后，趙紫陽表示：「這樣子，他們怎麼能夠合作下去。」

我回想起這次到北京，接觸到習仲勛、楊尚昆，都讚許我在香港的工作做得好，習仲勛甚至說：「有人講你是香港的鄧小平，中央很滿意。」和港澳辦、姬鵬飛的態度完全相反。我有必要在中央搞清楚。

我先找胡啟立，要找胡耀邦談話，胡啟立要我先同趙紫陽談，我就同趙的秘書約，趙沒有馬上回話給我；我想找鄧小平，但覺得這些事情太具體、太麻煩，又涉及我個人，不合適。

正在猶豫之中，恰好鄧朴方來看我。以往每次我去北京，鄧朴方都會同我見面，或是我約他，或是他主動找我。見面之後，我向朴方講了會議的情況。

可能朴方回去向鄧小平反映了。隔了一天，趙紫陽約我去談話。我知道他與姬鵬飛先談了十幾分鐘。趙紫陽首先肯定我在香港的工作，然後告訴我：「小平同志決定，要你在香港繼續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現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決定我服從，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八七年底召開）。

趙紫陽聽后一愣，沒有再說什麼，他問我：「你同姬鵬飛不是老同事嗎？為什麼關係搞不好呢？」我沒有答覆，只是笑了笑。

我對趙紫陽講，到現在為止，中央組織部沒有派第二把手，我沒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難，同時，也需要有一個接班的人。耀邦曾經表示考慮過幾個人，後來又說不行，希望中央進一步再考慮。我還要求：工委的領導班子要再調整一下。趙紫陽同意了，讓我與姬鵬飛商量具體的人事安排，再告訴中央組織部，並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鵬飛談一談。前後也只是談了十幾分鐘。

談話后，我即去見姬鵬飛，告訴他趙同我談話的內容。看起來，趙同姬也是談了這些內容，因為他已經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鵬飛聽到我講，在人事調整問題上，趙要我同他商量時，很感動地說：「趙紫陽一貫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滿意，我徵求他意見，讓李儲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儲文共事三年多，一開始對他極為信任，極為重用，幾乎言聽計從；對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給予支持。

不久新華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儲文在私下批評我，甚至說，李可能想當社長。我搖搖頭，表示不相信。

吳學謙數次出國訪問，途經香港，李儲文都不告訴我，逕自去機場迎接，並陪送到深圳，不讓我接觸，我未曾懷疑，因為李儲文分工管外事，吳學謙是他業務上的頂頭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為是他的疏忽。

後來，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訴我，他以前在上海是個「兩面派」，見風使舵，原上海市委副書記趙行志，同李在地下黨時期就一起工作，關係很好。粉碎四人幫后，蘇振華、彭沖主持上海市委，李在這一時期觀點同市委與趙行志是完全一致的，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肉麻地吹捧趙行志。可是批判華國鋒士氣，中央派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們發動批判蘇振華、彭沖為首的上海市委，李儲文立刻應聲轉向，反過來公開批蘇、彭、趙。上海的老同志稱他為典型的「風派」。

他們警告我：「你要小心！」我還將信將疑。

共事一年多之後，我發現李儲文比較專長具體事務；但做領導，進行全面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工作，並不適應。自己做可以，調動廣大幹部一起做不行。我想，這可能是與他以前長期在宗教界工作、經驗狹窄有關，我曾數次要求他拿出一個他所分管的統戰、宗教工作的規劃，遲遲拿不出來，使我深感他缺乏負責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經驗。

李儲文在社會上反映大致還好，也有負面反映。國民黨政府時代，李儲文在上海徐家匯教堂當牧師，曾為現在香港事業發達的「上海幫「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禮。這些人士私下一輪：共產黨太可怕，李儲文表裡不一、深不可測。

李儲文在機關內的反映比在社會上的差。他分管的幾個部門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對下屬不信任，只信任他從上海調來的那幾個人，而且動不動就發脾氣罵人。我只當個人氣質、修養看待。

他從上海調人來，事先沒向我打招呼，調來后，也不告訴我；後來參加會議，我看到有不認識的人，詢問以後才知道怎麼回事。他負責台灣工作，對一些台灣、美國的秘密關係不告訴我，只講這些關係的代號；與他們接觸事先不講，事後也不告訴我結果，直到要向中央發報，需要我簽名時，我才有機會知道。這是違背組織原則的，不管多麼重要的關係，都應該告訴我，因為這樣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負全責，除非中央有講許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訴他，否則不可以這樣做。

即使這樣，我仍然與他保持合作共事的態度。

但是，這次他在「談心會」上的表現，證明他確是個「風派」，工委討論方針時他是表示贊同的，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進行否定和批判。這樣以來，他對香港工作的認識已與我意見不一致了。我對香港問題的認識與做法，獲得中央的肯定，他卻站在港澳辦、外交部一邊，對我進行全盤否定，如何繼續合作呢？況且他已到退休年齡，也該退下了。

綜合「談心會」前後看來，實際上是以姬鵬飛、吳學謙為主導，要拉我下台的會。在北戴河就想發我的「通報」未遂，又變成搞「談心會」，實際上是開批判會、鬥爭會，他們還把會議內容印成不是簡報的「簡報」，向中央領導層造輿論，李先念勸我退休，趙紫陽問我同姬鵬飛的關係，都說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當時香港傳言，我要調回內地。北京則有傳說，周南要來接我的工作。我曾詢問中組部主管港澳幹部的某副部長，他力言中央沒有交給任務，也沒有這個考慮。並說：「周南不是這塊料子，他只有辦外交的經驗，香港需要的政治家。替你找二把手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對象，也是這原因。」還說：「他從聯合國調回來，是因為他內部人事搞得很糟，又有『私人』把柄給外國人抓到，怕他出大問題，怎會再讓他去香港呢。」看來，當時要周南接我工作的打算還沒有落實到中組部，在等待「談心會」后再定。

我向鄧朴方談這件事，只不過是想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我確實是想退休了，所以我才對趙紫陽講，工作到「十三大」。

49

宋任窮和中組部分管港澳幹部的副部長一齊約見我，徵詢港澳工委班子改組的意見。

我提出方案——李儲文退休調回，毛鈞年、喬宗淮提為副書記、副社長，並要求中央選第二把手，幫助我掌握全盤工作，便於接我的班。那位副部長建議：陳達明也屆退休年齡，可考慮和李儲文同時調回。我領會這是為了不過分刺激李儲文，表示同意，但提出陳達明是廣東人，情況熟，可否循祁鋒例，當顧問，留港工作一段時間。宋任窮表示，同意陳達明留港幫助工作一段時期，不同意當顧問。至於提拔兩位新人，是我大胆的建議。他們表示原則上可以考慮，組織部將派人到香港就地考察二人表現，而後再定。交代我回港后，不要在工委討論老人退休的事，由中央決定；關於提拔信任，工委應廣泛徵求意見。

回到香港，我根據宋任窮指示，在工委機關「處」以上幹部中徵求意見，反應雖不一致，基本上是肯定的。中央組織部考察組來了以後，考察結論是：同意兩人任副社長，暫不考慮任副書記。考察組正副組長向我介紹了考察情況，並徵求意見。我不表反對，同意讓毛、喬二人在實際工作中考驗一陣，再考慮是否當副書記。

鄭華為人謹小慎微，完全視領導意見行事，工作不主動，欠缺趕緊，不適合當第二把手。我一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胡耀邦很關係，主動提名吳官正來港。吳當時是武漢市長，不久，胡又告訴我，吳官正另有任用，不能來港，要我另外提名，並說：「江蘇情況你熟，可以在江蘇調人嘛！」我說：「我不想在江蘇調人，免起誤會。」因為黨內、社會上都有留言，說我搞「江浙幫」。胡耀邦點頭稱是。

原港澳工委絕大多數幹部是廣東籍。廣東臨近香港，語言相通，關係多，容易和當地人打成一片，是開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但由於前工委領導人思想上「窄」的影響，他們中有些人存在宗派觀念。要打破這種現象，必須在幹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八四年，我在整頓組織時，向中央建議，從內地抽調幹部，充實港澳工委。

除中組部直接從北京調派外，我要求在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四省和上海市選派人才。中央同意了，決定由中組部會同工委，赴四省一市進行選拔。工委派鄭華參加，經過一個多月，選拔了二十余名新華分社部以上幹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譚茀雲（後任社長助理、經濟部長），楊振漢（諾貝爾獎得獎人楊振寧的弟弟，任東南信息中心負責人），浙江的張浚生（任宣傳部長），福建的翁心橋（任文教部副部長）等等。江蘇省我曾提名幾人，結果一個都未獲省委同意，后經交涉，才同意讓「秀才」牛釗調來，幫助我做文字工作。這批幹部和原有幹部關係大多不錯，也能較快適應香港工作環境，新華分社因而風氣一新，社會上出現的負面反應：「許某人搞江浙幫。」我想，這隻是反映了內部某些人的反應。

國務委員張勁夫很熱心，他向我介紹：「朱鎔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當你二把手很合適。」朱鎔基以前是張勁夫部下，他很了解。他認為朱有水平、能力強、思想開放。我當然表示歡迎。兩人商量好，我向中央要人，他向中央推薦。過了一段時間，沒有消息，我再問張勁夫，他說：「中央已決定朱鎔基去上海當市長，你重新找人吧。」又沒有成功。

有人推薦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李灝，可任我副手。還告訴我：他是趙紫陽在廣東就賞識的人，也因此調去國務院。要調用他，還得趙紫陽同意。我見到趙紫陽，就請他同意把李灝調香港，趙紫陽搖搖頭說：「你不要打他主意。」原來當時副總理田紀雲很倚重李灝，不願放任。可是，不久李灝調去深圳當市委書記、市長。田紀云為何又放他？後來我聽說，「李灝和田紀云為了某些事鬧翻了」。我私下慶幸，若不是趙紫陽不肯放手，我的麻煩可能也會很大。

我與姬鵬飛商量，可否調魯平到工委任第二把手，我當時對魯平印象較好：熟悉港澳情況、思想較開放。姬鵬飛說他已經報中組部升任魯平為港澳辦副主任，而後對我說：「已報了很久，不知什麼原因，中組部擱下了，你替我去查查，替魯平做些解釋。」他知道我和中組部關係較好。我問了有關副部長，得知原因出在文化大革命時，魯平也「造反」，寫了攻擊領導的大字報。我當時替魯平說好話：「李后在文革中表現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不嚴重，現在認識了，就算了吧。」不久中組部批准魯平的任命，是否因我的說項起了作用，我則不敢肯定。

幾經波折，工委副書記仍由鄭華擔任。

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找我，要調張浚生回浙江。（王芳曾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是「老浙江」）王芳說：「張浚生不想去香港，我曾答應他兩年調回，到省里工作。」張浚生自己也向工委提出，要求回浙江工作。

張浚生來香港工作前，任杭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省委已決定，調任副省長。張浚生本人知道，不願調香港工作。由於港澳工委，中央組織部指名「借用」，經王芳「說服」才就道的。

張浚生工作積極，適應力強，思想上比較開放。王芳和我談他時，我已向中組部提出，提升他為副社長。中組部原則同意，待考察組考察后再定。王芳知道后表示：「這樣安排也可以了。」

中組部提出，擬派潘曾錫為副社長，據說是姚依林推薦的。潘曾錫曾任中國船舶總公司副總經理，我同意了。這是，張勁夫又向我介紹外貿部副部長王品清，表示他雖然已屆退休年齡，本人希望到新華分社當副社長，管中資業務。由於中組部推薦潘曾錫於前，我已同意，並也打算安排他協助鄭華分管中資業務。我就向張勁夫說明情況，他同意收回推薦。

港澳工委委員多達三、四十人，在香港現實條件下，不易開全體會議。我向中央建議，改組為短小精幹型的新工委，由社長、副社長及澳門分工委書記組成，便於隨時集中議決問題。為配合即將開展的澳門基本法草擬工作，建議中央將原擬由南光公司代表中國政府出面的做法，改為設新華社澳門分社，周鼎任社長。

經過兩個多月，中央批准新的工委：

工委委員、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

工委委員、副書記、副社長：鄭華。

工委委員、副社長：毛鈞年、喬宗淮、張浚生、潘曾錫。

工委委員、澳門分工委書記、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周鼎。

既然鄧小平和中央要我繼續工作一段時間，我除了向趙紫陽提出調整班子的要求外，還提出港澳辦對香港工作缺乏整體打算，沒有完整的指示，又不對我們曾經寫過的報告表示意見。我對趙紫陽講，我希望在原報告基礎上再做些調查研究，重新向中央寫一個香港過渡時期方針、政策報告，請中央批准，使我們工作可以有依據。我說，我會把這個事情告訴姬鵬飛，趙表示同意。我又對姬講，姬也表示贊成。回香港后，我花了三、四個月重新寫了報告，並把報告草稿送港澳辦提修改意見，結果他們只是對文字提了一些意見；對內容，原則上沒有提修改意見。

我就把報告正式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當然也送港澳辦、外交部。在報告中，我堅持了談心會中講的自認是正確的觀點，例如對香港的分析，我堅持「動蕩、分化、改組」的說法，有變動的只是把「大」去掉。關係中英關係，我仍然強調，香港在過渡時期中英鬥爭是矛盾的中心，過去我們提「中英關係有聯合，有鬥爭，以聯合為主，以鬥爭求聯合」，現在把聯合改為合作，講中英關係有合作、有鬥爭，以合作為主，以鬥爭求合作。對統一戰線工作，強調主要對象是中間力量，繼續強調從做大資產階級、大右派工作著手，以此為突破，以影響擴展中間力量；堅持依靠工人階級，廣泛開展愛國統一戰線是香港工作的兩翼。群眾工作堅持提勞資兩利，不僅做好勞動人民的工作，還要做好居民工作、屋邨委員會的工作等等，基本上在原有報告基礎上，加了一些說明。

報告送中央后，趙紫陽當面對我講，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很好，我們原則上都同意，具體問題上你再徵求徵求姬鵬飛，看他們還有什麼意見。我認為趙紫陽講的這個「我們」代表了中央和國務院。我把趙的意見告訴了姬，他沒提什麼意見，我講：「你們都同意，最好有個文字的東西給我，以後，我們的工作就按報告執行。」我的意見是讓港澳辦替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文字的東西，答覆我們。我想，在「談心會」最後我說過：「以後大事我會請示」，這報告就是「大事」，姬鵬飛當時口頭答應了。我希望有個文字上的根據，以防萬一。可是以後一直沒有下落。

在香港工作上，不少事情都是港澳工委主動；我想，港澳辦、外交部對此是有意見的。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姬鵬飛召集不少會議討論具體問題，我們也提了不少建議，如未來政府體制方面，我們做了研究，有幾次會議，是工委提出要彙報才召開的。李后、魯平在不少場合發表談話，香港社會反應激烈，我們認為也有不夠妥當的地方，我幾次向姬鵬飛提出，要李后、魯平少講話，如果要講，最好事先多做些考慮。有一、兩次，我還當著李后、魯平的面提出這樣的看法。姬鵬飛都沒有表態。

這些矛盾，發展到「六四」以後，就更激化了。



第九章 讓明珠更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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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其繁榮的經濟而被譽為東方明珠，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內，如何保持香港經濟繼續繁榮上升，讓這顆東方明珠更為絢麗奪目，是中共中央領導人非常關心的事，也是我們在香港工作的重點所在。

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領導人彙報工作時，提出我們在香港的經濟工作方針，用了五句話、二十二個字來概括，即：「拖住英資，穩定華資，爭取外資，團結僑資、台資，壯大中資。」對這一方針，我看中央領導人當中，趙紫陽基本上贊成，胡啟立更肯定一些，李先念有不同看法，例如對壯大中資，他有不同看法。

港澳工委內部討論此方針，多數同仁是贊成的。但我們香港中國銀行的負責人和部分香港當地幹部並不贊同，銀行負責人認為這不是經濟方針，我理解他們的觀點是從銀行經營出發，而不是從整個香港經濟出發的，我向他們解釋：我們在香港不是處在管治地位，我們不可能對香港經濟提出一整套詳盡的具體方針，提出來也是空的，不可能形成政策、形成法律，因為這是港英政府的事。

部分香港當地的同志不贊成壯大中資的做法，他們認為中資不需要也不可能壯大。我表示只要我們採取香港市場通常所採用的做法，來經營中資機構，只要我們不搞特權，不要同港人「搶飯碗」，我們參加香港的市場活動，不僅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也可以增加香港的財富，還可以提供香港許多新的發展機會，增加港人信心。中資壯大了，對未來香港經濟，也可起穩定作用。

有關香港經濟方面的工作，我堅持按這二十二字方針，事實說明，這是合乎香港實際的。

英資在香港的幾大財團，有基本上屬於以香港為經營基地的財團，如滙豐、怡和、嘉道理等；也有以英國本土為基地的大財團，如太古、渣打的。隨著華資力量的發展，一些英資財團被華資收購，如李嘉誠收購「和記黃埔」，包玉剛收購「匯德豐」；儘管這樣，華資、中資在短期內，仍很難替代英資在香港經濟的主要地位。比如滙豐在金融界的地位，即無人可比擬。

英資財團的特點是靠殖民政府支持，靠對市場某種程度的壟斷起家和發展，最典型的是滙豐。

滙豐銀行是商業銀行，但是香港政府它享受中央銀行的某些特權，可以印發鈔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庫、出納，並且替港英政府監督管理金融機構，負責香港銀行的結算，因而取得了並了解香港其他銀行的業務情況。滙豐是香港銀行公會的主席，他的董事會主席幾乎都是行政司的當然議員，在港府制定香港金融、經濟政策時，滙豐具有相當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港人謔稱滙豐董事長是香港三總督之一，可見滙豐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滙豐董事會裡的理事、董事幾乎都是英國人，董事會主席按會章由董事會推選產生，實際上究竟由誰來決定，是港英政府？還是倫敦某一機構？我們一直沒摸清楚。我曾親自請教過曾任滙豐董事會副主席的包玉剛，他也不清楚。據滙豐一位老職員提供的資料，他認為滙豐的決策權主要掌握在董事會主席、總經理等五、六個英國人手中。

中國要收回香港，滙豐會做何反應，是我們需要預為研判的。我曾在八三年底，組織香港新華分社經濟部和調研室成立專門小組，對滙豐進行調查研究。他們寫出一萬多字的報告，總的看法是：由於一九四九年滙豐從中國內地撤出時受損很大，餘悸猶存，滙豐在九七前，可能要撤出香港。但也不一定會全部撤離。它們會視中國、香港的經濟發展情況，決定未來是大部分或一部分撤走。

這一看法，與香港中國銀行負責人不同，他們認為：「只要香港有錢賺，滙豐不會撤走。」北京港澳辦、外交部、中國銀行總行也贊同此種看法。當時沒有進一步探討。

不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季辛吉）訪問北京，傳遞當時英國首先戴卓爾夫人托他帶給中國領導人的一個「口訊」：「滙豐準備同英國萊斯銀行合併。戴卓爾夫人表示，這不是英國政府的意見，而是滙豐商業上的決定，滙豐希望把業務擴大到歐洲去，因此要把總部搬去英國。同萊斯合併后，銀行總部將設在倫敦。」

這實際是滙豐以合併為名，行撤離之實，證實了港澳工委以前的看法。在姬鵬飛主持的討論對策會議上，大家共同的意見是，不能同意滙豐這個決定。

國務院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基辛格，請他轉告英國。這之後，滙豐放棄合併萊斯的打算，只收購萊斯一部分股票。

但在「六四」之後，滙豐進一步收購萊斯股份，並把總部遷到倫敦，終究還是實現了它的撤退部署。以滙豐在金融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把總部撤出香港，顯示它對中國的政策無信心，影響香港市民的心理。不過滙豐的業務不可能完全撤出香港和中國，它的盈利主要是在香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滙豐在內地的業務也有了新的發展。

滙豐撤出之前，港英政府已把滙豐中央銀行職權如金融管理逐步轉移，另外成立新機構來執行，可見英國一直沒有停止撤退部署，直到「六四」以後，滙豐才公開撤出行動。

對滙豐會否撤走的估計雖然不同，港澳工委仍採取同滙豐密切合作、積極配合的態度，設法增強滙豐的信心。同前後任沈弼、蒲偉士經常接觸，合作挽救香港股市、處理香港華資中小銀行危機。在制訂基本法時，為了拖住滙豐，也確定了香港特區政府不設中央銀行，「九七」后仍然保留滙豐某些中央銀行的職權，繼續由它發鈔，中國銀行參加等方針。

滙豐進入內地后，有一次蒲偉士告訴我，他們在內地有些壞賬，收不回來，並舉了一些例子。我聽后，立即答應幫助他們，要他把壞賬的項目、情況相告，我們幫他去向內地交涉。後來經過交涉，有些問題解決了，有些不能解決，我把交涉的情況告訴他，讓他了解和放心。這些工作，對拖住滙豐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北京同我們在認識上不一致，有些做法也很難講其什麼作用。例如李鵬（當時任副總理）沒有徵求我們意見，也不通知我們，就給榮智健（中信集團在港負責人，榮毅仁的兒子）資金，讓他到香港收購「港燈」的股票，沒有收購成，就收購國泰的股票。這種收購股票的做法，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影響，從拖住英資來講，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香港社會產生一種憂慮：中資這樣的「大手筆」是否想通過收購把這些企業國有化？會否先收購股票而「聯」，以後控股而「合」，然後「國」有化，搞「聯合國」？這種疑慮不利於拖住英資，穩定華資、僑資、外資。

香港英資財團憑藉殖民政府的支持，不僅具有殖民性，而且有某種程度的壟斷性，這主要表現在公用事業即郵政、電訊、能源、電力等行業上。對這一現象，我們主張為了拖住英資，對其壟斷性不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而改采限制發展的對策。限制也不是通過確立法律、政策或政府行政措施來解決，而是通過市場規律逐步解決。

我曾參觀香港電話電燈公司，他們向我表達了去內地投資、發展事業的願望。我即找國家郵電部長商量，能否允許他們去內地，幫助改變郵電事業落後的狀況。事實上，資金和技術方面，我們都需要外面的幫助。這位部長基本上不考慮我的意見，他表示，外資進中國搞電訊已有四家；香港在深圳已有投資，還積極活動想進入江蘇。他講，郵電部反對這樣做，因為會造成制式太多、太複雜，他傾向不能讓外商投資電訊的事情再發展了。我的努力沒有獲得他的支持。

總體來說，拖住英資的工作有一定效果，但不理想。

51

華人資本家已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中國宣布要收回香港主權后，華資中一些人率先轉移資金，資金外流和移民日益嚴重。因此，穩定華資成為穩定香港、繁榮香港經濟的關鍵所在。

我們從政治、經濟兩方面工作。在政治上，廣泛地開展愛國統一戰線，通過首先做上層大資本家工作，穩住他們，以期影響其他華人資本家，達到穩定大部或穩定全局的目的。同時，應用經濟手段，支持和幫助華人資本家，使他們解除疑慮，建立信心。

當然，僅靠我們在香港工作是不夠的，很重要的是要依靠內地。內地堅持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對香港的利用日益增多，很自然的，內地對香港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大，華人資本家對內地的看法會隨著改變，信心也會日益增加，這是穩定香港的大勢。

華人資本家中有不少人是靠英國人支持，靠英國銀行支持發展起來的，也有一些是依靠中國的支持。中國的支持，有政治上的，但主要是商業上的支持，政商實際上很難分開，有些固然純粹是從商業上考慮，但也有從政治上考慮，或政治、商業上共同考慮的。

我們要求香港的中國銀行、中資機構，在穩定華資工作上多起作用，更廣泛地同他們合作，做生意。即在貨源、融資等方面，給予幫助；另一方面，爭取華資進入內地投資。這是一個兩利的方針，即使商人能夠賺錢，也可為內地的改革開放，增加出口，吸收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

內地各省市部委來港經營，是穩定華資的重大「資源」。隨著外貿政策的改革，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願望要單獨經營自己的產品，希望自己到外面接觸市場，這就給香港的華資不少機會，他們可以當內地商品的代理，做批發，也可以做零售，還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合作。我們支持各省市部委來香港設機構，並幫助他們介紹關係。

為爭取香港資本家到內地投資，我們多次組織香港工商界名人代表團赴內地重點省市參觀、訪問，增加相互接觸、了解，以加大雙方交易的機會。我幾次親自帶領這樣的組團，赴江蘇、福建、上海等地訪問，請當地主要負責人出面接待。例如有一年在江蘇，由省長顧秀蓮，在上海，由市長江澤民，親自出面接待、介紹情況、回答詢問。

香港大資本家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進入內地投資的不多，大量進入內地的，主要是中、小戶。為爭取大、中資本家能進入內地投資，減少他們的困惑，增加他們的信心，我們改組港澳國際公司的股權和職能，給他主要任務，是帶領港澳及東南亞華僑大、中資本家，進入內地投資。可以用合作的方式，為他們「搭橋開路」，也可以幫助他們解決肚子經營的困難。因改組后不久，發生「六四」，收效甚微。

我們建議中銀增多同大、中戶往來。香港的中銀集團作風穩重保守，貸款工作的重點是中小戶、工業戶，做得很有成績，欠缺的是同大戶來往較少。從中銀集團本身的發展考慮，從香港統戰工作需要出發，都要多做努力，增加與大戶往來。當然，這樣風險會大些，但不能因而不進行改革。這樣做，中銀的業務會得到新的發展，增加同大、中戶的關係，可以像中小戶一樣，通過聯繫，從經濟上逐步穩定他們。

中英協議規定，香港土地的使用，要通過土地委員會批准，每年批地不能超過五十公頃，中國確定這一方針，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九七年以前不能讓英國人把香港地皮賣光。要加限制。為便於中英雙方協商解決有關問題，專門成立土地委員會，並規定港英政府賣地的收入，要留一半給特區政府使用。

香港的地產商，尤其是大地產商，非常贊同這樣的做法，他們手中握有大量地皮儲存，政府限制用地，有利於他們在經營中獲取更高的利潤。有些大地產商在同我們交往中，反覆要求我們：「土委會不能多批土地。」因為中英之間已有了不能多批土地的協議，同時我們也確實沒有經驗，這樣做會對其他方面造成什麼影響，因此那幾年基本上是按協議執行，雖然多批了一些，數量很有限，對穩定大地產商，起了作用。

但是，我們很快也注意到，幾家大地產商正逐步對香港的地產形成壟斷。我要求土地委員會中方委員和調查研究室，研究這個問題，到底每年批多少土地為適當；特別是未來幾年，可以不會因批地過多，使地價下降，也不會因批得太少，造成市場供不應求，使房地產價格猛升。這個拿捏分寸的課題，我在八七年以後才提出，但未取得結論。

我們也協助華人資本家解決困難。東亞銀行主要股東中，有人因信心問題，想撤出資金，股東間發生糾紛，法國某銀行想藉機收購，銀行處在危機之中。董事長李國寶向中銀求助，他找了香港中國銀行，併到新華分社找我。銀行工委經濟工作領導小組研究，決定支持東亞銀行，由中國銀行出面幫助，中銀掌握的東亞股票不僅不出讓，還適當增購，幫助李國寶度過危機。

在運用經濟手段支持華人資本家的工作中，造成損失的事情也有。康力公司是比較大的一件。我到港不久，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社長曹維廉（他原是機電部副部長，同江澤民關係很好），向我介紹，康力公司是香港電子工業的大企業，老闆柯俊文十分值得欣賞，有理想，經營有一套。柯也自吹他想做香港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企業的創始人，被譽為經營之神）。曹維廉希望柯俊文去內地投資，親自陪他去福建、江蘇、北京等地參觀，向中央領導人推薦，國務委員谷牧也同他見了面。柯就提出要中資與他合作，我們研究后，也同意了，由香港中銀、華潤、招商局三家共同投資與他合作。注入資金后，柯俊文就跑掉了。我們調查發現，他還以另一個公司的名義，把康力的資金、動產轉移了不少。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後來由內地專家對康力的不動產、設備，做了評估，認為設備還是比較好的，有些是內地還沒有的，經濟上的損失幸好不算太大。但經營中不斷虧損，背了多年的包袱。

支持華人資本家發展他們的事業，也是重要方面。

八六年，胡應湘同李嘉誠一起來找我，提出開發香港島西區海綿和大嶼山的計劃，要在大嶼山建第二機場，地點一是考慮在赤鱲角，一是在大嶼山和香港島之間；還準備在大嶼山和香港之間，填海建新碼頭、住宅區和商業區；建大嶼山通往香港島、大嶼山通往九龍的海底隧道；以及大嶼山至深圳新的邊境口岸落馬洲的高速公路。

我聽了他的計劃之後，表示贊同，認為這個計劃不僅可以滿足九十年代，還可能滿足廿一世紀上半世紀香港海、陸、空運的需要，使香港進一步發揮南中國進出口基地的作用，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有需要向北京反映，我可以負責。」我的考慮是，現在還由港英政府管治，這麼大的工程理應得到他們的贊同和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我還建議他們在港英政府表態之前，不要讓外面知道。李嘉誠問胡應湘：「記者知不知道？」胡講他已準備開記者會，我建議不要開，李嘉誠也贊同我的看法，胡還是堅持。結果媒介公布以後，港英政府一直沒有反應，擱置下來。

「六四」之後，港英政府公開了自己建新機場的計劃。我想，如果當時胡應湘他們能先徵求港英政府意見，情況也許會不一樣。

52

香港是國際性的大都市，各國各方對它都有興趣。外國資本中主要利用香港，向東南亞發展，特別是向中國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香港的中間地位、跳板地位、橋樑地位，使認識香港作用的外國資本越來越多，香港對外國資本越來越具吸引力。

在這種形勢下，不失時機地、廣泛地，同各個國家和地區駐港外交機構和商業機構密切接觸，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政策，解決他們一些困難，成為新華分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華分社為此在內部也做了分工。外事部門主要負責廣泛接觸各個國家和地區在港的外交機構，經濟部門主要接觸各國商業機構和一些社團，如美國總商會等，我自己也經常接受邀請，同他們會面，根據他們要求，回答一些問題，外國資本當時普遍關心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的香港政策會不會改變，二是對英資在香港的壟斷地位不滿，希望改變。

例如，香港的其他國家銀行界，對滙豐享有許多中央銀行的特權，卻不承擔中央銀行的義務，意見很大。特別是美國和法國的銀行，他們向新華分社、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希望中國在制定基本法時，在特區政府的金融政策上，對英國加以限制。

我考慮在不過分影響英政府和英資利益的情況下，應盡量照顧外資的利益，儘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香港某些外資銀行迫切要求有發鈔權，我就積極向姬鵬飛、趙紫陽提出建議，考慮讓美國、日本、法國銀行少量參与發行鈔票，讓港幣更具國際性。後來，基本法對此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提到：「港幣的發行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許可權，發行或繼續發行港幣。」香港的其他國家銀行界對此還是比較滿意的。在基本法咨委會裡，也吸收了幾位外資金融界人士為委員、顧問，讓他們表達意見。

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外國資本在港越來越活躍，做好外資工作，是穩定繁榮香港絕不可少的一環。

我們對香港華僑資本的工作十分重視，除了自己廣泛地與他們接觸，直接做工作外，還通過內地有關部門和香港中資機構做工作，解除他們的疑慮，增加他們進一步利用香港或進入香港的決心，給他們便利，與他們合作，為他們服務。

僑資主要是指在香港的東南亞華僑資本。東南亞一些大的華僑資本家，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泰國的謝國民在香港都有相當的投資，一方面是因為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從政治上考慮的，比如林紹良同印尼總統蘇哈托關係密切，一個時期蘇哈托地位有不穩現象，林紹良就把香港作為一個資金避風港看待。馬來西亞政府一個時期排華，那裡的華僑往往也以香港為資金的避風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華僑資本又紛紛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因此他們對香港的作用歷來都比較重視。

東南亞華僑當中，福建人居多，我們指定副社長曹維廉專門做福建幫華僑的工作。郭鶴年在馬來西亞經營橡膠園，但他發跡主要通過經營糖，是有名的糖王，與華潤的關係良好。我們通過華潤對他做工作。郭鶴年逐步把經營基地轉移到香港，不僅在香港有了相當的發展，而且積極進入中國內地投資。

黃廷方原是在新加坡活動的地產商，與原本在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任總經理，現任中銀港澳管理處副主任薛文林熟識。新加坡房地產高潮過後，黃廷方與八十年代初期到香港發展，當時香港地產正處在低潮，黃就在此時大量購買土地，運用他同薛文林的關係，我們又在考慮如何採取措施恢復港人信心，對黃當時敢於大量吸納土地的做法，表示了支持的態度，中國銀行也積極給他融資。黃廷方在這樣的支持下，放手收購土地，面積幾乎與地產鉅賈郭德勝相等，不久，香港地產恢復景氣，黃廷方獲得大量收益。他在新加坡沒有做到的事情，在香港做到了，取得很大的成功。黃廷方是繼李嘉誠、郭德勝等善用時機，廉價購地致富的另一個大地產商。

黃廷方也是最早進入中國內地投資房地產的大商人。「六四」前，他就在福建、廈門進行房地產投資，與廈門市政府簽了合約，負責改造廈門最繁華的一條街；也在他家鄉福建省長樂縣進行房地產開發。「六四」后，別人停止了，他仍繼續經營。黃廷方對香港有信心，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八三年，他就公開表示贊同中國收回香港，表示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這在當時，是突出的一個。

我們對華僑到香港發展的願望和設想，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毛鈞年有一位柯姓同學，也是福建人，在香港大學畢業后，去美國發展，事業有成。毛鈞年介紹他同我見了面。他提出一個新設想，要在九龍最繁華的尖沙咀到彌敦道旅遊中心，建一條地下電徑，以增加吸引遊客。所謂地下電徑，就是在地下建一條由傳送帶帶動的金屬道路，人站上去后不必走路，隨傳送帶往前；在電徑兩旁建地下街道，發展商業或服務業，在地下電徑的入口處，建地面商場或做其他用途的地面建築。他準備投資，並希望和中資合作。

我支持他這個新穎想法，同意同他合作，關鍵是必須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我請他按社會正常程序進行工作，先研究設想的可行性，做好可行性報告，然後向香港政府申請。他很快都做好了這些工作。我讓副社長鄭華專門同港府有關部門聯繫，並宴請他們表示我們對此都有興趣，認為會有益於香港的進一步發展，希望香港政府加以考慮。但是幾年過去了，一直到我離港前，港府如泥牛入海般毫無反應。令人非常遺憾。

53

中國資本在香港的發展，有幾個階段。初期，主要是為了掩護地下工作，為地下工作提供經費，搞了一些商業機構。以後為了外貿進出口的需要，又逐步發展一些機構。

國民黨退出大陸后，接收他們在香港的一些機構，比如招商局，在此基礎上發展。

改革開放以後，中央與內地各省市，從事工業生產和貿易的有關部委，都希望到香港設立機構，但當時中央的指導思想偏向限制。中央有人主張，讓各省市、各部委在香港都有適當的據點；也有人主張，不能多設，並且認為已經夠多了，要整頓精簡。八三年，在港澳辦、外貿部主持下，國務院批准了一個文件，限制各省市、各有關部委到香港增設新機構，原有機構要進行整頓。我上任前，李后把文件給我看，要我到香港之後執行。

我原在地方上工作，從省市地方、有關部委的角度考慮，既然實行改革開放，在香港就須設立據點。以江蘇來講，江蘇在香港有個小機構，附設在華潤，只有兩三個人，起不了什麼作用，而地方上非常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增加同外商、港商的接觸，以增加進出口機會，學習和適應外界市場運作的情況和經驗。我不同意這個文件的精神，而傾向在香港發展中資機構。當時廖承志還沒有去世，我向廖承志和李后提出，可否等我到香港進一步了解情況之後，再決定是否執行這個文件。他們同意了。

我到香港之後，又向他們提議，請北京派人到香港來，共同進行新的調查，國務院同意了，派了一位外貿部副部長來香港調查。調查兩至三個月後，重新寫了報告，與以前的報告大不相同，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建議國務院允許省市、部委有條件地來港增設機構。在我積極建議下，不久，這位副部長又率領內地大多數省市的代表團，來香港舉行空前規模的展銷會，內地有幾百人參加，在香港產生較大影響。

以往，內地對外貿易，都是通過外貿部門統一進行，生產部門對外界市場情況基本上不了解，由外貿部門下計劃、訂購，由外貿部門銷售。各省市、各地來港設機構，實際上打破了這一傳統做法，自行摸清市場情況，研製生產計劃，對中國的外貿體制改革，起了促進作用。

從香港本身發展考慮，在保護英資、外資、華資、僑資、台資在港利益，讓他們有繼續發展機會的同時，中國資本也應該有一定的份量。中資可以，也應該不憑藉特權，通過學習和運用香港市場經驗，在不和香港人「搶飯碗」，不影響港人利益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將來，香港萬一出現不穩定因素，憑藉這個基礎，可以減輕對香港的消極影響。

我認為，中資應該不斷壯大。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在香港有中國的「滙豐」銀行，中國的「怡和」、「太古」？我們不憑特權取代它們、排斥它們，而且與他們互利、共存，在此前提下，儘力發展自己，有何不可？

但是香港本地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北京一些領導人也不贊成。前文已經提過，在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央第一次彙報香港工作時，李先念就認為香港中資機構不應發展，他還提出不贊成搞股票，認為是「投機倒把」，不贊成在香港投資房地產，並且要中國銀行對放款房地產加以注意和控制。

這次彙報后，八三年底，港澳辦主持召開了一次關於港澳經濟工作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有關部門，及與外貿有關省市的負責人；香港、澳門參加會議的有中資機構各部門的負責人，港澳辦指名我和李儲文出席會議。

這樣專門討論港澳經濟工作的全國會議，過去沒有；由港澳辦代表國務院主持，也是第一次。

會議有兩個文件，一件是港澳辦給中央的報告，他們根據陳雲、李先念等中央負責人的幾次講話、指示，包括九月我彙報香港工作的那次，整理成幾條政策性意見，請示中央，建議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予以貫徹。中央幾位常委，包括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都「畫了圈」，表示同意，批准開會。另一件是會議決議的草稿，供會議討論修改，定稿后再送中央，國務院批准，成為正式決定。

與會者近二百人，我記憶中，會議開始，似乎沒有人講話，便討論文件。多數與會者對文件都有異議。

文件中的政策性規定，與會者歸納成「九不」。我大概記得有下列一些：不允許到香港設立新的外貿機構；不允許中資在香港進行投資活動；不允許中資機構搞「投機」事業；不允許「炒」股票；不允許「炒」外匯；不允許「炒」房地產；不允許「炒」黃金；中資機構外匯不允許存放外國銀行，必須存放在中國銀行；不同意香港產品到國內開闢市場、銷售。

總之，陳雲的指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政策的主要精神，對中資在香港的發展，設置重重障礙。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有不滿情緒，我也不滿。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問我：「為什麼中央開這樣的會議？」我回答：「我也不知道缺什麼。」整個會議期間，我一直沒有發言，保持沉默。

我想說一段插曲。八四年我去北京，陳雲知道了，要他的秘書朱家穆見我。朱在電話里問我：「你不是要看看陳雲同志嗎？他最近身體比較好，你要不要見見他？」

顯然，陳雲想見我。什麼事呢？通電話間不容考慮，我立即回答：「好呀！我好久沒有看陳雲同志了，很想見他。什麼時間，請你安排。」

他約了時間。那是一個下午。

陳雲住在中南海，位於毛澤東曾住過的豐澤園的西北角。那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拆掉一部分故宮建築，新建的寬敞平方。我準時前往，在前廳見到朱家穆，他請我在他辦公室坐，說：「陳雲同志午睡才起來，請你稍待，我去看看他出來沒有。」朱家穆才走進里廳不久，就又出來請我進去，說：「陳雲同志在等你。」

汪東興新建的平方，設計和北京的四合院相似，整座住房分三或四進，有走廊相同。陳雲的住房有幾進，當時我心情不在此，無暇估計，我隨朱家穆進入客廳，陳雲早坐在沙發上等我。我連忙大步上前，問候道：「陳雲同志，你好！」

我前次見到陳雲，是五七年，他在江蘇無錫蠡園休息。他那時還帶著毛澤東批評他「右」的帽子，很不得意。我陪他在蠡園畫廊里散布，他邊走邊問我江蘇農村情況。他忽然冒出一句：「主席（指毛澤東）是民主的，能聽得進意見。」那時我仍不懂中央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不懂陳雲說話是什麼意思，茫然地點點頭，不知如何「搭腔」。

陳雲見到我，從沙發上站起來，朱家穆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他面色蒼白，看來身體仍很弱。他雙手握著我的手，很激動地說：

「我向你檢討，我向你檢討。」

我驚嚇得不知怎樣好，一個勁地說：「請你坐下，請你坐下。」

陳雲堅持著不肯坐，仍然站著，認真地用他帶青浦口音的普通話說：「你比我聰敏！我多年想辦沒有辦成的事，你辦到了。」

又加重語氣說：「你比我聰敏！」這才坐下去。

我也坐下，既興奮，又惶恐，說：「我們都是在你們老一代的帶領下成長起來的。現在還是這樣。」

他點點頭。

我說的是真話。我對陳雲很尊敬，尊敬他的清廉、正派；他工作認真、一絲不苟。他對黨、對人民有感情，耐勞耐怨。我知道他受毛澤東多次批評（我當時認為毛澤東對他的批評是正確的），但我沒有聽說過他對毛澤東有不滿。當然，對他的「右」，我也有抵制。

他曾經批評過我幾件事：

我在江蘇搞「小化肥」設備，那是一種年產八百至兩千噸氮肥的設備，是江蘇化工研究所自己研究製造的。那時，年產三、四十萬噸的化肥設備，基本上需要進口，需要動用外匯，需國家計劃批准。而當時，農民已經嘗到化肥對糧油增產的甜頭。江蘇每年用一半以上本省的外匯，進口幾十萬噸花費，遠不能滿足需要。有了這個「小化肥」設計，便進行試驗。陳雲派他的秘書周太和（是部級秘書，比我的級別高）到江寧縣、丹陽縣（「小化肥」在該兩縣設廠試驗）考察幾次，周太和轉告我：「陳雲同志認為『小化肥』技術關難過，產量低，投資和大化肥相比，不合算。」不贊成搞「小化肥」。我當面沒有表態，仍繼續試產，證實有效后，大力推廣。後來做到每縣一廠。因為設備本省可以製造，投資本縣可以自籌，技術本縣可以培訓滿足；與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較，投資小、收效快，特別是地方可以自辦，不需要等國家撥款批准。浙江、山東來到江蘇參觀后，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廠。

增產糧，在「以糧為綱」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蘇江南太湖地區，我六十年代分管農業時期，大力提倡種雙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種兩造稻，一造麥或油菜。當時，有反對意見，認為種雙季稻用種多，用肥多，用工多，實際產量「明增暗減，得不償失」。確實有些農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種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種兩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實是，太湖地區，當時對糧油生產精耕細作水平已很高，對糧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獨特創造，一年三造，已達年產良一千三、五百斤，還出現了年產一噸（兩千斤）的「噸糧田」。社隊工業的興起，更實行「以工補農」，將工業的利潤，不同農業的成本和純種糧食農民的收益，使其不低於，有些高於從事工、企業的農民的收益。

《陳雲文集》中，六一年關於「加速發展氮肥工業」和「為什麼種雙季稻，不如種單季稻」兩篇文章，實際上都是批評我的。江蘇幾個老人也反對種雙季稻，他們對我堅持種雙季稻，在陳雲處告了狀。還向一部分江蘇幹部「傳達」了陳雲對我的批評。江蘇省委兩次改組，在中央常委做了決定之後，均為幾個反對我的老人，憑陳雲的「放話」，即指示，推翻重來，他們在陳雲處「告狀」生效，至少因為在這兩件事上，我是沒有聽陳雲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職，順道又回江蘇。在賓館碰到陳雲的老秘書王某，他奉陳雲指示，來江蘇視察社、隊工業（現稱鄉鎮工業）。他告訴陪同他視察的江蘇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朱通華說，他是再次奉陳雲指示來視察社、隊工業的。（上次他來，是陳雲和我講話之前。）並說：陳雲那次向我「作檢討」，主要是指我對社、隊工業的實踐。朱通華追問，陳雲怎麼會「作檢討」，王某便將陳雲對我講的話複述一遍。

朱通華將話寫在記事簿上，並給我看。為我高興。我們兩人同時說：「陳雲同志真了不起！」

我們敬佩他在事實面前，肯認錯的態度，特別是能主動向「下級」認錯的精神。

我曾想，陳雲和毛澤東如果到資本主義世界走走、看看，他們可能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會不一樣，主張會有所改變。根據是，他們對事務，特別是對經濟事務的唯物態度。他們政治觀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們的行動。毛澤東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陳雲深圳特區、廣東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劇！

面對中資在香港的實際情況，我是不贊同陳雲意見的，我主張中資在香港，學習香港商人，用資本主義的一套做生意的。記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貿部長李強出國經過香港，視察華潤公司，這是他外貿部的直屬機構。我們是同鄉、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體好，喜歡吃冰糖燉蹄膀，白燒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嚇人。他在江蘇時，見面就向我要蹄膀吃。這次到香港，不改舊習，我找江蘇來的廚司專門做了，給他解饞。席間閑話，說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黃金，賺得滿盤滿缽，我們只會老辦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機倒把」，國家發不了財。李強神秘地說：「誰說我們不會『投機倒把』，我就搞過『投機倒把』！一次炒黃金，為國家賺了六千萬！」我們相視哈哈大笑。

對會議發給大家討論的文件，與會單位幾乎一致有意見，但會議主持人根本聽不進。會議結束后，我去見趙紫陽。

趙紫陽在中南海的家中見我。那是一間約三、四十平方米的「書房」，幾重書架，放滿了古今書籍。我對趙講，這個會開得不好，他問為什麼？我說：「這個會議對中資在香港的經貿活動，這也不準，那也不行，不是從積極發展出發，而是消極防範，同中央向外發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趙講：「你為什麼不提意見？」我說：「你們常委在港澳辦給中央的報告上，都畫了圈，我怎好在會議上公開表示反對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見。」

趙紫陽考慮了一會，問我：「那怎麼辦？是不是重開一次會，再發一個文件？」

我理解，他個人不好立即否定這次會議，我則顧慮如不立即糾正，會後就要執行「九不」，損失便大了。我就說：「這樣處理恐怕不行，我建議這個會議的文件不要下發，我們回去也不傳達了。」

趙紫陽當時沒有表態。我認為他是默許，但不好立即表態，畢竟他還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后，我向參加會議的中資機構負責人打招呼：會議精神暫時不要傳達，等文件來了以後再傳達、執行。後來這個文件果然沒有發下來，會議的「精神」就沒有被傳播，香港中資的發展避免了這一劫。

在積極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設立機構的同時，我還主張各省市、部委負責人應該多來香港參觀，拓寬眼界，學習市場經驗。當時，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膚淺，只是從買方市場、賣方市場的角度來認識：內地基本上是賣方市場，按計劃生產；而買方市場要根據消費需要、銷售情況，來決定生產。

七九年，我訪問澳大利亞，途徑香港，一些香港的資本家向我介紹如何做生意，講怎樣去適合市場需要，怎樣按優勝劣敗的規律來參与競爭。他們說，企業不僅是講生產、管理，首先要講經營。產品生產再多，如果賣不出去，只好積壓，企業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華國鋒彙報，強調國內工廠只講管理，不講經營的做法不行。華國鋒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講話中，提出企業的經營問題。

到香港工作后，更深感內地領導人應該到香港來看看香港人是怎麼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張放寬到香港參觀考察的審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過，港澳辦過去一直控制很嚴，我幾次建議放寬，他們都不加理會。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參觀、出差的審批權，下放給港澳工委，名義上是國務院委託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決問題。我叮囑新華社主管部門，盡量放寬尺度，讓內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參觀學習。發展最快的是廣東、福建兩省，特別是廣東，他們是「近水樓台」。中資機構在此一階段，也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

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使香港原有的幾家「老字號」中資機構，也有了如何適應新形勢的問題。中資業務怎樣改進或改革以適應國內的需要，是他們面臨的新課題。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個新區，雖是深圳的一部分，一開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遊、服務業、房地產，而蛇口著重小工業，發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屬深圳市的一個區，但他是獨立的，幹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調配。袁庚很善於用人，也採取一些新的管理辦法。他經常召集一些內地的學者、專家探討經濟改革的問題，後來發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舉行的一場「青年教育專家和蛇口青年座談會」上，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觸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會上，有人點了袁庚的名，批評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中央沒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訴了我，常委會上，胡耀邦、趙紫陽實際上保護了袁庚，沒有讓這件事發展下去。我對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點，免得有人找麻煩。

蛇口發展很快，招商局本身發展也快，袁庚採取資本主義世界的經營方法，招商局海輪運輸噸位發展很快，各方面的業務也蒸蒸日上，交通部很滿意，當時的部長葉飛，對袁庚更是欣賞。

華潤在形勢的逼迫下，業務也開始多元化。以前，做為經貿部在香港主要的對外貿易機構，華潤實際上壟斷了中國在香港的對外貿易；現在，各省市自己開始經營，華潤的壟斷地位逐步消失，不得不從多元化著手，改善經營，董事長張建華改革意識很強，所取得的成績也比較大。他們不僅在香港發展，而且向外擴展業務，在美國、歐洲都設有分支機構。華潤集團已成為香港有影響力的一大企業。

即使原來比較保守的中銀集團，也有了改進。我初到香港，聽到不少反映，講中銀放款太謹慎，對大項目不積極，反而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庄世平聲譽頗佳，認為他生意做得很活。我向中銀蔣文桂、黃滌岩求證，他們同社會上看法不一致，認為庄世平的膽子大，但放款爛帳多，我還是建議他們對外界反應多做考慮。

中銀負責人熟悉業務，不斷擴展、改進他們的業務，在香港金融事業、經濟發展、支持內地改革，尤其團結香港華人資產者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資在香港的發展，曾引起一些當地華人資本家的疑慮。首先是國貨批發商的疑慮，過去中國主要通過華潤統管外貿，華潤再通過本地批發商來銷售。改革開放后，外貿體制逐步改革，經貿部允許一部分商品，由各部委、各省市自己來經營，各地紛紛重新尋找自己商品的經營者、代理商，損害了原國貨批發商的利益。這種情況，應該說，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對港商來講，原來的批發商受了影響；但香港另一部分新的代理商得益了，因為各省市、各部委仍是通過香港的市場來經營的，因此，從香港總體來講，只是有失有得的問題，這種情況無法完全避免。

工委內部針對這個現象討論，確定儘可能照顧原批發商，例如介紹他們同各省市、部委接觸，獲得一些新的貨源，也要華潤注意用新的業務，進行一些補償等等。

中資業務的開展是多樣化的。本來港人擔心中資機構拿的是國家資金，不管賺錢蝕本都會硬搞下去，香港人競爭不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僅是少數。香港社會傳說，中資帶了多少多少資金到香港投資，當時有人估計八十億，也有人估計一百億美金。按中資機構的總投資數，當時這些說法，顯然多估了。還有人說，這些資金是從內地帶來的，顯然是不了解情況。

中國國內正在竭力設法吸收外資，怎麼可能拿這麼多資金到香港投資？這正是李先念、陳雲擔心的事情。李先念講過：「我們自己很需要資金，不能拿內地資金去香港投資，為英國人添光彩。」

我知道內地到香港的資金有兩種，一種是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撥款，這數量有限。數量較大的幾筆，據我了解有一下幾項：一是國家撥給幾家大公司如中信、光大的，不會超過三至五億美元，一是撥給香港新華分社的一億美元，各省市的撥款不可能上億，即便某些中央部委可能多一些，也不可能上億。因此，總數加起來估計在十億美元左右。

另外，就是一些省市的有關部門在對外做生意時賺的錢，留了一部分在香港做投資用。華潤、中銀每年都有上繳任務，也留一部分成，這是正常現象。省市部位留下的部分不派出有些人貪污、舞弊，但數字不會太大。當時估計，留下的部分約十多億，加上國家撥款總共二十多億，估計頂峰是三十億。

因此，假如中資在港投資有八十至一百億美金，那麼多數是利用香港的資金，或講是借了香港銀行的錢。香港中資的發展是利用國內一部分條件為基礎，學習香港的市場經驗，取得發展的。

在那幾年中，中資機構在香港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香港市場的份量增加了，社會上估計中資有一百億美元資金，和社會總資產比較，比重仍然不大，並未發展到威脅或代替香港英資、華資的地步。中資在港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實踐證明，發展壯大中資的方針是積極的，對內地改革開放，對香港穩定繁榮都有貢獻，是互助互利的方針。

54

八七、八八年，香港中資機構出現一些混亂現象，香港社會各方面反映比較多，比如，有些單位對情況不熟悉，決策錯誤，受騙上當受了一些損失；一些中資機構，搞母公司、子公司、孫公司，機構過分膨脹；部分中資機構的經營人員貪污、受賄、舞弊，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失控。

國務院、港澳辦和經貿部要求，整頓香港中資機構。港澳工委認為，中資總體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發生了一些問題，整頓一下，也有必要。但整頓不應該阻礙中資的發展，不能「一刀切」，要根據情況，有所區別。比如廣東、附件兩省在港機構比較多，廣東不僅省、市一級來港設公司，甚至縣、鄉鎮也在港設有公司，他們關係多，許多是通過私人關係來港的，到底有多少家，無法統計。像這樣的情況，可以撤銷、合併一部分。但內地有些省市，本來在香港的機構就少，為了開放，他們還要求再設立一些新機構。這也是合理的。

經過調查登記，在香港約有二千余家，經與各省、市、部委協商，保留了一千余家。同時，對它們的經營業務，也進行了一些必要的調整。

關於中資機構內存在貪污、舞弊的問題，反應很多。有人在北京會議上發言，在報刊上寫文章，講香港中資機構貪污、舞弊情況嚴重。我請他提供具體材料，並誠意表示我們一定會嚴肅地調查處理。結果，他只給了我們一些情況輕微的材料，與他的發言和文章所形容的，完全不一樣。也有一些商人向我反映類似情況，我請他們提供具體材料，卻提不出。我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有人向他索賄，他不便提供材料，怕影響今後做生意。另一種只是道聽途說，無法提供實際材料。不管怎樣，我們並不輕視這一問題。我們知道，在中資某些單位里，這類情況是比較嚴重的，有些大公司的著名人物，問題還比較大。然而調查難度很大，必須有證據，才能處理。例如傳說某經理在銀行有不少存款，但香港銀行按規章要為顧客保密，這種情況就很難查。

在北京有關會議上，姬鵬飛建議國務院派人查清楚香港的兩大公司，「光大」和「中信」。我也有同感，贊成姬鵬飛的意見。
「光大」的成立，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光英到香港參觀后，向國務院報告，經趙紫陽批准，撥給資金，來港經營；並獲批准，可以經營地產、股票。由經濟領導小組的秘書長張勁夫具體負責，與王光英直接聯繫。

王光英到港后，大張旗鼓宣傳，轟動一時。王光英講，他自己的級別超過正部級，是國家領導人之一，他代表國務院來投資，公司的名字叫「光大」，是趙紫陽批准的。他並說，開始想叫紫光，趙紫陽感覺不好，才改名「光大」。

剛開始，王光英雄心很大，當時香港正處地產低潮，他同李嘉誠有關城市花園的交易，轟動香港。王光英講，這是他看好香港前途之舉，可是事隔不久，他又毀約。

北京有關部門和光大公司內部，對其經營手法和內部管理，反應很大。光大的幹部都由王光英本人親自挑選，來港后，凡是順他意的，就信任；有不同意見的，就歧視、排斥。王還是天津市委的統戰對象時，天津市統戰部有位幹部負責照料王光英，獲得王的信任，被調來光大。這人因向王光英提了些意見，王馬上就排斥他，發展到在內部採用文革手法，開批判會，鬥爭他。這位幹部向北京有關單位、港澳工委做反映。我們去了解情況，過問此事，王光英因而不滿。

我到北京與張勁夫談此事，張講：「我管不了他。」要我直接向趙紫陽反映。我找趙談，趙交代：「以後光大的事，你們就不要管了。」我向張勁夫講了趙的意見，張勁夫搖搖頭說：「你最好要趙紫陽有個文字的東西給你。」我有什麼辦法去要文字的東西呢？不久，張勁夫對我講：「光大的事，我也不管了，我沒有辦法管這個事。」

自稱是南美華僑的富商張少皇，二十九歲，在香港社會突然出現，大搞房地產經營，引起各種猜測。張少皇在香港成立一個公司，邀請我去參加開幕剪綵。這個公司得到北京宋慶齡基金會的支持，宋慶齡基金會的會長是朱德元帥的夫人康克清，副會長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我去北京多是這位副主任接待的，彼此很熟悉。他出面講，康大姐希望我支持。他說：「這位張先生很愛國，對國內事業很熱心，捐助了二百萬港幣給中國兒童福利基金會。」這樣，我答應參加開幕。張少皇就在香港刊登了公司開幕典禮的廣告，宣揚許某人將出席剪綵。

為慎重起見，我查了張少皇的公司註冊情況：註冊資金是幾萬港幣，實繳資金只有港幣二元。我感覺有問題，在那位辦公廳副主任以宋慶齡基金會副會長名義來香港參加開幕典禮時，我沒有去，而另請喬宗淮陪他。喬宗淮回來，我問情況，喬也覺得有些現象不尋常，據說，張少皇發了請帖給不少鉅賈，結果都沒有看到鉅賈出現。

有關部門進一步調查，發現張少皇是王光英未來的女婿，得到王光英在經濟上的支持，而且生活闊綽。

不久，便爆出張少皇的騙局。遼寧省駐港一個公司認為，宋慶齡基金會康大姐與王光英都支持他，這個人一定可靠，借給他兩億港幣。張少皇拿到這兩億貸款，用了二百萬捐給中國兒童福利基金會，其餘就成為他炒房地產的資本。遼寧的公司發現可以，追索借款，張少皇已不知去向。經過律師與張的同夥交涉，收回了部分借款。

國務院改組光大公司，這已是「六四」以後的事，詳細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

對「中信」公司的反應也大。按北京公布的治理整頓材料，中信搞了外匯上的非法經營。一般的看法是不止於此，工委就收到很多反映。

由於這兩家大公司的「整頓」，都是國務院直接調查處理的，儘管工委將各界反應向北京做了反映，但國務院並無下文。

在香港進行經商活動的高級幹部子弟，我知道的近二百人。我讓喬宗淮經常同他們聯繫，對他們做些工作，希望他們不要出事，否則，對內，對外影響都不好。喬宗淮也曾因一些人同我見面，我向他們表示，我會儘可能支持他們正當的經商活動，希望他們遵守香港市場的法規，能夠公私分明。確有不少高幹子弟能做到這點，反映最好、作風正派的，是萬里的兒子萬仲翔；反映最不好的，一是某人的女婿，一是某工資，兩人都公私不分，發了大財，生活奢侈。一個已移民澳洲，中央決定調他回內地，但他已事先移民走了。一個仍在香港繼續發財。工委拿不到證據，又無法調查，反映也引不起重視，真是無奈。

新華分社下屬的鑫隆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薛文林，他當時是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副主任，北京總行要他退休，我出面借用，留在香港，讓他擔任鑫隆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薛文林曾任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負責人，對新加坡很熟悉。他到任鑫隆之後，與新加坡一商人合作成立公司，經營皮革、藥材，上了人家的當。他使用一個從上海調來的幹部，竟然在對方商人沒有交貨的情況下，就開出信用證，付出二百萬美金。

調查發現，這很可能是一個共謀的騙局。這個上海乾部的老婆與那個商人合作搞了個公司，但又查不出證據。

鑫隆公司在八七年股災中，經營股票又損失近千萬港元。連同被騙的損失，共計虧損一千多萬美元，即一億多港幣。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換公司領導人，由澳門分工委書記周鼎，介紹原深圳一家公司的總經理孫海峰代替薛文林。

新華分社具體分管鑫隆公司業務的是副社長鄭華。他常過問具體業務，也喪失了一些機會，例如還在薛文林負責鑫隆公司時，香港普慶戲院地段，業主準備脫手，開價兩億多港幣，探鑫隆的意願。由於普慶是放映電影的重要據點之一，薛文林很想買下，文教部也很積極，他們找鄭華。鄭華就在開會時提出來討論。我雖然贊成此事，但看鄭華沒有表態，為了照顧他的威信，我就講：「具體業務是你們董事長、總經理的事，不要討論了，還是你們自己決定好了。」

會後兩個月，我從報上看到，才知道他們沒有買，失去一個機會。

中資機構在香港的改革發展，固然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在業務上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營管理的經驗，並認識、團結了一批朋友。

　



第十章 香港經驗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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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奇等人主編的《香港概論》第一冊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迹，這就是「香港現象」。書中對香港經濟高度發展的特點一一列舉，並進行概括。我想有興趣者，不妨找這本書一閱。

香港面積很小，港島、九龍、新界合起來，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自然資源也很貧乏，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短短四十余年間，香港由一個貧窮的殖民地城市，發展成世界著名的金融、貿易、運輸、信息和旅遊中心，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基礎的國際大都會，不能不說是個奇迹。

現在香港富甲一方。幾年前，《信報》林行止先生就曾講：「按總的財富計算，香港每個人都是百萬富翁。」現在恐怕已是大大超過了。不管按中國的統計，還是西方的統計，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大約一萬五千美元，直追日本。最近有報刊報導，香港人口居世界第九十位，但已成為世界第十位經濟實體，超過許多大國，九二年的進出口總額達四百億美元。可謂驚人。

在舉世許多地區經濟不景氣時，香港為何還能有這樣的發展？探索其原因，是很有意義的。

大家都說香港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確是如此。香港面積雖小，但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背靠中國大陸，面當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衝，不論由東往西，或由北往南，香港都是中途站。維多利亞港港闊水深，中年不借兵，是世界上最優良的三大天然海港之一。

雖然香港資源貧乏，二次大戰後，香港因地緣關係，在政治、經濟上都成為兩大陣營的邊緣地區，成為中國大陸，甚至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避風港，給香港帶來新的資源，即廉價的勞力、寶貴的人才，和豐富的資金。

雖然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城市，但戰後英國逐步改變了統治方針，採取政治上懷柔，由完全獨裁，逐步改變成為所謂諮詢民主的精英政制；經濟上，積極貫徹不干預政策，創造了香港比較好的投資環境，包括「硬」環境和「軟」條件。所謂軟條件是指香港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法律和政策，特別是低稅、窄稅政策，以及後來設立廉政公署施行廉政政策。硬環境是指香港進行一整套有規劃的現代市政建設，包括金融、交通、電訊等各種服務設施的建設，使港人得以在這樣優越的投資環境中充分發揮。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決定不立即收回香港，並派出干擾，堅定地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來穩定香港，香港才有可能一直保持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更是給香港的經濟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會。因此，中國的因素是香港得以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我第一次到香港時，一位香港資本家講了兩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講，香港是在夾縫中鑽空子發展起來的。我想，香港人鑽空子的精神很了不起，見縫就鑽，不僅是香港的縫、內地的縫，而且是世界的縫；鑽縫精神越來越精，水平越來越高。這實質上是一種積極的適應精神，是一種尋找機會緊抓不放的精神，香港得以發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講，香港把每一個國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機會都充分利用了。利用韓戰、越戰的機會，香港不但成了美軍的補給基地之一、休息基地之一，而且由於中國打破封鎖，香港實際上成為外國商品向中國國內走私的基地，香港不少資本家所以能夠獲得發展，很主要地是當年靠走私起家，不僅他們個人得益，香港也從中得益。

在世界經濟轉型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勞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轉移過程中，香港又抓住這個機會，利用廉價勞動力，使自己低成本產品向國外，特別是美國傾銷，當時香港獲得大量的配額，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成為以紡織品為主的出口中心，就是利用世界經濟轉型機會的結果。

順便說一個故事，香港有一個年輕資本家，三十多歲，經營紡織成衣，主要做牛仔褲，很遺憾，我記不清他的名字，只記得人稱「褲子大王」，他是廣東惠州人，文革中他是紅衛兵中的「逍遙派」，偷渡到香港，開始在小成衣廠里做工人，自己份內工作做完后，主動幫老闆做雜物，老闆賞識他，提拔他當監工，以後又提拔他當副廠長，幫助經營。在七七年石油危機中，香港經濟不景氣，老闆無意經營，就把工廠以極低的價格轉讓給他。他在此基礎上，接受了美國的訂單，又爭取到配額，就這樣起家了。

我去看他時，他已經在美國有了分公司，在香港、非洲、大陸辦了十多家成衣工廠，不但拿到香港的配額，而且拿到大陸的配額，銷售額一年達到兩億美元。這可說是香港人抓住機會發展很典型的例子。這位青年人吃素，還沒有結婚，很艱苦樸素，他把他兄弟從廣東接到香港，在自己公司里分別負責，我同譚茀雲一起去他工廠參觀，他擺開架勢向我們介紹了一個多小時，講他如何運用毛澤東的辯證法來經營業務起家的。他把《毛澤東語錄》稍微改變就成為他對職工教育的思想、條約、規則，在工廠的牆壁上到處貼標語。他告訴我，他是憑一本《毛澤東語錄》起家的。我看他不像是故意講奉承的話，是把辯證法的原理運用到市場經營中了。我當時問他，像你這樣的人香港有多少？他說：「不止我一個。」我聽后很感慨，社會上傳說：「內地一個蟲，到香港成一條龍。」很形象地說明內地這套制度，限制了人的發展，限制了經濟的發展。

再說一個「蟲變龍」的故事。劉永齡是六十年代到香港的，剛到時，身上只剩二十塊港幣。我在香港工作時，曾到他家去，他的家不比包玉剛的別墅小。

他與南京第八機床廠、蘇州長風機械廠合作生產鑄塑機。當時，大陸的塑料工業剛開始發展，鑄塑機需要量很大，他採取來料加工的辦法，從國外進口一些不見，在這兩家工廠搞大的鑄件，然後裝配成機。事實上，以成機的工作量計算，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內地自己加工的，基本上可以講，是內地自己製造的產品。可是當時中國的政策規定，來料加工產品不算中國製造，基本上要外銷。劉永齡鑽空子，採取所謂外銷萬聘國內提貨的辦法，把產品在國內銷售，就這樣發展起來。而後，他在沙頭角保稅區辦了加工廠，很成功，經過香港有關機構評估，價值超過他原來的投資。再用抵押資產的辦法，又向香港銀行貸款，在深圳蛇口之間建了一幢面積十萬平方米的工廠。

八九年新廠開幕，我去剪綵。他當時告訴我，準備招收一萬員工，現在已有三千人，其中數百個是中國各大學畢業的科技人員，他已不僅是製造鑄造機，還生產一些機電產品。開幕那天，他同時邀請了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學等五所大學的校長、副校長參加。他告訴我，他同這五個註明大學簽訂合同，搞科技開發合作。我感到他看得遠，取得科技開發之先，成就不是偶然的。他現在聚集了幾百個大學畢業的科技人才，又同五所名牌大學的科技力量結合起來，將來必定會有更大的發展，可以說，在香港商人中能這樣做的，他是第一人。在言論上，他也有獨到見解，他表示不贊成共產主義，贊成現在中國由共產黨領導。

中國的改革開放，使香港商人鑽空子的精神，又一次得到淋漓盡致地發揮。中國是香港商人投資的主要地方，九零年以前，外國、外地區到中國內地的投資，香港佔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現在雖然台資、外資大量湧進，香港資金投資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現在不僅香港的中小商人進行內地投資，一些大的商人如李嘉誠、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也進去了。他們必然會有一番作為。

可以說，世界和東南亞每一次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機遇，香港都沒有喪失，都得到及時的發展。香港已成為自由、開放、多元化的市場，在很小的體積上，發揮了很大的能量。現在香港的商人、資金遍及全世界，也可以講幾大洲都已不同程度地成為香港的商場與經營舞台。

香港，確實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奇迹。

56

一九七八年，我和國務委員谷牧訪問日本，對橫濱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八大城市中，中央政府對其他城市都需財政補貼，唯有橫濱市能自給。我們參觀該市時，市長專門介紹他們的經驗，我很感興趣，問得比較具體。谷牧取笑我，對市長說：「許先生對你們的經驗這麼感興趣，是想把你們的經驗用到江蘇去。」

橫濱市之所以能自給，主要是市政府自己經營了許多企業，特別是房地產。為了建造世界博覽會會場，他們削平山頭，用山石填海，造起一片地。資金來源，主要是靠德國銀行貸款。銀行同他們一次簽約，分次借款。

我當時不懂為何向銀行貸款，要分多次？我請教橫濱市長，他解釋，第一次的貸款用於開發，初步開發之後，就轉讓給商人繼續開發，商人要交百分之幾十的訂金，市政府用訂金開發新的項目，而銀行的第二、第三筆貸款是用來償還利息的。市長表示，不僅在海里填地，山上削土平石處又有了一片新的地，又可以開發山上這片地。這些土地開發，都由市有公司主持，市政府靠這些市有企業自行解決稅收不足、市政經費困難的問題，所以無需中央政府再給予補貼。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經營房地產開發得益的認識。

到香港工作后，我感到香港人對房地產的做法，至少不必橫濱市差。

例如前國民黨將軍王耀武的女婿黃錦輝，在新界開發房地產，建了一片新村。因為費彝民同黃錦輝的關係好，就竭力向我推薦，為他的開幕式剪綵。我答應了。

費彝民的兒子在黃的公司做經歷，開幕那天，他來帶我去開幕式會場。途中，在汽車裡，他就向我介紹他們的做法。黃錦輝當時在新界花了一億多港幣買下這塊地，開發以後，就賣樓花。所謂賣樓花，就是房子沒有造起來前，只有設計圖紙，就開始出售，買主需付一部分訂金。

黃錦輝所建造的新村，買主訂購先付百分之三十的訂金，有了這筆訂金，建房的成本就夠了，不需再向銀行貸款，就可以經營下去。分期付款使得較多的人負擔得起買房子，賣主也就比較容易銷售。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增強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加快房地產的資金周轉，給我印象很深。

我向趙紫陽、李先念彙報了這種做法。我說，香港的房地產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香港房地產發展很重要的經驗是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土地所有權屬香港政府所有，使用權實行油價轉讓，並且使用有限度，港島是九十九年，新界是七十五年，我建議國內是否也可以採用這樣的辦法，來發展房地產，所有權是國家的，公有的，不損害公有制，使用權可以屬於私人。他們雖沒有表態，但看來是注意的。

在運用銀行資金、社會資金方面，香港人十分精明。從香港商人到中國內地投資建酒店的做法上，可見一斑。香港商人到內地投資酒店，動用自有資金很少，收益卻很大，他們主要用銀行的資金，而且開始時，由中國銀行擔保。從酒店的選址、設計、施工、安裝、內部裝修到營業，幾乎都由港商一手經營，往往在購買材料、設備，內部裝修的過程中，已把投資收回，還取得了盈利。我起初對有些酒店由中方出地皮，港方控股經營，十五年、二十年後酒店歸中方所有的做法不夠理解，後來才搞清楚。因為酒店歸中方時，香港商人幾乎已經坐收盈利十五至二十年了。

香港社會開放，信息靈通，商業競爭激烈，使香港人在現代市場、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上，能很快適應並採用新做法；並且不斷改進，日新月異。八六年，香港一位企業家向我介紹基金會這種投資形式，當時在香港沒有幾家；沒有幾年，已被廣泛採用，各種基金會如雨後春筍般發展。

香港人接受並運用現代最新進的工具和管理方式，非常迅速有效，背後動力是香港特有的文化形態（同時，它本身也成為香港文化的組成部分）。這正是香港能迅速崛起，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就要從香港發展的教育背景講起。香港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以英語為主，英語成為中上層的第一語言，政府的文稿、公司與機構往來的文件，都以英文為主。正因為有這樣的語文基礎，香港人才可以無需倚賴翻譯，閱讀世界各地通商；世界各國商人來活動和經商，也因共同的語言工具而倍感方便。

香港的中下階級仍以廣東話為主，但香港的廣東話不同於廣州的廣東話，它吸收了大量的英語詞彙，成為普通民眾都能使用的詞彙，如公共汽車叫「巴士」（Bus），打球叫「打波」（Ball），計程車叫「的士」（Taxi）等，不勝枚舉，有些人講，香港文化不中不西，中文、英文都不精通。認為是一種倒退，我不以為然。我認為香港文化融匯中外文化，有其進步的一面，不能只看它繼承、吸收固有文化有限制的一面，還應看到新發展的一面。

香港的語言、文化，成為香港有利國際交往，迅速吸取現金經驗的優勢條件，這個條件在遠東大城市中，除新加坡外，東京、上海、台北、漢城在短期甚至長時間內，都難具備，無法替代。這真是香港得「英」獨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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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香港經驗，開發海南特區，是我給鄧小平的一封建議信中提出的構思。

大約八六年我與李嘉誠的一次單獨約會中，談到海南島的建設時，李嘉誠主動提出，他有興趣去海南島投資。他說：「我一次可以投資一百億港幣，開發海南。但有個條件，你到海南當領導——你可以兼（職），或是我組織一個公司，請你當董事長。」

我到港不久，李嘉誠曾表示無意到內地投資。他當時抱怨說：「我項目還沒有談成，就有人說我賺了國家多少多少錢。我決定不再到國內投資，要我捐款可以。……」這次他主動提出要到海南投資，完全出乎我意料。我連聲贊好，但也解釋：「我已七十多歲了，要我去海南當第一把手，已經超齡，中央不可能讓我去。我年歲太大，精力也不濟了。要我當董事長，我們中央也不可能同意。不過，如果你去投資，我可以當你的顧問，我估計中央可能同意。」

我估計，李嘉誠擔心去內地投資，各方面關係很難處理。我可以他顧問身份，幫助他處理這個難題，多少大小他這方面的顧慮。

李嘉誠聽了我這番話，問我：「李鵬飛當董事長，你看怎麼樣？」我表示：「只要你信任，就可以。」我答應李嘉誠，向中央反映他的打算。

我當時考慮，如果李嘉誠真能到海南島投資，不僅對開發內地有利，而且可以引發香港、海外大資本進入內地投資的新局面，對穩定香港，也會有很大影響。可是，海南島我從未去過，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也是間接得來的。我便下決心，要去看一次。當時正值全國人大開會，我找廣東省委書記林若、省長葉選平，表達想要利用大會開分組會期間，去海南參觀的願望。他們都表示歡迎，葉選平並表示，他是代表團團長，不便請假，不能陪我，隨機電話告訴海南行政區黨委，為我做了安排。

我向大會秘書長請假后，就逕去了海南島。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姚文緒接待我，並陪同繞了海南島一圈。姚文緒及海南區、縣、市負責人詳細介紹了情況，海南確是中國南方另一顆明珠，地理、氣候、資源俱佳（唯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欠缺的是，只待開發。

我向姚文緒講了我參觀后的設想：擬向中央建議，海南脫離廣東，單獨建省，搞一個全國最大的特區，要求中央給海南特區比其他特區更「特」的政策。區黨委的同志們聽后，都很高興。姚文緒並說，海南從「汽車事件」后[注]，這樣把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況很困難，幹部們情緒也很低沉，希望我的建議能得到中央的考慮。他並說：「在沒有建設大特區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復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復，恢復一部分也行。」我理解，他對建大特區，能否獲批准，沒有信心。

注：海南島汽車事件。一九八三年一月，胡耀邦、趙紫陽、谷牧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視察海南島，決定加快海南島的改革開放；四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關於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記要」的文件，同年十月又發布「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

憑藉這八項規定，海南島可以自主進口十七種國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車，這是其他經濟特區沒有的特權，而且規定海南島組織出口所得的全部外匯得以留用，這也優於其他特區，以深圳為例，規定七成留用，三成上繳。

在「八項規定」中，沒有明確海南島進口這十七種商品，不得轉賣到大陸腹地，而海南與大陸腹地之間沒有海關，這就使海南得以將國家控制的商品進口，再轉賣到大陸腹地，成為一條暢通無阻的致富之路。

轉賣汽車可以賺取厚利，當時，一輛十二人座客貨兩用車，進口價五千美元，轉手可凈賺一萬兩千美元，一時海南島成為全國炒賣汽車的「天堂」，轉賣汽車數以萬輛計。

附帶汽車厚利的，是套匯的厚利。海南島進口汽車的外匯，都是用高價套購來的，有報刊指出，海南一個單位，一次便從銀行提取一百萬元人民幣現款，用車拉到深圳等地區套外匯。海南島的外匯黑市買賣更是盛行。

就在海南進口汽車轉賣的高潮中，廣東省長梁靈光向中央彙報海南的混亂情況。八四年十二月，副總理萬里率工作小組，調查汽車時間，並迅速制定緊急措施，包括立即凍結運抵海南的汽車，由中央安排運離，中央按統一牌價（一美元兌2.8人民幣）向海南收購汽車，不許自由買賣；所有與外商簽訂的購買汽車合同，一律暫停執行，外商要求索取賠償的問題，由中央統一處理；已賣出的汽車，要追查外匯來源及稅項……。

緊急措施貫徹后，海南的對外貿易全面停頓，汽車和進口物資擠壓，高價進口的汽車被中央調走，中央只付給按平價外匯折算的貨款，使海南各公司過去轉賣汽車所賺的巨額盈利，頃刻間虧蝕。

回香港后，我立即寫信給鄧小平並黨中央，把我受李嘉誠要去海南投資的啟發，去參觀海南的感覺，以及區黨委的意見做出反映，建議海南建省，成為大特區，實行貨物、人員、資金進出口自由，成為第二關稅區（深圳要拉鐵絲網，搞「二線」地區，海南無須，因它是天然海盜），貨物進出內地，可做進出口處理。我特別提出：採用香港經驗、資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個大特區，一個自由港。

鄧小平把信批給趙紫陽，要趙紫陽辦理。趙立即批給谷牧，請他具體化。趙在我的信上批示：（大意）贊成許的意見，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現在可以考慮設特區，建省。在大特區沒有落實之前，可以把原來給海南島的優惠政策先恢復。

很快地，中央任命原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原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為首的建省籌備組，進入海南。海南要建省和設大特區的消息轟動了國內外，考察投資、洽商、求職的人潮，源源不斷地渡過瓊州海峽。海南還未建省，就已經熱火朝天了。

海南於八八年四月二十五人正式建省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邀請我做顧問，中央也予承認。遺憾的是，特區政策一直沒有完全落實，李嘉誠投資海南的事沒有取得進展。

開發海南島的想法，是我從認識香港開始，體會到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實體和經驗的過程。我到香港工作后，逐步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需充分利用香港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從一開始認為香港只是進出口的渠道、跳板，到利用香港吸收外面的資金、人才；到認識到利用香港經濟發展的經驗；到利用香港英國政府管治成功的經驗來制訂基本法，以至利用港人中西融匯的獨特文化；這是一個幾年來逐步發展的過程。

利用香港的經驗從經濟到政治、文化，領域廣泛，內涵豐富，現在要把這認識完全整理出來，還有困難。但我認為，在中國廿世紀末、廿一世紀初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道路中，充分利用香港經驗，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人們越早認識它的價值，將會越快越多地對內地、對香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58

一九七八年（錄入者注：原文如此，與上下文似乎不相符，疑為「一九八八年」之誤），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希望我對利用香港、開發內地的問題，為中央起草一個文件。因此，新華分社調研室根據我的意見，起草了文件的初稿。張勁夫受趙紫陽的委託，在深圳召集了兩次座談會，研究討論。香港中資機構的負責人、一些在香港中資機構做經濟研究工作的學者、新華分社經濟研究部門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張勁夫還從北京請來一些專家與會。

會議之後，新華分社研究室根據會議的討論意見，對文件初稿做了修改，交給張勁夫，張又親自做了一些修改、補充，形成一個正式文件，由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以此文件內容為基礎，我寫了篇文章，在《求是》雜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發表，題為《充分發揮香港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雖然我們只是提沿海地區，但實際上是著眼全國的。這樣提法上只是為了配合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沿海地區先富起來，讓沿海地區首先同國外市場結合，進入國際市場，為全國的經濟發展先行一步，這也是中央全面發展戰略的第一步。

文章著重講經濟上充分利用香港的問題，沒有探討政治上、文化上如何利用香港。我提出，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誰充分利用香港，誰可能將來得益最大。我們中國內地應該最充分利用，因為香港是中國領土，是當前唯一在英國統治下以華人為主的國際化、現代化的大都市，不管從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考慮，我們都應該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特殊資源，來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服務。

當時，內地對外面情況了解很少，而且很慢，如何把香港經驗推向內地？如何充分利用香港這個信息中心，建立起多層次、多渠道的經濟信息網路？為此，我們在香港一直進行讓內地多了解香港的努力。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刊物、印刷品，將香港的信息經驗發往國內，一些重要的、有價值的材料，還經常在新華分社編印的《港澳情況通報》登載，以便讓中共中央、國務院、各省市、部委的負責人儘快知悉。

以前，中華總商會不定期地在香港開辦訓練班，專門培訓內地一些中級幹部如工廠廠長、省、市的經濟管理幹部等，向他們介紹一些香港的情況、香港經營的經驗，組織一些短期的參觀，每次一至兩個月，這個辦法很好，這些人雖然不能完全了解香港，但可以打開眼界，開拓他們的思路。

我提議並在深圳也辦了這樣的訓練班，請香港的學者、企業主管到深圳講課，這樣參加的人可以更多一些，同時，把香港培訓班的檔次提高，由培訓中級幹部改為培訓省市級負責人，讓負責經濟工作的副省長、副市長、副書記來學習。

八八年我到河南省參觀，原南京市委書記程維高在河南當省長，我與他比較熟悉。我看了鄭州、洛陽、開封三個城市，同當地的領導幹部接觸之後，深感他們對外面情況了解甚少，對經濟改革的想法保守。因此，我就問他們，為什麼不到香港、深圳去看看？他們回答：「去看了，我們也學不起來，沒有條件學。」

我向程維高建議，我說學得起、學不起是另外一回事，首先要開拓眼界與思想，現在他們這一級幹部對外面情況知道得太少，現代社會的知識太欠缺，這種現象應該改變。我建議：縣以上幹部分期去香港參觀，可以由省負責人，或者地（委）、市負責人帶隊組成參觀團，一年組織幾批，一批幾十人，去香港參觀；縣以下幹部，可以到廣東、深圳去參觀。我說，只要你們省委書記和省長兩人，或其中一人寫信給新華分社，我們可以立即就批。程維高當時聽了非常高興。

我回香港后也特別通知有關部門，要他們注意這件事，可是後來，我看河南方面來的人仍然很少，不知什麼原因。

我們經常在香港或深圳組織一些研討會，聽取各方面對國內改革開放的意見，這裏我想介紹兩位熱心將香港經驗向國內推廣的人士。一是羅桂祥，他在八八年提出有關商業改革的建議：發展民營，改變國家壟斷商業批發、零售的情況，換言之，商業流通由國家獨家經營，改為多種經濟成分來經營，發展多種所有制，特別是私營經濟。羅桂祥的建議書里還概括介紹了國內外商業發展的情況。

我看了羅桂祥的建議，立即直接送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鄧小平看了建議，很快就批示：（大意）這是一個很大胆、很好的建議，要趙紫陽研究。趙紫陽即批給當時的商業部長劉毅，要他們研究后提出方案。

過後，我去找劉毅詢問研究結果，他說，其他意見都很好，就是開放私商經營批發業務，還不能同意。因為我同劉毅比較熟，互相談得來，我就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小平都認為大胆，大胆就在開放批發業務給私商經營。」我建議他們重新考慮方案。以後我看商業部門實際上也逐步開放批發業務給私商。可以說，外面的信息和改革建議對內地起作用，香港是有貢獻的。

還有一位是查濟民。他在八九年，向中央、國務院提出兩個重要建議。一是在廣東、廣西，搞一個開放的大特區，採用香港的經驗和法律來開發和建設。二是建議在上海、福建及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採用台灣的經驗和法律，建設另一個經濟特區。他提出一個方針性的意見，就是經濟改革邁大步，政治改革走小步。

我對查濟民的這一建議很感興趣。鑒於當時國內的情況，我向他建議，將採用香港和台灣法律的提法修改一下，便於國內易於接受，儘可能減少誤解。

查濟民的建議書是「六四」以前提出的，我提出了上述意見后，他拿回去修改。「六四」之後，又交給了我。那時送中央已不是時機，但我還是決定往上送，果然遭到江澤民、李鵬的批評。我知道他們可能不會接受，仍然送去，是因為這樣的建議實在難能可貴，希望鄧小平能看到，有所考慮。

我在八七年調查珠江三角洲一些企業發展情況時，感覺如果香港經驗同內地結合，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廣東省順德縣有一個小廠，生產結合燈具的吊式電扇，專銷美國。工廠向我們介紹，美國人喜歡這種電扇，因為既可調節空氣，又可作為室內裝飾。這家工廠與香港合營，港商把美國市場需要的式樣了解清楚，向工廠提供樣品與設計，他在接受訂單時，可以做到依據美國客戶需求，立即修改設計。一個電傳，當天即通知工廠。工廠馬上可以改出來，以最短時間交貨。內地工廠一般對外面市場要求不清楚，有時雖知道貨不對路，但要及時了解，及時更改，就很困難，香港商人起了靈活反應的作用。

這使我得到很大啟發。內地工廠由計劃生產轉為市場生產，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香港商人可以起很好很重要作用。有些工廠某些零件、設備，中方自己搞進口，要經過層層報批及相當繁雜的手續才能解決，而且外匯也很緊張。現在同香港商人結合之後，他們可以及時把需要的設備、材料送到國內，往往隨著樣品、圖紙之後就解決了問題。

香港商人紛紛到珠江三角洲、深圳設廠，或利用內地原有工廠加工產品，或來料生產香港設計的產品，港商在這種「前店后坊」的形式中，起了生產經營組織的中介作用，內地的產品向外面去，外面的資金、人才、技術進來，通過香港的商人在起作用，也可以講是香港經驗在起作用。通過這樣的方式，內地可以在經濟活動的實踐中，很快學到香港的生產經營經驗。這個作用應該充分地發揮。

外面的資金到中國內地投資，香港始終占第一位，香港銀行界對內地提供資金的積極性越來越高。

我考慮讓香港的中資機構，利用香港的資金進內地投資，憑藉他們在香港建立的信用，向香港的中、外國銀行貸款，然後到內地投資。我向趙紫陽、姚依林、張勁夫談這個問題，建議能否讓香港中資在內地投資時也可以享受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趙表示可以考慮。不久，國務院正式發文，宣布香港中資去內地投資、合資，都可享受外資一樣的優惠待遇。這就是後來被謔稱為「假洋鬼子」的政策。

這政策使香港中資進內地投資的積極性大為提高，而且對中資帶領外資進入內地起了促進作用。原來外面不少投資者進內地信心不足，擔心手續冗長，關係複雜，進程緩慢。現在可以由香港中資出面處理，容易打通上下層關係，有利事業進展。中資還可以在香港為內地做擔保，很受外面投資者的歡迎。

59

洋浦在海南島西北部，屬儋縣，雖然具有建設天然良港的海灣，一直沒有開發，仍然是一個只有幾千人的小鎮，沿海是荒蕪的鹽鹼地，丘陵高低起伏，只有仙人掌一類的沙漠植物。

洋浦開發計劃，是日本「熊谷組」企業在香港的負責人于元平，與海南省直接洽談的。于元平曾找過我，海南省長梁湘也徵求過我的意見，我因整個海南特區的政策，迄未落實，贊同先在洋浦突破。于元平也直接同趙紫陽、王震有接觸，王震也表示支持。王震同梁湘關係較好，對梁湘比較欣賞，他在經濟改革開放問題上並不像他在政治上那樣保守，對海南和洋浦的開發，一直是支持的。

海南以很便宜的價格把洋浦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給熊谷組，使用年限七十年，由熊谷組開發，採取香港的做法，使洋浦成為一個自由港，海南特區中的特區，四周用鐵絲網同海南其他地區隔絕，成為第二關稅區，產品自由進出，可以減稅或免稅。產品由洋浦進入海南其他地方，則需納稅。在洋浦開發區內，經濟上的開發和經營完全由熊谷組組織的公司自行處理。市政管理、社會治安、稅收，由海南政府成立特區管理。于元平初步的方案是搞三個區域，一是工業區，包括港口、重工業區和輕工業區；二是住宅、服務區；三是旅遊區。他們準備爭取各方面的財團，共同開發，但以日本的財團為主。于元平告訴我，按此設想，第一期工程，起碼要一百億美金。

這是一個過去從未有過的大胆設想，我當然支持。我同趙紫陽談過，他表示知道這個事情。

由於梁湘的海南省政府領導班子中，有不同意見的人，如常務副省長鮑克明。鮑克明利用全國政協四名委員到海南考察改革開放的機會，向這四名委員講洋浦開發的問題，認為是一種喪權辱國的做法。這四名委員聽進去了，回北京寫報告，指洋浦開發是出賣國土、搞新的租界、喪權辱國等等。這種看法在全國政協得到主持政協工作的常務副主席王任重的支持，後來又得到李先念的支持，在政協常委擴大會上展開討論；一百多名政協常委附署了這個報告，反對洋浦開發。李先念把報告簽發給鄧小平，鄧小平批給趙紫陽處理，趙紫陽只得先把這件事擱置了。

海南省的領導人很著急，省委書記許士傑、省長梁湘，一再向中央申述，要求批准，得不到批複。他們同我見一次面，就把我當做「援軍」，要我代為爭取。我找王震、趙紫陽談過多次。趙紫陽做工作，全國政協又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調查，改變了態度，重新寫報告，原則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見。海南省也乘機重新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了報告，鄧小平這次在報告上有了批示，明確指出：海南省開發洋浦的政策決定是正確的。報告轉到國務院，等李鵬批准。我又一次找趙紫陽談此事時，趙告訴我，報告已到了李鵬處，讓我直接找李鵬談。

我前後同李鵬談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政協重新派人去調查之前，第二次是李鵬從日本回國之後，第三次是「六四」之前，中央已決定趙紫陽下台，找各地負責人打招呼，在那樣的情況下，我仍然同李鵬談了洋浦開發問題。

李鵬對我講：「我到日本了解了，熊谷組不是實力很強的財團，我們不能把土地一次全批給他們。要以項目帶土地，項目多大，需要多少土地，批多少。」第二次、第三次談話，都是這樣的說法。他不理鄧小平的批示，不贊成把洋浦土地一次租給外商、成片開發。

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后，找到我談了一次話，我又把洋浦開發問題提出來，建議新的中央考慮這件事，我講：「這件事如早一點批准，可以讓外界認為新的中央是堅持改革開放的。」江澤民表示，李鵬當天才同他談過這個問題，他贊成李鵬的意見，還是讓李鵬處理。這樣，我明白，雖然鄧小平有了明確的批示，由於江澤民、李鵬的阻撓，洋浦的開發，短期無望了。我把情況告訴了許士傑。

這時梁湘已被江、李扣押軟禁了。新的中央認為梁湘在「六四」事件上，支持趙紫陽，派調查組到海南調查了三個月，沒有查出任何證據，便以莫須有的「以權謀私」的「罪名」，將梁湘扣押。可悲的梁湘直到被軟禁之前，一直興高采烈地，以為中央要討論和批准洋浦開發計劃，因為江澤民、李鵬是用專機接許士傑、梁湘，騙他們到北京「討論洋浦開發計劃」的。他們剛下飛機，梁湘就被帶走，隔絕軟禁了。

我來美之後，在報上看到，洋浦開發計劃又重新開始，我想，這是鄧小平南巡后，在國內澎湃而起的改革開放大潮的壓力下，江澤民、李鵬不能再阻擋，也阻擋不住了。看到這種發展，我想，已經安息的許士傑、坐在輪椅上的梁湘，同我一樣，會感到欣慰。

60

成立港澳國際公司的初衷，是根據鄧小平、廖承志的設想，把香港部分大資本家組織起來，成為日本「經團連」式的集團，以期不但在經濟上，將來也能在政治上逐步發揮作用。經團連是日本各產業界組成的經濟團體連合會。

這個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第一，香港華人大資本家依賴性強，獨立參政意識薄弱；第二，他們大都自己發展生意起家的，一般不喜歡同別人合作，不想居人之下。我們請他們參加投資合營——包括包玉剛、李嘉誠，他們情難推卻，勉強參加，最多投資一千萬港幣，是一種「應酬」的態度。沒人肯當董事長，最後勉強讓曹光彪出任。在華人資本家中，曹並非第一流的，更引不起大資本家的興趣。

後來，我考慮，如何把香港和國外的資金通過一個機構，向內地引進。不久，恰好經貿部要華潤董事長張建華退休，我向外貿部商借，同意張建華留港接替曹光彪任港澳國際董事長。

我到香港工作不久，曾向國務院要求批准兩億美元給新華分社，在香港搞貿易，當時的想法是，既可以通過這個方式直接學習香港經營的經驗，也能通過貿易逐步解決駐港機構的經費問題。因為我估計，今後工作要發展，可能要多花錢。除新華分社本身外，還要津貼一些部門和報紙。開展社會活動也需要花錢，國家撥款要有預算，也有限額。

對我們的報告，財政部採取有條件的支持，同意先撥一億，五千萬是國家撥款，五千萬是向中國銀行的貸款；要求三年以後，新華分社經費自給。

常務副總理姚依林批准了這個報告。趙紫陽知道后，向我表示一些疑慮，他說：「姚依林批准，我不反對。我的意見是你要考慮一下，假如新華分社也搞貿易，會不會同其他中資機構產生矛盾，影響領導和仲裁的作用。」

我向他表示：「既然已經批了，我會注意你的意見，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趙就不再表示什麼了。

起初，新華分社只在港澳國際公司參加一部分股金，張建華去了后，就從中央撥來的一億美元中，划給港澳國際七千萬，我對張建華講，假如華人、華僑資本家的資金願意留下不退出，我們歡迎，假如要退，連幾年的利息一起發回。

後來，他們陸續都退出了，港澳國際基本上變成了中資機構。當時，除港澳國際外，新華分社還辦了一個商業機構——鑫隆公司（前文已提及），這兩家公司都由新華分社直接管理。

這樣的變化后，我們對港澳國際的要求也改變了。要他們把引進香港資金到內地去投資，作為主要任務。港澳國際就此從這一方面逐漸發揮作用。

當時，海南剛剛決定建省，設立大特區，向外開放。海南用電非常缺乏，港澳國際公司就率先在海南建了三平方公里的工業開發區，並投資籌建馬村電廠。張建華完全採用香港的做法，同上海有關部門簽訂合同，把設備和基本建設都包給上海市，一年為期，從設計、安裝到建成，如都能如期完成，獎勵八十萬美金；如有延誤，按天數扣罰款。當時的上海市長江澤民，在除夕那天，召開三百人的會議，動員如期完成這個項目。最後，馬村電廠提前建成了。

馬村電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按質按量完成，在中國電廠的建設史上，首創先例。

胡應湘曾向我宣傳建設高速公路的優越性。他說，他做過比較，一條高速公路的運輸量，不比一條鐵路少，而且前者更便利。胡講，他要建設深圳到廣州和珠海的高速公路，建成后，還有意建廣州到武漢的高速公路。

從胡應湘那裡，我接受了要多建高速公路的設想，我想促成早日建成上海到南京、上海到寧波的高速公路。

我向趙紫陽建議，從上海的作用談起。我說：「上海的能量大，上海的地理位置、輕重工業基礎、技術基礎、上海人做生意的經驗，都是潛在的巨大能量。假如把上海的能量釋放出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不可以道里計。」我建議中央考慮這件事。趙紫陽沒有立即表態，我看他是聽進去了。我還認為上海那幾年的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上，思想保守。基於這些想法，我想先促成這兩條高速公路的建設。

八六年春節，除夕那天，我實現徵求浙江省省長沈祖倫、江蘇省省長顧秀蓮、交通部部長錢永昌，和上海市長江澤民的同意，把他們都請到上海，在上海市委康平路的小禮堂開會，商量籌建這兩條高速公路的事。上海市由前後任市長汪道涵、江澤民參加。汪道涵當時是華東經濟協作區辦公室主任。江澤民要我主持，我講，還是請汪道涵和你主持，你們是「地主」，我是來促成這件事的。這樣，江澤民主持了會議。

江蘇、浙江兩省省長分別講了他們的想法。江蘇想靠國家投資和外資來建設，浙江同樣，但浙江準備自籌一部分資金。兩省都很積極，浙江更積極一些。

交通部長錢永昌表示，這兩條高速公路，國家準備作為交通建設的重點項目加以批准，列為國家「八五計劃」（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國家第八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國家都會有撥款，但主要靠自籌。

我建議：可不可以運用外面的經驗，用商業經營的辦法，國家批准項目，資金採取集股的辦法來籌集，主要向銀行貸款。地方上願意自籌，同樣作為股份。我建議成立兩個公司，上海、江蘇、交通部、港澳國際成立一個公司；上海、浙江、交通部、港澳國際成立另一個公司。一家開發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一家開發上海經杭州到寧波的滬杭甬高速公路。。國家假如批錢，可做為交通部的資金投資，拆算成交通部的股份；資金主要由國家出面，向香港銀行借款；港澳國際和香港中銀出面牽頭。公路用地，一部分向群眾收購，也可試驗，把土地折價入股；當地群眾參加公路施工建設，勞力折價入股；參加建設的老公，發給他們日常生活費用，其他報酬發給股票。建設可以分段進行，開發一段，利用一段，短期內就可以有所收益。這樣做，比單純依靠國家撥款或向國外政府、世界銀行貸款更容易些，更快些。我還建議：可以向中央要求一些特殊政策，比如，這兩個公司在開發過程中和開發后若干年，可以減稅、免稅。用的鋼材、水泥，由地方上撥出一些中、小水泥廠和軋鋼廠給高速公路建設公司作價收購，專門為公路建設生產水泥、鋼材；國家對這些材料減免徵稅。沿公路設若干工業開發區，公路建設公司可獲優先開發權利。這樣，我們可以在高速公路的建設上，創出一條新的路子。

我的建議，得到與會領導人一致同意。會議原準備開兩天，只開了半天就結束了。當時參加會議的幾位負責人，公推華東協作區汪道涵牽頭，正式向中央寫報告。我要求汪道涵在寫出報告后，寄一份給我，汪表示同意。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一直沒有下文。我給汪道涵打電話催促，也支吾以對。

建設高速公路的設想，我還向廣東省的負責人林若、葉選平以及福建省的領導人（省委書記陳光毅、省長王兆國）建議過，希望他們與「港澳國際」合作建設深圳至廈門的高速公路，他們都表示贊成。但廣東想自己來搞，福建則表示，能否先支持他們把福州——廈門——泉州的高速公路建起來，然後再建廈門到深圳高速公路。他們的想法，我也贊成，並交代張建華同他們具體洽談，這已是「六四」以後的事情。不久，我就退休了。

八七年，我組織一批香港的實業家——大多是搞工業的，親自帶他們去江蘇，沿滬寧線一路參觀到上海，想在引進外資、支持內地改革上做一些直接的工作，取得一些經驗。江蘇、上海都很重視，省長顧秀蓮、市長江澤民親自出面接待，這些人看了江蘇、上海之後，都非常有興趣。

在江蘇，我感覺江蘇主管單位的負責人對這件事不積極、不感興趣。這個人原是香港華潤公司的辦公室主任，後來調回江蘇，負責省的外經貿的工作，江蘇地方上許多幹部對他意見很大，認為他保守，在對外貿易、吸引外來投資方面不積極。碰到這樣一位主管，影響這次江蘇之行未能取得具體成果。

不久，我又帶一批人去蘇州，港澳國際的張建華也同去。此行原想具體促成一些項目，事先，我傳話給省委：「假如省長不來，我們就不來了。」因為省長不來，確定項目的可能性便減少了。因此把省長顧秀蓮「逼」到蘇州，確定了一些投資項目，初步達成了協議。會後，那位外經貿主任竟然借口不予同意，省長對他也沒有辦法，我很失望。

同一年，我又第三次去江蘇，直接去蘇州。我想，省里阻礙大，蘇州市委書記、市長積極要發展，可通過蘇州市來「突破」，介紹一些不需省里批准，適合縣、鄉鎮工業的中小項目給蘇州。果然取得一些進展。這些都是經港澳國際公司來具體辦理的。後來，港澳國際在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海南都成立了分公司，不斷發展業務，對進一步利用香港的條件，支持內地開發、改革開放，起了一定作用。

　

第十一章 敏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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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報刊密集度在世界各地是少有的，據有關部門向我介紹，香港報紙有一百七十余份，其中每天印行的日報有七十余份，定期出刊的刊物有六百多種。

香港報刊的特點是商業化和言論自由，各種信息都有，而且快。日報絕大多數是綜合性的，綜合中也有偏重，有的偏重經濟，有的偏重社會新聞。為了吸引讀者，報紙比較雜誌化，副刊多，副刊里講風花雪月，評論社會百態，古今中外，各方面都涉獵。

香港報刊政論也比較多。所有主要的報紙幾乎都有專欄，一個專欄作家同時為幾個專欄執筆，有些專欄作家很有名，對香港社會影響也比較大。

香港社會主要輿論偏向西方觀念。有相當部分偏向英國，也有一部分傾向台灣，在政論和副刊專欄中，拒共和反共的言論占相當大的篇幅。

言論傾向主要定於報刊老闆的政治立場，也有些是報章的主編、主筆的影響，有時主編、主筆換人，傾向也起了變化。有些報刊往往在同一個版面，甚至同一個副刊、同一個專欄里的傾向不一樣，這是由於報館老闆表示自己的報紙輿論多元化，言論獨立、自由。

香港的六百多種刊物，多數偏重社會性、消遣性，迎合小市民心理的文化商品。政論性的刊物不多，主要有《爭鳴》、《七十年代》（后改為《九十年代》）、《鏡報》、《廣角鏡》等。比較完整地反映中國情況，代表中國觀點的刊物，一份也沒有。

《鏡報》和《廣角鏡》對中國的報導多一些，傾向中國，但兩者也有區別，《鏡報》對中國批評多，從內地管理刊物的機構來看，《鏡報》還不能成為可以無條件進口的刊物。

電子傳媒方面，電視台有兩家：無線電視台和亞洲電視台。無線的收視率占多數。當時新華分社估量無線的政治觀點是親英、親台的，以後從實際情況看，這個看法有偏差，應該說無線從商業上出發多一些，意識形態上偏向西方，政治傾向上比較中間，有些言論並不是老闆的傾向，而是主持人的政治傾向。

亞洲電視台也一樣，主要也是從商業出發的，政治傾向比較中間，但個別節目主持人政治傾向的不同，有時也會出現傾向台灣或英國的言論。

香港的廣播電台共有十二個，其中香港電台佔七個，商業電台佔三個，另外兩個是專為英軍廣播的電台。廣播電台由政府新聞處直接管理，基本上代表港英政府。

總體來說，作為影響社會意識形態的媒介，香港的報刊雜誌、電視、電台等傳媒的總的傾向是從商業觀點出發，滿足各自的讀者、觀眾、聽眾的需要。

受中方影響的左派報紙有五家：《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和《晶報》。五家報紙總發行量十五、六萬份，約佔香港報紙發行量的十分之一，其中《文匯報》發行量最大，每天也只有五萬多份（包括銷內地的幾千份）。

在香港宣傳社會主義、宣傳中國政策，主要靠這幾份報紙，當然，有時也利用其他報刊，但占的比例很小，例如七九年，中共中央發表葉劍英委員長對統一台灣的九條政策（簡稱「葉九條」），廖承志指示香港新華分社，找一份能進入台灣的香港報紙，刊登「葉九條」，讓台灣有較多的人知道這一政策，當時的新華分社通過統戰關係做到了，受到廖承志的表揚。

但是，從輿論的影響力而言，左派報刊居劣勢——用劣勢形容還不夠——應該說是很大的劣勢，不僅是「量」上的劣勢，「質」上也是如此。因為不少港人雖然認同中國，說自己是中國人，但贊成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是少數。拒共、反共言論引起他們的共鳴，在香港很有市場。

中英雙方在歷次民意牌鬥爭中，中方一般都處於劣勢。這固然有中方不善於處理或處理不當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英國利用了這樣一個輿論優勢。

由於香港言論自由，在親英、親台甚至中間性的報刊上，對共產黨的批評幾乎天天都有。這些批評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已多數屬於善意，但仍有不少是具有敵視或非善意的，這種潛在的政治傾向，即使在新聞報導中，也往往會流露出來。

由於輿論集中，信息速度快，表達形式多種多樣，傳媒在香港及海外的影響都很大，對人們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的影響成都深，香港社會輿論風波很容易形成，短時間內就可以掀起一個浪潮，有時甚至會風波不斷。

香港的傳媒，在海外也很有影響。香港的報紙，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有當地版，實際上就是香港新聞再加當地新聞。香港的電視節目在這些國家都可以通過錄影帶，甚至衛星在當天或隔天可以看到，由此也可看到香港輿論對海外華僑界的影響。

北京高層對香港輿論也很重視，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國務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之中的黨員，都可以看到一些有關香港情況的材料。人民日報、港澳辦、中宣部都分別摘錄香港的主要言論，編成「內部參考」。中央辦公廳對一些重要的言論出專頁的參考資料，供中央書記處、中央常委和幾位老人參閱。除了高層外，香港消息在大陸民間也很受歡迎，但一般很難有機會看到，經常靠看過的人輾轉相傳，一般成為「出口轉內銷」。

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規定，內地可以看到香港報刊的，只有部、省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其他單位訂閱要經部、省級宣傳部批准。大學的圖書館可以訂一些，數量很少。

《大公報》、《文匯報》可以直接進大陸銷售，但不普遍，《文匯報》銷路稍多一些，在內地很受歡迎。香港一些刊物，如《七十年代》、《爭鳴》，在國內很搶手，因為這些是被禁的刊物，即使明知道有些消息不準確或不很準確，人們還是千方百計搶著看。閱讀過的人，產生對中宣部的不滿，認為消息為什麼對內要限制？為什麼希望知道消息還得靠「出口轉內銷」？

我聽說：江澤民在周南接任新華分社社長時，要求他改變香港輿論的這種情況，迅予掌握。如果說，這種企圖是掌握輿論，壓制言論自由的話，我看現在沒有可能，九七年之後也很少可能，言論自由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以大陸現在嚴格的管理而言，不是仍在不斷有所突破嗎？當然，離「九七」時日不多，中國經濟也正在發展，人們由於政治上、經濟上等等方面的，外在的、內在的考慮，或多或少會制約自己言論上的自由度。然而言論自由、百花齊放，是時代發展的總趨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無法阻擋的。香港傳媒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的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成為內地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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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報紙的銷量佔市場比例很小。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香港銷路更少，只有一些研究機關、報社、與中國做生意的一些企業，以及中國駐港機構才訂閱；社會一般大眾很少人閱讀，談不上影響「普羅」市民。《人民日報》改出海外版之後，看的人更少，一些機構對《人民日報》海外版不滿意，覺得缺乏研究價值，不如內地發行的《人民日報》材料豐富。一九八五年，我讓有關部門統計，《人民日報》在香港銷售量只有一千余份。

《大公報》、《文匯報》是統一戰線的報紙，不是黨報，《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文匯報》社長李子誦都是高級統戰對象。報社的副社長、總編輯或副總編輯不少是共產黨員，這些人的任免都由北京有關部門批准。我到香港工作前，新華分社只能提意見，無權做決定。做決定的是廖承志，中共中央組織部也要遵奉他的決定。報紙的業務，由港澳工委宣傳部領導，一些重要的社論，要經宣傳部同意。並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來規範某些新聞是否能刊登，例如國內有些軍機外逃到台灣、南韓，這些消息這些報紙都不能刊登。報紙編輯對辦報方針很有意見，但新華分社和北京很少聽得進，以致銷路始終打不開。

據說看左派報紙，尤其是看《大公》、《文匯》兩報的，除了一些中方機構外（有些中資機構也不訂也不看），主要是想從這兩份報紙中，印證其他報刊有關國內的報導和評論；或從這兩份報紙的報導，揣摩和了解中國官方態度的人。這一類讀者有政界、商界，也有文化界（文化界是內地傳統的說法，在香港包括了傳播媒介和演藝界）。

八三年我到香港工作，中央負責人並未專門交代輿論工作的問題，但我了解情況之後，感到需用比較大的力量來改變這種情況。要爭取人心，提高港人對「一國兩制」、國內改革開放的信心，必須做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做傳播界的工作，傳媒天天同群眾「見面」，能起潛移默化作用，因而如何加強本身陣地，做好傳媒統戰工作，逐步改變輿論上劣勢的狀態，成為當務之急。

我讓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長楊奇邀請這幾家報紙的負責人——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開座談會，聽取大家對報紙工作的意見，這些「老總」們確實提了不少意見和希望，我都表示尊重。

我根據當時對香港的初步了解，基本上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將報紙今後的工作方針概括為「商品第一，工具第二」。

我認為，在香港社會什麼都是商品，報紙當然也是商品。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看報紙與否，是個人的事，八三年報紙每份港幣一元，訂報的人少，大多是到報攤零買，這些人多半不是看政治消息，而是為了要看社會消息，經濟、金融信息，還有不少人是想看某一個專欄或副刊，也有人專看馬經。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后，涉及港人前途，香港人才從過去對政治冷漠，逐步發展到比較關注，報紙政論也就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由淺入深地發展起來。所以香港報紙是提供各類信息、消遣的商品，不同於內地。

在內地，所有的企業、機關都列有預算必須訂《人民日報》，吃的是「大鍋飯」，銷售可達幾百萬份。有一段時期，《人民日報》是機關、學校、企業的「學習材料」，更非訂不可，無可選擇。地方性的報紙亦如此，比如江蘇的《新華日報》，是中共江蘇省委的機關報，江蘇各地的黨政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也都規定必須訂閱。真正個人出錢看的，少之有少。

在香港社會，辦報要銷路廣，適合不同興趣的讀者，必須內容多元化。報紙能讓讀者看到他們需要的內容，才會有人花錢買報看，也才可能讓他們同時看到有關中國的消息、政治情況的報導、社論等等，產生一定效果。

報社老總們向我提到新聞「吃小灶」的問題。有些信息在國內來講需要保密，或需經一定時期，事情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發表的，可否提前讓香港「左派」報紙先發表？特別是對《大公報》、《文匯報》能否如此？

當然，香港新華分社決定不了這件事，我答應向中央反映。事後，我向胡耀邦、胡啟立反映，他們原則上都贊成；胡啟立表示，中央一些會議的文件，準備發表的，可以讓香港先發表，還專門交代中宣部與新華通訊社研究如何落實。但不知什麼原因，始終未有回應。

《文匯報》還提出，有些新聞過去規定不能刊登，能否改為「客觀」報導？因為事情已經發生，香港其他報紙都已刊登，我們視若不見，不予報導，形象不佳。不如簡要報導，給人實事求是的形象。我們原則上同意了。後來國內有軍機飛台灣，就開了禁令，首次在「左派」報上出現消息。

八四年，胡耀邦做了關於黨的宣傳工作的講話，強調報刊是黨的喉舌和工具。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一些人對香港宣傳工作有議論，有人提出要在香港辦一張《人民日報》類型的黨報，或由《文匯報》或《大公報》來擔任這種角色。他們徵求我的意見，我說：「香港辦報紙要有人拿錢買。現在《大公》、《文匯報》的讀者已經很有限，一旦辦成黨報，恐怕買的人更少，得不到正面的效果。」表示了不同意見。書記處分管常務的習仲勛、胡啟立不再堅持，那些人以後也沒有再提辦黨報的事情。但胡喬木、鄧力群他們後來換了個提法：要求建立《大公報》和《文匯報》在港人心目中的「權威」地位。他們所謂的權威，就是要報紙成為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正面宣傳中共的主張。

我在工委討論過這個提法，無人表示不同意，但我感覺，像《人民日報》那樣完全以黨和政府的面孔出來講話，在香港的效果不會理想。但由於我自己思想不夠解放，所以又主張在社論上要體現這種「精神」，逐步形成「權威」。

「商品第一，工具第二」的辦報方針，北京雖然沒有表示不同意，但在此形勢下，新華分社管宣傳的負責人向我說，是否考慮把這個提法變動一下，我猶豫一下說：「那就改一下，把第一第二的次序調一下。」

這個調整是錯誤的。我當時應該堅持原來的方針。

鑒於香港當時缺乏一份能夠正面闡述中國方針政策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政論刊物，我考慮出版一個雜誌，以中間面目出現，以爭取香港廣大的中間階層（我也考慮過，左派幾家報紙也如此改變，但他們的面孔已經「紅」了，想改變已很難）。香港某些刊物以揭露中共的所謂「秘聞」招攬讀者，這些「秘聞」，有些接近事實，更多的都欠缺準確性。我向中央建議，辦一個刊物選刊一些中央還未正式發表的內部消息和文件，為香港和海外的讀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胡耀邦、習仲勛、胡啟立都表贊成。胡啟立很積極，專門交代給中宣部長朱厚澤，並要他幫助我物色編雜誌的人選。經過半年多的醞釀，沒有落實。主要是中央如何提供資訊的問題沒能解決。我曾具體提出，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各指定一位同志與雜誌聯繫，提供稿件。

到八四年夏天，習仲勛告訴我，關於辦刊物的事情，胡喬木、鄧力群會找我說。後來，胡喬木單獨找我到他住宅談話，勸我放棄辦雜誌的打算，理由是辦這種刊物很困難，萬一處理不好，北京方面不少人會有意見，香港方面也不一定能討好。中央提供稿件、資料，同樣有這個問題。事實上，他們已經做了決定，我只好作罷。我對胡喬木說：「中央既已決定不搞，我就放棄吧。」

我們在香港有五份中文報紙，卻沒有一份英文報紙。

同時，我也感到香港的華人大財團缺少言論陣地。如果由新華分社來搞一份英文報紙，需要國家撥款。當時，經過爭取，中央已經大大增加了新華分社的經費，現在再要求增加經費，可能性很低。我想能否由大財團出面來辦這份英文報紙。

我與李嘉誠、包玉剛、查濟民等人商談，他們原則上都同意。具體物色人選籌備，他們要新華分社想辦法。有人介紹陳布雷的兒子，《中國日報》英文版的總編輯陳礫，他的英文程度很好。我向胡啟立提調，他同意考慮。胡啟立當時在書記處分管中宣部工作。後來他回覆我，中宣部不肯放人，只好作罷。

楊奇在香港找到原在《南華早報》的一位編輯，還請他擬了一個計劃大綱，但在落實時，又遇到大財團老闆之間不合作的問題，只好擱置。

後來有個辦英文報的機會，卻因一念之差錯失。查濟民向我建議，《南華早報》有意出讓，他可以與新華分社合作收購。我問需要多少錢，查濟民估計對方索價可能在十億至十二、三億港幣之間。我當即表示，新華分社拿不出這麼多錢。查濟民講，實際不會動用多少錢。我當時尚不了解香港金融市場運作情況，不明白查的意思是只要動用一部分錢把控股權買下來即可，可以用銀行的錢，也可以用社會上一些大財團的力量，因此不敢答應。後來才了解，查濟民已經做好準備，只要我答應合作，他即可進行。坐失了一個機會。

63

在傳媒、文化界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增進相互了解，淡化部分人士的敵意，爭取部分報刊成為友報、友刊，是我到港后不久，便明確的工作方針。

我與傳媒界的遭遇戰，是去九龍城寨參觀，《信報》林行止在「政經短評」一篇《城人治城，一塌糊塗》的批評引起的。我在前文已談及。我初到香港，不明深淺，不僅同意左派報刊進行反批評，並提出要對林行止點名批評，效果很差。我接受了教訓，覺得應有接受批評之量，即使批評是惡意的，也不能隨便反批評，當今之「勢」，是越批評越香的。這是我們或多或少脫離實際的結果。

我隨機要求宣傳部長楊奇，約請林行止和夫人駱友梅吃飯，遭到拒絕。

我欣賞林行止的文章和風骨，前後共約請三次，並請了一位和林行止有深交的商界朋友進行疏通，他們夫婦才接受邀請。那時，這樣的宴請，一般都設席于華潤大廈五十樓董事長辦公室。我、楊奇與林行止夫婦一見如故，交談關於香港經濟看法，討論了林行止文章中某些論點，我並闡述了自己對香港經濟的一些看法，談得比較投機。從此，不但加深了我對林行止的認識，據說，也改變了林行止對我的觀感。以後每年幾乎都有接觸，交談的題目也比較廣泛。

八四年十月一日國慶，我邀請駱友梅參加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赴北京觀禮。駱友梅回港后寫了一篇文章，我閱讀後深感意外，方知他們夫婦二人文采都很出眾。

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達成前，雙方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候，駱友梅一次在我于赤柱約他們夫婦餐敘時，告訴我說，中資機構杯葛《信報》，撤銷了不少廣告，這樣固然打擊了《信報》，也損害了中方的形象。但她同時表示，無論我們刊登廣告與否，都不會因而改變報紙的獨立立場。我對駱友梅講，我們會站在朋友立場，說服有關單位登廣告，我們不想影響《信報》的立場。當時管理中資機構的廣告公司是華潤屬下，我找主管單位商量，感到困難很多，我就直接找廣告公司的經理做說服工作，他們勉強接受了任務。

對於批評中共的傳媒人士，我開展廣交朋友的工作。八四年，經陸鏗和楊奇安排，我和香港前景社成員會面。他們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造詣頗深，經常在報刊發表文章，且多批評中共的一群。那天聚宴的是勞思光、李怡、胡菊人、徐東濱、孫述憲、談錫永、董千里（陸鏗因事滯美），由李怡帶頭髮言，對我窮追猛打。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之間的「異」，「求」了彼此之間的「同」，以縮短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頭，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我真誠地回答：他們這一群，不因有人批共、反共，而被視為不愛國。

我之所以與香港經常批共、反共的文化人之間，較能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當時我回到新華社，有人用「舌戰群儒」來形容，我說，「群儒」則可，「舌戰」澤過甚。事實上，也是「統」多「戰」少。「文化戰場」也是一樣，不打不成相識。我看，他們在宴席上，還是「舌下留情」的，沒有過分為難我。後來，在新華社春茗活動安排上，我至少兩次交代，要同這一群再相聚會，不知什麼原因，都沒有安排。但個別之間，還是有接觸的。

《明報》董事長查良鏞是從左派報紙出去，自創事業成功的。查良鏞以金庸筆名創作的武俠小說，風行海內外，洛陽紙貴，歷久不衰。我到香港不久，便宴請他夫婦。他知道我是他武俠小說的崇拜者，隨即送了一套全集給我。後來他又從我口中知道鄧小平也是一個「武俠迷」，就托我轉送一套給鄧小平。（我受鄧小平辦公室之託，在香港還為鄧小平代購了古龍、梁羽生等人的全套武俠小說。）新華社內部分析，定《明報》為「中間偏右」性質。查良鏞向我介紹，他對中共態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評」，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我表示：「欣賞你這個方針。」


當時《明報》的大陸消息較多。這是廖承志主政期間，為了擴大海外宣傳，決定由中新社編輯，專門供應的；《明報》採用時，可改用「本報專訊」報眉。香港幾張「左派」報紙的「老總」，幾次向新華分社宣傳部提意見，表示不滿，要求也享此「小灶」待遇。我同情他們，專向中央反映，中央也交有關部門處理，但一直沒有落實。

《明報》副刊有「哈公怪論」專欄，每天以尖酸刻薄的筆觸，寫熱諷冷刺中共的短文，很有市場。查良鏞向我表示，他出於市場考慮，才保持此專欄，並非完全同意其觀點。我表示理解：「《明報》不用，別的報刊一樣會用。」後來他與哈公之間，據說因經濟上產生意見，停止了哈公專欄，還引起外界一些誤會，一位是新華分社影響所致。

對於幾張大報的老闆、總編、主筆、採訪主任，我都分別宴請、拜會，並且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聯絡感情，相互了解，和增加公誼、私交。《鏡報月刊》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在他家裡介紹我和《中國時報》駐港特派員江素惠會晤，雖然交談不深，對她的智慧、美麗，留下深刻印象。

《天天日報》的發行量、讀者，僅次於《東方日報》和《成報》，社論多支持中方。在深圳特區開始成立之時，《天天日報》董事長劉天就在當時人存在觀望的情況下，進入深圳投資，被趙紫陽稱讚為「勇敢的人」。後來劉天就找新華分社，聲稱有財務上的困難，如不解決，《天天日報》可能倒閉易手，要求中國銀行貸款三千萬港幣。祁鋒、牛釗（當時也分管宣傳部工作）和劉天就見面了解后，主張給予援助。經過工委討論，我同意請中銀給予貸款。中銀除要劉天就以《天天日報》股票抵押外，還要新華分社出面擔保，於是就由我簽字，給予擔保。豈知，劉天就拿到貸款后，置報社不顧，便不知去向。新華分社遭遇一個騙局。

由於中銀還握有《天天日報》的股票，祁鋒等人遂與中銀商量，請全國政協委員、中華總商會負責人直譯的何世柱出面，重組了《天天日報》的董事會和社務，維持該報繼續出版。宣傳部提出討論，是否改變《天天日報》的報導方針。經工委討論，多數人主張不予改變，包括哈公在該報的專欄在內，採用「不干預」方針，以保持其特色，維護其銷量。

中報是在香港、美國都發行的一份報紙，據發行人傅朝樞解釋，主要在美國發行，香港只發行幾千份。在香港辦中報主要是為了收集關於香港和內地的新聞，編輯后，再傳真到美國，目的是出美國版。

中報在美國許多地方都有地方版。在加州，有舊金山版、洛杉磯版，另外在美還有芝加哥版、紐約版等等。據傅朝樞講，報紙的銷售量有八十多萬份，是在美銷售量最大的中文報紙。

我與傅接觸，主要是北京對傅的中報有相當多的資助，通過香港新華分社轉給他，但傅仍不滿足。楊尚昆找到我，要我派個人去美國看看，傅講的情況是否屬實。據傅對楊講，台灣的中國時報在美國停刊了，傅把中國時報的幾個主要報人招攬到他旗下，因此，他的報已是美國華人報紙銷量最高的。楊希望把這一事實搞清。楊還問我：「在美國的新聞工作，你能否管起來？」我沒有接受這一任務。

我派黃文放到美國了解中報的情況，黃回來后彙報，中報的發行量沒有達到八十萬份。連送的報紙在內，大約四、五十萬份。黃文放主張還要繼續支持。

我即向楊尚昆報告，同意黃文放的意見，於是，楊尚昆就把楊思德寫的同意資助中報的報告，批給李鵬了。前後半年多，李鵬就是不批。據楊思德解釋，中央當時外匯太少，批不下來。

過了一個時期，傅講沒有錢，中報要停刊了，我對中報要停刊表示惋惜，對海外華僑的宣傳工作來講，是一個損失。我還是幫助傅竭力向楊尚昆爭取，楊表示沒有辦法了，假如一定要停，就讓他停刊吧。後來中報終於停刊了。

陸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紐約舉辦一個「中國前途討論會」，左、中、右、獨人士都有參加，引起了國內注意。中國新聞社副社長王瑾希和一記者前往採訪，會後邀陸訪問北京。陸鏗表示要訪問就得訪問領導人（指鄧小平、胡耀邦等）。他回到香港后，把這情況跟我談了。根據我的估計，鄧小平接受訪問的可能性很低。胡耀邦有可能。

我即坦誠相告，勸陸鏗是否先採訪胡耀邦，訪鄧事以後再斟酌。陸鏗同意，我便發電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要求；中央複電要求了解陸鏗的政治現狀，以及工委對這件事的態度。我又做了較詳細的複電。胡耀邦當即同意接受採訪，陸鏗隨機去了北京，進行訪問。時在八五年五月十日。

陸鏗對胡耀邦的採訪很順利。胡坦率地回答了一些重要而尖銳的、當時外界很關心的問題，回港后，《百姓》定六月一日發表訪問記全文。我與陸聯繫的人事先得到訪問記清樣，那時還沒有傳真機，我立即派專人乘機飛往北京，並請中央辦公廳幫助，讓來人立即見到胡耀邦，聽取胡閱讀訪問記后的意見。胡耀邦第二天便見了，在文字上做了七處修改，專人攜稿第三天便回到香港。但陸鏗表示已經付印，無法改動。

訪問記中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陸鏗問到王震時說：「他是你的洛陽老鄉吧？」胡答：「他是北鄉的，我是南鄉的。」陸說：「呵！那是南北呼應。」胡答：「也可能是南轅北轍。哈哈……」像這樣的小幽默，結果給胡耀邦帶來大麻煩，在胡耀邦「倒台」時，這篇訪問記，成為胡耀邦的一大罪狀，指他接受「右派文人」的採訪，公開暴露黨內矛盾。同時，陸鏗也被中央文件點名。這種「無限上綱」、「無情鬥爭」情況之再現，使我感到寒心。

陸鏗坐過國民黨的牢，還更長時間（二十多年）做過共產黨的牢。他在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時，不畏權勢，勇於揭發孔祥熙（蔣介石連襟）、宋子文（蔣介石的大舅子）貪污國家外匯三億美金案，轟動一時。他也是在港主張：「批毛不批鄧」，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者之一。他六十五歲生日時，我曾託人送他十萬港幣賀禮，他接受我的「情」收下了，立即又請原人原款退回，傳話是：「感謝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錢。」

除卻政治立場上的差異，我欣賞他的真誠、正直。我在北京和公安部長劉復之、安全部長凌雲談到陸鏗的為人時，凌雲有感慨地說：「當時對這些人的工作做得不夠。假如做得好一點，經濟上多給些幫助，可能對共產黨的態度會好一點。」我講：「像陸鏗這樣的人，恐怕未必！」

64

香港記者給我的「下馬威」，是我上任到港后的第一天，在紅勘車站窮追不捨，逼我回答為什麼來港。我當時毫無準備，只好從實道：「為統一而來」，招致媒介批評，給我一頂帽子：「君臨」！我剛下「馬」，還沒有踏出車站，記者、傳媒就不輕不重地「威臨」了我一下。

從那之後，我開始在社會上活動。屬於「內部」的，有「小新華社」派記者隨我活動，但和他們談好條件，對外不報導，對內可以發「內參」。社會上的活動，開始記者們事先得不到消息，給避開不少，但逐漸他們摸到了「規律」，「曝光」率就日見增加。記者見面就要提問，我思想負擔也日見增加，擔心言多必失。有段時期，我要求新華分社宣傳部、外事部，每日將社會上關心的問題，研究后提出「答案」，做回答記者的「參考」。經過一段時間，發覺實際作用不大，就停止了。幸好我和記者相處，已取得了初步經驗。

有一次，我反過來向記者「採訪」：「我在社會上的活動，你們事先從哪裡知道？」原來大多從邀請單位獲得消息，而且記者間有「君子協定」，得知后相互通知。八四年由於我活動頻繁，「出鏡」、「曝光」率高（其實給記者「抓」到的活動，最多也只有一半）。有評論者說「超過了港督尤德」。意思似乎是我「喧賓奪主」。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對一般性的社會活動，更加註意保密，以盡量減少「出鏡」率。八五年下半年開始，我將主要時間，用到研究香港經濟方面，更減少了「應酬」與社會活動。

我既「怕」香港記者，也喜歡香港記者。他（她）們年輕、有朝氣、工作積極、競爭心強。大多數人待遇低，工作得很辛苦，我很同情他們。記者們提問敏感、尖銳。而我不善辭令，只能據實回答。因此，我「怕」記者，因種種原因，往往不能滿足他（她）們要求，只好打招呼：「今日無料。」我懂得他（她）們「無料」時的苦惱，常懷愛莫能助的心情。有時他（她）們為了採訪，互相擠得喘不過氣。有幾次混亂中，我曾被他們的麥克風（錄音話筒）、錄音機碰撞到，面上也「掛了彩」。但我不以為忤，更體會記者求新聞之切。

港英政府善於「放料」，常開「吹風會」，要求與會記者不講消息來源，推銷他們想要報導的「新聞」（但港英政府的「吹風會」從不讓左派報刊記者參加）。

香港記者希望新華分社也開「吹風會」，多了解新聞的背景。我既想適當滿足記者，也希望取得經驗，幾次請記者們茶敘、吃飯，也「吹吹風」，介紹當時人們關心問題的背景、中共的政策、想法；申明只供參考，不能報導。結果得到較好的效果，也交了不少記者朋友。

「本子風波」的那次記者會之所以召開，乃因他（她）們要求多次，有些問題也需要講，也為取得經驗。未料引發「風波」。會前，我做了準備；會中，請記者書面提問，集中後有選擇地答覆。哪知臨結束前，亞洲電視台一女記者發問，引發「風波」。後來還聽到傳說，講這位女記者是我的「契女」。她的口頭提問是事前安排好的陰謀。我一笑置之，佩服這種人真會編故事。

因為「本子風波」引起內外一系列事情，以致這次記者會成為我六年多任內唯一的記者會。

後來有記者要求我們仿照港英政府，設發言人制度。我們經過考慮沒有同意。原因之一，新華分社在香港，非執政機構，無此必要；第二，如果有問題需要讓社會知道新華分社持什麼態度，採用領導人出外時答記者問的做法，比較靈活，一樣取得效果；第三，社會太敏感，黨內也敏感，謹慎一點，少說為佳。

香港記者鍥而不捨的精神，給內地領導層印象很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曾和我談到，廣州一次公開性的會議，有一位香港女記者在會場中向他提問題，任沒有答覆。幾小時后散會，他估計記者有可能未走，在會堂前等候，便走側門，不料一出門，便看到那位女記者已守候在前。他仍不答問，女記者便緊隨在側，邊走邊問；不得已，答覆了她的問題。然後反問她姓名，得知她是《明報》記者林翠芬。任仲夷搖搖頭，讚歎道：「真會纏！這種精神，我們記者不會有。」

後來基本法開始草擬，發現很多香港記者往往由早到晚站在會場外等候採訪，這種拼搏精神，或許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經由任仲夷這樣的介紹，我注意和認識了這位敬業、謙謹的女記者，在香港、北京、廣州，幾乎每次都看到她。在採訪的記者群中，她不搶先，不落後，發問不多，問必尖銳，孜孜不倦，文筆簡練；非採訪場合會面，謙謹有禮，不搶話，說話之前往往還有點羞澀。我在港六年多，見到不少報刊不斷更換採訪記者，她卻長期未動，敬業態度始終如一。

當時的《快報》女記者曾慧燕類似林翠芬，才華出眾。她向我介紹，是廣東惠州人，父親被定為「右派」，她自幼過著受社會歧視的日子，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后，她來到香港，自學成才，當了記者，還出版了幾本書。我閱讀了她寫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難得的是，未因父親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絲毫有失愛國之情。

後來她赴美專修英文，趁她回港休假之便，我請她及其夫婿葉知秋（曾任中國新聞社記者，他們不久離婚）共進晚餐，表示衷心希望她能學成回港。她曾要求採訪我，特別提到，希望能問一些關於我個人方面的問題。當時，我在香港已成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本子風波」后，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善開金口」；我也不想宣傳自己，自覺乏善可陳；黨也反對宣傳個人。因此，以不方便為辭，婉謝她的好意。可是，她仍問：「將來方便了怎樣？」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緊不放：「假如你將來接受記者採訪，第一個應該接受我的專訪。」我只好答應。九零年我來美國后，她托陸鏗帶信，要我履行諾言，我又以「四不」相辭（不申請政治庇護，不泄露國家機密，不公開發表談話，不接觸民運人士）。想不到因出版回憶錄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聯合報》的專訪，失信于故人，真不知未來如何補償。

我認識不少香港記者，有記得姓名的、記不起姓名的、不知道姓名的，與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友誼，以至一種潛在的友誼。我退休回內地的消息傳開后，香港記者乘基本法草委會在廣州開會，在花園酒店專門為我開聚餐會送行，他（她）們高歌一曲，要我合唱。我雖不會唱，但聽懂兩句歌詞：「縱然不能會面，彼此也是朋友。」我那時心情不好，他（她）們的友情，使我情不自禁，差點掉下淚來。

繼后在香港北角敦煌酒樓的酒會上，記者朋友們又要與我合影，要我在名片上簽名留念。我一口氣簽了近百張，簽得手麻眼花，內心卻興奮激動異常。

在廣州的聚餐會上，記者朋友們還送了一套陶制八駿擺設，給我做紀念，說是回應我退休前對香港同胞的祝福：「百駿競走，能者奪魁。」因倉皇去國，不知放置何處。後來存在深圳的衣箱獲放行，竟在衣箱中發現。幾次搬家，不幸損傷幾匹，剩下的一直留在身邊。一看到它們，香港這群年輕有朝氣的記者朋友的笑臉，便在眼前閃爍發光。

難忘的年輕記者朋友們呵，謝謝您們的來函、口信！謝謝您們此時此刻珍貴的懷念！

第十二章 兩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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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香港勢力的活動，有其歷史淵源。加強香港的對台工作，作為整個對台工作的前哨陣地，尋找接觸台灣上層人士的機會，為兩岸之間的未來鋪路，是我在香港的重點工作之一。

香港是國民黨當初從大陸撤退的主要地區之一。一九四九年它在華南的殘餘力量來不及向台灣撤退的，大部分撤到了香港，包括一部分國民黨政府的軍政人員和家屬，以及社會上同國民黨關係多，受影響深，對共產黨恐懼的人士。他們到了香港之後，成為難民，被香港政府分區集中收容。九龍調景嶺就是主要的集中地區之一。

幾十年來，大多數人在香港生根落足，或經工、商，或從事教育文化工作，其中有些人發展得比較富有。這些人一方面在心理上，在意識形態上，害怕共產黨；一方面不少人也回過大陸台灣，粉碎四人幫以後，回去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子女成長於香港，多數在香港受教育，少數去台灣上大學，大多對共產黨態度起變化，他們受家庭的影響，或多或少對共產黨還有疑慮和恐懼，但比上一代淡薄得多。

在香港，傾向國民黨的人士組織了自己的社團，或參加社會上的一些社團，多屬地區性與社會性的團體，封建色彩濃厚，例如各種形式的同鄉會，其中尤以寧波同鄉會和蘇浙同鄉會，傾向台灣，政治色彩較濃。

國民黨的黨組織活動，處於地下狀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負責人是陳志輝，其下有二十多個支部，但活動仍是半公開的，多以各種商業團體、民間團體的面貌出現。

國民黨台灣政府各個部門，在香港大都有派出機構，例如外交部的駐港機構，以中華旅行社的面目出現，還代辦簽證。國民黨在香港有機關報：《香港時報》（九三年停刊）。另外還有幾份受其影響的報紙，每天報眉上仍以「中華民國」多少年來記載。

國民黨在香港上層的勢力，可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屬於民間勢力，不少人在心理上認同，或依附台灣國民黨政權。粉碎「四人幫」后，隨著大陸實行改革開放，這些人的觀念也逐步變化，有些人開始同大陸做生意，有些人同香港的中資機構往來，但是直接同官方即新華分社來往的，仍然很少。

另一部分是台灣的派遣機構人員，屬於台灣勢力在香港掌權的部分，大多年紀已大，在香港有一定的身家和地位，反共思想堅決，然而觀念與做法保守，無法適應變化，派系也多，不團結。其中極少數人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已秘密同大陸官方有聯繫，改革開放后，又有一些人同大陸官方有了秘密接觸。

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與力量，有一定基礎。據他們同我們接觸時私下講，他們在香港有一百萬黨員。我們估計不可能有這麼多。但在八十年代後期，他們確實注重發展了一些年輕人，據我們所知，台灣每年在港招收一千多名中學生去台灣上大學，在這些學生裏面，積極物色和發展國民黨員。

每年的十月十日「雙十」，國民黨在港的機構、社團都公開搞國慶活動，例如舉辦酒會。他們成立慶祝雙十活動的籌備委員會，廣登廣告，實際上，即是對台灣表態，又是向大陸示威。許多地方搭蓋牌樓，在熱鬧的大街上插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比「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所掛的國旗還多。

八三年「雙十」，我專門去調景嶺，看到國民黨政府的旗幟確實插得很多，我讓司機停車，想進調景嶺屋屯裡面看看，陪同的保衛人員怕有危險，執意不讓我下車，結果沒能進去。

據說，調景嶺等地方平時也掛這些旗幟。即便在港島，站在跑馬地新華分社大樓頂層，也可以看到大樓東面的山上，有幾面國民黨政府的旗幟。這幾面旗常年懸挂，只要一上頂樓，就看到了。

國民黨把香港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由來已久。自從四九年蔣介石證券到台灣后，就從台灣派遣特務，經香港到大陸搞情報，進行破壞活動。據我們情報部門掌握，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各個派系都有特工在香港進行活動，估計在香港活動的小組有幾十個之多。在新華分社大門對面的一家旅館里，就常駐有一個專門偵查新華分社的特工小組。八三年我到香港不久，我們情報部門（包括香港、北京的），都有「線索」說，國民黨派了三個小組準備暗殺我和另外兩個在態度上親中國大陸的華人資本家。

當時，因我活動頻繁，不僅香港社會，連台灣方面也反應強烈，據說國民黨內有人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這些人搞不過許某。

我原本住在跑馬地山村道新華分社一些副社長住過的房子里，得到這個情報后，保安部門建議我到新華分社機關內住，他們擔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動規律，容易被人掌握。我雖不完全相信，也得尊重組織決定，就搬到皇后大道的新華分社大樓內居住。這座大樓原是香港一位商人建的酒店，屬於中等偏下水平的旅館，最好的房間也就是大約六、七十平方米的一種套間。我搬進去后，住了第十二樓的三個套間，我住一個，老伴住一個，還有一個是接待子女、客人的。不少人看到后，建議我搬出去，感到與香港水平不太相稱，同社會高層也無法比，即使中資機構負責人都住得比我好。我隨遇而安，個性就是如此。後來新華分社買了赤柱的別墅，有同仁建議我搬過去住，我也謝絕了，一直住在這幢大樓里，直至退休離港。

對於暗殺活動，開始我有懷疑，我對國民黨的威脅並不大，為何他們要採取極端手段？但我們的情報部門言之鑿鑿，而且據他們追蹤國民黨派遣小組的結果，證實確有這個組織在活動。因而我採取不輕信，也不能完全不信的態度，同意保安部門增加了保衛的措施。同時認真地告訴那兩位親中的華人資本家，請他們進出注意安全，多帶幾個人在身邊。直到發生「江南事件」之後，蔣家政權受到中外輿論的強烈譴責，在國民黨內也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在蔣孝武調到新加坡之後，台灣國民黨政府不敢再胡作非為了，用大陸的語言說，才「解除警報」。

66

北京的領導人希望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完成祖國統一，原設想在八十年代，後來又提出在九十年代完成統一。因此在七十年代末，文革一結束，即提出「葉九條」，呼籲兩黨和談統一。鄧小平又提出一國兩制，這一方針不僅適用於香港、澳門，而且適用於台灣。據我所知，一國兩制的考慮，首先還是以台灣為對象的。一九八二年，中國修改憲法，增加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規定。」人大委員長彭真在八二年七月十六日發表談話，明確指出，這是將一九八一年葉劍英委員長宣布的「九條方針政策的基本內容法律化，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確定了法律依據。」

「葉九條」的全部內容都是針對台灣的，說明中國一開始主要是注重解決台灣問題而考慮的。讓大陸搞大陸的社會主義，台灣搞台灣的資本主義。對台灣的條件比香港更「寬」。台灣自治的許可權比香港大，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法律。而且李先念訪問新加坡事又補充說，台灣還可以保留自己的情治系統。這些是因為台灣是中國本身的統一問題，不同於香港是從外國手中收回。

最初的這些構想，目的在爭取台灣政府的領導人蔣經國。蔣經國在世時，開放黨禁，產生民進黨。他去世以後，台獨思想和活動發展。北京觀察到這些現象，對台灣的看法有了變化，認為國民黨內大陸去台灣的勢力在逐步衰退，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本地勢力的發展及其所作所為，說明李登輝不僅代表台灣本地勢力，而且代表台獨的勢力。李登輝不能算是台獨派，但他的作為顯示他是「獨台」。台獨勢力的活動、存在和發展，至少是李登輝縱容的結果。李登輝得勢與地位逐漸鞏固，使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中共高層、鄧小平根據這一形勢的變化，重新評估兩岸形勢，認為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少，依靠武力解決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中共中央原本就是兩手準備，和平統一一手，武力統一一手。但一直是把和平統一放在主要地位。新的評估，把武力統一作為主要吃一手。做好武力統一的準備：一旦台灣宣布獨立，就要等待時機，武力解決。但也不放棄和平解決統一的可能，仍要力爭。我看，直到現在，這個方針仍然沒有變。

北京一向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韓戰以後，美國政府一直是支持台灣的重要國際因素。雖然中美建交后，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領土一部分，台灣問題由海峽兩岸自己解決。但從中國的角度看，認為美國一直未曾停止和放棄支持台灣，特別是民主黨的一些國會議員，還暗中或公開地支持台獨勢力。

中國統一台灣，還有日本的因素要考慮。台灣過去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次大戰結束，國民黨中國收回台灣后，日本在台灣的勢力有某種程度的保留，以後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勢力的經濟基礎，又得到新的發展，日本的一些保守勢力，仍在支持台灣同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

從中國的觀點看，李登輝得到美國和日本的支持，將來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問題，還必須破除這些障礙，如果將來不得不用武力來實現統一，也要考慮這些國際因素。

我個人的看法，用武力統一也有一個時機問題，需要看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武力統一也不完全就是直接進攻，也可能採用封鎖或其他辦法。海峽兩岸的武裝力量，大陸固然佔優勢，但國際形勢際遇是否成熟也要考慮。假如國際形勢的際遇比較成熟，美國的可能干預是有限度，直接進攻的可能性就較大。

台灣以及國際一些人士，對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問題的估計是不足的，他們把金門炮戰視為中國無力解決台灣問題的依據。毛澤東在大陸瀕臨全面解放時，便準備進攻台灣。結束上海戰役后，第三野戰軍即接獲任務，積極準備解放台灣。當時還準備派現已卸任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先到台灣，負責地下黨的領導工作，呼應解放台灣的戰鬥。

中共在解放福州、廈門后，隨即展開金門戰鬥。據當年金門戰鬥的指揮員葉飛告訴我，當年戰事失利，是情況判斷錯誤。進攻金門島之前，沒有估計到國民黨在海南島胡璉的軍隊會撤退到金門，使金門的守備力量霎時增加一倍。戰鬥打響后，才知道胡璉的軍隊到了金門，同時，人民解放軍用木帆船渡海，船隻數量不夠，因為判斷金門只有兩個師的殘缺部隊，所以只用二十八軍、二十九軍兩個主力師，渡海登陸。當時對木帆船渡海作戰的信心很強，因為渡江戰役中，用的是木帆船，勝利地渡過長江，渡瓊州海峽解放海南島用的也是木帆船。

登陸后，由於輕敵，解放軍未先鞏固前沿陣地，逕向縱深發展，被國民黨部隊切割包圍，適逢退潮，木帆船擱淺，登陸船隻全遭燒毀，後援部隊無法增援——當時搜羅船隻，只能運幾個連去增援，上岸即被消滅，等於白送。進攻的部隊，苦戰一番后，終於被國民黨軍隊全部殲滅。

這一杖之後，重新檢討了木帆船渡海作戰的經驗，雖然沒有放棄解放台灣的打算，但到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才擱置了這個意圖。

後來有人主張解放金門、馬祖，毛澤東不贊成。他講保留金門，讓國民黨繼續在金門存在，就可以拖住國民黨、蔣介石。採取炮戰的辦法，打而不佔領。后又採取隔日炮戰的戰術，單日打，雙日停，把炮擊作為一種政治攻勢、精神攻勢，在戰略上把國民黨拖住。

有些人講，毛澤東因無力解放金門，只能炮擊「嚇人」，這種估計顯然不對。毛澤東有些想法和考慮，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舉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和負責解決「西藏叛亂」，當時達賴被圍困在布達拉宮內。毛澤東發電報給西藏工委和張國華——因為電報抄告各省、市委，我當時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看到了這份電報。毛要張國華部隊主動讓出一條路，指定這條路由布達拉宮經何處，直到中印邊境，讓達賴喇嘛撤退到印度去。電報很詳盡地規定了張國華如何做，什麼時候開始，佯攻什麼地方等等，這樣，達賴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這樣的指示，出乎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常識之外。毛澤東這個考慮，是因為達賴在西藏人心中是個活佛，活抓固然不好處理，擊斃更不妥。這是毛澤東的考慮過人之處。

一九八九年，台灣總統選舉前，我們向北京彙報了對台灣局勢的看法：假如李登輝繼續當總統，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的可能性就會減少。第二年，國民大會改選，可能會把萬年國代選掉，本地代表將佔多數，大陸去台勢力將更削弱。至一九九二年立法院改選，會更進一步削弱大陸去台勢力，增強本地勢力。台獨或獨台的力量，會增強和發展，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就更渺茫，勢必將演變為以武力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後來我知道，我們的看法與北京是一致的。

我到香港后，了解到台灣社會的動蕩程度，並不比香港輕多少，大陸撤到台灣的人士中，有力量的或已移民到外國，未走的，不少也做了移民的安排，或子女留學外國，或自己也拿到了外國的居留權，都有兩手打算。台灣本地勢力中的有錢人，相當多也如此。不少大陸到台人士，不僅擔心中共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更擔心台獨、獨台勢力的發展，使他們將來可能在台灣受到歧視，甚至擔心死無葬身之地，連祖墳都可能遭台灣人挖掘泄憤。因為國民黨剛到台灣時期，殘酷鎮壓過台灣一些反抗力量。而台灣本地人也擔心大陸武力統一台灣。

新華分社內有對台工作部，部長是黃文放。主要工作對象是台灣一些人士。他們一方面收集和研究台灣的情況，一方面做些統戰、聯絡的工作。然而，缺點在於這些都是老關係，對香港的民間親台勢力，以及國民黨在港單位，工作很少。

整個對台上層統戰工作，北京極需有新的進展。以對蔣家的統戰工作為例，當時相當多的人到內地，自稱為蔣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處。然而他們是否真能代表蔣家某人，或者根本與蔣家某人毫無關係，北京也無法斷定。

了解這些情況后，我明白打通台灣軍政高層關係的渠道，是極需要努力的一項重要任務，就產生通過香港的親台人士發展台灣工作的構想。香港有許多台灣的關係，而且香港的信息靈通，在香港及時了解台灣比內地便利。當時已經看到蔣家從大陸帶去的力量，遲早會退出歷史舞台。發展台灣關係，要注重「新生代」，包括大陸去台的第二代，以及本地的新生勢力。可以通過香港工作關係，來尋求突破，他們的親戚朋友在台灣很多，通過經濟、貿易、文化等關係來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尋求某些事情上，在香港先溝通，如此發展，不排除將來的國共和談，在香港先談起來的可能性。

我把這個設想向楊尚昆、趙紫陽當面講了，他們兩人都表贊同。楊尚昆主持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兩次請我去參加，並且同意我成立香港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以加強香港的對台工作，作為整個對台工作的前哨陣地。後來我聯繫到一些台灣的上層關係，楊尚昆、楊思德一再交代我，要我單獨同他們聯繫，不要告訴其他人。知道周南接任后，楊尚昆還交代不要告訴周南。

香港的對台領導小組，由我負責，我是組長，開始時副組長為李儲文，李退休后，改由鄭華接任，時間較長。佘孟孝調到香港后，副組長又換成佘孟孝。這個組織成立之初，設想的工作方針是開闢香港當地親台勢力的工作，然後尋求對台工作的突破，重點放在上層和新生代，另外就是調查研究台灣的最新情況，及時向中央反映，以便掌握時機，採取對策。

我們對台高層關係的爭取工作，有所進展，說起來多是一些商人、學者牽的線。例如香港有一家私人公司，負責人曾經是國家幹部，我們給他不少支持，使其業務有所發展，他乘做台灣生意之便，進入台灣，同台灣一些人士建立了聯繫，接觸到一些中層官員和某些已退休的高級官員與將領。

一些做學問的人，也在進行政治活動，比如一位任教美國的華商教授，我到香港工作之前，他已經到了北京，見過鄧小平。此人傳話並非義務，通過香港我們的一個私人名義開的公司，幫助他研究經費。

幾年來，我直接、間接接觸了台灣上層一些人物，或他們的「代表」，「主流」、「非主流」都有，但一般聯繫的多，按他們的說法，是為了「多一條將來可用之道」，能談及實質問題的僅是個別的。為不影響台灣當前政局，具體情況待以後適當時候，再考慮是否追憶了。

67

香港的親台人士，不論上層或基層，不少人在意識形態上是反共的，其中絕大部分懼共，不贊同共產主義。

根據這樣的情況，我把周恩來提到「求大同，存小異」的統戰方針，改了一個字，改成「求大同，存大異」，作為我們對在港的親台人士進行工作的方針，也是我們對懼共的相當多的香港人進行工作的方針。

這個方針，也是我們對鄧小平愛國愛香港統一戰線方針的補充。求大同的具體表現是，愛國愛港，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存大異」，可以不贊同社會主義、不承認共產黨的領導，但可以做朋友。

一九八四年中秋節，我們利用中國傳統中秋節是合家團聚賞月的日子，舉行一個宴會，宴請各方面願意接近我們，關係較好的親台人士幾十人，象徵一家人似的聚會在一起，席間，我致祝酒辭，宣布了兩點：一是「求大同，存大異」的方針，二是希望九七后，台灣勢力不會撤出香港。據說，宴會內外親台人士多表滿意。

同香港親台上層人士的關係，第一個有新的突破的人物是著名的影業界巨子邵逸夫。

香港無線電視台，通過副總經理出面同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長楊奇接觸，提出希望我能去參觀電視台的邀請，我立即接受。但我沒想到，參觀那天，邵逸夫親自到大門口迎接，無線電視台的著名藝人何收信、汪明荃也參加接待，參觀過程中，他們三人自始至終陪同，熱情介紹，中間還設午宴款待。

邵逸夫過去同中共保持一定距離，以往，只在公共場合與新華分社人員有一般接觸，從未像這次主動來接近我們。

我很快就回請邵逸夫吃飯，邀請他參加十·一國慶節籌委會，他沒有拒絕。雖然他過去一直是台灣「雙十」國慶的籌委會委員，而且仍然保持這一身分。

邵逸夫是寧波人，我便邀請他回鄉看看，他表示願意到內地參觀，但何時去還不確定，認為時機還不成熟。

一九八四年，他提出想去上海、浙江參觀，我當即表示歡迎，並邀請他也到蘇州看看。我知道他對蘇州評彈有興趣，我講，如果去蘇州，一定會去作陪。我通知浙江省、上海市政府，建議他們熱情歡迎，請省長、市長出面接待。我也向江蘇省建議，希望省長能去蘇州接待。哪知邵逸夫飛抵上海時，只有統戰部的一個處長、市政府辦公廳的一個副主任到機場迎接，據反映，邵逸夫不太高興。

我到蘇州知道情況后，專門請蘇州交際處處長乘汽車到上海接邵逸夫到蘇州，我在賓館等他。在蘇州，我陪他聽評彈、看蘇劇、崑曲，邵很高興。我見他八十多歲，精力充沛，健康情況超乎常人。他告訴我，這是他每天拂曉做一種叫做太陽功氣功的效果。

上海機場接機疏失的情況，我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我說：「不知你是否知道這樣的處理？希望你能出面接待邵逸夫，彌補在機場產生的不愉快情緒。」江澤民當即應允了。我又派蘇州交際處處長專車陪送邵逸夫到上海，江澤民見了邵，並宴請他，做了彌補。

浙江省的接待很認真，邵逸夫比較滿意。

不久，邵逸夫對我提出，還要到內地去看看，特別是想到西藏去，也要求，不要公開報導。去上海、浙江，沒有公開報導。我給四川省委發了電報，並專門通了電話，建議他們熱情接待，並派醫生一起去，以防萬一發生情況時，有人護理，畢竟他年歲已高。

邵逸夫回香港后，請我吃飯，很高興，感謝我替他的安排。他很自傲地說，四川省派了醫生、護士陪他一起進西藏，一下飛機，他就坐汽車到拉薩，開始活動。一般人多少會有高原氣候反應，他一點沒事，反而跟他去的醫生、護士卻病倒了。以後他又去了內地一些地方。

我邀請邵逸夫去北京，表示可以陪他去，他想見哪一位中央負責人，我可以代為轉達和安排，相信他們一定會很高興同邵見面。邵逸夫表示謝謝，會考慮我的邀請，但認為「時機未到」。我表示理解。因為他的事業同台灣聯繫很深，至少他的影片和錄影帶要在台灣發行。他如同大陸關係過於密切，會受到影響。當然，他同台灣的關係、利益可能還遠不止此。

邵逸夫自從到大陸參觀、了解情況后，就開始向內地捐款，主要對象是教育界。第一次捐給內地十幾所中學，總共一億港幣。教育部門很重視，由國家教委負責人騰藤帶隊，組織內地著名大學的校長來到香港，一方面接受捐款，一方面表示感謝，在香港舉行隆重儀式。各大學都準備了藝術價值很高的禮物、紀念品回贈給邵逸夫。

以後，幾乎每年邵逸夫都有捐贈。內地許多學校，知道消息后，紛紛對邵逸夫提要求，有些直接寫信給邵。後來，國家教委自己也提了方案，要求邵逸夫繼續捐助，要新華分社轉交。

工委討論后，一致認為，邵每次捐款，都是主動提出的，國家教委這種做法，對邵可能產生誤解，仍應該讓邵主動，我們都不同意把教委的信轉交給邵逸夫。

果然，邵逸夫把那些單位直接給他寫信，以及口頭向他提的要求，全都轉到新華分社給我，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後來，邵逸夫主動提出方案，每年捐港幣一億左右，捐贈單位增加，但捐給每單位的數量減少。以後，他又改為資助小學。那幾年，他前後捐給國內教育界五億多港幣，應該說，不少於李嘉誠捐給汕頭大學的數量。

邵逸夫關心甘肅敦煌古迹，捐出三千萬港幣，資助保護莫高窟壁畫。李儲文退休回上海后，曾專程到香港要求邵逸夫資助上海天蟾舞台改造，邵捐了一千萬港幣。

邵那幾年是香港藝術節的主席，每次請內地劇團到香港表演，總會邀請我們去看看。也經常招待我們到九龍邵氏影片公司片場吃飯、看影片。他希望內地能放映他的國語影片。我讓文體部負責人韓力去同中央文化部、中影公司商量，希望他們能滿足邵逸夫的要求。我講邵的要求並非為賺錢，而是希望他的影片在大陸發行，有些片子，我看是可以在大陸放映的。我希望內地能夠多買些邵氏的影片。韓力跑了幾次，有關方面表示可以買，但出價很低。其實，邵逸夫要求並不高，實在是內地出價太低了，邵逸夫不肯這樣子賣。我理解，他不是在錢上計較，而是面子上過不去。邵逸夫希望他的影片能正常地進入大陸，「送」不好，但賣也要有個合理價。價太低，市場上不好交代。

我一再要韓力與文化部門和中影公司做工作，都做不通，這件事就一直沒做成。

邵逸夫很欣賞大陸的藝術發展，特別對崑曲感興趣。他也很欣賞河北梆子著名的女演員裴艷玲，認為她文武雙全，既精梆子，又善崑曲，認為大陸稱她國寶，當之無愧。邵並建議用錄像把她的藝術保留下來。我有意讓裴艷玲與邵合作，滿足邵的願望，后因「六四」發生，未能實現，亦一憾事。

親台的江浙同鄉會永遠名譽會長徐季良，我請人向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表達問候，聽說他身體不好，我願意登門拜訪。他回復，表示感謝，稱身體不好，會見之事，以後再說。但他讓一些副會長出面在江浙同鄉會俱樂部邀請我共同聚餐。見面時，在笑談中敘述鄉情。我還表示希望能成為同鄉會的會員，他們當場表示歡迎，一下子情緒融洽起來了。他們向我問了一些有關香港的政策問題，沒有談兩岸關係，以後，繼續接觸。

後來，大陸經濟學家千家駒到香港訪問，我請他夫婦吃飯，千家駒說，他同徐季良是老朋友，想去看看徐。徐表同意，並邀請他吃飯。千家駒問我可不可以去？我講，這是很好的事情，我要去見徐季良，他不肯見我，現在他要見你這是再好沒有的事。

這件事使我更深信：廣泛利用各種關係，包括內地的關係，進行香港工作，是我們開展香港工作的重要「資源」。

我多次邀請《星島日報》的老闆胡仙吃飯。胡仙是虎標萬金油老闆胡文虎的女兒，她都只表示謝謝。十一國慶酒會、春茗，也都發請帖給她，她請人向我表達：「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信息很明確，見面尚不是時候。後來，終於在一次酒會上碰面，她主動上前同我握手打招呼。她的報紙幾十周年的紀念日，主動邀請我參加，我和楊奇去了，她在宴會廳門口迎接。這也算是一種接觸方式：什麼話都沒有談，但見了面。

八四年中秋宴會後，通過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介紹，認識一位由台灣來香港從事粵港船務，創辦粵豐公司的朋友范澄，並安排我與親台的《工商日報》總編輯喻舲居一起吃飯。席上很自然的談論到兩岸的統一前景。我講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和平協商，統一中國，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你行你的三民主義，我行我的社會主義。喻先生則表示，國共兩黨恩恩怨怨二十八年，現在又隔絕、對峙了三十多年。大家都要重新反思，重新了解。中共不要急於統一，國民黨不必害怕統一。現在大陸是大哥哥，台灣是小弟弟。希望大陸有「以大事小」的氣度。只要都以民族大義為重，總有一天「水到渠成」。我對他的意見表示欣賞。

席上，談論到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時，也談到了九七之後，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區政府，台灣人士能否在香港繼續活動的問題。

我說：台灣在香港的各種活動，只要在一個前提下，不搞台獨，都可以繼續，報紙可以繼續辦下去，按鄧小平的意見還可以繼續「罵共產黨」。求大同，存大異。我還估計，國共兩黨有可能在香港開始接觸，交談。談到華航飛機九七后能否飛香港時，我講：「國民黨『國旗』換成國民黨的黨旗就可以了。」

陳香梅是個兩岸都可來往的人物，她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希望能見我。外交部也建議我見她。因此，她每次經過香港，我都請她吃飯，與她見面。她來往兩岸之間，有無政治性活動，她沒有任何透露，在我的印象里，這位女士主要是為做生意而來中國的。她已故的丈夫陳納德，在抗戰時期，組成航空飛虎隊，支持國民黨政府抗戰，她現在也想做飛機、機場都有關航空方面的生意。她希望見我，可能是想擴大她的知名度。社會上不少人士建議我不要見她，特別是一些接近台灣的朋友，更是強烈，但我從廣交朋友的角度出發，還是每次都與她見面。

陳香梅有個妹妹陳香桃，在香港做黃金和夜總會生意。我到香港不久，陳香桃經營的大富豪夜總會開幕，陳香梅託人請我去剪綵，並告訴我，請了我和王光英，王光英已經答應了。我考慮陳香梅是較重要的統戰關係，就應允了。開幕式那天，正巧我和李儲文一起去深圳辦事，我一時無法離開，就同李儲文商量請他代表我去剪綵，因為報紙上已經刊登廣告說許某要去剪綵，不去不好，李儲文就去了。

香港社會、報刊後來非議此事。事後看，最好不去，但是去了也不是什麼錯誤。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為夜總會剪綵也可體現「馬照跑，舞照跳」的政策，並不表示新華分社人士參加了夜總會活動。

對於社會輿論非議，我們接受善意的部分，惡意的部分，可以置之不理。以後這類事情，不去參加就是了。

可是李儲文因此懷著一腔冤屈似的，認為我有意「整」他，在新華社內部以至外面表示，他是「替罪羔羊」。其實，何罪之有呢？

68

過去，台灣的軍政界人士到香港，港英政府是有限制的。中國政府可能曾與英國政府有過交涉，港英政府才作出限制。

蔣經國去世之前，台灣逐步開放，對大陸的態度，開始起了微妙的變化。台灣商人開始通過香港到內地經商，還有一些到內地投資，台灣人民回大陸探親也逐步開放。當時台灣有些關係人，直接或間接地向香港新華分社、向我提要求，希望我們能影響港英政府，使他們經香港去大陸時，香港的簽證可以辦得快一點；並要求放寬台灣官方人士進出香港的限制，希望大陸施加影響。

我考慮形勢發展確有此必要，也徵得姬鵬飛同意，就在一次與港督衛奕信面會時，提出這個問題，建議他考慮港府對台灣往來人員的簽證尺度放寬一些，速度快一些。衛奕信反問我：「是不是也包括他們的官方人士？」我回答說：「假如有這樣的情況，我們也不反對。」以後我觀察，香港政府的做法，的確放寬了許多。

經香港《明報》查良鏞介紹，我與台灣號稱「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會面。他是台灣較有名氣的人物。

查良鏞喜歡下圍棋，他將大陸的圍棋國手陳祖德請來香港，在他家裡教圍棋，並把沈君山也請來了。查知道我也喜歡下圍棋，就打電話邀請我去他家「下棋」，同時告知沈君山在，徵求我意見，有無興趣會會此人，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在太平山查良鏞家裡，欣賞了陳祖德的弈局，我並和查良鏞對弈了一局。

飯後，我和沈君山作了一次融洽的交談。沈君山說道台灣有個青年籃球隊，到日本參加亞洲地區比賽，由於使用「中華台北」的名稱，遭到大陸反對，未能參加比賽，青年人很喪氣地返回台灣。他說，北京為何堅持用「中國台北」，而不能接受用「中華台北」呢？在英文里，中華、中國是同一個字，一樣的意思，外國人不能理解兩岸的中國人在爭些什麼？沈君山說，他主張統一要水到渠成，先從文化體育著手，先把文化體育上可能障礙統一的渠道疏通。現在，中華、中國成為障礙之一，能否先把這個問題解決？我感到這個說法有道理，答應向北京反映。回來后，我立即向北京反映了這個意見。不久，國家體委同意台灣可以用「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比賽，解除了為一字之差所造成的障礙。

台灣在香港負責文教事務的黃也白，是我江蘇如皋的同鄉，主動透過關係找副社長祁鋒，表示希望能與我見面，請我看電影。後來知道是放映台灣拍攝的「八百壯士」，描寫抗日戰爭時期淞滬戰爭的。我表示很高興，接受邀請，請祁鋒與對方進一步約定時間，並向北京發電報備案。


到了約定時間前一天，黃也白突然通知說，他有事不能陪我，由另外的人陪我看。我估計可能他們的上層有不同意見。於是，決定由祁鋒去看。

當時，國民黨在港機關的上層人士不敢見我，黃也白敢主動見我，我開始以為國民黨的在港工作方針有了變化。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估計不對，這次可能是黃也白的個人行動。

我們在發出國慶酒會請帖時，工委討論是否對國民黨在港機構負責人發請帖，因為以前從未發過。我主張發，估計他們不會來，不過我們發出邀請，表明我們的態度和政策，他們能來最好，不能來，我們已經表明態度了。共發出十幾份請帖，包括國民黨在港的黨部負責人陳志輝，黨報負責人曾恩波等；多數沒有回應，少數請人帶信表示謝意。

還有一些國民黨派出機構的人員，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們私下請人帶信，送小禮物給我，表示願意同我建立聯繫；某些事情他們請我幫忙，我也幫了一些。這些人的情況，這裏就不敘述了。

香港一位華人資本家與國民黨一些黨政高層人士有交往，為了爭取這位資本家，徵得中央同意，我把與他有親戚關係的一位內地的副省長請到香港，協助做這位資本家的工作。因而間接與台灣幾位高層人士有了些溝通。這位資本家說，在他與台灣一些老年和新生一代領導人接觸時，他們對中國統一問題有個一致看法，就是要觀察中國領導人有沒有誠意，如果依香港模式，「一國兩制」，把台灣矮化成地方政府，難以接受。他們主張實行聯邦或邦聯制。

我把這個信息報告給中央與鄧小平。也向鄧小平做過當面彙報，鄧雖沒有表態，但看起來是聽進去了。後來又與鄧朴方談及這件事，鄧朴方告訴我，他父親知道台灣有這種情緒，他父親認為，只要兩岸能談起來，總可以商量。我當面和趙紫陽談及，他沒有直接表示反對或接受，只是笑笑講，他們大概有個「面子」問題。我對趙講，也許他們因為台灣現在是「中央」政府，假如變成地方政府，所有中央政府人員的地位、職位都將下降，這可能是他們不願接受的原因之一。當時，還沒有把「台獨」的阻撓因素考慮進去。

對台獨的看法，中共中央的態度可以從「對台辦」的態度上反映出來：台獨是個反對統一的力量，「對台辦」的主張是不予接觸。香港有不少人建議我們同台獨建議聯繫，讓台獨某些人來大陸訪問，我們曾向楊思德反映了這個建議。

八十年代初期有些變化，將原來「國共兩黨談判」的提法，加了「寄希望于台灣人民」。台獨包不包括在台灣人民內呢？按當時中央的態度，台獨是不包括在內的。我根據在香港的觀察，又向楊思德建議，應該同台獨進行某些接觸，做些工作。因為台獨裏面也有派，我們至少可以做一些分化工作，楊思德還是沒有表態。

我與台灣的文化、電影、宗教界也有些接觸。台灣電影界有些人找到新華分社，希望能去大陸拍電影，楊奇、韓力很積極，我支持他們的做法。除了介紹一些國內關係給台灣電影界之外，還協助他們向中國銀行貸款，因為他們沒有抵押物業，中銀提出條件，要求新華社擔保。我同楊奇、韓力商量，他們主張我出面擔保；萬一出了問題他們可以動用電影基金彌補損失。這樣，支持他們拍了幾部知名的影片，交了不少朋友，而且並未動用過基金。

童月娟是童星出身的著名台灣電影明星，我年輕時就看過她演的電影。以往我們請她吃飯，她都婉謝。到了八八年，她答應赴宴，席間我與這位年近八十的電影明星談生活、電影業的話題，交了朋友。

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搞攝影工作，經常來香港，有時找我幫忙辦一些事。我見他做攝影工作，社會上知名度也高（很多人知道他是楊尚昆的兒子），香港攝影發燒友（愛好者）數量大，民間攝影組織相當多，就給他任務，要他做攝影界的統戰工作。他在香港攝影界做了一些團結工作，並把工作做到台灣去了，把台灣攝影大師郎靜山請到香港，使我得與這位攝影界老前輩交了朋友。郎是江蘇蘇北人，與我同鄉，當時將近一百歲，矍鑠有神，頭髮沒有掉，視力、聽力都很好，看起來頂多隻有七十多歲，飯量比我還大，行動便捷無老態。我發出邀請，在他百歲大壽時，回老家江蘇祝壽，我願全程相陪。郎老夫婦聽了十分開心。

我與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接觸，也很奇特。這位台灣宗教界名人於八九年從美國西來寺出發，帶領龐大代表團，經香港去大陸，再沿來路返美。當時中國認為他是台灣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不僅民間聲望高，又是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對台灣的高官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楊尚昆在北京接見了他，香港新華分社也將他作為重點統戰對象來接待他，宴請了他，還請了香港工商界上層人士作陪。

我與星雲一見如故，不僅因為是江蘇同鄉，而且感覺他不但能夠在台灣有影響力，並把佛教帶到西方，弘揚宗教，在美國建西來寺，在澳洲等國家也能建寺院。他到內地以後，每到一地都宣揚佛法，深入淺出，使一般人都能聽得懂，主張先入世，后出世，為社會服務，反應甚好。

他向我介紹一些弟子，既年輕，學歷也高，男女弟子大都具碩士、博士學位。我們都很驚異，認為他是一個有作為的佛教領袖。星雲回到美國后，寫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接待，邀請我到美國旅遊，並表示他的邀請是長期的，只要我有空，隨時有效。這封信是「六四」后發出的，當時我還把信在工委會上給大家看，並開玩笑講，他是在「策反」我。不料，不到一年，我不得不真的離國赴美，在西來寺「旅遊休息」，成為星雲大師的客人。

八六年五月三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編號13-198號波音七四七型貨機，未依原定航線由曼谷飛往香港，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大陸定居，轟動一時。按照國際慣例，人可以不回去，但飛機和貨物，對方可以要求送回。大陸有意把飛機和貨物讓台灣收回，不僅表示遵守國際法規，也希望藉此機會，與台灣打開來往的缺口。中國民航發電報給華航，要求華航派人赴北京商談處理有關問題，但華航始終否認收到電報，台灣官方也不表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楊尚昆派楊思德到香港，指定楊思德和我負責處理這件事。台灣方面這時表示，希望通過第三者，如英國保險公司、香港國泰航空或國際紅十字會來進行交涉。為此，中國民航又拍電報給華航，表示願意交回飛機、貨物及兩名機上人員，並且表示希望雙方直接對話，無需通過第三者。因為是兩家航空公司會談公司間的業務，不涉及政治問題，如果覺得不方便在北京對話，可以另外選擇合適地點。後來台灣方面表示，將通過華航香港分公司與中國民航香港辦事處直接洽談，並表示這是民間機構的接觸，不涉及政治問題。我們沒有堅持他們一定要派官方代表，因為我們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在政治上表示善意，希望打開雙方直接會談的缺口，所以同意了台灣方面的要求。雙方航空公司的代表在香港舉行了會談，達成協議，由中國民航負責把飛機、貨物、隨機兩名人員送到香港啟德機場，台灣華航人員隨即登機，雙方即時辦理交接手續，順利解決了這件事。

不管形式如何，這是國共兩黨、海峽兩岸三十七年來，第一次雙方直接談判，第一次達成協議。

第十三章 國際交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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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國際交往的重要場所，在香港設立外交機構的國家和地區，八三年我上任時有七十多個，現在已有八十一個。

香港新華分社以前很少進行公開的外交活動，特別是主動性的公開活動。新華分社的外事部專責外交事務，部長由北京外交部直接派來的人擔任，他們一般都有一定的外交工作資歷，如外事部長紀少祥，就曾任駐英大使館的參贊。

以往外事部只是參加各國駐港領事館的一般公開活動，如國慶酒會等，平時很少有接觸。

我到香港上任時，正處中英第二輪談判開始，我感到有必要通過香港的對外活動來對世界各國、各地區，解釋、宣傳中國的香港政策，這是一項工作任務。當時，北京並沒有交代這個要求，在我到香港了解情況后，深感有此必要。

世界有關國家和地區，對於中國要收回香港，可能產生一些疑問，以致有所顧慮。我們應讓他們了解，中國政府會承認和保護他們在香港的利益，即使與中國還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地區，中國政府也會對他們在香港的利益，採用靈活方式，讓他們繼續存在。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形勢下，中國政府更希望世界各國和各地區，充分利用香港進入內地，參与內地經濟改革活動；對各國的各地區來說，這也是他們獲取更大利益的機遇。

這樣，我們提出在香港的對外交往方針是，廣泛開展國際統戰工作，主動積極、廣交朋友，爭取各國和各地區，認同和支持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工委確定，在港外事工作的重點，除英國外，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另外還有一些東南亞國家，因為他們同香港是近鄰。

當時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社長是李儲文，他與我分工。與一般國家禮節性的往來，如國慶酒會等，由李儲文出面參加（李儲文離任后，由喬宗淮參加）。我則親自參与重點國家的國慶酒會，並經常宴請這些國家的領事，比如我與當時美國駐港總領事李文一年至少互相宴請一次，與日本總領事也是如此。這些國家的總領事離任回國或到港履新，一般都知會或拜訪新華分社，我也都出面會見，設宴送行或迎新。各國領事到香港履新，往往要求拜訪新華分社，多數也由我出面接待。通過這些活動，既聽取他們對中國香港政策的意見，也宣傳、解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有時雙方還交換各自國內情況和意見。交了不少外國朋友。

外事部長紀紹祥為增加結交國際朋友的機會，建議成立一個命名為馬可·孛羅的俱樂部，這是個很好的建議，工委同意，給予支持。外事部憑此經常舉辦各種講座、文藝活動，增加新華分社與各國外交人員接觸的機會。

我到港不久，外事部長紀紹祥反映，有些國家的總領事，希望到中國內地參觀訪問。我反問，我們為什麼不邀請？他面有難色，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又問，哪些國家的總領事？想到內地哪些地方？紀紹祥說，美國、日本、法國的總領事，曾向他表示，想去新疆。他曾向外交部反映過，沒有答覆。紀說，現在他們又提出了這個要求。我當即答允紀紹祥：「你可以我的名義，向他們發出邀請。」我也即向姬鵬飛和新疆自治區黨委發出電報，告知這件事。姬鵬飛一直沒有複電，後來他當面問我：「你請他們去新疆幹什麼？」我回答他：「他們有此願望，我為了增進友誼。」他雖沒有再說什麼，顯然是次不愉快的回答。

在我陪同下，三個國家的總領事，還是參觀訪問了新疆。新疆自治區政府王恩茂等領導人熱情接待，參觀了烏魯木齊等幾個城市及名勝，聽了自治區政府的介紹。王恩茂等對我表示感謝，他們在全國改革開放形勢下，對新疆與外界缺少交往機遇，感到為難。三國總領事能來參觀，正合他們的願望。自然，三國總領事也很高興能夠訪問新疆，回港后，宴請紀紹祥表示感謝。

不久，外交部下達通知，以後新華分社邀請香港駐外使節進大陸參觀訪問，必須事先報告批准。紀紹祥向我表示，是他「闖的禍」，外交部這個規定，實際是批評。他感到對我不起。我安慰他：「不要放在心上，這完全是為了工作。」紀問：「以後怎麼辦？」我說：「照請，你們可以先請示，如果不批准，我來講話。」

紀紹祥可能既想做工作，繼續邀請一些駐港外交使館人員進內地參觀，以聯絡感情，廣交朋友，又擔心使我為難，就想出了一個主意：組織駐港外交使館人員參加赴內地的旅遊團，或自己組旅遊團，可以不需外交部批准；新華分社外事部一樣可以派人陪同，並通知內地有關方面配合招待。我支持他這個想法，以後便運用開了，獲得駐港外交使館人員及內地有關黨政部門好感。

那幾年，外國人士進入內地的還不多，到邊疆更不易，外交人員需要多了解內地、邊疆情況，邊疆黨政部門需要多接觸外界、外國人士，為當地的改革開放多找一些機遇，新華分社採取的做法，一舉三得，既一定程度地滿足了他們雙方的需要，新華分社本身也多交了一些朋友。如果說，因為擔心外國外交人員因此搞到一些情報，而不讓他們進入內地，那是因噎廢食的做法。

駐香港的外交使團中，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同中國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由於雙方或單方的需要，香港就成為秘密、非正式接觸的場所，新華分社便扮演這種接觸的角色。

例如以色列駐香港領事館，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和新華分社外事部保持接觸。以色列希望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他們通過新華分社，向中國政府表達願望和某些建議，新華分社外事部經外交部授權，有時由部長，有時由副部長出面，和以色列駐港領事接觸，按外交部的交代，回覆他們。這種接觸，一直都是以色列主動的。

南韓從八十年代中期起，積極爭取與中國發展公開的經貿關係。那時，他們已秘密進入中國內地，進行貿易活動。經外交部同意，我們讓不少南韓商人，以至某些較低級的南韓官員，經香港進入大陸（在香港辦入境簽證）。南韓駐香港的總領事館，看來負有這方面的任務，許多公開場合，他們的總領事都有意識地接觸新華分社人員。我們采不主動，不迴避原則。在一次酒會上，韓國總領事專門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問好，給我名片，並向我索取名片。我是不帶名片的，只好對他講：「對不起，我沒有帶名片。」他笑著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中韓雙方也通過香港解決一些事情。卓長仁劫機到南韓的事件，國務院電香港新華分社直接聯繫南韓駐港總領事館，了解南韓政府的態度。南韓政府通過總領事，很快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商談妥善解決。國務院即派外交部和中國民航總局的有關人員到香港與南韓代表會談，達成協議后，才正式派代表公開去漢城，接回被劫持的飛機和乘客，解決了這一事件。

還有一次軍人駕機外逃南韓的事件，雙方也通過香港新華分社的途徑解決。

南韓一些大公司、商社要求進大陸考察、投資、發展貿易關係，他們通過南韓總領事館，多次表達了這個願望。有幾家大商社，還直接找上門，希望新華分社能予以協助。

我與姬鵬飛談及此事，建議國務院予以考慮。姬鵬飛表示：「現在不是我們（中國）的問題，主要的考慮，是照顧金日成。」還說：「金已經有意見了。」我理解，這指的是北韓金日成不滿中國已經與南韓有了實際的貿易往來。

70

一些國家的政要訪問中國，經常都要在遠東最繁華的城市香港停一停，看一看。也往往會對香港新華分社進行禮節性地拜訪。我任新華分社社長六年多，接待了不少這樣的貴賓，如前法國總統德斯坦、前英國首相希思、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等。

英國前首相希思經過香港時，通過中國外交部特地表示要見我，他向我解釋英國對香港的政策，也要求我講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他已在北京見了中央領導人，中國的香港政策他應該已經了解。我看，他對我的提問，只是要驗證一下他從中央負責人那裡了解到的香港政策，在香港的中國執行人員是如何理解的。

澳洲報業大王梅托想收購《南華早報》，他專門到香港，並來到新華分社要求見我，我見了他。他主要問兩件事，一是中國對他收購這份報紙，有什麼意見？第二，九七以後，中國對香港的新聞方針如何？附帶又問了一下，他的報紙能否進大陸？我回答他，《南華早報》是香港的報紙，誰來經營，我們不會有意見，當然，我們希望這份報紙能夠採取真實、公正、不敵視中國的態度。九七年以後，依然如此，屆時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會比現在少，可以繼續批評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施政。至於報紙進大陸，現在是有限度的，包括《大公報》、《文匯報》進大陸都有一定的限度。在這個限度裏面，假如你們要進大陸，我們可以向中國有關部門反映，由他們來考慮。可能我回答乾脆、明確，梅托很高興，對我見他，以及我的回答，表示感謝。不久，他收購了《南華早報》。

基辛格每次訪華路過香港，都通過中國外交部，要拜訪我。我兩次在利園設宴款待他。有一次，談到香港問題，基辛格講到港人的憂慮，我說，現在香港人確是擔心外來干預，中國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許多港人還是擔心中國將來可能過多的干預。此外，也還有人擔心，「九七」后，英國會有干預，深圳擔心美國有可能干預。基辛格聽后十分詫異，要求我舉例。我講：「比如美國現在對香港的越南難民營問題表態，就是很明顯的一例。八八年我訪問貴國，同中國駐美大師韓敘，一起拜會貴國負責港澳事務的副國務卿，他當時提出，希望中國干預英國政府對香港越南難民的處理，我回答，根據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九七年之前，中國對香港內部的管理事務是不干預的。」當時，我的意思是告訴他，希望美國也不要干預，基辛格聽后就沒有再問下去。

據我們了解，美國對香港事務是關心的。他們在香港調查研究的範圍相當廣，經常邀請中資機構的一些人聚會，席間了解問題，新華分社的一些工作人員也經常接受他們的邀請，前社長王匡就曾接受邀請，去美國旅遊、訪問。一些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草委、咨委委員，也經常應邀同他們談一些情況。

類似美國這樣重視調查研究香港情況的還有日本。中美談判開始后，日本加強了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工作，增加人員。看起來，至少對整個南中國海的經濟、政治活動的研究，日本是以香港為中心的。

美國商人在香港有一個商會，新華分社通過社長助理譚茀雲同他們聯繫。美僑商會第一次請我聚餐時，在港的美國商會和大的商業機構代表幾乎都參加了。席間，他們特別想了解的是中國對美國商人的態度。我表示，香港的繁榮主要是依靠香港本地人的努力；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商人在內，對香港繁榮都做了努力，都有貢獻。希望更多的美國商人到香港從事經貿活動，更充分地利用香港。

鑒於美國商人以往做生意比較短視，只重當前利益。我建議他們應有長遠眼光。我們不僅現在歡迎，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後，也同樣歡迎他們。不僅歡迎他們到香港，更歡迎他們通過香港進入中國。我講，現在看來，美國商人在這方面的積極性還不夠。

當時，這些美國商人還表達一種情緒，即對英國不滿意，英國商人在香港有特權，對其他國家商人有歧視，在某些方面，形成不能公平競爭，希望中國注意這個情況。他們列舉滙豐銀行擁有中央銀行特權為例。

我回答說，理解他們的想法。但這是香港一百多年來殖民地地位形成的現象；中國從香港的穩定繁榮出發，對滙豐的地位，九七年以後不想做根本改變。比如，讓滙豐繼續發鈔，可以考慮中國銀行和其他銀行參加，但仍以滙豐為主要發鈔銀行，中國不準備予以改變。中國方面考慮，也不會全部撤銷滙豐其他方面的職能，因為不管怎樣，總要有人來扮演這個角色。至於具體如何確定，還待中英兩國商定。中國政府對其他外國銀行，不僅保護他們的利益，還希望能進一步利用香港，進入中國，進一步發展合作。如何改善他們在香港的經營環境，可以在草擬基本法時，大家一齊研究，還可以考慮將有關意見納入基本法。

我同他們約定，每年聚會兩次。他們很高興我能參加聚會，一齊討論問題。在與他們交往中，我發現他們與美國國內一些人對中國貿易的態度有所不同，美國國內有人主張貿易保護主義、與中國貿易要附加條件。香港美商不同，他們認為這種政策不但有損於中國，有損於香港，對美國商人、對美國，也有損失，特別是對在香港做生意的美國商人損害更大。他們表示，每年都會回美國進行遊說，反對對華貿易附加條件。

在港美商還告訴我，現在香港的美國商人，人數已經超過英國商人（當時是八五年）。我很訝異地問：「是不是美國近來在港的商行增加，美國商人來得多了？」他們回答：「不是，是香港移民的結果。香港人移民到美國，拿了美國身分后，又跑回香港做生意。這部分美籍港人統計在內，數量就超過了英國在港的僑民。」

在另一次美國商會請我的宴會上，他們提出美國律師希望到香港開業的問題。他們傾向支持美國律師到香港開業，美國政府也公開作了表態，對港英政府有一定壓力。我表示，這件事屬於香港內部事務，九七年以前是英國政府的事，九七年之後，由香港特區政府考慮。我們不便置評。事實上，我知道，香港本地律師界多不贊成，還講美國律師名聲不佳，反對他們進入香港。

我的看法，香港既然是個國際大都市，某些具壟斷性，或政治性的限制，應有改變。比如醫界，中國大陸流入香港的西醫、中醫人才相當多，這些人很多是內地有經驗的醫務人才，到香港后，他們參加考試申領執業執照，十分困難。他們多次派代表找我，提供材料，說明他們在香港得不到公平待遇。我認為，考試、發照嚴格，是需要的；不僅是對社會與病人負責，也需防止內地有關人才過分外流；但適當的公平對待也是需要的。但我對此問題，從未公開表態。因為，「九七」前是港英政府的事務，我們不應干預。輿論上適當支持是可以的，但那要傳播機構去做。九七后是特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的事務，我現在講，不但過早，也有干預之嫌。到那時如有可能，也只是個人意見，供特區政府和立法機構參考而已。

我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李文夫婦接觸比較多，我覺得李文對香港、對中國比較友好，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比較實事求是。

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同社會潮流不一樣，比較樂觀。他的夫人是中國人，我接觸很多駐港外交官，他們的夫人不少是中國人，普通話講得很好，發音準確，比我鄉音重的普通話，標準很多。他們對中國文化、中國的事情都有相當深的了解。

李文夫人是河北人，她對中國的烹調藝術有興趣，她在香港製作介紹中國烹調的錄影帶，希望我在某些方面給她支持和幫助，我很痛快地答應了。她主要是想去內地，需打通一些關係，要我出面介紹。後來，許多問題她都自己解決了，找我很少。

李文調到緬甸當大使，新上任的美國領事我也有接觸，但接觸不多。李文從緬甸回國途徑香港，特地通知我，我請他一起聚餐，聽他談了一些緬甸的情況，我開玩笑講：「你在緬甸當大使，還不如在香港做總領事那麼舒服。」他笑了，同意我的看法。李文在任上，請我吃過幾次飯，都在美國領事館。他不以美國菜，而是用中國菜款待我，據說是他夫人親自指導下製作的。我品嘗后，認為那是美國式的中國菜。八八年到美國訪問，走了十多個城市，也品嘗了華人餐館的中國菜。相形之下，美駐港總領事館的中國菜水平與專做給華僑吃的餐館相當，比一些專做給美國人吃的中餐館，水平還要高一些。

在香港外國領事館吃飯，最精緻的還是日本總領事館，是道地的日本菜，很多原料都是直接從日本運來的。可惜，他們珍貴的生魚片，我不敢嘗試。

71

一九八六年，我向姬鵬飛提出，要訪問歐洲，重點是英國。我們在香港工作，主要對手是英國，應對它有較多了解。當時，正當基本法起草期間，香港未來政治體制議論已起，也想去歐洲實地了解一些國家的實際情況，作為參考。姬鵬飛一口答應。我問他，要不要寫書面申請報告，姬鵬飛回說不需要。因為他也是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成員，我也就沒有寫書面申請，而開始籌劃。時值趙紫陽應英國政府及歐洲一些國家的邀請，將訪問倫敦等城市。我和趙紫陽談及我訪歐洲之事，我說：「正好，姬鵬飛同意我訪問歐洲，重點訪問英國。你訪英國，是否我可以作為你的隨員一起去，以後，我再單獨活動。」趙紫陽當即表示同意，並立即要秘書告訴外交部。

我因得趙、姬二人同意，回港后即和外事部紀邵祥商量，如何準備。紀紹祥考慮，專訪歐洲幾個國家，可能花費很大，建議請香港一些在英國和歐洲有事業的鉅賈接待，可以節省國家開支。我考慮用不了多少錢，不必因此欠下人情。但紀紹祥表示，沒有人接待，太冷淡了也不好。我認為他說得也有道理，也就不反對了。經紀紹祥的活動，我們得到一些允諾，特別得到一位香港草委熱心幫助，他可能出於香港未來政制上考慮，希望我訪問瑞典政府，考察瑞典的政制和社會情況，我高興地答應了。他立即與瑞典駐港領事和瑞典政府、議會接觸，為我安排了訪問瑞典政府、議會等項目，會見一些負責官員、議長；並在香港宴請瑞典駐港領事和我，紀紹祥在座作陪。瑞典駐港領事對我有意訪問他的國家，表達了歡迎之意，並表示願意為我安排我所希望訪問的官員和地方。出訪行程的一切準備工作都齊全了，等著和趙紫陽一齊出發。

紀紹祥隨即去了北京，是北京電召還是他自動去的，我不清楚。回港后，他告訴我：「外交部不同意你做為趙紫陽的隨員一同訪問英國。」我問為什麼？是外交部什麼人的主張？紀紹祥說：「是主管西歐事務的周南的主張。理由是，你和趙紫陽一齊訪問，可能英國各方面主要的注意力會放到你身上，掩蓋了趙總理的影響。」我無奈地苦笑著對紀紹祥說：「真是荒唐！怎會有這樣的事！」我認為這不是周南反對隨趙紫陽訪英的真正理由。

不但如此，紀紹祥還帶來姬鵬飛的「口信」，建議我今年訪歐之行「暫緩，明年再去」。什麼理由，沒有講。可是，要如何回覆歐洲之行已做的種種安排呢？只有一一道歉了。

當年歲末，我去北京開會，見了姬鵬飛，他主動提出，要安排我明年訪問歐洲，我知道這是一種「補償」，我表示，如果安排我出訪，歐洲我暫時不想去了，先去美國。我沒有和他講理由，實際考慮是，看看資本主義最具代表性的美國，增加一點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姬鵬飛同意了，並交代秘書和周南去商量，安排此事。至此，我才明白，原來歐洲之行，受阻於周南。

八八年北美之行，是豐收之旅。三個星期，走訪了美國、加拿大的十多個都市，大開了認識資本主義國家的眼界，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社會福利政策給過敏帶來的正負面社會影響。也看到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政黨為了爭取執政，多隻顧當前，不惜一切爭取選票，很少考慮後果的一些情況。

當時，正值美國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共和黨總統里根不再參加競選，派出副總統布希（布希）為總統候選人。我們走過美國東西岸十多個大都市，會見了幾十個工、商、金融大企業的主管，以及一些經濟、金融專家學者，分別屬於共和黨、民主黨或無黨無派。談到哪個黨會在大選中勝出時，他們大多認為共和黨布希會勝，包括多位民主黨人士在內；有幾位民主黨員的大企業主管，甚而公開主動表示，他們將投共和黨布希的票，理由是「喜歡布希的綱領」，其坦白程度，出乎我理解之外。

在我訪問美國行程中，香港一位咨委鉅賈陪我訪問華盛頓、紐約。他與布希是朋友，經他商得同意，布希願意以私人身分見我。當時正值競選逐步進入緊張階段。這個咨委鉅賈先和布希會面，談到總統選舉，布希自己表示，缺少信心，因為過去幾次前副總統參選，多次失敗，布希估計自己很難例外。結果他卻勝利了。

後來，布希打算與我會面的事有了改變，據說，美國國務院提了意見，會面須采官方形式。徵求我意見，我考慮，官方會見須報北京國務院批准，時間來不及，便作罷了。後來布希當選，給我一信，表示未能見面的遺憾，並送了印有他名字的兩件小禮品，作為紀念。

美國總統競選給我的印象是：政黨的政綱，必須符合大多數人民和選民的願望，包括符合競選對手所擁有人民和選民的願望，才有執政的可能。雖然，競選時的這些政綱往往在候選人當選執政后食言，不予或不能兌現，甚至根本改變，但選民是現實的、短視的，成為競選政黨不顧一切，廣開「支票」，以爭取選票的弊端。政黨領袖為爭取選票，不論平時與競選期間，都非常重視與社會各界往來。布希給我的信件，看來是他的秘書起草、列印，由他簽名的；小禮物也可能是專備贈送的。對一個不相識，只間接有約的人，他給予如此回報，不論對方是什麼階層，都做適當的反應，給人以禮貌尊重對方的感覺，在中國領導人當中，一般是不會如此處理的。據說美國的領導人對他們自己的過敏，一般也如此回應，這不僅是他們對自己選民的尊重，平等以待，也為競選時增添了「資源」。這是民主政治優越的一種現象。

第十四章 「六四」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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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嘯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政治風波即將來臨。

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並整理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採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並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幾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認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北京學生從遊行請願，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攝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像，以及香港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彙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鬥爭」。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彙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李鵬等人，鄧聽取彙報后，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后，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併發電報通知各省市黨委。他並要求胡啟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析，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后，激起廣大幹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遊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遊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幹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矛頭主要是對著李鵬的，社論發表后，情況就變了，開始把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幹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趨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開始絕食請願，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嘩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做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不願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分社內一些同仁看后，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光了。他不出來對話還罷，出來對話后，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撤銷戒嚴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著橫幅參加了遊行，聲勢空前。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党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捲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幾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們參加了百萬人大遊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捲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后不久，新華分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分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幾乎所有的部長、副部長都已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幹部，不僅去參加遊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遊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遊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与，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繫。後來，發展到遊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等，我們也採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讓他們客觀地報導北京學運的情況，以及香港支持學運的消息。對報紙本身的言論，也沒有進行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后，五月廿日，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后，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覆北京：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遊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複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颱風侵襲，掛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願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卧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群眾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喊，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73

八九年四月卅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並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料、錄像帶，帶去北京給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他一開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后，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后的主管人員，這些人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与，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這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等選擇有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報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后，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彆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給了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願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要求廉政，反對貪污，懲治『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準備向常委建議，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特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幹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準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遊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裡，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準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裏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託。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裡見了面，我把與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讚許。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與楊尚昆談話后，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估計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后，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並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幾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準備幾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員，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曉時，幾個人扶一個或抬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對話活動。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能為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訪華，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志著中蘇兩黨關係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的恢復，我們兩黨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幾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消息后，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

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于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迥異於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機后偽裝稱是醫生。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幹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幹部會議，心裏已有準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裡見我。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已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幾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哪幾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晌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說：「幾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複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后，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對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係？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后，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沒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后，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報》、《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內地不一樣，處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后，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已述，我這是受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之託，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儘快批准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複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一套，推託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后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還要按照三條執行。事實上，這是對這三條有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后，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鍾，《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裡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了，不幹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儘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製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並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后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74

「六四」，中國共產黨向人民開槍，群眾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后，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益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引起市民共鳴。「黑色」大靜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遊行，牽動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歷來對政治的冷漠，幾近瘋狂地參加運動。過去，《國際歌》、《國歌》為共產黨、大陸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風采》，竟成了香港當時眾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這個運動影響的人數，實際還遠超過參加遊行集會的人數，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團體內部的當地員工，幾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的基本群眾：愛國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老共產黨員，相當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勢力也舉著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公開參加遊行。從大資產階級到勞動群眾，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加這個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實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兩面性。一面是廣大群眾表達了空前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不信任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產黨鎮壓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當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產黨采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勢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講，這不是主要的。

因為各種勢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運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北京當局錯誤政策的統一戰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毀滅性打擊，使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

「六四「北京開槍后，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以罷工、罷課、罷市，來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降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說，僅是股市和地產，已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市民在政治上的義憤無處發泄，就湧向中國銀行擠兌，三天之內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學一批青年學生，擁護毛澤東思想，熱愛社會主義中國，被成為國粹派。現在，這批青年多已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有的在外國銀行香港分行任總裁、經理，有的任職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們中一些人聚會，多數人憤慨地主張，乘擠兌中國銀行之機，把中國銀行搞垮。這說明什麼呢？一度他們是香港最愛國、最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竟然發生了這樣激烈的變化！

當然，擠兌風潮對香港金融有破壞作用，受損害的，最終還是香港市民。工委經過討論，由中國銀行向港英政府和滙豐銀行緊急交涉。他們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發表聲明，滙豐也準備調集一些資金支援。當然，中國銀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調度，大陸總行也調來資金支援，儘快平息了擠兌風潮。

六四后，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國領事館外大排長龍申請移民，不少內地的外派幹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開在領事館外排隊等候。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外逃的消息，也不時傳來。

香港的公司企業，遷冊風潮又起。連一向表示不移民、不遷冊的李嘉誠，也改口聲稱，是否遷冊，由董事會決定。

六四之前，新華分社門庭若市，就是請願遊行期間，接觸面也很廣。「開槍「之後，一下子冷清下來。很多一向同中國關係較好的人士，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係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北京方面劃清界限，保持距離。一些商人紛紛停止與國內的生意，甚至把辦事機構從內地撤回。
六四后，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團體，在新華分社大樓的對面設靈堂，祭悼六四死難者。行人經過，都參加弔唁致敬。鄭華很緊張地告訴我，黃文放帶頭搞了橫幅，準備率領社內一些幹部和工作人員去靈堂祭靈。黃文放是對台工作部部長，前次部長們的簽名，也是他帶領的。鄭華告訴我，他們對黃文放做工作，勸阻無效，鄭華要我出面再做黃文放的工作，他去勸阻群眾，我答應了。我把工委的意見告訴了黃文放，希望他不要帶領，自己也不要參加祭悼活動。黃文放不置一詞，轉身依然率領香港本地員工，打著橫幅，走出新華社大門，在對面靈堂前做了祭悼活動。鄭華的勸阻工作，只在少數內地來港的員工身上產生效果，他們沒有參加祭悼。

四個月來，新華分社大樓，以及對街體育館的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和漫畫。「六四」一個多月後，我們徵得港英政府同意，準備由新華分社員工自己動手洗刷乾淨。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是膠水，洗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下屬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牆壁上的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圍棋比賽，途徑香港，與他同行的還有浙江省的橋牌隊。我邀請他們在新華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約他們下午四點鐘就到，因為我也喜歡下圍棋，想藉機向聶衛平討教。

聶衛平和其他人下午四點多就到了，橋牌隊的隊長須在九龍辦一點事，會晚一點來。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他才到。問他為什麼這麼遲？他講，在九龍叫「的士」（出租汽車），的士司機聽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華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車而去，不肯載他，連叫四輛的士都如此。

後來，他只好請一個過路人幫他叫車，只講地址，不講是新華分社的地方，這才攔到一輛車載他回來。我和聶衛平聽后都十分震動，沒想到，連的士司機這樣的基本群眾，對我們都持這種態度。

六四后，為爭取港人恢復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領導班子的態度，我積極徵求港方中上層一些肯接近我們的人士，鼓勵他們訪問北京。包玉剛、李嘉誠同意去北京，但只見鄧小平。我同意為他們安排，包、李也先後見到鄧小平。他們回來后都和我聚會，談了會見情況。包玉剛談及鄧小平對英國政府持強硬對強硬的態度；李嘉誠則語焉不詳地表達了他的憂慮：「如鄧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鄧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剛講的同一內容。

其他先後有幾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條件是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我也答應，做了安排。他們見到了江澤民。也有人同意見江也見李，但要求見李不公開，不發新聞。我同樣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羅德丞沒有拒絕，他見了李鵬，做了公開報導。

大多數去北京訪問的，不管見了誰，回港和我談及感想，都異口同聲說「北京領導人不了解香港情況」，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說，「他們（指會見的領導人）把香港當敵人看待。」我不便細問，也就很難對這些人做解釋。

後來李后給我打電話說，江澤民不願意再單獨見什麼人了，理由是如果他們不願見李鵬，他一個人不方便單獨接見。這樣，約好的幾批人士，便遲遲不能成行，又不便將江澤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給他們，只好借辭拖過去。我深感香港人心變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香港工作實在難做了。

75

六四風波中，香港新華分社與各中資機構的不少員工，參与、支援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六四后，工委討論決定，不管是參加簽名、遊行、募捐等支援活動，「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訓，不要求做口頭或書面檢查，並將決定報告中共中央。姬鵬飛很快通知我們，表示同意工委意見。四中全會期間，我向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又彙報了這個意見，得到他的同意，我們便向各單位做了傳遞，穩定了內部不安的情緒。

可是，七月間，我去北京參加姬鵬飛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會議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屬單位對六四期間港澳出現的「問題」，作出「反思」。所謂「反思」，就是「檢討錯誤」的同義詞。當時，北京從市到中央，從個人到機關黨委，都紛紛在做「反思」，實際上在搞「人人過關」，大搞「秋後算賬」。姬鵬飛已經通知我們，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見，江澤民也同意了，現在又要「反思」，出爾反爾，我沉默以對，不表示態度。周南見狀，出面打圓場說：「反思一下有什麼要緊，我們外交部黨組也做了反思。」我點點頭，表示接受。

回港后，在工委會上傳達后，我表態說：「整個六四事件期間，我不止一次說過，工委在處理上如有什麼過失，將來追究責任，你們（指其他工委委員）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實際上，也都是我做的決定。我們對下已經宣布對六四期間發生的問題，既往不咎，現在中央又要我們『反思』，我考慮，我們沒有犯什麼錯，但不『反思』又不行，請大家考慮怎麼處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傳達，也不要求他們『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麼錯誤，責任還是在我，不要大家負責。」會議上發言的很少，最後結論是：「寫一個反思吧！」把「寫」的難題，交給了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

我考慮了幾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寫」「反思」。佘也有個初稿。共同的意見是，我們沒有什麼錯誤要檢討，但作為教訓入手，可以「寫」幾點「認識」。對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以及港澳的支援運動，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對關於「動亂」、「暴亂」的定性，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採用了「北京風波」的提法。

這樣，「反思」在工委通過了，報送給中央。十月，五中全會期間，姬鵬飛談到工委的「反思」報告，竟說：「你們的『反思』報告，寫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聽錯了。

七、八月間，港澳辦一位幹部私下告訴我，江澤民在工委的「反思」報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來，許家屯是『右傾』，工作上應該調動一下。」中央辦公廳將這個「批示」送港澳辦秘書處，還沒有來得及送給秘書長李后，中央辦公廳又派人取回去了。什麼原因，取回去的人沒有解說。我相信這位幹部送給我的信息。因為不久前，也是他告訴我另一件事：江澤民用了兩天時間，聽了李后、魯平的彙報。彙報的情況他不清楚。從這位幹部說話的神情看，對我不是一個好的訊息。

四中全會，江澤民正式登上總書記寶座后，曾主動找我談了一次話，兩人談得較融洽。他當時還同意工委的意見，六四期間，參加支援活動的港澳中方機構人員，不管情況如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黨的總書記，實際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決策。

從他聽到李后、魯平彙報后，他的態度有了改變。數次我去北京，我讓秘書和他的秘書聯繫，要向他彙報港澳情況，他的秘書是他從上海帶到北京的，以往對我態度很友善，每次接到我秘書的電話，有事隨即解決；可是現在語氣變了，老打「官腔」，先是說江澤民日程排得很滿，有空再通知我，隨後便無音訊了。一次還罷，兩次，三次都如此。使我不僅感覺一旦官做大了，人就變了，還預感江澤民對我的看法，也有變化了。

這位幹部送的信息，證實了我的感覺，江澤民已給我「右傾」帽戴，準備「秋後算賬」了。

後來五中全會時，我主動找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緣起於此。

六四風波「穩定」后，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從單位領導人以至個人，都紛紛進行檢查、「反思」，大規模地進行「秋後算賬」。中共雖然批准了工委在港澳實行「一律不咎既往」，實際上又不斷施加壓力，進行「算賬」。不同的是，北京是全面「算賬」，香港只是個別清點。

港澳辦在六月底，專門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開會，討論六四期間，關於港澳報刊報導問題。我和張浚生商量，彙報時，突出當時香港的社會情況，雖然兩報的報導有過分之處，但我們已經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後要「轉變」過來，還是不能急，要逐步來，著重點還是要大家接受教訓。

我和張浚生一同參加會議，姬鵬飛主持，港澳辦、外交部還是那幾位與會。中央對外宣傳組負責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長曾建徽，專門參加了會議。

一開始，曾建徽便責問：「《文匯》、《大公》怎麼搞的？」與李鵬廿五日和見面時的責問口氣幾乎一樣。朱穆之隨即附和，指明要工委彙報《文匯》、《大公》的問題。

張浚生按準備好的提綱做了彙報。曾建徽不斷插話，指責：「共產黨自己的報紙，罵自己共產黨，實在不可思議！」我估計他們是帶著「尚方寶劍」來的，等待他們提出「指示」。

張浚生彙報到工委的處理原則，轉變要逐步來，不能急，要容許兩報員工有接受轉變、接受教訓的過程，急則可能生變；並且也要讓社會有個接受的過程。這是，我觀察到曾建徽不斷搖頭。

我還是做了補充。一開始，我用的仍是對李鵬講的觀點：不能用內地的標準來要求這兩份報紙，更不能用內地六四后的處理辦法，來處理這兩份報紙。六四期間，兩份報紙的做法，也是不得已，當時香港社會上與報社內部，群眾激動的程度，報社領導已很難控制。連我們工委也是如此。報社為了不被內外部群眾衝垮，為了保留陣地，才做了權宜處理。我們應設想當時報社領導人的處境。我強調，處理《文匯》、《大公》，特別是《文匯報》，不能急，更不能用內地的辦法。（當時，內地各新聞機構正在大搞「秋後算賬」、「人人過關」活動，還把大批參加支持學生愛國活動的記者、編輯，調職、撤換以至逮捕。）既然已將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礎上，加強教育，逐步轉變，，讓他們有個接受教訓的過程。

朱穆之、曾建徽經我這麼說后，他們相互看看，沒有表示贊同或反對。與會的其他人看來也插不上嘴，姬鵬飛也沒有表態。因為他們都沒有公開表示異議，我也就認為他們同意了。

朱穆之還是開了腔，他問：「在香港辦一份《人民日報》樣的黨報，怎麼樣？」曾建徽進一步問：「《大公》或《文匯》，改一份為黨報，怎麼樣？」於是，姬鵬飛也加入了討論。

我很不以為然。在香港辦《人民日報》式的黨報，不可能辦得成功，《人民日報》海外版便是例證。鑒於當時氣氛，不便反對，只好敷衍說：「我們回去研究研究。」他們也同意了，算是結束了會議。

回港后，工委討論時，請兩報黨員社長、副社長楊奇、陳伯堅列席，傳達后，大家都感到壓力沉重，但還是堅持處理兩報既要「轉變」，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壓的原則。「轉變」則採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內外都能有一個可接納的過程。要兩報黨內外工作一齊做。工委決議指定由張浚生出面告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有關北京和工委的意見，請他諒解，支持。

說服的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過於心急，往往語不擇言，矛盾緩和不下來。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有一次，他竟然對人說，準備隨時被調回北京，開除黨籍，坐牢。我為此特地找陳伯堅談話，我說：「你在運動中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歲數已這麼大，早該退休了。看破一點，了不起受點處分。這也許是我們這類人最後一次的考驗，不要太緊張，還是把當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華總社要他退休時，是我留下他到《文匯報》工作的。我半開玩笑地說：「我們犯了一樣的毛病。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共進退好了。」不料一語成讖，我來美后，他也被解職調回內地。不久，我從報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悵然許久。

陳伯堅和報社一些同仁，同社長李子誦的關係，搞得很緊張。李子誦和一些同仁對「轉變」，思想不通；陳伯堅又要求過急，報紙每天要和讀者見面，特別是北京有人瞪著眼，盯著看這張「共產黨自己罵自己」的報紙，看你如何「轉變」。變成幾乎每天都有陳伯堅和人衝突的消息。最後，爆發「文匯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張浚生在工委碰頭會（每天的例會）上表示，有人報告說，李子誦某人和劉賓雁、陸鏗、金堯如等一齊吃飯，商談組織「文匯之友」，要《文匯報》「獨立」，拉出左派陣營。什麼北京不清楚，估計可能是台灣或某國，以台灣的可能性大。他還說，「文匯之友」已公開發表了聲明，要《文匯報》「揭竿而起」，成為「筆杆子和槍杆子的橋頭堡」，情況顯得很嚴重。討論結果，一是要陳伯堅出面召開社務會議，爭取李子誦參加，如果情況屬實，要公開聲明澄清。二是要報北京備案，以防真的「獨立」了，不好交代。

陳伯堅立刻會報社開會，擬了「聲明」，李子誦對「聲明」有不同意見，陳伯堅便召開社委緊急擴大會，通過了「聲明」。李子誦不肯參加會議，以陳伯堅越權，非法召開社委緊急擴大會議為由，發出書面通告，解聘陳伯堅的副社長職位（陳伯堅的副社長職位，是社長李子誦發的聘書）。

那天已經下午十點多鍾，張浚生要求召開工委緊急會議，彙報《文匯報》所發生的事件，認為李子誦斷然解僱陳伯堅，證明「文匯之友」的情況是準確的，如不相應採取措施，《文匯報》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討論中，有人提出改組《文匯報》董事會、社委會，開除李子誦的一切職務。其他有關人員，也相應處理。但《文匯報》是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這種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時之間，考慮不出更妥善辦法，又擔心不立即處理，第二天李子誦有進一步改變《文匯報》的行動，出現無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斷處理，但不贊同開除李一切職務。李子誦是我們黨的老朋友，「文匯之友」活動他不是主動者，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不解除他社長的職務，已無法解決問題，但要留有餘地。我主張《文匯報》董事長職務不動，一切待遇（政治的、經濟的）不變，得到大家同意。

我們又繼續討論了幾個問題，包括用什麼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誦的社長職務？有人提議：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較為緩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匯報》的股權如何轉移給新華社指定代理人的問題。由於香港《文匯報》約有三分之一的股權仍由上海《文匯報》所有，須與上海市委聯繫，請他們支持轉移過來。還有一部分由原總編輯金堯如名義擁有的，金堯如已離職，也要轉移過來，以確保新華分社所擁有的股權。

金堯如參加了「文匯之友」的活動，有人主張撤銷金堯如在董事會內的董事職位。我不主張牽連，而且必須召開董事會才能取消董事，新華分社不可能出面做這種事，因此處理金堯如的意見，未獲通過。

有人提議報北京批准。我考慮時已夜深，又不能再拖，並且一旦上報北京，他們還可能說工委「手軟」，應該要更嚴重的處理。我於是說，等不及了，我們報告備案就可以了。

最後，會議決定張浚生當晚代表新華社去文匯報社宣布決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誦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懷著內疚，到李子誦家去做「工作」。我能和這位愛國、正直的老人說什麼呢？我當時只能請他諒解，請他保重身體，建議他外出休息，如去內地，我願意代為安排一切。我真誠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產黨的朋友。」（當時，我還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代表。）

我對李子誦很抱愧。特別是，當後來知道，「文匯之友」活動真相，不是那回事時，更感不安。現在乘此篇幅，謹向李老道歉！

76

七月上旬，姬鵬飛專門召集、主持了一次討論香港「六四」以後形勢的會議，主要討論了關於「港支聯」的問題。

香港支聯會，以香港激進民主派為骨幹，以司徒華、李柱銘為首，他們抓住了香港各界市民支援天安門愛國學生運動的機遇，建立了「支聯會」，取得了空前的發展。這是一個以中右為主，綜合左、中、右的統戰型的組織，其領導權掌握在激進民主派手中，當時幾乎網羅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團體，也包括不少原來對政治比較冷漠的中間性社團，甚至還有部分左派組織。他們在六四事件中，對北京採取了異常激烈的鬥爭策略，呼喚要「打倒鄧、李、楊」、「打倒法西斯」，聲明不承認「李鵬政權」的合法性，誓不與「李鵬政權」交往。

會議上，北京認為這是一個企圖顛覆中國政府的組織，是西方某些國家和本地反共勢力結合起來，企圖將香港變成反共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國予以「取締」。姬鵬飛同意李后的觀點，「對英國政府縱容港支聯的做法，我們要進行交涉，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對港支聯的註冊，取締港支聯。」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會上我們分析，據我們情報部門了解，支聯會確有少數人利用這個組織進行反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這些少數人當中，有外國、外方勢力的代表，想把香港變成公開或半公開的反共顛覆基地，廣大群眾出於義憤，參加活動，跟著喊了些過激的口號，我們應該採取分化、爭取的政策——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我們同意採取由英國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締「港支聯」。英國法律是禁止顛覆英皇的。在香港公開號召顛覆中國政府，打倒中國政府的口號，我們可以向英國政府進行交涉，但估計英國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主要還是要依靠我們自己今後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變成反共顛覆基地，我們認為歷來就如此，現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這次運動，把過去的秘密狀態，轉為公開，或半公開化。情報部門已經初步了解，內地參加民主運動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聯幫助他們，不但出錢，還有專人在進行。有些外逃的人，先住在這位「專人」的家中，然後取得外國簽證，離開香港。這樣一些少數人，是重點打擊對象。

會議中沒有對工委的分析再進行討論，結論是要向英國政府交涉，「取締港支聯」，並經過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這個組織，取消這個被某些勢力利用，以香港為基地，意圖顛覆中國政府的工具。

會議還對恢復基本法起草活動，聽了李后的發言。李后根據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現，提出在基本法草案里，須增加防止顛覆政府活動，以及緊急時期實施戒嚴等內涵的意見。與會者沒有異議，也通過了。

會後，外交部和香港新華分社，分別向英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締港支聯的交涉。我們還在香港進行了輿論上的「攻勢」。英國政府則以港支聯註冊，不違反香港法律為理由，拒絕了中國的要求。此外，我們說服了一些參加港支聯的左派和中間派社團，退出港支聯。有些中間派社團，由於他們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聯，這對港支聯而言，只是「削弱」了一點。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艾中的文章，題為《一國兩制，不容破壞》。我們事先並不知道這事，感到很突然。查問後知道文章是港澳辦起草的。香港社會對這篇評論反應強烈。我感到文章有兩處不妥，一是公開了少數人企圖把香港變成公開或半公開反共基地的內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詞，引導人們認為：在香港凡參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人，都想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打擊了一大片，廣泛樹敵，這不僅不合乎事實，而且極不策略。

第二，幾乎是公開點了李柱銘、司徒華的名字。我感到這樣公開視二人為「敵」，非但不能孤立他們兩人，且會提高他們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還造成以後無法接觸這兩個人，無法進行工作的局面。這兩個人的立場，我們是早就知道的，做為今後政治鬥爭的對手，我們應該既有鬥爭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後，他們對中國形勢估計錯誤，採用了過激的策略，當前，和他們鬥爭成為主要的一面，現在這樣公開點名，實際上是不留餘地了，也是過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慮先設法澄清第一個問題，須向香港社會做些解釋的工作，設法沖淡一些《人民日報》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應，把多數和極少數分開，澄清「反共基地」與多數人是絕不相干的。我立即組織人寫了一篇文章，重點闡述這一觀點。寫完後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報》發表，結果李後傳話來，只同意在《瞭望》雜誌上發表。當然，這篇文章的基本立場是維持《人民日報》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並不大。

「六四」后，我與司徒華、李柱銘私下有過直接、間接接觸，當時目的是為了留有以後恢複合作的餘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們不會贊同，並且事前可能會組織，事後可能「記賬」，如不立即批評的話。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港支聯「取締」、「取消」的策略方針是錯誤的，是達不到目的的。這個錯誤策略，不僅「九七」之前無法達到，「九七」后也少有可能。如果屆時采強硬措施「取締」，不僅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要進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價，也會使特區政府處於極為困難的地位，損害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爭取大多數，逐步改變他們對中國的態度，隨著大陸本身的不斷改革開放，時間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內地關係的日漸密切，實現這一方針、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這一錯誤方針、策略的制定，我是參与並同意的，我有責任。

第十五章 中英關係的新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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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六四」事件后，中國同整個西方世界關係惡化，中英關係也惡化了。中英之間不斷發生衝突，中英關係又進入了低潮，結束了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後短暫的合作期。

英國與整個西方世界共同對中國採取強硬的制裁政策，英國中斷了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接觸，也片面中斷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中英之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一切磋商，幾乎完全停頓。英政府對社會群眾的愛國運動，採取支持的策略，這樣不僅可取得廣大市民的好感，也可更加惡化中國的形象，削弱市民對中國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群眾愛國運動的發展，會影響香港的治安，以致無法控制，引起中國的交涉和干預。六四后，他們處理全市罷工、罷市、罷課的做法，是矛盾而高明的。

港英政府對市民的愛國活動給予便利，例如開放跑馬場讓群眾集會，這是開了以後從未有過的先例。另一方面，他們又加強保護新華分社與中資機構。當時，新華分社大樓門口不斷有遊行、請願、日夜靜坐、絕食示威等群眾活動，新華分社對面牆上貼滿了標語、漫畫，觀望的群眾很多，情況緊張，港英政府除了增派警察巡邏之外，還加派了幾十名警方人員常駐在新華分社。我們把大樓底層讓出一部分給他們住，他們架設了電話、監視電視等，布置了相當周全的保安措施。以往歷史上，香港的九龍暴動，也曾發生過襲擊中國在港機構的事情，當時，港英政府事先並沒有採取預防措施，這次，他們很主動，而且還是事先徵求我們意見，取得同意后，才這樣做的。他們對中資各銀行、報社等其他中方機構，也是如此。

六四后，工委也做了發生最嚴重情況的準備。我們將工委負責人分為兩組，一組堅守新華分社大樓，準備應付任何嚴重情況，一組撤至赤柱招待所，準備在新華分社無法與外界聯繫時，能繼續進行必要的活動。我決定留在新華分社大樓，鄭華、喬宗淮去赤柱。

「六四」前，港督衛奕信主動邀請我去港督府吃「午茶」，經外事部報告外交部同意后，我去了。衛奕信問我對北京發生事情的看法，我能告訴他個人的看法嗎？我特殊地運用了外交方式：「奉命告訴閣下，北京天安門前的活動，是動亂。」衛奕信表示理解的態度。

當談到香港本地社會支持北京學運活動時，衛奕信告訴我，四月廿一日號稱百萬人的遊行活動，據港英政府警察部門統計，約五十萬人左右。他們盡全部力量，保持了活動沒有發生意外。他並向我表示，他們也會儘力維護中國在港機構的安全，在這方面，感謝新華分社給予他們的合作。我也對港英政府保護在港機構安全的措施，表示了感謝。

我與衛奕信正式談話后，在他從會客廳送我出港督府邸的中間閑談，他談到，現在這樣的形勢下，處理事情很難，表達他處境有困難的心情。我當即同情地表示：「我理解。」他聽后很感動地說：「你在一個大省負過領導重責，有經驗，知道遇上這種情況會有什麼問題。」我同情地回答他：「我理解你的困難，我們彼此差不多。」衛奕信普通話很「標準」，我們是用普通話直接交談的。

我與衛奕信第二次見面，也是衛奕信主動邀請我「午茶」，當時中英兩國關係已相當緊張了，按北京指示，新華分社外事部與港府政治顧問正為取締港支聯問題，進行交涉。我方提出要求，要港英政府撤銷港支聯的註冊，英方表示，註冊是按香港法律辦理的。我們又提出，按香港法律，也不能容許一個組織顛覆英國皇室，據此，還應撤銷港支聯的註冊。英方反駁：按香港法律，港支聯可以存在並活動。雙方互不相讓，僵持不下。但我和衛奕信見面時，雙方都沒有涉及這一問題。他關心的，似是北京的高層情況，我無法滿足他的企望，朋友似的閑話了一陣。

我向衛奕信談起香港有人提出的「居英權」問題。這件事，先是香港某集團的經理以一個組織的名義提出的。出發點是「六四」后香港的精英移民太多，影響了香港企業的運作。這確是事實。由於企業界的管理人員移民太多，沒有移民的也不安心，紛紛準備移民，人才流失嚴重。香港社會上普遍感到企業管理人缺乏，採用高薪挽留準備移民的管理人才，一年加薪兩次，有的甚至三次。在這種情形下，這些人提出「居英權」的想法，就是現在給予居英的權利，但不馬上移民英國，九七后，假如中國政策開明，香港還同以往一樣，就不一定移民，假如認為情況不行，那時再移民。依照港人的說法，現在的移民辦法，都要坐「移民監」，要住在當地，取得居民身分后，才能回香港。「居英權」就 避免坐「移民監」，不致影響當前為企業服務。他們將這個想法公開登報，私下活動，對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英國政府給予這種權益。看來，英國政府把這個想法接受過去了，並用來解決在港英政府中服務的公務員問題，藉此解決他們沒有信心、想移民的情緒。

我與衛奕信談了個人的見解，因為當時北京還沒有這方面的指示。我對衛奕信講，關於「居英權」問題，我個人的看法，這個設想的提出，可以理解，但有些問題將難以解決，後果可能嚴重，假如「居英權」應用在公務員身上，九七后特區政府在連續運作上會產生很大困難，有「居英權」的公務員，對未來特區沒有信心，大部分走了，特區政府內將缺乏熟悉情況的人。假如那時香港情況好，大部分公務員有信心，拿著居英權不走，留下來為特區政府辦事，他是效忠英皇？還是效忠特區政府呢？那時他們在心理上、在實際上，都會存在這種矛盾，希望你們能慎重考慮。實際上，我向衛奕信預告了中國難以接受的立場，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北京的態度。因為我採取商量的口吻，衛奕信聽了，只是點點頭，沒有表示態度。

不久，在姬鵬飛召集的港澳工作會議上，周南把外交部準備給英國外交部針對「居英權」的抗議書，提出討論，文稿上把問題提到違背和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的高度，要英國政府為其後果負責。

我發言建議，這樣過於強硬了。我講，據我了解，問題不是英國提出的，是英國「接受」過去，並增用於港英政府公務員，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港人上層和中層相當多數人是贊成和希望英國這樣做的。是不是要提到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的高度，需再斟酌。我們如果太強硬了，會影響這些人的情緒，影響到這些人的爭取工作；如須公開發表抗議書，是否措辭和緩些，提法上不要這麼高？姬鵬飛同意我的看法，當場叫周南改一改。但後來公布的抗議書，態度還是很強硬，實際上還是指責對方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當時，中英之間還發生了幾件事。一是徐海寧事件，一是楊洋事件。

前文已述，新華分社幹部徐海寧在六四期間，頻頻參加香港社會上的活動，四月廿一日百萬人遊行大集會時，他打著新華分社的橫幅參加，並且在跑馬地大會上，以新華分社人員的身分發表演講，被媒體廣泛報導，一時成為香港的風雲人物。這件事發生后，我制止了鄭華要追究的想法。但徐海寧自己很緊張，離開新華分社，躲藏起來。我們擔心他外逃，派人找到他。據找到他的人講，他住在一個朋友家，情緒有些恐慌，精神有些失常。派去的人告訴他，回新華分社不會有事情，他不相信，不肯回。可是不久，他自己又回來了，我們不但沒有責備他，我還交代有關部門領導去安慰他，試圖穩定他的情緒。

但是隔了幾天，他又悄悄地跑掉了。我們很快得到消息，說他被港英政府送到倫敦去了。我們立即向北京做了報告，北京要我們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交換徐海寧，港英政府表示不知道有徐海寧其人，事情就「掛」（擱置）起來。

當時，新華分社有關部門發現不少中資機構的人，在一些國家總領事館門前排隊申請移民。還有一些中資機構的人私下談論，不調他回內地則已，如調他回內地一定不回，必要時準備去外國。我們在心理上對此已有準備，估計香港中資機構會跑掉一些人，因此，徐海寧的事情，沒有做為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向英國交涉，也只是讓港英政府有所顧忌。

不久，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發電報去外交部和港澳工委：徐海寧自己跑到中國駐英大使館，要求回國。徐海寧自稱，是港英政府派人把他送到倫敦的，至倫敦后，被安置在一個難民機構，一天給他七十英鎊。開始幾天，還有人陪他在倫敦參觀。後來，就沒有人理會了，他感到沒有希望，就跑到大使館要求回國。大使館給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法寶，徵詢如何處理。

我們同國務院港澳辦和外交部交換意見后，給倫敦大使館回了電報，希望把徐海寧送回國內，可是大使館又來電報說，徐海寧又跑掉，找不到了。原來英國方面知道徐海寧與中國大使館聯繫后，給徐海寧轉移了地方。

隔了幾天，徐海寧再一次跑到大使館，這次大使館把他留下了，並同英國政府交涉，要讓他回國，為他訂好機票。英國政府要求派人同徐直接談話，被中國大使館拒絕了，只同意在機場由使館人員陪同下，讓英國方面派來的人問話。據說，英方只問徐海寧：回國是不是他自己的意願？徐表示是的。就這樣，他離開英國，被送回國內。

北京的意見是要港澳工委自己處理這件事。我們就確定讓他先回到廣州，在廣州八辦招待所休息，派人給他做工作，穩定他的情緒。因為香港的傳播界到處找他，徐海寧又是杭州人，我們就與浙江省委聯繫，把他送到杭州，請浙江省安排一個地方，讓他休息。我們考慮徐海寧這樣的情況，已不適宜回香港工作，就同浙江省委商量，讓他留在浙江，另外安排工作。

同一時期還發生楊洋事件。楊洋是北京市的游泳運動員，到香港旅遊期間逾期未歸，並且公開聲稱，因為怕回國受迫害而要求政治庇護。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江蘇同名的羽毛球運動員，後來才知是北京的運動員，派人了解並向北京方面查詢，知悉楊洋並沒有受迫害，只是他不想回去了。據我們調查，當時港英政府還沒有與楊洋接觸，但台灣方面有人同他接觸，台灣當局也表示願意接收他。我們很擔心他會到台灣去，就一方面派人對楊洋做工作，希望他能回內地；另一方面，新華分社外事部長紀紹祥直接向我彙報，港英表示，只要我們發表聲明，保證楊洋回大陸后不受處罰，可以把他們已扣留的楊洋，按處理逾期居留者的慣例，送回中國。

我表示可以，並徵得北京的同意，發表了聲明。大意是：對「六四」前後滯留在港的內地居民，無論參与過任何政治活動，返大陸后一律不予追究。

聲明發表以後，美國總領事館卻給了楊洋簽證，讓他去美國。外事部知道后，立即向港英方面交涉，港英卻表示，人已經走了，「無能為力」。對港英這種不重信用的做法，以後如何交往呢？紀紹祥又找政治顧問交涉，他只是表示歉意。

北京港澳辦、外交部和新華分社商量，為遏止港英政府不守信用的做法，要同英國較量一下。因為大陸每天都有非法逃港人員，中英雙方協議，港府的邊防抓到后當天立即遣返。因此決定，假如這一問題得不到英國進一步承諾，我們就拒收遣返人員。在港英交涉不得要領的情況下，我們邊境上就開始拒收遣返人員。香港社會反映十分強烈。我當時考慮，如果時間拖延太久，不利於爭取人心，因此，我就請包玉剛去見港督，告訴他，北京採取強硬態度，是鄧小平的意見，不是下面工作人員決定的。我並且請包玉剛告訴港督，解決楊洋事件，我們只要港府重新做一承諾，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事情。同時，由紀紹祥向政治顧問，也提出同樣要求。

包玉剛把信息透露給港府後，沒有答覆。我又專門找了嘉道理，請嘉道理運用他的影響，再一次向港英政府傳達這個消息。過了一天，嘉道理告訴我：「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經做好了，等消息吧。」果然，港府政治顧問找紀紹祥做了口頭承諾。我們認為這件事就過去了。傳媒界有人問起，我們就把港英的承諾予以宣布。可是，政治顧問又出面否認，我們不得已，又做了澄清。最後，港府在十月廿六日《南華早報》頭版，發表了他們的承諾，表示香港政府無意讓香港被用做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基地，……港府將繼續對香港的特殊情況、中國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和利益，予以慎重考慮。

我們在十月廿三日，港府私下口頭承諾后，即結束了拒收遣返人員的做法。在整個事件中，廣東省很支持，廣東的邊防部隊給了很好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