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回憶錄 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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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許家屯回憶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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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對寫回憶錄興趣不大，總感覺到自己滿意而又可供別人欣賞的事不多。對有些熟人寫的回憶錄，自誇自大，「虛報冒領」他人成就為自己有的行為，更為反感。可是，現在變了，要寫回憶錄了。
鬼使神差，臨退休之年，碰到所謂「六·四」事件，被捲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宮廷之爭。一個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旅遊」到資本主義美國「休息」。這對中國共產黨，對我自己，都是極大的諷刺！本來想到想不到、更極不願見到的事，竟成為現實……。
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退休后，曾關心地對我說：「我已安全降落。你呢？」他可能已經預感到什麼，促我早日覺悟。現在看來，我的悟性太低。
不少朋友，一再鼓勵我把在香港任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六年七個多月的經歷寫出來，「不發表也可以，作為歷史資料存起來」。反覆考慮了近一年，到九一年四月，我才下定決心，寫！（但先寫了關於試論和平演進那篇文章。）
決心寫的原因有二：一、留點資料，作為歷史見證，供人參考；二、暫時由江澤民、李鵬掌權的中國共產黨開除了我的黨籍，一時間回不了大陸，為稻梁謀，換點稿費。
我所顧慮的是：
手頭沒有資料，全憑記憶。對於自己經歷的事情，還可以說得比較具體；但北京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證，則全無可能。既然是為了提供參考資料，自然要力求準確。但在我的現實情況下，有時很難做到。好在我是作為當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相信尚有一定歷史價值。在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我翻閱了大量的香港報刊、雜誌、書籍的有關內容，藉此刺激回憶和增強準確度，總算整理出了往事的頭緒，增加了信心。
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開會不做筆記，平生沒有寫日記。憑腦子，記「精神」，是優點，也是缺點。對於時間、地點，我一向大而化之，以為不具「精神」因素，不儲入記憶元件。現在要用了，可就「抓瞎」了。我只能做到力求準確，但錯訛之處很難避免。為此，若有研究者或讀者發現錯訛，並不吝賜教，我將萬分感激——不，是十二萬分的真誠感激！
回憶錄圍繞中國收回香港問題的當代時間、人物，是正在進行和發展的極為敏感的話題，感興趣的人會很多。其中內容關係到多個國家——主要是中英兩國——和地區的利害，事件層疊，充滿矛盾，衝突不斷，有關各方見仁見智，各執一辭。作為曾經處於這一歷史漩渦中心的當事人，我在回憶錯綜複雜的香港問題時，必然要涉及種種利害、矛盾、衝突，同時也極易引來各式各樣的評論乃至抨擊。而對於我的回憶錄不管來自哪方面的批評，我都歡迎。「聞者足戒」，這一點，毛澤東沒有說錯。
為求真實，我已將榮辱置之度外，既不輕易改變原來的立場，也不會為任何壓力或迎合某種觀點而故作曲筆，相信歷史自有公論。惟文中對某些中共黨內及香港社會人士或有不便之處，則故隱其名。再一點要說明的是，當時我所主管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的工作範圍雖然也包括澳門，但一來我們授權給澳門分工委相當大的自主權，一般事務港澳工委很少過問；二來為集中精力寫好香港問題，故回憶錄中對有關澳門部分略過不表。這兩點還望讀者鑒諒。
回憶錄的立足點是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到一九九七年如期收回，收回后在香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共產黨執行此方針、政策的基本情況看，有矛盾，有反覆，但基本一致。全文圍繞三條線索展開：中英兩國的合作與鬥爭；香港各階層的反應與中國領導層的對策；針對香港問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和分歧。
香港有人評論我是「黨性堅定、思想開放的共產黨人」，是褒，也是貶。在他們看來，許某人似乎集矛盾於一身。不過，現在寫回憶，還只能是這個立場，當然也稍有變化。我已不是江澤民、李鵬掌握的共產黨黨員了，也不是所謂「黨外布爾什維克」——列寧式的黨，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已為歷史實踐所揚棄（我認為，即使是鄧小平，關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有了變化）。我是一個黨外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我願和中國共產黨內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摸索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的模式
。
我對香港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應該承認，現在仍待開拓。重新認識香港以及當代資本主義，以為借鑒，是我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以新華分社社長身分踏入香港后不久，即萌生的想法，在港六年多一直為此努力。自我感覺：有收穫，很不夠。由此才產生退休后在深圳繼續研究的設想，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如今鼓起勇氣寫回憶錄，亦有貫徹初衷之意。
我在回憶錄中對香港前途仍保持一貫的樂觀態度。今後會不會發生變化，當視未來北京領導層是能適應形式發展的弄潮手，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盲動者而定。如是後者，小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我堅信，倒退不僅港人不容，全中國人民亦不容！故而總體來說，我對香港前途還是樂觀的。文中對我退休后香港形勢的發展，也做了粗淺的評述。一方面是難以忘情，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赤子之心，希望有助於香港的平穩過渡，常保經濟繁榮，民生幸福，民主進步。
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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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把我從京西賓館召到中南海勤政殿，正式通知我：中央決定，派我去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此之前，我已被中央內定離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工作，當時正在北京協助中央組織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新的任命，出乎我的意料。
為香港回歸中國，中英兩國正在進行談判，對此我雖有所聞，但所致甚少。新的職務，對外名義上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實際上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才是「正業」，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而在此中英外交談判緊張、微妙的階段調我去香港，顯然是中央對我的信任和重用。不過，我大半生一直在內地工作，搞外交純屬門外漢。加之時年已六十有七，老來還要「重新打鼓另開張」，難度不可謂不大。
看到我躊躇不定，遲遲沒有表態，急性子的胡耀邦快人快語，不斷催我接受。他說：「中央決定收回香港，在香港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試驗。改革開放，中央要借重香港、澳門，需要一個有魄力的人，你在江蘇搞經濟有經驗，有創造性，新的工作適合你。」又說，「港澳工委在你去后，提升為省級單位，不久將發正式文件。」他還告訴我，「你去香港是我提議的，常委一致贊成。報告小平同志后，他也同意。」
突然而來的任命，令我想起參加共產黨的初衷，就是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西方列強的凌辱，建設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其中自然也包括收回香港，洗雪國恥。再者，服從命令聽指揮，是共產黨的鐵則，也是我多年養成的黨性，從未討價還價。而離開江蘇時的某些不愉快之事，又使我憋了一口氣，可以去開創一個新的天地。我下決心接受新的挑戰，說道：「感謝中央的新人，我去！」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特殊使命——由共產黨人去維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至少五十年不變，並保證香港繼續繁榮的複雜性和困難性。
聽到我的話，胡耀邦高興地笑了。
新的任命，同樣出乎國內一些人的意料。江蘇幾個反對我繼續在江蘇工作的老人，有人慨嘆：「真沒想到，許家屯因禍得福。」其實，我自治離江蘇非禍，去香港非福。而江蘇省還有些幹部不了解香港新華分社負有特殊使命，將其同江蘇省真正搞新聞的新華分社（省廳級）等同起來，甚至說：「許家屯為何去做新聞工作？為何降級了？」他們以為我犯了什麼錯誤，改行降級使用了。
香港方面的不少人也感到意外，反應卻大不相同。首先，他們意外的是這次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規格」超過了前任，居然由一位中國中央委員、省的第一號人物（我當過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出任，很不尋常。
意外之二：新上任者，竟是一個從無外交經驗，出身內地的「土八路」。原來，香港盛傳原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王匡調回后，將由中國駐英國大使柯華接任。在中英正進行香港回歸祖國問題的談判時，以柯華使英的經歷，出任此職，顯得較合情理。據我所知，這種傳聞亦非空穴來風。北京某些老人確有此建議，負責僑務及港澳工作的廖承志也曾表示「可以考慮」，惟中南海始終沒有表態，胡耀邦等似另有想法。
意外之三：二十多年來，香港新華分社歷任社長，都是廣東人：就連副社長及其他負責人，也多為廣東人。而新上任者，同廣東毫無關係，是一個地道的「外鄉佬」！這裏講一段插曲，或許能解答這一改變我人生命運的意外任命。
一九八三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全家在上海休息、過節。春節后，全家到蘇州。我從南京趕往蘇州，陪同鄧小平遊覽蘇州園林、郊區名勝古迹，參觀人民公社。那幾天，鄧小平全家都玩得很愉快。我們同乘一輛麵包車。一路上鄧小平談笑風生，經常抱起鄧楠的女兒——他的小外孫女逗笑，也不時聽我說明沿途的景物。很少涉及工作。
鄧小平下榻南園賓館。南園賓館原先是蔣介石的前妻（大概是陳潔如）的住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蘇州市政府將幾座國民黨官員的住宅——當時稱作「逆產」一一沒收，合併改建為招待外賓和高級領導人的賓館。林彪看中了這個地方，在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又專門撥款為他在此新建別墅一座，讓他長期居住。這座別墅，可供林彪足不出戶享受日光浴，他的老婆葉群在室內游泳。鄧小平全家，這次來就住在這座別墅內。
我是地方官，中央負責人來地方，儘管是休息，我也要彙報地方情況，請求指示。我找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請他安排時間。王瑞林先是「擋駕」，說：「老人家來休息的，免了罷。」隨後又來電話：「老人家同意和你談談。不要超過二十分鐘。」給的時間太短了。我問：「談些什麼好！」王瑞林回答：「講些帶新意的事，老人家有興趣。」
中國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全國都在討論執行鄧小平提出、中國中央通過的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本世紀末，全國工農業產值翻兩番，國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的目標。黨內許多人充滿信心，勁頭十足；但對此缺乏信心，擔心浮夸再現，重犯「大躍進」錯誤的也不在少數。
我從一九五六年起即擔任江蘇省的領導工作，起先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曾是全國最年輕的省級領導人之一。「文革」時期被打成「走資派」，中斷了四年。一九七零年復出擔任副職。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翌年出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到一九八三年，已在江蘇省領導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
當時，我從本省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了江蘇省卅多年來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認為江蘇省已經開始摸索出一條不同於全國其他很多省市的高速發展的路子。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不到六年的時間，江蘇省的經濟成長就在原有基礎上翻了一番：在中央新的決定的鼓舞下，估計不需五年，可以再翻一番。因此，江蘇人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不必等到本世紀末，可以提前達成這一目標。但省內幾個反對我的老人，指責我「日子才好過幾天，又搞浮夸」，「只顧自己，向上虛報邀功，不想想全省的日子怎麼過」。把我說成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對我壓力很重。
向鄧小平彙報時，我就以江蘇省圍繞能否提前達到「小康」水平的分歧和爭論為主要內容，從我為何認為可以做到這一點談起，具體闡述了我的根據。
鄧小平聽彙報不需要人記錄，室內只有我和他兩人。以前我跟鄧沒有直接接觸過，這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談話，我印象中，他水平高，是一個原則性強，一絲不苟的領導人，他說話不多，言簡意賅，我對他很尊敬，心情有些緊張。
記得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北京一次全國性的農業生產會議上，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等領導人坐在主席台上，我和其他幾個省委書記也安排坐在台上，會議結束后，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首先離座步下主席台，鄧小平和李先念這時也站起來，兩人謙讓，誰也不肯走在第二位，當時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排名在李先念之後，看來李先念尊重鄧小平黨內的資歷，讓鄧小平先走，雙方謙讓了一會，鄧小平很嚴肅地對李先念說：「按原則，你應先走。」李先念很尷尬地只好先離開。這件事更加深了我對鄧小平一絲不苟的印象。
彙報一開始，我就發現鄧小平對我的話題很有興趣，他不但專註地聽，中間還不斷地提問。王瑞林約定的二十分鐘過去了，我看見王瑞林在門口轉了兩趟，見鄧小平和我談興正儂，就走開了。
我首先告訴鄧小平，江蘇省的情況有別於許多省。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黨政，宣布「全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然而，江蘇省在七六年前的那幾年，工業產值年增長率均在二位數，農業成長也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我根據現實，在全省縣委書記以上幹部會議上宣布江蘇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並要有一個新的躍進。結果招致省委持反對意見的幾個老人批評：「不與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頓還要盲目冒進」。但我們堅持高速發展的方針，到一九七九年，江蘇省的工農業總產值超過上海、遼寧，躍居全國第一位。其後也一直保持這種發展勢頭，調撥給國家的糧、油、豬肉等連續幾年高居第一、二位，成為支援全國的重點省。
聽到這裏，鄧小平問：「為什麼能做到這些呢？」
我分析說，這恐怕同「文化大革命」中軍管期間許世友——當時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做了兩件好事有關。一是把江蘇省造反派兩個主要派別的壞頭頭壓下去了，使江蘇省比起其他地方亂的時間比較短，範圍比較小，程度也較輕；二是較早「解放」了大批地方幹部，從省、市到縣、公社，掌握生產的，大多是原來有經驗的幹部，不像有些地方出現軍人「瞎指揮」的現象，基本上沒有走很大彎路。
我並說：「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時，確實認真地分析以前犯的錯誤，『解放』后，根據這些認識，主觀上盡量避免重犯，同樣有這樣經歷的地方幹部不在少數，我看也是一個原因。」
鄧小平頻頻點頭。
接著，我大胆說明了江蘇省近年來在發展經濟方面，一些有所創新的嘗試，我說「我們走的是與全國不同的路子。」
我說：在農業方面，江蘇省的「農業學大寨」，實際上有點「走樣」。就是說，我們主要學大寨「改天換地」的精神，我們一方面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土壤改良，提倡科學種田，尤其是使蘇北、蘇中地區過去「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六、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到了旱澇保收，從根本上改善了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外出逃荒的情況；另一方面，我們沒有搞全國風行一時的「割資本主義尾巴」活動，沒有沒收農民的「自留地」，沒有取締農村集市貿易市場，沒有去「殺小劉少奇」——這是當時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活動的代名詞——強迫農民把自養的豬、禽等宰殺，不允許再養殖。這在當時算是相當「出格」的做法。
在農村，我們發展了社、隊企業（即現在所說的「鄉鎮企業」），農村興起許多新的小城鎮，廣大農村從小農經濟走向商品經濟。講到這點時，我擔心鄧小平批評，就先來了個自我檢討，說我們說「鑽了國家政策的孔子」。因為社、隊企業屬集體所有制，自產自銷，自己解決原料、燃料，利潤百分之五十一作為稅金上繳國家，其餘自己處理，自定投資項目，衝擊了國家計劃經濟。
鄧小平沒有插話，依然饒有興緻地聽著，我就具體介紹了無錫縣等社、隊工業和企業大發展並反過來促進農業生產的情況，「以工促副」、「以工補農」的做法，以及農民「亦農亦工」、「亦農亦商」，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認為是解決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一條出路，是創造小農自給經濟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同時，我也彙報了某些尖銳的，甚至將此指責為「挖社會主義牆角」的反對意見。
工業生產方面，包括城鎮集體企業和鄉村社、隊企業的集體所有製成為江蘇省工業成長的主要因素。我們根據江蘇的具體情況，以發展輕工業為主，中、小型企業為主。這些中小企業占江蘇省工礦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特點是投資少、見效快、轉產易。集體所有制占工礦企業總數的百分之六十。
我坦率地對鄧小平說：「中央對市場經濟曾有肯定，後來又改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我們公開只得跟著這樣提，但實際上已經退不下來。江蘇全省經濟中國家計劃和市場的比例，大致是各佔百分之五十：市、縣國家計劃所佔比例，比省更少，一般為四、六開乃至三、七開，大部分是市場經濟；蘇南地區有些縣甚至有二、八開，一、九開的，幾乎全靠市場經濟。」「集體工礦企業和部分國營企業，自供、自產、自銷，催生了市場經濟，反過來又推動了生產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江蘇省經濟不到六年翻了一番，主要靠這些。」
鄧小平聽到此處，高興地插話：「看來，市場經濟很重要！」
至此，彙報看來要結束了。鄧小平突然又問：「你看上海、浙江怎麼樣？」我理解他問的是關於上海、浙江「翻番」的看法，因為鄧小平肯定了我的觀點，我就放膽答覆：「上海走的路子和全國一樣，它基礎好，能量大，包袱重，能量還未釋放出來！浙江、山東，他們來江蘇看過，開始走江蘇的路子了。山東條件比江蘇好，天然資源底子厚，江蘇不能比，未來幾年，有可能超過江蘇。」
這是，王瑞林進來催吃晚飯，我起身告辭，鄧小平站了起來，與我握手道別。出來后一看表，竟然兩個多小時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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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對寫回憶錄興趣不大，總感覺到自己滿意而又可供別人欣賞的事不多。對有些熟人寫的回憶錄，自誇自大，「虛報冒領」他人成就為自己有的行為，更為反感。可是，現在變了，要寫回憶錄了。
鬼使神差，臨退休之年，碰到所謂「六·四」事件，被捲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宮廷之爭。一個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旅遊」到資本主義美國「休息」。這對中國共產黨，對我自己，都是極大的諷刺！本來想到想不到、更極不願見到的事，竟成為現實……。
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退休后，曾關心地對我說：「我已安全降落。你呢？」他可能已經預感到什麼，促我早日覺悟。現在看來，我的悟性太低。
不少朋友，一再鼓勵我把在香港任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六年七個多月的經歷寫出來，「不發表也可以，作為歷史資料存起來」。反覆考慮了近一年，到九一年四月，我才下定決心，寫！（但先寫了關於試論和平演進那篇文章。）
決心寫的原因有二：一、留點資料，作為歷史見證，供人參考；二、暫時由江澤民、李鵬掌權的中國共產黨開除了我的黨籍，一時間回不了大陸，為稻梁謀，換點稿費。
我所顧慮的是：
手頭沒有資料，全憑記憶。對於自己經歷的事情，還可以說得比較具體；但北京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證，則全無可能。既然是為了提供參考資料，自然要力求準確。但在我的現實情況下，有時很難做到。好在我是作為當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相信尚有一定歷史價值。在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我翻閱了大量的香港報刊、雜誌、書籍的有關內容，藉此刺激回憶和增強準確度，總算整理出了往事的頭緒，增加了信心。
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開會不做筆記，平生沒有寫日記。憑腦子，記「精神」，是優點，也是缺點。對於時間、地點，我一向大而化之，以為不具「精神」因素，不儲入記憶元件。現在要用了，可就「抓瞎」了。我只能做到力求準確，但錯訛之處很難避免。為此，若有研究者或讀者發現錯訛，並不吝賜教，我將萬分感激——不，是十二萬分的真誠感激！
回憶錄圍繞中國收回香港問題的當代時間、人物，是正在進行和發展的極為敏感的話題，感興趣的人會很多。其中內容關係到多個國家——主要是中英兩國——和地區的利害，事件層疊，充滿矛盾，衝突不斷，有關各方見仁見智，各執一辭。作為曾經處於這一歷史漩渦中心的當事人，我在回憶錯綜複雜的香港問題時，必然要涉及種種利害、矛盾、衝突，同時也極易引來各式各樣的評論乃至抨擊。而對於我的回憶錄不管來自哪方面的批評，我都歡迎。「聞者足戒」，這一點，毛澤東沒有說錯。
為求真實，我已將榮辱置之度外，既不輕易改變原來的立場，也不會為任何壓力或迎合某種觀點而故作曲筆，相信歷史自有公論。惟文中對某些中共黨內及香港社會人士或有不便之處，則故隱其名。再一點要說明的是，當時我所主管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的工作範圍雖然也包括澳門，但一來我們授權給澳門分工委相當大的自主權，一般事務港澳工委很少過問；二來為集中精力寫好香港問題，故回憶錄中對有關澳門部分略過不表。這兩點還望讀者鑒諒。
回憶錄的立足點是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到一九九七年如期收回，收回后在香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共產黨執行此方針、政策的基本情況看，有矛盾，有反覆，但基本一致。全文圍繞三條線索展開：中英兩國的合作與鬥爭；香港各階層的反應與中國領導層的對策；針對香港問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和分歧。
香港有人評論我是「黨性堅定、思想開放的共產黨人」，是褒，也是貶。在他們看來，許某人似乎集矛盾於一身。不過，現在寫回憶，還只能是這個立場，當然也稍有變化。我已不是江澤民、李鵬掌握的共產黨黨員了，也不是所謂「黨外布爾什維克」——列寧式的黨，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已為歷史實踐所揚棄（我認為，即使是鄧小平，關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有了變化）。我是一個黨外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我願和中國共產黨內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摸索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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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香港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應該承認，現在仍待開拓。重新認識香港以及當代資本主義，以為借鑒，是我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以新華分社社長身分踏入香港后不久，即萌生的想法，在港六年多一直為此努力。自我感覺：有收穫，很不夠。由此才產生退休后在深圳繼續研究的設想，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如今鼓起勇氣寫回憶錄，亦有貫徹初衷之意。
我在回憶錄中對香港前途仍保持一貫的樂觀態度。今後會不會發生變化，當視未來北京領導層是能適應形式發展的弄潮手，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盲動者而定。如是後者，小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我堅信，倒退不僅港人不容，全中國人民亦不容！故而總體來說，我對香港前途還是樂觀的。文中對我退休后香港形勢的發展，也做了粗淺的評述。一方面是難以忘情，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赤子之心，希望有助於香港的平穩過渡，常保經濟繁榮，民生幸福，民主進步。
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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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把我從京西賓館召到中南海勤政殿，正式通知我：中央決定，派我去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此之前，我已被中央內定離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工作，當時正在北京協助中央組織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新的任命，出乎我的意料。
為香港回歸中國，中英兩國正在進行談判，對此我雖有所聞，但所致甚少。新的職務，對外名義上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實際上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才是「正業」，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而在此中英外交談判緊張、微妙的階段調我去香港，顯然是中央對我的信任和重用。不過，我大半生一直在內地工作，搞外交純屬門外漢。加之時年已六十有七，老來還要「重新打鼓另開張」，難度不可謂不大。
看到我躊躇不定，遲遲沒有表態，急性子的胡耀邦快人快語，不斷催我接受。他說：「中央決定收回香港，在香港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試驗。改革開放，中央要借重香港、澳門，需要一個有魄力的人，你在江蘇搞經濟有經驗，有創造性，新的工作適合你。」又說，「港澳工委在你去后，提升為省級單位，不久將發正式文件。」他還告訴我，「你去香港是我提議的，常委一致贊成。報告小平同志后，他也同意。」
突然而來的任命，令我想起參加共產黨的初衷，就是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西方列強的凌辱，建設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其中自然也包括收回香港，洗雪國恥。再者，服從命令聽指揮，是共產黨的鐵則，也是我多年養成的黨性，從未討價還價。而離開江蘇時的某些不愉快之事，又使我憋了一口氣，可以去開創一個新的天地。我下決心接受新的挑戰，說道：「感謝中央的新人，我去！」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特殊使命——由共產黨人去維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至少五十年不變，並保證香港繼續繁榮的複雜性和困難性。
聽到我的話，胡耀邦高興地笑了。
新的任命，同樣出乎國內一些人的意料。江蘇幾個反對我繼續在江蘇工作的老人，有人慨嘆：「真沒想到，許家屯因禍得福。」其實，我自治離江蘇非禍，去香港非福。而江蘇省還有些幹部不了解香港新華分社負有特殊使命，將其同江蘇省真正搞新聞的新華分社（省廳級）等同起來，甚至說：「許家屯為何去做新聞工作？為何降級了？」他們以為我犯了什麼錯誤，改行降級使用了。
香港方面的不少人也感到意外，反應卻大不相同。首先，他們意外的是這次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規格」超過了前任，居然由一位中國中央委員、省的第一號人物（我當過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出任，很不尋常。
意外之二：新上任者，竟是一個從無外交經驗，出身內地的「土八路」。原來，香港盛傳原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王匡調回后，將由中國駐英國大使柯華接任。在中英正進行香港回歸祖國問題的談判時，以柯華使英的經歷，出任此職，顯得較合情理。據我所知，這種傳聞亦非空穴來風。北京某些老人確有此建議，負責僑務及港澳工作的廖承志也曾表示「可以考慮」，惟中南海始終沒有表態，胡耀邦等似另有想法。
意外之三：二十多年來，香港新華分社歷任社長，都是廣東人：就連副社長及其他負責人，也多為廣東人。而新上任者，同廣東毫無關係，是一個地道的「外鄉佬」！這裏講一段插曲，或許能解答這一改變我人生命運的意外任命。
一九八三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全家在上海休息、過節。春節后，全家到蘇州。我從南京趕往蘇州，陪同鄧小平遊覽蘇州園林、郊區名勝古迹，參觀人民公社。那幾天，鄧小平全家都玩得很愉快。我們同乘一輛麵包車。一路上鄧小平談笑風生，經常抱起鄧楠的女兒——他的小外孫女逗笑，也不時聽我說明沿途的景物。很少涉及工作。
鄧小平下榻南園賓館。南園賓館原先是蔣介石的前妻（大概是陳潔如）的住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蘇州市政府將幾座國民黨官員的住宅——當時稱作「逆產」一一沒收，合併改建為招待外賓和高級領導人的賓館。林彪看中了這個地方，在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又專門撥款為他在此新建別墅一座，讓他長期居住。這座別墅，可供林彪足不出戶享受日光浴，他的老婆葉群在室內游泳。鄧小平全家，這次來就住在這座別墅內。
我是地方官，中央負責人來地方，儘管是休息，我也要彙報地方情況，請求指示。我找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請他安排時間。王瑞林先是「擋駕」，說：「老人家來休息的，免了罷。」隨後又來電話：「老人家同意和你談談。不要超過二十分鐘。」給的時間太短了。我問：「談些什麼好！」王瑞林回答：「講些帶新意的事，老人家有興趣。」
中國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全國都在討論執行鄧小平提出、中國中央通過的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本世紀末，全國工農業產值翻兩番，國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的目標。黨內許多人充滿信心，勁頭十足；但對此缺乏信心，擔心浮夸再現，重犯「大躍進」錯誤的也不在少數。
我從一九五六年起即擔任江蘇省的領導工作，起先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曾是全國最年輕的省級領導人之一。「文革」時期被打成「走資派」，中斷了四年。一九七零年復出擔任副職。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翌年出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到一九八三年，已在江蘇省領導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
當時，我從本省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了江蘇省卅多年來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認為江蘇省已經開始摸索出一條不同於全國其他很多省市的高速發展的路子。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不到六年的時間，江蘇省的經濟成長就在原有基礎上翻了一番：在中央新的決定的鼓舞下，估計不需五年，可以再翻一番。因此，江蘇人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不必等到本世紀末，可以提前達成這一目標。但省內幾個反對我的老人，指責我「日子才好過幾天，又搞浮夸」，「只顧自己，向上虛報邀功，不想想全省的日子怎麼過」。把我說成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對我壓力很重。
向鄧小平彙報時，我就以江蘇省圍繞能否提前達到「小康」水平的分歧和爭論為主要內容，從我為何認為可以做到這一點談起，具體闡述了我的根據。
鄧小平聽彙報不需要人記錄，室內只有我和他兩人。以前我跟鄧沒有直接接觸過，這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談話，我印象中，他水平高，是一個原則性強，一絲不苟的領導人，他說話不多，言簡意賅，我對他很尊敬，心情有些緊張。
記得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北京一次全國性的農業生產會議上，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等領導人坐在主席台上，我和其他幾個省委書記也安排坐在台上，會議結束后，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首先離座步下主席台，鄧小平和李先念這時也站起來，兩人謙讓，誰也不肯走在第二位，當時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排名在李先念之後，看來李先念尊重鄧小平黨內的資歷，讓鄧小平先走，雙方謙讓了一會，鄧小平很嚴肅地對李先念說：「按原則，你應先走。」李先念很尷尬地只好先離開。這件事更加深了我對鄧小平一絲不苟的印象。
彙報一開始，我就發現鄧小平對我的話題很有興趣，他不但專註地聽，中間還不斷地提問。王瑞林約定的二十分鐘過去了，我看見王瑞林在門口轉了兩趟，見鄧小平和我談興正儂，就走開了。
我首先告訴鄧小平，江蘇省的情況有別於許多省。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黨政，宣布「全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然而，江蘇省在七六年前的那幾年，工業產值年增長率均在二位數，農業成長也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我根據現實，在全省縣委書記以上幹部會議上宣布江蘇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並要有一個新的躍進。結果招致省委持反對意見的幾個老人批評：「不與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頓還要盲目冒進」。但我們堅持高速發展的方針，到一九七九年，江蘇省的工農業總產值超過上海、遼寧，躍居全國第一位。其後也一直保持這種發展勢頭，調撥給國家的糧、油、豬肉等連續幾年高居第一、二位，成為支援全國的重點省。
聽到這裏，鄧小平問：「為什麼能做到這些呢？」
我分析說，這恐怕同「文化大革命」中軍管期間許世友——當時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做了兩件好事有關。一是把江蘇省造反派兩個主要派別的壞頭頭壓下去了，使江蘇省比起其他地方亂的時間比較短，範圍比較小，程度也較輕；二是較早「解放」了大批地方幹部，從省、市到縣、公社，掌握生產的，大多是原來有經驗的幹部，不像有些地方出現軍人「瞎指揮」的現象，基本上沒有走很大彎路。
我並說：「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時，確實認真地分析以前犯的錯誤，『解放』后，根據這些認識，主觀上盡量避免重犯，同樣有這樣經歷的地方幹部不在少數，我看也是一個原因。」
鄧小平頻頻點頭。
接著，我大胆說明了江蘇省近年來在發展經濟方面，一些有所創新的嘗試，我說「我們走的是與全國不同的路子。」
我說：在農業方面，江蘇省的「農業學大寨」，實際上有點「走樣」。就是說，我們主要學大寨「改天換地」的精神，我們一方面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土壤改良，提倡科學種田，尤其是使蘇北、蘇中地區過去「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六、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到了旱澇保收，從根本上改善了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外出逃荒的情況；另一方面，我們沒有搞全國風行一時的「割資本主義尾巴」活動，沒有沒收農民的「自留地」，沒有取締農村集市貿易市場，沒有去「殺小劉少奇」——這是當時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活動的代名詞——強迫農民把自養的豬、禽等宰殺，不允許再養殖。這在當時算是相當「出格」的做法。
在農村，我們發展了社、隊企業（即現在所說的「鄉鎮企業」），農村興起許多新的小城鎮，廣大農村從小農經濟走向商品經濟。講到這點時，我擔心鄧小平批評，就先來了個自我檢討，說我們說「鑽了國家政策的孔子」。因為社、隊企業屬集體所有制，自產自銷，自己解決原料、燃料，利潤百分之五十一作為稅金上繳國家，其餘自己處理，自定投資項目，衝擊了國家計劃經濟。
鄧小平沒有插話，依然饒有興緻地聽著，我就具體介紹了無錫縣等社、隊工業和企業大發展並反過來促進農業生產的情況，「以工促副」、「以工補農」的做法，以及農民「亦農亦工」、「亦農亦商」，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認為是解決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一條出路，是創造小農自給經濟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同時，我也彙報了某些尖銳的，甚至將此指責為「挖社會主義牆角」的反對意見。
工業生產方面，包括城鎮集體企業和鄉村社、隊企業的集體所有製成為江蘇省工業成長的主要因素。我們根據江蘇的具體情況，以發展輕工業為主，中、小型企業為主。這些中小企業占江蘇省工礦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特點是投資少、見效快、轉產易。集體所有制占工礦企業總數的百分之六十。
我坦率地對鄧小平說：「中央對市場經濟曾有肯定，後來又改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我們公開只得跟著這樣提，但實際上已經退不下來。江蘇全省經濟中國家計劃和市場的比例，大致是各佔百分之五十：市、縣國家計劃所佔比例，比省更少，一般為四、六開乃至三、七開，大部分是市場經濟；蘇南地區有些縣甚至有二、八開，一、九開的，幾乎全靠市場經濟。」「集體工礦企業和部分國營企業，自供、自產、自銷，催生了市場經濟，反過來又推動了生產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江蘇省經濟不到六年翻了一番，主要靠這些。」
鄧小平聽到此處，高興地插話：「看來，市場經濟很重要！」
至此，彙報看來要結束了。鄧小平突然又問：「你看上海、浙江怎麼樣？」我理解他問的是關於上海、浙江「翻番」的看法，因為鄧小平肯定了我的觀點，我就放膽答覆：「上海走的路子和全國一樣，它基礎好，能量大，包袱重，能量還未釋放出來！浙江、山東，他們來江蘇看過，開始走江蘇的路子了。山東條件比江蘇好，天然資源底子厚，江蘇不能比，未來幾年，有可能超過江蘇。」
這是，王瑞林進來催吃晚飯，我起身告辭，鄧小平站了起來，與我握手道別。出來后一看表，竟然兩個多小時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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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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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胡耀邦電召我去北京，當面告訴我：「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在常委會上表揚了你，說江蘇搞得不錯！讓許家屯再『過渡』一段。常委都很高興，一致同意小平的意見。」
當時中共中央正按照十二大的精神，實現幹部的年輕化，進行領導班子的調整。我年屆六十七歲，已超過正省級幹部的退休年齡規定。「過渡」，意指由於「文化大革命」動亂，耽誤了中青年幹部的培養，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所以讓一些超過規定退休年齡的老幹部留任一段，作為中青年幹部接班「過渡」的橋樑。
因為鄧小平已經表態，我當即欣然接受。回到南京后，我遵照胡耀邦的交代，暫不宣布，等待中央的正式通知。
沒想到江蘇省一直和我作對的幾個老人堅決反對我留任。他們得到陳雲的支持。中央派專人工作也不行，形成了僵局。最後，中央常委做出了決定，將我調出江蘇。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曾經問我：「為什麼陳雲支持他們？」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其實，那幾個老人同我的矛盾，主要並非是個人恩怨，而是工作上的是非之爭。他們堅持反對在把經濟搞活的基礎上高速發展，尤其反對放手發展社隊集體企業。此外，他們參加革命的時間比我早，在黨內資格比我老，認為我對他們不尊重。他們都按規定先後退下來了，而我卻繼續留任，是他們難以接受的。兩年前，江蘇班子也經過一次調整，中央調整方案已定案，他們找到陳雲出面反對，結果推翻重來。其反彈之強烈，能量之大，令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奈何他們不得。
正式通知我的還是胡耀邦。他說：「中央考慮，勉強下去，你的困難太大；決定另行分配你的工作，江蘇就不用回去了。」同時要我幫助組織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我無話可說，點點頭表示理解。
在組建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的任務基本完成時，就出現了本章開頭的場面。我接受了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任命后，向胡耀邦請示：「要不要去看看鄧小平、陳雲同志？」胡耀邦說：「不用了，不要去影響他們的休息。」
不過，為了表示對鄧、陳的尊重，我還是給他們兩位的辦公室打了電話，「鄧辦」回答：「小平通知說，耀邦都已談了，以後有事再見。」「陳辦」回話：「陳雲同志身體最近不太好，他說你下次來再見。」
後來我去見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他向我透露：「常委對你的去處討論了幾次。紫陽有次主張你去華東經濟協作區（屬國務院管轄，負責協調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市場經濟建設事務）當主任。常委討論，這個安排還是沒有脫離江蘇，仍會有麻煩。後來耀邦提出讓你去香港。耀邦說，香港需要人，到現在還沒有定下來。許家屯有魄力，是合適人選。這樣安排，對許家屯本人也好交代，黨內也過得去。結果常委一致同意。徵求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的意見，廖承志表示『歡迎』。報告小平同志，他也表示贊同。」
就這樣，幾經周折，我從留任江蘇變成了改去香港就任新職。
4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今後是我的定投上色。接受任命后，我最先要做的就是去見他。
我以往和廖承志見面的機會不多，在我當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后才有所接觸。久聞他為人豁達大度，不拘小節。胡耀邦向我介紹他時評價很高：「水平高，原則性強，很堅定。容易相處，為人厚道。」他是中共首屈一指的華僑事務專家，港澳通，日本通。除黨內高級領導人仍習慣地稱他為「小廖」外，黨內黨外都尊稱他為「廖公」。當時我已得悉，在六月的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將推薦他參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說起來，廖承志還幫過我一個忙。那是一九八零年清明，他到南京掃墓——他的父親廖仲愷和母親何香凝合葬在中山陵，南京稱為「廖墓」。我到他住的中山陵五號高幹招待所去看他，談起外商投資的南京金陵飯店已經建成，外界反應不錯。他很感興趣，於是我陪他去參觀。他見金陵飯店的總經理是本省人，就問道：「有沒有外邊人參加管理？」我理解，所謂「外邊」，指的是外國或香港。我告訴他，原來擬請香港南華酒店來人管理，因省委內部有人反對而作罷。回到招待所，我向他請求指示。廖承志先批評了北京飯店搞得亂七八糟，原因就是不肯讓外人來幫助。接著說：「我們自己沒有管理現代化大酒店的經驗，沿用招待所的老一套，不去學習現代管理知識，進步不了！管一個現代化的大酒店，各種用具、器皿就有三、四萬種，總經理應該都知道。就這一項，就不是我們管招待所的人可以做到的。」廖承志的這番話，說到了我的心上。
南京金陵飯店是在華國鋒當政時確定的項目。是當時全國樓層最高的飯店，後來北京發動「倒華」，反「洋冒進」，全國同類項目紛紛下馬。我堅持不能對外商失信，才保住金陵飯店建成。但因省委內部有人反對，游泳池、商場等被砍掉；原來計劃請香港有經驗專家幫助管理，以及派送服務員到香港培訓等，也被認為「花費太大，沒有必要」，給反對掉了。
廖承志對北京飯店的批評，成了我「翻案」的資本。我在省委常委會上做了「傳達」，同時重提金陵飯店請香港專家管理和派人去香港培訓之事，借廖公之權威，把反對者的嘴堵住了，提議通過了。金陵飯店開張后的幾年中，備受中外賓客讚揚，在全國也獲得普遍好評，各地紛紛派人來參觀學習。這裏面有廖承志一份貢獻。
廖承志在家裡見我，方式很特別：他同時接見查濟民。查濟民是香港有名的華人企業家，浙江人。由於他又是我們江蘇省黨外副省長劉國鈞（以前江蘇紡織大財團的老闆）的女婿，我們曾經見過面。我知道，他是廖承志的老朋友。在廖承志家碰面時，我們雙方都有些意外。查濟民找廖承志要談的是有關中國收回香港時的建議，當時我去香港工作尚未公布，他不知我為何始終在座；而我是第一次見頂頭上司，按照中共黨內的做法，上級要交代工作情況和任務，有一個黨外的香港人士在場，多有不便。
三人談話歷時一個多小時。廖承志把氣氛搞得很輕鬆。開始時他養的寵物——一條小狗跑過來，他摸摸它的毛，然後輕拍它的臀部，揮手說：「去！到外邊去玩。我們要開會了。」
廖承志手執查濟民給中央負責人——可能包括廖承志在內——的建議書，侃侃而談。查濟民看來花了很大功夫，建議書內容詳細廣泛，共二十多條，均屬政策性問題，廖承志首先表態：「建議書不錯。」建議書是英文，廖承志邊譯邊講，讀一條，評一條，「這可以，同意。」「這條某一點需要斟酌，這一條可否改一改。」等等，一氣呵成。他也不時看看查濟民的反應，然後又繼續下去。
事後我才理解，廖承志是利用和查濟民商討建議書的機會，既給查濟民以答覆，講述了中共關於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表達了對查的尊重，又使我比較全面地了解了黨對香港的主要政策精神，給我上了一課，可謂別開生面，一舉兩得。廖承志思想之開放、敏銳，風度之瀟洒，外語之熟練，談話之深入淺出，都令我深為折服。
廖承志以後幾次同我見面，也沒有專門談情況和工作，只交代我看文件找誰，了解某方面的情況找誰等等。我見他很忙，也就少去打擾。沒想到不久后六屆人大開會期間，他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了。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廖承志在，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多，是否會是另一個樣？是否會提前離開？當然，這是無從回答的假設。
我這樣想是事出有因的。接任前夜，在北京接觸中央負責人多了，或明或暗，察覺中央一些人對廖承志有所不滿。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習仲勛一次要我今後多向中央反映情況時漏出一句話：「廖承志很少向中央彙報。他壟斷港澳情況！」用語相當嚴重。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則要求我：「你能不能三個月內，向中央做一個較完整的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我作為任務接受下來，也完成了，此為後話。
還有一件在組織原則上很特別的事。諾貝爾獎得獎者、物理學家楊振寧，很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反映，香港有些人對香港新華分社不滿，說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見。楊振寧建議：另設渠道。辦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個「訪問學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負責人反映港人意見。胡耀邦同意了，由萬里選人。選的是已故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他早我三個月去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外，另一條直通中央胡耀邦、萬里的專線。在我臨行前，萬里見我，交代說：「中央認為這條線沒有必要了，決定交給你。」由此亦可見習仲勛所言「壟斷」，在一些中央領導人心目中的嚴重程度。
5
廖承志去世后，中央在姬鵬飛（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谷牧（國務院副總理）兩人中選擇繼任者，李先念力主姬鵬飛出任港澳辦主任。
李先念當時是國家主席，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趙紫陽為副組長。港澳工作也屬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管轄範圍。我和李先念過去在工作上接觸多，比較熟悉。早在他當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我當江蘇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時，在中央會議上就經常見面。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期間，華兼總理，李先念是當家副總理，兼管經濟建設；我已任省委第一書記，直接抓經濟工作。那時，我們是「洋冒進」錯誤的「共犯」。江蘇許多大的經濟建設項目，如南京的三套三十萬噸乙烯工程，就是李先念在上海時，經我當面要求批准的。江陰長山兩座九十萬千瓦的核電站項目——反「洋冒進」時被迫下馬，後來移至廣東大亞灣——也是他統一的。所以，李先念可以說是我多年的老領導。
人大開會期間，李先念身體不適，在家休息。我去看他，請求給予指示。一見面，李先念就說：「你去辦洋務，好啊，我支持！」隨即發牢騷：「你看看，他們計劃訂得那麼大，搞了幾個『洋冒進』了！那時還批我們！」我理解，他指的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他們當年為反對華國鋒的「洋冒進」，波及李先念；如今六屆人大提出的經濟建設計劃，規模遠遠超過「洋冒進」。李先念當然憤憤不平。李先念說這話時把我也拉進他的「我們」里去了。我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姬鵬飛、谷牧，哪個當港澳辦主任合適？」李先念突然向我徵求意見。
我事先對中央內部考慮的人選一無所知。不過，因為和李先念平時很熟，就毫無顧慮地隨口答道：「恐怕谷牧比較合適。」我同姬鵬飛、谷牧都挺熟，也並無任何成見，只不過感覺上似乎覺得後者更好相處些。
「谷牧是革命派（我理解即海外通常所說的『改革派』），我不欣賞！」李先念提高聲音說。
我還有點不知趣，堅持說：「姬鵬飛外交有經驗，經濟上還是谷牧……」
李先念沒有等我說完，打斷我說：「我還是主張姬鵬飛當。」
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姬鵬飛接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他成了我的頂頭上司。
6
五月十九日，新華通訊社正式向外界發布消息：人大常委會通過對我的任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六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會議期間，我作為江蘇省代表出席，但參加的是港澳小組討論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等活動。同時，還列席全國政協港澳小組會議，探望與會的港澳委員，其中多是港澳社會的知名人士。李先念接見香港名流世家利銘澤，我也參加了。這些是我公開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身份，接觸香港社會的開始。
中央政治局委員萬里招待我去他在中南海的家裡吃飯。胡啟立有事找萬里商量，碰在一起。萬里喝了兩杯茅台酒，談到我去香港，說：「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難以打開。」胡啟立點頭稱是。
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也邀我去他家談談，話題一樣，批評港澳工作『一左二窄』。他具體談到對過去廖承志「壟斷」港澳情況的不滿，同時批評香港新華分社前任社長王匡等太「左」，特別提到：「何銘思粗暴，在政協小組會上，不讓黨外港澳知名人士發言，隨便批評人家。王匡讓這樣水平的人當新華分社的統戰部長，還推薦他當全國政協委員，真不像話！」我當時還不知何銘思為何許人。習仲勛又說：「尚昆同志要我對你講，這樣的人，不要讓他當統戰部長了。」
楊尚昆（當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我以前在會議上見過面，我認識他，他是否認識我，就難說了。他著人通知我，要來看我。楊尚昆是黨內老前輩，軍委負責人。我去香港工作，他可能有任務要交代，我應當去請示，接受任務。我表示他來看我，不敢當，要求去看他。結果，他仍然來到我住的房間看我。至此我們才有直接的交往。
見面中，楊尚昆也批評了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問題，要我到香港后注意改正，否則香港工作打不開局面。
楊尚昆和藹可親，不擺架子；講話直率，坦誠，能聽進不同意見；對港澳工作關心、支持。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每次我返回北京，或他南下廣州，有事無事我們都要見上一面。這樣，我們在公誼的基礎上建立了私交，彼此相當融洽。
後來在「六·四」事件中，他同意我的「遊說」，支持趙紫陽于先，但又鎮壓民運於後，這是共產黨專政體制的悲劇，也是楊尚昆自身性格的悲劇。楊尚昆的一位秘書私下議論他：「原則清醒，不能堅持。」我深有同感。有關情況，將在後文詳述。
7
上任之前，除了在北京面會有關中央領導人外，我主要作了兩件事情：休假旅行與閱讀有關文件、材料。養精蓄銳，準備一搏。
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同意我去香港之前，休息一個月。
一個月後，胡耀邦電召我去北京，當面告訴我：「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在常委會上表揚了你，說江蘇搞得不錯！讓許家屯再『過渡』一段。常委都很高興，一致同意小平的意見。」
當時中共中央正按照十二大的精神，實現幹部的年輕化，進行領導班子的調整。我年屆六十七歲，已超過正省級幹部的退休年齡規定。「過渡」，意指由於「文化大革命」動亂，耽誤了中青年幹部的培養，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所以讓一些超過規定退休年齡的老幹部留任一段，作為中青年幹部接班「過渡」的橋樑。
因為鄧小平已經表態，我當即欣然接受。回到南京后，我遵照胡耀邦的交代，暫不宣布，等待中央的正式通知。
沒想到江蘇省一直和我作對的幾個老人堅決反對我留任。他們得到陳雲的支持。中央派專人工作也不行，形成了僵局。最後，中央常委做出了決定，將我調出江蘇。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曾經問我：「為什麼陳雲支持他們？」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其實，那幾個老人同我的矛盾，主要並非是個人恩怨，而是工作上的是非之爭。他們堅持反對在把經濟搞活的基礎上高速發展，尤其反對放手發展社隊集體企業。此外，他們參加革命的時間比我早，在黨內資格比我老，認為我對他們不尊重。他們都按規定先後退下來了，而我卻繼續留任，是他們難以接受的。兩年前，江蘇班子也經過一次調整，中央調整方案已定案，他們找到陳雲出面反對，結果推翻重來。其反彈之強烈，能量之大，令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奈何他們不得。
正式通知我的還是胡耀邦。他說：「中央考慮，勉強下去，你的困難太大；決定另行分配你的工作，江蘇就不用回去了。」同時要我幫助組織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我無話可說，點點頭表示理解。
在組建江蘇省新的領導班子的任務基本完成時，就出現了本章開頭的場面。我接受了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任命后，向胡耀邦請示：「要不要去看看鄧小平、陳雲同志？」胡耀邦說：「不用了，不要去影響他們的休息。」
不過，為了表示對鄧、陳的尊重，我還是給他們兩位的辦公室打了電話，「鄧辦」回答：「小平通知說，耀邦都已談了，以後有事再見。」「陳辦」回話：「陳雲同志身體最近不太好，他說你下次來再見。」
後來我去見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他向我透露：「常委對你的去處討論了幾次。紫陽有次主張你去華東經濟協作區（屬國務院管轄，負責協調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市場經濟建設事務）當主任。常委討論，這個安排還是沒有脫離江蘇，仍會有麻煩。後來耀邦提出讓你去香港。耀邦說，香港需要人，到現在還沒有定下來。許家屯有魄力，是合適人選。這樣安排，對許家屯本人也好交代，黨內也過得去。結果常委一致同意。徵求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的意見，廖承志表示『歡迎』。報告小平同志，他也表示贊同。」
就這樣，幾經周折，我從留任江蘇變成了改去香港就任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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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今後是我的定投上色。接受任命后，我最先要做的就是去見他。
我以往和廖承志見面的機會不多，在我當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后才有所接觸。久聞他為人豁達大度，不拘小節。胡耀邦向我介紹他時評價很高：「水平高，原則性強，很堅定。容易相處，為人厚道。」他是中共首屈一指的華僑事務專家，港澳通，日本通。除黨內高級領導人仍習慣地稱他為「小廖」外，黨內黨外都尊稱他為「廖公」。當時我已得悉，在六月的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將推薦他參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說起來，廖承志還幫過我一個忙。那是一九八零年清明，他到南京掃墓——他的父親廖仲愷和母親何香凝合葬在中山陵，南京稱為「廖墓」。我到他住的中山陵五號高幹招待所去看他，談起外商投資的南京金陵飯店已經建成，外界反應不錯。他很感興趣，於是我陪他去參觀。他見金陵飯店的總經理是本省人，就問道：「有沒有外邊人參加管理？」我理解，所謂「外邊」，指的是外國或香港。我告訴他，原來擬請香港南華酒店來人管理，因省委內部有人反對而作罷。回到招待所，我向他請求指示。廖承志先批評了北京飯店搞得亂七八糟，原因就是不肯讓外人來幫助。接著說：「我們自己沒有管理現代化大酒店的經驗，沿用招待所的老一套，不去學習現代管理知識，進步不了！管一個現代化的大酒店，各種用具、器皿就有三、四萬種，總經理應該都知道。就這一項，就不是我們管招待所的人可以做到的。」廖承志的這番話，說到了我的心上。
南京金陵飯店是在華國鋒當政時確定的項目。是當時全國樓層最高的飯店，後來北京發動「倒華」，反「洋冒進」，全國同類項目紛紛下馬。我堅持不能對外商失信，才保住金陵飯店建成。但因省委內部有人反對，游泳池、商場等被砍掉；原來計劃請香港有經驗專家幫助管理，以及派送服務員到香港培訓等，也被認為「花費太大，沒有必要」，給反對掉了。
廖承志對北京飯店的批評，成了我「翻案」的資本。我在省委常委會上做了「傳達」，同時重提金陵飯店請香港專家管理和派人去香港培訓之事，借廖公之權威，把反對者的嘴堵住了，提議通過了。金陵飯店開張后的幾年中，備受中外賓客讚揚，在全國也獲得普遍好評，各地紛紛派人來參觀學習。這裏面有廖承志一份貢獻。
廖承志在家裡見我，方式很特別：他同時接見查濟民。查濟民是香港有名的華人企業家，浙江人。由於他又是我們江蘇省黨外副省長劉國鈞（以前江蘇紡織大財團的老闆）的女婿，我們曾經見過面。我知道，他是廖承志的老朋友。在廖承志家碰面時，我們雙方都有些意外。查濟民找廖承志要談的是有關中國收回香港時的建議，當時我去香港工作尚未公布，他不知我為何始終在座；而我是第一次見頂頭上司，按照中共黨內的做法，上級要交代工作情況和任務，有一個黨外的香港人士在場，多有不便。
三人談話歷時一個多小時。廖承志把氣氛搞得很輕鬆。開始時他養的寵物——一條小狗跑過來，他摸摸它的毛，然後輕拍它的臀部，揮手說：「去！到外邊去玩。我們要開會了。」
廖承志手執查濟民給中央負責人——可能包括廖承志在內——的建議書，侃侃而談。查濟民看來花了很大功夫，建議書內容詳細廣泛，共二十多條，均屬政策性問題，廖承志首先表態：「建議書不錯。」建議書是英文，廖承志邊譯邊講，讀一條，評一條，「這可以，同意。」「這條某一點需要斟酌，這一條可否改一改。」等等，一氣呵成。他也不時看看查濟民的反應，然後又繼續下去。
事後我才理解，廖承志是利用和查濟民商討建議書的機會，既給查濟民以答覆，講述了中共關於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表達了對查的尊重，又使我比較全面地了解了黨對香港的主要政策精神，給我上了一課，可謂別開生面，一舉兩得。廖承志思想之開放、敏銳，風度之瀟洒，外語之熟練，談話之深入淺出，都令我深為折服。
廖承志以後幾次同我見面，也沒有專門談情況和工作，只交代我看文件找誰，了解某方面的情況找誰等等。我見他很忙，也就少去打擾。沒想到不久后六屆人大開會期間，他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了。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廖承志在，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多，是否會是另一個樣？是否會提前離開？當然，這是無從回答的假設。
我這樣想是事出有因的。接任前夜，在北京接觸中央負責人多了，或明或暗，察覺中央一些人對廖承志有所不滿。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習仲勛一次要我今後多向中央反映情況時漏出一句話：「廖承志很少向中央彙報。他壟斷港澳情況！」用語相當嚴重。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則要求我：「你能不能三個月內，向中央做一個較完整的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我作為任務接受下來，也完成了，此為後話。
還有一件在組織原則上很特別的事。諾貝爾獎得獎者、物理學家楊振寧，很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反映，香港有些人對香港新華分社不滿，說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見。楊振寧建議：另設渠道。辦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個「訪問學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負責人反映港人意見。胡耀邦同意了，由萬里選人。選的是已故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他早我三個月去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外，另一條直通中央胡耀邦、萬里的專線。在我臨行前，萬里見我，交代說：「中央認為這條線沒有必要了，決定交給你。」由此亦可見習仲勛所言「壟斷」，在一些中央領導人心目中的嚴重程度。
5
廖承志去世后，中央在姬鵬飛（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谷牧（國務院副總理）兩人中選擇繼任者，李先念力主姬鵬飛出任港澳辦主任。
李先念當時是國家主席，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趙紫陽為副組長。港澳工作也屬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管轄範圍。我和李先念過去在工作上接觸多，比較熟悉。早在他當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我當江蘇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時，在中央會議上就經常見面。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期間，華兼總理，李先念是當家副總理，兼管經濟建設；我已任省委第一書記，直接抓經濟工作。那時，我們是「洋冒進」錯誤的「共犯」。江蘇許多大的經濟建設項目，如南京的三套三十萬噸乙烯工程，就是李先念在上海時，經我當面要求批准的。江陰長山兩座九十萬千瓦的核電站項目——反「洋冒進」時被迫下馬，後來移至廣東大亞灣——也是他統一的。所以，李先念可以說是我多年的老領導。
人大開會期間，李先念身體不適，在家休息。我去看他，請求給予指示。一見面，李先念就說：「你去辦洋務，好啊，我支持！」隨即發牢騷：「你看看，他們計劃訂得那麼大，搞了幾個『洋冒進』了！那時還批我們！」我理解，他指的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他們當年為反對華國鋒的「洋冒進」，波及李先念；如今六屆人大提出的經濟建設計劃，規模遠遠超過「洋冒進」。李先念當然憤憤不平。李先念說這話時把我也拉進他的「我們」里去了。我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姬鵬飛、谷牧，哪個當港澳辦主任合適？」李先念突然向我徵求意見。
我事先對中央內部考慮的人選一無所知。不過，因為和李先念平時很熟，就毫無顧慮地隨口答道：「恐怕谷牧比較合適。」我同姬鵬飛、谷牧都挺熟，也並無任何成見，只不過感覺上似乎覺得後者更好相處些。
「谷牧是革命派（我理解即海外通常所說的『改革派』），我不欣賞！」李先念提高聲音說。
我還有點不知趣，堅持說：「姬鵬飛外交有經驗，經濟上還是谷牧……」
李先念沒有等我說完，打斷我說：「我還是主張姬鵬飛當。」
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姬鵬飛接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他成了我的頂頭上司。
6
五月十九日，新華通訊社正式向外界發布消息：人大常委會通過對我的任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六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會議期間，我作為江蘇省代表出席，但參加的是港澳小組討論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等活動。同時，還列席全國政協港澳小組會議，探望與會的港澳委員，其中多是港澳社會的知名人士。李先念接見香港名流世家利銘澤，我也參加了。這些是我公開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身份，接觸香港社會的開始。
中央政治局委員萬里招待我去他在中南海的家裡吃飯。胡啟立有事找萬里商量，碰在一起。萬里喝了兩杯茅台酒，談到我去香港，說：「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難以打開。」胡啟立點頭稱是。
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也邀我去他家談談，話題一樣，批評港澳工作『一左二窄』。他具體談到對過去廖承志「壟斷」港澳情況的不滿，同時批評香港新華分社前任社長王匡等太「左」，特別提到：「何銘思粗暴，在政協小組會上，不讓黨外港澳知名人士發言，隨便批評人家。王匡讓這樣水平的人當新華分社的統戰部長，還推薦他當全國政協委員，真不像話！」我當時還不知何銘思為何許人。習仲勛又說：「尚昆同志要我對你講，這樣的人，不要讓他當統戰部長了。」
楊尚昆（當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我以前在會議上見過面，我認識他，他是否認識我，就難說了。他著人通知我，要來看我。楊尚昆是黨內老前輩，軍委負責人。我去香港工作，他可能有任務要交代，我應當去請示，接受任務。我表示他來看我，不敢當，要求去看他。結果，他仍然來到我住的房間看我。至此我們才有直接的交往。
見面中，楊尚昆也批評了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問題，要我到香港后注意改正，否則香港工作打不開局面。
楊尚昆和藹可親，不擺架子；講話直率，坦誠，能聽進不同意見；對港澳工作關心、支持。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每次我返回北京，或他南下廣州，有事無事我們都要見上一面。這樣，我們在公誼的基礎上建立了私交，彼此相當融洽。
後來在「六·四」事件中，他同意我的「遊說」，支持趙紫陽于先，但又鎮壓民運於後，這是共產黨專政體制的悲劇，也是楊尚昆自身性格的悲劇。楊尚昆的一位秘書私下議論他：「原則清醒，不能堅持。」我深有同感。有關情況，將在後文詳述。
7
上任之前，除了在北京面會有關中央領導人外，我主要作了兩件事情：休假旅行與閱讀有關文件、材料。養精蓄銳，準備一搏。
中央組織部長宋任窮同意我去香港之前，休息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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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參加共產黨四十余載，終日忙碌奔波，沒有想過暫停工作，休息十天半月。只有兩次例外：
一九四八年在江蘇蘇北地區的新安鎮，我所在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與國民黨部隊激戰，一發迫擊炮彈打過來，我身邊的警衛員當場犧牲，我身上三處受傷，住院開刀，算是休息一個多月。
第二次不言而喻，是「文革」期間作為「黨內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打倒時，「休息」的時間可謂比較長。只不過那種在「牛棚」里的「休息」，比工作最緊張的時候還要難受。一個星期七天，一、三、五「好」派批鬥；二、四、六「屁」派批鬥——江蘇省當時「造反派」主要分兩派，一派誇他們奪權「好得很」，人稱「好派」；另一派斥之為「好個屁」，人稱「屁」派。——只有星期天讓我們這些「走資派」苟延殘喘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好得很！」「好個屁！」
如今我已屆退休之年，眼看要退下來了，本想這次真的該長期休息了，甚至打算好要趁腿力未衰，到名山大川悠哉一番；豈知黨中央又要我重新披掛上陣，而且新任務要求從頭學起，真是「老來重學吹鼓手」，又要過緊張的日子了。
因此，平生第一次向黨提出：休息一個月。休息的形式是到各地走走。
第一站是天津。市長李瑞環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在介紹天津經濟、外貿發展等情況的同時，希望今後在外貿和利用外資方面得到我的幫助。我對李瑞環說：「這是我的職責。天津市有什麼要求，你有什麼吩咐，我儘力照辦。」
此行我所到之處，各地負責人都盼望我到香港后，能為他們所在省市與香港及海外的經、貿交流方面做些事情。遊山玩水之外，聽取介紹成為不可獲取的日程。我從地方來，對他們的心情感同身受，決心今後在香港為內地多做些出盡改革開放的事情。
隨後取道西安，轉赴延安。延安是我年輕時嚮往的「革命聖地」，抗戰時期曾經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中共地下黨員說服，在河南參加了國民黨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創辦的「抗日青年軍團」接受訓練，進行工作，沒有去成。這次也算了卻一樁心愿。身臨其境，見到以往只在電影、照片上見過的眾多革命遺迹，雖然敬意猶存，但看到延安地區依然保持著貧瘠落後的黃土高原風貌，結合自己大半生黨內外的種種經歷，又多了一種莫名的感慨。
最後一站是廣東，主要在廣州、深圳、珠海參觀它們的發展，珠江三角洲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又臨近香港、澳門，「近水樓台先得月」，再加上數千萬海外僑胞的關心、支援，正面臨起飛前夜，一片興旺景象，令人興奮、鼓舞。特區及廣東的許多方面都給我很大的啟發。同時，我預感到，前幾年處於全國領先地位的江蘇恐怕很快要被別人超過了，特意託人給江蘇省的領導班子捎話，建議他們帶領幹部到珠江三角洲和經濟特區參觀學習——到底是「舊情難忘」啊！
後來，省長顧秀蓮來了，但省委第一書記始終沒來。中共黨的體制，第一書記是關鍵人物，講的是民主集中制，實行起來，往往是第一書記說了才算數。我在香港幾年，眼看江蘇的改革開放起色不大，內心雖是焦急，但礙於多種原因，欲助無方，徒呼奈何。
認識深圳經濟特區的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和副書記、副市長周鼎后，他們改革開放的精神，處事的魄力及勇氣，給我很深印象。當時有人批評梁湘：「深圳只對旅遊事業有興趣，不似蛇口，著重發展工業。」旅游業當時還是新生事物，了解的人不多。我支持梁湘強調要發展「無煙工業」，並辦了全國第一間專門培養旅游業人才的學校。兩人相談下，成了知音。他慶幸我到香港，抱怨王匡對特區不支持。成立經濟特區是中央的政策，我不明白王匡為什麼不支持。到香港后，聽到原《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講的兩個故事：特區成立之初，王匡評論：「多此一舉。」香港有商人要在特區搞一個華僑、港澳同胞死後葬身的墓地，王匡反對說：「出賣國土，喪權辱國。」如此上綱！真不可理解。
我佩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開放、勇敢精神。當時北京方面，以及包括廣東在內的全國各地，對廣東、深圳特區非議甚多。有人還「上綱上線」，職責特區是「新租界」，「經濟上天，紅旗落地」，「幾十年鬧革命流血犧牲，換來了資本主義」，政治上的壓力很大。
任仲夷處變不驚，提倡「中央給的政策，要用夠用足」，遇事要「變通」，靈活運用中央政策，鼓勵和支持廣東幹部大胆放手創造，開創了新的經濟局面。廣東民間有新諺語：「遇到綠燈快步走，遇到黃燈搶著走，遇到紅燈繞著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反映了群眾對一些保守政策和橫加指責的巧妙抵制。
我和任仲夷談起這些，對此表示欣賞。他笑而不語，看來是默認、支持的。回京后我也向趙紫陽反映了廣東這方面的情況，表示欣賞他們抵制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的做法。趙紫陽同樣笑而不語，體現了一種理解、支持的態度。
8
胡耀邦叮囑我，上任前要「吃透」中央有關香港、澳門的文件。胡啟立介紹我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說那裡有全套有關文件。廖承志也向當時的港澳辦秘書長李后（後為副主任）做了交代。
我同李后是第一次見面。他冷冰冰的，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嚴肅得怕人。
李后找出幾份中央文件，帶我走進一間辦公室，可能專供外來幹部看文件用的，讓我在裏面閱讀，同時聲明不能帶出，不許摘錄。
我很專心地閱讀了兩個半天。再向他要，李后說主要的就這些，都看過了，讓我提出還想看什麼。真是見鬼了！我怎麼知道還有哪些文件？儘管我心中有些不快，但還是客氣地表示，既然主要的都看過了，那就算了。
奇怪的是，不僅李后，幾乎港澳辦的每一個我見到的工作人員，對我都沒有笑臉。我是一個人都不認識，見到誰都是笑臉相迎，點頭打招呼，可對方偶爾有人點頭回應，多數是毫無表情地看我一眼，即扭頭走過去。兩天來唯一見到的一張笑臉，是一個給我送茶水的女同志。
我的秘書也遇到類似問題。他辦理一些我們去港前的具體事務，也不順利，港澳辦的工作人員缺乏合作的態度。他問我：「港澳辦的人似乎不歡迎我們去香港。」我當即批評他：「不要胡思亂想。」
不過，我隱約感到，今後我這個派駐香港當地的「現管」同北京港澳辦的「京官」之間，弄不好會有些麻煩。
六屆人大閉幕後，我抵達廣州，準備赴任。在廣州，我抓緊不到十天的有限時間，連續了解情況熱身。
香港新華分社在廣州設有「後方」辦事處，對外用廣東省委第八辦公室名義。我請香港新華分社的幾位副社長，一天一人分別來廣州見面相識，介紹他們各自分管工作的情況。
第一個來的是第二副社長李菊生。他協助前任社長王匡管全面工作，併兼管外事、情報。我對他的介紹寄予很大期待。可是，他全面情況根本不講，自己主管的工作也講得很少，概念多於具體，叫人理不出頭緒。談話中，他還給我潑了冷水——我說起胡啟立要求，三個月內給中央寫一份關於香港、澳門情況和今後工作打算的比較全面的報告。他不以為然地冷笑說：「港澳情況複雜，我看沒有兩年，不可能有發言權。」聽得我目瞪口呆。請他提供港澳工委的文件，也推說文件都留在廣州存檔了，讓我自己直接找第八辦公室索閱。李菊生同李后一樣，不願提供便利。
其他幾位副社長見面時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對我態度不冷不熱，介紹內容不生不熟。
這使我想起了行前在北京有人的告誡：「廣東有些人地方觀念和排外意識很強，你這個『外鄉佬』可要當心。」還有人指出，香港新華分社的負責人，幾乎都是廣東人。那時我還不相信，幾天的接觸下來，開始有所體驗。
當然，也有例外。副社長李啟新，也是廣東人，就相當熱情、誠懇，詳細介紹了他主管工作的情況和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是老華僑，老資格的共產黨員，曾在馬來西亞共產黨中任過要職，當時是港澳工委（中共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的常委，分管港澳地下黨的領導工作。直接向廖承志負責，也接受王匡的指導。李啟新批評王匡：平時多半不聞不問。不過，李啟新七十開外，當時已決定同王匡一起退下來。此外，新華分社留守廣州的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熱心地向我介紹了一些情況。
從李啟新的介紹中，我了解到，香港黨組織分成兩部分，一是李啟新領導的當地地下黨員，另一部分是新華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機構派駐香港機構的黨員（身分也不公開），由港澳工作委的組織部領導；副社長羅克明主管。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分成兩部分，管理和整合都存在不小問題。後來，我上任之初立刻進行內部整頓，將港澳黨組織合二為一，主要就是受了李啟新的啟發。
在廣州期間，本來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的人對我的幫助反而很大。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大力支持我所提出了解港澳情況的要求，他不僅自己向我介紹香港、澳門的情況，還找來了一些曾經在港澳工作過的人，為我做介紹。其中一位，是曾經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多年的梁威林。
梁威林很熱情，和我交談的時間也比較長，向我介紹了不少香港社會的情況。可是，對於我很希望從他那裡了解一些北京領導人提及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具體情況，他卻一再迴避。——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文革」中所謂「反英抗暴」[注]運動的領導者，本身便是在香港搞極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總之，上任前的「熱身」，由於時間有限，又有種種阻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我只有鼓足勇氣，「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了。
注：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反英抗暴」事件，這是左派人士的說法，一般香港人稱為「左派騷亂」，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因為當時左派群眾的情緒、行動與當時大陸正在進行的「文革」如出一轍。
六七年五月六日，九龍新浦崗「香港人造塑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香港警察對工人進行鎮壓，左派人士同情工人，絡繹不絕前往慰問，變成向港英抗議的示威行列。狂熱的人群手持《毛語錄》沖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牆壁貼上抗議書和大字報，一如國內紅衛兵的行動。
港府出動大批警察和防暴隊鎮壓，雙方衝突擴大，左派人士提出「愛國無罪，抗暴有理」，組織「各界斗委會」，發出「立即行動，準備戰鬥」的緊急號召；後來又號召罷工、罷市，又遭受港英政府更大規模的鎮壓，事情延續約三個月才結束。
這次事件，是在當時港澳工委書記、新華分社社長梁威林，常委、副社長祁鋒直接領導下發動的。後來，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批准，糾正了這一極「左」錯誤。責任在中央的「四人幫」：文革領導小組，直接責任在港澳工委的領導人，但由於王匡、李菊生奉命批判這一錯誤時，沒有明確指出責任在上面，基層黨員原以為是抗英愛國活動而參与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獄，還有的被資方解僱失業，卻被批判。這是港澳地下黨員長期精神不振的主要原因。
9
帶著滿腦子的新情況、新概念以及許許多多的疑問，一腔迎接新挑戰的興奮和激情，我終於踏上了正式赴任的路途。
同行的本來還有三位新上任的副社長，一個叫李儲文，原是上海外事辦公室主任；一個叫陳達明，原為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另一個是鄭偉榮，廖承志的秘書。中央讓他們在六屆人大閉幕後，來廣州同我回合，同赴香港。可是後來廖承志突然病逝，鄭偉榮在北京幫助料理後事。陳達明是廣東人，久離家鄉，希望多留幾天，訪親拜友，我同意了。結果，最後同行的只有李儲文。
據中組部長宋任窮介紹，這三人都是廖承志推薦的。我以前則對他們的情況一無所知，連名字都是陌生的。
李儲文從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黨員，「文革」中暴露身分。有人據此不同意他去香港工作，擔心對外影響不好。但他英語好，有外事工作經驗，廖承志堅持要他去香港新華分社。陳達明曾是廣東東江縱隊九大隊的政治委員，廣東、香港關係多，情況熟，英語也不錯。我在廣州同他們初次見面，兩人都文質彬彬，給我好感。動身前，我接到中央組織部通知，鄭偉榮工作有變，不來香港了。不知是什麼原因。
六月卅日我乘上廣州——香港的直通列車，走上新的工作崗位，車到羅湖橋，中國乘警在橋這一邊下車，港英警察在橋那一邊上車。
當列車隆隆作響地駛過羅湖橋時，我想到自己：是出使？不是。中國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但實際上，英國管治香港已一百多年了，這是個不是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
過了羅湖海關，已是英國國旗高掛，火車行不多遠，又看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飄揚。
一個特殊的地方，一個特殊的職務，一個特殊的使命。
我有點心不在焉地聽著隨行人員的介紹，一路籌劃著如何在香港打開新的局面，應對不測的風雲。
第二章 初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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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車緩緩駛入香港九龍紅磡車站。
陪同我和李儲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廣東省委第八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廣州的後方機構）主任李相國。
動身前，李相國通知我，第二社長李菊生會到車站接我。
火車停穩后，我看到新華分社副社長李啟新、曹維廉、港府政治顧問麥若彬（現英國駐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並沒有來。
和麥若彬在火車站貴賓室寒暄幾句之後，他們告訴我，一群香港記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講幾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立即說「不接受採訪」。
當我隨著新華分社保安人員匆匆步出禁區時，沒想到香港記者一下子便圍了上來，保安人員和我走得很快。他們也追得快，邊追邊問：「你為何來港？」匆忙之間我只好從實說：「為祖國統一而來。」沒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紅磡火車站的首次亮相，給香港人的印象竟是個大陸「土」高幹。
幾十年來，我從未穿過西裝。即使七十年代出國幾次到羅馬尼亞、澳大利亞、日本訪問，穿的都是「中山裝」。八三年春節前，心血來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裝，做好了一直放著沒動。來港上任，把西裝也帶過來。動身前一天，首次穿上，並請李相國品評。那幾天，李相國很照顧我，為我打點一切，李相國看了，很正經地說：「不行不行，這是冬天的料子。」其實，這不僅是冬裝，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裝。鏡子里，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難看。一時無法，便打開衣箱找，李相國指著一件短袖襯衫說：「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這件香港傳媒稱為「夏威夷裝」的短袖襯衫來港。我夏天經常戴墨鏡，赴任這天，我也習慣性地戴了。
想不到這身打扮竟變成話題。當時有報導形容：「當他步出紅磡火車站時，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著一副黑眼鏡，身穿不稱身的襯衫，披著一頭亂髮，完全是一個共乾的典型打扮。」
社會上對我戴墨鏡反應很強烈。一些報刊專欄著文正面規勸、側面諷刺都有，新華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來信」，建議我摘掉墨鏡。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鏡，人們一般視為黑社會人物，有損中國政府幹部形象。」當時，在大陸，高級幹部夏天戴墨鏡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嚴重問題。這使我強烈意識到注意形象絕不是只關個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問題上，《百姓》雜誌社社長、資深記者陸鏗還為我上了專門一課。經過社內一個較開放的同仁的介紹，我會見了陸鏗。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我知道他坐過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讓他多講，給他發抒一下。兩個多小時的會談，多是聽他的。陸鏗姿態高，不提個人恩怨，所談多屬批評中共之意見。最後，他直率批評我不懂資本主義禮儀，特別指出我有時見客不打領帶之不當。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見要人能接受，影響上占的分數很高。美國總統雷根每次見記者，上電視發表講話，都有專門的形象顧問負責為他打扮。「這是我聞所未聞的，我當即真誠地表示：」謝謝你的好意見。「以後，打領帶就成為我見客的必修課了。
到港第二天，頭一件事便是到國貨公司做了一套西裝。用國貨公司發給新華分社人員購貨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幣。我感到很不錯了。可是過了不久，有個幹部好心地對我說：「外面有反映，說你的西裝式樣陳舊，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我也注意到副社長們在機關里都穿便服，外出時才換穿西裝，且看來多屬穿著已久的。我在開會時談到這件事，大家認為靠現在的低薪，沒有辦法解決。國務院規定，副社長以上，每年每人補助一套服裝。在香港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衣著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還要轉換新款式，這個規定使我們根本無法適應。這次談論，雖然無法解決問題，卻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識。一年後，經過爭取，徵得財政部同意，新華分社副部長以上幹部都有一套衣著補貼，副社長以上則增加一套。
不僅穿著打扮，連座車也有考究。行政處主管徵求我的意見，喜歡坐什麼型號的車，我回答他，在江蘇用的是日本車「皇冠」。還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長的身分不稱」。有些地方的大門都進不了，要我坐「賓士」。還問我座車用什麼顏色，我不理解，難道座車顏色也有什麼考究？他解釋說，原來社長們用的車是黑色，與港英政府高管用車同一顏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華分社保安部門提意見，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長沒有同意。他還介紹有關用車的安全問題，如預防港英政府情報部門利用保養、修車、停車機會，安防竊聽器，分社自設了修車廠、社外停車不離人等。我便說：「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顧了英方要求。」
座車型號代表身分，還有兩個小故事。
八四年，有人願以九十萬港幣將一輛九成新的勞斯萊司車，指名讓給我，這樣的價格是非常便宜的。他是通過一位副社長向我提出的，指這樣的車「才合社長身分」。我謝謝他的好意，不能接受。李嘉誠更是一年內兩次當面向我建議：「以你的身分往來香港、北京，應有一架小型飛機，這樣便利得多。」這個建議較稱作勞斯萊司更不可能。我推託：「沒有小型號的噴氣機吧？」李嘉誠認真地說：「有，性能和大型的一樣平穩。」我理解他的好意，以暫時沒有迫切性，謝謝他的關心。
八三年九月，我乘回內地述職之便，花了十幾元人民幣，在南京買了一副平光鏡，國慶前夕，我又花了八百元港幣，做了一套西裝。在「十·一」國慶酒會上，我帶上新眼鏡，穿上新西裝「亮相」，果然，朋友們看了稱讚有加，一些專欄作家以及「人民來信」稱我「從善如流」。一位專欄作家甚至估評我的新眼鏡要花一千港幣，我為自己的形象能獲得香港社會的接受而高興。
11
我做過地方工作，帶過兵，打過仗，每到一個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頭兩個多月，香港島、九龍、新界，能通汽車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會注意的，首推九龍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九龍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區，清廷堅持保留九龍城寨不讓，派官員鎮守。但租借第二年開始，就沒有再派官員駐守。關於城寨的管轄權，晚清至民國初年，交涉頻仍。由於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員不能進入，成為三不管地區：國民黨政府不管，中國政府不管，英國政府也不能管，成為「黃、賭、毒」肆虐地區。
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是老香港，他對城寨情況比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參觀，請他介紹情況。他告訴我，現在城寨黑社會勢力已減弱，「黃、賭、毒」情況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團。城寨里有幾個中共黨員，和自治組織的秘書——自治社團實際負責人，私人關係較好。他認為，我去參觀，安全不會有問題。
八月七日我在辦公室主任陳偉陪同下，驅車前往，我們在城寨邊下車，步入狹小街道，只見兩旁樓房破舊，抬頭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蓋滿，黑暗潮濕，一線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員不讓我停下來去找居民訪問。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員說，已經出了城寨了。我詫異地問：怎麼這樣短！陳偉建議去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訪問，我跟他沿城寨外邊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醫招牌。陳偉介紹，這些多為無牌照醫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費便宜。「我們分社職工，也有到這裏看牙的。」
走過一道狹窄的樓梯，在一間約十多平方米的房間里，見到自治組織的辦公室秘書劉子群，他年輕精幹，熱情地接待我們。他說居民比較團結，但生活條件差，飲水特別困難。在居民申請下，港英政府也曾解決了一些問題，但與實際要求差得很遠。我同情他們的處境，表示在現在情況下，還只能靠他們自己向英國政府爭取改善。我也考慮適當時候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但當時沒有公開承諾。劉子群還說，不少大陸逃港居民擔憂九七后，會遭「秋後算帳」。也擔心將來香港同胞會歧視他們。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陸出來的人，都有這種顧慮，就利用此機會說：「香港市民同大陸來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來就是從大陸出來的，大家要團結起來，來了就來了，不管什麼原因，只要贊同祖國統一，就是愛國的，就是在大陸有問題出來的，也不會『秋後算帳』。」
新華分社內專責新聞通訊的機構——「小分社」的資深記者殷新誠陪同我一起訪問。原來約定，此行只發「內部參考」，不發新聞稿，他聽了我這一段講話，建議發新聞，對安定從大陸出來的人，可能起些作用。我感到他說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竟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第二天，香港多數日報在主要地位刊登了這個消息，有些報刊還發表評論。同天港英政府發表聲明，指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非註冊團體，其會員數目及選舉程序亦無記錄，並說政府對城寨居民情況向表同情關注，因環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受到限制等。聲明特彆強調，我在訪問前，沒有知會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邊沿地區「視察」，還許諾改善對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訪問還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條件。
港英政府的反應，顯然過份。城寨屬中國地方，社團為何要向你英國註冊？我「跑」了香港那麼多地方，沒有觸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國城寨參觀，為何須「知會」港府？
我和新華社外事部商量最後決定對港府聲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還是向外交部報備一下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義發文向外交部報備。
對於輿論界的批評，宣傳部認為有些報刊為了配合港英，對我這次訪問批評得過份，主張「反擊」。我初來乍到，不知深度，不僅同意，還主張對過份者可以點名反批評。從而又引起反批評，說我們「隨便給人扣帽子」，反應很差。
我接受教訓，與宣傳部商量，以後對批評謾罵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評，特別是點名反批評，須采「正面宣傳」作法。我體會到，大陸、香港一個樣——越批越香。
我以為事件就過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職，去看望國家主席李先念。
李問：「你去看了九龍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說：「自己的兒子，為什麼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層，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對我有批評。李先念是在保護我，為我抱不平。
後來有人告訴我，港澳辦和外交部為此事都寫了報告，就是說，向中央告了我的狀。
接著又發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紀念二次大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政府重新恢復對香港統治的節日），副社長陳達明擬會同東江縱隊（共產黨抗戰時在香港附近的武裝游擊隊）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紀念碑前參加紀念活動，工委會議研究后同意了。《大公》、《文匯》等報做了報導，《文匯報》還發了專頁。當時我在北京開會，會上，李后將《大公》、《文匯》的相關剪報拿給我看，附有李后的批條：「請鵬飛、家屯同志閱，李后。」
我意識到，李后不同意陳達明參加紀念活動，不同意公開報導。我立即向李后解釋：「紀念活動，不違背香港法律，有助於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識，是經過工委討論同意的，報紙這樣處理，並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妥。」李后聽了沒有表態，隨機將剪報拿給姬鵬飛看。姬鵬飛正在討論問題，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為何事情已發生了一個多星期，李后現在才發覺有問題？後來還是港澳辦的工作人員透露：香港有人「告狀」。
我開始意識到，我處在一個「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國務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在一次和我漫談時，帶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香港碼頭這口飯，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話的意思。
12
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社會知道新華分社的人並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為它是個新聞機構，真正了解這個特殊形態組織的人很少。說是個新聞機構，但它發的新聞不多；說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說是記者、編輯；更多的人連名片也沒有，既不像記者，也不像編輯。總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華社很神秘。
新華分社同外界有接觸，但圈子窄，領導人也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我到港后，拜會一些外國駐港機構，包括領事機構時，發覺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華分社還負責外交職務。
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香港左派暴動）后，香港有些人對新華分社，對中資機構還產生恐懼心理，本地幹部形容：「一個時期，中國的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我們與外界接觸也不敢公開身分，社會上對中資機構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視心理，背後稱呼為『左仔』。」
我問「左仔」是什麼意思，他們告訴我，這是「反英抗暴」后，香港社會對「左派」機構中言行「極左」的人的貶稱。他們還反映：社會上對新華分社有幾種形容，一種稱謂「城隍廟」。城隍是陰間小鬼的頭子，城隍廟既神秘又陰暗，顯然是個貶詞。
坊間還有一種說法是新華分社幹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會上的宴請，主動請人吃飯就更少。有人形容新華分社的人，是「屬虎的」，不請人吃飯，卻專門「吃人」，反映了同新華分社有來往的人的不滿。
在分社新聞機構和中資機構內工作的幹部，也有不滿情緒。他們反映，分社領導限制他們活動，對大陸派出幹部如同對駐外使館外交人員，規定不許一個人單獨上街，必須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關係都要彙報；香港本地幹部也要彙報自己的行動。
這些人在社會上有家庭、親戚、朋友，怎麼可能有什麼行動、有什麼關係回來都要彙報？這是很難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機關人員很有意見。中資機構的人說，他們對分社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怕招惹是非。
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須改變作風，讓新華分社和分社幹部同社會接觸，讓他們了解社會，也讓社會了解分社，了解中國機構的幹部，只有放開幹部的手腳，廣泛開展社會活動，才可能把黨和政府的主張、政策，向社會人士宣傳，爭取他們接受我們試圖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幹部個人以及機關的形象。要香港社會接受我們這批人，我們必須地方化。必須與地方「同俗「。
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李菊生說：「這樣做，會不會被資本主義融化？會不會庸俗化？周恩來總理曾提出，外派人員應該『出污泥而不染』，應該保持純正清潔。」
我說：「孤芳自賞只會脫離群眾，單隻這麼一條原則不能適應香港今天的任務，要再加一條：『同流而不合污』，要適應這個社會，要迎合這個社會的風俗習慣，才能接近社會，進行工作。當然，對這個社會腐敗的、骯髒的東西，我們不靠近，不沾污。不僅我們，共產黨人排斥這些東西，我想香港社會正派人士也是排斥的。」
13
要打開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須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種種設限和禁忌。
長期以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大樓被視為「深似海」的「侯門」，有人說，過去幾位社長大都是「閉門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點誇張，形象保守則無可置疑。我決定打破「侯門」，把客人請進新華分社裡面。
我到港后十天，就在新華分社大樓里設宴招待剛奪得世界超級女子排球賽冠軍的中國隊，藉此邀請了香港體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請香港人士進新華分社大樓，也不只是參加社交活動，更多情況下是為了交換意見。九月十二日，我邀請香港大學學生會代表來新華分社見面，陳達明、楊奇一起參加。這批學生是八月中旬來分社遞交請願書，對時局提了他們和中共不同的意見，並要求與我會面討論。我希望藉此會面，讓外界知道我們不只聽所謂「親中」人士的意見，也聽其他反對的意見。我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回答了他們提問的問題。青年們熱心社會，關心祖國，天真純情，十分可愛，和他們在一起，自覺也年輕很多。會上我首次公開表示，中共容許將來香港存在不同政見，「右派」可以繼續活動，出版報紙刊物，甚至批評中國共產黨。這件事報刊進行了廣泛地報導。
利銘澤是共產黨的老朋友，我六月赴任前，他到北京探望李先念，李先念接見了他，當時我也在場，後來李先念在中南海請吃飯，我們又再度碰頭，席間天南地北一番。
利銘澤回港后不久，心臟病突發，住進養和醫院，我得訊去看他，已是發病的第三天。利銘澤夫人告訴我，「利先生平常身體很健壯，過去也沒有發現心臟有病。他才住院三天，便要回家。」利夫人要我幫忙，勸勸利銘澤，再住院休息幾天。我進病房見利銘澤時，他已下了病床，坐著等我。我向他問好，他說：「我很好，他們太緊張。」我勸他留院多休息幾天。我說：「我看你紅光滿面，身體很好。老人家還是要多注意，越是身體好，越要注意，還是聽醫生意見，多休息兩天。」利銘澤很自信地說：「我自己有數，謝謝你的美意。」寒暄幾句后我便告退，利銘澤跟著出院回家。豈知，第二天他又心臟病發，終告不治。
他是我們的老朋友，老統戰對象，副社長祁鋒參加他的治喪籌劃。祁鋒提議我參加治喪委員會，當主任委員，但舉行葬禮儀式時，能否參与扶靈卻不能決定，因為這是沒有先例的。
港澳地區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國務院的代表。為一個過世的資產階級名人當治喪委員會主任，為他扶靈，做「孝子」（習俗上，扶靈者多是死者子孫），是否成為階級「立場」問題？祁鋒不敢做主。我想：既然可以任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何就不能扶靈？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
按慣例，這種事情須報北京批准，我擔心北京辦事的人又會有異議橫生枝節，就不提報此事，其他副社長也沒有提，決定就通過了。
七月十一日葬禮那天，用的是佛教儀式，我隨俗參禮，出席全部過程。扶靈儀式進行，我站在前排首席，扶靈共八人，有港府立法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等。我們緩步扶著靈柩走出禮堂。站立在兩旁參加喪禮的來賓肅默地注視者。
我思緒萬千，為了實踐一國兩制，我願意承擔任何風俗。事後我同幾個較談得來的同事半真、半開玩笑說：「萬一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這一段，恐怕說也說不清楚了。」他們說：「怕什麼？為了工作才這樣做，又不是為了個人。」
是的，我可能是第一個公開為資本家扶靈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黨內可能有人視為喪失階級立場。但利銘澤是我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去世了，我們應表達誠摯的懷念和敬意。我也希望香港資本家及市民看到，共產黨並非無情，是不能共處的異類。
參加唐翔千公子的婚禮，又是另一考研，唐翔千是香港滬籍富商，在大陸有投資，也是老統戰對象、老朋友。他公子結婚，送喜帖給我。我查問統戰部，新華分社慣例如何處理。他們說：王匡沒有參加過這種場合。這裏也有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為了表達中共實踐一國兩制的誠意，為了順應民俗，進入社會，我送了賀禮，也出席了唐府的婚宴。我記得婚宴在尖沙咀麗晶酒店舉行，當日宴開百席，賀客盈門，熱鬧非常。唐家見我參加婚宴，欣喜非常。我自始至終出席了宴會，觀了禮、聽了歌、看了舞、吃了菜，盡興而歸，心中坦然已沒有什麼顧慮了。
為了爭取接觸社會，融入社會，很多場合如某些公司企業開幕或周年紀念、建築物平頂、展覽會開幕、酒會宴客、體育比賽、戲劇活動，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時候，此類活動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動員大家改變作風，多參加社會活動，多接觸社會人士。特別希望中資機構的負責人，他們生意來往多，接觸人也多，我不要求他們見人就談政治，能多交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問俗，逢年過節，對重要的朋友和統戰對象送禮問好，一則聯絡感情，一則也讓對方覺得受尊重。開始時我請統戰部門擬了三、四十名對象，送中國名產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應市送哈密瓜。這是大陸出產水果中，少數可送人的禮品。香港水果供應豐富，世界各地的水果應有盡有，但大陸產水果，有資格上席面的只有兩個半：荔枝、哈密瓜，還有半個是天津鴨梨，這是大陸多年執行「以糧為綱」方針，忽視水果培植，品種退化的惡果。
隨著朋友越來越多，送禮對象也擴增至一百人。每年春節、元旦，必發賀年卡，從一千多張增至三、四千張，對少數社會名人我們又贈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對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層，這都是新華分社過去未曾做過的事。
香港社會交朋友、談公事，談生意，多通過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飯進行。我在工委會上提議，要將主動請人吃飯，也接受被請，列為我們主要的工作方法。並規定分社領導幹部及各部的負責人請客人吃飯的標準。
有專欄作家嘲笑：新華分社把毛澤東的「紅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戲改為「革命就是請客吃飯。」我不以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實際。
在吃飯當中，做工作交朋友，開始我很不習慣。
廣東菜有許多我都不能吃，像香港名貴的石斑魚、老鼠斑，我都不吃，我只吃黃魚，後來有幾家我常去的酒樓知悉，在上魚時，專為我做道黃魚，變成吃「小灶」。黃魚在香港是上不了正席的，我只好自我解嘲說：生來「窮嘴巴」。我也不太能飲酒（不像周南到港上任后，大杯豪飲XO）。
「吃飯」不久便變成很重的負擔，不但中午吃、晚上吃，有時還要一晚趕幾場，令我經常是借吃飯來談事。每次吃飯，我若非主人就多是主客，如主題已講過，必須不斷找話講。政治話題，客有問，我必答，客不提，我不講，不隨便令宴席氣氛政治化，是我到香港後學到的經驗：只有不停搜肚刮腸，鍛煉閑侃的本領。結果每次吃飯嘴巴用來「吃」的時間少，「說」的時間多，這是我過去未曾經歷過的訓練。
至今我仍認為這種作法相當重要，效果很好，周南上任后批判我鋪張浪費，我認為這是歪曲事實。我到美國聽到這說法后笑一笑：他們既批判了，就應該完全放棄這作法，周南能做到嗎？周南在新華分社這幾年，不是還在「吃吃喝喝，鋪張浪費」嗎？
14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風」運動后，成為我黨性的一部分。從那以後，我做過政治、軍事、經濟、科技以及地方上的黨政領導工作，每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每接受一個新的任務，每接觸一個新情況我都會全力以赴，都要先調查研究一番。
來港前，我對主管香港事務那些同志介紹的情況，深感不足，覺得介紹浮面現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們估計香港同胞普遍擁護香港回歸祖國，並以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北京談判回到香港機場，遭香港學生抗議為例。事實上，這隻能視為學生的愛國活動，並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贊成回歸。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內心極為複雜，真正擁護回歸的並非多數。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會的真實情況，就不能正確決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幾天後，在港澳工委的會議上，我提出重新認識香港問題，建議把調查研究列為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求大家都動手。
這時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新華分社作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派出機構，我認為調查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配合談判鬥爭，摸清楚英國將在談判桌上採用什麼戰略、策略，什麼戰術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熱地說：「我們和英國鬥爭，從來都是『后發制人』的。」當時我對分社的情報工作還不知底細，沒有和他爭論。
經過一個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鬥爭后，我們的情報系統遭港英政權嚴重破壞，已無可能事先掌握情況。李菊生所謂的「后發制人」是完全被動的。
於是我在工委會上做了評論，我認為「后發制人」必須事先掌握對手的基本情況，知道其鬥爭策略、手法、步驟，而後制訂我方的鬥爭策略、方法、步驟，待對方出手后，予以還擊，才能主動地「后發制人」，控制全局。如果我們事先不知對方底細，待對方出手后，才一點一點明朗情況，再予還手，雖「后發」，卻不見得能「制人」，更無法主動控制全局。這種沒有主動權的所謂「后發制人」策略，應極力避免。
經過考慮，我決心從以下六個方面來加強分社的調查研究工作。
一、整頓充實政策調研室。剛開始，我對於由李偉庭負責的政策調研室抱很大希望，因為他們為中英談判，提供不少材料及建議，做了許多工作。但當我提出進一步要求時，往往感覺不足。
李偉庭他們搜集的，幾乎都是公開材料，且缺少深入分析。例如，我要社會人物資料，他們只能提供報章雜誌的現成文章，卻沒有自己獨到的調查了解；對人的評論往往也浮於表面。
調研室人員當時所佔比例很大，新華分社全體只有百餘人，調研室就有二十多人。李偉庭凡事自己動手的精神不錯，但手下幹部只能聽命找材料，無法主動，即使從廣東調來幾個水平較高的研究員，也因李偉庭不放手的作風，無法相處。有一位實在無法工作，要求去香港大學深造，我無法挽留，只好放走。
拖了很長一段時間，不見改進，後來在起草基本法期間，我只好另成立調研小組，由喬宗淮、毛均年負責，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八八年，又向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借調他們的高級研究員佐牧，出任調研室主任，李偉庭調任中區分工委書記，給他到基層鍛煉的機會。
二、要求小分社（北京新華通訊社在香港專門從事新聞工作的部門）加強採訪社會新聞，將不宜公開報導但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對我供稿，幫助我了解香港，還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羅保動議事件中他們就為我提供了社會上罕知的情況。
我還要求「小分社」派記者參加我的一些公開活動，向中央發報有關工委和我的活動的「參考消息」。
根據我在江蘇的經驗，地方上某些事件，由於種種原因，地方黨委一時不能或不宜向中央報告的，可以由記者發「內參」，這個方法有助中央領導及時了解下情，並且融洽地方黨委和新聞機關的關係。
三、擴大動員各機構參与調查。大陸派出的外貿機構，如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華潤貿易公司等，都設有調研機構，暗示發表調研結果對內發行，我建議他們擴大發行，供給有關中資機構閱讀，我還將其中有價值的資料批示給工委編輯的刊物《香港參考》轉載。以便讓全國省部級的領導幹部都有機會看到。
四、為了加強掌握國際經濟信息，我決定成立「東南經濟信息中心」，搜集世界經濟訊息，研究后提供見解，供工委、北京領導機構及國內有關單位參閱。
「中心」並接受委託，提供調研服務，打算由研究香港問題開始，再逐步發展成類似美國「藍得」研究所的研究機構，成為國際經濟、金融研究的權威。
我選擇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負責，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董事長由我兼任，但不對外公開。可惜的是，九零年周南上任后，以一句「不務正業」，把「中心」解散了。
一九四八年在江蘇蘇北地區的新安鎮，我所在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與國民黨部隊激戰，一發迫擊炮彈打過來，我身邊的警衛員當場犧牲，我身上三處受傷，住院開刀，算是休息一個多月。
第二次不言而喻，是「文革」期間作為「黨內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打倒時，「休息」的時間可謂比較長。只不過那種在「牛棚」里的「休息」，比工作最緊張的時候還要難受。一個星期七天，一、三、五「好」派批鬥；二、四、六「屁」派批鬥——江蘇省當時「造反派」主要分兩派，一派誇他們奪權「好得很」，人稱「好派」；另一派斥之為「好個屁」，人稱「屁」派。——只有星期天讓我們這些「走資派」苟延殘喘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好得很！」「好個屁！」
如今我已屆退休之年，眼看要退下來了，本想這次真的該長期休息了，甚至打算好要趁腿力未衰，到名山大川悠哉一番；豈知黨中央又要我重新披掛上陣，而且新任務要求從頭學起，真是「老來重學吹鼓手」，又要過緊張的日子了。
因此，平生第一次向黨提出：休息一個月。休息的形式是到各地走走。
第一站是天津。市長李瑞環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在介紹天津經濟、外貿發展等情況的同時，希望今後在外貿和利用外資方面得到我的幫助。我對李瑞環說：「這是我的職責。天津市有什麼要求，你有什麼吩咐，我儘力照辦。」
此行我所到之處，各地負責人都盼望我到香港后，能為他們所在省市與香港及海外的經、貿交流方面做些事情。遊山玩水之外，聽取介紹成為不可獲取的日程。我從地方來，對他們的心情感同身受，決心今後在香港為內地多做些出盡改革開放的事情。
隨後取道西安，轉赴延安。延安是我年輕時嚮往的「革命聖地」，抗戰時期曾經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中共地下黨員說服，在河南參加了國民黨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創辦的「抗日青年軍團」接受訓練，進行工作，沒有去成。這次也算了卻一樁心愿。身臨其境，見到以往只在電影、照片上見過的眾多革命遺迹，雖然敬意猶存，但看到延安地區依然保持著貧瘠落後的黃土高原風貌，結合自己大半生黨內外的種種經歷，又多了一種莫名的感慨。
最後一站是廣東，主要在廣州、深圳、珠海參觀它們的發展，珠江三角洲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又臨近香港、澳門，「近水樓台先得月」，再加上數千萬海外僑胞的關心、支援，正面臨起飛前夜，一片興旺景象，令人興奮、鼓舞。特區及廣東的許多方面都給我很大的啟發。同時，我預感到，前幾年處於全國領先地位的江蘇恐怕很快要被別人超過了，特意託人給江蘇省的領導班子捎話，建議他們帶領幹部到珠江三角洲和經濟特區參觀學習——到底是「舊情難忘」啊！
後來，省長顧秀蓮來了，但省委第一書記始終沒來。中共黨的體制，第一書記是關鍵人物，講的是民主集中制，實行起來，往往是第一書記說了才算數。我在香港幾年，眼看江蘇的改革開放起色不大，內心雖是焦急，但礙於多種原因，欲助無方，徒呼奈何。
認識深圳經濟特區的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和副書記、副市長周鼎后，他們改革開放的精神，處事的魄力及勇氣，給我很深印象。當時有人批評梁湘：「深圳只對旅遊事業有興趣，不似蛇口，著重發展工業。」旅游業當時還是新生事物，了解的人不多。我支持梁湘強調要發展「無煙工業」，並辦了全國第一間專門培養旅游業人才的學校。兩人相談下，成了知音。他慶幸我到香港，抱怨王匡對特區不支持。成立經濟特區是中央的政策，我不明白王匡為什麼不支持。到香港后，聽到原《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講的兩個故事：特區成立之初，王匡評論：「多此一舉。」香港有商人要在特區搞一個華僑、港澳同胞死後葬身的墓地，王匡反對說：「出賣國土，喪權辱國。」如此上綱！真不可理解。
我佩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開放、勇敢精神。當時北京方面，以及包括廣東在內的全國各地，對廣東、深圳特區非議甚多。有人還「上綱上線」，職責特區是「新租界」，「經濟上天，紅旗落地」，「幾十年鬧革命流血犧牲，換來了資本主義」，政治上的壓力很大。
任仲夷處變不驚，提倡「中央給的政策，要用夠用足」，遇事要「變通」，靈活運用中央政策，鼓勵和支持廣東幹部大胆放手創造，開創了新的經濟局面。廣東民間有新諺語：「遇到綠燈快步走，遇到黃燈搶著走，遇到紅燈繞著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反映了群眾對一些保守政策和橫加指責的巧妙抵制。
我和任仲夷談起這些，對此表示欣賞。他笑而不語，看來是默認、支持的。回京后我也向趙紫陽反映了廣東這方面的情況，表示欣賞他們抵制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的做法。趙紫陽同樣笑而不語，體現了一種理解、支持的態度。
8
胡耀邦叮囑我，上任前要「吃透」中央有關香港、澳門的文件。胡啟立介紹我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說那裡有全套有關文件。廖承志也向當時的港澳辦秘書長李后（後為副主任）做了交代。
我同李后是第一次見面。他冷冰冰的，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嚴肅得怕人。
李后找出幾份中央文件，帶我走進一間辦公室，可能專供外來幹部看文件用的，讓我在裏面閱讀，同時聲明不能帶出，不許摘錄。
我很專心地閱讀了兩個半天。再向他要，李后說主要的就這些，都看過了，讓我提出還想看什麼。真是見鬼了！我怎麼知道還有哪些文件？儘管我心中有些不快，但還是客氣地表示，既然主要的都看過了，那就算了。
奇怪的是，不僅李后，幾乎港澳辦的每一個我見到的工作人員，對我都沒有笑臉。我是一個人都不認識，見到誰都是笑臉相迎，點頭打招呼，可對方偶爾有人點頭回應，多數是毫無表情地看我一眼，即扭頭走過去。兩天來唯一見到的一張笑臉，是一個給我送茶水的女同志。
我的秘書也遇到類似問題。他辦理一些我們去港前的具體事務，也不順利，港澳辦的工作人員缺乏合作的態度。他問我：「港澳辦的人似乎不歡迎我們去香港。」我當即批評他：「不要胡思亂想。」
不過，我隱約感到，今後我這個派駐香港當地的「現管」同北京港澳辦的「京官」之間，弄不好會有些麻煩。
六屆人大閉幕後，我抵達廣州，準備赴任。在廣州，我抓緊不到十天的有限時間，連續了解情況熱身。
香港新華分社在廣州設有「後方」辦事處，對外用廣東省委第八辦公室名義。我請香港新華分社的幾位副社長，一天一人分別來廣州見面相識，介紹他們各自分管工作的情況。
第一個來的是第二副社長李菊生。他協助前任社長王匡管全面工作，併兼管外事、情報。我對他的介紹寄予很大期待。可是，他全面情況根本不講，自己主管的工作也講得很少，概念多於具體，叫人理不出頭緒。談話中，他還給我潑了冷水——我說起胡啟立要求，三個月內給中央寫一份關於香港、澳門情況和今後工作打算的比較全面的報告。他不以為然地冷笑說：「港澳情況複雜，我看沒有兩年，不可能有發言權。」聽得我目瞪口呆。請他提供港澳工委的文件，也推說文件都留在廣州存檔了，讓我自己直接找第八辦公室索閱。李菊生同李后一樣，不願提供便利。
其他幾位副社長見面時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對我態度不冷不熱，介紹內容不生不熟。
這使我想起了行前在北京有人的告誡：「廣東有些人地方觀念和排外意識很強，你這個『外鄉佬』可要當心。」還有人指出，香港新華分社的負責人，幾乎都是廣東人。那時我還不相信，幾天的接觸下來，開始有所體驗。
當然，也有例外。副社長李啟新，也是廣東人，就相當熱情、誠懇，詳細介紹了他主管工作的情況和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是老華僑，老資格的共產黨員，曾在馬來西亞共產黨中任過要職，當時是港澳工委（中共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的常委，分管港澳地下黨的領導工作。直接向廖承志負責，也接受王匡的指導。李啟新批評王匡：平時多半不聞不問。不過，李啟新七十開外，當時已決定同王匡一起退下來。此外，新華分社留守廣州的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熱心地向我介紹了一些情況。
從李啟新的介紹中，我了解到，香港黨組織分成兩部分，一是李啟新領導的當地地下黨員，另一部分是新華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機構派駐香港機構的黨員（身分也不公開），由港澳工作委的組織部領導；副社長羅克明主管。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分成兩部分，管理和整合都存在不小問題。後來，我上任之初立刻進行內部整頓，將港澳黨組織合二為一，主要就是受了李啟新的啟發。
在廣州期間，本來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的人對我的幫助反而很大。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大力支持我所提出了解港澳情況的要求，他不僅自己向我介紹香港、澳門的情況，還找來了一些曾經在港澳工作過的人，為我做介紹。其中一位，是曾經任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多年的梁威林。
梁威林很熱情，和我交談的時間也比較長，向我介紹了不少香港社會的情況。可是，對於我很希望從他那裡了解一些北京領導人提及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具體情況，他卻一再迴避。——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文革」中所謂「反英抗暴」[注]運動的領導者，本身便是在香港搞極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總之，上任前的「熱身」，由於時間有限，又有種種阻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我只有鼓足勇氣，「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了。
注：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反英抗暴」事件，這是左派人士的說法，一般香港人稱為「左派騷亂」，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因為當時左派群眾的情緒、行動與當時大陸正在進行的「文革」如出一轍。
六七年五月六日，九龍新浦崗「香港人造塑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香港警察對工人進行鎮壓，左派人士同情工人，絡繹不絕前往慰問，變成向港英抗議的示威行列。狂熱的人群手持《毛語錄》沖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牆壁貼上抗議書和大字報，一如國內紅衛兵的行動。
港府出動大批警察和防暴隊鎮壓，雙方衝突擴大，左派人士提出「愛國無罪，抗暴有理」，組織「各界斗委會」，發出「立即行動，準備戰鬥」的緊急號召；後來又號召罷工、罷市，又遭受港英政府更大規模的鎮壓，事情延續約三個月才結束。
這次事件，是在當時港澳工委書記、新華分社社長梁威林，常委、副社長祁鋒直接領導下發動的。後來，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批准，糾正了這一極「左」錯誤。責任在中央的「四人幫」：文革領導小組，直接責任在港澳工委的領導人，但由於王匡、李菊生奉命批判這一錯誤時，沒有明確指出責任在上面，基層黨員原以為是抗英愛國活動而參与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獄，還有的被資方解僱失業，卻被批判。這是港澳地下黨員長期精神不振的主要原因。
9
帶著滿腦子的新情況、新概念以及許許多多的疑問，一腔迎接新挑戰的興奮和激情，我終於踏上了正式赴任的路途。
同行的本來還有三位新上任的副社長，一個叫李儲文，原是上海外事辦公室主任；一個叫陳達明，原為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另一個是鄭偉榮，廖承志的秘書。中央讓他們在六屆人大閉幕後，來廣州同我回合，同赴香港。可是後來廖承志突然病逝，鄭偉榮在北京幫助料理後事。陳達明是廣東人，久離家鄉，希望多留幾天，訪親拜友，我同意了。結果，最後同行的只有李儲文。
據中組部長宋任窮介紹，這三人都是廖承志推薦的。我以前則對他們的情況一無所知，連名字都是陌生的。
李儲文從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黨員，「文革」中暴露身分。有人據此不同意他去香港工作，擔心對外影響不好。但他英語好，有外事工作經驗，廖承志堅持要他去香港新華分社。陳達明曾是廣東東江縱隊九大隊的政治委員，廣東、香港關係多，情況熟，英語也不錯。我在廣州同他們初次見面，兩人都文質彬彬，給我好感。動身前，我接到中央組織部通知，鄭偉榮工作有變，不來香港了。不知是什麼原因。
六月卅日我乘上廣州——香港的直通列車，走上新的工作崗位，車到羅湖橋，中國乘警在橋這一邊下車，港英警察在橋那一邊上車。
當列車隆隆作響地駛過羅湖橋時，我想到自己：是出使？不是。中國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但實際上，英國管治香港已一百多年了，這是個不是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
過了羅湖海關，已是英國國旗高掛，火車行不多遠，又看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飄揚。
一個特殊的地方，一個特殊的職務，一個特殊的使命。
我有點心不在焉地聽著隨行人員的介紹，一路籌劃著如何在香港打開新的局面，應對不測的風雲。
第二章 初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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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車緩緩駛入香港九龍紅磡車站。
陪同我和李儲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廣東省委第八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廣州的後方機構）主任李相國。
動身前，李相國通知我，第二社長李菊生會到車站接我。
火車停穩后，我看到新華分社副社長李啟新、曹維廉、港府政治顧問麥若彬（現英國駐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並沒有來。
和麥若彬在火車站貴賓室寒暄幾句之後，他們告訴我，一群香港記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講幾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立即說「不接受採訪」。
當我隨著新華分社保安人員匆匆步出禁區時，沒想到香港記者一下子便圍了上來，保安人員和我走得很快。他們也追得快，邊追邊問：「你為何來港？」匆忙之間我只好從實說：「為祖國統一而來。」沒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紅磡火車站的首次亮相，給香港人的印象竟是個大陸「土」高幹。
幾十年來，我從未穿過西裝。即使七十年代出國幾次到羅馬尼亞、澳大利亞、日本訪問，穿的都是「中山裝」。八三年春節前，心血來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裝，做好了一直放著沒動。來港上任，把西裝也帶過來。動身前一天，首次穿上，並請李相國品評。那幾天，李相國很照顧我，為我打點一切，李相國看了，很正經地說：「不行不行，這是冬天的料子。」其實，這不僅是冬裝，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裝。鏡子里，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難看。一時無法，便打開衣箱找，李相國指著一件短袖襯衫說：「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這件香港傳媒稱為「夏威夷裝」的短袖襯衫來港。我夏天經常戴墨鏡，赴任這天，我也習慣性地戴了。
想不到這身打扮竟變成話題。當時有報導形容：「當他步出紅磡火車站時，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著一副黑眼鏡，身穿不稱身的襯衫，披著一頭亂髮，完全是一個共乾的典型打扮。」
社會上對我戴墨鏡反應很強烈。一些報刊專欄著文正面規勸、側面諷刺都有，新華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來信」，建議我摘掉墨鏡。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鏡，人們一般視為黑社會人物，有損中國政府幹部形象。」當時，在大陸，高級幹部夏天戴墨鏡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嚴重問題。這使我強烈意識到注意形象絕不是只關個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問題上，《百姓》雜誌社社長、資深記者陸鏗還為我上了專門一課。經過社內一個較開放的同仁的介紹，我會見了陸鏗。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我知道他坐過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讓他多講，給他發抒一下。兩個多小時的會談，多是聽他的。陸鏗姿態高，不提個人恩怨，所談多屬批評中共之意見。最後，他直率批評我不懂資本主義禮儀，特別指出我有時見客不打領帶之不當。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見要人能接受，影響上占的分數很高。美國總統雷根每次見記者，上電視發表講話，都有專門的形象顧問負責為他打扮。「這是我聞所未聞的，我當即真誠地表示：」謝謝你的好意見。「以後，打領帶就成為我見客的必修課了。
到港第二天，頭一件事便是到國貨公司做了一套西裝。用國貨公司發給新華分社人員購貨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幣。我感到很不錯了。可是過了不久，有個幹部好心地對我說：「外面有反映，說你的西裝式樣陳舊，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我也注意到副社長們在機關里都穿便服，外出時才換穿西裝，且看來多屬穿著已久的。我在開會時談到這件事，大家認為靠現在的低薪，沒有辦法解決。國務院規定，副社長以上，每年每人補助一套服裝。在香港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衣著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還要轉換新款式，這個規定使我們根本無法適應。這次談論，雖然無法解決問題，卻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識。一年後，經過爭取，徵得財政部同意，新華分社副部長以上幹部都有一套衣著補貼，副社長以上則增加一套。
不僅穿著打扮，連座車也有考究。行政處主管徵求我的意見，喜歡坐什麼型號的車，我回答他，在江蘇用的是日本車「皇冠」。還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長的身分不稱」。有些地方的大門都進不了，要我坐「賓士」。還問我座車用什麼顏色，我不理解，難道座車顏色也有什麼考究？他解釋說，原來社長們用的車是黑色，與港英政府高管用車同一顏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華分社保安部門提意見，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長沒有同意。他還介紹有關用車的安全問題，如預防港英政府情報部門利用保養、修車、停車機會，安防竊聽器，分社自設了修車廠、社外停車不離人等。我便說：「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顧了英方要求。」
座車型號代表身分，還有兩個小故事。
八四年，有人願以九十萬港幣將一輛九成新的勞斯萊司車，指名讓給我，這樣的價格是非常便宜的。他是通過一位副社長向我提出的，指這樣的車「才合社長身分」。我謝謝他的好意，不能接受。李嘉誠更是一年內兩次當面向我建議：「以你的身分往來香港、北京，應有一架小型飛機，這樣便利得多。」這個建議較稱作勞斯萊司更不可能。我推託：「沒有小型號的噴氣機吧？」李嘉誠認真地說：「有，性能和大型的一樣平穩。」我理解他的好意，以暫時沒有迫切性，謝謝他的關心。
八三年九月，我乘回內地述職之便，花了十幾元人民幣，在南京買了一副平光鏡，國慶前夕，我又花了八百元港幣，做了一套西裝。在「十·一」國慶酒會上，我帶上新眼鏡，穿上新西裝「亮相」，果然，朋友們看了稱讚有加，一些專欄作家以及「人民來信」稱我「從善如流」。一位專欄作家甚至估評我的新眼鏡要花一千港幣，我為自己的形象能獲得香港社會的接受而高興。
11
我做過地方工作，帶過兵，打過仗，每到一個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頭兩個多月，香港島、九龍、新界，能通汽車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會注意的，首推九龍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九龍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區，清廷堅持保留九龍城寨不讓，派官員鎮守。但租借第二年開始，就沒有再派官員駐守。關於城寨的管轄權，晚清至民國初年，交涉頻仍。由於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員不能進入，成為三不管地區：國民黨政府不管，中國政府不管，英國政府也不能管，成為「黃、賭、毒」肆虐地區。
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是老香港，他對城寨情況比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參觀，請他介紹情況。他告訴我，現在城寨黑社會勢力已減弱，「黃、賭、毒」情況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團。城寨里有幾個中共黨員，和自治組織的秘書——自治社團實際負責人，私人關係較好。他認為，我去參觀，安全不會有問題。
八月七日我在辦公室主任陳偉陪同下，驅車前往，我們在城寨邊下車，步入狹小街道，只見兩旁樓房破舊，抬頭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蓋滿，黑暗潮濕，一線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員不讓我停下來去找居民訪問。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員說，已經出了城寨了。我詫異地問：怎麼這樣短！陳偉建議去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訪問，我跟他沿城寨外邊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醫招牌。陳偉介紹，這些多為無牌照醫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費便宜。「我們分社職工，也有到這裏看牙的。」
走過一道狹窄的樓梯，在一間約十多平方米的房間里，見到自治組織的辦公室秘書劉子群，他年輕精幹，熱情地接待我們。他說居民比較團結，但生活條件差，飲水特別困難。在居民申請下，港英政府也曾解決了一些問題，但與實際要求差得很遠。我同情他們的處境，表示在現在情況下，還只能靠他們自己向英國政府爭取改善。我也考慮適當時候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但當時沒有公開承諾。劉子群還說，不少大陸逃港居民擔憂九七后，會遭「秋後算帳」。也擔心將來香港同胞會歧視他們。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陸出來的人，都有這種顧慮，就利用此機會說：「香港市民同大陸來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來就是從大陸出來的，大家要團結起來，來了就來了，不管什麼原因，只要贊同祖國統一，就是愛國的，就是在大陸有問題出來的，也不會『秋後算帳』。」
新華分社內專責新聞通訊的機構——「小分社」的資深記者殷新誠陪同我一起訪問。原來約定，此行只發「內部參考」，不發新聞稿，他聽了我這一段講話，建議發新聞，對安定從大陸出來的人，可能起些作用。我感到他說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竟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第二天，香港多數日報在主要地位刊登了這個消息，有些報刊還發表評論。同天港英政府發表聲明，指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非註冊團體，其會員數目及選舉程序亦無記錄，並說政府對城寨居民情況向表同情關注，因環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受到限制等。聲明特彆強調，我在訪問前，沒有知會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邊沿地區「視察」，還許諾改善對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訪問還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條件。
港英政府的反應，顯然過份。城寨屬中國地方，社團為何要向你英國註冊？我「跑」了香港那麼多地方，沒有觸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國城寨參觀，為何須「知會」港府？
我和新華社外事部商量最後決定對港府聲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還是向外交部報備一下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義發文向外交部報備。
對於輿論界的批評，宣傳部認為有些報刊為了配合港英，對我這次訪問批評得過份，主張「反擊」。我初來乍到，不知深度，不僅同意，還主張對過份者可以點名反批評。從而又引起反批評，說我們「隨便給人扣帽子」，反應很差。
我接受教訓，與宣傳部商量，以後對批評謾罵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評，特別是點名反批評，須采「正面宣傳」作法。我體會到，大陸、香港一個樣——越批越香。
我以為事件就過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職，去看望國家主席李先念。
李問：「你去看了九龍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說：「自己的兒子，為什麼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層，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對我有批評。李先念是在保護我，為我抱不平。
後來有人告訴我，港澳辦和外交部為此事都寫了報告，就是說，向中央告了我的狀。
接著又發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紀念二次大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政府重新恢復對香港統治的節日），副社長陳達明擬會同東江縱隊（共產黨抗戰時在香港附近的武裝游擊隊）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紀念碑前參加紀念活動，工委會議研究后同意了。《大公》、《文匯》等報做了報導，《文匯報》還發了專頁。當時我在北京開會，會上，李后將《大公》、《文匯》的相關剪報拿給我看，附有李后的批條：「請鵬飛、家屯同志閱，李后。」
我意識到，李后不同意陳達明參加紀念活動，不同意公開報導。我立即向李后解釋：「紀念活動，不違背香港法律，有助於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識，是經過工委討論同意的，報紙這樣處理，並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妥。」李后聽了沒有表態，隨機將剪報拿給姬鵬飛看。姬鵬飛正在討論問題，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為何事情已發生了一個多星期，李后現在才發覺有問題？後來還是港澳辦的工作人員透露：香港有人「告狀」。
我開始意識到，我處在一個「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國務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在一次和我漫談時，帶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香港碼頭這口飯，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話的意思。
12
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社會知道新華分社的人並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為它是個新聞機構，真正了解這個特殊形態組織的人很少。說是個新聞機構，但它發的新聞不多；說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說是記者、編輯；更多的人連名片也沒有，既不像記者，也不像編輯。總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華社很神秘。
新華分社同外界有接觸，但圈子窄，領導人也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我到港后，拜會一些外國駐港機構，包括領事機構時，發覺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華分社還負責外交職務。
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香港左派暴動）后，香港有些人對新華分社，對中資機構還產生恐懼心理，本地幹部形容：「一個時期，中國的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我們與外界接觸也不敢公開身分，社會上對中資機構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視心理，背後稱呼為『左仔』。」
我問「左仔」是什麼意思，他們告訴我，這是「反英抗暴」后，香港社會對「左派」機構中言行「極左」的人的貶稱。他們還反映：社會上對新華分社有幾種形容，一種稱謂「城隍廟」。城隍是陰間小鬼的頭子，城隍廟既神秘又陰暗，顯然是個貶詞。
坊間還有一種說法是新華分社幹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會上的宴請，主動請人吃飯就更少。有人形容新華分社的人，是「屬虎的」，不請人吃飯，卻專門「吃人」，反映了同新華分社有來往的人的不滿。
在分社新聞機構和中資機構內工作的幹部，也有不滿情緒。他們反映，分社領導限制他們活動，對大陸派出幹部如同對駐外使館外交人員，規定不許一個人單獨上街，必須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關係都要彙報；香港本地幹部也要彙報自己的行動。
這些人在社會上有家庭、親戚、朋友，怎麼可能有什麼行動、有什麼關係回來都要彙報？這是很難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機關人員很有意見。中資機構的人說，他們對分社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怕招惹是非。
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須改變作風，讓新華分社和分社幹部同社會接觸，讓他們了解社會，也讓社會了解分社，了解中國機構的幹部，只有放開幹部的手腳，廣泛開展社會活動，才可能把黨和政府的主張、政策，向社會人士宣傳，爭取他們接受我們試圖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幹部個人以及機關的形象。要香港社會接受我們這批人，我們必須地方化。必須與地方「同俗「。
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李菊生說：「這樣做，會不會被資本主義融化？會不會庸俗化？周恩來總理曾提出，外派人員應該『出污泥而不染』，應該保持純正清潔。」
我說：「孤芳自賞只會脫離群眾，單隻這麼一條原則不能適應香港今天的任務，要再加一條：『同流而不合污』，要適應這個社會，要迎合這個社會的風俗習慣，才能接近社會，進行工作。當然，對這個社會腐敗的、骯髒的東西，我們不靠近，不沾污。不僅我們，共產黨人排斥這些東西，我想香港社會正派人士也是排斥的。」
13
要打開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須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種種設限和禁忌。
長期以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大樓被視為「深似海」的「侯門」，有人說，過去幾位社長大都是「閉門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點誇張，形象保守則無可置疑。我決定打破「侯門」，把客人請進新華分社裡面。
我到港后十天，就在新華分社大樓里設宴招待剛奪得世界超級女子排球賽冠軍的中國隊，藉此邀請了香港體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請香港人士進新華分社大樓，也不只是參加社交活動，更多情況下是為了交換意見。九月十二日，我邀請香港大學學生會代表來新華分社見面，陳達明、楊奇一起參加。這批學生是八月中旬來分社遞交請願書，對時局提了他們和中共不同的意見，並要求與我會面討論。我希望藉此會面，讓外界知道我們不只聽所謂「親中」人士的意見，也聽其他反對的意見。我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回答了他們提問的問題。青年們熱心社會，關心祖國，天真純情，十分可愛，和他們在一起，自覺也年輕很多。會上我首次公開表示，中共容許將來香港存在不同政見，「右派」可以繼續活動，出版報紙刊物，甚至批評中國共產黨。這件事報刊進行了廣泛地報導。
利銘澤是共產黨的老朋友，我六月赴任前，他到北京探望李先念，李先念接見了他，當時我也在場，後來李先念在中南海請吃飯，我們又再度碰頭，席間天南地北一番。
利銘澤回港后不久，心臟病突發，住進養和醫院，我得訊去看他，已是發病的第三天。利銘澤夫人告訴我，「利先生平常身體很健壯，過去也沒有發現心臟有病。他才住院三天，便要回家。」利夫人要我幫忙，勸勸利銘澤，再住院休息幾天。我進病房見利銘澤時，他已下了病床，坐著等我。我向他問好，他說：「我很好，他們太緊張。」我勸他留院多休息幾天。我說：「我看你紅光滿面，身體很好。老人家還是要多注意，越是身體好，越要注意，還是聽醫生意見，多休息兩天。」利銘澤很自信地說：「我自己有數，謝謝你的美意。」寒暄幾句后我便告退，利銘澤跟著出院回家。豈知，第二天他又心臟病發，終告不治。
他是我們的老朋友，老統戰對象，副社長祁鋒參加他的治喪籌劃。祁鋒提議我參加治喪委員會，當主任委員，但舉行葬禮儀式時，能否參与扶靈卻不能決定，因為這是沒有先例的。
港澳地區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國務院的代表。為一個過世的資產階級名人當治喪委員會主任，為他扶靈，做「孝子」（習俗上，扶靈者多是死者子孫），是否成為階級「立場」問題？祁鋒不敢做主。我想：既然可以任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何就不能扶靈？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
按慣例，這種事情須報北京批准，我擔心北京辦事的人又會有異議橫生枝節，就不提報此事，其他副社長也沒有提，決定就通過了。
七月十一日葬禮那天，用的是佛教儀式，我隨俗參禮，出席全部過程。扶靈儀式進行，我站在前排首席，扶靈共八人，有港府立法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等。我們緩步扶著靈柩走出禮堂。站立在兩旁參加喪禮的來賓肅默地注視者。
我思緒萬千，為了實踐一國兩制，我願意承擔任何風俗。事後我同幾個較談得來的同事半真、半開玩笑說：「萬一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這一段，恐怕說也說不清楚了。」他們說：「怕什麼？為了工作才這樣做，又不是為了個人。」
是的，我可能是第一個公開為資本家扶靈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黨內可能有人視為喪失階級立場。但利銘澤是我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去世了，我們應表達誠摯的懷念和敬意。我也希望香港資本家及市民看到，共產黨並非無情，是不能共處的異類。
參加唐翔千公子的婚禮，又是另一考研，唐翔千是香港滬籍富商，在大陸有投資，也是老統戰對象、老朋友。他公子結婚，送喜帖給我。我查問統戰部，新華分社慣例如何處理。他們說：王匡沒有參加過這種場合。這裏也有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為了表達中共實踐一國兩制的誠意，為了順應民俗，進入社會，我送了賀禮，也出席了唐府的婚宴。我記得婚宴在尖沙咀麗晶酒店舉行，當日宴開百席，賀客盈門，熱鬧非常。唐家見我參加婚宴，欣喜非常。我自始至終出席了宴會，觀了禮、聽了歌、看了舞、吃了菜，盡興而歸，心中坦然已沒有什麼顧慮了。
為了爭取接觸社會，融入社會，很多場合如某些公司企業開幕或周年紀念、建築物平頂、展覽會開幕、酒會宴客、體育比賽、戲劇活動，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時候，此類活動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動員大家改變作風，多參加社會活動，多接觸社會人士。特別希望中資機構的負責人，他們生意來往多，接觸人也多，我不要求他們見人就談政治，能多交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問俗，逢年過節，對重要的朋友和統戰對象送禮問好，一則聯絡感情，一則也讓對方覺得受尊重。開始時我請統戰部門擬了三、四十名對象，送中國名產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應市送哈密瓜。這是大陸出產水果中，少數可送人的禮品。香港水果供應豐富，世界各地的水果應有盡有，但大陸產水果，有資格上席面的只有兩個半：荔枝、哈密瓜，還有半個是天津鴨梨，這是大陸多年執行「以糧為綱」方針，忽視水果培植，品種退化的惡果。
隨著朋友越來越多，送禮對象也擴增至一百人。每年春節、元旦，必發賀年卡，從一千多張增至三、四千張，對少數社會名人我們又贈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對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層，這都是新華分社過去未曾做過的事。
香港社會交朋友、談公事，談生意，多通過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飯進行。我在工委會上提議，要將主動請人吃飯，也接受被請，列為我們主要的工作方法。並規定分社領導幹部及各部的負責人請客人吃飯的標準。
有專欄作家嘲笑：新華分社把毛澤東的「紅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戲改為「革命就是請客吃飯。」我不以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實際。
在吃飯當中，做工作交朋友，開始我很不習慣。
廣東菜有許多我都不能吃，像香港名貴的石斑魚、老鼠斑，我都不吃，我只吃黃魚，後來有幾家我常去的酒樓知悉，在上魚時，專為我做道黃魚，變成吃「小灶」。黃魚在香港是上不了正席的，我只好自我解嘲說：生來「窮嘴巴」。我也不太能飲酒（不像周南到港上任后，大杯豪飲XO）。
「吃飯」不久便變成很重的負擔，不但中午吃、晚上吃，有時還要一晚趕幾場，令我經常是借吃飯來談事。每次吃飯，我若非主人就多是主客，如主題已講過，必須不斷找話講。政治話題，客有問，我必答，客不提，我不講，不隨便令宴席氣氛政治化，是我到香港後學到的經驗：只有不停搜肚刮腸，鍛煉閑侃的本領。結果每次吃飯嘴巴用來「吃」的時間少，「說」的時間多，這是我過去未曾經歷過的訓練。
至今我仍認為這種作法相當重要，效果很好，周南上任后批判我鋪張浪費，我認為這是歪曲事實。我到美國聽到這說法后笑一笑：他們既批判了，就應該完全放棄這作法，周南能做到嗎？周南在新華分社這幾年，不是還在「吃吃喝喝，鋪張浪費」嗎？
14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風」運動后，成為我黨性的一部分。從那以後，我做過政治、軍事、經濟、科技以及地方上的黨政領導工作，每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每接受一個新的任務，每接觸一個新情況我都會全力以赴，都要先調查研究一番。
來港前，我對主管香港事務那些同志介紹的情況，深感不足，覺得介紹浮面現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們估計香港同胞普遍擁護香港回歸祖國，並以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北京談判回到香港機場，遭香港學生抗議為例。事實上，這隻能視為學生的愛國活動，並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贊成回歸。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內心極為複雜，真正擁護回歸的並非多數。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會的真實情況，就不能正確決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幾天後，在港澳工委的會議上，我提出重新認識香港問題，建議把調查研究列為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求大家都動手。
這時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新華分社作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派出機構，我認為調查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配合談判鬥爭，摸清楚英國將在談判桌上採用什麼戰略、策略，什麼戰術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熱地說：「我們和英國鬥爭，從來都是『后發制人』的。」當時我對分社的情報工作還不知底細，沒有和他爭論。
經過一個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鬥爭后，我們的情報系統遭港英政權嚴重破壞，已無可能事先掌握情況。李菊生所謂的「后發制人」是完全被動的。
於是我在工委會上做了評論，我認為「后發制人」必須事先掌握對手的基本情況，知道其鬥爭策略、手法、步驟，而後制訂我方的鬥爭策略、方法、步驟，待對方出手后，予以還擊，才能主動地「后發制人」，控制全局。如果我們事先不知對方底細，待對方出手后，才一點一點明朗情況，再予還手，雖「后發」，卻不見得能「制人」，更無法主動控制全局。這種沒有主動權的所謂「后發制人」策略，應極力避免。
經過考慮，我決心從以下六個方面來加強分社的調查研究工作。
一、整頓充實政策調研室。剛開始，我對於由李偉庭負責的政策調研室抱很大希望，因為他們為中英談判，提供不少材料及建議，做了許多工作。但當我提出進一步要求時，往往感覺不足。
李偉庭他們搜集的，幾乎都是公開材料，且缺少深入分析。例如，我要社會人物資料，他們只能提供報章雜誌的現成文章，卻沒有自己獨到的調查了解；對人的評論往往也浮於表面。
調研室人員當時所佔比例很大，新華分社全體只有百餘人，調研室就有二十多人。李偉庭凡事自己動手的精神不錯，但手下幹部只能聽命找材料，無法主動，即使從廣東調來幾個水平較高的研究員，也因李偉庭不放手的作風，無法相處。有一位實在無法工作，要求去香港大學深造，我無法挽留，只好放走。
拖了很長一段時間，不見改進，後來在起草基本法期間，我只好另成立調研小組，由喬宗淮、毛均年負責，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八八年，又向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借調他們的高級研究員佐牧，出任調研室主任，李偉庭調任中區分工委書記，給他到基層鍛煉的機會。
二、要求小分社（北京新華通訊社在香港專門從事新聞工作的部門）加強採訪社會新聞，將不宜公開報導但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對我供稿，幫助我了解香港，還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羅保動議事件中他們就為我提供了社會上罕知的情況。
我還要求「小分社」派記者參加我的一些公開活動，向中央發報有關工委和我的活動的「參考消息」。
根據我在江蘇的經驗，地方上某些事件，由於種種原因，地方黨委一時不能或不宜向中央報告的，可以由記者發「內參」，這個方法有助中央領導及時了解下情，並且融洽地方黨委和新聞機關的關係。
三、擴大動員各機構參与調查。大陸派出的外貿機構，如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華潤貿易公司等，都設有調研機構，暗示發表調研結果對內發行，我建議他們擴大發行，供給有關中資機構閱讀，我還將其中有價值的資料批示給工委編輯的刊物《香港參考》轉載。以便讓全國省部級的領導幹部都有機會看到。
四、為了加強掌握國際經濟信息，我決定成立「東南經濟信息中心」，搜集世界經濟訊息，研究后提供見解，供工委、北京領導機構及國內有關單位參閱。
「中心」並接受委託，提供調研服務，打算由研究香港問題開始，再逐步發展成類似美國「藍得」研究所的研究機構，成為國際經濟、金融研究的權威。
我選擇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負責，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董事長由我兼任，但不對外公開。可惜的是，九零年周南上任后，以一句「不務正業」，把「中心」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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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五、編纂《香港概論》。當時中央宣傳部要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由部長鄧力群主編，各省、市分工寫自己省市的專冊，要求我們寫香港分冊。我支持分社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楊奇的主張，編纂《香港概論》，作為《大百科全書》的「附冊」，以示區別（因為香港尚未回歸，出「分冊」不宜）；同時還可以結合我們試圖重新認識香港的要求。
楊奇約請了內地與香港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專職編撰。經過三年努力，他們交出上卷經濟篇初稿，我參加討論，肯定他們的成果，也提供修改意見。
來美后我曾擔心能否出版，可能周南還未曾有暇顧及，終於看到它問世，很興奮。前不久，又看到下卷出版的報導，我托友人郵購，一氣看完，感覺基本上做到了「比較全面、系統、客觀地介紹了香港現況及其歷史背景」。然而看到金應熙教授名字加上了黑框，不禁黯然良久。一個默默耕耘，頭髮花白，面布深思皺紋的學者面孔，不斷在眼前閃耀，他對《香港概論》的貢獻，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遺憾的是，在一些篇章的敘述中，滲入了某些當前「左」的觀點，我相信，這絕對不是原作者們的手筆。
六、整理情報機構。中共中央規定，鄧小平也指示，中國駐外機構不搞情報工作，但香港新華分社不在這範圍內。
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組織，以往頗有基礎，港英政府內部，有較高層的關係。例如目前廣東省某位省級官員，就層在港英政府任高級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陸。
大陸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也滲入台灣在港澳的特工人員內。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陸公安部門靠港澳情報，對台灣派遣到大陸的特工活動，瞭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中外記者在香港稱作印航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去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台灣方面認為周恩來在飛機上，趁飛機在港停留時放置定時炸彈，台灣這項行動事先已為中國獲悉，通知英國注意預防，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飛機爆炸后，大陸又加強對台情報工作，記不清哪一年的國慶，台灣擬趁遊行活動，毛澤東登天安門城樓觀禮的機會，謀殺中共領導人。大陸據香港情報偵知情況，在台灣特工人員從香港攜帶武器過羅湖橋之後，即予逮捕。那幾年，台灣特工進入大陸，多隨即被捕，港澳反特情報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然而「反英抗暴」時，對台的情報工作也遭嚴重破壞，重建也沒有達到原來水平。
在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獄，香港地下黨員及情報組織成員為港英偵破極多。在港英政府內部、社會各方面的情報組織瀕於瓦解。
大陸派到香港管理情報工作的人員，大都安排在新華社內的保安部。成員來自公安部與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務主要負責新華分社（港澳工委）、中資機構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數情報工作人員。國家安全部派出人員，主管社會情報工作。
軍事部門也有派出管理情報的人員，軍委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派出人員寄職在新華分社或中資部門。如總參派來某人，以新華分社文化體育部副部長面目出現，管理該部在港的情報人員。八十年代後期他年屆退休調回。又被派來香港，自組公司掩護其工作。
社會上的情報人員，他們滲透在社會各方面，多數是香港本地人，大陸也派出一部分。發展情報人員的慣用手法，是「派出去，打進來」。
有一個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議員的某人，通過關係請我到他家裡吃飯，要和我交朋友。我去了，坐下來才閑聊了幾句，他突然申明：「我不會給你們做情報。」我感覺奇怪，這人怎麼會這樣說話？既不禮貌，也不自重。我正經地回答：「我們是交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絕不會有對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隨後的談話中，他又講了不少港英政府內部，也可說屬於情報的故事。我深感香港社會的複雜，人們性格中的矛盾；同時也警惕到，我們發展情報人員是否過多過濫，引起如此嚴重的反應。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談及此事，彭沖曾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主管過公安、安全、政法部門。離任后，因他好客，原下屬部門一些負責人還時常來往。這次談話，在座的有主管這方面工作的負責人，他們聽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這位仁兄」，也感嘆香港的情報工作有些做法的不當。
據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蘇、浙江、福建的國家安全廳，一些大軍區如廣州軍區、南京軍區，都派有情報人員在港澳。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曾介紹軍區聯絡部長與我認識，要求我給他的情報關係予以支持。有些香港商人為了做大陸生意有靠山，也樂意接受。結果是多頭派出，管理混亂，數量雖多，質卻不高。一個關係替幾家做事，向幾家送情報，拿幾家的錢，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幾家送來同一內容的情報，還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認識的人提供的。
我同分社主管情報工作的副秘書長商量如何整頓。他主管情報工作多年，有經驗，公安部已決定他退休，我取得國家安全部長凌雲同意，留下他當分社保安部長。
我問他可否統一管理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以加強香港方面，特別是高層方面的情報。他說，鄧小平也曾有過指示，對外情報盡量避免重複。
九月我回北京述職，將這想法向胡耀邦、趙紫陽、姬鵬飛提出，胡、趙要我提具體方案，姬則不置可否。報告送到中央后，我找安全部長凌雲、公安部長劉復之商量，他們同意合併，但條件是為了保密，有個別重要「關係」（特別秘密的情報人員）不交給工委，仍由他們管理。我表示同意，也提了一條：這些「關係」提供的有關港澳的情報，要送給工委一份，如含有內容不宜擴散的，可只供我一人閱讀。有關港澳的台灣情報，也按此辦理。他們也同意了。
軍事部門不同意合併，他們通過楊尚昆向我打招呼。楊尚昆派副總參謀長徐信與我商量，主張軍事部門派出單位，由軍方統一管理，不和地方合併，並說這是楊尚昆的意思。中共中央書記胡啟立、習仲勛為此對我打了招呼：「不好勉強。」我向徐信提出同樣要求，即有關香港情報，要送給我看。他也同意了。
地方兩大部門的情報工作合併以後，經過整頓，不斷改善，有了新的發展，在中英談判中做出貢獻，兩次得到外交部、安全部的表揚。但仍未達到反英抗暴以前水平。
作為新華分社社長，我在重新認識香港的問題上全力以赴。我幾乎調看了港澳工委歷史上所有的主要文件，對前任王匡他們「一左二窄」的錯誤作法有了更形象的認識，我還大量聽取彙報，深入了解下屬各部門的具體情況，換約見一些專家，請他們為我「上課」，增加知識。我把香港所有的報刊都瀏覽了一遍，了解全貌后選擇訂閱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報紙，連內地報刊在內，每天必讀二十份左右。又請分社宣傳部、外事部將每日的英文報紙社論及主要新聞譯成簡報供我閱讀，此外，還訂了十多種雜誌。
從我的沙發椅在六年內更換兩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發閱讀傳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來，我先瀏覽大標題、要聞、社論。晚上酒店后或應酬以後，再用三至四小時邊看電視邊詳細閱讀，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廣東話了。偶爾出差內地，回港后便要「惡補」。香港情況變化速度太快，幾天不閱讀報刊，便有脫節之感，非「惡補」不可。每日坐沙發數小時，八七年沙發坐壞換成皮沙發，不到三年，新沙發又給我坐壞了。
我閱讀報刊的方法，幾乎是遍及各版，不僅看新聞、評論，還看專欄、娛樂新聞，連馬經也掃一掃。一些看似不重要，實際很有用的情況，往往從中可得。讀「馬經」能知道社會上某些人士的脾氣、嗜好等等。《信報》曹超仁的《投資者日記》，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會、政治、金融動態。他講某些聞人，多用代號，如稱王某某為「紅色肥貓」，邵某某為「排骨」……。
香港還有一份半公開的小報，姑隱其名，它專好揭工商名人隱私，據說，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挾。閱讀此報，可獲知一些坊間流行傳聞。例如它曾刊登大陸某公子在港奢侈、闊綽的生活消息，報導他有高級住宅、數輛名牌汽車、兩艘遊艇、高級音響、打高爾夫球入會費就花了一百多萬港幣等等。有人把這張報紙送到北京，趙紫陽、張勁夫都看過。某公子聲稱該報捏造，到處喊冤，聲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誹謗，後來不了了之。
此外我還廣泛接觸社會，與社會各方人士會談，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傾聽，了解他們的心態。接觸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越多。我就這樣逐步加深對香港社會的認識，也交了不少朋友。
15
奔波了三個月，對香港有了初步認識。九月中，帶著自己草擬的彙報提綱，回到北京。請示了耀邦同志，他請外事領導小組聽彙報。
彙報安排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廳，外事小組組長李先念、副組長趙紫陽、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先後到場，胡啟立也來了。到會的還有國務委員、財政部長王炳乾及中央組織部一位副部長，他兩人是我向胡啟立點名邀請的，我持的理由是：要錢、要人。
會議由趙紫陽主持，他說時間只有一個上午，要我擇要彙報。
彙報圍繞三個問題：香港形勢、經濟情況、黨和幹部隊伍。首先報告香港形勢。我說，香港通報知道中央決定九七收回香港后，出現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現象。這種現象在中、上層社會尤為嚴重。基於民族大義，他們即使不贊成、口頭上亦要說擁護，至少也不好說反對香港回歸。但實際上，他們擔心九七后私人財產被社會主義改造、共產。擔心失去自由。此外知識分子怕「洗腦」，中下層擔心生活水平下降。據我這幾個月的接觸，香港多數同胞還不知道中央收回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少數知道的，擔心將來會變：他們對黨不信任。社會上瀰漫著一種世紀末來臨的氣氛，逃資、移民情況在發展中。
我注意到與會者都在專註地聽。
李先念插話：「逃資嚴重不嚴重，逃了多少？」
「根據我了解，情況是嚴重的。帶頭逃的是一些愛國資本家。中央負責同志請他們來北京談話，他們得到消息，回香港轉頭便逃。但據香港中國銀行的估計，進來的資金比出去的多，他們認為，只要香港繼續有錢賺，出去的還會回來。」
李先念再沒說什麼。
我說，這幾個月我接觸過很多香港同胞，包括不少中、上層人士，希望維持現狀，讓英國人繼續管治的不是少數。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公開提出要中國當「董事長」，英國當「總經理」，這種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究竟是英國人的策略，影響了他們，還是英國人接過他們的想法，形成英國人手中的「民意」、鬥爭策略，我的看法是兩者皆有可能。我說，當前香港同胞正在「信中」還是「靠英」、留港還是移民的天秤上動蕩、搖擺，加速分化、重組。爭取香港同胞信任，是迫切任務。
李先念聽到這裏，有感而發地說：「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對香港經濟，我說六十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七十年代後半期「大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前外在由於國際經濟因素，內在是港英的高地價政策，導致樓宇供過於求，加上「九七」因素，地產市場正處於低潮，香港消費市場亦受到拖累。趙紫陽插話：「地產活動，只是整個經濟其中一環。」
提到香港工業問題時，我說，香港工商界要我轉達，請求中央允許香港工業產品進口大陸。我解釋，工業是香港經濟支柱，讓工業產品開拓大陸市場，可令當前不景氣的香港經濟有所轉機。
李先念立即插話：「不行，香港應去找世界市場，國內市場有限，不要來擠國內的產品。」我理解他認為允許香港產品進口，會減少國家外匯收入，並影響大陸工業的發展。
我繼續說，香港經濟是殖民地型的資本主義，英資依靠特權、壟斷、控制不少經濟部門，處於舉足輕重地位。近十年來，華人資本崛起，他們不少依靠英國起家，現已逐步成長為英國資本的主要競爭者。東南亞華僑資本、台灣資本，以及其他國家、地區資本，都認為香港是容易賺錢的地方。「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為他們帶來不同的憂慮和打算，要繁榮香港，必須爭取他們繼續在香港投資。我說：「我們考慮的方針是：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
胡啟立聽了很感興趣，他重複說了這二十二個字，和我一句、一句核對，做了筆記。
我對實施這個方針，彙報了初步想法。說到壯大香港中資企業時，我建議說到：可否學習香港商人改革進出口業務的經營。對投資房地產、股票、黃金等業務，進行試點，而後考慮逐步推開。
李先念立即回應：「陳雲同志說，『肥水不落外人田』，國內資金還不夠用，哪有錢出去投資。」
此外，我又提到中國銀行做生意的手法太謹慎，生意對象只集中在中小戶，開拓大戶不夠，要改善。
對此，李先念、趙紫陽都沒有插話，散會後，趙紫陽個別做了交代：中銀的改革要小心，整個國家的外匯都靠它！
最後，我提議整頓新華分社、港澳工委的組織，改善幹部士氣低落，以及「一左二窄」的情況。要求中央批准擴充新華分社編製，增加經費，改革工作員工工資制度，逐步向社會工資靠攏。
趙紫陽說：「要人問組織部。」那位組織部副部長隨即問我：「要擴編多少？」我已估算了今後的工作量，回答說：「分社現在連看門、司機等勤雜人員只有百多人，難以應付今後任務，估算要五、六百人。」他囑我弄個詳細編製，讓他們考慮。（結果認識編製後來擴充到四百人。）
要人後又要說錢。趙紫陽指著王炳乾說：「要錢，你找他。」王炳乾是鐵算盤，我在江蘇工作時，每年至少和他吵一次架：地方要少繳多留，他則要多繳少留，最後總是算不過他。他這次說得慷慨，笑著問：「你要多少，預算帶來嗎？只要先念、紫陽同志點頭，我給！」我也笑著說：「工作還未安排，哪來預算，你們給香港、澳門的錢也太少了，全年才給三千多萬（港幣），這點錢，就可以拿回香港嗎？」說得幾位負責人都笑了，趙紫陽也笑著說：「你向王炳乾開個價吧！我和先念同志都沒有意見，是嗎？」李先念笑著點點頭。後來，經常費、特費共給了三億多港幣。第一年，沒有用完，「盈餘」了一億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見胡耀邦，簡要地彙報一遍。胡耀邦說：「你三個月內做到這樣的彙報，我很高興。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陽他們負責，以後你多向他們彙報就可以了。」接著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辦公的胡啟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應，極為簡單，他們個別就餐，沒人一份，兩菜一湯，味道相當可口。我們坐下來邊吃邊談，我說：「你交代三個月要做到的任務，我總算勉強交差了。」胡啟立笑著說：「不錯！不錯！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薦幾個。」他問我要什麼樣的人，我說：最需要一個「二把手」，能夠幫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傳的人才——「秀才」。他告訴我：「『二把手』中央正在為你找。」他倒想起一個做宣傳工作的人，向我推薦，說著便放下碗筷，寫了兩個名字給我。（這兩個名字遞給中央組織部考慮后，結果只來了一個。）我將胡耀邦的交代，向他複述一遍。兩人又閑聊一會，很愉快地過了一個中午。
這次彙報，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個多月的日日夜夜，沒有白費，興奮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專門去見了姬鵬飛。他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我頂頭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彙報請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鵬飛的辦公室在中南海內。和其他幾位國務院副總理一樣，他的辦公室共佔三個房間。一間給他兩個秘書，一間會客兼作小型會議廳，一間姬鵬飛辦公用。三個房間都明亮寬敞，我們兩人談話，多在他的辦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開港澳工委擴大會議，落實對港澳黨組織的整頓調整，請他或李后屆時到會指示，他聽后表示同意開會，問誰來參加會議，「到時再說。」我又徵求他對我的彙報作指示。（彙報會上，他沒有發言。）他說：「可以，先念、紫陽都講了，就按他們的指示辦。」
回港傳達后，工委擴大會的籌備活動隨即開始。所謂工委擴大會，即與會的不僅是工委委員，還包括工委領導下所有黨支部、黨小組的黨員代表，與會人員約有一、二百人。
我認為香港回歸祖國，任務光榮、艱巨，一國兩制，又是一項歷史性創舉。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門，港澳工委本身，竟無通盤部署，這種局面需要改變。
當時港澳地區黨內，新華分社內，幹部工作散漫，思想問題多，多數人工作上處於半盲目狀態，要他們做些什麼，無明確要求。正如一個企業，要辦得成功，必須明確目標，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開擴大會議的目的在此。
開會的地點有人主張在廣州，我主張在深圳，我的考慮是，會議預計要開一個星期，與會者多是各單位負責人，如果期間單位有事，可以隨時回去。
離開香港開會，主要考慮是保密；即不能讓外界知道港澳共產黨在開會，也不能讓外界知道開會內容。香港太敏感！我考慮，這麼多單位負責人同時過關離開香港，能瞞得過港英政府？何況，港英政府有專門機構全天候監視新華分社和中國在港機構的電話，他們的情報部門也並非白吃皇糧，但事在人為，我們要儘力而為。
我們又擔心如果傳媒獲悉，向社會報導，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為了掩護，對外採用了一個經濟研究會的名稱。果然成功地瞞過傳媒。
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很幫忙，讓出新園賓館作會址，會期中要他幫助，有求必應，真的盡了我對他的要求：深圳是新華分社的「後方」。
最主要的籌備工作是會議報告，由分社代秘書長楊奇找人撰稿，內容以彙報提綱為基礎。十一月開會前幾天，看了初稿后發現無法使用。這不能責怪楊奇，王匡任期內，他雖然是代秘書長，但基本上「閑置」，辦公室主事的是號稱「二社長」的辦公室主任。此人和辦公室的秘書們看來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我只好用了幾個白天黑夜，自己重寫了報告提綱。
會議是在十一月召開的，我發表工作報告一天，接著分組討論。
港澳辦姬鵬飛、李后都沒有來，只來了兩位處長列席會議。不可能請他們在會議上作指示了。他們也聲稱沒有帶指示來。一年多以後，我方知姬鵬飛、李后故意不來。這是后話，暫且不表。
工作報告，有幾個要點：
一、從中英公開談判香港回歸開始，到「九七」中國恢復主權十六年過渡時期，香港社會是處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時期。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二、過渡時期，中英矛盾是香港的主要矛盾。中國對英鬥爭策略，是通過和平談判，既鬥爭又聯合，通過鬥爭取得聯合，保證香港回歸，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稍後，改「聯合」為「合作」，詞意更確切。）
三、依靠香港工人階級、依靠廣泛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是實踐一國兩制方針的兩翼，缺一不可。
四、宣傳愛國主義思想，一國兩制方針。在意識形態上求「大同」——愛國愛港、贊同香港回歸；存「大異」——可以批評共產主義、共產黨，可以宣傳資本主義，以及其他主義。
五、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維護香港經濟繁榮。
六、整頓黨的隊伍。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香港、澳門就是實行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回歸后，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保持港人高度自治方針。堅決客服「一左兩窄」錯誤傾向，要走出「左派」狹窄圈子，走向社會，深入各階層群眾，團結中間分子，爭取「右派」。
小組討論很熱烈。同意、補充的意見較多。部分本地黨員代表有異議。會上講出來的，主要是：第一類，對過去工作成績肯定不夠，責備多；第二類，有些話是中央沒有說過的，是否妥當，有懷疑；第三類，外界有人認為，我來香港后，新華分社成了香港第二權力中心。
討論結束，我做了「總結」講話。接受第一類批評，補充了過去工作成績部分。對第二類意見，沒有作解釋，留待未來實踐檢驗。
第三類批評，做了解釋。我說：作為新聞機構的新華分社，人們不可能視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作為國務院派出機構，它要代表國務院盡派出機構之責，進行一定活動，在當前中英談判回歸之際，香港同胞承認新華分社為祖國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們爭取人們歸心工作的初步成果。在「九七」之前，新華分社不會，也不可能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侵犯港英政府對香港的管治。
會議休息期間，私下品頭論足的還不少。因此港澳辦的兩位處長，將這些議論，自然都帶回去了。
從我七月上任到工委召開擴大會議，糾正以往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傾向，改變工作作風，希望能藉此打開局面，改變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爭取人心回歸。也期望通過這次深圳擴大會議，落實香港工作的全盤方針、政策，團結全體香港黨的組織和工作幹部，為保持香港繼續繁榮，貫徹「一國兩制」而努力。
17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有組織活動的歷史已很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依靠蘇聯援助進行北伐，從那時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的組織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開成立八路軍辦事處，由廖承志負責。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許中共機構在港存在和活動，是迫於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裝——東江縱隊九大隊的配合，保衛香港。香港淪陷時，中共游擊隊曾拯救了不少英國人逃出香港，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南方局曾設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華社香港分社設立。同時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華分社的面目出現，第一任社長是喬冠華，他也是工委的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共南方局撤銷，中央委託廣東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管理，小組長是廖承志，黨的工作由廣東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國務院成立港澳辦公室，廖承志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領導，實際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領導。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長期以來，香港始終是中共活動的重要據點。香港一直在英國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動，是「白區黨」。新中國成立后，形勢起了變化，中國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但在處理上不得不有所改變。同時，隨著中國在香港的外派機構逐步增多，外派人員增多，黨員也增多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影響的發展，特別是中英兩國進行關於收回香港的談判以來，英國統治香港已時日不長，香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雖未公開活動，港澳工委的領導機關——即新華分社——的一些活動已經半公開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組織存在，一直在進行有組織的活動，已成公開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領導時期，領導班子的組成，有書記、副書記、工委委員，約四十人。工委委員中，除了書記、副書記外，還包括工委機關各部負責人、內地在港企業機構的黨員領導幹部。如當時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華潤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張建華，招商局代董事長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員。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對內是中央僑委在香港設的港澳僑務領導小組，其負責人也是工委委員。
在澳門，設有中共澳門區分黨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對外活動，由「南光有限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出面——這是澳門的特殊情況，葡萄牙澳門政府柯正平是中國政府代表。——分黨委書記是鄭華，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員。
香港共產黨的組織，在廖承志主管期間，大體分兩部分，也可以講分為三部分。一是當地的秘密地下組織，完全是地下黨的做法，通過個人單線領導，直接向廖承志負責。
另一部分是工委機關，即新華分社和中央及內地派出機構，派出人員中的黨員。中央有不少部門在香港有外派機構或外派人員。所謂機構，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簽證處；有小的，如軍委總參在港有一小組，專門收集國外的書報、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機構，往往是在他們組成的香港公司里。這些黨員由工委組織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領導。
還有一部分是由中央僑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們管理的那部分黨員，他們自成系統，按照中國共產黨黨章，所有在一個地方的黨員都由當地的黨委或支部來領導，因此，僑委委託工委來領導這部分黨員，人事由僑委自己負責。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門有中共黨員六千多人，從內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當地黨員。
雖然這些黨的組織歸港澳工委領導，但實際上，當時的工委只能管理黨員的組織生活、學習、傳達中央的指示、新黨員的發展等。至於業務上、人事上一直是雙重領導。這種雙重領導執行起來情況很複雜，問題也多。比如王匡任內，曾打算由工委統一管理中資機構的一切工作，包括其業務部分，沒有成功。我到港后，也有人向我提出這一建議，我認為不可行。各中資機構分屬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門管轄，別講共產黨在香港處於地下狀態，我在江蘇的時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屬機構也很難統管。他們對中央外經部業務的指示更尊重，因為他們要項目、要錢、要物，要靠業務上司。
我認為，只要求中資機構在涉及香港、澳門的問題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見，做到這條就很不錯了。
果然，後來在一些問題上，常有分歧。如工委從政治上考慮，希望中國銀行貸款給某人，開始還勉強做到，後來卻堅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門批准。我們也不反對，雙方都向北京請示。可是要獲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強同意了，意見卻很大，他們向中央告狀說，許某人「給我們的政治任務太多了」（指政治性貸款）。
其實，貸款基本上仍是按業務規則辦理的。無條件貸款僅屬個別現象。銀行要我代表新華分社做擔保，我照辦，出具字據。
到任后，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體表現，成為我和幹部及工作人員交談的重點。幾位原社長、副社長，大都沉默相對，不提供材料，不表態，部門的幹部在會上見他們不講，也都不講了。個別談話時，少數廣東籍幹部也不肯講。內地來的幹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訴我一個走極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對贊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七十年代》（現改為《九十年代》）和《爭鳴》雜誌持支持態度。西單「民主牆」事件后，這兩個刊物態度改變，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當面交代：「把他們徹底搞垮！」王匡回來要楊奇堅決執行。楊奇表示：在香港條件下，「徹底搞垮」有困難，而且和兩個雜誌以往關係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還是從「左派」機構出去的，還有個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機構印刷，也不再替它們印了，想用這樣的手法來「摧毀」這兩個刊物。在香港社會，怎麼能做到呢？結果反而引起社會對這兩個刊物的同情，不僅本地，海外也一樣。兩刊非但沒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發行量有所增加，影響更為擴大，這種「左」派幼稚病的作法，連廖承志也不能免。
機關風氣保守，不倫不類。比如機關互相之間，文件上統稱「兄」，例如一部門稱另一部門「李兄」，保持地下黨做法。事實上，看了文件內容，就會知道「某兄」是哪個部門，文件泄露出去，一樣保不了密。部門之間互不溝通，把自己管的工作與「關係」，看作是個人資本，不允許別人過問，具體說法是「他不能插手」。這種作風，連工委一些主要領導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當外交官多年，實屬中共中央調查部管轄。後來中央調查部撤銷，轉歸國家安全部管理，是職業外交官，也是職業情報人員。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長，幫助王匡處理全盤事務，還分管情報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糾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會上提及有關反「左」反「窄」的事，他總是緊皺眉頭，板著面孔。見面笑容很少，嚴肅異常。他開會時也很少發言，有不同意見，也只簡單表達，給人一種冷眼旁觀的感覺。
我到香港前後，他從未向我主動介紹工作情況。他專管的情報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沒介紹過。
中英第二輪談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書記、第二社長身分安排他參加會談。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參加，就如尤德參加英國談判代表團一樣。（中方不承認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認他為英國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為談判時的籌碼。）李菊生應該每次參加會談前，將本次會談主題內容、我方的鬥爭策略，向工委彙報，以便工委根據本地各方反應，提出建議，供北京參考；會談回港，亦應將北京對工委建議的看法、會談情況，下次會議主題，工委要為那些問題搜集資料等事做彙報。李菊生從沒有向工委或我個人這樣做過，至於他有否以第二社長身分去搜集資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課題，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談判的情況，李菊生對我和工委是封鎖。我了解談判情況主要靠兩個渠道：一、參加北京召開的有關會議。二、閱讀外交部編印的「情況通報」（專供部長以上參閱的內部文件）。這種情況，至喬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談判代表后才改變。
李儲文和祁鋒合作，分管統戰工作。祁鋒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關係較多。李儲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後向我訴苦：祁鋒從不向他介紹情況與工作關係，什麼也不告訴他。李儲文抱怨，無法再合作下去。我說服李儲文：「他們幾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們不要受影響，要放手工作，有問題，我會支持你。」
在幹部使用上，原工委領導人有宗派情緒。我來港前就已聽說，他們搞「廣東幫」。七個社長、副社長，有三個是廣東人，他們的小圈子，連廣東省籍的幹部也感到被關在門外，受歧視。
楊奇是代理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但王匡等對他並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論公私，不找楊奇，直接交辦公室主任處理。機關內部，稱這位主任為「二社長」，對他意見很大，反映他眼裡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這兩人交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則，他也會照辦。對其他人，則一律「不買賬」，對同級「目中無人」，對下霸道，分社做事務的員工，多是所謂「反英抗暴」中失業的地下黨員和「左仔」社團職工，這位辦公室主任對他們態度粗暴，極不尊重。被員工視為「虎」。
特別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幹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來的外地（非廣東籍）副社長，與王匡等關係很緊張，北京將他調回內地。按規定，副社長持有外交紅皮護照，過海關免檢，多帶一些規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會引起海關例外檢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覺。據說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辦公室有人寫信給深圳羅湖海關，檢舉這位副社長攜帶走私物品。海關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帶了一塊手錶。海關上報到北京，這位副社長不僅做了檢討，還受到全國通報處分。當然，這位副社長多帶一塊手錶是不對的，工委領導人既然發現了，就應該與人為善，當面指出錯誤，幫他改正，可是他們竟然當面不提，背後整人。這種作法，在黨內、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連與王匡同過事的一些副社長，都覺得寒心。
王匡、李菊生還在內部搞情報，造成幹部人人自危。他們對某些人——特別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一言一行都持懷疑態度，向上打報告或小報告，甚至動員安全情報部門，對一些人設立專案調查。按中央規定，幹部管理，屬黨和政府的人事、組織部門，他們的日常工作、思想表現，由人事、組織部門了解。犯有錯誤，由人事、組織和紀律部門共同調查處理。情報部門沒有調查幹部情況的任務，除非幹部有外逃、通敵等行為，否則情報部門不能對幹部作情報活動。我閱讀有關檔案，果然發現王匡、李菊生將一個有關在港高幹子弟情況的調查報送北京安全部。（王匡有一個女兒，李菊生有一個兒子在香港，都沒有列入報告。）按規定，這種事可以調查，也可以向上級做報告，但這不是情報、安全部門的業務，應有人事、組織部門主管，屬「人民內部矛盾」，不能與「敵我矛盾」混淆。
他們又對代秘書長楊奇成立「專案」，指楊奇社會關係複雜，和港英、台灣等方面常有來往，懷疑楊奇傳遞情報。另外《文匯報》社長李子誦亦有「專案」，指李子誦接受台灣某高層任務，並有信件為證。被立了「專案」的還有外事部負責人譚干，甚至安全部本身負責情報工作的XXX，也是他們懷疑的對象。依據是他和譚干二人參加工委會議時，詳細做記錄。王匡等人規定，會議不許詳細做筆記，只能用腦。要做筆記也只能提綱式。二人不遵守規定，便懷疑他們為敵方做情報，成立專案審查，這種立案態度，是很不嚴肅的。
在香港做統戰工作，不接觸社會，不接觸各種不同的政治團體；做外事工作，不接觸各國政府在港人員，能團結絕大多數嗎？領導對幹部的工作接觸不放心，甚至懷疑，令幹部人人自危，擔心被誤解、被調查，工作如何開展？局面如何能打開？
我決定快刀斬亂麻。我在工委會議和全體機關幹部會上宣布：今後必須遵照中央規定，在內部不允許搞黨員、幹部的「情報」，調查幹部的工作、生活情況，不管什麼人，違者必究。但發現某人有叛逃、叛黨、叛國行為，可向領導人檢舉，也可越級檢舉。如果須進行審查立案，仍須經工委集體討論批准。就此安定了內部。
基層黨組織問題也很多，當地的地下黨員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發展的，年齡大、文化水平低、藍領工人多、分佈面不廣。在「反英抗暴」鬥爭中，相當多的黨組織暴露了，被破壞。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沒有。據李啟新向我介紹，地方黨組織分兩大線（即兩大部分，工委稱之為「線」），工業線和學校線，兩條線的主要負責人家裡，港英當局都曾安過竊聽器。其中一線的負責人，不僅家中被裝竊聽器，他的身邊工作人員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黨員情緒普遍不振，認為「反英抗暴」出於愛國，現在反而受批評，心中憤憤不平，工作沒有積極性，也不知怎麼做工作，發展新黨員的工作已有好幾年陷於停頓。
眼見香港黨組織和黨的幹部處於這樣一個狀況，我感到十分焦慮，依靠這樣的隊伍來貫徹中央交給的香港回歸任務，實施「一國兩制」方針的試驗，太困難了。我下定決心要徹底整頓黨組織。
整頓從調整機關部門開始。工委經過討論，決定把統戰部改名為協調部，因為香港人對統戰這個名詞反感；把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統一起來；成立青年工作領導小組、婦女工作領導小組，以開展青年與婦女工作。最重要的調整是在港島、九龍和新界成立三個分區工作委員會，作為港澳工委的派出機構，領導這三個地區的組織和黨員，展開群眾、社團和屋邨居民工作。
對黨的基層組織也進行調整，改變了原來地下黨和機關、企業黨兩條線的做法，把兩條線合併起來，以期讓地方上的黨組織進一步發揮作用。估計港英方面已相當了解地下黨組織情況，繼續依靠他們來發展新的組織，不可能保密，因而改變原工委不准他們公開活動的決定，讓他們在公開場合下，不以共產黨員的面目開展活動，發揮作用。為了今後鬥爭的需要，有必要發展一個絕對秘密的新組織，決定在原地下黨組織里，篩選一些估計港英可能沒發覺身分的黨員在社會中、上層做工作。這部分人仍然實行單線領導，採取地下黨嚴格的秘密做法。其餘的合併以後，歸三個分區工委管理。
隨著機構、部門的變動，對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也作了相應調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門負責人。
這一次調整，使領導機構和基層組織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整頓是不順利的。幾位原副社長實際上不肯合作，會議上，李菊生、羅克明討論問題不表態度，或對一些問題三言兩語、冷冰冰地持否定態度，如在工委討論設立三個分區工委時，李菊生只說了一句：「為時過早。」在楊奇真除（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秘書長的討論中，他和羅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見，只講幾句言不由衷的話。
李菊生等幾位不合作的態度，延誤了不少工作。中央書記處也知道他們和我「不團結」，我雖然反映過情況，但未提出改組要求。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問我：「為什麼不讓他們回來？」經他啟發，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組要求，胡耀邦原則上同意了，交代習仲勛與中央組織部和我商訂調整方案。
不久中央決定，李菊生、羅克明退休調回內地，當時副社長中，李啟新已退休，葉鋒另行安排工作，兩人已先行回到內地。副社長祁鋒和曹維廉經我要求中央后，繼續留在香港幫助工作，對內任顧問，對外保留副社長職稱。習仲勛推薦調澳門分工委書記鄭華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書記，新華分社副社長，獲中央批准。澳門分工委書記一職，我建議調前深圳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周鼎繼任，時周鼎已調出深圳，傳說廣東省委準備向省政治協商會議建議他出任副主席，我徵求趙紫陽意見，他高興地說：「我正為他的出路發愁，你的考慮我贊成。」又說：「好是好，他經濟工作還可以，政治上經驗不夠。」我說：「政治上可以鍛煉嘛。」趙紫陽指示秘書打電話告訴中組部，說他同意這個安排；中央同意了。這樣，我的班子不再設第二社長職務，副社長從原來幾人（包括第二社長），減至四人，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包括部以上，從六十五歲降至五十五歲，具體情況是：
社長、港澳工委常委、書記：許家屯
副社長、港澳工委常委、副書記：李儲文、鄭華
副社長、港澳工委常委：陳達明、陳伯堅
港澳工委常委、澳門分工委書記：周鼎
中資機構的常委不變。
顧問（對外稱副社長）：祁鋒、曹維廉
秘書長楊奇獲真除（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並列席工委常委會。對部門的負責人也作了調整，主要是新設社長助理職務，人選包括：
譚茀雲、陳鳳英、王如登
副秘書長：喬宗淮、毛鈞年
幾個月後，祁鋒退休回廣州，曹維廉因心臟病發作，不幸在港去世。
第三章 中英談判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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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在我任職香港的第二天，中英兩國政府同時宣布：「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第二階段會談，將於七月十二日在北京舉行。」這一宣布，對當時正為香港前途持極為複雜心情的五百萬香港同胞來說，是一件有人欣慰、有人期待、有人焦慮的事情。對一直關注香港問題的本地及國際投資而言，也是矚目的大事。
十九世紀，滿清政府在英國的炮艦下屈服，鴉片戰爭后，先後同英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三個不平等條約，這就是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還有一八九八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及香港地區二百三十五個島嶼九十九年。憑藉這三個不平等條約，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迄今已有一百多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宣布不承認歷史上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自然包括這三個條約在內。但是毛澤東、周恩來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實行禁運和封鎖的嚴峻形勢，基於戰略上的考慮，決定暫不收回香港，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使香港成了中國對外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對打破西方的禁運和封鎖，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建交之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解凍，香港的特殊地位，進一步得到了利用。周恩來曾經講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做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建國幾十年，一直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據我所知，中國並沒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英國談判香港問題的計劃。問題是英國提出來的。
一九七九年，港督麥里浩訪華，他向外交部提出：「根據《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將於一九九七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九七年以後繼續租讓。」很明顯，麥里浩是來進行續約試探的。外交部對此沒有一點準備，請示中央后，才答覆他：「中國要收回香港。」外交部還希望他在會見鄧小平時，不要向鄧提出這一問題。麥里浩仍然堅持向鄧提了，結果鄧小平明確地告訴他：「中國屆時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權。」麥里浩表示這樣做，香港人會擔心，鄧講了一句名言：「請香港的投資者放心。」請他回香港公開聲明。
鄧小平這樣一種說法，我估計當時中共中央已經有了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的構想。因為那時我還沒有參与有關香港的工作，這段歷史情況不甚清楚，但可以講，如果不是麥里浩來試探續約，不是英國首先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不會那時開始，很可能會推遲。
中英第二階段談判開始前，港督尤德從倫敦回到香港，記者們知道英國談判代表團名單中有尤德，並且排名第二，就在記者招待會上問他：「你是代表英國？還是代表誰？」尤德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回答：「我以港督身分代表香港市民參加會談。」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即對尤德的講話予以反駁，聲明港督尤德只代表英國政府參加談判。
這是中英談判活動中，中方第一次公開進行反對英國「三腳凳」談判策略的鬥爭。北京會議上，我們曾議論到英方這一談判策略，結論是：英國企圖在兩國政府代表之外，擠進一個代表香港的席位；在會談中，借代表香港「民意」，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我們決議，中英談判，是兩國政府之間的談判，不容許有「第三腳」參加。香港回歸祖國，中國會徵集尊重香港同胞意願，那是中國政府應做之事，無需英國政府代勞。
為此外交部還拒絕尤德的談判隨員、港英政府的新聞處長曹廣榮，以港督私人秘書身分參加談判的入境申請。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英國駐華大使很快宣稱：英國政府不堅持曹廣榮赴北京參加會談。
這樣，幾經周折，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兩國終於在北京台基廠頭條三號外交部賓館開始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第二階段會談。
楊奇約請了內地與香港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專職編撰。經過三年努力，他們交出上卷經濟篇初稿，我參加討論，肯定他們的成果，也提供修改意見。
來美后我曾擔心能否出版，可能周南還未曾有暇顧及，終於看到它問世，很興奮。前不久，又看到下卷出版的報導，我托友人郵購，一氣看完，感覺基本上做到了「比較全面、系統、客觀地介紹了香港現況及其歷史背景」。然而看到金應熙教授名字加上了黑框，不禁黯然良久。一個默默耕耘，頭髮花白，面布深思皺紋的學者面孔，不斷在眼前閃耀，他對《香港概論》的貢獻，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遺憾的是，在一些篇章的敘述中，滲入了某些當前「左」的觀點，我相信，這絕對不是原作者們的手筆。
六、整理情報機構。中共中央規定，鄧小平也指示，中國駐外機構不搞情報工作，但香港新華分社不在這範圍內。
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組織，以往頗有基礎，港英政府內部，有較高層的關係。例如目前廣東省某位省級官員，就層在港英政府任高級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陸。
大陸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也滲入台灣在港澳的特工人員內。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陸公安部門靠港澳情報，對台灣派遣到大陸的特工活動，瞭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中外記者在香港稱作印航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去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台灣方面認為周恩來在飛機上，趁飛機在港停留時放置定時炸彈，台灣這項行動事先已為中國獲悉，通知英國注意預防，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飛機爆炸后，大陸又加強對台情報工作，記不清哪一年的國慶，台灣擬趁遊行活動，毛澤東登天安門城樓觀禮的機會，謀殺中共領導人。大陸據香港情報偵知情況，在台灣特工人員從香港攜帶武器過羅湖橋之後，即予逮捕。那幾年，台灣特工進入大陸，多隨即被捕，港澳反特情報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然而「反英抗暴」時，對台的情報工作也遭嚴重破壞，重建也沒有達到原來水平。
在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獄，香港地下黨員及情報組織成員為港英偵破極多。在港英政府內部、社會各方面的情報組織瀕於瓦解。
大陸派到香港管理情報工作的人員，大都安排在新華社內的保安部。成員來自公安部與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務主要負責新華分社（港澳工委）、中資機構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數情報工作人員。國家安全部派出人員，主管社會情報工作。
軍事部門也有派出管理情報的人員，軍委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派出人員寄職在新華分社或中資部門。如總參派來某人，以新華分社文化體育部副部長面目出現，管理該部在港的情報人員。八十年代後期他年屆退休調回。又被派來香港，自組公司掩護其工作。
社會上的情報人員，他們滲透在社會各方面，多數是香港本地人，大陸也派出一部分。發展情報人員的慣用手法，是「派出去，打進來」。
有一個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議員的某人，通過關係請我到他家裡吃飯，要和我交朋友。我去了，坐下來才閑聊了幾句，他突然申明：「我不會給你們做情報。」我感覺奇怪，這人怎麼會這樣說話？既不禮貌，也不自重。我正經地回答：「我們是交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絕不會有對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隨後的談話中，他又講了不少港英政府內部，也可說屬於情報的故事。我深感香港社會的複雜，人們性格中的矛盾；同時也警惕到，我們發展情報人員是否過多過濫，引起如此嚴重的反應。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員長彭沖談及此事，彭沖曾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主管過公安、安全、政法部門。離任后，因他好客，原下屬部門一些負責人還時常來往。這次談話，在座的有主管這方面工作的負責人，他們聽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這位仁兄」，也感嘆香港的情報工作有些做法的不當。
據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蘇、浙江、福建的國家安全廳，一些大軍區如廣州軍區、南京軍區，都派有情報人員在港澳。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曾介紹軍區聯絡部長與我認識，要求我給他的情報關係予以支持。有些香港商人為了做大陸生意有靠山，也樂意接受。結果是多頭派出，管理混亂，數量雖多，質卻不高。一個關係替幾家做事，向幾家送情報，拿幾家的錢，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幾家送來同一內容的情報，還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認識的人提供的。
我同分社主管情報工作的副秘書長商量如何整頓。他主管情報工作多年，有經驗，公安部已決定他退休，我取得國家安全部長凌雲同意，留下他當分社保安部長。
我問他可否統一管理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以加強香港方面，特別是高層方面的情報。他說，鄧小平也曾有過指示，對外情報盡量避免重複。
九月我回北京述職，將這想法向胡耀邦、趙紫陽、姬鵬飛提出，胡、趙要我提具體方案，姬則不置可否。報告送到中央后，我找安全部長凌雲、公安部長劉復之商量，他們同意合併，但條件是為了保密，有個別重要「關係」（特別秘密的情報人員）不交給工委，仍由他們管理。我表示同意，也提了一條：這些「關係」提供的有關港澳的情報，要送給工委一份，如含有內容不宜擴散的，可只供我一人閱讀。有關港澳的台灣情報，也按此辦理。他們也同意了。
軍事部門不同意合併，他們通過楊尚昆向我打招呼。楊尚昆派副總參謀長徐信與我商量，主張軍事部門派出單位，由軍方統一管理，不和地方合併，並說這是楊尚昆的意思。中共中央書記胡啟立、習仲勛為此對我打了招呼：「不好勉強。」我向徐信提出同樣要求，即有關香港情報，要送給我看。他也同意了。
地方兩大部門的情報工作合併以後，經過整頓，不斷改善，有了新的發展，在中英談判中做出貢獻，兩次得到外交部、安全部的表揚。但仍未達到反英抗暴以前水平。
作為新華分社社長，我在重新認識香港的問題上全力以赴。我幾乎調看了港澳工委歷史上所有的主要文件，對前任王匡他們「一左二窄」的錯誤作法有了更形象的認識，我還大量聽取彙報，深入了解下屬各部門的具體情況，換約見一些專家，請他們為我「上課」，增加知識。我把香港所有的報刊都瀏覽了一遍，了解全貌后選擇訂閱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報紙，連內地報刊在內，每天必讀二十份左右。又請分社宣傳部、外事部將每日的英文報紙社論及主要新聞譯成簡報供我閱讀，此外，還訂了十多種雜誌。
從我的沙發椅在六年內更換兩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發閱讀傳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來，我先瀏覽大標題、要聞、社論。晚上酒店后或應酬以後，再用三至四小時邊看電視邊詳細閱讀，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廣東話了。偶爾出差內地，回港后便要「惡補」。香港情況變化速度太快，幾天不閱讀報刊，便有脫節之感，非「惡補」不可。每日坐沙發數小時，八七年沙發坐壞換成皮沙發，不到三年，新沙發又給我坐壞了。
我閱讀報刊的方法，幾乎是遍及各版，不僅看新聞、評論，還看專欄、娛樂新聞，連馬經也掃一掃。一些看似不重要，實際很有用的情況，往往從中可得。讀「馬經」能知道社會上某些人士的脾氣、嗜好等等。《信報》曹超仁的《投資者日記》，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會、政治、金融動態。他講某些聞人，多用代號，如稱王某某為「紅色肥貓」，邵某某為「排骨」……。
香港還有一份半公開的小報，姑隱其名，它專好揭工商名人隱私，據說，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挾。閱讀此報，可獲知一些坊間流行傳聞。例如它曾刊登大陸某公子在港奢侈、闊綽的生活消息，報導他有高級住宅、數輛名牌汽車、兩艘遊艇、高級音響、打高爾夫球入會費就花了一百多萬港幣等等。有人把這張報紙送到北京，趙紫陽、張勁夫都看過。某公子聲稱該報捏造，到處喊冤，聲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誹謗，後來不了了之。
此外我還廣泛接觸社會，與社會各方人士會談，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傾聽，了解他們的心態。接觸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越多。我就這樣逐步加深對香港社會的認識，也交了不少朋友。
15
奔波了三個月，對香港有了初步認識。九月中，帶著自己草擬的彙報提綱，回到北京。請示了耀邦同志，他請外事領導小組聽彙報。
彙報安排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廳，外事小組組長李先念、副組長趙紫陽、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先後到場，胡啟立也來了。到會的還有國務委員、財政部長王炳乾及中央組織部一位副部長，他兩人是我向胡啟立點名邀請的，我持的理由是：要錢、要人。
會議由趙紫陽主持，他說時間只有一個上午，要我擇要彙報。
彙報圍繞三個問題：香港形勢、經濟情況、黨和幹部隊伍。首先報告香港形勢。我說，香港通報知道中央決定九七收回香港后，出現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現象。這種現象在中、上層社會尤為嚴重。基於民族大義，他們即使不贊成、口頭上亦要說擁護，至少也不好說反對香港回歸。但實際上，他們擔心九七后私人財產被社會主義改造、共產。擔心失去自由。此外知識分子怕「洗腦」，中下層擔心生活水平下降。據我這幾個月的接觸，香港多數同胞還不知道中央收回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少數知道的，擔心將來會變：他們對黨不信任。社會上瀰漫著一種世紀末來臨的氣氛，逃資、移民情況在發展中。
我注意到與會者都在專註地聽。
李先念插話：「逃資嚴重不嚴重，逃了多少？」
「根據我了解，情況是嚴重的。帶頭逃的是一些愛國資本家。中央負責同志請他們來北京談話，他們得到消息，回香港轉頭便逃。但據香港中國銀行的估計，進來的資金比出去的多，他們認為，只要香港繼續有錢賺，出去的還會回來。」
李先念再沒說什麼。
我說，這幾個月我接觸過很多香港同胞，包括不少中、上層人士，希望維持現狀，讓英國人繼續管治的不是少數。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公開提出要中國當「董事長」，英國當「總經理」，這種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究竟是英國人的策略，影響了他們，還是英國人接過他們的想法，形成英國人手中的「民意」、鬥爭策略，我的看法是兩者皆有可能。我說，當前香港同胞正在「信中」還是「靠英」、留港還是移民的天秤上動蕩、搖擺，加速分化、重組。爭取香港同胞信任，是迫切任務。
李先念聽到這裏，有感而發地說：「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對香港經濟，我說六十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七十年代後半期「大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前外在由於國際經濟因素，內在是港英的高地價政策，導致樓宇供過於求，加上「九七」因素，地產市場正處於低潮，香港消費市場亦受到拖累。趙紫陽插話：「地產活動，只是整個經濟其中一環。」
提到香港工業問題時，我說，香港工商界要我轉達，請求中央允許香港工業產品進口大陸。我解釋，工業是香港經濟支柱，讓工業產品開拓大陸市場，可令當前不景氣的香港經濟有所轉機。
李先念立即插話：「不行，香港應去找世界市場，國內市場有限，不要來擠國內的產品。」我理解他認為允許香港產品進口，會減少國家外匯收入，並影響大陸工業的發展。
我繼續說，香港經濟是殖民地型的資本主義，英資依靠特權、壟斷、控制不少經濟部門，處於舉足輕重地位。近十年來，華人資本崛起，他們不少依靠英國起家，現已逐步成長為英國資本的主要競爭者。東南亞華僑資本、台灣資本，以及其他國家、地區資本，都認為香港是容易賺錢的地方。「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為他們帶來不同的憂慮和打算，要繁榮香港，必須爭取他們繼續在香港投資。我說：「我們考慮的方針是：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
胡啟立聽了很感興趣，他重複說了這二十二個字，和我一句、一句核對，做了筆記。
我對實施這個方針，彙報了初步想法。說到壯大香港中資企業時，我建議說到：可否學習香港商人改革進出口業務的經營。對投資房地產、股票、黃金等業務，進行試點，而後考慮逐步推開。
李先念立即回應：「陳雲同志說，『肥水不落外人田』，國內資金還不夠用，哪有錢出去投資。」
此外，我又提到中國銀行做生意的手法太謹慎，生意對象只集中在中小戶，開拓大戶不夠，要改善。
對此，李先念、趙紫陽都沒有插話，散會後，趙紫陽個別做了交代：中銀的改革要小心，整個國家的外匯都靠它！
最後，我提議整頓新華分社、港澳工委的組織，改善幹部士氣低落，以及「一左二窄」的情況。要求中央批准擴充新華分社編製，增加經費，改革工作員工工資制度，逐步向社會工資靠攏。
趙紫陽說：「要人問組織部。」那位組織部副部長隨即問我：「要擴編多少？」我已估算了今後的工作量，回答說：「分社現在連看門、司機等勤雜人員只有百多人，難以應付今後任務，估算要五、六百人。」他囑我弄個詳細編製，讓他們考慮。（結果認識編製後來擴充到四百人。）
要人後又要說錢。趙紫陽指著王炳乾說：「要錢，你找他。」王炳乾是鐵算盤，我在江蘇工作時，每年至少和他吵一次架：地方要少繳多留，他則要多繳少留，最後總是算不過他。他這次說得慷慨，笑著問：「你要多少，預算帶來嗎？只要先念、紫陽同志點頭，我給！」我也笑著說：「工作還未安排，哪來預算，你們給香港、澳門的錢也太少了，全年才給三千多萬（港幣），這點錢，就可以拿回香港嗎？」說得幾位負責人都笑了，趙紫陽也笑著說：「你向王炳乾開個價吧！我和先念同志都沒有意見，是嗎？」李先念笑著點點頭。後來，經常費、特費共給了三億多港幣。第一年，沒有用完，「盈餘」了一億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見胡耀邦，簡要地彙報一遍。胡耀邦說：「你三個月內做到這樣的彙報，我很高興。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陽他們負責，以後你多向他們彙報就可以了。」接著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辦公的胡啟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應，極為簡單，他們個別就餐，沒人一份，兩菜一湯，味道相當可口。我們坐下來邊吃邊談，我說：「你交代三個月要做到的任務，我總算勉強交差了。」胡啟立笑著說：「不錯！不錯！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薦幾個。」他問我要什麼樣的人，我說：最需要一個「二把手」，能夠幫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傳的人才——「秀才」。他告訴我：「『二把手』中央正在為你找。」他倒想起一個做宣傳工作的人，向我推薦，說著便放下碗筷，寫了兩個名字給我。（這兩個名字遞給中央組織部考慮后，結果只來了一個。）我將胡耀邦的交代，向他複述一遍。兩人又閑聊一會，很愉快地過了一個中午。
這次彙報，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個多月的日日夜夜，沒有白費，興奮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專門去見了姬鵬飛。他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我頂頭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彙報請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鵬飛的辦公室在中南海內。和其他幾位國務院副總理一樣，他的辦公室共佔三個房間。一間給他兩個秘書，一間會客兼作小型會議廳，一間姬鵬飛辦公用。三個房間都明亮寬敞，我們兩人談話，多在他的辦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開港澳工委擴大會議，落實對港澳黨組織的整頓調整，請他或李后屆時到會指示，他聽后表示同意開會，問誰來參加會議，「到時再說。」我又徵求他對我的彙報作指示。（彙報會上，他沒有發言。）他說：「可以，先念、紫陽都講了，就按他們的指示辦。」
回港傳達后，工委擴大會的籌備活動隨即開始。所謂工委擴大會，即與會的不僅是工委委員，還包括工委領導下所有黨支部、黨小組的黨員代表，與會人員約有一、二百人。
我認為香港回歸祖國，任務光榮、艱巨，一國兩制，又是一項歷史性創舉。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門，港澳工委本身，竟無通盤部署，這種局面需要改變。
當時港澳地區黨內，新華分社內，幹部工作散漫，思想問題多，多數人工作上處於半盲目狀態，要他們做些什麼，無明確要求。正如一個企業，要辦得成功，必須明確目標，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開擴大會議的目的在此。
開會的地點有人主張在廣州，我主張在深圳，我的考慮是，會議預計要開一個星期，與會者多是各單位負責人，如果期間單位有事，可以隨時回去。
離開香港開會，主要考慮是保密；即不能讓外界知道港澳共產黨在開會，也不能讓外界知道開會內容。香港太敏感！我考慮，這麼多單位負責人同時過關離開香港，能瞞得過港英政府？何況，港英政府有專門機構全天候監視新華分社和中國在港機構的電話，他們的情報部門也並非白吃皇糧，但事在人為，我們要儘力而為。
我們又擔心如果傳媒獲悉，向社會報導，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為了掩護，對外採用了一個經濟研究會的名稱。果然成功地瞞過傳媒。
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很幫忙，讓出新園賓館作會址，會期中要他幫助，有求必應，真的盡了我對他的要求：深圳是新華分社的「後方」。
最主要的籌備工作是會議報告，由分社代秘書長楊奇找人撰稿，內容以彙報提綱為基礎。十一月開會前幾天，看了初稿后發現無法使用。這不能責怪楊奇，王匡任期內，他雖然是代秘書長，但基本上「閑置」，辦公室主事的是號稱「二社長」的辦公室主任。此人和辦公室的秘書們看來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我只好用了幾個白天黑夜，自己重寫了報告提綱。
會議是在十一月召開的，我發表工作報告一天，接著分組討論。
港澳辦姬鵬飛、李后都沒有來，只來了兩位處長列席會議。不可能請他們在會議上作指示了。他們也聲稱沒有帶指示來。一年多以後，我方知姬鵬飛、李后故意不來。這是后話，暫且不表。
工作報告，有幾個要點：
一、從中英公開談判香港回歸開始，到「九七」中國恢復主權十六年過渡時期，香港社會是處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時期。爭取人心是第一要務。
二、過渡時期，中英矛盾是香港的主要矛盾。中國對英鬥爭策略，是通過和平談判，既鬥爭又聯合，通過鬥爭取得聯合，保證香港回歸，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稍後，改「聯合」為「合作」，詞意更確切。）
三、依靠香港工人階級、依靠廣泛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是實踐一國兩制方針的兩翼，缺一不可。
四、宣傳愛國主義思想，一國兩制方針。在意識形態上求「大同」——愛國愛港、贊同香港回歸；存「大異」——可以批評共產主義、共產黨，可以宣傳資本主義，以及其他主義。
五、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維護香港經濟繁榮。
六、整頓黨的隊伍。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香港、澳門就是實行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回歸后，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保持港人高度自治方針。堅決客服「一左兩窄」錯誤傾向，要走出「左派」狹窄圈子，走向社會，深入各階層群眾，團結中間分子，爭取「右派」。
小組討論很熱烈。同意、補充的意見較多。部分本地黨員代表有異議。會上講出來的，主要是：第一類，對過去工作成績肯定不夠，責備多；第二類，有些話是中央沒有說過的，是否妥當，有懷疑；第三類，外界有人認為，我來香港后，新華分社成了香港第二權力中心。
討論結束，我做了「總結」講話。接受第一類批評，補充了過去工作成績部分。對第二類意見，沒有作解釋，留待未來實踐檢驗。
第三類批評，做了解釋。我說：作為新聞機構的新華分社，人們不可能視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作為國務院派出機構，它要代表國務院盡派出機構之責，進行一定活動，在當前中英談判回歸之際，香港同胞承認新華分社為祖國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們爭取人們歸心工作的初步成果。在「九七」之前，新華分社不會，也不可能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侵犯港英政府對香港的管治。
會議休息期間，私下品頭論足的還不少。因此港澳辦的兩位處長，將這些議論，自然都帶回去了。
從我七月上任到工委召開擴大會議，糾正以往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傾向，改變工作作風，希望能藉此打開局面，改變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爭取人心回歸。也期望通過這次深圳擴大會議，落實香港工作的全盤方針、政策，團結全體香港黨的組織和工作幹部，為保持香港繼續繁榮，貫徹「一國兩制」而努力。
17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有組織活動的歷史已很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依靠蘇聯援助進行北伐，從那時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的組織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開成立八路軍辦事處，由廖承志負責。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許中共機構在港存在和活動，是迫於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裝——東江縱隊九大隊的配合，保衛香港。香港淪陷時，中共游擊隊曾拯救了不少英國人逃出香港，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南方局曾設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華社香港分社設立。同時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華分社的面目出現，第一任社長是喬冠華，他也是工委的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共南方局撤銷，中央委託廣東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管理，小組長是廖承志，黨的工作由廣東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國務院成立港澳辦公室，廖承志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領導，實際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領導。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長期以來，香港始終是中共活動的重要據點。香港一直在英國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動，是「白區黨」。新中國成立后，形勢起了變化，中國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但在處理上不得不有所改變。同時，隨著中國在香港的外派機構逐步增多，外派人員增多，黨員也增多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影響的發展，特別是中英兩國進行關於收回香港的談判以來，英國統治香港已時日不長，香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雖未公開活動，港澳工委的領導機關——即新華分社——的一些活動已經半公開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組織存在，一直在進行有組織的活動，已成公開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領導時期，領導班子的組成，有書記、副書記、工委委員，約四十人。工委委員中，除了書記、副書記外，還包括工委機關各部負責人、內地在港企業機構的黨員領導幹部。如當時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華潤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張建華，招商局代董事長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員。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對內是中央僑委在香港設的港澳僑務領導小組，其負責人也是工委委員。
在澳門，設有中共澳門區分黨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對外活動，由「南光有限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出面——這是澳門的特殊情況，葡萄牙澳門政府柯正平是中國政府代表。——分黨委書記是鄭華，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員。
香港共產黨的組織，在廖承志主管期間，大體分兩部分，也可以講分為三部分。一是當地的秘密地下組織，完全是地下黨的做法，通過個人單線領導，直接向廖承志負責。
另一部分是工委機關，即新華分社和中央及內地派出機構，派出人員中的黨員。中央有不少部門在香港有外派機構或外派人員。所謂機構，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簽證處；有小的，如軍委總參在港有一小組，專門收集國外的書報、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機構，往往是在他們組成的香港公司里。這些黨員由工委組織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領導。
還有一部分是由中央僑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們管理的那部分黨員，他們自成系統，按照中國共產黨黨章，所有在一個地方的黨員都由當地的黨委或支部來領導，因此，僑委委託工委來領導這部分黨員，人事由僑委自己負責。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門有中共黨員六千多人，從內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當地黨員。
雖然這些黨的組織歸港澳工委領導，但實際上，當時的工委只能管理黨員的組織生活、學習、傳達中央的指示、新黨員的發展等。至於業務上、人事上一直是雙重領導。這種雙重領導執行起來情況很複雜，問題也多。比如王匡任內，曾打算由工委統一管理中資機構的一切工作，包括其業務部分，沒有成功。我到港后，也有人向我提出這一建議，我認為不可行。各中資機構分屬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門管轄，別講共產黨在香港處於地下狀態，我在江蘇的時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屬機構也很難統管。他們對中央外經部業務的指示更尊重，因為他們要項目、要錢、要物，要靠業務上司。
我認為，只要求中資機構在涉及香港、澳門的問題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見，做到這條就很不錯了。
果然，後來在一些問題上，常有分歧。如工委從政治上考慮，希望中國銀行貸款給某人，開始還勉強做到，後來卻堅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門批准。我們也不反對，雙方都向北京請示。可是要獲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強同意了，意見卻很大，他們向中央告狀說，許某人「給我們的政治任務太多了」（指政治性貸款）。
其實，貸款基本上仍是按業務規則辦理的。無條件貸款僅屬個別現象。銀行要我代表新華分社做擔保，我照辦，出具字據。
到任后，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體表現，成為我和幹部及工作人員交談的重點。幾位原社長、副社長，大都沉默相對，不提供材料，不表態，部門的幹部在會上見他們不講，也都不講了。個別談話時，少數廣東籍幹部也不肯講。內地來的幹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訴我一個走極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對贊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七十年代》（現改為《九十年代》）和《爭鳴》雜誌持支持態度。西單「民主牆」事件后，這兩個刊物態度改變，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當面交代：「把他們徹底搞垮！」王匡回來要楊奇堅決執行。楊奇表示：在香港條件下，「徹底搞垮」有困難，而且和兩個雜誌以往關係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還是從「左派」機構出去的，還有個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機構印刷，也不再替它們印了，想用這樣的手法來「摧毀」這兩個刊物。在香港社會，怎麼能做到呢？結果反而引起社會對這兩個刊物的同情，不僅本地，海外也一樣。兩刊非但沒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發行量有所增加，影響更為擴大，這種「左」派幼稚病的作法，連廖承志也不能免。
機關風氣保守，不倫不類。比如機關互相之間，文件上統稱「兄」，例如一部門稱另一部門「李兄」，保持地下黨做法。事實上，看了文件內容，就會知道「某兄」是哪個部門，文件泄露出去，一樣保不了密。部門之間互不溝通，把自己管的工作與「關係」，看作是個人資本，不允許別人過問，具體說法是「他不能插手」。這種作風，連工委一些主要領導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當外交官多年，實屬中共中央調查部管轄。後來中央調查部撤銷，轉歸國家安全部管理，是職業外交官，也是職業情報人員。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長，幫助王匡處理全盤事務，還分管情報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糾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會上提及有關反「左」反「窄」的事，他總是緊皺眉頭，板著面孔。見面笑容很少，嚴肅異常。他開會時也很少發言，有不同意見，也只簡單表達，給人一種冷眼旁觀的感覺。
我到香港前後，他從未向我主動介紹工作情況。他專管的情報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沒介紹過。
中英第二輪談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書記、第二社長身分安排他參加會談。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參加，就如尤德參加英國談判代表團一樣。（中方不承認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認他為英國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為談判時的籌碼。）李菊生應該每次參加會談前，將本次會談主題內容、我方的鬥爭策略，向工委彙報，以便工委根據本地各方反應，提出建議，供北京參考；會談回港，亦應將北京對工委建議的看法、會談情況，下次會議主題，工委要為那些問題搜集資料等事做彙報。李菊生從沒有向工委或我個人這樣做過，至於他有否以第二社長身分去搜集資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課題，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談判的情況，李菊生對我和工委是封鎖。我了解談判情況主要靠兩個渠道：一、參加北京召開的有關會議。二、閱讀外交部編印的「情況通報」（專供部長以上參閱的內部文件）。這種情況，至喬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談判代表后才改變。
李儲文和祁鋒合作，分管統戰工作。祁鋒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關係較多。李儲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後向我訴苦：祁鋒從不向他介紹情況與工作關係，什麼也不告訴他。李儲文抱怨，無法再合作下去。我說服李儲文：「他們幾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們不要受影響，要放手工作，有問題，我會支持你。」
在幹部使用上，原工委領導人有宗派情緒。我來港前就已聽說，他們搞「廣東幫」。七個社長、副社長，有三個是廣東人，他們的小圈子，連廣東省籍的幹部也感到被關在門外，受歧視。
楊奇是代理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但王匡等對他並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論公私，不找楊奇，直接交辦公室主任處理。機關內部，稱這位主任為「二社長」，對他意見很大，反映他眼裡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這兩人交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則，他也會照辦。對其他人，則一律「不買賬」，對同級「目中無人」，對下霸道，分社做事務的員工，多是所謂「反英抗暴」中失業的地下黨員和「左仔」社團職工，這位辦公室主任對他們態度粗暴，極不尊重。被員工視為「虎」。
特別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幹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來的外地（非廣東籍）副社長，與王匡等關係很緊張，北京將他調回內地。按規定，副社長持有外交紅皮護照，過海關免檢，多帶一些規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會引起海關例外檢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覺。據說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辦公室有人寫信給深圳羅湖海關，檢舉這位副社長攜帶走私物品。海關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帶了一塊手錶。海關上報到北京，這位副社長不僅做了檢討，還受到全國通報處分。當然，這位副社長多帶一塊手錶是不對的，工委領導人既然發現了，就應該與人為善，當面指出錯誤，幫他改正，可是他們竟然當面不提，背後整人。這種作法，在黨內、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連與王匡同過事的一些副社長，都覺得寒心。
王匡、李菊生還在內部搞情報，造成幹部人人自危。他們對某些人——特別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一言一行都持懷疑態度，向上打報告或小報告，甚至動員安全情報部門，對一些人設立專案調查。按中央規定，幹部管理，屬黨和政府的人事、組織部門，他們的日常工作、思想表現，由人事、組織部門了解。犯有錯誤，由人事、組織和紀律部門共同調查處理。情報部門沒有調查幹部情況的任務，除非幹部有外逃、通敵等行為，否則情報部門不能對幹部作情報活動。我閱讀有關檔案，果然發現王匡、李菊生將一個有關在港高幹子弟情況的調查報送北京安全部。（王匡有一個女兒，李菊生有一個兒子在香港，都沒有列入報告。）按規定，這種事可以調查，也可以向上級做報告，但這不是情報、安全部門的業務，應有人事、組織部門主管，屬「人民內部矛盾」，不能與「敵我矛盾」混淆。
他們又對代秘書長楊奇成立「專案」，指楊奇社會關係複雜，和港英、台灣等方面常有來往，懷疑楊奇傳遞情報。另外《文匯報》社長李子誦亦有「專案」，指李子誦接受台灣某高層任務，並有信件為證。被立了「專案」的還有外事部負責人譚干，甚至安全部本身負責情報工作的XXX，也是他們懷疑的對象。依據是他和譚干二人參加工委會議時，詳細做記錄。王匡等人規定，會議不許詳細做筆記，只能用腦。要做筆記也只能提綱式。二人不遵守規定，便懷疑他們為敵方做情報，成立專案審查，這種立案態度，是很不嚴肅的。
在香港做統戰工作，不接觸社會，不接觸各種不同的政治團體；做外事工作，不接觸各國政府在港人員，能團結絕大多數嗎？領導對幹部的工作接觸不放心，甚至懷疑，令幹部人人自危，擔心被誤解、被調查，工作如何開展？局面如何能打開？
我決定快刀斬亂麻。我在工委會議和全體機關幹部會上宣布：今後必須遵照中央規定，在內部不允許搞黨員、幹部的「情報」，調查幹部的工作、生活情況，不管什麼人，違者必究。但發現某人有叛逃、叛黨、叛國行為，可向領導人檢舉，也可越級檢舉。如果須進行審查立案，仍須經工委集體討論批准。就此安定了內部。
基層黨組織問題也很多，當地的地下黨員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發展的，年齡大、文化水平低、藍領工人多、分佈面不廣。在「反英抗暴」鬥爭中，相當多的黨組織暴露了，被破壞。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沒有。據李啟新向我介紹，地方黨組織分兩大線（即兩大部分，工委稱之為「線」），工業線和學校線，兩條線的主要負責人家裡，港英當局都曾安過竊聽器。其中一線的負責人，不僅家中被裝竊聽器，他的身邊工作人員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黨員情緒普遍不振，認為「反英抗暴」出於愛國，現在反而受批評，心中憤憤不平，工作沒有積極性，也不知怎麼做工作，發展新黨員的工作已有好幾年陷於停頓。
眼見香港黨組織和黨的幹部處於這樣一個狀況，我感到十分焦慮，依靠這樣的隊伍來貫徹中央交給的香港回歸任務，實施「一國兩制」方針的試驗，太困難了。我下定決心要徹底整頓黨組織。
整頓從調整機關部門開始。工委經過討論，決定把統戰部改名為協調部，因為香港人對統戰這個名詞反感；把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統一起來；成立青年工作領導小組、婦女工作領導小組，以開展青年與婦女工作。最重要的調整是在港島、九龍和新界成立三個分區工作委員會，作為港澳工委的派出機構，領導這三個地區的組織和黨員，展開群眾、社團和屋邨居民工作。
對黨的基層組織也進行調整，改變了原來地下黨和機關、企業黨兩條線的做法，把兩條線合併起來，以期讓地方上的黨組織進一步發揮作用。估計港英方面已相當了解地下黨組織情況，繼續依靠他們來發展新的組織，不可能保密，因而改變原工委不准他們公開活動的決定，讓他們在公開場合下，不以共產黨員的面目開展活動，發揮作用。為了今後鬥爭的需要，有必要發展一個絕對秘密的新組織，決定在原地下黨組織里，篩選一些估計港英可能沒發覺身分的黨員在社會中、上層做工作。這部分人仍然實行單線領導，採取地下黨嚴格的秘密做法。其餘的合併以後，歸三個分區工委管理。
隨著機構、部門的變動，對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也作了相應調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門負責人。
這一次調整，使領導機構和基層組織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整頓是不順利的。幾位原副社長實際上不肯合作，會議上，李菊生、羅克明討論問題不表態度，或對一些問題三言兩語、冷冰冰地持否定態度，如在工委討論設立三個分區工委時，李菊生只說了一句：「為時過早。」在楊奇真除（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秘書長的討論中，他和羅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見，只講幾句言不由衷的話。
李菊生等幾位不合作的態度，延誤了不少工作。中央書記處也知道他們和我「不團結」，我雖然反映過情況，但未提出改組要求。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問我：「為什麼不讓他們回來？」經他啟發，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組要求，胡耀邦原則上同意了，交代習仲勛與中央組織部和我商訂調整方案。
不久中央決定，李菊生、羅克明退休調回內地，當時副社長中，李啟新已退休，葉鋒另行安排工作，兩人已先行回到內地。副社長祁鋒和曹維廉經我要求中央后，繼續留在香港幫助工作，對內任顧問，對外保留副社長職稱。習仲勛推薦調澳門分工委書記鄭華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書記，新華分社副社長，獲中央批准。澳門分工委書記一職，我建議調前深圳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周鼎繼任，時周鼎已調出深圳，傳說廣東省委準備向省政治協商會議建議他出任副主席，我徵求趙紫陽意見，他高興地說：「我正為他的出路發愁，你的考慮我贊成。」又說：「好是好，他經濟工作還可以，政治上經驗不夠。」我說：「政治上可以鍛煉嘛。」趙紫陽指示秘書打電話告訴中組部，說他同意這個安排；中央同意了。這樣，我的班子不再設第二社長職務，副社長從原來幾人（包括第二社長），減至四人，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包括部以上，從六十五歲降至五十五歲，具體情況是：
社長、港澳工委常委、書記：許家屯
副社長、港澳工委常委、副書記：李儲文、鄭華
副社長、港澳工委常委：陳達明、陳伯堅
港澳工委常委、澳門分工委書記：周鼎
中資機構的常委不變。
顧問（對外稱副社長）：祁鋒、曹維廉
秘書長楊奇獲真除（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並列席工委常委會。對部門的負責人也作了調整，主要是新設社長助理職務，人選包括：
譚茀雲、陳鳳英、王如登
副秘書長：喬宗淮、毛鈞年
幾個月後，祁鋒退休回廣州，曹維廉因心臟病發作，不幸在港去世。
第三章 中英談判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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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在我任職香港的第二天，中英兩國政府同時宣布：「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第二階段會談，將於七月十二日在北京舉行。」這一宣布，對當時正為香港前途持極為複雜心情的五百萬香港同胞來說，是一件有人欣慰、有人期待、有人焦慮的事情。對一直關注香港問題的本地及國際投資而言，也是矚目的大事。
十九世紀，滿清政府在英國的炮艦下屈服，鴉片戰爭后，先後同英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三個不平等條約，這就是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還有一八九八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及香港地區二百三十五個島嶼九十九年。憑藉這三個不平等條約，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迄今已有一百多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宣布不承認歷史上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自然包括這三個條約在內。但是毛澤東、周恩來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實行禁運和封鎖的嚴峻形勢，基於戰略上的考慮，決定暫不收回香港，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使香港成了中國對外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對打破西方的禁運和封鎖，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建交之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解凍，香港的特殊地位，進一步得到了利用。周恩來曾經講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做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建國幾十年，一直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據我所知，中國並沒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英國談判香港問題的計劃。問題是英國提出來的。
一九七九年，港督麥里浩訪華，他向外交部提出：「根據《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將於一九九七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九七年以後繼續租讓。」很明顯，麥里浩是來進行續約試探的。外交部對此沒有一點準備，請示中央后，才答覆他：「中國要收回香港。」外交部還希望他在會見鄧小平時，不要向鄧提出這一問題。麥里浩仍然堅持向鄧提了，結果鄧小平明確地告訴他：「中國屆時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權。」麥里浩表示這樣做，香港人會擔心，鄧講了一句名言：「請香港的投資者放心。」請他回香港公開聲明。
鄧小平這樣一種說法，我估計當時中共中央已經有了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的構想。因為那時我還沒有參与有關香港的工作，這段歷史情況不甚清楚，但可以講，如果不是麥里浩來試探續約，不是英國首先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不會那時開始，很可能會推遲。
中英第二階段談判開始前，港督尤德從倫敦回到香港，記者們知道英國談判代表團名單中有尤德，並且排名第二，就在記者招待會上問他：「你是代表英國？還是代表誰？」尤德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回答：「我以港督身分代表香港市民參加會談。」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即對尤德的講話予以反駁，聲明港督尤德只代表英國政府參加談判。
這是中英談判活動中，中方第一次公開進行反對英國「三腳凳」談判策略的鬥爭。北京會議上，我們曾議論到英方這一談判策略，結論是：英國企圖在兩國政府代表之外，擠進一個代表香港的席位；在會談中，借代表香港「民意」，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我們決議，中英談判，是兩國政府之間的談判，不容許有「第三腳」參加。香港回歸祖國，中國會徵集尊重香港同胞意願，那是中國政府應做之事，無需英國政府代勞。
為此外交部還拒絕尤德的談判隨員、港英政府的新聞處長曹廣榮，以港督私人秘書身分參加談判的入境申請。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英國駐華大使很快宣稱：英國政府不堅持曹廣榮赴北京參加會談。
這樣，幾經周折，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兩國終於在北京台基廠頭條三號外交部賓館開始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第二階段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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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我開始接觸中英談判，是在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廖承志去世，姬鵬飛接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新官上任，第一次召集了由他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這是一種由港澳工作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小型會議，不定期召開，分析研究港澳情況，擬定港澳工作方針政策，供中央決策。
會議在中南海國務院第四會議室舉行，與會的除主持者姬鵬飛外，還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鍾英，李后（李后這時已從秘書長提為副主任，乃兼秘書長），外交部副部長、第二階段中英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姚廣，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陳楚，我以即將上任的港澳工委書記、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身分參加了會議，陳楚開我玩笑，見面握手戲稱：「我們的港督。」
我這是第一次參加專門研究香港工作的會議，自認沒有發言權，主要是聽。
會議的主題關於中英香港談判問題，先談到英國首相戴卓爾給趙紫陽總理的一封信。姚廣讀了信，信中戴卓爾表示對中國主權的立場已有所了解，不反對中國以自己對香港主權的立場進入談判，並表示她本人願將香港主權問題交國會重新討論。
我知道，自八二年九月戴卓爾訪問北京，兩國高層舉行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第一階段會談以來，中英一直未能開始正式談判。英國不願意交回香港，戴卓爾始終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
她訪問北京前不久，英國在與阿根廷爭奪福克蘭群島的戰爭中打了勝仗，她是挾勝利餘威到北京的。無形中表明了英國為了保持它的殖民地，甚至不惜一戰。她在與鄧小平的會談中，傲慢地表示，維持香港的繁榮，需要英國人留下來；並警告說，香港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鄧小平非常強硬地回答她，中國一定要收回香港，中國有信心，不認為收回香港會有災難性的後果；即使有，中國人也會勇敢地去面對。鄧小平還告訴戴卓爾：「中國希望和平收回，談判收回，如談不成，中國也要收回。」雖然沒有講用什麼手段收回，但意在不言中。
以強硬見稱的「鐵娘子」碰了這個「釘子」，精神恍惚，在走下北京人民大會堂台階時，跌了一跤，雖然這隻是意外，實際上顯示戴卓爾受挫折之深。儘管她在爾後的記者會上仍然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聲稱：「從國際法論，這三個條約是有效的，我們的一切行動也是以這三個條約為依據的。」但她也不得不簽署表示兩國要對香港問題開始進行談判的聯合公報。
戴卓爾訪華之後，兩國外交部一直為談判程序交涉。英國堅持要把主權問題列入談判內容，中國則堅持主權不容談判，只談如何移交主權和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雙方僵持、膠著了半年多。
現在戴卓爾這封信顯示英國終於退卻了，不得不放棄「三條約有效」的立場。姚廣讀完信后，會場笑聲一片，都為這個結果高興不已。
英國政府為何放棄「三個條約有效」論？會議並未討論。會後，我與幾個當過大使的朋友一輪，得到幾點「共識」：
第一，中國雖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也並未主動提出提前毀約收回的要求。問題是英方首先提出來的。說到底，三個不平等條約是大英帝國不光榮的侵略歷史，在國際道義上站不住。
第二，中國不是阿根廷，英國無力用福島的方式，賴在香港不走。
第三，英方已知中國收回香港的「底牌」：採用「一國兩制」方針，這不僅可保持英國在香港既有的利益，還可以利用這一方針，爭取更多的利益。
第四，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讓香港回歸中國，避免中國採取其他方式，英國可以光榮撤退。
姚廣又把外交部正與英方就談判開始時間，以及談判代表問題進行交涉的情況，向與會者通報，大家都認為，中英之間可以開始正式談判了。
李后將港澳辦準備的一份文件發給與會者，是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收回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注]，對香港回歸和「九七」以後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既是和英方談判的根據，又是「九七」后實踐「一國兩制」的根據。
注：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十二條的主要內容是：（1）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2）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國防、外交由中央管理；（3）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終審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門任職的中外籍公務人員和警務人員可以留用，可聘請外籍人士擔任顧問或某些公職；（5）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依法保障居民的權利自由和私有財產；（6）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灌水地區的地位；（7）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卷、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自由兌換，繼續流通；（8）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不向香港徵稅；（9）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同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10）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11）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負責維持社會治安；（12）中國將以《基本法》規定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及這些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五十年不變。
後來，我才知道，這十二條基本方針，是麥里浩訪京要求續約被拒之後，中央負責人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廖承志等會見了幾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廣泛聽取意見，有關部門又配合進行了調查研究，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的。
會議傳達了鄧小平對中英談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談判開始，不先談主權問題，先談九七年以後如何管治的問題；九七年以後的管治解決了，主權問題自然迎刃而解。這是中方主要的一條策略；二、談判日期要設限，訂八四年九月為最後期限，不能任由英國人無限期拖下去。要讓英方知道，屆時仍未談成，中國會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具體的收回限期，鄧小平沒有講。會議上估計，一種可能是，如果談判無結果，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強制收回；另一種可能是，加入九七年前，英國既不合作，雙方又談不攏，「他又在香港搗亂，『拆爛污』，或者香港發生意外的動亂或暴亂，那中國也可能提前收回，不至於搞到不可收拾。」（這是鄧小平的話）
鄧小平的這些策略，成為中英談判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兩國的談判活動基本上依次設計展開。
然而有些幹部對鄧小平的「談判設限」策略不理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梁威林、現任副社長的祁鋒，在廣州回答記者說，關於中方規定談判最後時間是屬於諮詢。受到北京有關部門的通報批評。
會議在中南海國務院第四會議室舉行，與會的除主持者姬鵬飛外，還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鍾英，李后（李后這時已從秘書長提為副主任，乃兼秘書長），外交部副部長、第二階段中英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姚廣，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陳楚，我以即將上任的港澳工委書記、香港新華分社社長的身分參加了會議，陳楚開我玩笑，見面握手戲稱：「我們的港督。」
我這是第一次參加專門研究香港工作的會議，自認沒有發言權，主要是聽。
會議的主題關於中英香港談判問題，先談到英國首相戴卓爾給趙紫陽總理的一封信。姚廣讀了信，信中戴卓爾表示對中國主權的立場已有所了解，不反對中國以自己對香港主權的立場進入談判，並表示她本人願將香港主權問題交國會重新討論。
我知道，自八二年九月戴卓爾訪問北京，兩國高層舉行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第一階段會談以來，中英一直未能開始正式談判。英國不願意交回香港，戴卓爾始終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
她訪問北京前不久，英國在與阿根廷爭奪福克蘭群島的戰爭中打了勝仗，她是挾勝利餘威到北京的。無形中表明了英國為了保持它的殖民地，甚至不惜一戰。她在與鄧小平的會談中，傲慢地表示，維持香港的繁榮，需要英國人留下來；並警告說，香港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鄧小平非常強硬地回答她，中國一定要收回香港，中國有信心，不認為收回香港會有災難性的後果；即使有，中國人也會勇敢地去面對。鄧小平還告訴戴卓爾：「中國希望和平收回，談判收回，如談不成，中國也要收回。」雖然沒有講用什麼手段收回，但意在不言中。
以強硬見稱的「鐵娘子」碰了這個「釘子」，精神恍惚，在走下北京人民大會堂台階時，跌了一跤，雖然這隻是意外，實際上顯示戴卓爾受挫折之深。儘管她在爾後的記者會上仍然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聲稱：「從國際法論，這三個條約是有效的，我們的一切行動也是以這三個條約為依據的。」但她也不得不簽署表示兩國要對香港問題開始進行談判的聯合公報。
戴卓爾訪華之後，兩國外交部一直為談判程序交涉。英國堅持要把主權問題列入談判內容，中國則堅持主權不容談判，只談如何移交主權和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雙方僵持、膠著了半年多。
現在戴卓爾這封信顯示英國終於退卻了，不得不放棄「三條約有效」的立場。姚廣讀完信后，會場笑聲一片，都為這個結果高興不已。
英國政府為何放棄「三個條約有效」論？會議並未討論。會後，我與幾個當過大使的朋友一輪，得到幾點「共識」：
第一，中國雖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也並未主動提出提前毀約收回的要求。問題是英方首先提出來的。說到底，三個不平等條約是大英帝國不光榮的侵略歷史，在國際道義上站不住。
第二，中國不是阿根廷，英國無力用福島的方式，賴在香港不走。
第三，英方已知中國收回香港的「底牌」：採用「一國兩制」方針，這不僅可保持英國在香港既有的利益，還可以利用這一方針，爭取更多的利益。
第四，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讓香港回歸中國，避免中國採取其他方式，英國可以光榮撤退。
姚廣又把外交部正與英方就談判開始時間，以及談判代表問題進行交涉的情況，向與會者通報，大家都認為，中英之間可以開始正式談判了。
李后將港澳辦準備的一份文件發給與會者，是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收回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注]，對香港回歸和「九七」以後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既是和英方談判的根據，又是「九七」后實踐「一國兩制」的根據。
注：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十二條的主要內容是：（1）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2）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國防、外交由中央管理；（3）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終審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門任職的中外籍公務人員和警務人員可以留用，可聘請外籍人士擔任顧問或某些公職；（5）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依法保障居民的權利自由和私有財產；（6）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灌水地區的地位；（7）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卷、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自由兌換，繼續流通；（8）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不向香港徵稅；（9）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同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10）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11）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負責維持社會治安；（12）中國將以《基本法》規定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及這些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五十年不變。
後來，我才知道，這十二條基本方針，是麥里浩訪京要求續約被拒之後，中央負責人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廖承志等會見了幾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廣泛聽取意見，有關部門又配合進行了調查研究，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的。
會議傳達了鄧小平對中英談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談判開始，不先談主權問題，先談九七年以後如何管治的問題；九七年以後的管治解決了，主權問題自然迎刃而解。這是中方主要的一條策略；二、談判日期要設限，訂八四年九月為最後期限，不能任由英國人無限期拖下去。要讓英方知道，屆時仍未談成，中國會單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具體的收回限期，鄧小平沒有講。會議上估計，一種可能是，如果談判無結果，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強制收回；另一種可能是，加入九七年前，英國既不合作，雙方又談不攏，「他又在香港搗亂，『拆爛污』，或者香港發生意外的動亂或暴亂，那中國也可能提前收回，不至於搞到不可收拾。」（這是鄧小平的話）
鄧小平的這些策略，成為中英談判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兩國的談判活動基本上依次設計展開。
然而有些幹部對鄧小平的「談判設限」策略不理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梁威林、現任副社長的祁鋒，在廣州回答記者說，關於中方規定談判最後時間是屬於諮詢。受到北京有關部門的通報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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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收回香港，需要爭取人心，前提是要真正了解港人心態。多數港人看法如何？中國共產黨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
來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紹情況的人都講，大多數香港同胞擁護祖國收回主權；只有「極少數」不願香港回歸。
來港不久，我就感覺，這一估計和實際情況差距甚遠。我估計實際狀況是，相當多人不願香港回歸，但不便公開反對；只有極少數公開表態。
雖然英國殖民統治一百多年，香港一直是個華人城市，中國人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外國人不到百分之二，其中英國人只佔百分之零點幾。從民族感情上講，中國收回香港，港人應該感到高興。然而事實使我改變了看法。
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起飛，各階層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文化教育水準提高。英國殖民政府利用時機，改善和市民的關係，扭轉形象。在它的誘導下，相當多的香港人特別是在中青年港人中，產生一種「歸屬」的情緒，自稱「香港人」。我在和社會各方人士接觸中，有強烈感覺，不少人出口便是：「你們中國人」、「我們香港人」。似乎香港已非中國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獨立實體似的。
有一次，我接受某鉅賈宴請，他的三個公子在座。談到熱門話題收回香港，我解釋中國政策是「一國兩制」，一切不變，要變的只是港府英國國旗換中國國旗，英皇委派港督換成港人自選的港督，不再是英國殖民地。一位公子很不以為然地反詰：「那不變成中國的殖民地了嗎？」他那時腦袋中，已視香港非中國領土，自己是具獨立性的香港人了。
對於「愛國」，港人也有新的定義——這也是我的新知識。有一次，我和一些反對共產主義傾向的文化人接觸，他們告訴我，他們是愛國者，但愛的「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中國，也不愛國民黨中國」，「我們愛的是中華民族。」
香港五百五十多萬居民，約一半從大陸來。主要有兩次入潮，一次是四九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一次是史無前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那次有六十多萬人。新中國建立后，歷次政治運動中，也有不少人逃離內地移居香港。
這些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人，相當多數曾在大陸遭受過政治、經濟，以致精神、肉體上不同程度的傷害。所以香港相當多數居民中，存有「懼共」、「仇共」情緒。幾十年來，他們在香港立足生根，有些發家致富。中國要收回香港，他們第一個反應，便是會不會再來一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共產黨又要對他們「共產」。我和江蘇籍的幾位鉅賈比較熟悉，他們中有個第二代，更出言直率：「華人資本家怕共產黨，『上海幫』更怕。因為已經被共產了一次，餘悸猶存。」「你說一國兩制，不會共產了，毛澤東開始不也說，資本主義太少了！後來還不是『共』了！」當時，我只能解釋，共產黨已經接受教訓，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經濟發展，改革開放。
一些大陸出來的知識分子則擔心，「九七」后共產黨在香港搞政治運動，「秋後算帳」，他們有些已成香港文化傳媒聞人，在他們的製作言行中經常批評共產黨。大陸移民來的第二代知識分子，受西方教育，普遍擔心香港的自由環境能否繼續，相當多的中年人怕共產黨來對他們實行「洗腦」運動。
我感覺基層（香港稱「普羅」）階層多數有愛國熱情，但也並非全數真誠「擁護」香港回歸。即使「左派」陣營內的基層群眾，他們對「一國兩制」方針也有意見，認為「回歸不解放」，即不能和大陸解放后一樣，「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和平常不關心政治的多數基層一樣，他們擔心「九七」后，生活水平下降，對大陸「大躍進」后，向大陸家人、朋友寄送糧油視頻的記憶猶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后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異端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后，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英國在談判鬥爭中，採用的「三腳凳」、「民意牌」、「代議政制」等策略，我認為，是英國基於前述港人的情緒，並加以利用；既贏得港人的信任，打擊中國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英在談判鬥爭中，「針鋒相對」，勢所必然。
英國政府常根據談判鬥爭需要，不斷「放風」，運用得比較靈活。中國方面則僵硬不化，固守「保密」原則，常陷於被動。
我逐漸理解香港人這種在「兩大」之間，極力爭取自我存在、自爭前途的情緒。於是儘力設法，增加他們有接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的機會。例如，儘可能多組團去北京會見中央領導人。然而限於兩國談判鬥爭策略，和談判保密原則，我們始終沒有找到更滿意的途徑。
相當多的香港人在無法直接參与談判以影響自己前途的情況下，不但對中共不信不滿，也對英國失望。英國口頭雖說，「從道義上講，要尊重港人議員」（戴卓爾夫人語），使一部分港人想依靠英國抵制中國，以維持現狀；但事到臨頭，英國本身利益與港人意願矛盾時，便棄港人意願于不顧，英國拋棄「三腳凳」策略，同意談判只在兩國之間秘密進行，使港人感覺被出賣。
《信報》林行止在他的評論里，概括稱：「中國不可信，英國不可靠。」言簡意賅地說明了港人心態。
當時，相當多數香港人對前途無可奈何，非常悲觀，視香港回歸之日，中國管治香港之始，即香港末日到臨，相稱一種世紀末的思想，在口頭與文字上出現「九七大限」、「時光倒數」等悲涼詞彙。不論有財無財，都盡量設法在「九七」前多搞一些錢。有人一面移民逃資，一面搞錢；有人則是準備有錢后，再移民他國。社會上也出現「無厘頭現象」，即無可奈何，聽天由命，嬉笑人生。
幾年來，我深感香港土地回歸較易，香港人心回歸很難。地歸人心不歸，不能算完全回歸。這方面的工作，實在很難。
20
推盤恢復后，英國在香港就玩起民意，一方面沒有徹底放棄「三個條約有效」，另一方面又推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新策略，和中國政府的主治權不可分的立場對峙。一時間，香港社會紛紛出現代表英方立場的言論和方案，以主張「公司論」與「絕緣論」者最活躍。
喬宗淮來港后，通過中文大學校長馬臨，認識了港英政府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議員鄧蓮如、利國偉。他（她）們是當時華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級官員。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他們就是楊振寧向北京領導人所反映的，不滿香港新華分社的代表人物。
我來港三天，就約見了喬宗淮，隨機在中文大學的校長別墅，一起會見了鍾士元等三人。那是在新界中大校門對面的一處半山上，風景極好。校長馬臨出面設宴款待我們。吃飯之前，大家先在花園內坐下飲茶，閑聊起來。
他們先向我「介紹」了香港人心動蕩的情形，移民日益增多、移民心態無奈；又談到投資者不放心，把資金分散——「雞蛋不再放在一個籃子里」，紛紛外移。主要原因都是中國要收回香港。
他們建議，中國穩定香港人心最好的辦法是，採取香港經營「公司」的作法：中國收回主權，當公司的董事長，聘請英國為總經理，繼續管治香港。英國駕輕就熟，香港人心就可穩定，投資者放心。
主講者是鍾士元，他普通話生硬，結結巴巴，三人中鄧蓮如普通話說得最好。他們極力遷就我這個不懂廣東話的內地人。
我向他們較詳細地推薦了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看來，他們已有所聞，語氣婉轉卻直率地表達：香港人對中國沒有信心。中國政府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並無先例，試驗能否成功，港人沒有信心。而且還說中國政府也曾對西藏允諾給予高度自治，後來還是變了。中國過去的記錄，使港人疑慮。
我注意到，他們用詞極為小心，不似香港多數傳媒稱「中國」為「中共」。
我對西藏情況沒有做詳細的解釋，只是告訴他們，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到西藏糾正了以前的錯誤。「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以後是不會改變的。」
我應允將他們的意見，向北京反映。
我估計自己並未說服這批香港社會的上層人物。他們同英國政府、英資財團關係較深，知名度高，具有社會影響力。要爭取他們改變態度，了解、贊同中國政策，需要費較大功夫。我考慮讓他們去見北京高層領導人，這樣不僅可以讓領導人直接聽聽他們的反映，還可以爭取領導人對他們做工作。而他們也有此願望——在他們去倫敦向英國政府遊說之前，曾向我表示，希望有機會能去北京，代表香港政府行政局反映意見。
我立即向中央報告與三人會面情況，建議邀請他們去北京，特別建議鄧小平接見他們（鄧小平很少會見賓客），北京很快便同意了。由我出面邀請他們以個人身分訪問北京，而不是代表香港政府的行政局。鄧小平見了他們。鍾士元雖然比較老練，但思想比較固執，同鄧小平見面時，仍然強調他們代表港人；鄧蓮如比較靈活，她隨機應變，扯開話題。鄧小平一開始講話就不承認他們是港人代表，強調他們只是以個人身分來見面的。
北京之行后還有個插曲。他們三人回港仍向新聞界表示是代表港人去北京反映意見的。我們立即向港澳辦提出要求，將鄧小平與三人談話記錄傳來香港全文發表，一方面是不要港人產生錯覺；另方面讓港人了解鄧小平講話的全部內容，由他這位權威人士談方針政策，爭取港人放心。
為配合我們的輿論，我利用向青年經理午餐會發表演講的機會，批評某些要求英國繼續管治的人，用了「殖民主義的孤臣孽子」這個詞，試圖對他們心理加壓，改變他們的想法。後來聽到社會上負面反應，感到用詞確實重了一點，以後就吸取教訓，注意講話用的詞儘可能照顧港人的心態和情緒。
不久，滙豐董事會主席沈弼請我參觀滙豐銀行，並在頂樓宴會廳設宴款待。
當時，滙豐新大廈尚未建，老樓低於中國銀行大廈，大廈面臨維多利亞港，可惜沈弼沒有請我看海景。宴請用的是西餐，一道湯、兩道菜、一道甜品。時間卻長達三個多小時，作陪的是議員譚惠珠、一位英國人（不記得名字了），還有我的英語翻譯。
講話最多的是譚惠珠，看來是有備而發。她也從社會人心動蕩講起，講到香港人對中國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資。（她也用「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這類詞，但不用「逃資」。）她建議中國政府採用「香港公司」辦法，當香港的「董事長」，聘用英國當「總經理」。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
因為她用英語講，連同翻譯，用掉兩小時。我雖和她第一次見面，其實已發現她普通話說得還可以。
沈弼在譚惠珠講話后，畫龍點睛說了十多分鐘：「就在社長先生您現在坐的這張椅子上，」他指著我坐的長靠背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前次來，也坐在這張椅子上說：『香港應該是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主義之間的絕緣體，起這個作用。』」
沈弼加重語氣說：「李光耀先生說得好。如果貴國政府採用譚女士的建議，香港人就可免於恐慌，保持穩定繁榮了。」
沈弼這番坦率的發言使我瞭然於心：以主權換治權，已成為英國政府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主要謀略。這個謀略的創始者是香港人，還是李光耀？為英國所接受？還是英國人自己創造，利用香港人傳播？這有待驗證，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國這一階段對中國收回香港的談判鬥爭，謀略已明。
我回社后，立即把我的分析電告中共中央。
中國政府掌握各方面反映后，通過政府發言人和領導人講話，重申主權治權不可分，沒有治權就談不上主權；「九七」後主權、治權要一起收回。
沈弼口中所說的李光耀「絕緣體」理論，大陸決策部門認為，同戴卓爾夫人講的「獨立」有關係，她曾經講，「假如香港是一般的殖民地，香港早就是另一個新加坡了。」這對香港社會某些人影響頗深。在我同一些港人的談話中，就有人講，「應該有香港自己的李光耀」，很明顯地表示他們希望「獨立」。有人乾脆公開提出，希望在聯合國或英國的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贊成獨立。也有一些學者建議用波多黎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認為波多黎各是美國轄下的一種「半獨立」或「准獨立」的自治模式，香港應該借鑒。
所有這些言論，同「絕緣體」一樣，都是希望香港脫離中國「獨立」，或者成為某種變相的「獨立實體」，這當然不符合香港是中國固有國體一部分的實際，不容允許；而在客觀力量上，香港要像新加坡或英國其他殖民地那樣「獨立」，也是做不到的。
當時更多的一輪，是希望保留英國人管治。實際上是希望香港成為變相的「獨立實體。
八三年七月，中英兩國第二輪談判開始后，英國代表果然提出了「過渡論」：認為英國撤出香港，把治權轉移到港人手中實現本地化，需要過渡，距離「九七」只有十四年，時間不夠，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來過渡，香港才會穩定。這個過渡期，可以在中國主權名義下，由英國繼續管治。
至此，一直在香港各界醞釀傳播下未公開的英國官方的「以主權換治權」謀略，終於明朗了。「過渡論」、「絕緣體」和「公司論」異曲同工，如出一轍。鍾士元、沈弼等見我，是表達自己見解？還是英國透過他們向中國傳達信息，進行試探？都有可能。
然而無論如何，英國動員各方力量，為其謀略服務的本領，的確令我大開眼界。
21
英國在談判的同時，為了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不斷影響輿論，刻意發揮「民意牌」作用。對此，中國方面也動員輿論配合談判鬥爭，不僅在內地，《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要發揮作用；在香港，對英國的「民意牌」也要有反應，不能迴避。
圍繞「治權能否延續」等問題，中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宣傳戰。
我們在香港發動了「左派」七十二個工會舉行座談，表達香港勞動群眾贊同中國收回主權、「港人治港」的決策，在香港社會引起轟動，有報刊評論：「頗具聲勢」。
為了配合談判桌上的鬥爭，我走訪香港的工會、農會、群眾團體、新界的居民區。我還廣泛地接觸中上層人士、傳播界負責人，以爭取他們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政策的支持。
對此，香港報刊評論說：香港有些奉「中華民國」為正統的報紙，或者一向立場較為反共的報紙，在許家屯的宴請攻勢下，逐步調整言論尺度，不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政策唱太明顯的反調。電視台也起了一些變化。事實上，這種說法是誇大了。
我也積極向港英政府人士、英資財團的負責人宣傳中國的政策。
怡和洋行的董事長西門·凱瑟要求見我。怡和是鴉片戰爭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這是主動要見我，估計是代表在港英資財團，推銷英國政府以主權換治權的謀略。
我們在新華分社會客室見面。西門·凱瑟由怡和的一位華人買辦陪同，他年約三十歲左右，有一股青年人的傲氣。
果不出所料，他是推銷英國謀略而來的。我在他講話后，向他介紹了中國政府的方針和想法，他很不以為然，多次打斷我，批評中國政府的不講信用。
我耐心解釋：中國情勢已變，未來不會改變香港的經濟制度，損害私人和企業家的財產。我理解他的心情，新中國成立后，怡和在大陸的產業損失殆盡。
西門·凱瑟年少氣盛，粗暴地打斷我的話：「香港現在被英國人管得很好，為什麼中國一定要收回？既然一切都不變，為何要把英國趕走！」
看來，他祖先的侵略心態依舊，我正色回答他：「為什麼要收回？道理很簡單，這是不平等條約造成的結果，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制度雖然不變，要變的是英帝國的侵略歷史。英國殖民政府要下旗，撤回倫敦！」
他見我面色起變，忙承認自己失言，請予原諒。
我當即表示諒解，說：「我願意和您做朋友。朋友間偶然說錯話不要緊，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八四年三月，怡和遷冊百慕大，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新中國成立后，怡和在內地遭受的待遇，給西門·凱瑟家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南京長江大橋邊，現在的江蘇肉聯加工廠，過去就是怡和洋行的一個大企業。中國實際上是把它沒收了。因此，他們怕香港收回后，對怡和進行第二次「共產」。
我曾想，我的話是否也成為西門·凱瑟家族決心遷冊的因素呢？我如果和緩地回答他，是否可以避免事情發生？當然，這是個我無法得出結論的猜想。不過我當時想，如果再遇到類似情況時，我將更理智對待。
怡和遷冊以後，收到香港各方面輿論的斥責。西門·凱瑟又要求見我，這次他改變了態度，解釋怡和遷冊純屬商業行為，希望予以諒解。我沒有批評他，只是對他說：「你們遷冊是沒有必要的。中國過去在上海所執行的政策不會再繼續，我們在香港完全採取新的作法。當然，你已經這樣做了，我也能理解。」看起來他很感動。我考慮，怡和已遷冊，不可能再挽回。我們的政策是「拖住英資」，希望英商繼續留在香港，並盡量保持他們的利益，還是應該做好英商的工作。
西門·凱瑟也表示：雖然遷冊，怡和的主要業務仍在香港，今後也還有興趣進大陸投資，重點仍在香港和中國。他這話並非全屬敷衍之詞，我知道他們在廣州有投資。我表示贊同。
我和西門·凱瑟兄弟還真的做了朋友。以後他兄弟每年來香港，雙方都有宴請。西門·凱瑟不再稱我「社長先生」，而稱「叔叔」。我臨退休，他還送我四幅畫，要為設宴餞行。我那時心情不佳，也不願再給李鵬等人增添借口，對外界餞行活動幾乎一律謝絕，自然也沒有應他們兄弟之邀。
八四年一月十日，香港大學評議會例會，校長黃麗松邀請我到會講話。那天，黃麗松主持會議，一百多位港大教職員和畢業校友出席，他們多半是香港著名的學者、教授、社會各界的精英。
我根據中央制定的「十二條」收回香港政策，做了題為「前途和希望」的講話，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由負責官員，較正式的公開、全面地做有關收回香港政策的講話。與會人士很重視。香港中外報刊、電視台廣泛地做了報導。也在社會各方面引起注意和反響。
不久，鄧小平見到我，講：「你那次講話，反應很好！」給予肯定。顯然，鄧小平也知道了，因為我並沒有向北京報告這次講話的反應。
總之，針對英國打「民意牌」，我們採取一系列做法，目的主要是爭取人心，打開香港工作的局面，也為了配合談判。當然，這兩方面是統一的。
22
八三年九月八日，颱風「艾倫」襲擊香港幾天幾夜，整個港島風雨交加。中英雙方「民意牌」之戰，也隨著風雨越打越激烈。
中英進入第二階段談判后，英國一直堅持「過渡」，「以主權換治權」，謀求先談香港的主權問題，而中國則堅持主治權不可分割，九七年整體收回，先談九七后香港如何管治問題。雙方談不攏，關係很緊張。從第三輪開始，公報上就沒有「有益的」、「建設性的」表示談判氣氛良好的字眼，加劇了香港社會的惶恐心理，股市、地產不振，港幣幣值節節下降。社會輿論幾乎一面倒，批評這是中國收回香港的強硬態度使然。
我們認為港幣貶值確有政治因素，但並非中國單方面造成的。地產不振，還有供過於求因素，更非中國造成。更不尋常的是，通常各個國家在幣值失控時，政府都會進行必要的干預，而港英政府不但故意放手讓它動蕩，港府財政司彭勵治還公開發表講話，稱：「港幣貶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場環境下，沒有政府可以控制幣值的趨向。」也就是明白告訴香港同胞，是因為中國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幣貶值。矛盾指向中國，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以增強英國的談判籌碼。
香港政府執意不採取措施的態度，無異對形勢火上加油。我察覺到港英政府在對陷入僵局的中英談判施加壓力，不惜犧牲港人利益。當天晚上，我就到深圳打電話給北京——港英政府對新華分社電話全天候艦艇，我們有重要事情和北京相商，都到深圳通電話。我連夜找主管宣傳的楊奇商量，針對英國這種作法，在輿論上予以揭露。
當時大陸三位理論權威正在香港訪問，他們是經濟學家錢俊瑞、許滌新，以及外交、政治學家宦鄉，我曾就港幣貶值問題請教他們。於是就決定請三位專家用適當的形式公開發表意見。錢俊瑞、許滌新都公開表示了態度，批評香港政府對港幣不斷下挫不負責任。
中央之間「民意牌」之戰，延伸為「經濟牌」之戰。社會心理，更為緊張。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階段第四輪會談在北京結束，因雙方立場嚴重對立，談判陷入僵局。消息傳出，香港金融外匯市場立即發生瘋狂拋售港幣、擠兌美元的狂潮，使港幣從一美元兌八·一二，急劇下降至九·七，並且大有破十之勢；金價狂升達每兩七零·五港元；人民幣半日內調升三次，賣價達每百港幣二二·一二元。
報刊對那兩天的描述是：整個市「癲」了。稱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六」。
一份港刊對擠兌美元的情況描寫道：「銀行出現兩條人龍，一條是兌換美元或提取美鈔的，另一條是把美鈔放進保險箱的。」
在超級市場內，搶購油糧食品的人潮，把貨架掃蕩一空，一些地方乘機把視頻價錢一再提高，原來十八遠一包的米改售二十三元。一位大學講師說，他明知搶購食品是毫無必要的，但也不得不多買幾罐奶粉，因為家裡的嬰兒是不能沒有奶粉的。
香港政府這時才緊張起來，港督匆忙從北京返回香港，第二天即發表聲明以穩定人心。財政司彭勵治這是仍在國外，香港社會對他批評紛紛，港府壓力很大，原先聲明自由市場，貨幣不容政府控制，這種情況下也不得不干預了。十月中旬，港府宣布挽救港幣措施：實行聯繫匯率，港幣同美元重新挂鉤，訂出一美元兌七·八港幣的「官價」，取消百分之十的港幣存款利息稅，港幣就此穩定，直到現在。
港幣實行聯繫匯率，經濟界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年來，我看正面的作用還是主要的。中國政府也一直表示支持實行聯繫匯率。
經過這一役，英國政府總算了解中國決心了。在接下來五輪、六輪會談中，英國放棄「過渡論」、「以主權換治權」的策略，接受中國的「十二條」，從九七年以後如何管治香港著手，雙方開始了實質性的討論。
自此，英國的策略改為要對香港「繼續保持聯繫」。不僅在九七年以後要保持經濟上的「聯繫」，還要儘可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保持「聯繫」。這在後來的談判過程，及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都明顯、具體地表現出來。
23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商務，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大會秘書處通知我提前半小時到福建廳。
我按時到達，姬鵬飛、李后也先後到達。
李后告訴姬鵬飛和我：「鄧辦通知，用二十分鐘時間，向小平同志做彙報。」我理解，鄧小平要了解最近香港社會和人代會期間港澳代表的情況。這是姬鵬飛出事，可是姬鵬飛調轉面吩咐我：「你彙報吧！」事出意外，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鄧小平已經走進來了。邊和我們握手，邊說：「好啊，今天講些什麼？」隨即坐下，聽我彙報。
最近，國內一些有身分的人，隨意對香港問題發表講話，引起香港社會一些思想混亂。如廣州市計劃委員會主任麥揚公開說：「香港未來會包括在以廣州市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圈內」，引起港人許多猜測和不安：香港將來是否會划給廣州，成為廣東或華南的一部分？
我發現后，立即打電話給廣東省委，請他們澄清。廣東省就安排報社記者再去採訪他，讓麥揚公開表示：「珠江經濟區應包括港澳在內，只是個人設想，對引起的誤會表示歉意。」以此來解除港人的疑慮。
這次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北京有些負責人，對香港政策的一些說法，同鄧小平、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如人大副委員長、前國防部長耿飆在人大湖南小組上講：「中國軍隊不駐香港。」被香港記者公開報導了。耿飆這一說法，和鄧小平的意見、中央的決策是不一致的。鄧小平說過：要在香港駐軍，以象徵國家主權。我看到人代會的簡報后，很訝異：為何沒有把鄧的意見和中央的決定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傳達？我當時就在考慮，這種現象應該引起中央注意，儘快糾正。
我著重當前香港同胞，對中央收回香港方針、政策的種種疑慮，概括地做了彙報。也說到我們對香港同胞講中央政策的工作做得不夠。還有一些負責人，講了一些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話，包括少數中央負責同志在內，增加了香港社會的不安與疑慮。
鄧小平立即追問：「是哪幾個（中央）負責人？」
我舉了耿飆、黃華的例子，他們都是人大副委員長。耿飆說：「中國在香港不駐軍」，與中央決策「在港駐軍象徵主權」完全相違。黃華說：「九七后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可以有香港代表」，為中央已定政策中所無。按中共規定，中央未定之事，負責人不應做公開承諾。
鄧小平聽后沒有再說話。彙報結束，我們陪著他走向東大廳會場，代表、委員們已站好，等待攝影，而後到會場就座。
根據會議秘書處和記者的約定，開會之前給記者五分鐘時間拍照。記者退出后，會議才開始。港澳和大陸記者數十人擁擠著對鄧小平照相、攝影，銀光閃閃。五分鐘過去了，大會工作人員請記者退出。記者們依依不捨，有的一邊倒退，一邊仍搶著拍照。
就在這時刻，鄧小平突然向記者招收，高聲說：「你們香港記者留下來，我要講幾句話！」
太意外了。全場驚愕地看著鄧小平發脾氣的模樣，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記者們又回到大廳，有些記者竟驚嚇得面色鐵青，有些則手忙腳亂，在找什麼東西，原來有人連錄音機都沒有帶。
鄧小平開始很激動地講話。他的談話內容，香港記者都如實報導了。鄧小平說：
「第一，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發言，我說是正式的，趙總理說是正式出。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港澳辦公室，姬鵬飛當主任的；一個是我們的外交部，有部長和主管這個問題的發言人。還有，我相信許家屯會按中央意見講，不會亂說的。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發言都無效，都不是正式的。
「第二，我要辟個謠，黃華、耿飆兩位胡說八道，講的香港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你們去登一條消息，沒有那麼回事。香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呢！
「英國外相跟我談的時候，他也承認中國政府既然收回主權，有權在香港駐軍。
「明確得很的。這個權力都沒有，那還叫中國領土嗎？」
《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作為港澳首席代表，坐在鄧的旁邊，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言不由衷地說：「五分鐘拍照時間過了。」他說了幾次。我想他是為了提醒鄧小平，要記者退出，可是他忘記了，記者是五分鐘拍照以後被鄧小平留下來的。
我當時坐立不安，沒想到鄧在記者面前發那麼大脾氣。一方面，我為香港將會振動感到不安；另方面，也為鄧在公開場合指責耿飆、黃華感到不安，對他們深感抱愧。
會議結束，我趕緊出來找香港記者，他們有人也在人大會堂的北門外等我，想要探知他們退出（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誤）鄧小平的講話內容。他們見到我先問：鄧小平今天為什麼發這麼大脾氣？我則問：你們稿子發了沒有？他們說：我們一出來就發了。我原想，說服記者們不要發，或換一種「說法」，以減少香港社會的振動。（當然，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只是想努力試一試。）既已發出，我只好無奈地說：「那就算了！」
這時，費彝民也走出大會堂，被記者留住，也利用這機會，對駐軍問題做了一些補充解釋。當日下午，我請新華分社宣傳部副部長韓力，將鄧小平關於駐軍問題的談話，較全面地搞了一份材料，分發給香港記者看，供他們做報導參考，力求減少港人的疑慮和社會震驚。
後來回到香港，我也利用各種場合反覆解釋：中國在香港駐軍是主權的象徵，駐軍費用不需香港負擔，現在英國駐軍，香港要負擔四分之三，中國不會如此。駐軍人數不會太多，鄧小平講只需三、四千人。駐軍不會幹預香港的日常事務，也不會管社會治安，治安由警察負責；只有在遇到災害或者發生動亂時，應特區政府要求，軍隊才會出來幫助穩定。駐軍只是預防性質。
當時香港社會有相當多的人不主張駐軍，他們擔心解放軍干預地方事務，不遵守地方法令等等。有人主張軍隊駐在深圳，不要來香港；有需要時再過來。
鄧小平關於駐軍問題的講話由香港傳媒報導后，社會上果然出現強烈反響，恒生指數下跌三十點。我迫切感到，有關中央的香港回歸方針政策，我們的宣傳工作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應該籌劃加強。
24
八四年元月，中英談判進入第二階段第八輪，中方宣布更換談判代表團團長，由外交部部長主力周南接替姚廣。據我所知，這次「陣前換將」，是中央外事小組的決定，他們認為在前幾輪談判中，面對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糾纏，姚廣鬥爭不力，致使談判沒能按照中方的設想展開。
第八輪以後，談判總體來講是順利的。四月，英國外相霍維訪問北京后抵港，公開宣布英國在九七年放棄對香港的主權，他還說：「要達成一份能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然繼續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這說明，英國已決定，九七年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一起交還給中國，談判的主要問題應該講已經解決了。
然而，根據外交部通報和喬宗淮自北京談判桌上帶回的消息，我知道，中英雙方仍在為一些問題爭執不休，其中主要的問題，是中方有關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提議。
中英之間設立這個小組，是鄧小平的主張，目的是在九七年前——即香港回歸祖國前這十三年過渡期內，有關執行中英香港聯合聲明的問題，雙方通過這個專門設立的小組進行聯絡和磋商，處理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此提議，英國和香港社會反應強烈：英國不願意當「跛腳鴨」。「跛腳鴨」是個美國俚語，新總統當選而舊總統尚未卸任時，舊總統實際上已難再有所作為，被成為「跛腳鴨」。
英國不願意「九七」前的香港政府成為「跛腳鴨」，他們顧慮聯絡小組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或另加港英政府之上的權力組織。抗拒情緒很大。他們採用一貫手法，把中國這個提議的內容公開，廣泛地製造輿論，以此壓迫中方收回提議。香港社會一時反對聲浪不斷。
中方向英方解釋，聯絡小組不是權力機構，也不是權利執行機構，而是雙方遇到可能發生的重大問題時，商討解決辦法的聯絡機構。它既不參与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對其起監督作用。
在後幾輪談判中，這個問題一直僵持不下，眼看中國設定的談判限期九月快到了，雙方仍然沒有達成協議，談判團很緊張，似乎找不到解圍之道。
八月，我返北京述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到機場迎接，告訴我，中央負責人都去北戴河度假，姬鵬飛也在那裡，要我立即去。
北戴河的夏天涼爽宜人，海灘綿延幾十公里，是有名的避暑勝地。每年七、八月，鐵道部都要為全國各地湧來的旅客，增添加班列車。我先乘車去海灘，弄潮兒眾多，五色繽紛；午間，我也參加行列，到近海去「泡」了幾趟（我游泳技術太差，只有「泡」的份）。
中央負責人住在以往外籍人士構築的紅色鐵皮頂的小別墅內，他們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住宅附近沙灘上，完全另個樣，靜悄悄看不到幾個人。
晚涼時，我在樹蔭下，向胡耀邦彙報香港近況，一輪到最近中英會談的僵局，胡耀邦說：「英國人過去撤出殖民地的記錄太差。香港收回，過渡期還有十多年，他們會不會不負責任，做些小平同志說的『拆爛污』的事？還是要防範它一手。設聯合聯絡小組，主要考慮是這樣。當然，還有些事情可能需要兩國商量著辦，對兩國都有好處。」
我彙報了香港一些人擔心中國可能要借小組干預香港事務，以及英國人不願做「跛腳鴨」，然後說：「為免除英國和香港某些人的顧慮，我有一個想法，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時間，設定到『九七』以後，讓他們理解，如果『九七』前聯絡小組會幹預英國對香港事務的管治，成為第二權力中心，『九七』后豈不也會成為干預中國管治香港事務的第二權力中心？要讓他們知道中國不會這樣考慮問題。同時，在面子上也讓他們過得去。此外，從我們的立場著想，可能『九七』後有些事，還需要英國合作處理。」
胡耀邦很高興，要我找趙紫陽，把這個意見告訴他。
第二天午睡后，我去見了姬鵬飛，告訴他同樣的意見，姬鵬飛沒有表態。趙紫陽的秘書打電話要我立即去，姬鵬飛說：「你去吧，把你的意見講給他聽聽。小平同志這幾天可能要討論這個問題。」
趕到趙紫陽處，他等得很急。原來胡耀邦告訴他，我有打開中英談判僵局的建議，他急於知道，因為鄧小平就在當天五時，約好中常委討論這個問題。
我做了簡要的說明。趙紫陽問：「你看延到『九七』后什麼時候？」他急匆匆看表。
看來無時間細說了，我說：「時間也不宜太長，二、三年可以，最長不宜超過五、六年。」
趙紫陽點點頭：「時間快到了，我們找時間再談。」匆匆離去。
第三天，姬鵬飛告訴我：「紫陽在常委會上提出『許家屯的注意』，小平同意了。剛才紫陽已經通知我們。」
李后在座，聽到姬鵬飛講話后，自個兒喃喃自語：「我們也有過這樣意見的。……」他面部表情複雜，給我印象極深。
不久，中英兩國就此問題達成了協議：中英聯合聲明中，決定聯合聯絡小組一九八八年後設在香港，工作到二零零零年，即「九七」之後三年。
我和姬鵬飛還討論了航空權問題。我考慮，我們應該維護英國的權益，但也要防止他們的壟斷；特區政府成立后，香港不應該只有一家國泰航空公司，即使現在也不應該這樣。這問題我也向趙紫陽提過，趙紫陽同意我的看法；並從中國民航管理落後，屢訓不改考慮，他認為在香港成立一家中外合資的航空公司，「刺激」民航引進外國管理經驗。
姬鵬飛同意我的意見，但因為時間急促，雙方等著要草簽，沒有時間形成具體協議，就未能避免中英在航權問題上後來發生的爭論。
25
經過二十二輪、一年多時間的談判，中英兩國於八四年九月廿六日，在北京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又經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英國國會上、下兩院的審議通過。
中英兩國政府商定，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兩國政府負責人趙紫陽、戴卓爾夫人，將在北京簽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向世界宣告：中英用和平談判方式，歷史性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開創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局面。
這是中華民族洗雪國恥的大事。港澳辦提議邀請香港各界人士，組成觀禮團體赴京觀禮，我和副社長們很贊同。但港澳辦通知的名額，只有六十至八十名，顯然少了。
我到港已一年多，頻繁接觸中外人士，廣交朋友，初步改變了過去新華分社「一左二窄」的局面。我的頭髮，要創造、利用每一個機遇，進一步打開統戰工作局面。觀禮活動有兩國領導人出面，尤其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出席，是動員一些平常較少和我們接觸的統戰對象參加，對他們進行工作的好機會。因此，擬定邀請名單時，我交代協調部的負責人，除照顧到各階層，都要有代表人物參加外；儘可能多邀請社會上的「右派」人士，特別是港英政府內部的一些官員，以突破港英政府限制官員與我方交往的規定。協調部據此，排出了一個一百多人的名單，超出港澳辦的規定。經與港澳辦磋商，同意增至一百名。協調部再做挑揀，提出一百零一人的名單，說沒辦法再減了。我們也就這樣決定下來。
觀禮名單涵括中英籍人士，八名港英政府官員，十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議員都在邀請之列。英國在港鉅賈有滙豐、太古、渣打的主席。（我一直抱憾的，沒有邀請怡和與港電的主席。）此外，我們試探在港台灣勢力的某些代表人物，他們或無回應，或表婉謝。總之，這個名單，有所突破，也有不足。既限於名額，也有港澳工委思想「解放」不夠的因素，包括我在內。
北京同意這個名單后，再由新華分社外事部出面，徵得港英政府及受邀人士同意，由我陪同，在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乘機飛北京觀禮。
十九日下午六時，中英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中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鄧小平、李先念出席了儀式，採訪的中外記者多達兩百人，中國還通過衛星向全世界現場轉播儀式實況，香港各界人士觀禮團被安排在簽字綠絨長桌的斜對面，目睹這歷史場面。
在攝影機的銀光頻閃中，趙紫陽的戴卓爾夫人分別在聲明文書上簽名，然後在一片掌聲中，互相交換文書，正式完成簽署中央聯合聲明。從此，殖民統治即將過去，香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鄧小平那天十分高興，儀式結束后，對香港記者表示，如果到九七年體力仍能支撐，一定會到香港看看。在場的港澳人士聽了十分高興，船王包玉剛，鉅賈李嘉誠、查濟民等人立即向我表示，非常希望鄧小平在九七以前就到香港看看，盼我促成。我轉告趙紫陽、姬鵬飛，他們都笑而不答。我知道他們不便表示可否。我動員趙紫陽：「你可以到香港看看。」趙反問我：「怎樣去？」使得，他是總理，沒有邀請怎樣去。「將來你訪問英國，回國時，可以順道訪問。」我說。趙紫陽笑笑，「是個辦法，但手續也不簡單。」我看他有些心動了。
回港后，包玉剛等又提到鄧小平和中央負責人「九七」前來「看看」的事，談到誰邀請，以及住宿問題。我說：「姬鵬飛來港，可以接受港英政府邀請，新華分社出面也可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就不適合了。」包玉剛滿有信心地說：「總會有辦法的。實在不行，由我們出面也行。」他和鄧小平有死角，我考慮這個可能性也不大，但我沒有說出來。
談到鄧小平來港住在什麼地方？酒樓總有些不便。包玉剛便帶我到他石澳的別墅看是否合適。亞視老闆丘德根也請我到他家吃飯，順便看看，中央領導人來后可否供他們居住。他們的房子都很寬大，包玉剛的別墅踞山面海，風景極佳，但都只能住主客，隨從及保安人員無法安排。我經工委同意，姬鵬飛批准，購買原佳寧集團主席陳松青赤柱住宅，一個院落里的七棟住宅，作為招待所，北京領導人來港可作住所，平時並可招待香港各方面的朋友。陳松青企業破產後，這七棟住宅為銀行沒收並轉手賣給包玉剛，當時已屬包玉剛的產業，因此很快成交。買時，社內有些同仁擔心價格高，恐有反映，我說服他們，作為地產投資，也可買下。七棟高級住宅，當時購價為四千七百萬港幣，現價可能達一、二億。
第四章 「統戰」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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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權，並不同內地一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中央起初提五十年不變，後來胡耀邦又公開講：「一百年或更長時間不變。」這一總的方針、任務，確定了在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內地有顯著不同。
我的理解：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長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以前沒有提過。列寧曾講過利用資本主義，是一種局部的利用。以全中國範疇來講，香港是一個局部；然而，從香港地區來講，卻是一種全面、長期的利用。「九七」前後，如何規定香港共產黨組織的責任，不管稱之「領導」也好，「推動」也好（我後文將有論及），都要在那裡實行「一國兩制」，貫徹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的原則。而要長期不變，就不僅僅是維持現狀，中英聯合聲明中提的要求是要「保持繁榮、穩定」，因此，香港的共產黨領導機關，就必須研究如何使當地的資本主義不斷繁榮，亦即不斷有所發展，以達到一個長期穩定的局面。對香港的共產黨組織來講，這個命題完全是個嶄新的課題與挑戰。
這就需要研究香港過去的發展經驗，以及今天的狀況，找出它的發展規律，就必須重新認識香港，對香港社會重新進行全面、系統、深入地調查研究，這也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前提。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要從重新認識香港開始。重新認識香港，又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認識其在戰後進行改革演變，適應發展規律，得到新發展的經驗，求得香港資本主義繼續繁榮穩定。
鄧小平講過多次，在香港不實行包括共產黨領導在內的「四項堅持」[注]，在此原則下，「港人治港」，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前提下的「港人治港」，是資產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工人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因此，也不可能由北京派人來「京人治港」。
注：思想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作為中國在港的派出機構，港澳工委、香港新華分社，也不能派出人員參加治港。毛鈞年雖是道地的港人，但他已是新華分社的副社長，公開的共產黨員，不管未來其個人主張為何，如果他以共產黨員身分參加「港人治港」，不論實際上，或觀感上，都是中共代表治港。即使有少數隱蔽的，即秘密共產黨員以港人身分參加治港，他們也要執行基本法與香港原有的法律、規則。如果黨那時有「指示」，不符基本法與香港原有法規，他應拒絕執行。除非依法定程序，修改基本法和原有法規。
總之，未來的「港人治港」，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有別於大陸的工人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隨著經濟的改革，未來發展會有變化——這是我現在的觀點。）也有別於港英統治下的殖民專制政府。還可能有別於西方某些大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工人階級很少能直接影響的政府。
我和趙紫陽、姬鵬飛個別交換意見時涉及這一認識，沒有深入探討。趙紫陽的回應很簡單：「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看來他是同意的。我還估計：「第一任行政長官，很可能是『親英』的。」兩人都沒有表示反對。
這些認識，不僅成為我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依據，也成為後來制訂香港未來政治體制模式的主要考慮。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當前是為了多交朋友，爭取香港通報關心；併為九七后，無色、培育治港人才。
根據鄧小平意見，香港統一戰線不要求和內地一樣：愛國、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他所提「更廣泛開展港澳統一戰線」的概念，對港澳統戰對象只要求「愛國、愛香港」。這是符合香港、澳門當前實際，可以廣泛團結港澳各方人士，實踐「一國兩制」的設想。我在統戰工作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根據他的這些思想衍生的。
27
鄧小平在和中共中央常委的一次談話中，主張在港澳的統戰工作，「要敢於做大右派、大特務」的工作，「敢於和他們交往，做朋友」。我決心打開統戰局面，就從這方面著手。
港澳工委，新華分社傳統把社會各界從政治傾向上，分成左、中、右。社會上也有類似這種分法。所謂大右派，是指大資產階級中的親英派、親美派、親台派等等香港社會上層人士。
自我和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在中文大學馬臨處會面之後，就與他們建立了一個經常接觸的「君子協定」。鍾士元是行政局首席議員，是華人參加香港政府的首席；鄧蓮如是英資財團太古洋行出身，是英國政府和英國財團培養推重的首席精英，後來，英政府還讓她成為英國上議院議員，皇室授予她勛爵爵位，可見倚重之深。利國偉是香港世家之後，恒生銀行董事長，屬於滙豐集團，在華人銀行界居首位。我想，同他們建立定期直接接觸關係，可以了解香港親英階層，以及港英政府的意見。我們隔一段時間見一次面，李儲文在職時，李同我一起去；李去職后，喬宗淮同我一起去。主要是一起吃飯，多數由他們請我們，地點在利國偉恒生銀行的俱樂部，也有幾次我們出面請他們。吃飯時，互相交換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比較融洽。因此後來也逐漸增加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和信任。
在以後的接觸中，他們要求以行政局、立法局的名義同香港新華分社、同我接觸。對此，港澳辦表示反對，堅持不承認他們代表行政局、立法局與我們接觸，認為他們意圖利用這個機會，讓中國機構承認他們兩局的地位。我採取了折衷的辦法，不但同他們進行私人個別接觸，並利用春節、國慶節宴請兩局全體議員，也接受他們集體請我吃飯。
中國承認不承認香港政府兩局地位，一時也成為香港的敏感問題。在記者問我既然請兩局議員一起吃飯，為什麼又不予承認，我只回答：「尊重不等於承認。」因為我在宴會上講了「尊重」兩局的詞彙，免與北京相違。考慮他們在香港的地位，在中、上層甚至下層某些人心中，他們有相當影響力。這些人當中，有一些在未來特區政府中可能會有一定的地位，爭取他們，無論在當前或以後，都非常必要。
為了對港英政府中的華人高級官員開展工作，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告訴我，他部下總政文工團有一女團員要到香港來，她的義父張有興是香港市政局議會主席，因為有這層關係，河北省委不批准，要我幫忙。我了解這一情況后，專門向總書記胡耀邦打電報，希望能批准她到香港，打開與張有興交友之門。胡批准了，並指示公安部派專人去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莊辦理這件事。經過她介紹，我們與張有興有了接觸。
當時港府華人官員與新華分社接觸，包括接受邀請吃飯，都要事先經過港英政府批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主動爭取多聯繫多接觸了一些人。後來包括警務處長李君夏及他的英籍前任，我都請他們吃飯，開始有了個別接觸。
在交朋友、互相增進了解和溝通的目的下，我們同香港政府高層官員的交往逐漸增多，不僅是我，分社的其他同仁也交了不少朋友。這些朋友對港英政府的政策、情況都比較熟悉，其中有不少人，在「九七」后的特區政府中可能會繼續任職，對政權延續、順利過渡，將會起很大作用。
中國要收回香港，需要爭取人心，前提是要真正了解港人心態。多數港人看法如何？中國共產黨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
來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紹情況的人都講，大多數香港同胞擁護祖國收回主權；只有「極少數」不願香港回歸。
來港不久，我就感覺，這一估計和實際情況差距甚遠。我估計實際狀況是，相當多人不願香港回歸，但不便公開反對；只有極少數公開表態。
雖然英國殖民統治一百多年，香港一直是個華人城市，中國人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外國人不到百分之二，其中英國人只佔百分之零點幾。從民族感情上講，中國收回香港，港人應該感到高興。然而事實使我改變了看法。
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起飛，各階層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文化教育水準提高。英國殖民政府利用時機，改善和市民的關係，扭轉形象。在它的誘導下，相當多的香港人特別是在中青年港人中，產生一種「歸屬」的情緒，自稱「香港人」。我在和社會各方人士接觸中，有強烈感覺，不少人出口便是：「你們中國人」、「我們香港人」。似乎香港已非中國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獨立實體似的。
有一次，我接受某鉅賈宴請，他的三個公子在座。談到熱門話題收回香港，我解釋中國政策是「一國兩制」，一切不變，要變的只是港府英國國旗換中國國旗，英皇委派港督換成港人自選的港督，不再是英國殖民地。一位公子很不以為然地反詰：「那不變成中國的殖民地了嗎？」他那時腦袋中，已視香港非中國領土，自己是具獨立性的香港人了。
對於「愛國」，港人也有新的定義——這也是我的新知識。有一次，我和一些反對共產主義傾向的文化人接觸，他們告訴我，他們是愛國者，但愛的「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中國，也不愛國民黨中國」，「我們愛的是中華民族。」
香港五百五十多萬居民，約一半從大陸來。主要有兩次入潮，一次是四九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一次是史無前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那次有六十多萬人。新中國建立后，歷次政治運動中，也有不少人逃離內地移居香港。
這些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人，相當多數曾在大陸遭受過政治、經濟，以致精神、肉體上不同程度的傷害。所以香港相當多數居民中，存有「懼共」、「仇共」情緒。幾十年來，他們在香港立足生根，有些發家致富。中國要收回香港，他們第一個反應，便是會不會再來一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共產黨又要對他們「共產」。我和江蘇籍的幾位鉅賈比較熟悉，他們中有個第二代，更出言直率：「華人資本家怕共產黨，『上海幫』更怕。因為已經被共產了一次，餘悸猶存。」「你說一國兩制，不會共產了，毛澤東開始不也說，資本主義太少了！後來還不是『共』了！」當時，我只能解釋，共產黨已經接受教訓，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經濟發展，改革開放。
一些大陸出來的知識分子則擔心，「九七」后共產黨在香港搞政治運動，「秋後算帳」，他們有些已成香港文化傳媒聞人，在他們的製作言行中經常批評共產黨。大陸移民來的第二代知識分子，受西方教育，普遍擔心香港的自由環境能否繼續，相當多的中年人怕共產黨來對他們實行「洗腦」運動。
我感覺基層（香港稱「普羅」）階層多數有愛國熱情，但也並非全數真誠「擁護」香港回歸。即使「左派」陣營內的基層群眾，他們對「一國兩制」方針也有意見，認為「回歸不解放」，即不能和大陸解放后一樣，「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和平常不關心政治的多數基層一樣，他們擔心「九七」后，生活水平下降，對大陸「大躍進」后，向大陸家人、朋友寄送糧油視頻的記憶猶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后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異端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后，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英國在談判鬥爭中，採用的「三腳凳」、「民意牌」、「代議政制」等策略，我認為，是英國基於前述港人的情緒，並加以利用；既贏得港人的信任，打擊中國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英在談判鬥爭中，「針鋒相對」，勢所必然。
英國政府常根據談判鬥爭需要，不斷「放風」，運用得比較靈活。中國方面則僵硬不化，固守「保密」原則，常陷於被動。
我逐漸理解香港人這種在「兩大」之間，極力爭取自我存在、自爭前途的情緒。於是儘力設法，增加他們有接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的機會。例如，儘可能多組團去北京會見中央領導人。然而限於兩國談判鬥爭策略，和談判保密原則，我們始終沒有找到更滿意的途徑。
相當多的香港人在無法直接參与談判以影響自己前途的情況下，不但對中共不信不滿，也對英國失望。英國口頭雖說，「從道義上講，要尊重港人議員」（戴卓爾夫人語），使一部分港人想依靠英國抵制中國，以維持現狀；但事到臨頭，英國本身利益與港人意願矛盾時，便棄港人意願于不顧，英國拋棄「三腳凳」策略，同意談判只在兩國之間秘密進行，使港人感覺被出賣。
《信報》林行止在他的評論里，概括稱：「中國不可信，英國不可靠。」言簡意賅地說明了港人心態。
當時，相當多數香港人對前途無可奈何，非常悲觀，視香港回歸之日，中國管治香港之始，即香港末日到臨，相稱一種世紀末的思想，在口頭與文字上出現「九七大限」、「時光倒數」等悲涼詞彙。不論有財無財，都盡量設法在「九七」前多搞一些錢。有人一面移民逃資，一面搞錢；有人則是準備有錢后，再移民他國。社會上也出現「無厘頭現象」，即無可奈何，聽天由命，嬉笑人生。
幾年來，我深感香港土地回歸較易，香港人心回歸很難。地歸人心不歸，不能算完全回歸。這方面的工作，實在很難。
20
推盤恢復后，英國在香港就玩起民意，一方面沒有徹底放棄「三個條約有效」，另一方面又推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新策略，和中國政府的主治權不可分的立場對峙。一時間，香港社會紛紛出現代表英方立場的言論和方案，以主張「公司論」與「絕緣論」者最活躍。
喬宗淮來港后，通過中文大學校長馬臨，認識了港英政府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議員鄧蓮如、利國偉。他（她）們是當時華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級官員。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他們就是楊振寧向北京領導人所反映的，不滿香港新華分社的代表人物。
我來港三天，就約見了喬宗淮，隨機在中文大學的校長別墅，一起會見了鍾士元等三人。那是在新界中大校門對面的一處半山上，風景極好。校長馬臨出面設宴款待我們。吃飯之前，大家先在花園內坐下飲茶，閑聊起來。
他們先向我「介紹」了香港人心動蕩的情形，移民日益增多、移民心態無奈；又談到投資者不放心，把資金分散——「雞蛋不再放在一個籃子里」，紛紛外移。主要原因都是中國要收回香港。
他們建議，中國穩定香港人心最好的辦法是，採取香港經營「公司」的作法：中國收回主權，當公司的董事長，聘請英國為總經理，繼續管治香港。英國駕輕就熟，香港人心就可穩定，投資者放心。
主講者是鍾士元，他普通話生硬，結結巴巴，三人中鄧蓮如普通話說得最好。他們極力遷就我這個不懂廣東話的內地人。
我向他們較詳細地推薦了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方針、政策。看來，他們已有所聞，語氣婉轉卻直率地表達：香港人對中國沒有信心。中國政府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並無先例，試驗能否成功，港人沒有信心。而且還說中國政府也曾對西藏允諾給予高度自治，後來還是變了。中國過去的記錄，使港人疑慮。
我注意到，他們用詞極為小心，不似香港多數傳媒稱「中國」為「中共」。
我對西藏情況沒有做詳細的解釋，只是告訴他們，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到西藏糾正了以前的錯誤。「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以後是不會改變的。」
我應允將他們的意見，向北京反映。
我估計自己並未說服這批香港社會的上層人物。他們同英國政府、英資財團關係較深，知名度高，具有社會影響力。要爭取他們改變態度，了解、贊同中國政策，需要費較大功夫。我考慮讓他們去見北京高層領導人，這樣不僅可以讓領導人直接聽聽他們的反映，還可以爭取領導人對他們做工作。而他們也有此願望——在他們去倫敦向英國政府遊說之前，曾向我表示，希望有機會能去北京，代表香港政府行政局反映意見。
我立即向中央報告與三人會面情況，建議邀請他們去北京，特別建議鄧小平接見他們（鄧小平很少會見賓客），北京很快便同意了。由我出面邀請他們以個人身分訪問北京，而不是代表香港政府的行政局。鄧小平見了他們。鍾士元雖然比較老練，但思想比較固執，同鄧小平見面時，仍然強調他們代表港人；鄧蓮如比較靈活，她隨機應變，扯開話題。鄧小平一開始講話就不承認他們是港人代表，強調他們只是以個人身分來見面的。
北京之行后還有個插曲。他們三人回港仍向新聞界表示是代表港人去北京反映意見的。我們立即向港澳辦提出要求，將鄧小平與三人談話記錄傳來香港全文發表，一方面是不要港人產生錯覺；另方面讓港人了解鄧小平講話的全部內容，由他這位權威人士談方針政策，爭取港人放心。
為配合我們的輿論，我利用向青年經理午餐會發表演講的機會，批評某些要求英國繼續管治的人，用了「殖民主義的孤臣孽子」這個詞，試圖對他們心理加壓，改變他們的想法。後來聽到社會上負面反應，感到用詞確實重了一點，以後就吸取教訓，注意講話用的詞儘可能照顧港人的心態和情緒。
不久，滙豐董事會主席沈弼請我參觀滙豐銀行，並在頂樓宴會廳設宴款待。
當時，滙豐新大廈尚未建，老樓低於中國銀行大廈，大廈面臨維多利亞港，可惜沈弼沒有請我看海景。宴請用的是西餐，一道湯、兩道菜、一道甜品。時間卻長達三個多小時，作陪的是議員譚惠珠、一位英國人（不記得名字了），還有我的英語翻譯。
講話最多的是譚惠珠，看來是有備而發。她也從社會人心動蕩講起，講到香港人對中國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資。（她也用「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這類詞，但不用「逃資」。）她建議中國政府採用「香港公司」辦法，當香港的「董事長」，聘用英國當「總經理」。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
因為她用英語講，連同翻譯，用掉兩小時。我雖和她第一次見面，其實已發現她普通話說得還可以。
沈弼在譚惠珠講話后，畫龍點睛說了十多分鐘：「就在社長先生您現在坐的這張椅子上，」他指著我坐的長靠背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前次來，也坐在這張椅子上說：『香港應該是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主義之間的絕緣體，起這個作用。』」
沈弼加重語氣說：「李光耀先生說得好。如果貴國政府採用譚女士的建議，香港人就可免於恐慌，保持穩定繁榮了。」
沈弼這番坦率的發言使我瞭然於心：以主權換治權，已成為英國政府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主要謀略。這個謀略的創始者是香港人，還是李光耀？為英國所接受？還是英國人自己創造，利用香港人傳播？這有待驗證，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國這一階段對中國收回香港的談判鬥爭，謀略已明。
我回社后，立即把我的分析電告中共中央。
中國政府掌握各方面反映后，通過政府發言人和領導人講話，重申主權治權不可分，沒有治權就談不上主權；「九七」後主權、治權要一起收回。
沈弼口中所說的李光耀「絕緣體」理論，大陸決策部門認為，同戴卓爾夫人講的「獨立」有關係，她曾經講，「假如香港是一般的殖民地，香港早就是另一個新加坡了。」這對香港社會某些人影響頗深。在我同一些港人的談話中，就有人講，「應該有香港自己的李光耀」，很明顯地表示他們希望「獨立」。有人乾脆公開提出，希望在聯合國或英國的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贊成獨立。也有一些學者建議用波多黎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認為波多黎各是美國轄下的一種「半獨立」或「准獨立」的自治模式，香港應該借鑒。
所有這些言論，同「絕緣體」一樣，都是希望香港脫離中國「獨立」，或者成為某種變相的「獨立實體」，這當然不符合香港是中國固有國體一部分的實際，不容允許；而在客觀力量上，香港要像新加坡或英國其他殖民地那樣「獨立」，也是做不到的。
當時更多的一輪，是希望保留英國人管治。實際上是希望香港成為變相的「獨立實體。
八三年七月，中英兩國第二輪談判開始后，英國代表果然提出了「過渡論」：認為英國撤出香港，把治權轉移到港人手中實現本地化，需要過渡，距離「九七」只有十四年，時間不夠，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來過渡，香港才會穩定。這個過渡期，可以在中國主權名義下，由英國繼續管治。
至此，一直在香港各界醞釀傳播下未公開的英國官方的「以主權換治權」謀略，終於明朗了。「過渡論」、「絕緣體」和「公司論」異曲同工，如出一轍。鍾士元、沈弼等見我，是表達自己見解？還是英國透過他們向中國傳達信息，進行試探？都有可能。
然而無論如何，英國動員各方力量，為其謀略服務的本領，的確令我大開眼界。
21
英國在談判的同時，為了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不斷影響輿論，刻意發揮「民意牌」作用。對此，中國方面也動員輿論配合談判鬥爭，不僅在內地，《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要發揮作用；在香港，對英國的「民意牌」也要有反應，不能迴避。
圍繞「治權能否延續」等問題，中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宣傳戰。
我們在香港發動了「左派」七十二個工會舉行座談，表達香港勞動群眾贊同中國收回主權、「港人治港」的決策，在香港社會引起轟動，有報刊評論：「頗具聲勢」。
為了配合談判桌上的鬥爭，我走訪香港的工會、農會、群眾團體、新界的居民區。我還廣泛地接觸中上層人士、傳播界負責人，以爭取他們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政策的支持。
對此，香港報刊評論說：香港有些奉「中華民國」為正統的報紙，或者一向立場較為反共的報紙，在許家屯的宴請攻勢下，逐步調整言論尺度，不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政策唱太明顯的反調。電視台也起了一些變化。事實上，這種說法是誇大了。
我也積極向港英政府人士、英資財團的負責人宣傳中國的政策。
怡和洋行的董事長西門·凱瑟要求見我。怡和是鴉片戰爭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這是主動要見我，估計是代表在港英資財團，推銷英國政府以主權換治權的謀略。
我們在新華分社會客室見面。西門·凱瑟由怡和的一位華人買辦陪同，他年約三十歲左右，有一股青年人的傲氣。
果不出所料，他是推銷英國謀略而來的。我在他講話后，向他介紹了中國政府的方針和想法，他很不以為然，多次打斷我，批評中國政府的不講信用。
我耐心解釋：中國情勢已變，未來不會改變香港的經濟制度，損害私人和企業家的財產。我理解他的心情，新中國成立后，怡和在大陸的產業損失殆盡。
西門·凱瑟年少氣盛，粗暴地打斷我的話：「香港現在被英國人管得很好，為什麼中國一定要收回？既然一切都不變，為何要把英國趕走！」
看來，他祖先的侵略心態依舊，我正色回答他：「為什麼要收回？道理很簡單，這是不平等條約造成的結果，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制度雖然不變，要變的是英帝國的侵略歷史。英國殖民政府要下旗，撤回倫敦！」
他見我面色起變，忙承認自己失言，請予原諒。
我當即表示諒解，說：「我願意和您做朋友。朋友間偶然說錯話不要緊，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八四年三月，怡和遷冊百慕大，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新中國成立后，怡和在內地遭受的待遇，給西門·凱瑟家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南京長江大橋邊，現在的江蘇肉聯加工廠，過去就是怡和洋行的一個大企業。中國實際上是把它沒收了。因此，他們怕香港收回后，對怡和進行第二次「共產」。
我曾想，我的話是否也成為西門·凱瑟家族決心遷冊的因素呢？我如果和緩地回答他，是否可以避免事情發生？當然，這是個我無法得出結論的猜想。不過我當時想，如果再遇到類似情況時，我將更理智對待。
怡和遷冊以後，收到香港各方面輿論的斥責。西門·凱瑟又要求見我，這次他改變了態度，解釋怡和遷冊純屬商業行為，希望予以諒解。我沒有批評他，只是對他說：「你們遷冊是沒有必要的。中國過去在上海所執行的政策不會再繼續，我們在香港完全採取新的作法。當然，你已經這樣做了，我也能理解。」看起來他很感動。我考慮，怡和已遷冊，不可能再挽回。我們的政策是「拖住英資」，希望英商繼續留在香港，並盡量保持他們的利益，還是應該做好英商的工作。
西門·凱瑟也表示：雖然遷冊，怡和的主要業務仍在香港，今後也還有興趣進大陸投資，重點仍在香港和中國。他這話並非全屬敷衍之詞，我知道他們在廣州有投資。我表示贊同。
我和西門·凱瑟兄弟還真的做了朋友。以後他兄弟每年來香港，雙方都有宴請。西門·凱瑟不再稱我「社長先生」，而稱「叔叔」。我臨退休，他還送我四幅畫，要為設宴餞行。我那時心情不佳，也不願再給李鵬等人增添借口，對外界餞行活動幾乎一律謝絕，自然也沒有應他們兄弟之邀。
八四年一月十日，香港大學評議會例會，校長黃麗松邀請我到會講話。那天，黃麗松主持會議，一百多位港大教職員和畢業校友出席，他們多半是香港著名的學者、教授、社會各界的精英。
我根據中央制定的「十二條」收回香港政策，做了題為「前途和希望」的講話，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由負責官員，較正式的公開、全面地做有關收回香港政策的講話。與會人士很重視。香港中外報刊、電視台廣泛地做了報導。也在社會各方面引起注意和反響。
不久，鄧小平見到我，講：「你那次講話，反應很好！」給予肯定。顯然，鄧小平也知道了，因為我並沒有向北京報告這次講話的反應。
總之，針對英國打「民意牌」，我們採取一系列做法，目的主要是爭取人心，打開香港工作的局面，也為了配合談判。當然，這兩方面是統一的。
22
八三年九月八日，颱風「艾倫」襲擊香港幾天幾夜，整個港島風雨交加。中英雙方「民意牌」之戰，也隨著風雨越打越激烈。
中英進入第二階段談判后，英國一直堅持「過渡」，「以主權換治權」，謀求先談香港的主權問題，而中國則堅持主治權不可分割，九七年整體收回，先談九七后香港如何管治問題。雙方談不攏，關係很緊張。從第三輪開始，公報上就沒有「有益的」、「建設性的」表示談判氣氛良好的字眼，加劇了香港社會的惶恐心理，股市、地產不振，港幣幣值節節下降。社會輿論幾乎一面倒，批評這是中國收回香港的強硬態度使然。
我們認為港幣貶值確有政治因素，但並非中國單方面造成的。地產不振，還有供過於求因素，更非中國造成。更不尋常的是，通常各個國家在幣值失控時，政府都會進行必要的干預，而港英政府不但故意放手讓它動蕩，港府財政司彭勵治還公開發表講話，稱：「港幣貶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場環境下，沒有政府可以控制幣值的趨向。」也就是明白告訴香港同胞，是因為中國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幣貶值。矛盾指向中國，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以增強英國的談判籌碼。
香港政府執意不採取措施的態度，無異對形勢火上加油。我察覺到港英政府在對陷入僵局的中英談判施加壓力，不惜犧牲港人利益。當天晚上，我就到深圳打電話給北京——港英政府對新華分社電話全天候艦艇，我們有重要事情和北京相商，都到深圳通電話。我連夜找主管宣傳的楊奇商量，針對英國這種作法，在輿論上予以揭露。
當時大陸三位理論權威正在香港訪問，他們是經濟學家錢俊瑞、許滌新，以及外交、政治學家宦鄉，我曾就港幣貶值問題請教他們。於是就決定請三位專家用適當的形式公開發表意見。錢俊瑞、許滌新都公開表示了態度，批評香港政府對港幣不斷下挫不負責任。
中央之間「民意牌」之戰，延伸為「經濟牌」之戰。社會心理，更為緊張。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階段第四輪會談在北京結束，因雙方立場嚴重對立，談判陷入僵局。消息傳出，香港金融外匯市場立即發生瘋狂拋售港幣、擠兌美元的狂潮，使港幣從一美元兌八·一二，急劇下降至九·七，並且大有破十之勢；金價狂升達每兩七零·五港元；人民幣半日內調升三次，賣價達每百港幣二二·一二元。
報刊對那兩天的描述是：整個市「癲」了。稱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六」。
一份港刊對擠兌美元的情況描寫道：「銀行出現兩條人龍，一條是兌換美元或提取美鈔的，另一條是把美鈔放進保險箱的。」
在超級市場內，搶購油糧食品的人潮，把貨架掃蕩一空，一些地方乘機把視頻價錢一再提高，原來十八遠一包的米改售二十三元。一位大學講師說，他明知搶購食品是毫無必要的，但也不得不多買幾罐奶粉，因為家裡的嬰兒是不能沒有奶粉的。
香港政府這時才緊張起來，港督匆忙從北京返回香港，第二天即發表聲明以穩定人心。財政司彭勵治這是仍在國外，香港社會對他批評紛紛，港府壓力很大，原先聲明自由市場，貨幣不容政府控制，這種情況下也不得不干預了。十月中旬，港府宣布挽救港幣措施：實行聯繫匯率，港幣同美元重新挂鉤，訂出一美元兌七·八港幣的「官價」，取消百分之十的港幣存款利息稅，港幣就此穩定，直到現在。
港幣實行聯繫匯率，經濟界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年來，我看正面的作用還是主要的。中國政府也一直表示支持實行聯繫匯率。
經過這一役，英國政府總算了解中國決心了。在接下來五輪、六輪會談中，英國放棄「過渡論」、「以主權換治權」的策略，接受中國的「十二條」，從九七年以後如何管治香港著手，雙方開始了實質性的討論。
自此，英國的策略改為要對香港「繼續保持聯繫」。不僅在九七年以後要保持經濟上的「聯繫」，還要儘可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保持「聯繫」。這在後來的談判過程，及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都明顯、具體地表現出來。
23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商務，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大會秘書處通知我提前半小時到福建廳。
我按時到達，姬鵬飛、李后也先後到達。
李后告訴姬鵬飛和我：「鄧辦通知，用二十分鐘時間，向小平同志做彙報。」我理解，鄧小平要了解最近香港社會和人代會期間港澳代表的情況。這是姬鵬飛出事，可是姬鵬飛調轉面吩咐我：「你彙報吧！」事出意外，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鄧小平已經走進來了。邊和我們握手，邊說：「好啊，今天講些什麼？」隨即坐下，聽我彙報。
最近，國內一些有身分的人，隨意對香港問題發表講話，引起香港社會一些思想混亂。如廣州市計劃委員會主任麥揚公開說：「香港未來會包括在以廣州市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圈內」，引起港人許多猜測和不安：香港將來是否會划給廣州，成為廣東或華南的一部分？
我發現后，立即打電話給廣東省委，請他們澄清。廣東省就安排報社記者再去採訪他，讓麥揚公開表示：「珠江經濟區應包括港澳在內，只是個人設想，對引起的誤會表示歉意。」以此來解除港人的疑慮。
這次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北京有些負責人，對香港政策的一些說法，同鄧小平、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如人大副委員長、前國防部長耿飆在人大湖南小組上講：「中國軍隊不駐香港。」被香港記者公開報導了。耿飆這一說法，和鄧小平的意見、中央的決策是不一致的。鄧小平說過：要在香港駐軍，以象徵國家主權。我看到人代會的簡報后，很訝異：為何沒有把鄧的意見和中央的決定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傳達？我當時就在考慮，這種現象應該引起中央注意，儘快糾正。
我著重當前香港同胞，對中央收回香港方針、政策的種種疑慮，概括地做了彙報。也說到我們對香港同胞講中央政策的工作做得不夠。還有一些負責人，講了一些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話，包括少數中央負責同志在內，增加了香港社會的不安與疑慮。
鄧小平立即追問：「是哪幾個（中央）負責人？」
我舉了耿飆、黃華的例子，他們都是人大副委員長。耿飆說：「中國在香港不駐軍」，與中央決策「在港駐軍象徵主權」完全相違。黃華說：「九七后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可以有香港代表」，為中央已定政策中所無。按中共規定，中央未定之事，負責人不應做公開承諾。
鄧小平聽后沒有再說話。彙報結束，我們陪著他走向東大廳會場，代表、委員們已站好，等待攝影，而後到會場就座。
根據會議秘書處和記者的約定，開會之前給記者五分鐘時間拍照。記者退出后，會議才開始。港澳和大陸記者數十人擁擠著對鄧小平照相、攝影，銀光閃閃。五分鐘過去了，大會工作人員請記者退出。記者們依依不捨，有的一邊倒退，一邊仍搶著拍照。
就在這時刻，鄧小平突然向記者招收，高聲說：「你們香港記者留下來，我要講幾句話！」
太意外了。全場驚愕地看著鄧小平發脾氣的模樣，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記者們又回到大廳，有些記者竟驚嚇得面色鐵青，有些則手忙腳亂，在找什麼東西，原來有人連錄音機都沒有帶。
鄧小平開始很激動地講話。他的談話內容，香港記者都如實報導了。鄧小平說：
「第一，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發言，我說是正式的，趙總理說是正式出。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港澳辦公室，姬鵬飛當主任的；一個是我們的外交部，有部長和主管這個問題的發言人。還有，我相信許家屯會按中央意見講，不會亂說的。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發言都無效，都不是正式的。
「第二，我要辟個謠，黃華、耿飆兩位胡說八道，講的香港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你們去登一條消息，沒有那麼回事。香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呢！
「英國外相跟我談的時候，他也承認中國政府既然收回主權，有權在香港駐軍。
「明確得很的。這個權力都沒有，那還叫中國領土嗎？」
《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作為港澳首席代表，坐在鄧的旁邊，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言不由衷地說：「五分鐘拍照時間過了。」他說了幾次。我想他是為了提醒鄧小平，要記者退出，可是他忘記了，記者是五分鐘拍照以後被鄧小平留下來的。
我當時坐立不安，沒想到鄧在記者面前發那麼大脾氣。一方面，我為香港將會振動感到不安；另方面，也為鄧在公開場合指責耿飆、黃華感到不安，對他們深感抱愧。
會議結束，我趕緊出來找香港記者，他們有人也在人大會堂的北門外等我，想要探知他們退出（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誤）鄧小平的講話內容。他們見到我先問：鄧小平今天為什麼發這麼大脾氣？我則問：你們稿子發了沒有？他們說：我們一出來就發了。我原想，說服記者們不要發，或換一種「說法」，以減少香港社會的振動。（當然，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只是想努力試一試。）既已發出，我只好無奈地說：「那就算了！」
這時，費彝民也走出大會堂，被記者留住，也利用這機會，對駐軍問題做了一些補充解釋。當日下午，我請新華分社宣傳部副部長韓力，將鄧小平關於駐軍問題的談話，較全面地搞了一份材料，分發給香港記者看，供他們做報導參考，力求減少港人的疑慮和社會震驚。
後來回到香港，我也利用各種場合反覆解釋：中國在香港駐軍是主權的象徵，駐軍費用不需香港負擔，現在英國駐軍，香港要負擔四分之三，中國不會如此。駐軍人數不會太多，鄧小平講只需三、四千人。駐軍不會幹預香港的日常事務，也不會管社會治安，治安由警察負責；只有在遇到災害或者發生動亂時，應特區政府要求，軍隊才會出來幫助穩定。駐軍只是預防性質。
當時香港社會有相當多的人不主張駐軍，他們擔心解放軍干預地方事務，不遵守地方法令等等。有人主張軍隊駐在深圳，不要來香港；有需要時再過來。
鄧小平關於駐軍問題的講話由香港傳媒報導后，社會上果然出現強烈反響，恒生指數下跌三十點。我迫切感到，有關中央的香港回歸方針政策，我們的宣傳工作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應該籌劃加強。
24
八四年元月，中英談判進入第二階段第八輪，中方宣布更換談判代表團團長，由外交部部長主力周南接替姚廣。據我所知，這次「陣前換將」，是中央外事小組的決定，他們認為在前幾輪談判中，面對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糾纏，姚廣鬥爭不力，致使談判沒能按照中方的設想展開。
第八輪以後，談判總體來講是順利的。四月，英國外相霍維訪問北京后抵港，公開宣布英國在九七年放棄對香港的主權，他還說：「要達成一份能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然繼續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這說明，英國已決定，九七年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一起交還給中國，談判的主要問題應該講已經解決了。
然而，根據外交部通報和喬宗淮自北京談判桌上帶回的消息，我知道，中英雙方仍在為一些問題爭執不休，其中主要的問題，是中方有關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提議。
中英之間設立這個小組，是鄧小平的主張，目的是在九七年前——即香港回歸祖國前這十三年過渡期內，有關執行中英香港聯合聲明的問題，雙方通過這個專門設立的小組進行聯絡和磋商，處理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此提議，英國和香港社會反應強烈：英國不願意當「跛腳鴨」。「跛腳鴨」是個美國俚語，新總統當選而舊總統尚未卸任時，舊總統實際上已難再有所作為，被成為「跛腳鴨」。
英國不願意「九七」前的香港政府成為「跛腳鴨」，他們顧慮聯絡小組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或另加港英政府之上的權力組織。抗拒情緒很大。他們採用一貫手法，把中國這個提議的內容公開，廣泛地製造輿論，以此壓迫中方收回提議。香港社會一時反對聲浪不斷。
中方向英方解釋，聯絡小組不是權力機構，也不是權利執行機構，而是雙方遇到可能發生的重大問題時，商討解決辦法的聯絡機構。它既不參与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對其起監督作用。
在後幾輪談判中，這個問題一直僵持不下，眼看中國設定的談判限期九月快到了，雙方仍然沒有達成協議，談判團很緊張，似乎找不到解圍之道。
八月，我返北京述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到機場迎接，告訴我，中央負責人都去北戴河度假，姬鵬飛也在那裡，要我立即去。
北戴河的夏天涼爽宜人，海灘綿延幾十公里，是有名的避暑勝地。每年七、八月，鐵道部都要為全國各地湧來的旅客，增添加班列車。我先乘車去海灘，弄潮兒眾多，五色繽紛；午間，我也參加行列，到近海去「泡」了幾趟（我游泳技術太差，只有「泡」的份）。
中央負責人住在以往外籍人士構築的紅色鐵皮頂的小別墅內，他們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住宅附近沙灘上，完全另個樣，靜悄悄看不到幾個人。
晚涼時，我在樹蔭下，向胡耀邦彙報香港近況，一輪到最近中英會談的僵局，胡耀邦說：「英國人過去撤出殖民地的記錄太差。香港收回，過渡期還有十多年，他們會不會不負責任，做些小平同志說的『拆爛污』的事？還是要防範它一手。設聯合聯絡小組，主要考慮是這樣。當然，還有些事情可能需要兩國商量著辦，對兩國都有好處。」
我彙報了香港一些人擔心中國可能要借小組干預香港事務，以及英國人不願做「跛腳鴨」，然後說：「為免除英國和香港某些人的顧慮，我有一個想法，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時間，設定到『九七』以後，讓他們理解，如果『九七』前聯絡小組會幹預英國對香港事務的管治，成為第二權力中心，『九七』后豈不也會成為干預中國管治香港事務的第二權力中心？要讓他們知道中國不會這樣考慮問題。同時，在面子上也讓他們過得去。此外，從我們的立場著想，可能『九七』後有些事，還需要英國合作處理。」
胡耀邦很高興，要我找趙紫陽，把這個意見告訴他。
第二天午睡后，我去見了姬鵬飛，告訴他同樣的意見，姬鵬飛沒有表態。趙紫陽的秘書打電話要我立即去，姬鵬飛說：「你去吧，把你的意見講給他聽聽。小平同志這幾天可能要討論這個問題。」
趕到趙紫陽處，他等得很急。原來胡耀邦告訴他，我有打開中英談判僵局的建議，他急於知道，因為鄧小平就在當天五時，約好中常委討論這個問題。
我做了簡要的說明。趙紫陽問：「你看延到『九七』后什麼時候？」他急匆匆看表。
看來無時間細說了，我說：「時間也不宜太長，二、三年可以，最長不宜超過五、六年。」
趙紫陽點點頭：「時間快到了，我們找時間再談。」匆匆離去。
第三天，姬鵬飛告訴我：「紫陽在常委會上提出『許家屯的注意』，小平同意了。剛才紫陽已經通知我們。」
李后在座，聽到姬鵬飛講話后，自個兒喃喃自語：「我們也有過這樣意見的。……」他面部表情複雜，給我印象極深。
不久，中英兩國就此問題達成了協議：中英聯合聲明中，決定聯合聯絡小組一九八八年後設在香港，工作到二零零零年，即「九七」之後三年。
我和姬鵬飛還討論了航空權問題。我考慮，我們應該維護英國的權益，但也要防止他們的壟斷；特區政府成立后，香港不應該只有一家國泰航空公司，即使現在也不應該這樣。這問題我也向趙紫陽提過，趙紫陽同意我的看法；並從中國民航管理落後，屢訓不改考慮，他認為在香港成立一家中外合資的航空公司，「刺激」民航引進外國管理經驗。
姬鵬飛同意我的意見，但因為時間急促，雙方等著要草簽，沒有時間形成具體協議，就未能避免中英在航權問題上後來發生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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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十二輪、一年多時間的談判，中英兩國於八四年九月廿六日，在北京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又經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英國國會上、下兩院的審議通過。
中英兩國政府商定，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兩國政府負責人趙紫陽、戴卓爾夫人，將在北京簽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向世界宣告：中英用和平談判方式，歷史性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開創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局面。
這是中華民族洗雪國恥的大事。港澳辦提議邀請香港各界人士，組成觀禮團體赴京觀禮，我和副社長們很贊同。但港澳辦通知的名額，只有六十至八十名，顯然少了。
我到港已一年多，頻繁接觸中外人士，廣交朋友，初步改變了過去新華分社「一左二窄」的局面。我的頭髮，要創造、利用每一個機遇，進一步打開統戰工作局面。觀禮活動有兩國領導人出面，尤其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出席，是動員一些平常較少和我們接觸的統戰對象參加，對他們進行工作的好機會。因此，擬定邀請名單時，我交代協調部的負責人，除照顧到各階層，都要有代表人物參加外；儘可能多邀請社會上的「右派」人士，特別是港英政府內部的一些官員，以突破港英政府限制官員與我方交往的規定。協調部據此，排出了一個一百多人的名單，超出港澳辦的規定。經與港澳辦磋商，同意增至一百名。協調部再做挑揀，提出一百零一人的名單，說沒辦法再減了。我們也就這樣決定下來。
觀禮名單涵括中英籍人士，八名港英政府官員，十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錄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為原書排版錯誤）議員都在邀請之列。英國在港鉅賈有滙豐、太古、渣打的主席。（我一直抱憾的，沒有邀請怡和與港電的主席。）此外，我們試探在港台灣勢力的某些代表人物，他們或無回應，或表婉謝。總之，這個名單，有所突破，也有不足。既限於名額，也有港澳工委思想「解放」不夠的因素，包括我在內。
北京同意這個名單后，再由新華分社外事部出面，徵得港英政府及受邀人士同意，由我陪同，在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乘機飛北京觀禮。
十九日下午六時，中英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中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鄧小平、李先念出席了儀式，採訪的中外記者多達兩百人，中國還通過衛星向全世界現場轉播儀式實況，香港各界人士觀禮團被安排在簽字綠絨長桌的斜對面，目睹這歷史場面。
在攝影機的銀光頻閃中，趙紫陽的戴卓爾夫人分別在聲明文書上簽名，然後在一片掌聲中，互相交換文書，正式完成簽署中央聯合聲明。從此，殖民統治即將過去，香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鄧小平那天十分高興，儀式結束后，對香港記者表示，如果到九七年體力仍能支撐，一定會到香港看看。在場的港澳人士聽了十分高興，船王包玉剛，鉅賈李嘉誠、查濟民等人立即向我表示，非常希望鄧小平在九七以前就到香港看看，盼我促成。我轉告趙紫陽、姬鵬飛，他們都笑而不答。我知道他們不便表示可否。我動員趙紫陽：「你可以到香港看看。」趙反問我：「怎樣去？」使得，他是總理，沒有邀請怎樣去。「將來你訪問英國，回國時，可以順道訪問。」我說。趙紫陽笑笑，「是個辦法，但手續也不簡單。」我看他有些心動了。
回港后，包玉剛等又提到鄧小平和中央負責人「九七」前來「看看」的事，談到誰邀請，以及住宿問題。我說：「姬鵬飛來港，可以接受港英政府邀請，新華分社出面也可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就不適合了。」包玉剛滿有信心地說：「總會有辦法的。實在不行，由我們出面也行。」他和鄧小平有死角，我考慮這個可能性也不大，但我沒有說出來。
談到鄧小平來港住在什麼地方？酒樓總有些不便。包玉剛便帶我到他石澳的別墅看是否合適。亞視老闆丘德根也請我到他家吃飯，順便看看，中央領導人來后可否供他們居住。他們的房子都很寬大，包玉剛的別墅踞山面海，風景極佳，但都只能住主客，隨從及保安人員無法安排。我經工委同意，姬鵬飛批准，購買原佳寧集團主席陳松青赤柱住宅，一個院落里的七棟住宅，作為招待所，北京領導人來港可作住所，平時並可招待香港各方面的朋友。陳松青企業破產後，這七棟住宅為銀行沒收並轉手賣給包玉剛，當時已屬包玉剛的產業，因此很快成交。買時，社內有些同仁擔心價格高，恐有反映，我說服他們，作為地產投資，也可買下。七棟高級住宅，當時購價為四千七百萬港幣，現價可能達一、二億。
第四章 「統戰」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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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權，並不同內地一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中央起初提五十年不變，後來胡耀邦又公開講：「一百年或更長時間不變。」這一總的方針、任務，確定了在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內地有顯著不同。
我的理解：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長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以前沒有提過。列寧曾講過利用資本主義，是一種局部的利用。以全中國範疇來講，香港是一個局部；然而，從香港地區來講，卻是一種全面、長期的利用。「九七」前後，如何規定香港共產黨組織的責任，不管稱之「領導」也好，「推動」也好（我後文將有論及），都要在那裡實行「一國兩制」，貫徹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的原則。而要長期不變，就不僅僅是維持現狀，中英聯合聲明中提的要求是要「保持繁榮、穩定」，因此，香港的共產黨領導機關，就必須研究如何使當地的資本主義不斷繁榮，亦即不斷有所發展，以達到一個長期穩定的局面。對香港的共產黨組織來講，這個命題完全是個嶄新的課題與挑戰。
這就需要研究香港過去的發展經驗，以及今天的狀況，找出它的發展規律，就必須重新認識香港，對香港社會重新進行全面、系統、深入地調查研究，這也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前提。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要從重新認識香港開始。重新認識香港，又是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認識其在戰後進行改革演變，適應發展規律，得到新發展的經驗，求得香港資本主義繼續繁榮穩定。
鄧小平講過多次，在香港不實行包括共產黨領導在內的「四項堅持」[注]，在此原則下，「港人治港」，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前提下的「港人治港」，是資產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工人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因此，也不可能由北京派人來「京人治港」。
注：思想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作為中國在港的派出機構，港澳工委、香港新華分社，也不能派出人員參加治港。毛鈞年雖是道地的港人，但他已是新華分社的副社長，公開的共產黨員，不管未來其個人主張為何，如果他以共產黨員身分參加「港人治港」，不論實際上，或觀感上，都是中共代表治港。即使有少數隱蔽的，即秘密共產黨員以港人身分參加治港，他們也要執行基本法與香港原有的法律、規則。如果黨那時有「指示」，不符基本法與香港原有法規，他應拒絕執行。除非依法定程序，修改基本法和原有法規。
總之，未來的「港人治港」，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有別於大陸的工人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隨著經濟的改革，未來發展會有變化——這是我現在的觀點。）也有別於港英統治下的殖民專制政府。還可能有別於西方某些大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工人階級很少能直接影響的政府。
我和趙紫陽、姬鵬飛個別交換意見時涉及這一認識，沒有深入探討。趙紫陽的回應很簡單：「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看來他是同意的。我還估計：「第一任行政長官，很可能是『親英』的。」兩人都沒有表示反對。
這些認識，不僅成為我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依據，也成為後來制訂香港未來政治體制模式的主要考慮。香港的統一戰線工作，當前是為了多交朋友，爭取香港通報關心；併為九七后，無色、培育治港人才。
根據鄧小平意見，香港統一戰線不要求和內地一樣：愛國、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他所提「更廣泛開展港澳統一戰線」的概念，對港澳統戰對象只要求「愛國、愛香港」。這是符合香港、澳門當前實際，可以廣泛團結港澳各方人士，實踐「一國兩制」的設想。我在統戰工作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根據他的這些思想衍生的。
27
鄧小平在和中共中央常委的一次談話中，主張在港澳的統戰工作，「要敢於做大右派、大特務」的工作，「敢於和他們交往，做朋友」。我決心打開統戰局面，就從這方面著手。
港澳工委，新華分社傳統把社會各界從政治傾向上，分成左、中、右。社會上也有類似這種分法。所謂大右派，是指大資產階級中的親英派、親美派、親台派等等香港社會上層人士。
自我和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在中文大學馬臨處會面之後，就與他們建立了一個經常接觸的「君子協定」。鍾士元是行政局首席議員，是華人參加香港政府的首席；鄧蓮如是英資財團太古洋行出身，是英國政府和英國財團培養推重的首席精英，後來，英政府還讓她成為英國上議院議員，皇室授予她勛爵爵位，可見倚重之深。利國偉是香港世家之後，恒生銀行董事長，屬於滙豐集團，在華人銀行界居首位。我想，同他們建立定期直接接觸關係，可以了解香港親英階層，以及港英政府的意見。我們隔一段時間見一次面，李儲文在職時，李同我一起去；李去職后，喬宗淮同我一起去。主要是一起吃飯，多數由他們請我們，地點在利國偉恒生銀行的俱樂部，也有幾次我們出面請他們。吃飯時，互相交換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比較融洽。因此後來也逐漸增加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和信任。
在以後的接觸中，他們要求以行政局、立法局的名義同香港新華分社、同我接觸。對此，港澳辦表示反對，堅持不承認他們代表行政局、立法局與我們接觸，認為他們意圖利用這個機會，讓中國機構承認他們兩局的地位。我採取了折衷的辦法，不但同他們進行私人個別接觸，並利用春節、國慶節宴請兩局全體議員，也接受他們集體請我吃飯。
中國承認不承認香港政府兩局地位，一時也成為香港的敏感問題。在記者問我既然請兩局議員一起吃飯，為什麼又不予承認，我只回答：「尊重不等於承認。」因為我在宴會上講了「尊重」兩局的詞彙，免與北京相違。考慮他們在香港的地位，在中、上層甚至下層某些人心中，他們有相當影響力。這些人當中，有一些在未來特區政府中可能會有一定的地位，爭取他們，無論在當前或以後，都非常必要。
為了對港英政府中的華人高級官員開展工作，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告訴我，他部下總政文工團有一女團員要到香港來，她的義父張有興是香港市政局議會主席，因為有這層關係，河北省委不批准，要我幫忙。我了解這一情況后，專門向總書記胡耀邦打電報，希望能批准她到香港，打開與張有興交友之門。胡批准了，並指示公安部派專人去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莊辦理這件事。經過她介紹，我們與張有興有了接觸。
當時港府華人官員與新華分社接觸，包括接受邀請吃飯，都要事先經過港英政府批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主動爭取多聯繫多接觸了一些人。後來包括警務處長李君夏及他的英籍前任，我都請他們吃飯，開始有了個別接觸。
在交朋友、互相增進了解和溝通的目的下，我們同香港政府高層官員的交往逐漸增多，不僅是我，分社的其他同仁也交了不少朋友。這些朋友對港英政府的政策、情況都比較熟悉，其中有不少人，在「九七」后的特區政府中可能會繼續任職，對政權延續、順利過渡，將會起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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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在文化界、傳播界的一些所謂大右派，很多都是反對共產主義，以至反對中共的。有些人還經常發表文章批評中共，「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屬於這一族。這一族人士也有區別，不少表示反中共，但愛中華民族，也有一些人當時「批毛不批鄧」，批判毛澤東，贊成鄧小平，認為鄧的改革開放主張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香港有相當多數年紀大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傳播界人士、專欄作家、評論家、老報人，是從大陸到香港的，對共產黨多少都有意見，以至怨恨，他們有些坐過中共的牢，受過摧殘，吃過苦頭。
和這些人相聚，我同他們採取不強辯觀點，意識形態的差異暫擱起來，先求縮短差距，「求大同，存大異」，在愛國，或愛中華民族，國家統一上交朋友。前景社的人士與我第一次接觸時，尖銳地批評中共，但他們表示不反對香港回歸祖國。《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當時問我，「我們是不是愛國者？」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你們是愛國的。」我至今仍然這樣看。我當時在另外一場合曾表示：在愛中華民族，在贊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贊成中華民族統一大業方面，我們是一致的，在批評毛澤東，批評共產黨方面，可以存異。
當時在報上幾乎天天寫反共文章，尖銳地笑罵諷刺中共、擁有相當讀者的《明報》專欄作家哈公，他也是從大陸來香港的，且在香港中方機構工作過。此公好酒，我同他接觸，就是吃飯喝酒，我酒量不好，只能勉強陪他喝幾杯，不談他寫文章反共的事，也不談政治。他真名叫許國，與我同姓，酒過三巡，他稱我本家，彼此間距離拉近，交上了朋友。可惜他不久去世，結束了再進一步交往的可能。
我想，同反對派對話，就有溝通的可能，也就有可能減少阻力，有些人還可能成為助力。當然，不能講反對派意見沒有正確的部分，從馬克思主義觀念講，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是發展的，真理是相對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總應該注意接受他們意見中正確的部分。
我在香港做統戰工作的基本態度是待人以誠、以信、以禮、以師。對待朋友，相待以誠，不虛情假意，不搞權術。相處之道，不說假話，一時不能說的，可以暫時不說，或用另一種方式說。平等待人，相見以禮，「大」人物、「小」人物都一樣，還要抱著「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虛心求教態度。另外一個重要原則是有容有忍，特別是要容忍別人反對甚至當面責罵，否則難與反對我們的人相處，也就無法去爭取反對派。對反對的批評和輿論，如有必要，可以在報刊上辯論，但仍可繼續做朋友；見面時，可以辯論，可以少辯論，也可以不辯論；甚至只講友誼，不談政治，通過朋友之間交換意見來談一些問題。友情深，可以適當辯論，由淺入深，視對象而異。從淡淡之交走向逐步深交，以求逐步改變反對者的質與量。可惜在這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夠，失去不少機會。
香港中國聯合銀行董事長余兆麒，是一個國際反共組織的副會長（會長是台灣的谷正綱），有人介紹我同他見面，他提出要我去見他，我同意了，他年歲比我大，依中國人尊老的習俗，我應該「移樽就教」。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見面，房間正中掛著蔣介石的大幅照片，室旁還插有一面台灣國民黨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幅「國旗」。老人八十多歲了，身體顯得很好。見面時，我們相對而坐。我就面對著蔣介石像。余兆麒表示對中國大陸當時的政策很欣賞，對鄧小平評價很高。他說：「共產黨現在變了，變得好，既然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為什麼不把名字改一改呢？不要叫共產黨，叫民主主義黨或其他什麼。行嗎？」他說過去同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他向我講了他們從大陸撤退時的情景，還講了一些恩恩怨怨的話。對他的態度和說法，我沒有介意，我講：「國共兩黨過去的帳，不管誰欠誰，都過去了。都是中國人，不要再做什麼回憶了，還是面向今天，共同為中國的繁榮、民族的統一，大家再重新做朋友、重新合作。現在大陸改革開放，共產黨對共產主義並沒有放棄，你的想法很好，但這種想法是互相不夠了解造成的，謝謝你的好意。」我同這位老人，以後就相處頗好，每逢過年過節，他還特地送些小禮品給我。
28
繁榮穩定香港，我領會中央意圖，首先要把華人資產階級中的大資本家穩定下來。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人，對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以及在港的華僑大資產階級最關心的是香港資金流出多少，流進多少，他們的動態如何？
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同香港著名人士會見，都是經過新華分社提名，大多認為是愛國的資本家。中央負責人告訴了他們有關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也聽取了他們對收回香港的意見，不少人回香港后或多或少開始向境外轉移資金。這種事瞞不了社會，引發社會性的移資、移民潮。因而，穩定和爭取大資產階級，成為穩定社會的重心。
對這些人做工作，困難在於不易取得他們的信任。因為共產黨的理論和過往的實際，本質上是對付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本家的。其次，香港許多資本家，在內地有被「共」了一次「產」的經驗，對共產黨懷有戒心，他們擔心「九七」后，在香港新發展的財產，又可能被共產黨沒收或者「公私合營」，當時，香港流傳一個說法，叫「聯合國」，意即共產黨先用公私合營的辦法同你「聯合」，后再「國」有化。包玉剛便親自向我提過：「香港人怕『聯合國』。」
我相信：「一國兩制」、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是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了解香港中外資產階級心態，為長期利用香港，穩定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而制定的。在這樣的政策中，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對立面，也不僅是同路人，而是實現這一政策的執行者。「港人治港」，或「香港由當地人治理」的實質，是由當地各階層香港人，尤其是資產階級自己管理。這就是鄧小平所說，在香港，不實行「四個堅持」的具體內涵。除外交、國防外，中央政府能不管的，將盡量不管；只是如鄧小平所說，在香港自己無力管治的特殊情況出現時，中央政府方出面給予支持、干預。
而且，中央對香港不僅不會改變私有制，實行所謂「聯合國」，又來一次「共產」運動，還會給予新的發展條件。胡耀邦要我「吃透」中央政策的精神，我以為這樣的認識，是接近這一要求的。
這也就是我在深證工委擴大會上，關於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既依靠工人階級，又依靠統一戰線，制定「兩翼」理論和原則方針的依據。這一依靠兩翼的方針後來經總書記趙紫陽口頭批准。具體情況後文交代。
我在港澳的統戰實踐，就以此為根據。
我們開始設法打開接觸面，特別是一些以前同共產黨、新華分社少接觸或沒有接觸的人。香港華人資本家當中，由於歷史、地理原因，產生不同的派系，如廣東幫、上海幫、福建幫、齊魯幫……廣東幫里又有潮州幫、番禹幫……，附件幫又有僑幫……僑幫里又分印尼的、泰國的、馬來西亞的、新加坡的；從關係上分又有親英的、親台的、親美的、親日的；還有一些豪門世家，是由過去英國的買辦家族發展起來的。
我們對各方統戰人物廣泛接觸，力求不厚此薄彼。社長、副社長分工，固定經常聯繫交往對象，逐步加深相互之間的了解，增長互信和有意。我分工的是包玉剛、李嘉誠、郭德勝、邵逸夫、霍英東、查濟民等十多名，都是華人大資本家中的頂尖人物。他們關心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也關心內地經濟、政治方面發展情況，經常向我提問，探討發展趨勢。
生意上的事，他們反而談得少，他們多是這方面的能者、成功者，和我交往期間，相互政治上的需要，多過經濟上的需要。
八三年前後那幾年，正值香港經濟困難時期，他們對於在香港「投資」，感覺彷徨。儘管鄧小平要「投資者放心」，但大多數資本家相反，是「不放心」。
鄧小平的話，固然是以「一國兩制」為基礎，為穩定香港資產階級而發，也說明要穩定香港，主要對象是「投資者」：資產階級。
香港的「金王」胡漢輝約了一桌朋友，在家中請我吃飯。「賭王」何鴻燊在座，他是一位很具幽默感，會說笑話、健談之士，飯前幾乎他一人「包場」，他說完一個笑話，大家笑一陣后，他又來一個，又笑一陣；席間，胡漢輝才涉及他請我赴宴的「正文」，他徑問：「社長看香港前途怎樣？」胡漢輝和楊奇是老同學、老朋友，他大概從楊奇那裡了解到一些我的情況，也就開門見山，不怕我見怪。我也乘何鴻燊渲染的歡樂氣氛，簡單地笑著回答「誰有信心，誰未來得益最大！」胡漢輝也許聽進去了，他未去世前，曾多次邀我吃飯，幾乎每次都重複這句話，表示「欣賞」之意。我知道他那幾年生意做得比較稱心。
我到港不久，體會到：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挂鉤」。生意上、融資上，得到誰的支持，往往就傾向誰。多家支持，就看誰支持得多。有些人時東時西，有些人保持「中立」，往往也是這個因素起的作用。所謂「親中」、「親英」、「親美」，大體如此。我就在工委會中提出：我們應該運用我們的「資源」，在港澳培養一批親中的資本家。在港的中資機構，不要怕受指責，要為此方針做貢獻。還要運用內地「資源」——這是更大的「資源」，為爭取人心、繁榮穩定香港做貢獻。
香港中資機構的客戶發了財，內地往往批評說：「外貿公司養肥了資本家。」這種批評本來就是錯誤的。商人如果不牟利、不發財，難道還為你外貿義務服務？我的提議得到做財經工作大多數同仁的贊同。
幾年來，我們不但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發了財，也做了一些努力，影響內地決策，為香港人經營內地業務，增添條件，幫助港人發財。
對於一些遇到經營困難的人，我們還給予支持。有人批評我們這種作法是政治「救火隊」，違背自由市場規律，可能對自由市場起破壞作用。但是，只要不違背當地法律、規章，我認為，這是過慮。事實證明，我們的幾次「救火」，不僅使困難者走出困境，得到新生，為社會做出新的貢獻，也使不少資產者相信，共產黨確是變了，不再「共產」了。還幫助他們免於破產，支持他們繼續發財。
已故鉅賈馮景禧在和美商美林、法商某銀行的合作中發生困難，失掉了控制權和基本的領導權。社會輿論因他平日作為，多不同情。但他的創業與從業精神，社會頗為稱道。馮景禧找到新華分社尋求援助。我開會討論，中銀集團負責人，以及社內的廣東籍同事都不積極。我說服了蔣文桂，還是協助馮，讓他有條件進行重組，重新控股、當董事長。事後馮景禧高興地去休息旅遊，不幸中風去世。我們繼續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他的事業。
還有一位姓馮的香港世家，他的公司發生財務危機，要求新華分社、港澳辦給予支持。他是中國的老朋友，港澳辦也同意支持他，可是銀行不同意。不僅香港中銀集團，北京總行也不同意貸款。港澳辦李后出面和北京總行交涉，仍堅持不同意。李后沒辦法，要鄭華轉告我，斟酌怎麼辦？他把棘手難題踢給我。既然是老朋友有難，不能「見死不救」，我決定在中央給工委的「特費」中，撥出他們要求的數字，存入中銀作為抵押，再由中銀撥給他們同額貸款。
香港有相當多數年紀大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傳播界人士、專欄作家、評論家、老報人，是從大陸到香港的，對共產黨多少都有意見，以至怨恨，他們有些坐過中共的牢，受過摧殘，吃過苦頭。
和這些人相聚，我同他們採取不強辯觀點，意識形態的差異暫擱起來，先求縮短差距，「求大同，存大異」，在愛國，或愛中華民族，國家統一上交朋友。前景社的人士與我第一次接觸時，尖銳地批評中共，但他們表示不反對香港回歸祖國。《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當時問我，「我們是不是愛國者？」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你們是愛國的。」我至今仍然這樣看。我當時在另外一場合曾表示：在愛中華民族，在贊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贊成中華民族統一大業方面，我們是一致的，在批評毛澤東，批評共產黨方面，可以存異。
當時在報上幾乎天天寫反共文章，尖銳地笑罵諷刺中共、擁有相當讀者的《明報》專欄作家哈公，他也是從大陸來香港的，且在香港中方機構工作過。此公好酒，我同他接觸，就是吃飯喝酒，我酒量不好，只能勉強陪他喝幾杯，不談他寫文章反共的事，也不談政治。他真名叫許國，與我同姓，酒過三巡，他稱我本家，彼此間距離拉近，交上了朋友。可惜他不久去世，結束了再進一步交往的可能。
我想，同反對派對話，就有溝通的可能，也就有可能減少阻力，有些人還可能成為助力。當然，不能講反對派意見沒有正確的部分，從馬克思主義觀念講，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是發展的，真理是相對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總應該注意接受他們意見中正確的部分。
我在香港做統戰工作的基本態度是待人以誠、以信、以禮、以師。對待朋友，相待以誠，不虛情假意，不搞權術。相處之道，不說假話，一時不能說的，可以暫時不說，或用另一種方式說。平等待人，相見以禮，「大」人物、「小」人物都一樣，還要抱著「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虛心求教態度。另外一個重要原則是有容有忍，特別是要容忍別人反對甚至當面責罵，否則難與反對我們的人相處，也就無法去爭取反對派。對反對的批評和輿論，如有必要，可以在報刊上辯論，但仍可繼續做朋友；見面時，可以辯論，可以少辯論，也可以不辯論；甚至只講友誼，不談政治，通過朋友之間交換意見來談一些問題。友情深，可以適當辯論，由淺入深，視對象而異。從淡淡之交走向逐步深交，以求逐步改變反對者的質與量。可惜在這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夠，失去不少機會。
香港中國聯合銀行董事長余兆麒，是一個國際反共組織的副會長（會長是台灣的谷正綱），有人介紹我同他見面，他提出要我去見他，我同意了，他年歲比我大，依中國人尊老的習俗，我應該「移樽就教」。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見面，房間正中掛著蔣介石的大幅照片，室旁還插有一面台灣國民黨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幅「國旗」。老人八十多歲了，身體顯得很好。見面時，我們相對而坐。我就面對著蔣介石像。余兆麒表示對中國大陸當時的政策很欣賞，對鄧小平評價很高。他說：「共產黨現在變了，變得好，既然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為什麼不把名字改一改呢？不要叫共產黨，叫民主主義黨或其他什麼。行嗎？」他說過去同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他向我講了他們從大陸撤退時的情景，還講了一些恩恩怨怨的話。對他的態度和說法，我沒有介意，我講：「國共兩黨過去的帳，不管誰欠誰，都過去了。都是中國人，不要再做什麼回憶了，還是面向今天，共同為中國的繁榮、民族的統一，大家再重新做朋友、重新合作。現在大陸改革開放，共產黨對共產主義並沒有放棄，你的想法很好，但這種想法是互相不夠了解造成的，謝謝你的好意。」我同這位老人，以後就相處頗好，每逢過年過節，他還特地送些小禮品給我。
28
繁榮穩定香港，我領會中央意圖，首先要把華人資產階級中的大資本家穩定下來。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人，對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以及在港的華僑大資產階級最關心的是香港資金流出多少，流進多少，他們的動態如何？
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同香港著名人士會見，都是經過新華分社提名，大多認為是愛國的資本家。中央負責人告訴了他們有關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也聽取了他們對收回香港的意見，不少人回香港后或多或少開始向境外轉移資金。這種事瞞不了社會，引發社會性的移資、移民潮。因而，穩定和爭取大資產階級，成為穩定社會的重心。
對這些人做工作，困難在於不易取得他們的信任。因為共產黨的理論和過往的實際，本質上是對付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本家的。其次，香港許多資本家，在內地有被「共」了一次「產」的經驗，對共產黨懷有戒心，他們擔心「九七」后，在香港新發展的財產，又可能被共產黨沒收或者「公私合營」，當時，香港流傳一個說法，叫「聯合國」，意即共產黨先用公私合營的辦法同你「聯合」，后再「國」有化。包玉剛便親自向我提過：「香港人怕『聯合國』。」
我相信：「一國兩制」、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是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了解香港中外資產階級心態，為長期利用香港，穩定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而制定的。在這樣的政策中，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對立面，也不僅是同路人，而是實現這一政策的執行者。「港人治港」，或「香港由當地人治理」的實質，是由當地各階層香港人，尤其是資產階級自己管理。這就是鄧小平所說，在香港，不實行「四個堅持」的具體內涵。除外交、國防外，中央政府能不管的，將盡量不管；只是如鄧小平所說，在香港自己無力管治的特殊情況出現時，中央政府方出面給予支持、干預。
而且，中央對香港不僅不會改變私有制，實行所謂「聯合國」，又來一次「共產」運動，還會給予新的發展條件。胡耀邦要我「吃透」中央政策的精神，我以為這樣的認識，是接近這一要求的。
這也就是我在深證工委擴大會上，關於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既依靠工人階級，又依靠統一戰線，制定「兩翼」理論和原則方針的依據。這一依靠兩翼的方針後來經總書記趙紫陽口頭批准。具體情況後文交代。
我在港澳的統戰實踐，就以此為根據。
我們開始設法打開接觸面，特別是一些以前同共產黨、新華分社少接觸或沒有接觸的人。香港華人資本家當中，由於歷史、地理原因，產生不同的派系，如廣東幫、上海幫、福建幫、齊魯幫……廣東幫里又有潮州幫、番禹幫……，附件幫又有僑幫……僑幫里又分印尼的、泰國的、馬來西亞的、新加坡的；從關係上分又有親英的、親台的、親美的、親日的；還有一些豪門世家，是由過去英國的買辦家族發展起來的。
我們對各方統戰人物廣泛接觸，力求不厚此薄彼。社長、副社長分工，固定經常聯繫交往對象，逐步加深相互之間的了解，增長互信和有意。我分工的是包玉剛、李嘉誠、郭德勝、邵逸夫、霍英東、查濟民等十多名，都是華人大資本家中的頂尖人物。他們關心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也關心內地經濟、政治方面發展情況，經常向我提問，探討發展趨勢。
生意上的事，他們反而談得少，他們多是這方面的能者、成功者，和我交往期間，相互政治上的需要，多過經濟上的需要。
八三年前後那幾年，正值香港經濟困難時期，他們對於在香港「投資」，感覺彷徨。儘管鄧小平要「投資者放心」，但大多數資本家相反，是「不放心」。
鄧小平的話，固然是以「一國兩制」為基礎，為穩定香港資產階級而發，也說明要穩定香港，主要對象是「投資者」：資產階級。
香港的「金王」胡漢輝約了一桌朋友，在家中請我吃飯。「賭王」何鴻燊在座，他是一位很具幽默感，會說笑話、健談之士，飯前幾乎他一人「包場」，他說完一個笑話，大家笑一陣后，他又來一個，又笑一陣；席間，胡漢輝才涉及他請我赴宴的「正文」，他徑問：「社長看香港前途怎樣？」胡漢輝和楊奇是老同學、老朋友，他大概從楊奇那裡了解到一些我的情況，也就開門見山，不怕我見怪。我也乘何鴻燊渲染的歡樂氣氛，簡單地笑著回答「誰有信心，誰未來得益最大！」胡漢輝也許聽進去了，他未去世前，曾多次邀我吃飯，幾乎每次都重複這句話，表示「欣賞」之意。我知道他那幾年生意做得比較稱心。
我到港不久，體會到：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挂鉤」。生意上、融資上，得到誰的支持，往往就傾向誰。多家支持，就看誰支持得多。有些人時東時西，有些人保持「中立」，往往也是這個因素起的作用。所謂「親中」、「親英」、「親美」，大體如此。我就在工委會中提出：我們應該運用我們的「資源」，在港澳培養一批親中的資本家。在港的中資機構，不要怕受指責，要為此方針做貢獻。還要運用內地「資源」——這是更大的「資源」，為爭取人心、繁榮穩定香港做貢獻。
香港中資機構的客戶發了財，內地往往批評說：「外貿公司養肥了資本家。」這種批評本來就是錯誤的。商人如果不牟利、不發財，難道還為你外貿義務服務？我的提議得到做財經工作大多數同仁的贊同。
幾年來，我們不但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發了財，也做了一些努力，影響內地決策，為香港人經營內地業務，增添條件，幫助港人發財。
對於一些遇到經營困難的人，我們還給予支持。有人批評我們這種作法是政治「救火隊」，違背自由市場規律，可能對自由市場起破壞作用。但是，只要不違背當地法律、規章，我認為，這是過慮。事實證明，我們的幾次「救火」，不僅使困難者走出困境，得到新生，為社會做出新的貢獻，也使不少資產者相信，共產黨確是變了，不再「共產」了。還幫助他們免於破產，支持他們繼續發財。
已故鉅賈馮景禧在和美商美林、法商某銀行的合作中發生困難，失掉了控制權和基本的領導權。社會輿論因他平日作為，多不同情。但他的創業與從業精神，社會頗為稱道。馮景禧找到新華分社尋求援助。我開會討論，中銀集團負責人，以及社內的廣東籍同事都不積極。我說服了蔣文桂，還是協助馮，讓他有條件進行重組，重新控股、當董事長。事後馮景禧高興地去休息旅遊，不幸中風去世。我們繼續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他的事業。
還有一位姓馮的香港世家，他的公司發生財務危機，要求新華分社、港澳辦給予支持。他是中國的老朋友，港澳辦也同意支持他，可是銀行不同意。不僅香港中銀集團，北京總行也不同意貸款。港澳辦李后出面和北京總行交涉，仍堅持不同意。李后沒辦法，要鄭華轉告我，斟酌怎麼辦？他把棘手難題踢給我。既然是老朋友有難，不能「見死不救」，我決定在中央給工委的「特費」中，撥出他們要求的數字，存入中銀作為抵押，再由中銀撥給他們同額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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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八三年深圳工委擴大會，我在政治報告中指出，統戰工作主要爭取的對象，是中間階層，亦即中產階級。為打開香港的統戰工作局面，必須從大資產階層突破。一旦大資產階層代表人士肯與我們接觸，中產階層人士便易於和我們交往。
八五年間，統戰工作已打開基本局面，我要求主管統戰工作的工委副書記李儲文，對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包括宗教工作，提出規劃，以供討論執行，他拖延很久，直到退休，迄未做到。
接下來喬宗淮分管統戰工作，我請他籌劃一個統戰工作規劃，鞏固既有統戰關係，擴展新關係，重點放在發展中間（中產）階層。
我們試將香港的中間階層分為三個部分：中上、中間、中下。我們分析，中間階層是個變動的、過渡的階層。相當多的人會從中下、向中間、中上發展，已有一部分人接近社會上層，或已成為社會上層。也有人從中上、中間向下變動。
中間階層的普遍個性，是企求向上爬，思想傾向滿足於沿現社會階梯發展。也有不滿足的人，他們正在日見增加，要求有一個較平等發展的民主環境。
中英香港回歸談判鬥爭中，他們在維持和改變社會現狀之間，急劇地變異、分化。他們政治傾向上的獨立性本來不多，又夾在兩大政治（中、英）勢力交鋒的夾縫間，因而不太可能擺脫兩者的影響，真正獨立行事。
中間階層也普遍存有懼共、拒共的情緒，這正成為英國爭取他們較易，中國爭取他們較難的所在。因為他們多數受西方教育，受益於港英經濟發展；加之新中國建國以來，運動頻仍，受害者對他們產生影響。
我們從兩方面開展中間階層統戰工作。一是工作基礎，改進「左」派社團的工作方針，從「一左二窄」的框框里解放出來；二是工作重點，加強和各類社團交往。
新華分社內部為此新建科技部、文教部，加強文體部，重點是在加強科技文體界的中間階層的工作。
香港中小學教職員，既是群眾工作，也是統戰工作的對象。我和「左派」教育團體負責人座談，建議他們從自己的圈子裡走出來，把全市廣大中、小學教職員列為工作對象，要像司徒華那樣，把全市大多數教職員團結起來。香港中、小學教職員薪給較高，生活比較穩定，但部分人士也對現狀不滿，亟欲向上發展。有些人還可能對港英統治不滿。我們應多了解他們，依據他們的理想，把他們組織起來。
我說：「抗戰時，我開闢敵後根據地，先從中、小學教師做工作，出幹部。他們不滿現狀，為求個人出路參加革命。收回香港和敵後打游擊，雖然是兩種不同性質問題，但這個經驗還可參考。」
我也接觸了不少社團的代表人物，請他們吃飯、交換意見。有些歧見過大的，就不談政治，只做感情上的聯絡，讓對象感覺，不因政治見解不同，就不能共處。李柱銘、司徒華推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我照往常一樣，個別宴請他們。李鵬飛、譚惠珠找我訴說政見，以及對中英兩方的感受，我耐心聽取並回答他們，表達中國方面對有關問題的主張。在我宴請新界幾位政壇「新秀」時，立法局議員黃宏發批評中國不重視香港民意，讚美港英政府；我雖不同意他的見解，但沒有和他辯論。
一些社會團體如獅子會、香港傑出青年商會的聚會，我也出席發表講話，表達中國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前者是個世界性的民間社團；後者是歷屆青年精英組成的聯誼組織（香港每年選出十大傑出青年），李柱銘、李鵬飛都是會員。
壓力團體「匯點」成立一周年紀念會，邀我參加，我欣然赴會。會場布置簡單，人數似不滿百，我隨便坐在一張排椅上，聽該會副會長楊森致辭。他在致辭中批評了中國。有位政協委員也應邀與會，見到此情景，在會後好意地和我打招呼說：「你怎麼也參加這種會？以後不要再來了。」他的善意我領情，含笑點頭致謝。香港記者沒料到我會出席這種的會，只來了二、三名記者，追上來採訪，問道：「你為何來參加？」我答：「他們請我來，我就來了。」他們又問：「其他壓力團體請你，你會不會去？」我答：「只要他們邀請，我都會參加。」可惜後來並未再有其他邀請。
每年的春節活動中，科技、文藝、新聞傳媒界精英，新華分社能夠邀請到的，我們都邀請。我了多次參加香港京劇票友清唱會。在赤柱招待所，我也舉辦過京劇程派清唱會，邀請了幾十位程派名票友聚會，互展歌喉，大飽耳福。想不到名影星夏夢，也是程派名票，一曲「鎖麟囊」，傾倒全座。
參加名歌星的演唱會，以示我們對演藝界的尊重，也是工作之一。徐小鳳婚後寬廣的女中音，我很欣賞，兩次觀看她在紅磡的演唱會。林子祥、鍾鎮濤的演唱會，我也去聽了。梅艷芳的演唱會，我本想去「捧場」，因為去了內地，未能如願。我很喜歡聽她的一些歌。
為了爭取演藝界的友誼，我參加了鍾鎮濤的婚禮，還專門安排無線電視台的金牌主持人汪明荃為人大代表。汪明荃政治傾向上屬中間性，在演藝界有一定代表性。以往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香港演藝代表多屬「左派」人士，我亟思突破這種現象。但爭取增加人大代表名額未果，只能請原代表讓位。我也很欣賞原代表的藝術成就，為了工作，不得已方出此策，結果未獲諒解。
至於未能與成龍等名影星相聚，我迄今引以為憾。大概由於台灣政治那時不許與大陸有關係的影星的影片在台灣放映，不便與我們接觸。
幾所大專院校，是我們工作的薄弱部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較好，我們與兩校前後任校長都有友誼交往。香港大學前校長黃麗松、中文大學前校長馬臨，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與教授間的交往，和總人數相比，能交上朋友的，就顯得少了。
30
我們在交新朋友的工作中，聽到一些老統戰對象的反應，他們表示不滿，講我們「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我聽到這些反應之後，感覺我們雖然沒有對老朋友故意忽視，在客觀上會不會確實存在這樣的情況呢？我在工委會上明確提出「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工作方針。
利銘澤在世時，當時新華分社的社會關係少，如果春茗由新華分社出面邀請，估計一些人士不會參加，利銘澤就主動出面邀請，這樣他請到一些當時新華分社請不到的客人，使新華分社負責人有機會同他們接觸。利銘澤去世后，利太太秉承他的遺志，繼續擔任這樣角色，由她出面邀請，八四年元旦這樣做，八五年也是如此，實際上，到八五年已無此需要了，新華分社已經打開社交局面，邀請的對象已遠為超過。但為了尊重利銘澤以前對中國和新華分社的幫助，表示對他的懷念和感謝，我同意協調部意見，請利太太繼續做。
利銘澤生前曾率先集合香港其他一些大資本家與廣州合資經營廣州花園酒店，這是習仲勛、楊尚昆在廣東分別任第一、第二書記，楊尚昆併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時決定的。
香港資本在廣州花園酒店的投資比例佔百分之五十一，控股，但實際拿出的資金比較少，絕大多數是中國銀行貸款，還由中國方面擔保。
項目開始建設后，由於香港正處於經濟低潮，內地也開始緊縮經濟，中國銀行決定對外資在國內的投資項目，不再擔保貸款；香港方面增加資金也有困難，而項目必須增加資金才能繼續下去。為此，廣州市方面組織了一個公司來經營這個項目，提議要不港方增加投資，要不港方把股份讓出來，由廣州市單獨繼續經營。
這時利銘澤已去世，利太太主持香港投資方面的事情，找到楊尚昆申述困難。楊尚昆就找我，要我出面幫助解決，實際上是要我出面找廣東商量，仍然維持原來的協議，支持利家。楊尚昆自己也可能向廣東打過招呼了，我找到當時的廣州市委書記葉選平，又找了當時經辦此事的副市長朱森林（現任廣東省省長），經過反覆困難的交涉，總算維持了原協議。
對一些著名的老朋友，每年春節我都要去他們家裡登門拜年，探望問候。如中華總商會裡當年第一個掛中國國旗的愛國商人高卓雄，以及費彝民、安子介（南聯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李子誦（香港《文匯報》社長）等等，表示對老朋友的尊重。費彝民去世后，我仍去他家，向他夫人蘇大姐拜年，並讓有關部門經常注意關心她的情緒，照顧她的生活。
何賢（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和霍英東（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政協常委），都是中國的老朋友，何賢在澳門、香港很得人心，他雖然出身基層，但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的關係處理得相當好，中國在澳門的工作，一直對他倚重很深。
八三年，他同霍英東同時患上癌症，我知道后，立即向他們兩人建議去北京治療，我表示願意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給予特別的關心。結果霍英東同意了，何賢仍決定去美國醫治。
霍英東去北京治療前，我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電報報告這件事，並派專人去衛生部、港澳辦交涉安排。黨中央、國務院的負責人在接到我電報后做了專門的批示，衛生部因此十分重視，集中了全部的名醫到北京為霍英東治病。不久，霍英東康復了，回香港后，他對我表示感謝，用了四個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當，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霍的關心，我們應該做的。
何賢在美國沒有治好，回來之後不幸去世。他的去世，同利銘澤一樣，對中國的港澳工作是一大損失。在香港舉行追悼會時，我同樣參加，併為他扶靈。
何賢去世后，家庭內有糾紛，事業也碰到一些困難，我們在工委會上經過討論，確定支持他的公子何厚鏵，幫助他解決銀行的麻煩，繼續何賢的事業。
香港的左派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國商品，即國貨的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改革開放之後，外貿渠道多元化，不再完全由外貿部和華潤公司控制了，各省市、各部門都在香港自己經營進出口，都有自己的代理。這樣，原來國貨的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就受到相當的影響，不僅經濟利潤降低，政治上也感到受冷落，因為以往新華分社主要就是和他們交往，我去香港為打開局面，重點做大資產階級、大右派的工作，相形之下，同他們的交往就顯得少了。
既然聽到反應，我就注意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在工委會上提出，要避免冷落他們，應與他們多接觸、多關心，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特別對中華總商會的老關係，要多尊重，多在經濟上予以照顧。
因此，新華分社同仁便加多與他們接觸，關心他們的利益情況。我並交代華潤總經理張建華、中銀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在外貿和資金上予以注意照顧，幫助了一些老朋友，解決了他們的實際困難。
八三年深圳工委擴大會，我在政治報告中指出，統戰工作主要爭取的對象，是中間階層，亦即中產階級。為打開香港的統戰工作局面，必須從大資產階層突破。一旦大資產階層代表人士肯與我們接觸，中產階層人士便易於和我們交往。
八五年間，統戰工作已打開基本局面，我要求主管統戰工作的工委副書記李儲文，對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包括宗教工作，提出規劃，以供討論執行，他拖延很久，直到退休，迄未做到。
接下來喬宗淮分管統戰工作，我請他籌劃一個統戰工作規劃，鞏固既有統戰關係，擴展新關係，重點放在發展中間（中產）階層。
我們試將香港的中間階層分為三個部分：中上、中間、中下。我們分析，中間階層是個變動的、過渡的階層。相當多的人會從中下、向中間、中上發展，已有一部分人接近社會上層，或已成為社會上層。也有人從中上、中間向下變動。
中間階層的普遍個性，是企求向上爬，思想傾向滿足於沿現社會階梯發展。也有不滿足的人，他們正在日見增加，要求有一個較平等發展的民主環境。
中英香港回歸談判鬥爭中，他們在維持和改變社會現狀之間，急劇地變異、分化。他們政治傾向上的獨立性本來不多，又夾在兩大政治（中、英）勢力交鋒的夾縫間，因而不太可能擺脫兩者的影響，真正獨立行事。
中間階層也普遍存有懼共、拒共的情緒，這正成為英國爭取他們較易，中國爭取他們較難的所在。因為他們多數受西方教育，受益於港英經濟發展；加之新中國建國以來，運動頻仍，受害者對他們產生影響。
我們從兩方面開展中間階層統戰工作。一是工作基礎，改進「左」派社團的工作方針，從「一左二窄」的框框里解放出來；二是工作重點，加強和各類社團交往。
新華分社內部為此新建科技部、文教部，加強文體部，重點是在加強科技文體界的中間階層的工作。
香港中小學教職員，既是群眾工作，也是統戰工作的對象。我和「左派」教育團體負責人座談，建議他們從自己的圈子裡走出來，把全市廣大中、小學教職員列為工作對象，要像司徒華那樣，把全市大多數教職員團結起來。香港中、小學教職員薪給較高，生活比較穩定，但部分人士也對現狀不滿，亟欲向上發展。有些人還可能對港英統治不滿。我們應多了解他們，依據他們的理想，把他們組織起來。
我說：「抗戰時，我開闢敵後根據地，先從中、小學教師做工作，出幹部。他們不滿現狀，為求個人出路參加革命。收回香港和敵後打游擊，雖然是兩種不同性質問題，但這個經驗還可參考。」
我也接觸了不少社團的代表人物，請他們吃飯、交換意見。有些歧見過大的，就不談政治，只做感情上的聯絡，讓對象感覺，不因政治見解不同，就不能共處。李柱銘、司徒華推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我照往常一樣，個別宴請他們。李鵬飛、譚惠珠找我訴說政見，以及對中英兩方的感受，我耐心聽取並回答他們，表達中國方面對有關問題的主張。在我宴請新界幾位政壇「新秀」時，立法局議員黃宏發批評中國不重視香港民意，讚美港英政府；我雖不同意他的見解，但沒有和他辯論。
一些社會團體如獅子會、香港傑出青年商會的聚會，我也出席發表講話，表達中國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前者是個世界性的民間社團；後者是歷屆青年精英組成的聯誼組織（香港每年選出十大傑出青年），李柱銘、李鵬飛都是會員。
壓力團體「匯點」成立一周年紀念會，邀我參加，我欣然赴會。會場布置簡單，人數似不滿百，我隨便坐在一張排椅上，聽該會副會長楊森致辭。他在致辭中批評了中國。有位政協委員也應邀與會，見到此情景，在會後好意地和我打招呼說：「你怎麼也參加這種會？以後不要再來了。」他的善意我領情，含笑點頭致謝。香港記者沒料到我會出席這種的會，只來了二、三名記者，追上來採訪，問道：「你為何來參加？」我答：「他們請我來，我就來了。」他們又問：「其他壓力團體請你，你會不會去？」我答：「只要他們邀請，我都會參加。」可惜後來並未再有其他邀請。
每年的春節活動中，科技、文藝、新聞傳媒界精英，新華分社能夠邀請到的，我們都邀請。我了多次參加香港京劇票友清唱會。在赤柱招待所，我也舉辦過京劇程派清唱會，邀請了幾十位程派名票友聚會，互展歌喉，大飽耳福。想不到名影星夏夢，也是程派名票，一曲「鎖麟囊」，傾倒全座。
參加名歌星的演唱會，以示我們對演藝界的尊重，也是工作之一。徐小鳳婚後寬廣的女中音，我很欣賞，兩次觀看她在紅磡的演唱會。林子祥、鍾鎮濤的演唱會，我也去聽了。梅艷芳的演唱會，我本想去「捧場」，因為去了內地，未能如願。我很喜歡聽她的一些歌。
為了爭取演藝界的友誼，我參加了鍾鎮濤的婚禮，還專門安排無線電視台的金牌主持人汪明荃為人大代表。汪明荃政治傾向上屬中間性，在演藝界有一定代表性。以往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香港演藝代表多屬「左派」人士，我亟思突破這種現象。但爭取增加人大代表名額未果，只能請原代表讓位。我也很欣賞原代表的藝術成就，為了工作，不得已方出此策，結果未獲諒解。
至於未能與成龍等名影星相聚，我迄今引以為憾。大概由於台灣政治那時不許與大陸有關係的影星的影片在台灣放映，不便與我們接觸。
幾所大專院校，是我們工作的薄弱部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較好，我們與兩校前後任校長都有友誼交往。香港大學前校長黃麗松、中文大學前校長馬臨，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與教授間的交往，和總人數相比，能交上朋友的，就顯得少了。
30
我們在交新朋友的工作中，聽到一些老統戰對象的反應，他們表示不滿，講我們「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我聽到這些反應之後，感覺我們雖然沒有對老朋友故意忽視，在客觀上會不會確實存在這樣的情況呢？我在工委會上明確提出「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工作方針。
利銘澤在世時，當時新華分社的社會關係少，如果春茗由新華分社出面邀請，估計一些人士不會參加，利銘澤就主動出面邀請，這樣他請到一些當時新華分社請不到的客人，使新華分社負責人有機會同他們接觸。利銘澤去世后，利太太秉承他的遺志，繼續擔任這樣角色，由她出面邀請，八四年元旦這樣做，八五年也是如此，實際上，到八五年已無此需要了，新華分社已經打開社交局面，邀請的對象已遠為超過。但為了尊重利銘澤以前對中國和新華分社的幫助，表示對他的懷念和感謝，我同意協調部意見，請利太太繼續做。
利銘澤生前曾率先集合香港其他一些大資本家與廣州合資經營廣州花園酒店，這是習仲勛、楊尚昆在廣東分別任第一、第二書記，楊尚昆併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時決定的。
香港資本在廣州花園酒店的投資比例佔百分之五十一，控股，但實際拿出的資金比較少，絕大多數是中國銀行貸款，還由中國方面擔保。
項目開始建設后，由於香港正處於經濟低潮，內地也開始緊縮經濟，中國銀行決定對外資在國內的投資項目，不再擔保貸款；香港方面增加資金也有困難，而項目必須增加資金才能繼續下去。為此，廣州市方面組織了一個公司來經營這個項目，提議要不港方增加投資，要不港方把股份讓出來，由廣州市單獨繼續經營。
這時利銘澤已去世，利太太主持香港投資方面的事情，找到楊尚昆申述困難。楊尚昆就找我，要我出面幫助解決，實際上是要我出面找廣東商量，仍然維持原來的協議，支持利家。楊尚昆自己也可能向廣東打過招呼了，我找到當時的廣州市委書記葉選平，又找了當時經辦此事的副市長朱森林（現任廣東省省長），經過反覆困難的交涉，總算維持了原協議。
對一些著名的老朋友，每年春節我都要去他們家裡登門拜年，探望問候。如中華總商會裡當年第一個掛中國國旗的愛國商人高卓雄，以及費彝民、安子介（南聯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李子誦（香港《文匯報》社長）等等，表示對老朋友的尊重。費彝民去世后，我仍去他家，向他夫人蘇大姐拜年，並讓有關部門經常注意關心她的情緒，照顧她的生活。
何賢（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和霍英東（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政協常委），都是中國的老朋友，何賢在澳門、香港很得人心，他雖然出身基層，但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的關係處理得相當好，中國在澳門的工作，一直對他倚重很深。
八三年，他同霍英東同時患上癌症，我知道后，立即向他們兩人建議去北京治療，我表示願意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給予特別的關心。結果霍英東同意了，何賢仍決定去美國醫治。
霍英東去北京治療前，我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電報報告這件事，並派專人去衛生部、港澳辦交涉安排。黨中央、國務院的負責人在接到我電報后做了專門的批示，衛生部因此十分重視，集中了全部的名醫到北京為霍英東治病。不久，霍英東康復了，回香港后，他對我表示感謝，用了四個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當，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霍的關心，我們應該做的。
何賢在美國沒有治好，回來之後不幸去世。他的去世，同利銘澤一樣，對中國的港澳工作是一大損失。在香港舉行追悼會時，我同樣參加，併為他扶靈。
何賢去世后，家庭內有糾紛，事業也碰到一些困難，我們在工委會上經過討論，確定支持他的公子何厚鏵，幫助他解決銀行的麻煩，繼續何賢的事業。
香港的左派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國商品，即國貨的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改革開放之後，外貿渠道多元化，不再完全由外貿部和華潤公司控制了，各省市、各部門都在香港自己經營進出口，都有自己的代理。這樣，原來國貨的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就受到相當的影響，不僅經濟利潤降低，政治上也感到受冷落，因為以往新華分社主要就是和他們交往，我去香港為打開局面，重點做大資產階級、大右派的工作，相形之下，同他們的交往就顯得少了。
既然聽到反應，我就注意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在工委會上提出，要避免冷落他們，應與他們多接觸、多關心，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特別對中華總商會的老關係，要多尊重，多在經濟上予以照顧。
因此，新華分社同仁便加多與他們接觸，關心他們的利益情況。我並交代華潤總經理張建華、中銀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在外貿和資金上予以注意照顧，幫助了一些老朋友，解決了他們的實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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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第五章 展開「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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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在深圳工委擴大會上，正式提出執行「一國兩制」，依靠「兩翼」的方針，一「翼」是依靠工人階級，另一「翼」是廣泛開展愛國愛港、澳統一展現，這和一貫提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大大「出格」的。
這是我認識上的變化，「出格」有據：
其一，中央決定，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或更長時間不變，由當地人實行「港人治港」，未來特區政權應是資產階級為主，有工人階級參与，各階層聯合的政權，它基本上屬資產階級性質。這就需要有一個廣泛身後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工作為基礎。
相反地，如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以工人階級為主，組織特區政權，「港人治港」成為「港共治港」，其政權屬工人階級性質，顯然不符中央所定「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其二，重新分析香港的工人階級。香港新華分社以前的領導層，仍停留在劃分藍領工人、白領工人這樣的層次上（藍領從事體力勞動，白領從事腦力勞動），對中間階層既未涉及，也未分析。我初到香港也是按這樣的區分來認識問題和確定方針的。不久，在認識到香港有一個中產階層后，我感到把香港工人階級局限在八十多萬產業工人上，顯然不符合已發生的階級狀況。
香港人稱為「打工仔」的範圍很廣，凡是為政府、企業、社會團體服務的人，都包括在內，總人數不僅是八十萬，而是二百八十多萬。香港還有一個名稱——「打工皇帝」，是指企業、機關管理階層的中、高層人士，他們雖然並非投資者，不是資本家，月薪卻很高，從幾萬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都有。從階級觀念分析，實際上，稱中產階級為中間階層更符合實際，用共產黨的語言來講，其中一部分已屬於工人貴族，接近資產者，他們多數人的意識形態，已不完全屬於工人，而更接近資產階級。廣泛地講，依靠工人階級應該包括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的中、下層。
從香港社會實際看，很多人又不完全是「打工仔」，從某個角度看，他們自己也是投資者，所以工人階級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所發展，另一方面也在分化。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所追求、嚮往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完全是資本主義，他們追求的是現實利益，情況比原來想象的複雜。
要保持香港政權的資本主義性質長期不變，就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至少在當前是矛盾的。當前實際狀況和「一國兩制」方針，都不是「埋葬」，而是繼續發展資本主義；「埋葬」至少是個長期的未來。
根據這一認識，我們對當前和「九七」后「一國兩制」方針下，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亦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係，提出：在資本主義不斷繁榮和發展的前提下，要不斷改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與生活素質，這樣才能不斷改善勞資關係，使雙方關係不至於惡化以至對立，保持香港長期和平共存的情況下，在經濟上勞資兩利，在政治上合作共處。由此也決定，在「一國兩制」下，工人階級對政權的參与，是合作、監督、影響，而不是領導、實行專政。
我理解這就是鄧小平所說，不在香港實行「四個堅持」的思想。
32
「左派」工會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相應、支持內地的運動，成為主要任務，忽視為香港工人爭取自身福利，嚴重脫離香港實際，「中間」工會乘此空隙，脫穎而出。我在新界見到一個老工友，他很不滿地告訴我：「我們不斷搞運動，忘掉為共有爭福利。劉千石到處為工人爭福利，哪裡鬧勞資糾紛，哪裡就有劉千石。現在劉千石在全香港有名，我們工會領頭的沒人知道。」那時我剛到香港幾天，還不知道有個人名叫劉千石。
「反英抗暴」活動就是受這種「左」的政策影響。主導這個活動的「左派」工會，在香港社會的政治形象損傷很大，甚至被視為「暴徒」，英國政府逮捕幾千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工會的工人，被釋放后，又被資本家大批解僱。此後「左派」工會就處於停頓狀態，共產黨員身分暴露，黨組織被英國掌握；再加上工會領袖年歲大，社會形象不佳，有些人被直指為「左仔」，又對現狀拿不出辦法來。而且工會會員大多屬於藍領階級，文化水平低，年紀大。
因此，整頓「左派」工會，確定工會的正確方針，解決工會幹部彷徨、苦悶的精神狀態，就成為我到香港后很重要的工作。
許多工會幹部和工人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很不理解為何「反英抗暴」是錯誤的。他們認為：反對英國有什麼錯？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不應該反嗎？他們對中央新的香港政策也不理解，認為香港「收回不解放」，仍然保持資本主義那麼多年，「港人治港」實際上是資本家治港，豈不違反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為什麼香港不能讓工人階級領導？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反覆說明「反英抗暴」是四人幫利用香港工人的愛國情緒，試圖改變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確方針，使用暴力提前收回香港。這是四人幫控制的中央犯的錯誤，不是香港工人階級犯的錯。但香港工人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對「收回不解放」的問題，我們說明工人階級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統一原則，希望能說服他們，「統一認識」。中國共產黨黨章指出，黨有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實行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當前實現社會主義，演繹到香港的現實鬥爭中，「一國兩制」是黨在香港的最低綱領，是當前鬥爭的綱領。我們沒有放棄在香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的提法，但那是遠期目標，至於將來怎麼實現，要在今後實踐中探索。
我們確定了工會的新方針，即香港工會要為收回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穩定繁榮服務；當前，要為爭取工人本身的福利服務。工會應該關心香港社會，關心自身福利，這是主要任務。配合內地，應從香港的實際出發，不能同內地採取一樣做法。在爭取工人本身利益時，應服從「一國兩制」的總方針，在同資本家的矛盾和鬥爭中，應採取勞資兩利的政策，勞資協商的方式，不要動輒用罷工鬥爭手段，必要時才考慮其他適當方式。換言之，應該視協商本身也是一種鬥爭形式。
八五年「的士」司機大罷工，在九龍彌敦道遊行，罷工代表到新華分社請願。我們由祁鋒出面接待，並告訴他們，這是香港政府管的事情，應該去找他們解決。社會輿論反應很好，認為新華分社沒有利用罷工干預香港政府的事務。讓祁鋒出面，是我們商定的，因為祁鋒曾指揮「反英抗暴」，被某些港人指為「左仔」，對他印象不好，我們想通過這次，改變他和「左派」工會的形象。後來，工會根據「勞資兩利，協商解決」的方針，與資方協調，很快達成了協議，順利解決了罷工問題。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工商界反應比較好。當時「中間」工會也介入了罷工，爭奪罷工的領導權，提的口號、條件高，但未被工人接受。
事實說明，「左派」工會確定了新的工作方針后，符合香港實際，能被香港工人階級和香港社會接受。
在新形式、新工作方針下，我們對「左派」工作進行了整頓，依靠工會自己的努力，培養新領袖，以代替老領袖。老一輩思想上「左」的意識多，社會形象不佳，要改變很困難，所以需要培養年輕、有知識、思想開放的一代。現在工會的幾位領袖都是這樣產生的。我交代分工管理工會的鄭華，允許工會領導人有自己的風格、語言，對外言論可以不同於內地、新華社的表達方式，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責備追風，放手讓他們去做，以免他們脫離群眾。我們還讓譚耀宗專門去英國學習，這幾年他在立法局表現不錯，既能代表工人，又不給人「左」的印象，社會上比較能接受，知名度也高。他同右派工會的立法局委員彭震海的關係也處理得好。又如陳婉嫻，九一年直選，她獲得四萬多票，只差一萬多票即可當選，社會形象也很不錯。這些都是工會培養的新領袖。
調整工會結構，也是重點。工會會員重新登記，並且著重發展年輕的、文化程度高的白領階級，成立新的工會來吸收這些人，而且在行動中樹立新的形象來擴大影響。八四年工會開始整頓后，「左派」工會發展的人，每年約減少一萬人（因年老退休或死亡），而發展吸收的新會員也約有一萬人。「收支」相抵，保持十七萬人。
為了進一步發展工會，通過工會發展其他方面的群眾組織，新華分社成立三個分區辦事處即分工委以後，工會就實行雙重領導，即基層工會由上層工會及分工委雙重領導，業務工作以上級工會為主，黨的工作以分工委為主，開始他們有些不習慣，抗拒較多。但雙重領導的目的，是想在分工委統一部署下，除工會本身業務外，配合做一些其他工作，如屋邨的居民工作。九二年直選以後，我從報紙看，「左派」工會設立了分區辦事處，我認為他們認識到地方工作的重要性了。
香港工人階級有三大特色：一是處於分裂狀態，二是白領工人不斷增加，三是流動性大、變動性大、福利少。
大多數工人並未加入工會組織。工會總人數不到二十五萬，如以香港有八十多萬產業工人算，只佔三成；如按香港工人階級二百八十萬人算，工會會員還不到百分之十。
處於這樣狀況下的工會，又分為左、中、右三派。「左派」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右派」工會是台灣國民黨控制的，還有「中間」工會，主要領袖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
三種工會，「左派」的力量比較大，當時號稱有二十萬人，其中登記、繳會費的有十七萬人；「右派」工會有三萬多人，「中間」派工會有二萬至三萬人。
由於左、右兩大派勢力的劃分，香港的工會、工人階級一直處於互相對立的狀態，彼此很少往來。
港澳工委的方針，是逐步解決香港工人階級分裂的狀態，要求「左派」工會做統戰工作，爭取和「右派」工會、「中間」工會團結合作。
每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十·一」國慶節，「左派」工會舉行紀念酒會，工會、新華分社都邀請「右派」工會的人士參加。我每次都到場。八五年，我利用參加工會酒會的時機，主動同香港「右派」和「中間」工會的領導人、工會工作者見面，進行了一次不算座談會的座談會。那天，事先並未如此安排，「左派」工聯會鄭耀棠告訴我，他們都在，我臨時提出要去看看他們，並坐下來談話，主要講香港工人要團結起來，不要分左、中、右，一起為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繁榮香港而工作；並且解答了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們看來比較滿意。「左派」工會與「右派」工會逐漸地增加了聯繫，香港政府組織勞工顧問委員會，港英政府有意讓「右派」工會也有代表擔任委員；「左派」工會有兩種選擇，一是抵制，二是也參加這個組織，我們決定參加，確定同「右派」工會合作。並聯手選代表，形成左、右兩派工會聯合的局面。
鑒於香港實際的情況，工人對共產黨的看法，受到各方面的影響，特別是白領階層本身就意見分歧，因此吸收他們進入「左派」工會的可能性不大，要團結這些人，就要發展「中間」工會。我們決定支持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的李啟明等人所組織的「中間」工會，並推薦李當咨委會副主任，以提高他的知名度。
要爭取「中間」，不僅對工人，也要對教師、公務員做工作。素圖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這一派，他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我到香港后，每年與司徒華見面一、兩次，他曾向我表示，看了《陳雲選集》之後，不想加入共產黨了，假如以非黨員身分，工作會更好做一些，個人自由度也更大一些。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認為，香港中間偏右的人占多數，爭取中間偏右勢力很重要，我們許多工作都應該從這個角度考慮。
消除分裂狀態，爭取三派工會團結合作，成為「左派」工會新的工作目標，這些年來，雖經努力，但結果仍然不盡如人意。
第六章 未來政制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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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后，香港開始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制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成為過渡期最重要的工作。
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訂並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后，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中國政府這一正式的宣布和承諾，表示中國要用法律形式將國家政策固定下來，以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等實施的法律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讓未來香港特區政府行動規範上有依據，並希望藉此進一步增加港人信心。
鄧小平對基本法有比較原則性的意見。這些意見，內部先有傳達，後來他在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全體基本法起草委員時，公開講了，大體有以下幾點：
一、不宜太細。宜粗不宜細，原則一點。
二、香港製度不宜全盤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贊成搞「三權分立」。
三、不贊成立即實行普選，即使搞普選，主張逐步過渡，一步一步來。
四、對待特別行政區，中央要管一點。大體分三個層次：中央不干預香港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香港會不會出現損害國家與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香港有時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門解決不可的問題呢？「九七」后，香港有人罵中國，罵中國共產黨，我們還是允許的，如果變成行動，把香港變成打著民主幌子反對大陸，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可。如何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干預，不一定要中央駐軍出現，只有出現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總要干預。
鄧小平的這些意見，就成為中方草擬基本法時正我的原則。也變成基本法草擬過程中，以及以後香港事態發展中，中港矛盾的焦點。
從國家起草基本法的組織運作可以看出，中國對制訂香港基本法的重視，和慎重、細緻的態度。
基本法的具體起草，由國務院港澳辦主持，在姬鵬飛領導下，具體工作則由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李后、秘書長魯平負責。成立草委會之後，李、魯二人也隨即成為草委會正、副秘書長，毛鈞年也是草委會的副秘書長，分工負責聯絡香港草委。
國務院港澳辦在這方面的工作程序大體如下：經過調查研究，提出草案，由姬鵬飛召集有關單位共同討論。港澳工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包括港澳辦、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參加。
在討論涉及到其他部門問題時，國務院該部門的負責人也參加會議，例如財政部負責人參加討論財政問題，軍委總參謀部的有關負責人參加討論駐軍防地問題，民航總局的負責人參加討論航權等。經過討論、修改，意見一致后，由港澳辦寫成書面報告，經中央批准后執行。
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不少意見是由草委會秘書處先提出的，在這方面港澳辦和草委會秘書處已是混合一致，很難區分了。
起草委員會吸收了國內許多專家，如著名的法學家張友漁、裘劭恆，國際法專家邵天任、王繼嵐，中國憲法起草者之一胡繩也是草委會的副主任，他和包玉剛共同領導一個小組，對各專題小組討論的方案和意見，予以總歸納和整理。這些專家在國內頗具權威，他們對基本法的討論都是字斟句酌，非常細緻、慎重。
香港新華分社，自始至終參加了基本法的調查研究、諮詢、建議和討論的過程。有兩類情況，一是港澳辦交下一些「課題」，要求新華分社提供情況、看法和建議；另一種是新華分社主動提出情況和建議，多數情況是這樣的。
新華分社以調研室為基礎，抽調有關人員，專門成立了政制研究小組，由喬宗淮、毛鈞年負責，專門研究政制方案，收集世界各國民主發展、政制發展的資料，研究香港社會上出現的各種方案和一輪，經工委議定，寫成報告，向港澳辦和草委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英國政府實際上始終參与基本法的起草，他們主要是通過外交途徑——兩國外交部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多數問題，他們在北京接觸；部分問題，他們與香港新華分社溝通。雖然起草基本法是中國的事情，由於涉及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他們並考慮到香港在十二年過渡期內，行政管理是由英國負責；「九七」以後，某些涉及基本法內容的事情，還需要英國合作；聯合聯絡小組還要保持到二零零零年，這期間某些事情，也可能需要英國的合作。
總之，九七年前後，英國在香港的特殊地位與情況，導致中國政府對英國的參与持歡迎態度，也尊重英方的意見。據我們所知，英國外交部在港府設有專門機構研究基本法，以提出意見和建議。
港英政府通過草委會的香港委員了解情況，他們不僅找任職于港府的人士，有幾位沒有政府職務的，也經常被找去資訊會議情況。可以講，英國自始至終參与了基本法的制訂，其參与程度達到為每章、每節、每段，以至個別文字，都提過意見，其細緻之具體程度，可謂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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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中英談判的參与是間接的，因為談判是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中方不允許英方把港人意見作為討價還價的牌。中國政府在北京、香港接觸香港各界人士與社會團體，聽取港人意見與建議，也重視香港傳媒所反映的香港社會各種情況和意見，並盡量將這些意見和建議，納入決策中。
基本法的制訂就不一樣了，需要有港人直接參与。在考慮起草委員會要不要港人直接參与時，北京有關方面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不需要，另一種則認為起草委員會應該吸收港人參加。港澳辦的主導意見屬於後者。我和姬鵬飛在北京議及此事，我們一致認為港人應該參加。
我當時的看法是：基本法是決定香港人前途的事，應有港人代表參加草擬制訂，將來基本法才能獲得大多數人認可，成為他們自己的基本法。而且有了港人參加，在制訂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了解香港各階層的心態，也便於更實際地爭取港人歸心。
姬鵬飛同意我的見解，交代我回香港后，先考慮名單（這種作法是大陸「習慣」，在香港暫時還沒有條件根本改變），待他報告中央批准后，再正式進行。我回到香港，即收到港澳辦的通知——經中央批准，決定十八名香港人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為了這份名單，我們在兩個問題上很「傷腦筋」：一是代表性，二是名額。依前者考量，應是主要的原則，但這麼一來，十八名就顯得太少了。要擴大名額，就須得到北京同意。因此，我們一面草擬初步名單，一面向北京要求增加名額。姬鵬飛同意增加兩名至二十名。
參与草擬基本法，是全體港人的事。從理論上講，各階層都應有代表性人物參加。但名額有限，工委同意我的考慮，偏重上、中層，基層少一點。因內地委員中，共產黨員不會少，有他們可以彌補。事後證明，這個考慮不周。在廣州召開第八次草委會全體會議上，就把譚耀宗領頭，維護勞工界利益的提案否決了。我為此向姬鵬飛、李后提了意見，企圖謀求補救。
為了讓英國資本放心，還要有與港英政府關係較密切的人參與草擬。
為了讓台灣方面知道起草情況，也讓他們實際參加收回香港統一祖國的活動，我們也爭取與台灣方面關係較密切人士參加。結果，限於當時台灣政情，有代表性的人物無法應邀，可以應邀的卻缺少代表性而作罷。
工委內部對草擬名單中的兩個人有爭議，一是律師李柱銘。當時有人認為李柱銘傾向英方，主張激進民主。結果說服了反對的同仁。
另一個是香港議員、全國人大代表廖瑤珠。新華分社同仁一致認為她是老愛國，但好提反對意見，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新的、老的副社長和協調部較多人不同意提名她。我曾經拜訪過她父親廖恩德，他坦率地評論女兒說：「她是一把兩面開口的刀子，心裏有話留不住，但她是真愛國的。」我以廖老的話說服反對的同仁：「兩面開口的刀子有什麼不好！我們對不友好的批評，還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況愛國的人。」
名單「排」來「排」去，需有二十三名，超過三名。報給姬鵬飛，說明無法再減，獲得同意。
港澳辦將草擬的內地草委名單，通知工委，徵求意見。這個名單包括內地有關部門負責人（毛鈞年和我在內），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資深法律界人士。我們無異議，唯有關部門人士內，將原新華分社幾位退休社長也包括在內，我向姬鵬飛建議：「是否以較年輕，對香港情況較熟悉，思想較『解放』的人代替？」姬表示，「可以考慮。」
姬鵬飛召集港澳工作會議，討論起草基本法的有關工作。在討論草委名單時，我重複了對內地有關部門委員名單的建議，姬鵬飛立即同意，並問大家：「誰適合？」一時無人答話。我提議：「鄭偉榮怎麼樣？」會上無人反對，姬鵬飛說：「就鄭偉榮好了。」我對鄭偉榮知道不多，當時以為他合乎我考慮的幾條。後來才知，對他的了解不全面。
確定的名單經中央批准后，香港新華分社才同被提名人接觸，徵求各人意見，確定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提名。一般說，都很高興地接受了。在港府有職位的人士，如港人稱為「四料職員」的譚惠珠（指她身兼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四職）、上訴庭按察司（大法官）李福善，我們特意向港英政府徵求意見，回應是「樂意見到他們的任命」。
香港社會有對此表示滿意的，認為香港人能參加起草、制訂基本法，直接反映港人意見，爭取港人權利，這對港人來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們也認為這份名單：「保羅各界精英，照顧各方利益。」
但也有種種一輪，認為偏重上層、商界；而地區人士、中下層人士參加不夠等等。
八五年七月一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二十三位香港委員，同三十六位內地委員一起，為十二年後，在香港實行的基本大法共同籌商。很巧，十二年後的這一天，即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會十分重視港人參加起草基本法。草委會第一次全體大會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親自向各委員頒發聘書，儀式隆重，這是全國人大從未有過的做法。以往人大常委會成立若干委員會，從未舉行過委員長頒發聘書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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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草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前，就已考慮如何讓港人更充分地參与起草工作，因為二十三名草委委員畢竟有限。
我與姬鵬飛交換意見，說到香港政府通過三百多個諮詢組織，施行「精英民主」，我們在香港也可成立一個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做為民間團體，使港人有機會更廣泛參与起草基本法。姬鵬飛可能將此設想報經中央批准，草委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即將此設想徵求香港委員的意見，獲得一致贊同，並推舉在港的草委會副主任負責籌備。
在港的副主任，就是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李國寶（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許家屯五人，其中只有我不是香港人，把我包括進去，內部講，我是工委負責人，原則問題上要我負責；對其他四位副主任聲稱，是考慮一些具體工作，可能要動用我出面安排。
姬鵬飛召集草委會主任、副主任開會，建議這一方案，香港的副主任都積極贊同，包玉剛首先表態贊成。安子介提出：按照香港法律，在香港成立一個組織，要向香港政府註冊，但基本法咨委會這個組織，要向港府註冊，感到有點彆扭，認為應該向港英政府交涉，免於註冊，他建議，是否找譚惠珠商量，請她出面同港英政府溝通。大家認為可以一試。會後，安子介即與譚惠珠、黃麗松、司徒華一起，通過長途電話與當時正在倫敦的港督尤德聯絡，尤德一口允承咨委會無需辦理社團註冊。安子介表示，應該要求港府對此有書面承諾，並且十分堅持。大家沒有公開表示意見，私下裡姬鵬飛要我出面，勸安子介不要強港府所難。
咨委會免於註冊后，章程便無須由港府批准，成員名單和活動也無須向港府報告。
成立咨委會，首先有一個起草章程和籌備經費的問題。五位在港副主任商量是否召集在港的起草委員一起研究。安子介又提問題：在香港開會，是否會抵觸香港法律，被稱為非法集會？其他幾位副主任都認為，既然港督已經表示咨委會是做為個案處理，無須向港府註冊，開會應該也沒有問題。這樣，就決定在灣仔華潤大廈五十層上的會議室，請在港全體草委座談咨委會成立事宜（二十三名香港委員加上我和毛鈞年）。
座談由包玉剛主持，提出推選五個人，起草咨委會章程。二十五名委員中，有四位法律界人士，他們是李福善、李柱銘、譚惠珠、廖瑤珠，他們成為當然人選，安子介提名新華分社副秘書長，也是草委會的副秘書長毛鈞年參加，因為事實上，籌備咨委會要依靠新華分社來做具體工作。這時，司徒華自己提出，他願意參加起草，李福善表示反對，很激動地講：「假如他參加，我退出。」會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我同包玉剛商量，多一人，少一人，不存在原則問題，單數、複數也不要緊，因為只是起草章程，小組如有異議，三票對三票，可以提交全體香港草委議定。包就出面打圓場，緩和氣氛，最後，通過六人小組來負責起草章程。
咨委會所需經費，在籌備醞釀過程中，包玉剛、李嘉誠、查濟民等幾位自願負擔，他們不希望公布。為尊重他們意見，迄未公布。具體情況，新華分社也沒有過問，由咨委會正副秘書長逕向主任、副主任報告。咨委會名額，港澳辦通知新華分社，主張八十人，不超過一百人；一些香港草委提議二百人。我交代毛鈞年和協助他的協調部部長楊聲，「排排名單再說。」我主張範圍要更廣泛，人數盡量多一點。名單基本上要涵蓋上、中、下；左、中、右；中國、外國；男、女、老、少。所謂「右」，包括反對共產黨，當前不贊同收回香港的人。我們排了一百人、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三種不同方案。經過反覆比較，再三考慮，最後定下咨委會由一百八十人組成，經幾位在港草委副主任同意后，報港澳辦備案。
在醞釀名單中，曾經考慮爭取鍾士元、鄧蓮如參加。派人向他們本人徵求意見，被婉言拒絕了，沒有多講理由，只說不便參加。
台灣在香港的勢力，也考慮應該爭取他們反映意見，當時，台灣政壇對大陸態度，還很僵化，對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持反對態度，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後，台灣政府也發表聲明，聲稱要保護他們將來通過談判收回香港的權利。對「九七」之後，他們繼續留在香港，還是撤退，也未明了，處在混亂狀態。為了爭取台灣方面減少顧慮，爭取他們對基本法的草擬和制訂有所反映，影響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設想爭取他們之中有影響的人士參加。即使他們本人有顧慮，可能不敢參加，台灣政府不願意他們參加，也可以公開表明，我們團結為國的意願。我就公開點了三個人的名，一是台灣政府在港的實際負責人、國民黨港澳支部書記陳志輝，一是《香港時報》董事長曾恩波，還有一位是台灣的立法委員卜少夫，三人中考慮到思想開放、民間立場的卜少夫較有可能應邀，便將他列為首位。結果他們都沒有回應。後來，卜少夫在報上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謝謝許家屯的好意》，給予善意的回應。我們又重新選了三個同台灣關係接近的人士參加咨委會。
在所謂「飛石事件「——劉千石事件的處理上，我有些偏激。劉千石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負責人，香港中間工會的領袖，當時認為他有政治背景，某一勢力想通過他在香港搞波蘭式的團結工會，培養他成為瓦文薩（華勒沙）式的人物。香港不少工商界人士認為劉千石是與他們勢不兩立的人物，在處理勞資糾紛當中，他主持的工會，要求往往過高，令資方難以接受。從不能再助長提高他的知名度出發，我不同意「左派」工會——「工聯會」提出的，讓劉千石也參加咨委會的意見。因為「工聯會」已經公開進行了醞釀，我這個決定，招致他們要公開改變承諾，給他們帶來困難，引起中間、左派工會的不滿，社會輿論也不佳。事實證明，工聯會的意見是對的，不讓劉千石參加，反而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得到相反的效果。況且，即使是有背景的人物，也要交朋友，做工作。
咨委名單經過香港草委同意后，安子介提議增加幾位外籍金融界、商界人士當顧問。幾位副主任沒有異議。我為平衡計，建議增加陳耀才——「左派」「工聯會」老工會領袖，業已退休，安子介立即表示反對，表情異常堅決，完全出乎意外。在場其他幾位副主任，面面相覷，顯有難色。為不使大家為難，我就放棄了。
咨委會籌備期間，在選舉執行委員和咨委會的主任、副主任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小風波，香港報紙形容為「茶杯里的風波」。選舉在中環連卡佛大廈舉行，這座大廈是包玉剛先生收購「匯德豐」之後的新產業，他主動提出可以讓出一層來給咨委會使用，做為辦事處。
執行委員的選舉比較順利，由咨委會全體委員選出十九名執委。只是我們原先認為很有希望當選的勞工界代表「工聯會」的負責人鄭耀棠，以一票之差，沒有選上。
執委會選出之後，稍事休息，五位發起人商量選舉主任、副主任事項。我表示，按照內地經驗，先讓執委們醞釀一下候選人名單，再進行選舉。但其他幾位都主張立即就選，我也就沒有堅持。這樣，就在選出執委后，立即召開第一次執委會，由包玉剛主持。他一上來就宣布要選舉主任、副主任，並宣讀了擬定的主任、副主任候選人名單，執委們感到很突然。包玉剛問大家有沒有意見，有一位執委表示沒有意見，包玉剛講：「如果沒有意見，就請鼓掌，表示通過。」結果大家就鼓掌算是通過了。會後，執委們反映很大，認為這樣的選舉太倉促，沒有準備，不符合咨委會的章程等等。記者們問我，我也只是很勉強地做了解釋。當然，這也不能責怪誰，只能說明，幾個副主任都缺乏民主訓練，包括我在內。為了挽回影響，我要毛鈞年與幾位副主任協商，同意重新按章程提名和選舉。選舉結果，雖然仍是原先當選的那幾位，仍引來一些批評。
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字一周年的前一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正式成立。姬鵬飛以草委主任身分，在會上做了講話。他當時應港英政府和香港新華分社之邀請，正在香港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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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工委擴大會上，正式提出執行「一國兩制」，依靠「兩翼」的方針，一「翼」是依靠工人階級，另一「翼」是廣泛開展愛國愛港、澳統一展現，這和一貫提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大大「出格」的。
這是我認識上的變化，「出格」有據：
其一，中央決定，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或更長時間不變，由當地人實行「港人治港」，未來特區政權應是資產階級為主，有工人階級參与，各階層聯合的政權，它基本上屬資產階級性質。這就需要有一個廣泛身後的愛國愛港統一戰線工作為基礎。
相反地，如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以工人階級為主，組織特區政權，「港人治港」成為「港共治港」，其政權屬工人階級性質，顯然不符中央所定「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其二，重新分析香港的工人階級。香港新華分社以前的領導層，仍停留在劃分藍領工人、白領工人這樣的層次上（藍領從事體力勞動，白領從事腦力勞動），對中間階層既未涉及，也未分析。我初到香港也是按這樣的區分來認識問題和確定方針的。不久，在認識到香港有一個中產階層后，我感到把香港工人階級局限在八十多萬產業工人上，顯然不符合已發生的階級狀況。
香港人稱為「打工仔」的範圍很廣，凡是為政府、企業、社會團體服務的人，都包括在內，總人數不僅是八十萬，而是二百八十多萬。香港還有一個名稱——「打工皇帝」，是指企業、機關管理階層的中、高層人士，他們雖然並非投資者，不是資本家，月薪卻很高，從幾萬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都有。從階級觀念分析，實際上，稱中產階級為中間階層更符合實際，用共產黨的語言來講，其中一部分已屬於工人貴族，接近資產者，他們多數人的意識形態，已不完全屬於工人，而更接近資產階級。廣泛地講，依靠工人階級應該包括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的中、下層。
從香港社會實際看，很多人又不完全是「打工仔」，從某個角度看，他們自己也是投資者，所以工人階級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所發展，另一方面也在分化。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所追求、嚮往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完全是資本主義，他們追求的是現實利益，情況比原來想象的複雜。
要保持香港政權的資本主義性質長期不變，就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至少在當前是矛盾的。當前實際狀況和「一國兩制」方針，都不是「埋葬」，而是繼續發展資本主義；「埋葬」至少是個長期的未來。
根據這一認識，我們對當前和「九七」后「一國兩制」方針下，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亦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係，提出：在資本主義不斷繁榮和發展的前提下，要不斷改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與生活素質，這樣才能不斷改善勞資關係，使雙方關係不至於惡化以至對立，保持香港長期和平共存的情況下，在經濟上勞資兩利，在政治上合作共處。由此也決定，在「一國兩制」下，工人階級對政權的參与，是合作、監督、影響，而不是領導、實行專政。
我理解這就是鄧小平所說，不在香港實行「四個堅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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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工會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相應、支持內地的運動，成為主要任務，忽視為香港工人爭取自身福利，嚴重脫離香港實際，「中間」工會乘此空隙，脫穎而出。我在新界見到一個老工友，他很不滿地告訴我：「我們不斷搞運動，忘掉為共有爭福利。劉千石到處為工人爭福利，哪裡鬧勞資糾紛，哪裡就有劉千石。現在劉千石在全香港有名，我們工會領頭的沒人知道。」那時我剛到香港幾天，還不知道有個人名叫劉千石。
「反英抗暴」活動就是受這種「左」的政策影響。主導這個活動的「左派」工會，在香港社會的政治形象損傷很大，甚至被視為「暴徒」，英國政府逮捕幾千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工會的工人，被釋放后，又被資本家大批解僱。此後「左派」工會就處於停頓狀態，共產黨員身分暴露，黨組織被英國掌握；再加上工會領袖年歲大，社會形象不佳，有些人被直指為「左仔」，又對現狀拿不出辦法來。而且工會會員大多屬於藍領階級，文化水平低，年紀大。
因此，整頓「左派」工會，確定工會的正確方針，解決工會幹部彷徨、苦悶的精神狀態，就成為我到香港后很重要的工作。
許多工會幹部和工人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很不理解為何「反英抗暴」是錯誤的。他們認為：反對英國有什麼錯？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不應該反嗎？他們對中央新的香港政策也不理解，認為香港「收回不解放」，仍然保持資本主義那麼多年，「港人治港」實際上是資本家治港，豈不違反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為什麼香港不能讓工人階級領導？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反覆說明「反英抗暴」是四人幫利用香港工人的愛國情緒，試圖改變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確方針，使用暴力提前收回香港。這是四人幫控制的中央犯的錯誤，不是香港工人階級犯的錯。但香港工人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對「收回不解放」的問題，我們說明工人階級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統一原則，希望能說服他們，「統一認識」。中國共產黨黨章指出，黨有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實行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當前實現社會主義，演繹到香港的現實鬥爭中，「一國兩制」是黨在香港的最低綱領，是當前鬥爭的綱領。我們沒有放棄在香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的提法，但那是遠期目標，至於將來怎麼實現，要在今後實踐中探索。
我們確定了工會的新方針，即香港工會要為收回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穩定繁榮服務；當前，要為爭取工人本身的福利服務。工會應該關心香港社會，關心自身福利，這是主要任務。配合內地，應從香港的實際出發，不能同內地採取一樣做法。在爭取工人本身利益時，應服從「一國兩制」的總方針，在同資本家的矛盾和鬥爭中，應採取勞資兩利的政策，勞資協商的方式，不要動輒用罷工鬥爭手段，必要時才考慮其他適當方式。換言之，應該視協商本身也是一種鬥爭形式。
八五年「的士」司機大罷工，在九龍彌敦道遊行，罷工代表到新華分社請願。我們由祁鋒出面接待，並告訴他們，這是香港政府管的事情，應該去找他們解決。社會輿論反應很好，認為新華分社沒有利用罷工干預香港政府的事務。讓祁鋒出面，是我們商定的，因為祁鋒曾指揮「反英抗暴」，被某些港人指為「左仔」，對他印象不好，我們想通過這次，改變他和「左派」工會的形象。後來，工會根據「勞資兩利，協商解決」的方針，與資方協調，很快達成了協議，順利解決了罷工問題。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工商界反應比較好。當時「中間」工會也介入了罷工，爭奪罷工的領導權，提的口號、條件高，但未被工人接受。
事實說明，「左派」工會確定了新的工作方針后，符合香港實際，能被香港工人階級和香港社會接受。
在新形式、新工作方針下，我們對「左派」工作進行了整頓，依靠工會自己的努力，培養新領袖，以代替老領袖。老一輩思想上「左」的意識多，社會形象不佳，要改變很困難，所以需要培養年輕、有知識、思想開放的一代。現在工會的幾位領袖都是這樣產生的。我交代分工管理工會的鄭華，允許工會領導人有自己的風格、語言，對外言論可以不同於內地、新華社的表達方式，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責備追風，放手讓他們去做，以免他們脫離群眾。我們還讓譚耀宗專門去英國學習，這幾年他在立法局表現不錯，既能代表工人，又不給人「左」的印象，社會上比較能接受，知名度也高。他同右派工會的立法局委員彭震海的關係也處理得好。又如陳婉嫻，九一年直選，她獲得四萬多票，只差一萬多票即可當選，社會形象也很不錯。這些都是工會培養的新領袖。
調整工會結構，也是重點。工會會員重新登記，並且著重發展年輕的、文化程度高的白領階級，成立新的工會來吸收這些人，而且在行動中樹立新的形象來擴大影響。八四年工會開始整頓后，「左派」工會發展的人，每年約減少一萬人（因年老退休或死亡），而發展吸收的新會員也約有一萬人。「收支」相抵，保持十七萬人。
為了進一步發展工會，通過工會發展其他方面的群眾組織，新華分社成立三個分區辦事處即分工委以後，工會就實行雙重領導，即基層工會由上層工會及分工委雙重領導，業務工作以上級工會為主，黨的工作以分工委為主，開始他們有些不習慣，抗拒較多。但雙重領導的目的，是想在分工委統一部署下，除工會本身業務外，配合做一些其他工作，如屋邨的居民工作。九二年直選以後，我從報紙看，「左派」工會設立了分區辦事處，我認為他們認識到地方工作的重要性了。
香港工人階級有三大特色：一是處於分裂狀態，二是白領工人不斷增加，三是流動性大、變動性大、福利少。
大多數工人並未加入工會組織。工會總人數不到二十五萬，如以香港有八十多萬產業工人算，只佔三成；如按香港工人階級二百八十萬人算，工會會員還不到百分之十。
處於這樣狀況下的工會，又分為左、中、右三派。「左派」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右派」工會是台灣國民黨控制的，還有「中間」工會，主要領袖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
三種工會，「左派」的力量比較大，當時號稱有二十萬人，其中登記、繳會費的有十七萬人；「右派」工會有三萬多人，「中間」派工會有二萬至三萬人。
由於左、右兩大派勢力的劃分，香港的工會、工人階級一直處於互相對立的狀態，彼此很少往來。
港澳工委的方針，是逐步解決香港工人階級分裂的狀態，要求「左派」工會做統戰工作，爭取和「右派」工會、「中間」工會團結合作。
每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十·一」國慶節，「左派」工會舉行紀念酒會，工會、新華分社都邀請「右派」工會的人士參加。我每次都到場。八五年，我利用參加工會酒會的時機，主動同香港「右派」和「中間」工會的領導人、工會工作者見面，進行了一次不算座談會的座談會。那天，事先並未如此安排，「左派」工聯會鄭耀棠告訴我，他們都在，我臨時提出要去看看他們，並坐下來談話，主要講香港工人要團結起來，不要分左、中、右，一起為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繁榮香港而工作；並且解答了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們看來比較滿意。「左派」工會與「右派」工會逐漸地增加了聯繫，香港政府組織勞工顧問委員會，港英政府有意讓「右派」工會也有代表擔任委員；「左派」工會有兩種選擇，一是抵制，二是也參加這個組織，我們決定參加，確定同「右派」工會合作。並聯手選代表，形成左、右兩派工會聯合的局面。
鑒於香港實際的情況，工人對共產黨的看法，受到各方面的影響，特別是白領階層本身就意見分歧，因此吸收他們進入「左派」工會的可能性不大，要團結這些人，就要發展「中間」工會。我們決定支持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的李啟明等人所組織的「中間」工會，並推薦李當咨委會副主任，以提高他的知名度。
要爭取「中間」，不僅對工人，也要對教師、公務員做工作。素圖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這一派，他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我到香港后，每年與司徒華見面一、兩次，他曾向我表示，看了《陳雲選集》之後，不想加入共產黨了，假如以非黨員身分，工作會更好做一些，個人自由度也更大一些。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認為，香港中間偏右的人占多數，爭取中間偏右勢力很重要，我們許多工作都應該從這個角度考慮。
消除分裂狀態，爭取三派工會團結合作，成為「左派」工會新的工作目標，這些年來，雖經努力，但結果仍然不盡如人意。
第六章 未來政制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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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后，香港開始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制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成為過渡期最重要的工作。
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訂並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后，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中國政府這一正式的宣布和承諾，表示中國要用法律形式將國家政策固定下來，以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等實施的法律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讓未來香港特區政府行動規範上有依據，並希望藉此進一步增加港人信心。
鄧小平對基本法有比較原則性的意見。這些意見，內部先有傳達，後來他在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全體基本法起草委員時，公開講了，大體有以下幾點：
一、不宜太細。宜粗不宜細，原則一點。
二、香港製度不宜全盤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贊成搞「三權分立」。
三、不贊成立即實行普選，即使搞普選，主張逐步過渡，一步一步來。
四、對待特別行政區，中央要管一點。大體分三個層次：中央不干預香港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香港會不會出現損害國家與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香港有時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門解決不可的問題呢？「九七」后，香港有人罵中國，罵中國共產黨，我們還是允許的，如果變成行動，把香港變成打著民主幌子反對大陸，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可。如何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干預，不一定要中央駐軍出現，只有出現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總要干預。
鄧小平的這些意見，就成為中方草擬基本法時正我的原則。也變成基本法草擬過程中，以及以後香港事態發展中，中港矛盾的焦點。
從國家起草基本法的組織運作可以看出，中國對制訂香港基本法的重視，和慎重、細緻的態度。
基本法的具體起草，由國務院港澳辦主持，在姬鵬飛領導下，具體工作則由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李后、秘書長魯平負責。成立草委會之後，李、魯二人也隨即成為草委會正、副秘書長，毛鈞年也是草委會的副秘書長，分工負責聯絡香港草委。
國務院港澳辦在這方面的工作程序大體如下：經過調查研究，提出草案，由姬鵬飛召集有關單位共同討論。港澳工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包括港澳辦、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參加。
在討論涉及到其他部門問題時，國務院該部門的負責人也參加會議，例如財政部負責人參加討論財政問題，軍委總參謀部的有關負責人參加討論駐軍防地問題，民航總局的負責人參加討論航權等。經過討論、修改，意見一致后，由港澳辦寫成書面報告，經中央批准后執行。
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不少意見是由草委會秘書處先提出的，在這方面港澳辦和草委會秘書處已是混合一致，很難區分了。
起草委員會吸收了國內許多專家，如著名的法學家張友漁、裘劭恆，國際法專家邵天任、王繼嵐，中國憲法起草者之一胡繩也是草委會的副主任，他和包玉剛共同領導一個小組，對各專題小組討論的方案和意見，予以總歸納和整理。這些專家在國內頗具權威，他們對基本法的討論都是字斟句酌，非常細緻、慎重。
香港新華分社，自始至終參加了基本法的調查研究、諮詢、建議和討論的過程。有兩類情況，一是港澳辦交下一些「課題」，要求新華分社提供情況、看法和建議；另一種是新華分社主動提出情況和建議，多數情況是這樣的。
新華分社以調研室為基礎，抽調有關人員，專門成立了政制研究小組，由喬宗淮、毛鈞年負責，專門研究政制方案，收集世界各國民主發展、政制發展的資料，研究香港社會上出現的各種方案和一輪，經工委議定，寫成報告，向港澳辦和草委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英國政府實際上始終參与基本法的起草，他們主要是通過外交途徑——兩國外交部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多數問題，他們在北京接觸；部分問題，他們與香港新華分社溝通。雖然起草基本法是中國的事情，由於涉及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他們並考慮到香港在十二年過渡期內，行政管理是由英國負責；「九七」以後，某些涉及基本法內容的事情，還需要英國合作；聯合聯絡小組還要保持到二零零零年，這期間某些事情，也可能需要英國的合作。
總之，九七年前後，英國在香港的特殊地位與情況，導致中國政府對英國的參与持歡迎態度，也尊重英方的意見。據我們所知，英國外交部在港府設有專門機構研究基本法，以提出意見和建議。
港英政府通過草委會的香港委員了解情況，他們不僅找任職于港府的人士，有幾位沒有政府職務的，也經常被找去資訊會議情況。可以講，英國自始至終參与了基本法的制訂，其參与程度達到為每章、每節、每段，以至個別文字，都提過意見，其細緻之具體程度，可謂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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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中英談判的參与是間接的，因為談判是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中方不允許英方把港人意見作為討價還價的牌。中國政府在北京、香港接觸香港各界人士與社會團體，聽取港人意見與建議，也重視香港傳媒所反映的香港社會各種情況和意見，並盡量將這些意見和建議，納入決策中。
基本法的制訂就不一樣了，需要有港人直接參与。在考慮起草委員會要不要港人直接參与時，北京有關方面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不需要，另一種則認為起草委員會應該吸收港人參加。港澳辦的主導意見屬於後者。我和姬鵬飛在北京議及此事，我們一致認為港人應該參加。
我當時的看法是：基本法是決定香港人前途的事，應有港人代表參加草擬制訂，將來基本法才能獲得大多數人認可，成為他們自己的基本法。而且有了港人參加，在制訂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了解香港各階層的心態，也便於更實際地爭取港人歸心。
姬鵬飛同意我的見解，交代我回香港后，先考慮名單（這種作法是大陸「習慣」，在香港暫時還沒有條件根本改變），待他報告中央批准后，再正式進行。我回到香港，即收到港澳辦的通知——經中央批准，決定十八名香港人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為了這份名單，我們在兩個問題上很「傷腦筋」：一是代表性，二是名額。依前者考量，應是主要的原則，但這麼一來，十八名就顯得太少了。要擴大名額，就須得到北京同意。因此，我們一面草擬初步名單，一面向北京要求增加名額。姬鵬飛同意增加兩名至二十名。
參与草擬基本法，是全體港人的事。從理論上講，各階層都應有代表性人物參加。但名額有限，工委同意我的考慮，偏重上、中層，基層少一點。因內地委員中，共產黨員不會少，有他們可以彌補。事後證明，這個考慮不周。在廣州召開第八次草委會全體會議上，就把譚耀宗領頭，維護勞工界利益的提案否決了。我為此向姬鵬飛、李后提了意見，企圖謀求補救。
為了讓英國資本放心，還要有與港英政府關係較密切的人參與草擬。
為了讓台灣方面知道起草情況，也讓他們實際參加收回香港統一祖國的活動，我們也爭取與台灣方面關係較密切人士參加。結果，限於當時台灣政情，有代表性的人物無法應邀，可以應邀的卻缺少代表性而作罷。
工委內部對草擬名單中的兩個人有爭議，一是律師李柱銘。當時有人認為李柱銘傾向英方，主張激進民主。結果說服了反對的同仁。
另一個是香港議員、全國人大代表廖瑤珠。新華分社同仁一致認為她是老愛國，但好提反對意見，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新的、老的副社長和協調部較多人不同意提名她。我曾經拜訪過她父親廖恩德，他坦率地評論女兒說：「她是一把兩面開口的刀子，心裏有話留不住，但她是真愛國的。」我以廖老的話說服反對的同仁：「兩面開口的刀子有什麼不好！我們對不友好的批評，還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況愛國的人。」
名單「排」來「排」去，需有二十三名，超過三名。報給姬鵬飛，說明無法再減，獲得同意。
港澳辦將草擬的內地草委名單，通知工委，徵求意見。這個名單包括內地有關部門負責人（毛鈞年和我在內），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資深法律界人士。我們無異議，唯有關部門人士內，將原新華分社幾位退休社長也包括在內，我向姬鵬飛建議：「是否以較年輕，對香港情況較熟悉，思想較『解放』的人代替？」姬表示，「可以考慮。」
姬鵬飛召集港澳工作會議，討論起草基本法的有關工作。在討論草委名單時，我重複了對內地有關部門委員名單的建議，姬鵬飛立即同意，並問大家：「誰適合？」一時無人答話。我提議：「鄭偉榮怎麼樣？」會上無人反對，姬鵬飛說：「就鄭偉榮好了。」我對鄭偉榮知道不多，當時以為他合乎我考慮的幾條。後來才知，對他的了解不全面。
確定的名單經中央批准后，香港新華分社才同被提名人接觸，徵求各人意見，確定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提名。一般說，都很高興地接受了。在港府有職位的人士，如港人稱為「四料職員」的譚惠珠（指她身兼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四職）、上訴庭按察司（大法官）李福善，我們特意向港英政府徵求意見，回應是「樂意見到他們的任命」。
香港社會有對此表示滿意的，認為香港人能參加起草、制訂基本法，直接反映港人意見，爭取港人權利，這對港人來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們也認為這份名單：「保羅各界精英，照顧各方利益。」
但也有種種一輪，認為偏重上層、商界；而地區人士、中下層人士參加不夠等等。
八五年七月一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二十三位香港委員，同三十六位內地委員一起，為十二年後，在香港實行的基本大法共同籌商。很巧，十二年後的這一天，即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會十分重視港人參加起草基本法。草委會第一次全體大會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親自向各委員頒發聘書，儀式隆重，這是全國人大從未有過的做法。以往人大常委會成立若干委員會，從未舉行過委員長頒發聘書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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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草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前，就已考慮如何讓港人更充分地參与起草工作，因為二十三名草委委員畢竟有限。
我與姬鵬飛交換意見，說到香港政府通過三百多個諮詢組織，施行「精英民主」，我們在香港也可成立一個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做為民間團體，使港人有機會更廣泛參与起草基本法。姬鵬飛可能將此設想報經中央批准，草委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即將此設想徵求香港委員的意見，獲得一致贊同，並推舉在港的草委會副主任負責籌備。
在港的副主任，就是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李國寶（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許家屯五人，其中只有我不是香港人，把我包括進去，內部講，我是工委負責人，原則問題上要我負責；對其他四位副主任聲稱，是考慮一些具體工作，可能要動用我出面安排。
姬鵬飛召集草委會主任、副主任開會，建議這一方案，香港的副主任都積極贊同，包玉剛首先表態贊成。安子介提出：按照香港法律，在香港成立一個組織，要向香港政府註冊，但基本法咨委會這個組織，要向港府註冊，感到有點彆扭，認為應該向港英政府交涉，免於註冊，他建議，是否找譚惠珠商量，請她出面同港英政府溝通。大家認為可以一試。會後，安子介即與譚惠珠、黃麗松、司徒華一起，通過長途電話與當時正在倫敦的港督尤德聯絡，尤德一口允承咨委會無需辦理社團註冊。安子介表示，應該要求港府對此有書面承諾，並且十分堅持。大家沒有公開表示意見，私下裡姬鵬飛要我出面，勸安子介不要強港府所難。
咨委會免於註冊后，章程便無須由港府批准，成員名單和活動也無須向港府報告。
成立咨委會，首先有一個起草章程和籌備經費的問題。五位在港副主任商量是否召集在港的起草委員一起研究。安子介又提問題：在香港開會，是否會抵觸香港法律，被稱為非法集會？其他幾位副主任都認為，既然港督已經表示咨委會是做為個案處理，無須向港府註冊，開會應該也沒有問題。這樣，就決定在灣仔華潤大廈五十層上的會議室，請在港全體草委座談咨委會成立事宜（二十三名香港委員加上我和毛鈞年）。
座談由包玉剛主持，提出推選五個人，起草咨委會章程。二十五名委員中，有四位法律界人士，他們是李福善、李柱銘、譚惠珠、廖瑤珠，他們成為當然人選，安子介提名新華分社副秘書長，也是草委會的副秘書長毛鈞年參加，因為事實上，籌備咨委會要依靠新華分社來做具體工作。這時，司徒華自己提出，他願意參加起草，李福善表示反對，很激動地講：「假如他參加，我退出。」會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我同包玉剛商量，多一人，少一人，不存在原則問題，單數、複數也不要緊，因為只是起草章程，小組如有異議，三票對三票，可以提交全體香港草委議定。包就出面打圓場，緩和氣氛，最後，通過六人小組來負責起草章程。
咨委會所需經費，在籌備醞釀過程中，包玉剛、李嘉誠、查濟民等幾位自願負擔，他們不希望公布。為尊重他們意見，迄未公布。具體情況，新華分社也沒有過問，由咨委會正副秘書長逕向主任、副主任報告。咨委會名額，港澳辦通知新華分社，主張八十人，不超過一百人；一些香港草委提議二百人。我交代毛鈞年和協助他的協調部部長楊聲，「排排名單再說。」我主張範圍要更廣泛，人數盡量多一點。名單基本上要涵蓋上、中、下；左、中、右；中國、外國；男、女、老、少。所謂「右」，包括反對共產黨，當前不贊同收回香港的人。我們排了一百人、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三種不同方案。經過反覆比較，再三考慮，最後定下咨委會由一百八十人組成，經幾位在港草委副主任同意后，報港澳辦備案。
在醞釀名單中，曾經考慮爭取鍾士元、鄧蓮如參加。派人向他們本人徵求意見，被婉言拒絕了，沒有多講理由，只說不便參加。
台灣在香港的勢力，也考慮應該爭取他們反映意見，當時，台灣政壇對大陸態度，還很僵化，對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持反對態度，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後，台灣政府也發表聲明，聲稱要保護他們將來通過談判收回香港的權利。對「九七」之後，他們繼續留在香港，還是撤退，也未明了，處在混亂狀態。為了爭取台灣方面減少顧慮，爭取他們對基本法的草擬和制訂有所反映，影響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設想爭取他們之中有影響的人士參加。即使他們本人有顧慮，可能不敢參加，台灣政府不願意他們參加，也可以公開表明，我們團結為國的意願。我就公開點了三個人的名，一是台灣政府在港的實際負責人、國民黨港澳支部書記陳志輝，一是《香港時報》董事長曾恩波，還有一位是台灣的立法委員卜少夫，三人中考慮到思想開放、民間立場的卜少夫較有可能應邀，便將他列為首位。結果他們都沒有回應。後來，卜少夫在報上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謝謝許家屯的好意》，給予善意的回應。我們又重新選了三個同台灣關係接近的人士參加咨委會。
在所謂「飛石事件「——劉千石事件的處理上，我有些偏激。劉千石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負責人，香港中間工會的領袖，當時認為他有政治背景，某一勢力想通過他在香港搞波蘭式的團結工會，培養他成為瓦文薩（華勒沙）式的人物。香港不少工商界人士認為劉千石是與他們勢不兩立的人物，在處理勞資糾紛當中，他主持的工會，要求往往過高，令資方難以接受。從不能再助長提高他的知名度出發，我不同意「左派」工會——「工聯會」提出的，讓劉千石也參加咨委會的意見。因為「工聯會」已經公開進行了醞釀，我這個決定，招致他們要公開改變承諾，給他們帶來困難，引起中間、左派工會的不滿，社會輿論也不佳。事實證明，工聯會的意見是對的，不讓劉千石參加，反而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得到相反的效果。況且，即使是有背景的人物，也要交朋友，做工作。
咨委名單經過香港草委同意后，安子介提議增加幾位外籍金融界、商界人士當顧問。幾位副主任沒有異議。我為平衡計，建議增加陳耀才——「左派」「工聯會」老工會領袖，業已退休，安子介立即表示反對，表情異常堅決，完全出乎意外。在場其他幾位副主任，面面相覷，顯有難色。為不使大家為難，我就放棄了。
咨委會籌備期間，在選舉執行委員和咨委會的主任、副主任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小風波，香港報紙形容為「茶杯里的風波」。選舉在中環連卡佛大廈舉行，這座大廈是包玉剛先生收購「匯德豐」之後的新產業，他主動提出可以讓出一層來給咨委會使用，做為辦事處。
執行委員的選舉比較順利，由咨委會全體委員選出十九名執委。只是我們原先認為很有希望當選的勞工界代表「工聯會」的負責人鄭耀棠，以一票之差，沒有選上。
執委會選出之後，稍事休息，五位發起人商量選舉主任、副主任事項。我表示，按照內地經驗，先讓執委們醞釀一下候選人名單，再進行選舉。但其他幾位都主張立即就選，我也就沒有堅持。這樣，就在選出執委后，立即召開第一次執委會，由包玉剛主持。他一上來就宣布要選舉主任、副主任，並宣讀了擬定的主任、副主任候選人名單，執委們感到很突然。包玉剛問大家有沒有意見，有一位執委表示沒有意見，包玉剛講：「如果沒有意見，就請鼓掌，表示通過。」結果大家就鼓掌算是通過了。會後，執委們反映很大，認為這樣的選舉太倉促，沒有準備，不符合咨委會的章程等等。記者們問我，我也只是很勉強地做了解釋。當然，這也不能責怪誰，只能說明，幾個副主任都缺乏民主訓練，包括我在內。為了挽回影響，我要毛鈞年與幾位副主任協商，同意重新按章程提名和選舉。選舉結果，雖然仍是原先當選的那幾位，仍引來一些批評。
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字一周年的前一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正式成立。姬鵬飛以草委主任身分，在會上做了講話。他當時應港英政府和香港新華分社之邀請，正在香港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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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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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民主的氣氛可說是空前的。
起草過程實際上是各方面（中港為主）合作、協商、妥協的過程，也是充分民主的過程。在四年又八個月時間內，起草委員會開了八次大會；五個專題小組，前後開了六十多次會；內地草委多次到香港徵求各方面意見，其中兩次正式組團到港全面地徵求意見，所謂兩上兩下。第一次是八八年五月至九月，對草案徵求意見稿，第二次是八九年二月至十月三十一日，對七屆人大常委會六次會議審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
咨委會徵求意見采客觀、全面的方式。咨委們在香港活動頻繁，還不斷去北京反映意見，兩次全國徵詢意見時，咨委會收集了大量意見，整理成書面意見。為使原始意見保持原來面貌，沒有綜合整理，而是逐項收集逐條記錄，忠實反映，沒有曲解，沒有簡化。只做「歸類」處理，便於參閱。
此外，香港新華分社通過與個人、社團以及各方面的接觸，也收集了不少意見，新華分社對各方意見做了專題研究，在港的中資機構也聽到和收集到一些意見，這些意見大多數都反映到新華分社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港澳辦、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會見港澳各界人士時，也都聽到不少意見。
應該說，港人意見在四年八個月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絕大部分獲得重視；特別是在草委會中，這些意見得到反覆地研究和討論。
香港草委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和立場，意見分歧。比較單一、合理、爭議較少的議題，草委會就容易接受，如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繼承權問題，只涉及新界居民，同其他地方沒有衝突，所以很快通過，現在反映在基本法第四十條中。又如宗教界顧慮宗教財產的使用、繼承、接受資助等問題，較少牽動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基本法上也很快確定下來。
然而涉及各方利益，產生衝突、矛盾的議題，情況就不一樣了。例如關於港人自治，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彼此關係如何界定，爭論很多；草委會當時確立一個原則，先易后難，先把容易的、爭議少的問題定下來，累積了基本法的部分基礎，便於有充分時間來考慮和討論難題。
在草委會內部，內地草委與香港草委之間，以及草委會與外界關係的處理上，改變了許多內地的習慣做法，以便互相能妥協合作。
如內地工作一般有保密原則，秘書處按內地慣例，在草委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保密問題，香港草委和新聞界不贊成，社會輿論要求草委活動公開化，於是秘書處在主任會議上提出討論，認為應該接受意見，有所改變，以後就確定在專題小組會議之後，推選發言人向記者通報會議內容，只提出一條需保密的，即不透露是誰講的，可以透露爭論的內容。假如個別草委他自己在另外場合透露自己講的內容，草委會無權干涉，但正式的吹風會（新聞背景說明會），不透露人名，保留委員個人的選擇權利。發展到後來，會議越來越公開，整個起草過程，基本上是個公開的過程，透明度很高，大大改變了內地在這方面的作風和做法。
在內地委員和香港委員之間，內地委員盡量讓香港委員發表意見，聽取他們意見，落實到文字時，也盡量滿足香港草委的意見，盡量考慮香港各方面人士的合理反映。
香港草委們對內地的議事規則和作法，也做了適應。例如咨委會在訂立章程時，有些委員反對在章程中提「民主協商」，認為這個詞「詞意不明確，欠科學」；還認為在內地具有民主黨派附和執政共產黨的涵義。但在內地，民主與協商是連在一起講的。後來還是有了妥協，把這個詞寫進了章程。我曾經講，協商也是民主的內容之一，遭到香港一些人士的批評。
其實是兩地對此的理解不一樣，協商也有在平等地位上的協商。在協商過程中，有堅持的一面，也有接受、附和的一面，或雙方都有讓步。後來，在基本法制訂的實踐中，香港的草委、諮詢委中有許多人接受了這種方法，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協商，成為發揚民主的一種方式。
草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前，秘書處把擬好的基本法結構草案，先寄給主任、副主任委員看。記者問后，我講：「我已經看過了，但不允透露內容。」沒想到引起香港社會一陣風波。廖瑤珠質問：「我們都是委員，為什麼他可以先看？」這使我接受了教訓，在內地，我們開會一般都不注意程序這件事，主要負責人先看草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程序，所謂的遊戲規則，是民主很重要的部分。
後來負責秘書處的草委會秘書長李后也表示：「我們原來覺得結構好像不是什麼實質問題，不涉及具體內容，不妨由我們先草擬，豈料引起誤會。因這件事，我們決定成立專題小組，由國內和香港委員組成。」以後的實踐證明，專題小組這種工作形式很有效。
基本法是內地的專家及關心香港問題的人士，結合香港社會各界，包括一部分外國人士，共同提出意見，通過各種形式的會議、傳播媒體，互相爭論、協商，最後寫成「徵求意見稿」——「草案」——「定案」。我的觀察，總體來講，香港各界對基本法原來還算是滿意的，「六四」之前，港人主要反應在於「九七」后能否實施。「六四」以後，港人對基本法政治體制的定稿，尤其是第二十三條關於反顛覆條款的修訂，增添不滿。
總的來說，基本法是以集思廣益為基礎，通過複雜的協商過程，綜合而成的，是妥協的捷徑，也是共同發揮智慧的產物。我到現在仍認為，這是港人走向民主自治，較好的一個選擇。
38
中英兩國八四年九月草簽香港聯合聲明，港英政府在七月份推出代議政制改革《綠皮書》，又搶在十一月，中英聯合聲明十二月正式簽字前，推出《白皮書》，在香港，引起我們的注意，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港英政府在《綠皮書》中提出的目標，是要「逐步建立一個政權，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地向港人負責。」到了《白皮書》，目標更為明確：「要在政府中央階層逐步建立一個更直接向港人負責，而又穩固立根于香港的代議制。」
英國政府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代議政制，實施所謂「還政於民」。
我們從內部情報和社會輿論趨向看，證實了英國這個打算，英國準備在「九七」前，把香港政府的架構進行根本性的變更。
香港現在是殖民政府的政制架構，港督由英皇委任，他擁有最高統治權，實際上是個港督專權的專制政府。香港政府的行政、立法局只是諮詢機構，立法局並非真正的立法機構，不像英國本土那樣，是三權分立體制下的制衡機構。
《綠皮書》也好，《白皮書》也好，明白宣告了英國企圖把其他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一套，也在香港實施。但是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一樣，它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存在「獨立」問題。英國應將侵佔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還政于中」，而不是「還政於民」。還政於民，那是中國政府的事。
從《綠皮書》看，步驟還慢一點，推出《白皮書》時，步伐又加快了些。例如立法局議員選舉名額，原來八八年的計劃，提前三年到八五年實施。《綠皮書》確定八四、八五年為六名，八八為十二名；到了《白皮書》，八五年就十二名。
港英方面還通過輿論，和某些議員如鄧蓮如在施政報告辯論中，提出實行部長制，認為政府應當重新評鑒中央組織，邁向部長制形式的制度，採用類似美國的制度，使立法機關有決策權。把現在香港政府行政局的決策權——實際上是港督的決策權，轉移到立法局手中，根本改變目前政府的架構。
對英國政府竭力推行代議制，想急劇改變香港政制架構的做法，香港社會不少人高興，主要是對中共不放心的人；也有不少人擔心，主要是上層及部分中上層。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當時有兩篇專訪，一片是對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另一篇是對香港政府當時即將退休的高官——民政司黎敦義。他們兩人的談話，透露訊息十分明顯。
鍾士元認為中國講五十年不變，不是九七年當時的情況不變，而是指在目前情況下，五十年不變，因此，他有三個擔憂：一、是否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二、能否保證真正的不干預，是否總公司對分公司的經理人所說的真正的不干涉。三、中國能否保證繼續開放，不回到極左路線去。他講，香港已經輸了第一局，所以香港沒有理由沿襲殖民地政府的組織，而是要跟從一套民選的政制，要利用十三年轉變成民選的代議制。
鍾士元透露了兩個信息：一、他明知中國講五十年不變是講現狀不變，不是指九七年時的狀況不變，但他們想要在十三年中改變現狀。二、怎麼變？就是「要跟從一套民選的政制」。
鍾士元所透露的訊息，明確顯示了英國對中國收回香港的鬥爭策略有所改變。因為中英談判每一個回合，行政局議員都知道，他們很多意見是反映港英的意見，或與港府的意見一致。
黎敦義講的就很露骨了，他明確提出：「今天不同往日，要從一個時代轉到另一個時代，原有的情況，港督是由香港以外的其他人委任的，我們希望他們善待人民，但他們也可以是壞傢伙，我想，沒有人樂見目前這種情況在未來十三年，以及在權力轉移時，仍維持下去。所以我們要轉到另一種情況，就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他對香港人講：「以後要靠你們自己。」採訪他的《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問他：「過去政府一直說避免改變政制，還說要求改變的本地居民亦不多，而現在我們不但有政制的改變，而且是急劇的改變？」對這種矛盾現象，黎講：「我們怎樣自圓其說呢？」李又問：「是不是為勢所迫？」黎回答：「絕對是。」李又問：「過去一些政府官員不只一次地對我們說：『民主不是唯一的好制度』，而我們也沒有民主制度。……」黎講：「對，在我們沒有任何政治時，生活顯得更平靜。」
黎敦義是港府高官，雖即將退休，估計他知悉港英內情，不為過分。他提供的信息證實英國改變了對中國鬥爭的策略，也尷尬地顯露了英國政府對「還政於民」的虛偽心態。
當時，香港有文章評論說：「英國想搞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
剛開始，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夠，只知道英國要搞代議制，但對他們想急劇改變的意圖沒有摸清。北京方面如何，我不了解；我們在香港是如此。當北京的口徑是「不予置評」時，我們在港也根據北京的口徑講。有記者問我，我增加一句說：「這是英國政府的事情。」後來北京也說：「這是英國政府的事，我們不承擔義務。」英國可能認為這是中國默許的表示，就越來越表現出「勢所必然」。
根據各方訊息，尤其是「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這句話的提示，我們判斷英國政府確已改變對中國收回香港的策略。它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搶步」，是謀定而後動的，這是它所謂「九七」後繼續與香港「聯繫」、保護利益的策略的具體化。它可以繼續打民意牌，並發展為民主牌，將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九七」后特區政府體制改革的規劃，提前實現，成為英國對香港的「德政」，取得港人好感的支持，又可從而加速香港社會的分化，加強培植、發展親英勢力，在「九七」后，搞一個沒有英國統治的英國代理人繼續治港的局面。我要求姬鵬飛召集一次會議討論此事，港澳辦、外交部、外事辦公室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
當時，中國外交部已經向英國交涉，要求代議制的變革，要與未來的香港基本法銜接，不要影響「九七」的順利過渡，英國還未有正式回應。會議上估計，英國可能搞另一種「銜接」：通過「搶步」，要基本法與既成事實銜接，達到「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放棄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這是中國不能接受，而亟思防止的。我們也考慮到英國已發表《綠皮書》、《白皮書》，引發了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民主慾望，如果十三年內完全不變，會與這部分港人的願望脫節；同時，也需給英國政府下台階。按鄧小平所提，「一步一步來」的設想，爭取政體的變動，步驟也要小一點、穩一點。
我在會議中向姬鵬飛報告，回香港后要開記者會，這是我來北京前對記者們的許諾，可能會有記者提問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我將按會議「精神」回答。姬鵬飛點點頭，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新華分社內，召開了我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記者會，兩個電視台記者也來做現場轉播。
主持楊奇要求記者書面提問，彙集後由我一併回答。
記者會將結束，亞洲電視台女記者忽然發問：「香港繁榮安定問題，關鍵何在？目前有何因素會破壞繁榮安定？」
我的回答主要內容是：「關鍵是按中英聯合聲明辦事。堅決地、全面地、實質地按聲明去辦。」……「離開聲明的規定辦事，就有破壞（聲明）的作用。」「現在我們看到有些人，有不按本子辦事的趨勢，我們不能不關注這問題。」「假如有意想不到的變化，我想就是這個。」
記者又追問：「究竟誰不按本子辦事？」我回答：「時機未成熟，暫不講。」
陪同參加記者會的副社長陳伯堅說：「誰不按本子辦事，大家心裡有數！」
當記者提這最後一句時，我已回答了一個多小時的話，眼鏡有些模糊，正取下擦拭，我右手拿著眼鏡，左手拿著中英聯合聲明的小冊子，邊比劃邊晃動邊回答問題，從畫面上看來，似乎很激動。
我公開指出當時中英之間的矛盾后，立即引起一連串的反響，香港傳播界謂之「本子風波」。
港英政府、倫敦外交部立即反應，英國輿論也動員起來，評論我的講話。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他們「有責任管制香港至九七年，中國政府則負責制訂基本法，兩國政府都是從中英聯合聲明出發。」強調他們沒有違反聯合聲明。一些輿論說「北京現時採取高壓態度，中國會允許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令人產生懷疑。」香港社會反應強烈，恒生指數下跌五十點，有些團體甚至來新華分社抗議，指我講話不負責任。
各國際通訊社也進行了報導，引起一些日本銀行、法國銀行托他們在香港的關係，直接找到我譚文：「中英之間出了什麼問題？」
有位新聞界的朋友託人轉告我：「講得太激烈了，形象損失太大！」
我直接接到一些朋友的電話，有告訴我社會、國際上反應的，有表示支持的，也有籍間接反應不同意見，善意建議：以後講話注意儀態。也接到一些「人民來信」，表示支持，贊好的。
包玉剛也找我表示支持：「講得很好，很是時候。不但一些華人朋友贊成，一些英國朋友也贊成。」他還說：「嘉道理也說你講得好！」
後來，怡和的西門·凱瑟也當面對我表示，不滿港英政府對代議制的做法，同情我的講話。
不同立場，有不同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對分寸掌握，特別是對儀態的反應，始料未及。我接受教訓，以後在公開場合，力求避免再現。
「本子風波「也引起北京注意，外交部、港澳辦打電報來詢問我怎麼講的？新華分社同仁很緊張，認為查詢是否意味做錯了。我把報紙記載報給外交部、港澳辦，以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並安慰同仁不必擔心，這事沒有做錯，加入做錯了，北京批評，由我承擔，因為：「話是我講的。」
外交部對外發言，采「顧左右而言他」的辭令，根本不置可否，顯示出中國對我的發言處理上的矛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鑠，在小組內英方批評我的講話時，用「不公平」駁回，比外交部默然接受，不一樣，勉強表達了中國的立場。我估計他可能沒有遵照外交部指示，或沒有街道外交部指示（這個可能性不大），才會作出這種「中性」的措辭。我想，他是很為難的。
姬鵬飛繼而訪問香港，，見面后，他問：「當時怎麼講的？」我回答后，他沒有再說什麼。（事實上，他多此一問，因我已電告，並附送了報紙記載。）我知道他有不同看法，也就沒有再談下去。在公開場合，有記者問他對「本子風波」的看法，他不表態。在工商界招待他的酒會上，香港總商會（社會通稱西商會，會員多為英商）的麥理覺向他「告狀」，批評我的講話，當時，我站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姬鵬飛竟一言不發，我感覺他做得未免過分。然而，待他與港督衛奕信交談后，在一次餐會中，有人又提到「本子風波」，他這才講了一句：「看來推動英國接受『銜接』，還是有作用的。」
就在姬鵬飛訪問香港期間，北京傳來消息，「本子風波」在北京也起了「風波」，外交部、港澳辦向中央、國務院告了我的狀，引起中央的注意。萬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說：「我把許家屯講話的全文都看了，我認為沒有什麼問題嘛。」看來，由於萬里等人的支持，北京的風未能颳得起來。
八六年上半年，我見到鄧小平，鄧問我：「你不是有一次講話引起爭論嗎？」我不知道他是指內部還是外部的爭論。我說：「是啊，引起不少麻煩。」鄧講：「你沒有錯，你假如不講，讓英國那樣搞下去，香港非亂不可。」當時國務委員谷牧在座。我回到香港，對新華分社一些同仁談到此事，他們建議：「你應該向外交部、港澳辦寫給報告，讓他們知道一下。」同仁們想法很好。我感到無此必要，因為我始終感覺我沒有做錯。
「本子風波」后一個月，英國就表示接受代議制要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雖然政制問題上彼此還有許多爭論。此後，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基本上，雙方走上合作的階段。
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民主的氣氛可說是空前的。
起草過程實際上是各方面（中港為主）合作、協商、妥協的過程，也是充分民主的過程。在四年又八個月時間內，起草委員會開了八次大會；五個專題小組，前後開了六十多次會；內地草委多次到香港徵求各方面意見，其中兩次正式組團到港全面地徵求意見，所謂兩上兩下。第一次是八八年五月至九月，對草案徵求意見稿，第二次是八九年二月至十月三十一日，對七屆人大常委會六次會議審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
咨委會徵求意見采客觀、全面的方式。咨委們在香港活動頻繁，還不斷去北京反映意見，兩次全國徵詢意見時，咨委會收集了大量意見，整理成書面意見。為使原始意見保持原來面貌，沒有綜合整理，而是逐項收集逐條記錄，忠實反映，沒有曲解，沒有簡化。只做「歸類」處理，便於參閱。
此外，香港新華分社通過與個人、社團以及各方面的接觸，也收集了不少意見，新華分社對各方意見做了專題研究，在港的中資機構也聽到和收集到一些意見，這些意見大多數都反映到新華分社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港澳辦、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會見港澳各界人士時，也都聽到不少意見。
應該說，港人意見在四年八個月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絕大部分獲得重視；特別是在草委會中，這些意見得到反覆地研究和討論。
香港草委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和立場，意見分歧。比較單一、合理、爭議較少的議題，草委會就容易接受，如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繼承權問題，只涉及新界居民，同其他地方沒有衝突，所以很快通過，現在反映在基本法第四十條中。又如宗教界顧慮宗教財產的使用、繼承、接受資助等問題，較少牽動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基本法上也很快確定下來。
然而涉及各方利益，產生衝突、矛盾的議題，情況就不一樣了。例如關於港人自治，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彼此關係如何界定，爭論很多；草委會當時確立一個原則，先易后難，先把容易的、爭議少的問題定下來，累積了基本法的部分基礎，便於有充分時間來考慮和討論難題。
在草委會內部，內地草委與香港草委之間，以及草委會與外界關係的處理上，改變了許多內地的習慣做法，以便互相能妥協合作。
如內地工作一般有保密原則，秘書處按內地慣例，在草委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保密問題，香港草委和新聞界不贊成，社會輿論要求草委活動公開化，於是秘書處在主任會議上提出討論，認為應該接受意見，有所改變，以後就確定在專題小組會議之後，推選發言人向記者通報會議內容，只提出一條需保密的，即不透露是誰講的，可以透露爭論的內容。假如個別草委他自己在另外場合透露自己講的內容，草委會無權干涉，但正式的吹風會（新聞背景說明會），不透露人名，保留委員個人的選擇權利。發展到後來，會議越來越公開，整個起草過程，基本上是個公開的過程，透明度很高，大大改變了內地在這方面的作風和做法。
在內地委員和香港委員之間，內地委員盡量讓香港委員發表意見，聽取他們意見，落實到文字時，也盡量滿足香港草委的意見，盡量考慮香港各方面人士的合理反映。
香港草委們對內地的議事規則和作法，也做了適應。例如咨委會在訂立章程時，有些委員反對在章程中提「民主協商」，認為這個詞「詞意不明確，欠科學」；還認為在內地具有民主黨派附和執政共產黨的涵義。但在內地，民主與協商是連在一起講的。後來還是有了妥協，把這個詞寫進了章程。我曾經講，協商也是民主的內容之一，遭到香港一些人士的批評。
其實是兩地對此的理解不一樣，協商也有在平等地位上的協商。在協商過程中，有堅持的一面，也有接受、附和的一面，或雙方都有讓步。後來，在基本法制訂的實踐中，香港的草委、諮詢委中有許多人接受了這種方法，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協商，成為發揚民主的一種方式。
草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前，秘書處把擬好的基本法結構草案，先寄給主任、副主任委員看。記者問后，我講：「我已經看過了，但不允透露內容。」沒想到引起香港社會一陣風波。廖瑤珠質問：「我們都是委員，為什麼他可以先看？」這使我接受了教訓，在內地，我們開會一般都不注意程序這件事，主要負責人先看草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程序，所謂的遊戲規則，是民主很重要的部分。
後來負責秘書處的草委會秘書長李后也表示：「我們原來覺得結構好像不是什麼實質問題，不涉及具體內容，不妨由我們先草擬，豈料引起誤會。因這件事，我們決定成立專題小組，由國內和香港委員組成。」以後的實踐證明，專題小組這種工作形式很有效。
基本法是內地的專家及關心香港問題的人士，結合香港社會各界，包括一部分外國人士，共同提出意見，通過各種形式的會議、傳播媒體，互相爭論、協商，最後寫成「徵求意見稿」——「草案」——「定案」。我的觀察，總體來講，香港各界對基本法原來還算是滿意的，「六四」之前，港人主要反應在於「九七」后能否實施。「六四」以後，港人對基本法政治體制的定稿，尤其是第二十三條關於反顛覆條款的修訂，增添不滿。
總的來說，基本法是以集思廣益為基礎，通過複雜的協商過程，綜合而成的，是妥協的捷徑，也是共同發揮智慧的產物。我到現在仍認為，這是港人走向民主自治，較好的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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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兩國八四年九月草簽香港聯合聲明，港英政府在七月份推出代議政制改革《綠皮書》，又搶在十一月，中英聯合聲明十二月正式簽字前，推出《白皮書》，在香港，引起我們的注意，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港英政府在《綠皮書》中提出的目標，是要「逐步建立一個政權，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地向港人負責。」到了《白皮書》，目標更為明確：「要在政府中央階層逐步建立一個更直接向港人負責，而又穩固立根于香港的代議制。」
英國政府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代議政制，實施所謂「還政於民」。
我們從內部情報和社會輿論趨向看，證實了英國這個打算，英國準備在「九七」前，把香港政府的架構進行根本性的變更。
香港現在是殖民政府的政制架構，港督由英皇委任，他擁有最高統治權，實際上是個港督專權的專制政府。香港政府的行政、立法局只是諮詢機構，立法局並非真正的立法機構，不像英國本土那樣，是三權分立體制下的制衡機構。
《綠皮書》也好，《白皮書》也好，明白宣告了英國企圖把其他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一套，也在香港實施。但是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一樣，它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存在「獨立」問題。英國應將侵佔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還政于中」，而不是「還政於民」。還政於民，那是中國政府的事。
從《綠皮書》看，步驟還慢一點，推出《白皮書》時，步伐又加快了些。例如立法局議員選舉名額，原來八八年的計劃，提前三年到八五年實施。《綠皮書》確定八四、八五年為六名，八八為十二名；到了《白皮書》，八五年就十二名。
港英方面還通過輿論，和某些議員如鄧蓮如在施政報告辯論中，提出實行部長制，認為政府應當重新評鑒中央組織，邁向部長制形式的制度，採用類似美國的制度，使立法機關有決策權。把現在香港政府行政局的決策權——實際上是港督的決策權，轉移到立法局手中，根本改變目前政府的架構。
對英國政府竭力推行代議制，想急劇改變香港政制架構的做法，香港社會不少人高興，主要是對中共不放心的人；也有不少人擔心，主要是上層及部分中上層。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當時有兩篇專訪，一片是對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另一篇是對香港政府當時即將退休的高官——民政司黎敦義。他們兩人的談話，透露訊息十分明顯。
鍾士元認為中國講五十年不變，不是九七年當時的情況不變，而是指在目前情況下，五十年不變，因此，他有三個擔憂：一、是否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二、能否保證真正的不干預，是否總公司對分公司的經理人所說的真正的不干涉。三、中國能否保證繼續開放，不回到極左路線去。他講，香港已經輸了第一局，所以香港沒有理由沿襲殖民地政府的組織，而是要跟從一套民選的政制，要利用十三年轉變成民選的代議制。
鍾士元透露了兩個信息：一、他明知中國講五十年不變是講現狀不變，不是指九七年時的狀況不變，但他們想要在十三年中改變現狀。二、怎麼變？就是「要跟從一套民選的政制」。
鍾士元所透露的訊息，明確顯示了英國對中國收回香港的鬥爭策略有所改變。因為中英談判每一個回合，行政局議員都知道，他們很多意見是反映港英的意見，或與港府的意見一致。
黎敦義講的就很露骨了，他明確提出：「今天不同往日，要從一個時代轉到另一個時代，原有的情況，港督是由香港以外的其他人委任的，我們希望他們善待人民，但他們也可以是壞傢伙，我想，沒有人樂見目前這種情況在未來十三年，以及在權力轉移時，仍維持下去。所以我們要轉到另一種情況，就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他對香港人講：「以後要靠你們自己。」採訪他的《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問他：「過去政府一直說避免改變政制，還說要求改變的本地居民亦不多，而現在我們不但有政制的改變，而且是急劇的改變？」對這種矛盾現象，黎講：「我們怎樣自圓其說呢？」李又問：「是不是為勢所迫？」黎回答：「絕對是。」李又問：「過去一些政府官員不只一次地對我們說：『民主不是唯一的好制度』，而我們也沒有民主制度。……」黎講：「對，在我們沒有任何政治時，生活顯得更平靜。」
黎敦義是港府高官，雖即將退休，估計他知悉港英內情，不為過分。他提供的信息證實英國改變了對中國鬥爭的策略，也尷尬地顯露了英國政府對「還政於民」的虛偽心態。
當時，香港有文章評論說：「英國想搞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
剛開始，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夠，只知道英國要搞代議制，但對他們想急劇改變的意圖沒有摸清。北京方面如何，我不了解；我們在香港是如此。當北京的口徑是「不予置評」時，我們在港也根據北京的口徑講。有記者問我，我增加一句說：「這是英國政府的事情。」後來北京也說：「這是英國政府的事，我們不承擔義務。」英國可能認為這是中國默許的表示，就越來越表現出「勢所必然」。
根據各方訊息，尤其是「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這句話的提示，我們判斷英國政府確已改變對中國收回香港的策略。它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搶步」，是謀定而後動的，這是它所謂「九七」後繼續與香港「聯繫」、保護利益的策略的具體化。它可以繼續打民意牌，並發展為民主牌，將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九七」后特區政府體制改革的規劃，提前實現，成為英國對香港的「德政」，取得港人好感的支持，又可從而加速香港社會的分化，加強培植、發展親英勢力，在「九七」后，搞一個沒有英國統治的英國代理人繼續治港的局面。我要求姬鵬飛召集一次會議討論此事，港澳辦、外交部、外事辦公室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
當時，中國外交部已經向英國交涉，要求代議制的變革，要與未來的香港基本法銜接，不要影響「九七」的順利過渡，英國還未有正式回應。會議上估計，英國可能搞另一種「銜接」：通過「搶步」，要基本法與既成事實銜接，達到「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放棄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這是中國不能接受，而亟思防止的。我們也考慮到英國已發表《綠皮書》、《白皮書》，引發了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民主慾望，如果十三年內完全不變，會與這部分港人的願望脫節；同時，也需給英國政府下台階。按鄧小平所提，「一步一步來」的設想，爭取政體的變動，步驟也要小一點、穩一點。
我在會議中向姬鵬飛報告，回香港后要開記者會，這是我來北京前對記者們的許諾，可能會有記者提問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我將按會議「精神」回答。姬鵬飛點點頭，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新華分社內，召開了我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記者會，兩個電視台記者也來做現場轉播。
主持楊奇要求記者書面提問，彙集後由我一併回答。
記者會將結束，亞洲電視台女記者忽然發問：「香港繁榮安定問題，關鍵何在？目前有何因素會破壞繁榮安定？」
我的回答主要內容是：「關鍵是按中英聯合聲明辦事。堅決地、全面地、實質地按聲明去辦。」……「離開聲明的規定辦事，就有破壞（聲明）的作用。」「現在我們看到有些人，有不按本子辦事的趨勢，我們不能不關注這問題。」「假如有意想不到的變化，我想就是這個。」
記者又追問：「究竟誰不按本子辦事？」我回答：「時機未成熟，暫不講。」
陪同參加記者會的副社長陳伯堅說：「誰不按本子辦事，大家心裡有數！」
當記者提這最後一句時，我已回答了一個多小時的話，眼鏡有些模糊，正取下擦拭，我右手拿著眼鏡，左手拿著中英聯合聲明的小冊子，邊比劃邊晃動邊回答問題，從畫面上看來，似乎很激動。
我公開指出當時中英之間的矛盾后，立即引起一連串的反響，香港傳播界謂之「本子風波」。
港英政府、倫敦外交部立即反應，英國輿論也動員起來，評論我的講話。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他們「有責任管制香港至九七年，中國政府則負責制訂基本法，兩國政府都是從中英聯合聲明出發。」強調他們沒有違反聯合聲明。一些輿論說「北京現時採取高壓態度，中國會允許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令人產生懷疑。」香港社會反應強烈，恒生指數下跌五十點，有些團體甚至來新華分社抗議，指我講話不負責任。
各國際通訊社也進行了報導，引起一些日本銀行、法國銀行托他們在香港的關係，直接找到我譚文：「中英之間出了什麼問題？」
有位新聞界的朋友託人轉告我：「講得太激烈了，形象損失太大！」
我直接接到一些朋友的電話，有告訴我社會、國際上反應的，有表示支持的，也有籍間接反應不同意見，善意建議：以後講話注意儀態。也接到一些「人民來信」，表示支持，贊好的。
包玉剛也找我表示支持：「講得很好，很是時候。不但一些華人朋友贊成，一些英國朋友也贊成。」他還說：「嘉道理也說你講得好！」
後來，怡和的西門·凱瑟也當面對我表示，不滿港英政府對代議制的做法，同情我的講話。
不同立場，有不同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對分寸掌握，特別是對儀態的反應，始料未及。我接受教訓，以後在公開場合，力求避免再現。
「本子風波「也引起北京注意，外交部、港澳辦打電報來詢問我怎麼講的？新華分社同仁很緊張，認為查詢是否意味做錯了。我把報紙記載報給外交部、港澳辦，以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並安慰同仁不必擔心，這事沒有做錯，加入做錯了，北京批評，由我承擔，因為：「話是我講的。」
外交部對外發言，采「顧左右而言他」的辭令，根本不置可否，顯示出中國對我的發言處理上的矛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鑠，在小組內英方批評我的講話時，用「不公平」駁回，比外交部默然接受，不一樣，勉強表達了中國的立場。我估計他可能沒有遵照外交部指示，或沒有街道外交部指示（這個可能性不大），才會作出這種「中性」的措辭。我想，他是很為難的。
姬鵬飛繼而訪問香港，，見面后，他問：「當時怎麼講的？」我回答后，他沒有再說什麼。（事實上，他多此一問，因我已電告，並附送了報紙記載。）我知道他有不同看法，也就沒有再談下去。在公開場合，有記者問他對「本子風波」的看法，他不表態。在工商界招待他的酒會上，香港總商會（社會通稱西商會，會員多為英商）的麥理覺向他「告狀」，批評我的講話，當時，我站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姬鵬飛竟一言不發，我感覺他做得未免過分。然而，待他與港督衛奕信交談后，在一次餐會中，有人又提到「本子風波」，他這才講了一句：「看來推動英國接受『銜接』，還是有作用的。」
就在姬鵬飛訪問香港期間，北京傳來消息，「本子風波」在北京也起了「風波」，外交部、港澳辦向中央、國務院告了我的狀，引起中央的注意。萬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說：「我把許家屯講話的全文都看了，我認為沒有什麼問題嘛。」看來，由於萬里等人的支持，北京的風未能颳得起來。
八六年上半年，我見到鄧小平，鄧問我：「你不是有一次講話引起爭論嗎？」我不知道他是指內部還是外部的爭論。我說：「是啊，引起不少麻煩。」鄧講：「你沒有錯，你假如不講，讓英國那樣搞下去，香港非亂不可。」當時國務委員谷牧在座。我回到香港，對新華分社一些同仁談到此事，他們建議：「你應該向外交部、港澳辦寫給報告，讓他們知道一下。」同仁們想法很好。我感到無此必要，因為我始終感覺我沒有做錯。
「本子風波」后一個月，英國就表示接受代議制要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雖然政制問題上彼此還有許多爭論。此後，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基本上，雙方走上合作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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