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回忆录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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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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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曾经提醒我,要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经济上不能垮。(万一)垮了,这个报复太大,我们背不了。”

我同意赵紫阳的观点。当时计算了一下,香港政府年收入三百六十亿港币,支持三百多亿,按当时汇率计算,港府的支出抵算人民币近一百多亿,比江苏省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当时江苏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七十多亿人民币。

假如香港经济垮了,想要维持港府的支出,别说一百亿,中央政府能拿出三、五十亿来支持香港政府吗?可能性极小。而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实际考虑,首先要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或说相对地稳定,方可求得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这无论在中英谈判,还是在基本法草拟过程中,都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香港位居亚太之中心,相较其他地区,唯独香港较稳定。中国本身动荡几十年,东南亚地区也不断动荡。

香港的稳定,主要是依靠中国的因素。国民党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不是回归,而是维持现状;新中国成立,政策也相同。近代史上,香港只有两个时期不稳定。一是日本侵华,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这是香港史上最长的动荡期。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有两次短暂的不稳定:五六年,国民党在九龙、荃湾策划的暴动,以及六七年中共领导的所谓“反英抗暴”。这两次不稳定,为时都不长。

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也出现了大动荡,股票和地产猛然下跌,资金外逃和移民潮日益严重,根本因素是经济因素,供过于求;加上政治因素——中国要收回香港,引发了这次动荡。

总体来说,香港是长期稳定的,加上香港的经济与金融采取自由政策、低税政策,使香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与地区,资本、难民的避风港,这也是香港资金、人才得以发展的因素。可以说,正因为香港比其他地区稳定,香港才得以繁荣。

如何才能继续稳定?外来因素很难预料和估计。假定英国工党上台,是否会改变香港政策?例如激进地改变香港民主进程,在中英关系上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台湾会不会采取过去搞乱香港的做法?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台湾自顾不暇,把香港搞乱了,好处也不大。中国本身,变“左”的可能性还有,但当时并未视为主要问题予以考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们最主要考虑两种可能:首先是西方、台湾势力利用香港影响改变内地的制度,破坏内地的治安,使香港成为反攻前哨基地。事实上,他们早就这样做了。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过分,发展到令中国不能容忍的程度?

其次,就是担心施行民主代议制的过程太快,引起社会各阶层不适应,造成动荡,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从菲律宾、台湾、南韩,以及过去印度、非洲一些国家实行民主政制的过程看,殖民地国家实行民主,社会上几乎都出现动乱,影响投资人信心。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比香港大。香港弹丸之地,人又敏感,一旦发生马尼拉、汉城、甚至印度出现过的动乱情况,就很难想象了。

香港的稳定繁荣,除了外在因素外,内部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英国的管制,二是当地华人的努力。这两个因素,主要是当地人,特别是华人的努力起作用。但从决策、管理等角度看,港英政府的管制促成了香港的稳定繁荣,这也是不应派出的客观事实。

香港政府有三个特色,一是殖民地性。英皇委派的港督,是集权的,他不仅掌握政权,而且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还可能是这一地区情报系统的最高主管人员。香港政府不仅代表英国政府,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既有香港当地的英资财团代言人菜价,如汇丰、怡和集团代言人任行政局议员;也有英国本地财团的代表,如行政局内有太古、渣打的代表。(这是八三年以前的情况,怡和、渣打后几年在行政局已无议员。)

后来,香港政府开始吸收同英国关系良好的华资代表参加,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吸收的多为未来特区政府中,能与英方保持更多联系的人。在政府领导层中,也出现了非殖民化的变化。

第二,香港政府建立了一个精英咨询政制架构。

香港行政局、立法局明确作为港督的咨询机构,以港督为两局之主席。行政局是港督进行咨询决策的最重要机构,港府一切重要决策都由港督制定。港府所有最高级官员几乎都参加了行政局。

香港政府的立法局,除了委任一部分政府官员当“官守议员”外,还吸收了一部分社会的精英,包括工商界、专业界、一些社团的社会中上层精英。香港社会每年选举十大精英青年,其中很多精英分子被香港政府吸收参政,如李鹏飞、李柱铭等。


这些人士参加政府,还是咨询性质,不具决策权。行政局的议案交给立法局讨论,立法局可以提修改意见,至于是否接受,最后决定权在港督。

港府施政采取咨询制度,有利香港的经济发展。

香港政府组织了三百多个咨询会,委员由港府委任,囊括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尤德讲,他的政府是个精英政权。一般来说,某一问题,或某一行业有什么立法问题,政府有了方案,有关部门就会对咨询会征求意见。咨询会的意见,供有关部门、行政局、港督考虑采纳或修改。

这样一个咨询体制,实质上是在港督专权的政制架构里,港督在一定范围内,给了社会中、上层一点“民主”,给他们事先了解政府有什么决策的机会,也给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可说是一定程度的“参政”、“议政”。

香港十九个区议会,也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架构,目的是让居民一定成都参与区域内的事务。区议会以联系基层的中层或下层为主,各区议会都推行“会见市民计划”,以便区内居民可以约见区议员,就区内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改善方法。

全港十九个区有七十一个咨询服务中心,免费解答有关政府工作的一般询问,一百二十七个分区委员会和四千多个屋屯组织,为政府与基层居民提供了一个既广泛又较有效率的联络网。

香港政府通过这些渠道来向市民咨询,因此,在香港政府政务司的掌握下,咨询组织成为重要的统治架构。

香港人讲,香港有三个港督,一是英皇委派的港督,二是汇丰董事长。汇丰以它在金融上举足轻重的实力和特权,成为香港金融上的“港督”。第三就是马会,可说是相当多数港人精神上的统治者。

马会一星期跑两次马,每年四个月(六月至九月),一场赛马投注额几千万,一个赛马日投注额便几亿;一九八三全年一百廿亿,到我离任前夕的八九年,已达三百多亿。香港有两个跑马场,老的在跑马地,新的在沙田,每次跑马不仅马场内几万人爆满,而且还有场外投注,吸引上百万人,大家都想中彩。每星期有两次机会在投注者中造就几个暴发户和中小富翁,也有人破产、跳楼。我认为大多数人可说是向政府“自愿缴税”。马会起了麻醉市民,使市民不自觉地满足现状的作用,许多人企图侥幸发财,不想另觅致富途径。

还有一个六合彩,每星期两次制造几个小富翁,几个暴发户,起了同样的作用。

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比较成功,社会的中、上层基本上并未出现有组织的推倒殖民统治的心理,反而较普遍地存在依赖心理。香港的上层以至相当多的中层人士,在政治上缺乏独立性,不能不说英国这一套殖民统治的方法产生了效果。香港政府每年还颁发一些皇家勋章,分不同等级,如“太平绅士”、“OBE”等,由港督本人,甚至英皇授勋予社会各方面精英,以及港府内部“有成就、有贡献”的官员,以此笼络香港人心,使他们有荣誉感、归属感。但也有些港人从勋章的形状戏称,这是些“荷兰水(汽水)瓶盖”。

总体来说,香港政府以法律、警察、驻军、咨询组织,配合马会等的社会团体、慈善团体、教会等,形成了港府统治香港的结构。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实施了一种所谓“仁慈”的独裁统治,换言之,是怀柔性质的统治——有很大的自由度,没有民主,但又可以让人们在不危及英国殖民统治的程度下,有各种机会来宣泄他们的不满或意见,而这些不满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倾听和改善。

香港政府的第三个特点,是实行文官制。香港政府各部门的组成人员基本上是固定的,他们需具备一定条件(如专业知识),经过一定程序,历经内部培训、升迁、终身雇用。并且官吏宣誓效忠英皇即可,不存在须在党派斗争中保持中立的问题,更促使他们有事业感。

香港政府这三大特点,证明英国在香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后几十年的统治,在保持香港稳定——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因此,我们在制定基本法时应该予以重视、加以利用;扬弃其殖民性,吸纳其自由性,发展其民主性,作为“九七”后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繁荣、稳定局面的主要根据之一。

政制方案,即九七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争论最大、情况最复杂、难度最大,因而费时最长、前后变化也最多的问题。

中国政府对香港“九七”后政治体制的设想,是维持港英政府现状,基本不动。廖承志“换面国旗”、“港督换成港人,由中国委任”的说法,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想法。

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关于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条文,与中国政府原有设想比较,实际有了改变。

在起草基本法时,引起激烈争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二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构负责”。争论的焦点在于:特别行政区的政体,是否实行三权鼎立,相互制衡?是“行政主导”?还是“立法主导”?

我没有参与中英会谈(前阶段李菊生对我封锁会谈情况),能见到的记录多属“结论”,很难看出争论所在。到草拟基本法时,争论出现。我当时估计,中方考虑到“九七”后,原殖民政府非民主性质,总须有所改变;中方有某些民主设想,引致英方推销代议制。或英方在会谈中,提出代议制设想。但不论是谁方引导,可以肯定的,中国在谈判时,未曾估计到英国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偷步”,在它管制的十二年期间,“抢步”推行代议制,改变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不是“还政于中”,而变成“还政于民”。(中英联合声明:“联合王国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方却推出《白皮书》:“要在政府中央阶层逐步建立一个更直接向港人负责,而又稳固立根于香港的代议制。”)

李后开始似乎不明白英国的图谋。在他主持的基本法政制小组厦门会议上,提出特区政府未来实行“三权分立”方案,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和当时港澳工委所了解的中央意见不符。果然,邓小平不久表示不同意见。

关于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一词,鲁平向香港记者解释说,与现在港英政府和立法局关系一样,是实施立法咨询。社会上要求英国政府解释,他们也含糊其辞。我当时对中英会谈,中国负责筹划会谈的“高级参谋”,是否搞清楚问题,产生疑问。因为在讨论“十二年大变,五十年不变”那次港澳工作会上,“主帅”姬鹏飞对“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的规定,感慨地对我讲:“当时没有也加上‘协商’一词,对英国(意图)估计不够。”(中英联合声明中,对特区行政长官,规定由选举或协商产生。)

港英政府“偷步、抢步”推行代议制,引发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民主浪潮。这是港英政府“民意牌”的高招,加深了香港社会的分化和动荡,对中国无信心、对社会现状以及自己处境不满的中间阶层、基层中的精英,脱颖而出,为民主奔走呼号,他们中有些人既依靠港英施予,又感不足。当然,也有不少是利用中英斗争之机,向双方争取民主。以致各类主题的民主浪潮澎湃而起。虽然,“沉默的人”可能仍属多数。

应该说,香港以往不问政治的社会风气,从此起了根本变化,逐步演进成当前世界上少有的、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对民主潮流,社会上层多数人忧心忡忡。香港华人大资产阶级经济上多数依赖英人起家,后来有些人在市场竞争中虽然战胜英资,甚至某些方面取而代之,但至少在金融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依赖。他们在政治上缺乏独立性,主要愿望是维持现状。对待日渐汹涌的民主浪潮,他们开始无思想准备,更没有准备参加民主游戏,继而担心中下层参政、执政、改变现状,大搞“免费午餐”,大量增税,丧失香港赚钱天堂的优势。但民主是潮流,在“理”上无法反对,在“势”上无法阻挡,他们相当时间处于苦闷、彷徨中,在草拟基本法过程中,他们之中有人产生依靠中国,以应对香港民主潮流的思想和行动。

英资财团的大资本家,同华人大资本家立场类似。嘉道理赞成和支持我“本子风波”的讲话;“六四”之后,又当面向我表示,支持商界罗康瑞等人所提的中间方案。西门·凯瑟两次向我表示,对香港民主激进派的主张不满。

他们认为,香港是靠稳定起家的,实行民主过快,可能会引起动荡,产生投资信心问题。

中国从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开始,逐步认识英国“偷步”、“抢步”推行代议制的策略,于是制定代议制须与基本法“衔接”的策略,以制约英国政改步伐,即须“按本子办事”。

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多数人对民主无思想准备,不能适应,特别是社会上层不能适应,心有忧虑。但推行民主既已成现实,只得退而求其次,考虑其推行速度,就顺理成章了。

基本法草拟过后,政制争执的焦点,在于民主“快”“慢”,与“多”“少”之争。我在广州基本法草委全会期间,答复香港记者关于民主派、保守派问题时说:香港在民主问题上的分页,是激进民主和缓进民主之分,不存在民主、保守的问题(原话记不起来了,大意如此)。但这种争议,确实形成中英之间、中港之间相互交叉混合、错综复杂的争议局面,扑朔迷离,使人不易看清真面目。

中国按照邓小平“普选”“要一步一步走”的思想,设计香港政体改革步骤。后来英国基本上接受了。卫奕信公开用词是“循序渐进”,邓小平立即公开表示赞同。“循序渐进”就代替了“一步一步走”的提法。

民主激进派人士多属中间(中产)阶层的中层和中下层,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与人的价值上平等向上发展。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理应在政体设计上,有这样民主性质的架构;基本法应该考虑他们的要求。民主缓进派多位社会的上层和部分中上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是不赞成民主政制的,后来见民主既不可免,只得逆来顺受,转而担心民主过多过快。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又引发新的期望;通过民主以维护既得利益,甚至争取政治、经济、人的价值上更大的利益、更新的享受。“一步一步走”或“循序渐进”实施民主政体的方针,是估计民主激进和民主缓进双方,谋求妥协的方针,也是为了减少动荡因素。

社会各阶层组织动员程度不一,也是问题。

香港当时的情况是:社会的上层、中层、基层中的某些人,虽已有民主从政、参政的愿望,但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中下层组织的“压力团体”已具雏型。在中英谈判过程中,社会上各种力量,主要是中间阶层的中下层纷纷组织各种新的社会团体,并逐步走上合流。

我当时在内部分析:这种情况就好像内地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各种力量纷纷起来组织游击队,几条枪就可以当“司令”,一时“司令如牛毛”。在游击队发展过程中,大吃小,强吞弱,逐步合并,成为大游击队,以至“正规”部队;香港这些团体的发展,也可能走类似过程,向政党发展。

可是,资产阶级上层多数没有觉悟,社会中下层已经行动起来了,社会缺少有组织的制衡力量。

李后所提议的香港未来特区实行“三权分立”,在西方国家,多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经多党精选,多数党执政。政府在国会有多数党支持,因而能保证政令通过。香港没有政党,而大中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未组织起来,即使组织起来,短期内也很难成气候。而代表社会中下层的民主激进派,已有组织雏型(经过“六四”,民主激进势力果然进一步膨胀,并以政党形态出现)。当时估计,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九七之前,立法会出现一党独大形势,九七后就可能出现行政长官、行政部门与立法会对立,致使任何议案得不到通过或通过困难,造成香港政府原有的高效率荡然无存,引起政治、社会,以及政府内部的动荡。所以“三权分立”方案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不久,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草委时公开表示,不同意“三权分立”,表明李后他们的设想也不符合中央精神。

当时李后、鲁平还公开讲不赞成香港出现政党。这也不符合邓小平的想法,不符合香港现实。记者就李后、鲁平的说法问我,我只能表示,“这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来港前,廖承志对我讲,要把香港工商界像日本“经团连”那样组织起来。日本“经团连”是日本大资产阶级的组织,它是执政党自民党的后台老板,通过执政党来影响政府。

七八年,国务院组织政府访日代表团,团长为副总理谷牧,我为副团长,在日本会见了前后三任首相,和几大财团首脑。在会见号称“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时,老人以自傲口吻说:“我们把一流人才留在企业,自己使用;第二流人才,才输送给政府。”显示日本大资产阶级,对日本政府的影响。

廖承志还告诉我,邓小平也有此想法。这说明了中央考虑的是:一、香港的政权主要让资产阶级起影响,二、要有政党,不是个别资产阶级而是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廖承志吩咐我要支持某巨商组党活动。说明中央领导层是主张组织政党的。某巨商当时想组织一个政党,还想了一个类似英国保守党的名字。后来发展有困难,转而支持另一个社团。我在香港的活动中,曾经对一些上、中层人物讲过,主张要“组织起来”,组织政党,我对杨森、罗康瑞、司徒华都谈过,也对包玉刚、李嘉诚谈过。可是上层积极性都不太高,我设想以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为雏型,把华人大资本家——特别是各种势力的大资本家——组织到一起,结果,他们都没有合作的愿望,只得“散伙”。

有人批评我保守,倾向资产阶级。我认为香港的特殊情况是:政治上它确实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政权,政权目前仍掌握在英国手中,而港英政府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在经济上,它采取的路线和政策都比较让人有“公平”发展的机会。因此草拟基本法,要维持让现在香港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经济上充分自由的政策能够保持基本不变,政治上的“公平”发展,即民主进程采循序渐进原则,一步一步走。让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适应“组织起来”,适应港人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不致影响香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香港经济如果“垮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围绕民主进程的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从各界频繁提出的各种方案可见一斑。从工商界提出五十七人方案,民主激进派反弹推出十九人方案开始,政治方案的对立就形成了。不久,中间派又推出三十八人方案。五十七人方案,演变成八十九人方案;十九人方案发展成“一九零”方案,英国推动的“两局共识”;加上“双查”、“双罗”、“四、四二”等等,到“六四”以后并列的方案很多。[注]

因为政治方案的妥协,以及基本法的通过都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能不受到“六四”事件的影响,为了便于叙述,这些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英关系的新低潮”一章中再做交代。

注:基本法起草阶段,港人对政制问题意见纷纷,争论焦点主要是围绕民主发展的速度,也就是立法机构中各阶层人士的议席比例,及直选议席发展的速度问题;另外的争论是行政和立法的关系、行政长官应如何产生的问题。基本法草拟初期,社会上把不同意见者主要分为“民主派”、“工商派”及“中间派”等。所谓“一九零方案”就是指当时社会上一百九十个团体或个人连署支援的政制方案,这派意见代表当时“民主派”人士的想法,主要是要求政制设计,包括选举立法会议员、行政长官,要朝一人一票全面普选的方向发展。

至于“工商界八十九人方案”是指当时咨委会的工商及专业界咨委支持的政制建议,最后定案时有八十九名咨委支持,所以就称为“八十九人方案”,建议重点是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大选举团”,由大选举团选出行政长官及部分立法会议员,大选举团内以工商专业界人士占多数。

“三十八人方案”就是三十八名咨委支持的构想,他们综合各派特点,协调各派意见。例如行政长官提名,由提名团负责,再经一人一票选出,而立法机关议席比例也是中间落墨,在“民主派”及“工商派”提议中提出折衷。

这些方案内容在起草过程中不断变化,后来也冒出更多方案,但总的来说,都是在议席比例、直选进度上做文章。

第七章 短暂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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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经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字,标志中英进入合作、协商、处理有关香港问题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英双方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草拟香港基本法方面,中方尊重,并尽量接纳英方建议。当然,有争论,但以合作、妥协为主。

第二,在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方面,双方是合作的。

我和两任港督尤德、卫奕信,在这一期间,相处也比较融洽。

八五年五月一日,尤德应我邀请访问江苏省、上海市。我先一天回到南京,和江苏省长顾秀莲在机场迎接尤德,他下榻南京中山陵五号宾馆。这是“大跃进”期间,为接待毛泽东、刘少奇所建造的。一号楼为毛泽东专用,二号为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用,都是一簇配套齐全的平房,坐落在孙中山园陵和明太祖朱元璋园陵“明孝陵”之间,古木参天。中共十三大后,对外开放,用来接待贵宾与外商。

江苏省政府的负责人陪尤德参观游览南京市的风景、工厂,介绍了江苏省的情况。

尤德是旧地重游。四十年代末、国民党政府时代,尤德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据我们所知,他还是资深的英国情报人员。四九年四月廿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廿三日攻占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下游出口江阴要塞,当时,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正在南京附近江面,为国民党助威,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全面封锁长江,不让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逃逸”。情报为尤德获知。英国大使馆令他设法通知该舰廿二日夜冒险图为。尤德为此立功受奖。

当时,我是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率一个先锋营,廿一日夜乘木船在渡江战役的战线东端,江阴县的长山强攻登陆,廿二日夜正向无锡市挺进,忽然听到身后江阴方面炮声大作,数十里长的天际,给炮火染红,延续约一个小时方止。第二天才知,紫石英号被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则“逃逸”了。

在香港时,尤德就和我提及他向往文化古城扬州,过去任职南京时,未能去成,引以为憾。此行便特地安排他去扬州访问,给他欣赏了扬州博物馆珍藏的明清两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的艺术珍品,而后在镇江渡江,到了无锡,住在太湖边的蠡园别墅,相传这是战国时代越国大夫范蠡住过的地方。

尤德访问江苏时,正值长江鲥鱼当市。鲥鱼在柳絮纷飞的清明时节,从长江出海口沿江逆水而上产卵,正值肉肥味美之际。我在香港邀请尤德访问时,曾允诺届时将请他品尝。我先一天到南京,即交代负责接待的旅游局长,宴会上要有鲥鱼,结果,尤德在南京并未吃到,因为那几年长江受工业污染,加之捕捞过度,鲥鱼逐年减产,市场供应很少。我表示歉意,约定到无锡再作补偿。岂料在无锡也未能如愿。

到了上海,市长汪道涵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尤德,席上赫然出现鲥鱼,使我尴尬不已,只好自我解嘲,对汪道涵说:“还是你们上海人有钱、办法多,江苏生产的东西,江苏找不到,上海能找到!”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我向汪道涵打听,原来他们派了专人直接到江上渔船买来的。

尤德访问江苏时,英国已在港推行代议制。中英之间已有争议。我在无锡和尤德就此交换意见,各带译员一人,对谈了两个小时左右。

我首先表示,欣赏港英政府经济政策,和咨询制度的成功。九七年后,特区政府的设计,这些经验很值得参考。要尽量予以保留。由于香港以往没有民主传统,在香港推行民主,尤其是“直选”,要一步一步走,不宜太急。未来特区政府要照顾、平衡各阶层利益。香港大资本所有者最担心的,是搞民主的人改变港府现行的低税、窄税税制。要给大资本家时间,让他们组织起来,参加竞选。

尤德针对我的话解释说:他们设计的是精英政制,不会专为资本家所有者利益着想。对于“直选”的进度,香港政府做过精密计算,自认有能力“控制”,中国政府可以放心,“我们的态度是很慎重的,”他说。

我没有评论他的殖民专制、代表英国大资产阶级的精英政制,只说:“希望贵国不要把从其他殖民地撤出的做法,用于香港。”因为,香港的条件、情况,都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特别在经济方面,中英两国保持香港繁荣的愿望相同。而且,英国十一年后才撤走。我们愿和英国共同团结香港各界而努力,避免社会分化,产生负面影响。我用了“希望英方不要犯经验主义”这样的词汇。

意见虽针锋相对,用意是争取合作,气氛始终保持友好。

后来,我与新任港督卫奕信谈及香港政制改革时,同样也用了“不要犯经验主义”这个词汇。

尤德在江苏访问时,闲谈中提到他们夫妇对中国古文化很有兴趣,我便建议他们去西安看看不久前出土的秦俑。尤德很高兴,表示愿意找机会一游。回香港后,尤德公务繁忙暂无空闲,夫人愿意先行,我便请西安当局做了邀请和安排。

尤德去世时,他的夫人正由邓莲如陪同在西安旅游。消息传来,我正在北京参加港澳办的会议,大家都觉得很突然,因为前一天晚上,尤德参加姬鹏飞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宴会,我也在座。他身体、情绪都很好,还饮了几杯茅台酒。听说他是夜里心脏病发作,被人发现躺在地板上。有人估计,可能是他发病,自己去取药,没来得及,就倒下了。我为他这样去世感到惋惜,回港后参加了他的丧礼,毕竟对手了一段时间,感到彼此熟悉了,并非不能沟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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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42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国纽约股市狂跌,世界性的股市危机波及香港,恒生指数一日下跌约一千点,被成为“黑色星期五”。香港股票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四日。全市股民惶惶不可终日,一片凄凉景象。

那天,正好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为筹办亚运会,来香港募款。我请了一批工商巨贾,设宴美丽大酒店,准备席间请他们慷慨捐赠。当时已知发生股票危机,未开席即谈论不已。而且,赴宴者之中,已知不少人损失很大,他们人虽到场,看起来却心不在焉,勉强应酬的样子。我向张百发打招呼:“今天席上不要提募款的事了,改日再议吧。”张百发表示理解同意。

我请教人称“香大侠”的股票专家香植球,他主张:“香港政府应该出面挽救股票。”并简要解说了些道理,我虽然没有弄懂,但“政府可以出面挽救”这句话听懂了。

隔了一天,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来电话,为股市有急事要见。我请他即刻来。他告诉我,汇丰主席蒲伟士央请中银出面,一齐挽救股市,并说这是港英政府的意思。共需二十亿港币,三家出资,港府十亿,汇丰五亿,中银也是五亿。征求我的意见。

我立即召集工委的经济领导小组商量,大家认为,中英现在关系友好,既是港英政府要求,可以同意合作救市。但汇丰在港的业务范围比中银大,他在股票市场利益也大,不应要求中银承担同样负荷;同时,既是“救市”,也可能有一定风险,总要有人负责任,不能只由中银负。中银可以不要利润,不管出资多少,“社会知道中银参加‘救市’,表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股市的支持,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成为会议的共同认识。

我将结论电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请求批准。

第二天商务,汇丰主席要求来新华分社见我,见面后,提出同样要求。我回答他原则上可以考虑,并告已电报北京请示。下午或明天可以告诉结果。也向他提出:“汇丰、中银都出资五亿,有欠公允,你们应多拿一点。”蒲伟士表示感谢中银合作,出资多少可以再商量。同时,新华分社外事部也接到港府政治部同样要求。财政司长瞿克诚,也请人转话向我提出同样要求(以前从未有港英政府官员这样做过)。我把回答蒲伟士的内容转告他,请他考虑。

这几天晚饭后,我一面等待北京回复,一面请专家为我补关于股票市场的课,一面研究股市情况,也查询了中资从事股票交易的情况。初步了解,除“光大”外(由王光英经营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其他方面不多。新华分社的“鑫隆”公司做“期指”,损失多少尚不明,但数字不大。

当时,正值人大常委例会开始,已通知我出席。为救股市,特向人大常委会发电请假,留在香港参加港英政府“救市”。

第三天,中银蒋文桂几次讲话,说汇丰追问结果,蒲伟士也和我直通一次电话,内容一样,他们显得很急。到半夜三时左右,瞿克诚又请人找我,催问结果(我那几夜都是凌晨才睡),我即直接拨电话找赵紫阳,我估计他已睡,通话第一句就说:“把你吵醒了。”岂知对方说:“哪里,我们正在开会。”我告诉他“共同救市”一事,港府催得很急,请他早给回复。赵紫阳说:“我们正在讨论,我请劲夫同志告诉你。”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随机在电话中问情况,回答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支持港英政府参加救市。他们要答应三个条件,第一,主要负担应是港英政府;第二,我们负担不能像汇丰一样,他们出五亿,我们应少一点,中央同意中银出三个亿;第三,港英政府担保,中银如有损失,他们要负责。”我随机告知蒋文桂,请他转告对方。这期间,中银集团并出面发表支持股市的谈话,以安定人心。

事后,有人告诉我,汇丰在这次股灾中不仅未遭损失,且借“救市”获利甚丰。香港某巨商也获巨利。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新华分社做了“傻”事,社内经济领导小组的同仁中也有类似看法。我解说,我们不应只从经济上考虑,主要仍应从政治着眼。我们支持港英政府,与他合作,是让香港以及国际上知道,我们执行联合声明规定:在香港仍由英国管制的十二年间,中国给予配合合作。“何‘傻’之有!”

王光英做股票交易,是国务院批准“试行”的,他不承认有什么损失,我也无法查核。“鑫隆”做“期指”损失了一千多万港币,其他中资公司那时还没有放手做股票交易,损失也不多,这次股灾,多少都增加了他们对股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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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外交部交涉,要拆迁九龙城寨。乔宗淮带回这个讯息,并说港澳办、外交部都倾向同意,征求工委意见。

九龙城寨名义上仍是中国领土,实际上中国管不上。英国人也限于条约规定,不能管。并且中英联合声明已肯定,一九九七年英国要将香港交还中国,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提出要拆迁,改建为公园,究竟是什么动机?颇费周详。最大的可能,估计是想多做一件好事,在香港人心中,多留一些好感。

我到过城寨,了解其中不少居民的衣食来源依靠城寨的特殊条件,例如无牌照牙医,有些人并非江湖郎中,他们不少是从大陆来的习医人士,有较高学历,在大陆医务界也有地位,因故来港后,受限于香港法律规定,无法公开行医,不得已才到城寨谋生的。一旦城寨拆除,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刚开始,我不赞成现在就拆迁。我尤其不赞成港澳办某些人的理由:“将来也是麻烦,不如现在让英国处理,由英国政府出钱。”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对他的国民怕麻烦吗?港英政府的钱,不也就是香港同胞纳的税,用的香港同胞的钱吗?

新华分社不少同仁都赞成拆迁,包括乔宗淮。我要他去城寨问问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得到回复是,他们认为有条件的拆迁可以接受。

这样,我同意有条件拆迁的意见,坚持两条:

第一,香港政府要负责安排城寨居民拆迁后的生活,为他们提供生存条件,如拆迁户要给予优于现居的安排;无牌牙医要给他们继续行医的条件,或帮助他们专业。

第二,部分街道自治组织成员,须参加香港政府主持拆迁的组织,并且意见得到尊重。

乔宗淮转告了北京,他们同意。乔宗淮同时也接触港英政府的有关人员,代表港澳办、外交部和新华分社,进行沟通。我们也指定他参加主持拆迁的中英联合工作小组,不过未予公开。后来,港英政府在拆迁九龙城寨问题的具体处理上,还是尊重中方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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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嘉华银行发生危机,八三年以来接连几家华人的私人中、小银行发生危机,原因都类似,除受八二年以来香港经济低潮影响外,多数家族式银行,内部管理不当,违法贷款,以至坏账太多所致。

嘉华银行为陈氏家族式银行,在危机发生时,找到中银港澳管理处,以及香港中国旅行社,希望中资参股,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中旅经中侨委(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当时廖晖为主任)同意,正与马来西亚一侨商合作,考虑增股嘉华银行。港英政府可能由于该行以难以维持,无法任令其拖延,引发新的全面银行危机,就由香港银行业监理处出面,找中银港澳管理处的蒋文桂,要求中方出面,协助解决嘉华银行的问题。

过去恒隆银行、海外信托银行、友联银行等发生危机,港英政府为免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秩序,维护香港金融中心形象,保护存户利益,多由自己出面处理。以恒隆银行为例,港英政府重新立法,动用政府外汇储备基金收回为政府银行。

中银港管处将问题提到工委经济领导小组讨论。我是小组组长,讨论了三方面的事:

一、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后,中英合作关系发展颇佳。现在港英政府处理香港金融市场有困难,我们应给予配合。估计他要求中方出面,是由于前几次直接动用外汇基金救市,受到香港舆论和各界批评有关。

二、根据中银派人到嘉华查阅账册的初步了解,该行坏账甚多,多系家族另组公司出面贷款,却无力偿还所致。这是违反香港银行管理法的。并且家族成员多为行内高级职员,不顾念银行亏损,照领高薪。

因此,中银港管处对增股事有两种意见,一是从管理与坏账情况出发,主张不予支持;一是从政治上考虑,如果港英政府肯负责处理坏账,可以考虑。

三、中资方面,中侨委已同意香港中旅与侨商合作参股,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也有意单独参股。如果答应英方与其合作,中资由谁出面?是参股还是接收?需做决策。

除第三问题,小组决定,同意英方要求,但对坏账应请做出保证。并同时报中央、国务院,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求批准。也请求北京裁示中资由谁出面。

我随即去深圳,用电话向张劲夫汇报,请他从速批复。

中侨委与中信纷纷表示对嘉华有兴趣。中侨委要香港中旅负责人找陈达明(他分管港澳侨委工作),要求支持他们参股或接管。中信董事长荣毅仁要他的副董事长唐克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原则上我们没有意见,只要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同意。但中侨委也有此打算,而且是在中信之前已和嘉华有接触。因此,究竟由谁参股、接管,请各家在北京解决。

最后结果是,港英政府同意利用外汇基金担保,对该行坏账负责;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的中信接管,并派中国银行前董事长金德琴,担任嘉华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过一年整顿,即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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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早年动议,后经中国政府同意,港英政府决定参与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八六年四月底,苏联彻诺比核电厂、美国三浬岛核电厂发生意外事故,引起港人担心未来安全,引发了香港市民反核活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这座核电厂的核反应炉由法国厂商制造,发电设备由英国厂商制造,而由中国水电部所组成的公司,与香港英商嘉道理旗下的中华电力公司合营,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八六年三月,有关双方签订“大核”的主要合同,距动议初始已历七年,社会给予正面评价,认为有助维护港人和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双方在谈判合作的最后阶段,一度为了一些“条件”讨价还价,争议不得解决。李鹏当时是国务院主管水电业务的副总理,找我到深圳宾馆,要我出面找嘉道理协商。他对我执礼甚恭,一口一个“社长”,向我介绍情况,要我出面同嘉道理讲一讲,转告李鹏的意见,假如再谈不拢,就准备拆伙了。(究竟哪些问题谈不拢,我也不清楚。)最后送我到宾馆门外,还笑着说:“烦请‘社长’帮忙。”

我回港后,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内的“美心”宴请嘉道理,很婉转地传达了李鹏的意见,没提“拆伙”,我讲,李副总理希望合作,关于纠纷,有关部门的最后底线,你们也知道了,他不准备改变了,希望能谈好,不要终结。嘉道理二话没说,看来他是听懂了。老人可能罹患帕金斯症,双手颤抖不易进食,我一再为其助食。不久,双方签约。

大亚湾核电厂离香港五十公里,处于香港上风。开始遭部分环保团体反对,继而一些压力团体参加,四月下旬终于引发号称有一百万人签名、声势浩大的反核活动,还遣专人将签名送北京,向国务院请愿,要求大亚湾核电厂停建或迁厂。

反核声浪与日俱增,最为港人听得进的口号是,对安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是一个虽具理性,却偏重感性,很难解说的心结。同时,还对中国自己管理不放心。

我专程赴北京,直接向赵紫阳建议:“可不可以考虑,把核电厂换一个地方,离香港远一点?”

华国锋当政时期,我在江苏工作,争取到国务院批准,在江阴县长山建中国第一座核电厂,发电量也是九十万千瓦,还在苏州市成立了核电研究所,做筹备工作。为此,将水电部已决定在江苏筹建自行设计的三十万千瓦的核电站,迁往浙江省秦山,以便集中力量搞大核电厂。后来,反“洋冒进”活动,迫使长山核电厂“下马”。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省捷足先登,将此“下马”项目争取到大亚湾“上马”!

我和赵紫阳开玩笑地说:“假如核电厂仍在江苏,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事了。”

赵紫阳答复我说:“这事已经考虑过,一个仍在原地建,一个搬个地方。小平同志已经过问这件事了,要看他的意见。”

赵要我等待几天。

隔了一天,赵紫阳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小平同志的意见,要顶住,原地不动。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如果现在中国顶不住,将来香港政府遇事更顶不住。”

中央既已决定,我回港后,只有争取港英政府合作,尽力做好市民工作。

对于这次“核恐慌”、“核示威”活动,工委做了两方面的考虑,既要妥善应付“压力”,更要争取港人,平息风波。首先要力争港英政府合作解决,因为核电站是中英合作项目。

香港政府很合作,推动行政局、立法局议员到法国、美国、日本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安全是有保障的。同年十一月,港府财政司瞿克诚发表公开报告说,已批准向核电厂购电的和约、已批准的中电参与核电厂计划,都不能贸然撤销,否则香港信誉及对外关系将大受影响。

中英双方在民间都做了工作,以增加市民对核电站的了解。核安全咨委会就是那时候成立的,现在仍在运作。

我们派副社长陈达明专门与水电部和大亚湾核电站筹备处联系,并取得中国科学院的帮助,公布了对核电厂技术安全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一致的:法国核电制式反应炉是安全的,与苏联用的不一样。我们还组织内地专家到香港办核技术展览会,组织港人去大亚湾工地参观。中国的核能专家、香港数所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纷纷就世界核能科技的进步、泄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等等,在大众传媒发表意见。

这些工作都得到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虽然香港社会仍有不少人有意见,但激……(录入者注:扫描件中此处脱漏)建核电厂”风波逐步平息了。

 



第八章 北戴河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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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夏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到北京开会。到了北京,办公厅接我的人告诉我去北戴河,中央负责人正在那里开会,姬鹏飞也去了。

我到达北戴河,先去看望姬鹏飞,他没有对我说什么,让我先休息几天。第二天,派秘书送了两份材料给我,是准备做为发给各省市的中央文件的草稿,一是关于香港工作的,对各地去香港的人员做了一些规定,其中对港澳工委当时的工作有评论。第二个文件是中方在起草基本法时应掌握的几条原则。我看过之后,看出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是批评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是针对港澳工委,针对我的。事先一点招呼也不打,就这样拟定文件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打算以中央正式文件的方式,把我的“错误“向全国各省市、各部委通报,这是很不正常的。

我商务看了文件,中午就给姬鹏飞打电话,我说:“两个文件我看过了,对《基本法》这个文件,没什么意见,另一个文件,我有意见。这个文件定稿没有?假如没有定稿,假如在中央会议上讨论,我准备发言,提出我对这个文件的看法,我请示你,这样处理如何?“

姬鹏飞表示要考虑一下。晚上,他叫秘书通知我,他同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商量了,明天中央开会,只讨论基本法那个文件,另一个文件,条件不成熟,这个会上不讨论了。这件事就暂时这样过去了。

自从我到香港工作,港澳工委升级为正部、省级,直属中央管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与香港新华分社成为同级的“兄弟机构“。按中共组织原则,地方党委对中央部委在工作上接受指导,与王匡士气港澳工委在党内地位相比,不同在于:廖承志个人代表中央管理,改变为直属中央管理;王匡在日常工作上的汇报请示,不能直接上达中央、国务院,及任何中央负责人。我到任后,按组织原则,港澳工委的报告,只须报中央或国务院即可,中央、国务院收文后,秘书长或常务书记、常务副总理会批给有关部门提意见或办理。我开始几个月也是循此处理的。以后听到反映,港澳办、外交部有意见,我就把对中央、国务院的汇报请示,改为“中央、国务院,并港澳办”,如属党务问题,则仅向中共中央报告,如属外交问题,则为“国务院,并港澳办、外交部”;同时,对纯属事务性、部门性的问题,不以工委、香港分社的名义,概由部门直接向港澳办、外交部报告请示。胡启立曾对我说:“报告提头(即称谓),不必提港澳办,我们会批给有关部门办的。”我为缓和关系,还是用“并”报办法处理。姬鹏飞是党内资深党员,我的老上司,我对他本来就尊重。他当了港澳办主任,受中央委托,主管港澳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有需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的事情,除文字报告外,口头的报告一般都先向他汇报,听取指示。

这些年来,在港澳工委的干部调配上,在内地干部到香港新华分社工作的调配权限上,做了很大的改变,实际上改变了港澳办的权限,他们的抵触很大。在我们的要求下,港澳办放弃了调配一般工作人员(科员级)权力,让港澳工委自己处理。然而对干部调配权,他们迟迟不放。后来中组部出面干涉,决定科级干部由工委自己选择、任命,护照手续由港澳办、外交部办理。以后又放宽到处级。最后确定,副部长一级的干部也由工委自己提名和决定,报中组部批准;组织手续由中组部办理,外交手续由港澳办、外交部办理。放宽到这一级,港澳办的情绪究竟如何,我自然不便猜测。

从对我上任的冷漠到对深圳会议的消极对待;从视察九龙城寨引起的议论到本子风波的处理,我逐渐感觉,在对香港的认识和具体工作方针、政策上,自己与港澳办、外交部存在许多矛盾,而且一直在延续和发展,虽然这个“通报”性的文件暂时不交中央讨论了,事情并没有过去。我预感,不久还将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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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会议以后,北京与香港新闻界都传出我要调动的消息。对这些传言,我没当一回事。我明白自己是超龄服务,随时准备退休;但我一贯的总之,中央让我在职一天,我都应尽力把工作做好。

过了两个多月,港澳办通知我,要召开一个负责人谈心会,由外交部、港澳办、外事办公室,和港澳工委四个单位参加,要求工委去三个人,没有指名,我决定李储文和郑华同我一起去。

我看会议参加者的名单,港澳办是李后、鲁平,外事办公室由李钟英参加,外交部是周南和柯在铄,但柯在铄请假没出席(究竟是真有公务还是回避,就不得而知了)。

谈心会在中南海召开,由姬鹏飞主持。会议开始,姬鹏飞要我发言,我感觉会议似乎是针对我的,我就讲:“我不知道要发什么言,谈什么心,还是你们先谈吧。”李后就先发言,讲我在中央关系上处理不当,他没举什么例子,只是把周恩来对外交工作的指示读了一遍,大意是:在外交问题上,中央对驻外机构授权有限,大事一定要请示,不能擅自主张,李后讲,香港新华分社也是个外交机构,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虽然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指责我在这方面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

鲁平接着发言讲群众工作,说我到香港以后,在群众工作上,过分张扬。在有些方面,给人形成第二权力中心的感觉,把内地的一套,搬到香港去了。

周南的发言,主要是批评我在香港工作方针报告中,关于“香港社会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说法。认为这个估计不恰当,香港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不存在“三大”。并说,这是毛泽东的语言,不应该用。

一上午主要是他们三人发言,看来事先有准备、有分工。下午,针对他们的说法,我做了发言,我也讲了三个问题,一讲对形势的看法,二讲中英斗争,三讲统一战线、群众工作。

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香港发生的事实情况。香港人虽然对英国近几十年的统治有不满之处,但由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基本上,香港人是满意的。对中国却存在疑虑。对于香港回归祖国,在道理上,在民族感情上,有些香港人拥护,有些心理不用户,嘴上说不出口。即使拥护的人,也害怕将来生活受社会制度改变的影响,心理上动荡很大。

英国不愿意交回香港,搞殖民地撤退的那套办法,实际上是对社会进行分化。香港因要收回,本身已在分化,加上英国人的动作,形成了大规模的分化。具体表现包括:相当多数人赞成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不赞成我们的主张;移民人数在增加,资金外流在发展……,这些都是动荡、分化深刻的现象。

从社会阶层、意识形态、所谓亲中亲英来分析,两极分化日趋激烈,当然也有人对双方都不相信,离开香港。社会改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趋表面化。

我讲,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可用也可不用“大”字来形容,用了不一定不对,毛主席晚年犯过错误,不等于毛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引用。

对李后的观点,我指出,香港地位同外国不一样,它既是“外国”(因为是英国殖民地),但中国又不承认它殖民地的合法性,我们要收回主权。香港新华分社是外交机构,又不完全是外交机构。我们港澳工委在香港未收回之前,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人,我们天天同英方打交道,假如像驻外机构那样,每件事都要等北京答复后再做,不仅你们不胜其烦,我也不要做事了。大事我会请示的,但我不可能像纯粹的外交机构那样,事事请示。

至于“第二权力中心”的说法,是否真是那样,我们可以不必讨论。我在香港也是尽力避免外人有这种印象的。但是面临即将收回香港,作为中国派驻在香港的机构,需不需要公开做工作?既然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出去,我就应该代表他们做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当然,在方法、形式和内容上,同内地应该有区别,但总要公开做工作。如果不公开,岂不是自缚手脚吗?

第二天,他们要李储文和郑华发言。李储文的讲话,同李后、鲁平、周南完全一致。后来我才知道,他到了北京,即先去看望他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老上级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吴学谦,预先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底”,就一反常态,完全站在港澳办一边批评我。郑华对我做了一些批评,也做了一些解释。

我们三人发言之后,李后、鲁平又讲了话。李后发言主要是批评我,讲我骄傲,对他们的意见一点都没有接受。鲁平发言讲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多方面的,有时候这方面矛盾突出,有时候另一方面矛盾突出,不能讲主要矛盾是中英矛盾。

他们发言之后,还要我讲,我表示时间不多,明天再讲。这时姬鹏飞开口了,讲了十几分钟,批评我在香港的工作犯了“左”的错误。

真是出乎意外,我意外他们会批评我“右”,却给带上“左”的帽子。我才意识到,他们所列举我的“错误”,加上具体如九龙城寨事件,特别是“本子风波”等,都属“左”的错误。(邓小平肯定“本子风波”:“你讲得对”,是这次会议以后的事。)

会后,我考虑姬鹏飞的表态,意识到这个会的不寻常,本来讲是谈心会,却做了详细的记录,印成“简报”,实际上是“繁报”,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下来全文刊登在“简报”上,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总理、副总理。从发的范围说明问题之严重,实际上是开了对我的“批斗会”,他们是有备而发,是北戴河事件的继续,我再发言已是多余的,至少在这个范围内是如此。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会上不再讲话。

第三天的会议,一开始姬鹏飞就要我们港澳工委的三个人发言,李储文表示完全同意姬对我的批评,也“上纲上线”,批评我犯了“左”的错误,并列举了他认为我“左”的事例。郑华仅做了一些解释。我简单地表示了态度,说:“我原来准备发言的,现在不准备讲了,你们的意见,我考虑;但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作为共产党员,按党章办事。以后,大事我会向你们请示。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他们看我这个态度,知道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只好怏怏收场,结束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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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心会刚结束,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先念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我表示要去看望他。当天,我就去李家。

李先念见了我以后,没有谈这次会,寒暄一番之后就讲:“你岁数不小了,辞职吧。”我回答他:“我早就想不做了,是中央要我做的。”李问:“哪些人要你做?”我讲:“不久前,胡耀邦还说要我做。”李讲:“假如胡耀邦要你做,你就做下去吧。”

从李先念处出来,我思索他的话应该事出有因。郑华告诉我,当天下午,赵紫阳把他找去,仔细询问了会议情况,在得知李储文发言情况后,赵紫阳表示:“这样子,他们怎么能够合作下去。”

我回想起这次到北京,接触到习仲勋、杨尚昆,都赞许我在香港的工作做得好,习仲勋甚至说:“有人讲你是香港的邓小平,中央很满意。”和港澳办、姬鹏飞的态度完全相反。我有必要在中央搞清楚。

我先找胡启立,要找胡耀邦谈话,胡启立要我先同赵紫阳谈,我就同赵的秘书约,赵没有马上回话给我;我想找邓小平,但觉得这些事情太具体、太麻烦,又涉及我个人,不合适。

正在犹豫之中,恰好邓朴方来看我。以往每次我去北京,邓朴方都会同我见面,或是我约他,或是他主动找我。见面之后,我向朴方讲了会议的情况。

可能朴方回去向邓小平反映了。隔了一天,赵紫阳约我去谈话。我知道他与姬鹏飞先谈了十几分钟。赵紫阳首先肯定我在香港的工作,然后告诉我:“小平同志决定,要你在香港继续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现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决定我服从,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八七年底召开)。

赵紫阳听后一愣,没有再说什么,他问我:“你同姬鹏飞不是老同事吗?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呢?”我没有答复,只是笑了笑。

我对赵紫阳讲,到现在为止,中央组织部没有派第二把手,我没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难,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接班的人。耀邦曾经表示考虑过几个人,后来又说不行,希望中央进一步再考虑。我还要求:工委的领导班子要再调整一下。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与姬鹏飞商量具体的人事安排,再告诉中央组织部,并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鹏飞谈一谈。前后也只是谈了十几分钟。

谈话后,我即去见姬鹏飞,告诉他赵同我谈话的内容。看起来,赵同姬也是谈了这些内容,因为他已经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鹏飞听到我讲,在人事调整问题上,赵要我同他商量时,很感动地说:“赵紫阳一贯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满意,我征求他意见,让李储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储文共事三年多,一开始对他极为信任,极为重用,几乎言听计从;对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给予支持。

不久新华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储文在私下批评我,甚至说,李可能想当社长。我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吴学谦数次出国访问,途经香港,李储文都不告诉我,迳自去机场迎接,并陪送到深圳,不让我接触,我未曾怀疑,因为李储文分工管外事,吴学谦是他业务上的顶头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为是他的疏忽。

后来,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诉我,他以前在上海是个“两面派”,见风使舵,原上海市委副书记赵行志,同李在地下党时期就一起工作,关系很好。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彭冲主持上海市委,李在这一时期观点同市委与赵行志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肉麻地吹捧赵行志。可是批判华国锋士气,中央派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们发动批判苏振华、彭冲为首的上海市委,李储文立刻应声转向,反过来公开批苏、彭、赵。上海的老同志称他为典型的“风派”。

他们警告我:“你要小心!”我还将信将疑。

共事一年多之后,我发现李储文比较专长具体事务;但做领导,进行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并不适应。自己做可以,调动广大干部一起做不行。我想,这可能是与他以前长期在宗教界工作、经验狭窄有关,我曾数次要求他拿出一个他所分管的统战、宗教工作的规划,迟迟拿不出来,使我深感他缺乏负责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李储文在社会上反映大致还好,也有负面反映。国民党政府时代,李储文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当牧师,曾为现在香港事业发达的“上海帮“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礼。这些人士私下一轮:共产党太可怕,李储文表里不一、深不可测。

李储文在机关内的反映比在社会上的差。他分管的几个部门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对下属不信任,只信任他从上海调来的那几个人,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我只当个人气质、修养看待。

他从上海调人来,事先没向我打招呼,调来后,也不告诉我;后来参加会议,我看到有不认识的人,询问以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负责台湾工作,对一些台湾、美国的秘密关系不告诉我,只讲这些关系的代号;与他们接触事先不讲,事后也不告诉我结果,直到要向中央发报,需要我签名时,我才有机会知道。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不管多么重要的关系,都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样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负全责,除非中央有讲许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诉他,否则不可以这样做。

即使这样,我仍然与他保持合作共事的态度。

但是,这次他在“谈心会”上的表现,证明他确是个“风派”,工委讨论方针时他是表示赞同的,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进行否定和批判。这样以来,他对香港工作的认识已与我意见不一致了。我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与做法,获得中央的肯定,他却站在港澳办、外交部一边,对我进行全盘否定,如何继续合作呢?况且他已到退休年龄,也该退下了。

综合“谈心会”前后看来,实际上是以姬鹏飞、吴学谦为主导,要拉我下台的会。在北戴河就想发我的“通报”未遂,又变成搞“谈心会”,实际上是开批判会、斗争会,他们还把会议内容印成不是简报的“简报”,向中央领导层造舆论,李先念劝我退休,赵紫阳问我同姬鹏飞的关系,都说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当时香港传言,我要调回内地。北京则有传说,周南要来接我的工作。我曾询问中组部主管港澳干部的某副部长,他力言中央没有交给任务,也没有这个考虑。并说:“周南不是这块料子,他只有办外交的经验,香港需要的政治家。替你找二把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也是这原因。”还说:“他从联合国调回来,是因为他内部人事搞得很糟,又有‘私人’把柄给外国人抓到,怕他出大问题,怎会再让他去香港呢。”看来,当时要周南接我工作的打算还没有落实到中组部,在等待“谈心会”后再定。

我向邓朴方谈这件事,只不过是想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我确实是想退休了,所以我才对赵紫阳讲,工作到“十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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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和中组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一齐约见我,征询港澳工委班子改组的意见。

我提出方案——李储文退休调回,毛钧年、乔宗淮提为副书记、副社长,并要求中央选第二把手,帮助我掌握全盘工作,便于接我的班。那位副部长建议:陈达明也届退休年龄,可考虑和李储文同时调回。我领会这是为了不过分刺激李储文,表示同意,但提出陈达明是广东人,情况熟,可否循祁锋例,当顾问,留港工作一段时间。宋任穷表示,同意陈达明留港帮助工作一段时期,不同意当顾问。至于提拔两位新人,是我大胆的建议。他们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组织部将派人到香港就地考察二人表现,而后再定。交代我回港后,不要在工委讨论老人退休的事,由中央决定;关于提拔信任,工委应广泛征求意见。

回到香港,我根据宋任穷指示,在工委机关“处”以上干部中征求意见,反应虽不一致,基本上是肯定的。中央组织部考察组来了以后,考察结论是:同意两人任副社长,暂不考虑任副书记。考察组正副组长向我介绍了考察情况,并征求意见。我不表反对,同意让毛、乔二人在实际工作中考验一阵,再考虑是否当副书记。

郑华为人谨小慎微,完全视领导意见行事,工作不主动,欠缺赶紧,不适合当第二把手。我一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胡耀邦很关系,主动提名吴官正来港。吴当时是武汉市长,不久,胡又告诉我,吴官正另有任用,不能来港,要我另外提名,并说:“江苏情况你熟,可以在江苏调人嘛!”我说:“我不想在江苏调人,免起误会。”因为党内、社会上都有留言,说我搞“江浙帮”。胡耀邦点头称是。

原港澳工委绝大多数干部是广东籍。广东临近香港,语言相通,关系多,容易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是开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但由于前工委领导人思想上“窄”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存在宗派观念。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在干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八四年,我在整顿组织时,向中央建议,从内地抽调干部,充实港澳工委。

除中组部直接从北京调派外,我要求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和上海市选派人才。中央同意了,决定由中组部会同工委,赴四省一市进行选拔。工委派郑华参加,经过一个多月,选拔了二十余名新华分社部以上干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谭茀云(后任社长助理、经济部长),杨振汉(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的弟弟,任东南信息中心负责人),浙江的张浚生(任宣传部长),福建的翁心桥(任文教部副部长)等等。江苏省我曾提名几人,结果一个都未获省委同意,后经交涉,才同意让“秀才”牛钊调来,帮助我做文字工作。这批干部和原有干部关系大多不错,也能较快适应香港工作环境,新华分社因而风气一新,社会上出现的负面反应:“许某人搞江浙帮。”我想,这只是反映了内部某些人的反应。

国务委员张劲夫很热心,他向我介绍:“朱镕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当你二把手很合适。”朱镕基以前是张劲夫部下,他很了解。他认为朱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我当然表示欢迎。两人商量好,我向中央要人,他向中央推荐。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我再问张劲夫,他说:“中央已决定朱镕基去上海当市长,你重新找人吧。”又没有成功。

有人推荐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可任我副手。还告诉我:他是赵紫阳在广东就赏识的人,也因此调去国务院。要调用他,还得赵紫阳同意。我见到赵紫阳,就请他同意把李灏调香港,赵紫阳摇摇头说:“你不要打他主意。”原来当时副总理田纪云很倚重李灏,不愿放任。可是,不久李灏调去深圳当市委书记、市长。田纪云为何又放他?后来我听说,“李灏和田纪云为了某些事闹翻了”。我私下庆幸,若不是赵紫阳不肯放手,我的麻烦可能也会很大。

我与姬鹏飞商量,可否调鲁平到工委任第二把手,我当时对鲁平印象较好:熟悉港澳情况、思想较开放。姬鹏飞说他已经报中组部升任鲁平为港澳办副主任,而后对我说:“已报了很久,不知什么原因,中组部搁下了,你替我去查查,替鲁平做些解释。”他知道我和中组部关系较好。我问了有关副部长,得知原因出在文化大革命时,鲁平也“造反”,写了攻击领导的大字报。我当时替鲁平说好话:“李后在文革中表现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不严重,现在认识了,就算了吧。”不久中组部批准鲁平的任命,是否因我的说项起了作用,我则不敢肯定。

几经波折,工委副书记仍由郑华担任。

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找我,要调张浚生回浙江。(王芳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老浙江”)王芳说:“张浚生不想去香港,我曾答应他两年调回,到省里工作。”张浚生自己也向工委提出,要求回浙江工作。

张浚生来香港工作前,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省委已决定,调任副省长。张浚生本人知道,不愿调香港工作。由于港澳工委,中央组织部指名“借用”,经王芳“说服”才就道的。

张浚生工作积极,适应力强,思想上比较开放。王芳和我谈他时,我已向中组部提出,提升他为副社长。中组部原则同意,待考察组考察后再定。王芳知道后表示:“这样安排也可以了。”

中组部提出,拟派潘曾锡为副社长,据说是姚依林推荐的。潘曾锡曾任中国船舶总公司副总经理,我同意了。这是,张劲夫又向我介绍外贸部副部长王品清,表示他虽然已届退休年龄,本人希望到新华分社当副社长,管中资业务。由于中组部推荐潘曾锡于前,我已同意,并也打算安排他协助郑华分管中资业务。我就向张劲夫说明情况,他同意收回推荐。

港澳工委委员多达三、四十人,在香港现实条件下,不易开全体会议。我向中央建议,改组为短小精干型的新工委,由社长、副社长及澳门分工委书记组成,便于随时集中议决问题。为配合即将开展的澳门基本法草拟工作,建议中央将原拟由南光公司代表中国政府出面的做法,改为设新华社澳门分社,周鼎任社长。

经过两个多月,中央批准新的工委:

工委委员、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

工委委员、副书记、副社长:郑华。

工委委员、副社长:毛钧年、乔宗淮、张浚生、潘曾锡。

工委委员、澳门分工委书记、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周鼎。

既然邓小平和中央要我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我除了向赵紫阳提出调整班子的要求外,还提出港澳办对香港工作缺乏整体打算,没有完整的指示,又不对我们曾经写过的报告表示意见。我对赵紫阳讲,我希望在原报告基础上再做些调查研究,重新向中央写一个香港过渡时期方针、政策报告,请中央批准,使我们工作可以有依据。我说,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姬鹏飞,赵表示同意。我又对姬讲,姬也表示赞成。回香港后,我花了三、四个月重新写了报告,并把报告草稿送港澳办提修改意见,结果他们只是对文字提了一些意见;对内容,原则上没有提修改意见。

我就把报告正式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当然也送港澳办、外交部。在报告中,我坚持了谈心会中讲的自认是正确的观点,例如对香港的分析,我坚持“动荡、分化、改组”的说法,有变动的只是把“大”去掉。关系中英关系,我仍然强调,香港在过渡时期中英斗争是矛盾的中心,过去我们提“中英关系有联合,有斗争,以联合为主,以斗争求联合”,现在把联合改为合作,讲中英关系有合作、有斗争,以合作为主,以斗争求合作。对统一战线工作,强调主要对象是中间力量,继续强调从做大资产阶级、大右派工作着手,以此为突破,以影响扩展中间力量;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是香港工作的两翼。群众工作坚持提劳资两利,不仅做好劳动人民的工作,还要做好居民工作、屋邨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基本上在原有报告基础上,加了一些说明。

报告送中央后,赵紫阳当面对我讲,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我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问题上你再征求征求姬鹏飞,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赵紫阳讲的这个“我们”代表了中央和国务院。我把赵的意见告诉了姬,他没提什么意见,我讲:“你们都同意,最好有个文字的东西给我,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按报告执行。”我的意见是让港澳办替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文字的东西,答复我们。我想,在“谈心会”最后我说过:“以后大事我会请示”,这报告就是“大事”,姬鹏飞当时口头答应了。我希望有个文字上的根据,以防万一。可是以后一直没有下落。

在香港工作上,不少事情都是港澳工委主动;我想,港澳办、外交部对此是有意见的。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姬鹏飞召集不少会议讨论具体问题,我们也提了不少建议,如未来政府体制方面,我们做了研究,有几次会议,是工委提出要汇报才召开的。李后、鲁平在不少场合发表谈话,香港社会反应激烈,我们认为也有不够妥当的地方,我几次向姬鹏飞提出,要李后、鲁平少讲话,如果要讲,最好事先多做些考虑。有一、两次,我还当着李后、鲁平的面提出这样的看法。姬鹏飞都没有表态。

这些矛盾,发展到“六四”以后,就更激化了。



第九章 让明珠更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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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其繁荣的经济而被誉为东方明珠,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如何保持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上升,让这颗东方明珠更为绚丽夺目,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在香港工作的重点所在。

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提出我们在香港的经济工作方针,用了五句话、二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争取外资,团结侨资、台资,壮大中资。”对这一方针,我看中央领导人当中,赵紫阳基本上赞成,胡启立更肯定一些,李先念有不同看法,例如对壮大中资,他有不同看法。

港澳工委内部讨论此方针,多数同仁是赞成的。但我们香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和部分香港当地干部并不赞同,银行负责人认为这不是经济方针,我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从银行经营出发,而不是从整个香港经济出发的,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在香港不是处在管治地位,我们不可能对香港经济提出一整套详尽的具体方针,提出来也是空的,不可能形成政策、形成法律,因为这是港英政府的事。

部分香港当地的同志不赞成壮大中资的做法,他们认为中资不需要也不可能壮大。我表示只要我们采取香港市场通常所采用的做法,来经营中资机构,只要我们不搞特权,不要同港人“抢饭碗”,我们参加香港的市场活动,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也可以增加香港的财富,还可以提供香港许多新的发展机会,增加港人信心。中资壮大了,对未来香港经济,也可起稳定作用。

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坚持按这二十二字方针,事实说明,这是合乎香港实际的。

英资在香港的几大财团,有基本上属于以香港为经营基地的财团,如汇丰、怡和、嘉道理等;也有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大财团,如太古、渣打的。随着华资力量的发展,一些英资财团被华资收购,如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包玉刚收购“汇德丰”;尽管这样,华资、中资在短期内,仍很难替代英资在香港经济的主要地位。比如汇丰在金融界的地位,即无人可比拟。

英资财团的特点是靠殖民政府支持,靠对市场某种程度的垄断起家和发展,最典型的是汇丰。

汇丰银行是商业银行,但是香港政府它享受中央银行的某些特权,可以印发钞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库、出纳,并且替港英政府监督管理金融机构,负责香港银行的结算,因而取得了并了解香港其他银行的业务情况。汇丰是香港银行公会的主席,他的董事会主席几乎都是行政司的当然议员,在港府制定香港金融、经济政策时,汇丰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港人谑称汇丰董事长是香港三总督之一,可见汇丰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汇丰董事会里的理事、董事几乎都是英国人,董事会主席按会章由董事会推选产生,实际上究竟由谁来决定,是港英政府?还是伦敦某一机构?我们一直没摸清楚。我曾亲自请教过曾任汇丰董事会副主席的包玉刚,他也不清楚。据汇丰一位老职员提供的资料,他认为汇丰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董事会主席、总经理等五、六个英国人手中。

中国要收回香港,汇丰会做何反应,是我们需要预为研判的。我曾在八三年底,组织香港新华分社经济部和调研室成立专门小组,对汇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写出一万多字的报告,总的看法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汇丰从中国内地撤出时受损很大,余悸犹存,汇丰在九七前,可能要撤出香港。但也不一定会全部撤离。它们会视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决定未来是大部分或一部分撤走。

这一看法,与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不同,他们认为:“只要香港有钱赚,汇丰不会撤走。”北京港澳办、外交部、中国银行总行也赞同此种看法。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

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季辛吉)访问北京,传递当时英国首先戴卓尔夫人托他带给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口讯”:“汇丰准备同英国莱斯银行合并。戴卓尔夫人表示,这不是英国政府的意见,而是汇丰商业上的决定,汇丰希望把业务扩大到欧洲去,因此要把总部搬去英国。同莱斯合并后,银行总部将设在伦敦。”

这实际是汇丰以合并为名,行撤离之实,证实了港澳工委以前的看法。在姬鹏飞主持的讨论对策会议上,大家共同的意见是,不能同意汇丰这个决定。

国务院把这个讯息告诉了基辛格,请他转告英国。这之后,汇丰放弃合并莱斯的打算,只收购莱斯一部分股票。

但在“六四”之后,汇丰进一步收购莱斯股份,并把总部迁到伦敦,终究还是实现了它的撤退部署。以汇丰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把总部撤出香港,显示它对中国的政策无信心,影响香港市民的心理。不过汇丰的业务不可能完全撤出香港和中国,它的盈利主要是在香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也有了新的发展。

汇丰撤出之前,港英政府已把汇丰中央银行职权如金融管理逐步转移,另外成立新机构来执行,可见英国一直没有停止撤退部署,直到“六四”以后,汇丰才公开撤出行动。

对汇丰会否撤走的估计虽然不同,港澳工委仍采取同汇丰密切合作、积极配合的态度,设法增强汇丰的信心。同前后任沈弼、蒲伟士经常接触,合作挽救香港股市、处理香港华资中小银行危机。在制订基本法时,为了拖住汇丰,也确定了香港特区政府不设中央银行,“九七”后仍然保留汇丰某些中央银行的职权,继续由它发钞,中国银行参加等方针。

汇丰进入内地后,有一次蒲伟士告诉我,他们在内地有些坏账,收不回来,并举了一些例子。我听后,立即答应帮助他们,要他把坏账的项目、情况相告,我们帮他去向内地交涉。后来经过交涉,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不能解决,我把交涉的情况告诉他,让他了解和放心。这些工作,对拖住汇丰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北京同我们在认识上不一致,有些做法也很难讲其什么作用。例如李鹏(当时任副总理)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也不通知我们,就给荣智健(中信集团在港负责人,荣毅仁的儿子)资金,让他到香港收购“港灯”的股票,没有收购成,就收购国泰的股票。这种收购股票的做法,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从拖住英资来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香港社会产生一种忧虑:中资这样的“大手笔”是否想通过收购把这些企业国有化?会否先收购股票而“联”,以后控股而“合”,然后“国”有化,搞“联合国”?这种疑虑不利于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侨资、外资。

香港英资财团凭借殖民政府的支持,不仅具有殖民性,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性,这主要表现在公用事业即邮政、电讯、能源、电力等行业上。对这一现象,我们主张为了拖住英资,对其垄断性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改采限制发展的对策。限制也不是通过确立法律、政策或政府行政措施来解决,而是通过市场规律逐步解决。

我曾参观香港电话电灯公司,他们向我表达了去内地投资、发展事业的愿望。我即找国家邮电部长商量,能否允许他们去内地,帮助改变邮电事业落后的状况。事实上,资金和技术方面,我们都需要外面的帮助。这位部长基本上不考虑我的意见,他表示,外资进中国搞电讯已有四家;香港在深圳已有投资,还积极活动想进入江苏。他讲,邮电部反对这样做,因为会造成制式太多、太复杂,他倾向不能让外商投资电讯的事情再发展了。我的努力没有获得他的支持。

总体来说,拖住英资的工作有一定效果,但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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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资本家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主权后,华资中一些人率先转移资金,资金外流和移民日益严重。因此,稳定华资成为稳定香港、繁荣香港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工作。在政治上,广泛地开展爱国统一战线,通过首先做上层大资本家工作,稳住他们,以期影响其他华人资本家,达到稳定大部或稳定全局的目的。同时,应用经济手段,支持和帮助华人资本家,使他们解除疑虑,建立信心。

当然,仅靠我们在香港工作是不够的,很重要的是要依靠内地。内地坚持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对香港的利用日益增多,很自然的,内地对香港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华人资本家对内地的看法会随着改变,信心也会日益增加,这是稳定香港的大势。

华人资本家中有不少人是靠英国人支持,靠英国银行支持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是依靠中国的支持。中国的支持,有政治上的,但主要是商业上的支持,政商实际上很难分开,有些固然纯粹是从商业上考虑,但也有从政治上考虑,或政治、商业上共同考虑的。

我们要求香港的中国银行、中资机构,在稳定华资工作上多起作用,更广泛地同他们合作,做生意。即在货源、融资等方面,给予帮助;另一方面,争取华资进入内地投资。这是一个两利的方针,即使商人能够赚钱,也可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增加出口,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内地各省市部委来港经营,是稳定华资的重大“资源”。随着外贸政策的改革,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愿望要单独经营自己的产品,希望自己到外面接触市场,这就给香港的华资不少机会,他们可以当内地商品的代理,做批发,也可以做零售,还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合作。我们支持各省市部委来香港设机构,并帮助他们介绍关系。

为争取香港资本家到内地投资,我们多次组织香港工商界名人代表团赴内地重点省市参观、访问,增加相互接触、了解,以加大双方交易的机会。我几次亲自带领这样的组团,赴江苏、福建、上海等地访问,请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接待。例如有一年在江苏,由省长顾秀莲,在上海,由市长江泽民,亲自出面接待、介绍情况、回答询问。

香港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内地投资的不多,大量进入内地的,主要是中、小户。为争取大、中资本家能进入内地投资,减少他们的困惑,增加他们的信心,我们改组港澳国际公司的股权和职能,给他主要任务,是带领港澳及东南亚华侨大、中资本家,进入内地投资。可以用合作的方式,为他们“搭桥开路”,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肚子经营的困难。因改组后不久,发生“六四”,收效甚微。

我们建议中银增多同大、中户往来。香港的中银集团作风稳重保守,贷款工作的重点是中小户、工业户,做得很有成绩,欠缺的是同大户来往较少。从中银集团本身的发展考虑,从香港统战工作需要出发,都要多做努力,增加与大户往来。当然,这样风险会大些,但不能因而不进行改革。这样做,中银的业务会得到新的发展,增加同大、中户的关系,可以像中小户一样,通过联系,从经济上逐步稳定他们。

中英协议规定,香港土地的使用,要通过土地委员会批准,每年批地不能超过五十公顷,中国确定这一方针,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九七年以前不能让英国人把香港地皮卖光。要加限制。为便于中英双方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专门成立土地委员会,并规定港英政府卖地的收入,要留一半给特区政府使用。

香港的地产商,尤其是大地产商,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他们手中握有大量地皮储存,政府限制用地,有利于他们在经营中获取更高的利润。有些大地产商在同我们交往中,反复要求我们:“土委会不能多批土地。”因为中英之间已有了不能多批土地的协议,同时我们也确实没有经验,这样做会对其他方面造成什么影响,因此那几年基本上是按协议执行,虽然多批了一些,数量很有限,对稳定大地产商,起了作用。

但是,我们很快也注意到,几家大地产商正逐步对香港的地产形成垄断。我要求土地委员会中方委员和调查研究室,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每年批多少土地为适当;特别是未来几年,可以不会因批地过多,使地价下降,也不会因批得太少,造成市场供不应求,使房地产价格猛升。这个拿捏分寸的课题,我在八七年以后才提出,但未取得结论。

我们也协助华人资本家解决困难。东亚银行主要股东中,有人因信心问题,想撤出资金,股东间发生纠纷,法国某银行想借机收购,银行处在危机之中。董事长李国宝向中银求助,他找了香港中国银行,并到新华分社找我。银行工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支持东亚银行,由中国银行出面帮助,中银掌握的东亚股票不仅不出让,还适当增购,帮助李国宝度过危机。

在运用经济手段支持华人资本家的工作中,造成损失的事情也有。康力公司是比较大的一件。我到港不久,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社长曹维廉(他原是机电部副部长,同江泽民关系很好),向我介绍,康力公司是香港电子工业的大企业,老板柯俊文十分值得欣赏,有理想,经营有一套。柯也自吹他想做香港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企业的创始人,被誉为经营之神)。曹维廉希望柯俊文去内地投资,亲自陪他去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参观,向中央领导人推荐,国务委员谷牧也同他见了面。柯就提出要中资与他合作,我们研究后,也同意了,由香港中银、华润、招商局三家共同投资与他合作。注入资金后,柯俊文就跑掉了。我们调查发现,他还以另一个公司的名义,把康力的资金、动产转移了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后来由内地专家对康力的不动产、设备,做了评估,认为设备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是内地还没有的,经济上的损失幸好不算太大。但经营中不断亏损,背了多年的包袱。

支持华人资本家发展他们的事业,也是重要方面。

八六年,胡应湘同李嘉诚一起来找我,提出开发香港岛西区海绵和大屿山的计划,要在大屿山建第二机场,地点一是考虑在赤鱲角,一是在大屿山和香港岛之间;还准备在大屿山和香港之间,填海建新码头、住宅区和商业区;建大屿山通往香港岛、大屿山通往九龙的海底隧道;以及大屿山至深圳新的边境口岸落马洲的高速公路。

我听了他的计划之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满足九十年代,还可能满足廿一世纪上半世纪香港海、陆、空运的需要,使香港进一步发挥南中国进出口基地的作用,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有需要向北京反映,我可以负责。”我的考虑是,现在还由港英政府管治,这么大的工程理应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我还建议他们在港英政府表态之前,不要让外面知道。李嘉诚问胡应湘:“记者知不知道?”胡讲他已准备开记者会,我建议不要开,李嘉诚也赞同我的看法,胡还是坚持。结果媒介公布以后,港英政府一直没有反应,搁置下来。

“六四”之后,港英政府公开了自己建新机场的计划。我想,如果当时胡应湘他们能先征求港英政府意见,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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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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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各国各方对它都有兴趣。外国资本中主要利用香港,向东南亚发展,特别是向中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香港的中间地位、跳板地位、桥梁地位,使认识香港作用的外国资本越来越多,香港对外国资本越来越具吸引力。

在这种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广泛地,同各个国家和地区驻港外交机构和商业机构密切接触,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政策,解决他们一些困难,成为新华分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华分社为此在内部也做了分工。外事部门主要负责广泛接触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外交机构,经济部门主要接触各国商业机构和一些社团,如美国总商会等,我自己也经常接受邀请,同他们会面,根据他们要求,回答一些问题,外国资本当时普遍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香港政策会不会改变,二是对英资在香港的垄断地位不满,希望改变。

例如,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汇丰享有许多中央银行的特权,却不承担中央银行的义务,意见很大。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银行,他们向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希望中国在制定基本法时,在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上,对英国加以限制。

我考虑在不过分影响英政府和英资利益的情况下,应尽量照顾外资的利益,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香港某些外资银行迫切要求有发钞权,我就积极向姬鹏飞、赵紫阳提出建议,考虑让美国、日本、法国银行少量参与发行钞票,让港币更具国际性。后来,基本法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提到:“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根据法定权限,发行或继续发行港币。”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基本法咨委会里,也吸收了几位外资金融界人士为委员、顾问,让他们表达意见。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在港越来越活跃,做好外资工作,是稳定繁荣香港绝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对香港华侨资本的工作十分重视,除了自己广泛地与他们接触,直接做工作外,还通过内地有关部门和香港中资机构做工作,解除他们的疑虑,增加他们进一步利用香港或进入香港的决心,给他们便利,与他们合作,为他们服务。

侨资主要是指在香港的东南亚华侨资本。东南亚一些大的华侨资本家,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泰国的谢国民在香港都有相当的投资,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比如林绍良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一个时期苏哈托地位有不稳现象,林绍良就把香港作为一个资金避风港看待。马来西亚政府一个时期排华,那里的华侨往往也以香港为资金的避风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侨资本又纷纷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因此他们对香港的作用历来都比较重视。

东南亚华侨当中,福建人居多,我们指定副社长曹维廉专门做福建帮华侨的工作。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但他发迹主要通过经营糖,是有名的糖王,与华润的关系良好。我们通过华润对他做工作。郭鹤年逐步把经营基地转移到香港,不仅在香港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积极进入中国内地投资。

黄廷方原是在新加坡活动的地产商,与原本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任总经理,现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薛文林熟识。新加坡房地产高潮过后,黄廷方与八十年代初期到香港发展,当时香港地产正处在低潮,黄就在此时大量购买土地,运用他同薛文林的关系,我们又在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恢复港人信心,对黄当时敢于大量吸纳土地的做法,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中国银行也积极给他融资。黄廷方在这样的支持下,放手收购土地,面积几乎与地产巨商郭德胜相等,不久,香港地产恢复景气,黄廷方获得大量收益。他在新加坡没有做到的事情,在香港做到了,取得很大的成功。黄廷方是继李嘉诚、郭德胜等善用时机,廉价购地致富的另一个大地产商。

黄廷方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投资房地产的大商人。“六四”前,他就在福建、厦门进行房地产投资,与厦门市政府签了合约,负责改造厦门最繁华的一条街;也在他家乡福建省长乐县进行房地产开发。“六四”后,别人停止了,他仍继续经营。黄廷方对香港有信心,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八三年,他就公开表示赞同中国收回香港,表示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当时,是突出的一个。

我们对华侨到香港发展的愿望和设想,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毛钧年有一位柯姓同学,也是福建人,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发展,事业有成。毛钧年介绍他同我见了面。他提出一个新设想,要在九龙最繁华的尖沙咀到弥敦道旅游中心,建一条地下电径,以增加吸引游客。所谓地下电径,就是在地下建一条由传送带带动的金属道路,人站上去后不必走路,随传送带往前;在电径两旁建地下街道,发展商业或服务业,在地下电径的入口处,建地面商场或做其他用途的地面建筑。他准备投资,并希望和中资合作。

我支持他这个新颖想法,同意同他合作,关键是必须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我请他按社会正常程序进行工作,先研究设想的可行性,做好可行性报告,然后向香港政府申请。他很快都做好了这些工作。我让副社长郑华专门同港府有关部门联系,并宴请他们表示我们对此都有兴趣,认为会有益于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希望香港政府加以考虑。但是几年过去了,一直到我离港前,港府如泥牛入海般毫无反应。令人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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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在香港的发展,有几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为地下工作提供经费,搞了一些商业机构。以后为了外贸进出口的需要,又逐步发展一些机构。

国民党退出大陆后,接收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机构,比如招商局,在此基础上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与内地各省市,从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有关部委,都希望到香港设立机构,但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偏向限制。中央有人主张,让各省市、各部委在香港都有适当的据点;也有人主张,不能多设,并且认为已经够多了,要整顿精简。八三年,在港澳办、外贸部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一个文件,限制各省市、各有关部委到香港增设新机构,原有机构要进行整顿。我上任前,李后把文件给我看,要我到香港之后执行。

我原在地方上工作,从省市地方、有关部委的角度考虑,既然实行改革开放,在香港就须设立据点。以江苏来讲,江苏在香港有个小机构,附设在华润,只有两三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地方上非常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增加同外商、港商的接触,以增加进出口机会,学习和适应外界市场运作的情况和经验。我不同意这个文件的精神,而倾向在香港发展中资机构。当时廖承志还没有去世,我向廖承志和李后提出,可否等我到香港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这个文件。他们同意了。

我到香港之后,又向他们提议,请北京派人到香港来,共同进行新的调查,国务院同意了,派了一位外贸部副部长来香港调查。调查两至三个月后,重新写了报告,与以前的报告大不相同,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建议国务院允许省市、部委有条件地来港增设机构。在我积极建议下,不久,这位副部长又率领内地大多数省市的代表团,来香港举行空前规模的展销会,内地有几百人参加,在香港产生较大影响。

以往,内地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贸部门统一进行,生产部门对外界市场情况基本上不了解,由外贸部门下计划、订购,由外贸部门销售。各省市、各地来港设机构,实际上打破了这一传统做法,自行摸清市场情况,研制生产计划,对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从香港本身发展考虑,在保护英资、外资、华资、侨资、台资在港利益,让他们有继续发展机会的同时,中国资本也应该有一定的份量。中资可以,也应该不凭借特权,通过学习和运用香港市场经验,在不和香港人“抢饭碗”,不影响港人利益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将来,香港万一出现不稳定因素,凭借这个基础,可以减轻对香港的消极影响。

我认为,中资应该不断壮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香港有中国的“汇丰”银行,中国的“怡和”、“太古”?我们不凭特权取代它们、排斥它们,而且与他们互利、共存,在此前提下,尽力发展自己,有何不可?

但是香港本地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北京一些领导人也不赞成。前文已经提过,在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央第一次汇报香港工作时,李先念就认为香港中资机构不应发展,他还提出不赞成搞股票,认为是“投机倒把”,不赞成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并且要中国银行对放款房地产加以注意和控制。

这次汇报后,八三年底,港澳办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港澳经济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及与外贸有关省市的负责人;香港、澳门参加会议的有中资机构各部门的负责人,港澳办指名我和李储文出席会议。

这样专门讨论港澳经济工作的全国会议,过去没有;由港澳办代表国务院主持,也是第一次。

会议有两个文件,一件是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他们根据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负责人的几次讲话、指示,包括九月我汇报香港工作的那次,整理成几条政策性意见,请示中央,建议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予以贯彻。中央几位常委,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画了圈”,表示同意,批准开会。另一件是会议决议的草稿,供会议讨论修改,定稿后再送中央,国务院批准,成为正式决定。

与会者近二百人,我记忆中,会议开始,似乎没有人讲话,便讨论文件。多数与会者对文件都有异议。

文件中的政策性规定,与会者归纳成“九不”。我大概记得有下列一些:不允许到香港设立新的外贸机构;不允许中资在香港进行投资活动;不允许中资机构搞“投机”事业;不允许“炒”股票;不允许“炒”外汇;不允许“炒”房地产;不允许“炒”黄金;中资机构外汇不允许存放外国银行,必须存放在中国银行;不同意香港产品到国内开辟市场、销售。

总之,陈云的指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政策的主要精神,对中资在香港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有不满情绪,我也不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问我:“为什么中央开这样的会议?”我回答:“我也不知道缺什么。”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保持沉默。

我想说一段插曲。八四年我去北京,陈云知道了,要他的秘书朱家穆见我。朱在电话里问我:“你不是要看看陈云同志吗?他最近身体比较好,你要不要见见他?”

显然,陈云想见我。什么事呢?通电话间不容考虑,我立即回答:“好呀!我好久没有看陈云同志了,很想见他。什么时间,请你安排。”

他约了时间。那是一个下午。

陈云住在中南海,位于毛泽东曾住过的丰泽园的西北角。那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拆掉一部分故宫建筑,新建的宽敞平方。我准时前往,在前厅见到朱家穆,他请我在他办公室坐,说:“陈云同志午睡才起来,请你稍待,我去看看他出来没有。”朱家穆才走进里厅不久,就又出来请我进去,说:“陈云同志在等你。”

汪东兴新建的平方,设计和北京的四合院相似,整座住房分三或四进,有走廊相同。陈云的住房有几进,当时我心情不在此,无暇估计,我随朱家穆进入客厅,陈云早坐在沙发上等我。我连忙大步上前,问候道:“陈云同志,你好!”

我前次见到陈云,是五七年,他在江苏无锡蠡园休息。他那时还带着毛泽东批评他“右”的帽子,很不得意。我陪他在蠡园画廊里散布,他边走边问我江苏农村情况。他忽然冒出一句:“主席(指毛泽东)是民主的,能听得进意见。”那时我仍不懂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懂陈云说话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不知如何“搭腔”。

陈云见到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朱家穆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他面色苍白,看来身体仍很弱。他双手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说:

“我向你检讨,我向你检讨。”

我惊吓得不知怎样好,一个劲地说:“请你坐下,请你坐下。”

陈云坚持着不肯坐,仍然站着,认真地用他带青浦口音的普通话说:“你比我聪敏!我多年想办没有办成的事,你办到了。”

又加重语气说:“你比我聪敏!”这才坐下去。

我也坐下,既兴奋,又惶恐,说:“我们都是在你们老一代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还是这样。”

他点点头。

我说的是真话。我对陈云很尊敬,尊敬他的清廉、正派;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对党、对人民有感情,耐劳耐怨。我知道他受毛泽东多次批评(我当时认为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我没有听说过他对毛泽东有不满。当然,对他的“右”,我也有抵制。

他曾经批评过我几件事:

我在江苏搞“小化肥”设备,那是一种年产八百至两千吨氮肥的设备,是江苏化工研究所自己研究制造的。那时,年产三、四十万吨的化肥设备,基本上需要进口,需要动用外汇,需国家计划批准。而当时,农民已经尝到化肥对粮油增产的甜头。江苏每年用一半以上本省的外汇,进口几十万吨花费,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了这个“小化肥”设计,便进行试验。陈云派他的秘书周太和(是部级秘书,比我的级别高)到江宁县、丹阳县(“小化肥”在该两县设厂试验)考察几次,周太和转告我:“陈云同志认为‘小化肥’技术关难过,产量低,投资和大化肥相比,不合算。”不赞成搞“小化肥”。我当面没有表态,仍继续试产,证实有效后,大力推广。后来做到每县一厂。因为设备本省可以制造,投资本县可以自筹,技术本县可以培训满足;与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较,投资小、收效快,特别是地方可以自办,不需要等国家拨款批准。浙江、山东来到江苏参观后,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厂。

增产粮,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苏江南太湖地区,我六十年代分管农业时期,大力提倡种双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种两造稻,一造麦或油菜。当时,有反对意见,认为种双季稻用种多,用肥多,用工多,实际产量“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确实有些农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种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种两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实是,太湖地区,当时对粮油生产精耕细作水平已很高,对粮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独特创造,一年三造,已达年产良一千三、五百斤,还出现了年产一吨(两千斤)的“吨粮田”。社队工业的兴起,更实行“以工补农”,将工业的利润,不同农业的成本和纯种粮食农民的收益,使其不低于,有些高于从事工、企业的农民的收益。

《陈云文集》中,六一年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和“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批评我的。江苏几个老人也反对种双季稻,他们对我坚持种双季稻,在陈云处告了状。还向一部分江苏干部“传达”了陈云对我的批评。江苏省委两次改组,在中央常委做了决定之后,均为几个反对我的老人,凭陈云的“放话”,即指示,推翻重来,他们在陈云处“告状”生效,至少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我是没有听陈云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职,顺道又回江苏。在宾馆碰到陈云的老秘书王某,他奉陈云指示,来江苏视察社、队工业(现称乡镇工业)。他告诉陪同他视察的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朱通华说,他是再次奉陈云指示来视察社、队工业的。(上次他来,是陈云和我讲话之前。)并说:陈云那次向我“作检讨”,主要是指我对社、队工业的实践。朱通华追问,陈云怎么会“作检讨”,王某便将陈云对我讲的话复述一遍。

朱通华将话写在记事簿上,并给我看。为我高兴。我们两人同时说:“陈云同志真了不起!”

我们敬佩他在事实面前,肯认错的态度,特别是能主动向“下级”认错的精神。

我曾想,陈云和毛泽东如果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看看,他们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会不一样,主张会有所改变。根据是,他们对事务,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唯物态度。他们政治观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毛泽东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陈云深圳特区、广东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剧!

面对中资在香港的实际情况,我是不赞同陈云意见的,我主张中资在香港,学习香港商人,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生意的。记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贸部长李强出国经过香港,视察华润公司,这是他外贸部的直属机构。我们是同乡、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体好,喜欢吃冰糖炖蹄膀,白烧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吓人。他在江苏时,见面就向我要蹄膀吃。这次到香港,不改旧习,我找江苏来的厨司专门做了,给他解馋。席间闲话,说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黄金,赚得满盘满钵,我们只会老办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机倒把”,国家发不了财。李强神秘地说:“谁说我们不会‘投机倒把’,我就搞过‘投机倒把’!一次炒黄金,为国家赚了六千万!”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文件,与会单位几乎一致有意见,但会议主持人根本听不进。会议结束后,我去见赵紫阳。

赵紫阳在中南海的家中见我。那是一间约三、四十平方米的“书房”,几重书架,放满了古今书籍。我对赵讲,这个会开得不好,他问为什么?我说:“这个会议对中资在香港的经贸活动,这也不准,那也不行,不是从积极发展出发,而是消极防范,同中央向外发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赵讲:“你为什么不提意见?”我说:“你们常委在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上,都画了圈,我怎好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见。”

赵紫阳考虑了一会,问我:“那怎么办?是不是重开一次会,再发一个文件?”

我理解,他个人不好立即否定这次会议,我则顾虑如不立即纠正,会后就要执行“九不”,损失便大了。我就说:“这样处理恐怕不行,我建议这个会议的文件不要下发,我们回去也不传达了。”

赵紫阳当时没有表态。我认为他是默许,但不好立即表态,毕竟他还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后,我向参加会议的中资机构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精神暂时不要传达,等文件来了以后再传达、执行。后来这个文件果然没有发下来,会议的“精神”就没有被传播,香港中资的发展避免了这一劫。

在积极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设立机构的同时,我还主张各省市、部委负责人应该多来香港参观,拓宽眼界,学习市场经验。当时,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肤浅,只是从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角度来认识:内地基本上是卖方市场,按计划生产;而买方市场要根据消费需要、销售情况,来决定生产。

七九年,我访问澳大利亚,途径香港,一些香港的资本家向我介绍如何做生意,讲怎样去适合市场需要,怎样按优胜劣败的规律来参与竞争。他们说,企业不仅是讲生产、管理,首先要讲经营。产品生产再多,如果卖不出去,只好积压,企业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汇报,强调国内工厂只讲管理,不讲经营的做法不行。华国锋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企业的经营问题。

到香港工作后,更深感内地领导人应该到香港来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张放宽到香港参观考察的审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过,港澳办过去一直控制很严,我几次建议放宽,他们都不加理会。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参观、出差的审批权,下放给港澳工委,名义上是国务院委托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决问题。我叮嘱新华社主管部门,尽量放宽尺度,让内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参观学习。发展最快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广东,他们是“近水楼台”。中资机构在此一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原有的几家“老字号”中资机构,也有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中资业务怎样改进或改革以适应国内的需要,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个新区,虽是深圳的一部分,一开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游、服务业、房地产,而蛇口着重小工业,发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属深圳市的一个区,但他是独立的,干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调配。袁庚很善于用人,也采取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他经常召集一些内地的学者、专家探讨经济改革的问题,后来发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触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会上,有人点了袁庚的名,批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中央没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诉了我,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保护了袁庚,没有让这件事发展下去。我对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点,免得有人找麻烦。

蛇口发展很快,招商局本身发展也快,袁庚采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营方法,招商局海轮运输吨位发展很快,各方面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交通部很满意,当时的部长叶飞,对袁庚更是欣赏。

华润在形势的逼迫下,业务也开始多元化。以前,做为经贸部在香港主要的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实际上垄断了中国在香港的对外贸易;现在,各省市自己开始经营,华润的垄断地位逐步消失,不得不从多元化着手,改善经营,董事长张建华改革意识很强,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大。他们不仅在香港发展,而且向外扩展业务,在美国、欧洲都设有分支机构。华润集团已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一大企业。

即使原来比较保守的中银集团,也有了改进。我初到香港,听到不少反映,讲中银放款太谨慎,对大项目不积极,反而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声誉颇佳,认为他生意做得很活。我向中银蒋文桂、黄涤岩求证,他们同社会上看法不一致,认为庄世平的胆子大,但放款烂帐多,我还是建议他们对外界反应多做考虑。

中银负责人熟悉业务,不断扩展、改进他们的业务,在香港金融事业、经济发展、支持内地改革,尤其团结香港华人资产者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资在香港的发展,曾引起一些当地华人资本家的疑虑。首先是国货批发商的疑虑,过去中国主要通过华润统管外贸,华润再通过本地批发商来销售。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逐步改革,经贸部允许一部分商品,由各部委、各省市自己来经营,各地纷纷重新寻找自己商品的经营者、代理商,损害了原国货批发商的利益。这种情况,应该说,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对港商来讲,原来的批发商受了影响;但香港另一部分新的代理商得益了,因为各省市、各部委仍是通过香港的市场来经营的,因此,从香港总体来讲,只是有失有得的问题,这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

工委内部针对这个现象讨论,确定尽可能照顾原批发商,例如介绍他们同各省市、部委接触,获得一些新的货源,也要华润注意用新的业务,进行一些补偿等等。

中资业务的开展是多样化的。本来港人担心中资机构拿的是国家资金,不管赚钱蚀本都会硬搞下去,香港人竞争不过。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仅是少数。香港社会传说,中资带了多少多少资金到香港投资,当时有人估计八十亿,也有人估计一百亿美金。按中资机构的总投资数,当时这些说法,显然多估了。还有人说,这些资金是从内地带来的,显然是不了解情况。

中国国内正在竭力设法吸收外资,怎么可能拿这么多资金到香港投资?这正是李先念、陈云担心的事情。李先念讲过:“我们自己很需要资金,不能拿内地资金去香港投资,为英国人添光彩。”

我知道内地到香港的资金有两种,一种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拨款,这数量有限。数量较大的几笔,据我了解有一下几项:一是国家拨给几家大公司如中信、光大的,不会超过三至五亿美元,一是拨给香港新华分社的一亿美元,各省市的拨款不可能上亿,即便某些中央部委可能多一些,也不可能上亿。因此,总数加起来估计在十亿美元左右。

另外,就是一些省市的有关部门在对外做生意时赚的钱,留了一部分在香港做投资用。华润、中银每年都有上缴任务,也留一部分成,这是正常现象。省市部位留下的部分不派出有些人贪污、舞弊,但数字不会太大。当时估计,留下的部分约十多亿,加上国家拨款总共二十多亿,估计顶峰是三十亿。

因此,假如中资在港投资有八十至一百亿美金,那么多数是利用香港的资金,或讲是借了香港银行的钱。香港中资的发展是利用国内一部分条件为基础,学习香港的市场经验,取得发展的。

在那几年中,中资机构在香港有了较大的发展,在香港市场的份量增加了,社会上估计中资有一百亿美元资金,和社会总资产比较,比重仍然不大,并未发展到威胁或代替香港英资、华资的地步。中资在港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实践证明,发展壮大中资的方针是积极的,对内地改革开放,对香港稳定繁荣都有贡献,是互助互利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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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54

八七、八八年,香港中资机构出现一些混乱现象,香港社会各方面反映比较多,比如,有些单位对情况不熟悉,决策错误,受骗上当受了一些损失;一些中资机构,搞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机构过分膨胀;部分中资机构的经营人员贪污、受贿、舞弊,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失控。

国务院、港澳办和经贸部要求,整顿香港中资机构。港澳工委认为,中资总体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发生了一些问题,整顿一下,也有必要。但整顿不应该阻碍中资的发展,不能“一刀切”,要根据情况,有所区别。比如广东、附件两省在港机构比较多,广东不仅省、市一级来港设公司,甚至县、乡镇也在港设有公司,他们关系多,许多是通过私人关系来港的,到底有多少家,无法统计。像这样的情况,可以撤销、合并一部分。但内地有些省市,本来在香港的机构就少,为了开放,他们还要求再设立一些新机构。这也是合理的。

经过调查登记,在香港约有二千余家,经与各省、市、部委协商,保留了一千余家。同时,对它们的经营业务,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关于中资机构内存在贪污、舞弊的问题,反应很多。有人在北京会议上发言,在报刊上写文章,讲香港中资机构贪污、舞弊情况严重。我请他提供具体材料,并诚意表示我们一定会严肃地调查处理。结果,他只给了我们一些情况轻微的材料,与他的发言和文章所形容的,完全不一样。也有一些商人向我反映类似情况,我请他们提供具体材料,却提不出。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向他索贿,他不便提供材料,怕影响今后做生意。另一种只是道听途说,无法提供实际材料。不管怎样,我们并不轻视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在中资某些单位里,这类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大公司的著名人物,问题还比较大。然而调查难度很大,必须有证据,才能处理。例如传说某经理在银行有不少存款,但香港银行按规章要为顾客保密,这种情况就很难查。

在北京有关会议上,姬鹏飞建议国务院派人查清楚香港的两大公司,“光大”和“中信”。我也有同感,赞成姬鹏飞的意见。
“光大”的成立,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到香港参观后,向国务院报告,经赵紫阳批准,拨给资金,来港经营;并获批准,可以经营地产、股票。由经济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张劲夫具体负责,与王光英直接联系。

王光英到港后,大张旗鼓宣传,轰动一时。王光英讲,他自己的级别超过正部级,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他代表国务院来投资,公司的名字叫“光大”,是赵紫阳批准的。他并说,开始想叫紫光,赵紫阳感觉不好,才改名“光大”。

刚开始,王光英雄心很大,当时香港正处地产低潮,他同李嘉诚有关城市花园的交易,轰动香港。王光英讲,这是他看好香港前途之举,可是事隔不久,他又毁约。

北京有关部门和光大公司内部,对其经营手法和内部管理,反应很大。光大的干部都由王光英本人亲自挑选,来港后,凡是顺他意的,就信任;有不同意见的,就歧视、排斥。王还是天津市委的统战对象时,天津市统战部有位干部负责照料王光英,获得王的信任,被调来光大。这人因向王光英提了些意见,王马上就排斥他,发展到在内部采用文革手法,开批判会,斗争他。这位干部向北京有关单位、港澳工委做反映。我们去了解情况,过问此事,王光英因而不满。

我到北京与张劲夫谈此事,张讲:“我管不了他。”要我直接向赵紫阳反映。我找赵谈,赵交代:“以后光大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我向张劲夫讲了赵的意见,张劲夫摇摇头说:“你最好要赵紫阳有个文字的东西给你。”我有什么办法去要文字的东西呢?不久,张劲夫对我讲:“光大的事,我也不管了,我没有办法管这个事。”

自称是南美华侨的富商张少皇,二十九岁,在香港社会突然出现,大搞房地产经营,引起各种猜测。张少皇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剪彩。这个公司得到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宋庆龄基金会的会长是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副会长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我去北京多是这位副主任接待的,彼此很熟悉。他出面讲,康大姐希望我支持。他说:“这位张先生很爱国,对国内事业很热心,捐助了二百万港币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这样,我答应参加开幕。张少皇就在香港刊登了公司开幕典礼的广告,宣扬许某人将出席剪彩。

为慎重起见,我查了张少皇的公司注册情况:注册资金是几万港币,实缴资金只有港币二元。我感觉有问题,在那位办公厅副主任以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名义来香港参加开幕典礼时,我没有去,而另请乔宗淮陪他。乔宗淮回来,我问情况,乔也觉得有些现象不寻常,据说,张少皇发了请帖给不少巨商,结果都没有看到巨商出现。

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少皇是王光英未来的女婿,得到王光英在经济上的支持,而且生活阔绰。

不久,便爆出张少皇的骗局。辽宁省驻港一个公司认为,宋庆龄基金会康大姐与王光英都支持他,这个人一定可靠,借给他两亿港币。张少皇拿到这两亿贷款,用了二百万捐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其余就成为他炒房地产的资本。辽宁的公司发现可以,追索借款,张少皇已不知去向。经过律师与张的同伙交涉,收回了部分借款。

国务院改组光大公司,这已是“六四”以后的事,详细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对“中信”公司的反应也大。按北京公布的治理整顿材料,中信搞了外汇上的非法经营。一般的看法是不止于此,工委就收到很多反映。

由于这两家大公司的“整顿”,都是国务院直接调查处理的,尽管工委将各界反应向北京做了反映,但国务院并无下文。

在香港进行经商活动的高级干部子弟,我知道的近二百人。我让乔宗淮经常同他们联系,对他们做些工作,希望他们不要出事,否则,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乔宗淮也曾因一些人同我见面,我向他们表示,我会尽可能支持他们正当的经商活动,希望他们遵守香港市场的法规,能够公私分明。确有不少高干子弟能做到这点,反映最好、作风正派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仲翔;反映最不好的,一是某人的女婿,一是某工资,两人都公私不分,发了大财,生活奢侈。一个已移民澳洲,中央决定调他回内地,但他已事先移民走了。一个仍在香港继续发财。工委拿不到证据,又无法调查,反映也引不起重视,真是无奈。

新华分社下属的鑫隆公司,最初的负责人是薛文林,他当时是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北京总行要他退休,我出面借用,留在香港,让他担任鑫隆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薛文林曾任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负责人,对新加坡很熟悉。他到任鑫隆之后,与新加坡一商人合作成立公司,经营皮革、药材,上了人家的当。他使用一个从上海调来的干部,竟然在对方商人没有交货的情况下,就开出信用证,付出二百万美金。

调查发现,这很可能是一个共谋的骗局。这个上海干部的老婆与那个商人合作搞了个公司,但又查不出证据。

鑫隆公司在八七年股灾中,经营股票又损失近千万港元。连同被骗的损失,共计亏损一千多万美元,即一亿多港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换公司领导人,由澳门分工委书记周鼎,介绍原深圳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孙海峰代替薛文林。

新华分社具体分管鑫隆公司业务的是副社长郑华。他常过问具体业务,也丧失了一些机会,例如还在薛文林负责鑫隆公司时,香港普庆戏院地段,业主准备脱手,开价两亿多港币,探鑫隆的意愿。由于普庆是放映电影的重要据点之一,薛文林很想买下,文教部也很积极,他们找郑华。郑华就在开会时提出来讨论。我虽然赞成此事,但看郑华没有表态,为了照顾他的威信,我就讲:“具体业务是你们董事长、总经理的事,不要讨论了,还是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会后两个月,我从报上看到,才知道他们没有买,失去一个机会。

中资机构在香港的改革发展,固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在业务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营管理的经验,并认识、团结了一批朋友。

 



第十章 香港经验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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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杨奇等人主编的《香港概论》第一册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这就是“香港现象”。书中对香港经济高度发展的特点一一列举,并进行概括。我想有兴趣者,不妨找这本书一阅。

香港面积很小,港岛、九龙、新界合起来,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也很贫乏,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四十余年间,香港由一个贫穷的殖民地城市,发展成世界著名的金融、贸易、运输、信息和旅游中心,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国际大都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现在香港富甲一方。几年前,《信报》林行止先生就曾讲:“按总的财富计算,香港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现在恐怕已是大大超过了。不管按中国的统计,还是西方的统计,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约一万五千美元,直追日本。最近有报刊报导,香港人口居世界第九十位,但已成为世界第十位经济实体,超过许多大国,九二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四百亿美元。可谓惊人。

在举世许多地区经济不景气时,香港为何还能有这样的发展?探索其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都说香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确是如此。香港面积虽小,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背靠中国大陆,面当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要冲,不论由东往西,或由北往南,香港都是中途站。维多利亚港港阔水深,中年不借兵,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天然海港之一。

虽然香港资源贫乏,二次大战后,香港因地缘关系,在政治、经济上都成为两大阵营的边缘地区,成为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避风港,给香港带来新的资源,即廉价的劳力、宝贵的人才,和丰富的资金。

虽然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城市,但战后英国逐步改变了统治方针,采取政治上怀柔,由完全独裁,逐步改变成为所谓咨询民主的精英政制;经济上,积极贯彻不干预政策,创造了香港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条件。所谓软条件是指香港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法律和政策,特别是低税、窄税政策,以及后来设立廉政公署施行廉政政策。硬环境是指香港进行一整套有规划的现代市政建设,包括金融、交通、电讯等各种服务设施的建设,使港人得以在这样优越的投资环境中充分发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不立即收回香港,并派出干扰,坚定地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来稳定香港,香港才有可能一直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给香港的经济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因此,中国的因素是香港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我第一次到香港时,一位香港资本家讲了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讲,香港是在夹缝中钻空子发展起来的。我想,香港人钻空子的精神很了不起,见缝就钻,不仅是香港的缝、内地的缝,而且是世界的缝;钻缝精神越来越精,水平越来越高。这实质上是一种积极的适应精神,是一种寻找机会紧抓不放的精神,香港得以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讲,香港把每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机会都充分利用了。利用韩战、越战的机会,香港不但成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之一、休息基地之一,而且由于中国打破封锁,香港实际上成为外国商品向中国国内走私的基地,香港不少资本家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很主要地是当年靠走私起家,不仅他们个人得益,香港也从中得益。

在世界经济转型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劳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移过程中,香港又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廉价劳动力,使自己低成本产品向国外,特别是美国倾销,当时香港获得大量的配额,在七十年代后期,香港成为以纺织品为主的出口中心,就是利用世界经济转型机会的结果。

顺便说一个故事,香港有一个年轻资本家,三十多岁,经营纺织成衣,主要做牛仔裤,很遗憾,我记不清他的名字,只记得人称“裤子大王”,他是广东惠州人,文革中他是红卫兵中的“逍遥派”,偷渡到香港,开始在小成衣厂里做工人,自己份内工作做完后,主动帮老板做杂物,老板赏识他,提拔他当监工,以后又提拔他当副厂长,帮助经营。在七七年石油危机中,香港经济不景气,老板无意经营,就把工厂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他。他在此基础上,接受了美国的订单,又争取到配额,就这样起家了。

我去看他时,他已经在美国有了分公司,在香港、非洲、大陆办了十多家成衣工厂,不但拿到香港的配额,而且拿到大陆的配额,销售额一年达到两亿美元。这可说是香港人抓住机会发展很典型的例子。这位青年人吃素,还没有结婚,很艰苦朴素,他把他兄弟从广东接到香港,在自己公司里分别负责,我同谭茀云一起去他工厂参观,他摆开架势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多小时,讲他如何运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来经营业务起家的。他把《毛泽东语录》稍微改变就成为他对职工教育的思想、条约、规则,在工厂的墙壁上到处贴标语。他告诉我,他是凭一本《毛泽东语录》起家的。我看他不像是故意讲奉承的话,是把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市场经营中了。我当时问他,像你这样的人香港有多少?他说:“不止我一个。”我听后很感慨,社会上传说:“内地一个虫,到香港成一条龙。”很形象地说明内地这套制度,限制了人的发展,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再说一个“虫变龙”的故事。刘永龄是六十年代到香港的,刚到时,身上只剩二十块港币。我在香港工作时,曾到他家去,他的家不比包玉刚的别墅小。

他与南京第八机床厂、苏州长风机械厂合作生产铸塑机。当时,大陆的塑料工业刚开始发展,铸塑机需要量很大,他采取来料加工的办法,从国外进口一些不见,在这两家工厂搞大的铸件,然后装配成机。事实上,以成机的工作量计算,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内地自己加工的,基本上可以讲,是内地自己制造的产品。可是当时中国的政策规定,来料加工产品不算中国制造,基本上要外销。刘永龄钻空子,采取所谓外销万聘国内提货的办法,把产品在国内销售,就这样发展起来。而后,他在沙头角保税区办了加工厂,很成功,经过香港有关机构评估,价值超过他原来的投资。再用抵押资产的办法,又向香港银行贷款,在深圳蛇口之间建了一幢面积十万平方米的工厂。

八九年新厂开幕,我去剪彩。他当时告诉我,准备招收一万员工,现在已有三千人,其中数百个是中国各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他已不仅是制造铸造机,还生产一些机电产品。开幕那天,他同时邀请了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参加。他告诉我,他同这五个注明大学签订合同,搞科技开发合作。我感到他看得远,取得科技开发之先,成就不是偶然的。他现在聚集了几百个大学毕业的科技人才,又同五所名牌大学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可以说,在香港商人中能这样做的,他是第一人。在言论上,他也有独到见解,他表示不赞成共产主义,赞成现在中国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商人钻空子的精神,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中国是香港商人投资的主要地方,九零年以前,外国、外地区到中国内地的投资,香港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虽然台资、外资大量涌进,香港资金投资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现在不仅香港的中小商人进行内地投资,一些大的商人如李嘉诚、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也进去了。他们必然会有一番作为。

可以说,世界和东南亚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机遇,香港都没有丧失,都得到及时的发展。香港已成为自由、开放、多元化的市场,在很小的体积上,发挥了很大的能量。现在香港的商人、资金遍及全世界,也可以讲几大洲都已不同程度地成为香港的商场与经营舞台。

香港,确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奇迹。

56

一九七八年,我和国务委员谷牧访问日本,对横滨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八大城市中,中央政府对其他城市都需财政补贴,唯有横滨市能自给。我们参观该市时,市长专门介绍他们的经验,我很感兴趣,问得比较具体。谷牧取笑我,对市长说:“许先生对你们的经验这么感兴趣,是想把你们的经验用到江苏去。”

横滨市之所以能自给,主要是市政府自己经营了许多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为了建造世界博览会会场,他们削平山头,用山石填海,造起一片地。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德国银行贷款。银行同他们一次签约,分次借款。

我当时不懂为何向银行贷款,要分多次?我请教横滨市长,他解释,第一次的贷款用于开发,初步开发之后,就转让给商人继续开发,商人要交百分之几十的订金,市政府用订金开发新的项目,而银行的第二、第三笔贷款是用来偿还利息的。市长表示,不仅在海里填地,山上削土平石处又有了一片新的地,又可以开发山上这片地。这些土地开发,都由市有公司主持,市政府靠这些市有企业自行解决税收不足、市政经费困难的问题,所以无需中央政府再给予补贴。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经营房地产开发得益的认识。

到香港工作后,我感到香港人对房地产的做法,至少不必横滨市差。

例如前国民党将军王耀武的女婿黄锦辉,在新界开发房地产,建了一片新村。因为费彝民同黄锦辉的关系好,就竭力向我推荐,为他的开幕式剪彩。我答应了。

费彝民的儿子在黄的公司做经历,开幕那天,他来带我去开幕式会场。途中,在汽车里,他就向我介绍他们的做法。黄锦辉当时在新界花了一亿多港币买下这块地,开发以后,就卖楼花。所谓卖楼花,就是房子没有造起来前,只有设计图纸,就开始出售,买主需付一部分订金。

黄锦辉所建造的新村,买主订购先付百分之三十的订金,有了这笔订金,建房的成本就够了,不需再向银行贷款,就可以经营下去。分期付款使得较多的人负担得起买房子,卖主也就比较容易销售。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加快房地产的资金周转,给我印象很深。

我向赵紫阳、李先念汇报了这种做法。我说,香港的房地产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香港房地产发展很重要的经验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土地所有权属香港政府所有,使用权实行油价转让,并且使用有限度,港岛是九十九年,新界是七十五年,我建议国内是否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发展房地产,所有权是国家的,公有的,不损害公有制,使用权可以属于私人。他们虽没有表态,但看来是注意的。

在运用银行资金、社会资金方面,香港人十分精明。从香港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建酒店的做法上,可见一斑。香港商人到内地投资酒店,动用自有资金很少,收益却很大,他们主要用银行的资金,而且开始时,由中国银行担保。从酒店的选址、设计、施工、安装、内部装修到营业,几乎都由港商一手经营,往往在购买材料、设备,内部装修的过程中,已把投资收回,还取得了盈利。我起初对有些酒店由中方出地皮,港方控股经营,十五年、二十年后酒店归中方所有的做法不够理解,后来才搞清楚。因为酒店归中方时,香港商人几乎已经坐收盈利十五至二十年了。

香港社会开放,信息灵通,商业竞争激烈,使香港人在现代市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能很快适应并采用新做法;并且不断改进,日新月异。八六年,香港一位企业家向我介绍基金会这种投资形式,当时在香港没有几家;没有几年,已被广泛采用,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香港人接受并运用现代最新进的工具和管理方式,非常迅速有效,背后动力是香港特有的文化形态(同时,它本身也成为香港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正是香港能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要从香港发展的教育背景讲起。香港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以英语为主,英语成为中上层的第一语言,政府的文稿、公司与机构往来的文件,都以英文为主。正因为有这样的语文基础,香港人才可以无需倚赖翻译,阅读世界各地通商;世界各国商人来活动和经商,也因共同的语言工具而倍感方便。

香港的中下阶级仍以广东话为主,但香港的广东话不同于广州的广东话,它吸收了大量的英语词汇,成为普通民众都能使用的词汇,如公共汽车叫“巴士”(Bus),打球叫“打波”(Ball),出租车叫“的士”(Taxi)等,不胜枚举,有些人讲,香港文化不中不西,中文、英文都不精通。认为是一种倒退,我不以为然。我认为香港文化融汇中外文化,有其进步的一面,不能只看它继承、吸收固有文化有限制的一面,还应看到新发展的一面。

香港的语言、文化,成为香港有利国际交往,迅速吸取现金经验的优势条件,这个条件在远东大城市中,除新加坡外,东京、上海、台北、汉城在短期甚至长时间内,都难具备,无法替代。这真是香港得“英”独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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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57

利用香港经验,开发海南特区,是我给邓小平的一封建议信中提出的构思。

大约八六年我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会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他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他说:“我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开发海南。但有个条件,你到海南当领导——你可以兼(职),或是我组织一个公司,请你当董事长。”

我到港不久,李嘉诚曾表示无意到内地投资。他当时抱怨说:“我项目还没有谈成,就有人说我赚了国家多少多少钱。我决定不再到国内投资,要我捐款可以。……”这次他主动提出要到海南投资,完全出乎我意料。我连声赞好,但也解释:“我已七十多岁了,要我去海南当第一把手,已经超龄,中央不可能让我去。我年岁太大,精力也不济了。要我当董事长,我们中央也不可能同意。不过,如果你去投资,我可以当你的顾问,我估计中央可能同意。”

我估计,李嘉诚担心去内地投资,各方面关系很难处理。我可以他顾问身份,帮助他处理这个难题,多少大小他这方面的顾虑。

李嘉诚听了我这番话,问我:“李鹏飞当董事长,你看怎么样?”我表示:“只要你信任,就可以。”我答应李嘉诚,向中央反映他的打算。

我当时考虑,如果李嘉诚真能到海南岛投资,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可是,海南岛我从未去过,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也是间接得来的。我便下决心,要去看一次。当时正值全国人大开会,我找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表达想要利用大会开分组会期间,去海南参观的愿望。他们都表示欢迎,叶选平并表示,他是代表团团长,不便请假,不能陪我,随机电话告诉海南行政区党委,为我做了安排。

我向大会秘书长请假后,就迳去了海南岛。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接待我,并陪同绕了海南岛一圈。姚文绪及海南区、县、市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情况,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唯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欠缺的是,只待开发。

我向姚文绪讲了我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并说,海南从“汽车事件”后[注],这样把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我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我理解,他对建大特区,能否获批准,没有信心。

注:海南岛汽车事件。一九八三年一月,胡耀邦、赵紫阳、谷牧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海南岛,决定加快海南岛的改革开放;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记要”的文件,同年十月又发布“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

凭借这八项规定,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十七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这是其他经济特区没有的特权,而且规定海南岛组织出口所得的全部外汇得以留用,这也优于其他特区,以深圳为例,规定七成留用,三成上缴。

在“八项规定”中,没有明确海南岛进口这十七种商品,不得转卖到大陆腹地,而海南与大陆腹地之间没有海关,这就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再转卖到大陆腹地,成为一条畅通无阻的致富之路。

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当时,一辆十二人座客货两用车,进口价五千美元,转手可净赚一万两千美元,一时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转卖汽车数以万辆计。

附带汽车厚利的,是套汇的厚利。海南岛进口汽车的外汇,都是用高价套购来的,有报刊指出,海南一个单位,一次便从银行提取一百万元人民币现款,用车拉到深圳等地区套外汇。海南岛的外汇黑市买卖更是盛行。

就在海南进口汽车转卖的高潮中,广东省长梁灵光向中央汇报海南的混乱情况。八四年十二月,副总理万里率工作小组,调查汽车时间,并迅速制定紧急措施,包括立即冻结运抵海南的汽车,由中央安排运离,中央按统一牌价(一美元兑2.8人民币)向海南收购汽车,不许自由买卖;所有与外商签订的购买汽车合同,一律暂停执行,外商要求索取赔偿的问题,由中央统一处理;已卖出的汽车,要追查外汇来源及税项……。

紧急措施贯彻后,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汽车和进口物资挤压,高价进口的汽车被中央调走,中央只付给按平价外汇折算的货款,使海南各公司过去转卖汽车所赚的巨额盈利,顷刻间亏蚀。

回香港后,我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我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盗),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我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赵在我的信上批示:(大意)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很快地,中央任命原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为首的建省筹备组,进入海南。海南要建省和设大特区的消息轰动了国内外,考察投资、洽商、求职的人潮,源源不断地渡过琼州海峡。海南还未建省,就已经热火朝天了。

海南于八八年四月二十五人正式建省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邀请我做顾问,中央也予承认。遗憾的是,特区政策一直没有完全落实,李嘉诚投资海南的事没有取得进展。

开发海南岛的想法,是我从认识香港开始,体会到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实体和经验的过程。我到香港工作后,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需充分利用香港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一开始认为香港只是进出口的渠道、跳板,到利用香港吸收外面的资金、人才;到认识到利用香港经济发展的经验;到利用香港英国政府管治成功的经验来制订基本法,以至利用港人中西融汇的独特文化;这是一个几年来逐步发展的过程。

利用香港的经验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领域广泛,内涵丰富,现在要把这认识完全整理出来,还有困难。但我认为,在中国廿世纪末、廿一世纪初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道路中,充分利用香港经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人们越早认识它的价值,将会越快越多地对内地、对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

58

一九七八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与上下文似乎不相符,疑为“一九八八年”之误),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希望我对利用香港、开发内地的问题,为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因此,新华分社调研室根据我的意见,起草了文件的初稿。张劲夫受赵紫阳的委托,在深圳召集了两次座谈会,研究讨论。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一些在香港中资机构做经济研究工作的学者、新华分社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张劲夫还从北京请来一些专家与会。

会议之后,新华分社研究室根据会议的讨论意见,对文件初稿做了修改,交给张劲夫,张又亲自做了一些修改、补充,形成一个正式文件,由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以此文件内容为基础,我写了篇文章,在《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充分发挥香港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我们只是提沿海地区,但实际上是着眼全国的。这样提法上只是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让沿海地区首先同国外市场结合,进入国际市场,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先行一步,这也是中央全面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文章着重讲经济上充分利用香港的问题,没有探讨政治上、文化上如何利用香港。我提出,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谁充分利用香港,谁可能将来得益最大。我们中国内地应该最充分利用,因为香港是中国领土,是当前唯一在英国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不管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考虑,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特殊资源,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服务。

当时,内地对外面情况了解很少,而且很慢,如何把香港经验推向内地?如何充分利用香港这个信息中心,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信息网络?为此,我们在香港一直进行让内地多了解香港的努力。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刊物、印刷品,将香港的信息经验发往国内,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材料,还经常在新华分社编印的《港澳情况通报》登载,以便让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市、部委的负责人尽快知悉。

以前,中华总商会不定期地在香港开办训练班,专门培训内地一些中级干部如工厂厂长、省、市的经济管理干部等,向他们介绍一些香港的情况、香港经营的经验,组织一些短期的参观,每次一至两个月,这个办法很好,这些人虽然不能完全了解香港,但可以打开眼界,开拓他们的思路。

我提议并在深圳也办了这样的训练班,请香港的学者、企业主管到深圳讲课,这样参加的人可以更多一些,同时,把香港培训班的档次提高,由培训中级干部改为培训省市级负责人,让负责经济工作的副省长、副市长、副书记来学习。

八八年我到河南省参观,原南京市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南当省长,我与他比较熟悉。我看了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同当地的领导干部接触之后,深感他们对外面情况了解甚少,对经济改革的想法保守。因此,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到香港、深圳去看看?他们回答:“去看了,我们也学不起来,没有条件学。”

我向程维高建议,我说学得起、学不起是另外一回事,首先要开拓眼界与思想,现在他们这一级干部对外面情况知道得太少,现代社会的知识太欠缺,这种现象应该改变。我建议:县以上干部分期去香港参观,可以由省负责人,或者地(委)、市负责人带队组成参观团,一年组织几批,一批几十人,去香港参观;县以下干部,可以到广东、深圳去参观。我说,只要你们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人,或其中一人写信给新华分社,我们可以立即就批。程维高当时听了非常高兴。

我回香港后也特别通知有关部门,要他们注意这件事,可是后来,我看河南方面来的人仍然很少,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经常在香港或深圳组织一些研讨会,听取各方面对国内改革开放的意见,这里我想介绍两位热心将香港经验向国内推广的人士。一是罗桂祥,他在八八年提出有关商业改革的建议:发展民营,改变国家垄断商业批发、零售的情况,换言之,商业流通由国家独家经营,改为多种经济成分来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罗桂祥的建议书里还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商业发展的情况。

我看了罗桂祥的建议,立即直接送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看了建议,很快就批示:(大意)这是一个很大胆、很好的建议,要赵紫阳研究。赵紫阳即批给当时的商业部长刘毅,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过后,我去找刘毅询问研究结果,他说,其他意见都很好,就是开放私商经营批发业务,还不能同意。因为我同刘毅比较熟,互相谈得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小平都认为大胆,大胆就在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经营。”我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方案。以后我看商业部门实际上也逐步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可以说,外面的信息和改革建议对内地起作用,香港是有贡献的。

还有一位是查济民。他在八九年,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两个重要建议。一是在广东、广西,搞一个开放的大特区,采用香港的经验和法律来开发和建设。二是建议在上海、福建及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采用台湾的经验和法律,建设另一个经济特区。他提出一个方针性的意见,就是经济改革迈大步,政治改革走小步。

我对查济民的这一建议很感兴趣。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我向他建议,将采用香港和台湾法律的提法修改一下,便于国内易于接受,尽可能减少误解。

查济民的建议书是“六四”以前提出的,我提出了上述意见后,他拿回去修改。“六四”之后,又交给了我。那时送中央已不是时机,但我还是决定往上送,果然遭到江泽民、李鹏的批评。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仍然送去,是因为这样的建议实在难能可贵,希望邓小平能看到,有所考虑。

我在八七年调查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发展情况时,感觉如果香港经验同内地结合,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广东省顺德县有一个小厂,生产结合灯具的吊式电扇,专销美国。工厂向我们介绍,美国人喜欢这种电扇,因为既可调节空气,又可作为室内装饰。这家工厂与香港合营,港商把美国市场需要的式样了解清楚,向工厂提供样品与设计,他在接受订单时,可以做到依据美国客户需求,立即修改设计。一个电传,当天即通知工厂。工厂马上可以改出来,以最短时间交货。内地工厂一般对外面市场要求不清楚,有时虽知道货不对路,但要及时了解,及时更改,就很困难,香港商人起了灵活反应的作用。

这使我得到很大启发。内地工厂由计划生产转为市场生产,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香港商人可以起很好很重要作用。有些工厂某些零件、设备,中方自己搞进口,要经过层层报批及相当繁杂的手续才能解决,而且外汇也很紧张。现在同香港商人结合之后,他们可以及时把需要的设备、材料送到国内,往往随着样品、图纸之后就解决了问题。

香港商人纷纷到珠江三角洲、深圳设厂,或利用内地原有工厂加工产品,或来料生产香港设计的产品,港商在这种“前店后坊”的形式中,起了生产经营组织的中介作用,内地的产品向外面去,外面的资金、人才、技术进来,通过香港的商人在起作用,也可以讲是香港经验在起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内地可以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很快学到香港的生产经营经验。这个作用应该充分地发挥。

外面的资金到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始终占第一位,香港银行界对内地提供资金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我考虑让香港的中资机构,利用香港的资金进内地投资,凭借他们在香港建立的信用,向香港的中、外国银行贷款,然后到内地投资。我向赵紫阳、姚依林、张劲夫谈这个问题,建议能否让香港中资在内地投资时也可以享受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赵表示可以考虑。不久,国务院正式发文,宣布香港中资去内地投资、合资,都可享受外资一样的优惠待遇。这就是后来被谑称为“假洋鬼子”的政策。

这政策使香港中资进内地投资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对中资带领外资进入内地起了促进作用。原来外面不少投资者进内地信心不足,担心手续冗长,关系复杂,进程缓慢。现在可以由香港中资出面处理,容易打通上下层关系,有利事业进展。中资还可以在香港为内地做担保,很受外面投资者的欢迎。

59

洋浦在海南岛西北部,属儋县,虽然具有建设天然良港的海湾,一直没有开发,仍然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沿海是荒芜的盐碱地,丘陵高低起伏,只有仙人掌一类的沙漠植物。

洋浦开发计划,是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与海南省直接洽谈的。于元平曾找过我,海南省长梁湘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因整个海南特区的政策,迄未落实,赞同先在洋浦突破。于元平也直接同赵紫阳、王震有接触,王震也表示支持。王震同梁湘关系较好,对梁湘比较欣赏,他在经济改革开放问题上并不像他在政治上那样保守,对海南和洋浦的开发,一直是支持的。

海南以很便宜的价格把洋浦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熊谷组,使用年限七十年,由熊谷组开发,采取香港的做法,使洋浦成为一个自由港,海南特区中的特区,四周用铁丝网同海南其他地区隔绝,成为第二关税区,产品自由进出,可以减税或免税。产品由洋浦进入海南其他地方,则需纳税。在洋浦开发区内,经济上的开发和经营完全由熊谷组组织的公司自行处理。市政管理、社会治安、税收,由海南政府成立特区管理。于元平初步的方案是搞三个区域,一是工业区,包括港口、重工业区和轻工业区;二是住宅、服务区;三是旅游区。他们准备争取各方面的财团,共同开发,但以日本的财团为主。于元平告诉我,按此设想,第一期工程,起码要一百亿美金。

这是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大胆设想,我当然支持。我同赵紫阳谈过,他表示知道这个事情。

由于梁湘的海南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如常务副省长鲍克明。鲍克明利用全国政协四名委员到海南考察改革开放的机会,向这四名委员讲洋浦开发的问题,认为是一种丧权辱国的做法。这四名委员听进去了,回北京写报告,指洋浦开发是出卖国土、搞新的租界、丧权辱国等等。这种看法在全国政协得到主持政协工作的常务副主席王任重的支持,后来又得到李先念的支持,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展开讨论;一百多名政协常委附署了这个报告,反对洋浦开发。李先念把报告签发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给赵紫阳处理,赵紫阳只得先把这件事搁置了。

海南省的领导人很着急,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一再向中央申述,要求批准,得不到批复。他们同我见一次面,就把我当做“援军”,要我代为争取。我找王震、赵紫阳谈过多次。赵紫阳做工作,全国政协又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调查,改变了态度,重新写报告,原则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见。海南省也乘机重新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邓小平这次在报告上有了批示,明确指出:海南省开发洋浦的政策决定是正确的。报告转到国务院,等李鹏批准。我又一次找赵紫阳谈此事时,赵告诉我,报告已到了李鹏处,让我直接找李鹏谈。

我前后同李鹏谈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政协重新派人去调查之前,第二次是李鹏从日本回国之后,第三次是“六四”之前,中央已决定赵紫阳下台,找各地负责人打招呼,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同李鹏谈了洋浦开发问题。

李鹏对我讲:“我到日本了解了,熊谷组不是实力很强的财团,我们不能把土地一次全批给他们。要以项目带土地,项目多大,需要多少土地,批多少。”第二次、第三次谈话,都是这样的说法。他不理邓小平的批示,不赞成把洋浦土地一次租给外商、成片开发。

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当上总书记后,找到我谈了一次话,我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新的中央考虑这件事,我讲:“这件事如早一点批准,可以让外界认为新的中央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江泽民表示,李鹏当天才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赞成李鹏的意见,还是让李鹏处理。这样,我明白,虽然邓小平有了明确的批示,由于江泽民、李鹏的阻挠,洋浦的开发,短期无望了。我把情况告诉了许士杰。

这时梁湘已被江、李扣押软禁了。新的中央认为梁湘在“六四”事件上,支持赵紫阳,派调查组到海南调查了三个月,没有查出任何证据,便以莫须有的“以权谋私”的“罪名”,将梁湘扣押。可悲的梁湘直到被软禁之前,一直兴高采烈地,以为中央要讨论和批准洋浦开发计划,因为江泽民、李鹏是用专机接许士杰、梁湘,骗他们到北京“讨论洋浦开发计划”的。他们刚下飞机,梁湘就被带走,隔绝软禁了。

我来美之后,在报上看到,洋浦开发计划又重新开始,我想,这是邓小平南巡后,在国内澎湃而起的改革开放大潮的压力下,江泽民、李鹏不能再阻挡,也阻挡不住了。看到这种发展,我想,已经安息的许士杰、坐在轮椅上的梁湘,同我一样,会感到欣慰。

60

成立港澳国际公司的初衷,是根据邓小平、廖承志的设想,把香港部分大资本家组织起来,成为日本“经团连”式的集团,以期不但在经济上,将来也能在政治上逐步发挥作用。经团连是日本各产业界组成的经济团体连合会。

这个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香港华人大资本家依赖性强,独立参政意识薄弱;第二,他们大都自己发展生意起家的,一般不喜欢同别人合作,不想居人之下。我们请他们参加投资合营——包括包玉刚、李嘉诚,他们情难推却,勉强参加,最多投资一千万港币,是一种“应酬”的态度。没人肯当董事长,最后勉强让曹光彪出任。在华人资本家中,曹并非第一流的,更引不起大资本家的兴趣。

后来,我考虑,如何把香港和国外的资金通过一个机构,向内地引进。不久,恰好经贸部要华润董事长张建华退休,我向外贸部商借,同意张建华留港接替曹光彪任港澳国际董事长。

我到香港工作不久,曾向国务院要求批准两亿美元给新华分社,在香港搞贸易,当时的想法是,既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直接学习香港经营的经验,也能通过贸易逐步解决驻港机构的经费问题。因为我估计,今后工作要发展,可能要多花钱。除新华分社本身外,还要津贴一些部门和报纸。开展社会活动也需要花钱,国家拨款要有预算,也有限额。

对我们的报告,财政部采取有条件的支持,同意先拨一亿,五千万是国家拨款,五千万是向中国银行的贷款;要求三年以后,新华分社经费自给。

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批准了这个报告。赵紫阳知道后,向我表示一些疑虑,他说:“姚依林批准,我不反对。我的意见是你要考虑一下,假如新华分社也搞贸易,会不会同其他中资机构产生矛盾,影响领导和仲裁的作用。”

我向他表示:“既然已经批了,我会注意你的意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赵就不再表示什么了。

起初,新华分社只在港澳国际公司参加一部分股金,张建华去了后,就从中央拨来的一亿美元中,划给港澳国际七千万,我对张建华讲,假如华人、华侨资本家的资金愿意留下不退出,我们欢迎,假如要退,连几年的利息一起发回。

后来,他们陆续都退出了,港澳国际基本上变成了中资机构。当时,除港澳国际外,新华分社还办了一个商业机构——鑫隆公司(前文已提及),这两家公司都由新华分社直接管理。

这样的变化后,我们对港澳国际的要求也改变了。要他们把引进香港资金到内地去投资,作为主要任务。港澳国际就此从这一方面逐渐发挥作用。

当时,海南刚刚决定建省,设立大特区,向外开放。海南用电非常缺乏,港澳国际公司就率先在海南建了三平方公里的工业开发区,并投资筹建马村电厂。张建华完全采用香港的做法,同上海有关部门签订合同,把设备和基本建设都包给上海市,一年为期,从设计、安装到建成,如都能如期完成,奖励八十万美金;如有延误,按天数扣罚款。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在除夕那天,召开三百人的会议,动员如期完成这个项目。最后,马村电厂提前建成了。

马村电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在中国电厂的建设史上,首创先例。

胡应湘曾向我宣传建设高速公路的优越性。他说,他做过比较,一条高速公路的运输量,不比一条铁路少,而且前者更便利。胡讲,他要建设深圳到广州和珠海的高速公路,建成后,还有意建广州到武汉的高速公路。

从胡应湘那里,我接受了要多建高速公路的设想,我想促成早日建成上海到南京、上海到宁波的高速公路。

我向赵紫阳建议,从上海的作用谈起。我说:“上海的能量大,上海的地理位置、轻重工业基础、技术基础、上海人做生意的经验,都是潜在的巨大能量。假如把上海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以道里计。”我建议中央考虑这件事。赵紫阳没有立即表态,我看他是听进去了。我还认为上海那几年的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上,思想保守。基于这些想法,我想先促成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八六年春节,除夕那天,我实现征求浙江省省长沈祖伦、江苏省省长顾秀莲、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和上海市长江泽民的同意,把他们都请到上海,在上海市委康平路的小礼堂开会,商量筹建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事。上海市由前后任市长汪道涵、江泽民参加。汪道涵当时是华东经济协作区办公室主任。江泽民要我主持,我讲,还是请汪道涵和你主持,你们是“地主”,我是来促成这件事的。这样,江泽民主持了会议。

江苏、浙江两省省长分别讲了他们的想法。江苏想靠国家投资和外资来建设,浙江同样,但浙江准备自筹一部分资金。两省都很积极,浙江更积极一些。

交通部长钱永昌表示,这两条高速公路,国家准备作为交通建设的重点项目加以批准,列为国家“八五计划”(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国家都会有拨款,但主要靠自筹。

我建议:可不可以运用外面的经验,用商业经营的办法,国家批准项目,资金采取集股的办法来筹集,主要向银行贷款。地方上愿意自筹,同样作为股份。我建议成立两个公司,上海、江苏、交通部、港澳国际成立一个公司;上海、浙江、交通部、港澳国际成立另一个公司。一家开发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一家开发上海经杭州到宁波的沪杭甬高速公路。。国家假如批钱,可做为交通部的资金投资,拆算成交通部的股份;资金主要由国家出面,向香港银行借款;港澳国际和香港中银出面牵头。公路用地,一部分向群众收购,也可试验,把土地折价入股;当地群众参加公路施工建设,劳力折价入股;参加建设的老公,发给他们日常生活费用,其他报酬发给股票。建设可以分段进行,开发一段,利用一段,短期内就可以有所收益。这样做,比单纯依靠国家拨款或向国外政府、世界银行贷款更容易些,更快些。我还建议:可以向中央要求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这两个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和开发后若干年,可以减税、免税。用的钢材、水泥,由地方上拨出一些中、小水泥厂和轧钢厂给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作价收购,专门为公路建设生产水泥、钢材;国家对这些材料减免征税。沿公路设若干工业开发区,公路建设公司可获优先开发权利。这样,我们可以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创出一条新的路子。

我的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会议原准备开两天,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几位负责人,公推华东协作区汪道涵牵头,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我要求汪道涵在写出报告后,寄一份给我,汪表示同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下文。我给汪道涵打电话催促,也支吾以对。

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我还向广东省的负责人林若、叶选平以及福建省的领导人(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建议过,希望他们与“港澳国际”合作建设深圳至厦门的高速公路,他们都表示赞成。但广东想自己来搞,福建则表示,能否先支持他们把福州——厦门——泉州的高速公路建起来,然后再建厦门到深圳高速公路。他们的想法,我也赞成,并交代张建华同他们具体洽谈,这已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久,我就退休了。

八七年,我组织一批香港的实业家——大多是搞工业的,亲自带他们去江苏,沿沪宁线一路参观到上海,想在引进外资、支持内地改革上做一些直接的工作,取得一些经验。江苏、上海都很重视,省长顾秀莲、市长江泽民亲自出面接待,这些人看了江苏、上海之后,都非常有兴趣。

在江苏,我感觉江苏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件事不积极、不感兴趣。这个人原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回江苏,负责省的外经贸的工作,江苏地方上许多干部对他意见很大,认为他保守,在对外贸易、吸引外来投资方面不积极。碰到这样一位主管,影响这次江苏之行未能取得具体成果。

不久,我又带一批人去苏州,港澳国际的张建华也同去。此行原想具体促成一些项目,事先,我传话给省委:“假如省长不来,我们就不来了。”因为省长不来,确定项目的可能性便减少了。因此把省长顾秀莲“逼”到苏州,确定了一些投资项目,初步达成了协议。会后,那位外经贸主任竟然借口不予同意,省长对他也没有办法,我很失望。

同一年,我又第三次去江苏,直接去苏州。我想,省里阻碍大,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积极要发展,可通过苏州市来“突破”,介绍一些不需省里批准,适合县、乡镇工业的中小项目给苏州。果然取得一些进展。这些都是经港澳国际公司来具体办理的。后来,港澳国际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都成立了分公司,不断发展业务,对进一步利用香港的条件,支持内地开发、改革开放,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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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十一章 敏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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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报刊密集度在世界各地是少有的,据有关部门向我介绍,香港报纸有一百七十余份,其中每天印行的日报有七十余份,定期出刊的刊物有六百多种。

香港报刊的特点是商业化和言论自由,各种信息都有,而且快。日报绝大多数是综合性的,综合中也有偏重,有的偏重经济,有的偏重社会新闻。为了吸引读者,报纸比较杂志化,副刊多,副刊里讲风花雪月,评论社会百态,古今中外,各方面都涉猎。

香港报刊政论也比较多。所有主要的报纸几乎都有专栏,一个专栏作家同时为几个专栏执笔,有些专栏作家很有名,对香港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香港社会主要舆论偏向西方观念。有相当部分偏向英国,也有一部分倾向台湾,在政论和副刊专栏中,拒共和反共的言论占相当大的篇幅。

言论倾向主要定于报刊老板的政治立场,也有些是报章的主编、主笔的影响,有时主编、主笔换人,倾向也起了变化。有些报刊往往在同一个版面,甚至同一个副刊、同一个专栏里的倾向不一样,这是由于报馆老板表示自己的报纸舆论多元化,言论独立、自由。

香港的六百多种刊物,多数偏重社会性、消遣性,迎合小市民心理的文化商品。政论性的刊物不多,主要有《争鸣》、《七十年代》(后改为《九十年代》)、《镜报》、《广角镜》等。比较完整地反映中国情况,代表中国观点的刊物,一份也没有。

《镜报》和《广角镜》对中国的报导多一些,倾向中国,但两者也有区别,《镜报》对中国批评多,从内地管理刊物的机构来看,《镜报》还不能成为可以无条件进口的刊物。

电子传媒方面,电视台有两家:无线电视台和亚洲电视台。无线的收视率占多数。当时新华分社估量无线的政治观点是亲英、亲台的,以后从实际情况看,这个看法有偏差,应该说无线从商业上出发多一些,意识形态上偏向西方,政治倾向上比较中间,有些言论并不是老板的倾向,而是主持人的政治倾向。

亚洲电视台也一样,主要也是从商业出发的,政治倾向比较中间,但个别节目主持人政治倾向的不同,有时也会出现倾向台湾或英国的言论。

香港的广播电台共有十二个,其中香港电台占七个,商业电台占三个,另外两个是专为英军广播的电台。广播电台由政府新闻处直接管理,基本上代表港英政府。

总体来说,作为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媒介,香港的报刊杂志、电视、电台等传媒的总的倾向是从商业观点出发,满足各自的读者、观众、听众的需要。

受中方影响的左派报纸有五家:《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和《晶报》。五家报纸总发行量十五、六万份,约占香港报纸发行量的十分之一,其中《文汇报》发行量最大,每天也只有五万多份(包括销内地的几千份)。

在香港宣传社会主义、宣传中国政策,主要靠这几份报纸,当然,有时也利用其他报刊,但占的比例很小,例如七九年,中共中央发表叶剑英委员长对统一台湾的九条政策(简称“叶九条”),廖承志指示香港新华分社,找一份能进入台湾的香港报纸,刊登“叶九条”,让台湾有较多的人知道这一政策,当时的新华分社通过统战关系做到了,受到廖承志的表扬。

但是,从舆论的影响力而言,左派报刊居劣势——用劣势形容还不够——应该说是很大的劣势,不仅是“量”上的劣势,“质”上也是如此。因为不少港人虽然认同中国,说自己是中国人,但赞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是少数。拒共、反共言论引起他们的共鸣,在香港很有市场。

中英双方在历次民意牌斗争中,中方一般都处于劣势。这固然有中方不善于处理或处理不当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英国利用了这样一个舆论优势。

由于香港言论自由,在亲英、亲台甚至中间性的报刊上,对共产党的批评几乎天天都有。这些批评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已多数属于善意,但仍有不少是具有敌视或非善意的,这种潜在的政治倾向,即使在新闻报导中,也往往会流露出来。

由于舆论集中,信息速度快,表达形式多种多样,传媒在香港及海外的影响都很大,对人们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成都深,香港社会舆论风波很容易形成,短时间内就可以掀起一个浪潮,有时甚至会风波不断。

香港的传媒,在海外也很有影响。香港的报纸,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有当地版,实际上就是香港新闻再加当地新闻。香港的电视节目在这些国家都可以通过录影带,甚至卫星在当天或隔天可以看到,由此也可看到香港舆论对海外华侨界的影响。

北京高层对香港舆论也很重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之中的党员,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关香港情况的材料。人民日报、港澳办、中宣部都分别摘录香港的主要言论,编成“内部参考”。中央办公厅对一些重要的言论出专页的参考资料,供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委和几位老人参阅。除了高层外,香港消息在大陆民间也很受欢迎,但一般很难有机会看到,经常靠看过的人辗转相传,一般成为“出口转内销”。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内地可以看到香港报刊的,只有部、省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其他单位订阅要经部、省级宣传部批准。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订一些,数量很少。

《大公报》、《文汇报》可以直接进大陆销售,但不普遍,《文汇报》销路稍多一些,在内地很受欢迎。香港一些刊物,如《七十年代》、《争鸣》,在国内很抢手,因为这些是被禁的刊物,即使明知道有些消息不准确或不很准确,人们还是千方百计抢着看。阅读过的人,产生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消息为什么对内要限制?为什么希望知道消息还得靠“出口转内销”?

我听说:江泽民在周南接任新华分社社长时,要求他改变香港舆论的这种情况,迅予掌握。如果说,这种企图是掌握舆论,压制言论自由的话,我看现在没有可能,九七年之后也很少可能,言论自由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以大陆现在严格的管理而言,不是仍在不断有所突破吗?当然,离“九七”时日不多,中国经济也正在发展,人们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等等方面的,外在的、内在的考虑,或多或少会制约自己言论上的自由度。然而言论自由、百花齐放,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香港传媒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的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成为内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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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报纸的销量占市场比例很小。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香港销路更少,只有一些研究机关、报社、与中国做生意的一些企业,以及中国驻港机构才订阅;社会一般大众很少人阅读,谈不上影响“普罗”市民。《人民日报》改出海外版之后,看的人更少,一些机构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不满意,觉得缺乏研究价值,不如内地发行的《人民日报》材料丰富。一九八五年,我让有关部门统计,《人民日报》在香港销售量只有一千余份。

《大公报》、《文汇报》是统一战线的报纸,不是党报,《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文汇报》社长李子诵都是高级统战对象。报社的副社长、总编辑或副总编辑不少是共产党员,这些人的任免都由北京有关部门批准。我到香港工作前,新华分社只能提意见,无权做决定。做决定的是廖承志,中共中央组织部也要遵奉他的决定。报纸的业务,由港澳工委宣传部领导,一些重要的社论,要经宣传部同意。并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来规范某些新闻是否能刊登,例如国内有些军机外逃到台湾、南韩,这些消息这些报纸都不能刊登。报纸编辑对办报方针很有意见,但新华分社和北京很少听得进,以致销路始终打不开。

据说看左派报纸,尤其是看《大公》、《文汇》两报的,除了一些中方机构外(有些中资机构也不订也不看),主要是想从这两份报纸中,印证其他报刊有关国内的报导和评论;或从这两份报纸的报导,揣摩和了解中国官方态度的人。这一类读者有政界、商界,也有文化界(文化界是内地传统的说法,在香港包括了传播媒介和演艺界)。

八三年我到香港工作,中央负责人并未专门交代舆论工作的问题,但我了解情况之后,感到需用比较大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要争取人心,提高港人对“一国两制”、国内改革开放的信心,必须做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做传播界的工作,传媒天天同群众“见面”,能起潜移默化作用,因而如何加强本身阵地,做好传媒统战工作,逐步改变舆论上劣势的状态,成为当务之急。

我让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邀请这几家报纸的负责人——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报纸工作的意见,这些“老总”们确实提了不少意见和希望,我都表示尊重。

我根据当时对香港的初步了解,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报纸今后的工作方针概括为“商品第一,工具第二”。

我认为,在香港社会什么都是商品,报纸当然也是商品。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看报纸与否,是个人的事,八三年报纸每份港币一元,订报的人少,大多是到报摊零买,这些人多半不是看政治消息,而是为了要看社会消息,经济、金融信息,还有不少人是想看某一个专栏或副刊,也有人专看马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涉及港人前途,香港人才从过去对政治冷漠,逐步发展到比较关注,报纸政论也就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地发展起来。所以香港报纸是提供各类信息、消遣的商品,不同于内地。

在内地,所有的企业、机关都列有预算必须订《人民日报》,吃的是“大锅饭”,销售可达几百万份。有一段时期,《人民日报》是机关、学校、企业的“学习材料”,更非订不可,无可选择。地方性的报纸亦如此,比如江苏的《新华日报》,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江苏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也都规定必须订阅。真正个人出钱看的,少之有少。

在香港社会,办报要销路广,适合不同兴趣的读者,必须内容多元化。报纸能让读者看到他们需要的内容,才会有人花钱买报看,也才可能让他们同时看到有关中国的消息、政治情况的报导、社论等等,产生一定效果。

报社老总们向我提到新闻“吃小灶”的问题。有些信息在国内来讲需要保密,或需经一定时期,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发表的,可否提前让香港“左派”报纸先发表?特别是对《大公报》、《文汇报》能否如此?

当然,香港新华分社决定不了这件事,我答应向中央反映。事后,我向胡耀邦、胡启立反映,他们原则上都赞成;胡启立表示,中央一些会议的文件,准备发表的,可以让香港先发表,还专门交代中宣部与新华通讯社研究如何落实。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有回应。

《文汇报》还提出,有些新闻过去规定不能刊登,能否改为“客观”报导?因为事情已经发生,香港其他报纸都已刊登,我们视若不见,不予报导,形象不佳。不如简要报导,给人实事求是的形象。我们原则上同意了。后来国内有军机飞台湾,就开了禁令,首次在“左派”报上出现消息。

八四年,胡耀邦做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讲话,强调报刊是党的喉舌和工具。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一些人对香港宣传工作有议论,有人提出要在香港办一张《人民日报》类型的党报,或由《文汇报》或《大公报》来担任这种角色。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香港办报纸要有人拿钱买。现在《大公》、《文汇报》的读者已经很有限,一旦办成党报,恐怕买的人更少,得不到正面的效果。”表示了不同意见。书记处分管常务的习仲勋、胡启立不再坚持,那些人以后也没有再提办党报的事情。但胡乔木、邓力群他们后来换了个提法:要求建立《大公报》和《文汇报》在港人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他们所谓的权威,就是要报纸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正面宣传中共的主张。

我在工委讨论过这个提法,无人表示不同意,但我感觉,像《人民日报》那样完全以党和政府的面孔出来讲话,在香港的效果不会理想。但由于我自己思想不够解放,所以又主张在社论上要体现这种“精神”,逐步形成“权威”。

“商品第一,工具第二”的办报方针,北京虽然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在此形势下,新华分社管宣传的负责人向我说,是否考虑把这个提法变动一下,我犹豫一下说:“那就改一下,把第一第二的次序调一下。”

这个调整是错误的。我当时应该坚持原来的方针。

鉴于香港当时缺乏一份能够正面阐述中国方针政策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政论刊物,我考虑出版一个杂志,以中间面目出现,以争取香港广大的中间阶层(我也考虑过,左派几家报纸也如此改变,但他们的面孔已经“红”了,想改变已很难)。香港某些刊物以揭露中共的所谓“秘闻”招揽读者,这些“秘闻”,有些接近事实,更多的都欠缺准确性。我向中央建议,办一个刊物选刊一些中央还未正式发表的内部消息和文件,为香港和海外的读者提供准确完整的资讯。胡耀邦、习仲勋、胡启立都表赞成。胡启立很积极,专门交代给中宣部长朱厚泽,并要他帮助我物色编杂志的人选。经过半年多的酝酿,没有落实。主要是中央如何提供资讯的问题没能解决。我曾具体提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各指定一位同志与杂志联系,提供稿件。

到八四年夏天,习仲勋告诉我,关于办刊物的事情,胡乔木、邓力群会找我说。后来,胡乔木单独找我到他住宅谈话,劝我放弃办杂志的打算,理由是办这种刊物很困难,万一处理不好,北京方面不少人会有意见,香港方面也不一定能讨好。中央提供稿件、资料,同样有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做了决定,我只好作罢。我对胡乔木说:“中央既已决定不搞,我就放弃吧。”

我们在香港有五份中文报纸,却没有一份英文报纸。

同时,我也感到香港的华人大财团缺少言论阵地。如果由新华分社来搞一份英文报纸,需要国家拨款。当时,经过争取,中央已经大大增加了新华分社的经费,现在再要求增加经费,可能性很低。我想能否由大财团出面来办这份英文报纸。

我与李嘉诚、包玉刚、查济民等人商谈,他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物色人选筹备,他们要新华分社想办法。有人介绍陈布雷的儿子,《中国日报》英文版的总编辑陈砾,他的英文程度很好。我向胡启立提调,他同意考虑。胡启立当时在书记处分管中宣部工作。后来他回覆我,中宣部不肯放人,只好作罢。

杨奇在香港找到原在《南华早报》的一位编辑,还请他拟了一个计划大纲,但在落实时,又遇到大财团老板之间不合作的问题,只好搁置。

后来有个办英文报的机会,却因一念之差错失。查济民向我建议,《南华早报》有意出让,他可以与新华分社合作收购。我问需要多少钱,查济民估计对方索价可能在十亿至十二、三亿港币之间。我当即表示,新华分社拿不出这么多钱。查济民讲,实际不会动用多少钱。我当时尚不了解香港金融市场运作情况,不明白查的意思是只要动用一部分钱把控股权买下来即可,可以用银行的钱,也可以用社会上一些大财团的力量,因此不敢答应。后来才了解,查济民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我答应合作,他即可进行。坐失了一个机会。

63

在传媒、文化界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增进相互了解,淡化部分人士的敌意,争取部分报刊成为友报、友刊,是我到港后不久,便明确的工作方针。

我与传媒界的遭遇战,是去九龙城寨参观,《信报》林行止在“政经短评”一篇《城人治城,一塌糊涂》的批评引起的。我在前文已谈及。我初到香港,不明深浅,不仅同意左派报刊进行反批评,并提出要对林行止点名批评,效果很差。我接受了教训,觉得应有接受批评之量,即使批评是恶意的,也不能随便反批评,当今之“势”,是越批评越香的。这是我们或多或少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随机要求宣传部长杨奇,约请林行止和夫人骆友梅吃饭,遭到拒绝。

我欣赏林行止的文章和风骨,前后共约请三次,并请了一位和林行止有深交的商界朋友进行疏通,他们夫妇才接受邀请。那时,这样的宴请,一般都设席于华润大厦五十楼董事长办公室。我、杨奇与林行止夫妇一见如故,交谈关于香港经济看法,讨论了林行止文章中某些论点,我并阐述了自己对香港经济的一些看法,谈得比较投机。从此,不但加深了我对林行止的认识,据说,也改变了林行止对我的观感。以后每年几乎都有接触,交谈的题目也比较广泛。

八四年十月一日国庆,我邀请骆友梅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北京观礼。骆友梅回港后写了一篇文章,我阅读后深感意外,方知他们夫妇二人文采都很出众。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前,双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骆友梅一次在我于赤柱约他们夫妇餐叙时,告诉我说,中资机构杯葛《信报》,撤销了不少广告,这样固然打击了《信报》,也损害了中方的形象。但她同时表示,无论我们刊登广告与否,都不会因而改变报纸的独立立场。我对骆友梅讲,我们会站在朋友立场,说服有关单位登广告,我们不想影响《信报》的立场。当时管理中资机构的广告公司是华润属下,我找主管单位商量,感到困难很多,我就直接找广告公司的经理做说服工作,他们勉强接受了任务。

对于批评中共的传媒人士,我开展广交朋友的工作。八四年,经陆铿和杨奇安排,我和香港前景社成员会面。他们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造诣颇深,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多批评中共的一群。那天聚宴的是劳思光、李怡、胡菊人、徐东滨、孙述宪、谈锡永、董千里(陆铿因事滞美),由李怡带头发言,对我穷追猛打。我因有心理准备,尽量地“存”了彼此之间的“异”,“求”了彼此之间的“同”,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整个宴会二、三个钟头,始终保持紧张却和谐的气氛。我也对他们尖锐的提问给予肯定——我真诚地回答:他们这一群,不因有人批共、反共,而被视为不爱国。

我之所以与香港经常批共、反共的文化人之间,较能接近交友,这是关键一役。当时我回到新华社,有人用“舌战群儒”来形容,我说,“群儒”则可,“舌战”泽过甚。事实上,也是“统”多“战”少。“文化战场”也是一样,不打不成相识。我看,他们在宴席上,还是“舌下留情”的,没有过分为难我。后来,在新华社春茗活动安排上,我至少两次交代,要同这一群再相聚会,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安排。但个别之间,还是有接触的。

《明报》董事长查良镛是从左派报纸出去,自创事业成功的。查良镛以金庸笔名创作的武侠小说,风行海内外,洛阳纸贵,历久不衰。我到香港不久,便宴请他夫妇。他知道我是他武侠小说的崇拜者,随即送了一套全集给我。后来他又从我口中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个“武侠迷”,就托我转送一套给邓小平。(我受邓小平办公室之托,在香港还为邓小平代购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全套武侠小说。)新华社内部分析,定《明报》为“中间偏右”性质。查良镛向我介绍,他对中共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表示:“欣赏你这个方针。”


当时《明报》的大陆消息较多。这是廖承志主政期间,为了扩大海外宣传,决定由中新社编辑,专门供应的;《明报》采用时,可改用“本报专讯”报眉。香港几张“左派”报纸的“老总”,几次向新华分社宣传部提意见,表示不满,要求也享此“小灶”待遇。我同情他们,专向中央反映,中央也交有关部门处理,但一直没有落实。

《明报》副刊有“哈公怪论”专栏,每天以尖酸刻薄的笔触,写热讽冷刺中共的短文,很有市场。查良镛向我表示,他出于市场考虑,才保持此专栏,并非完全同意其观点。我表示理解:“《明报》不用,别的报刊一样会用。”后来他与哈公之间,据说因经济上产生意见,停止了哈公专栏,还引起外界一些误会,一位是新华分社影响所致。

对于几张大报的老板、总编、主笔、采访主任,我都分别宴请、拜会,并且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联络感情,相互了解,和增加公谊、私交。《镜报月刊》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在他家里介绍我和《中国时报》驻港特派员江素惠会晤,虽然交谈不深,对她的智慧、美丽,留下深刻印象。

《天天日报》的发行量、读者,仅次于《东方日报》和《成报》,社论多支持中方。在深圳特区开始成立之时,《天天日报》董事长刘天就在当时人存在观望的情况下,进入深圳投资,被赵紫阳称赞为“勇敢的人”。后来刘天就找新华分社,声称有财务上的困难,如不解决,《天天日报》可能倒闭易手,要求中国银行贷款三千万港币。祁锋、牛钊(当时也分管宣传部工作)和刘天就见面了解后,主张给予援助。经过工委讨论,我同意请中银给予贷款。中银除要刘天就以《天天日报》股票抵押外,还要新华分社出面担保,于是就由我签字,给予担保。岂知,刘天就拿到贷款后,置报社不顾,便不知去向。新华分社遭遇一个骗局。

由于中银还握有《天天日报》的股票,祁锋等人遂与中银商量,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总商会负责人直译的何世柱出面,重组了《天天日报》的董事会和社务,维持该报继续出版。宣传部提出讨论,是否改变《天天日报》的报导方针。经工委讨论,多数人主张不予改变,包括哈公在该报的专栏在内,采用“不干预”方针,以保持其特色,维护其销量。

中报是在香港、美国都发行的一份报纸,据发行人傅朝枢解释,主要在美国发行,香港只发行几千份。在香港办中报主要是为了收集关于香港和内地的新闻,编辑后,再传真到美国,目的是出美国版。

中报在美国许多地方都有地方版。在加州,有旧金山版、洛杉矶版,另外在美还有芝加哥版、纽约版等等。据傅朝枢讲,报纸的销售量有八十多万份,是在美销售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我与傅接触,主要是北京对傅的中报有相当多的资助,通过香港新华分社转给他,但傅仍不满足。杨尚昆找到我,要我派个人去美国看看,傅讲的情况是否属实。据傅对杨讲,台湾的中国时报在美国停刊了,傅把中国时报的几个主要报人招揽到他旗下,因此,他的报已是美国华人报纸销量最高的。杨希望把这一事实搞清。杨还问我:“在美国的新闻工作,你能否管起来?”我没有接受这一任务。

我派黄文放到美国了解中报的情况,黄回来后汇报,中报的发行量没有达到八十万份。连送的报纸在内,大约四、五十万份。黄文放主张还要继续支持。

我即向杨尚昆报告,同意黄文放的意见,于是,杨尚昆就把杨思德写的同意资助中报的报告,批给李鹏了。前后半年多,李鹏就是不批。据杨思德解释,中央当时外汇太少,批不下来。

过了一个时期,傅讲没有钱,中报要停刊了,我对中报要停刊表示惋惜,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工作来讲,是一个损失。我还是帮助傅竭力向杨尚昆争取,杨表示没有办法了,假如一定要停,就让他停刊吧。后来中报终于停刊了。

陆铿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纽约举办一个“中国前途讨论会”,左、中、右、独人士都有参加,引起了国内注意。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和一记者前往采访,会后邀陆访问北京。陆铿表示要访问就得访问领导人(指邓小平、胡耀邦等)。他回到香港后,把这情况跟我谈了。根据我的估计,邓小平接受访问的可能性很低。胡耀邦有可能。

我即坦诚相告,劝陆铿是否先采访胡耀邦,访邓事以后再斟酌。陆铿同意,我便发电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要求;中央复电要求了解陆铿的政治现状,以及工委对这件事的态度。我又做了较详细的复电。胡耀邦当即同意接受采访,陆铿随机去了北京,进行访问。时在八五年五月十日。

陆铿对胡耀邦的采访很顺利。胡坦率地回答了一些重要而尖锐的、当时外界很关心的问题,回港后,《百姓》定六月一日发表访问记全文。我与陆联系的人事先得到访问记清样,那时还没有传真机,我立即派专人乘机飞往北京,并请中央办公厅帮助,让来人立即见到胡耀邦,听取胡阅读访问记后的意见。胡耀邦第二天便见了,在文字上做了七处修改,专人携稿第三天便回到香港。但陆铿表示已经付印,无法改动。

访问记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陆铿问到王震时说:“他是你的洛阳老乡吧?”胡答:“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说:“呵!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像这样的小幽默,结果给胡耀邦带来大麻烦,在胡耀邦“倒台”时,这篇访问记,成为胡耀邦的一大罪状,指他接受“右派文人”的采访,公开暴露党内矛盾。同时,陆铿也被中央文件点名。这种“无限上纲”、“无情斗争”情况之再现,使我感到寒心。

陆铿坐过国民党的牢,还更长时间(二十多年)做过共产党的牢。他在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时,不畏权势,勇于揭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宋子文(蒋介石的大舅子)贪污国家外汇三亿美金案,轰动一时。他也是在港主张:“批毛不批邓”,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者之一。他六十五岁生日时,我曾托人送他十万港币贺礼,他接受我的“情”收下了,立即又请原人原款退回,传话是:“感谢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钱。”

除却政治立场上的差异,我欣赏他的真诚、正直。我在北京和公安部长刘复之、安全部长凌云谈到陆铿的为人时,凌云有感慨地说:“当时对这些人的工作做得不够。假如做得好一点,经济上多给些帮助,可能对共产党的态度会好一点。”我讲:“像陆铿这样的人,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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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记者给我的“下马威”,是我上任到港后的第一天,在红勘车站穷追不舍,逼我回答为什么来港。我当时毫无准备,只好从实道:“为统一而来”,招致媒介批评,给我一顶帽子:“君临”!我刚下“马”,还没有踏出车站,记者、传媒就不轻不重地“威临”了我一下。

从那之后,我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属于“内部”的,有“小新华社”派记者随我活动,但和他们谈好条件,对外不报导,对内可以发“内参”。社会上的活动,开始记者们事先得不到消息,给避开不少,但逐渐他们摸到了“规律”,“曝光”率就日见增加。记者见面就要提问,我思想负担也日见增加,担心言多必失。有段时期,我要求新华分社宣传部、外事部,每日将社会上关心的问题,研究后提出“答案”,做回答记者的“参考”。经过一段时间,发觉实际作用不大,就停止了。幸好我和记者相处,已取得了初步经验。

有一次,我反过来向记者“采访”:“我在社会上的活动,你们事先从哪里知道?”原来大多从邀请单位获得消息,而且记者间有“君子协定”,得知后相互通知。八四年由于我活动频繁,“出镜”、“曝光”率高(其实给记者“抓”到的活动,最多也只有一半)。有评论者说“超过了港督尤德”。意思似乎是我“喧宾夺主”。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对一般性的社会活动,更加注意保密,以尽量减少“出镜”率。八五年下半年开始,我将主要时间,用到研究香港经济方面,更减少了“应酬”与社会活动。

我既“怕”香港记者,也喜欢香港记者。他(她)们年轻、有朝气、工作积极、竞争心强。大多数人待遇低,工作得很辛苦,我很同情他们。记者们提问敏感、尖锐。而我不善辞令,只能据实回答。因此,我“怕”记者,因种种原因,往往不能满足他(她)们要求,只好打招呼:“今日无料。”我懂得他(她)们“无料”时的苦恼,常怀爱莫能助的心情。有时他(她)们为了采访,互相挤得喘不过气。有几次混乱中,我曾被他们的麦克风(录音话筒)、录音机碰撞到,面上也“挂了彩”。但我不以为忤,更体会记者求新闻之切。

港英政府善于“放料”,常开“吹风会”,要求与会记者不讲消息来源,推销他们想要报导的“新闻”(但港英政府的“吹风会”从不让左派报刊记者参加)。

香港记者希望新华分社也开“吹风会”,多了解新闻的背景。我既想适当满足记者,也希望取得经验,几次请记者们茶叙、吃饭,也“吹吹风”,介绍当时人们关心问题的背景、中共的政策、想法;申明只供参考,不能报导。结果得到较好的效果,也交了不少记者朋友。

“本子风波”的那次记者会之所以召开,乃因他(她)们要求多次,有些问题也需要讲,也为取得经验。未料引发“风波”。会前,我做了准备;会中,请记者书面提问,集中后有选择地答复。哪知临结束前,亚洲电视台一女记者发问,引发“风波”。后来还听到传说,讲这位女记者是我的“契女”。她的口头提问是事前安排好的阴谋。我一笑置之,佩服这种人真会编故事。

因为“本子风波”引起内外一系列事情,以致这次记者会成为我六年多任内唯一的记者会。

后来有记者要求我们仿照港英政府,设发言人制度。我们经过考虑没有同意。原因之一,新华分社在香港,非执政机构,无此必要;第二,如果有问题需要让社会知道新华分社持什么态度,采用领导人出外时答记者问的做法,比较灵活,一样取得效果;第三,社会太敏感,党内也敏感,谨慎一点,少说为佳。

香港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给内地领导层印象很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和我谈到,广州一次公开性的会议,有一位香港女记者在会场中向他提问题,任没有答复。几小时后散会,他估计记者有可能未走,在会堂前等候,便走侧门,不料一出门,便看到那位女记者已守候在前。他仍不答问,女记者便紧随在侧,边走边问;不得已,答复了她的问题。然后反问她姓名,得知她是《明报》记者林翠芬。任仲夷摇摇头,赞叹道:“真会缠!这种精神,我们记者不会有。”

后来基本法开始草拟,发现很多香港记者往往由早到晚站在会场外等候采访,这种拼搏精神,或许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经由任仲夷这样的介绍,我注意和认识了这位敬业、谦谨的女记者,在香港、北京、广州,几乎每次都看到她。在采访的记者群中,她不抢先,不落后,发问不多,问必尖锐,孜孜不倦,文笔简练;非采访场合会面,谦谨有礼,不抢话,说话之前往往还有点羞涩。我在港六年多,见到不少报刊不断更换采访记者,她却长期未动,敬业态度始终如一。

当时的《快报》女记者曾慧燕类似林翠芬,才华出众。她向我介绍,是广东惠州人,父亲被定为“右派”,她自幼过着受社会歧视的日子,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后,她来到香港,自学成才,当了记者,还出版了几本书。我阅读了她写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难得的是,未因父亲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丝毫有失爱国之情。

后来她赴美专修英文,趁她回港休假之便,我请她及其夫婿叶知秋(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他们不久离婚)共进晚餐,表示衷心希望她能学成回港。她曾要求采访我,特别提到,希望能问一些关于我个人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在香港已成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本子风波”后,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善开金口”;我也不想宣传自己,自觉乏善可陈;党也反对宣传个人。因此,以不方便为辞,婉谢她的好意。可是,她仍问:“将来方便了怎样?”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紧不放:“假如你将来接受记者采访,第一个应该接受我的专访。”我只好答应。九零年我来美国后,她托陆铿带信,要我履行诺言,我又以“四不”相辞(不申请政治庇护,不泄露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谈话,不接触民运人士)。想不到因出版回忆录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联合报》的专访,失信于故人,真不知未来如何补偿。

我认识不少香港记者,有记得姓名的、记不起姓名的、不知道姓名的,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友谊,以至一种潜在的友谊。我退休回内地的消息传开后,香港记者乘基本法草委会在广州开会,在花园酒店专门为我开聚餐会送行,他(她)们高歌一曲,要我合唱。我虽不会唱,但听懂两句歌词:“纵然不能会面,彼此也是朋友。”我那时心情不好,他(她)们的友情,使我情不自禁,差点掉下泪来。

继后在香港北角敦煌酒楼的酒会上,记者朋友们又要与我合影,要我在名片上签名留念。我一口气签了近百张,签得手麻眼花,内心却兴奋激动异常。

在广州的聚餐会上,记者朋友们还送了一套陶制八骏摆设,给我做纪念,说是回应我退休前对香港同胞的祝福:“百骏竞走,能者夺魁。”因仓皇去国,不知放置何处。后来存在深圳的衣箱获放行,竟在衣箱中发现。几次搬家,不幸损伤几匹,剩下的一直留在身边。一看到它们,香港这群年轻有朝气的记者朋友的笑脸,便在眼前闪烁发光。

难忘的年轻记者朋友们呵,谢谢您们的来函、口信!谢谢您们此时此刻珍贵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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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十二章 两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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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香港势力的活动,有其历史渊源。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寻找接触台湾上层人士的机会,为两岸之间的未来铺路,是我在香港的重点工作之一。

香港是国民党当初从大陆撤退的主要地区之一。一九四九年它在华南的残余力量来不及向台湾撤退的,大部分撤到了香港,包括一部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和家属,以及社会上同国民党关系多,受影响深,对共产党恐惧的人士。他们到了香港之后,成为难民,被香港政府分区集中收容。九龙调景岭就是主要的集中地区之一。

几十年来,大多数人在香港生根落足,或经工、商,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其中有些人发展得比较富有。这些人一方面在心理上,在意识形态上,害怕共产党;一方面不少人也回过大陆台湾,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成长于香港,多数在香港受教育,少数去台湾上大学,大多对共产党态度起变化,他们受家庭的影响,或多或少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和恐惧,但比上一代淡薄得多。

在香港,倾向国民党的人士组织了自己的社团,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社团,多属地区性与社会性的团体,封建色彩浓厚,例如各种形式的同乡会,其中尤以宁波同乡会和苏浙同乡会,倾向台湾,政治色彩较浓。

国民党的党组织活动,处于地下状态。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负责人是陈志辉,其下有二十多个支部,但活动仍是半公开的,多以各种商业团体、民间团体的面貌出现。

国民党台湾政府各个部门,在香港大都有派出机构,例如外交部的驻港机构,以中华旅行社的面目出现,还代办签证。国民党在香港有机关报:《香港时报》(九三年停刊)。另外还有几份受其影响的报纸,每天报眉上仍以“中华民国”多少年来记载。

国民党在香港上层的势力,可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民间势力,不少人在心理上认同,或依附台湾国民党政权。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这些人的观念也逐步变化,有些人开始同大陆做生意,有些人同香港的中资机构往来,但是直接同官方即新华分社来往的,仍然很少。

另一部分是台湾的派遣机构人员,属于台湾势力在香港掌权的部分,大多年纪已大,在香港有一定的身家和地位,反共思想坚决,然而观念与做法保守,无法适应变化,派系也多,不团结。其中极少数人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已秘密同大陆官方有联系,改革开放后,又有一些人同大陆官方有了秘密接触。

国民党在香港的影响与力量,有一定基础。据他们同我们接触时私下讲,他们在香港有一百万党员。我们估计不可能有这么多。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他们确实注重发展了一些年轻人,据我们所知,台湾每年在港招收一千多名中学生去台湾上大学,在这些学生里面,积极物色和发展国民党员。

每年的十月十日“双十”,国民党在港的机构、社团都公开搞国庆活动,例如举办酒会。他们成立庆祝双十活动的筹备委员会,广登广告,实际上,即是对台湾表态,又是向大陆示威。许多地方搭盖牌楼,在热闹的大街上插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比“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所挂的国旗还多。

八三年“双十”,我专门去调景岭,看到国民党政府的旗帜确实插得很多,我让司机停车,想进调景岭屋屯里面看看,陪同的保卫人员怕有危险,执意不让我下车,结果没能进去。

据说,调景岭等地方平时也挂这些旗帜。即便在港岛,站在跑马地新华分社大楼顶层,也可以看到大楼东面的山上,有几面国民党政府的旗帜。这几面旗常年悬挂,只要一上顶楼,就看到了。

国民党把香港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由来已久。自从四九年蒋介石证券到台湾后,就从台湾派遣特务,经香港到大陆搞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据我们情报部门掌握,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各个派系都有特工在香港进行活动,估计在香港活动的小组有几十个之多。在新华分社大门对面的一家旅馆里,就常驻有一个专门侦查新华分社的特工小组。八三年我到香港不久,我们情报部门(包括香港、北京的),都有“线索”说,国民党派了三个小组准备暗杀我和另外两个在态度上亲中国大陆的华人资本家。

当时,因我活动频繁,不仅香港社会,连台湾方面也反应强烈,据说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国民党在香港的这些人搞不过许某。

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分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分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我虽不完全相信,也得尊重组织决定,就搬到皇后大道的新华分社大楼内居住。这座大楼原是香港一位商人建的酒店,属于中等偏下水平的旅馆,最好的房间也就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的一种套间。我搬进去后,住了第十二楼的三个套间,我住一个,老伴住一个,还有一个是接待子女、客人的。不少人看到后,建议我搬出去,感到与香港水平不太相称,同社会高层也无法比,即使中资机构负责人都住得比我好。我随遇而安,个性就是如此。后来新华分社买了赤柱的别墅,有同仁建议我搬过去住,我也谢绝了,一直住在这幢大楼里,直至退休离港。

对于暗杀活动,开始我有怀疑,我对国民党的威胁并不大,为何他们要采取极端手段?但我们的情报部门言之凿凿,而且据他们追踪国民党派遣小组的结果,证实确有这个组织在活动。因而我采取不轻信,也不能完全不信的态度,同意保安部门增加了保卫的措施。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直到发生“江南事件”之后,蒋家政权受到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国民党内也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在蒋孝武调到新加坡之后,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敢再胡作非为了,用大陆的语言说,才“解除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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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完成祖国统一,原设想在八十年代,后来又提出在九十年代完成统一。因此在七十年代末,文革一结束,即提出“叶九条”,呼吁两党和谈统一。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香港、澳门,而且适用于台湾。据我所知,一国两制的考虑,首先还是以台湾为对象的。一九八二年,中国修改宪法,增加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规定。”人大委员长彭真在八二年七月十六日发表谈话,明确指出,这是将一九八一年叶剑英委员长宣布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法律化,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确定了法律依据。”

“叶九条”的全部内容都是针对台湾的,说明中国一开始主要是注重解决台湾问题而考虑的。让大陆搞大陆的社会主义,台湾搞台湾的资本主义。对台湾的条件比香港更“宽”。台湾自治的权限比香港大,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而且李先念访问新加坡事又补充说,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情治系统。这些是因为台湾是中国本身的统一问题,不同于香港是从外国手中收回。

最初的这些构想,目的在争取台湾政府的领导人蒋经国。蒋经国在世时,开放党禁,产生民进党。他去世以后,台独思想和活动发展。北京观察到这些现象,对台湾的看法有了变化,认为国民党内大陆去台湾的势力在逐步衰退,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本地势力的发展及其所作所为,说明李登辉不仅代表台湾本地势力,而且代表台独的势力。李登辉不能算是台独派,但他的作为显示他是“独台”。台独势力的活动、存在和发展,至少是李登辉纵容的结果。李登辉得势与地位逐渐巩固,使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共高层、邓小平根据这一形势的变化,重新评估两岸形势,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依靠武力解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原本就是两手准备,和平统一一手,武力统一一手。但一直是把和平统一放在主要地位。新的评估,把武力统一作为主要吃一手。做好武力统一的准备: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要等待时机,武力解决。但也不放弃和平解决统一的可能,仍要力争。我看,直到现在,这个方针仍然没有变。

北京一向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韩战以后,美国政府一直是支持台湾的重要国际因素。虽然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问题由海峡两岸自己解决。但从中国的角度看,认为美国一直未曾停止和放弃支持台湾,特别是民主党的一些国会议员,还暗中或公开地支持台独势力。

中国统一台湾,还有日本的因素要考虑。台湾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次大战结束,国民党中国收回台湾后,日本在台湾的势力有某种程度的保留,以后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势力的经济基础,又得到新的发展,日本的一些保守势力,仍在支持台湾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中国的观点看,李登辉得到美国和日本的支持,将来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还必须破除这些障碍,如果将来不得不用武力来实现统一,也要考虑这些国际因素。

我个人的看法,用武力统一也有一个时机问题,需要看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武力统一也不完全就是直接进攻,也可能采用封锁或其他办法。海峡两岸的武装力量,大陆固然占优势,但国际形势际遇是否成熟也要考虑。假如国际形势的际遇比较成熟,美国的可能干预是有限度,直接进攻的可能性就较大。

台湾以及国际一些人士,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问题的估计是不足的,他们把金门炮战视为中国无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依据。毛泽东在大陆濒临全面解放时,便准备进攻台湾。结束上海战役后,第三野战军即接获任务,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当时还准备派现已卸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先到台湾,负责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呼应解放台湾的战斗。

中共在解放福州、厦门后,随即展开金门战斗。据当年金门战斗的指挥员叶飞告诉我,当年战事失利,是情况判断错误。进攻金门岛之前,没有估计到国民党在海南岛胡琏的军队会撤退到金门,使金门的守备力量霎时增加一倍。战斗打响后,才知道胡琏的军队到了金门,同时,人民解放军用木帆船渡海,船只数量不够,因为判断金门只有两个师的残缺部队,所以只用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两个主力师,渡海登陆。当时对木帆船渡海作战的信心很强,因为渡江战役中,用的是木帆船,胜利地渡过长江,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用的也是木帆船。

登陆后,由于轻敌,解放军未先巩固前沿阵地,迳向纵深发展,被国民党部队切割包围,适逢退潮,木帆船搁浅,登陆船只全遭烧毁,后援部队无法增援——当时搜罗船只,只能运几个连去增援,上岸即被消灭,等于白送。进攻的部队,苦战一番后,终于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歼灭。

这一杖之后,重新检讨了木帆船渡海作战的经验,虽然没有放弃解放台湾的打算,但到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才搁置了这个意图。

后来有人主张解放金门、马祖,毛泽东不赞成。他讲保留金门,让国民党继续在金门存在,就可以拖住国民党、蒋介石。采取炮战的办法,打而不占领。后又采取隔日炮战的战术,单日打,双日停,把炮击作为一种政治攻势、精神攻势,在战略上把国民党拖住。

有些人讲,毛泽东因无力解放金门,只能炮击“吓人”,这种估计显然不对。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和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

一九八九年,台湾总统选举前,我们向北京汇报了对台湾局势的看法:假如李登辉继续当总统,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减少。第二年,国民大会改选,可能会把万年国代选掉,本地代表将占多数,大陆去台势力将更削弱。至一九九二年立法院改选,会更进一步削弱大陆去台势力,增强本地势力。台独或独台的力量,会增强和发展,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就更渺茫,势必将演变为以武力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后来我知道,我们的看法与北京是一致的。

我到香港后,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动荡程度,并不比香港轻多少,大陆撤到台湾的人士中,有力量的或已移民到外国,未走的,不少也做了移民的安排,或子女留学外国,或自己也拿到了外国的居留权,都有两手打算。台湾本地势力中的有钱人,相当多也如此。不少大陆到台人士,不仅担心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更担心台独、独台势力的发展,使他们将来可能在台湾受到歧视,甚至担心死无葬身之地,连祖坟都可能遭台湾人挖掘泄愤。因为国民党刚到台湾时期,残酷镇压过台湾一些反抗力量。而台湾本地人也担心大陆武力统一台湾。

新华分社内有对台工作部,部长是黄文放。主要工作对象是台湾一些人士。他们一方面收集和研究台湾的情况,一方面做些统战、联络的工作。然而,缺点在于这些都是老关系,对香港的民间亲台势力,以及国民党在港单位,工作很少。

整个对台上层统战工作,北京极需有新的进展。以对蒋家的统战工作为例,当时相当多的人到内地,自称为蒋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处。然而他们是否真能代表蒋家某人,或者根本与蒋家某人毫无关系,北京也无法断定。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明白打通台湾军政高层关系的渠道,是极需要努力的一项重要任务,就产生通过香港的亲台人士发展台湾工作的构想。香港有许多台湾的关系,而且香港的信息灵通,在香港及时了解台湾比内地便利。当时已经看到蒋家从大陆带去的力量,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发展台湾关系,要注重“新生代”,包括大陆去台的第二代,以及本地的新生势力。可以通过香港工作关系,来寻求突破,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台湾很多,通过经济、贸易、文化等关系来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寻求某些事情上,在香港先沟通,如此发展,不排除将来的国共和谈,在香港先谈起来的可能性。

我把这个设想向杨尚昆、赵紫阳当面讲了,他们两人都表赞同。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两次请我去参加,并且同意我成立香港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后来我联系到一些台湾的上层关系,杨尚昆、杨思德一再交代我,要我单独同他们联系,不要告诉其他人。知道周南接任后,杨尚昆还交代不要告诉周南。

香港的对台领导小组,由我负责,我是组长,开始时副组长为李储文,李退休后,改由郑华接任,时间较长。佘孟孝调到香港后,副组长又换成佘孟孝。这个组织成立之初,设想的工作方针是开辟香港当地亲台势力的工作,然后寻求对台工作的突破,重点放在上层和新生代,另外就是调查研究台湾的最新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以便掌握时机,采取对策。

我们对台高层关系的争取工作,有所进展,说起来多是一些商人、学者牵的线。例如香港有一家私人公司,负责人曾经是国家干部,我们给他不少支持,使其业务有所发展,他乘做台湾生意之便,进入台湾,同台湾一些人士建立了联系,接触到一些中层官员和某些已退休的高级官员与将领。

一些做学问的人,也在进行政治活动,比如一位任教美国的华商教授,我到香港工作之前,他已经到了北京,见过邓小平。此人传话并非义务,通过香港我们的一个私人名义开的公司,帮助他研究经费。

几年来,我直接、间接接触了台湾上层一些人物,或他们的“代表”,“主流”、“非主流”都有,但一般联系的多,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多一条将来可用之道”,能谈及实质问题的仅是个别的。为不影响台湾当前政局,具体情况待以后适当时候,再考虑是否追忆了。

67

香港的亲台人士,不论上层或基层,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共的,其中绝大部分惧共,不赞同共产主义。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把周恩来提到“求大同,存小异”的统战方针,改了一个字,改成“求大同,存大异”,作为我们对在港的亲台人士进行工作的方针,也是我们对惧共的相当多的香港人进行工作的方针。

这个方针,也是我们对邓小平爱国爱香港统一战线方针的补充。求大同的具体表现是,爱国爱港,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存大异”,可以不赞同社会主义、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可以做朋友。

一九八四年中秋节,我们利用中国传统中秋节是合家团聚赏月的日子,举行一个宴会,宴请各方面愿意接近我们,关系较好的亲台人士几十人,象征一家人似的聚会在一起,席间,我致祝酒辞,宣布了两点:一是“求大同,存大异”的方针,二是希望九七后,台湾势力不会撤出香港。据说,宴会内外亲台人士多表满意。

同香港亲台上层人士的关系,第一个有新的突破的人物是著名的影业界巨子邵逸夫。

香港无线电视台,通过副总经理出面同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接触,提出希望我能去参观电视台的邀请,我立即接受。但我没想到,参观那天,邵逸夫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无线电视台的著名艺人何收信、汪明荃也参加接待,参观过程中,他们三人自始至终陪同,热情介绍,中间还设午宴款待。

邵逸夫过去同中共保持一定距离,以往,只在公共场合与新华分社人员有一般接触,从未像这次主动来接近我们。

我很快就回请邵逸夫吃饭,邀请他参加十·一国庆节筹委会,他没有拒绝。虽然他过去一直是台湾“双十”国庆的筹委会委员,而且仍然保持这一身分。

邵逸夫是宁波人,我便邀请他回乡看看,他表示愿意到内地参观,但何时去还不确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八四年,他提出想去上海、浙江参观,我当即表示欢迎,并邀请他也到苏州看看。我知道他对苏州评弹有兴趣,我讲,如果去苏州,一定会去作陪。我通知浙江省、上海市政府,建议他们热情欢迎,请省长、市长出面接待。我也向江苏省建议,希望省长能去苏州接待。哪知邵逸夫飞抵上海时,只有统战部的一个处长、市政府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到机场迎接,据反映,邵逸夫不太高兴。

我到苏州知道情况后,专门请苏州交际处处长乘汽车到上海接邵逸夫到苏州,我在宾馆等他。在苏州,我陪他听评弹、看苏剧、昆曲,邵很高兴。我见他八十多岁,精力充沛,健康情况超乎常人。他告诉我,这是他每天拂晓做一种叫做太阳功气功的效果。

上海机场接机疏失的情况,我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我说:“不知你是否知道这样的处理?希望你能出面接待邵逸夫,弥补在机场产生的不愉快情绪。”江泽民当即应允了。我又派苏州交际处处长专车陪送邵逸夫到上海,江泽民见了邵,并宴请他,做了弥补。

浙江省的接待很认真,邵逸夫比较满意。

不久,邵逸夫对我提出,还要到内地去看看,特别是想到西藏去,也要求,不要公开报导。去上海、浙江,没有公开报导。我给四川省委发了电报,并专门通了电话,建议他们热情接待,并派医生一起去,以防万一发生情况时,有人护理,毕竟他年岁已高。

邵逸夫回香港后,请我吃饭,很高兴,感谢我替他的安排。他很自傲地说,四川省派了医生、护士陪他一起进西藏,一下飞机,他就坐汽车到拉萨,开始活动。一般人多少会有高原气候反应,他一点没事,反而跟他去的医生、护士却病倒了。以后他又去了内地一些地方。

我邀请邵逸夫去北京,表示可以陪他去,他想见哪一位中央负责人,我可以代为转达和安排,相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同邵见面。邵逸夫表示谢谢,会考虑我的邀请,但认为“时机未到”。我表示理解。因为他的事业同台湾联系很深,至少他的影片和录影带要在台湾发行。他如同大陆关系过于密切,会受到影响。当然,他同台湾的关系、利益可能还远不止此。

邵逸夫自从到大陆参观、了解情况后,就开始向内地捐款,主要对象是教育界。第一次捐给内地十几所中学,总共一亿港币。教育部门很重视,由国家教委负责人腾藤带队,组织内地著名大学的校长来到香港,一方面接受捐款,一方面表示感谢,在香港举行隆重仪式。各大学都准备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礼物、纪念品回赠给邵逸夫。

以后,几乎每年邵逸夫都有捐赠。内地许多学校,知道消息后,纷纷对邵逸夫提要求,有些直接写信给邵。后来,国家教委自己也提了方案,要求邵逸夫继续捐助,要新华分社转交。

工委讨论后,一致认为,邵每次捐款,都是主动提出的,国家教委这种做法,对邵可能产生误解,仍应该让邵主动,我们都不同意把教委的信转交给邵逸夫。

果然,邵逸夫把那些单位直接给他写信,以及口头向他提的要求,全都转到新华分社给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后来,邵逸夫主动提出方案,每年捐港币一亿左右,捐赠单位增加,但捐给每单位的数量减少。以后,他又改为资助小学。那几年,他前后捐给国内教育界五亿多港币,应该说,不少于李嘉诚捐给汕头大学的数量。

邵逸夫关心甘肃敦煌古迹,捐出三千万港币,资助保护莫高窟壁画。李储文退休回上海后,曾专程到香港要求邵逸夫资助上海天蟾舞台改造,邵捐了一千万港币。

邵那几年是香港艺术节的主席,每次请内地剧团到香港表演,总会邀请我们去看看。也经常招待我们到九龙邵氏影片公司片场吃饭、看影片。他希望内地能放映他的国语影片。我让文体部负责人韩力去同中央文化部、中影公司商量,希望他们能满足邵逸夫的要求。我讲邵的要求并非为赚钱,而是希望他的影片在大陆发行,有些片子,我看是可以在大陆放映的。我希望内地能够多买些邵氏的影片。韩力跑了几次,有关方面表示可以买,但出价很低。其实,邵逸夫要求并不高,实在是内地出价太低了,邵逸夫不肯这样子卖。我理解,他不是在钱上计较,而是面子上过不去。邵逸夫希望他的影片能正常地进入大陆,“送”不好,但卖也要有个合理价。价太低,市场上不好交代。

我一再要韩力与文化部门和中影公司做工作,都做不通,这件事就一直没做成。

邵逸夫很欣赏大陆的艺术发展,特别对昆曲感兴趣。他也很欣赏河北梆子著名的女演员裴艳玲,认为她文武双全,既精梆子,又善昆曲,认为大陆称她国宝,当之无愧。邵并建议用录像把她的艺术保留下来。我有意让裴艳玲与邵合作,满足邵的愿望,后因“六四”发生,未能实现,亦一憾事。

亲台的江浙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徐季良,我请人向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表达问候,听说他身体不好,我愿意登门拜访。他回复,表示感谢,称身体不好,会见之事,以后再说。但他让一些副会长出面在江浙同乡会俱乐部邀请我共同聚餐。见面时,在笑谈中叙述乡情。我还表示希望能成为同乡会的会员,他们当场表示欢迎,一下子情绪融洽起来了。他们向我问了一些有关香港的政策问题,没有谈两岸关系,以后,继续接触。

后来,大陆经济学家千家驹到香港访问,我请他夫妇吃饭,千家驹说,他同徐季良是老朋友,想去看看徐。徐表同意,并邀请他吃饭。千家驹问我可不可以去?我讲,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要去见徐季良,他不肯见我,现在他要见你这是再好没有的事。

这件事使我更深信:广泛利用各种关系,包括内地的关系,进行香港工作,是我们开展香港工作的重要“资源”。

我多次邀请《星岛日报》的老板胡仙吃饭。胡仙是虎标万金油老板胡文虎的女儿,她都只表示谢谢。十一国庆酒会、春茗,也都发请帖给她,她请人向我表达:“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信息很明确,见面尚不是时候。后来,终于在一次酒会上碰面,她主动上前同我握手打招呼。她的报纸几十周年的纪念日,主动邀请我参加,我和杨奇去了,她在宴会厅门口迎接。这也算是一种接触方式:什么话都没有谈,但见了面。

八四年中秋宴会后,通过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的介绍,认识一位由台湾来香港从事粤港船务,创办粤丰公司的朋友范澄,并安排我与亲台的《工商日报》总编辑喻舲居一起吃饭。席上很自然的谈论到两岸的统一前景。我讲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和平协商,统一中国,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你行你的三民主义,我行我的社会主义。喻先生则表示,国共两党恩恩怨怨二十八年,现在又隔绝、对峙了三十多年。大家都要重新反思,重新了解。中共不要急于统一,国民党不必害怕统一。现在大陆是大哥哥,台湾是小弟弟。希望大陆有“以大事小”的气度。只要都以民族大义为重,总有一天“水到渠成”。我对他的意见表示欣赏。

席上,谈论到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时,也谈到了九七之后,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区政府,台湾人士能否在香港继续活动的问题。

我说:台湾在香港的各种活动,只要在一个前提下,不搞台独,都可以继续,报纸可以继续办下去,按邓小平的意见还可以继续“骂共产党”。求大同,存大异。我还估计,国共两党有可能在香港开始接触,交谈。谈到华航飞机九七后能否飞香港时,我讲:“国民党‘国旗’换成国民党的党旗就可以了。”

陈香梅是个两岸都可来往的人物,她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希望能见我。外交部也建议我见她。因此,她每次经过香港,我都请她吃饭,与她见面。她来往两岸之间,有无政治性活动,她没有任何透露,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女士主要是为做生意而来中国的。她已故的丈夫陈纳德,在抗战时期,组成航空飞虎队,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她现在也想做飞机、机场都有关航空方面的生意。她希望见我,可能是想扩大她的知名度。社会上不少人士建议我不要见她,特别是一些接近台湾的朋友,更是强烈,但我从广交朋友的角度出发,还是每次都与她见面。

陈香梅有个妹妹陈香桃,在香港做黄金和夜总会生意。我到香港不久,陈香桃经营的大富豪夜总会开幕,陈香梅托人请我去剪彩,并告诉我,请了我和王光英,王光英已经答应了。我考虑陈香梅是较重要的统战关系,就应允了。开幕式那天,正巧我和李储文一起去深圳办事,我一时无法离开,就同李储文商量请他代表我去剪彩,因为报纸上已经刊登广告说许某要去剪彩,不去不好,李储文就去了。

香港社会、报刊后来非议此事。事后看,最好不去,但是去了也不是什么错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为夜总会剪彩也可体现“马照跑,舞照跳”的政策,并不表示新华分社人士参加了夜总会活动。

对于社会舆论非议,我们接受善意的部分,恶意的部分,可以置之不理。以后这类事情,不去参加就是了。

可是李储文因此怀着一腔冤屈似的,认为我有意“整”他,在新华社内部以至外面表示,他是“替罪羔羊”。其实,何罪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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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68

过去,台湾的军政界人士到香港,港英政府是有限制的。中国政府可能曾与英国政府有过交涉,港英政府才作出限制。

蒋经国去世之前,台湾逐步开放,对大陆的态度,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台湾商人开始通过香港到内地经商,还有一些到内地投资,台湾人民回大陆探亲也逐步开放。当时台湾有些关系人,直接或间接地向香港新华分社、向我提要求,希望我们能影响港英政府,使他们经香港去大陆时,香港的签证可以办得快一点;并要求放宽台湾官方人士进出香港的限制,希望大陆施加影响。

我考虑形势发展确有此必要,也征得姬鹏飞同意,就在一次与港督卫奕信面会时,提出这个问题,建议他考虑港府对台湾往来人员的签证尺度放宽一些,速度快一些。卫奕信反问我:“是不是也包括他们的官方人士?”我回答说:“假如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反对。”以后我观察,香港政府的做法,的确放宽了许多。

经香港《明报》查良镛介绍,我与台湾号称“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会面。他是台湾较有名气的人物。

查良镛喜欢下围棋,他将大陆的围棋国手陈祖德请来香港,在他家里教围棋,并把沈君山也请来了。查知道我也喜欢下围棋,就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下棋”,同时告知沈君山在,征求我意见,有无兴趣会会此人,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在太平山查良镛家里,欣赏了陈祖德的弈局,我并和查良镛对弈了一局。

饭后,我和沈君山作了一次融洽的交谈。沈君山说道台湾有个青年篮球队,到日本参加亚洲地区比赛,由于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遭到大陆反对,未能参加比赛,青年人很丧气地返回台湾。他说,北京为何坚持用“中国台北”,而不能接受用“中华台北”呢?在英文里,中华、中国是同一个字,一样的意思,外国人不能理解两岸的中国人在争些什么?沈君山说,他主张统一要水到渠成,先从文化体育着手,先把文化体育上可能障碍统一的渠道疏通。现在,中华、中国成为障碍之一,能否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我感到这个说法有道理,答应向北京反映。回来后,我立即向北京反映了这个意见。不久,国家体委同意台湾可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比赛,解除了为一字之差所造成的障碍。

台湾在香港负责文教事务的黄也白,是我江苏如皋的同乡,主动透过关系找副社长祁锋,表示希望能与我见面,请我看电影。后来知道是放映台湾拍摄的“八百壮士”,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争的。我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请祁锋与对方进一步约定时间,并向北京发电报备案。


到了约定时间前一天,黄也白突然通知说,他有事不能陪我,由另外的人陪我看。我估计可能他们的上层有不同意见。于是,决定由祁锋去看。

当时,国民党在港机关的上层人士不敢见我,黄也白敢主动见我,我开始以为国民党的在港工作方针有了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估计不对,这次可能是黄也白的个人行动。

我们在发出国庆酒会请帖时,工委讨论是否对国民党在港机构负责人发请帖,因为以前从未发过。我主张发,估计他们不会来,不过我们发出邀请,表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他们能来最好,不能来,我们已经表明态度了。共发出十几份请帖,包括国民党在港的党部负责人陈志辉,党报负责人曾恩波等;多数没有回应,少数请人带信表示谢意。

还有一些国民党派出机构的人员,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私下请人带信,送小礼物给我,表示愿意同我建立联系;某些事情他们请我帮忙,我也帮了一些。这些人的情况,这里就不叙述了。

香港一位华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一些党政高层人士有交往,为了争取这位资本家,征得中央同意,我把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一位内地的副省长请到香港,协助做这位资本家的工作。因而间接与台湾几位高层人士有了些沟通。这位资本家说,在他与台湾一些老年和新生一代领导人接触时,他们对中国统一问题有个一致看法,就是要观察中国领导人有没有诚意,如果依香港模式,“一国两制”,把台湾矮化成地方政府,难以接受。他们主张实行联邦或邦联制。

我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中央与邓小平。也向邓小平做过当面汇报,邓虽没有表态,但看起来是听进去了。后来又与邓朴方谈及这件事,邓朴方告诉我,他父亲知道台湾有这种情绪,他父亲认为,只要两岸能谈起来,总可以商量。我当面和赵紫阳谈及,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或接受,只是笑笑讲,他们大概有个“面子”问题。我对赵讲,也许他们因为台湾现在是“中央”政府,假如变成地方政府,所有中央政府人员的地位、职位都将下降,这可能是他们不愿接受的原因之一。当时,还没有把“台独”的阻挠因素考虑进去。

对台独的看法,中共中央的态度可以从“对台办”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台独是个反对统一的力量,“对台办”的主张是不予接触。香港有不少人建议我们同台独建议联系,让台独某些人来大陆访问,我们曾向杨思德反映了这个建议。

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变化,将原来“国共两党谈判”的提法,加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独包不包括在台湾人民内呢?按当时中央的态度,台独是不包括在内的。我根据在香港的观察,又向杨思德建议,应该同台独进行某些接触,做些工作。因为台独里面也有派,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分化工作,杨思德还是没有表态。

我与台湾的文化、电影、宗教界也有些接触。台湾电影界有些人找到新华分社,希望能去大陆拍电影,杨奇、韩力很积极,我支持他们的做法。除了介绍一些国内关系给台湾电影界之外,还协助他们向中国银行贷款,因为他们没有抵押物业,中银提出条件,要求新华社担保。我同杨奇、韩力商量,他们主张我出面担保;万一出了问题他们可以动用电影基金弥补损失。这样,支持他们拍了几部知名的影片,交了不少朋友,而且并未动用过基金。

童月娟是童星出身的著名台湾电影明星,我年轻时就看过她演的电影。以往我们请她吃饭,她都婉谢。到了八八年,她答应赴宴,席间我与这位年近八十的电影明星谈生活、电影业的话题,交了朋友。

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搞摄影工作,经常来香港,有时找我帮忙办一些事。我见他做摄影工作,社会上知名度也高(很多人知道他是杨尚昆的儿子),香港摄影发烧友(爱好者)数量大,民间摄影组织相当多,就给他任务,要他做摄影界的统战工作。他在香港摄影界做了一些团结工作,并把工作做到台湾去了,把台湾摄影大师郎静山请到香港,使我得与这位摄影界老前辈交了朋友。郎是江苏苏北人,与我同乡,当时将近一百岁,矍铄有神,头发没有掉,视力、听力都很好,看起来顶多只有七十多岁,饭量比我还大,行动便捷无老态。我发出邀请,在他百岁大寿时,回老家江苏祝寿,我愿全程相陪。郎老夫妇听了十分开心。

我与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接触,也很奇特。这位台湾宗教界名人于八九年从美国西来寺出发,带领庞大代表团,经香港去大陆,再沿来路返美。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台湾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不仅民间声望高,又是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对台湾的高官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杨尚昆在北京接见了他,香港新华分社也将他作为重点统战对象来接待他,宴请了他,还请了香港工商界上层人士作陪。

我与星云一见如故,不仅因为是江苏同乡,而且感觉他不但能够在台湾有影响力,并把佛教带到西方,弘扬宗教,在美国建西来寺,在澳洲等国家也能建寺院。他到内地以后,每到一地都宣扬佛法,深入浅出,使一般人都能听得懂,主张先入世,后出世,为社会服务,反应甚好。

他向我介绍一些弟子,既年轻,学历也高,男女弟子大都具硕士、博士学位。我们都很惊异,认为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佛教领袖。星云回到美国后,写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接待,邀请我到美国旅游,并表示他的邀请是长期的,只要我有空,随时有效。这封信是“六四”后发出的,当时我还把信在工委会上给大家看,并开玩笑讲,他是在“策反”我。不料,不到一年,我不得不真的离国赴美,在西来寺“旅游休息”,成为星云大师的客人。

八六年五月三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编号13-198号波音七四七型货机,未依原定航线由曼谷飞往香港,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轰动一时。按照国际惯例,人可以不回去,但飞机和货物,对方可以要求送回。大陆有意把飞机和货物让台湾收回,不仅表示遵守国际法规,也希望借此机会,与台湾打开来往的缺口。中国民航发电报给华航,要求华航派人赴北京商谈处理有关问题,但华航始终否认收到电报,台湾官方也不表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派杨思德到香港,指定杨思德和我负责处理这件事。台湾方面这时表示,希望通过第三者,如英国保险公司、香港国泰航空或国际红十字会来进行交涉。为此,中国民航又拍电报给华航,表示愿意交回飞机、货物及两名机上人员,并且表示希望双方直接对话,无需通过第三者。因为是两家航空公司会谈公司间的业务,不涉及政治问题,如果觉得不方便在北京对话,可以另外选择合适地点。后来台湾方面表示,将通过华航香港分公司与中国民航香港办事处直接洽谈,并表示这是民间机构的接触,不涉及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坚持他们一定要派官方代表,因为我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在政治上表示善意,希望打开双方直接会谈的缺口,所以同意了台湾方面的要求。双方航空公司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会谈,达成协议,由中国民航负责把飞机、货物、随机两名人员送到香港启德机场,台湾华航人员随即登机,双方即时办理交接手续,顺利解决了这件事。

不管形式如何,这是国共两党、海峡两岸三十七年来,第一次双方直接谈判,第一次达成协议。

第十三章 国际交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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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在香港设立外交机构的国家和地区,八三年我上任时有七十多个,现在已有八十一个。

香港新华分社以前很少进行公开的外交活动,特别是主动性的公开活动。新华分社的外事部专责外交事务,部长由北京外交部直接派来的人担任,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外交工作资历,如外事部长纪少祥,就曾任驻英大使馆的参赞。

以往外事部只是参加各国驻港领事馆的一般公开活动,如国庆酒会等,平时很少有接触。

我到香港上任时,正处中英第二轮谈判开始,我感到有必要通过香港的对外活动来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解释、宣传中国的香港政策,这是一项工作任务。当时,北京并没有交代这个要求,在我到香港了解情况后,深感有此必要。

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要收回香港,可能产生一些疑问,以致有所顾虑。我们应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会承认和保护他们在香港的利益,即使与中国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政府也会对他们在香港的利益,采用灵活方式,让他们继续存在。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形势下,中国政府更希望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充分利用香港进入内地,参与内地经济改革活动;对各国的各地区来说,这也是他们获取更大利益的机遇。

这样,我们提出在香港的对外交往方针是,广泛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主动积极、广交朋友,争取各国和各地区,认同和支持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工委确定,在港外事工作的重点,除英国外,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他们同香港是近邻。

当时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社长是李储文,他与我分工。与一般国家礼节性的往来,如国庆酒会等,由李储文出面参加(李储文离任后,由乔宗淮参加)。我则亲自参与重点国家的国庆酒会,并经常宴请这些国家的领事,比如我与当时美国驻港总领事李文一年至少互相宴请一次,与日本总领事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总领事离任回国或到港履新,一般都知会或拜访新华分社,我也都出面会见,设宴送行或迎新。各国领事到香港履新,往往要求拜访新华分社,多数也由我出面接待。通过这些活动,既听取他们对中国香港政策的意见,也宣传、解释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有时双方还交换各自国内情况和意见。交了不少外国朋友。

外事部长纪绍祥为增加结交国际朋友的机会,建议成立一个命名为马可·孛罗的俱乐部,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工委同意,给予支持。外事部凭此经常举办各种讲座、文艺活动,增加新华分社与各国外交人员接触的机会。

我到港不久,外事部长纪绍祥反映,有些国家的总领事,希望到中国内地参观访问。我反问,我们为什么不邀请?他面有难色,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又问,哪些国家的总领事?想到内地哪些地方?纪绍祥说,美国、日本、法国的总领事,曾向他表示,想去新疆。他曾向外交部反映过,没有答复。纪说,现在他们又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当即答允纪绍祥:“你可以我的名义,向他们发出邀请。”我也即向姬鹏飞和新疆自治区党委发出电报,告知这件事。姬鹏飞一直没有复电,后来他当面问我:“你请他们去新疆干什么?”我回答他:“他们有此愿望,我为了增进友谊。”他虽没有再说什么,显然是次不愉快的回答。

在我陪同下,三个国家的总领事,还是参观访问了新疆。新疆自治区政府王恩茂等领导人热情接待,参观了乌鲁木齐等几个城市及名胜,听了自治区政府的介绍。王恩茂等对我表示感谢,他们在全国改革开放形势下,对新疆与外界缺少交往机遇,感到为难。三国总领事能来参观,正合他们的愿望。自然,三国总领事也很高兴能够访问新疆,回港后,宴请纪绍祥表示感谢。

不久,外交部下达通知,以后新华分社邀请香港驻外使节进大陆参观访问,必须事先报告批准。纪绍祥向我表示,是他“闯的祸”,外交部这个规定,实际是批评。他感到对我不起。我安慰他:“不要放在心上,这完全是为了工作。”纪问:“以后怎么办?”我说:“照请,你们可以先请示,如果不批准,我来讲话。”

纪绍祥可能既想做工作,继续邀请一些驻港外交使馆人员进内地参观,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又担心使我为难,就想出了一个主意:组织驻港外交使馆人员参加赴内地的旅游团,或自己组旅游团,可以不需外交部批准;新华分社外事部一样可以派人陪同,并通知内地有关方面配合招待。我支持他这个想法,以后便运用开了,获得驻港外交使馆人员及内地有关党政部门好感。

那几年,外国人士进入内地的还不多,到边疆更不易,外交人员需要多了解内地、边疆情况,边疆党政部门需要多接触外界、外国人士,为当地的改革开放多找一些机遇,新华分社采取的做法,一举三得,既一定程度地满足了他们双方的需要,新华分社本身也多交了一些朋友。如果说,因为担心外国外交人员因此搞到一些情报,而不让他们进入内地,那是因噎废食的做法。

驻香港的外交使团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同中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双方或单方的需要,香港就成为秘密、非正式接触的场所,新华分社便扮演这种接触的角色。

例如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和新华分社外事部保持接触。以色列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们通过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表达愿望和某些建议,新华分社外事部经外交部授权,有时由部长,有时由副部长出面,和以色列驻港领事接触,按外交部的交代,回覆他们。这种接触,一直都是以色列主动的。

南韩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积极争取与中国发展公开的经贸关系。那时,他们已秘密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活动。经外交部同意,我们让不少南韩商人,以至某些较低级的南韩官员,经香港进入大陆(在香港办入境签证)。南韩驻香港的总领事馆,看来负有这方面的任务,许多公开场合,他们的总领事都有意识地接触新华分社人员。我们采不主动,不回避原则。在一次酒会上,韩国总领事专门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问好,给我名片,并向我索取名片。我是不带名片的,只好对他讲:“对不起,我没有带名片。”他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中韩双方也通过香港解决一些事情。卓长仁劫机到南韩的事件,国务院电香港新华分社直接联系南韩驻港总领事馆,了解南韩政府的态度。南韩政府通过总领事,很快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商谈妥善解决。国务院即派外交部和中国民航总局的有关人员到香港与南韩代表会谈,达成协议后,才正式派代表公开去汉城,接回被劫持的飞机和乘客,解决了这一事件。

还有一次军人驾机外逃南韩的事件,双方也通过香港新华分社的途径解决。

南韩一些大公司、商社要求进大陆考察、投资、发展贸易关系,他们通过南韩总领事馆,多次表达了这个愿望。有几家大商社,还直接找上门,希望新华分社能予以协助。

我与姬鹏飞谈及此事,建议国务院予以考虑。姬鹏飞表示:“现在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主要的考虑,是照顾金日成。”还说:“金已经有意见了。”我理解,这指的是北韩金日成不满中国已经与南韩有了实际的贸易往来。

70

一些国家的政要访问中国,经常都要在远东最繁华的城市香港停一停,看一看。也往往会对香港新华分社进行礼节性地拜访。我任新华分社社长六年多,接待了不少这样的贵宾,如前法国总统德斯坦、前英国首相希思、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

英国前首相希思经过香港时,通过中国外交部特地表示要见我,他向我解释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也要求我讲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他已在北京见了中央领导人,中国的香港政策他应该已经了解。我看,他对我的提问,只是要验证一下他从中央负责人那里了解到的香港政策,在香港的中国执行人员是如何理解的。

澳洲报业大王梅托想收购《南华早报》,他专门到香港,并来到新华分社要求见我,我见了他。他主要问两件事,一是中国对他收购这份报纸,有什么意见?第二,九七以后,中国对香港的新闻方针如何?附带又问了一下,他的报纸能否进大陆?我回答他,《南华早报》是香港的报纸,谁来经营,我们不会有意见,当然,我们希望这份报纸能够采取真实、公正、不敌视中国的态度。九七年以后,依然如此,届时香港的新闻自由不会比现在少,可以继续批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至于报纸进大陆,现在是有限度的,包括《大公报》、《文汇报》进大陆都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里面,假如你们要进大陆,我们可以向中国有关部门反映,由他们来考虑。可能我回答干脆、明确,梅托很高兴,对我见他,以及我的回答,表示感谢。不久,他收购了《南华早报》。

基辛格每次访华路过香港,都通过中国外交部,要拜访我。我两次在利园设宴款待他。有一次,谈到香港问题,基辛格讲到港人的忧虑,我说,现在香港人确是担心外来干预,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许多港人还是担心中国将来可能过多的干预。此外,也还有人担心,“九七”后,英国会有干预,深圳担心美国有可能干预。基辛格听后十分诧异,要求我举例。我讲:“比如美国现在对香港的越南难民营问题表态,就是很明显的一例。八八年我访问贵国,同中国驻美大师韩叙,一起拜会贵国负责港澳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当时提出,希望中国干预英国政府对香港越南难民的处理,我回答,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九七年之前,中国对香港内部的管理事务是不干预的。”当时,我的意思是告诉他,希望美国也不要干预,基辛格听后就没有再问下去。

据我们了解,美国对香港事务是关心的。他们在香港调查研究的范围相当广,经常邀请中资机构的一些人聚会,席间了解问题,新华分社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经常接受他们的邀请,前社长王匡就曾接受邀请,去美国旅游、访问。一些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基本法草委、咨委委员,也经常应邀同他们谈一些情况。

类似美国这样重视调查研究香港情况的还有日本。中美谈判开始后,日本加强了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工作,增加人员。看起来,至少对整个南中国海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研究,日本是以香港为中心的。

美国商人在香港有一个商会,新华分社通过社长助理谭茀云同他们联系。美侨商会第一次请我聚餐时,在港的美国商会和大的商业机构代表几乎都参加了。席间,他们特别想了解的是中国对美国商人的态度。我表示,香港的繁荣主要是依靠香港本地人的努力;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商人在内,对香港繁荣都做了努力,都有贡献。希望更多的美国商人到香港从事经贸活动,更充分地利用香港。

鉴于美国商人以往做生意比较短视,只重当前利益。我建议他们应有长远眼光。我们不仅现在欢迎,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后,也同样欢迎他们。不仅欢迎他们到香港,更欢迎他们通过香港进入中国。我讲,现在看来,美国商人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还不够。

当时,这些美国商人还表达一种情绪,即对英国不满意,英国商人在香港有特权,对其他国家商人有歧视,在某些方面,形成不能公平竞争,希望中国注意这个情况。他们列举汇丰银行拥有中央银行特权为例。

我回答说,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是香港一百多年来殖民地地位形成的现象;中国从香港的稳定繁荣出发,对汇丰的地位,九七年以后不想做根本改变。比如,让汇丰继续发钞,可以考虑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参加,但仍以汇丰为主要发钞银行,中国不准备予以改变。中国方面考虑,也不会全部撤销汇丰其他方面的职能,因为不管怎样,总要有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至于具体如何确定,还待中英两国商定。中国政府对其他外国银行,不仅保护他们的利益,还希望能进一步利用香港,进入中国,进一步发展合作。如何改善他们在香港的经营环境,可以在草拟基本法时,大家一齐研究,还可以考虑将有关意见纳入基本法。

我同他们约定,每年聚会两次。他们很高兴我能参加聚会,一齐讨论问题。在与他们交往中,我发现他们与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贸易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国内有人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贸易要附加条件。香港美商不同,他们认为这种政策不但有损于中国,有损于香港,对美国商人、对美国,也有损失,特别是对在香港做生意的美国商人损害更大。他们表示,每年都会回美国进行游说,反对对华贸易附加条件。

在港美商还告诉我,现在香港的美国商人,人数已经超过英国商人(当时是八五年)。我很讶异地问:“是不是美国近来在港的商行增加,美国商人来得多了?”他们回答:“不是,是香港移民的结果。香港人移民到美国,拿了美国身分后,又跑回香港做生意。这部分美籍港人统计在内,数量就超过了英国在港的侨民。”

在另一次美国商会请我的宴会上,他们提出美国律师希望到香港开业的问题。他们倾向支持美国律师到香港开业,美国政府也公开作了表态,对港英政府有一定压力。我表示,这件事属于香港内部事务,九七年以前是英国政府的事,九七年之后,由香港特区政府考虑。我们不便置评。事实上,我知道,香港本地律师界多不赞成,还讲美国律师名声不佳,反对他们进入香港。

我的看法,香港既然是个国际大都市,某些具垄断性,或政治性的限制,应有改变。比如医界,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西医、中医人才相当多,这些人很多是内地有经验的医务人才,到香港后,他们参加考试申领执业执照,十分困难。他们多次派代表找我,提供材料,说明他们在香港得不到公平待遇。我认为,考试、发照严格,是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与病人负责,也需防止内地有关人才过分外流;但适当的公平对待也是需要的。但我对此问题,从未公开表态。因为,“九七”前是港英政府的事务,我们不应干预。舆论上适当支持是可以的,但那要传播机构去做。九七后是特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的事务,我现在讲,不但过早,也有干预之嫌。到那时如有可能,也只是个人意见,供特区政府和立法机构参考而已。

我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李文夫妇接触比较多,我觉得李文对香港、对中国比较友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同社会潮流不一样,比较乐观。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我接触很多驻港外交官,他们的夫人不少是中国人,普通话讲得很好,发音准确,比我乡音重的普通话,标准很多。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的事情都有相当深的了解。

李文夫人是河北人,她对中国的烹调艺术有兴趣,她在香港制作介绍中国烹调的录影带,希望我在某些方面给她支持和帮助,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她主要是想去内地,需打通一些关系,要我出面介绍。后来,许多问题她都自己解决了,找我很少。

李文调到缅甸当大使,新上任的美国领事我也有接触,但接触不多。李文从缅甸回国途径香港,特地通知我,我请他一起聚餐,听他谈了一些缅甸的情况,我开玩笑讲:“你在缅甸当大使,还不如在香港做总领事那么舒服。”他笑了,同意我的看法。李文在任上,请我吃过几次饭,都在美国领事馆。他不以美国菜,而是用中国菜款待我,据说是他夫人亲自指导下制作的。我品尝后,认为那是美国式的中国菜。八八年到美国访问,走了十多个城市,也品尝了华人餐馆的中国菜。相形之下,美驻港总领事馆的中国菜水平与专做给华侨吃的餐馆相当,比一些专做给美国人吃的中餐馆,水平还要高一些。

在香港外国领事馆吃饭,最精致的还是日本总领事馆,是道地的日本菜,很多原料都是直接从日本运来的。可惜,他们珍贵的生鱼片,我不敢尝试。

71

一九八六年,我向姬鹏飞提出,要访问欧洲,重点是英国。我们在香港工作,主要对手是英国,应对它有较多了解。当时,正当基本法起草期间,香港未来政治体制议论已起,也想去欧洲实地了解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为参考。姬鹏飞一口答应。我问他,要不要写书面申请报告,姬鹏飞回说不需要。因为他也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我也就没有写书面申请,而开始筹划。时值赵紫阳应英国政府及欧洲一些国家的邀请,将访问伦敦等城市。我和赵紫阳谈及我访欧洲之事,我说:“正好,姬鹏飞同意我访问欧洲,重点访问英国。你访英国,是否我可以作为你的随员一起去,以后,我再单独活动。”赵紫阳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即要秘书告诉外交部。

我因得赵、姬二人同意,回港后即和外事部纪邵祥商量,如何准备。纪绍祥考虑,专访欧洲几个国家,可能花费很大,建议请香港一些在英国和欧洲有事业的巨商接待,可以节省国家开支。我考虑用不了多少钱,不必因此欠下人情。但纪绍祥表示,没有人接待,太冷淡了也不好。我认为他说得也有道理,也就不反对了。经纪绍祥的活动,我们得到一些允诺,特别得到一位香港草委热心帮助,他可能出于香港未来政制上考虑,希望我访问瑞典政府,考察瑞典的政制和社会情况,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立即与瑞典驻港领事和瑞典政府、议会接触,为我安排了访问瑞典政府、议会等项目,会见一些负责官员、议长;并在香港宴请瑞典驻港领事和我,纪绍祥在座作陪。瑞典驻港领事对我有意访问他的国家,表达了欢迎之意,并表示愿意为我安排我所希望访问的官员和地方。出访行程的一切准备工作都齐全了,等着和赵紫阳一齐出发。

纪绍祥随即去了北京,是北京电召还是他自动去的,我不清楚。回港后,他告诉我:“外交部不同意你做为赵紫阳的随员一同访问英国。”我问为什么?是外交部什么人的主张?纪绍祥说:“是主管西欧事务的周南的主张。理由是,你和赵紫阳一齐访问,可能英国各方面主要的注意力会放到你身上,掩盖了赵总理的影响。”我无奈地苦笑着对纪绍祥说:“真是荒唐!怎会有这样的事!”我认为这不是周南反对随赵紫阳访英的真正理由。

不但如此,纪绍祥还带来姬鹏飞的“口信”,建议我今年访欧之行“暂缓,明年再去”。什么理由,没有讲。可是,要如何回覆欧洲之行已做的种种安排呢?只有一一道歉了。

当年岁末,我去北京开会,见了姬鹏飞,他主动提出,要安排我明年访问欧洲,我知道这是一种“补偿”,我表示,如果安排我出访,欧洲我暂时不想去了,先去美国。我没有和他讲理由,实际考虑是,看看资本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增加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姬鹏飞同意了,并交代秘书和周南去商量,安排此事。至此,我才明白,原来欧洲之行,受阻于周南。

八八年北美之行,是丰收之旅。三个星期,走访了美国、加拿大的十多个都市,大开了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眼界,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给过敏带来的正负面社会影响。也看到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为了争取执政,多只顾当前,不惜一切争取选票,很少考虑后果的一些情况。

当时,正值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里根不再参加竞选,派出副总统布什(布希)为总统候选人。我们走过美国东西岸十多个大都市,会见了几十个工、商、金融大企业的主管,以及一些经济、金融专家学者,分别属于共和党、民主党或无党无派。谈到哪个党会在大选中胜出时,他们大多认为共和党布什会胜,包括多位民主党人士在内;有几位民主党员的大企业主管,甚而公开主动表示,他们将投共和党布什的票,理由是“喜欢布什的纲领”,其坦白程度,出乎我理解之外。

在我访问美国行程中,香港一位咨委巨商陪我访问华盛顿、纽约。他与布什是朋友,经他商得同意,布什愿意以私人身分见我。当时正值竞选逐步进入紧张阶段。这个咨委巨商先和布什会面,谈到总统选举,布什自己表示,缺少信心,因为过去几次前副总统参选,多次失败,布什估计自己很难例外。结果他却胜利了。

后来,布什打算与我会面的事有了改变,据说,美国国务院提了意见,会面须采官方形式。征求我意见,我考虑,官方会见须报北京国务院批准,时间来不及,便作罢了。后来布什当选,给我一信,表示未能见面的遗憾,并送了印有他名字的两件小礼品,作为纪念。

美国总统竞选给我的印象是:政党的政纲,必须符合大多数人民和选民的愿望,包括符合竞选对手所拥有人民和选民的愿望,才有执政的可能。虽然,竞选时的这些政纲往往在候选人当选执政后食言,不予或不能兑现,甚至根本改变,但选民是现实的、短视的,成为竞选政党不顾一切,广开“支票”,以争取选票的弊端。政党领袖为争取选票,不论平时与竞选期间,都非常重视与社会各界往来。布什给我的信件,看来是他的秘书起草、打印,由他签名的;小礼物也可能是专备赠送的。对一个不相识,只间接有约的人,他给予如此回报,不论对方是什么阶层,都做适当的反应,给人以礼貌尊重对方的感觉,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一般是不会如此处理的。据说美国的领导人对他们自己的过敏,一般也如此回应,这不仅是他们对自己选民的尊重,平等以待,也为竞选时增添了“资源”。这是民主政治优越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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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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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啸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国务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摄录,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播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矛头主要是对着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着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趋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他不出来对话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着横幅参加了游行,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后不久,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要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导,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导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廿日,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从我个人情绪讲,看到香港市民群众这样热情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看到香港空前规模的游行、集会、募捐义卖活动,心情十分复杂。五月廿日以后,香港受台风侵袭,挂八号风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彻夜静坐,请愿唱歌。我在十二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交加,歌声、口号不断,心中百感交集。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群众利益,领导他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现在,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在风雨交加下,不顾一切席地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喊,我眼泪止不住地直流。

73

八九年四月卅日,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反映这次北京学潮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赵紫阳。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后,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最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提拥护共产党,拥护邓小平,一方面表达出多数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帮他们出主意,我估计可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些年轻教师、研究人员,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势力的介入、参与,但运动的主导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月廿六日社论,称学生运动为“动乱”,激化了矛盾,我认为这是极为不智的。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表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邓小平;也有人讲,等选择有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报告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赵紫阳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惩治‘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讲了一些他的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的做法,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来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建议,长远来说,要考虑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银行利息,提倡储蓄,多吸收社会游资。

我们还议论到“学自联”和“工自联”的问题,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紫阳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

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在李鹏、姚依林。

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赵紫阳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杨尚昆约定。第二天,我们在杨尚昆家里见了面,我把与赵紫阳谈话的主要内容和想法,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我,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到了赵紫阳对亚银年会代表团团长和亚银高级官员的讲话,认为讲得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紫阳这个讲话中,针对“四·二六”社论中“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的说法,表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表示,要通过与各阶层的对话,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后来,我知道,赵紫阳的讲话在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过,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也是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常委讨论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加进去,赵解释了一下,表示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杨尚昆对我讲:“我去同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我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尚昆斩钉截铁地讲:“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与杨尚昆谈话后,我打电话告诉赵紫阳,他又约我当面细谈了我同杨尚昆谈话的情况。赵紫阳告诉我,他也找李鹏谈过了。但是他没有讲效果如何。

当时,赵紫阳在“五四”纪念会,以及对亚银官员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以致我和赵紫阳对当时的形势估计都过于乐观。赵当时对我讲:“看来,这次学生运动还可能推动改革。”这样,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后,在工委会内部传达了关于处理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没有涉及中常委的有关情况),并讨论了香港、澳门的有关方针政策,专门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报告,以配合赵紫阳在北京的工作,报告内容共有四点,基本上体现了在北京与赵紫阳的谈话内容。

五月十三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开始绝食了,连续几天,加上国内外媒体的连续报导、渲染,学生绝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

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备几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晓时,几个人扶一个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广场,进行对话活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两人在电话中都讲这是好主意。但后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也无能为力了。

五月十五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访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小平掌舵。”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赵紫阳辞职了。但十九日凌晨,赵紫阳仍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来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否定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赵在会后即去广场看望学生,含着泪讲,希望学生停止绝食,爱惜身体,并讲他去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消息后,因为新华社大楼门前也有日夜静坐、绝食的香港学生,我就决定也去看望他们。

在现场,有记者问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看法。

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鹏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

五月廿二日,中央来电报,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计是关于中央改组的事,即于廿三日到北京。在机场接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神色迥异于往常,很紧张。他告诉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执行任务,市面上由工人、学生、居民沿途设卡,查询行人车辆,遇到政府、军队车辆,随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现在党、政、军、机关用车,车牌一律都换用一般市用车牌。我们从飞机场去住处,为免麻烦,须绕道而行。这位副主任还告诉我,中央已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来,来时为免麻烦,下飞机后伪装称是医生。我问他,中央调江泽民来干什么?他回答说,“不清楚”,只听说已接管胡启立主管的宣传工作。我因赵紫阳没有参加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会议,心里已有准备,也就不再询问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泽民会任总书记。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们召见时,我已经知道,此行是属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省、市负责人大多已来过北京,我属于最后几个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哪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我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立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杨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学运,以及驻港中方机构的情况,会见约二十分钟后,他说还有事要处理,要我去见李鹏:“你去和他谈谈香港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想,是不是我刚才提过对李鹏的意见,他让我去见李鹏,缓和我和李鹏的关系?

我辞别杨尚昆即去见李鹏。李的秘书说李去国务院开会,要我坐一会,他通知李鹏马上回来。我在会客室方坐下,李鹏的老婆朱琳出现,和我打招呼,说:“你们在香港辛苦了。”摆出一副大首长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后,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学生闹得那么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觉,当时也不好对我怎么样,转而以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后,要我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报》、《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李鹏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听后,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经济情况,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关于海南洋浦特区的开发问题。前文已述,我这是受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鹏能尽快批准海南省委的报告,李鹏也重复了他按项目批土地的一套,推托过去。这是我和李鹏最后一次单独谈话,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后,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他大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支持学生的街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后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还要按照三条执行。事实上,这是对这三条有保留的做法。与杨尚昆谈话后,我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枪了!”因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开枪的地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电视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应。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心情的矛盾和激愤。我想,共产党变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么能够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了,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后,尽可能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于共产党就垮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之后,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阳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覆我,赵听后讲了两个字:“谢谢!”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灭的。

74

“六四”,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开枪,群众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从九七“大限”心态出发,看到“六四”,联想到九七后,自己也可能有类似遭遇,因而益发空前激烈地投入运动,“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号,明确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态,引起市民共鸣。“黑色”大静坐,“黑色”声讨会,从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以至上百万人的大集会、大游行,牵动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历来对政治的冷漠,几近疯狂地参加运动。过去,《国际歌》、《国歌》为共产党、大陆人所唱的歌,现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风采》,竟成了香港当时众人唱的流行歌曲。这种借歌发挥的心态,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这个运动影响的人数,实际还远超过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华分社、左派团体内部的当地员工,几乎都参加了活动。我们的基本群众:爱国学生、工人、共产党员,包括一些老共产党员,相当多数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右派势力也举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公开参加游行。从大资产阶级到劳动群众,政治上各种倾向的人士,甚至少数外籍人士,都参加了活动,在香港社会上形成一种现象:谁不参加这个活动,谁就受孤立、受歧视。

实际上,香港这一活动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广大群众表达了空前对中国爱护的热情,希望国家进一步改革、进步,支持学生要求民主、改革的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不满、不信任和反对,以及不满共产党镇压学生,反改革、反进步的做法。

当然,不排除一些对中国共产党采敌视态度,企望社会主义中国垮台的势力从中起影响的一面。但应该讲,这不是主要的。

因为各种势力、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运动,形成一个爱国的、反对北京当局错误政策的统一战线,人心起了大变化,使得我们在香港多年争取人心的工作,亦即爱国爱港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毁灭性打击,使我们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地位。

“六四“北京开枪后,香港市民一直处在激愤之中,不少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失二千亿港币;地产物业的市值至少也下降二千亿港币。也就是说,仅是股市和地产,已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批青年学生,拥护毛泽东思想,热爱社会主义中国,被成为国粹派。现在,这批青年多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有的在外国银行香港分行任总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后,他们中一些人聚会,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这说明什么呢?一度他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这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港市民。工委经过讨论,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交涉。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度,大陆总行也调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后,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不少内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逃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嘉诚,也改口声称,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游行期间,接触面也很广。“开枪“之后,一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人纷纷停止与国内的生意,甚至把办事机构从内地撤回。
六四后,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设灵堂,祭悼六四死难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准备率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部长们的签名,也是他带领的。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华要我出面再做黄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答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了黄文放,希望他不要带领,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祭悼活动。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内地来港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六四”一个多月后,我们征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洗刷干净。由于贴大字报所用的是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墙壁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径香港,与他同行的还有浙江省的桥牌队。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们下午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喜欢下围棋,想借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桥牌队的队长须在九龙办一点事,会晚一点来。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才到。问他为什么这么迟?他讲,在九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车而去,不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后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社的地方,这才拦到一辆车载他回来。我和聂卫平听后都十分震动,没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群众,对我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后,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态度,我积极征求港方中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北京,但只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包、李也先后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后都和我聚会,谈了会见情况。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李嘉诚则语焉不详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邓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后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江泽民,不见李鹏。我也答应,做了安排。他们见到了江泽民。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闻。我同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口同声说“北京领导人不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香港当敌人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后来李后给我打电话说,江泽民不愿意再单独见什么人了,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愿见李鹏,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将江泽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借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后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75

六四风波中,香港新华分社与各中资机构的不少员工,参与、支援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六四后,工委讨论决定,不管是参加签名、游行、募捐等支援活动,“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训,不要求做口头或书面检查,并将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姬鹏飞很快通知我们,表示同意工委意见。四中全会期间,我向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又汇报了这个意见,得到他的同意,我们便向各单位做了传递,稳定了内部不安的情绪。

可是,七月间,我去北京参加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属单位对六四期间港澳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检讨错误”的同义词。当时,北京从市到中央,从个人到机关党委,都纷纷在做“反思”,实际上在搞“人人过关”,大搞“秋后算账”。姬鹏飞已经通知我们,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见,江泽民也同意了,现在又要“反思”,出尔反尔,我沉默以对,不表示态度。周南见状,出面打圆场说:“反思一下有什么要紧,我们外交部党组也做了反思。”我点点头,表示接受。

回港后,在工委会上传达后,我表态说:“整个六四事件期间,我不止一次说过,工委在处理上如有什么过失,将来追究责任,你们(指其他工委委员)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实际上,也都是我做的决定。我们对下已经宣布对六四期间发生的问题,既往不咎,现在中央又要我们‘反思’,我考虑,我们没有犯什么错,但不‘反思’又不行,请大家考虑怎么处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传达,也不要求他们‘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责任还是在我,不要大家负责。”会议上发言的很少,最后结论是:“写一个反思吧!”把“写”的难题,交给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

我考虑了几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写”“反思”。佘也有个初稿。共同的意见是,我们没有什么错误要检讨,但作为教训入手,可以“写”几点“认识”。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港澳的支援运动,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对关于“动乱”、“暴乱”的定性,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采用了“北京风波”的提法。

这样,“反思”在工委通过了,报送给中央。十月,五中全会期间,姬鹏飞谈到工委的“反思”报告,竟说:“你们的‘反思’报告,写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七、八月间,港澳办一位干部私下告诉我,江泽民在工委的“反思”报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来,许家屯是‘右倾’,工作上应该调动一下。”中央办公厅将这个“批示”送港澳办秘书处,还没有来得及送给秘书长李后,中央办公厅又派人取回去了。什么原因,取回去的人没有解说。我相信这位干部送给我的信息。因为不久前,也是他告诉我另一件事:江泽民用了两天时间,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汇报的情况他不清楚。从这位干部说话的神情看,对我不是一个好的讯息。

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登上总书记宝座后,曾主动找我谈了一次话,两人谈得较融洽。他当时还同意工委的意见,六四期间,参加支援活动的港澳中方机构人员,不管情况如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党的总书记,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决策。

从他听到李后、鲁平汇报后,他的态度有了改变。数次我去北京,我让秘书和他的秘书联系,要向他汇报港澳情况,他的秘书是他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以往对我态度很友善,每次接到我秘书的电话,有事随即解决;可是现在语气变了,老打“官腔”,先是说江泽民日程排得很满,有空再通知我,随后便无音讯了。一次还罢,两次,三次都如此。使我不仅感觉一旦官做大了,人就变了,还预感江泽民对我的看法,也有变化了。

这位干部送的信息,证实了我的感觉,江泽民已给我“右倾”帽戴,准备“秋后算账”了。

后来五中全会时,我主动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缘起于此。

六四风波“稳定”后,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从单位领导人以至个人,都纷纷进行检查、“反思”,大规模地进行“秋后算账”。中共虽然批准了工委在港澳实行“一律不咎既往”,实际上又不断施加压力,进行“算账”。不同的是,北京是全面“算账”,香港只是个别清点。

港澳办在六月底,专门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开会,讨论六四期间,关于港澳报刊报导问题。我和张浚生商量,汇报时,突出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虽然两报的报导有过分之处,但我们已经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后要“转变”过来,还是不能急,要逐步来,着重点还是要大家接受教训。

我和张浚生一同参加会议,姬鹏飞主持,港澳办、外交部还是那几位与会。中央对外宣传组负责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专门参加了会议。

一开始,曾建徽便责问:“《文汇》、《大公》怎么搞的?”与李鹏廿五日和见面时的责问口气几乎一样。朱穆之随即附和,指明要工委汇报《文汇》、《大公》的问题。

张浚生按准备好的提纲做了汇报。曾建徽不断插话,指责:“共产党自己的报纸,骂自己共产党,实在不可思议!”我估计他们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等待他们提出“指示”。

张浚生汇报到工委的处理原则,转变要逐步来,不能急,要容许两报员工有接受转变、接受教训的过程,急则可能生变;并且也要让社会有个接受的过程。这是,我观察到曾建徽不断摇头。

我还是做了补充。一开始,我用的仍是对李鹏讲的观点:不能用内地的标准来要求这两份报纸,更不能用内地六四后的处理办法,来处理这两份报纸。六四期间,两份报纸的做法,也是不得已,当时香港社会上与报社内部,群众激动的程度,报社领导已很难控制。连我们工委也是如此。报社为了不被内外部群众冲垮,为了保留阵地,才做了权宜处理。我们应设想当时报社领导人的处境。我强调,处理《文汇》、《大公》,特别是《文汇报》,不能急,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当时,内地各新闻机构正在大搞“秋后算账”、“人人过关”活动,还把大批参加支持学生爱国活动的记者、编辑,调职、撤换以至逮捕。)既然已将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础上,加强教育,逐步转变,,让他们有个接受教训的过程。

朱穆之、曾建徽经我这么说后,他们相互看看,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与会的其他人看来也插不上嘴,姬鹏飞也没有表态。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表示异议,我也就认为他们同意了。

朱穆之还是开了腔,他问:“在香港办一份《人民日报》样的党报,怎么样?”曾建徽进一步问:“《大公》或《文汇》,改一份为党报,怎么样?”于是,姬鹏飞也加入了讨论。

我很不以为然。在香港办《人民日报》式的党报,不可能办得成功,《人民日报》海外版便是例证。鉴于当时气氛,不便反对,只好敷衍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他们也同意了,算是结束了会议。

回港后,工委讨论时,请两报党员社长、副社长杨奇、陈伯坚列席,传达后,大家都感到压力沉重,但还是坚持处理两报既要“转变”,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压的原则。“转变”则采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内外都能有一个可接纳的过程。要两报党内外工作一齐做。工委决议指定由张浚生出面告知《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有关北京和工委的意见,请他谅解,支持。

说服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过于心急,往往语不择言,矛盾缓和不下来。他本人情绪也不正常,时常和张浚生起冲突。有一次,他竟然对人说,准备随时被调回北京,开除党籍,坐牢。我为此特地找陈伯坚谈话,我说:“你在运动中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岁数已这么大,早该退休了。看破一点,了不起受点处分。这也许是我们这类人最后一次的考验,不要太紧张,还是把当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华总社要他退休时,是我留下他到《文汇报》工作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犯了一样的毛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共进退好了。”不料一语成谶,我来美后,他也被解职调回内地。不久,我从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怅然许久。

陈伯坚和报社一些同仁,同社长李子诵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李子诵和一些同仁对“转变”,思想不通;陈伯坚又要求过急,报纸每天要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北京有人瞪着眼,盯着看这张“共产党自己骂自己”的报纸,看你如何“转变”。变成几乎每天都有陈伯坚和人冲突的消息。最后,爆发“文汇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张浚生在工委碰头会(每天的例会)上表示,有人报告说,李子诵某人和刘宾雁、陆铿、金尧如等一齐吃饭,商谈组织“文汇之友”,要《文汇报》“独立”,拉出左派阵营。什么北京不清楚,估计可能是台湾或某国,以台湾的可能性大。他还说,“文汇之友”已公开发表了声明,要《文汇报》“揭竿而起”,成为“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桥头堡”,情况显得很严重。讨论结果,一是要陈伯坚出面召开社务会议,争取李子诵参加,如果情况属实,要公开声明澄清。二是要报北京备案,以防真的“独立”了,不好交代。

陈伯坚立刻会报社开会,拟了“声明”,李子诵对“声明”有不同意见,陈伯坚便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通过了“声明”。李子诵不肯参加会议,以陈伯坚越权,非法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议为由,发出书面通告,解聘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是社长李子诵发的聘书)。

那天已经下午十点多钟,张浚生要求召开工委紧急会议,汇报《文汇报》所发生的事件,认为李子诵断然解雇陈伯坚,证明“文汇之友”的情况是准确的,如不相应采取措施,《文汇报》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讨论中,有人提出改组《文汇报》董事会、社委会,开除李子诵的一切职务。其他有关人员,也相应处理。但《文汇报》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这种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时之间,考虑不出更妥善办法,又担心不立即处理,第二天李子诵有进一步改变《文汇报》的行动,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断处理,但不赞同开除李一切职务。李子诵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文汇之友”活动他不是主动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解除他社长的职务,已无法解决问题,但要留有余地。我主张《文汇报》董事长职务不动,一切待遇(政治的、经济的)不变,得到大家同意。

我们又继续讨论了几个问题,包括用什么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诵的社长职务?有人提议: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较为缓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汇报》的股权如何转移给新华社指定代理人的问题。由于香港《文汇报》约有三分之一的股权仍由上海《文汇报》所有,须与上海市委联系,请他们支持转移过来。还有一部分由原总编辑金尧如名义拥有的,金尧如已离职,也要转移过来,以确保新华分社所拥有的股权。

金尧如参加了“文汇之友”的活动,有人主张撤销金尧如在董事会内的董事职位。我不主张牵连,而且必须召开董事会才能取消董事,新华分社不可能出面做这种事,因此处理金尧如的意见,未获通过。

有人提议报北京批准。我考虑时已夜深,又不能再拖,并且一旦上报北京,他们还可能说工委“手软”,应该要更严重的处理。我于是说,等不及了,我们报告备案就可以了。

最后,会议决定张浚生当晚代表新华社去文汇报社宣布决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诵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内疚,到李子诵家去做“工作”。我能和这位爱国、正直的老人说什么呢?我当时只能请他谅解,请他保重身体,建议他外出休息,如去内地,我愿意代为安排一切。我真诚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产党的朋友。”(当时,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

我对李子诵很抱愧。特别是,当后来知道,“文汇之友”活动真相,不是那回事时,更感不安。现在乘此篇幅,谨向李老道歉!

76

七月上旬,姬鹏飞专门召集、主持了一次讨论香港“六四”以后形势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港支联”的问题。

香港支联会,以香港激进民主派为骨干,以司徒华、李柱铭为首,他们抓住了香港各界市民支援天安门爱国学生运动的机遇,建立了“支联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一个以中右为主,综合左、中、右的统战型的组织,其领导权掌握在激进民主派手中,当时几乎网罗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团体,也包括不少原来对政治比较冷漠的中间性社团,甚至还有部分左派组织。他们在六四事件中,对北京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斗争策略,呼唤要“打倒邓、李、杨”、“打倒法西斯”,声明不承认“李鹏政权”的合法性,誓不与“李鹏政权”交往。

会议上,北京认为这是一个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组织,是西方某些国家和本地反共势力结合起来,企图将香港变成反共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国予以“取缔”。姬鹏飞同意李后的观点,“对英国政府纵容港支联的做法,我们要进行交涉,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港支联的注册,取缔港支联。”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会上我们分析,据我们情报部门了解,支联会确有少数人利用这个组织进行反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些少数人当中,有外国、外方势力的代表,想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的反共颠覆基地,广大群众出于义愤,参加活动,跟着喊了些过激的口号,我们应该采取分化、争取的政策——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我们同意采取由英国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缔“港支联”。英国法律是禁止颠覆英皇的。在香港公开号召颠覆中国政府,打倒中国政府的口号,我们可以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但估计英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今后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变成反共颠覆基地,我们认为历来就如此,现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这次运动,把过去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化。情报部门已经初步了解,内地参加民主运动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联帮助他们,不但出钱,还有专人在进行。有些外逃的人,先住在这位“专人”的家中,然后取得外国签证,离开香港。这样一些少数人,是重点打击对象。

会议中没有对工委的分析再进行讨论,结论是要向英国政府交涉,“取缔港支联”,并经过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这个组织,取消这个被某些势力利用,以香港为基地,意图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会议还对恢复基本法起草活动,听了李后的发言。李后根据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现,提出在基本法草案里,须增加防止颠覆政府活动,以及紧急时期实施戒严等内涵的意见。与会者没有异议,也通过了。

会后,外交部和香港新华分社,分别向英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缔港支联的交涉。我们还在香港进行了舆论上的“攻势”。英国政府则以港支联注册,不违反香港法律为理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此外,我们说服了一些参加港支联的左派和中间派社团,退出港支联。有些中间派社团,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联,这对港支联而言,只是“削弱”了一点。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艾中的文章,题为《一国两制,不容破坏》。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事,感到很突然。查问后知道文章是港澳办起草的。香港社会对这篇评论反应强烈。我感到文章有两处不妥,一是公开了少数人企图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反共基地的内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词,引导人们认为:在香港凡参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人,都想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打击了一大片,广泛树敌,这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极不策略。

第二,几乎是公开点了李柱铭、司徒华的名字。我感到这样公开视二人为“敌”,非但不能孤立他们两人,且会提高他们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还造成以后无法接触这两个人,无法进行工作的局面。这两个人的立场,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做为今后政治斗争的对手,我们应该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后,他们对中国形势估计错误,采用了过激的策略,当前,和他们斗争成为主要的一面,现在这样公开点名,实际上是不留余地了,也是过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虑先设法澄清第一个问题,须向香港社会做些解释的工作,设法冲淡一些《人民日报》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应,把多数和极少数分开,澄清“反共基地”与多数人是绝不相干的。我立即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重点阐述这一观点。写完后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报》发表,结果李后传话来,只同意在《瞭望》杂志上发表。当然,这篇文章的基本立场是维持《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并不大。

“六四”后,我与司徒华、李柱铭私下有过直接、间接接触,当时目的是为了留有以后恢复合作的余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会赞同,并且事前可能会组织,事后可能“记账”,如不立即批评的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港支联“取缔”、“取消”的策略方针是错误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个错误策略,不仅“九七”之前无法达到,“九七”后也少有可能。如果届时采强硬措施“取缔”,不仅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进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也会使特区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地位,损害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争取大多数,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大陆本身的不断改革开放,时间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内地关系的日渐密切,实现这一方针、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错误方针、策略的制定,我是参与并同意的,我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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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十五章 中英关系的新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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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后,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关系恶化,中英关系也恶化了。中英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中英关系又进入了低潮,结束了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短暂的合作期。

英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制裁政策,英国中断了与中国之间的外交接触,也片面中断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一切磋商,几乎完全停顿。英政府对社会群众的爱国运动,采取支持的策略,这样不仅可取得广大市民的好感,也可更加恶化中国的形象,削弱市民对中国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会影响香港的治安,以致无法控制,引起中国的交涉和干预。六四后,他们处理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做法,是矛盾而高明的。

港英政府对市民的爱国活动给予便利,例如开放跑马场让群众集会,这是开了以后从未有过的先例。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保护新华分社与中资机构。当时,新华分社大楼门口不断有游行、请愿、日夜静坐、绝食示威等群众活动,新华分社对面墙上贴满了标语、漫画,观望的群众很多,情况紧张,港英政府除了增派警察巡逻之外,还加派了几十名警方人员常驻在新华分社。我们把大楼底层让出一部分给他们住,他们架设了电话、监视电视等,布置了相当周全的保安措施。以往历史上,香港的九龙暴动,也曾发生过袭击中国在港机构的事情,当时,港英政府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这次,他们很主动,而且还是事先征求我们意见,取得同意后,才这样做的。他们对中资各银行、报社等其他中方机构,也是如此。

六四后,工委也做了发生最严重情况的准备。我们将工委负责人分为两组,一组坚守新华分社大楼,准备应付任何严重情况,一组撤至赤柱招待所,准备在新华分社无法与外界联系时,能继续进行必要的活动。我决定留在新华分社大楼,郑华、乔宗淮去赤柱。

“六四”前,港督卫奕信主动邀请我去港督府吃“午茶”,经外事部报告外交部同意后,我去了。卫奕信问我对北京发生事情的看法,我能告诉他个人的看法吗?我特殊地运用了外交方式:“奉命告诉阁下,北京天安门前的活动,是动乱。”卫奕信表示理解的态度。

当谈到香港本地社会支持北京学运活动时,卫奕信告诉我,四月廿一日号称百万人的游行活动,据港英政府警察部门统计,约五十万人左右。他们尽全部力量,保持了活动没有发生意外。他并向我表示,他们也会尽力维护中国在港机构的安全,在这方面,感谢新华分社给予他们的合作。我也对港英政府保护在港机构安全的措施,表示了感谢。

我与卫奕信正式谈话后,在他从会客厅送我出港督府邸的中间闲谈,他谈到,现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事情很难,表达他处境有困难的心情。我当即同情地表示:“我理解。”他听后很感动地说:“你在一个大省负过领导重责,有经验,知道遇上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问题。”我同情地回答他:“我理解你的困难,我们彼此差不多。”卫奕信普通话很“标准”,我们是用普通话直接交谈的。

我与卫奕信第二次见面,也是卫奕信主动邀请我“午茶”,当时中英两国关系已相当紧张了,按北京指示,新华分社外事部与港府政治顾问正为取缔港支联问题,进行交涉。我方提出要求,要港英政府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表示,注册是按香港法律办理的。我们又提出,按香港法律,也不能容许一个组织颠覆英国皇室,据此,还应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反驳:按香港法律,港支联可以存在并活动。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但我和卫奕信见面时,双方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他关心的,似是北京的高层情况,我无法满足他的企望,朋友似的闲话了一阵。

我向卫奕信谈起香港有人提出的“居英权”问题。这件事,先是香港某集团的经理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提出的。出发点是“六四”后香港的精英移民太多,影响了香港企业的运作。这确是事实。由于企业界的管理人员移民太多,没有移民的也不安心,纷纷准备移民,人才流失严重。香港社会上普遍感到企业管理人缺乏,采用高薪挽留准备移民的管理人才,一年加薪两次,有的甚至三次。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人提出“居英权”的想法,就是现在给予居英的权利,但不马上移民英国,九七后,假如中国政策开明,香港还同以往一样,就不一定移民,假如认为情况不行,那时再移民。依照港人的说法,现在的移民办法,都要坐“移民监”,要住在当地,取得居民身分后,才能回香港。“居英权”就 避免坐“移民监”,不致影响当前为企业服务。他们将这个想法公开登报,私下活动,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权益。看来,英国政府把这个想法接受过去了,并用来解决在港英政府中服务的公务员问题,借此解决他们没有信心、想移民的情绪。

我与卫奕信谈了个人的见解,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这方面的指示。我对卫奕信讲,关于“居英权”问题,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设想的提出,可以理解,但有些问题将难以解决,后果可能严重,假如“居英权”应用在公务员身上,九七后特区政府在连续运作上会产生很大困难,有“居英权”的公务员,对未来特区没有信心,大部分走了,特区政府内将缺乏熟悉情况的人。假如那时香港情况好,大部分公务员有信心,拿着居英权不走,留下来为特区政府办事,他是效忠英皇?还是效忠特区政府呢?那时他们在心理上、在实际上,都会存在这种矛盾,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实际上,我向卫奕信预告了中国难以接受的立场,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北京的态度。因为我采取商量的口吻,卫奕信听了,只是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

不久,在姬鹏飞召集的港澳工作会议上,周南把外交部准备给英国外交部针对“居英权”的抗议书,提出讨论,文稿上把问题提到违背和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要英国政府为其后果负责。

我发言建议,这样过于强硬了。我讲,据我了解,问题不是英国提出的,是英国“接受”过去,并增用于港英政府公务员,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港人上层和中层相当多数人是赞成和希望英国这样做的。是不是要提到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需再斟酌。我们如果太强硬了,会影响这些人的情绪,影响到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如须公开发表抗议书,是否措辞和缓些,提法上不要这么高?姬鹏飞同意我的看法,当场叫周南改一改。但后来公布的抗议书,态度还是很强硬,实际上还是指责对方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中英之间还发生了几件事。一是徐海宁事件,一是杨洋事件。

前文已述,新华分社干部徐海宁在六四期间,频频参加香港社会上的活动,四月廿一日百万人游行大集会时,他打着新华分社的横幅参加,并且在跑马地大会上,以新华分社人员的身分发表演讲,被媒体广泛报导,一时成为香港的风云人物。这件事发生后,我制止了郑华要追究的想法。但徐海宁自己很紧张,离开新华分社,躲藏起来。我们担心他外逃,派人找到他。据找到他的人讲,他住在一个朋友家,情绪有些恐慌,精神有些失常。派去的人告诉他,回新华分社不会有事情,他不相信,不肯回。可是不久,他自己又回来了,我们不但没有责备他,我还交代有关部门领导去安慰他,试图稳定他的情绪。

但是隔了几天,他又悄悄地跑掉了。我们很快得到消息,说他被港英政府送到伦敦去了。我们立即向北京做了报告,北京要我们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交换徐海宁,港英政府表示不知道有徐海宁其人,事情就“挂”(搁置)起来。

当时,新华分社有关部门发现不少中资机构的人,在一些国家总领事馆门前排队申请移民。还有一些中资机构的人私下谈论,不调他回内地则已,如调他回内地一定不回,必要时准备去外国。我们在心理上对此已有准备,估计香港中资机构会跑掉一些人,因此,徐海宁的事情,没有做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向英国交涉,也只是让港英政府有所顾忌。

不久,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发电报去外交部和港澳工委:徐海宁自己跑到中国驻英大使馆,要求回国。徐海宁自称,是港英政府派人把他送到伦敦的,至伦敦后,被安置在一个难民机构,一天给他七十英镑。开始几天,还有人陪他在伦敦参观。后来,就没有人理会了,他感到没有希望,就跑到大使馆要求回国。大使馆给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法宝,征询如何处理。

我们同国务院港澳办和外交部交换意见后,给伦敦大使馆回了电报,希望把徐海宁送回国内,可是大使馆又来电报说,徐海宁又跑掉,找不到了。原来英国方面知道徐海宁与中国大使馆联系后,给徐海宁转移了地方。

隔了几天,徐海宁再一次跑到大使馆,这次大使馆把他留下了,并同英国政府交涉,要让他回国,为他订好机票。英国政府要求派人同徐直接谈话,被中国大使馆拒绝了,只同意在机场由使馆人员陪同下,让英国方面派来的人问话。据说,英方只问徐海宁:回国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徐表示是的。就这样,他离开英国,被送回国内。

北京的意见是要港澳工委自己处理这件事。我们就确定让他先回到广州,在广州八办招待所休息,派人给他做工作,稳定他的情绪。因为香港的传播界到处找他,徐海宁又是杭州人,我们就与浙江省委联系,把他送到杭州,请浙江省安排一个地方,让他休息。我们考虑徐海宁这样的情况,已不适宜回香港工作,就同浙江省委商量,让他留在浙江,另外安排工作。

同一时期还发生杨洋事件。杨洋是北京市的游泳运动员,到香港旅游期间逾期未归,并且公开声称,因为怕回国受迫害而要求政治庇护。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江苏同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后来才知是北京的运动员,派人了解并向北京方面查询,知悉杨洋并没有受迫害,只是他不想回去了。据我们调查,当时港英政府还没有与杨洋接触,但台湾方面有人同他接触,台湾当局也表示愿意接收他。我们很担心他会到台湾去,就一方面派人对杨洋做工作,希望他能回内地;另一方面,新华分社外事部长纪绍祥直接向我汇报,港英表示,只要我们发表声明,保证杨洋回大陆后不受处罚,可以把他们已扣留的杨洋,按处理逾期居留者的惯例,送回中国。

我表示可以,并征得北京的同意,发表了声明。大意是:对“六四”前后滞留在港的内地居民,无论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返大陆后一律不予追究。

声明发表以后,美国总领事馆却给了杨洋签证,让他去美国。外事部知道后,立即向港英方面交涉,港英却表示,人已经走了,“无能为力”。对港英这种不重信用的做法,以后如何交往呢?纪绍祥又找政治顾问交涉,他只是表示歉意。

北京港澳办、外交部和新华分社商量,为遏止港英政府不守信用的做法,要同英国较量一下。因为大陆每天都有非法逃港人员,中英双方协议,港府的边防抓到后当天立即遣返。因此决定,假如这一问题得不到英国进一步承诺,我们就拒收遣返人员。在港英交涉不得要领的情况下,我们边境上就开始拒收遣返人员。香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我当时考虑,如果时间拖延太久,不利于争取人心,因此,我就请包玉刚去见港督,告诉他,北京采取强硬态度,是邓小平的意见,不是下面工作人员决定的。我并且请包玉刚告诉港督,解决杨洋事件,我们只要港府重新做一承诺,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同时,由纪绍祥向政治顾问,也提出同样要求。

包玉刚把信息透露给港府后,没有答复。我又专门找了嘉道理,请嘉道理运用他的影响,再一次向港英政府传达这个消息。过了一天,嘉道理告诉我:“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等消息吧。”果然,港府政治顾问找纪绍祥做了口头承诺。我们认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传媒界有人问起,我们就把港英的承诺予以宣布。可是,政治顾问又出面否认,我们不得已,又做了澄清。最后,港府在十月廿六日《南华早报》头版,发表了他们的承诺,表示香港政府无意让香港被用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基地,……港府将继续对香港的特殊情况、中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和利益,予以慎重考虑。

我们在十月廿三日,港府私下口头承诺后,即结束了拒收遣返人员的做法。在整个事件中,广东省很支持,广东的边防部队给了很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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