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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滕彪

1961年東德政府開始修建柏林牆，目的是阻止居民逃往「自由世界」。1989年1月，修建柏林牆的決策者和組織者、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強硬地說：「如果建立的原因還沒消除，柏林牆將會屹立大約50年，甚至100年！」

1989年6月天安門屠殺，引發舉世震驚和譴責，而東德共產黨卻派出「末代總書記」克倫茨（Egon Krenz）為首的代表團訪問北京，公然對鎮壓表示讚賞。昂納克也聲稱，要「學習中國同志的處理方式」來對付示威者。1989年10月7日，東德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國慶四十周年大閱兵。僅僅33天之後，柏林牆倒塌，揭開了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崩潰的序幕。

在柏林牆問題上，戈爾巴喬夫說了壹句話：「我們決不能讓流血事件發生！」同樣是共產政權，蘇聯東歐沒有效仿天安門屠殺。評論家胡平先生說，「要使共產專制這台機器能夠正常運轉，就必須要不斷地實行政治迫害，不斷地實行暴力鎮壓。壹旦停止了暴力鎮壓，這台龐大的機器就癱瘓了。共產專制從不吃素，它必須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壹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隨即就渴死了餓死了。……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無非就是那裡的共產黨不好意思再殺人了；所謂北京共識、所謂中國模式，無非殺人而已。」

柏林牆被拆除30年後，人類早已進入信息互聯互通的數字時代，但在專制世界與自由世界之間，還有壹座柏林牆需要被拆除，那就是中國的網際網路防火長城，也稱作國家防火牆（Great Firewall，GFW）。它是中國的網際網路審查系統（包括相關行政審查系統）的統稱，作用主要是監控國際網路上的通訊，對認為不符合中共官方要求的傳輸內容，進行干擾、阻斷、屏蔽。此系統起步於1998年。

壹般的牆，是防止外人隨意進來；監獄的牆則是限制裡邊的人自由出去。而中國的防火牆，既阻止外界的信息自由進入中國，也限制裏面的信息自由傳出中國。它屏蔽了大量國際媒體、智庫和國際人權組織的網站，屏蔽了幾乎全部最流行的國際社交網站和大多數視頻類網站。中國是極少數幾個不能上Twitter、臉書、Google、YouTube、BBC、CNN、紐約時報的國家。牆內的人們既無法獲取數以百萬計的重要網站的信息，也無法通過這些自由的網路平台發布信息、發表看法。中國人就這樣，被困在壹個無形的、卻嚴密的信息監獄里。

人們只能從層層過濾、重重審查的官方媒體、官方網路上，獲取信息；人們被迫接受的是扭曲的歷史、虛假的現實、意識形態宣傳、心理操控、屏蔽真相、愚民奴化教育，共產黨洗腦機器可以說成果顯著。幾代人生活在以血腥暴力為基礎的信息監獄中，形成了順服乃至熱愛老大哥的認知和情感。不但如此，中國政府不但控制信息的自由流進流出，而且通過所謂的社交媒體 – 微博、微信、QQ、抖音等 – 收集和竊取公民信息、監控網民的壹舉壹動。信息柏林牆雖然無形，但老大哥的眼睛無處不在。從毛氏群眾運動極權到習氏高科技極權，獨立思想被制裁、獨立人格被摧毀、反抗行動被扼殺。這種環境培養出來的絕大多數人，只能是腦殘、犬儒、投機分子或小粉紅。

柏林牆擋不住人們對自由的嚮往。1962年8月17日，18歲的東德人彼得•費查試圖翻越圍牆，在攀至頂部后，兩名東德邊防軍士兵羅夫•費特列治和艾力•薛伯發現了他，並向他開槍。彼得是第壹個因試圖攀越柏林牆而被射殺的人。除了直接翻牆外，人們採取了許多方式：高樓跳下、挖地道、潛水、大型熱氣球、走下水道、駕輕型飛機、開汽車高速衝過檢查站等等。壹位工程師設計了壹個強力彈射裝置，從東柏林市內的高樓起跳，「彈」了數百米到達西柏林，然後利用自造的降落傘緩緩落地。柏林牆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

為了翻越中國防火牆的網民們，也曾各顯神通。自由門、火鳳凰、tor、賽風、免費代理IP、VPN、藍燈、SSR等，貓捉老鼠遊戲玩了十多年。不過似乎道高壹尺、魔高壹丈，近年中共發威加強防火牆封殺VPN，翻牆越來越難，風險越來越高。因為幫人翻牆而被拘留、判刑的例子，開始多了起來。

廣東東莞的鄧傑威因出售「飛躍SS」、「影梭雲」VPN翻牆軟體賬戶，被判刑9個月；吳向洋因搭建VPN伺服器，並出租、銷售VPN軟體和VPN路由器硬體，被判刑5年半。2019年3月，翻牆技術網站「逗比根據地」創始人孫東洋被判刑3年、緩刑4年，並被沒收電腦及處罰20000萬元罰金。甚至壹些網民僅僅因為使用VPN翻牆，就被警告、傳喚、罰款乃至拘留。因為網路言論而被判刑的中國網民、作家、記者更是成千上萬，記者無國界、自由之家等國際人權機構，把中國列為少數幾個「網際網路黑洞」、「網際網路敵人」。中國的網際網路自由度排名僅僅排在三個國家之前：厄利垂亞、北朝鮮和土庫曼斯坦。

「信息柏林牆」雖然無形，但專制政權對翻牆、推牆的懲罰卻毫不手軟。那些大胆行使言論自由、試圖衝破言論禁忌的中國公民，因為翻越無形的高牆而被關入有形的高牆。

創始於1985年的「無國界記者」，在促進全球新聞自由方面卓有成效， 2005年被歐洲議會授予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2018年，在「無國界記者」的倡導下，成立了25人「全球信息與民主委員會」，委員包括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斯蒂格勒茨、作家略薩、人權律師埃巴迪等四名諾貝爾獎得主，和弗蘭西斯•福山、亞當•米奇尼克等學者、記者、作家、人權活動家和科學家。作為25名委員之壹，我參与了《全球信息與民主宣言》的全部討論和起草過程，向委員會解釋中國的「信息柏林牆」。

2018年11月公布的《全球信息與民主宣言》，確立了全球信息空間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它應服務於表達自由、人類尊嚴、寬容和增進理解；獲取信息和知識，是壹項基本人權；政府控制媒體、扭曲信息、壓制新聞、用暴力對待記者，極大威脅和剝奪了人類獲取信息和知識的權利。這個宣言重申和細化了《聯合國人權宣言》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關於「表達自由」的基本原則，並結合信息時代的特點，為全球信息空間、媒體、記者和國際信息平台確立了基本原則。《宣言》得到數十個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歐洲理事會的支持。

柏林牆倒塌至今30年了，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猛然醒悟到：網際網路曾經被人們寄予厚望，可以引領中國走向開放與自由，但中共卻用它來實施全面高效的數字極權主義。哈佛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紀念柏林牆倒塌30周年的文章中說，「當我們痛快地慶祝共產主義在歐洲崩潰時，全然低估了共產政權在中國存活下來的深遠意義。」

人們遲遲沒有意識到：民主與專制的對抗沒有停止，中共築起的「信息柏林牆」不僅囚禁著中國人民，而且不斷向自由世界滲透和擴張。孔子學院、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各類同鄉會、校友會和商會，威脅著西方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大量的海外媒體被中國政府滲透、收買，影響著海外華人和外國讀者的思想觀點；中共享拒絕簽證來威脅國外研究者、記者，迫使他們進行自我審查；在中國進行採訪報道的外國記者受到中國政府的限制、跟蹤和騷擾；微信、抖音等中國社交媒體，越來越引起海外用戶關於內容審查和隱私安全的憂慮；很多西方公司因為在西藏、維吾爾、香港、台灣等問題上的政治觀點而受到中國政府的譴責和抵制，並且幾乎都要道歉並且撤回或改正他們的說法；華為、ZTE等中國科技巨頭，對所在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共利用黑客對西方政府、科技、大學、軍事、情報等部門發起網路攻擊、竊取秘密；中國政府的五毛水軍或機器人製造和傳播各種虛假信息，以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出版人、書店店員和異議人士甚至在境外，被中共特務綁架回國……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共信息柏林牆的延伸。

尤其不可接受的是，西方的科技巨頭們 – 思科、谷歌、臉書、蘋果、雅虎等等，紛紛配合中國政府的網際網路審查，甚至為中國的網際網路防火長城（GFW）提供技術、設備和培訓。西方人曾熱情地幫助東德人翻牆和拆牆，但這些科技公司卻為了巨額利益，幫助中國政府建立和加固高牆。

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后，逃到蘇聯的昂納克被引渡回國受審，被控犯有叛國罪及殺害192名試圖逃離共產黨政權的德國人；「末代總書記」克倫茲，因殺害東德民眾罪名被判刑6年半；開槍把18歲的彼得打死在柏林牆上的兩名軍人，分別被判刑20和21個月。在羅馬尼亞，製造屠殺的獨裁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再後來，「中國人民」的其他壹些老朋友們，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卡扎菲被打死，薩達姆被絞死，穆巴拉克被趕下台、關監獄，米洛舍維奇受審期間死亡，全斗煥被判死刑、后改為無期徒刑，本阿里逃亡、被缺席審判，皮諾切特入獄……顏色革命和民主革命席捲之下，大量的獨裁政權紛紛瓦解。

但在中國，製造屠殺的劊子手們用人民的鮮血保住了政權，並且建起了高科技柏林牆。那些把翻牆者投入監獄的秘密警察、法官和共產黨幹部，仍在殘害著中國人民。30年來，在西方政府的綏靖政策和國際科技巨頭的助紂為虐下，中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上畸形崛起的同時，卻背離自由民主，而中共的魔爪已經伸向自由世界。就在此時，北京的槍聲響在香港的街頭。

1987年6月12日，里根總統在布蘭登堡門向蘇聯共產黨喊話：「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 今天，深受信息柏林牆之苦的中國人，當然希望、也永遠感佩國際社會推牆的努力；但如果不能幫忙推牆，請妳們不要幫著加固這堵牆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