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政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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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政治轉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9月28日
作者 高寒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女士，因其為任志強仗義執言，劍指習近平而被開除出黨壹事，又將和平轉型，革命與改良這壹類經久不衰、常說常新的世紀話題給重新提了出來。在陸續流出的蔡霞女士的幾段語音中，有壹段從批評「黨主立憲」談起，進而說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憲政轉型思想理論資源上的迷茫和蹉跎。蔡霞女士曾經是壹位官方馬克屎主義學者，像許許多多思想解放的中共黨內學者、官員壹樣，從對蘇聯「射穢主義」模式、蘇版「馬列主義」（實為斯大林主義）教的質疑，漸漸地走向了對馬克屎主義的迷茫、懷疑、解脫、乃至訣別。尤其是面對現實政權那病入膏肓、越演越烈的制度腐敗和說教虛偽，壹大批中共老黨員、老幹部、資深「官馬」學者們，最終紛紛走向了擁抱自由主義，少數甚至皈依了宗教。以至於有時甚至讓人疑惑，在中共黨內還有真正的馬克屎主義者嗎？中共黨內改革派中就無真正的馬克屎主義改革派了嗎？
壹、今日中國制度轉型合法性資源：馬克屎主義還是自由主義？
蔡霞女士質疑和反駁了「黨主立憲」論——此論不過純屬生搬硬套君主立憲制而已，並還以西班牙模式為參照系來支持自己的反駁。不過在我看來，蔡女士所反駁的還僅僅限於操作層面，即質疑于「黨主立憲」的可操作性。至於在中國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的思想資源上，駁者蔡霞與論者馮勝平，均隱含著壹個既定的、似乎不言而喻的共識：中國共產黨應改信自由主義，應當用自由主義去改造中國共產黨，或甚至乾脆舉自由主義旗另行組黨[1]。
對於這個在許多人眼中似乎已屬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我倒壹直頗不以為然。以下這段話，摘自本人兩年前的壹篇文章：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馮勝平先生，前些年在他陸續寫給習近平的好幾封洋洋洒洒的萬言信中，照搬君主立憲制而提出了「黨主立憲」。儘管其設身處地，苦口婆心，竭盡進退得失的功利考量，但卻仍可壹言以蔽之：要中國共產黨改信自由主義。這就猶如要無神論者去信神，基督教徒改信伊斯蘭教、佛教；或者反過來，要有神論者改信無神論，要伊斯蘭、佛教徒去改信基督教。其強人所難，莫此為甚！故他字裡行間中那不言而喻的意識形態優越與傲慢，與其文字上的放低身段和情真意切，恰成尖銳反比[2]。
蔡霞女士認為，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憲政制度和平轉型，面臨兩大困難：第壹，在中共自身的道統法統中，找不到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的思想理論資源，即使在馬克屎、恩格斯那裡，也只有其萌芽，並缺乏系統闡述[3]；第二，現行體制帶給中共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實難割捨[4]。
在我看來，這兩條均打在要害上：第壹條務虛，談價值觀，管戰略，管方向；第二條務實，涉可操作性，管策略，管路徑。然而，這第壹條不解決，第二條又何從提起？質言之，對上述第壹條作何選擇，將決定著對第二條的解決，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戰爭還是和平。
可在這裏，蔡霞女士談論的，卻是體制內外許多人所期盼的「和平轉型」。
既然是制度轉型，這就意味著是對舊制度堅定不移的否認，意味著這箇舊制度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它必須轉變為新制度。所以，中國不僅是要政治體制改革，更必須是要政治制度變革。
同理，既然是制度的和平轉型，那就意味著這個轉型只能是在承認現實，基於現實前提下的否認；只能是在承認既定道統（思想資源），和既定法統（國家體制）前提下的否認。壹句話：即在承認中的否認；也在否認中承認。
總之，對現實，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正視不正視的問題。古今中外的壹切改良，其實就都是在為這個「承認的否認」或「否認的承認」作出詮釋。
蔡霞女士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找不到轉型正義的思想資源，此議頗值得玩味，也頗值得商榷。
其實，認為在今天的中國要進行壹場「市場-憲政-多元」的制度轉型，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在中共的老祖宗那裡，幾乎找不到任何思想理論資源，這從來都是中共改革派的壹個短板。即使在當年思想最解放的鄧胡趙蜜月期，也不過如此。也正因為這樣，黨內改革派在所謂「姓社姓資」的論戰中，從來都是處於下風：總認為這制度轉型，在中共的道統法統上並無其正統性，合法性和正義性。故說起話來，理不直，氣不壯，干起事來，也膽不足，腰不硬。據說，在當年趙紫陽智囊團中就常有壹句無奈加自嘲的口頭禪：「什麼是射穢主義，這誰說得清楚？」於是，他們才常在理論上打擦邊球，玩模糊狀。什麼「射穢主義初級階段」、什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壹而足。後來以鄧小平南巡為標誌，中共的改革理論，其最前衛也至多隻走到「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射穢主義也有市場；計劃經濟不等於射穢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和姓社姓資「不搞爭論」[5]這種折衷主義的地步。即使在今天，在整個中國共產黨黨內，整個官方馬克屎主義理論界，也無人敢面對「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不幹資本主義文明，就必然干皇權文明復辟」這個既是殘酷現實，又是前沿理論的要害命題[6]。
為什麼今天的中國必須要旗幟鮮明地的提出「制度轉型」，而不是那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模模糊糊的所謂「治理模式現代化」？這就涉及到對當今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了。正像看壹個人不能僅僅看他的自我標榜壹樣，看壹個社會制度，也不能只看當權者的自我標榜。今日中國到底姓「社」，姓「資」，還是姓「封」[7]？對它的判斷，便直接關係到今天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基本性質。今天完全可以這麼說，中國共產黨這四十年來，在改革開放國策上的反反覆復，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根本不敢正視今日中國社會的性質，實質上早就是壹個復辟了的宗法專制皇（特）權社會，或壹個低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更準確地說，即壹個中世紀似的、前現代的宗法專制皇權社會，向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
可見，不正本清源地回到馬克屎主義，不徹底反思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個東方革命所走過的歷史大彎路，不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地重新回到馬克屎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中國共產黨也就當然無從找到今日中國「市場-憲政-多元」之制度轉型的思想理論根源了。
就拿蔡霞女士當年也傾注了相當熱情、且至今還時常流連的「三個代表」論來說，它至多也不過是中國共產黨曾在保住壹黨專政，避免憲政轉型的大前提下，試圖將那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教作某種實用主義嫁接的理論包裝而已。這場由當今中國佞臣之首所操刀的大型機會主義意識形態化妝，其註定無疾而終，這隻需看看當年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的夭折，就足見其前車之鑒了。
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們，儘管在顯意識上，均無不明白應當打碎蘇版馬列主義宗教的枷鎖，然而在潛意識中，卻又深陷這個宗教而不自知。因為他們至今也分不清馬克屎主義與「馬列主義」教的質的區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譬如，不假思索地將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與實踐排除在馬克屎主義之外；不假思索地以為干資本主義就無條件地與馬克屎主義無緣；凡共產黨人只能無條件地干射穢主義，……等等。正是這種宗教教條枷鎖般的禁錮，使得鄧小平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出了名為「四項基本原則」，實為專制皇權原則的緊箍咒，從而讓胡耀邦、趙紫陽們突破禁區的探索，在「老人黨」的干預下敗下陣來；還是這種宗教教條枷鎖般的禁錮，才使得中共黨內至今左傾機會主義陰魂不散。如此才使得不受制約的權力之惡與被權力扭曲的市場之惡兩相疊加，更讓中國式腐敗登峰造極，乃至狂妄至極地還意欲用此中國模式征服世界。
正因為中共黨內改革派幾十年來，均壹直沒能從中共的道統法統中，發掘出今日中國在「市場-憲政-多元」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上的思想理論資源，既沒有從馬克屎主義，也沒有從中共革命史中，理出壹套中國今日制度轉型之正義性、合法性和正統性的改革基礎理論，故才壹步壹步地轉向了自由主義，壹步壹步地告別了馬克屎主義。從老壹輩的李慎之、謝韜、李銳，到晚壹輩的辛子陵、蔡霞們，似乎均無不如此。
中共黨內改革派只看到馬克屎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對立，卻看不到二者之間的邏輯聯繫，尤其看不到馬克屎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揚棄關係。如此壹來，在價值觀層面，似乎離開了自由主義就無轉型正義，似乎不告別馬克屎主義，中國的制度轉型將無從談起。而在操作步驟層面，既然已將中共的道統法統之正義性、合法性和正統性拱手相讓，或棄之如敝屣，那麽，面對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因恐遭自由主義轉型正義清算的同仇敵愾，面對權貴利益集團以中共正統自居，高舉中共道統法統大旗的反改革開倒車堅固聯盟，也就只好壹籌莫展、束手無策了。
可妳既然是在談制度的和平轉型，倘沒有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動，又哪來這制度的轉型？哪來這轉型的和平與平穩？！更何況，既然這改良、改革必須直接由統治者來推動，那麽古今中外又哪會有壹個統治者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改革？英國光榮革命不是，日本君主立憲不是，同樣，弗朗哥-卡洛斯模式，蔣經國-李登輝模式也不是。即使最終導致蘇共瓦解，以失敗而告終的戈爾巴喬夫的改良模式，就其初衷而言，仍舊不是。
就拿如今頗受中國自由派們所青睞的西班牙模式與台灣模式來說，這兩個現代右翼極權專制，均無不是首先從自身意識形態，自身道統法統中，各自找出了自身與自由主義，與「市場-憲政-多元」文明的某種同源性關係，故由其統治者所主導的制度和平轉型與平穩過渡，才得以發生。
可今天主張中國和平制度轉型的中國體制內外的自由主義者們，卻是既要談和平轉型的改良，又偏要到現行的道統法統之外去尋求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的思想資源。他們完全不懂得：妳要到體制外去尋求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么，那妳就只能幹革命推翻現行制度；而妳要追求改良，追求和平轉型么，那妳這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資源，就還只能從現行體制的道統法統中去尋找。二者必居其壹。
所以，今日中共黨內改革派輕易地拋棄馬克屎主義，直接去舉自由主義旗是不智的。它的客觀效果，就是讓斯大林的「馬列主義」宗教更加猖獗，利益集團的反改革、反制度轉型之同仇敵愾更形牢固，讓中國共產黨業已持續70年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由此導致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的大復辟越演越烈。
二、理論最可貴的品格就是徹底
然而，理論最可貴的品格就是徹底，「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正因為理論的不徹底，才使得中國共產黨至今沒能從根本上擺脫那個把馬克屎主義宗教化了的蘇版馬列主義；也因為理論的不徹底，才使得中國共產黨至今沒能對建國以來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來壹番根本的清理；最後，還是因為理論的不徹底，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從鄧小平那「實用主義為王」的跛腳改革，壹步壹步地走到了今日全黨全局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大復辟。
馬克屎主義的最大歷史貢獻，就在於將人類數千年來延綿不絕的平等、自由、均富、公正、……這些素樸射穢主義理想，從空想升華為科學。我們知道，無論在東方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中，對人間不平的批判，對大同社會的嚮往，均不絕於縷。所有這壹切人類文明長河中永遠閃爍著理想光輝的思想結晶，儘管形形色色、林林總總，但均無不蘊含有壹大共同特徵，即認為要實現人世間的平等、自由、均富和公正，要達到那自人類產生以來便殷殷以求的大同世界，就都是可以通過對正義原則的發掘和探索，通過對理想模式的論證和設計來實現的。而唯有馬克屎主義，才破天荒地提出了與所有前人均截然不同的人類社會解析模式，壹種全新的有關人類發生、發展、演化和變遷的世界觀。這個全新的世界觀在十九世紀中葉壹經問世，便立即作為壹個標誌，將馬克屎主義與人類思想史上所有汗牛充棟的其它各色學說區別開來，且迄今亦然。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簡稱歷史唯物論或唯物史觀。
從壹般意義上說，既然「自然科學往後將包含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壹樣：這將是壹門科學。」[9]；從特殊意義上說，既然世間萬事萬物千姿百態、互相區分的內在根據，正在於各事物自身的質的規定性，那麽，是否發展了馬克屎主義，是否修正、違反、背叛或教條地對待馬克屎主義，歸根結底，不就應當如同自然科學壹般，以馬克屎主義質的規定性為其評判準繩，並在此公設前提下以實踐結果為據嗎？歷史唯物論之於馬克屎主義，就如同牛頓定律之於經典力學，進化論之於達爾文主義，相對論之於愛因斯坦學說，證偽說之於波普爾科學哲學，……等等壹般，均構成了特定理論與其它理論相區別開來的質的規定性。離開歷史唯物論的「馬克屎主義」，可以是其他任何理論，卻絕不是馬克屎主義。由此可見，不是別的，正是歷史唯物主義，也唯有歷史唯物主義，才是馬克屎主義的內在靈魂和生命，才是馬克屎主義之為馬克屎主義的質的規定性。既然唯有歷史唯物論，才將馬克屎主義與人類其它形形色色的學說區分開來，僅此即可見，任何只敢在馬克屎主義的次級、派生理論上挑戰馬克屎主義的各路英雄豪傑，只要妳不敢面對歷史唯物論，妳就休談駁倒馬克屎。這就如同任何人不敢面對E=mc2，就休談駁倒愛因斯坦壹樣。所以，壹個馬克屎主義政黨，要堅持馬克屎主義，就首先得堅持這個歷史唯物論，要捍衛馬克屎主義，就首先得捍衛這個歷史唯物論。
於是，只要站在馬克屎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峰巔上去俯瞰我們過去所走過的道路，去審視那個糾纏了中國共產黨大半輩子的「兩條道路鬥爭」，去回顧國際共運中的風風雨雨，妳就會獲得壹種從未有過的解放感：誰說共產黨人就不能幹資本主義？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共產黨人還就不能不去干資本主義；從而在今天的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應當理直氣壯地、甩開膀子地大幹資本主義：不僅引進資本主義的市場文明，也有引進資本主義的憲政文明，還要引進資本主義的多元文明。惟其如此，執掌政權的后發國家共產黨人，才有可能抵制形形色色的打著「共產黨」和「射穢主義」旗號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的大復辟，並成長為壹個真正的、合格的、成熟的馬克屎主義政黨。
如果說，毛路線的前三十年，是全面抵制資本主義文明的三十年，那麽，鄧路線的后三十年，則是抵制資本主義憲政文明和多元文明的三十年。前者，造就出壹個貧窮、落伍的中國，而後者，則產生出壹個畸形、腐敗的中國。儘管兩條路線曾斗得妳死我活，但二者卻在共產黨壹旦掌權，就絕不分權、絕不讓權這壹點上，是息息相通、同氣相求的。
或問：「不幹射穢主義還是共產黨人嗎？」
答曰：「不講唯物史觀能是共產黨人嗎？」
我們知道，馬克屎主義是科學性與階級性的統壹。馬克屎主義的鮮明無產階級性是寓於其嚴整的科學世界觀之中的。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東方的馬克屎主義政黨面臨著壹個與西方的馬克屎主義政黨截然不同的歷史任務：只有今天發展資本主義，才可能明天建設射穢主義；只有首先支持資產階級革命，才談得上未來干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射穢主義文明，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更不可能在壹個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的傳統自然經濟基礎上，平地壹聲春雷地蹦出來。根據科學射穢主義，射穢主義文明只能在充分發育的資本主義文明中，藉助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可能孕育和發生。因此，任何拒絕資本主義文明的射穢主義，不僅在邏輯上、而且在事實上，就統統應被歸屬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被尖銳批判過的封建射穢主義，即壹種低於歷史發展階段的過時的人類文明。
如果說，馬克屎、恩格斯當年論述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射穢主義的國家制度，多半還屬對未來理想的憧憬；如果說，列寧於1907年提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毛澤東於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其著眼點均還在奪取政權上的話，那麽，到了1917年11月和1949年10月，分別擺在俄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歷史性課題，就驟然具有全新的意義了：資本主義文明歷史階段必然性，會因為共產黨人勝利地領導了資產階級革命並執掌政權，而成為可以跨越、可以繞過或可以省略的嗎？
自俄國「十月革命」以降的整個國際共運史，均在在地證明：靠著武裝革命奪得政權的共產黨，無論當時其革命雄風是何等的摧枯拉朽，但對於那在本國還處於萌芽、成長、上升、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卻是絕無可能僅憑壹紙法令，憑靠國家暴力，就能直接加以廢除的。同理，壹個嶄新的、高於資本主義文明歷史階段的射穢主義生產關係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絕無可能在它的物質生存條件在資本主義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僅靠國家強制力就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若硬要用國家權力去挑戰歷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得頭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歷史必然性懲罰的。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當年第二國際各國社會黨人爭論過，俄國社會民主黨即後來的蘇聯共產黨內爭論過，此後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內也爭論過。近七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建國理論與實踐，它所走過的彎彎曲曲的試錯道路，它所經歷的跌宕起伏的路線鬥爭，歸根結底，均無不受這個爭論的影響，並歷經數代，綿延至今。事實上，赫魯曉夫改革的失敗，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乃至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失敗，和毛澤東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甚至還有斯大林模式和波爾布特模式的失敗，以及今天鄧小平模式的躑躅不前，……等等、等等，均無不與此爭論有關。
是的，在奪取政權以前，無產階級可以也應當領導資產階級革命，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已沒有爭論了，硬要「畢其功于壹役」地去干射穢主義，當屬左傾機會主義，對此，黨內也早有結論了。並且，在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初，還會有著壹個短暫的過渡時期發展資本主義，對此也已沒有爭論了。如今真正的爭議點則在於：是否承認東方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在奪取政權階段要干（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在奪得政權以後還要干（領導）資產階級共和國？
這裏所討論的，可不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及的那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10]，而建設壹個有著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壹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型資產階級共和國，壹個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必然階段，壹個中國共產黨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民主主義升級版。
這裏所談論的「東方后發國家」是這樣壹類國家：在那裡，「權利平等」還是壹種新生事物，還是壹種理想和追求，還屬壹種尚待落實的國家宣示。在這樣的國度里，各種各樣的身份識別，血統的、地域的、官位的、……，像壹張張大網籠罩著每壹個人，既包羅萬象又層出不窮。人生而不平等，不僅是事實上的，還是條文上的，尤其是潛規則上的。這是特權文明的末期，衰亡著的特權文明與新誕生的權利文明同時並存，前者儘管猖獗但基本靠潛規則生存，後者儘管孱弱但已開始佔據著明規則。
是的，正是因為站在列寧、毛澤東那悲壯失敗的肩頭，我輩今天才終於發現：壹切后發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黨，既要胸懷共產主義理想來領導資產階級革命以奪取政權，還要胸懷共產主義理想去領導整整壹個時代的資本主義文明制度建設。只有後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終的鞏固；只有後者成功了，才談得上向下壹個歷史階段的射穢主義過渡。這是擺在新壹代東方馬克屎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面前的壹個嶄新的歷史課題。這個三百年前在英國，兩百年前在法國，壹百五十年前在美國，由資產階級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如今則要由具備徹底唯物史觀的共產黨人來承擔了。無疑，這壹課題，對於如今陷入改革困局的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極具挑戰性。因它在迄今為止的所有馬克屎主義本本中，從未曾有過。
然而，在列寧之前，有過「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嗎？在毛澤東之前，有過「農村包圍城市」和「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嗎？更何況，如果說，世界各國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後國家中的馬克屎主義政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還只能是壹場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壹場新型的資產階級革命，那麽，這同壹個歷史發展不平衡性，難道就因為共產黨人打贏了內戰、奪得了政權就突然不翼而飛了嗎？換言之，既然由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壹種區別於舊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資產階級革命，那麽，由共產黨所領導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否也可以是、應該是、或必須是壹種區別於舊式資本主義的新式資本主義制度、區別於舊式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新式資產階級共和國呢？
中國共產黨當年在打天下時，毛澤東曾反覆教育全黨，中國革命不能跨越歷史階段，共產黨現在所進行的革命，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正是這種對歷史必然性的清醒認識，順乎了歷史潮流，才使得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並最終奪得了全國政權。同理，難道不也正因為毛澤東執政后在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種盲目性，對射穢主義制度的建設陷入了某種空想，即欲跨越、繞過或省略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才致使建國后的前三十年走過壹段很大的彎路，才致使即使已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仍包袱沈重嗎？
然而，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已刻不容緩地把這個問題又重新提到了新壹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終於突破重重障礙曾產生過理論飛躍，而承認了市場經濟為今日中國之必需的中國共產黨，今天還可能突破重重障礙再來壹個理論飛躍，而承認民主憲政也為今日中國之必需嗎？已成功地領導了中國經濟市場轉型的中國共產黨，還會成功地領導中國政治的民主憲政轉型，以使中國經濟的市場導向進入壹個健康而平穩的軌道嗎？
毋庸諱言，歷史唯物主義這面大旗，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這面大旗，卻只有共產黨人才能高舉，只有堅定的馬克屎主義者才能高舉。自由主義者壓根兒就不相信人類歷史發展有規律可循，壓根兒就不相信「歷史必然性」這壹說。他們的全部理論基礎就是唯心史觀的抽象人性。他們對馬克屎主義不屑壹顧、也壹竅不通。因此，中國共產黨之如何在馬克屎主義意識形態框架內轉思想彎子和理論彎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們的視野之中了。這也是他們那壹套自由主義憲政理論，根本就搔不到當今中國制度和平轉型癢處的原因——這當然也包括了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完全否定馬克屎主義的自由派。至於作為自由主義旗幟的「普世價值」，就其具體內容而言，在特定的時空範圍內，也確有壹定的進步意義。對之完全可以拿過來，用唯物史觀加以改造，為我所用。總之，對於自由主義，對於普世價值的挑戰，過去總是屢屢被動，根本原因在於自己手中的馬克屎主義不純正，用的大都是蘇俄牌贗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夠格的「射穢主義」，不願正視現實中的陰暗面，故常常顯得要麼說不起硬話，要麼強詞奪理，反顯底氣不足。
由此可見，對於當下的中國共產黨而言，要麼當仁不讓，站在唯物史觀的理論制高點，毅然決然地擔當起中國民主憲政轉型的歷史重任，並將這個轉型的主導權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以建設壹個新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即以自己未來的射穢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所引領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麼則拒絕憲政，抵制憲政，從而也就不期然地將中國憲政轉型的領導權拱手讓與自由主義，並在客觀上用自己的手將自由主義推上歷史和道義的雙重製高點，使之主導著中國政治轉型的話語權。如此也就完全和徹底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不僅守不住老壹輩共產黨人浴血奮戰打下的這個家業，而且還讓自由主義——其背後站著強大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所主導的這個中國政治轉型，來整個地清算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中國革命。
這就如同當年，同壹個資產階級革命，由大資產階級去領導或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結果將迥然不同壹樣。今天，中國的民主憲政轉型，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來主導，還是由中國自由主義來主導，其結局將會是迥異的。明乎此，就不難明白，今天在中國宣稱「五不搞」[11]、「七不講」[12]，就正像當年宣稱「為中共100%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壹樣，乍看上去，意識形態正統得很，政治也正確得很。但實際上，形「左」而實右，因為它的實際結果只能導致放棄共產黨對政治轉型的領導權，只能導致另類轉型后的共產黨人遭清算。
現在回過頭去看，無論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打出「在中國干資本主義100年」的新民主主義旗幟[13]，還是鄧小平後來在北京打出中國改革開放「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旗幟[14]，均不過是中國共產黨分別從自己打天下或坐天下時代的屢屢挫折中，不得不突破了斯大林主義（學名：馬列主義）的教條，開始觸摸到了馬克屎主義的精髓歷史唯物論，開始領悟到科學射穢主義的本義——射穢主義文明只能以資本主義文明為歷史前提和邏輯前提——而已。
誠然，無論從毛澤東其後在建國實踐中的反覆，還是從鄧小平後來在改革開放中的反覆，均在在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兩位歷史強人，當年分別對蘇版馬列主義教科書的突破，對唯物史觀和科學射穢主義的把握，均最終不無遺憾地還都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對馬克屎主義歷史唯物論和科學射穢主義的感性把握，這種認識對實踐的反作用，卻也又都實實在在地分別給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時代帶去了立竿見影、突飛猛進的舊貌換新顏。
今天，已到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將自己對馬克屎主義的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來的時候了。如此，中國共產黨將鳳凰涅槃，再創輝煌；否則，中國共產黨將難逃李自成、洪秀全的宿命，再時髦的摩天大廈和西裝革履，也難掩其瓤子深處的農民革命致命傷：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習近平今天面臨的真正挑戰，中國共產黨今天面臨的真正挑戰，其實正在這裏。
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還只有過奪取政權前共產黨人干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卻從無奪取政權后的共產黨人還得干資本主義的理論。不僅如此，在列寧之前的整個馬克屎主義經典理論武庫中，根本就缺了東方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幹革命這壹大塊。質言之，對於東方后發國家中的馬克屎主義政黨，在其成功地領導了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取得政權后，究竟該走怎樣的必由之路才不致因違背歷史必然性而受到歷史規律的懲罰，這在整個馬克屎主義的經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理論中，迄今還是壹大空白，有的也只是唯物史觀的壹般指引和科學射穢主義的總原則。而無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均也只留下了既成功又失敗的艱苦探索記錄。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今天所面臨的寬嚴皆誤、左右不是、進退失據、反覆折騰的困境，就絕非來自戰術層面的失誤，而是基於戰略層面的失誤了。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今天要再上壹個台階，就絕非只從改革開放的應用理論入手，而尤其應從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著眼了。
三、自由主義對於今日中國可用於革命卻無法用於改良
可見，在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可以是打倒中共、推翻中共的革命理論，卻不可能是變革中共、改革中國的改良理論。
何以見得？
從終極關懷層面上說，在自由主義看來，中國應實行市場經濟，是因為市場經濟符合人的本性；中國應實行憲政民主，也因為憲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總之，歷史可變，人性永恆。
誠然，自由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所壹直奉為圭臬的蘇版「馬列主義」教，及其所建立的那個小農-封建射穢主義極權專制制度，確實具有相當的批判力度，也確實有著某種歷史正義性和道義制高點。但是，鑒於自由主義價值觀中那抽象人性論和永恆正義觀，故便使它很難理解歷史由此及彼演變的內在必然性。自由主義不承認任何「好」與「壞」，「正」與「邪」，「善」與「惡」，……諸如此類，均無不是在特定的歷史必然性中生成、演變和轉化的，不承認在特定時空下的「好」、「正」、「善」，可以轉化為另壹時空下的「壞」、「邪」、「惡」，反之亦然。因此，在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從最激進到最溫和——眼中，均無不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今天這麼壞，那是因為它從來就壞，壹開始就壞，更尤其是馬克屎主義本身就壞、就邪、就惡。他們不承認中國共產黨100年來，有壹個從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代言人，而逐步轉化為壹個新的剝削階級與壓迫階級的過程；有壹個從與人民魚水情的革命派、真老虎，而逐步轉化為如今風聲鶴唳的反動派、紙老虎的過程。壹句話，他們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壹個從曾經的歷史進步，轉化為今日之歷史反動的演變過程，更尤其不承認這種演變中的歷史必然性。
如此壹來，自由主義，作為壹種先驗地完全否認中國共產黨有著其內在可變性的理論，又怎麼可能會成為今日變革中國共產黨，從而變革中國的改良主義理論呢？因為「變革」、「改革」，無非就是寓「革」于「變」，寓「革」于「改」、寓質變于量變中而已。改革在政治學上的意義，無非就是壹種不改變其道統法統的變革，或從特定的既定道統法統中生髮出來的變革而已。換言之，所謂中國共產黨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義就是、也只可能是：讓中國共產黨新生，讓中國共產黨鳳凰涅槃，讓中國共產黨變得更「好」而已。可自由主義又恰正是在這形而上的層面，在基本價值觀層面，斷然地否認了那「好」與「壞」，「正」與「邪」和「善」與「惡」之互變的可能性，斷然地否認了中共基於自身道統法統有棄舊圖新的可能性。這便使得自由主義與中共的改革理論，不能不內在地存有壹種悖論。此其壹。
其次，依據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邏輯，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利益最大化」，便理所當然地要以保住現政權為「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了。如此壹來，中共拚死抗拒任何以清算中共為歸宿的制度轉型，也才最符合這個「理性經濟人」邏輯。既然如此，這個先驗地將中國共產黨判定為基於其自身道統法統而不可改革的自由主義，這個不砸碎中共道統法統似乎中國就不會有制度轉型的自由主義[15]，又怎麼可能在形而下的層面，即可操作的步驟、路徑層面，去首當其衝基於利益機制而瓦解既得利益集團的同仇敵愾，從而使自由主義成為今日中國從上而下推動的改良理論呢？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無論從何種意義上，即無論從價值層面還是從操作層面，都無法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理論基礎。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趙紫陽智囊團中壹大幫文人，總是試圖從自由主義視角去解讀共產黨改革開放而最終走不通的原因；這也是當年八九學生背後「長鬍子的黑手」們，曾試圖用自由主義去引導學生與共產黨對話最終無功而返的原因；並還是多年來中國的自由主義只能在大學校園內，在知識菁英圈中活躍，或即使在改革話語中，也總體只能從工具理性角度被偷運，被用於給中共的改革開放國策打打補丁的壹個根本原因。
如此壹來，無論從價值層面還是從操作層面上看，妳要堅守自由主義么，那妳就別談什麼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妳要談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么，妳就只得摒棄自由主義了。質言之，自由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它可以用來打倒和清算中國共產黨，卻無法用來變革和改造中國共產黨。即使是自由主義中那最溫情脈脈的「黨（君）主立憲」論，它也實際上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無緣，與中國制度的和平轉型無緣。
誠然，正是在當代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壹歷史節點上，馬克屎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其政治主張上存有某種重合點，故二者完全可以是這壹場偉大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軍。但是，在承認這點時也必須清醒：今天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來主導，還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來主導，中國之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在其步驟、方式、過程、範圍、層次、趨勢、結局、後果、展望……等諸方面，無論是對於中國共產黨，還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世界格局，都將會是大不壹樣的。
因此，對於今日中國的制度轉型，就要麼是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結局終將導致中共鳳凰涅槃、其法統道統得以存續的漸進轉型，要麼則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疾風暴雨似的，而結局多半會導致中共遭清算、黨史遭否定的激進轉型。前者若成功，無疑會給東方后發國家由前現代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平穩制度轉型，創建出壹種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後者若成功，則意味著東方后發國家的制度轉型之路，就還仍得沿著傳統的制度轉型模式來進行。
四、今日中國「市場-憲政-多元」和平制度轉型三要素
總而言之，在今天，若要中國共產黨走上鳳凰涅槃之路，若要中國的「市場-憲政-多元」和平制度轉型改良得以發生，就必得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體制外的推翻專制，建立「市場-憲政-多元」的（資產階級）革命壓力，包括國際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壓力，大到足以決定中國共產黨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
2）從中共自身道統法統中，發掘出「市場-憲政-多元」這三位壹體的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轉型正統性的思想理論資源；
3）立足於利益機制，權衡各方利益，綜合平衡以尋求最大公約數，讓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免除清算之虞，以化解其困獸猶鬥般地拼個魚死網破的反改革同仇敵愾。換言之，就是既給轉型壓力，也給下樓梯子，在官方和民間，找到壹個低起點、低代價，且能迅即起步的雙贏的和平轉型可操作方案。
以上三條件，缺壹不可。如此，中國的和平轉型才會發生，中國的改良之路才可能走通。
毋庸置疑，這和平轉型要素第壹條即體制外革命壓力，現已漸成大勢，且越來越強。在如今這個全球化信息時代，當代中國這種蘇俄「十月革命」版的變相皇權文明大復辟，這種利用當今高新科技對人民監控到每壹個毛孔的當代中世紀文明，與那早已成為世界歷史大趨勢的「市場-憲政-多元化」文明，與那個早已告別中世紀的當代人類文明普世價值，就遲早要發生碰撞，發生那種人類歷史發展必然性中，不同的歷史文明階段，或不同的文明進步階梯間的碰撞。這種碰撞是全方位的，它涵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乃至軍事、……方方面面。外交是內政的繼續，它也會反作用於內政：妳要向世界講中國的故事，也就不可能攔得住別人向中國講世界的故事；妳不能在國內搞壹元化文明，卻又在國際上高唱多元文明。所以，這個碰撞，就絕非什麼老大、老二之戰，絕非什麼中西文明之戰，也絕非什麼基督文明與儒教文明之戰，更絕非什麼中華民族與任何其它民族之戰。而是，也僅僅是皇權文明與憲政文明之戰，是中世紀文明與當代文明之戰。壹句話，它是昨天的、過時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壟斷-人治-壹元化」文明，與代表今天的、時興的，順應歷史潮流的「市場-憲政-多元化」文明之間的壹場全方位的較量、碰撞、乃至戰爭。
那麽，何謂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階梯呢？譬如，手推磨、蒸汽磨、機械磨、電子磨，就標志著人類生產力進步史上的好幾級文明階梯。再如，五馬分屍、凌遲肢解，斬首、槍斃、注射處死，也標志著人類刑法進步史上的好幾級文明階梯。又如，同樣是戰俘，充作軍糧、收為奴隸、回營受辱與英雄凱旋，也標志著人類戰爭史上的幾級文明階梯。同理，子民還是公民，父母官還是公僕，官員財產保密還是公示；以及，人治還是法治，黨大還是法大，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罪責株連還是刑責自負；被告、囚犯是否有基本人權，官帽該捏在老百姓手中還是上司手中，老百姓是否享有信息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工人農民是否具有自組工會農會的權利，……諸如此類，不也統統都標誌著政治制度進步史上的不同文明階梯嗎？
可見，認清中國今天究竟是處在人類文明演進階梯的哪壹個歷史階段，究竟是處在高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射穢主義文明階段，還是處在低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階段，從而弄明白中國共產黨如今所面臨的改革開放大勢；弄明白中國今天在國際競爭中究竟是處於優勢還是劣勢，這對於中國共產黨今天無論是面向未來的發展戰略，還是面向世界的崛起戰略，均是須臾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
至於今天張維為、金燦榮壹幫御用文人，老熱衷於將中國那「舉國體制」，甚至中國幾千年來的儒表法里皇權文明，給演繹闡發為是比西方三權分立的「扯皮」體制，比「市場-憲政-多元」三位壹體當代文明，更高更先進的文明，這便不由得讓人想起魯迅曾辛辣嘲諷過的膿瘡美學來：「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16]。嗟夫！有如此這般「國家美學」墊底，以這壹類心態去描畫「中國模式」、「中國話語權」和「厲害了我的國」，又怎能不將中國的富國強兵大戰略，引向如今捉襟見肘的尷尬窘境？又怎能不將習近平的「中國夢」給帶到溝里去呢？
眼下，由於壹場人為的世紀大瘟疫，壹場超限的訴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戰，便驟然地將這種文明的較量、文明的碰撞變得尖銳了起來，使中國的大變局已迫在眉睫。正是這場世紀大瘟疫，它完成了壹次最後的全球動員，將中國的變局與各國的性命攸關捆綁在了壹起。如今，世界對中國，對香港，對台海所發生的事，已無法隔岸觀火，已無法置身事外，已無法事不關己。因為妳今天生活的改變，親人的失去，城市的關閉和國家的蕭條，均出自那中國人民要改變、盼改變幾十年了的同壹個原因。
如今，壹場將矛頭直指中共現政權的問罪之師，正嘯聚全球，方興未艾。它迅速地將原本還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的准冷戰，壹下便驟升到了准熱戰的邊緣，且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它歸根結底是受到國際民主陣營奧援的中國當今新興資產階級，與中國當代宗法專制特權階級的壹場偉大的階級鬥爭。前者，作為今天中國的工奴、農奴、商奴、學奴和兵奴等廣大被剝削、被壓迫、被掠奪、被霸佔的「第三等級」的代表，後者，則由已蛻化變質為當代最腐朽最沒落階級的中共黨內權貴血親姻親團伙所組成。前者，獲得了以川普總統為代表的當今世界憲政自由民主陣營基於其自身切身利益的強力奧援；後者，則與將吸血管深深扎入中國奴工階級的華爾街金融寡頭們沆瀣壹氣。這是發生在21世紀的壹場世紀大對決，壹場當代文明與中世紀文明的總對決。它的結果，必將從根本上決定著當代歷史和全人類的方向和命運。
眼下，這場蓄勢待發的中國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狂飆，正火借風勢，風助火威，對中共權貴統治集團構成了強大的革命壓力。壓力，正是壓力，也只有這實實在在的現實壓力，包括背靠國際討伐大軍的革命壓力，才會促使這千年帝國的萬馬齊喑局面徹底破局，才會促使中共統治集團發生沉船前的大分化，也才會使得中國和平轉型可操作的改良方案有可能會被提上議事日程。
然而，歷史的機遇往往稍縱即逝，且歷史的機遇只青睞那些有備而來者。
關於這和平轉型要素第二條，即從中共自身道統法統中，去發掘出「市場-憲政-多元」這三位壹體的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之思想資源。對此，毋庸諱言，除高寒外，幾可說中共體制內外至今尚無人涉獵。在今天的中國，凡自由派談論制度轉型，均無不將中共道統法統棄之如敝屣；而中國的左派倒是在捍衛中共的道統法統，但他們卻又幾乎無不將中國的「市場-憲政-多元」轉型視若寇讎。至於那曾曇花壹現的「射穢主義憲政派」，鑒於它無法從歷史必然性的高度去解讀和闡釋中共如何從曾經的革命黨走向了今日的反動派，無法清晰地解析這種演變，這種復辟的歷史必然性軌跡，所以，它那種折衷主義的工具理性「頂層設計」，也就既不能從中共道統也不能從中共法統中，發掘出可讓中國共產黨人能夠鳳凰涅槃，使之能夠挑起今日中國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的重擔，以主導起中國這場偉大的「市場-憲政-多元」制度的和平轉型了。
因此，迄今為止，還唯有高寒所定義的東方馬克屎主義，這個以吸取「十月革命」模式[17]大失敗之歷史教訓為宗旨的東方版馬克屎主義，基於其歷史唯物論，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並論證了如下理論：
那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從空想上升為科學的射穢主義，卻在「十月革命」后的整個東方革命實踐中又重新淪落為空想。
特定時空下的共產黨人干資本主義，實乃科學射穢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18]。
正是這個由壹個完全與官方體制無緣、乃至絕緣、並差壹點就給槍斃掉的民間馬克屎主義者、反思的毛派高寒，從馬克屎主義的理論盲區和理論禁區中獨自摸爬滾打出來的戰鬥的東方馬克屎主義，數十年如壹日地論證了壹個全新的馬克屎主義政治學命題：東方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在成功地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奪得政權之後，還必須去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市場-憲政-多元」的新型資本主義文明，以徹底杜絕任何打著「射穢主義」、「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旗號的變相皇權文明復辟。從某種意義上，這幾可說是提出了壹個迄今為止尚未解決，並已困擾了世界亞非拉美等后發國家壹個多世紀，且仍在繼續困擾著整個世界的東方革命之「哥德巴赫猜想」。
關於這和平轉型要素第三條，即立足於利益機制，讓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免除清算之虞，找到可操作的低起點、低代價的雙贏轉型方案。而這壹條，卻是直接受制於前兩條的。換言之，沒有前兩條中任何壹條，這第三條也就無以發生。
中國今日和平轉型可操作的任何改良方案，儘管均無不以強大的體制外革命壓力為後盾，但也均無不有賴於統治集團自身利益權衡后的推動。這便是和平轉型的思想資源，只能從既定的道統法統中所導出的政治動力學上的終極原因。
自由主義當然可以是、可能是、甚至也應該是今日中國憲政轉型正義的思想資源之壹。但可別忘了，如此壹來，妳便是在談論今日中國的革命轉型正義，而不是在討論今日中國的改良轉型正義了。
不過，常言道，改良手段窮盡之日即為革命狂飆發生之時。既然如此，那麽，當統治集團上層的和平變革還仍不失為壹種低起點、低代價的選項時，那麽，就請稍安勿躁，壹切革命的方案就還僅為蓄勢待發，僅為有備無患，僅為戰略後備而已。故即使在今天，也仍應是給強大壓力與給下樓梯子雙管齊下，二者不可偏廢。
既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由昨天的中國共產黨演化而來，既然它經歷過壹個由過去的革命黨轉化為今日之反動派的歷史演變過程，且唯有馬克屎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才會承認、正視、洞悉、並解析這整個過程，那麽，找到了這個演變的原因，也才可能找到可解決的方案。由此可見，任何特定的改良操作務實方案，均無不與特定的改良務虛理論相聯，均無不受制於改良理論的價值觀層面的制約。
既然如今中共特權階級的形成，說到底還是中共道統法統本身的產物，是該道統法統異化的產物，那麽，與其強人所難地要中國共產黨人改變政治信仰，試圖用自由主義去改造中國共產黨，倒不如從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本身，即馬克屎主義的道統本身；從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法統本身，即中共革命的歷史軌跡本身中，去發掘出其道統法統遭異化的根源，去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地闡明馬克屎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揚棄關係了。這就如同當年右翼極權制度下的弗朗哥、蔣經國，從自身的意識形態，自身的道統法統中，去發掘出了與自由主義，與「市場-憲政-多元化」的某種同源性聯繫，從而和平轉型得以成功壹般。
如此壹來，中共特權階級權貴利益集團對憲政轉型后遭清算之隱憂，才有可能被消除，而基於這種隱憂而生髮出來的反改革之同仇敵愾，才可能被化解。由此，在這大廈將傾而未傾之時，在這巨輪正下沈而未沈之際，基於利益機制綜合權衡其利弊得失后，由中國共產黨自身——儘管是在強大的革命壓力、乃至戰爭壓力之下——所啟動的中國「市場-憲政-多元」和平轉型的艱難起步，才可能被提上日程。此刻，也只有此刻，各種方案的技術性、可行性比較，也才具有現實的意義。譬如：高寒提出的借鑒並改造地將憲政制衡機制引入黨內，用首先開放中共黨內多元化來起步推動全社會的多元化轉型[19]；盧麒元先生提出的開啟不明來源收入的稅收壹次性補交及合法性確認，以向中共既得利益特權階級實施壹次性特赦或壹次性特別贖買政策[20]；王力雄先生提出的「權民壹體論」，又稱：「遞進民主制」[21]，……，以及諸如此類並不以否認現行道統法統為前提的制度和平轉型改良方案，等等、等等。
五、「崽賣爺田不心疼！」
毋庸諱言，高寒提出的這個毋寧可稱之為「新民主主義之升級版」的特定時空下的共產黨人干資本主義的方案，這個東方后發國家共產黨人在奪得政權后，還必須去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市場-憲政-多元」之新型資本主義文明的方案，這個經東方馬克屎主義改造、再造、並使之鳳凰涅槃的挽救中國共產黨的方案，其大前提和基本點卻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是真信馬克屎主義，必須真具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真具老壹輩布爾什維克、老壹輩共產黨人當年那種不為名不為利，專為天下求解放的革命初心。而正是這個大前提，這個基本點，卻迄今仍為中國的左、右、官派們所無法理解。因為在東方馬克屎主義看來，今天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堅定的馬克屎主義信念，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赤誠的革命初心，落腳到眼下中國的反宗法專制皇權主義復辟的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去，落腳到為在中國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中去。這個重生的、徹底擺脫了斯大林主義的馬列主義宗教桎梏的中國共產黨，應當揚毛鄧之長，棄毛鄧之短；站在毛鄧的肩上，繼承毛鄧，又超越毛鄧。而真正的超越，則是制度的超越：是共產黨人應自覺地領導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新型市場-憲政-多元制度的超越，是將這種由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後來居上的，可具后發優勢的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文明，最終引向共產黨人那永不熄滅理想的未來共產主義方向的超越。
同樣毋庸諱言，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甚至並不懷疑習近平如今口中所反覆念叨的那個「共產黨人初心」不真誠。但是，他本人及其整個中國共產黨，在那位靠著逆淘汰機制，而成為當今佞臣之首的意識形態化妝師之變色龍般機會主義的誤導下，其維護「共產黨人初心」的整個方向，卻是徹頭徹尾地南轅北轍，徹頭徹尾地反馬克屎主義的。它正在將中共壹步壹步地帶入萬劫不復深淵。
誠然，我並不知道，在今天中共黨內，尤其是經8964壹役之後在鄧小平跛腳改革和江澤民「悶聲發大財」中入黨的中共黨員中，還有多少真信馬克屎主義，還有多少真正具有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人情操的。極而言之，我甚至並不能確認今日中共黨內是否還存有壹個真正的改革派。但是，我能確切地知道的，卻是如今已正在步入「垂垂老矣」的中共紅二代們，若不能將中共從斯大林主義的馬列主義宗教桎梏中徹底地解放出來，就如同當年的路德、加爾文的宗教改革，衝破歐洲千年中世紀黑暗壹般，若還不能為中共找回當年贏得民心、打得天下的真正的道統法統，真正的共產黨人初心，那麽，若將事情拖到從特權制度中成長起來的所謂紅三代、紅四代，中國共產黨就只有徹底崩解並遭徹底清算的宿命了。這用蔡霞女士的話來說就是「等著它自由落體、硬著陸、社會崩潰」[22]。
當年，中共幾乎是在如項羽飲馬烏江、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千鈞壹發險境下，才不得不被迫在戎馬倥傯中召開遵義會議，以終止黨內那經久不衰，且越演越烈的左傾機會主義頑症的。今天執掌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又到了這樣壹個生死存亡、命懸壹線的歷史關頭，不徹底清理和徹底轉變那條業已統治了中國七十年的建政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中國共產黨將被徹底玩完，沒有懸念。當年中共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沒能徹底清理和告別蘇版馬列主義教，沒能完成從思想理論路線上徹底清理整個所謂「射穢主義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頑症的任務，所以，中國共產黨才會在後來的制度腐敗的深淵中越陷越深，病入膏肓，難以自拔。
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將。如果說，兵熊熊壹個，將熊熊壹窩，那麽，帥熊呢？如今，中國共產黨的良將、良帥何在，在哪？中共、中國、中華民族還有自己的良將、良帥嗎？！
何謂良將、良帥？！
孫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3]
所以，全部問題的核心，也就落在了：如何不戰而讓作為主動反擊方的美國退兵；如何不戰而讓作為戰略反擊、戰術進攻方的美國，從其自身利益上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縱然今天美國不消滅中共，中共（國）也永將不會消滅美國！永將不可能會威脅世界和平！
處在此時此刻，我的腦海中就老是在不斷重複地翻滾著當年中央紅軍被迫轉移時彭總大罵李德的那句話：「崽賣爺田不心疼！」
可那時，中共的「爺田」，如果從1927年算起，還不到十年，即使從1921年算起，也不過十幾年而已。而今天，這「爺田」，卻是壹個有著70多年，甚至竟100年的大家業了！請問今日中共的最高統帥，請問成天口頭禪般地將那「保住中共家業」掛在嘴邊的中共最高當局：妳今天真是要如同當年李德、博古讓紅區損失90%，白區損失100%那般，「堡壘對堡壘」地，「禦敵於國門之外」地，來個新世紀的「崽賣爺田不心疼」嗎？！
今天中國共產黨已到了召開另壹次遵義會議的時候了，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棄舊圖新，鳳凰涅槃，均在此壹舉。中共黨內，中共紅二代中若還存有改革派，也就只此最後壹搏了。
不錯，從某種意義上乍壹看去，高寒近來諸文確實有點「挾洋施壓」的味道。不過，倘若沒有如今妳不得不被迫面對的全球強大問罪之師的壓力，試問中國共產黨，試問習近平，妳會知道改嗎？妳會主動改革、主動進行中國「市場-憲政-多元」的制度轉型嗎？！這就如同當年沒有蔣介石的圍追堵截，中共會有遵義會議，會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徹底讓位嗎？
同樣不錯，從某種意義上乍壹看去，高寒近來諸文也確實有點草船借箭，借革命促改良的味道。不過試問，倘若沒有中國共產黨基於自己切身利益而從上而下的推動，中國還可能有任何另類的制度和平轉型，任何另類的改良發生嗎？！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女士，因其為任志強仗義執言，劍指習近平而被開除出黨壹事，又將和平轉型，革命與改良這壹類經久不衰、常說常新的世紀話題給重新提了出來。在陸續流出的蔡霞女士的幾段語音中，有壹段從批評「黨主立憲」談起，進而說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憲政轉型思想理論資源上的迷茫和蹉跎。蔡霞女士曾經是壹位官方馬克屎主義學者，像許許多多思想解放的中共黨內學者、官員壹樣，從對蘇聯「射穢主義」模式、蘇版「馬列主義」（實為斯大林主義）教的質疑，漸漸地走向了對馬克屎主義的迷茫、懷疑、解脫、乃至訣別。尤其是面對現實政權那病入膏肓、越演越烈的制度腐敗和說教虛偽，壹大批中共老黨員、老幹部、資深「官馬」學者們，最終紛紛走向了擁抱自由主義，少數甚至皈依了宗教。以至於有時甚至讓人疑惑，在中共黨內還有真正的馬克屎主義者嗎？中共黨內改革派中就無真正的馬克屎主義改革派了嗎？
壹、今日中國制度轉型合法性資源：馬克屎主義還是自由主義？
蔡霞女士質疑和反駁了「黨主立憲」論——此論不過純屬生搬硬套君主立憲制而已，並還以西班牙模式為參照系來支持自己的反駁。不過在我看來，蔡女士所反駁的還僅僅限於操作層面，即質疑于「黨主立憲」的可操作性。至於在中國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的思想資源上，駁者蔡霞與論者馮勝平，均隱含著壹個既定的、似乎不言而喻的共識：中國共產黨應改信自由主義，應當用自由主義去改造中國共產黨，或甚至乾脆舉自由主義旗另行組黨[1]。
對於這個在許多人眼中似乎已屬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我倒壹直頗不以為然。以下這段話，摘自本人兩年前的壹篇文章：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馮勝平先生，前些年在他陸續寫給習近平的好幾封洋洋洒洒的萬言信中，照搬君主立憲制而提出了「黨主立憲」。儘管其設身處地，苦口婆心，竭盡進退得失的功利考量，但卻仍可壹言以蔽之：要中國共產黨改信自由主義。這就猶如要無神論者去信神，基督教徒改信伊斯蘭教、佛教；或者反過來，要有神論者改信無神論，要伊斯蘭、佛教徒去改信基督教。其強人所難，莫此為甚！故他字裡行間中那不言而喻的意識形態優越與傲慢，與其文字上的放低身段和情真意切，恰成尖銳反比[2]。
蔡霞女士認為，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憲政制度和平轉型，面臨兩大困難：第壹，在中共自身的道統法統中，找不到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的思想理論資源，即使在馬克屎、恩格斯那裡，也只有其萌芽，並缺乏系統闡述[3]；第二，現行體制帶給中共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實難割捨[4]。
在我看來，這兩條均打在要害上：第壹條務虛，談價值觀，管戰略，管方向；第二條務實，涉可操作性，管策略，管路徑。然而，這第壹條不解決，第二條又何從提起？質言之，對上述第壹條作何選擇，將決定著對第二條的解決，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戰爭還是和平。
可在這裏，蔡霞女士談論的，卻是體制內外許多人所期盼的「和平轉型」。
既然是制度轉型，這就意味著是對舊制度堅定不移的否認，意味著這箇舊制度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它必須轉變為新制度。所以，中國不僅是要政治體制改革，更必須是要政治制度變革。
同理，既然是制度的和平轉型，那就意味著這個轉型只能是在承認現實，基於現實前提下的否認；只能是在承認既定道統（思想資源），和既定法統（國家體制）前提下的否認。壹句話：即在承認中的否認；也在否認中承認。
總之，對現實，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正視不正視的問題。古今中外的壹切改良，其實就都是在為這個「承認的否認」或「否認的承認」作出詮釋。
蔡霞女士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找不到轉型正義的思想資源，此議頗值得玩味，也頗值得商榷。
其實，認為在今天的中國要進行壹場「市場-憲政-多元」的制度轉型，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在中共的老祖宗那裡，幾乎找不到任何思想理論資源，這從來都是中共改革派的壹個短板。即使在當年思想最解放的鄧胡趙蜜月期，也不過如此。也正因為這樣，黨內改革派在所謂「姓社姓資」的論戰中，從來都是處於下風：總認為這制度轉型，在中共的道統法統上並無其正統性，合法性和正義性。故說起話來，理不直，氣不壯，干起事來，也膽不足，腰不硬。據說，在當年趙紫陽智囊團中就常有壹句無奈加自嘲的口頭禪：「什麼是射穢主義，這誰說得清楚？」於是，他們才常在理論上打擦邊球，玩模糊狀。什麼「射穢主義初級階段」、什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壹而足。後來以鄧小平南巡為標誌，中共的改革理論，其最前衛也至多隻走到「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射穢主義也有市場；計劃經濟不等於射穢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和姓社姓資「不搞爭論」[5]這種折衷主義的地步。即使在今天，在整個中國共產黨黨內，整個官方馬克屎主義理論界，也無人敢面對「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不幹資本主義文明，就必然干皇權文明復辟」這個既是殘酷現實，又是前沿理論的要害命題[6]。
為什麼今天的中國必須要旗幟鮮明地的提出「制度轉型」，而不是那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模模糊糊的所謂「治理模式現代化」？這就涉及到對當今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了。正像看壹個人不能僅僅看他的自我標榜壹樣，看壹個社會制度，也不能只看當權者的自我標榜。今日中國到底姓「社」，姓「資」，還是姓「封」[7]？對它的判斷，便直接關係到今天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基本性質。今天完全可以這麼說，中國共產黨這四十年來，在改革開放國策上的反反覆復，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根本不敢正視今日中國社會的性質，實質上早就是壹個復辟了的宗法專制皇（特）權社會，或壹個低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更準確地說，即壹個中世紀似的、前現代的宗法專制皇權社會，向著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
可見，不正本清源地回到馬克屎主義，不徹底反思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個東方革命所走過的歷史大彎路，不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地重新回到馬克屎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中國共產黨也就當然無從找到今日中國「市場-憲政-多元」之制度轉型的思想理論根源了。
就拿蔡霞女士當年也傾注了相當熱情、且至今還時常流連的「三個代表」論來說，它至多也不過是中國共產黨曾在保住壹黨專政，避免憲政轉型的大前提下，試圖將那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教作某種實用主義嫁接的理論包裝而已。這場由當今中國佞臣之首所操刀的大型機會主義意識形態化妝，其註定無疾而終，這隻需看看當年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的夭折，就足見其前車之鑒了。
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們，儘管在顯意識上，均無不明白應當打碎蘇版馬列主義宗教的枷鎖，然而在潛意識中，卻又深陷這個宗教而不自知。因為他們至今也分不清馬克屎主義與「馬列主義」教的質的區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譬如，不假思索地將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與實踐排除在馬克屎主義之外；不假思索地以為干資本主義就無條件地與馬克屎主義無緣；凡共產黨人只能無條件地干射穢主義，……等等。正是這種宗教教條枷鎖般的禁錮，使得鄧小平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出了名為「四項基本原則」，實為專制皇權原則的緊箍咒，從而讓胡耀邦、趙紫陽們突破禁區的探索，在「老人黨」的干預下敗下陣來；還是這種宗教教條枷鎖般的禁錮，才使得中共黨內至今左傾機會主義陰魂不散。如此才使得不受制約的權力之惡與被權力扭曲的市場之惡兩相疊加，更讓中國式腐敗登峰造極，乃至狂妄至極地還意欲用此中國模式征服世界。
正因為中共黨內改革派幾十年來，均壹直沒能從中共的道統法統中，發掘出今日中國在「市場-憲政-多元」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上的思想理論資源，既沒有從馬克屎主義，也沒有從中共革命史中，理出壹套中國今日制度轉型之正義性、合法性和正統性的改革基礎理論，故才壹步壹步地轉向了自由主義，壹步壹步地告別了馬克屎主義。從老壹輩的李慎之、謝韜、李銳，到晚壹輩的辛子陵、蔡霞們，似乎均無不如此。
中共黨內改革派只看到馬克屎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對立，卻看不到二者之間的邏輯聯繫，尤其看不到馬克屎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揚棄關係。如此壹來，在價值觀層面，似乎離開了自由主義就無轉型正義，似乎不告別馬克屎主義，中國的制度轉型將無從談起。而在操作步驟層面，既然已將中共的道統法統之正義性、合法性和正統性拱手相讓，或棄之如敝屣，那麽，面對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因恐遭自由主義轉型正義清算的同仇敵愾，面對權貴利益集團以中共正統自居，高舉中共道統法統大旗的反改革開倒車堅固聯盟，也就只好壹籌莫展、束手無策了。
可妳既然是在談制度的和平轉型，倘沒有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動，又哪來這制度的轉型？哪來這轉型的和平與平穩？！更何況，既然這改良、改革必須直接由統治者來推動，那麽古今中外又哪會有壹個統治者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改革？英國光榮革命不是，日本君主立憲不是，同樣，弗朗哥-卡洛斯模式，蔣經國-李登輝模式也不是。即使最終導致蘇共瓦解，以失敗而告終的戈爾巴喬夫的改良模式，就其初衷而言，仍舊不是。
就拿如今頗受中國自由派們所青睞的西班牙模式與台灣模式來說，這兩個現代右翼極權專制，均無不是首先從自身意識形態，自身道統法統中，各自找出了自身與自由主義，與「市場-憲政-多元」文明的某種同源性關係，故由其統治者所主導的制度和平轉型與平穩過渡，才得以發生。
可今天主張中國和平制度轉型的中國體制內外的自由主義者們，卻是既要談和平轉型的改良，又偏要到現行的道統法統之外去尋求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的思想資源。他們完全不懂得：妳要到體制外去尋求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么，那妳就只能幹革命推翻現行制度；而妳要追求改良，追求和平轉型么，那妳這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資源，就還只能從現行體制的道統法統中去尋找。二者必居其壹。
所以，今日中共黨內改革派輕易地拋棄馬克屎主義，直接去舉自由主義旗是不智的。它的客觀效果，就是讓斯大林的「馬列主義」宗教更加猖獗，利益集團的反改革、反制度轉型之同仇敵愾更形牢固，讓中國共產黨業已持續70年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由此導致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的大復辟越演越烈。
二、理論最可貴的品格就是徹底
然而，理論最可貴的品格就是徹底，「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正因為理論的不徹底，才使得中國共產黨至今沒能從根本上擺脫那個把馬克屎主義宗教化了的蘇版馬列主義；也因為理論的不徹底，才使得中國共產黨至今沒能對建國以來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來壹番根本的清理；最後，還是因為理論的不徹底，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從鄧小平那「實用主義為王」的跛腳改革，壹步壹步地走到了今日全黨全局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大復辟。
馬克屎主義的最大歷史貢獻，就在於將人類數千年來延綿不絕的平等、自由、均富、公正、……這些素樸射穢主義理想，從空想升華為科學。我們知道，無論在東方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中，對人間不平的批判，對大同社會的嚮往，均不絕於縷。所有這壹切人類文明長河中永遠閃爍著理想光輝的思想結晶，儘管形形色色、林林總總，但均無不蘊含有壹大共同特徵，即認為要實現人世間的平等、自由、均富和公正，要達到那自人類產生以來便殷殷以求的大同世界，就都是可以通過對正義原則的發掘和探索，通過對理想模式的論證和設計來實現的。而唯有馬克屎主義，才破天荒地提出了與所有前人均截然不同的人類社會解析模式，壹種全新的有關人類發生、發展、演化和變遷的世界觀。這個全新的世界觀在十九世紀中葉壹經問世，便立即作為壹個標誌，將馬克屎主義與人類思想史上所有汗牛充棟的其它各色學說區別開來，且迄今亦然。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簡稱歷史唯物論或唯物史觀。
從壹般意義上說，既然「自然科學往後將包含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壹樣：這將是壹門科學。」[9]；從特殊意義上說，既然世間萬事萬物千姿百態、互相區分的內在根據，正在於各事物自身的質的規定性，那麽，是否發展了馬克屎主義，是否修正、違反、背叛或教條地對待馬克屎主義，歸根結底，不就應當如同自然科學壹般，以馬克屎主義質的規定性為其評判準繩，並在此公設前提下以實踐結果為據嗎？歷史唯物論之於馬克屎主義，就如同牛頓定律之於經典力學，進化論之於達爾文主義，相對論之於愛因斯坦學說，證偽說之於波普爾科學哲學，……等等壹般，均構成了特定理論與其它理論相區別開來的質的規定性。離開歷史唯物論的「馬克屎主義」，可以是其他任何理論，卻絕不是馬克屎主義。由此可見，不是別的，正是歷史唯物主義，也唯有歷史唯物主義，才是馬克屎主義的內在靈魂和生命，才是馬克屎主義之為馬克屎主義的質的規定性。既然唯有歷史唯物論，才將馬克屎主義與人類其它形形色色的學說區分開來，僅此即可見，任何只敢在馬克屎主義的次級、派生理論上挑戰馬克屎主義的各路英雄豪傑，只要妳不敢面對歷史唯物論，妳就休談駁倒馬克屎。這就如同任何人不敢面對E=mc2，就休談駁倒愛因斯坦壹樣。所以，壹個馬克屎主義政黨，要堅持馬克屎主義，就首先得堅持這個歷史唯物論，要捍衛馬克屎主義，就首先得捍衛這個歷史唯物論。
於是，只要站在馬克屎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峰巔上去俯瞰我們過去所走過的道路，去審視那個糾纏了中國共產黨大半輩子的「兩條道路鬥爭」，去回顧國際共運中的風風雨雨，妳就會獲得壹種從未有過的解放感：誰說共產黨人就不能幹資本主義？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共產黨人還就不能不去干資本主義；從而在今天的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應當理直氣壯地、甩開膀子地大幹資本主義：不僅引進資本主義的市場文明，也有引進資本主義的憲政文明，還要引進資本主義的多元文明。惟其如此，執掌政權的后發國家共產黨人，才有可能抵制形形色色的打著「共產黨」和「射穢主義」旗號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的大復辟，並成長為壹個真正的、合格的、成熟的馬克屎主義政黨。
如果說，毛路線的前三十年，是全面抵制資本主義文明的三十年，那麽，鄧路線的后三十年，則是抵制資本主義憲政文明和多元文明的三十年。前者，造就出壹個貧窮、落伍的中國，而後者，則產生出壹個畸形、腐敗的中國。儘管兩條路線曾斗得妳死我活，但二者卻在共產黨壹旦掌權，就絕不分權、絕不讓權這壹點上，是息息相通、同氣相求的。
或問：「不幹射穢主義還是共產黨人嗎？」
答曰：「不講唯物史觀能是共產黨人嗎？」
我們知道，馬克屎主義是科學性與階級性的統壹。馬克屎主義的鮮明無產階級性是寓於其嚴整的科學世界觀之中的。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東方的馬克屎主義政黨面臨著壹個與西方的馬克屎主義政黨截然不同的歷史任務：只有今天發展資本主義，才可能明天建設射穢主義；只有首先支持資產階級革命，才談得上未來干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射穢主義文明，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更不可能在壹個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的傳統自然經濟基礎上，平地壹聲春雷地蹦出來。根據科學射穢主義，射穢主義文明只能在充分發育的資本主義文明中，藉助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可能孕育和發生。因此，任何拒絕資本主義文明的射穢主義，不僅在邏輯上、而且在事實上，就統統應被歸屬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被尖銳批判過的封建射穢主義，即壹種低於歷史發展階段的過時的人類文明。
如果說，馬克屎、恩格斯當年論述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射穢主義的國家制度，多半還屬對未來理想的憧憬；如果說，列寧於1907年提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毛澤東於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其著眼點均還在奪取政權上的話，那麽，到了1917年11月和1949年10月，分別擺在俄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歷史性課題，就驟然具有全新的意義了：資本主義文明歷史階段必然性，會因為共產黨人勝利地領導了資產階級革命並執掌政權，而成為可以跨越、可以繞過或可以省略的嗎？
自俄國「十月革命」以降的整個國際共運史，均在在地證明：靠著武裝革命奪得政權的共產黨，無論當時其革命雄風是何等的摧枯拉朽，但對於那在本國還處於萌芽、成長、上升、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卻是絕無可能僅憑壹紙法令，憑靠國家暴力，就能直接加以廢除的。同理，壹個嶄新的、高於資本主義文明歷史階段的射穢主義生產關係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絕無可能在它的物質生存條件在資本主義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僅靠國家強制力就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若硬要用國家權力去挑戰歷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得頭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歷史必然性懲罰的。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當年第二國際各國社會黨人爭論過，俄國社會民主黨即後來的蘇聯共產黨內爭論過，此後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內也爭論過。近七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建國理論與實踐，它所走過的彎彎曲曲的試錯道路，它所經歷的跌宕起伏的路線鬥爭，歸根結底，均無不受這個爭論的影響，並歷經數代，綿延至今。事實上，赫魯曉夫改革的失敗，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乃至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失敗，和毛澤東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甚至還有斯大林模式和波爾布特模式的失敗，以及今天鄧小平模式的躑躅不前，……等等、等等，均無不與此爭論有關。
是的，在奪取政權以前，無產階級可以也應當領導資產階級革命，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已沒有爭論了，硬要「畢其功于壹役」地去干射穢主義，當屬左傾機會主義，對此，黨內也早有結論了。並且，在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初，還會有著壹個短暫的過渡時期發展資本主義，對此也已沒有爭論了。如今真正的爭議點則在於：是否承認東方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在奪取政權階段要干（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在奪得政權以後還要干（領導）資產階級共和國？
這裏所討論的，可不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及的那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10]，而建設壹個有著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壹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型資產階級共和國，壹個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必然階段，壹個中國共產黨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民主主義升級版。
這裏所談論的「東方后發國家」是這樣壹類國家：在那裡，「權利平等」還是壹種新生事物，還是壹種理想和追求，還屬壹種尚待落實的國家宣示。在這樣的國度里，各種各樣的身份識別，血統的、地域的、官位的、……，像壹張張大網籠罩著每壹個人，既包羅萬象又層出不窮。人生而不平等，不僅是事實上的，還是條文上的，尤其是潛規則上的。這是特權文明的末期，衰亡著的特權文明與新誕生的權利文明同時並存，前者儘管猖獗但基本靠潛規則生存，後者儘管孱弱但已開始佔據著明規則。
是的，正是因為站在列寧、毛澤東那悲壯失敗的肩頭，我輩今天才終於發現：壹切后發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黨，既要胸懷共產主義理想來領導資產階級革命以奪取政權，還要胸懷共產主義理想去領導整整壹個時代的資本主義文明制度建設。只有後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終的鞏固；只有後者成功了，才談得上向下壹個歷史階段的射穢主義過渡。這是擺在新壹代東方馬克屎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面前的壹個嶄新的歷史課題。這個三百年前在英國，兩百年前在法國，壹百五十年前在美國，由資產階級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如今則要由具備徹底唯物史觀的共產黨人來承擔了。無疑，這壹課題，對於如今陷入改革困局的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極具挑戰性。因它在迄今為止的所有馬克屎主義本本中，從未曾有過。
然而，在列寧之前，有過「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嗎？在毛澤東之前，有過「農村包圍城市」和「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嗎？更何況，如果說，世界各國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後國家中的馬克屎主義政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還只能是壹場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壹場新型的資產階級革命，那麽，這同壹個歷史發展不平衡性，難道就因為共產黨人打贏了內戰、奪得了政權就突然不翼而飛了嗎？換言之，既然由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壹種區別於舊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資產階級革命，那麽，由共產黨所領導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否也可以是、應該是、或必須是壹種區別於舊式資本主義的新式資本主義制度、區別於舊式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新式資產階級共和國呢？
中國共產黨當年在打天下時，毛澤東曾反覆教育全黨，中國革命不能跨越歷史階段，共產黨現在所進行的革命，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正是這種對歷史必然性的清醒認識，順乎了歷史潮流，才使得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並最終奪得了全國政權。同理，難道不也正因為毛澤東執政后在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種盲目性，對射穢主義制度的建設陷入了某種空想，即欲跨越、繞過或省略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才致使建國后的前三十年走過壹段很大的彎路，才致使即使已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仍包袱沈重嗎？
然而，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已刻不容緩地把這個問題又重新提到了新壹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終於突破重重障礙曾產生過理論飛躍，而承認了市場經濟為今日中國之必需的中國共產黨，今天還可能突破重重障礙再來壹個理論飛躍，而承認民主憲政也為今日中國之必需嗎？已成功地領導了中國經濟市場轉型的中國共產黨，還會成功地領導中國政治的民主憲政轉型，以使中國經濟的市場導向進入壹個健康而平穩的軌道嗎？
毋庸諱言，歷史唯物主義這面大旗，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這面大旗，卻只有共產黨人才能高舉，只有堅定的馬克屎主義者才能高舉。自由主義者壓根兒就不相信人類歷史發展有規律可循，壓根兒就不相信「歷史必然性」這壹說。他們的全部理論基礎就是唯心史觀的抽象人性。他們對馬克屎主義不屑壹顧、也壹竅不通。因此，中國共產黨之如何在馬克屎主義意識形態框架內轉思想彎子和理論彎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們的視野之中了。這也是他們那壹套自由主義憲政理論，根本就搔不到當今中國制度和平轉型癢處的原因——這當然也包括了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完全否定馬克屎主義的自由派。至於作為自由主義旗幟的「普世價值」，就其具體內容而言，在特定的時空範圍內，也確有壹定的進步意義。對之完全可以拿過來，用唯物史觀加以改造，為我所用。總之，對於自由主義，對於普世價值的挑戰，過去總是屢屢被動，根本原因在於自己手中的馬克屎主義不純正，用的大都是蘇俄牌贗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夠格的「射穢主義」，不願正視現實中的陰暗面，故常常顯得要麼說不起硬話，要麼強詞奪理，反顯底氣不足。
由此可見，對於當下的中國共產黨而言，要麼當仁不讓，站在唯物史觀的理論制高點，毅然決然地擔當起中國民主憲政轉型的歷史重任，並將這個轉型的主導權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以建設壹個新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即以自己未來的射穢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所引領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麼則拒絕憲政，抵制憲政，從而也就不期然地將中國憲政轉型的領導權拱手讓與自由主義，並在客觀上用自己的手將自由主義推上歷史和道義的雙重製高點，使之主導著中國政治轉型的話語權。如此也就完全和徹底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不僅守不住老壹輩共產黨人浴血奮戰打下的這個家業，而且還讓自由主義——其背後站著強大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所主導的這個中國政治轉型，來整個地清算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中國革命。
這就如同當年，同壹個資產階級革命，由大資產階級去領導或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結果將迥然不同壹樣。今天，中國的民主憲政轉型，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來主導，還是由中國自由主義來主導，其結局將會是迥異的。明乎此，就不難明白，今天在中國宣稱「五不搞」[11]、「七不講」[12]，就正像當年宣稱「為中共100%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壹樣，乍看上去，意識形態正統得很，政治也正確得很。但實際上，形「左」而實右，因為它的實際結果只能導致放棄共產黨對政治轉型的領導權，只能導致另類轉型后的共產黨人遭清算。
現在回過頭去看，無論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打出「在中國干資本主義100年」的新民主主義旗幟[13]，還是鄧小平後來在北京打出中國改革開放「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旗幟[14]，均不過是中國共產黨分別從自己打天下或坐天下時代的屢屢挫折中，不得不突破了斯大林主義（學名：馬列主義）的教條，開始觸摸到了馬克屎主義的精髓歷史唯物論，開始領悟到科學射穢主義的本義——射穢主義文明只能以資本主義文明為歷史前提和邏輯前提——而已。
誠然，無論從毛澤東其後在建國實踐中的反覆，還是從鄧小平後來在改革開放中的反覆，均在在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兩位歷史強人，當年分別對蘇版馬列主義教科書的突破，對唯物史觀和科學射穢主義的把握，均最終不無遺憾地還都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對馬克屎主義歷史唯物論和科學射穢主義的感性把握，這種認識對實踐的反作用，卻也又都實實在在地分別給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時代帶去了立竿見影、突飛猛進的舊貌換新顏。
今天，已到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將自己對馬克屎主義的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來的時候了。如此，中國共產黨將鳳凰涅槃，再創輝煌；否則，中國共產黨將難逃李自成、洪秀全的宿命，再時髦的摩天大廈和西裝革履，也難掩其瓤子深處的農民革命致命傷：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習近平今天面臨的真正挑戰，中國共產黨今天面臨的真正挑戰，其實正在這裏。
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還只有過奪取政權前共產黨人干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卻從無奪取政權后的共產黨人還得干資本主義的理論。不僅如此，在列寧之前的整個馬克屎主義經典理論武庫中，根本就缺了東方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幹革命這壹大塊。質言之，對於東方后發國家中的馬克屎主義政黨，在其成功地領導了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取得政權后，究竟該走怎樣的必由之路才不致因違背歷史必然性而受到歷史規律的懲罰，這在整個馬克屎主義的經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理論中，迄今還是壹大空白，有的也只是唯物史觀的壹般指引和科學射穢主義的總原則。而無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均也只留下了既成功又失敗的艱苦探索記錄。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今天所面臨的寬嚴皆誤、左右不是、進退失據、反覆折騰的困境，就絕非來自戰術層面的失誤，而是基於戰略層面的失誤了。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今天要再上壹個台階，就絕非只從改革開放的應用理論入手，而尤其應從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著眼了。
三、自由主義對於今日中國可用於革命卻無法用於改良
可見，在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可以是打倒中共、推翻中共的革命理論，卻不可能是變革中共、改革中國的改良理論。
何以見得？
從終極關懷層面上說，在自由主義看來，中國應實行市場經濟，是因為市場經濟符合人的本性；中國應實行憲政民主，也因為憲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總之，歷史可變，人性永恆。
誠然，自由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所壹直奉為圭臬的蘇版「馬列主義」教，及其所建立的那個小農-封建射穢主義極權專制制度，確實具有相當的批判力度，也確實有著某種歷史正義性和道義制高點。但是，鑒於自由主義價值觀中那抽象人性論和永恆正義觀，故便使它很難理解歷史由此及彼演變的內在必然性。自由主義不承認任何「好」與「壞」，「正」與「邪」，「善」與「惡」，……諸如此類，均無不是在特定的歷史必然性中生成、演變和轉化的，不承認在特定時空下的「好」、「正」、「善」，可以轉化為另壹時空下的「壞」、「邪」、「惡」，反之亦然。因此，在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從最激進到最溫和——眼中，均無不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今天這麼壞，那是因為它從來就壞，壹開始就壞，更尤其是馬克屎主義本身就壞、就邪、就惡。他們不承認中國共產黨100年來，有壹個從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代言人，而逐步轉化為壹個新的剝削階級與壓迫階級的過程；有壹個從與人民魚水情的革命派、真老虎，而逐步轉化為如今風聲鶴唳的反動派、紙老虎的過程。壹句話，他們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有壹個從曾經的歷史進步，轉化為今日之歷史反動的演變過程，更尤其不承認這種演變中的歷史必然性。
如此壹來，自由主義，作為壹種先驗地完全否認中國共產黨有著其內在可變性的理論，又怎麼可能會成為今日變革中國共產黨，從而變革中國的改良主義理論呢？因為「變革」、「改革」，無非就是寓「革」于「變」，寓「革」于「改」、寓質變于量變中而已。改革在政治學上的意義，無非就是壹種不改變其道統法統的變革，或從特定的既定道統法統中生髮出來的變革而已。換言之，所謂中國共產黨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義就是、也只可能是：讓中國共產黨新生，讓中國共產黨鳳凰涅槃，讓中國共產黨變得更「好」而已。可自由主義又恰正是在這形而上的層面，在基本價值觀層面，斷然地否認了那「好」與「壞」，「正」與「邪」和「善」與「惡」之互變的可能性，斷然地否認了中共基於自身道統法統有棄舊圖新的可能性。這便使得自由主義與中共的改革理論，不能不內在地存有壹種悖論。此其壹。
其次，依據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邏輯，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利益最大化」，便理所當然地要以保住現政權為「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了。如此壹來，中共拚死抗拒任何以清算中共為歸宿的制度轉型，也才最符合這個「理性經濟人」邏輯。既然如此，這個先驗地將中國共產黨判定為基於其自身道統法統而不可改革的自由主義，這個不砸碎中共道統法統似乎中國就不會有制度轉型的自由主義[15]，又怎麼可能在形而下的層面，即可操作的步驟、路徑層面，去首當其衝基於利益機制而瓦解既得利益集團的同仇敵愾，從而使自由主義成為今日中國從上而下推動的改良理論呢？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無論從何種意義上，即無論從價值層面還是從操作層面，都無法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理論基礎。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趙紫陽智囊團中壹大幫文人，總是試圖從自由主義視角去解讀共產黨改革開放而最終走不通的原因；這也是當年八九學生背後「長鬍子的黑手」們，曾試圖用自由主義去引導學生與共產黨對話最終無功而返的原因；並還是多年來中國的自由主義只能在大學校園內，在知識菁英圈中活躍，或即使在改革話語中，也總體只能從工具理性角度被偷運，被用於給中共的改革開放國策打打補丁的壹個根本原因。
如此壹來，無論從價值層面還是從操作層面上看，妳要堅守自由主義么，那妳就別談什麼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妳要談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么，妳就只得摒棄自由主義了。質言之，自由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它可以用來打倒和清算中國共產黨，卻無法用來變革和改造中國共產黨。即使是自由主義中那最溫情脈脈的「黨（君）主立憲」論，它也實際上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無緣，與中國制度的和平轉型無緣。
誠然，正是在當代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壹歷史節點上，馬克屎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其政治主張上存有某種重合點，故二者完全可以是這壹場偉大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軍。但是，在承認這點時也必須清醒：今天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來主導，還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來主導，中國之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在其步驟、方式、過程、範圍、層次、趨勢、結局、後果、展望……等諸方面，無論是對於中國共產黨，還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世界格局，都將會是大不壹樣的。
因此，對於今日中國的制度轉型，就要麼是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結局終將導致中共鳳凰涅槃、其法統道統得以存續的漸進轉型，要麼則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疾風暴雨似的，而結局多半會導致中共遭清算、黨史遭否定的激進轉型。前者若成功，無疑會給東方后發國家由前現代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平穩制度轉型，創建出壹種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後者若成功，則意味著東方后發國家的制度轉型之路，就還仍得沿著傳統的制度轉型模式來進行。
四、今日中國「市場-憲政-多元」和平制度轉型三要素
總而言之，在今天，若要中國共產黨走上鳳凰涅槃之路，若要中國的「市場-憲政-多元」和平制度轉型改良得以發生，就必得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體制外的推翻專制，建立「市場-憲政-多元」的（資產階級）革命壓力，包括國際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壓力，大到足以決定中國共產黨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
2）從中共自身道統法統中，發掘出「市場-憲政-多元」這三位壹體的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轉型正統性的思想理論資源；
3）立足於利益機制，權衡各方利益，綜合平衡以尋求最大公約數，讓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免除清算之虞，以化解其困獸猶鬥般地拼個魚死網破的反改革同仇敵愾。換言之，就是既給轉型壓力，也給下樓梯子，在官方和民間，找到壹個低起點、低代價，且能迅即起步的雙贏的和平轉型可操作方案。
以上三條件，缺壹不可。如此，中國的和平轉型才會發生，中國的改良之路才可能走通。
毋庸置疑，這和平轉型要素第壹條即體制外革命壓力，現已漸成大勢，且越來越強。在如今這個全球化信息時代，當代中國這種蘇俄「十月革命」版的變相皇權文明大復辟，這種利用當今高新科技對人民監控到每壹個毛孔的當代中世紀文明，與那早已成為世界歷史大趨勢的「市場-憲政-多元化」文明，與那個早已告別中世紀的當代人類文明普世價值，就遲早要發生碰撞，發生那種人類歷史發展必然性中，不同的歷史文明階段，或不同的文明進步階梯間的碰撞。這種碰撞是全方位的，它涵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乃至軍事、……方方面面。外交是內政的繼續，它也會反作用於內政：妳要向世界講中國的故事，也就不可能攔得住別人向中國講世界的故事；妳不能在國內搞壹元化文明，卻又在國際上高唱多元文明。所以，這個碰撞，就絕非什麼老大、老二之戰，絕非什麼中西文明之戰，也絕非什麼基督文明與儒教文明之戰，更絕非什麼中華民族與任何其它民族之戰。而是，也僅僅是皇權文明與憲政文明之戰，是中世紀文明與當代文明之戰。壹句話，它是昨天的、過時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壟斷-人治-壹元化」文明，與代表今天的、時興的，順應歷史潮流的「市場-憲政-多元化」文明之間的壹場全方位的較量、碰撞、乃至戰爭。
那麽，何謂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階梯呢？譬如，手推磨、蒸汽磨、機械磨、電子磨，就標志著人類生產力進步史上的好幾級文明階梯。再如，五馬分屍、凌遲肢解，斬首、槍斃、注射處死，也標志著人類刑法進步史上的好幾級文明階梯。又如，同樣是戰俘，充作軍糧、收為奴隸、回營受辱與英雄凱旋，也標志著人類戰爭史上的幾級文明階梯。同理，子民還是公民，父母官還是公僕，官員財產保密還是公示；以及，人治還是法治，黨大還是法大，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罪責株連還是刑責自負；被告、囚犯是否有基本人權，官帽該捏在老百姓手中還是上司手中，老百姓是否享有信息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工人農民是否具有自組工會農會的權利，……諸如此類，不也統統都標誌著政治制度進步史上的不同文明階梯嗎？
可見，認清中國今天究竟是處在人類文明演進階梯的哪壹個歷史階段，究竟是處在高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射穢主義文明階段，還是處在低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階段，從而弄明白中國共產黨如今所面臨的改革開放大勢；弄明白中國今天在國際競爭中究竟是處於優勢還是劣勢，這對於中國共產黨今天無論是面向未來的發展戰略，還是面向世界的崛起戰略，均是須臾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
至於今天張維為、金燦榮壹幫御用文人，老熱衷於將中國那「舉國體制」，甚至中國幾千年來的儒表法里皇權文明，給演繹闡發為是比西方三權分立的「扯皮」體制，比「市場-憲政-多元」三位壹體當代文明，更高更先進的文明，這便不由得讓人想起魯迅曾辛辣嘲諷過的膿瘡美學來：「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16]。嗟夫！有如此這般「國家美學」墊底，以這壹類心態去描畫「中國模式」、「中國話語權」和「厲害了我的國」，又怎能不將中國的富國強兵大戰略，引向如今捉襟見肘的尷尬窘境？又怎能不將習近平的「中國夢」給帶到溝里去呢？
眼下，由於壹場人為的世紀大瘟疫，壹場超限的訴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戰，便驟然地將這種文明的較量、文明的碰撞變得尖銳了起來，使中國的大變局已迫在眉睫。正是這場世紀大瘟疫，它完成了壹次最後的全球動員，將中國的變局與各國的性命攸關捆綁在了壹起。如今，世界對中國，對香港，對台海所發生的事，已無法隔岸觀火，已無法置身事外，已無法事不關己。因為妳今天生活的改變，親人的失去，城市的關閉和國家的蕭條，均出自那中國人民要改變、盼改變幾十年了的同壹個原因。
如今，壹場將矛頭直指中共現政權的問罪之師，正嘯聚全球，方興未艾。它迅速地將原本還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的准冷戰，壹下便驟升到了准熱戰的邊緣，且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它歸根結底是受到國際民主陣營奧援的中國當今新興資產階級，與中國當代宗法專制特權階級的壹場偉大的階級鬥爭。前者，作為今天中國的工奴、農奴、商奴、學奴和兵奴等廣大被剝削、被壓迫、被掠奪、被霸佔的「第三等級」的代表，後者，則由已蛻化變質為當代最腐朽最沒落階級的中共黨內權貴血親姻親團伙所組成。前者，獲得了以川普總統為代表的當今世界憲政自由民主陣營基於其自身切身利益的強力奧援；後者，則與將吸血管深深扎入中國奴工階級的華爾街金融寡頭們沆瀣壹氣。這是發生在21世紀的壹場世紀大對決，壹場當代文明與中世紀文明的總對決。它的結果，必將從根本上決定著當代歷史和全人類的方向和命運。
眼下，這場蓄勢待發的中國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狂飆，正火借風勢，風助火威，對中共權貴統治集團構成了強大的革命壓力。壓力，正是壓力，也只有這實實在在的現實壓力，包括背靠國際討伐大軍的革命壓力，才會促使這千年帝國的萬馬齊喑局面徹底破局，才會促使中共統治集團發生沉船前的大分化，也才會使得中國和平轉型可操作的改良方案有可能會被提上議事日程。
然而，歷史的機遇往往稍縱即逝，且歷史的機遇只青睞那些有備而來者。
關於這和平轉型要素第二條，即從中共自身道統法統中，去發掘出「市場-憲政-多元」這三位壹體的轉型正義、轉型合法性和轉型正統性之思想資源。對此，毋庸諱言，除高寒外，幾可說中共體制內外至今尚無人涉獵。在今天的中國，凡自由派談論制度轉型，均無不將中共道統法統棄之如敝屣；而中國的左派倒是在捍衛中共的道統法統，但他們卻又幾乎無不將中國的「市場-憲政-多元」轉型視若寇讎。至於那曾曇花壹現的「射穢主義憲政派」，鑒於它無法從歷史必然性的高度去解讀和闡釋中共如何從曾經的革命黨走向了今日的反動派，無法清晰地解析這種演變，這種復辟的歷史必然性軌跡，所以，它那種折衷主義的工具理性「頂層設計」，也就既不能從中共道統也不能從中共法統中，發掘出可讓中國共產黨人能夠鳳凰涅槃，使之能夠挑起今日中國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的重擔，以主導起中國這場偉大的「市場-憲政-多元」制度的和平轉型了。
因此，迄今為止，還唯有高寒所定義的東方馬克屎主義，這個以吸取「十月革命」模式[17]大失敗之歷史教訓為宗旨的東方版馬克屎主義，基於其歷史唯物論，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並論證了如下理論：
那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從空想上升為科學的射穢主義，卻在「十月革命」后的整個東方革命實踐中又重新淪落為空想。
特定時空下的共產黨人干資本主義，實乃科學射穢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18]。
正是這個由壹個完全與官方體制無緣、乃至絕緣、並差壹點就給槍斃掉的民間馬克屎主義者、反思的毛派高寒，從馬克屎主義的理論盲區和理論禁區中獨自摸爬滾打出來的戰鬥的東方馬克屎主義，數十年如壹日地論證了壹個全新的馬克屎主義政治學命題：東方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在成功地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奪得政權之後，還必須去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市場-憲政-多元」的新型資本主義文明，以徹底杜絕任何打著「射穢主義」、「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旗號的變相皇權文明復辟。從某種意義上，這幾可說是提出了壹個迄今為止尚未解決，並已困擾了世界亞非拉美等后發國家壹個多世紀，且仍在繼續困擾著整個世界的東方革命之「哥德巴赫猜想」。
關於這和平轉型要素第三條，即立足於利益機制，讓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免除清算之虞，找到可操作的低起點、低代價的雙贏轉型方案。而這壹條，卻是直接受制於前兩條的。換言之，沒有前兩條中任何壹條，這第三條也就無以發生。
中國今日和平轉型可操作的任何改良方案，儘管均無不以強大的體制外革命壓力為後盾，但也均無不有賴於統治集團自身利益權衡后的推動。這便是和平轉型的思想資源，只能從既定的道統法統中所導出的政治動力學上的終極原因。
自由主義當然可以是、可能是、甚至也應該是今日中國憲政轉型正義的思想資源之壹。但可別忘了，如此壹來，妳便是在談論今日中國的革命轉型正義，而不是在討論今日中國的改良轉型正義了。
不過，常言道，改良手段窮盡之日即為革命狂飆發生之時。既然如此，那麽，當統治集團上層的和平變革還仍不失為壹種低起點、低代價的選項時，那麽，就請稍安勿躁，壹切革命的方案就還僅為蓄勢待發，僅為有備無患，僅為戰略後備而已。故即使在今天，也仍應是給強大壓力與給下樓梯子雙管齊下，二者不可偏廢。
既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由昨天的中國共產黨演化而來，既然它經歷過壹個由過去的革命黨轉化為今日之反動派的歷史演變過程，且唯有馬克屎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才會承認、正視、洞悉、並解析這整個過程，那麽，找到了這個演變的原因，也才可能找到可解決的方案。由此可見，任何特定的改良操作務實方案，均無不與特定的改良務虛理論相聯，均無不受制於改良理論的價值觀層面的制約。
既然如今中共特權階級的形成，說到底還是中共道統法統本身的產物，是該道統法統異化的產物，那麽，與其強人所難地要中國共產黨人改變政治信仰，試圖用自由主義去改造中國共產黨，倒不如從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本身，即馬克屎主義的道統本身；從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法統本身，即中共革命的歷史軌跡本身中，去發掘出其道統法統遭異化的根源，去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地闡明馬克屎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揚棄關係了。這就如同當年右翼極權制度下的弗朗哥、蔣經國，從自身的意識形態，自身的道統法統中，去發掘出了與自由主義，與「市場-憲政-多元化」的某種同源性聯繫，從而和平轉型得以成功壹般。
如此壹來，中共特權階級權貴利益集團對憲政轉型后遭清算之隱憂，才有可能被消除，而基於這種隱憂而生髮出來的反改革之同仇敵愾，才可能被化解。由此，在這大廈將傾而未傾之時，在這巨輪正下沈而未沈之際，基於利益機制綜合權衡其利弊得失后，由中國共產黨自身——儘管是在強大的革命壓力、乃至戰爭壓力之下——所啟動的中國「市場-憲政-多元」和平轉型的艱難起步，才可能被提上日程。此刻，也只有此刻，各種方案的技術性、可行性比較，也才具有現實的意義。譬如：高寒提出的借鑒並改造地將憲政制衡機制引入黨內，用首先開放中共黨內多元化來起步推動全社會的多元化轉型[19]；盧麒元先生提出的開啟不明來源收入的稅收壹次性補交及合法性確認，以向中共既得利益特權階級實施壹次性特赦或壹次性特別贖買政策[20]；王力雄先生提出的「權民壹體論」，又稱：「遞進民主制」[21]，……，以及諸如此類並不以否認現行道統法統為前提的制度和平轉型改良方案，等等、等等。
五、「崽賣爺田不心疼！」
毋庸諱言，高寒提出的這個毋寧可稱之為「新民主主義之升級版」的特定時空下的共產黨人干資本主義的方案，這個東方后發國家共產黨人在奪得政權后，還必須去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市場-憲政-多元」之新型資本主義文明的方案，這個經東方馬克屎主義改造、再造、並使之鳳凰涅槃的挽救中國共產黨的方案，其大前提和基本點卻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是真信馬克屎主義，必須真具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真具老壹輩布爾什維克、老壹輩共產黨人當年那種不為名不為利，專為天下求解放的革命初心。而正是這個大前提，這個基本點，卻迄今仍為中國的左、右、官派們所無法理解。因為在東方馬克屎主義看來，今天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堅定的馬克屎主義信念，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赤誠的革命初心，落腳到眼下中國的反宗法專制皇權主義復辟的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去，落腳到為在中國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中去。這個重生的、徹底擺脫了斯大林主義的馬列主義宗教桎梏的中國共產黨，應當揚毛鄧之長，棄毛鄧之短；站在毛鄧的肩上，繼承毛鄧，又超越毛鄧。而真正的超越，則是制度的超越：是共產黨人應自覺地領導建設整整壹個時代的新型市場-憲政-多元制度的超越，是將這種由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後來居上的，可具后發優勢的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文明，最終引向共產黨人那永不熄滅理想的未來共產主義方向的超越。
同樣毋庸諱言，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甚至並不懷疑習近平如今口中所反覆念叨的那個「共產黨人初心」不真誠。但是，他本人及其整個中國共產黨，在那位靠著逆淘汰機制，而成為當今佞臣之首的意識形態化妝師之變色龍般機會主義的誤導下，其維護「共產黨人初心」的整個方向，卻是徹頭徹尾地南轅北轍，徹頭徹尾地反馬克屎主義的。它正在將中共壹步壹步地帶入萬劫不復深淵。
誠然，我並不知道，在今天中共黨內，尤其是經8964壹役之後在鄧小平跛腳改革和江澤民「悶聲發大財」中入黨的中共黨員中，還有多少真信馬克屎主義，還有多少真正具有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人情操的。極而言之，我甚至並不能確認今日中共黨內是否還存有壹個真正的改革派。但是，我能確切地知道的，卻是如今已正在步入「垂垂老矣」的中共紅二代們，若不能將中共從斯大林主義的馬列主義宗教桎梏中徹底地解放出來，就如同當年的路德、加爾文的宗教改革，衝破歐洲千年中世紀黑暗壹般，若還不能為中共找回當年贏得民心、打得天下的真正的道統法統，真正的共產黨人初心，那麽，若將事情拖到從特權制度中成長起來的所謂紅三代、紅四代，中國共產黨就只有徹底崩解並遭徹底清算的宿命了。這用蔡霞女士的話來說就是「等著它自由落體、硬著陸、社會崩潰」[22]。
當年，中共幾乎是在如項羽飲馬烏江、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千鈞壹發險境下，才不得不被迫在戎馬倥傯中召開遵義會議，以終止黨內那經久不衰，且越演越烈的左傾機會主義頑症的。今天執掌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又到了這樣壹個生死存亡、命懸壹線的歷史關頭，不徹底清理和徹底轉變那條業已統治了中國七十年的建政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中國共產黨將被徹底玩完，沒有懸念。當年中共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沒能徹底清理和告別蘇版馬列主義教，沒能完成從思想理論路線上徹底清理整個所謂「射穢主義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頑症的任務，所以，中國共產黨才會在後來的制度腐敗的深淵中越陷越深，病入膏肓，難以自拔。
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將。如果說，兵熊熊壹個，將熊熊壹窩，那麽，帥熊呢？如今，中國共產黨的良將、良帥何在，在哪？中共、中國、中華民族還有自己的良將、良帥嗎？！
何謂良將、良帥？！
孫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3]
所以，全部問題的核心，也就落在了：如何不戰而讓作為主動反擊方的美國退兵；如何不戰而讓作為戰略反擊、戰術進攻方的美國，從其自身利益上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縱然今天美國不消滅中共，中共（國）也永將不會消滅美國！永將不可能會威脅世界和平！
處在此時此刻，我的腦海中就老是在不斷重複地翻滾著當年中央紅軍被迫轉移時彭總大罵李德的那句話：「崽賣爺田不心疼！」
可那時，中共的「爺田」，如果從1927年算起，還不到十年，即使從1921年算起，也不過十幾年而已。而今天，這「爺田」，卻是壹個有著70多年，甚至竟100年的大家業了！請問今日中共的最高統帥，請問成天口頭禪般地將那「保住中共家業」掛在嘴邊的中共最高當局：妳今天真是要如同當年李德、博古讓紅區損失90%，白區損失100%那般，「堡壘對堡壘」地，「禦敵於國門之外」地，來個新世紀的「崽賣爺田不心疼」嗎？！
今天中國共產黨已到了召開另壹次遵義會議的時候了，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棄舊圖新，鳳凰涅槃，均在此壹舉。中共黨內，中共紅二代中若還存有改革派，也就只此最後壹搏了。
不錯，從某種意義上乍壹看去，高寒近來諸文確實有點「挾洋施壓」的味道。不過，倘若沒有如今妳不得不被迫面對的全球強大問罪之師的壓力，試問中國共產黨，試問習近平，妳會知道改嗎？妳會主動改革、主動進行中國「市場-憲政-多元」的制度轉型嗎？！這就如同當年沒有蔣介石的圍追堵截，中共會有遵義會議，會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徹底讓位嗎？
同樣不錯，從某種意義上乍壹看去，高寒近來諸文也確實有點草船借箭，借革命促改良的味道。不過試問，倘若沒有中國共產黨基於自己切身利益而從上而下的推動，中國還可能有任何另類的制度和平轉型，任何另類的改良發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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