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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黄苗子：（1913年－2012年1月）。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作家。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却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鼓吹革命，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1926年，黄冷观创办香港中华中学，黄苗子5岁来香港接受教育。1928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当时漫画界几位中坚人物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上海这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也因为漫画而使黄苗子觉得熟悉而亲切起来。受到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他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向报刊投画稿需要个笔名，黄般若劝他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的声名越来越响亮。1929年，16岁的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而且接到漫画家叶浅予的回信。黄苗子喜出望外，这使他更加喜爱漫画，父亲却极力反对黄苗子画漫画。1931年1月，黄苗子从中华中学毕业，被父亲送進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让他苦不堪言。第二年，黄苗子拿着自己亲自到编辑部讨要到的稿费请朋友买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远行。得知黄苗子离家出走，父亲黄冷观当即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同乡兼好友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是国民党要员，他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却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高级公务员。黄苗子的才华、学识和活动能力给美术界特别是漫画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5月，从第3期改版为大开本。也正是从第3期开始，版权页“编辑”一栏出现了黄苗子的名字，也正是从这一期始至终刊（第19期）封面画大都出自黄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韦度各画一期）。由于是彩色封面，加之开本宽阔，视觉诱惑力强，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风情。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王敦庆一起发起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这次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以及海外华侨漫画界的600多幅作品。1937年4月，黄苗子来到广州，与后到的郁风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国事，感觉意趣相投。后娶郁风为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黄苗子看到文件后即通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1945年9月下旬，黄苗子被安排接受了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会晤之后，黄苗子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交给重庆《新民报》副刊发表，还加上了编者按语，称赞这首词“气魄之大，乃不可及”。1949年9月，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共国的开国大典。1950年后定居北京。著作有散文集《货郎集》、《敬惜字纸》、《无梦庵流水账》、《青灯琐记》、《风雨落花》、《雪泥爪印》、《世说新篇》、《茶酒闲聊》、《人文琐屑》等；诗集有《牛油集》、《三家诗》等；美术论著有《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等；书画集有《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选——黄苗子》、《草书木兰辞》、《苗子杂书》等。1957年黄苗子被定为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捕入狱。出狱以后转向书法创作。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戏剧教育家，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没有上过小学，自幼在家塾中学习古典文学（如《红楼梦》、《镜花缘》）和传统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史记》）；他又从林琴南所译的西洋小说中接触西方文学。他很早便接触戏剧，少年时代跟随继母观看京戏、昆曲、河北梆子、蹦蹦调、唐山落子等许多地方戏，以及当时流行的文明新戏；另外，他亦因从小熟读《戏考》而加深对传统戏剧的认识。1922年插班進入南开中学读二年级。1925年（15岁）加入南开新剧团，先后参加了《压迫》、《玩偶之家》（扮演主角娜拉）、《国民公敌》、《织工》等剧的演出，改编并参加演出了《财狂》、《争强》，这些演出经历使他对戏剧艺术规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曹禺自言“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1928年，曹禺入读南开大学政治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29年，曹禺的父亲去世。1933年大学毕业后，曹禺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任教。数月后，又進入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他21岁时开始了背景取于天津的剧本《雷雨》的创作，1934年7月发表于《文学季刊》。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5年发表《日出》，同年8月应邀赴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2年初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职离开江安赴重庆从事戏剧写作和编导活动。1946年3月，与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1月回国，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电影剧本《艳阳天》。1948年，由文华影业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导演。1949年2月，在中共党的安排下，秘密转道香港抵达北平，2月28日离港北上，3月18日抵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共国成立后，受中共建政后的阶级斗争时期影响，让曹禺一直无法再自由的创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曹禺被打入牛棚，成为反动文人扫街、清厕所、接受批斗受尽折磨，虽然文革后平反并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却再无法自由创作。1996年曹禺离世，他留下了最后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進去……”，他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中说“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和他们朝夕相处”。没想到他到了晚年，竟还又碰上了。

曹任远：（1893年－1991年），字四勿，曾用名曹利用、曹炯，中国近现代化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曹任远从小就接受新式教育，幼年就读过自贡第一所新式学校——三畏堂创立的私立树人学堂，后考入成都商矿实验学堂。16岁时获得日本东京私立农业大学公费留学机会，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留学，学会三门外语，先后读过六所大学、取得四个学位。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硕士、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化学和物理博士。1910年在东京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党证为蓉字第0233号)。1911年，国内革命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和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在此形势下，全体留日学生决定罢学归国。曹积极响应动身回国。这期间，他还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讨袁斗争。1916年，曹任远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到上海。同年冬回自流井结婚。1917年张勋复辟,曹任远在岳父谢持安排下到美国读书(避祸)，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该校攻读化学专业,主攻染料化学。次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不久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并在该校作研究生，两年后获硕士学位。1919年曹任远完成在美的学业，转赴欧洲到德国留学。在柏林小住后转巴伐利亚求学，成为著名化学教授Busahen的学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协约国一方，德国学校对中国学生尚存歧视，只许他们听讲，不许作研究实验。后经Busahen教授的得意学生、曹的德国同学多方说服，并有感于德国人在中国普遍受到礼遇之事实，教授才同意曹参与各项研究实验，并到化工厂实习。曹抓紧读书、实习机会，刻苦钻研，终于学有所成。1924年，曹任远因为发现一种新型化学染剂(可染阴丹士林布)的配方,并获得专利,其毕业论文通过鉴定,于德国埃尔朗根大学（Erlangen）取得博士学位，随即取道法国巴黎，经马赛、印度怀抱着“化工救国”回到祖国。回国后，1924年参加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筹建工作。自是年起，先后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任化学教授。其叔父曹笃、岳丈谢持，均系早年参加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受他们的影响，故青年时期就具有民主、進步思想。1932年春，胡汉民在广州再揭倒蒋旗帜，重新组织中国国民党，即世所称新国民党，胡任主席，曹被当选为新党华北书记长（后任中央党部副书记长）。1951年曹任远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有《现代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化学》、《染料化学》等专著。历经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与大右派、民革发起人之一陈铭枢时有过从，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此远离北京，在西北等地漂流浪迹达20余年。1980年，曹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

曹亨闻：（1910年－1968年10月19日），又名协。新闻史学家，教授。1925年9月在上海浦东中学读初中，后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学校当局开除。1926年9月转入上海大夏中学读书，翌年1月回临海家乡，在当地参加進步组织“乙丑读书社”。同年9月起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4年5月至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大学新闻系读书，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英文《大英晚报》担任过两个星期的编辑采访工作。1938年赴渝，从1939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先后开设《新闻学概论》、《中英文新闻写作》、《外国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等课程，编有教材《新闻事业史》和《外国资产阶级报刊史》两种。1947年7月至1948年1月，曾在上海创办与主编《现实》杂志，出版15期。他在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新闻学术论文，有《论18世纪英国政论新闻学》、《报纸之起源》、《人格报纸与报格报纸》、《现代报纸的“专栏”与专栏记者》、《新闻自由》、《关于美国新闻的两件事》、《我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看法》等。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主任等职。文革中被诬为“英国间谍”，遭残酷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杀身亡。时年58岁。

曹鹤荪：（1912年9月15日－1998年10月29日），空气动力学专家，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理论空气动力学、气动弹性力学等领域的研究。曹鹤荪早年曾就读于江阴澄翰初级小学、礼延高级小学、南菁中学、上海南洋中学等校。1929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1934年自交大毕业后不久，他考取了教育部留欧公费生，前往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学习，193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曾在意大利航空城（Guidonia）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实习，后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進修空气动力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接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命令后回国，任教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1940年调入交通大学重庆分校。1942年重庆分校改为交通大学后，曹鹤荪负责创办航空工程系，并出任代理系主任，使其成为交大历史上最为年轻的系主任。1944年，他受陈庆云主持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之托，与丁履德等一同前往美国与加拿大考察航空建设。1945年回国后，他随交大师生迁回上海，并参与组建了临时校务委员会。1949年，出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校教授会主席。中共国成立后，曹鹤荪于1952年被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并出任科学教育部教务处处长。1960年起任院教务部副部长，1964年出任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办学路线的反动学术权威总代表”，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后，他于1978年起出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

曹日昌：（1911年1月11日－1969年3月14日），中国心理学家。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级小学，后入宁晋县北圈村高级小学，学习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县中学，在中学的后两年受到两位教师的影响。一位是国文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新文艺，如叶绍钧、谢冰心的作品等，因受其影响曹日昌曾立志要作文学家，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另一位是历史教师，常向学生讲些中国要革命的道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曹日昌。192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在预科2年，爱好文学和心理学。这时，他和同学一起合办了《芳草》小刊物。1931年升入本科教育系，正逢“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参加学生运动。1932―1935年曹日昌由北平师范大学转学至清华大学心理系学习，他发奋读书，除上课外即在实验室，主要進行关于心算问题和白鼠颜色感觉的两项实验研究。1934年他总结了中国有关珠算教学的文献资料，写出“二十年来国人对于珠算的研究述要”，还撰写了一本《珠算教学的研究》（1937年出版）。这个时期，他效法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以自己既做主试者又做受试者，持续3年進行了有关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实验研究，1935年用英文写成实验报告作为他的毕业论文，这篇报告后来节译为“十二小时继续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实验研究”一文，于1937年发表。1935年曹日昌清华大学毕业后，经该校心理学教授周先庚（当时任平民教育促進会教育心理部主任）介绍，在平民教育促進会作研究生，并在周先庚指导下，从事成人学习的心理学研究。1936年发表“桑代克学习心理的分析研究”一文，他在批评了桑氏的理论后，提出了研究工作要结合实际生活应用的观点。1936―1937年，曹日昌在定县做了许多心理测验，写了“定县平校毕业生再测验统计报告”中英文各一本。他在定县的小学中试用了斯坦利•戴维•鲍德斯的迷津测验，并发表一篇“试用鲍德斯迷津测验初步报告”。1941―1945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工作，主要是读书和教课，并在一些進步学生和教授的影响下，参加了進步的社会活动。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达英国進了剑桥大学心理系作研究生，一心读书和研究，3年后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考试。他的博士论文是“学习与记忆中的时间间隔”（1948年）。1945年冬，曹日昌参加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1947年由陈天声和刘宁一介绍加入中共党，1948年转为中共党正式党员。这一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1947年曹日昌在英国时认识了吴秀明，不久结婚。1950年曹日昌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曹日昌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任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联络局副局长。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组织部长。1956年他任心理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才彻底脱离科学院院部的行政岗位，全力从事心理学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在1960年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曹日昌在会上作了“心理学学术讨论的收获”的总结性发言。主要论著有：《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间隔学习与集中学习的研究》、《心理学研究什么？》、《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审查、批判和斗争。1969年初，当曹日昌感到身体不适时，医院确诊已是肝癌晚期，于1969年3月14日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