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章泯：（1907年2月11日－1975年2月4日），原名謝興，又名謝韻心，筆名杜山、陸擎等，中國戲劇家。1923年，章泯考入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在北京他結識了蕭三，1926年經蕭三介紹加入了中共黨。1930年，他從北平到上海。1931年，「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章泯隨即參加，併當選為執委。同年一•二八事件后，章泯創作了《東北之家》、《黃浦江邊》、《婦女進行曲》、《我們的故鄉》、《家破人亡》、《生路》等獨幕劇、多幕劇，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在上海他先後導演了抗日名劇《放下你的鞭子》、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易卜生的《娜拉》、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他撰寫了《悲劇論》、《喜劇論》、《戲劇的現在和將來》等專著和論文，並系統翻譯了國外尤其是蘇聯的戲劇理論著作，如波斯瓦的《哈姆雷特對演員的忠告－－莎士比亞的表演論》、阿•杜克斯的《近代戲劇家》、契萊的《戲劇的本質》，特別是翻譯了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著作，對中國戲劇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最早介紹並實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人。1937 年5月，章泯在上海同葛一虹等人創辦《新演劇》月刊，宣傳現實主義的戲劇理論，特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為建立中國自己的表演體系培養了許多人才。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章泯投身抗日救亡的戲劇活動。在武漢參加了話劇《保衛蘆溝橋》的導演工作；在桂林導演了自己創作的《我們的故鄉》和于伶創作的話劇《夜光杯》。同時他創作了《戰鬥》、《血》、《鋼表》等抗戰劇本，發表了論文《論戰時工農演劇》、《新悲劇論》。1938年進入四川，在成都的四川省立戲劇學校任教。1939年抵達重慶，在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任戲劇組主任，同時獲聘為中國電影製片廠特約編導委員，撰寫並出版了《表演藝術論》。1940年底，他被安排在郭沫若主持的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開展劇本創作及戲劇理論研究。皖南事變后，章泯輾轉多地，先後在香港、東江游擊區、四川江安等地從事戲劇教學及創作。先後導演了《希特勒的傑作》、《北京人》、《家》、《孔雀膽》、《天國春秋》等戲劇。還與鄭君里共同翻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並單獨翻譯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的筋肉鬆弛》、《交流》，史萊格爾的《論鬧劇與趣劇》。他還創作了多幕劇《苦戀》。抗日戰爭勝利后，章泯來到香港。1946年，他導演了由中原劇社演出的話劇《阿Ｑ正傳》，創作了話劇《村中之夜》、《虎》。後來他撰寫了總結自己舞台經驗和理論成果的《演員與導演》一書，創作了電影劇本《紅塵白璧》（即《怨偶情深》），導演了電影《結親》，編導了故事片《靜靜的嘉陵江》、《冬去春來》。中共國成立后，章泯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電影工作者協會，併當選為理事，他還任中央電影局藝委會主任。1950年代初，他在中央戲劇學院實驗劇團導演了大型蘇聯話劇《俄羅斯問題》，與吳雪合作導演了《在新事物面前》，他還翻譯了美國海夫納的《戲劇導演手冊》、蘇聯羅沙里的《蘇聯電影的實驗》。1955年，他參与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歷任副院長、院長、黨委書記。1966年文革爆發，因在1936年9月間，藍蘋（后改名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和已有妻兒的章泯同居過，當時迫使章泯與妻子蕭昆離婚。後來章泯到了重慶又和蕭昆復婚，故而深受江青打擊陷害，在江青親自干預下，章泯遭到非人的殘酷摧殘和凌辱。1975年2月4日，章泯在北京逝世。

章伯鈞：（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中國頭號大右派。6歲時其父章揚清不幸溺水而亡。與二弟章伯韜、三弟章伯仁由兩位叔叔撫養。少年就讀桐城中學，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今武漢大學）英文部。1920年畢業后即被聘為安徽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學）英語教員並升任校長，因為聘用惲代英、蕭楚女任教，一年後被解職。1922年被安徽省省長許世英所器重，以公費赴德國留學，與朱德、孫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學哲學系學習黑格爾哲學。1923年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共黨。1925年初，在柏林還認識鄧演達。1926年初回國，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6月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黨代表，7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27年3月，改任農民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1927年8月章伯鈞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義失敗后，到達香港，從此脫離中共。追隨鄧演達創建「第三黨」（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事變失敗后流亡日本。1935年，從日本回香港，改組「第三黨」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9年提出過《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國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員，章兼任組織部長。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重慶創辦的《中華論壇》出版，章任主編。1947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伯鈞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49年中共建國后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共國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1956年11月，章伯鈞作為副團長隨團長彭真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及東歐國家，在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會面時，章伯鈞突然站起來說：「見到赫魯曉夫同志我非常高興，我想對赫魯曉夫同志講幾句心裡話。我想講講壓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話，過去沒有機會，今天聽了赫魯曉夫同志談話，我非常高興，我要借這個機會講講。我過去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因為對中國革命的看法與有些同志不一樣，就遭到排斥。後來我離開了共產黨。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到現在沒有解決，還是個懸案……」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中共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而且他在民盟的歷史被刻意淡忘。被划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長級待遇和全國政協常委一職，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由於容易受「矚目」，故漸漸少公開活動。多與右派人員聚會、聚餐。因他為右派之首，1980年時沒被平反，至今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因為他的右派身份，其全家皆遭受持續批鬥。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字子偉、金鋒，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創辦人之一。中共國財經制度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大右派」。辛亥革命時，十五歲的章乃器從浙江麗水到江蘇南京投身革命軍。1918年，章乃器自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今浙江工商大學）畢業，進入上海的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1919年春，辭職到北京，進入通州京兆銀行任職，當營業部主任。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先後爆發，給章乃器深刻影響。1921年7月，章乃器進入中美實業公司當會計主任。雖待遇優厚，但洋經理很跋扈，章乃器只干3個月便辭職回到上海，重回浙江實業銀行工作。1927年，章乃器獨力創辦《新評論》雜誌，支持正在北伐的中國國民黨。1932年6月，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聯合上海各個華商銀行成立了中國徵信所，作為銀行界信用調查的公用機構。這是中國國內首家由中國人創辦的徵信所，採用會員制，章乃器任董事長。章乃器為該所制訂了「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的工作準則，並主持制定了調查程序，延攬到一批專門人才。中國徵信所獲得了金融界、企業界信任，業務日益發展，許多較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也委託該所調查諮詢。中國徵信所先後擠垮了4家外國人開辦的徵信所，成為獨佔事業。章乃器很早便主張創造現代銀錢市場和資本市場，發行公司股票和債券，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在章乃器等人倡導下，上海於1933年、1936年先後成立票據交換所、票據承兌所。1935年12月，章乃器與馬相伯、沈鈞儒等人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初，章乃器參与發起上海各界救國會，后又參与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該會領導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國民黨當局在日本政府壓力下，以「危害民國罪」逮捕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朴、史良7人，是為「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中國輿論憤慨，中共中央也發表宣言抗議。1937年七七事變后，「七君子」獲釋出獄。1938年3月，章乃器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請，出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1937年11月，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從120多萬元縮減到80多萬元；1938年2月，每月收入縮減到50萬元。1938年5月，日軍攻佔合肥，安徽省財政收入大幅下降，每月收入僅約10萬元，公務人員和軍警欠薪兩三個月。章乃器上任后，提出「剷除貪污，厲行節約，杜絕浪費」的方針，很快實現收支平衡並略有節餘。為破壞日本「以戰養戰」的圖謀，章乃器開展敵貨、私貨檢查工作，開闢稅源和財源，不僅發清欠薪欠餉，每月還撥給鄰區新四軍駐軍3萬元經費。此外，還發行安徽省公債和地方銀行小額本票，搞活了貨幣流通，在安徽省建立了其他省還沒有的戰時金融經濟體制。經章乃器努力，幾個月後，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增至30萬元，收支漸平衡。1938年10月，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到任便問章乃器：「財政還能支持，是真的嗎？」「鹽和米都已經開始屯儲了嗎？」到1939年5月，安徽省財政收入每月達75萬元，創造了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的最高記錄。20多年後，李宗仁在回憶中稱章乃器「整頓稅務，頗見成效」。章乃器在安徽的工作也獲得史沫特萊讚賞。1939年，章乃器到重慶，任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等職。在與工商界的交往中，章乃器產生了辦企業的興趣。在獲重慶、上海銀行集資認股95%后，1940年章乃器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下設機器鑄造、手搖發電機、酒精製造這3個廠，並在工廠旁的山坡開闢畜牧場。章乃器親管生產，成績很好，獲工業界讚揚。1941年，章乃器為抗議蘇聯與日本簽署和約、承認滿洲國的行為，脫離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45年，章乃器與黃炎培、胡厥文等人發起創建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1952年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堅持民主和平，反對一黨專政和內戰。1946年2月，他在重慶較場口慘案中被國民黨打手打傷。1947年被迫離開重慶前往香港。章乃器在香港創辦港九地產公司，在香港最貴的地段從事房地產，獲利頗多。1948年，章乃器與中國國民黨決裂。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中共中央電召，放棄在香港的事業，與李濟深、馬寅初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出發前，章乃器發表《新的轉折點》稱：「時序更新，人類歷史亦翻到更光榮燦爛的新頁。」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抵達北平。不久即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邀請，與千家駒、沈志遠一起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中共國剛成立，就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紗布、糧食投機活動帶動全國物價大漲。陳雲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調集大批物資準備反擊。章乃器向陳雲提出了許多建議並獲採納。在陳雲指揮下，取得了中共國經濟戰線上首次大戰役的勝利，穩定了全國物價。為配合國家統一財經工作，章乃器發表了《對於統一財經工作的認識》、《統一就是力量，統一就是辦法！》、《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生新》等十多篇文章，宣傳國家的經濟政策。1950年初，章乃器與李維漢、陳叔通作為籌備負責人，籌組成立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會計是章乃器的老本行，章乃器不僅是立信會計學校校董，還曾主持上海浙江實業銀行。1950年，章乃器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再論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兩文，引發關於收付法與借貸法的大討論，震動會計界，章乃器的建議受到政府採納，在中共國會計史上產生深遠影響。1952年，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部長。1953年中共中央專門就糧食形勢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准了陳雲提出的對糧食實施徵購和配給的意見。毛澤東感到徵購和配售的說法不好聽，因為日本侵華時期曾用過類似的名詞，毛澤東希望改成別的說法。章乃器提出，將「配售」改為「計劃供應」，將「徵購」改為「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統銷」，獲得大家一致贊同。章乃器親自主持起草了「統購統銷」政策的一系列法規制度。他系統研究了蘇聯、日本及中國歷代政府的糧政體制，創立了中共國特有的糧食憑票定量供應制度。糧票制度由此成為保證每個城市家庭公平獲取口糧的惟一辦法。1955年9月，章乃器回家鄉浙江省青田縣調查研究，召開座談會了解農村糧食產、購、銷及群眾生活情況，參加座談的東源村七八位村民反映幹部為了向上級顯示政績而虛報糧食產量，導致許多群眾餓肚子，連番薯干湯也喝不上。次日，章乃器視察了米倉上青田縣看守所，看到伙食情況后，他說「裏面的生活也太苦了」。隨後章乃器來到太鶴山麓的青田中學校園看望在校學生，得知初中生每人每月僅有24斤口糧。當時有人問章乃器對家鄉印象如何，章乃器說：「我在中央耳聞（下面彙報）目睹（報紙報道），浙南地區糧食自給有餘，還有外調，頗感高興。可是回來一看，群眾粗糧不夠，細糧更缺，個個面黃肌瘦。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實彙報。」接著他說：「我當糧食部長『只顧自己肚飽，不管別人鑊（鍋）漏』哪能行啊！」事後章乃器將見聞向浙江省領導及中央領導反映，並調撥一批糧食救急，使群眾擺脫困境。不久，浙江全省初中生口糧標準提高至每月31至33斤。在中共中央開展整風后，1957年4月15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會宣教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這段話後來被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1957年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報》發表《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批評了「以黨代政」。後來此文被說成「反黨」。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發言，主題仍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性質，該發言后被摘要刊登在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1957年5月29日《新聞日報》發表署名「小雅」的《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派鬥爭」開始。隨後，章乃器受到批判。起初對章乃器的批判，還只限於他在整風「大鳴大放」中的言論，逐步上綱上線到「反黨反射穢主義」，例如否認資產階級剝削，反對射穢主義改造等等。後來，批判又擴大到他在「大鳴大放」前的言論，例如「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等等。章乃器成了「極右派」、「右派頭子」。1957年7月9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楊達的《空頭實業家章乃器發跡醜史》，副標題是「投靠李宗仁，勾結陳光甫，搭空架子開實業公司，戰爭餵飽了這個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頓成富翁。」 章乃器遂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反右派鬥爭」中，大小報紙鋪天蓋地批判「章羅聯盟」，批判「大右派」章乃器。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章乃器前妻鬍子嬰寫的揭發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在政治壓力下，章乃器的妻子楊美真帶著孩子離開章乃器居住的燈草衚衕三十號四合院，與章乃器分居。章乃器成為「右派分子」后，1958年1月又一次被迫寫檢查，這篇檢查《根據事實，全面檢查》長達三萬多字，在檢查中重申：「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銷中共國糧食部部長職務。他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全國人大的職務也先後被撤銷，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頭銜。章乃器的工資由行政四級（每月450元，外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50元車馬費）降為行政十級（每月212元，外加全國政協50元車馬費）。章乃器仍住燈草衚衕三十號四合院，保留公務員、警衛員及其他待遇，但撤掉專車。章乃器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所謂「右派分子」。1960年，他在全國政協全體會議的書面發言中質疑「大躍進」，當即遭受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七千人大會」召開。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東省、上海市、浙江省考察，回到北京后，在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座談會上連續四次發言，就經濟建設、政治運動、民主法治等問題發表意見，認為潘漢年、胡風未經審判便被逮捕關押是違反憲法，反右派也是違反憲法，批評「大躍進」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導致經濟發展失調、國家經濟嚴重困難、人民生活空前困苦，批評《人民日報》經常發表違反常識的文章。1962年3月，章乃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兩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是《請大會作出決議，重申憲法不可侵犯的尊嚴，以整肅國家法制，提高社會公德，並加強企業、機關的管理》，另一份提案是對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抗爭。這被認為是想「翻案」。當時，「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與章乃器都仍是全國政協委員。章伯鈞讚揚章乃器「有一股正氣，很有骨氣」。羅隆基通過劉王立明向楊美真打招呼，表態支持章乃器，並讓楊美真告訴章乃器「要小心點」。1963年1月19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通過《關於開除章乃器會籍的決定》。1963年2月14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致函全國政協，表示撤銷章乃器作為本會代表的資格，並建議撤銷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1963年3月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隨後，章乃器身邊的工作人員被全部撤走，章乃器不再由全國政協發工資，而改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每月發給150元生活費，章乃器需要自付房租、水電、電話、保姆等費用。章乃器與小兒子章立凡一起住在燈草衚衕三十號四合院。章乃器極為孤寂，常去北京飯店參加舞會。後來在跳舞時結識了中學音樂教員王者香，並於1964年結婚（王者香為此被開除公職）。王者香結婚之前便已患有乳腺癌，她瞞著章乃器結婚，婚後章乃器才得知其病情，很不滿。1966年文革爆發后，同年8月24日，章乃器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革命群眾」押到東安市場旁邊的吉祥戲院，遭到紅衛兵毒打成重傷。章立凡回憶說：「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代，遂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章乃器由此倖存下來。但紅衛兵佔領了燈草衚衕三十號四合院，章乃器遭驅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將他安排到北京呼家樓十九號的一座普通居民樓內。當時章乃器和重病中的王者香同住。1967年春，王者香因癌症病逝。王者香去世后，楊美真曾去看望章乃器，當時章乃器獨自住在呼家樓的小屋裡。文革中的一天，有幾個夾著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呼家樓的小屋，對章乃器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章乃器拒絕寫材料，並把他們給的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1975年初，鄧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致信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情況。1975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當時周恩來有三條指示："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二，願在國內或到國外可自由選擇。三，在國內生活予以安排。如堅持原觀點也可以，可作為反面教員。」同年4月25日，陳雲、張勁夫出面約章乃器談話，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決定，當時準備安排他當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共國財政部顧問。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這一安排沒有實行。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進醫院。陳雲得知后，指示有關部門囑咐醫院搶救，並定期向他報告章乃器病情。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1980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