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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章泯：（1907年2月11日－1975年2月4日），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笔名杜山、陆擎等，中国戏剧家。1923年，章泯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在北京他结识了萧三，1926年经萧三介绍加入了中共党。1930年，他从北平到上海。1931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章泯随即参加，并当选为执委。同年一•二八事件后，章泯创作了《东北之家》、《黄浦江边》、《妇女進行曲》、《我们的故乡》、《家破人亡》、《生路》等独幕剧、多幕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在上海他先后导演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易卜生的《娜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他撰写了《悲剧论》、《喜剧论》、《戏剧的现在和将来》等专著和论文，并系统翻译了国外尤其是苏联的戏剧理论著作，如波斯瓦的《哈姆雷特对演员的忠告－－莎士比亚的表演论》、阿•杜克斯的《近代戏剧家》、契莱的《戏剧的本质》，特别是翻译了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著作，对中国戏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并实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人。1937 年5月，章泯在上海同葛一虹等人创办《新演剧》月刊，宣传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表演体系培养了许多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章泯投身抗日救亡的戏剧活动。在武汉参加了话剧《保卫芦沟桥》的导演工作；在桂林导演了自己创作的《我们的故乡》和于伶创作的话剧《夜光杯》。同时他创作了《战斗》、《血》、《钢表》等抗战剧本，发表了论文《论战时工农演剧》、《新悲剧论》。1938年進入四川，在成都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任教。1939年抵达重庆，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戏剧组主任，同时获聘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委员，撰写并出版了《表演艺术论》。1940年底，他被安排在郭沫若主持的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开展剧本创作及戏剧理论研究。皖南事变后，章泯辗转多地，先后在香港、东江游击区、四川江安等地从事戏剧教学及创作。先后导演了《希特勒的杰作》、《北京人》、《家》、《孔雀胆》、《天国春秋》等戏剧。还与郑君里共同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并单独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筋肉松弛》、《交流》，史莱格尔的《论闹剧与趣剧》。他还创作了多幕剧《苦恋》。抗日战争胜利后，章泯来到香港。1946年，他导演了由中原剧社演出的话剧《阿Ｑ正传》，创作了话剧《村中之夜》、《虎》。后来他撰写了总结自己舞台经验和理论成果的《演员与导演》一书，创作了电影剧本《红尘白璧》（即《怨偶情深》），导演了电影《结亲》，编导了故事片《静静的嘉陵江》、《冬去春来》。中共国成立后，章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并当选为理事，他还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主任。1950年代初，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导演了大型苏联话剧《俄罗斯问题》，与吴雪合作导演了《在新事物面前》，他还翻译了美国海夫纳的《戏剧导演手册》、苏联罗沙里的《苏联电影的实验》。1955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1966年文革爆发，因在1936年9月间，蓝苹（后改名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和已有妻儿的章泯同居过，当时迫使章泯与妻子萧昆离婚。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萧昆复婚，故而深受江青打击陷害，在江青亲自干预下，章泯遭到非人的残酷摧残和凌辱。1975年2月4日，章泯在北京逝世。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中国头号大右派。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少年就读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英文部。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学）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因为聘用恽代英、萧楚女任教，一年后被解职。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共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邓演达。1926年初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6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1927年8月章伯钧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到达香港，从此脱离中共。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1935年，从日本回香港，改组“第三党”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提出过《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章兼任组织部长。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任主编。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中共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共国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6年11月，章伯钧作为副团长随团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时，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中共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人员聚会、聚餐。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因为他的右派身份，其全家皆遭受持续批斗。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字子伟、金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创办人之一。中共国财经制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大右派”。辛亥革命时，十五岁的章乃器从浙江丽水到江苏南京投身革命军。1918年，章乃器自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大学）毕业，進入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1919年春，辞职到北京，進入通州京兆银行任职，当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先后爆发，给章乃器深刻影响。1921年7月，章乃器進入中美实业公司当会计主任。虽待遇优厚，但洋经理很跋扈，章乃器只干3个月便辞职回到上海，重回浙江实业银行工作。1927年，章乃器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支持正在北伐的中国国民党。1932年6月，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联合上海各个华商银行成立了中国征信所，作为银行界信用调查的公用机构。这是中国国内首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征信所，采用会员制，章乃器任董事长。章乃器为该所制订了“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的工作准则，并主持制定了调查程序，延揽到一批专门人才。中国征信所获得了金融界、企业界信任，业务日益发展，许多较大规模的工商企业也委托该所调查咨询。中国征信所先后挤垮了4家外国人开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章乃器很早便主张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行公司股票和债券，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在章乃器等人倡导下，上海于1933年、1936年先后成立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初，章乃器参与发起上海各界救国会，后又参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该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在日本政府压力下，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7人，是为“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中国舆论愤慨，中共中央也发表宣言抗议。1937年七七事变后，“七君子”获释出狱。1938年3月，章乃器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1937年11月，安徽省财政每月收入从120多万元缩减到80多万元；1938年2月，每月收入缩减到50万元。1938年5月，日军攻占合肥，安徽省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每月收入仅约10万元，公务人员和军警欠薪两三个月。章乃器上任后，提出“铲除贪污，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方针，很快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为破坏日本“以战养战”的图谋，章乃器开展敌货、私货检查工作，开辟税源和财源，不仅发清欠薪欠饷，每月还拨给邻区新四军驻军3万元经费。此外，还发行安徽省公债和地方银行小额本票，搞活了货币流通，在安徽省建立了其他省还没有的战时金融经济体制。经章乃器努力，几个月后，安徽省财政每月收入增至30万元，收支渐平衡。1938年10月，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到任便问章乃器：“财政还能支持，是真的吗？”“盐和米都已经开始屯储了吗？”到1939年5月，安徽省财政收入每月达75万元，创造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记录。20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中称章乃器“整顿税务，颇见成效”。章乃器在安徽的工作也获得史沫特莱赞赏。1939年，章乃器到重庆，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等职。在与工商界的交往中，章乃器产生了办企业的兴趣。在获重庆、上海银行集资认股95%后，1940年章乃器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下设机器铸造、手摇发电机、酒精制造这3个厂，并在工厂旁的山坡开辟畜牧场。章乃器亲管生产，成绩很好，获工业界赞扬。1941年，章乃器为抗议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承认满洲国的行为，脱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5年，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创建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52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坚持民主和平，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1946年2月，他在重庆较场口惨案中被国民党打手打伤。1947年被迫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章乃器在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从事房地产，获利颇多。1948年，章乃器与中国国民党决裂。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中共中央电召，放弃在香港的事业，与李济深、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出发前，章乃器发表《新的转折点》称：“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荣灿烂的新页。”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抵达北平。不久即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中共国刚成立，就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批物资准备反击。章乃器向陈云提出了许多建议并获采纳。在陈云指挥下，取得了中共国经济战线上首次大战役的胜利，稳定了全国物价。为配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章乃器发表了《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等十多篇文章，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1950年初，章乃器与李维汉、陈叔通作为筹备负责人，筹组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计是章乃器的老本行，章乃器不仅是立信会计学校校董，还曾主持上海浙江实业银行。1950年，章乃器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两文，引发关于收付法与借贷法的大讨论，震动会计界，章乃器的建议受到政府采纳，在中共国会计史上产生深远影响。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1953年中共中央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施征购和配给的意见。毛泽东感到征购和配售的说法不好听，因为日本侵华时期曾用过类似的名词，毛泽东希望改成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配售”改为“计划供应”，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获得大家一致赞同。章乃器亲自主持起草了“统购统销”政策的一系列法规制度。他系统研究了苏联、日本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创立了中共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粮票制度由此成为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取口粮的惟一办法。1955年9月，章乃器回家乡浙江省青田县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了解农村粮食产、购、销及群众生活情况，参加座谈的东源村七八位村民反映干部为了向上级显示政绩而虚报粮食产量，导致许多群众饿肚子，连番薯干汤也喝不上。次日，章乃器视察了米仓上青田县看守所，看到伙食情况后，他说“里面的生活也太苦了”。随后章乃器来到太鹤山麓的青田中学校园看望在校学生，得知初中生每人每月仅有24斤口粮。当时有人问章乃器对家乡印象如何，章乃器说：“我在中央耳闻（下面汇报）目睹（报纸报道），浙南地区粮食自给有余，还有外调，颇感高兴。可是回来一看，群众粗粮不够，细粮更缺，个个面黄肌瘦。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实汇报。”接着他说：“我当粮食部长‘只顾自己肚饱，不管别人镬（锅）漏’哪能行啊！”事后章乃器将见闻向浙江省领导及中央领导反映，并调拨一批粮食救急，使群众摆脱困境。不久，浙江全省初中生口粮标准提高至每月31至33斤。在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后，1957年4月15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这段话后来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1957年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批评了“以党代政”。后来此文被说成“反党”。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言，主题仍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该发言后被摘要刊登在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新闻日报》发表署名“小雅”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开始。随后，章乃器受到批判。起初对章乃器的批判，还只限于他在整风“大鸣大放”中的言论，逐步上纲上线到“反党反射秽主义”，例如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反对射秽主义改造等等。后来，批判又扩大到他在“大鸣大放”前的言论，例如“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等。章乃器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1957年7月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杨达的《空头实业家章乃器发迹丑史》，副标题是“投靠李宗仁，勾结陈光甫，搭空架子开实业公司，战争喂饱了这个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顿成富翁。” 章乃器遂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反右派斗争”中，大小报纸铺天盖地批判“章罗联盟”，批判“大右派”章乃器。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前妻胡子婴写的揭发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在政治压力下，章乃器的妻子杨美真带着孩子离开章乃器居住的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与章乃器分居。章乃器成为“右派分子”后，1958年1月又一次被迫写检查，这篇检查《根据事实，全面检查》长达三万多字，在检查中重申：“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销中共国粮食部部长职务。他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全国人大的职务也先后被撤销，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头衔。章乃器的工资由行政四级（每月450元，外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50元车马费）降为行政十级（每月212元，外加全国政协50元车马费）。章乃器仍住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保留公务员、警卫员及其他待遇，但撤掉专车。章乃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所谓“右派分子”。1960年，他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质疑“大跃進”，当即遭受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七千人大会”召开。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省、上海市、浙江省考察，回到北京后，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潘汉年、胡风未经审判便被逮捕关押是违反宪法，反右派也是违反宪法，批评“大跃進”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导致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批评《人民日报》经常发表违反常识的文章。1962年3月，章乃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两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份提案是对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抗争。这被认为是想“翻案”。当时，“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与章乃器都仍是全国政协委员。章伯钧赞扬章乃器“有一股正气，很有骨气”。罗隆基通过刘王立明向杨美真打招呼，表态支持章乃器，并让杨美真告诉章乃器“要小心点”。1963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通过《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1963年2月1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致函全国政协，表示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1963年3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随后，章乃器身边的工作人员被全部撤走，章乃器不再由全国政协发工资，而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给150元生活费，章乃器需要自付房租、水电、电话、保姆等费用。章乃器与小儿子章立凡一起住在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章乃器极为孤寂，常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后来在跳舞时结识了中学音乐教员王者香，并于1964年结婚（王者香为此被开除公职）。王者香结婚之前便已患有乳腺癌，她瞒着章乃器结婚，婚后章乃器才得知其病情，很不满。1966年文革爆发后，同年8月24日，章乃器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押到东安市场旁边的吉祥戏院，遭到红卫兵毒打成重伤。章立凡回忆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代，遂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章乃器由此幸存下来。但红卫兵占领了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章乃器遭驱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他安排到北京呼家楼十九号的一座普通居民楼内。当时章乃器和重病中的王者香同住。1967年春，王者香因癌症病逝。王者香去世后，杨美真曾去看望章乃器，当时章乃器独自住在呼家楼的小屋里。文革中的一天，有几个夹着公文包的大汉来到呼家楼的小屋，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拒绝写材料，并把他们给的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1975年初，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致信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1975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当时周恩来有三条指示："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同年4月25日，陈云、张劲夫出面约章乃器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决定，当时准备安排他当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共国财政部顾问。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这一安排没有实行。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進医院。陈云得知后，指示有关部门嘱咐医院抢救，并定期向他报告章乃器病情。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1980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