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改革開放造就的食利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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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改革開放造就的食利階層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6月28日
作者 李朝暉
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社會的迅速兩極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不同階層、不同處境的人對這壹改革會有完全不同的認識和感受，並且其認識感受會隨著相對經濟社會地位的變化而不斷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壹個不容忽視並讓人憂心的現象，那就是對經濟改革的抱怨近年來越來越多，於是壹些學者開始談論改革缺乏動力的問題。
公眾對經濟改革的態度──包括其前景預期、對改革的支持度，是壹個不能不重視的問題。民眾對改革的信心和支持，來自個人對改革所帶來的預期利益的認知，用經濟學的術語表示，即改革帶給他的預期收益和他為改革可能付出的預期成本之比較。從動態角度來看，改革如果是壹個持續多年的過程，則民眾對預期利益的認識會受到以往改革實踐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以前的改革實踐給個人帶來的利益損失不斷增加或利益的增加持續下降，他將因此而修正原有的對改革的預期。因此，民眾對改革的信心和支持的消長，首先並且主要取決於各社會群體在改革進程中的利益得失狀況。那麼，究竟中國25年來的經濟改革給不同的社會群體帶來了什麼樣的利益得失呢？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壹、漸進改革的負面後果：出現了改革的「食利階層」
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始終在兩個方向上同步進行並互為交織，這兩個方向就是在舊體制的邊緣部位生長出局部新體制的「增量改革」方式和行政部門的「放權讓利」。這壹雙重性產生了3個直接結果：
首先，由於行政部門的「放權讓利」只是縱向的權力配置的調整，但權力行使的方式卻並未改變，因此行政部門的力量必然介入「增量改革」。這就意味著，幾乎不存在完全脫離原有行政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增量」，無論是鄉鎮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個體工商戶或聯產承包責任制下擁有自主經營權的農戶，其經濟行為都受到依舊發揮作用同時繼承著原有特性的行政部門的制約。
其次，雖然「增量改革」推動了作為舊體制基礎的國有部門的所謂「存量改革」，但後者始終在行政部門的控制下，結果並未建立起以價格信號為行為導向、以利潤和資本增值為目標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改革的延後導致價格改革不得不先行，結果形成了以「資源資本化」為方式的改革選擇，於是「存量」中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的壹部份因為體制約束和轉型過程中的腐敗而日漸衰落，另壹部份則依靠行政力量形成了行業壟斷。
再次，行政部門的自我轉型雖然取得了壹定成效，比如逐漸取消了價格管制和計劃調配等，但它從未退出對經濟活動的介入，而且在繼續介入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偏重於「自我利益化」。各級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化」導致了地方保護主義、重複建設和企業改革滯緩；具有管理職能的各級行政部門則通過「三亂（亂收稅、亂收費、亂攤派）」等手法實現其自我利益。更糟糕的是，由於行政部門對轉型期經濟活動的長期深入的介入，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不僅表現為不當追求部門利益的行為日益制度化，還表現為行政部門幹部的「尋租」和腐敗日益普遍。在80年代，「尋租」活動主要表現在生產資料等產品的計劃內外差價上，而到了90年代則表現為土地、資金和資產的價格差異上。
「增量式改革」確實擴大了經濟活動的總規模，但改革滯后的行政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介入，卻使得改革「增量」的分配朝著有利於各級行政部門的方向傾斜。尤為關鍵的是，由於「存量」改革的延後，自我利益化后的行政部門及其成員得以參与和操縱對「存量」的分配和佔有。在這樣的格局下，行政部門、精於官商勾結的企業界和部份依附於他們的經濟學者獲得了最大利益，成了這種改革道路造就的「食利階層」。之所以稱他們為改革的「食利階層」，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優勢把轉型中的制度變成了永久性、排他性地施惠于自己這個群體的結構，使他們得以「寄生」在這個永遠不能完成轉型的制度上安享榮華富貴。因此他們必然讚美這種改革模式，並且反對任何可能動搖其壟斷地位的政治經濟變革。而其他各社會群體對改革的態度則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有所變化。
二、經濟改革25年：從「黃金時期」到進退維谷
從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前25年，在這壹漫長過程中，不同時期各社會群體的利益得失不同。筆者以為，可以把這25年的歷史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這3個階段的遞進軌跡表明，中國的改革從經歷「黃金時期」到進入進退維谷的狀態，是不可避免的。
1. 1978年到1984年：所有社會群體都能得益的「黃金時期」
這個階段開始於中共的十壹屆三中全會，直到1984、1985年間「價格雙軌制」的出現。在這壹階段，經濟改革的特徵是「存量」基本不變情況下的「增量改革」。可以粗略地將這壹階段分為3個步驟。首先，經濟改革率先發生在計劃經濟體制邊緣的農村，隨後是城市裡處於邊緣地位的人群開始了個體商業活動，中央政府則通過農產品收購價的提高[1]和部份放開市場（主要在小區域經濟的範圍內），促進了「改革增量」的產生。其次，這壹「增量」的產生，加上中央政府降低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城市職工的工資[2]，推動了「存量」經濟在體制不變情況下的活躍。比如，軍民兩用產品開始出現，企業把計劃外產品按市場價銷售，隨之而來的則是企業開始發放獎金、增加福利。最後，隨著「增量」部份和「存量」部份的收益的持續增長，人們對改革的信心增強了，這就為進壹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動力，改革也得以由「增量」領域進入「存量」領域、由農村進入城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使得國有企業經營方式的改革也選擇了承包模式，這壹改革不改變所有權，但能在壹定程度上比過去有效地利用「存量」資源，從而進壹步增加了經濟改革的收益。
這壹階段的3個步驟就是曾經為壹些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帕累托最優」的改革。在這壹階段中，在舊體制下不能從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中獲益的部份人群，開始從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中獲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獲益者是農民。在舊體制下，農民是高積累的承擔者，卻難以從高積累中獲得多少好處。改革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讓農民獲得了自主經營權，由此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經濟收入；鄉鎮企業的出現和外出打工的機會，使農民獲得了在農業和非農產業間選擇的機會，也相應增加了其收入。可以說，農民是那個階段里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遊離在體制之外的城市第壹代個體工商戶的情況與農民類似。
改革的第壹階段同樣也讓體制內成員獲益。在並未失去受舊體制保護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由於「改革增量」的出現擴大了總需求，這些需求在短時期內只能由體制內企業加以滿足，從而為「存量」企業提供了壹個新的「增量」，這又轉化為企業員工工資和獎金福利的提高。因此，從改革開始直到「價格雙軌制」出現，經濟改革幾乎為所有社會群體帶來了收益。
但是，這壹幾乎為所有人帶來利益增進的「黃金時期」的出現，依賴於以下幾個特定因素的支撐：其壹是中央政府對積累消費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本身就是計劃經濟的壹種行為，工資獎金福利的提高在短期內可以超過生產的增長，但卻不可能長期這樣持續下去。其二，由於改革前農業生產的極度低效率以及城市商品和服務的極度匱乏，這些領域經濟活動的突然放開釋放了巨大的初始能量，很容易取得驚人的增長率，但這樣的初始能量難以持久，會迅速衰減。其三，在改革前「高積累」政策的支持下，中國已初步建立了壹個工業體系，能在相當時期內支撐經濟的發展，這就為中央政府暫時性地降低積累、同時增加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創造了條件，這也就是所謂的「吃老本」。因此，當這些因素的作用在短短的幾年內很快弱化時，這壹改革的「黃金時期」也就走到了其終結之時，中國不得不面臨進壹步的改革。
2. 「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漸進改革中的兩難選擇
改革的第壹階段形成了計劃體制與市場調節並存的體制格局。「存量」部份還處在計劃體制中，「增量」部份（處在發育時期的多種經濟成份和「存量」中壓縮計劃調節範圍后給市場調節讓出的那壹部份）則採用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顯然，下壹步的改革目標必然是指向「存量」資源的配置方式。從邏輯上看，第二階段的改革既牽涉到企業改革，也涉及行政部門的職能轉變，用壹個通俗的表達就是要「政企分開」；同時，第二階段的改革還必然面臨如何處理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的關係這壹兩難選擇。要推行企業改革，就面臨「存量」資產在計劃價格體系下無法按市場價格體系「作價」的難題，按照這壹思路似乎應該價格改革優先；但價格改革若先行於企業改革，則面臨企業機制未轉換的情況下企業行為不端正、往往把企業的新增收入大量用於增加員工工資和福利的情況，這必然會導致總需求膨脹和物價上漲，以及經濟結構失衡和價格體系扭曲等後果，以致於單純的價格改革無法達成目標。
當然，究竟應該價格改革優先還是企業改革優先，不僅取決於經濟考量，還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企業改革除了包含「政企分開」的內容之外（「企業經營承包責任制」就是「政企分開」的形式之壹），還意味著要改革企業的內部機制。「企業經營承包責任制」雖然實現了經營權和所有權的相對分離，但由於作為承包人的廠長經理只對資產的當期產出感興趣，而對資產的增值不感興趣，很容易出現所謂的「短期行為」。因此，建立能使企業資產保值增值的機制就成了企業改革的當然內容，而這又要求將計劃體制下屬於抽象的「國家」的資產量化轉移到資產擁有者手中。這壹轉移在技術上的困難是資產「作價」沒有市場價格體系作參考系的難題，而在意識形態上的困難則是可能被指責為否定公有制。
國有資產向資產所有者的轉移不外有3種方式：壹種是「證券私有化」，即按照國有資產總量頒發「資產券」，將「資產券」依據工作年齡等因素比較公正地分給全體公民，由公民個人持「資產券」認購企業的資產並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壹種是「內部人所有」，將企業資產依據各種標準分配給本企業員工；第三種是市場出售方式，將企業上市出售，所得收入分配給企業員工、員工集體以及政府。儘管這3種方式都可以讓政府和員工集體保留部份資產所有權，但這3種方式在當時的中國都不可能實現。第壹種屬於激進的私有化方案，面臨不能逾越的政治障礙；第二種則因各企業的資產多寡貴賤不壹，實行起來會造成嚴重的不公平，所以也無法推行；要實行第三種方式，其前提是有足夠多的體制外資金來購買龐大的國有資產，這在中國也是不可能的。
在漸進經濟改革模式下，政治上基本沒有任何改革，因此經濟改革必然受制於意識形態。但歷史的弔詭卻在於，意識形態障礙事實上把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孰先孰后的兩難選擇簡單化了：由於企業改革因意識形態障礙太多而無法推行，剩下的選擇就只能是價格改革先行了。於是，繞開企業改革而選擇價格改革作為改革第二階段的突破口，就成了當時政治環境下的最可能選擇。因為價格改革既能為解決「作價」問題鋪平道路，又能暫時避開意識形態爭議。
3. 1988年：從「價格闖關」到「治理整頓」
在80年代中期，所謂的價格改革其實並不是以價格市場化為真正目標的，這又與漸進改革模式下的意識形態束縛有關。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經濟改革目標是「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商品經濟體制」，這種含糊不清、模稜兩可的陳述表明，當局對是否要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仍處在搖擺不定的狀態。同時，經濟管理部門也習慣性地擔心，如果完全實行價格市場化，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另外，這些部門還想管住基礎產品價格，只允許部份消費品的價格自由化。那時，由於基礎產業遠遠不能滿足日益膨脹的加工工業的需要，原材料和能源的輪番漲價導致製造業產品的價格急劇攀升，於是用控制基礎產品價格的辦法控制通貨膨脹的想法自然就佔了上風。
正因為如此，當時政府內部和參与政策研究的經濟學家之間，圍繞著價格改革的具體方式究竟應該「以調為主」還是「以放為主」爭執不下。所謂的「以調為主」實際上是計劃體制下價格管理模式的延續，強調不能讓價格自由化，而只能由政府的價格管理部門測算「合理價格」后壹次性調整到位。如果是這樣做實際上就不再有什麼價格改革了，因為無論價格管理部門如何調整價格體系，價格體系的計劃管理方式並未發生任何變化。所謂的「以放為主」則強調要放手讓價格自由化，對保守的政府管理部門來說，這簡直是無法接受的。於是有人提出了壹種折中的選擇，即所謂的通過「調放結合」形成「價格雙軌制」。這裏充份體現了中國式漸進改革模式的特點，那就是迴避理性的分析和合理選擇，而是隨時在變革和守舊中達成妥協。由於妥協往往體現了政治需要，所以對妥協型制度的不良經濟社會後果往往是在所不計的。
隨著「價格雙軌制」的推開，其弊端開始顯露。首先，在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也就是經濟的微觀基礎）並未經過所有制改革，「價格雙軌制」給這些企業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並不會被轉化為資本積累，而是被用於提高獎金福利，直接推動總需求的擴張和通貨膨脹[3]。其次，「價格雙軌制」為投機者通過價格差異牟利的活動提供了機會，國有部門的內部人與體制外投機者的相互勾結、不當套利行為越來越普遍；壹些行業和企業也利用「價格雙軌制」的機會，借用自身的地位和資源獲取利益。再次，「雙軌制」的運行加上實行「放權讓利」措施，使財政收入不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增加，赤字財政開始出現。
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中央政府帶來了新的課題。自從1986、1987年間的「經濟軟著陸」之後，經濟再度過熱，而根本的難關仍然指向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二難選擇。正當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為此左右為難之際，1988年6月鄧小平自己決定要實行「價格闖關」。他連續幾天在接見外國來賓[4]時反覆宣布，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在當時通貨膨脹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鄧小平關於「價格闖關」的決定進壹步強化了民眾的通貨膨脹預期，結果造成了全國性的商品搶購風潮，對銀行系統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於是「價格闖關」戛然而止，國務院將經濟工作的重點改為「治理整頓」。這壹結局令中央政府、特別是主持改革的趙紫陽的形像大受損傷。在通貨膨脹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價格雙軌制」下大發橫財的「官倒」更為痛恨，並由此產生了「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的印象。這與1989年的政治動蕩有壹定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不應該被過份誇大。[5]
「價格闖關」的失敗預示著價格改革之路在中國已經接近其盡頭，企業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實際上成了改革的不可迴避的選擇。但是，所有制改革必然對當時仍然佔據主流的意識形態形成衝擊，所有制改革的實際推行也勢必給整個社會形態帶來根本的轉變。因此，所有制改革的前提就不能不與壹定的政治改革相配套。正是所有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對政治改革的期待，在1988年至1989年間成為部份體制內官員、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共識，這是1989政治動蕩的根本動因。然而，這種政治意志的表達遭到了堅持傳統意識形態的力量之反對，並最終在發展過程中演變為尖銳的政治衝突，針對少數「官倒」的社會抗議運動最終成了壹場動被暴力鎮壓的政治悲劇。
4. 社會分化的初期徵兆
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價格改革階段中，對整個社會成員的福利得失影響最大的是宏觀經濟政策。相當多數人群手中持有的貨幣量持續增加，但總需求的不斷擴張也帶來了通貨膨脹，又降低了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在農村，農民作為改革第壹階段得益最大的階層，儘管繼續保持著發展的勢頭，但與城市人口相比較，農民的收入開始相對下滑。並且，由於通貨膨脹的因素，農民的實際購買力也呈現相對下降的趨勢。可以欣慰的是，鄉鎮企業開始掘起，農民的就地非農轉化進展迅速，此外，部份農民開始外出打工。因此，在農村人口整體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開始下降的同時，從事非農產業的部份農村人口的收益有所增長。
與此同時，城市人口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但城市居民內部的收入分化開始顯著出現。壹方面，城市中的工商業經營者群體迅速掘起；另壹方面，「價格雙軌制」的運行給了許多人通過差價賺錢的機會，並從中獲得巨額收入。此外，由於「價格雙軌制」的推行和總需求的持續擴大，體制內企業獲得了相當多的利益，很大壹部份體制內人員（包括事業單位和行政單位）的收入福利大幅度增加。相比之下，城市裡獎金福利很少的工資收入者和退休人員的實際收入增長緩慢，其中約15%至20%的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開始下降。[6]
因此，整個價格改革階段是壹個經濟發展與社會分化同時進行的階段。壹方面，經濟總量在持續增加，總需求持續擴大；另壹方面，「存量」經濟的內部改革並未適時出現，企業改革和行政改革壹再推遲，社會分化日益明顯。在農村，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收益增長的勢頭受阻，但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人口的收益仍在增長；在城市裡，新興的工商業階層進壹步成長，部份人因「價格雙軌制」而獲益，但大多數城市人口在物質利益有所增長的同時開始喪失計劃體制下的安全感。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價格改革先於企業改革，體制內企業在大幅度增加員工的獎金福利的同時並未進行相應的資本積累，「短期行為」盛行，同時，企業內部也增加了相當多的冗員，加之行政部門對經濟仍保持控制，適應市場競爭的企業機制未能及時建立，這些弊病在進入改革的第三階段后開始逐漸發作出來。
5. 1992年至1993年的經濟浪潮：「資源資本化」
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標誌，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壹階段的推動力首先來自於政治家的政治意志，但也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邏輯的自然延伸。儘管在這壹階段企業改革理應成為改革的主要內容，但在現實中，改革的實際內容卻主要不是體現為企業改革，而是表現為所謂的「資源資本化」過程。導致這壹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把國有企業視為其權力的基礎和收入的來源，因此，首要的考慮總是鞏固、加強並管住國有企業，而不願意放鬆對國有企業的控制。由政治家的意志所推動的這壹輪改革，不太可能讓各級政府放鬆或放棄對企業的控制，因此也就不會有真正的產權改革。其次，中國改革的模式是「由點到面」、由沿海而內地，沿海部份地區的經濟成就刺激了內地的地方政府，「放權讓利」又使得各級地方政府既有了實現自身利益的動機，也有了相應的手段──對土地、銀行貸款的控制、地方財力、政策自主權等。在此情況下，向沿海學習並以各種方式「招商引資」的模式壓倒了企業改革的要求。再次，在此前的改革進程中，「放權讓利」等措施使城鄉居民手中握有相當數量的貨幣，其主要形式是銀行存款。由於大多數儲蓄者既沒有其他金融產品可供選擇，也極度欠缺金融知識，對銀行系統濫發貸款的後果不甚了了，這就為少數官商勾結者套取銀行貸款從事房地產投機提供了方便。第四，價格改革中政府官員及其親屬的內外勾結以實現利益交換的行為為部份人帶來了大量收益，這壹結果具有某種示範效應，讓金融、土地等部門的政府官員們看到了「榜樣」。最後，經歷了因1989年的政治動蕩而出現的2年多經濟蕭條和政治壓抑之後，大部份民眾普遍期待進壹步改革，這就降低了社會對「資源資本化」行為的抵製程度。
就這樣，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各級政府的擴張衝動、部份人實現自我利益的企圖以及相當部份社會大眾對進壹步改革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推進了1992年、1993年間的經濟浪潮。在此期間，開發區建設、房地產熱和股票熱開啟了土地和資產的資本化過程。其實質是：壹方面將原有體制下尚未貨幣化的公有資源推向市場；另壹方面則是利用改革前兩個階段積累起來的貨幣資產，並伴隨新增的大量貨幣供應，形成泡沫型需求，其效果猶如賭場籌碼的增發。短期內由於流通貨幣的驟然增加，經濟呈現出突然的繁榮。其結果是，地方政府通過向銀行負債、集資等方式擴張了本地經濟的規模；部份國有企業通過增發股票獲得了大量資金，並將資金轉化為新壹輪的投資和消費；房地產熱則發生在部份地區，通過對銀行負債的方式而將資產轉移到了部份人手中。
混亂盲目的投資令經濟過熱，1992、1993、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高達14%、13.5%和12.6%。持續的需求膨脹壹方面誘導著進壹步的盲目投資，在大多數行業造成了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風險，另壹方面又導致通貨膨脹。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實行「宏觀調控」，收縮投資。但壹旦強行縮小貨幣供應，經濟又驟然進入相對下降的局面。
這壹階段除了造成通貨膨脹和宏觀調控的壹輪循環之外，還伴隨著財富的大量轉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貨膨脹給中下收入階層帶來的直接影響之外，這壹階段的財富轉移的負面作用尚未立即表現出來：首先，由於「資源資本化」過程的買方主要通過負債形式獲得銀行貸款，這造成了銀行系統的大量不良債務，給金融體制改革帶來了極大困難，並增加了金融系統的風險，但其短期效果卻只是轉化為流通貨幣的增加，而不是可感知的國民財富損失。其次，公有土地增值本來是經濟的整體發展的成果，這壹收入理應為全社會成員所共有，在體制的轉型期這壹增值收入最好是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和各項公共開支，政府要充填社會保障基金「窟窿」，唯壹的來源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有土地的增值收入。但中國的現實卻是土地等公有資源被低價出售，土地增值收入大量流失，結果導致社會保障基金缺乏，但這在當時卻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這裏提到的財富轉移當時具有相當的隱蔽性。
6. 經濟發展「新特點」：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
伴隨著「資源資本化」過程，企業改革延後的弊病在改革的第三階段顯現出來，國有企業開始日漸衰落。這有3個主要原因：首先是上面提及的企業「短期行為」的後遺症，幾乎所有國有企業都曾經在80年代總需求擴張階段有過其利潤增長的「輝煌」時期，但這些企業卻未將所獲利潤用於資本積累，而是轉化為消費，並積累起大量的冗員，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其次，國有企業改革滯後於價格改革的結果是，國有企業未能形成適應市場價格信號的內部機制，這給了新興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很大的競爭優勢。再次，因為未實行企業改革，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象普遍存在，腐敗、轉移、偷拿等行為層出不窮。結果，隨著國有企業的日漸衰落，大批國有企業職工被迫下崗、失業、放長假或提前退休，他們成為這壹時期的利益受損者。
由於體制內企業直接受到行政部門的管轄，其投資行為不能避免「長官意志」的干擾，並不得不負擔起因為政府部門「自我利益化」而日益增加的「三亂」壓力，這些都加劇了體制內企業的危機。企業改革滯后的弊端在改革的這壹階段還有其更深的影響。首先，企業改革滯后使得國有企業累積了大量的銀行不良債務，使得銀行普遍抱持惜貸心理，少數能夠上市的國有企業從股票市場上獲得資金后的新壹輪投資也很不順利，這壹並壓抑了整個經濟的發展動力。其次，與企業改革滯后壹體兩面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對經濟事務的高度介入，地方政府在這壹階段初期的經濟擴張行為受到重挫，加上各行業普遍產能過剩，導致各級政府將地方財力投向公共建設而不是產業升級。再次，由於經濟發展缺乏動力，以實行「宏觀調控」和「分稅制」為標誌，尤其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通過增加稅收和舉債等方式，成為公共建設的主要角色，並以「抓大放小」為方向，使資源向壟斷性企業傾斜。
從理論上講，運用積極財政政策，必然是用相對不具有效率的公共開支擠占原本可用於競爭性產業的資金。這壹結論的隱含前提之壹是存在著可以投資的產業，而這正是中國經濟所缺少的。市場經濟的推動力是尋找利潤的企業家精神，如前所述，儘管以漸進為特徵的中國經濟改革在壹定程度上培育了為數不少的企業家，但由於發展時間短和難以獲得金融支持而規模較小，他們難以擔當起產業投資的重任。而國有企業則因為企業改革的滯延而投資乏力。儘管在以「資源資本化」為特徵的第三階段改革中，資產更多地被集中到了「暴富階層」手中，但他們更擅長在體制漏洞中而不是在市場中尋找利潤，因此對正常的產業發展也興趣缺缺。所以，儘管中國社會在1997年底已經基本實現了按照價格信號配置資源的基本條件，但卻缺乏足夠的市場資源配置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出現類似蘇聯東歐等國在激進轉型之後的情形，即程度較輕但比較長期的經濟蕭條和投資萎縮。在筆者看來，這正是積極財政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
中國無法象轉型后的蘇聯東歐那樣，在長期經濟蕭條和投資萎縮中逐步培養新的投資主體，其原因在於中國目前特有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之限制。由於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利益衝突日益累積，但中國卻未相應建立起解決社會衝突的正式渠道，而仍然只是依靠中央政府的各種宏觀政策進行利益調整；恰恰在此時，中央政府的利益調整手段又隨著「放權讓利」等而日漸弱化。在此背景下，所謂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意義就在於，由於中國不可能承受長期經濟蕭條所引發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所以只能依靠適當的經濟發展速度來緩解利益衝突的程度。1998年之後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從這壹角度來認識。
在改革之前和改革過程中，中國的財政與銀行之間始終存在著密切的關係。長期以來，中央政府機構實行機構改革的基本辦法就是將壹部份行政人員「分流」至事業單位，但事業單位改革卻至今未有實質性進展，因而「吃皇糧」的總人數從未減少。這使財政開支中相當大的部份不得不用於養「吃皇糧」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吃飯財政」。同時，隨著國有企業的日漸衰落，銀行和財政被迫將相當多的資源投注到國有企業當中。由此，財政、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形成了壹個牢固的「三角」關係，並形成了企業對銀行、銀行對財政的倒逼機制。為了避免呆帳、壞帳的表面化，銀行被迫通過「轉貸」等方式繼續向企業輸血（這其中相當部份又以補發工資等形式迴流到銀行存款之中，這是近年來銀行存貸差漸次擴大的主要原因之壹）。如此就進壹步提高了銀行的呆壞帳比率，導致銀行為了保持流動性而壹方面大量吸收儲蓄，壹方面「惜貸」，並由此壓抑了投資規模。銀行投資規模的縮小也使得國內需求不振，財政的稅收基礎縮小，迫使財政向有限的稅基吸取過多稅收，這又進壹步壓抑了投資。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無法容忍經濟衰退，只能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儘管誰都清楚，「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壓抑對民間投資為代價的。而加入WTO、進壹步設法吸引外資，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央政府在「積極財政政策」之外尋求增量的舉措。
7.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退維谷
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經25年，跨過了3個階段，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成果僅僅是壹個有市場價格信號的經濟體系，行政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上發揮著重要作用。90年代後期以來，行政部門對經濟的介入主要是通過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將大量財政資源用於公用工程建設，除了產生大量的腐敗行為之外，也因稅費過高等原因壓抑了民間投資。民間投資不旺的另壹個根本原因在於，「資源資本化」過程中的「存量」資產流失，落到了不具備企業家能力的人手中。
在現存的本國企業中，許多企業處於奄奄壹息的狀態。如果讓應該破產的國有企業都破產倒閉，必然會導致銀行的壞帳公開化，並需要大量增發貨幣以充實銀行的資本金，同時還必須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和救助體系，以安排大批失業的國有企業職工並救濟城市的低收入階層，而這同樣需要有巨大的財政支出。顯然，在國有企業大量破產的時候，財政收入不可能有大幅增長並滿足社會保障體制和社會救濟的支出。換言之，城市失業率的上升和貧困家庭的迅速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對這個問題的擔心正是1990年代末中央政府放慢國有企業破產下崗進度的主要原因。
當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所面臨的選擇其實已經不多了。壹些經濟學家認為，可以指望非國有經濟的大幅度增長，這樣最終會使國有經濟不再重要，可以等到那時再實施國有企業的全面破產。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由於銀行資源被大量用於維持低效的國有企業並因此被迫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非國有經濟很難有顯著增長。很可能，在非國有經濟緩慢成長的過程中，城市失業率很快就會越過維持社會安全的臨界點。
另壹種思路則認為：政府應該在推進國有企業破產的同時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制，並輔以積極的貨幣政策。這同樣是壹種空談。上文已經指出，政府目前事實上根本沒有財力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制，將來更不會有這樣的財力。要為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制投入必要的儲備金，唯壹的機會就是將土地增值收入善加利用以及儘早變現存量資產，但現在來談這壹點已經為時過晚了。過去10年來的「資源資本化」過程已經使得土地增值收入和存量資產大量流失。正是在這壹點上，可以看到「資源資本化」過程和推遲企業改革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所造成的最深遠的危害之所在。
因此，當前中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已經進退維谷。通俗地講，就是「存量」和「增量」「兩張皮」合成「壹張皮」的問題無法解決：如果兩者長期「合」不起來，國有企業就會繼續低效地佔用大量金融資源並扭曲整個經濟的運行；而兩者如果要「合」起來，則必然面臨壹次相當規模的通貨膨脹並伴隨大量的財政支出。可以說，由於通貨膨脹可能引發社會和政治問題，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繼續維持「兩張皮」並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但這樣做的結果只是推遲了問題的解決而不是試圖解決問題。
如果說中國第壹階段的經濟改革是邊緣地帶的「增量」改革，第二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價格尤其是生產資料價格改革的話，改革的第三階段主要涉及經濟體系中最為核心的資源部份，也就是土地、資產的資本化過程，表現為房地產熱、股票熱以及伴生的金融活躍，加上外資的大量進入。在改革的第三階段中，儘管經濟仍在發展之中，經濟總量的增長不可否認，但城鄉居民的利益直接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同時，只有少部份人獲得了「資源資本化」的實際利益，由此導致社會分化的進壹步擴大。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來自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擴張，所以增長的直接獲利者主要是三部份人：壟斷性企業的從業人員，發展中的民營經濟從業人員，農民工、為外資服務的專業技術人員以及外資密集地和民營經濟發達地的民眾。與之相比，部份國有企業職工、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城市職工、退休者等社會群體，則在這壹過程中因為通貨膨脹而成為相對的利益受損者。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只涉及經濟生活的直接結果，在改革的第三階段中，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在收益分配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對社會不公的影響更大。
三、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原因和後果
中國的經濟改革壹開始就是由行政部門為主體推動的，其形式就是「放權讓利」。「放權讓利」固然對改革的啟動發揮過有益的作用，但在行政部門改革滯延的情況下，結果卻表現為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
1. 各級政府部門插手經濟活動的積習不改
「放權讓利」首先表現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讓渡權和利。從1980年的「財政包干」到1994年「分稅制」的確立，各級地方政府逐漸取得了投資、管理和經營的自主權力。但是，「放權讓利」所預期的「政企分開」目標卻並未實現；相反，各級地方政府深深地介入了所管轄企業的投資、管理和經營行為當中。如果審視改革過程中行政部門的角色變化，可以發現，行政部門非但沒有按照預期的「政企分開」去做，反而是繼續緊密地與所管轄企業結合在壹起。這壹現象既是解讀何以企業改革始終難以推行的關鍵點，更是解讀改革的第三階段「資源資本化」得以迅速蔓延的關鍵點。
今天中國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中的種種弊端都與這個問題有關：地方政府對政績的追求是企業盲目擴張和重複投資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對於穩定的追求，則長期以來壹直是實施國有企業破產制度的最大阻力之壹（另外壹個阻力是銀行系統積累的呆壞帳比例過大）；地方政府對所管轄企業的介入，不但阻礙了企業改革，而且也是企業冗員增多和腐敗行為增生的溫床；各級政府對經濟事務的介入，又是地方主義興起的根源。
2. 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以權謀利」
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不僅體現在以機關或部門的名義從社會上或企業那裡奪取利益，而且表現為行政部門內幹部的個體行為。由於行政部門對經濟的高度介入，擁有各種權力的部門和幹部個人，可以很容易地通過處置資源的權力換取個人利益。在價格改革階段，這種方式表現為「批條子」換好處。可以說，那壹時期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幹部們學習腐敗的「實習期」，許多人就是在那個階段認識到並掌握了利用制度轉型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手法。而「價格雙軌制」階段參与「官倒」的官、商多數並未受到任何處罰，也在客觀上產生了示範和鼓勵的效果。因此，利用制度轉型以尋找自我利益的實現機會，就成了權勢集團成員的共同期待。
在90年代上半期，他們不僅將目光投向尚存在計劃內外價格差異的部份生產資料──這是1992、1993年間鋼材、能源等漲價風的直接驅動力，並且逐漸轉向通過土地、金融資產和國有企業資產「以權謀利」。在「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和隨後的大規模公用事業建設中，很多擁有行政審批權和利益分配權的行政部門成員和帶有行政部門色彩的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都通過各種方式力圖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掌握土地和資產配置權力的各級行政部門則通過尋租、腐敗等方式，將原來名義上屬於公產的這些資源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出讓，從而分享了「資源資本化」的利益。
這事實上與俄國東歐壹些國家的所謂「自發私有化」過程基本相似。很快，壹部份幹部通過「自我利益化」迅速「致富」的財富效應就在整個行政部門產生了反響，然後演變成各政府機構競相利用執行公務的機會「以權謀利」。不僅各級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對經濟事務的直接介入背後增添了政府機關本身的「謀利」企圖，在掌握資源審批權力的部門及其幹部那裡，這種動機就表現得更加公開露骨，甚至把審批權「明碼標價」。
現在各級政府中除了「推廣普通話辦公室」這樣的「冷門」機構缺少「自我利益化」的機會之外，幾乎所有的各類政府機構都「開發」出了「適合」本部門情況的「以權謀利」方法，並且已經將這些方法「制度化」了。承擔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各行政部門，往往以經費不足為由，設立了各種名目的強制性收費規定，以滿足本機關的集體利益和機關成員們的個人利益。當然，不同的行政部門有不同的手法。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各級行政管理部門的「自我利益化」往往就表現為「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而過去承擔行業管理的行政部門則輕而易舉地通過行業壟斷地位謀取超額利潤，以滿足其自我利益。
3. 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不良後果
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由此成為左右90年代改革進程中各社會群體利益得失的最主要因素之壹。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財富的社會分配，把很大壹部份利益從民間和企業轉移到政府機關人員的手中。這在90年代顯得尤其突出。
對個人的「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本身就是用行政性強制力量從民間把錢斂集到政府機關人員的口袋裡，利益的轉移表現得最為直接，利益得失雙方「黑白分明」。如果是對企業「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企業必然要轉嫁這壹負擔，其結果不是減少利潤導致投資不旺，就是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前者導致就業減少，後者則減少了產品的需求，這是當前內需不振的根源之壹。當利益轉移以行業壟斷的形式出現時，由於這些行業的產品和服務沒有替代物，消費者只能接受壟斷行業的盤剝，被迫減少可用於其他方面的支出，這同樣會導致產品需求的萎縮。由此可見，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與當前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困難之壹──內需不足──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它提升了少數人的收益和消費，卻損害著大多數消費者的利益。
在價格改革階段，社會各群體的利益得失主要還局限在改革的增量部份，此外有少數人依靠計劃內外差價獲得其利益；而到了1990年代，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發展，已經將社會各群體的利益得失建立在「存量」資產的爭奪之上。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存量」資產名義上屬於全體國民所有，這部份財富的形成既包括通過「剪刀差」等方式從農村吸取的積累，也包括城市職工幾十年當中被迫「低消費、高積累」所作出的貢獻，政府為此給城市職工提供了全面的福利保障作為補償。現在，隨著行政部門在「自我利益化」過程中普遍地懾取「存量」資產，政府賴以維持社會保障體系的資源大量流失，同時，政府再也無力為農村提供義務教育和基本的社會保障。儘管「存量」資產的流失為造就城市裡的「中產階層」作了貢獻，在壹定程度上支撐了經濟的虛假繁榮，但這是以犧牲相當多民眾的未來為代價的。城市人口社會保障基金的虛懸，農村基礎教育和基本社會保障建設之闕如，將必然讓中國的社會經濟穩定付出沈重代價。
結論
綜觀中國經濟改革的25年，可以明顯地看出，改革的獲益者在人口絕對數上呈下降趨勢，儘管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比改革前好，但這並不足以支撐這些群體對改革的信心。
伴隨改革進程的延續而利益相對或絕對受損害的階層如下：
農民：他們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逐漸退出了改革的絕對獲利者行列，近年來，行政部門對他們的剝奪日甚壹日，幾乎把農民變成了被絕對剝奪的階層。鄉鎮政府這壹級政權是否有必要維持下去，已經引起了討論。
部份城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隨著大批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在競爭中失敗，原本在單位制中享有全面福利待遇的全民企業職工和部份福利待遇的集體企業職工，如今成了收入極其微薄且幾乎沒有福利和社會保障的群體。
部份離退休人員：在單位制下，工作單位是現職和退休員工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載體，但隨著許多企業的衰落，其退休員工的基本福利和社會保障面臨威脅。不僅如此，他們的安全感也被剝奪了。
在改革中利益相對增進或絕對增進的階層可按其利益獲得方式分為三類：
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獲利的社會群體：包括農民工、專業技術人員、主要依靠市場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等；
因為行政利益「自我化」而獲利的群體：包括行政部門人員以及由行政部門轉化而來的事業單位人員、壟斷性企業員工；
因為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差價和「資源資本化」而獲利的人：這些人可被稱為「暴富階層」。
顯然，利益受損群體（盧周來先生將其稱為「勞動力集團」）對目前的改革模式的信心和支持趨於下降，是不奇怪的，而獲益群體的炫耀性消費又進壹步增加了受損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對利益受損群體而言，他們期待的改革應該包含對利益分配的重新調整，除了糾正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所帶來的直接利益轉移之外，還必須建立起碼的社會保障體制和社會救濟機制。
在獲益群體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滿足於改革停滯不前的狀態。現在，對日益「自我利益化」的行政部門實施改革顯然已經成了中國下壹步改革的主要任務。獲益群體中的第壹類人自然贊成這樣的改革：重申小政府的構想，控制行政部門的收支，改革行業壟斷等。因此他們希望改革由經濟層面進壹步推進到政治層面。但是，對於因行政權力而獲利的體制內成員和體制外暴富階層而言，他們卻不希望出現這樣的改革，而是希望維持經濟政治制度的現狀，拒絕進壹步的改革，以延續其獲利方式。
由此看來，只有因行政權力而獲利的體制內成員和體制外暴富階層，才支持當前不觸及行政權力的改革思路；而其他社會群體都希望在改革中增加新的內容。顯然，希望維持制度現狀的只是總人口中的很小壹部份，而絕大多數民眾都希望深化經濟政治改革。利益受損階層需要比較公正地實行利益分配的機制，希望約束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傾向，並要求暴富階層承擔更大的社會義務；對因市場經濟發展而獲利的群體來說，他們要求改革增添新的保障公民權利的內容，以免遭到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過度擴張之侵害。
可以說，當前社會上對改革的信心下降和支持不足，是因為現有的改革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希望為改革賦予新的內容，也就是要對行政權力本身進行改革。
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社會的迅速兩極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不同階層、不同處境的人對這壹改革會有完全不同的認識和感受，並且其認識感受會隨著相對經濟社會地位的變化而不斷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壹個不容忽視並讓人憂心的現象，那就是對經濟改革的抱怨近年來越來越多，於是壹些學者開始談論改革缺乏動力的問題。
公眾對經濟改革的態度──包括其前景預期、對改革的支持度，是壹個不能不重視的問題。民眾對改革的信心和支持，來自個人對改革所帶來的預期利益的認知，用經濟學的術語表示，即改革帶給他的預期收益和他為改革可能付出的預期成本之比較。從動態角度來看，改革如果是壹個持續多年的過程，則民眾對預期利益的認識會受到以往改革實踐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以前的改革實踐給個人帶來的利益損失不斷增加或利益的增加持續下降，他將因此而修正原有的對改革的預期。因此，民眾對改革的信心和支持的消長，首先並且主要取決於各社會群體在改革進程中的利益得失狀況。那麼，究竟中國25年來的經濟改革給不同的社會群體帶來了什麼樣的利益得失呢？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壹、漸進改革的負面後果：出現了改革的「食利階層」
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始終在兩個方向上同步進行並互為交織，這兩個方向就是在舊體制的邊緣部位生長出局部新體制的「增量改革」方式和行政部門的「放權讓利」。這壹雙重性產生了3個直接結果：
首先，由於行政部門的「放權讓利」只是縱向的權力配置的調整，但權力行使的方式卻並未改變，因此行政部門的力量必然介入「增量改革」。這就意味著，幾乎不存在完全脫離原有行政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增量」，無論是鄉鎮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個體工商戶或聯產承包責任制下擁有自主經營權的農戶，其經濟行為都受到依舊發揮作用同時繼承著原有特性的行政部門的制約。
其次，雖然「增量改革」推動了作為舊體制基礎的國有部門的所謂「存量改革」，但後者始終在行政部門的控制下，結果並未建立起以價格信號為行為導向、以利潤和資本增值為目標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改革的延後導致價格改革不得不先行，結果形成了以「資源資本化」為方式的改革選擇，於是「存量」中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的壹部份因為體制約束和轉型過程中的腐敗而日漸衰落，另壹部份則依靠行政力量形成了行業壟斷。
再次，行政部門的自我轉型雖然取得了壹定成效，比如逐漸取消了價格管制和計劃調配等，但它從未退出對經濟活動的介入，而且在繼續介入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偏重於「自我利益化」。各級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化」導致了地方保護主義、重複建設和企業改革滯緩；具有管理職能的各級行政部門則通過「三亂（亂收稅、亂收費、亂攤派）」等手法實現其自我利益。更糟糕的是，由於行政部門對轉型期經濟活動的長期深入的介入，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不僅表現為不當追求部門利益的行為日益制度化，還表現為行政部門幹部的「尋租」和腐敗日益普遍。在80年代，「尋租」活動主要表現在生產資料等產品的計劃內外差價上，而到了90年代則表現為土地、資金和資產的價格差異上。
「增量式改革」確實擴大了經濟活動的總規模，但改革滯后的行政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介入，卻使得改革「增量」的分配朝著有利於各級行政部門的方向傾斜。尤為關鍵的是，由於「存量」改革的延後，自我利益化后的行政部門及其成員得以參与和操縱對「存量」的分配和佔有。在這樣的格局下，行政部門、精於官商勾結的企業界和部份依附於他們的經濟學者獲得了最大利益，成了這種改革道路造就的「食利階層」。之所以稱他們為改革的「食利階層」，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優勢把轉型中的制度變成了永久性、排他性地施惠于自己這個群體的結構，使他們得以「寄生」在這個永遠不能完成轉型的制度上安享榮華富貴。因此他們必然讚美這種改革模式，並且反對任何可能動搖其壟斷地位的政治經濟變革。而其他各社會群體對改革的態度則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有所變化。
二、經濟改革25年：從「黃金時期」到進退維谷
從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前25年，在這壹漫長過程中，不同時期各社會群體的利益得失不同。筆者以為，可以把這25年的歷史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這3個階段的遞進軌跡表明，中國的改革從經歷「黃金時期」到進入進退維谷的狀態，是不可避免的。
1. 1978年到1984年：所有社會群體都能得益的「黃金時期」
這個階段開始於中共的十壹屆三中全會，直到1984、1985年間「價格雙軌制」的出現。在這壹階段，經濟改革的特徵是「存量」基本不變情況下的「增量改革」。可以粗略地將這壹階段分為3個步驟。首先，經濟改革率先發生在計劃經濟體制邊緣的農村，隨後是城市裡處於邊緣地位的人群開始了個體商業活動，中央政府則通過農產品收購價的提高[1]和部份放開市場（主要在小區域經濟的範圍內），促進了「改革增量」的產生。其次，這壹「增量」的產生，加上中央政府降低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城市職工的工資[2]，推動了「存量」經濟在體制不變情況下的活躍。比如，軍民兩用產品開始出現，企業把計劃外產品按市場價銷售，隨之而來的則是企業開始發放獎金、增加福利。最後，隨著「增量」部份和「存量」部份的收益的持續增長，人們對改革的信心增強了，這就為進壹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動力，改革也得以由「增量」領域進入「存量」領域、由農村進入城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使得國有企業經營方式的改革也選擇了承包模式，這壹改革不改變所有權，但能在壹定程度上比過去有效地利用「存量」資源，從而進壹步增加了經濟改革的收益。
這壹階段的3個步驟就是曾經為壹些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帕累托最優」的改革。在這壹階段中，在舊體制下不能從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中獲益的部份人群，開始從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中獲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獲益者是農民。在舊體制下，農民是高積累的承擔者，卻難以從高積累中獲得多少好處。改革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讓農民獲得了自主經營權，由此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經濟收入；鄉鎮企業的出現和外出打工的機會，使農民獲得了在農業和非農產業間選擇的機會，也相應增加了其收入。可以說，農民是那個階段里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遊離在體制之外的城市第壹代個體工商戶的情況與農民類似。
改革的第壹階段同樣也讓體制內成員獲益。在並未失去受舊體制保護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由於「改革增量」的出現擴大了總需求，這些需求在短時期內只能由體制內企業加以滿足，從而為「存量」企業提供了壹個新的「增量」，這又轉化為企業員工工資和獎金福利的提高。因此，從改革開始直到「價格雙軌制」出現，經濟改革幾乎為所有社會群體帶來了收益。
但是，這壹幾乎為所有人帶來利益增進的「黃金時期」的出現，依賴於以下幾個特定因素的支撐：其壹是中央政府對積累消費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本身就是計劃經濟的壹種行為，工資獎金福利的提高在短期內可以超過生產的增長，但卻不可能長期這樣持續下去。其二，由於改革前農業生產的極度低效率以及城市商品和服務的極度匱乏，這些領域經濟活動的突然放開釋放了巨大的初始能量，很容易取得驚人的增長率，但這樣的初始能量難以持久，會迅速衰減。其三，在改革前「高積累」政策的支持下，中國已初步建立了壹個工業體系，能在相當時期內支撐經濟的發展，這就為中央政府暫時性地降低積累、同時增加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創造了條件，這也就是所謂的「吃老本」。因此，當這些因素的作用在短短的幾年內很快弱化時，這壹改革的「黃金時期」也就走到了其終結之時，中國不得不面臨進壹步的改革。
2. 「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漸進改革中的兩難選擇
改革的第壹階段形成了計劃體制與市場調節並存的體制格局。「存量」部份還處在計劃體制中，「增量」部份（處在發育時期的多種經濟成份和「存量」中壓縮計劃調節範圍后給市場調節讓出的那壹部份）則採用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顯然，下壹步的改革目標必然是指向「存量」資源的配置方式。從邏輯上看，第二階段的改革既牽涉到企業改革，也涉及行政部門的職能轉變，用壹個通俗的表達就是要「政企分開」；同時，第二階段的改革還必然面臨如何處理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的關係這壹兩難選擇。要推行企業改革，就面臨「存量」資產在計劃價格體系下無法按市場價格體系「作價」的難題，按照這壹思路似乎應該價格改革優先；但價格改革若先行於企業改革，則面臨企業機制未轉換的情況下企業行為不端正、往往把企業的新增收入大量用於增加員工工資和福利的情況，這必然會導致總需求膨脹和物價上漲，以及經濟結構失衡和價格體系扭曲等後果，以致於單純的價格改革無法達成目標。
當然，究竟應該價格改革優先還是企業改革優先，不僅取決於經濟考量，還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企業改革除了包含「政企分開」的內容之外（「企業經營承包責任制」就是「政企分開」的形式之壹），還意味著要改革企業的內部機制。「企業經營承包責任制」雖然實現了經營權和所有權的相對分離，但由於作為承包人的廠長經理只對資產的當期產出感興趣，而對資產的增值不感興趣，很容易出現所謂的「短期行為」。因此，建立能使企業資產保值增值的機制就成了企業改革的當然內容，而這又要求將計劃體制下屬於抽象的「國家」的資產量化轉移到資產擁有者手中。這壹轉移在技術上的困難是資產「作價」沒有市場價格體系作參考系的難題，而在意識形態上的困難則是可能被指責為否定公有制。
國有資產向資產所有者的轉移不外有3種方式：壹種是「證券私有化」，即按照國有資產總量頒發「資產券」，將「資產券」依據工作年齡等因素比較公正地分給全體公民，由公民個人持「資產券」認購企業的資產並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壹種是「內部人所有」，將企業資產依據各種標準分配給本企業員工；第三種是市場出售方式，將企業上市出售，所得收入分配給企業員工、員工集體以及政府。儘管這3種方式都可以讓政府和員工集體保留部份資產所有權，但這3種方式在當時的中國都不可能實現。第壹種屬於激進的私有化方案，面臨不能逾越的政治障礙；第二種則因各企業的資產多寡貴賤不壹，實行起來會造成嚴重的不公平，所以也無法推行；要實行第三種方式，其前提是有足夠多的體制外資金來購買龐大的國有資產，這在中國也是不可能的。
在漸進經濟改革模式下，政治上基本沒有任何改革，因此經濟改革必然受制於意識形態。但歷史的弔詭卻在於，意識形態障礙事實上把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孰先孰后的兩難選擇簡單化了：由於企業改革因意識形態障礙太多而無法推行，剩下的選擇就只能是價格改革先行了。於是，繞開企業改革而選擇價格改革作為改革第二階段的突破口，就成了當時政治環境下的最可能選擇。因為價格改革既能為解決「作價」問題鋪平道路，又能暫時避開意識形態爭議。
3. 1988年：從「價格闖關」到「治理整頓」
在80年代中期，所謂的價格改革其實並不是以價格市場化為真正目標的，這又與漸進改革模式下的意識形態束縛有關。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經濟改革目標是「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商品經濟體制」，這種含糊不清、模稜兩可的陳述表明，當局對是否要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仍處在搖擺不定的狀態。同時，經濟管理部門也習慣性地擔心，如果完全實行價格市場化，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另外，這些部門還想管住基礎產品價格，只允許部份消費品的價格自由化。那時，由於基礎產業遠遠不能滿足日益膨脹的加工工業的需要，原材料和能源的輪番漲價導致製造業產品的價格急劇攀升，於是用控制基礎產品價格的辦法控制通貨膨脹的想法自然就佔了上風。
正因為如此，當時政府內部和參与政策研究的經濟學家之間，圍繞著價格改革的具體方式究竟應該「以調為主」還是「以放為主」爭執不下。所謂的「以調為主」實際上是計劃體制下價格管理模式的延續，強調不能讓價格自由化，而只能由政府的價格管理部門測算「合理價格」后壹次性調整到位。如果是這樣做實際上就不再有什麼價格改革了，因為無論價格管理部門如何調整價格體系，價格體系的計劃管理方式並未發生任何變化。所謂的「以放為主」則強調要放手讓價格自由化，對保守的政府管理部門來說，這簡直是無法接受的。於是有人提出了壹種折中的選擇，即所謂的通過「調放結合」形成「價格雙軌制」。這裏充份體現了中國式漸進改革模式的特點，那就是迴避理性的分析和合理選擇，而是隨時在變革和守舊中達成妥協。由於妥協往往體現了政治需要，所以對妥協型制度的不良經濟社會後果往往是在所不計的。
隨著「價格雙軌制」的推開，其弊端開始顯露。首先，在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也就是經濟的微觀基礎）並未經過所有制改革，「價格雙軌制」給這些企業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並不會被轉化為資本積累，而是被用於提高獎金福利，直接推動總需求的擴張和通貨膨脹[3]。其次，「價格雙軌制」為投機者通過價格差異牟利的活動提供了機會，國有部門的內部人與體制外投機者的相互勾結、不當套利行為越來越普遍；壹些行業和企業也利用「價格雙軌制」的機會，借用自身的地位和資源獲取利益。再次，「雙軌制」的運行加上實行「放權讓利」措施，使財政收入不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增加，赤字財政開始出現。
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中央政府帶來了新的課題。自從1986、1987年間的「經濟軟著陸」之後，經濟再度過熱，而根本的難關仍然指向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二難選擇。正當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為此左右為難之際，1988年6月鄧小平自己決定要實行「價格闖關」。他連續幾天在接見外國來賓[4]時反覆宣布，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在當時通貨膨脹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鄧小平關於「價格闖關」的決定進壹步強化了民眾的通貨膨脹預期，結果造成了全國性的商品搶購風潮，對銀行系統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於是「價格闖關」戛然而止，國務院將經濟工作的重點改為「治理整頓」。這壹結局令中央政府、特別是主持改革的趙紫陽的形像大受損傷。在通貨膨脹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價格雙軌制」下大發橫財的「官倒」更為痛恨，並由此產生了「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的印象。這與1989年的政治動蕩有壹定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不應該被過份誇大。[5]
「價格闖關」的失敗預示著價格改革之路在中國已經接近其盡頭，企業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實際上成了改革的不可迴避的選擇。但是，所有制改革必然對當時仍然佔據主流的意識形態形成衝擊，所有制改革的實際推行也勢必給整個社會形態帶來根本的轉變。因此，所有制改革的前提就不能不與壹定的政治改革相配套。正是所有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對政治改革的期待，在1988年至1989年間成為部份體制內官員、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共識，這是1989政治動蕩的根本動因。然而，這種政治意志的表達遭到了堅持傳統意識形態的力量之反對，並最終在發展過程中演變為尖銳的政治衝突，針對少數「官倒」的社會抗議運動最終成了壹場動被暴力鎮壓的政治悲劇。
4. 社會分化的初期徵兆
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價格改革階段中，對整個社會成員的福利得失影響最大的是宏觀經濟政策。相當多數人群手中持有的貨幣量持續增加，但總需求的不斷擴張也帶來了通貨膨脹，又降低了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在農村，農民作為改革第壹階段得益最大的階層，儘管繼續保持著發展的勢頭，但與城市人口相比較，農民的收入開始相對下滑。並且，由於通貨膨脹的因素，農民的實際購買力也呈現相對下降的趨勢。可以欣慰的是，鄉鎮企業開始掘起，農民的就地非農轉化進展迅速，此外，部份農民開始外出打工。因此，在農村人口整體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開始下降的同時，從事非農產業的部份農村人口的收益有所增長。
與此同時，城市人口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但城市居民內部的收入分化開始顯著出現。壹方面，城市中的工商業經營者群體迅速掘起；另壹方面，「價格雙軌制」的運行給了許多人通過差價賺錢的機會，並從中獲得巨額收入。此外，由於「價格雙軌制」的推行和總需求的持續擴大，體制內企業獲得了相當多的利益，很大壹部份體制內人員（包括事業單位和行政單位）的收入福利大幅度增加。相比之下，城市裡獎金福利很少的工資收入者和退休人員的實際收入增長緩慢，其中約15%至20%的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開始下降。[6]
因此，整個價格改革階段是壹個經濟發展與社會分化同時進行的階段。壹方面，經濟總量在持續增加，總需求持續擴大；另壹方面，「存量」經濟的內部改革並未適時出現，企業改革和行政改革壹再推遲，社會分化日益明顯。在農村，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收益增長的勢頭受阻，但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人口的收益仍在增長；在城市裡，新興的工商業階層進壹步成長，部份人因「價格雙軌制」而獲益，但大多數城市人口在物質利益有所增長的同時開始喪失計劃體制下的安全感。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價格改革先於企業改革，體制內企業在大幅度增加員工的獎金福利的同時並未進行相應的資本積累，「短期行為」盛行，同時，企業內部也增加了相當多的冗員，加之行政部門對經濟仍保持控制，適應市場競爭的企業機制未能及時建立，這些弊病在進入改革的第三階段后開始逐漸發作出來。
5. 1992年至1993年的經濟浪潮：「資源資本化」
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標誌，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壹階段的推動力首先來自於政治家的政治意志，但也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邏輯的自然延伸。儘管在這壹階段企業改革理應成為改革的主要內容，但在現實中，改革的實際內容卻主要不是體現為企業改革，而是表現為所謂的「資源資本化」過程。導致這壹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把國有企業視為其權力的基礎和收入的來源，因此，首要的考慮總是鞏固、加強並管住國有企業，而不願意放鬆對國有企業的控制。由政治家的意志所推動的這壹輪改革，不太可能讓各級政府放鬆或放棄對企業的控制，因此也就不會有真正的產權改革。其次，中國改革的模式是「由點到面」、由沿海而內地，沿海部份地區的經濟成就刺激了內地的地方政府，「放權讓利」又使得各級地方政府既有了實現自身利益的動機，也有了相應的手段──對土地、銀行貸款的控制、地方財力、政策自主權等。在此情況下，向沿海學習並以各種方式「招商引資」的模式壓倒了企業改革的要求。再次，在此前的改革進程中，「放權讓利」等措施使城鄉居民手中握有相當數量的貨幣，其主要形式是銀行存款。由於大多數儲蓄者既沒有其他金融產品可供選擇，也極度欠缺金融知識，對銀行系統濫發貸款的後果不甚了了，這就為少數官商勾結者套取銀行貸款從事房地產投機提供了方便。第四，價格改革中政府官員及其親屬的內外勾結以實現利益交換的行為為部份人帶來了大量收益，這壹結果具有某種示範效應，讓金融、土地等部門的政府官員們看到了「榜樣」。最後，經歷了因1989年的政治動蕩而出現的2年多經濟蕭條和政治壓抑之後，大部份民眾普遍期待進壹步改革，這就降低了社會對「資源資本化」行為的抵製程度。
就這樣，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各級政府的擴張衝動、部份人實現自我利益的企圖以及相當部份社會大眾對進壹步改革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推進了1992年、1993年間的經濟浪潮。在此期間，開發區建設、房地產熱和股票熱開啟了土地和資產的資本化過程。其實質是：壹方面將原有體制下尚未貨幣化的公有資源推向市場；另壹方面則是利用改革前兩個階段積累起來的貨幣資產，並伴隨新增的大量貨幣供應，形成泡沫型需求，其效果猶如賭場籌碼的增發。短期內由於流通貨幣的驟然增加，經濟呈現出突然的繁榮。其結果是，地方政府通過向銀行負債、集資等方式擴張了本地經濟的規模；部份國有企業通過增發股票獲得了大量資金，並將資金轉化為新壹輪的投資和消費；房地產熱則發生在部份地區，通過對銀行負債的方式而將資產轉移到了部份人手中。
混亂盲目的投資令經濟過熱，1992、1993、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高達14%、13.5%和12.6%。持續的需求膨脹壹方面誘導著進壹步的盲目投資，在大多數行業造成了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風險，另壹方面又導致通貨膨脹。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實行「宏觀調控」，收縮投資。但壹旦強行縮小貨幣供應，經濟又驟然進入相對下降的局面。
這壹階段除了造成通貨膨脹和宏觀調控的壹輪循環之外，還伴隨著財富的大量轉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貨膨脹給中下收入階層帶來的直接影響之外，這壹階段的財富轉移的負面作用尚未立即表現出來：首先，由於「資源資本化」過程的買方主要通過負債形式獲得銀行貸款，這造成了銀行系統的大量不良債務，給金融體制改革帶來了極大困難，並增加了金融系統的風險，但其短期效果卻只是轉化為流通貨幣的增加，而不是可感知的國民財富損失。其次，公有土地增值本來是經濟的整體發展的成果，這壹收入理應為全社會成員所共有，在體制的轉型期這壹增值收入最好是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和各項公共開支，政府要充填社會保障基金「窟窿」，唯壹的來源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有土地的增值收入。但中國的現實卻是土地等公有資源被低價出售，土地增值收入大量流失，結果導致社會保障基金缺乏，但這在當時卻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這裏提到的財富轉移當時具有相當的隱蔽性。
6. 經濟發展「新特點」：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
伴隨著「資源資本化」過程，企業改革延後的弊病在改革的第三階段顯現出來，國有企業開始日漸衰落。這有3個主要原因：首先是上面提及的企業「短期行為」的後遺症，幾乎所有國有企業都曾經在80年代總需求擴張階段有過其利潤增長的「輝煌」時期，但這些企業卻未將所獲利潤用於資本積累，而是轉化為消費，並積累起大量的冗員，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其次，國有企業改革滯後於價格改革的結果是，國有企業未能形成適應市場價格信號的內部機制，這給了新興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很大的競爭優勢。再次，因為未實行企業改革，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象普遍存在，腐敗、轉移、偷拿等行為層出不窮。結果，隨著國有企業的日漸衰落，大批國有企業職工被迫下崗、失業、放長假或提前退休，他們成為這壹時期的利益受損者。
由於體制內企業直接受到行政部門的管轄，其投資行為不能避免「長官意志」的干擾，並不得不負擔起因為政府部門「自我利益化」而日益增加的「三亂」壓力，這些都加劇了體制內企業的危機。企業改革滯后的弊端在改革的這壹階段還有其更深的影響。首先，企業改革滯后使得國有企業累積了大量的銀行不良債務，使得銀行普遍抱持惜貸心理，少數能夠上市的國有企業從股票市場上獲得資金后的新壹輪投資也很不順利，這壹並壓抑了整個經濟的發展動力。其次，與企業改革滯后壹體兩面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對經濟事務的高度介入，地方政府在這壹階段初期的經濟擴張行為受到重挫，加上各行業普遍產能過剩，導致各級政府將地方財力投向公共建設而不是產業升級。再次，由於經濟發展缺乏動力，以實行「宏觀調控」和「分稅制」為標誌，尤其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通過增加稅收和舉債等方式，成為公共建設的主要角色，並以「抓大放小」為方向，使資源向壟斷性企業傾斜。
從理論上講，運用積極財政政策，必然是用相對不具有效率的公共開支擠占原本可用於競爭性產業的資金。這壹結論的隱含前提之壹是存在著可以投資的產業，而這正是中國經濟所缺少的。市場經濟的推動力是尋找利潤的企業家精神，如前所述，儘管以漸進為特徵的中國經濟改革在壹定程度上培育了為數不少的企業家，但由於發展時間短和難以獲得金融支持而規模較小，他們難以擔當起產業投資的重任。而國有企業則因為企業改革的滯延而投資乏力。儘管在以「資源資本化」為特徵的第三階段改革中，資產更多地被集中到了「暴富階層」手中，但他們更擅長在體制漏洞中而不是在市場中尋找利潤，因此對正常的產業發展也興趣缺缺。所以，儘管中國社會在1997年底已經基本實現了按照價格信號配置資源的基本條件，但卻缺乏足夠的市場資源配置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出現類似蘇聯東歐等國在激進轉型之後的情形，即程度較輕但比較長期的經濟蕭條和投資萎縮。在筆者看來，這正是積極財政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
中國無法象轉型后的蘇聯東歐那樣，在長期經濟蕭條和投資萎縮中逐步培養新的投資主體，其原因在於中國目前特有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之限制。由於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利益衝突日益累積，但中國卻未相應建立起解決社會衝突的正式渠道，而仍然只是依靠中央政府的各種宏觀政策進行利益調整；恰恰在此時，中央政府的利益調整手段又隨著「放權讓利」等而日漸弱化。在此背景下，所謂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意義就在於，由於中國不可能承受長期經濟蕭條所引發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所以只能依靠適當的經濟發展速度來緩解利益衝突的程度。1998年之後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從這壹角度來認識。
在改革之前和改革過程中，中國的財政與銀行之間始終存在著密切的關係。長期以來，中央政府機構實行機構改革的基本辦法就是將壹部份行政人員「分流」至事業單位，但事業單位改革卻至今未有實質性進展，因而「吃皇糧」的總人數從未減少。這使財政開支中相當大的部份不得不用於養「吃皇糧」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吃飯財政」。同時，隨著國有企業的日漸衰落，銀行和財政被迫將相當多的資源投注到國有企業當中。由此，財政、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形成了壹個牢固的「三角」關係，並形成了企業對銀行、銀行對財政的倒逼機制。為了避免呆帳、壞帳的表面化，銀行被迫通過「轉貸」等方式繼續向企業輸血（這其中相當部份又以補發工資等形式迴流到銀行存款之中，這是近年來銀行存貸差漸次擴大的主要原因之壹）。如此就進壹步提高了銀行的呆壞帳比率，導致銀行為了保持流動性而壹方面大量吸收儲蓄，壹方面「惜貸」，並由此壓抑了投資規模。銀行投資規模的縮小也使得國內需求不振，財政的稅收基礎縮小，迫使財政向有限的稅基吸取過多稅收，這又進壹步壓抑了投資。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無法容忍經濟衰退，只能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儘管誰都清楚，「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壓抑對民間投資為代價的。而加入WTO、進壹步設法吸引外資，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央政府在「積極財政政策」之外尋求增量的舉措。
7.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退維谷
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經25年，跨過了3個階段，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成果僅僅是壹個有市場價格信號的經濟體系，行政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上發揮著重要作用。90年代後期以來，行政部門對經濟的介入主要是通過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將大量財政資源用於公用工程建設，除了產生大量的腐敗行為之外，也因稅費過高等原因壓抑了民間投資。民間投資不旺的另壹個根本原因在於，「資源資本化」過程中的「存量」資產流失，落到了不具備企業家能力的人手中。
在現存的本國企業中，許多企業處於奄奄壹息的狀態。如果讓應該破產的國有企業都破產倒閉，必然會導致銀行的壞帳公開化，並需要大量增發貨幣以充實銀行的資本金，同時還必須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和救助體系，以安排大批失業的國有企業職工並救濟城市的低收入階層，而這同樣需要有巨大的財政支出。顯然，在國有企業大量破產的時候，財政收入不可能有大幅增長並滿足社會保障體制和社會救濟的支出。換言之，城市失業率的上升和貧困家庭的迅速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對這個問題的擔心正是1990年代末中央政府放慢國有企業破產下崗進度的主要原因。
當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所面臨的選擇其實已經不多了。壹些經濟學家認為，可以指望非國有經濟的大幅度增長，這樣最終會使國有經濟不再重要，可以等到那時再實施國有企業的全面破產。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由於銀行資源被大量用於維持低效的國有企業並因此被迫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非國有經濟很難有顯著增長。很可能，在非國有經濟緩慢成長的過程中，城市失業率很快就會越過維持社會安全的臨界點。
另壹種思路則認為：政府應該在推進國有企業破產的同時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制，並輔以積極的貨幣政策。這同樣是壹種空談。上文已經指出，政府目前事實上根本沒有財力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制，將來更不會有這樣的財力。要為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制投入必要的儲備金，唯壹的機會就是將土地增值收入善加利用以及儘早變現存量資產，但現在來談這壹點已經為時過晚了。過去10年來的「資源資本化」過程已經使得土地增值收入和存量資產大量流失。正是在這壹點上，可以看到「資源資本化」過程和推遲企業改革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所造成的最深遠的危害之所在。
因此，當前中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已經進退維谷。通俗地講，就是「存量」和「增量」「兩張皮」合成「壹張皮」的問題無法解決：如果兩者長期「合」不起來，國有企業就會繼續低效地佔用大量金融資源並扭曲整個經濟的運行；而兩者如果要「合」起來，則必然面臨壹次相當規模的通貨膨脹並伴隨大量的財政支出。可以說，由於通貨膨脹可能引發社會和政治問題，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繼續維持「兩張皮」並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但這樣做的結果只是推遲了問題的解決而不是試圖解決問題。
如果說中國第壹階段的經濟改革是邊緣地帶的「增量」改革，第二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價格尤其是生產資料價格改革的話，改革的第三階段主要涉及經濟體系中最為核心的資源部份，也就是土地、資產的資本化過程，表現為房地產熱、股票熱以及伴生的金融活躍，加上外資的大量進入。在改革的第三階段中，儘管經濟仍在發展之中，經濟總量的增長不可否認，但城鄉居民的利益直接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同時，只有少部份人獲得了「資源資本化」的實際利益，由此導致社會分化的進壹步擴大。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來自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擴張，所以增長的直接獲利者主要是三部份人：壟斷性企業的從業人員，發展中的民營經濟從業人員，農民工、為外資服務的專業技術人員以及外資密集地和民營經濟發達地的民眾。與之相比，部份國有企業職工、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城市職工、退休者等社會群體，則在這壹過程中因為通貨膨脹而成為相對的利益受損者。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只涉及經濟生活的直接結果，在改革的第三階段中，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在收益分配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對社會不公的影響更大。
三、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原因和後果
中國的經濟改革壹開始就是由行政部門為主體推動的，其形式就是「放權讓利」。「放權讓利」固然對改革的啟動發揮過有益的作用，但在行政部門改革滯延的情況下，結果卻表現為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
1. 各級政府部門插手經濟活動的積習不改
「放權讓利」首先表現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讓渡權和利。從1980年的「財政包干」到1994年「分稅制」的確立，各級地方政府逐漸取得了投資、管理和經營的自主權力。但是，「放權讓利」所預期的「政企分開」目標卻並未實現；相反，各級地方政府深深地介入了所管轄企業的投資、管理和經營行為當中。如果審視改革過程中行政部門的角色變化，可以發現，行政部門非但沒有按照預期的「政企分開」去做，反而是繼續緊密地與所管轄企業結合在壹起。這壹現象既是解讀何以企業改革始終難以推行的關鍵點，更是解讀改革的第三階段「資源資本化」得以迅速蔓延的關鍵點。
今天中國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中的種種弊端都與這個問題有關：地方政府對政績的追求是企業盲目擴張和重複投資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對於穩定的追求，則長期以來壹直是實施國有企業破產制度的最大阻力之壹（另外壹個阻力是銀行系統積累的呆壞帳比例過大）；地方政府對所管轄企業的介入，不但阻礙了企業改革，而且也是企業冗員增多和腐敗行為增生的溫床；各級政府對經濟事務的介入，又是地方主義興起的根源。
2. 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以權謀利」
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不僅體現在以機關或部門的名義從社會上或企業那裡奪取利益，而且表現為行政部門內幹部的個體行為。由於行政部門對經濟的高度介入，擁有各種權力的部門和幹部個人，可以很容易地通過處置資源的權力換取個人利益。在價格改革階段，這種方式表現為「批條子」換好處。可以說，那壹時期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幹部們學習腐敗的「實習期」，許多人就是在那個階段認識到並掌握了利用制度轉型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手法。而「價格雙軌制」階段參与「官倒」的官、商多數並未受到任何處罰，也在客觀上產生了示範和鼓勵的效果。因此，利用制度轉型以尋找自我利益的實現機會，就成了權勢集團成員的共同期待。
在90年代上半期，他們不僅將目光投向尚存在計劃內外價格差異的部份生產資料──這是1992、1993年間鋼材、能源等漲價風的直接驅動力，並且逐漸轉向通過土地、金融資產和國有企業資產「以權謀利」。在「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和隨後的大規模公用事業建設中，很多擁有行政審批權和利益分配權的行政部門成員和帶有行政部門色彩的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都通過各種方式力圖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掌握土地和資產配置權力的各級行政部門則通過尋租、腐敗等方式，將原來名義上屬於公產的這些資源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出讓，從而分享了「資源資本化」的利益。
這事實上與俄國東歐壹些國家的所謂「自發私有化」過程基本相似。很快，壹部份幹部通過「自我利益化」迅速「致富」的財富效應就在整個行政部門產生了反響，然後演變成各政府機構競相利用執行公務的機會「以權謀利」。不僅各級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對經濟事務的直接介入背後增添了政府機關本身的「謀利」企圖，在掌握資源審批權力的部門及其幹部那裡，這種動機就表現得更加公開露骨，甚至把審批權「明碼標價」。
現在各級政府中除了「推廣普通話辦公室」這樣的「冷門」機構缺少「自我利益化」的機會之外，幾乎所有的各類政府機構都「開發」出了「適合」本部門情況的「以權謀利」方法，並且已經將這些方法「制度化」了。承擔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各行政部門，往往以經費不足為由，設立了各種名目的強制性收費規定，以滿足本機關的集體利益和機關成員們的個人利益。當然，不同的行政部門有不同的手法。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各級行政管理部門的「自我利益化」往往就表現為「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而過去承擔行業管理的行政部門則輕而易舉地通過行業壟斷地位謀取超額利潤，以滿足其自我利益。
3. 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不良後果
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由此成為左右90年代改革進程中各社會群體利益得失的最主要因素之壹。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財富的社會分配，把很大壹部份利益從民間和企業轉移到政府機關人員的手中。這在90年代顯得尤其突出。
對個人的「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本身就是用行政性強制力量從民間把錢斂集到政府機關人員的口袋裡，利益的轉移表現得最為直接，利益得失雙方「黑白分明」。如果是對企業「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企業必然要轉嫁這壹負擔，其結果不是減少利潤導致投資不旺，就是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前者導致就業減少，後者則減少了產品的需求，這是當前內需不振的根源之壹。當利益轉移以行業壟斷的形式出現時，由於這些行業的產品和服務沒有替代物，消費者只能接受壟斷行業的盤剝，被迫減少可用於其他方面的支出，這同樣會導致產品需求的萎縮。由此可見，行政部門的「自我利益化」與當前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困難之壹──內需不足──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它提升了少數人的收益和消費，卻損害著大多數消費者的利益。
在價格改革階段，社會各群體的利益得失主要還局限在改革的增量部份，此外有少數人依靠計劃內外差價獲得其利益；而到了1990年代，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發展，已經將社會各群體的利益得失建立在「存量」資產的爭奪之上。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存量」資產名義上屬於全體國民所有，這部份財富的形成既包括通過「剪刀差」等方式從農村吸取的積累，也包括城市職工幾十年當中被迫「低消費、高積累」所作出的貢獻，政府為此給城市職工提供了全面的福利保障作為補償。現在，隨著行政部門在「自我利益化」過程中普遍地懾取「存量」資產，政府賴以維持社會保障體系的資源大量流失，同時，政府再也無力為農村提供義務教育和基本的社會保障。儘管「存量」資產的流失為造就城市裡的「中產階層」作了貢獻，在壹定程度上支撐了經濟的虛假繁榮，但這是以犧牲相當多民眾的未來為代價的。城市人口社會保障基金的虛懸，農村基礎教育和基本社會保障建設之闕如，將必然讓中國的社會經濟穩定付出沈重代價。
結論
綜觀中國經濟改革的25年，可以明顯地看出，改革的獲益者在人口絕對數上呈下降趨勢，儘管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比改革前好，但這並不足以支撐這些群體對改革的信心。
伴隨改革進程的延續而利益相對或絕對受損害的階層如下：
農民：他們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逐漸退出了改革的絕對獲利者行列，近年來，行政部門對他們的剝奪日甚壹日，幾乎把農民變成了被絕對剝奪的階層。鄉鎮政府這壹級政權是否有必要維持下去，已經引起了討論。
部份城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隨著大批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在競爭中失敗，原本在單位制中享有全面福利待遇的全民企業職工和部份福利待遇的集體企業職工，如今成了收入極其微薄且幾乎沒有福利和社會保障的群體。
部份離退休人員：在單位制下，工作單位是現職和退休員工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載體，但隨著許多企業的衰落，其退休員工的基本福利和社會保障面臨威脅。不僅如此，他們的安全感也被剝奪了。
在改革中利益相對增進或絕對增進的階層可按其利益獲得方式分為三類：
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獲利的社會群體：包括農民工、專業技術人員、主要依靠市場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等；
因為行政利益「自我化」而獲利的群體：包括行政部門人員以及由行政部門轉化而來的事業單位人員、壟斷性企業員工；
因為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差價和「資源資本化」而獲利的人：這些人可被稱為「暴富階層」。
顯然，利益受損群體（盧周來先生將其稱為「勞動力集團」）對目前的改革模式的信心和支持趨於下降，是不奇怪的，而獲益群體的炫耀性消費又進壹步增加了受損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對利益受損群體而言，他們期待的改革應該包含對利益分配的重新調整，除了糾正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所帶來的直接利益轉移之外，還必須建立起碼的社會保障體制和社會救濟機制。
在獲益群體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滿足於改革停滯不前的狀態。現在，對日益「自我利益化」的行政部門實施改革顯然已經成了中國下壹步改革的主要任務。獲益群體中的第壹類人自然贊成這樣的改革：重申小政府的構想，控制行政部門的收支，改革行業壟斷等。因此他們希望改革由經濟層面進壹步推進到政治層面。但是，對於因行政權力而獲利的體制內成員和體制外暴富階層而言，他們卻不希望出現這樣的改革，而是希望維持經濟政治制度的現狀，拒絕進壹步的改革，以延續其獲利方式。
由此看來，只有因行政權力而獲利的體制內成員和體制外暴富階層，才支持當前不觸及行政權力的改革思路；而其他社會群體都希望在改革中增加新的內容。顯然，希望維持制度現狀的只是總人口中的很小壹部份，而絕大多數民眾都希望深化經濟政治改革。利益受損階層需要比較公正地實行利益分配的機制，希望約束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傾向，並要求暴富階層承擔更大的社會義務；對因市場經濟發展而獲利的群體來說，他們要求改革增添新的保障公民權利的內容，以免遭到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的過度擴張之侵害。
可以說，當前社會上對改革的信心下降和支持不足，是因為現有的改革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希望為改革賦予新的內容，也就是要對行政權力本身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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