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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綦彥臣

網路時代最大的人權收益是壹些鮮為人知的事實以偶然方式引發廣泛社會討論。討論本身雖不涉及深層理論問題，但帶來的文化變化（轉型）則是可以預期的。比如，西方社會女性遭遇騷擾方面的沈默文化成為批評對象。有論者說：「我們關注的應該是旁觀者和促成者那可怕的沈默。這種風氣——在好萊塢內外都普遍存在著——被無視溫斯坦劣跡的大男子主義所主導，從而危及了各個行業的女性。」然而，僅僅在大男子主義層面指斥沈默文化，有嫌膚淺，因為女性遭遇性困境非止於性騷擾而更多地是個體性生活的滿意程度差。這是廣義女權問題的構成因素之壹。



廣義的女權問題可以通過立法途徑解決，希圖帶來文化轉型的明顯效果則必須在哲學方面進行解析。換言之，女權問題本身是哲學的道德不力後果。這個後果在西方語境可以追溯到偉大的洛克（John Locke）。任何偉大哲人都有他的渺小之處，洛克在宗教以下的女性哲學態度是這樣。當代的哲學批評聲音十分強烈，如指「洛克所堅持的以種族、階級和性別為基礎的神聖的三位壹體是不正確的（或是不完全正確的）」。洛克的女性哲學態度基於他對《聖經》的研讀，即是說「男人對於女人或丈夫對於妻子的普遍持權」之理由在於「亞當因為她（夏娃）受到較大的處罰，偶然地取得了比她優越的地位」。且不論洛克的理論局限如何，關鍵是女權問題是初始的民主政治所未能解決好的。由哲學而政治仍是當今世界的壹個重大任務。



壹、知識武斷：由個體生活經驗而生的偏執



洛克的渺小之處或曰他留下的哲學難題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儘管到現在沒有文獻支持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女權錯誤來源於洛克，但毫無疑問，哲學家關於女性的問題的判斷與自身生活經驗有關：（壹）在洛克那裡，他的終生未婚成為學術缺憾的重大原因，壹如後世評論家所說「他對男人和女人，尤其婚姻的討論，都稍顯局促，這種局促似乎因他完全沒有親自體驗過婚姻制度而加劇了」；（二）在叔本華那裡，他的終身未婚不僅是錯誤判斷的經驗之壹，而且，他與母親的關係失和強化了他對女性的負面認知，壹如綜述其生平的作家所說「叔本華把父親的死（自殺）歸咎於母親，這使他對於婚姻和女人有深深的厭惡之情」。這兩個例子涉及到了知識的發生學機理，即個人體驗與這個特定個體向公共知識系統提供知識的可靠性。雖然這個論題遠超乎我的知識半徑，但之於叔本華個體經驗還是有當下科學研究成果予以支持的，儘管該項科研成果與女權（女性哲學態度）無關。



最新的科研成果表明「睡眠不足對我們大腦產生的影響與喝醉酒類似」，因為「疲勞會擾亂腦細胞交流的速度並妨礙記憶被正常編碼」。在叔本華生活的十九世紀，不可能有現在水平的科研活動，但是他個體認為的「睡眠的需求是與大腦生命力的強度成正比的」可以視作當下睡眠科研成果的先聲。從這個並不顯著的細節（特例）可以推測到叔本華的女性論點，會對整個西方文化產生多大的影響！



叔本華對女性的評價遠無洛克嚴謹，儘管洛克的結論並不正確。他的武斷確實來自生活體驗。他的生活經驗告訴他，「作為較弱性別，婦女不能依靠力，而只能訴諸謊言和狡詐」。武斷之外，作為哲學家的叔本華必然有較為學術化的表述。他將女性問題放在社會學框架里進行討論，而隱蔽的原因應該是受了同時代法國學者孔德（Auguste Comte，比叔本華小十歲）的影響。叔本華認為兩性之間的對抗因為壹夫壹妻制的實行而加劇，即是說「與壹夫壹妻制婚姻相關的法律將男人的權利減半，而使他們的責任加倍，通過間接地表明男女平等，將壹些婦女提到貴婦的荒謬地位，而將其他女人降低到要麼是無用的老女傭，要麼成為隨時滿足男人性慾的工具」。簡言之，叔本華對女性的高貴化是無法接受的。



與叔本華不接受女性高貴化的觀念相聯繫，或曰作為這種主張的反對物，西方文化中關於女權的討論最主要是關乎權力女性的。比如，最前沿的社會學（而非哲學）在研究女性社會流動方面，對「希擔里·柯林頓的社會流動與職業地位更多地和她總統夫人的角色相關，還是和她作為壹個成功的律師與政客的成就有關」的爭論，等等。當然，女權問題密切涉及政治女性是個不錯的事情，因為政治女性的發言比媒體（網媒與紙媒）揭露權勢男性對普通女性（或有利益訴求女性）的性騷擾，更有文化進步作用。比如說，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就政客濫用權力而性騷擾女性的發言，是很好的例證。梅說「太長時間以來，掌權者得以濫用權力，受害者都感到無從發聲」，為此，「需要在我們公共生活的中心培養壹種尊重文化」。當然，尊重文化並非全然無之，否則，就沒有「女權」壹詞。



二、綠黨政治：強大的哲學糾偏功能



在爆料女性被騷擾的醜聞過程中，美國有論者（男性）主張在組織會議，開展活動或召集社團方面實現性別平等，其如男女參會者各壹半，及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英文字頭組合）領域里，男性制定的規則應更有利於女性。這類的主張實質上是西方世界生態文明的壹個構成部分，或者說，女權主義者（主張者未必壹定是婦女）正在構建更廣義的生態文明。

性騷擾作為政治話題最初出現在綠黨政治裏面，並且，壹九八三年的事件不是綠黨競選工具，相反，是家醜性質的黨內鬥爭。那場黨內鬥爭（爆炸性的醜聞事件）致使綠黨議員黑克爾（Klaus Heeker）失去了聯邦議會的科技委員會主席職務——綠黨家醜性質的內鬥使其喪失了重要的議會職位。但是，這場內鬥帶來了文明提升的兩大效果：（壹）在綠黨議會黨團里，成立了「婦女政治工作組」；（二）在社會上，沈默文化遭到了衝擊，即「在全國發起了反性騷擾運動」。由於文獻所限，我無法知曉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受到綠黨的政治影響有多大，但是，在美國出現反性騷擾運動后，他為自己與壹名女演員合影時摸了她臀部以及給她講黃段子而道歉，可謂不錯的良心省悟。同時，也證明了成熟民主制度在道德糾錯方面的強大功能。



從哲學意義上講，無論是早些時候的美國前總統老布希道歉還是晚些時候的英國現任首相梅提倡尊重文化，他們的表態（相隔僅十三天）說明西方文化對來自叔本華、遠溯洛克的女性哲學態度發生了重大轉型。這個文明質量的提升深刻反映了綠黨政治哲學觀念的影響力。換言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綠黨政治哲學在女權問題方面發生（發揮）了對洛克與叔本華哲學里女性觀念的糾偏（功能）。在英國，有學者從「生態意義——自然觀念」結構上對女權主義予以了哲學界定，「這裏看起來所蘊涵的往往並不怎麼是壹種女性與自然聯繫與親密性的確證，而是對自然秩序失去聯繫以及它的被統治狀態的男性性格模式的不信任與拒絕」。同時，「生態意義——自然觀念」結構是對舊女權主義的重大超越暨女權主義本身也存在轉型事實。舊的女權主義追求女性職業化和男性化，並且，在當下仍有存續，其如上面已提到的男性為女性爭取STEM機會。然而，「舊女權主義反映的只是少數婦女精英的願望，而非大多數婦女的願望」。簡言之，轉向對普通婦女人權狀態的關注才有更為現實的意義。的確，對於壹個轉型需求強烈的社會，轉型科學應該關注普通婦女的人權。這是因為：（壹）轉型需求強烈的社會存在長期壓抑女權的統治經驗；（二）前項經驗存在文化合法性；（三）在財產權利高度扭曲的環境里，普通婦女當中的壹些人基本失去了經濟獨立性。



統治經驗不只對普通婦女有效，權力女性也在所不免，其如蘇聯轉型時期，戈爾巴喬夫的夫人遭到了政治對手的強烈抨擊。那些抨擊確實所指有據，「憑著她強硬、尖刻和盛氣凌人的個性，她知道如何讓別人服從自己的意識」，以及「不僅統治她的家庭，只要有可能，她就不遺餘力地參加政策的制定和人事安排工作」。儘管如此，戈爾巴喬夫對賴莎的評價還是非常之高的，「賴莎和孩子們並不是僅僅旁觀我的追求和努力。他們看到了我所克服的挑戰，並給了我全力支持，幫助維持『我們城堡』內的和平、和諧和理解」。戈爾巴喬夫的說法不止於策略性回應已往的攻訐，而是在暗示他在轉型時期的女權立場，以及這樣的主張所含有神諭因素。



三、深度反思：四十年相對水平大衰落



上述說法並非過度詮釋，因為戈爾巴喬夫主持的蘇聯轉型之重要環節就是在壹九九〇年十月頒布《信仰自由和宗教組織法》與《宗教自由法》。立法對轉型社會的公眾心理需求滿足自不待言，而在宗教傳統上看，基督教體系雖有男人優於女人且據此取得統治異性權力的訓條，但是，在歷史與文學色彩濃重的個案方面，《聖經·舊約》里的《路德記》與《以斯帖記》都是專為女人立傳。前者為平民書寫，後者為英雄與貴族書寫，相對影響，前者為重。它不僅內含了女性經濟權利優先（路德可以從成捆麥穗中「拾」之），而且，更表現了以色列文明的融合性與寬容特質：對外邦人（foreigner）的顧恤，在神翅(wings)護佑下得以生存。



轉型社會的重要特徵是宗教從極權（含威權）轄制下解放出來，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高質量提升，其中，婦女社會地位（尤含經濟權利與性別尊重）提高是絕對重要標誌。可以說，沒有婦女地位實質提高與社會心理認知身份的翻轉，轉型是劣質或曰有名無實的。這是在轉型科學研究中必然涉及女權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中共國家內，這壹點尤應受到轉型科學研究者及轉型政治活動者的注意。因為中共國家自身傳統（革命）意識形態失敗后，極力向古典傳統靠攏，以致女權水平與世界正常水平相關甚遠。比之各自歷史時期的平均水平與趨勢，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實質是女權嚴重衰退的四十年！



在個案觀察方面，我獲取了兩個惡性案例的不完全資料，而就是在此等不完全狀況下，也發現受害致死者「經濟獨立沒有可能，娘家方面沒關注願望，以致於死因成了謎團」。在發展權作為中共國家人權觀念之核心的條件下看待兩個婦女不明死因事件，不僅說明了發展權的失敗（「在農村，自殺者多以女性為主，尤其以貧困女性為主，她們的自殺在人權層面與婦女死因不明後果是壹樣的」），而且，更說明「精準人權完全沒有希望」。客觀言之，中共國家在發展權方面的失敗更主要是古典傳統的作用後果，其次才是本體系意識形態動員效率太低。妖魔化壹些政治女性是《史記》所確立的傳統，壓抑底層女性則是《女誡》所確立的傳統，它的主要目標在於通過上層社會婦女的規範行為給底層社會示範，以使社會秩序更加穩定。



無論西漢《史記》里的詭異龍描述，還是東漢《女誡》的顯學地位之形成，它們都源於儒家（教）傳統，儘管儒家之為「教」遠未達到標準宗教水平。但是，從實證政治學角度看問題，中國社會轉型不管質量如何，必然會面臨二者必居其壹的抉擇：要女權主義就不能要儒教，要儒教就不能要女權主義。這不僅是儒教裏面將「女人」與「小人」等量齊觀而謂之「難養」，更重要的是，在其自身文本案例上，反映出該准宗教體系人性的冷漠、道德的專橫。

結語：女性性自由的傳統



具體案例是孔子訓斥其子深切懷念母親的哭泣行為。這個人生經歷細節是孔鯉先於其父而死的重要原因：他母親因父親長期出遊而飽受辛苦，也與兒子相依為命，但另壹方面，他又不得不服從毫無人情、人性觀念的父親。這種父子觀念衝突在整個儒教精英體系裡面綿綿不絕以至於今。



且不論儒教是女權主義的對立物，僅從廣義宗教層面看，儒教就是反人性的偽宗教，它與具有普遍悲憫情懷的基督教也完全對立。當然，儒之為「教」並不能全概其文獻體系的文化內涵，其如《詩經》話語表述不僅沒有壓抑女性，相反，如《召南·標有梅》、《王風·丘中有麻》等大量篇章還對女性的主動性要求予以讚美。同時，《詩經》對成功政治女性的讚美對《史記》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使詭異龍描述的妖魔化得到了壹定程度的沖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