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群體政治傾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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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群體政治傾向分析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23日
作者 康曉光
中國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特徵。壹是中國發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巨變；二是共產黨依然牢固地統治著中國。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局的穩定性經歷了嚴峻考驗。80年代動蕩頻仍，90年代初期岌岌可危，然而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政局卻出現了出人預料的穩定。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席捲南歐、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以至於弗蘭西斯.福山自負地宣稱：「歷史已經終結」。在這種全球背景下，中國的表現──「穩定中的巨變」或「巨變中的穩定」──不能不說是個「世界奇迹」。這壹「奇迹」是如何創造的？它能繼續存在嗎？它又將如何演變？具體說來，人們對中國政治的關注集中於三個大問題：第壹，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治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它是如何解決政治危機的，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方式？第二，中國能否維持政治穩定，或者說，中國會崩潰嗎？第三，未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怎樣的，中國會走向民主化嗎？
在國內外的媒體、學術期刊、官方研究報告中，關於這些問題的判斷和分析可謂「眾說紛紜」，甚至呈現出兩極對立。關於改革時代的政治變遷，壹種觀點認為中國政治沒有發生什麼實質性變化，典型的說法是「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但是，部份觀點認為中國政治還是發生了變化，原來的極權主義體制（totalitarian state）已經演變為權威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 state）。關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穩定，也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判斷。壹種觀點認為儘管存在大量的不穩定因素，但中國基本上可以維持穩定的局面；另壹種觀點認為中國即將崩潰。「穩定論」是主流，但是聲音不大；「崩潰論」是支流，但是很熱鬧，特別是在海外媒體上。關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壹種觀點是「不變」，即中國將繼續維持目前的列寧主義體制；另壹種觀點是「變」，即中國將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中國官方則聲稱，要探索不同於西方的政治發展道路。
本文從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兩個方面考察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筆者將穩定理解為壹種系統論中的「穩態」，這種狀態來自系統內部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適應；正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結構性適應，以及與這種結構相適應的群體聯盟，帶來了制度或政治的穩定。
筆者的基本看法是：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階級結構和階級聯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相應地，集權政治轉變為權威政治，新權威主義取代了毛主義。社會領域也發生了巨變，私域獲得了解放，但是政府仍然牢固地控制著公共領域，繼續壟斷集體行動的手段。在90年代中後期，新的制度或秩序獲得了結構適應性，表現為市場經濟體制、權威政治、新權威主義之間的默契與相互藕合。與此同時，群體結構發生了「翻天復地」的巨變，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掘起，工農大眾的地位下降。中共及時調整了階級聯盟策略，放棄了原來的盟友，與新興的社會精英結成聯盟，重建了統治的社會基礎。新聯盟的基本策略是，剝奪社會精英的政治權利，但是滿足經濟精英的利益，並與知識精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共識。通過這種適應性的整體結構變遷和重構階級聯盟，有效地化解了現代化和轉型過程中的政治危機。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成功秘訣。這壹切標誌著，在90年代中後期，壹個相對成熟的權威主義政體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它在結構適應性和群體聯盟策略方面都是比較成功的，並據此贏得了90年代的政治穩定，也為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
但是，這壹體制在贏得穩定的同時，也孕育了巨大的危機。缺乏民主和自由，加上精英勾結，導致愈演愈烈的政治腐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巨大的經濟和金融風險。這些問題威脅著中國的穩定。由於中共與社會精英結成聯盟，大眾只剩下起而反抗壹途，但大眾只能發起分散而局部的反抗，而中共具備鎮壓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現全局性的經濟危機，壹般不會引發致命的政治不穩定。但是壹旦出現持續的經濟衰退和全面的金融危機，勢必引發全面的動亂，則穩定將不復存在。近期內，中國政治崩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潛伏的危機，而且這種危機還在發展之中。如果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及時遏制，崩潰將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問題能否解決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關鍵。在現實條件下政治民主化還行不通，民主化也未必能有效解決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和經濟風險等問題。壹些東南亞國家和中國改革的經驗顯示，「政治行政化」是壹種可行的選擇。未來十年裡，政府必須在利益相互衝突的群體之間維持平衡，限制精英的過度掠奪，維護大眾的基本權利；讓大眾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有意識地建設社會合作主義，把有組織的力量引向維護秩序的軌道；針對中國的現實，在道德重建中要強調「精英的責任和大眾的權利」。「三個代表」既承認精英聯盟、又強調大眾的權利，完全符合現時和未來的需要。因此，未來的首要任務是確立「三個代表」的霸權地位，並根據「三個代表」的精神從事制度建設。如能達成上述目標，那麼中國就可以贏得政治穩定、社會公正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壹、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變化
1. 結構變化的動力
中國的改革在最初階段主要是對「文革」的反動。「文革」的受害者們希望對毛時代的政治理念和經濟方針作有限的調整。在這壹時期，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可以恰當地看成是毛時代「兩條路線鬥爭」的延續。他決意要用「以劉、鄧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取代「以毛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當然，來自外部的「示範壓力」也對當時的決策者產生了影響。此時，改革是最高決策者的自覺選擇。
80年代中期以後，改革的動力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示範壓力越來越大。兩大陣營的「和平競賽」使計劃經濟的效率受到質疑，而自由民主理念的傳播也動搖了舊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只能藉助經濟增長來「做大蛋糕」，以便滿足被統治者的物質福利要求，從而換取他們對現行制度的認可。為了贏得經濟增長，中國政府被迫選擇了市場化改革。其次，當市場化改革推進到壹定階段之後，「制度的內在邏輯」開始發揮作用。再次，改革和開放喚醒了國人壓抑已久的慾望，也使他們了解了外部世界，從而激發了他們對進壹步改革的要求，這樣改革就為自己創造了支持力量和社會基礎。而在這壹階段政府扮演了壹個消極被動的角色，被自己的改革所喚醒的力量「推著走」。對於它來說，改革僅僅是「以變圖存」的手段，而不再是發自內心的自覺追求。在外部的示範壓力、制度的內在邏輯和改革派的共同推動下，改革進入了自我維持階段。在經濟領域中，改革不斷深化，從「計劃單軌制」到「計劃/市場雙軌制」再到「市場單軌制」。而且，改革並沒有「適可而止」，沒有停留在經濟領域，而是向政治、社會、文化領域持續擴張。
2. 結構性變化及其結果
政治結構的轉變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權威主義體制。在市場環境里，政府無法全面控制經濟活動，也無法壟斷經濟資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監控公民的個人和家庭事務的經濟基礎。市場也侵蝕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降低了政府對公眾思想的控制能力。市場還要求自由地參与國際貿易。因此，市場體制取代計劃體制，意味著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社會的經濟活動，不再全面干預公眾的個人生活，不再承諾建設壹個理想世界，不再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這就使毛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1]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但是，由於政府仍然堅定地壟斷政治權力並且嚴厲控制公共領域，因此取代舊體制的不是民主政體，而是權威主義體制。由此可見，從極權主義向權威主義的過渡，不是政府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市場化改革的「自然結果」。
現行的權威主義政體有四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其壹，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階級。隨著大規模社會動員的消失，政治精英壟斷了政治舞台。他們不代表任何其他社會階級，凌駕于壹切其他階級之上，為了自己的利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其二，嚴厲控制公共領域[2]。如今政府已放棄對個人和家庭事務的控制，也部份地放棄了對經濟領域的控制，換言之，「私域」已從國家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來了。但政府並未放鬆對公共領域的控制，繼續壓制新聞、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結社自由。「八九」之後政府更是毫不留情地鎮壓政治反對活動和獨立的社會組織。與此同時還著手建立了壹整套帶有明顯的國家合作主義（corporatism）色彩的管理體制，試圖把社會組織置於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3] 由於政府幾乎控制了壹切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資源，無論是普通大眾還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其結果是造就了壹個「沒有政治的社會」。其三，「發展性政府」，即運用國家權力支持經濟增長。[4] 對內通過壓制獨立工會、降低環境標準、壓低貸款利率等手段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際競爭力；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利用關稅、配額、進出口壟斷經營、外匯和匯率管制等手段限制進口，同時用財政補貼等手段鼓勵出口。其四，強調「穩定是壓倒壹切的大局」，政府有決心和能力維護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意識形態的更新
中國的改革始於改造舊意識形態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壹個政府主導壹切、意識形態佔據神聖地位的社會裡，壹切真正的改革都必須從改造意識形態開始，而且只有在意識形態改造上取得突破、並且這種突破被政府所接受時，改革才能真正開始。改革始於意識形態突破的另壹重要原因是，眾所周知，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政治對手，而舊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與毛的神聖地位是壹致的；因此鄧必須改造舊意識形態，否則他就無法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當然也無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但這樣壹來鄧小平也就破壞了中共賴以生存的精神基礎。但摧毀舊意識形態的主要力量並不是體制內的反叛，而是來自外部的示範壓力，來自「冷戰」的結局。對於當今的執政黨來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失去了為其提供合法性的功能；為了重建合法性，必須重建意識形態。
新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基本輪廓在70年代末期就確立了，這就是「鄧小平理論」，其核心思想即「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它集中而準確地表達了權威主義政治的精神本質，即在保持壹黨專政的同時，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八九」是壹個轉折點，此後中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變成了奉行「實用主義」的「理性經濟人」。中共的目標僅僅是「執政」或「掌權」；只要能維持或擴大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什麼理論、道路、原則、價值都可以接受；與此同時，黨政官員的價值觀也徹底「庸俗化」了，對他們來說，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錢」與「權」。這壹切標誌著共產黨已徹底拋棄了舊意識形態。在世紀之交新的官方意識形態又獲得了進壹步發展，另壹核心要素形成，這就是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這壹要素的出現標誌著新的官方意識形態基本成型。
但正如葛蘭西指出的，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要成為「有效的」，必須在市民社會中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但在80年代，霸權並不屬於黨和政府；相反，它屬於堅決反對政治專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壹時期，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傾向於激進。他們致力於思想解放，揭露專制政治的殘暴，宣揚自由民主思想，其中的激進分子甚至主張「全盤西化」。80年代中期，「新權威主義」嶄露頭角。這壹觀點主張，在具有現代化取向的專制政府的領導下實行市場化改革，在此基礎上再進壹步實現自由化和民主化。它可被看作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民間版本。但這壹觀點並未被知識分子廣泛接受，且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擊。可笑的是，它也未得到中共的青睞。在民間和官方的雙重夾擊下，新權威主義在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未能獲得發展。總的來看，整個80年代，官方與民間的意識形態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可謂「勢不兩立」。這種對立直至發展為「八九」流血衝突。
在90年代，形勢發生了逆轉。自由主義思想逐漸失去了主導地位，新權威主義再度興起，而且獲得了長足發展，並逐漸成為壹種主流社會思潮。9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是壹個內容龐雜的觀點「集合」，除了新權威主義之外，還包括新儒家、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群主義、合作主義、批判理論、后殖民理論、後現代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等等。儘管新左派理論蔚為大觀，但其理論形態至今仍然十分粗糙，尤其是缺乏理論上的整合。推動這壹思潮發展的知識分子隊伍在90年代也迅速壯大。新權威主義的再度興起和新左派的壯大，意味著官方意識形態已經與民間主流思潮合流，統治集團已在市民社會中確立了霸權。
3. 重新獲得結構適應性
至90年代中期中國已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經濟上市場體制取代了計劃體制；政治上權威主義體制取代了極權主義體制；在意識形態領域，新權威主義取代了毛澤東思想。與此同時，中國出人意料地進入了壹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發展時期。是什麼造就了90年代的政治穩定呢？根據帕森斯的結構模型，社會的「結構適應性」決定了它的穩定性。這意味著，要發現90年代政治穩定的原因，就要分析由市場經濟、權威主義政治、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組成的社會系統的結構適應性。
要分析社會的結構適應性，首先應份析各子系統的功能或輸出集合。壹，市場經濟帶來了持續的經濟增長、就業擴大和稅收增加，也帶來了經濟不平等，這些就是經濟子系統的輸出集合。二，權威主義政府創造了市場體制，維護了社會穩定，同時不斷推進經濟改革。它還通過制定和實施壹系列公共政策（如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壓制獨立工會、降低環境標準、壓低貸款利率等）保護國內經濟發展。但這壹體制也帶來了嚴重的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這些就是政治子系統的輸出集合。三，以新權威主義為核心的理論鼓吹市場機制的效率優勢，宣揚私有制的正當性，論證專制的合理性，強調漸進改革的必要性和穩定的重要性，同時也要求消除腐敗、維護社會公正。這些就是意識形態子系統的輸出集合。
其次要討論各個子系統的要求或輸入集合，以及輸入與其他子系統的輸出的對應關係。壹，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如維護市場秩序特別是私有產權。「轉型國家」的市場還要藉助政府實施的改革才能得以完善。「后發展國家」的經濟對政府還有「額外要求」，如貿易保護、壓制社會運動、降低環境標準等，以便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這些要求權威主義政體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市場要求壹個穩定的外部環境。雖然政府維持了政治穩定，但是也製造了潛在的經濟風險，進而威脅到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市場制度離不開合法性的支持，它要求壹個能夠證明市場有效性和私有制正當性的意識形態。這些要求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基本可以滿足。二，權威主義政治需要經濟增長來滿足被統治者的要求，進而獲得他們的認可。經濟增長為政府緩解各種壓力創造了條件。權威主義政體還需要通過論證專制的合理性來反對自由民主理念，通過宣揚漸進主義來反對激進改革與暴力革命，通過強調穩定符合全社會的利益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些要求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基本可以滿足。三，新權威主義要確立自己的霸權必須保證自己的預言和承諾得到兌現。它要求經濟持續增長。這壹點經濟系統基本可以滿足。它要求政府不斷推進改革，而且改革不會局限於經濟領域。它還要求保證社會穩定。這些要求政治系統基本可以滿足。但新權威主義也要求社會公正（限制腐敗和不平等），這壹點政府做不到。這是政治系統與意識形態不相適應的地方。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第壹，總的來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中的任壹子系統的要求「基本上」都可以從其他兩個子系統那裡得到滿足。這意味著，90年代的中國社會具有較高的結構適應性。這也是中國能在90年代贏得穩定的必要條件之壹。第二，結構性衝突仍然存在，其根源就在政治系統之中。由於腐敗、不平等、經濟風險的存在，政治系統未能完全滿足經濟系統和意識形態的要求。經濟風險直接威脅經濟系統的穩定；腐敗和不平等則與意識形態對於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的要求相衝突；而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也是威脅未來政治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說，目前的結構狀況既為中國贏得了90年代的政治穩定，也孕育了未來的不穩定因素。
壹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需要民主政治，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離的。其中有兩層含義：其壹，經濟自由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其二，沒有政治民主就不會有健康的市場經濟。但權威主義政體鼓勵市場發展，卻拒絕民主政治，即鼓勵經濟自由、壓制政治自由。因此，權威主義體制存在內在的衝突，缺乏結構適應性，必然是不穩定的。
其實，市場必然需要的是經濟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籠統地說，經濟自由對應的是所謂的「消極自由」，而政治自由對應的是「積極自由」；前者存在於私人領域，後者存在於公共領域。有學者認為：「私人領域的個人自由，可能完全與政治民主無涉，相反，到是可以與威權主義統治和諧地結合在壹起。……民主制度的對立面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的對立面是極權主義。……壹個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權主義政府，也可以按照法治原則治理國家，卻與真正的民主毫無關係。……僅僅獲得私人領域的消極自由，是無法抵禦威權主義的統治，邁向民主化進程的。」「這難道不是在東亞社會每天正在發生的故事？最典型的莫過於新加坡。新加坡擁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法治，私人領域的個人自由受到國家保護，政府積極鼓勵個人有發財和發展的機會。然而，壹旦涉及到公共政治領域，涉及到公民對政治的參与，雖然形式上也具有西方的民主外殼，具有各種完備的自由選舉程序，但執政黨和政府主宰了政治的整個過程，政治完全是受控的。在這樣的威權主義治理下，新加坡公民享受著世界上壹流的安全、舒適、富足和物質發展的空間，在私人領域擁有相當的自由，但公共領域的積極自由普遍被剝奪了，更確切地說，是在『東亞價值』這種開明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籠罩下，公民們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政治權利。」[5]
二、對各社會群體現狀及其相互關係的分析
1. 社會群體結構的演變
筆者根據社會成員的資源佔有狀況（種類和數量）劃分社會群體。若按照佔有的主要資源的種類，可把社會成員劃分為黨政官員群體、資產者群體、知識群體、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若根據佔有資源的多寡，可把社會成員劃分為佔有大量資源的「精英」、佔有少量資源的「大眾」和幾乎是壹無所有的「貧困群體」。當聯合使用這兩種分類標準時，就把社會成員劃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普通大眾」和「貧困群體」。
在毛時代，唯壹的精英集團由黨政官員構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則構成了主要的大眾群體，而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最低。毛時代的中國屬於波蘭尼所定義的「再分配經濟」，其特徵是，生產者與消費者沒有橫向聯繫，所有生產者都納入由中央指揮的縱向網路，產品和盈餘自下而上交給中央，中央按照縱向網路中的權力關係從上而下地對產品和剩餘進行再分配。[6] 澤林尼指出，擁有再分配權力是獲得精英階級地位的必要條件，沒有這種權力則意味著被拋棄在精英階級之外。[7] 除了政治權力之外，官方意識形態和各社會群體的政治立場也是影響社會群體在資源分配格局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就是按照意識形態的要求被消滅的，而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則使他們處於社會低層，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改革使中國的社會群體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後毛時代，社會精英掘起，精英集團擴大為三個群體，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大眾內部也發生了分化，知識分子上升到精英階層，壹部份人淪入貧困群體，而壹般的市民和農民則構成普通大眾群體。
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由「再分配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重塑了中國的社會群體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普通大眾、貧困群體各自的相對社會地位都固定化了。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可以憑藉資本獲取資源，而「資本積累的鐵律」則製造出佔有大量經濟資源的經濟精英；市場經濟承認知識的價值，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的價值不斷提升，其結果就是知識精英群體的形成。可以說，市場化改革最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就是創造了兩個新興的社會精英集團──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在市場體制中壹個人要擠進精英隊伍，除了當官之外，還有經商和讀書兩條路。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改革並未造成精英地位的斷裂，而是保持了精英的連續性。正如邊燕傑和羅根的「權力維續論」所強調的那樣，改革並沒有損害政治精英的機會和地位，「政治權力的維續在再分配和市場兩種體制中都有體現」。[8] 因為改革並未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且「雙軌制」為藉助政治權力謀求經濟資源提供了機會，所以黨政官員的收益非但沒有下降，相反還增加了。
從上表可以看出壹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即社會地位序列的「翻轉」。改革使壹度被消滅的資產階級再獲新生，而且進入了精英階層；資本家和高級經理（包括國有企業的經理）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地位大幅度上升。改革也解放了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同樣穩步地上升，由原來的最低層壹躍而進入了精英階層。而工人和農民則仍然屬於大眾階層，但其相對社會地位卻大幅度下降，政治地位更是壹落千丈，其中的壹部份人還淪為「貧困群體」。社會結構的這種「翻天復地」的變化對政治和社會穩定構成了嚴峻挑戰。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結構，維持政治穩定，統治者必須學習與新興的社會精英和平共處，必須能平息失落者的不滿與反抗。為此，統治集團必須調整自己的群體聯盟策略和意識形態，以便重建統治的社會基礎與合法性。
2. 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關係
市場化改革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鞏固了共產黨的權力。在市場環境中，經濟發展需要資本家和經理群體的不斷壯大，並且必然會給他們帶來日益膨脹的財富。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增長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共同利益，它給前者帶來權力，給後者帶來財富。這種共同利益的存在為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聯盟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資產階級最喜愛的東西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專制能比民主帶來更多的利潤，那麼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專制。中國政府通過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實施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禁止獨立工會、壓制社會輿論、降低環境標準等方法，為資本家創造了最有利的賺錢環境；此外，還通過錢權勾結和裙帶關係等政治腐敗，為他們創造了大量非法獲利的渠道，如侵吞國有資產、偷稅漏稅、走私、騙匯、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9]；由於被吸收入黨，安排進入政府、人大和政協，資本家和經理們的「面子」也得到了比較充份的滿足。因此，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和經理們心甘情願地接受了現行體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據地方政治精英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關係以及政治精英與當地企業家的關係，提出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四種關係模式。在第壹種模式（developmental）中，政治精英並不直接參与企業的經營活動，但他們通過創造壹個有利於企業經營的制度環境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在第二種模式（entrepreneurial）中，政治精英為了推動本地的經濟發展而像企業家壹樣直接參与經濟活動。在第三種模式（clientelist）中，政治精英並不關心地區經濟發展，而僅僅熱衷於錢權交易，即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關係戶謀取利益，並藉此從企業家那裡獲取回報。在第四種模式（predatory）中，政治精英是單純的「掠奪者」，他們既不關心社會利益，也不與企業家交易，而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掠奪經濟精英。[10] 其實，這四種模式同時存在於中國大陸，但還應補充第五種模式，即「官僚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即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支持自己的親屬經商，或親自利用自己原來的關係下海經商。這是保持轉型過程中精英連續性的重要機制。上述五種模式比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關係。
可以說，在90年代經濟精英已成為權威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不可能挑戰這壹體制，相反還積極地維護這壹體制。實際上，中國的市場經濟支持專制政治，經濟精英是政治精英的「天然盟友」。
3. 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關係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是政府的敵人，因而壹直受到政府的彈壓。改革初期，為了批判傳統意識形態，黨內的「改革派」與「激進知識分子」結成聯盟，但這種聯盟很快就破裂了。活躍於80年代的知識分子深受毛體制的迫害，對舊體制必欲徹底根除而後快。但黨內改革派並不想發動壹場徹底的革命，而是要實行有限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知識分子與政府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儘管鄧小平擁有巨大的個人權威，但他並不能保證黨內的思想統壹。整個80年代，政治精英始終處於分裂狀態，而且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愈演愈烈。政治精英分裂、知識分子在整體上日趨激進、黨內改革派與激進知識分子尋求建立聯盟，這壹切使政治精英的內部衝突與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衝突交織在壹起，導致了80年代中國政局的持續動蕩，直至發展成為不可調和的流血衝突，造成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悲劇」。
知識分子似乎是權威政治的「天敵」，這是個全球性現象。但198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與政府的激烈衝突卻出人意料地消失了。如何理解這壹匪夷所思的現象？壹些表面化的解釋強調政府的「迫害」和「利誘」是國內知識分子放棄反抗的主要原因：其壹，天安門事件之後，激進知識分子或流亡海外，或被關進大牢，或下海經商，或遭媒體封殺，激進勢力受到重創；其二，90年代的商業化和專業化大潮分散了知識分子的關注點，壹些人忙於掙錢，壹些人埋頭做專家，名與利的誘惑使壹大批知識分子放棄了政治關懷；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蘿蔔」政策並用，對政治異議分子嚴厲打擊（如逮捕、驅逐出境、封殺、砸飯碗、降職、降薪等），對合作者則大力獎勵（如吸收入黨、當官、安排進入人大和政協、提職、加薪、分房子等）。這些觀察無疑是正確的，但僅用這些來解釋知識分子的妥協是遠遠不夠的。
「犬儒主義」並不是知識分子接受政治現狀的唯壹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還有比它更複雜、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鄧小平「南巡」重新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取向，這壹方面證明了經濟制度自身的邏輯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另壹方面支持了新權威主義的假設，即權威主義政府會推動市場化改革。這是知識分子認同政府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現行政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績合法性」。第三，前蘇聯的經驗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改革前景的多樣性，他們意識到改革不僅可能帶來自由、富裕和民主，還可能帶來混亂、分裂、不平等、黑金政治和流血衝突。第四，壹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民主政治的現實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們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很可能更像這些「難兄難弟」，而不會是美國或歐洲式的民主，因而比較現實、全面、冷靜地評價市場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識分子意識到民主化是個長期過程，不能壹蹴而就，不能急躁。第六，壹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從「反共」到「反華」的轉變，使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也隨之改變。壹系列事件，如銀河號事件、美國反對中國申奧、台灣危機、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最惠國待遇問題等，推動全民性的仇美情緒持續發展，並進壹步發展為反感美國式的市場和民主。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知識分子的態度在整體上發生急劇轉變。壹方面，極端思潮「邊緣化」，馬列原教旨主義派和激進自由派喪失了曾經擁有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另壹方面，「新左派」興起，並逐步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並不新，其實就是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這壹理論主張接受權威政治的現實，並把權威政治看作是從極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階段。這種用學術語言表達的「黨的基本路線」把民主變成了「未來的承諾」，從而巧妙地化解了「現實的衝突」。正如葛蘭西所指出的那樣，要想贏得穩固的統治，統治階級必須在市民社會裡建立霸權。而在壹個多元化的社會裡，各個相互對立的集團之間，只有通過壹種共享的意識形態才能實現和解。[11]
由此看來，新權威主義的再度興起具有兩層含義：第壹，它標誌著中共在市民社會裡重新贏得了霸權；第二，它標誌著中共與知識分子實現了和解或建立了聯盟，而和解或聯盟的基石就是新權威主義。
4. 精英與大眾的關係
改革前，工人和農民是中共的社會基礎，並且分別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及其同盟軍，享有很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儘管他們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生活水平獲得了較大提高。可以說，80年代基本上是壹個「雙贏的時代」，精英和大眾的處境都得到較大改善。進入90年代以來，大眾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進壹步下降，而物質生活質量卻沒有明顯改善，壹部份人還淪入絕對貧困狀態，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若要用壹句話概括當前大眾的處境，那麼「全面惡化」也許是最恰當的用語。與此同時，精英幾乎攫取了全部的經濟發展成果。聯合起來的精英不僅通過不完善的市場掠奪大眾，還通過政府的「再分配」進行「再掠奪」。可以說，90年代是壹個「贏家通吃的時代」，結果中國大陸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擴大，目前以吉尼係數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約為0.45，已進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的行列。
儘管大眾分散無力，但畢竟不會任人宰割，加之人數眾多，因此僅有掠奪和鎮壓是不夠的，還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滿足和勸說。所以，政府壹直十分關注大眾的呼聲，並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做出壹些回應。「群眾路線」是中共處理政府和大眾關係的基本態度和方法，十壹屆六中全會以後中共宣稱繼續奉行「群眾路線」。與此同時，為適應新的形勢也不斷開闢新的民意渠道。例如，通過官方媒體、現代社會調查技術、設立市長熱線和市長接待日、引進聽證會制度、行政系統向城市基層社區延伸等，中共新建了壹系列了解公眾需要的渠道。這些面向大眾的制度設計，壹方面可使各級行政機構廣泛了解大眾的需要，壹方面可適當滿足他們的要求，從而化解壹些潛在的衝突。此外，為了滿足大眾最基本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在農村地區實施「八七扶貧計劃」，在城市建立了由再就業中心、失業保險和最低收入保障三者構成的社會安全網，並實施西部大開發。這些行動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平等，維護了大眾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5. 群體關係模式與政治穩定
在毛時代，中共針對當時的群體結構制定了壹套恰當的群體聯盟策略，即聯合工農大眾、打擊知識分子、鎮壓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改革改變了群體結構，產生了社會精英；更為重要的是，中共為了自己的生存，不但需要他們的合作，還需要他們不斷壯大。這意味著，打擊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傳統的聯盟策略已經過時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做出了適時的調整，放棄了工農大眾，轉而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統治聯盟。
這種聯盟不是強制的產物，而是滿足和勸說的產物。正是通過滿足社會精英的利益要求和建立共識，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建立了統治聯盟。如果說統治者對社會精英的策略是滿足和說服的話，那麼對大眾的策略則是剝奪和鎮壓。精英聯手剝奪大眾是今日中國的基本特徵。其實，滿足強者和剝奪弱者往往是同壹硬幣的兩個側面。當然，聰明的精英往往不會做得太過份，因為他們並不希望逼得大眾鋌而走險。所以，壹個成熟的群體關係策略，不僅要滿足精英的要求，也要適度關注大眾的呼聲。「三個代表」的提出表明，中共不僅要代表社會精英的利益，也要代表大眾的利益。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連續性，還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共都不會徹底依賴任何壹個階級；相反，它要成為全民黨，因為只有如此，它才能繼續凌駕于壹切階級之上。
由此可見，90年代的中國之所以能贏得政治穩定，壹是社會系統重新獲得了結構適應性，二是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建立了統治聯盟。前者為穩定奠定了制度基礎，後者為穩定奠定了階級基礎。它們構成了政治穩定的充份必要條件。
三、危機的可能性
1. 危機的根源
「危機」意味著「不穩定」的可能性。在日常用語、大眾傳媒、學術論文和官方文件中，「不穩定」具有多種含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壹是指政治領導核心不穩定；二是指關鍵政策不穩定；三是指政府不穩定；四是指政治制度不穩定。儘管這幾種不穩定含義不同，但它們並不是完全獨立的。例如，領導人的變更往往導致政策的改變，政策的巨變往往伴隨著領導人的更替。當政府被推翻時，統治者、他們奉行的政策以及他們維護的制度也許都會被徹底葬送，而且政府不穩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穩定，如經濟崩潰、社會動亂、種族衝突、分裂、內戰乃至國際衝突等。本文討論的是第三種政治不穩定。
到目前為止，共產黨壹直牢固地掌握著政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危機。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威脅穩定的因素不但存在，而且還在不斷發展。穩定與危機並存是貫穿中國改革全過程的壹個基本特徵。目前，誘發政治不穩定的因素主要有：專制、腐敗、不平等、貧困、金融風險、國有企業低效率、加入WTO帶來的衝擊、台灣問題。
改革的初始條件（極權主義體制）、改革的特徵（政府主導型改革）、改革的結果（權威主義體制和精英聯盟）共同孕育了這些誘發因素。政府主導型改革使專制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雙軌制」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導型改革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必然。沒有公眾監督，沒有獨立的司法、銀行和中介機構，而官員卻擁有巨大的權力，腐敗怎麼能夠避免。正是這種腐敗孕育了銀行的壞賬、金融風險、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錢權勾結、新聞封鎖、禁止獨立的工會和農會，使極少數人可以肆無忌彈地掠奪經濟財富，孕育了持續發展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而不平等、國有企業低效率、金融風險、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則成為制約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瓶頸。
由此可見，那些給中國帶來政治穩定的條件也孕育了危機；90年代的制度結構和精英聯盟既給中國帶來了政治穩定，也孕育了威脅未來政治穩定的因素。
2. 挑戰穩定的力量
「群體/問題/手段」分析法
筆者將從「群體」、「問題」、「手段」三個維度考察挑戰政治穩定的力量。所謂「群體」是根據資源佔有情況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的結果。由於政策和制度都是社會在其成員之間分配稀缺資源的工具，因此按照資源佔有情況分類，可以直接顯示出各個群體與這個制度的利害關係，進而可以看出它們對制度的態度。所謂「問題」就是壹般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某個社會問題會對某個或某些社會群體的資源佔有狀態產生不利影響，對它們的切身利益造成損害。正是由於存在社會問題，才會有社會不滿；正是那些感到不滿的群體，才有意願採取行動減少或避免損失；但僅有意願是不夠的，還必須擁有「手段」，只有那些擁有集體行動手段的群體，才能威脅政治穩定。
把「群體」、「問題」、「手段」與「政治不穩定」聯繫起來的邏輯鏈條是：第壹，社會分化把國民區分為不同的社會群體；第二，存在廣泛而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三，受到這些問題危害的群體感到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解決問題；第四，他們擁有集體行動的手段並採取行動；第五，維護現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壓制反抗行為，結果政治制度不穩定。簡單地說，政治不穩定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存在對現行制度不滿的群體，他們感到有必要推翻現行制度，而且他們確實有能力和機會採取行動，並且取得了成功。
精英的態度與行動
精英的態度和行為對政治穩定至關重要。如今政治精英對改革的態度在整體上趨於「中庸」，黨內的極右派和極左派都失去了影響力。與此同時，政治權力的再度集中也加強了政治精英的團結。近期內，政治精英分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台灣問題有可能誘發內部衝突。經濟精英則不會因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的問題而產生不滿，但是經濟衰退、金融風險、WTO帶來的競爭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從而引起他們的不滿。從原則上講，「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會因為所有的問題而對政府不滿，但在整體上知識分子也許只會對政治腐敗、經濟停滯、不平等、貧困和台灣問題作出強烈反應。軍事政變大概是政治精英的專利。當然，他們也有能力使用其他的所有手段。經濟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轉移資產、罷市、組建各種形式的俱樂部。知識精英則可利用大眾傳媒、通訊工具、社會運動、NGO（非政府組織）、俱樂部、海外滲透等手段。
大眾的態度與行動
普通大眾雖然有時也關心國家大事，但日常關心的主要還是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意識形態、民主、自由這類政治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遙遠了。他們壹般也不會直接對宏觀經濟問題做出反應，除非這些問題使他們的處境嚴重惡化。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是經濟不平等、貧困和腐敗。貧困階層的視野則更加狹窄，他們也許僅僅對貧困問題有所反應。如今，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和精英們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忍無可忍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眾的不滿不僅源於地位的絕對下降，也源於地位的相對下降。改革帶來了社會地位序列的「大翻轉」，今日的壹些精英正是昔日的「賤民」，而如今的大眾卻是過去的「領導階級」。這種翻天復地的變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機。目前，對政治穩定威脅最大的不是處於最底層的城鄉貧困人群，而是失業或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由於他們的地位同時出現大幅度的絕對下降和相對下降，因此他們的不滿最為強烈。同時，相對而言他們也最具有破壞力。因為，他們通常集中居住在工廠附近，便於組織集體行動，而且大多數居住在大、中城市，與各級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就便」發起針對政府的反抗行動。
如果存在制度化的壓力釋放機制，即使存在著社會不滿也不壹定會發展為與政府的衝突或犯罪活動。但是今天的中國恰恰沒有這種機制。政府通過壓制獨立的工會和農會，控制媒體和司法機構，禁止集會、遊行和示威，幾乎剝奪了大眾合法地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大眾要麼聽天由命、任人宰割，要麼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近年來，集體上訪、聚眾衝擊地方政府、破壞公共設施、罷工、遊行、阻斷鐵路、爆炸、仇殺之類的活動越來越多。
由於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公共領域，在衝突爆發之前大眾無法實行大範圍的動員，只能發起局部性反抗。大眾與精英不同，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也沒有完整的政治綱領，這限制了他們組織大規模行動的可能性。他們的行動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往往是針對壹些非常具體的問題，而且組織化程度低，沒有正規而持久的組織結構。最常見的集體行動方式或是同壹單位的人共同行動，或是同壹村莊的人共同行動。可以說，就業和居住提供了集體行動的組織基礎。1989年以後各地政府不遺餘力地擴充防暴力量，形成了迅速鎮壓局部性反抗的能力。所以，儘管不滿的大眾四處點火，各地的同類衝突此起彼伏，但都被政府分而治之、各個擊破，很難形成燎原之勢。總之，面對強大的權威政權以及與其結成聯盟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大眾只能發起分散、短命、局部性的反抗。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卻只能給統治者製造麻煩，很難造成全局性的不穩定。
法輪功的邊緣起義
法輪功對中共提出了自建國以來最有力的來自民間的挑戰。他們不屬於現代意義的「精英」，法輪功運用的是傳統的資源動員機制和意識形態，其主體成員是底層大眾。由於繼承了傳統的文化資源，滿足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需求，抓住了全球化、對外開放、信息技術革命提供的機遇，利用了國際社會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的潮流，這種新興民間宗教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說明，不可輕視底層大眾與民間精英的力量和傳統資源的價值；不可輕視宗教的力量，古往今來，信仰和殉道精神總是反抗暴力鎮壓的最有效的武器；也不可輕視經濟全球化和社會領域的全球化的影響。跨國NGO屬於超越國界的政治行動主體，其影響力越來越大。網際網路、傳真、電話，這些公共信息工具對集體行動的貢獻不可忽視。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面對的是不再是國界線內的社會，而是全球性市民社會。反政府組織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動員資源與某個政府對抗。例如，最近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法輪功學員已經由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而李洪志、張洪堡、張香玉、嚴新都在美國避難。中國的歷史和國際經驗顯示，在急劇變革時期，新興宗教的大量產生是普遍現象，也許法輪功僅僅是冰山壹角。
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
壹般說來，在現代政治中，大眾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得到精英的支持。大眾能得到精英的支持嗎？兩者的結合點在哪裡？「民主」和「自由」似乎不會成為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在89年的反抗運動中，知識精英得到了大眾的廣泛支持，但大眾支持的不是知識分子熱衷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腐敗」。正是由於學生們及時調整了自己的策略，高舉「反腐敗」的旗幟，才在運動的後期得到了市民的堅決支持。天安門運動期間，「工自聯」的聲明最具有代表性。它要求的是提高工資、控制通貨膨脹、擇業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
90年代中期以後，大眾幾乎成了改革的反對派。「毛澤東熱」之所以會席捲全國，政府的宣傳固然是個原因，但也不能否認它有深厚的大眾基礎。當然，大眾懷念的也許並不是那個毛澤東時代，他們不過是借這種「懷舊」表達對「不平等」和「腐敗」的不滿，表達對「平等」和「公正」的嚮往。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訴求，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基礎，可謂「源遠流長」。近代以降，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壹脈相承，即使是提出「允許壹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也得把「共同富裕」規定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如今大眾對精英的貪婪、腐敗、無恥、無責任感的切齒痛恨，為「平等」、「公正」也許還有「民粹主義」思潮的滋生繁衍創造了最有利的環境。
3. 維護穩定的力量
社會中的保守力量
維護穩定的力量，既存在於政府之中，也存在於社會之中。毫無疑問，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有壹份足以糊口的收入的市民和農民、各類保險的購買者和養老金的領取者等，都是社會中維護穩定的力量。如果人們是理性的，只有當他們預期不穩定給他們帶來的收益將超過損失時，他們才會選擇造反。因此，聰明的政府總是儘力影響人們對不穩定的預期，設法提高人們對損失的預期，同時降低他們對收益的預期。
中共通過大肆宣傳不穩定的負面效應，成功地使全社會對不穩定「談虎色變」，而中國在20世紀的苦難經歷則為這壹宣傳提供了註腳。另外，中共的極端專制消滅了壹切政治對手，使國內無法產生合格的取代者或繼任者，客觀上造成了自己壹旦倒台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強化了中共倒台導致天下大亂的預期。20世紀中國的歷史告訴國人：不穩定的損失往往是明確的，而收益卻是不明確的。誰都知道不穩定危及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社會底層，只不過他們的損失相對其他階層較低而已；相反，誰也不知道中共垮台之後的局面，當然也無法預測自己的處境，包括能得到的好處。這壹切有效地強化了大眾的保守心態。中共通過「綁架社會」有效地迫使人們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實。
目前，儘管普通老百姓對收入狀況不滿意，對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恨之入骨，但眼下的生活狀態畢竟遠好於毛時代，而且他們非常珍惜已得到的那點微不足道的權利和財富，不想參加壹場勝算微乎其微的賭博。所以，只要精英們還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餘還給他們留下壹口飯吃，他們也許就會接受現實，忍氣吞聲地繼續過日子。這意味著，大眾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擁護穩定的。
政府的鎮壓能力
鎮壓能力是政府維護穩定的最重要的能力。這取決於控制公共領域的能力、壟斷和運用暴力的能力、鎮壓的決心和意志、政府內部協同行動的能力、高層團結的能力。90年代里，中共對公共領域的控制越來越嚴，除了堅決地壟斷媒體之外，還盡量把社會運動和各種獨立組織消滅在萌芽狀態，對已經發展起來的則不惜代價堅決鎮壓。目前，「黨指揮槍」的列寧主義原則依然得到有效執行，憑藉現代暴力機器，政府具備了鎮壓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當面臨大規模社會騷亂時，統治者維持權力的意志和決心是極為重要的，權力核心出現意志動搖往往是政權垮台的預兆。「天安門事件」顯示出中共擁有鎮壓的意志和決心。但僅有高層的意志、決心和團結還不夠，還要有各級黨政官僚的密切配合。從鎮壓法輪功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在事關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中共能保持團結壹致對外。在危機時期，高層團結至關重要，而這依賴於「核心」的主導地位及其政策的可行性。近期內，只要不出現重大決策錯誤，無人能夠挑戰最高領導的個人權威。只要不出現全局性、持續的社會騷亂，就不會出現政治不穩定。
政府控制不穩定因素的能力
除了鎮壓之外，維護穩定的另壹種策略是「釜底抽薪」，即遏制或消除那些誘發不穩定的因素。在近期內，經濟衰退、腐敗、不平等和貧困是威脅政治穩定的主要問題。因此，要想維持穩定，政府必須維持經濟增長、遏制腐敗、控制貧富差距、緩解貧困。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顯示了很強的學習能力，在學習曲線上爬得非常快。目前，政府已初步掌握了在市場環境中管理宏觀經濟的能力，其標誌是能在維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控制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政府似乎也有信心對付加入WTO帶來的衝擊，而且以此為契機開始處理銀行風險和股市泡沫問題。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越來越關注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又不斷提高公務員工資和福利待遇。同時，對腐敗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大，處理的大案要案數量逐年上升；還通過「三講」抓各級幹部的「黑材料」，造成壹種人人自危的氣氛。但人們總是合理地懷疑反腐敗的動機，懷疑靠特務政治能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
4. 穩定性分析
不穩定的條件
90年代中期以後，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建立了比較穩固的聯盟，這帶來兩個重要的後果：第壹，精英不會挑戰政府。在權威政治中，精英佔總人口的比例雖然很小，但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卻很大。壹般來說，只要各類精英保持團結，政治不穩定就不會發生；甚至只要政治精英保持團結，其他群體的挑戰也很難成功。第二，威脅政治穩定的力量只能來自大眾。在正常情況下，大眾只能製造局部的反抗，而政府具有鎮壓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現全局性的、持續的大眾反抗，政治穩定就沒問題。換言之，在近期內，在中國大陸政治不穩定的充份必要條件是出現全面的、持續的大眾反抗，若出現這種情況需要兩個條件：壹是局部性反抗或潛在的局部性反抗遍布全國；二是壹場深刻的經濟危機觸發全國性的大眾反抗。中國大陸就像壹個院子和房子里散布了許多乾柴的大宅院，房子的主人完全知道這種局面的危險性，因此購買了滅火工具、開通了水源、雇傭了消防隊員並精心培訓他們，當院子里壹處甚至幾處起火時，主人壹聲令下就可及時撲滅。但由於財力、水源、人力有限，滅火能力也是有限的，壹旦院子和房子里鋪滿乾柴而且處處起火，或是壹處起火但蔓延極快，那麼這個滅火系統就無濟於事了，房子和它的主人就會被大火燒毀。也就是說，這個大宅院毀於大火的充份必要條件是：第壹，遍布乾柴；第二，到處點火。
「鋪放乾柴」：問題的深化與蔓延
如果那些激起大眾不滿的問題得不到有效遏制，也就是說，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繼續發展，那麼大眾的反抗或潛在的反抗將遍布全國，這也就是在全國「鋪放乾柴」的過程。不幸的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導致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持續惡化的原因，壹是權威政治剝奪了大眾的政治權利，二是政府內部控制失靈。目前，幾乎所有正常的民意表達手段都被政府剝奪了，雖然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不斷深化與蔓延，但反抗卻被壓制住了，這反過來又使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直至發展到「爆發」階段。缺乏制度化的意見表達機制，缺乏必要的「減壓閥」或「排氣口」，正把中國變成壹個火藥桶。嚴重的政府「代理失靈」使那些為解決問題而制定的政策無法有效實施。例如，扶貧、財政、反腐敗等政策收效甚微，而且有時效果還適得其反。其實，中共壹直要求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且歷來提倡「群眾路線」，要求政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能說這都是欺騙老百姓的政治宣傳。最高統治者何嘗不希望自己的部下都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呢？只不過辦不到而已。
導火索：壹場深刻的危機
什麼樣的危機能引發政府不穩定？從邏輯上推導答案似乎是不明智的。但那些已經垮台的政府的不幸經驗也許可以提供壹些有價值的信息。國際經驗顯示，軍隊政變、獨裁者死亡、對外軍事失敗、大規模民主運動、持續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惡性通貨膨脹、激烈的種族或宗教衝突、民族分離活動，往往會成為引發政府不穩定的導火索。對中國來說，近期內發生軍事政變、在外部軍事衝突中敗北、核心人物出現健康問題、激烈的種族和宗教衝突、嚴重的民族分離的可能性都不大，可以視之為「小概率事件」。儘管台灣問題有可能引起美國的軍事干涉，而這又孕育了在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中失敗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畢竟不大。由於知識精英日趨保守，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也不會出現。但發生持續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這種可能性還比較高，可以說，它們很可能就是引發政府不穩定的導火索。
銀行壞賬、國有企業低效率、國內需求不足、世界經濟疲軟導致的出口和投資疲軟，這壹切隨時都會觸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將引起全國性的大規模失業、嚴重的貧困、銀行擠兌、惡性通貨膨脹，進而引發遍及全國的大眾反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所以會成為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因為它們的影響波及到每壹個人，而且短期內幾乎無法扭轉。缺乏大眾的制約、廣泛的錢權交易、黨政系統內部的「代理失靈」、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又使孕育危機的那些問題難以得到及時而有效的緩解和解決。這意味著，在近期內引發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被點燃。
目前，政治精英牢固地壟斷了公共權力，嚴厲地控制著公共領域，在新權威主義旗幟下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了聯盟；同時大眾處於全面被剝奪的狀態，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分散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由於中共完全有能力對付局部反抗，因此大眾的日常反抗不會威脅全局的穩定。但如果出現深刻、全面的經濟或社會危機，將觸發全面、持續的動亂，這種形勢如不能得到迅速控制，勢必導致政府的垮台。不公正、特別是腐敗，不平等、特別是貧困，就是「遍布全國的乾柴」，而引發壹場燎原大火的「火種」可能是嚴重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海峽衝突、領導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迫害等。簡而言之，近期內，中國保持「政治穩定」的希望很大，但是「崩潰」的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不穩定之後
不穩定意味著變化和更多的可能性，意味著未來不再是今天的簡單延續。從中國歷史和國際經驗中，可以大致推測各種可能的「不穩定之後」。最理想的局面是出現壹個有效的民主政府，給中國大陸帶來自由、民主、富裕和公正。但筆者認為，經過壹場災變的中國進入這種狀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是重新出現壹個權威政權。在這個新結構中，共產黨不再是統治集團，但精英繼續壟斷政治，大眾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腐敗、錢權勾結、不平等、貧困等問題依舊，所以不穩定也依舊，唯壹變化的是意識形態。若這種政體在多次不穩定之後反覆出現，那就意味著「不穩定」已經成為它持續生存的內在機制；也意味著各種社會問題的制度化、正常化和永久化。另壹種可能是，若知識精英背叛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而與大眾成功地建立了聯盟，那麼「不穩定之後」將可能出現壹個法西斯政權或改頭換面的列寧主義政權，這個政權會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當作自己的意識形態。在以上三種情況下，中國將繼續保持統壹。
如果共產黨轟然倒塌，中國大陸繼續保持統壹的可能性極小，四分五裂是非常可能的結局。倘若幸運的話，最好的結局是像前蘇聯那樣比較和平地分裂，但更大的可能是像前南斯拉夫那樣在炮火和鮮血中分裂。任何壹個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輕率地認為這是危言聳聽。
四、回顧與展望
1. 回顧
回顧是為了認清現狀，明確問題。正是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的努力塑造了未來的政治發展過程。
改革的初始條件會對改革產生直接而持久的影響。在毛時代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格局中，政府居於絕對優勢地位。這種格局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沒有發生實質性改革，這決定了中國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導型改革」，在這種改革過程中政府擁有很大的「自主性」，它有能力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獨立地制定並實施改革方案。既然政府有實力決定是否改革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必然是「漸進式改革」，而不會是「壹場革命」。政府的「自主性」決定了取代極權主義體制的只能是權威主義體制，而不可能是民主體制。「漸進式改革」為政府和社會贏得了時間，使統治集團可以從容地探索制度設計方案，調整群體關係策略，建立文化霸權。改革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在制度結構方面，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同時改革，市場經濟、權威政治與新權威主義協同發展，從而使新的制度體系獲得了較高的結構適應性。在群體關係方面，統治集團適應社會群體結構的變化，調整了傳統的群體關係策略，拋棄工農大眾，轉而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統治聯盟。「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分別勾畫了當今社會的制度結構和群體關係的藍圖。因此，把「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確定為「黨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而把「三個代表」譽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決非言過其實。它們共同確定了今日中國的政治框架，為政治穩定奠定了基石。
除了「結構性成就」之外，在90年代中國政府還做出了壹系列「日常業績」。在政治方面，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險的權力過渡，化解了民主化壓力，頂住了來自自由化的挑戰，而且合法性下降的趨勢得到緩解，「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得到精英的廣泛認同；在經濟方面，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控制住了通貨膨脹，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頂住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壓力，同時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加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在社會方面，開始著手解決不平等問題；在國際關係方面，打破制裁，重返國際社會，恰當處理了「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台灣海峽危機未過度發展，順利收回香港和澳門，加入WTO，申奧成功。在這個滄海桑田的年代，壹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共產黨政府能提交這樣壹份成績單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許多毛時代遺留的問題始終未得到解決（如專制），許多鄧時代產生的問題還在繼續深化和蔓延（如腐敗、不平等、貧困），新的問題也在不斷湧現（如台灣問題、金融風險、WTO衝擊）。這些問題時刻威脅著中國的政治穩定。可以說，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給繼任者留下了異常艱巨的任務，危機就蘊藏在目前的穩定之中。壹方面，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和意識形態的結構性衝突仍然存在，政治腐敗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風險和社會不平等既威脅經濟的持續發展，又與新權威主義對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的要求相衝突。另壹方面，缺乏制約的精英聯盟對大眾的過份剝奪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驅使大眾鋌而走險。那些給中國帶來了政治穩定的條件，也孕育了威脅政治穩定的因素。
2. 政治發展模式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來概括改革時代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金耀基對「政治行政化」有精闢論述。[13] 根據香港的經驗，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兩條主要途徑，壹是精英吸納，即政府有意識地把社會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到行政決策結構中，二是決策諮詢，即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廣泛諮詢公眾意見。前者使行政體系之外很少再有與之對抗的政治人；而後者使政府能廣泛、經常地接觸社會，對社會的意向有更敏銳的反應。金耀基把這些稱為「政治的行政化」，認為「『政治行政化』可說是壹種積極的『非政治化』」。
改革時代的中國政府也有意識地把社會精英納入行政體系，主動地制定了有利於精英的政策，越來越多地運用決策諮詢，不斷開闢民意渠道，不但與社會精英結成聯盟，也對大眾的呼聲做出適度回應。通過精英吸納、政策傾斜、決策諮詢，政府主動地滿足了精英的要求，這樣社會精英無需訴諸政治就可以實現自己的要求，也就心甘情願地放棄了政治權利。雖然大眾的利益未得到滿足，但由於他們分散無力，即使心懷不滿也無濟於事。政府就是這樣化解改革開放帶來的政治參与壓力的。作為壹個轉型國家，中國的政治行政化還表現為「政府主導型改革」，即自主地實行經濟改革、建設意識形態，並使之與權威主義政體相適應。這壹切為中國贏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
中共對「精英吸納」、「諮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這些概念或許比較陌生，但對這些概念所蘊含的統治策略卻並不陌生，而且心領神會、運用自如。其實，在中國「行政支配社會」是壹以貫之的傳統，從古到今概莫能外。在毛時代中共對工農大眾實行「群眾路線」，對中間派實行「統壹戰線」，對敵對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改革改變了社會結構，產生了日益壯大的社會精英，其力量不可忽視，而大眾則收回了政治忠誠、對政府充滿了怨恨，於是政治整合問題出現了，為解決這壹問題「政治行政化」應運而生。
在權威主義體制下，除了政府之外再沒有其他「有用的」政治設置，政治行政化也許是唯壹可行的政治整合機制。通過滿足精英的需求以換取他們對統治秩序的認可，不失為壹種聰明的統治策略或統治藝術。策略要想有效，必須輔之以壹整套制度，因此政治行政化絕不僅僅是壹種權宜之計，而是壹套精心設計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經驗顯示，這種「滿足強者、剝奪弱者」的體制具有充份的彈性或適應能力。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通過不斷滿足新興的強者，同時給予弱者必要的關照，它可以不斷延續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說，在壹定條件下，這種政治模式可以在經濟繁榮、社會自由與政治專制之間維持壹種平衡。
其實，政治從來就是精英的特權。「好政府」與「壞政府」的區別不在於選舉權的普及程度，而在於政府能否對公民的需求作出恰當地「回應」並對其「負責」。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對民意做出回應的方式，通過在決策機構中吸收社會精英，在決策過程中廣泛諮詢，逐步放鬆對大眾傳媒和結社的限制，公眾的意願和利益可以得到壹定程度的表達和滿足。為了維護穩定，統治者也必須對大眾的要求做出負責任的回應。實際上，公民的抗議、批評、組織、示威、遊說決策者的權利和自由，也許比多黨制、定期選舉更為重要。
根據亞洲、南美、南歐和非洲國家的政治發展經驗，在未來的10年甚至20年內，中國很可能會繼續維持現有的社會制度結構和社會群體聯盟格局。因為現存的權威主義政權的穩定性較高，近期內沒有任何群體能動搖它的根基；即使現政權崩潰了，新政體也難以脫離現有結構，市場經濟、權威主義政治、精英聯盟以及對大眾的掠奪還會捲土重來。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不壹定能更好地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壹切意味著，近期內政治民主化是行不通的。
作為現實主義者，筆者認為，必須在權威主義框架內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大判斷」是中國尋找未來政治發展策略的出發點。未來十年政治發展的基本策略應該是繼續推行政治行政化：在群體關係方面，限制精英的掠奪，維護大眾的權利；在制度結構方面，推行社會自由化，建設社會合作主義體制；精英聯盟需要繼續保持，但精英的利益應該受到限制，而大眾的權利必須得到保護，在分配財富「蛋糕」時應向大眾適當傾斜。這種調整勢必會損害精英的利益以及現存的精英聯盟，在切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中下級官僚能否與黨中央保持壹致、經濟精英能否繼續支持現行制度，都會成為問題。
壹個敵視精英的政府是難以為繼的；壹個逼得大眾鋌而走險的政府也同樣難以為繼。未來的政治穩定取決於精英的理性和大眾的耐性；若精英有足夠的理性，把掠奪限制在大眾能容忍的限度內，政治穩定或可維持。這需要政府具有在利益相互衝突的群體之間建立複雜而微妙的平衡能力。但現實是精英們獲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擔的責任又太少，他們不但不去維護這個過多關愛他們的社會，反而在瘋狂地挖它的牆角；大眾承擔了太多的責任和代價而所獲甚微。即便不敢奢望中國成為壹個公正的社會，但大眾應該享有最起碼的權利；雖然未必能指望精英們良心發現，但他們至少還具備起碼的智商，為了可持續的掠奪也得有所節制，把兔子都吃光了的狐貍只有死路壹條。只有當精英們意識到這壹點時，中國才能獲得持續的穩定。而且，精英們不能只有「精明的自私自利」，還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只有當精英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成為受大眾尊敬的群體時，社會才能穩定。而如今中國的大眾對精英沒有尊敬和信任，只有猜忌、鄙視和仇恨。
對中國來說，不穩定因素的存在並非全是壞事。在壹個行政支配社會的國度里，在政府主導型改革中，在精英貪得無厭而又毫無責任感的情況下，沒有來自外部世界的示範壓力、來自內部的大眾反抗以及威脅到政治穩定的迫在眉睫的危機，走向公平的變革是不可想象的，大眾將淪入無底深淵，贏家通吃的局面也根本無法改變。
從制度方面看，結構性衝突的根源在政治系統之中，為此必須改革政治系統。在權威主義框架內，政治民主化行不通，只能從社會自由化方面尋找改革的突破口，關鍵是開放新聞和結社禁區。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可以提高社會監督政府的能力，有助於遏制政治腐敗；也能帶給大眾組織起來的機會，提高他們與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從而遏制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由於經濟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結果，因此控制了腐敗和不平等也就控制了經濟風險；所以，社會自由化有助於解決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問題。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和金融風險是極為嚴重的。毫無疑問，政治體制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之壹。但以為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也沒有充份根據。國際經驗顯示，像中國這類東方的發展中轉型國家，即使實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也難以獲得西方國家那樣的政治績效，難以有效地解決面臨的壹系列問題。許多南美、南亞、非洲國家，按照流行的「民主」標準，都屬於民主國家；但它們的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風險的嚴重程度絲毫不遜於中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絕大多數「轉型成功」的東歐國家，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不穩定非但沒有減輕，而且迅速惡化。民主化是否可以有效地解決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風險問題，這壹命題並未得到世界範圍內經驗資料的支持。
3. 影響政治發展的基本因素
現代化過程中原有的政治體制將面臨嚴重挑戰，人類的經驗顯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反應模式，壹是「政治民主化」，另壹是「政治行政化」。有些國家選擇了前者，有些國家則選擇了後者。究竟是什麼力量在影響和決定壹個社會的政治發展模式？是經濟，還是政治，還是文化，還是它們的組合共同決定了壹個社會的政治發展模式？
現代化理論強調在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存在確定的聯繫，這幾乎已成為壹種「信念」。李普塞特在他的經典論文中提出，壹個國家用以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他認為，工業化、都市化、人口集中和增加以及大眾傳媒的發展，加快了新聞和信息的傳播；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也會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識和參与興趣，因而民主就可能隨之產生。[14] 但在現代化過程中壹個國家是選擇政治行政化還是政治民主化道路，（有時）政府的態度、統治策略、貫徹意圖的能力具有決定性影響。對中國而言，國家的影響力也許並不壹定是「短期現象」。兩千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無數巨變，但「行政力量支配社會」這壹特性從未改變。專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適應能力，不僅可以適應農業經濟，也可以適應工業經濟；不僅可以適應計劃機制，也可以適應市場機制，甚至還可以適應全球化。
文化也有自主性和頑強的生命力，政治學家都明白「政治文化」的深刻蘊含。中國的政治文化似乎與民主無緣。儒家與法家爭論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權力的來源。儒家認為，儘管權力不必來自人民，但必須造福人民；政府必須愛護人民，體察民情，「施仁政」，否則就會失去上天的垂青，並被人民推翻；儒家非常重視合法性問題，反覆重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義必自斃」。金耀基認為，「儒學從未倡導過壹種稱為民主的政府形式，事實上，它並不關心政府的『形式』本身。對昔日的儒者來說，首要的問題在於應當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從壹個根本的意義上來說，儒學所注重的是治道（或行政）而非政道（或政治）。」[15] 儒家文化圈內東亞各國的政治模式也各不相同。在韓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行政取代政治似乎是壹種普遍現象；日本的另壹特點是「壹黨獨大」，「有選舉、無輪換」；新加坡也是壹黨獨大，而且連自由都要打折扣。在日本和新加坡，執政黨的政治活動與政府的行政活動的區別常常是模糊的。香港沒有政治，但是還有壹點自由和法治。另壹方面，台灣和韓國卻正在成功地走向民主化，但台灣經驗對大陸政治發展的「暗示意義」是值得懷疑的。早期在台灣動員和凝聚反專制力量的主要是「民族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早期台灣的政治運動本質上是「本省人」反對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的「民族獨立運動」；台灣早期的政治格局與其說是「民主化」的勝利，不如說是「民族主義」的勝利；如果沒有特定的「省籍衝突」，台灣也許根本就不會出現今日的多元政治格局。[16]
政治發展是政治系統喪失穩定再重獲穩定的過程。維護和建立政治穩定的關鍵是適應變化了的內外環境，這並沒有固定的答案，更沒有唯壹的答案。政治探索的空間是開放的，任何人云亦云的預測和亦步亦趨的選擇都是「保守的」。實際上，在這個「歷史終結」的時代，對學者和政治家而言，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氣。
中國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特徵。壹是中國發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巨變；二是共產黨依然牢固地統治著中國。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局的穩定性經歷了嚴峻考驗。80年代動蕩頻仍，90年代初期岌岌可危，然而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政局卻出現了出人預料的穩定。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席捲南歐、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以至於弗蘭西斯.福山自負地宣稱：「歷史已經終結」。在這種全球背景下，中國的表現──「穩定中的巨變」或「巨變中的穩定」──不能不說是個「世界奇迹」。這壹「奇迹」是如何創造的？它能繼續存在嗎？它又將如何演變？具體說來，人們對中國政治的關注集中於三個大問題：第壹，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治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它是如何解決政治危機的，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方式？第二，中國能否維持政治穩定，或者說，中國會崩潰嗎？第三，未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怎樣的，中國會走向民主化嗎？
在國內外的媒體、學術期刊、官方研究報告中，關於這些問題的判斷和分析可謂「眾說紛紜」，甚至呈現出兩極對立。關於改革時代的政治變遷，壹種觀點認為中國政治沒有發生什麼實質性變化，典型的說法是「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但是，部份觀點認為中國政治還是發生了變化，原來的極權主義體制（totalitarian state）已經演變為權威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 state）。關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穩定，也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判斷。壹種觀點認為儘管存在大量的不穩定因素，但中國基本上可以維持穩定的局面；另壹種觀點認為中國即將崩潰。「穩定論」是主流，但是聲音不大；「崩潰論」是支流，但是很熱鬧，特別是在海外媒體上。關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壹種觀點是「不變」，即中國將繼續維持目前的列寧主義體制；另壹種觀點是「變」，即中國將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中國官方則聲稱，要探索不同於西方的政治發展道路。
本文從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兩個方面考察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筆者將穩定理解為壹種系統論中的「穩態」，這種狀態來自系統內部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適應；正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結構性適應，以及與這種結構相適應的群體聯盟，帶來了制度或政治的穩定。
筆者的基本看法是：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階級結構和階級聯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相應地，集權政治轉變為權威政治，新權威主義取代了毛主義。社會領域也發生了巨變，私域獲得了解放，但是政府仍然牢固地控制著公共領域，繼續壟斷集體行動的手段。在90年代中後期，新的制度或秩序獲得了結構適應性，表現為市場經濟體制、權威政治、新權威主義之間的默契與相互藕合。與此同時，群體結構發生了「翻天復地」的巨變，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掘起，工農大眾的地位下降。中共及時調整了階級聯盟策略，放棄了原來的盟友，與新興的社會精英結成聯盟，重建了統治的社會基礎。新聯盟的基本策略是，剝奪社會精英的政治權利，但是滿足經濟精英的利益，並與知識精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共識。通過這種適應性的整體結構變遷和重構階級聯盟，有效地化解了現代化和轉型過程中的政治危機。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成功秘訣。這壹切標誌著，在90年代中後期，壹個相對成熟的權威主義政體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它在結構適應性和群體聯盟策略方面都是比較成功的，並據此贏得了90年代的政治穩定，也為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
但是，這壹體制在贏得穩定的同時，也孕育了巨大的危機。缺乏民主和自由，加上精英勾結，導致愈演愈烈的政治腐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巨大的經濟和金融風險。這些問題威脅著中國的穩定。由於中共與社會精英結成聯盟，大眾只剩下起而反抗壹途，但大眾只能發起分散而局部的反抗，而中共具備鎮壓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現全局性的經濟危機，壹般不會引發致命的政治不穩定。但是壹旦出現持續的經濟衰退和全面的金融危機，勢必引發全面的動亂，則穩定將不復存在。近期內，中國政治崩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潛伏的危機，而且這種危機還在發展之中。如果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及時遏制，崩潰將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問題能否解決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關鍵。在現實條件下政治民主化還行不通，民主化也未必能有效解決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和經濟風險等問題。壹些東南亞國家和中國改革的經驗顯示，「政治行政化」是壹種可行的選擇。未來十年裡，政府必須在利益相互衝突的群體之間維持平衡，限制精英的過度掠奪，維護大眾的基本權利；讓大眾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有意識地建設社會合作主義，把有組織的力量引向維護秩序的軌道；針對中國的現實，在道德重建中要強調「精英的責任和大眾的權利」。「三個代表」既承認精英聯盟、又強調大眾的權利，完全符合現時和未來的需要。因此，未來的首要任務是確立「三個代表」的霸權地位，並根據「三個代表」的精神從事制度建設。如能達成上述目標，那麼中國就可以贏得政治穩定、社會公正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壹、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變化
1. 結構變化的動力
中國的改革在最初階段主要是對「文革」的反動。「文革」的受害者們希望對毛時代的政治理念和經濟方針作有限的調整。在這壹時期，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可以恰當地看成是毛時代「兩條路線鬥爭」的延續。他決意要用「以劉、鄧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取代「以毛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當然，來自外部的「示範壓力」也對當時的決策者產生了影響。此時，改革是最高決策者的自覺選擇。
80年代中期以後，改革的動力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示範壓力越來越大。兩大陣營的「和平競賽」使計劃經濟的效率受到質疑，而自由民主理念的傳播也動搖了舊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只能藉助經濟增長來「做大蛋糕」，以便滿足被統治者的物質福利要求，從而換取他們對現行制度的認可。為了贏得經濟增長，中國政府被迫選擇了市場化改革。其次，當市場化改革推進到壹定階段之後，「制度的內在邏輯」開始發揮作用。再次，改革和開放喚醒了國人壓抑已久的慾望，也使他們了解了外部世界，從而激發了他們對進壹步改革的要求，這樣改革就為自己創造了支持力量和社會基礎。而在這壹階段政府扮演了壹個消極被動的角色，被自己的改革所喚醒的力量「推著走」。對於它來說，改革僅僅是「以變圖存」的手段，而不再是發自內心的自覺追求。在外部的示範壓力、制度的內在邏輯和改革派的共同推動下，改革進入了自我維持階段。在經濟領域中，改革不斷深化，從「計劃單軌制」到「計劃/市場雙軌制」再到「市場單軌制」。而且，改革並沒有「適可而止」，沒有停留在經濟領域，而是向政治、社會、文化領域持續擴張。
2. 結構性變化及其結果
政治結構的轉變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權威主義體制。在市場環境里，政府無法全面控制經濟活動，也無法壟斷經濟資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監控公民的個人和家庭事務的經濟基礎。市場也侵蝕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降低了政府對公眾思想的控制能力。市場還要求自由地參与國際貿易。因此，市場體制取代計劃體制，意味著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社會的經濟活動，不再全面干預公眾的個人生活，不再承諾建設壹個理想世界，不再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這就使毛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1]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但是，由於政府仍然堅定地壟斷政治權力並且嚴厲控制公共領域，因此取代舊體制的不是民主政體，而是權威主義體制。由此可見，從極權主義向權威主義的過渡，不是政府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市場化改革的「自然結果」。
現行的權威主義政體有四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其壹，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階級。隨著大規模社會動員的消失，政治精英壟斷了政治舞台。他們不代表任何其他社會階級，凌駕于壹切其他階級之上，為了自己的利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其二，嚴厲控制公共領域[2]。如今政府已放棄對個人和家庭事務的控制，也部份地放棄了對經濟領域的控制，換言之，「私域」已從國家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來了。但政府並未放鬆對公共領域的控制，繼續壓制新聞、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結社自由。「八九」之後政府更是毫不留情地鎮壓政治反對活動和獨立的社會組織。與此同時還著手建立了壹整套帶有明顯的國家合作主義（corporatism）色彩的管理體制，試圖把社會組織置於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3] 由於政府幾乎控制了壹切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資源，無論是普通大眾還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其結果是造就了壹個「沒有政治的社會」。其三，「發展性政府」，即運用國家權力支持經濟增長。[4] 對內通過壓制獨立工會、降低環境標準、壓低貸款利率等手段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際競爭力；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利用關稅、配額、進出口壟斷經營、外匯和匯率管制等手段限制進口，同時用財政補貼等手段鼓勵出口。其四，強調「穩定是壓倒壹切的大局」，政府有決心和能力維護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意識形態的更新
中國的改革始於改造舊意識形態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壹個政府主導壹切、意識形態佔據神聖地位的社會裡，壹切真正的改革都必須從改造意識形態開始，而且只有在意識形態改造上取得突破、並且這種突破被政府所接受時，改革才能真正開始。改革始於意識形態突破的另壹重要原因是，眾所周知，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政治對手，而舊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與毛的神聖地位是壹致的；因此鄧必須改造舊意識形態，否則他就無法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當然也無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但這樣壹來鄧小平也就破壞了中共賴以生存的精神基礎。但摧毀舊意識形態的主要力量並不是體制內的反叛，而是來自外部的示範壓力，來自「冷戰」的結局。對於當今的執政黨來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失去了為其提供合法性的功能；為了重建合法性，必須重建意識形態。
新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基本輪廓在70年代末期就確立了，這就是「鄧小平理論」，其核心思想即「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它集中而準確地表達了權威主義政治的精神本質，即在保持壹黨專政的同時，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八九」是壹個轉折點，此後中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變成了奉行「實用主義」的「理性經濟人」。中共的目標僅僅是「執政」或「掌權」；只要能維持或擴大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什麼理論、道路、原則、價值都可以接受；與此同時，黨政官員的價值觀也徹底「庸俗化」了，對他們來說，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錢」與「權」。這壹切標誌著共產黨已徹底拋棄了舊意識形態。在世紀之交新的官方意識形態又獲得了進壹步發展，另壹核心要素形成，這就是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這壹要素的出現標誌著新的官方意識形態基本成型。
但正如葛蘭西指出的，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要成為「有效的」，必須在市民社會中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但在80年代，霸權並不屬於黨和政府；相反，它屬於堅決反對政治專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壹時期，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傾向於激進。他們致力於思想解放，揭露專制政治的殘暴，宣揚自由民主思想，其中的激進分子甚至主張「全盤西化」。80年代中期，「新權威主義」嶄露頭角。這壹觀點主張，在具有現代化取向的專制政府的領導下實行市場化改革，在此基礎上再進壹步實現自由化和民主化。它可被看作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民間版本。但這壹觀點並未被知識分子廣泛接受，且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擊。可笑的是，它也未得到中共的青睞。在民間和官方的雙重夾擊下，新權威主義在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未能獲得發展。總的來看，整個80年代，官方與民間的意識形態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可謂「勢不兩立」。這種對立直至發展為「八九」流血衝突。
在90年代，形勢發生了逆轉。自由主義思想逐漸失去了主導地位，新權威主義再度興起，而且獲得了長足發展，並逐漸成為壹種主流社會思潮。9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是壹個內容龐雜的觀點「集合」，除了新權威主義之外，還包括新儒家、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群主義、合作主義、批判理論、后殖民理論、後現代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等等。儘管新左派理論蔚為大觀，但其理論形態至今仍然十分粗糙，尤其是缺乏理論上的整合。推動這壹思潮發展的知識分子隊伍在90年代也迅速壯大。新權威主義的再度興起和新左派的壯大，意味著官方意識形態已經與民間主流思潮合流，統治集團已在市民社會中確立了霸權。
3. 重新獲得結構適應性
至90年代中期中國已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經濟上市場體制取代了計劃體制；政治上權威主義體制取代了極權主義體制；在意識形態領域，新權威主義取代了毛澤東思想。與此同時，中國出人意料地進入了壹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發展時期。是什麼造就了90年代的政治穩定呢？根據帕森斯的結構模型，社會的「結構適應性」決定了它的穩定性。這意味著，要發現90年代政治穩定的原因，就要分析由市場經濟、權威主義政治、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組成的社會系統的結構適應性。
要分析社會的結構適應性，首先應份析各子系統的功能或輸出集合。壹，市場經濟帶來了持續的經濟增長、就業擴大和稅收增加，也帶來了經濟不平等，這些就是經濟子系統的輸出集合。二，權威主義政府創造了市場體制，維護了社會穩定，同時不斷推進經濟改革。它還通過制定和實施壹系列公共政策（如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壓制獨立工會、降低環境標準、壓低貸款利率等）保護國內經濟發展。但這壹體制也帶來了嚴重的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這些就是政治子系統的輸出集合。三，以新權威主義為核心的理論鼓吹市場機制的效率優勢，宣揚私有制的正當性，論證專制的合理性，強調漸進改革的必要性和穩定的重要性，同時也要求消除腐敗、維護社會公正。這些就是意識形態子系統的輸出集合。
其次要討論各個子系統的要求或輸入集合，以及輸入與其他子系統的輸出的對應關係。壹，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如維護市場秩序特別是私有產權。「轉型國家」的市場還要藉助政府實施的改革才能得以完善。「后發展國家」的經濟對政府還有「額外要求」，如貿易保護、壓制社會運動、降低環境標準等，以便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這些要求權威主義政體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市場要求壹個穩定的外部環境。雖然政府維持了政治穩定，但是也製造了潛在的經濟風險，進而威脅到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市場制度離不開合法性的支持，它要求壹個能夠證明市場有效性和私有制正當性的意識形態。這些要求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基本可以滿足。二，權威主義政治需要經濟增長來滿足被統治者的要求，進而獲得他們的認可。經濟增長為政府緩解各種壓力創造了條件。權威主義政體還需要通過論證專制的合理性來反對自由民主理念，通過宣揚漸進主義來反對激進改革與暴力革命，通過強調穩定符合全社會的利益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些要求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基本可以滿足。三，新權威主義要確立自己的霸權必須保證自己的預言和承諾得到兌現。它要求經濟持續增長。這壹點經濟系統基本可以滿足。它要求政府不斷推進改革，而且改革不會局限於經濟領域。它還要求保證社會穩定。這些要求政治系統基本可以滿足。但新權威主義也要求社會公正（限制腐敗和不平等），這壹點政府做不到。這是政治系統與意識形態不相適應的地方。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第壹，總的來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中的任壹子系統的要求「基本上」都可以從其他兩個子系統那裡得到滿足。這意味著，90年代的中國社會具有較高的結構適應性。這也是中國能在90年代贏得穩定的必要條件之壹。第二，結構性衝突仍然存在，其根源就在政治系統之中。由於腐敗、不平等、經濟風險的存在，政治系統未能完全滿足經濟系統和意識形態的要求。經濟風險直接威脅經濟系統的穩定；腐敗和不平等則與意識形態對於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的要求相衝突；而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也是威脅未來政治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說，目前的結構狀況既為中國贏得了90年代的政治穩定，也孕育了未來的不穩定因素。
壹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需要民主政治，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離的。其中有兩層含義：其壹，經濟自由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其二，沒有政治民主就不會有健康的市場經濟。但權威主義政體鼓勵市場發展，卻拒絕民主政治，即鼓勵經濟自由、壓制政治自由。因此，權威主義體制存在內在的衝突，缺乏結構適應性，必然是不穩定的。
其實，市場必然需要的是經濟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籠統地說，經濟自由對應的是所謂的「消極自由」，而政治自由對應的是「積極自由」；前者存在於私人領域，後者存在於公共領域。有學者認為：「私人領域的個人自由，可能完全與政治民主無涉，相反，到是可以與威權主義統治和諧地結合在壹起。……民主制度的對立面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的對立面是極權主義。……壹個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權主義政府，也可以按照法治原則治理國家，卻與真正的民主毫無關係。……僅僅獲得私人領域的消極自由，是無法抵禦威權主義的統治，邁向民主化進程的。」「這難道不是在東亞社會每天正在發生的故事？最典型的莫過於新加坡。新加坡擁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法治，私人領域的個人自由受到國家保護，政府積極鼓勵個人有發財和發展的機會。然而，壹旦涉及到公共政治領域，涉及到公民對政治的參与，雖然形式上也具有西方的民主外殼，具有各種完備的自由選舉程序，但執政黨和政府主宰了政治的整個過程，政治完全是受控的。在這樣的威權主義治理下，新加坡公民享受著世界上壹流的安全、舒適、富足和物質發展的空間，在私人領域擁有相當的自由，但公共領域的積極自由普遍被剝奪了，更確切地說，是在『東亞價值』這種開明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籠罩下，公民們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政治權利。」[5]
二、對各社會群體現狀及其相互關係的分析
1. 社會群體結構的演變
筆者根據社會成員的資源佔有狀況（種類和數量）劃分社會群體。若按照佔有的主要資源的種類，可把社會成員劃分為黨政官員群體、資產者群體、知識群體、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若根據佔有資源的多寡，可把社會成員劃分為佔有大量資源的「精英」、佔有少量資源的「大眾」和幾乎是壹無所有的「貧困群體」。當聯合使用這兩種分類標準時，就把社會成員劃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普通大眾」和「貧困群體」。
在毛時代，唯壹的精英集團由黨政官員構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則構成了主要的大眾群體，而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最低。毛時代的中國屬於波蘭尼所定義的「再分配經濟」，其特徵是，生產者與消費者沒有橫向聯繫，所有生產者都納入由中央指揮的縱向網路，產品和盈餘自下而上交給中央，中央按照縱向網路中的權力關係從上而下地對產品和剩餘進行再分配。[6] 澤林尼指出，擁有再分配權力是獲得精英階級地位的必要條件，沒有這種權力則意味著被拋棄在精英階級之外。[7] 除了政治權力之外，官方意識形態和各社會群體的政治立場也是影響社會群體在資源分配格局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就是按照意識形態的要求被消滅的，而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則使他們處於社會低層，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改革使中國的社會群體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後毛時代，社會精英掘起，精英集團擴大為三個群體，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大眾內部也發生了分化，知識分子上升到精英階層，壹部份人淪入貧困群體，而壹般的市民和農民則構成普通大眾群體。
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由「再分配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重塑了中國的社會群體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普通大眾、貧困群體各自的相對社會地位都固定化了。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可以憑藉資本獲取資源，而「資本積累的鐵律」則製造出佔有大量經濟資源的經濟精英；市場經濟承認知識的價值，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的價值不斷提升，其結果就是知識精英群體的形成。可以說，市場化改革最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就是創造了兩個新興的社會精英集團──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以，在市場體制中壹個人要擠進精英隊伍，除了當官之外，還有經商和讀書兩條路。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改革並未造成精英地位的斷裂，而是保持了精英的連續性。正如邊燕傑和羅根的「權力維續論」所強調的那樣，改革並沒有損害政治精英的機會和地位，「政治權力的維續在再分配和市場兩種體制中都有體現」。[8] 因為改革並未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且「雙軌制」為藉助政治權力謀求經濟資源提供了機會，所以黨政官員的收益非但沒有下降，相反還增加了。
從上表可以看出壹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即社會地位序列的「翻轉」。改革使壹度被消滅的資產階級再獲新生，而且進入了精英階層；資本家和高級經理（包括國有企業的經理）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地位大幅度上升。改革也解放了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同樣穩步地上升，由原來的最低層壹躍而進入了精英階層。而工人和農民則仍然屬於大眾階層，但其相對社會地位卻大幅度下降，政治地位更是壹落千丈，其中的壹部份人還淪為「貧困群體」。社會結構的這種「翻天復地」的變化對政治和社會穩定構成了嚴峻挑戰。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結構，維持政治穩定，統治者必須學習與新興的社會精英和平共處，必須能平息失落者的不滿與反抗。為此，統治集團必須調整自己的群體聯盟策略和意識形態，以便重建統治的社會基礎與合法性。
2. 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關係
市場化改革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鞏固了共產黨的權力。在市場環境中，經濟發展需要資本家和經理群體的不斷壯大，並且必然會給他們帶來日益膨脹的財富。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增長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共同利益，它給前者帶來權力，給後者帶來財富。這種共同利益的存在為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聯盟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資產階級最喜愛的東西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專制能比民主帶來更多的利潤，那麼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專制。中國政府通過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實施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禁止獨立工會、壓制社會輿論、降低環境標準等方法，為資本家創造了最有利的賺錢環境；此外，還通過錢權勾結和裙帶關係等政治腐敗，為他們創造了大量非法獲利的渠道，如侵吞國有資產、偷稅漏稅、走私、騙匯、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9]；由於被吸收入黨，安排進入政府、人大和政協，資本家和經理們的「面子」也得到了比較充份的滿足。因此，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和經理們心甘情願地接受了現行體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據地方政治精英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關係以及政治精英與當地企業家的關係，提出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四種關係模式。在第壹種模式（developmental）中，政治精英並不直接參与企業的經營活動，但他們通過創造壹個有利於企業經營的制度環境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在第二種模式（entrepreneurial）中，政治精英為了推動本地的經濟發展而像企業家壹樣直接參与經濟活動。在第三種模式（clientelist）中，政治精英並不關心地區經濟發展，而僅僅熱衷於錢權交易，即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關係戶謀取利益，並藉此從企業家那裡獲取回報。在第四種模式（predatory）中，政治精英是單純的「掠奪者」，他們既不關心社會利益，也不與企業家交易，而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掠奪經濟精英。[10] 其實，這四種模式同時存在於中國大陸，但還應補充第五種模式，即「官僚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即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支持自己的親屬經商，或親自利用自己原來的關係下海經商。這是保持轉型過程中精英連續性的重要機制。上述五種模式比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關係。
可以說，在90年代經濟精英已成為權威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不可能挑戰這壹體制，相反還積極地維護這壹體制。實際上，中國的市場經濟支持專制政治，經濟精英是政治精英的「天然盟友」。
3. 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關係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是政府的敵人，因而壹直受到政府的彈壓。改革初期，為了批判傳統意識形態，黨內的「改革派」與「激進知識分子」結成聯盟，但這種聯盟很快就破裂了。活躍於80年代的知識分子深受毛體制的迫害，對舊體制必欲徹底根除而後快。但黨內改革派並不想發動壹場徹底的革命，而是要實行有限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知識分子與政府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儘管鄧小平擁有巨大的個人權威，但他並不能保證黨內的思想統壹。整個80年代，政治精英始終處於分裂狀態，而且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愈演愈烈。政治精英分裂、知識分子在整體上日趨激進、黨內改革派與激進知識分子尋求建立聯盟，這壹切使政治精英的內部衝突與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衝突交織在壹起，導致了80年代中國政局的持續動蕩，直至發展成為不可調和的流血衝突，造成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悲劇」。
知識分子似乎是權威政治的「天敵」，這是個全球性現象。但198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與政府的激烈衝突卻出人意料地消失了。如何理解這壹匪夷所思的現象？壹些表面化的解釋強調政府的「迫害」和「利誘」是國內知識分子放棄反抗的主要原因：其壹，天安門事件之後，激進知識分子或流亡海外，或被關進大牢，或下海經商，或遭媒體封殺，激進勢力受到重創；其二，90年代的商業化和專業化大潮分散了知識分子的關注點，壹些人忙於掙錢，壹些人埋頭做專家，名與利的誘惑使壹大批知識分子放棄了政治關懷；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蘿蔔」政策並用，對政治異議分子嚴厲打擊（如逮捕、驅逐出境、封殺、砸飯碗、降職、降薪等），對合作者則大力獎勵（如吸收入黨、當官、安排進入人大和政協、提職、加薪、分房子等）。這些觀察無疑是正確的，但僅用這些來解釋知識分子的妥協是遠遠不夠的。
「犬儒主義」並不是知識分子接受政治現狀的唯壹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還有比它更複雜、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鄧小平「南巡」重新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取向，這壹方面證明了經濟制度自身的邏輯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另壹方面支持了新權威主義的假設，即權威主義政府會推動市場化改革。這是知識分子認同政府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現行政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績合法性」。第三，前蘇聯的經驗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改革前景的多樣性，他們意識到改革不僅可能帶來自由、富裕和民主，還可能帶來混亂、分裂、不平等、黑金政治和流血衝突。第四，壹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民主政治的現實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們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很可能更像這些「難兄難弟」，而不會是美國或歐洲式的民主，因而比較現實、全面、冷靜地評價市場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識分子意識到民主化是個長期過程，不能壹蹴而就，不能急躁。第六，壹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從「反共」到「反華」的轉變，使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也隨之改變。壹系列事件，如銀河號事件、美國反對中國申奧、台灣危機、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最惠國待遇問題等，推動全民性的仇美情緒持續發展，並進壹步發展為反感美國式的市場和民主。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知識分子的態度在整體上發生急劇轉變。壹方面，極端思潮「邊緣化」，馬列原教旨主義派和激進自由派喪失了曾經擁有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另壹方面，「新左派」興起，並逐步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並不新，其實就是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這壹理論主張接受權威政治的現實，並把權威政治看作是從極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階段。這種用學術語言表達的「黨的基本路線」把民主變成了「未來的承諾」，從而巧妙地化解了「現實的衝突」。正如葛蘭西所指出的那樣，要想贏得穩固的統治，統治階級必須在市民社會裡建立霸權。而在壹個多元化的社會裡，各個相互對立的集團之間，只有通過壹種共享的意識形態才能實現和解。[11]
由此看來，新權威主義的再度興起具有兩層含義：第壹，它標誌著中共在市民社會裡重新贏得了霸權；第二，它標誌著中共與知識分子實現了和解或建立了聯盟，而和解或聯盟的基石就是新權威主義。
4. 精英與大眾的關係
改革前，工人和農民是中共的社會基礎，並且分別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及其同盟軍，享有很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儘管他們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生活水平獲得了較大提高。可以說，80年代基本上是壹個「雙贏的時代」，精英和大眾的處境都得到較大改善。進入90年代以來，大眾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進壹步下降，而物質生活質量卻沒有明顯改善，壹部份人還淪入絕對貧困狀態，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若要用壹句話概括當前大眾的處境，那麼「全面惡化」也許是最恰當的用語。與此同時，精英幾乎攫取了全部的經濟發展成果。聯合起來的精英不僅通過不完善的市場掠奪大眾，還通過政府的「再分配」進行「再掠奪」。可以說，90年代是壹個「贏家通吃的時代」，結果中國大陸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擴大，目前以吉尼係數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約為0.45，已進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的行列。
儘管大眾分散無力，但畢竟不會任人宰割，加之人數眾多，因此僅有掠奪和鎮壓是不夠的，還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滿足和勸說。所以，政府壹直十分關注大眾的呼聲，並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做出壹些回應。「群眾路線」是中共處理政府和大眾關係的基本態度和方法，十壹屆六中全會以後中共宣稱繼續奉行「群眾路線」。與此同時，為適應新的形勢也不斷開闢新的民意渠道。例如，通過官方媒體、現代社會調查技術、設立市長熱線和市長接待日、引進聽證會制度、行政系統向城市基層社區延伸等，中共新建了壹系列了解公眾需要的渠道。這些面向大眾的制度設計，壹方面可使各級行政機構廣泛了解大眾的需要，壹方面可適當滿足他們的要求，從而化解壹些潛在的衝突。此外，為了滿足大眾最基本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在農村地區實施「八七扶貧計劃」，在城市建立了由再就業中心、失業保險和最低收入保障三者構成的社會安全網，並實施西部大開發。這些行動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平等，維護了大眾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5. 群體關係模式與政治穩定
在毛時代，中共針對當時的群體結構制定了壹套恰當的群體聯盟策略，即聯合工農大眾、打擊知識分子、鎮壓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改革改變了群體結構，產生了社會精英；更為重要的是，中共為了自己的生存，不但需要他們的合作，還需要他們不斷壯大。這意味著，打擊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傳統的聯盟策略已經過時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做出了適時的調整，放棄了工農大眾，轉而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統治聯盟。
這種聯盟不是強制的產物，而是滿足和勸說的產物。正是通過滿足社會精英的利益要求和建立共識，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建立了統治聯盟。如果說統治者對社會精英的策略是滿足和說服的話，那麼對大眾的策略則是剝奪和鎮壓。精英聯手剝奪大眾是今日中國的基本特徵。其實，滿足強者和剝奪弱者往往是同壹硬幣的兩個側面。當然，聰明的精英往往不會做得太過份，因為他們並不希望逼得大眾鋌而走險。所以，壹個成熟的群體關係策略，不僅要滿足精英的要求，也要適度關注大眾的呼聲。「三個代表」的提出表明，中共不僅要代表社會精英的利益，也要代表大眾的利益。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連續性，還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共都不會徹底依賴任何壹個階級；相反，它要成為全民黨，因為只有如此，它才能繼續凌駕于壹切階級之上。
由此可見，90年代的中國之所以能贏得政治穩定，壹是社會系統重新獲得了結構適應性，二是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建立了統治聯盟。前者為穩定奠定了制度基礎，後者為穩定奠定了階級基礎。它們構成了政治穩定的充份必要條件。
三、危機的可能性
1. 危機的根源
「危機」意味著「不穩定」的可能性。在日常用語、大眾傳媒、學術論文和官方文件中，「不穩定」具有多種含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壹是指政治領導核心不穩定；二是指關鍵政策不穩定；三是指政府不穩定；四是指政治制度不穩定。儘管這幾種不穩定含義不同，但它們並不是完全獨立的。例如，領導人的變更往往導致政策的改變，政策的巨變往往伴隨著領導人的更替。當政府被推翻時，統治者、他們奉行的政策以及他們維護的制度也許都會被徹底葬送，而且政府不穩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穩定，如經濟崩潰、社會動亂、種族衝突、分裂、內戰乃至國際衝突等。本文討論的是第三種政治不穩定。
到目前為止，共產黨壹直牢固地掌握著政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危機。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威脅穩定的因素不但存在，而且還在不斷發展。穩定與危機並存是貫穿中國改革全過程的壹個基本特徵。目前，誘發政治不穩定的因素主要有：專制、腐敗、不平等、貧困、金融風險、國有企業低效率、加入WTO帶來的衝擊、台灣問題。
改革的初始條件（極權主義體制）、改革的特徵（政府主導型改革）、改革的結果（權威主義體制和精英聯盟）共同孕育了這些誘發因素。政府主導型改革使專制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雙軌制」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導型改革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必然。沒有公眾監督，沒有獨立的司法、銀行和中介機構，而官員卻擁有巨大的權力，腐敗怎麼能夠避免。正是這種腐敗孕育了銀行的壞賬、金融風險、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錢權勾結、新聞封鎖、禁止獨立的工會和農會，使極少數人可以肆無忌彈地掠奪經濟財富，孕育了持續發展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而不平等、國有企業低效率、金融風險、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則成為制約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瓶頸。
由此可見，那些給中國帶來政治穩定的條件也孕育了危機；90年代的制度結構和精英聯盟既給中國帶來了政治穩定，也孕育了威脅未來政治穩定的因素。
2. 挑戰穩定的力量
「群體/問題/手段」分析法
筆者將從「群體」、「問題」、「手段」三個維度考察挑戰政治穩定的力量。所謂「群體」是根據資源佔有情況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的結果。由於政策和制度都是社會在其成員之間分配稀缺資源的工具，因此按照資源佔有情況分類，可以直接顯示出各個群體與這個制度的利害關係，進而可以看出它們對制度的態度。所謂「問題」就是壹般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某個社會問題會對某個或某些社會群體的資源佔有狀態產生不利影響，對它們的切身利益造成損害。正是由於存在社會問題，才會有社會不滿；正是那些感到不滿的群體，才有意願採取行動減少或避免損失；但僅有意願是不夠的，還必須擁有「手段」，只有那些擁有集體行動手段的群體，才能威脅政治穩定。
把「群體」、「問題」、「手段」與「政治不穩定」聯繫起來的邏輯鏈條是：第壹，社會分化把國民區分為不同的社會群體；第二，存在廣泛而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三，受到這些問題危害的群體感到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解決問題；第四，他們擁有集體行動的手段並採取行動；第五，維護現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壓制反抗行為，結果政治制度不穩定。簡單地說，政治不穩定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存在對現行制度不滿的群體，他們感到有必要推翻現行制度，而且他們確實有能力和機會採取行動，並且取得了成功。
精英的態度與行動
精英的態度和行為對政治穩定至關重要。如今政治精英對改革的態度在整體上趨於「中庸」，黨內的極右派和極左派都失去了影響力。與此同時，政治權力的再度集中也加強了政治精英的團結。近期內，政治精英分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台灣問題有可能誘發內部衝突。經濟精英則不會因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的問題而產生不滿，但是經濟衰退、金融風險、WTO帶來的競爭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從而引起他們的不滿。從原則上講，「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會因為所有的問題而對政府不滿，但在整體上知識分子也許只會對政治腐敗、經濟停滯、不平等、貧困和台灣問題作出強烈反應。軍事政變大概是政治精英的專利。當然，他們也有能力使用其他的所有手段。經濟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轉移資產、罷市、組建各種形式的俱樂部。知識精英則可利用大眾傳媒、通訊工具、社會運動、NGO（非政府組織）、俱樂部、海外滲透等手段。
大眾的態度與行動
普通大眾雖然有時也關心國家大事，但日常關心的主要還是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意識形態、民主、自由這類政治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遙遠了。他們壹般也不會直接對宏觀經濟問題做出反應，除非這些問題使他們的處境嚴重惡化。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是經濟不平等、貧困和腐敗。貧困階層的視野則更加狹窄，他們也許僅僅對貧困問題有所反應。如今，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和精英們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忍無可忍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眾的不滿不僅源於地位的絕對下降，也源於地位的相對下降。改革帶來了社會地位序列的「大翻轉」，今日的壹些精英正是昔日的「賤民」，而如今的大眾卻是過去的「領導階級」。這種翻天復地的變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機。目前，對政治穩定威脅最大的不是處於最底層的城鄉貧困人群，而是失業或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由於他們的地位同時出現大幅度的絕對下降和相對下降，因此他們的不滿最為強烈。同時，相對而言他們也最具有破壞力。因為，他們通常集中居住在工廠附近，便於組織集體行動，而且大多數居住在大、中城市，與各級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就便」發起針對政府的反抗行動。
如果存在制度化的壓力釋放機制，即使存在著社會不滿也不壹定會發展為與政府的衝突或犯罪活動。但是今天的中國恰恰沒有這種機制。政府通過壓制獨立的工會和農會，控制媒體和司法機構，禁止集會、遊行和示威，幾乎剝奪了大眾合法地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大眾要麼聽天由命、任人宰割，要麼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近年來，集體上訪、聚眾衝擊地方政府、破壞公共設施、罷工、遊行、阻斷鐵路、爆炸、仇殺之類的活動越來越多。
由於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公共領域，在衝突爆發之前大眾無法實行大範圍的動員，只能發起局部性反抗。大眾與精英不同，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也沒有完整的政治綱領，這限制了他們組織大規模行動的可能性。他們的行動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往往是針對壹些非常具體的問題，而且組織化程度低，沒有正規而持久的組織結構。最常見的集體行動方式或是同壹單位的人共同行動，或是同壹村莊的人共同行動。可以說，就業和居住提供了集體行動的組織基礎。1989年以後各地政府不遺餘力地擴充防暴力量，形成了迅速鎮壓局部性反抗的能力。所以，儘管不滿的大眾四處點火，各地的同類衝突此起彼伏，但都被政府分而治之、各個擊破，很難形成燎原之勢。總之，面對強大的權威政權以及與其結成聯盟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大眾只能發起分散、短命、局部性的反抗。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卻只能給統治者製造麻煩，很難造成全局性的不穩定。
法輪功的邊緣起義
法輪功對中共提出了自建國以來最有力的來自民間的挑戰。他們不屬於現代意義的「精英」，法輪功運用的是傳統的資源動員機制和意識形態，其主體成員是底層大眾。由於繼承了傳統的文化資源，滿足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需求，抓住了全球化、對外開放、信息技術革命提供的機遇，利用了國際社會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的潮流，這種新興民間宗教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說明，不可輕視底層大眾與民間精英的力量和傳統資源的價值；不可輕視宗教的力量，古往今來，信仰和殉道精神總是反抗暴力鎮壓的最有效的武器；也不可輕視經濟全球化和社會領域的全球化的影響。跨國NGO屬於超越國界的政治行動主體，其影響力越來越大。網際網路、傳真、電話，這些公共信息工具對集體行動的貢獻不可忽視。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面對的是不再是國界線內的社會，而是全球性市民社會。反政府組織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動員資源與某個政府對抗。例如，最近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法輪功學員已經由中國人變成了外國人，而李洪志、張洪堡、張香玉、嚴新都在美國避難。中國的歷史和國際經驗顯示，在急劇變革時期，新興宗教的大量產生是普遍現象，也許法輪功僅僅是冰山壹角。
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
壹般說來，在現代政治中，大眾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得到精英的支持。大眾能得到精英的支持嗎？兩者的結合點在哪裡？「民主」和「自由」似乎不會成為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在89年的反抗運動中，知識精英得到了大眾的廣泛支持，但大眾支持的不是知識分子熱衷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腐敗」。正是由於學生們及時調整了自己的策略，高舉「反腐敗」的旗幟，才在運動的後期得到了市民的堅決支持。天安門運動期間，「工自聯」的聲明最具有代表性。它要求的是提高工資、控制通貨膨脹、擇業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
90年代中期以後，大眾幾乎成了改革的反對派。「毛澤東熱」之所以會席捲全國，政府的宣傳固然是個原因，但也不能否認它有深厚的大眾基礎。當然，大眾懷念的也許並不是那個毛澤東時代，他們不過是借這種「懷舊」表達對「不平等」和「腐敗」的不滿，表達對「平等」和「公正」的嚮往。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訴求，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基礎，可謂「源遠流長」。近代以降，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壹脈相承，即使是提出「允許壹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也得把「共同富裕」規定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如今大眾對精英的貪婪、腐敗、無恥、無責任感的切齒痛恨，為「平等」、「公正」也許還有「民粹主義」思潮的滋生繁衍創造了最有利的環境。
3. 維護穩定的力量
社會中的保守力量
維護穩定的力量，既存在於政府之中，也存在於社會之中。毫無疑問，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有壹份足以糊口的收入的市民和農民、各類保險的購買者和養老金的領取者等，都是社會中維護穩定的力量。如果人們是理性的，只有當他們預期不穩定給他們帶來的收益將超過損失時，他們才會選擇造反。因此，聰明的政府總是儘力影響人們對不穩定的預期，設法提高人們對損失的預期，同時降低他們對收益的預期。
中共通過大肆宣傳不穩定的負面效應，成功地使全社會對不穩定「談虎色變」，而中國在20世紀的苦難經歷則為這壹宣傳提供了註腳。另外，中共的極端專制消滅了壹切政治對手，使國內無法產生合格的取代者或繼任者，客觀上造成了自己壹旦倒台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強化了中共倒台導致天下大亂的預期。20世紀中國的歷史告訴國人：不穩定的損失往往是明確的，而收益卻是不明確的。誰都知道不穩定危及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社會底層，只不過他們的損失相對其他階層較低而已；相反，誰也不知道中共垮台之後的局面，當然也無法預測自己的處境，包括能得到的好處。這壹切有效地強化了大眾的保守心態。中共通過「綁架社會」有效地迫使人們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實。
目前，儘管普通老百姓對收入狀況不滿意，對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恨之入骨，但眼下的生活狀態畢竟遠好於毛時代，而且他們非常珍惜已得到的那點微不足道的權利和財富，不想參加壹場勝算微乎其微的賭博。所以，只要精英們還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餘還給他們留下壹口飯吃，他們也許就會接受現實，忍氣吞聲地繼續過日子。這意味著，大眾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擁護穩定的。
政府的鎮壓能力
鎮壓能力是政府維護穩定的最重要的能力。這取決於控制公共領域的能力、壟斷和運用暴力的能力、鎮壓的決心和意志、政府內部協同行動的能力、高層團結的能力。90年代里，中共對公共領域的控制越來越嚴，除了堅決地壟斷媒體之外，還盡量把社會運動和各種獨立組織消滅在萌芽狀態，對已經發展起來的則不惜代價堅決鎮壓。目前，「黨指揮槍」的列寧主義原則依然得到有效執行，憑藉現代暴力機器，政府具備了鎮壓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當面臨大規模社會騷亂時，統治者維持權力的意志和決心是極為重要的，權力核心出現意志動搖往往是政權垮台的預兆。「天安門事件」顯示出中共擁有鎮壓的意志和決心。但僅有高層的意志、決心和團結還不夠，還要有各級黨政官僚的密切配合。從鎮壓法輪功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在事關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中共能保持團結壹致對外。在危機時期，高層團結至關重要，而這依賴於「核心」的主導地位及其政策的可行性。近期內，只要不出現重大決策錯誤，無人能夠挑戰最高領導的個人權威。只要不出現全局性、持續的社會騷亂，就不會出現政治不穩定。
政府控制不穩定因素的能力
除了鎮壓之外，維護穩定的另壹種策略是「釜底抽薪」，即遏制或消除那些誘發不穩定的因素。在近期內，經濟衰退、腐敗、不平等和貧困是威脅政治穩定的主要問題。因此，要想維持穩定，政府必須維持經濟增長、遏制腐敗、控制貧富差距、緩解貧困。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顯示了很強的學習能力，在學習曲線上爬得非常快。目前，政府已初步掌握了在市場環境中管理宏觀經濟的能力，其標誌是能在維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控制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政府似乎也有信心對付加入WTO帶來的衝擊，而且以此為契機開始處理銀行風險和股市泡沫問題。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越來越關注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又不斷提高公務員工資和福利待遇。同時，對腐敗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大，處理的大案要案數量逐年上升；還通過「三講」抓各級幹部的「黑材料」，造成壹種人人自危的氣氛。但人們總是合理地懷疑反腐敗的動機，懷疑靠特務政治能不能有效地遏制腐敗。
4. 穩定性分析
不穩定的條件
90年代中期以後，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建立了比較穩固的聯盟，這帶來兩個重要的後果：第壹，精英不會挑戰政府。在權威政治中，精英佔總人口的比例雖然很小，但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卻很大。壹般來說，只要各類精英保持團結，政治不穩定就不會發生；甚至只要政治精英保持團結，其他群體的挑戰也很難成功。第二，威脅政治穩定的力量只能來自大眾。在正常情況下，大眾只能製造局部的反抗，而政府具有鎮壓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現全局性的、持續的大眾反抗，政治穩定就沒問題。換言之，在近期內，在中國大陸政治不穩定的充份必要條件是出現全面的、持續的大眾反抗，若出現這種情況需要兩個條件：壹是局部性反抗或潛在的局部性反抗遍布全國；二是壹場深刻的經濟危機觸發全國性的大眾反抗。中國大陸就像壹個院子和房子里散布了許多乾柴的大宅院，房子的主人完全知道這種局面的危險性，因此購買了滅火工具、開通了水源、雇傭了消防隊員並精心培訓他們，當院子里壹處甚至幾處起火時，主人壹聲令下就可及時撲滅。但由於財力、水源、人力有限，滅火能力也是有限的，壹旦院子和房子里鋪滿乾柴而且處處起火，或是壹處起火但蔓延極快，那麼這個滅火系統就無濟於事了，房子和它的主人就會被大火燒毀。也就是說，這個大宅院毀於大火的充份必要條件是：第壹，遍布乾柴；第二，到處點火。
「鋪放乾柴」：問題的深化與蔓延
如果那些激起大眾不滿的問題得不到有效遏制，也就是說，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繼續發展，那麼大眾的反抗或潛在的反抗將遍布全國，這也就是在全國「鋪放乾柴」的過程。不幸的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導致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持續惡化的原因，壹是權威政治剝奪了大眾的政治權利，二是政府內部控制失靈。目前，幾乎所有正常的民意表達手段都被政府剝奪了，雖然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不斷深化與蔓延，但反抗卻被壓制住了，這反過來又使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直至發展到「爆發」階段。缺乏制度化的意見表達機制，缺乏必要的「減壓閥」或「排氣口」，正把中國變成壹個火藥桶。嚴重的政府「代理失靈」使那些為解決問題而制定的政策無法有效實施。例如，扶貧、財政、反腐敗等政策收效甚微，而且有時效果還適得其反。其實，中共壹直要求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且歷來提倡「群眾路線」，要求政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能說這都是欺騙老百姓的政治宣傳。最高統治者何嘗不希望自己的部下都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呢？只不過辦不到而已。
導火索：壹場深刻的危機
什麼樣的危機能引發政府不穩定？從邏輯上推導答案似乎是不明智的。但那些已經垮台的政府的不幸經驗也許可以提供壹些有價值的信息。國際經驗顯示，軍隊政變、獨裁者死亡、對外軍事失敗、大規模民主運動、持續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惡性通貨膨脹、激烈的種族或宗教衝突、民族分離活動，往往會成為引發政府不穩定的導火索。對中國來說，近期內發生軍事政變、在外部軍事衝突中敗北、核心人物出現健康問題、激烈的種族和宗教衝突、嚴重的民族分離的可能性都不大，可以視之為「小概率事件」。儘管台灣問題有可能引起美國的軍事干涉，而這又孕育了在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中失敗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畢竟不大。由於知識精英日趨保守，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也不會出現。但發生持續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這種可能性還比較高，可以說，它們很可能就是引發政府不穩定的導火索。
銀行壞賬、國有企業低效率、國內需求不足、世界經濟疲軟導致的出口和投資疲軟，這壹切隨時都會觸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將引起全國性的大規模失業、嚴重的貧困、銀行擠兌、惡性通貨膨脹，進而引發遍及全國的大眾反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所以會成為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因為它們的影響波及到每壹個人，而且短期內幾乎無法扭轉。缺乏大眾的制約、廣泛的錢權交易、黨政系統內部的「代理失靈」、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又使孕育危機的那些問題難以得到及時而有效的緩解和解決。這意味著，在近期內引發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被點燃。
目前，政治精英牢固地壟斷了公共權力，嚴厲地控制著公共領域，在新權威主義旗幟下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了聯盟；同時大眾處於全面被剝奪的狀態，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分散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由於中共完全有能力對付局部反抗，因此大眾的日常反抗不會威脅全局的穩定。但如果出現深刻、全面的經濟或社會危機，將觸發全面、持續的動亂，這種形勢如不能得到迅速控制，勢必導致政府的垮台。不公正、特別是腐敗，不平等、特別是貧困，就是「遍布全國的乾柴」，而引發壹場燎原大火的「火種」可能是嚴重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海峽衝突、領導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迫害等。簡而言之，近期內，中國保持「政治穩定」的希望很大，但是「崩潰」的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不穩定之後
不穩定意味著變化和更多的可能性，意味著未來不再是今天的簡單延續。從中國歷史和國際經驗中，可以大致推測各種可能的「不穩定之後」。最理想的局面是出現壹個有效的民主政府，給中國大陸帶來自由、民主、富裕和公正。但筆者認為，經過壹場災變的中國進入這種狀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是重新出現壹個權威政權。在這個新結構中，共產黨不再是統治集團，但精英繼續壟斷政治，大眾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腐敗、錢權勾結、不平等、貧困等問題依舊，所以不穩定也依舊，唯壹變化的是意識形態。若這種政體在多次不穩定之後反覆出現，那就意味著「不穩定」已經成為它持續生存的內在機制；也意味著各種社會問題的制度化、正常化和永久化。另壹種可能是，若知識精英背叛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而與大眾成功地建立了聯盟，那麼「不穩定之後」將可能出現壹個法西斯政權或改頭換面的列寧主義政權，這個政權會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當作自己的意識形態。在以上三種情況下，中國將繼續保持統壹。
如果共產黨轟然倒塌，中國大陸繼續保持統壹的可能性極小，四分五裂是非常可能的結局。倘若幸運的話，最好的結局是像前蘇聯那樣比較和平地分裂，但更大的可能是像前南斯拉夫那樣在炮火和鮮血中分裂。任何壹個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輕率地認為這是危言聳聽。
四、回顧與展望
1. 回顧
回顧是為了認清現狀，明確問題。正是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的努力塑造了未來的政治發展過程。
改革的初始條件會對改革產生直接而持久的影響。在毛時代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格局中，政府居於絕對優勢地位。這種格局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沒有發生實質性改革，這決定了中國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導型改革」，在這種改革過程中政府擁有很大的「自主性」，它有能力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獨立地制定並實施改革方案。既然政府有實力決定是否改革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必然是「漸進式改革」，而不會是「壹場革命」。政府的「自主性」決定了取代極權主義體制的只能是權威主義體制，而不可能是民主體制。「漸進式改革」為政府和社會贏得了時間，使統治集團可以從容地探索制度設計方案，調整群體關係策略，建立文化霸權。改革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在制度結構方面，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同時改革，市場經濟、權威政治與新權威主義協同發展，從而使新的制度體系獲得了較高的結構適應性。在群體關係方面，統治集團適應社會群體結構的變化，調整了傳統的群體關係策略，拋棄工農大眾，轉而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統治聯盟。「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分別勾畫了當今社會的制度結構和群體關係的藍圖。因此，把「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確定為「黨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而把「三個代表」譽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決非言過其實。它們共同確定了今日中國的政治框架，為政治穩定奠定了基石。
除了「結構性成就」之外，在90年代中國政府還做出了壹系列「日常業績」。在政治方面，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險的權力過渡，化解了民主化壓力，頂住了來自自由化的挑戰，而且合法性下降的趨勢得到緩解，「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得到精英的廣泛認同；在經濟方面，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控制住了通貨膨脹，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頂住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壓力，同時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加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在社會方面，開始著手解決不平等問題；在國際關係方面，打破制裁，重返國際社會，恰當處理了「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台灣海峽危機未過度發展，順利收回香港和澳門，加入WTO，申奧成功。在這個滄海桑田的年代，壹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共產黨政府能提交這樣壹份成績單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許多毛時代遺留的問題始終未得到解決（如專制），許多鄧時代產生的問題還在繼續深化和蔓延（如腐敗、不平等、貧困），新的問題也在不斷湧現（如台灣問題、金融風險、WTO衝擊）。這些問題時刻威脅著中國的政治穩定。可以說，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給繼任者留下了異常艱巨的任務，危機就蘊藏在目前的穩定之中。壹方面，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和意識形態的結構性衝突仍然存在，政治腐敗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風險和社會不平等既威脅經濟的持續發展，又與新權威主義對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的要求相衝突。另壹方面，缺乏制約的精英聯盟對大眾的過份剝奪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驅使大眾鋌而走險。那些給中國帶來了政治穩定的條件，也孕育了威脅政治穩定的因素。
2. 政治發展模式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來概括改革時代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金耀基對「政治行政化」有精闢論述。[13] 根據香港的經驗，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兩條主要途徑，壹是精英吸納，即政府有意識地把社會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到行政決策結構中，二是決策諮詢，即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廣泛諮詢公眾意見。前者使行政體系之外很少再有與之對抗的政治人；而後者使政府能廣泛、經常地接觸社會，對社會的意向有更敏銳的反應。金耀基把這些稱為「政治的行政化」，認為「『政治行政化』可說是壹種積極的『非政治化』」。
改革時代的中國政府也有意識地把社會精英納入行政體系，主動地制定了有利於精英的政策，越來越多地運用決策諮詢，不斷開闢民意渠道，不但與社會精英結成聯盟，也對大眾的呼聲做出適度回應。通過精英吸納、政策傾斜、決策諮詢，政府主動地滿足了精英的要求，這樣社會精英無需訴諸政治就可以實現自己的要求，也就心甘情願地放棄了政治權利。雖然大眾的利益未得到滿足，但由於他們分散無力，即使心懷不滿也無濟於事。政府就是這樣化解改革開放帶來的政治參与壓力的。作為壹個轉型國家，中國的政治行政化還表現為「政府主導型改革」，即自主地實行經濟改革、建設意識形態，並使之與權威主義政體相適應。這壹切為中國贏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
中共對「精英吸納」、「諮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這些概念或許比較陌生，但對這些概念所蘊含的統治策略卻並不陌生，而且心領神會、運用自如。其實，在中國「行政支配社會」是壹以貫之的傳統，從古到今概莫能外。在毛時代中共對工農大眾實行「群眾路線」，對中間派實行「統壹戰線」，對敵對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改革改變了社會結構，產生了日益壯大的社會精英，其力量不可忽視，而大眾則收回了政治忠誠、對政府充滿了怨恨，於是政治整合問題出現了，為解決這壹問題「政治行政化」應運而生。
在權威主義體制下，除了政府之外再沒有其他「有用的」政治設置，政治行政化也許是唯壹可行的政治整合機制。通過滿足精英的需求以換取他們對統治秩序的認可，不失為壹種聰明的統治策略或統治藝術。策略要想有效，必須輔之以壹整套制度，因此政治行政化絕不僅僅是壹種權宜之計，而是壹套精心設計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經驗顯示，這種「滿足強者、剝奪弱者」的體制具有充份的彈性或適應能力。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通過不斷滿足新興的強者，同時給予弱者必要的關照，它可以不斷延續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說，在壹定條件下，這種政治模式可以在經濟繁榮、社會自由與政治專制之間維持壹種平衡。
其實，政治從來就是精英的特權。「好政府」與「壞政府」的區別不在於選舉權的普及程度，而在於政府能否對公民的需求作出恰當地「回應」並對其「負責」。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對民意做出回應的方式，通過在決策機構中吸收社會精英，在決策過程中廣泛諮詢，逐步放鬆對大眾傳媒和結社的限制，公眾的意願和利益可以得到壹定程度的表達和滿足。為了維護穩定，統治者也必須對大眾的要求做出負責任的回應。實際上，公民的抗議、批評、組織、示威、遊說決策者的權利和自由，也許比多黨制、定期選舉更為重要。
根據亞洲、南美、南歐和非洲國家的政治發展經驗，在未來的10年甚至20年內，中國很可能會繼續維持現有的社會制度結構和社會群體聯盟格局。因為現存的權威主義政權的穩定性較高，近期內沒有任何群體能動搖它的根基；即使現政權崩潰了，新政體也難以脫離現有結構，市場經濟、權威主義政治、精英聯盟以及對大眾的掠奪還會捲土重來。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不壹定能更好地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壹切意味著，近期內政治民主化是行不通的。
作為現實主義者，筆者認為，必須在權威主義框架內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大判斷」是中國尋找未來政治發展策略的出發點。未來十年政治發展的基本策略應該是繼續推行政治行政化：在群體關係方面，限制精英的掠奪，維護大眾的權利；在制度結構方面，推行社會自由化，建設社會合作主義體制；精英聯盟需要繼續保持，但精英的利益應該受到限制，而大眾的權利必須得到保護，在分配財富「蛋糕」時應向大眾適當傾斜。這種調整勢必會損害精英的利益以及現存的精英聯盟，在切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中下級官僚能否與黨中央保持壹致、經濟精英能否繼續支持現行制度，都會成為問題。
壹個敵視精英的政府是難以為繼的；壹個逼得大眾鋌而走險的政府也同樣難以為繼。未來的政治穩定取決於精英的理性和大眾的耐性；若精英有足夠的理性，把掠奪限制在大眾能容忍的限度內，政治穩定或可維持。這需要政府具有在利益相互衝突的群體之間建立複雜而微妙的平衡能力。但現實是精英們獲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擔的責任又太少，他們不但不去維護這個過多關愛他們的社會，反而在瘋狂地挖它的牆角；大眾承擔了太多的責任和代價而所獲甚微。即便不敢奢望中國成為壹個公正的社會，但大眾應該享有最起碼的權利；雖然未必能指望精英們良心發現，但他們至少還具備起碼的智商，為了可持續的掠奪也得有所節制，把兔子都吃光了的狐貍只有死路壹條。只有當精英們意識到這壹點時，中國才能獲得持續的穩定。而且，精英們不能只有「精明的自私自利」，還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只有當精英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成為受大眾尊敬的群體時，社會才能穩定。而如今中國的大眾對精英沒有尊敬和信任，只有猜忌、鄙視和仇恨。
對中國來說，不穩定因素的存在並非全是壞事。在壹個行政支配社會的國度里，在政府主導型改革中，在精英貪得無厭而又毫無責任感的情況下，沒有來自外部世界的示範壓力、來自內部的大眾反抗以及威脅到政治穩定的迫在眉睫的危機，走向公平的變革是不可想象的，大眾將淪入無底深淵，贏家通吃的局面也根本無法改變。
從制度方面看，結構性衝突的根源在政治系統之中，為此必須改革政治系統。在權威主義框架內，政治民主化行不通，只能從社會自由化方面尋找改革的突破口，關鍵是開放新聞和結社禁區。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可以提高社會監督政府的能力，有助於遏制政治腐敗；也能帶給大眾組織起來的機會，提高他們與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從而遏制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由於經濟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結果，因此控制了腐敗和不平等也就控制了經濟風險；所以，社會自由化有助於解決腐敗、不平等和經濟風險問題。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和金融風險是極為嚴重的。毫無疑問，政治體制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之壹。但以為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也沒有充份根據。國際經驗顯示，像中國這類東方的發展中轉型國家，即使實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也難以獲得西方國家那樣的政治績效，難以有效地解決面臨的壹系列問題。許多南美、南亞、非洲國家，按照流行的「民主」標準，都屬於民主國家；但它們的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風險的嚴重程度絲毫不遜於中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絕大多數「轉型成功」的東歐國家，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不穩定非但沒有減輕，而且迅速惡化。民主化是否可以有效地解決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經濟風險問題，這壹命題並未得到世界範圍內經驗資料的支持。
3. 影響政治發展的基本因素
現代化過程中原有的政治體制將面臨嚴重挑戰，人類的經驗顯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反應模式，壹是「政治民主化」，另壹是「政治行政化」。有些國家選擇了前者，有些國家則選擇了後者。究竟是什麼力量在影響和決定壹個社會的政治發展模式？是經濟，還是政治，還是文化，還是它們的組合共同決定了壹個社會的政治發展模式？
現代化理論強調在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存在確定的聯繫，這幾乎已成為壹種「信念」。李普塞特在他的經典論文中提出，壹個國家用以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他認為，工業化、都市化、人口集中和增加以及大眾傳媒的發展，加快了新聞和信息的傳播；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也會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識和參与興趣，因而民主就可能隨之產生。[14] 但在現代化過程中壹個國家是選擇政治行政化還是政治民主化道路，（有時）政府的態度、統治策略、貫徹意圖的能力具有決定性影響。對中國而言，國家的影響力也許並不壹定是「短期現象」。兩千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無數巨變，但「行政力量支配社會」這壹特性從未改變。專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適應能力，不僅可以適應農業經濟，也可以適應工業經濟；不僅可以適應計劃機制，也可以適應市場機制，甚至還可以適應全球化。
文化也有自主性和頑強的生命力，政治學家都明白「政治文化」的深刻蘊含。中國的政治文化似乎與民主無緣。儒家與法家爭論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權力的來源。儒家認為，儘管權力不必來自人民，但必須造福人民；政府必須愛護人民，體察民情，「施仁政」，否則就會失去上天的垂青，並被人民推翻；儒家非常重視合法性問題，反覆重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義必自斃」。金耀基認為，「儒學從未倡導過壹種稱為民主的政府形式，事實上，它並不關心政府的『形式』本身。對昔日的儒者來說，首要的問題在於應當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從壹個根本的意義上來說，儒學所注重的是治道（或行政）而非政道（或政治）。」[15] 儒家文化圈內東亞各國的政治模式也各不相同。在韓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行政取代政治似乎是壹種普遍現象；日本的另壹特點是「壹黨獨大」，「有選舉、無輪換」；新加坡也是壹黨獨大，而且連自由都要打折扣。在日本和新加坡，執政黨的政治活動與政府的行政活動的區別常常是模糊的。香港沒有政治，但是還有壹點自由和法治。另壹方面，台灣和韓國卻正在成功地走向民主化，但台灣經驗對大陸政治發展的「暗示意義」是值得懷疑的。早期在台灣動員和凝聚反專制力量的主要是「民族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早期台灣的政治運動本質上是「本省人」反對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的「民族獨立運動」；台灣早期的政治格局與其說是「民主化」的勝利，不如說是「民族主義」的勝利；如果沒有特定的「省籍衝突」，台灣也許根本就不會出現今日的多元政治格局。[16]
政治發展是政治系統喪失穩定再重獲穩定的過程。維護和建立政治穩定的關鍵是適應變化了的內外環境，這並沒有固定的答案，更沒有唯壹的答案。政治探索的空間是開放的，任何人云亦云的預測和亦步亦趨的選擇都是「保守的」。實際上，在這個「歷史終結」的時代，對學者和政治家而言，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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