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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劍濤

中國的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已經成為壹個熱門話題。但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社會傳統和環境中，這壹群體要發揮出國家權力和社會公眾期待的穩壓、維序的作用，首先需要對之進行政治脫敏，將作為政治概念的中產階層轉變為壹個社會概念。進而建構促使中產階層理性發聲和提出合理訴求的呼籲政治，讓社會控制的中產階層管理模式轉變為討價還價的商議模式，真正讓中產階層在國家權力培育橄欖型社會的嘗試中，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等收入群體或中產階層的群體結構與社會功能，是壹個眾說紛紜的熱門話題。這個群體究竟是壹個什麼性質的人群，它對社會政治秩序發揮著穩定還是顛復的作用？是論者聚訟不下的難題。壹般而言，論者對這壹群體的社會政治功能抱有不低的期待。國家權力方面也對之戒慎戒懼，既抱有高度警覺，又力圖在政策上實現促其增強與利於維穩的雙重目的。在中國的特殊處境中，這壹話題首先是壹個需要脫敏的問題，然後才能較為理性地規劃其社會培育與功能發揮事宜。

　　

壹、中產階級：群體抑或階層

　　

　　 中產問題涉及到執政黨的階級分析問題，所以它屬於敏感的話題。在官方的用詞中，中產已經完全不與階級進行詞彙配對，壹般使用群體這個詞彙來界定中產的社會政治屬性。而且中產的財產屬性，也被換成了「中等收入」的描述性概念。於是，「中產階層」這個流行概念就轉換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有論者不認為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是壹個轉換而出的概念，他們對這兩個概念的差異性進行了甄別：中等收入群體是壹個相對於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概念，是僅就收入情況對社會人群進行的區分。而中產階層是壹個相對複雜的概念，「除了收入之外， 還有職業、受教育水平、聲望、消費能力等諸多因素壹都是定義『中產階層』的重要參考標準」。直接壹點講，使用中等收入群體概念，而不使用中產階級概念，確實存在迴避政治矛盾的意圖。在中國情境中，中產階級作為壹個相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言的概念，是壹個學理上說不清、政治上惹麻煩的概念。

　　 從學理上講，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急遽變遷，曾經流行的階級階層結構論說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但與之對接的論說又似乎很難建立起來。因此， 階級階層論說成為壹個斷裂性的話題：就階級鬥爭年代的那種階級話語而言，缺乏繼承者；就改革開放以來的階級階層分化而言，缺乏先導者。在中產這壹論題中，兩個相關的顯著變化，是形成這壹僵局的導因。 壹方面，「原有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簡單階級階層結構，現在已經轉化成由許多不同利益訴求群體組成的複雜多樣的階級階層結構，產生了個體戶、私有企業主、外資企業的高管、民營企業的科技人員、各種中介組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從工人、農民、幹部和知識分子隊伍中分離出來的。即便是同壹社 會階層中，經濟社會地位和利益訴求也有很大差異」。 階級鬥爭年代那種簡單明了的階級劃分顯然是行不通了。另壹方面，「中國從壹個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國家，轉變成壹個在國際比較中收入差距很大 的國家」。二這就促使人們按照社會階層收入差距重新劃分社會階層。但由於中國社會的疾速變化仍然在進行中，人們在學理上對之做出概括，需要待以時日。 而且需要在學理上做出突破，才能做出與社會變遷實 際相壹致的階級階層變化的創新性學理貢獻。

　　 從政治上講，中國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遷，主要呈現在社會的中層結構即運行結構上，社會政治的基本結構即國家基本制度並未發生人們想象的那種改變。因此，曾經被認為是廢棄了的階級鬥爭國家理念，只是潛蟄下來、並沒有退出國家政治生活場域， 甚至在國家謀划的深層次上還保有支配性地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階級的定義，還明顯地深刻作用於基本政策的制定方面。取決於這壹點，在談論中國的階級階層結構變化的時候，仍然需要隨時惦記他們對階級問題的經典定義。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壹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壹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壹些集團，由於他們在壹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 地位不同，其中壹個集團能夠佔有另壹個集團的勞動。」③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階級做出的基於經濟 基礎的定義。

　　 與之相伴隨的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聯意義上的階級定義。壹方面，恰如恩格斯所說，「過去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壹直存在的；人類的大多數總是註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和過著悲慘的生活。為什麼會這樣呢？這隻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壹切階段上，生產還如此不發達，以致歷 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抗形式中進行」。四循這壹定義可知，作為歷史現象的階級與階級鬥爭，在生產發達以後就會消失。但在這之前，階級與階級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另壹方面，「所有壹切壓迫階級， 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壹幅保存階級統治條件下減少痛苦和犧牲的遠 景（這些話說起來就特別容易，因為不用擔保『實現』 這種遠景），從而使他們忍受這種統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打消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伍順理成章的就是，再壹方面，階級鬥爭必然引發革命。「什麼是階級鬥爭？這就是壹部分人反對另壹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雇傭工人或無產者反對私有主或資產階級的鬥爭。」⑥這是革命必然性的體現。「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碎那由於和新的生產關係發展產生矛盾而到壹定的時機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七隻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徹底消滅階級的目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點，歸納起來就是三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是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 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⑧對無產階級政權而言，最為嚴肅的政治任務，就是在保證政權的前提條件下， 實現最終消滅階級的任務。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言說，對中國而言所具有的高度嚴峻性，在此鮮明凸顯出來。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述的此階級並非當下中國討論中產階層的彼階級。馬克思主義對階級的系統言說， 結構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循「群眾—階級—政黨— 領袖」的遞進關係建立起來的壹整套革命理論。其中， 階級的二分法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區分，至為關鍵。馬克思主義站在被統治階級的壹邊，強調被統治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這壹政治組織由政黨領袖提供理論指導，然後讓被統治階級進入階級自覺的革命狀態，以期實現革命的偉大目標。可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是著力動員革命的壹種社會集群 劃分、社會組織方式和政治動員方式。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主義政黨對階級概念的敏感反應可以說是天生的。在中國，對中產階層的政治敏感性，就來源於執政黨的敏銳政治意識，這是執政黨的指導思想所註定的情形。

　　

　　 中產階層這壹概念遵循的階級階層劃分標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階級劃分標準。它是壹個后革命社會或現代社會的多元階級劃分標準的產物。現代社會被稱之為「橄欖型社會」，中產階層是居於中間地位，與這壹階層的收入、社會地位、名譽和政治訴求關聯在壹起，它是壹個社會學或者社會理論基於財產與分配製度的集群劃分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產階層的階級劃分，既不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樣是壹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二元分割，也不存在中產階層要以自己階級意識的自覺去儘力推翻誰或者直接贊同誰的問題，它不承擔這樣的階級使命。它是壹個政治上已經脫敏的概念。壹些論者為什麼強調中產階層相對於上層或下層來說，它更傾向於維護穩定，主要是從它的社會品性上著眼而對其階層特徵做出的概括，而不是從它的政治品性上對其投入政治革命或政治秩序重建做出的分析或定位。⑨對於中產階層這個政治上已然脫敏的社會理論概念，執政黨和政府勿需用自己意識形態理念中的階級意識來對待或處置。校正這壹點，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討論中產階層的問題，既讓其得到準確的社會定位，又避免它的政治定位掩蓋住它的社會定位，從而讓中產階層 發揮其強大的社會功能。

　　

二、中產階層：社會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對中產階層進行政治脫敏以後，就可以知道，僅僅討論中等收入群體的問題，其實存在重大疏漏，即拒絕社會學意義上的中產階層的定位，實際上就是因為我們把它高度政治化了。論者畏懼的事情是，明 確鼓勵壹個中產階層的成長會有什麼政治危險？其實，鼓勵壹個中產階層的成長，恰恰對化解社會的政 治風險具有明顯的幫助作用。

　　 就今天中國的情境講，用社會學意義上的階級和階層劃分，替代革命黨時期、或者作為完成革命而又沒有進入后革命時期的階級劃分，已經充分顯示出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如果自覺地用社會學關於階級、階層的社會定位替代革命化時期對階級的政治定位，那麼中國對中產階層幾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就能夠肯 定下來、加以培育、積極推動，促使中產階層走向成熟， 讓他們擔負起建構現代國家的社會政治使命。

　　 社會學或社會理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其重要性在於，它是壹個社會相對寧靜化條件下的階級或階層劃分結果。壹般而言，在壹個社會裡，價值分裂也好、政治顛復也好、秩序重建也好，都是「諸神之爭」。⑩如果這類爭端不能有效息爭，就會有精英起來攪動社會，從而讓革命理論尋找到它所需要的社會支持。壹般而言，精英群體之間的理論分歧非常劇烈，價值爭端很難塵埃落定，精英之爭常常 導致大眾社會的撕裂，引發社會危機，催生社會革命。 這是任何社會形態都無法避免的事情。在社會分層的角度看，以「法律主治」（the rule of law）的方式遏制高層分裂、安撫底層不安、培育中層維穩，是壹個化解因精英裂變引發社會傾複的有效進路。

　　 就中國階級鬥爭歲月的情況來看，過於發達的階級思維、政治思維引導出的簡單而草率的結論其實是錯誤的：壹種立意控制高層，然後由高層直接下貫到基層的社會控制，長期被認定是有效的國家控制體系。就大型複雜社會而言，社會高層從來是控制不住的，社會底層也是很難有效控制住的。這是因為，兩個社會階層都具有高度的分散性：高層社會因價值立場的明顯不同而分散，底層社會因利益的獲得稀少而明顯散離。整合社會高層與社會底層，因此成為壹個社會控制的難題。社會控制與社會協調是兩種整合社會秩序的方式：前者是通過遏制壹些人、激勵另壹些人來協調潛在的衝突行為，後者則由規範社會行為的規則和程序構成，目的在協調眾多個人使用公共資源的聯合行動。⑾處在社會高層的人群，財產較為殷實、 價值立場比較明確、政治行動力較強、組織忠誠性相對較弱，他們接受協調的意願不高，願受控制的程度更低。因此，壹個旨在控制高層的社會體系存在陷入政治秩序危機的高風險。相應地，社會下層群體缺乏穩定的收入或收入不高、價值立場游移不定、政治行動上的隨附性較強、組織忠誠性亦不高，他們可能接 受控制，但卻很難進行協調。

　　 在非民主的狀態下，不管是協調高層還是控制底層，很難依託民意展開相應進程。要讓民眾的大多數即中產階層的民意和底層社會的民意呈現出來，都缺乏相應的有效社會機制安排。即便是在民主社會中， 對高層的遏制從來也都是缺乏成效的。比如非常成熟的現代國家美國，特朗普和共和黨內部的高層集團就很難達成政治壹致，他們與民主黨想達成共識的難度就更不用說了。在黨派之外，特朗普與社會新聞界精英集團可以說是斗得烏煙瘴氣。社會控制的關鍵群體， 正是中產階層，因為中產階層的社會品性讓他們足以 成為社會的穩壓器。調查表明，「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是溫和的、對別人的判斷是慎重的、不願把自己的價 值觀強加于別人」⑿。這與社會高層與底層的社會品性有著明顯的差異。

　　 中國未來的道路、或者「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高層社會眾說紛紜，底層社會缺乏共識，唯有興起中的中產階層最希望維護中國的穩定發展。這既是因為他們是中國迅速發展最大的受益群體，也是由他們的社會品性所註定的群體特性。但毋庸諱言，今天中國的中產階層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陣地、或表達途徑向整個社會顯示自己的意欲與能量。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在以壹個政治意義上的中產階層對付社會理論上的中產階層，缺乏積極應對中產階層發揮社會政治功能的謀划：對他們的擔憂多於信任，對他們的限制多於培育，對他們的遏制多於使用，對他們的拒斥多於依賴； 而且也是因為中國中產階層自身的孱弱，以及展示自己社會政治功用上的幼稚與乏力，造成官民雙方對其缺乏信心。改變這壹狀態，需要跨越雙重關隘：在國家權力部門方面，需要過中產階層疾速成長造成社會政治風險的政治心理關；在社會公眾方面，需要過中產階層變革不足、保守有餘，無法發揮整合作用的社 會心理關。

　　 僅就當下中國的社會分層來看，高層、中層和底層的明顯分化，以及在壹些重大問題上的缺乏共識， 有可能在極偶發意義上造成某些社會震蕩。但從總體上講，消費社會的迅速落定，已經使得他們不可能鮮明地支持革命，而是主要致力維持日常生活的消費狀態。面對社會學或社會理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這類社會分層問題，最重要的應對舉措，就是要從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維進入討價還價的治理思維。在這壹點上，面對中產階層、以及高層社會與底層社會的不同社會群體邏輯，需要相應轉變權力習性，從全面管控轉向適應面對種種社會壓力的執政局面：這個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由當時的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明確提出來了。面對社會矛盾、社會壓力甚至是社會動蕩情況處理執政的問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壹直呈現給領導者的政治命題。而理性面對這壹政治局面，以及 因應時局處理好這壹轉變，仍然需要時日。

　　 愈近當下，面對社會巨變，國家承受壓力的能力有何明顯變化？在必須的國家總體安全觀的建構中，確實強化了國家發展的宏觀總體意識，但對中國之作為壹個現代社會必須要應對的不同社會階層或精英集團討價還價的問題，似乎有隱匿起來的傾向。而社會群體與國家權力之間交錯的、因社會磨合不順利導致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更有遁于無形的趨勢。 本論題中的中產階層問題，也從社會學或社會理論上的綜合命題，蛻化為收入分配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命題。其實，在社會學或社會理論角度看，如果國家將中等收入群體、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都視為討價還價的對象，完全不必將之作為政治性問題對待，而自如地作為社會問題處理，那麼，面對社會分層，掌權者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踩翹翹板——它要求掌握國家權力的權勢集團具備壹種高超的平衡能力。在這個特定視角，社會學界關於中產階層發揮維護穩定、支持發展作用的條件性意見，比簡單強調他們肯定會發揮積極作用的無條件意見，要更為重要。

　　 原因在於，如果說在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中產階層正在出現和大致形成的話，那麼需要搞清楚的是， 它是壹個現代轉型十字路口趨於形成的中產階層。⒀這樣的中產階層，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動態性，它與成熟的中產階層和初生狀態的中產階層大不壹樣。在轉 型社會中，這壹階層壹方面對自己的處境認知很矛盾： 在順暢的時候可能是顧盼自豪的，在不順暢的情況下可能是消極自沈的，甚至可能產生對這個社會產生嚴重失望和絕望的情緒。另壹方面，由於他們處於社會 中間地位，會將這樣的自我認知傳染給社會其他階層： 可能對高層產生不利的權力迴響，對底層傳遞陷入社會動蕩的信息。壹旦中產階層的地位不保、狀態不穩， 會對雙方發揮出某種示範效應——因為高層的社會反 應本來是針對權力而不是針對社會的，因此中產階層壹有風吹草動，高層權力就會聞風而動，大力強化權力控制；相反，中產階層收入下降、地位衰變，會重 創底層社會的生活信心，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⒁

　　 最近幾年，中產階層倍感生活的壓力，有壹種被剝奪的階層跡象。所謂房奴、車奴、學奴等等，都是對之的形象描述。加之中產階層在承擔宏觀稅負上是最重的集群，生活狀態引人擔憂。對社會底層來說，中產階層地位都已經明顯衰落，他們有些心慌意亂，就在清理之中了。「雷洋事件」所包含的極為豐富的社會信號，可謂解釋相關變化的最佳案例：中產階層對自己身份地位和社會功能的信心動搖，導致其在慌亂中的臨時化、壹致性行動。從校 友的聲援，到社會的呼應，中產階層的自我組織能力隱然浮現出來。

　　

三、中產的呼籲政治

　　

　　 必須承認，中產階層是有自己政治訴求的人群。但中產階層表達其政治訴求的方式，可以區分為二：如果國家權力體系承認中產階層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功能，他們會是和平、中道與理性的集群，他們會與國家權力積極合作，並成為社會政治穩定的穩壓器；如果中產階層得不到應有的社會尊重和政治承認，後果就會非常消極、甚至會引發危機。對此，人們可以對現代國家的中產階層進行壹個比較，就會發現這樣的區分是得到經驗事實驗證的結論。歐美社會的中產階層是壹個變動性很大的社會集群，但總的說來，它是壹個有利於社會穩定的階級成分。在工業化消除了專制的政府形式、國家職能明顯增多、政府軍事力量強化、知識水平普遍提高等等，過去處於不斷增長的社會不平等趨勢出現重大逆轉——工業社會中的政治權力相對分散，收入分配的集中度下降，⒂這些都是有利於催生理性、沈穩和保守的中產階層的重要條件。

　　 不同於成熟的現代歐美社會，在民主轉型時期的韓國，壹個新生的社會集群，有著中產階層的政治認知和社會訴求，卻沒有中產的地位和現實收益，加 上國家權力的高壓，就屢屢引發社會動蕩——頻繁的的大學生群體造反，與正在冒出來的中產階層或顯性或隱性的合作，替中產階層發出政治參与與社會回報的聲音。這種社會激烈行動的背後，其實是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之際，正在形成中的中產階層受到壓制后的行動模式。這時，如果國家權力方面自覺意識到社會結構的變遷，就會儘力去培育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階層的討價還價意識，選擇理性商談的利益獲得進路，而不讓他們的政治抗爭意識付諸政治行動。韓國後來進入國家權力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協作模式，讓中 產階級逐漸步入理性的社會行動軌道。⒃

　　 中國中產階層的出現與成長，是壹個相較於其他國家遠為複雜的社會歷史故事。從中產階層出現的必然性上講，當然它是中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順生產物。但從它的社會政治塑造來講，中國中產階層是在各種外部因素的擠壓下頑強求存的。而從它有利於穩定社會政治秩序的功能上講，各方面又都期 待他們迅速發揮中產階層那種穩壓器的作用。

　　 中產階層需要有社會協調的渠道，避免落入單壹的社會控制軌道，這樣中產階層才能夠步上理性、妥協與維護秩序的維穩之路。因此，國家權力方面需要給中產層級適當的社會位置和政治安排，以便讓他們的緊張可以釋放、要求可以表達、願望能夠實現、訴求不致落空。實現這壹培育中產階層的目標，既需要大力促進社會的平行流動，更需要儘力促成其向上流動：壹個具有自由平行流動機制的社會，可以讓那些努力上進的底層集群和躋身下中產階層的人群，有壹個釋放自身能量的空間。雖然這樣的流動方式對於他們晉陞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層幫助不大，但至少提供了居於社會向上發展群體隊伍的機會。這樣的機會，對中產階層、尤其是自認的中產階層人群，具有釋放壓力、發現機遇、尋求發展、向上流動的引導性作用。壹個具有較為充分的向上流動的社會，乃是壹個向公眾敞開精英大門的社會。⒄並非具有向上流動機會的社會，就能夠讓每壹個人都能擠進上層社會的狹小空間。與其說敞開向上流動的空間是為了讓人人成為精英隊伍的壹員，不如說是讓人們自己擔負起人生髮展的責任。這對尋求發展的人們既是壹種激勵，也是壹種誘導，更是壹種謀划：人人都意欲成為生活小康、尚具理想、關心公共事務、熱心公益、理性行動的集群中的壹員，這個社會就具備了現代社會的特質。壹個由中產階層擔負起來的個人責任、相互關愛和彼此信任的社會機制，便是所謂「好社會」的重要 標誌。⒅

　　 中國中產階層的發育與成長是緩慢的，社會學家甚至為此認定，很難指望他們發揮出主導社會走向和大眾消費的作用。倒是「小康大眾」這個占人口總數80%的集群，更能發揮相應的作用。⒆此說有壹定道理。但可能掩蓋了中國中產階層問題的另壹面：不是中產階層不能指望，而是因為對中產階層的政治警覺促成的限制措施，不僅讓他們既難以發出理性的社會政治聲音，而且也讓他們的社會政治能量被遮蔽起來。為此，解決前壹問題，需要國家權力方面對中產階層可以實現政治脫敏；解決后壹問題，需要國家權力方面提供給中產階層合法發聲的渠道。這其實就是建立中產階層的呼籲政治機制。呼籲政治（politics ofvoices）是壹種和平理性、維護秩序的政治，而不是 壹種消解忠誠、瓦解秩序的政治。建立中產階層的呼籲政治，其實就是提供給他們合法發聲的制度機制：讓他們在制度吸納的前提條件下，既理性表達自己的意願，又理性謀求不同群體之間、自身階層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友好合作。建立這壹機制的同時，就會逐步 實現中產階層維護社會穩定與政治秩序的目標。

　　 當下中國，中產階層發聲的主要平台，無論是網路還是傳統媒體，都顯得缺乏代言其集群利益的意願。客觀地講，這對國家的利害關聯性值得慎思。因為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積極作用，知識界對政治的關注，對發展健康的市場經濟，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建設充滿活力的社會，將起到不可或缺的積極正面的 作用。

　　 最近幾年流行的「人民社會」論，是此前的「市民社會」論的替代品。⒇顯然，「人民社會」是壹個需要耗費巨大理論資源才能加以論證的概念。在政治思想史上，人民與社會是位勢高低明顯不同的兩個概念。人民乃是現代國家主權意志的體現者，主權確立以後，人民就必須退出政治場域。或者說，人民就必須轉變成憲法意義上的公民，他們按照業緣、地緣、趣緣等等因緣關係建立起具體而實在的社會。就此而言，抽象的人民是無法組成社會的。如果直接把人民這個高位概念拉下來，作為社會建構的主體，社會的分工合作機制就無法落地。所謂中產階層這些社會分層概念，也就失去了它指引人們理解複雜社會的功能， 變得多餘起來。就中產階層這壹論題來說，他們不過是實在社會的壹個集群，他們在政治上成熟壹點，表達社會訴求就會更理性壹點，國家權力層面便會對之放心壹點，社會底層也不會受到太大觸動或刺激。如果只是設立壹個抽象的人民社會裝置，兩眼壹抹黑，社會全體成員高度同質，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無從發揮，社會政治秩序建構及其維護的主體寄託也就 無從談論。

　　

四、在商議中助長成熟中產

　　

在中國現代轉型進程中產生並成長的中產階層，是地位極不穩固、作用尚待呈現、分化極為明顯、走勢仍不清楚的壹個階層。這是對中國中產階層現狀的壹個總體估價。基於這壹估價，國家權力與社會公眾希望中產階層發揮其規範意義上的積極作用，就必須營造壹個有利於中產階層成長的環境，讓他們在走向自律、成熟的過程中，有效發揮穩定社會秩序、提升社會理性程度、升級現代的合作意願、促進中國現代 化向縱深發展。

　　 這是關乎中國中產階層的兩個重大問題，有必要對之進行相對深入的分析。就前者來看，中國中產階層的總體狀態，社會學家的種種描述，已經呈現出了它的大致面目。但需要在社會政治的視角，進行壹 個深層次的概觀：第壹，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地位既不明晰、也不穩固。對國家權力來講，由於中產階層的政治脫敏尚未完成，有人還將其視為潛在的政治替代者，因之對其懷抱高度的政治警覺性。壹如前述，中產階層在利益和政治上是有自己的訴求。但中產階層的社會訴求在缺乏聲張渠道的時候，遠沒得到順暢表達。此時對中產階層呈現出的政治警覺，似乎為時過早。換言之，政治警惕相對於社會包容提前出場，讓其政治成熟的外部條件處於明顯的緊張狀態，中產階層試圖發揮其穩定現有政治秩序的穩壓作用就幾乎沒有可能。就此而言，需要強調國家權力對中產階層的政治脫敏， 讓中產階層之作為主要的現代社會階層，得以清晰地呈現其集群輪廓，並助長他們的集團意識、釋放他們的集群能量、促成他們的群體自覺、提升他們的群性品質。由此疏通他們發揮穩定社會政治秩序的渠道，為中國真正成為壹個現代社會準備階層、階級條件。在此基礎上，對中產階層自身的社會分層，諸如老中產階層、新中產階層、邊緣中產階層及其差異性加以

　　 關注，(21)以便真正培育壹個有利於中國長期、穩定和協調發展的集群載體。

　　 第二，中國的分配收入結構需要進行深度改革，以便中產階層的穩定階層結構不致處於壹種明顯的波動狀態。中國稅賦的主要負擔者是中產階層。但國家權力對稅負的這壹主要負擔者關懷不太足夠，更沒有感恩心態，這讓中產階層有些冷遇感。由於中國步入深水區的體制改革需要大力推進，公務員隊伍和事業單位從業人員規模、功能很難減少不說，甚至呈現潛在擴大的趨勢，因而中產階層的稅賦只會增加、很難減少，國家權力與中產階層因分配問題產生的疏離感，有可能強化。在此情況下，新增稅種顯然是不利於集結中產階層的政治忠誠感、強化其社會向心力。但壹個悖謬的現實處境是：由於傳統稅基已經受到侵蝕，傳統稅源幾乎枯竭，維持國家權力必須的稅收體制必須改進，國家權力的稅收饑渴肯定會增強，中產階層因此必定處於壹個承擔稅賦壓力的前線位置。從財政政治學、稅收政治學的角度可以看出，涉及中產階層切身利益的大力度稅改，在政治上與國家權力的需要處在壹個緊張狀態。已經是現有稅收體制的主要擔負者，而必將成為稅改后賦稅的主要擔負者的中國中產階級，很容易被重新打入社會底層。在壹種收入焦慮的心境中，中產階層還能發揮什麼樣的穩定社會的作用呢？不能斷然做出否定的回答，但起碼給出肯 定回答的堅決性會打折扣。

　　 第三，中產階層社會身份的不確定以及危機感。比如大學教師群體，幾年前可以說有壹種顧盼自豪的感覺：收入在提高，言論空間較大，官方表示尊重。近期這壹群體的自我感覺似乎發生了明顯的逆轉：收入未見明顯增長、言論空間受到約束，以及社會影響在下降。以新聞記者為代表的中產階層「呼籲政治」 群體，更是出現了明顯的職業分流和退出現象。不能不看到，上述變化對形成中的中產階層具有壹定的負面影響。若這壹變化持續下去，新時期以來中產階層快速壯大的趨勢可能出現中斷。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產階層目前的處境，與讓中國必須且努力做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嘗試。存在尖銳衝突。這樣鮮明的變化，也反映出國家權力對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觀政治期盼，似乎與中產階層實際處境存在明顯的錯位 或落差，亟須調整。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國家權力壹直在努力做大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並儘力讓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忠誠度得到強化。這種意識，在近幾年有增無減。 但由於改革進入深水區，國家權力方面必然表現出的遲疑、躊躇，讓本來就沒有完全脫敏的中產階層問題， 變得更為敏感：曾經以權力吸附的方式爭取中產階層政治忠誠的做法，似乎已經中止了。國家權力方面的遲疑，當然可以在深水區改革的背離性處境中獲得理解。但政策期望與政策舉措之間的罅隙，導致政策執行中出現不可小視的矛盾：譬如，對企業家階層，曾經鼓勵他們先富起來，並且將之視為權力爭取的中堅力量。但壹段時間，企業家成為「財富原罪」的歸咎對象，甚至有人對之喊打喊殺，將中國改革的壹些缺失不加分辨地歸罪於他們。結果，企業家的逃離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甚至引起國家權力高層的震動。為此中央專門出台文件，以穩定企業家的軍心。（22）再如，為了建立世界壹流大學，政策上是明確鼓勵大學聘用有跨國背景的學者， 以求強化大學師資隊伍的國際性。不過實際上來中國任教的外國人並不多，而中國人改變其國籍成為「外國教授」的倒不少。這就不僅沒有真正強化中國大學教師的國際化程度，而且對大學教師隊伍的構成與忠誠度發生複雜而微妙的影響。承擔大學主要科研與教學任務的本土化大學教師群體，其政治忠誠和社會忠誠程度都因之受到影響。可以說這類矛盾，主要是因為國家權力方面對中產階層尚未完全脫敏的結果，或者說是因為國家權力方面對中產階層的潛在替代性高度敏感的產物。

　　 從中國的長遠發展來看，壹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是有益的。為此，國家權力和社會各方對中產階層的認知和政策需要進行調整，應更多地採取討價還價的商議、合作的社會協調機制，以此保證中產階層的政治忠誠和社會忠誠度。與此相關，就是國家權力與社會公眾壹定要給中產階層以政治和社會出路，讓中產階層能夠跟國家權力續寫合作篇章，並保證讓這種合作變成中國穩健地走向成熟現代社會的強大支持力量。誠如論者指出的，不能僅僅在消費社會的建構上重視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視其為撐起中國消費的中堅力量；而應當重視他們的社會政治功能，致力發揮其維護社會秩序與穩定的作用，讓悖謬組合起來的中產階層之「消費前衛」與「政治後衛」群體特性，(23)能夠在消費世界與政治領域之間平衡定位。如 此，中國才可能以更小的代價渡過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才可能真正收到因扶持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而培育成壹個現代橄欖型社會的效果，並進壹步支持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讓中國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建立國家權力與中產階層之間的商議機制，壹方面需要穩定確立雙方平等相處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至於形成壹個無法有效對話的上下懸殊機制——國家 權力的高高在上與中產階層的接受恩惠，乃是壹種妨礙雙方有效對話，實現互諒互讓，達成有機合作的有害定勢。另壹方面，國家權力應當儘力為中產階層的成長開拓空間，提供便利，積極扶掖，勸勉有加，讓國家權力與中產階層之間形成積極互動的態勢。從而有力促進中產階層的社會成長與政治成熟，避免中產階層陷入焦慮狀態、緊張情景。再壹方面，國家應當開放中產階層的言論空間，尤其是應當開放社會事務的言論空間，讓中產階層對社會事務、行政事務、乃至於政治事務的關注可以理性暢達于權力與社會公眾，從而促其具備理性溝通技巧，並向整個社會垂范， 真正發揮出社會穩壓器的作用。最後，國家權力應當積極任用中產階層群體的優秀分子，讓其在執掌權力的機遇中理解權力運作的艱難困苦，從而內生壹種促 進社會各方與國家權力積極互動的健康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