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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嚴家偉

所謂上訪， 就是到上級機關去反映問題以希望能得到解決的壹種途徑。由於中國沒有法治，許多事情或者無法可依，或者有法不依，壹切問題能否解決、如

何解決，許多時候都只能靠官員的意志、乃至官員壹時的喜怒愛憎來加以處理，於是就產生了所謂「上訪」這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特殊現象。然而大多數的上訪

者，不是被有關部門像踢皮球壹樣地推來推去，就是被粗暴地拒之門外，遭到惡言對待或嘲弄譏諷，甚至暴力驅趕攔阻。本人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直到本世紀

第二個十年的二十多年中，都在這「上訪」途中受盡各種欺凌壓制，問題也終被官府拒之門外，得不到仼何解決。這場「馬拉松」式的「上訪」之途，是官府

的蠻橫嘴臉與中國底層民眾的悲慘境遇的縮影。故撰成本文，立此存照。



為鳴不平，「引」出收聽「敵台」的「反革命」



壹九五七年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不無風趣地說「世界上有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里有個四川省，四川省里有兩條河，壹條呌流沙河，另壹條是

石天河。」這是兩位作家的筆名，接下來毛講話的大意就是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是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但我們仍然要團結他，不能壹棍子打死。這個講

話當時在機關內部作了傳達。我當時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屬下的高木頂（敘永縣）石油勘探隊的壹名幹部，在傳達毛的講話會場上氣氛緊張嚴肅，宣布會場紀

律，壹不準錄音，二不準記筆記，年方二十的我心裏弄不明白，既然領袖教育我們的話，為何記個筆記都不準記呢？許多年後我才明白「他老人家」那些話是

在施展「陽謀」，引蛇出洞。到了反右以後，報上正式發表和載入毛《選集》時，那些什麼「要團結他不能壹棍子打死」的話，壹句都沒有了。幾十年過去后

我只能大概還記得。



現在我才明白「毛偉人」是多麼的英明偉大，高瞻遠矚啊！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什麼時候認帳，什麼時候不認帳，人家早就運籌帷屋，決勝千里了。所以上

當的大有人在。當時四川文藝界的七君子（石天河、流沙河、曉楓、茜子、秋原、儲壹天等），實際上就是七個大右派，正被大批特批，而所謂的「批」除了

扣帽子就是下流的人身功擊。於是，四川大學教授張默生第壹個被「引」出了「洞」，他以「詩無達詁」論（即詩沒有壹種固定、肯定的解釋）為流沙河的（

草木篇）辯護。我這個小小的文學青年也向報社投稿（用的是真名，真地址），向流沙河本人去信，表示支持，最後當然不用說都是壹網打盡，打入「右冊」

了。



由於當時壹成右派便是眾矢之的，中國政治運動的壹大特點與法寶就是要「深入揭批」，「新賬老賬壹齊算」。隨著揭批的深入平日與我較好的人，紛紛劃清

界限，揭露我的反動言行以求自保。而二十歲的我，平日並不謹小慎微，反而外向衝動，因此什麼收聽『美國之音』以及在談話或寫信中擴散「敵台」廣播的

內容，都很快被本單位和當地公安局聯手「偵破」。由「右派」而「反革命」的我，於1957年8月被捕，並在1958年被判處15年徒刑，送往四川瀘州專區監獄

勞改



人家不認賬 妳叫天也奈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偉大領袖」都可在眾目所視，眾耳所聞的情況下，對自己所說的話來個「不認帳」， 那麼下面「仿效」， 「甚焉」，又有何

奇？所以在我歷經磨難，終於活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落實政策時(當時我是四川省第四監獄所謂的刑滿就業人員)，監獄當局對我的右派問題，

既不否認，也不承認。他們說：「我們是根據法院的判決書，對妳實行關押，雖然妳的判決書上，也明明寫著「書寫反動文章為流沙河《草木篇》辯護」，這

當然屬於反右的事實，但法院只是據此定罪，右派問題找原單位去解決。與法院無關，更與我們監獄無關。但難辦的是，我那個「原單位」： 「四川石油管

理局高木頂石油勘探隊」，是個臨時流動性的單位，它在敘永縣探不到有生產價值的石油，該單位便「四分五裂」，勞燕分飛，有關人員，東壹個西壹個分散

而去，調往全國各地。於是我只好去成都找它的上級機關-------四川石油管理局，該局幹部科壹位副科長接待了我，那時正是落實政策的高潮，他對人非常

客氣，左壹個老同志，右壹個老同志叫得好親熱，我這個幾十年都在挨罵挨訓的「右派」，「反革命」簡直要「受寵若驚」了，但他的回答卻叫人失望，他說

：「這件事過去幾十年了，妳原來那個單位的人分散到全國各地幾十年了，我找誰去？妳被判刑后，我們這裏就沒有妳的檔案了。」而且他還說：「妳又不是

名人，如果妳是流沙河、石天河、這類人我還可以想法，但妳是個小小的辦事員我找誰查去？」最後他還給我出了個「點子」，現在妳唯有去找當年判妳刑的

敘永縣法院，因為它在判決書上明明寫的「書寫反動文章為流沙河《草木篇》辯護」，現在《草木篇》已平反了，那麼受株連者該不該平？我當時覺得這話在

理，而且也只有這樣了。



離奇的「糾錯判決書」



於是我便馬不停蹄奔去敘永縣，當時中央胡耀邦正在主持落實政策的工作，由於他的態度積極開明，影響到地方上許多人對此事也比較重視，我們監獄壹個好

心的幹部還給敘永縣法院去了壹函大意是說：我廠就業職工嚴家偉（中國的監獄對外壹律稱某廠據說是為了「保密」），系五七年反右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希

望貴院予以複查。我去了敘永縣法院三次，每次都由壹位名黃資平的法官接待我，他對我說「妳們監獄對妳的問題都很重視還來了函，我們壹定認真複查」。

並在當日下午對我進行了詳細的詢問，兩個月後我又再次去找了他，他說正在複查，有些問題還未完全搞清楚。當我第三次去的時候是1980年6月份，這位黃

法官幾乎有點興奮地告訴我：「行了，妳不用再來了，妳的問題是反右運動中的錯案，肯定應該糾，不過還有點手續，因為妳在1962年提出過上訴，宜賓地區

中級法院予以駁回，（當時敘永縣屬宜賓地區管轄），而我們下級法院無權推翻上級法院的判決，因此已送宜賓中院，妳回去等候，不要再往敘永縣跑了，花

錢費時不好。」當時黃法官的態度非常誠懇，那時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許多地方幹部是在認真按中央政策辦事，不像現在這樣司法腐敗，無錢不辦事，盛氣

更凌人。



但是中國司法隊伍中，歷來是「老左」的天下，即便在1980年，在壹些單位部門中「左先生」仍佔主導地位，當時宜賓中級法院便是如此。因此我的問題到了

那裡便「卡」住了，壹拖就是壹年，我終於在等候中失掉了耐心，便去上訪。所謂上訪就是到宜賓中級法院去找有關人員陳情，當時宜賓中院主管複查錯案的

是副院長袁忠信女士和刑二庭庭長黃尤川（音）此二人盛氣凌人態度十分惡劣，動不動開口就是「該認的罪還是要認，不要無理申訴」，還說「判決書中個別

不當的詞句，不影響主罪的成立」。有壹次他們竟然說：「現在的政策適合於現在，過去的政策適合於過去，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我實在忍無

可忍，衝口而出，就給他們頂了回去，我說：「請問袁院長、黃庭長，照妳這麼說，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是毛主席黨中央定的，為什麼用今天的政策去

翻了案？張志新被槍斃，是遼寧省委定的鐵案，難道不符合當時的政策嗎？為什麼還是用今天的政策去翻了過去的案？黃尤川說：「妳有什麼資格和劉少奇，

張志新比？」我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我的資格。」在氣憤中我又冒出壹句：「反右運動是毛主席親自定的，肯定符合當時的政策，照妳這麼說，

右派份子壹個都不能改正了？」誰知我此言壹出，這位袁忠信副院長競壹臉難堪，性性而去，當時我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才有人告訴我，這位袁女士

1957年也當過右派，現在她翻了案，當了官，我此言壹出，正象電腦的「滑鼠」壹樣，點擊著她的「心病」，以為我是在當眾「羞辱」她，真是天大的誤會，

但壹切都晚了。我無法去向她解釋，如去解釋，就會象契訶夫筆下的「小公務員之死」壹樣可笑了。

法院自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1957年反右中，我寫文章為流沙河《草木篇》鳴不平及給領導提意見(這些在當時都叫反黨的右派言行)，法院都認為「不屬犯罪

」，至於給我強加的什麼「裴多菲俱樂部」負責人，法院自己也承認「查無實據」，所謂「查無實據」就是子虛烏有，胡說八道，當然就更不能叫「罪」了，

那麼他們認為「有罪」的只剩下兩點：壹是「收聽敵後」，也就是收聽了中共不喜歡或者它認為是「敵人」的廣播電台的廣播。如果說這也叫「犯罪」，那麼

中共的廣播電台，從它執政之初直至今日，每天都在用多種語言對世界各國廣播，特別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更是不遺餘力地宣揚暴力革命「埋藏資本主義

」。別的國家政府肯定視它為「敵人」，收聽了它的廣播，按他的邏輯，就肯定是「犯罪」要判刑。然而世界上任何壹個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沒有因收聽中共

廣播而判刑的先例，難道只許妳講話(廣播)就不許別人講話嗎？既然妳認為真理在妳手上，人民都擁護妳，妳又害怕什麼呢？再說了，中共建國以來任何壹部

公諸于眾的法典上，都沒有收聽國外廣播屬於犯罪這壹條，那麼宜賓法院判我收聽國外廣播(即所謂「敵台」)有罪的法理依據何在呢？至於第二點，給人寫信

中有所謂「反動」的內容(即所謂反動廣播劇)便構成所謂「妄圖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的「反革命罪」更是滑盡天下之大稽的莫須有罪名，就按中共從1954年到

現在的各個憲法版本，都黑字白紙地寫上保護公民的言論通信等自由，妳把我私人通信的內容，作為妳判刑的依據，本身妳就違法，何況壹封書信就能「妄圖

推翻」妳的「人民民主政權」妳這個「政權」豈不是比林黛玉小姐還弱不禁風嗎？這就是宜賓中級法院在打倒「四人幫」以後，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中，競然

因為我得罪了他們的袁院長，而敢於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理何在？法治何存？



有錢就辦事，無錢不複查



我雖然不停地申訴，但壹次次的申訴信，從宜賓市到四川省到中央都如石瀋海，2004年有人告訴我，宜賓中級法院每月15日那天實行院長接待日，我剛天亮就

到了法院，已是門庭若市，我排在第15名上，等了將近兩個半小時才見到了王副院長，他不等我把話說完，便說「好了，妳回去等著聽候通知」，並叫我留下

聯繫電話號碼，我回去壹等就是兩個月，終於有壹天接到了個電話叫我去，我去后壹位叫高潔的女法官接待我，問完了我的姓名、性別、年齡等「驗明正身」

后，高小姐的第壹句話就是「妳要求複查的案件，領導對妳的案件很重視，不過妳必須先去交立案費」。我說：「我要求複查冤案，為什麼還要交錢，請問妳

們的法律依據是什麼？」高小姐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反問我：「妳究竟交不交錢？」我說：「妳們不把法律依據拿出來，憑啥要我交錢？」高小姐的臉色立即

由「晴」轉「陰」說：「不交錢算了，妳回去等著聽候通知。」可能就從那壹刻起，法院領導對我的案件就不再「重視」了。



有人也許會笑我太小氣了，妳給他們壹點錢「破財消災不行嗎」？不行。第壹，那不是「壹點錢」，第二，太不合理。第三，前不久我已經看見有人上了當了

，我的壹位姓謝的朋友為壹件民事糾紛去了法院，開始法院接待的人完全支持她立案，並叫她當場交了三百元立案費。剛剛過了壹天，法院又把她叫了去，對

她說：「妳的理由，證據不充分，幾乎沒有勝訴的可能，妳最好撤訴。」謝女士同意撤訴后，要求退還立案費，結果只退她80元，還有220元據說是不能退的

。我實在懷疑這很像「商業行為」，而且是不誠實的「商業行為」，所以我不願在蒙冤幾十年後再挨壹回「宰」。

他們這壹手，堪稱高明。「我」不說妳申訴有理無理，「我」說「我管不了」。因為當年敘永縣屬宜賓管，現在它劃歸瀘州市了，妳找瀘州市法院去。這壹手

「四兩撥千斤」的「太極拳」法，真不愧是中國功夫中的絕招。



我按他們說的又去找四川瀘州市中級法院，瀘州法院的人可能早已從「內部」知道我的情況，所以我剛壹開口，還不等我把話說完，人家便說：「妳這事找宜

賓法院去，我們不管，我們不管！」我說：「宜賓有書面通知，叫我找妳們。」那位法官說：「我們和宜賓中級法院，是同級法院，他無權命令我作什麼，我

也無權糾正它辦的案子。」妳看他們雙方的「攻防戰術」， 像不像足球或排球賽場上的表演，像不像明星高手的「過招」？妳推過去，我擋過來，各有高招

，而我這個老頭就成了他們玩的「球」了！末了，壹位女法官態度更加「堅決」，她說：「告訴妳，反右的案子過去幾十年了，不查了。」接著更不無幽默地

「諷」了我壹句：「老大爺，妳都多大的高壽了，查來有啥用？」真是妙語驚人，她的潛台詞大約就是：妳都快上「西天」了，還管這幹啥？這難道就是「以

人為本」「權為民所用」的「親民」、「和諧社會」的官員們，對壹個蒙冤的老年弱者應有的態度嗎？



事後，有位「知情人」對我說：「妳這事，說難也不難，只要妳拿出兩萬元，絕對擺得平。」所謂「擺平」是四川的方言、隱語，意即把事情辦好，圓滿解決

。



兩萬元，在當時也不過就是富人款爺請客吃頓飯的錢。而對我，則可算是個天文數字，由於受政治岐視，當時（2004年）我的所謂退休養老金僅350元，是與

我同齡參加工作人退休金的四分之壹。所以雖然快70歲了，還得「夏冒烈日汗如雨，冬迎風雪霜似花」地去打工掙點錢以維持生計，但退壹萬步說，我即使拿

得出兩萬元，也決不會用這錢去「贊助」腐敗，因為我要討回的是公道與人權，如果與腐敗「結盟」，那我去討來的不是公道，而是恥辱。




思想定罪，歷來都是專制獨裁者「治人」的壹大妙招。所以封建王朝有「腹誹」罪，就是妳口裡雖沒罵，心裏在罵「我」，也算「罪」，漢代的周亞夫被人告

發要謀反，證據是在他家裡藏有「兵器」，但查驗的結果，那所謂的「兵器」是燒給死人的祭葬用品，根本不能用來打仗，但審判他的人卻說「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見《史記》)。就是說，妳現在不造反，心裏想著將來死了要造反，同樣算「罪」。我們黨國的法官更把這壹思想，活學活用，發揮到了

極致，妳「妄圖推翻人民民主政權」，妳有這個想法就算「犯罪」了。這種隨意加霸道的判決，根本不配稱為法律。


中國的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壹向的說法是「反右」、「文革」等錯誤，政府已自行糾正了，蒙冤受害人都得到了妥善處理。這在中央壹級，這對名人而言，大

致是這樣，至於基層的小老百姓，則又是另外壹回事了。



我這二十多年馬拉松式的申訴上訪，跨世紀的據理力爭，其目的，就是要永遠堅持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