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立的特供製度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中共建立的特供製度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2月2日
作者 張東
第壹節 「特供」的含義與歷史淵源
壹、「特供」概念
所謂「特供」（注1），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壹個是指針對上峰的特別供應制度，或針對上峰的特別供應行為，指的是特供製度或特供行為；另壹含義則指通過上述供應制度或供應行為而供應給上峰的產品，指的是產品本身。後者借用梁文道先生的話說就是「特別製造以供應上峰的產品簡稱」（注2）。
結合到中國的「特供」操作或「特供」實踐，用通俗的語言來講，「特供」指的是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特別製造、專門供應的產品，及其供應體系和供應行為。
這裏的「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壹要絕對安全（絕對安全、萬無壹失）；第二要高質量、高水準；第三要方便。為了做到這些，針對特供食品，「特供」體系從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都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以求「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壹絲不茍、絕不鬆懈、全力以赴、萬無壹失（注3）。
二、「特供」的歷史淵源
「特供」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時期的「貢」或「獻」制度。《尚書》中的「禹貢」（注4）有言：「任土作貢」。「禹貢•疏」曰：「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之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貢是指「從下獻上」，也就是下屬對上級、地方對中央的進獻，推而廣之，也涉及到外國對中國的貢奉。貢的物品，壹般應限於「土地所生異物」。當然，有貢上，必有賜下。貢上和賜下的綿綿不絕，形成了下屬與上級、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物與物之間的交流，當然，其間也包含著情感、思想上的交流，以及政治上的有機連接（注5）。
據《史記》記載，貢獻制度起源於夏代時期。《史記》曰：「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因治水成功而接替帝舜，「即天子位，南面而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大禹時期，「披九山，通九澤，浹九河，定九州」，同時，「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使「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即大禹統壹九州的結果，使恩澤所及之處，必然不時「來貢」（向帝都進獻）。這種來貢，具有相當程度的自願性質，尤其是九州地帶（冀州、袞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這裏所說的「九牧之貢」，講的是邦內之貢。從這壹時期開始，「貢」「獻」制度形成嚴密的規格。
禹時九州的貢物，具有樸素的性質，大部分遵循了「貢其土地所生異物」的規矩。而這裏所說的「異物」，相當於現今所言的地方土特產。比如青州，「海岱維青州」，處於海（渤海）岱（泰山）壹帶，即今天山東的德州、濟南壹帶，瀕臨大海，因此所貢就多有大海的特色了，貢鹽，貢「海物維錯」，不只是魚，維錯者，各種海產也，可能包括魚蝦蚌蟹之屬。又如揚州，「淮海維揚州」，處於淮（淮海）和海（黃海之間），已屬南方地帶了。這裏的山林間多產竹子，於是就大量地貢竹箭（大小竹子），還貢走獸、皮毛（革）、飛禽的羽毛（羽），以及當時南方所特有的桔、柚等水果。這種真正以貢土物產為特色的貢獻制度，與往後有些地方的用轉手貨進貢，是大相徑庭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貢物開始注重於功利化，不論是貢者或被貢者，所嚮往的不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異物」。
其後幾千年的漫長歲月中，歷朝歷代的專制制度都有規定，凡地方之名優特產，都要將最新最好的進貢朝廷，供皇族享用，這壹制度稱為「貢賦」。杜牧的《過華清宮》絕句雲：「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壹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其所渲染的，就是地方向皇都長安進貢荔枝的「生動」壹幕。唐明皇想讓楊貴妃能在「第壹時間」吃到這壹自漢代開始欽點為朝廷貢品的鮮荔枝，不惜動用戰時驛道的快馬傳遞，以致差官累死，驛馬倒斃，杜甫對此嘆曰：「百馬死川穀，到今耆舊悲。」貢賦制度形成為壹種傳統和慣例。
而在貢賦制度下，專門供給（進貢）于專制統治階層享用的物資則被稱之為「貢品」，即通常由全國各地選出同類物資之最上品，通過特殊的生產、採購、加工、運輸渠道送抵首都，以保障品質，交由最高統治者支配。
可以說，無論是「特供」，還是「貢」、「獻」，都建立於等級制度基礎之上，既是為了體現上級與下級的等級關係，也是為了滿足上級的享受和奢侈的現實需要。
第二節 1949年之前等級供給制和中國現行「特供」制度
中國真正的「特供」制度，是在建政以後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但實際上，早在延安時期就出現了「特供」制度的萌芽。
改變不合理的分配製度，創造平等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發動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壹，更是其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所規定和要求的。早期（中共的延安時期）其實施的分配製度是帶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
中共的供給制是在戰爭條件下形成的。打仗是促成供給制形成的壹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為打仗，中共各級組織都必須經常保持壹種軍事化的狀態；也因為打仗，生活環境非常不穩定，物資供應更是經常會處於極度匱乏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按照作戰部隊的方式，通過統壹的後勤補給系統，以壹個大致平均的標準，為全體黨政軍民學脫產人員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料，是保證這壹龐大機器正常運轉的壹種多少有些不得已的分配措施。正因為打仗決定壹切，因此，供給制的最初建立，首先就是以保證部隊的戰鬥力為首要目的，後方黨政幹部及相關工作人員的生活需要都在其次（注6）。在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期，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每人每天壹律只有5分錢的油鹽菜柴錢，黨政工作人員也和部隊壹起吃大鍋飯（注7）。在抗戰初期的延安地區，由於經濟供應短缺，待遇方面的差距也壹度只是表現在前後方之間，而非表現在級別上。
但是，從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將供給制逐漸規範之始，就已經開始體現出不同級別之間的分配差別了。職位高和職位低的幹部，伙食費和著裝最初雖然仍舊基本壹致，在津貼上卻已有所差別。按照當時規定，中央委員以上的黨政領導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貼；各廳、處、院及師團級幹部，每月津貼3元；以下依級別遞減，最少亦有1.5元，最高和最低之間相差3倍多。到1938年下半年，隨著經濟情況略有好轉，享受高津貼人員的範圍也在擴大。據1939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各機關津貼標準》，軍委會主席、委員、師長，以及政府主席、委員和邊區參議會議長、常駐議員，包括政府直屬各廳、處、院等機關首長和大學校長等，每月津貼壹律5元；旅長、專員、處長及各中學校長等4元；團長、縣長、縣議會議長及科長等3.5元；營長、區長、各小學校長等3元；連排長2.5元；班長、伙夫、馬夫及通訊員等2元；學員、戰士及勤務員等1.5元（注8）。
在津貼上的這種差別，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漸被強化起來。1941年中共中央管理局依據蘇聯的經驗，出台了新的津貼標準，進壹步根據職位重要的程度調整了黨的各級幹部的津貼待遇。[蘇聯的幹部分配體制，20年代中期物資供應較為緊張時，確曾建立過以等級差別為基礎的供給制度，黨政高級領導人得以享受專門餐廳之類的服務。而黨政幹部分級別享受特別津貼，也是蘇聯的經驗（注9）。]根據新標準，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貼壹倍以上的津貼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貼10元之多。不僅如此，為了照顧各主要機關最高首長不十分規律的工作和生活，這時還開始實行了有區別的伙食待遇和著裝標準（即所謂幹部服），特別是有了大、小灶的規定。按照新規定，各級幹部壹般仍吃大灶，邊區壹級和軍隊每人每日壹律3角，分區及各縣壹律2角，而各主要機關首長則可「吃小灶」；吃小灶者「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伙食費外增加壹元」。換言之，這些主要機關首長此時伙食標準可以高出其他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三四倍。
後來，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灶待遇。此文件進壹步細劃了待遇的級別界限，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灶，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灶，地委級則應設中灶。中灶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標準。
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台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考慮到經濟物資條件過於簡陋，壹些幹部積勞成疾，包括因長期征戰或被捕入獄而身體嚴重受損，卻得不到應有的營養，根據蘇聯醫務人員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幹部保健委員會。規定凡參加工作兩年以上，擔任軍隊營級以上，地方縣級以上，機關、學校科長級以上幹部，經醫生檢查證明確實有病（包括各種慢性病，如結核、慢性胃病、貧血等）或身體衰弱者，均可享受定期發給每月2元至6元保健費的待遇（注10）。
可以說，從按級別不同而進行差別分配開始，供給制度與等級制度就雜合在壹起。換句話說，等級制在供給制度下已經萌芽了。同時，從變化的趨勢來看，隨著各地區經濟條件的好轉、分配標準的改變，等級差距首先逐漸拉開。
1948年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導下的華北人民政府，對各大區大、中、小灶的伙食標準有過壹個統計調查，其中華北和華東兩區就非常明顯地呈現「越是朝著和平建設的道路發展，則這種生活待遇的差別，就越會增加、擴大」的趨勢。以每人每日肉的標準為例，該兩區大灶每人每日肉僅3錢，中灶2兩，高出大灶6倍有餘，小灶6兩，高出大灶20倍之多，而且華北區的小灶每日每人還有將近壹個雞蛋的補助。相比較而言，西北區仍保持著原先的水準，大灶每人每日肉3.22錢，小灶1.59兩，高出大灶僅5倍。即使是東北區，大小灶之間的差距也還保持著壹定的限度。其大灶每人每日肉2.66錢，小灶僅3.2兩，高出12倍，且無雞蛋補助之規定（注11）。
等級制在中國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淵源的。幾千年來人們習慣了按照三綱五常來思考和行事，習慣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於人者。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奉行集中制，同時，在戰爭環境下又實行半軍事化管理，等級服從已經成為自然現象。即使有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平等主義要求，等級現象、等級制度仍然逐漸確立起來。
王實味在其文章《野百合花》（1942年；王實味本人由於該文被殺害）中就當時延安時期的生活等級制度進行了評述。他指出，當時關於等級制度，「壹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壹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認為）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壹、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壹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而生活等級制度主要表現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幹部服小廚房」）。「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麵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壹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注12）
又據其他文章揭示，從上井岡山起就規定各級幹部的供給，精細到明文規定各級幹部點油燈的燈芯為幾根，就是高層領導的夫人不在身邊，也有文件規定為其尋找臨時夫人的事。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回憶，陳雲當年作「怎樣做壹個共產黨員」的政治報告，會上回答遞上來的紙條說：「是的，每天吃壹只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吃雞，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與毛澤東作徹夜長談，「屋內沒生爐子，也聞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說：『這是在屋外地下燒火，地面和牆都發熱的緣故。』」（注13）
這種等級制度與供給制度的結合，即實物的等級供給制度造就了早期的「特供」制度的萌芽。
第三節 毛澤東時代的「特供」
中國共產黨時期的真正的「特供」制度則建立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時期的「特供」制度既是專制社會等級制度和皇權思想的結果，同時也是供應短缺的產物。
壹、毛澤東時代的等級制度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看出其早期歷史的壹個典型特徵即是通過戰爭，或所謂槍杆子取得政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歷史開始從取得政權到治理國家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原有的流行於軍隊中的等級分級制度擴展到行政機關及其他社會各個領域，軍事級別之外產生了與軍事級別相配套的嚴格的行政級別制度。
等級分級制度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被進壹步強化，出現了新的如中央國家級、省部級、地廳級、司局級、縣處級等的新的級別稱呼。所有官員被分成縣管幹部、市管幹部、省管幹部、中央管幹部。同級幹部則有嚴格的排名順序。誰屬哪級管幹部及排名先後並不單純由職務決定，而是由本級黨委向上級組織部門申請，經批准形成。同時，在行政機關之外的社會領域，也產生了配套的等級排序。如省級醫院、局級公司、師級歌舞團等等。舉凡工廠、礦山、學校、商店、公司、銀行、科研院所、社會團體、「民主黨派」，甚至寺廟等壹切社會組織都被劃定相應的等級。
而中共建政以後分配製度從供給制轉向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混合型分配製度（1949-1955年）、再到職務等級工資制的全面鋪開（1955年）的過程中，供給制和工資制的配套參照過程則又強化了非軍隊領域的等級分級制度的普及和制度化。也就是說，在薪俸制（工資制）的鋪開和普及過程中，非部隊系統的國家機關、黨派、團體的人員，全部參照原有供給制下的軍隊系級別進行定級，然後按照級別分配給相應級別的工資。參照1950年11月13日中國政務院下達的「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屬機關新參加工作人員試行工資標準表」，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行政級別壹共被分為25個等級。1955年8月31日，中國國務院頒布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按照1955年8月的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國家機關人員則被分為從國家正副主席到科員、辦事員、勤雜人員等30個等級（注1）。
石巍的文章對這種等級制度的實質做了分析（注2），他指出：級別的不同不僅決定工資額的差別，也是身份、地位和權力的象徵。在等級結構中，人身的遞進式依附是普遍而絕對的社會規則。社會各等級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甚至事實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談戀愛首先要問對方的家庭成份。這種等級差別終生不變。只要爬上某個等級，就可以享受該級別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等級身份甚至帶到死後。等級制帶有明顯的世襲的特徵。這種等級制長期實行的後果是廣泛的身份劃分合理化。中共成功地利用了中國固有的君臣尊卑的傳統觀念，並以國家力量嚴密封鎖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播，而攫取了大眾對等級觀念的認同。面對大量的、無處不在的等級歧視，公眾採取了默認和逆來順受的態度。
二、等級待遇與嚴格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度
「特供」制度，簡單地說是壹種特殊的供應制度。就其本質來說，是基於上述社會等級制度而建立起來的體現在實物供應方面的等級待遇。其原始或初生形態，即實施於戰時狀態的等級供給制度。如前所述，如在伙食上劃分大、中、小灶，在著裝上規定幹部服區別於士兵服，另外還開始按級別為資歷較深的幹部每月提供從壹斤到八九斤豬肉錢不等的實物或相當於實物的保健費等。
但是，建政以後中國共產黨走入城市，開始掌握政權。原有的簡單的完全實物形式的供給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生活。同時，該種完全實物形式的供給分配製度也帶來了巨大的浪費和非效率。由此，等級待遇由依據等級的差別性的實物供給制度，轉變為依據等級的差別性的工資薪俸制度為主，以針對特定領導階層的特定的實物供應（特供）為輔的內容形式。
其中，差別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度對供給制度的取代，始於中共建政之初，並逐步鋪開，最終完成於1955年左右。歷史學家楊奎松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注3）：
1950年4月政務院出台了「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開始推行工資薪俸制度。根據該規定，將行政級別定為27級，並按不同行政級別規定了不同的工資標準。按照該規定，黨政人員最高壹級的工資收入是最低壹級的28.33倍。而原有的供給制度則與工資制度并行，供給式的分配製度轉變為供給和工資雙軌制。受等級工資制度的影響，原來的供給制的標準也進行了大幅改變。比照等級工資標準，小灶的津貼平均壹下子提高了約19倍；中灶的津貼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貼只提高壹倍。供給制下，從主席至勤雜人員，分為10等24級，工作人員執行哪個津貼標準，按其職務評定。如此大幅度拉開差距之後，最高壹級的收入分配較最低壹級擴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政務院進壹步出台辦法，將供給制標準和工資標準統壹起來。調整后的兩種分配標準均統壹為29個行政等級，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級差最大係數，也都統壹為25.88：1。值得壹提的是，新標準更加註重等級的細划與待遇的區別。如原標準中國家正副主席與政務院總理副總理同等待遇，新標準則改為國家主席副主席為最高等，政務院總理副總理為次壹等，等等。
到1955年8月，中國最終取消了供給制標準，統壹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壹步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而且將工資等級進壹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壹級560元，最低壹級僅18元。以北京為例，最高等級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后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為31.11倍。而此次工資改革，13級以上幹部，除行政1級外，平均增幅達14.35％，而14級以下幹部平均增幅僅2.26％。如果從絕對數來看，低級工作人員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級幹部增加最多的達到95.67元，相差幾達416倍。
與此嚴格的等級工資待遇形成對比的是，前國民黨政府下的工資標準（1946年頒布的標準）為：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其文官總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壹級的收入僅為最低壹級收入的14.5倍。
三、供應短缺與「特供」制度
中共建政以後，針對高級幹部的等級待遇，除了逐步制度化、嚴格化的等級工資薪俸制度以外，還包括傳統的主要以特定的實物供給形式表現出來的享受和待遇。這裏所謂「特定」，是指針對特定的人供應特定的實物物資。特定的實物供應制度，壹方面是原有的戰時狀態的實物供給制度的延續，另壹方面，也是對中共建政以後物質供應短缺狀態應對的結果。
中共建政以後，有關各級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問題，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蘇聯人的做法，制定了相當細緻複雜的具體規定，並有嚴格的官本位體制式的等級劃分。比如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配專車，包括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以特定實物——房屋待遇為例，上海市1956年工資改革時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明文規定（注4）：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園精緻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壹級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二級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獨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級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級可分得「半獨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級可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級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衛生設備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級可分得80—95公尺的「無衛生設備的石庫門房屋」；八級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如此等等。
除了房子為主要形式的特定的實物供應以外，最重要的特定的實物供應體現於針對高級幹部的以緊俏和優質商品為中心的特殊物資供應方面。如前所述，早在延安時期，延安政府就仿照蘇聯的做法出台了針對高級幹部特殊需要而進行的保健措施提供製度。同時實施體現於供給制度方面的大、中、小灶的待遇區分。這都是針對高級幹部特殊需要的緊缺物資供應的體現。
中共建政以後，雖然中國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但是由於並沒有實施市場經濟體制，關於食品等實物的供給完全採用了計劃經濟的模式。壹方面這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關於資源配置制度的必然選擇，另壹方面這也是短缺的商品供應狀態的結果。在商品供應長期短缺的狀況下，食品的供應，包括如糧食、豆油、肉類、糖類、雞蛋、煙酒類等的供應，實施的是按照人口實施配額，再用現金進行購買的形式。也就是說，普通市民憑藉作為配額的票證購買食品類商品。
但是，在大躍進、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十年文革的年代，無論是生產、還是商品流通都處於落後狀態下，既然實施配額式的購買限制，顯然所分配額完全滿足不了生活的需要。於是，就產生了針對壹定等級以上高級領導幹部的特殊物資供應制度，即所謂的「特供」。在這種制度下，領導幹部嚴格依據其等級，壹方面獲得超出普通市民配額以上的配額供應，同時也享有普通民眾所不能獲得的緊俏和優質商品的特殊供應。
因為涉及敏感領域，公開發表的可以作為研究依據的資料和文章並不多見。原北京二商局（專門負責北京「特供」的商品供應機關）的高智勇的回憶文章(注5)，對三年困難時期的北京市民壹般供應與特殊供應進行了對比描述。關於對普通市民的供應情況，該文章表述道：
大躍進後期全國開始出現飢荒。北京食品全部靠外地調入，從1959年以後開始出現緊張狀況。北京市民糧食供應上，首先自1954年「統購統銷」后實行的居民「憑證」供糧改為「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每人按月發放糧票。糧票分為：粗糧票，麵粉票，大米票……糧食定量依年齡大小，因人而異，從嬰兒降生的3斤、少兒6斤、兒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還依身份不同，指標各異，如在校大中學生、機關幹部、特殊工種……略有所增加。其中麵粉供應佔總定量20%，大米佔10%，其餘供應粗糧——玉米面、白薯干、有時即高粱面兒、鮮白薯等雜糧。副食品也出現短缺。作為多數居民的「骨幹」副食品豬肉自1959年元月起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月三張票（分為上、中、下旬各壹張），每票供應鮮肉1—3兩，依貨源狀況而定，肉少時供應1兩，肉多時不得超過3兩。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張票削減為兩張。后又不斷縮減。據官方統計：1961年全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是8兩半（《北京副食品商業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為「國家二類商品」，對居民實行憑票限量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天供應鮮菜2兩（100克），但品種不限。蘿蔔、土豆、白菜等任擇其壹。但以土豆居多。另外還發放有少量的「蔥票」，持票可購買到少許蔥、姜、蒜等，主要由「居委會」安排，重點是照顧基層革命軍烈屬。但有時出現憑票也無菜可買的情況，仍可持票買到腌菜或鹹菜（腌醬菜也憑票供應）。雞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實行限量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每月供應1市斤，但超過十口人的「大戶」，每戶每月增加1斤。1960年至1961年，雞蛋對普通居民停供。僅按中央有關規定，對「特需」人員提供，如在京的領導幹部，全國頂尖級的知識分子；駐京外交人員等。食糖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人每月供應2兩。水果塊糖或黃砂糖二者選壹。食油供應按在京正式戶口，每人每月發放油票壹張。憑此票可購食油三兩。食鹽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每月供應1市斤。此外，逢年過節還有粗粉條2兩、粉絲1兩、花椒半兩、大料半兩、木耳半兩、黃花半兩、堿面兒半兩，皆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按戶供應。茶葉自1959年起被划為「國家二類物資」。1960年中秋、國慶兩節，居民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供應茶葉1兩（低檔）。1961年春節，每戶居民憑證供應茶葉1兩（低檔）。1962年，貨源更緊張，市場脫銷。北京的餐飲業（各類餐館、飯莊）則自1960年7月30日實行就餐收糧票制度。
北京作為首都，集中了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解放軍、公安等首腦機關的壹大批領導幹部。顯然，上述低水平的食品配額供應無法滿足上述領導階層的需要。專為滿足領導幹部「特需」的「特供」制度因此而產生。關於「特供」，高智勇的文章將其與普通市民的供應制度進行了對比描寫：
當時負責「特供」的是北京第二商業局。為保障高級領導幹部這壹特殊群體的日常消費，其提出的特供方針是：堅持「為黨中央服務」的主旨，在物資和商品供應工作中堅持確保重點、照顧特需、全力以赴、萬無壹失。其下管轄和設有專用生產基地，規模較大者是巨山農場，專為中央領導人生產、特製、加工優質的副食品。基地建有專用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糖果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專門設施。這些設施當時皆屬最先進的，甚至連豬舍、養牛場皆聘請蘇聯專家設計與建築。針對領導特需的特供的「特」體現於三個方面，即安全，高質量、高水準，方便。為了做到這些，食物從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做到「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特需」商品包括：糧油食品、豬牛羊肉、禽類、各類蛋品、各類海鮮、乳品、生猛野味、糕點、糖果、小食品、調味品、罐頭、煙酒茶、熟食、鮮菜、乾果、硬果、蔬菜、雜貨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豐富多彩，應有盡有，且精華薈萃。
享有「特需」待遇的幹部的特供標準依每人的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而有所差異，除享有「壹級勤務」的首長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等逐級遜色。
其中，中央明確規定：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正、副部長壹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長壹級的，每位每月再供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壹條。除在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行政七級以下、十三級以上的（當時幹部劃分為25個行政層級，十三級以上屬「高幹」）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壹條。行政十三級以下、十七級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關照」。
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不壹而足。雖皆屬「特供」範圍，但規格不壹，標準各異。這裏僅以體育運動員為例，對即將參加國際比賽（注：困難時期在京僅舉辦壹次國際賽事即26屆乒乓球賽）在京集訓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每人每天供給鮮肉2兩半。凡是達到國家「運動健將」壹級水平的，在京比賽期間，每位每天供應鮮肉4兩。對即將參加全國比賽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在京集訓和比賽期間，每人每天供給鮮肉1兩半。
另外，「特需」所享受的特供，不僅僅體現在數量上超過普通民眾的配額量，也體現在所供應的商品的特殊性。前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2008年11月1日在鳳凰衛視台回顧改革開放30周年時說，1974年她以壹個紡織女工的身份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后，有關部門專門為她配備了壹名專職廚師孫師傅。有壹天，孫師傅告訴她，她現在每天吃的黃瓜是八毛錢壹斤。吳桂賢大驚，問為什麼百姓到市場上買的黃瓜只要幾分錢壹斤，而她吃的黃瓜要八毛錢壹斤，孫師傅說，這黃瓜是中南海的生產基地特供的，營養高，品味好，安全衛生（注1）。
又據秦全耀回憶說，坐落於王府井的東華門大街上的「三十四號供應部」（標牌），其實是「中央領導生活物資特別供應處」的代稱。「物資特供處」的產品品種包括從國外進口的名牌家用電器、手錶、香水、呢料、朱古力、白蘭地、威士忌、衛生紙巾、珠寶首飾等等。俄羅斯產的頂級黑魚子醬、法國產的鵝肝醬在這裏只不過是尋常之物。這裏的國產「名優特」新產品也是應有盡有，餐飲部宴會需要的茅台酒、五糧液都從這裏採購。這裏的黃花魚，壹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錢壹斤，個個像籃球那麼大，只供給行政八級以上幹部，也就是副部級以上幹部。像低壹些的司局級幹部往往要通過領導代買。在最困難的60年代初，中央決定對幹部實行食物補貼，按級別供應數量不等的肉、蛋、糖、豆。北京東華門三十四號還設有壹個專向高幹供應煙酒糕點糖果副食的特供點。當時北京百貨大樓對老百姓開放的只是壹至三層，高高在上的四層也是個十分神秘的「特供處」（注2）。
雖然國內關於特供的專題文章很少，而政府方面也壹直否認特供製度的存在，但是其他題材的文章也可以從側面佐證特供製度的實施情況。李南央的「童年瑣憶——省委大院」中記載了三年困難時期壹個省委書記的特供情況（注3）：那是我三年級的寒假，媽媽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書記的何偉伯伯家。何偉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後兩個院兒，前院是辦公區，有解放軍在大門外站崗。後院是宿舍區，門口還是有解放軍站崗。不要說外人進不來，就是我這個住在裏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隨便出入，出去再進來就成大問題了。跟何偉伯伯的住處相比，我們家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他住的是兩層獨立小樓，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壹人住了壹間，這太讓我滿意了。吃飯的屋子就像個小食堂，壹面牆是落地的玻璃窗。廚房也大極了，炒菜的灶是那種飯館用的大土灶，好幾個火眼兒，火又大又沖，有專門的廚師。對我來說，頓頓飯都是山珍海味。記得有壹種魚，下邊鋪著壹層脆脆的乾粉絲，上邊的魚煎得焦黃焦黃，被壹種味道極鮮美的汁蓋著，我後來再也沒有吃過這種做法的魚。早上每人壹杯牛奶，配壹個煎雞蛋，對於在學校整整餓了壹學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雞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還幾乎天天晚上跟馬寧姐姐壹起去看戲，不是京劇就是豫劇，我們總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記得劇院里總是冷清得很，沒有幾個觀眾，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飽的時候，人們是沒有閒情逸緻看戲的。往往看完戲回家時，何偉伯伯他們的麻將局還沒有散呢。春節的那幾天伙食更是好，頓頓好幾個菜，主食花樣也是好幾種。
第四節 面向毛澤東的「特供」是皇帝「特供」的延續
壹、針對最高層的「特供」——特別製造
如果說針對壹般高級幹部的「特供」，尚側重於「特供」的「特別供應」方面，也就是說側重在超過普通民眾的供給數量方面，那麼針對毛澤東的「特供」，就不再局限於數量標準方面了。該「特供」更加側重於「特別製造」方面，也就是「特供」的商品不僅僅與普通民眾所享有的商品在數量上有區別，在質量上製造上都有了明顯的不同。
有報道稱毛澤東特別喜歡吃長沙東方紅漁場的活魚，於是安排專機每周定期往返北京和長沙，專為毛澤東空運活魚。歷代皇家宮廷飲水「玉泉」是最高層的飲用水，也是玉泉山農場專為其生產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澤東最愛喝的茶是龍井，產在壹座特別的小山頂上，他愛抽的雪茄，也是從有「晒煙之鄉」之稱的四川省什邡縣抽調專門人才來京城組成「132」特供煙生產組，秘密為毛澤東製作的雪茄。毛澤東喜歡游泳，進北京城第壹個在玉泉山修建游泳池，事後毛批評其夫人並說建造費五億元（舊幣）由其個人承擔。中南海內著名的室內游泳池，池水是靠鍋爐房把水蒸氣用管子輸入來燙熱保持溫度的，其耗資非常巨大。他也喜歡別墅，北京城就有五處，在全國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別墅，這些別墅往往地處優美的風景區，於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閉起來，專供毛享用。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百年時，鳳凰衛視台曾做了壹個系列節目《說不盡的毛澤東》，節目中許多毛澤東生前的衛士、秘書、廚師回憶中南海生活，其中為毛澤東和江青服務了16年的廚師程汝明說：毛澤東不僅抽的煙是特製特供，而且吃的大米、魚肉雞鴨和蔬菜，都是特供。中南海的幹部所吃食品，全是專門的生產基地特供。
二、特製火柴和鉛筆
毛澤東使用的火柴是北京火柴廠的「紅梅」牌（注4）。據說他在使用這種火柴時是很節儉的。但是眾所周知，如果為他壹人生產壹種火柴，他使用是否節儉沒任何現實意義。
據毛的原機要秘書羅光祿回憶，1954年起，中國不再進口德國鉛筆，上海鉛筆壹廠接到來自北京的特別任務，要他們仿照德國「施德樓」生產專供中央領導使用的鉛筆，有3B、6B，也有7B、8B的。毛澤東愛用7B、8B的，這種筆芯黑而軟，筆芯做得粗，最適合寫大字。廠里每壹回生產壹萬支左右，可以用幾年。用完了，北京又來人定製（注5）。
三、主席瓷
v
1974年以前，毛澤東專用瓷（簡稱主席瓷）燒制于湖南醴陵。1958年4月11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要為中央首長試製壹批茶杯。醴陵陶瓷研究所試製六種造型，四次送長沙鑒定。6月20日，長沙來電話說毛澤東對醴陵試製的茶杯很滿意，這時才知道是專門為毛澤東製作茶杯。最後共作40個。從此，毛澤東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製生產的勝利杯。
文革期間的1971年，醴陵藝術瓷廠又燒制「主席瓷」1210件，包括大小碗和盤類。這批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和湖南省委接待處專門為毛澤東特製的雙面梅花餐具十分精美，無論圖案還是瓷質、燒制工藝，都可稱上乘之作。毛澤東見到這壹批瓷器時高興異常。千余件的釉下雙面五彩精品瓷，除派專人護送到北京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住處專供主席使用外，壹部分送韶山滴水洞主席住所，另留下壹小部分在湖南省委接待處待毛澤東回故鄉湖南時使用。
1974年，毛澤東回湖南。湖南省委又布置醴陵群力瓷廠研製、生產了40個薄胎碗。毛澤東82歲生日時在長沙省委接待處與周總理壹起用餐時就是使用的這種薄胎雙面彩飯碗。
為燒制「主席瓷」，當地對窯進行改進，稱為「醴陵窯」。為確保主席身體健康，所有「主席瓷」要在1360度高溫三次入窯燒制。在藝術上，「主席瓷」被譽為「20世紀最榮耀的中國名瓷，國之瑰寶」，其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無法估量。
1974年後，醴陵再也沒生產過「主席瓷」了，因為特製主席專用瓷是只追求品質標準和完美，不計成本的，無法維持下去了。燒出的多餘的瓷器統統按指示砸碎，目的是保持獨佔性（注6）。
繼醴陵的「主席瓷」后的是景德鎮的「主席瓷」。1974年，江西、山東、湖南等省的五大名窯接到中央指示，要為毛澤東設計、製造壹套生活用瓷，要求它超越前代，代表當代中國最高制瓷水平。於是各地都以最高速度拿出設計方案和樣品。經選定，景德鎮的設計和樣品壹舉奪魁。方案后又接受了專家的建議，進行了修改，確定了梅花圖案。此方案經中央有關方面審閱，報毛澤東批准，於1975年由中央正式下達了生產文件，代號7501工程。
1975年底，景德鎮燒出千余件「7501主席瓷」。此瓷「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工藝水平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從中精選兩套，每套138件，派專人送往中南海。餘下產品，領導指示全部就地銷毀，不得保留（注7）。
四、專門電視節目
1974年10月，毛澤東在長沙突發奇想，要為他壹個人發射電視節目。北京電視台（後來的中央電視台）組織了壹班人，由電視台副台長、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帶隊去長沙，現場演齣節目，由湖南電視台播發。由於內容都是移植樣板戲的地方劇種，沒有引起收看群眾的懷疑。但有壹次，應毛澤東臨時的電話要求，壹個戲連播兩遍，就有觀眾提出意見。
到了1974年底，毛澤東不再滿足於收看移植的樣板戲，繼而提出要看傳統劇目。這都是禁演了近十年的「四舊」，不能再使用原頻道和群眾壹起收看，於是，由北京派專家，又開闢了新的第五頻道，於1975年元旦這天，播送了《打漁殺家》、《野豬林》、《借東風》等傳統戲。毛澤東看了十分滿意。這個演出班子「群情激奮」，很受鼓舞。但問題又來了：也有群眾收到了這些節目，打電話問怎麼回事。答曰可能是收到了香港的電視節目。群眾說不可能，明明聽到了湖南電視台某播音員的聲音。
只好另闢蹊徑，在離毛澤東住處只有幾十米的地方找到壹個場所，在此攝製節目，通過電纜傳播。這段時間，毛澤東精神很好，幾乎每天晚上看節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有的戲甚至要連看四遍（就是說演員連演四遍）。有壹天夜裡壹兩點鐘，演員們被從睡夢裡叫醒，馬上要求演出播放節目。
從回憶錄來看，當時已掌握錄製電視節目的技術，但實際播送的都是現場演出。其原因，第壹可能是追求效果，第二可能是現場點播，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唱什麼戲。這樣的安排自然不管演職員的辛苦。當然演職員們並不感到辛苦。他們受寵若驚，而且不管多辛苦，總比挨批挨斗強得多，何況物質待遇肯定不錯。
這壹活動壹直繼續到1976年，但後來可能是錄製了。其內容越來越廣，「劇團翻箱倒櫃，把幾十年的老底都悉數搬出」。壹位花鼓戲演員，是毛澤東指定，從壹個工廠車間找到的（注8）。
五、滴水洞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給江青的壹封信中寫道：「自從6月15日離開杭州以後，在西方的壹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10天了。」這個「山洞」就是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其實當地並沒有洞，滴水洞就是壹個地名，是毛澤東青年時代常去的壹個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第壹次回到闊別23年的故鄉韶山，對陪同他壹塊去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說，想在滴水洞修幾間「茅屋」，「妳們省委研究壹下也可以嘛！」於是，湖南省委開始修建滴水洞工程。在60年代初，滴水洞壹度成為禁區。修建它的時候，被稱為「二0三」工程，對外絕對保密。
滴水洞工程的原始設計規模宏偉，除為毛澤東建別墅外，還要沿狹谷建壹片樓房，包括大禮堂、賓館，在牛形山山頂修壹個直升飛機場，並從湘潭到邵陽的鐵路幹線上引壹條支線，讓火車直開滴水洞。但當時國家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中，這個計劃無法實現，只能因陋就簡，修建了壹、二、三號主體工程。壹號樓系毛澤東專用房，為平房，仿造的是毛澤東中南海的住房式樣，供毛澤東及中央首長使用；二號樓共有24間，為陪同的中央負責人休息處，與壹號樓緊相聯；三號樓距壹、二號樓有百余米，為衛士及其他人員住所。工程從1960年下半年動工，主體工程壹、二、三號樓，以及從毛澤東故居延伸至滴水洞的公路，於1962年竣工，主體建築面積3638．62平方米。1970年又增修了防震室和防空洞。
特別值得壹提的是防空洞，開工於1970年。當時正是中蘇邊界爭端最緊張的時刻，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原子彈襲擊，專門抽調了「歐陽海連」來建設這座防空洞。這是壹個具有防震、防毒、防核爆炸等多種功能、通入山中的隧洞，長約100米，內裝8扇鐵門，1至6層為厚重的防震門，壹個人要使很大的力氣才能推動，最後兩層為鋁合金封皮門，並帶有氣孔。
毛澤東實際上只在滴水洞住了11天（1966年6月17-28日）。改革開放以後，滴水洞作為旅遊項目對遊人開放，後來因為「影響不好」又關閉了。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在毛澤東指示在韶山滴水洞建行宮之後，各地紛紛仿效。當時正是大飢荒時期，餓殍遍地，各省花費巨資，為毛大建行宮，號稱「壹號樓」或「壹號別墅」。
六、廣州南湖別墅
毛澤東在廣州原有兩處住處：珠江南岸的小島招待所和白雲山上的壹處房子。1971年1月，中央辦公廳通知廣州軍區和廣東省委，毛擬於當年年底去廣州過冬，原來住房長年無人居住，恐不適用,希望按靠山、近水、幽靜、保密的原則選址新建。恰逢江青於3月來廣州，居住在小島招待所，因嫌環境不好，很生氣,只住壹天就走了。這更堅定了當地領導為毛澤東修建新居的決心（注1）。
經反覆論證、選址、到外地取經，決定了工程設計初步方案，於4月份向中央辦公廳彙報。汪東興原則同意軍區報送的方案，但是又加碼要求在毛的住所附近另為周恩來、江青、康生各修壹所房子且要求全在年內完工。
根據汪東興的要求，最後決定將房屋修建在廣州的磨刀坑水庫旁，此水庫后改名為南湖。毛澤東住所的設計圖紙由汪東興審查，周恩來住所的圖紙則交鄧穎超和周恩來辦公室。
因為工期短，只能邊設計邊施工，而且邊施工邊找錢找材料。施工壹半的時候，又受到「九壹三」事件的衝擊，很多人懷疑這項沒任何中央文件批示也沒列入國家建設計劃的項目是林彪的私貨。毛澤東當年也沒來廣州過冬。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後來都承認他們知道這項工程，和林彪無關。
整個工程於1972年6月底完工。共計建房55棟，40923平米，尚不包括工作人員用房及附屬設施。規模大約是滴水洞的10倍，總經費支出約4000萬元，但鑒於很多材料是按內部價格或無償調撥，這個數字只是個零頭。主要建築力量是步兵、工程兵等共1萬2千人和部隊的工程機械，再加上幾千民工。
因為經費要地方自己籌集，迫使他們到處化緣。總後勤部批了壹千萬元，瀋陽軍區無償援助了5000立方優質木材。此外工程兵也予以援助。當然廣東省和廣州軍區自己承擔了相當大的比例。考慮到主要是部隊施工，可以說，主要經費來源於軍費。
七、毛澤東的「特供煙」製作
涉及到毛澤東「特供」的文章不是很多，大多是從其他角度只言片語的描寫。唯有關於毛澤東「特供煙」的文章，完整地表述了中國針對最高層進行特供的體制和流程。
毛澤東壹生嗜好香煙，在他留給世人的諸多影視、圖片、文字資料中，手夾香煙成了他的公眾形象，為國人所熟悉，也為外國人所了解。但是，毛澤東所抽的香煙產自何處，其中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什邡特製煙 （注2）
據有關文章記述，毛澤東壹生中主要吸的是「紙煙」。戰爭年代的紙煙來源主要是國民黨軍隊「進貢」（戰利品）。新中國成立后，香煙來源穩定，同時毛澤東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常以香煙來作為神經緩衝劑，常常壹邊工作壹邊吸煙，休息時也點上壹支煙，壹邊吸壹邊思考問題。毛澤東最喜歡抽的是「熊貓」牌香煙。1960年代，李先念向毛澤東推薦了什邡煙廠專門為中央領導生產的13號特供雪茄煙，獲得好的評價。有關部門決定與煙廠合作，專門為毛澤東生產壹種摻有中草藥的雪茄煙，去掉壹部分香煙中對人體有害的成分，讓他既過煙癮又儘可能輕地損害身體。因此，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毛澤東開始吸由四川什邡捲煙廠「特供煙」生產組製造的香煙。
什邡捲煙廠創辦於1918年。以質地優良的什邡煙葉為原料製成的什邡雪茄，被譽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壹。由什邡捲煙廠給中央生產特供煙，是由賀龍元帥提議，經中央辦公廳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研究以後決定下來的。於是，什邡捲煙廠接到上級通知，開始為毛澤東製作「特供雪茄」。
生產「特供煙」是壹個新課題，為確保落實好這項政治任務，什邡捲煙廠專門成立了「特供煙捲制組」。經過技術攻關，壹共研製出了35個配方，在樣品試製成功之後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號成為選定產品，毛澤東選定的是2號煙，屬於味道比較淡、有食指那麼粗的中號雪茄，而賀龍吸的是33號煙，味道非常濃。不久，廠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長選定的1、2、13、33號進行生產。
為毛澤東特製雪茄煙，對製作技術的要求特別嚴格：首先在選料上，「特供」嚴於「出口」。要選上好的煙葉，先進行粗加工：去煙梗；為了增加濕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後用特級花茶漂，此環節中的具體操作，要根據天氣的不同而變化。之後是晾曬、卷制，最後放在烘箱里烘乾，10支1包，裝進煙盒。「特供煙」全用手工卷制，單人日產僅為20至30支。包裝用白盒，編號封條，由專人送到成都軍區政治部，壹月壹次。
「特供煙組」的工人壹天做多少支，上級過問不嚴，但如果壹旦發生質量問題，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有壹次，幾支燃不著的煙被國家衛生部封條蓋章退回來，按照煙上的編號，很快查出是誰做的，並立即將其撤出特供煙組。另壹次，國務院開會，中央領導人正抽著，煙頭彈出火花，將檯布燒了壹個洞。電話立即打到成都軍區，軍區派員到廠查訪，檢驗的結果是煙芯太細和外皮筋未剷平。廠里針對這兩點改進工藝，此後，類似情況再未發生。
在安全保衛方面，廠里專門安排了兩個房間，成立了生產小組。這兩個房間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圍拉著鋼絲網。進屋以後，特製的煙放在壹個上鎖的大鐵柜子里，鐵柜子里還有壹個上鎖的小柜子。逢年過節放假的時候，門窗還要貼上封條。
「132」雪茄煙
1971年「九壹三」事件后，送京的「特供煙」停止使用。為了確保毛澤東吸食雪茄煙的安全，中央警衛局派孟進鴻親自去四川什邡捲煙廠了解、監督手工卷制捲煙的全過程。同時，北京捲煙廠的孫忠興（軍代表）也帶了兩名工人於1971年10月底同赴四川什邡捲煙廠，準備在短期內學習有關卷制「特供煙」的技術。但實地學習最終以失敗告終。中央辦公廳決定將「特供煙捲制組」遷往北京。經過嚴格政審，徵得本人同意，什邡煙廠選中黃炳福、姜躍秀、劉宗貴、范國榮等幾位廠里技術高超的骨幹。
1971年11月初，市委領導為「特製」捲煙廠親自選址。從安全、保密、方便的角度出發，選在中南海對面的南長街80號。整個院落按照什邡煙廠卷制雪茄煙的廠房設計要求進行施工。作為生產區的里院，房上裝有鐵絲網，室內按手工捲煙要求，分為捲煙、晾煙、蒸煙三個套間；外院是宿舍、食堂等生活區。平時，這裏大門緊閉，附近的居民誰也不知道這裡是何處所在。
1971年11月23日上午，北京市委專門召開市委辦公廳、市經委、市財貿、市房管部門、市壹輕局、市公安局聯席會議。北京捲煙廠黨委書記米興巽、孫忠興（軍代表）和來自中央警衛局的危德純、市公安局的柏保英也特邀出席了會議。
會議首先聽取了市房管部門關於南長街8O號的籌備情況；隨後，聽取了北京捲煙廠關於生產人員的介紹。人員組成除了從四川調來的三位師傅外，還有曾去四川學習過的兩位學徒工及壹名1938年入黨的老炊事員谷彩和兩名鍋爐工任保平、朱景林。
鑒於什邡捲煙廠過去供應給部分領導的是13號煙，而特供給毛澤東的是2號煙的歷史，決定特供煙廠起名「132」。因人員不多，即不能稱廠，也不能叫車間，所以參加會議的人員壹致認為，稱「132小組』比較適合。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這個小組今後的管理工作。會上特別介紹了危德純和柏寶英的有關情況，決定由他們和從什邡調來的黃炳福成立黨支部，共同負責日常工作。工作中要做到「三保」，即保質、保量、保安全。
下午由孫忠興、危德純主持召開了「132小組」成立以來的第壹次全體會議。明確了「132小組」是北京捲煙廠領導下獨立工作的單位，小組的壹切工作由危德純請示後作出安排。
四川師傅到北京后，根據毛澤東的吸食習慣和身體狀況，在13號雪茄煙的基礎上，通過對上千種中草藥篩選和極為特殊的工藝處理，經過幾個月的反覆試驗，終於研製出專供毛澤東個人吸用的「特供2號雪茄煙」。當時，毛澤東常在頤年堂點上壹支特製的雪茄煙接見外賓和組織會議，所以「特供2號雪茄煙」取名為「頤年世紀」。
1971年11月底，「132小組」正式投入生產。生產雪茄煙的工具很簡單，只有蒸鍋、烘箱、桶、盆、篩子、切刀等。
原料採用四川省新都縣獨橋河公社紅柳煙葉。這種煙葉的獨特之處在於燃燒后不落灰，煙灰呈白色，抽吸時喉嚨可感到絲絲涼意，且點著的煙長時間擱置也不會熄滅。為製作出精品雪茄，這些精品煙葉每年採摘后都要用紅曲、醪糟、蜂蜜、茶水、白酒，噴洒在煙葉上發酵處理，然後打成捆，存放三年後再運往北京備用。原來獨橋河公社紅柳煙葉共50畝，后擴種到200畝，並且每年由縣委每畝補助餅肥200斤。壹、二級紅柳煙收穫后，由縣委財貿直接收購入庫。壹級煙葉加工后發往北京，二級則由縣財貿直接控制，以防北京的原料不足。
製作工序上，首先是選葉工序。先將所用的煙葉噴洒酒和清水，使之留香、除雜氣。潤濕的煙葉存放到第二天，然後再選葉。通常壹捆50斤的煙葉經過精挑細選后，能用上的也只有10斤左右。隨後是蒸葉。將選好的煙葉加入四川特曲、桂皮酒泡上12個小時後上屜蒸，取出后再用四川毛尖茶浸泡半小時后撈出，待每張煙葉表面的水分晾乾后，再加入內蒙的甘草流浸膏、越南的企鞭桂皮、四川的特曲酒存放12個小時以上。
雪茄煙分外皮煙葉和內皮煙葉。外皮煙葉要選擇色澤好、沒斑點、煙葉厚實肥大的。卷制前要將其鋪平，削平煙梗，按壹定規格切出煙片；內皮煙葉則要用手將煙葉揉碎，過篩形成均勻的片狀，然後加入甘草流浸膏、四川特曲酒裝入桶內儲存。
卷制工藝也非尋常。把外皮煙葉上下劈成對稱的兩張，用刷子刷濕鋪平，分別放在兩塊木板上。用切好的煙片將煙絲包住，憑嫻熟的技巧用手卷搓成棒狀，放在展平的煙葉上，由兩人分別向左右兩個方向同時捲煙。卷制好的煙用中藥白笈做粘合劑粘住，用剪刀將兩頭剪齊，整個卷制工序才完成。2號雪茄煙兩頭壹般粗，圓周40毫米，長度95毫米；13號雪茄煙的長度雖然也是95毫米，但壹頭大，另壹端小。
卷好的煙並不能馬上包裝，還要放入晾煙房陰乾，在煙支水分達到11℃時，才能包裝。比起現在的捲煙包裝，那時的「132」產品的包裝，讓人看了實在普通得有點寒酸。裏面是壹層防潮紙，外面壹層就是普通的白紙。規格是10支壹包，10包壹條。小包上蓋有卷制的編號，條包上蓋有煙號、日期。
複雜的工藝令今人都為之卻步。在那個年代，人們拼的就是覺悟和精神。開工僅壹周，第壹批540支2號特製雪茄煙試製成功，質量完全符合要求。
為確保生產安全，「132小組」在組織上則實行軍事化管理。用料嚴格按等級管理，細緻到每壹捆煙能選皮多少；煙支的檢驗細緻到每壹支的鬆緊是否適度，水分是否合乎標準值；包裝則細緻到每壹條都要清楚標註卷制人的編號和生產日期；產品驗收后的實物管理更是謹慎，實行壹櫃雙鎖，專人管理；壹年365天堅持領導值班制度，由危德純、柏保英24小時輪流義務值班。衛生制度也是非常嚴格的。「132」的師傅們除了要定期進行體檢外，進操作間要戴工作帽、洗手，工具專人專用，使用后必須及時清洗，擺放整齊。壹切嚴格按照生產食品的衛生要求進行。
「132」內部紀律十分嚴格。為了不暴露「132小組」的工作性質，師傅間都相互以姓氏稱謂；給家人寫信、打電話都閉口不談「132」情況，做到守口如瓶；上班大家同時進門，下班同時走出車間。作息和學習制度也過硬，早上6點20分起床，冬天掃雪，夏天擦灰，晚上9點半睡覺。8小時工作制，上、下午各做壹次工間操。每天用90分鐘學毛著、學《反杜林論》。每周壹次黨員會，壹次民主生活會，用「老三篇」對照檢查自己。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小組成員與周圍的同學、好友都斷絕了聯繫。甚而規定25歲以上才允許考慮個人問題，但必須經領導嚴格審查或由領導幫助解決。
1976年，毛澤東在臨終前的幾個月，就遵醫囑停止了吸煙。當時，中辦和市委領導考慮到還有李先念、吳德、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領導仍在吸特製雪茄，所以決定「132小組」仍然保留，但供應煙的價格由原來的每條6元調到9元。直到1978年，手工捲煙才停止生產。1984年，經北京市委請示中共中央辦公廳，於1984年12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消『132小組』后壹些善後問題的安排意見的通知」。根據通知精神「132小組」撤消。其後，房的前院移交北京市委；後院移交北京捲煙廠，后成為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第壹展銷部，現今為北京市西城區煙草專賣局的辦公地及所屬有限公司捲煙專賣店。其後，由北京捲煙廠壹直承擔著外事需要的「特供煙」生產任務。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捲煙廠與中南海警衛局商談商標註冊事宜，隨著註冊的成功，北京捲煙廠將當時為毛澤東主席提供的捲煙起名為「中南海」。
「132小組」人物介紹：危德純（小組負責人之壹，來自中央警衛局，小組組建時只有32歲）、柏寶英（小組負責人之壹，來自市公安局）、劉宗貴（技術員，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現已退休）、黃炳福（技術員，1972年調回四川什邡捲煙廠）、姜躍秀（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吳建華（捲煙工，解散后調入煙草貿易中心，現在北京捲煙銷售公司工會工作）、金桂敏（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現在西城煙草公司銷售科工作）、孫紹文（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現在西城煙草專賣局做會計工作）、范國榮（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捲煙廠）、方秀芬（捲煙工，因病調回原單位——北京玩具四廠）、楊清生（捲煙工，1974年調回北京捲煙廠）、谷彩（炊事員，小組解散前已退休）、朱景林（鍋爐工，解散后回原單位——北京玻璃廠）、任保萍（鍋爐工，解散后回原單位——北京葡萄酒廠）。
第五節 中國「特供」制度取自蘇聯的經驗
壹、蘇聯的等級工資制度
回顧中共歷史，關於領導幹部待遇問題的基本做法，壹直是在模仿和沿用蘇聯的做法和經驗。
例如，早在延安時期，1941年國民政府停止發放經費，邊區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中共中央管理局卻依據蘇聯的經驗，出台了新的津貼標準，進壹步根據職位重要的程度調整了黨的各級幹部的津貼待遇。（主要是強化等級差別。壹般研究者通常把這壹改變與任弼時從莫斯科返回延安並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壹事相聯繫。查蘇聯的幹部分配體制，20年代中期物資供應較為緊張時，確曾建立過以等級差別為基礎的供給制度，黨政高級領導人得以享受專門餐廳之類的服務。而黨政幹部分級別享受特別津貼，也是蘇聯的經驗。）此外，中共內部出台的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也是仿照蘇聯的經驗實施的。（注1）
其後，中共的分配製度從供給制度向工資制度轉化，實際上也是沿用了蘇聯的做法。楊奎松的文章指出：正是基於蘇聯的經驗，中共財經方面的工作人員，實際上從延安時期開始，就把產生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資制，視為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他們並且相信，基於按勞分配的原則，必須要打破在共產黨人中流行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分配形式。「從平均的供給制到混合工資制，再進入全面工資制」，即「從絕對平均主義到相對平均主義，再逐漸過渡到按勞得酬」這種分配原則的發展邏輯，還在延安時期就已經深深鐫刻在多數共產黨領導人的頭腦中了。
而蘇聯工資制度的特徵就是職務等級工資制度，並對高級幹部實施特殊化待遇。據1940年蘇聯職務等級工資的標準，月收入最高者可達10600盧布，而月平均工資僅有339盧布。當時工人最高最低工資之差，甚至達到3113∶1（注2）。中共進入東北大部之後，迅速依照蘇聯模式開始推行工資制，並在激勵進步的理由下，開始把蘇聯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實行的職務等級工資制也照搬過來。同時，由此造成的壹個弔詭的現象是，因為相信蘇聯的分配製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分配製度，中共各級領導人在進入各大中城市之後，很快發現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的分配製度，必須擴大各個不同等級的級差係數，才能符合蘇聯模式所提供的「合理的」分配標準。如1949年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在武漢地區所進行的關於舊工資制的調查材料中，就明確提出：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工資制度「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每級工資增加率僅在3%與113%之間，「實難刺激工人的積極性」。其福利津貼的分配，因為太過照顧下層職工，從而使得「各級間實際工資更為接近，平均主義更為嚴重」（注3）。結果，新中國成立后工資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壹，就是要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
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的「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注4），以及「無產階級政權下的公職人員應當壹律實行低薪制度」（注5）的觀點，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實際上並沒有被繼承下來。
二、蘇聯的「特供」制度
那麼作為中國仿效對象（如上王實味文）的蘇聯等級制度（「特供」制度）又是何種情況呢？
早在斯大林在位時蘇聯就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壹套特權制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高爾基服務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裡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壹切地把自己變成壹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壹塊麵包與壹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沿途的壹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壹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戈爾巴喬夫辦公廳主任瓦列里•博爾金在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年——蘇聯解體與戈爾巴喬夫》壹書中寫道：「在蘇聯，物質待遇從未基於平等原則。眾所周知，早在革命時期，國家工作人員就有權享受供應各種高熱量食品的飯店。……特權不限於食品、公寓別墅和各種廉價進口的奢侈品（其中有些後來流入黑市），還包括配司機的小車和醫療待遇，還可以免費乘坐專機，出訪時還可以在『出差補助』的名目下撈壹筆錢。戈爾巴喬夫出訪時，夫人每天也有補助，儘管整個訪問期間蘇方保安機構和東道主都為總書記的需求作了精心安排。」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壹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妳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妳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妳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壹些櫃檯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壹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壹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
幹部享受特權，在蘇共執政期間是明目張胆的行為，所以舉國上下爭權奪勢之風日趨泛濫，裙帶關係異常發達，人們都拚命往官員門下投靠。僅在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享有特權的階層就約有70萬人，加上其家族親屬，幾乎佔到全蘇聯總人口的1.5%左右（注6）。
蘇共特權階層的特權可以概括歸納為（注7）：
壹 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壹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
二 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路，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者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③ 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四 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伍 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
⑥ 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第六節 后毛澤東時代的「特供」的特徵
后毛澤東時代，市場經濟體制在壹定程度上代替了計劃經濟體制及分配模式，傳統的依存於政治的威權體制、經濟的計劃經濟分配體制的「特供」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傳統的特供製度，即主要面向高級幹部的特供製度，作為供給制度的遺留，主要是用以在商品供應短缺的形勢下滿足高級幹部特需而產生的。也就是說，商品供應短缺是特供製度的壹個存在條件，以特供的形式補充供應的不足。商品供應短缺下保障特需才能體現出高級幹部的特權所在。而1990年代以後，市場經濟逐步建立起來，甚至從供給短缺逐步向需求不足轉變。傳統的被作為特供的產品，已經可以通過商品市場來滿足，所謂特需就逐漸減少了，特供領域逐漸開始弱化，或取消。1980年代，胡耀邦主政中央黨政工作期間，曾壹度提出「清除封建主義遺毒」，就包括了取消中央高層的特供製，阻力壹直很大。到了1990年，由於民怨沸騰，專門負責特供的東華門三十四號的特供商店才不得不關閉。由此，特供商店每到周末就車水馬龍的景象消失。
其次，特供是特權待遇的壹種形式，只要特權現象仍然存在，特供就仍然存在。前面我們主要介紹了在食品供應領域的特供現象，實際上，特權待遇廣泛存在於諸多領域，其他領域的專門針對高級領導幹部的特殊供應在後毛澤東時代仍然殘留。例如，針對領導幹部的住房供應、領導用車的供應、以及針對領導幹部醫療保健的特殊供應制度。2006年的壹次會議上，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現任中國醫師協會會長的殷大奎表示，當前醫衛服務體系存在嚴重不公，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 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這其中，省部級以上高官及其家屬又享有更加周到、細緻、高級的醫療保健服務。全國政協委員鄭楚光2000年在「兩會」提案中以湖北的例子說，湖北省公費醫療撥款省市機關幹部每人每年600元，正廳以上幹部每人每年8000元。而據監察部、審計署、衛生部於2003年的報告披露：地廳級幹部年公費醫療保健開支中，整容、美容、保健儀容，佔65%以上（注8）。
第三，只要威權主義政府、國有經濟、以及非市場化運行機制存在，作為非市場化供應形式的特供製度就不會消失。但后毛澤東時代（市場經濟化時代）特供的主體對象，則向更高級的核心群體收縮。即壹方面保留了傳統上作為特供對象之壹的高級權力機關的特供，如面向人民大會堂的特供、面向中南海的特供，另壹方面，特供的個體對象，從廣義的高級幹部向狹義的高級幹部——中央領導幹部收縮。
第四，食品特供內容的轉型。隨市場經濟的確立，市場供應機能的完善，傳統上市場無法滿足的普通短缺商品，如配額制度下作為特需的肉類、食糖、副食品等，不再成為供應的對象。但同時，由於市場機制的管理秩序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成為供應的主要課題。特供商品的重點轉向于側重質量保障，也就是說轉向特殊製作方面。
第五，特供製度的商業化傾向。主要體現在承擔供應任務的機構的商業化以及供應招標體制的商業化趨向。本文後續部分將以人大特供為例，進行介紹。
第十節 鄧小平后的「特供」
1、轉型特徵
實施市場經濟供應機制以後，普通商品的「特供」逐漸淡出，但是，相應於市場規制的混亂局面，食品安全問題又突出出來，「人為污染」和「添加混亂」成為威脅食品安全的兩大主要因素。食品的安全又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特定來源」和「特定製造」的食品供應成為「特供」的重心。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食品安全問題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和推動了特供的轉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注1）和《第壹財經日報》的報道（注2）分別揭示了國家機關廣建蔬菜特供基地的做法。「去年到西部某省開會。晚間在該機關自己的食堂吃飯。陪同的人說，我們的飯菜妳放心吃，都是綠色食品。我們在農村租了幾十畝地，僱農民種植，沒有化肥，沒有農藥。大約半個月前，在中部某地，在縣裡機關吃飯，談到西部某機關自己租地種菜的事，陪同的朋友說，這不奇怪，我們省里的機關也這麼干啊」。
2、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
針對中央高級幹部的特供，壹直是個忌諱的話題，有關內容只能從壹些文章的細枝末節中顯露出來。如：2007年11月北京醫院營養科主任、首長營養保健專家曾煦媛曾在報上說：「中央領導們吃的雖簡單，但食品來源壹定要安全」。「中央領導吃的米、喝的水，都有特定產區供應。北京每到秋天九保桃盛產季，最好產區的九保桃壹定是送往中南海，以及退休領導家中」。（注3）又如，2008年6月的報道稱：乳製品行業元老三元牛奶，為人民大會堂供應特品奶、為中南海提供特供奶品，並長期以來被指定為全國和北京市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的特供品（注4）。而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服務中心在其文件「北京市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體系實施辦法」中明確指出：「為加強特需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管理，確保中央首長食用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特制定本辦法」（注5）。
近年比較轟動的消息是2008年8月18日關於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在山東濟南舉行「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授牌儀式」的報道。關於該授牌儀式的消息，被登載在在該次授牌儀式上被授予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稱號的山東科爾公司的網站上。該消息引起震驚，后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負責人進行了闢謠，但是存在諸多疑點。
根據上述消息，在8月18日舉行的授牌儀式上，山東科爾公司被授予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稱號，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詠蘭在授牌儀式上進行講話（注6）。根據祝詠蘭授牌講話，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有關情況：
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成立於2005年4月。是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為國家機關特供有機食品的合作單位，其依託國務院後勤基地、中央警衛局農場、武警邊防後勤基地和遍布全國13個省市、直轄市、自治區的生產基地，為國家94個部委老幹部們（其中，部級以上老幹部2000多人，局級老幹部6000多人，處級以上在京老幹部共約130,000人）提供優質、放心的有機食品。該中心全權代表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臻選、評估並生產（或授權生產）面向中央國家機關及國務院機關老幹部的特供指定專用產品。
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下轄三個公司：北京國佑特供產品有限公司，經營國A特供產品；北京國佑萬悅有機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4月，是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為中央國家機關特供有機食品的合作單位，是中國領先的優質零污染食品—有機食品的供應商和有機食品配送服務提供商（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詠蘭，兼任北京國佑萬悅有機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北京國佑世昌保健食品有限公司，2008年4月成立，承擔著「國A」特供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考察、甄選工作。
目前，被甄選為「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幾個，涉及食品、茶、酒類等行業。例如，特供有機大米：原產地為遼寧省丹東市前陽五四農莊稻米生產基地，出產的「越光」有機大米；特供有機杏仁油：原產地為山西左權縣太行山中段海拔1200米的生態自然地區，純天然，無污染；特供國A鮑參酒：原產地為山東省；特供國A茅台酒：原產地為貴州茅台。
所選用的有機食品均來自嚴格按照國際、國家食品生產規範和標準生產的有機食品生產企業及有機農業體系，並通過國家認可的認證機構的認證。對已經加入到國家機關特供體系中的企業中心還定期地進行評估考核及相關的認證，幫助企業加強行業自律，對加入國家機關特供體系之後沒有完全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及對特供體系的承諾標準進行生產的企業，堅決予以取締。目前，東北的大米基地、武漢的水產品養殖基地、雲南的茶葉種植基地、內蒙古牛羊肉等全國最優良的品種基地均已經成為中心重點培養和採購的原材料基地。
甄選的「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條件非常嚴格，要求重點在其「安全性」和「營養性」。當前最為安全的食品當屬有機食品，有機食品的生產必須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環境中的生長規律進行，在生產加工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藥、生長激素、無污染，不使用化學添加劑、防腐劑，不使用基因工程技術，並經過有機食品認證機構認證。我國綠色食品的AA級就是參照有機食品的標準而生產的。凡是上述環節有壹項不達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機食品，更不能入選為「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在「營養性」方面，有機食品無污染無任何添加劑，保持了天然營養成分，因此比常規食品更有營養，含有更豐富的食物纖維、微量元素及礦物質。為了保證特供產品的營養性，對每壹入選產品都有詳實的數據紀錄，這些數據則是通過國家食品檢測中心和綠色食品檢測中心營養成分分析與安全性評價得來的。
為滿足中央國家機關老幹部的健康需求，保健食品也被列為壹個新的特供品種。保健食品是介於普通食品和藥品的特殊食品，在選擇要求上更高於其它有機食品。在「安全性」方面要求產品組方理論科學、有國家相關權威機構和專家安全性論證，產品必須經過動物安全實驗，並得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許可，工藝上要求先進、完善，原料及輔助材料安全可靠無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學成分，同時對原料供應商的產地證明及其相關質量認證材料進行審核，特別要求保健食品生產企業必須是通過國家GPM認證、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企業。除了「安全性」，入選保健食品必須具有顯著的功效性，在這壹點上要求入選產品必須通過國家相關權威機構功能實驗論證以及人體功能實驗，要求有權威專家論證和綜合評述。此外，在評審標準上，還要針對該產品的市場美譽度和滿意度進行大量調研，最後由中心專家團綜合各項數據給予評定。
為國務院老幹部活動中心臻選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質環認證中心兩家權威部門承擔，在全國範圍內上千種保健食品中，經過壹番嚴格的調查和審核程序。從安全、功效、售後服務、外觀造型、用戶口碑、質量管理體系六大方面進行了充分的調研，復蓋全面的調查項目，保證了報告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在該次授牌儀式上，「科爾益康膠囊」、「金多萊殼寡糖複合膠囊」獲選。
3、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服務中心
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服務中心設立於2002年9月，歸屬於北京市農委特需農產品辦公室管理，其級別相當於正處級。負責對供應的「特供」農產品質量實行全面監控，各區縣農委主要負責人被指定為質量安全的第壹責任人，負責本區縣「特供」農產品的組織、協調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質量、保及時、保秘密」。
雖然該中心的具體運行情況無法了解，但是，根據網上流出的北京市農村工作委員會於2004年7月5日頒布的「北京市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體系實施辦法」（注7），可知該中心的主要運行功能：該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加強特需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管理，確保中央首長食用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具體包括：負責全市特需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工作，對供應的特需農產品質量實行全面監控；組織有關部門對特需農產品產地環境、生產過程、產品質量進行監測；聘請有關方面專家組成專家組，指導並協助完成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檢測和對特需農產品生產單位的選定、考核工作；負責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資料的歸案工作。
特需農產品的條件是：種植類產品質量符合A級綠色食品標準(指產地的環境質量符合「綠色食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的要求，生產過程嚴格按照綠色食品生產資料使用準則和生產操作規程要求，產品質量符合綠色食品標準)；養殖類產品質量符合無公害農產品標準(指產地的環境質量符合「無公害畜禽肉產地環境要求」和「無公害水產品產地環境要求」，生產過程和產品質量符合無公害食品標準)；同時鼓勵特需農產品進行質量認證，並優先選擇已取得GAP、HACCP認證的農產品。
特需農產品的選定程序：區縣農委(局總公司)向市特需中心推薦，填寫「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推薦表」，並提交有關材料；市特需中心與專家組對推薦材料進行審查，會同有關部門實地考察，確認產品合格后報請市農委批准，呈報中辦警衛局審定。
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的內容包括生產環境、生產過程、產品檢測三個方面。其中，生產環境的監控的重點是產地的生態環境，具體分為：種植類產品產地生態環境優良，其大氣、土壤、水質符合「綠色食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NY/T391-2000)；養殖類產品產地生態環境良好，其空氣環境、畜禽飲用水、水產品養殖的水質和底質等符合《無公害畜禽肉產地環境要求》和《無公害水產品產地環境要求》。生產過程的監控重點是生產資料、生產操作規程、生產記錄，具體分為：種植類產品：農藥、肥料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綠色食品生產資料使用準則；整地播種、施肥、澆水、噴葯及收穫等生產環節嚴格遵守種植技術規程並符合綠色食品生產技術標準；生產記錄真實、完整；養殖類產品：獸葯、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無公害農產品生產資料使用準則；選種、飼養、疫病防治、病死動物的無害化處理、屠宰加工等生產環節符合無公害農產品生產技術標準；生產記錄真實、完整；農產品的檢測，則包含對供應的每批種植類產品進行快檢，對畜、禽、魚等養殖類產品注重活體抽檢；不定期地對特需農產品進行定量檢測，檢測的重點是針對當前特需農產品安全質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實行全項檢測和重點項目檢測相結合的辦法。對定量檢測的重點項目根據實際情況和專家意見，每年進行適當調整。
第十壹節 中國的「特供」機構
1、公安部食品保衛處與中南海特許供應站
中共建政之初，為了保障黨的高級領導的人身安全和身體健康，公安部曾設食品專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應站，歸屬於公安部八局五處——食品保衛處領導。這個「特需供應站」對外稱北京飯店招待所（注1），起初是處級單位，下設四科壹室，並管轄幾個專用生產基地，規模較大者是巨山農場，專為中央領導人生產、特製、加工優質的糧油、菜蔬、水果、肉、雞鴨、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專用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糖果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專門設施。這些設施當時皆屬最先進的，甚至連豬舍、養牛場皆聘請蘇聯專家設計與建築。
為了做到絕對安全，其業務幹部和職工皆由北京市商業局選調，但保衛幹部和化驗人員則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工作人員不僅是「政治可靠」、思想過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經嚴格審查。他們不僅認真執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組織紀律」，還能把服務對象「需求什麼？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認真落實。由於工作成績優異，服務對象滿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特供工作者先後榮獲毛澤東接見。
2、北京市食品供應處與34號供應處（注2）
隨著政權穩固，中國各項國際交往日益增多，北京做為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交流中心，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訪華、重要會議、重大國事活動等，急需壹個專門的機構為其提供安全高品質的食品保障。也就是說，原有公安部下轄的特供體系已經不能滿足「特需」的需要，「特需」供應工作面臨完善和充實的課題。
1955年11月3日，壹份「關於成立副食供應小組的報告」呈報到市政府領導，報告稱：「……目前，北京市對中央首長、外國專家、駐京使館、各大飯店、醫院的副食品供應工作，在數量、質量、及時、安全、供應標準、價格等方面均存在問題……建議成立專門機構，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統籌特殊副食品的貨源；制定供貨計劃和特供標準，統籌解決首都的外國專家、外賓、重大宴會、駐華使館、各大飯店、特殊醫院及國內高級首長的食品供應問題。」1955年12月，在彭真市長的親自過問下，北京市成立了由市人大副秘書長李公俠、彭城等9人組成的特種供應領導小組（北京市食品供應處的前身）。特供任務由公安部移交於北京市委。
特種供應領導小組在明確特種供應範圍的同時，強調供應的經營方針是：在保證食品絕對安全的原則下，實行企業化管理和經濟核算制。可暫不上繳利潤，但必須保證食品質量，商品價格不得高於市價。移交時隸屬北京市第三商業局，后又劃歸二商局，在此基礎上又進壹步充實，不斷完善，並建立了壹整套完備的長效機制，沿襲至今。其設立伊始的使命，就是在物資匱乏的年代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訪華、重大國事活動如國宴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它被明確為壹項長期「政治任務」。這也是中國「特供」體系的肇始。
為保證上述任務的完成，特種供應領導小組抓緊組建具體供應部門。在原北京市第三商業局特供站和北京飯店供應科的基礎上，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應處，並在其下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應處34號供應部。它構成了北京市食品特供的核心，並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食品特供體系。直到北京二商局改制后成立北京市二商集團，34號供應部歸屬於二商集團下的北京市東方友誼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團更成為北京特供的主要承接主體。
34號供應部，為北京市食品供應處所屬的第壹個企業，因坐落於東城區錫拉衚衕34號，故此取名為「34號供應部」。從1956年開始承擔起中央首長、外賓及重要會議的食品供應任務。隨著業務不斷擴大，1973年開始，在原址基礎上新建了建築面積為6400平米的四層T型綜合樓，該樓坐北朝南，地處繁華的東安門大街，1976年末，食品供應處機關和34號遷入新址。現在的34號供應部坐落於丰台區南三環西路85號。
另外，34號供應部在保證食品特供的同時，也逐步轉向商業化經營。在其公司網站中寫道：「近年來，面對市場經濟大潮，「34號」在確保特需供應的同時，加強了對企業品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先後註冊了「34號」的圖形、數字和文字等商標，推出了自有品牌商品：玉醇酒、龍徽干紅葡萄酒、故宮御膳房酒等。同時，計算機信息管理系統的引入，現代化的食品檢測中心的建立，各項基礎設施的改善，提升了企業的硬體水平和管理檔次，為34號向現代化企業發展奠定了基礎。34號供應部主要經營全國名優煙酒、糖茶、罐頭、飲料、中西餐調料、禽蛋、肉類、水產海味、糧油製品及進口商品等l60O多個品種。」（注3）
3、北京市二商集團
北京市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是成立於1955年的北京市二商局。1993年二商局進行改制而逐步形成現在的北京市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曾用名北京食品工貿集團總公司）。據其網站介紹，北京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以食品冷鏈物流、食品製造、肉類屠宰加工、現代分銷與專業市場為主導產業，以食品科研、教育、信息技術以及房地產開發經營、酒店服務、物業管理為重要支撐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集團主要生產經營豬肉、牛羊肉及其製品，禽蛋製品，海鮮及製品，糖、酒、煙、茶，腐乳、醬油、食醋、調味品、糕點、水果、蔬菜、醬菜、豆製品、飲料、冷藏設備等20多個大類萬余種商品。擁有「王致和」、「六必居」、「天源」、「月盛齋」、「金獅」、「龍門」、「桂馨齋」等壹批久負盛名的食品老字號以及「宮頤府」系列糕點、「白玉」系列豆製品、大紅門系列肉製品等壹批頗具特色的知名品牌。其出資的下屬企業包括北京水產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市東方友誼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西郊食品速凍廠、北京市蛋禽公司、北京三新冷藏儲運公司、北京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金獅龍門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希傑食品有限責任公司等。
目前，以原34號供應部為主體，北京二商集團承擔了北京70%的特供任務。特供服務包括兩類：壹類對在京黨政軍機關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召開的重要會議和重大外事活動提供特需供應；另壹類是涉外供應服務，即對外國駐京使領館提供日常特需供應服務。以前面所述的2009年全國「兩會」為例，二商集團為「兩會」共儲備15大類1191個品種食品，並籌措1404萬元大宗商品，通過其下屬11家單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會議期間，34號供應部職工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以實現「特供產品合格百分百、網點配送零誤差、信息傳遞全暢通」目標。
第十二節 「特供」制度分析——特權等級制度
通過以上對不同時期的特供製度的演變以及各自表現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特供製度所表現出來的特權等級制度的本質：
1、特供製度本質是保障高級官員（特權階層）的生活安全和生活質量
在產品短缺時代，壹方面是計劃經濟和統購統銷，對普通民眾實行食品配額制度，實行低水平的供應，另壹方面，則對特定的擁有特權的階層，按其特權等級來保障其特需，提供超過普通民眾的配額，並供給普通民眾所不能享受到的稀缺產品。
在食品安全危機時代，市場經濟使得產品供給超過了產品需求，解決了產品短缺課題，但是市場規制的不健全，又另外滋生了以食品添加和食品人為污染為代表的食品安全問題，壹方面是普通民眾的食品安全無法保證，食品安全危機層出不窮，另壹方面是特權階層通過食品產品的特別製造和特別供給，免於食品安全問題的危害。
2、特供製不過是壟斷特權的物化表現形式，根源在於集權體制
等級制在中國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淵源的。梁漱溟講過：「中國人看見西方全沒個尊卑上下之分，沒有不奇怪的」。因為幾千年來維持中國社會安寧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個字，人們習慣了按照三綱五常來思考和行事，習慣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於人者、拿主意的和聽話的，相信如果誰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誰也不能管誰，壹定天下大亂。所以，即使馬克思主義初始主張平等主義和反對等級壓迫，但是這種政治文化背景，加之暴力奪取政權的特殊歷史任務，都導致民主集中制走向政治集權式的政治體制。黨的集權體制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權力等級制度。
與之相配套並被視之為理所應當的常態的是待遇的等級制度，也就是特權待遇。阿克頓勛爵的那句話說得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謂特供製度不過是特權的物化形式而已。前南斯拉夫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密洛凡•德熱拉斯在其經典著作《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壹書中認為，共產主義者取得政權后，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建立了壹個由權勢和恐怖控制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與社會中其它階級最大的差別就是它擁有「特權」。密洛凡•德熱拉斯說：「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權力和政府同國家的幾乎壹切財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壹回事。掌握權力的人就握有特權，並間接地掌握著財產。因此，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那些想犧牲別人而讓自己過寄生蟲生活的人，就是以權力或政治作為壹種職業。（見該書P41）」這個「新階級」「有的是郊外的別墅，華廈美居，精巧的傢具及其他的設備；最高級的官僚，這個階級的精華，還有專用的居住區和特設的療養院。某些地區的黨書記和秘密警察首領不僅成為最高的權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車以及類似的特權。以下各級官僚則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種等差的特權。國家的預算、『禮物』、為國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興建或重建的建築等，都是使政治官僚們受惠的取之不盡的源泉。（見該書P51）」由此可見，具備「安全性」和「營養性」的有機食品特供製度，不過是特權階層享有特權系列中的壹個單項目而已。它只是官僚階層擁有特權的的冰山壹角。
壹個國家的公權力把主要精力與最優資源專于特供，百姓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任何壹種分配的公平都只能是建立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之上。權利不平等，所謂分配公平就只能是壹句空話。
3、特權與人民的對立面
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最根本的目標就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平等和反對特權。評價和考驗壹個政黨和政權的，並不是該政黨或政權有何種理想和目標，而是該政權的執政實際或者說該政權的行政實踐。馬克思早就預知，無產階級在勝利后將會遭遇到從被推翻的階級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來的危險。而列寧也認為，壹個幹部如果把權力、地位、待遇看得高於壹切，就會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雲外。物質慾望越膨脹，思想信仰就越少。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不是同君主專制的鬥爭，也不僅是在沙皇監獄及流放地的表現，對他們來說更加困難得多的考驗，是當自己的黨在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是無限權力條件下的表現。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在1960年代提出過領導幹部與群眾的「同吃、同住、同勞動」問題，當時的宣傳是：只有與人民群眾實行了「三同」，才會永遠地不脫離群眾，才能使得「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如「特供製度」所顯示的那樣，面對食品短缺、面對食品安全危機，特權階層考慮的不是全體民眾所面臨的困境，而是如何通過特權及其物化形式——「特供製度」，在問題和危機面前獨善其身，真正是做到了情為自己系、利為自己謀、權為自己用。這樣的特權階層，雖然滿嘴「為人民服務」，但從來就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其結果，「特供製度」將其受益者的立場完全放置於人民的對立面方面去了，甚至他們本身實實在在地直接成為壓在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
4、「特供」的非經濟性
前面我們分析過，特供製度與專制制度下的進貢（「貢」「獻」）有著緊密的歷史淵源，甚至可以說具有血緣關係。在專制制度下，進貢體現著專制制度的等級關係和秩序，大凡貢品,總是民脂民膏,然而卻又和專制國家的苛捐雜稅有所不同，它的「流程」是和專制官吏的金字塔結構相吻合的，它的去處並不是國家的國庫，而是官吏的私囊。
今天的特供，除了與進貢壹樣體現著等級關係以外，同樣具有非經濟性特性，成為現代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中的壹個弊病。從理論上講，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市場的供求狀況也對之發生很大影響，由是當商品短缺且求大於供的時候，缺本身就具有了壹種「價值」，這個價值也會疊加到商品所固有的價值中去，這就是近年從國外引進的「短缺經濟學」中所謂的「短缺即價值」。而特供的受益者所取得的正是這種短缺的「價值」，但是受益者們並不因為這個短缺的價值多付壹分錢。特供中的供求關係遠非是市場中的普通的供求關係，因為「特供」和「特求」的買與賣之間是壹種不等價的關係，是壹種有商業之形而無商業之實的非商業行為。
也就是說，在特供與特求的關係中，政治權力與短缺價值之間發生了置換。本該按市場規律進行交換的商品，在這裏被當做孝敬掌控權力的階層的貢品。以毛澤東的特供鉛筆和主席瓷為例，如按市場規律計算，特殊進行專門製造的制筆企業和制瓷企業，完全可以因產品的稀缺性和獨特的成本獲得特殊的價格和利潤，但是在中國特有的權力構造和經濟構造下，從事專門製造的企業並不能獲得等價的回報，特供產品的供應和生產，存在巨大的非經濟性。換句話說，特供產品的生產和供應並不是在市場規律下運行的。受損的是企業，如果我們再聯想到這些企業是國家的企業，也是全民所有的企業的話，那麼，這種不按市場規律運行的供應和生產，所慷的是國家之慨，是全民的慨，而獲利的並不是國家，而是權力階層，既包括享受特供的特權階層，也包括因提供特供而表達了效忠和依附的下級權力階層。
5、反思與展望
溫家寶曾經指出，壹個政府，除了對人民的負責、服務、獻身和廉潔以外，不應該有任何特權。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曾經宣傳的理念。可是，從上面關於特供製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當面對食品短缺和食品安全的課題時，特供製度背後的權力，首先想到的並不是和人民同甘共苦、為人民負責和獻身，而是通過自己的特權在困難面前獨善其身。
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如美國，雖然沒面臨過計劃經濟下的食品短缺，卻也面臨過食品衛生安全的課題（注4）。1906年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小說《屠場》問世，以芝加哥肉聯廠為例揭示了美國大工業化食品生產初期的食品安全問題。文中寫道：「工廠把發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腸；工人們在肉腚上走來走去並隨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摻進絞肉機；洗過手的水被配製成調料」。傳說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白宮邊吃早點邊讀這本小說，讀到這裏時，羅斯福大叫壹聲，跳起來，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來，又把盤中剩下的壹截香腸用力拋出窗外。小說問世后，美國國內肉類食品的銷售量急劇下降，歐洲削減壹半從美國進口的肉製品，美國整個畜牧業陷入壹片恐慌，而書中暴露的美國肉品加工行業的種種內幕，在新生的城市中產階級中，引發了對食品安全和衛生的強烈反應。
羅斯福看過此書後，專門約見了作者辛克萊，並責令美國農業部調查肉聯廠的情況。調查的結論是「食品加工的狀況令人作嘔」。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當年6月美國國會即通過了兩部聯邦法律：食品和藥品法案以及肉類檢查法案，並建立了以化學家威利博士（Dr.Wiley）為首，共11名專家學者組成的班子，形成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ederal Drug and Food Administration,FDA）的雛形。食品安全生產的歷史從此被改寫。
也就是說，美國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方式，並不是首先想到通過自己的特殊供應和特殊製造來單單使自己得以規避危機，而是通過市場運行機制下的規制通盤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使得所有民眾普遍受惠。
之所以能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歸根結底，首先是包括所有民眾、包括總統在內的所謂官僚階層，都被規制於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之下，任何個人都沒有超越於市場價值規律的特權。也就是說，在市場規律之下，民眾和總統是平等的。即使總統也不可能從特定企業獲得不符合價值規律的專門製造，更不能獲得免費或者廉價供應的優質特供食品。除非他能夠付出超越于普通商品價格的特定高額價格，否則沒有人會真將優質特別產品以低於商品本身的價格與權力進行交換。
其次（同時），制度化的民主政治體制，也約束了權力的濫用。權力既不能完全違背市場規律，而對權力的交換，也未必能獲得良好的回報。也就是說，完全化的市場體制和制度化的民主政體，杜絕了特供製度產生的條件和根源。
在中國，日益進化的市場化趨勢以及民主化等普世價值的普及，為取消特供製度創造了條件，也促使了特供製度更加隱秘化。但是，只要權力對市場經濟的掌控和非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存在，只要權力等級制度存續，只要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未完全確立，體現於特供方面的特權及其待遇就不會完全消亡。
因此，中國人民的未來命運完全取決於市場經濟化資源配置方式，以及以民眾為主體的民主化政治制度的確立。
第壹節 「特供」的含義與歷史淵源
壹、「特供」概念
所謂「特供」（注1），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壹個是指針對上峰的特別供應制度，或針對上峰的特別供應行為，指的是特供製度或特供行為；另壹含義則指通過上述供應制度或供應行為而供應給上峰的產品，指的是產品本身。後者借用梁文道先生的話說就是「特別製造以供應上峰的產品簡稱」（注2）。
結合到中國的「特供」操作或「特供」實踐，用通俗的語言來講，「特供」指的是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特別製造、專門供應的產品，及其供應體系和供應行為。
這裏的「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壹要絕對安全（絕對安全、萬無壹失）；第二要高質量、高水準；第三要方便。為了做到這些，針對特供食品，「特供」體系從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都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以求「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壹絲不茍、絕不鬆懈、全力以赴、萬無壹失（注3）。
二、「特供」的歷史淵源
「特供」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時期的「貢」或「獻」制度。《尚書》中的「禹貢」（注4）有言：「任土作貢」。「禹貢•疏」曰：「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之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貢是指「從下獻上」，也就是下屬對上級、地方對中央的進獻，推而廣之，也涉及到外國對中國的貢奉。貢的物品，壹般應限於「土地所生異物」。當然，有貢上，必有賜下。貢上和賜下的綿綿不絕，形成了下屬與上級、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物與物之間的交流，當然，其間也包含著情感、思想上的交流，以及政治上的有機連接（注5）。
據《史記》記載，貢獻制度起源於夏代時期。《史記》曰：「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因治水成功而接替帝舜，「即天子位，南面而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大禹時期，「披九山，通九澤，浹九河，定九州」，同時，「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使「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即大禹統壹九州的結果，使恩澤所及之處，必然不時「來貢」（向帝都進獻）。這種來貢，具有相當程度的自願性質，尤其是九州地帶（冀州、袞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這裏所說的「九牧之貢」，講的是邦內之貢。從這壹時期開始，「貢」「獻」制度形成嚴密的規格。
禹時九州的貢物，具有樸素的性質，大部分遵循了「貢其土地所生異物」的規矩。而這裏所說的「異物」，相當於現今所言的地方土特產。比如青州，「海岱維青州」，處於海（渤海）岱（泰山）壹帶，即今天山東的德州、濟南壹帶，瀕臨大海，因此所貢就多有大海的特色了，貢鹽，貢「海物維錯」，不只是魚，維錯者，各種海產也，可能包括魚蝦蚌蟹之屬。又如揚州，「淮海維揚州」，處於淮（淮海）和海（黃海之間），已屬南方地帶了。這裏的山林間多產竹子，於是就大量地貢竹箭（大小竹子），還貢走獸、皮毛（革）、飛禽的羽毛（羽），以及當時南方所特有的桔、柚等水果。這種真正以貢土物產為特色的貢獻制度，與往後有些地方的用轉手貨進貢，是大相徑庭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貢物開始注重於功利化，不論是貢者或被貢者，所嚮往的不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異物」。
其後幾千年的漫長歲月中，歷朝歷代的專制制度都有規定，凡地方之名優特產，都要將最新最好的進貢朝廷，供皇族享用，這壹制度稱為「貢賦」。杜牧的《過華清宮》絕句雲：「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壹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其所渲染的，就是地方向皇都長安進貢荔枝的「生動」壹幕。唐明皇想讓楊貴妃能在「第壹時間」吃到這壹自漢代開始欽點為朝廷貢品的鮮荔枝，不惜動用戰時驛道的快馬傳遞，以致差官累死，驛馬倒斃，杜甫對此嘆曰：「百馬死川穀，到今耆舊悲。」貢賦制度形成為壹種傳統和慣例。
而在貢賦制度下，專門供給（進貢）于專制統治階層享用的物資則被稱之為「貢品」，即通常由全國各地選出同類物資之最上品，通過特殊的生產、採購、加工、運輸渠道送抵首都，以保障品質，交由最高統治者支配。
可以說，無論是「特供」，還是「貢」、「獻」，都建立於等級制度基礎之上，既是為了體現上級與下級的等級關係，也是為了滿足上級的享受和奢侈的現實需要。
第二節 1949年之前等級供給制和中國現行「特供」制度
中國真正的「特供」制度，是在建政以後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但實際上，早在延安時期就出現了「特供」制度的萌芽。
改變不合理的分配製度，創造平等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發動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壹，更是其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所規定和要求的。早期（中共的延安時期）其實施的分配製度是帶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
中共的供給制是在戰爭條件下形成的。打仗是促成供給制形成的壹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為打仗，中共各級組織都必須經常保持壹種軍事化的狀態；也因為打仗，生活環境非常不穩定，物資供應更是經常會處於極度匱乏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按照作戰部隊的方式，通過統壹的後勤補給系統，以壹個大致平均的標準，為全體黨政軍民學脫產人員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料，是保證這壹龐大機器正常運轉的壹種多少有些不得已的分配措施。正因為打仗決定壹切，因此，供給制的最初建立，首先就是以保證部隊的戰鬥力為首要目的，後方黨政幹部及相關工作人員的生活需要都在其次（注6）。在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期，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每人每天壹律只有5分錢的油鹽菜柴錢，黨政工作人員也和部隊壹起吃大鍋飯（注7）。在抗戰初期的延安地區，由於經濟供應短缺，待遇方面的差距也壹度只是表現在前後方之間，而非表現在級別上。
但是，從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將供給制逐漸規範之始，就已經開始體現出不同級別之間的分配差別了。職位高和職位低的幹部，伙食費和著裝最初雖然仍舊基本壹致，在津貼上卻已有所差別。按照當時規定，中央委員以上的黨政領導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貼；各廳、處、院及師團級幹部，每月津貼3元；以下依級別遞減，最少亦有1.5元，最高和最低之間相差3倍多。到1938年下半年，隨著經濟情況略有好轉，享受高津貼人員的範圍也在擴大。據1939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各機關津貼標準》，軍委會主席、委員、師長，以及政府主席、委員和邊區參議會議長、常駐議員，包括政府直屬各廳、處、院等機關首長和大學校長等，每月津貼壹律5元；旅長、專員、處長及各中學校長等4元；團長、縣長、縣議會議長及科長等3.5元；營長、區長、各小學校長等3元；連排長2.5元；班長、伙夫、馬夫及通訊員等2元；學員、戰士及勤務員等1.5元（注8）。
在津貼上的這種差別，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漸被強化起來。1941年中共中央管理局依據蘇聯的經驗，出台了新的津貼標準，進壹步根據職位重要的程度調整了黨的各級幹部的津貼待遇。[蘇聯的幹部分配體制，20年代中期物資供應較為緊張時，確曾建立過以等級差別為基礎的供給制度，黨政高級領導人得以享受專門餐廳之類的服務。而黨政幹部分級別享受特別津貼，也是蘇聯的經驗（注9）。]根據新標準，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貼壹倍以上的津貼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貼10元之多。不僅如此，為了照顧各主要機關最高首長不十分規律的工作和生活，這時還開始實行了有區別的伙食待遇和著裝標準（即所謂幹部服），特別是有了大、小灶的規定。按照新規定，各級幹部壹般仍吃大灶，邊區壹級和軍隊每人每日壹律3角，分區及各縣壹律2角，而各主要機關首長則可「吃小灶」；吃小灶者「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伙食費外增加壹元」。換言之，這些主要機關首長此時伙食標準可以高出其他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三四倍。
後來，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灶待遇。此文件進壹步細劃了待遇的級別界限，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灶，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灶，地委級則應設中灶。中灶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標準。
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台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考慮到經濟物資條件過於簡陋，壹些幹部積勞成疾，包括因長期征戰或被捕入獄而身體嚴重受損，卻得不到應有的營養，根據蘇聯醫務人員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幹部保健委員會。規定凡參加工作兩年以上，擔任軍隊營級以上，地方縣級以上，機關、學校科長級以上幹部，經醫生檢查證明確實有病（包括各種慢性病，如結核、慢性胃病、貧血等）或身體衰弱者，均可享受定期發給每月2元至6元保健費的待遇（注10）。
可以說，從按級別不同而進行差別分配開始，供給制度與等級制度就雜合在壹起。換句話說，等級制在供給制度下已經萌芽了。同時，從變化的趨勢來看，隨著各地區經濟條件的好轉、分配標準的改變，等級差距首先逐漸拉開。
1948年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導下的華北人民政府，對各大區大、中、小灶的伙食標準有過壹個統計調查，其中華北和華東兩區就非常明顯地呈現「越是朝著和平建設的道路發展，則這種生活待遇的差別，就越會增加、擴大」的趨勢。以每人每日肉的標準為例，該兩區大灶每人每日肉僅3錢，中灶2兩，高出大灶6倍有餘，小灶6兩，高出大灶20倍之多，而且華北區的小灶每日每人還有將近壹個雞蛋的補助。相比較而言，西北區仍保持著原先的水準，大灶每人每日肉3.22錢，小灶1.59兩，高出大灶僅5倍。即使是東北區，大小灶之間的差距也還保持著壹定的限度。其大灶每人每日肉2.66錢，小灶僅3.2兩，高出12倍，且無雞蛋補助之規定（注11）。
等級制在中國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淵源的。幾千年來人們習慣了按照三綱五常來思考和行事，習慣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於人者。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奉行集中制，同時，在戰爭環境下又實行半軍事化管理，等級服從已經成為自然現象。即使有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平等主義要求，等級現象、等級制度仍然逐漸確立起來。
王實味在其文章《野百合花》（1942年；王實味本人由於該文被殺害）中就當時延安時期的生活等級制度進行了評述。他指出，當時關於等級制度，「壹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壹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認為）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壹、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壹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而生活等級制度主要表現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幹部服小廚房」）。「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麵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壹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注12）
又據其他文章揭示，從上井岡山起就規定各級幹部的供給，精細到明文規定各級幹部點油燈的燈芯為幾根，就是高層領導的夫人不在身邊，也有文件規定為其尋找臨時夫人的事。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回憶，陳雲當年作「怎樣做壹個共產黨員」的政治報告，會上回答遞上來的紙條說：「是的，每天吃壹只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吃雞，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與毛澤東作徹夜長談，「屋內沒生爐子，也聞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說：『這是在屋外地下燒火，地面和牆都發熱的緣故。』」（注13）
這種等級制度與供給制度的結合，即實物的等級供給制度造就了早期的「特供」制度的萌芽。
第三節 毛澤東時代的「特供」
中國共產黨時期的真正的「特供」制度則建立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時期的「特供」制度既是專制社會等級制度和皇權思想的結果，同時也是供應短缺的產物。
壹、毛澤東時代的等級制度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看出其早期歷史的壹個典型特徵即是通過戰爭，或所謂槍杆子取得政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歷史開始從取得政權到治理國家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原有的流行於軍隊中的等級分級制度擴展到行政機關及其他社會各個領域，軍事級別之外產生了與軍事級別相配套的嚴格的行政級別制度。
等級分級制度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被進壹步強化，出現了新的如中央國家級、省部級、地廳級、司局級、縣處級等的新的級別稱呼。所有官員被分成縣管幹部、市管幹部、省管幹部、中央管幹部。同級幹部則有嚴格的排名順序。誰屬哪級管幹部及排名先後並不單純由職務決定，而是由本級黨委向上級組織部門申請，經批准形成。同時，在行政機關之外的社會領域，也產生了配套的等級排序。如省級醫院、局級公司、師級歌舞團等等。舉凡工廠、礦山、學校、商店、公司、銀行、科研院所、社會團體、「民主黨派」，甚至寺廟等壹切社會組織都被劃定相應的等級。
而中共建政以後分配製度從供給制轉向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混合型分配製度（1949-1955年）、再到職務等級工資制的全面鋪開（1955年）的過程中，供給制和工資制的配套參照過程則又強化了非軍隊領域的等級分級制度的普及和制度化。也就是說，在薪俸制（工資制）的鋪開和普及過程中，非部隊系統的國家機關、黨派、團體的人員，全部參照原有供給制下的軍隊系級別進行定級，然後按照級別分配給相應級別的工資。參照1950年11月13日中國政務院下達的「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屬機關新參加工作人員試行工資標準表」，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行政級別壹共被分為25個等級。1955年8月31日，中國國務院頒布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按照1955年8月的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國家機關人員則被分為從國家正副主席到科員、辦事員、勤雜人員等30個等級（注1）。
石巍的文章對這種等級制度的實質做了分析（注2），他指出：級別的不同不僅決定工資額的差別，也是身份、地位和權力的象徵。在等級結構中，人身的遞進式依附是普遍而絕對的社會規則。社會各等級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甚至事實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談戀愛首先要問對方的家庭成份。這種等級差別終生不變。只要爬上某個等級，就可以享受該級別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等級身份甚至帶到死後。等級制帶有明顯的世襲的特徵。這種等級制長期實行的後果是廣泛的身份劃分合理化。中共成功地利用了中國固有的君臣尊卑的傳統觀念，並以國家力量嚴密封鎖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播，而攫取了大眾對等級觀念的認同。面對大量的、無處不在的等級歧視，公眾採取了默認和逆來順受的態度。
二、等級待遇與嚴格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度
「特供」制度，簡單地說是壹種特殊的供應制度。就其本質來說，是基於上述社會等級制度而建立起來的體現在實物供應方面的等級待遇。其原始或初生形態，即實施於戰時狀態的等級供給制度。如前所述，如在伙食上劃分大、中、小灶，在著裝上規定幹部服區別於士兵服，另外還開始按級別為資歷較深的幹部每月提供從壹斤到八九斤豬肉錢不等的實物或相當於實物的保健費等。
但是，建政以後中國共產黨走入城市，開始掌握政權。原有的簡單的完全實物形式的供給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生活。同時，該種完全實物形式的供給分配製度也帶來了巨大的浪費和非效率。由此，等級待遇由依據等級的差別性的實物供給制度，轉變為依據等級的差別性的工資薪俸制度為主，以針對特定領導階層的特定的實物供應（特供）為輔的內容形式。
其中，差別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度對供給制度的取代，始於中共建政之初，並逐步鋪開，最終完成於1955年左右。歷史學家楊奎松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注3）：
1950年4月政務院出台了「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開始推行工資薪俸制度。根據該規定，將行政級別定為27級，並按不同行政級別規定了不同的工資標準。按照該規定，黨政人員最高壹級的工資收入是最低壹級的28.33倍。而原有的供給制度則與工資制度并行，供給式的分配製度轉變為供給和工資雙軌制。受等級工資制度的影響，原來的供給制的標準也進行了大幅改變。比照等級工資標準，小灶的津貼平均壹下子提高了約19倍；中灶的津貼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貼只提高壹倍。供給制下，從主席至勤雜人員，分為10等24級，工作人員執行哪個津貼標準，按其職務評定。如此大幅度拉開差距之後，最高壹級的收入分配較最低壹級擴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政務院進壹步出台辦法，將供給制標準和工資標準統壹起來。調整后的兩種分配標準均統壹為29個行政等級，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級差最大係數，也都統壹為25.88：1。值得壹提的是，新標準更加註重等級的細划與待遇的區別。如原標準中國家正副主席與政務院總理副總理同等待遇，新標準則改為國家主席副主席為最高等，政務院總理副總理為次壹等，等等。
到1955年8月，中國最終取消了供給制標準，統壹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壹步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而且將工資等級進壹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壹級560元，最低壹級僅18元。以北京為例，最高等級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后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為31.11倍。而此次工資改革，13級以上幹部，除行政1級外，平均增幅達14.35％，而14級以下幹部平均增幅僅2.26％。如果從絕對數來看，低級工作人員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級幹部增加最多的達到95.67元，相差幾達416倍。
與此嚴格的等級工資待遇形成對比的是，前國民黨政府下的工資標準（1946年頒布的標準）為：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其文官總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壹級的收入僅為最低壹級收入的14.5倍。
三、供應短缺與「特供」制度
中共建政以後，針對高級幹部的等級待遇，除了逐步制度化、嚴格化的等級工資薪俸制度以外，還包括傳統的主要以特定的實物供給形式表現出來的享受和待遇。這裏所謂「特定」，是指針對特定的人供應特定的實物物資。特定的實物供應制度，壹方面是原有的戰時狀態的實物供給制度的延續，另壹方面，也是對中共建政以後物質供應短缺狀態應對的結果。
中共建政以後，有關各級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問題，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蘇聯人的做法，制定了相當細緻複雜的具體規定，並有嚴格的官本位體制式的等級劃分。比如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配專車，包括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以特定實物——房屋待遇為例，上海市1956年工資改革時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明文規定（注4）：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園精緻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壹級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二級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獨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級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級可分得「半獨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級可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級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衛生設備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級可分得80—95公尺的「無衛生設備的石庫門房屋」；八級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如此等等。
除了房子為主要形式的特定的實物供應以外，最重要的特定的實物供應體現於針對高級幹部的以緊俏和優質商品為中心的特殊物資供應方面。如前所述，早在延安時期，延安政府就仿照蘇聯的做法出台了針對高級幹部特殊需要而進行的保健措施提供製度。同時實施體現於供給制度方面的大、中、小灶的待遇區分。這都是針對高級幹部特殊需要的緊缺物資供應的體現。
中共建政以後，雖然中國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但是由於並沒有實施市場經濟體制，關於食品等實物的供給完全採用了計劃經濟的模式。壹方面這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關於資源配置制度的必然選擇，另壹方面這也是短缺的商品供應狀態的結果。在商品供應長期短缺的狀況下，食品的供應，包括如糧食、豆油、肉類、糖類、雞蛋、煙酒類等的供應，實施的是按照人口實施配額，再用現金進行購買的形式。也就是說，普通市民憑藉作為配額的票證購買食品類商品。
但是，在大躍進、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十年文革的年代，無論是生產、還是商品流通都處於落後狀態下，既然實施配額式的購買限制，顯然所分配額完全滿足不了生活的需要。於是，就產生了針對壹定等級以上高級領導幹部的特殊物資供應制度，即所謂的「特供」。在這種制度下，領導幹部嚴格依據其等級，壹方面獲得超出普通市民配額以上的配額供應，同時也享有普通民眾所不能獲得的緊俏和優質商品的特殊供應。
因為涉及敏感領域，公開發表的可以作為研究依據的資料和文章並不多見。原北京二商局（專門負責北京「特供」的商品供應機關）的高智勇的回憶文章(注5)，對三年困難時期的北京市民壹般供應與特殊供應進行了對比描述。關於對普通市民的供應情況，該文章表述道：
大躍進後期全國開始出現飢荒。北京食品全部靠外地調入，從1959年以後開始出現緊張狀況。北京市民糧食供應上，首先自1954年「統購統銷」后實行的居民「憑證」供糧改為「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每人按月發放糧票。糧票分為：粗糧票，麵粉票，大米票……糧食定量依年齡大小，因人而異，從嬰兒降生的3斤、少兒6斤、兒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還依身份不同，指標各異，如在校大中學生、機關幹部、特殊工種……略有所增加。其中麵粉供應佔總定量20%，大米佔10%，其餘供應粗糧——玉米面、白薯干、有時即高粱面兒、鮮白薯等雜糧。副食品也出現短缺。作為多數居民的「骨幹」副食品豬肉自1959年元月起憑票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月三張票（分為上、中、下旬各壹張），每票供應鮮肉1—3兩，依貨源狀況而定，肉少時供應1兩，肉多時不得超過3兩。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張票削減為兩張。后又不斷縮減。據官方統計：1961年全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是8兩半（《北京副食品商業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為「國家二類商品」，對居民實行憑票限量供應。凡是在京有正式戶口的，每人每天供應鮮菜2兩（100克），但品種不限。蘿蔔、土豆、白菜等任擇其壹。但以土豆居多。另外還發放有少量的「蔥票」，持票可購買到少許蔥、姜、蒜等，主要由「居委會」安排，重點是照顧基層革命軍烈屬。但有時出現憑票也無菜可買的情況，仍可持票買到腌菜或鹹菜（腌醬菜也憑票供應）。雞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實行限量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每月供應1市斤，但超過十口人的「大戶」，每戶每月增加1斤。1960年至1961年，雞蛋對普通居民停供。僅按中央有關規定，對「特需」人員提供，如在京的領導幹部，全國頂尖級的知識分子；駐京外交人員等。食糖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人每月供應2兩。水果塊糖或黃砂糖二者選壹。食油供應按在京正式戶口，每人每月發放油票壹張。憑此票可購食油三兩。食鹽供應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每月供應1市斤。此外，逢年過節還有粗粉條2兩、粉絲1兩、花椒半兩、大料半兩、木耳半兩、黃花半兩、堿面兒半兩，皆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按戶供應。茶葉自1959年起被划為「國家二類物資」。1960年中秋、國慶兩節，居民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戶供應茶葉1兩（低檔）。1961年春節，每戶居民憑證供應茶葉1兩（低檔）。1962年，貨源更緊張，市場脫銷。北京的餐飲業（各類餐館、飯莊）則自1960年7月30日實行就餐收糧票制度。
北京作為首都，集中了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解放軍、公安等首腦機關的壹大批領導幹部。顯然，上述低水平的食品配額供應無法滿足上述領導階層的需要。專為滿足領導幹部「特需」的「特供」制度因此而產生。關於「特供」，高智勇的文章將其與普通市民的供應制度進行了對比描寫：
當時負責「特供」的是北京第二商業局。為保障高級領導幹部這壹特殊群體的日常消費，其提出的特供方針是：堅持「為黨中央服務」的主旨，在物資和商品供應工作中堅持確保重點、照顧特需、全力以赴、萬無壹失。其下管轄和設有專用生產基地，規模較大者是巨山農場，專為中央領導人生產、特製、加工優質的副食品。基地建有專用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糖果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專門設施。這些設施當時皆屬最先進的，甚至連豬舍、養牛場皆聘請蘇聯專家設計與建築。針對領導特需的特供的「特」體現於三個方面，即安全，高質量、高水準，方便。為了做到這些，食物從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做到「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特需」商品包括：糧油食品、豬牛羊肉、禽類、各類蛋品、各類海鮮、乳品、生猛野味、糕點、糖果、小食品、調味品、罐頭、煙酒茶、熟食、鮮菜、乾果、硬果、蔬菜、雜貨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豐富多彩，應有盡有，且精華薈萃。
享有「特需」待遇的幹部的特供標準依每人的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而有所差異，除享有「壹級勤務」的首長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等逐級遜色。
其中，中央明確規定：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果蔬等適量。正、副部長壹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長壹級的，每位每月再供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壹條。除在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行政七級以下、十三級以上的（當時幹部劃分為25個行政層級，十三級以上屬「高幹」）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壹條。行政十三級以下、十七級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關照」。
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不壹而足。雖皆屬「特供」範圍，但規格不壹，標準各異。這裏僅以體育運動員為例，對即將參加國際比賽（注：困難時期在京僅舉辦壹次國際賽事即26屆乒乓球賽）在京集訓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每人每天供給鮮肉2兩半。凡是達到國家「運動健將」壹級水平的，在京比賽期間，每位每天供應鮮肉4兩。對即將參加全國比賽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領隊，在京集訓和比賽期間，每人每天供給鮮肉1兩半。
另外，「特需」所享受的特供，不僅僅體現在數量上超過普通民眾的配額量，也體現在所供應的商品的特殊性。前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2008年11月1日在鳳凰衛視台回顧改革開放30周年時說，1974年她以壹個紡織女工的身份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后，有關部門專門為她配備了壹名專職廚師孫師傅。有壹天，孫師傅告訴她，她現在每天吃的黃瓜是八毛錢壹斤。吳桂賢大驚，問為什麼百姓到市場上買的黃瓜只要幾分錢壹斤，而她吃的黃瓜要八毛錢壹斤，孫師傅說，這黃瓜是中南海的生產基地特供的，營養高，品味好，安全衛生（注1）。
又據秦全耀回憶說，坐落於王府井的東華門大街上的「三十四號供應部」（標牌），其實是「中央領導生活物資特別供應處」的代稱。「物資特供處」的產品品種包括從國外進口的名牌家用電器、手錶、香水、呢料、朱古力、白蘭地、威士忌、衛生紙巾、珠寶首飾等等。俄羅斯產的頂級黑魚子醬、法國產的鵝肝醬在這裏只不過是尋常之物。這裏的國產「名優特」新產品也是應有盡有，餐飲部宴會需要的茅台酒、五糧液都從這裏採購。這裏的黃花魚，壹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錢壹斤，個個像籃球那麼大，只供給行政八級以上幹部，也就是副部級以上幹部。像低壹些的司局級幹部往往要通過領導代買。在最困難的60年代初，中央決定對幹部實行食物補貼，按級別供應數量不等的肉、蛋、糖、豆。北京東華門三十四號還設有壹個專向高幹供應煙酒糕點糖果副食的特供點。當時北京百貨大樓對老百姓開放的只是壹至三層，高高在上的四層也是個十分神秘的「特供處」（注2）。
雖然國內關於特供的專題文章很少，而政府方面也壹直否認特供製度的存在，但是其他題材的文章也可以從側面佐證特供製度的實施情況。李南央的「童年瑣憶——省委大院」中記載了三年困難時期壹個省委書記的特供情況（注3）：那是我三年級的寒假，媽媽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書記的何偉伯伯家。何偉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後兩個院兒，前院是辦公區，有解放軍在大門外站崗。後院是宿舍區，門口還是有解放軍站崗。不要說外人進不來，就是我這個住在裏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隨便出入，出去再進來就成大問題了。跟何偉伯伯的住處相比，我們家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他住的是兩層獨立小樓，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壹人住了壹間，這太讓我滿意了。吃飯的屋子就像個小食堂，壹面牆是落地的玻璃窗。廚房也大極了，炒菜的灶是那種飯館用的大土灶，好幾個火眼兒，火又大又沖，有專門的廚師。對我來說，頓頓飯都是山珍海味。記得有壹種魚，下邊鋪著壹層脆脆的乾粉絲，上邊的魚煎得焦黃焦黃，被壹種味道極鮮美的汁蓋著，我後來再也沒有吃過這種做法的魚。早上每人壹杯牛奶，配壹個煎雞蛋，對於在學校整整餓了壹學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雞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還幾乎天天晚上跟馬寧姐姐壹起去看戲，不是京劇就是豫劇，我們總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記得劇院里總是冷清得很，沒有幾個觀眾，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飽的時候，人們是沒有閒情逸緻看戲的。往往看完戲回家時，何偉伯伯他們的麻將局還沒有散呢。春節的那幾天伙食更是好，頓頓好幾個菜，主食花樣也是好幾種。
第四節 面向毛澤東的「特供」是皇帝「特供」的延續
壹、針對最高層的「特供」——特別製造
如果說針對壹般高級幹部的「特供」，尚側重於「特供」的「特別供應」方面，也就是說側重在超過普通民眾的供給數量方面，那麼針對毛澤東的「特供」，就不再局限於數量標準方面了。該「特供」更加側重於「特別製造」方面，也就是「特供」的商品不僅僅與普通民眾所享有的商品在數量上有區別，在質量上製造上都有了明顯的不同。
有報道稱毛澤東特別喜歡吃長沙東方紅漁場的活魚，於是安排專機每周定期往返北京和長沙，專為毛澤東空運活魚。歷代皇家宮廷飲水「玉泉」是最高層的飲用水，也是玉泉山農場專為其生產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澤東最愛喝的茶是龍井，產在壹座特別的小山頂上，他愛抽的雪茄，也是從有「晒煙之鄉」之稱的四川省什邡縣抽調專門人才來京城組成「132」特供煙生產組，秘密為毛澤東製作的雪茄。毛澤東喜歡游泳，進北京城第壹個在玉泉山修建游泳池，事後毛批評其夫人並說建造費五億元（舊幣）由其個人承擔。中南海內著名的室內游泳池，池水是靠鍋爐房把水蒸氣用管子輸入來燙熱保持溫度的，其耗資非常巨大。他也喜歡別墅，北京城就有五處，在全國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別墅，這些別墅往往地處優美的風景區，於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閉起來，專供毛享用。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百年時，鳳凰衛視台曾做了壹個系列節目《說不盡的毛澤東》，節目中許多毛澤東生前的衛士、秘書、廚師回憶中南海生活，其中為毛澤東和江青服務了16年的廚師程汝明說：毛澤東不僅抽的煙是特製特供，而且吃的大米、魚肉雞鴨和蔬菜，都是特供。中南海的幹部所吃食品，全是專門的生產基地特供。
二、特製火柴和鉛筆
毛澤東使用的火柴是北京火柴廠的「紅梅」牌（注4）。據說他在使用這種火柴時是很節儉的。但是眾所周知，如果為他壹人生產壹種火柴，他使用是否節儉沒任何現實意義。
據毛的原機要秘書羅光祿回憶，1954年起，中國不再進口德國鉛筆，上海鉛筆壹廠接到來自北京的特別任務，要他們仿照德國「施德樓」生產專供中央領導使用的鉛筆，有3B、6B，也有7B、8B的。毛澤東愛用7B、8B的，這種筆芯黑而軟，筆芯做得粗，最適合寫大字。廠里每壹回生產壹萬支左右，可以用幾年。用完了，北京又來人定製（注5）。
三、主席瓷
v
1974年以前，毛澤東專用瓷（簡稱主席瓷）燒制于湖南醴陵。1958年4月11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要為中央首長試製壹批茶杯。醴陵陶瓷研究所試製六種造型，四次送長沙鑒定。6月20日，長沙來電話說毛澤東對醴陵試製的茶杯很滿意，這時才知道是專門為毛澤東製作茶杯。最後共作40個。從此，毛澤東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製生產的勝利杯。
文革期間的1971年，醴陵藝術瓷廠又燒制「主席瓷」1210件，包括大小碗和盤類。這批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和湖南省委接待處專門為毛澤東特製的雙面梅花餐具十分精美，無論圖案還是瓷質、燒制工藝，都可稱上乘之作。毛澤東見到這壹批瓷器時高興異常。千余件的釉下雙面五彩精品瓷，除派專人護送到北京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住處專供主席使用外，壹部分送韶山滴水洞主席住所，另留下壹小部分在湖南省委接待處待毛澤東回故鄉湖南時使用。
1974年，毛澤東回湖南。湖南省委又布置醴陵群力瓷廠研製、生產了40個薄胎碗。毛澤東82歲生日時在長沙省委接待處與周總理壹起用餐時就是使用的這種薄胎雙面彩飯碗。
為燒制「主席瓷」，當地對窯進行改進，稱為「醴陵窯」。為確保主席身體健康，所有「主席瓷」要在1360度高溫三次入窯燒制。在藝術上，「主席瓷」被譽為「20世紀最榮耀的中國名瓷，國之瑰寶」，其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無法估量。
1974年後，醴陵再也沒生產過「主席瓷」了，因為特製主席專用瓷是只追求品質標準和完美，不計成本的，無法維持下去了。燒出的多餘的瓷器統統按指示砸碎，目的是保持獨佔性（注6）。
繼醴陵的「主席瓷」后的是景德鎮的「主席瓷」。1974年，江西、山東、湖南等省的五大名窯接到中央指示，要為毛澤東設計、製造壹套生活用瓷，要求它超越前代，代表當代中國最高制瓷水平。於是各地都以最高速度拿出設計方案和樣品。經選定，景德鎮的設計和樣品壹舉奪魁。方案后又接受了專家的建議，進行了修改，確定了梅花圖案。此方案經中央有關方面審閱，報毛澤東批准，於1975年由中央正式下達了生產文件，代號7501工程。
1975年底，景德鎮燒出千余件「7501主席瓷」。此瓷「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工藝水平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從中精選兩套，每套138件，派專人送往中南海。餘下產品，領導指示全部就地銷毀，不得保留（注7）。
四、專門電視節目
1974年10月，毛澤東在長沙突發奇想，要為他壹個人發射電視節目。北京電視台（後來的中央電視台）組織了壹班人，由電視台副台長、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帶隊去長沙，現場演齣節目，由湖南電視台播發。由於內容都是移植樣板戲的地方劇種，沒有引起收看群眾的懷疑。但有壹次，應毛澤東臨時的電話要求，壹個戲連播兩遍，就有觀眾提出意見。
到了1974年底，毛澤東不再滿足於收看移植的樣板戲，繼而提出要看傳統劇目。這都是禁演了近十年的「四舊」，不能再使用原頻道和群眾壹起收看，於是，由北京派專家，又開闢了新的第五頻道，於1975年元旦這天，播送了《打漁殺家》、《野豬林》、《借東風》等傳統戲。毛澤東看了十分滿意。這個演出班子「群情激奮」，很受鼓舞。但問題又來了：也有群眾收到了這些節目，打電話問怎麼回事。答曰可能是收到了香港的電視節目。群眾說不可能，明明聽到了湖南電視台某播音員的聲音。
只好另闢蹊徑，在離毛澤東住處只有幾十米的地方找到壹個場所，在此攝製節目，通過電纜傳播。這段時間，毛澤東精神很好，幾乎每天晚上看節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有的戲甚至要連看四遍（就是說演員連演四遍）。有壹天夜裡壹兩點鐘，演員們被從睡夢裡叫醒，馬上要求演出播放節目。
從回憶錄來看，當時已掌握錄製電視節目的技術，但實際播送的都是現場演出。其原因，第壹可能是追求效果，第二可能是現場點播，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唱什麼戲。這樣的安排自然不管演職員的辛苦。當然演職員們並不感到辛苦。他們受寵若驚，而且不管多辛苦，總比挨批挨斗強得多，何況物質待遇肯定不錯。
這壹活動壹直繼續到1976年，但後來可能是錄製了。其內容越來越廣，「劇團翻箱倒櫃，把幾十年的老底都悉數搬出」。壹位花鼓戲演員，是毛澤東指定，從壹個工廠車間找到的（注8）。
五、滴水洞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給江青的壹封信中寫道：「自從6月15日離開杭州以後，在西方的壹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10天了。」這個「山洞」就是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其實當地並沒有洞，滴水洞就是壹個地名，是毛澤東青年時代常去的壹個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第壹次回到闊別23年的故鄉韶山，對陪同他壹塊去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說，想在滴水洞修幾間「茅屋」，「妳們省委研究壹下也可以嘛！」於是，湖南省委開始修建滴水洞工程。在60年代初，滴水洞壹度成為禁區。修建它的時候，被稱為「二0三」工程，對外絕對保密。
滴水洞工程的原始設計規模宏偉，除為毛澤東建別墅外，還要沿狹谷建壹片樓房，包括大禮堂、賓館，在牛形山山頂修壹個直升飛機場，並從湘潭到邵陽的鐵路幹線上引壹條支線，讓火車直開滴水洞。但當時國家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中，這個計劃無法實現，只能因陋就簡，修建了壹、二、三號主體工程。壹號樓系毛澤東專用房，為平房，仿造的是毛澤東中南海的住房式樣，供毛澤東及中央首長使用；二號樓共有24間，為陪同的中央負責人休息處，與壹號樓緊相聯；三號樓距壹、二號樓有百余米，為衛士及其他人員住所。工程從1960年下半年動工，主體工程壹、二、三號樓，以及從毛澤東故居延伸至滴水洞的公路，於1962年竣工，主體建築面積3638．62平方米。1970年又增修了防震室和防空洞。
特別值得壹提的是防空洞，開工於1970年。當時正是中蘇邊界爭端最緊張的時刻，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原子彈襲擊，專門抽調了「歐陽海連」來建設這座防空洞。這是壹個具有防震、防毒、防核爆炸等多種功能、通入山中的隧洞，長約100米，內裝8扇鐵門，1至6層為厚重的防震門，壹個人要使很大的力氣才能推動，最後兩層為鋁合金封皮門，並帶有氣孔。
毛澤東實際上只在滴水洞住了11天（1966年6月17-28日）。改革開放以後，滴水洞作為旅遊項目對遊人開放，後來因為「影響不好」又關閉了。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在毛澤東指示在韶山滴水洞建行宮之後，各地紛紛仿效。當時正是大飢荒時期，餓殍遍地，各省花費巨資，為毛大建行宮，號稱「壹號樓」或「壹號別墅」。
六、廣州南湖別墅
毛澤東在廣州原有兩處住處：珠江南岸的小島招待所和白雲山上的壹處房子。1971年1月，中央辦公廳通知廣州軍區和廣東省委，毛擬於當年年底去廣州過冬，原來住房長年無人居住，恐不適用,希望按靠山、近水、幽靜、保密的原則選址新建。恰逢江青於3月來廣州，居住在小島招待所，因嫌環境不好，很生氣,只住壹天就走了。這更堅定了當地領導為毛澤東修建新居的決心（注1）。
經反覆論證、選址、到外地取經，決定了工程設計初步方案，於4月份向中央辦公廳彙報。汪東興原則同意軍區報送的方案，但是又加碼要求在毛的住所附近另為周恩來、江青、康生各修壹所房子且要求全在年內完工。
根據汪東興的要求，最後決定將房屋修建在廣州的磨刀坑水庫旁，此水庫后改名為南湖。毛澤東住所的設計圖紙由汪東興審查，周恩來住所的圖紙則交鄧穎超和周恩來辦公室。
因為工期短，只能邊設計邊施工，而且邊施工邊找錢找材料。施工壹半的時候，又受到「九壹三」事件的衝擊，很多人懷疑這項沒任何中央文件批示也沒列入國家建設計劃的項目是林彪的私貨。毛澤東當年也沒來廣州過冬。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後來都承認他們知道這項工程，和林彪無關。
整個工程於1972年6月底完工。共計建房55棟，40923平米，尚不包括工作人員用房及附屬設施。規模大約是滴水洞的10倍，總經費支出約4000萬元，但鑒於很多材料是按內部價格或無償調撥，這個數字只是個零頭。主要建築力量是步兵、工程兵等共1萬2千人和部隊的工程機械，再加上幾千民工。
因為經費要地方自己籌集，迫使他們到處化緣。總後勤部批了壹千萬元，瀋陽軍區無償援助了5000立方優質木材。此外工程兵也予以援助。當然廣東省和廣州軍區自己承擔了相當大的比例。考慮到主要是部隊施工，可以說，主要經費來源於軍費。
七、毛澤東的「特供煙」製作
涉及到毛澤東「特供」的文章不是很多，大多是從其他角度只言片語的描寫。唯有關於毛澤東「特供煙」的文章，完整地表述了中國針對最高層進行特供的體制和流程。
毛澤東壹生嗜好香煙，在他留給世人的諸多影視、圖片、文字資料中，手夾香煙成了他的公眾形象，為國人所熟悉，也為外國人所了解。但是，毛澤東所抽的香煙產自何處，其中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什邡特製煙 （注2）
據有關文章記述，毛澤東壹生中主要吸的是「紙煙」。戰爭年代的紙煙來源主要是國民黨軍隊「進貢」（戰利品）。新中國成立后，香煙來源穩定，同時毛澤東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常以香煙來作為神經緩衝劑，常常壹邊工作壹邊吸煙，休息時也點上壹支煙，壹邊吸壹邊思考問題。毛澤東最喜歡抽的是「熊貓」牌香煙。1960年代，李先念向毛澤東推薦了什邡煙廠專門為中央領導生產的13號特供雪茄煙，獲得好的評價。有關部門決定與煙廠合作，專門為毛澤東生產壹種摻有中草藥的雪茄煙，去掉壹部分香煙中對人體有害的成分，讓他既過煙癮又儘可能輕地損害身體。因此，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毛澤東開始吸由四川什邡捲煙廠「特供煙」生產組製造的香煙。
什邡捲煙廠創辦於1918年。以質地優良的什邡煙葉為原料製成的什邡雪茄，被譽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壹。由什邡捲煙廠給中央生產特供煙，是由賀龍元帥提議，經中央辦公廳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研究以後決定下來的。於是，什邡捲煙廠接到上級通知，開始為毛澤東製作「特供雪茄」。
生產「特供煙」是壹個新課題，為確保落實好這項政治任務，什邡捲煙廠專門成立了「特供煙捲制組」。經過技術攻關，壹共研製出了35個配方，在樣品試製成功之後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號成為選定產品，毛澤東選定的是2號煙，屬於味道比較淡、有食指那麼粗的中號雪茄，而賀龍吸的是33號煙，味道非常濃。不久，廠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長選定的1、2、13、33號進行生產。
為毛澤東特製雪茄煙，對製作技術的要求特別嚴格：首先在選料上，「特供」嚴於「出口」。要選上好的煙葉，先進行粗加工：去煙梗；為了增加濕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後用特級花茶漂，此環節中的具體操作，要根據天氣的不同而變化。之後是晾曬、卷制，最後放在烘箱里烘乾，10支1包，裝進煙盒。「特供煙」全用手工卷制，單人日產僅為20至30支。包裝用白盒，編號封條，由專人送到成都軍區政治部，壹月壹次。
「特供煙組」的工人壹天做多少支，上級過問不嚴，但如果壹旦發生質量問題，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有壹次，幾支燃不著的煙被國家衛生部封條蓋章退回來，按照煙上的編號，很快查出是誰做的，並立即將其撤出特供煙組。另壹次，國務院開會，中央領導人正抽著，煙頭彈出火花，將檯布燒了壹個洞。電話立即打到成都軍區，軍區派員到廠查訪，檢驗的結果是煙芯太細和外皮筋未剷平。廠里針對這兩點改進工藝，此後，類似情況再未發生。
在安全保衛方面，廠里專門安排了兩個房間，成立了生產小組。這兩個房間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圍拉著鋼絲網。進屋以後，特製的煙放在壹個上鎖的大鐵柜子里，鐵柜子里還有壹個上鎖的小柜子。逢年過節放假的時候，門窗還要貼上封條。
「132」雪茄煙
1971年「九壹三」事件后，送京的「特供煙」停止使用。為了確保毛澤東吸食雪茄煙的安全，中央警衛局派孟進鴻親自去四川什邡捲煙廠了解、監督手工卷制捲煙的全過程。同時，北京捲煙廠的孫忠興（軍代表）也帶了兩名工人於1971年10月底同赴四川什邡捲煙廠，準備在短期內學習有關卷制「特供煙」的技術。但實地學習最終以失敗告終。中央辦公廳決定將「特供煙捲制組」遷往北京。經過嚴格政審，徵得本人同意，什邡煙廠選中黃炳福、姜躍秀、劉宗貴、范國榮等幾位廠里技術高超的骨幹。
1971年11月初，市委領導為「特製」捲煙廠親自選址。從安全、保密、方便的角度出發，選在中南海對面的南長街80號。整個院落按照什邡煙廠卷制雪茄煙的廠房設計要求進行施工。作為生產區的里院，房上裝有鐵絲網，室內按手工捲煙要求，分為捲煙、晾煙、蒸煙三個套間；外院是宿舍、食堂等生活區。平時，這裏大門緊閉，附近的居民誰也不知道這裡是何處所在。
1971年11月23日上午，北京市委專門召開市委辦公廳、市經委、市財貿、市房管部門、市壹輕局、市公安局聯席會議。北京捲煙廠黨委書記米興巽、孫忠興（軍代表）和來自中央警衛局的危德純、市公安局的柏保英也特邀出席了會議。
會議首先聽取了市房管部門關於南長街8O號的籌備情況；隨後，聽取了北京捲煙廠關於生產人員的介紹。人員組成除了從四川調來的三位師傅外，還有曾去四川學習過的兩位學徒工及壹名1938年入黨的老炊事員谷彩和兩名鍋爐工任保平、朱景林。
鑒於什邡捲煙廠過去供應給部分領導的是13號煙，而特供給毛澤東的是2號煙的歷史，決定特供煙廠起名「132」。因人員不多，即不能稱廠，也不能叫車間，所以參加會議的人員壹致認為，稱「132小組』比較適合。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這個小組今後的管理工作。會上特別介紹了危德純和柏寶英的有關情況，決定由他們和從什邡調來的黃炳福成立黨支部，共同負責日常工作。工作中要做到「三保」，即保質、保量、保安全。
下午由孫忠興、危德純主持召開了「132小組」成立以來的第壹次全體會議。明確了「132小組」是北京捲煙廠領導下獨立工作的單位，小組的壹切工作由危德純請示後作出安排。
四川師傅到北京后，根據毛澤東的吸食習慣和身體狀況，在13號雪茄煙的基礎上，通過對上千種中草藥篩選和極為特殊的工藝處理，經過幾個月的反覆試驗，終於研製出專供毛澤東個人吸用的「特供2號雪茄煙」。當時，毛澤東常在頤年堂點上壹支特製的雪茄煙接見外賓和組織會議，所以「特供2號雪茄煙」取名為「頤年世紀」。
1971年11月底，「132小組」正式投入生產。生產雪茄煙的工具很簡單，只有蒸鍋、烘箱、桶、盆、篩子、切刀等。
原料採用四川省新都縣獨橋河公社紅柳煙葉。這種煙葉的獨特之處在於燃燒后不落灰，煙灰呈白色，抽吸時喉嚨可感到絲絲涼意，且點著的煙長時間擱置也不會熄滅。為製作出精品雪茄，這些精品煙葉每年採摘后都要用紅曲、醪糟、蜂蜜、茶水、白酒，噴洒在煙葉上發酵處理，然後打成捆，存放三年後再運往北京備用。原來獨橋河公社紅柳煙葉共50畝，后擴種到200畝，並且每年由縣委每畝補助餅肥200斤。壹、二級紅柳煙收穫后，由縣委財貿直接收購入庫。壹級煙葉加工后發往北京，二級則由縣財貿直接控制，以防北京的原料不足。
製作工序上，首先是選葉工序。先將所用的煙葉噴洒酒和清水，使之留香、除雜氣。潤濕的煙葉存放到第二天，然後再選葉。通常壹捆50斤的煙葉經過精挑細選后，能用上的也只有10斤左右。隨後是蒸葉。將選好的煙葉加入四川特曲、桂皮酒泡上12個小時後上屜蒸，取出后再用四川毛尖茶浸泡半小時后撈出，待每張煙葉表面的水分晾乾后，再加入內蒙的甘草流浸膏、越南的企鞭桂皮、四川的特曲酒存放12個小時以上。
雪茄煙分外皮煙葉和內皮煙葉。外皮煙葉要選擇色澤好、沒斑點、煙葉厚實肥大的。卷制前要將其鋪平，削平煙梗，按壹定規格切出煙片；內皮煙葉則要用手將煙葉揉碎，過篩形成均勻的片狀，然後加入甘草流浸膏、四川特曲酒裝入桶內儲存。
卷制工藝也非尋常。把外皮煙葉上下劈成對稱的兩張，用刷子刷濕鋪平，分別放在兩塊木板上。用切好的煙片將煙絲包住，憑嫻熟的技巧用手卷搓成棒狀，放在展平的煙葉上，由兩人分別向左右兩個方向同時捲煙。卷制好的煙用中藥白笈做粘合劑粘住，用剪刀將兩頭剪齊，整個卷制工序才完成。2號雪茄煙兩頭壹般粗，圓周40毫米，長度95毫米；13號雪茄煙的長度雖然也是95毫米，但壹頭大，另壹端小。
卷好的煙並不能馬上包裝，還要放入晾煙房陰乾，在煙支水分達到11℃時，才能包裝。比起現在的捲煙包裝，那時的「132」產品的包裝，讓人看了實在普通得有點寒酸。裏面是壹層防潮紙，外面壹層就是普通的白紙。規格是10支壹包，10包壹條。小包上蓋有卷制的編號，條包上蓋有煙號、日期。
複雜的工藝令今人都為之卻步。在那個年代，人們拼的就是覺悟和精神。開工僅壹周，第壹批540支2號特製雪茄煙試製成功，質量完全符合要求。
為確保生產安全，「132小組」在組織上則實行軍事化管理。用料嚴格按等級管理，細緻到每壹捆煙能選皮多少；煙支的檢驗細緻到每壹支的鬆緊是否適度，水分是否合乎標準值；包裝則細緻到每壹條都要清楚標註卷制人的編號和生產日期；產品驗收后的實物管理更是謹慎，實行壹櫃雙鎖，專人管理；壹年365天堅持領導值班制度，由危德純、柏保英24小時輪流義務值班。衛生制度也是非常嚴格的。「132」的師傅們除了要定期進行體檢外，進操作間要戴工作帽、洗手，工具專人專用，使用后必須及時清洗，擺放整齊。壹切嚴格按照生產食品的衛生要求進行。
「132」內部紀律十分嚴格。為了不暴露「132小組」的工作性質，師傅間都相互以姓氏稱謂；給家人寫信、打電話都閉口不談「132」情況，做到守口如瓶；上班大家同時進門，下班同時走出車間。作息和學習制度也過硬，早上6點20分起床，冬天掃雪，夏天擦灰，晚上9點半睡覺。8小時工作制，上、下午各做壹次工間操。每天用90分鐘學毛著、學《反杜林論》。每周壹次黨員會，壹次民主生活會，用「老三篇」對照檢查自己。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小組成員與周圍的同學、好友都斷絕了聯繫。甚而規定25歲以上才允許考慮個人問題，但必須經領導嚴格審查或由領導幫助解決。
1976年，毛澤東在臨終前的幾個月，就遵醫囑停止了吸煙。當時，中辦和市委領導考慮到還有李先念、吳德、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領導仍在吸特製雪茄，所以決定「132小組」仍然保留，但供應煙的價格由原來的每條6元調到9元。直到1978年，手工捲煙才停止生產。1984年，經北京市委請示中共中央辦公廳，於1984年12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消『132小組』后壹些善後問題的安排意見的通知」。根據通知精神「132小組」撤消。其後，房的前院移交北京市委；後院移交北京捲煙廠，后成為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第壹展銷部，現今為北京市西城區煙草專賣局的辦公地及所屬有限公司捲煙專賣店。其後，由北京捲煙廠壹直承擔著外事需要的「特供煙」生產任務。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捲煙廠與中南海警衛局商談商標註冊事宜，隨著註冊的成功，北京捲煙廠將當時為毛澤東主席提供的捲煙起名為「中南海」。
「132小組」人物介紹：危德純（小組負責人之壹，來自中央警衛局，小組組建時只有32歲）、柏寶英（小組負責人之壹，來自市公安局）、劉宗貴（技術員，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現已退休）、黃炳福（技術員，1972年調回四川什邡捲煙廠）、姜躍秀（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吳建華（捲煙工，解散后調入煙草貿易中心，現在北京捲煙銷售公司工會工作）、金桂敏（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現在西城煙草公司銷售科工作）、孫紹文（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煙草貿易中心，現在西城煙草專賣局做會計工作）、范國榮（捲煙工，解散后調入北京捲煙廠）、方秀芬（捲煙工，因病調回原單位——北京玩具四廠）、楊清生（捲煙工，1974年調回北京捲煙廠）、谷彩（炊事員，小組解散前已退休）、朱景林（鍋爐工，解散后回原單位——北京玻璃廠）、任保萍（鍋爐工，解散后回原單位——北京葡萄酒廠）。
第五節 中國「特供」制度取自蘇聯的經驗
壹、蘇聯的等級工資制度
回顧中共歷史，關於領導幹部待遇問題的基本做法，壹直是在模仿和沿用蘇聯的做法和經驗。
例如，早在延安時期，1941年國民政府停止發放經費，邊區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中共中央管理局卻依據蘇聯的經驗，出台了新的津貼標準，進壹步根據職位重要的程度調整了黨的各級幹部的津貼待遇。（主要是強化等級差別。壹般研究者通常把這壹改變與任弼時從莫斯科返回延安並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壹事相聯繫。查蘇聯的幹部分配體制，20年代中期物資供應較為緊張時，確曾建立過以等級差別為基礎的供給制度，黨政高級領導人得以享受專門餐廳之類的服務。而黨政幹部分級別享受特別津貼，也是蘇聯的經驗。）此外，中共內部出台的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也是仿照蘇聯的經驗實施的。（注1）
其後，中共的分配製度從供給制度向工資制度轉化，實際上也是沿用了蘇聯的做法。楊奎松的文章指出：正是基於蘇聯的經驗，中共財經方面的工作人員，實際上從延安時期開始，就把產生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資制，視為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他們並且相信，基於按勞分配的原則，必須要打破在共產黨人中流行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分配形式。「從平均的供給制到混合工資制，再進入全面工資制」，即「從絕對平均主義到相對平均主義，再逐漸過渡到按勞得酬」這種分配原則的發展邏輯，還在延安時期就已經深深鐫刻在多數共產黨領導人的頭腦中了。
而蘇聯工資制度的特徵就是職務等級工資制度，並對高級幹部實施特殊化待遇。據1940年蘇聯職務等級工資的標準，月收入最高者可達10600盧布，而月平均工資僅有339盧布。當時工人最高最低工資之差，甚至達到3113∶1（注2）。中共進入東北大部之後，迅速依照蘇聯模式開始推行工資制，並在激勵進步的理由下，開始把蘇聯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實行的職務等級工資制也照搬過來。同時，由此造成的壹個弔詭的現象是，因為相信蘇聯的分配製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分配製度，中共各級領導人在進入各大中城市之後，很快發現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的分配製度，必須擴大各個不同等級的級差係數，才能符合蘇聯模式所提供的「合理的」分配標準。如1949年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在武漢地區所進行的關於舊工資制的調查材料中，就明確提出：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工資制度「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每級工資增加率僅在3%與113%之間，「實難刺激工人的積極性」。其福利津貼的分配，因為太過照顧下層職工，從而使得「各級間實際工資更為接近，平均主義更為嚴重」（注3）。結果，新中國成立后工資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壹，就是要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
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的「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注4），以及「無產階級政權下的公職人員應當壹律實行低薪制度」（注5）的觀點，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實際上並沒有被繼承下來。
二、蘇聯的「特供」制度
那麼作為中國仿效對象（如上王實味文）的蘇聯等級制度（「特供」制度）又是何種情況呢？
早在斯大林在位時蘇聯就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壹套特權制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高爾基服務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裡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壹切地把自己變成壹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壹塊麵包與壹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沿途的壹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壹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戈爾巴喬夫辦公廳主任瓦列里•博爾金在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年——蘇聯解體與戈爾巴喬夫》壹書中寫道：「在蘇聯，物質待遇從未基於平等原則。眾所周知，早在革命時期，國家工作人員就有權享受供應各種高熱量食品的飯店。……特權不限於食品、公寓別墅和各種廉價進口的奢侈品（其中有些後來流入黑市），還包括配司機的小車和醫療待遇，還可以免費乘坐專機，出訪時還可以在『出差補助』的名目下撈壹筆錢。戈爾巴喬夫出訪時，夫人每天也有補助，儘管整個訪問期間蘇方保安機構和東道主都為總書記的需求作了精心安排。」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壹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妳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妳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妳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壹些櫃檯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壹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壹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
幹部享受特權，在蘇共執政期間是明目張胆的行為，所以舉國上下爭權奪勢之風日趨泛濫，裙帶關係異常發達，人們都拚命往官員門下投靠。僅在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享有特權的階層就約有70萬人，加上其家族親屬，幾乎佔到全蘇聯總人口的1.5%左右（注6）。
蘇共特權階層的特權可以概括歸納為（注7）：
壹 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壹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
二 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路，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者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③ 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四 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伍 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
⑥ 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第六節 后毛澤東時代的「特供」的特徵
后毛澤東時代，市場經濟體制在壹定程度上代替了計劃經濟體制及分配模式，傳統的依存於政治的威權體制、經濟的計劃經濟分配體制的「特供」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傳統的特供製度，即主要面向高級幹部的特供製度，作為供給制度的遺留，主要是用以在商品供應短缺的形勢下滿足高級幹部特需而產生的。也就是說，商品供應短缺是特供製度的壹個存在條件，以特供的形式補充供應的不足。商品供應短缺下保障特需才能體現出高級幹部的特權所在。而1990年代以後，市場經濟逐步建立起來，甚至從供給短缺逐步向需求不足轉變。傳統的被作為特供的產品，已經可以通過商品市場來滿足，所謂特需就逐漸減少了，特供領域逐漸開始弱化，或取消。1980年代，胡耀邦主政中央黨政工作期間，曾壹度提出「清除封建主義遺毒」，就包括了取消中央高層的特供製，阻力壹直很大。到了1990年，由於民怨沸騰，專門負責特供的東華門三十四號的特供商店才不得不關閉。由此，特供商店每到周末就車水馬龍的景象消失。
其次，特供是特權待遇的壹種形式，只要特權現象仍然存在，特供就仍然存在。前面我們主要介紹了在食品供應領域的特供現象，實際上，特權待遇廣泛存在於諸多領域，其他領域的專門針對高級領導幹部的特殊供應在後毛澤東時代仍然殘留。例如，針對領導幹部的住房供應、領導用車的供應、以及針對領導幹部醫療保健的特殊供應制度。2006年的壹次會議上，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現任中國醫師協會會長的殷大奎表示，當前醫衛服務體系存在嚴重不公，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 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這其中，省部級以上高官及其家屬又享有更加周到、細緻、高級的醫療保健服務。全國政協委員鄭楚光2000年在「兩會」提案中以湖北的例子說，湖北省公費醫療撥款省市機關幹部每人每年600元，正廳以上幹部每人每年8000元。而據監察部、審計署、衛生部於2003年的報告披露：地廳級幹部年公費醫療保健開支中，整容、美容、保健儀容，佔65%以上（注8）。
第三，只要威權主義政府、國有經濟、以及非市場化運行機制存在，作為非市場化供應形式的特供製度就不會消失。但后毛澤東時代（市場經濟化時代）特供的主體對象，則向更高級的核心群體收縮。即壹方面保留了傳統上作為特供對象之壹的高級權力機關的特供，如面向人民大會堂的特供、面向中南海的特供，另壹方面，特供的個體對象，從廣義的高級幹部向狹義的高級幹部——中央領導幹部收縮。
第四，食品特供內容的轉型。隨市場經濟的確立，市場供應機能的完善，傳統上市場無法滿足的普通短缺商品，如配額制度下作為特需的肉類、食糖、副食品等，不再成為供應的對象。但同時，由於市場機制的管理秩序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成為供應的主要課題。特供商品的重點轉向于側重質量保障，也就是說轉向特殊製作方面。
第五，特供製度的商業化傾向。主要體現在承擔供應任務的機構的商業化以及供應招標體制的商業化趨向。本文後續部分將以人大特供為例，進行介紹。
第十節 鄧小平后的「特供」
1、轉型特徵
實施市場經濟供應機制以後，普通商品的「特供」逐漸淡出，但是，相應於市場規制的混亂局面，食品安全問題又突出出來，「人為污染」和「添加混亂」成為威脅食品安全的兩大主要因素。食品的安全又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特定來源」和「特定製造」的食品供應成為「特供」的重心。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食品安全問題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和推動了特供的轉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注1）和《第壹財經日報》的報道（注2）分別揭示了國家機關廣建蔬菜特供基地的做法。「去年到西部某省開會。晚間在該機關自己的食堂吃飯。陪同的人說，我們的飯菜妳放心吃，都是綠色食品。我們在農村租了幾十畝地，僱農民種植，沒有化肥，沒有農藥。大約半個月前，在中部某地，在縣裡機關吃飯，談到西部某機關自己租地種菜的事，陪同的朋友說，這不奇怪，我們省里的機關也這麼干啊」。
2、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
針對中央高級幹部的特供，壹直是個忌諱的話題，有關內容只能從壹些文章的細枝末節中顯露出來。如：2007年11月北京醫院營養科主任、首長營養保健專家曾煦媛曾在報上說：「中央領導們吃的雖簡單，但食品來源壹定要安全」。「中央領導吃的米、喝的水，都有特定產區供應。北京每到秋天九保桃盛產季，最好產區的九保桃壹定是送往中南海，以及退休領導家中」。（注3）又如，2008年6月的報道稱：乳製品行業元老三元牛奶，為人民大會堂供應特品奶、為中南海提供特供奶品，並長期以來被指定為全國和北京市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的特供品（注4）。而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服務中心在其文件「北京市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體系實施辦法」中明確指出：「為加強特需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管理，確保中央首長食用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特制定本辦法」（注5）。
近年比較轟動的消息是2008年8月18日關於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在山東濟南舉行「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授牌儀式」的報道。關於該授牌儀式的消息，被登載在在該次授牌儀式上被授予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稱號的山東科爾公司的網站上。該消息引起震驚，后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負責人進行了闢謠，但是存在諸多疑點。
根據上述消息，在8月18日舉行的授牌儀式上，山東科爾公司被授予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稱號，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詠蘭在授牌儀式上進行講話（注6）。根據祝詠蘭授牌講話，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有關情況：
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成立於2005年4月。是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為國家機關特供有機食品的合作單位，其依託國務院後勤基地、中央警衛局農場、武警邊防後勤基地和遍布全國13個省市、直轄市、自治區的生產基地，為國家94個部委老幹部們（其中，部級以上老幹部2000多人，局級老幹部6000多人，處級以上在京老幹部共約130,000人）提供優質、放心的有機食品。該中心全權代表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臻選、評估並生產（或授權生產）面向中央國家機關及國務院機關老幹部的特供指定專用產品。
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下轄三個公司：北京國佑特供產品有限公司，經營國A特供產品；北京國佑萬悅有機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4月，是國務院機關老幹部活動中心為中央國家機關特供有機食品的合作單位，是中國領先的優質零污染食品—有機食品的供應商和有機食品配送服務提供商（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詠蘭，兼任北京國佑萬悅有機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北京國佑世昌保健食品有限公司，2008年4月成立，承擔著「國A」特供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考察、甄選工作。
目前，被甄選為「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幾個，涉及食品、茶、酒類等行業。例如，特供有機大米：原產地為遼寧省丹東市前陽五四農莊稻米生產基地，出產的「越光」有機大米；特供有機杏仁油：原產地為山西左權縣太行山中段海拔1200米的生態自然地區，純天然，無污染；特供國A鮑參酒：原產地為山東省；特供國A茅台酒：原產地為貴州茅台。
所選用的有機食品均來自嚴格按照國際、國家食品生產規範和標準生產的有機食品生產企業及有機農業體系，並通過國家認可的認證機構的認證。對已經加入到國家機關特供體系中的企業中心還定期地進行評估考核及相關的認證，幫助企業加強行業自律，對加入國家機關特供體系之後沒有完全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及對特供體系的承諾標準進行生產的企業，堅決予以取締。目前，東北的大米基地、武漢的水產品養殖基地、雲南的茶葉種植基地、內蒙古牛羊肉等全國最優良的品種基地均已經成為中心重點培養和採購的原材料基地。
甄選的「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條件非常嚴格，要求重點在其「安全性」和「營養性」。當前最為安全的食品當屬有機食品，有機食品的生產必須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環境中的生長規律進行，在生產加工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藥、生長激素、無污染，不使用化學添加劑、防腐劑，不使用基因工程技術，並經過有機食品認證機構認證。我國綠色食品的AA級就是參照有機食品的標準而生產的。凡是上述環節有壹項不達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機食品，更不能入選為「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在「營養性」方面，有機食品無污染無任何添加劑，保持了天然營養成分，因此比常規食品更有營養，含有更豐富的食物纖維、微量元素及礦物質。為了保證特供產品的營養性，對每壹入選產品都有詳實的數據紀錄，這些數據則是通過國家食品檢測中心和綠色食品檢測中心營養成分分析與安全性評價得來的。
為滿足中央國家機關老幹部的健康需求，保健食品也被列為壹個新的特供品種。保健食品是介於普通食品和藥品的特殊食品，在選擇要求上更高於其它有機食品。在「安全性」方面要求產品組方理論科學、有國家相關權威機構和專家安全性論證，產品必須經過動物安全實驗，並得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許可，工藝上要求先進、完善，原料及輔助材料安全可靠無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學成分，同時對原料供應商的產地證明及其相關質量認證材料進行審核，特別要求保健食品生產企業必須是通過國家GPM認證、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企業。除了「安全性」，入選保健食品必須具有顯著的功效性，在這壹點上要求入選產品必須通過國家相關權威機構功能實驗論證以及人體功能實驗，要求有權威專家論證和綜合評述。此外，在評審標準上，還要針對該產品的市場美譽度和滿意度進行大量調研，最後由中心專家團綜合各項數據給予評定。
為國務院老幹部活動中心臻選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有機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質環認證中心兩家權威部門承擔，在全國範圍內上千種保健食品中，經過壹番嚴格的調查和審核程序。從安全、功效、售後服務、外觀造型、用戶口碑、質量管理體系六大方面進行了充分的調研，復蓋全面的調查項目，保證了報告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在該次授牌儀式上，「科爾益康膠囊」、「金多萊殼寡糖複合膠囊」獲選。
3、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服務中心
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服務中心設立於2002年9月，歸屬於北京市農委特需農產品辦公室管理，其級別相當於正處級。負責對供應的「特供」農產品質量實行全面監控，各區縣農委主要負責人被指定為質量安全的第壹責任人，負責本區縣「特供」農產品的組織、協調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質量、保及時、保秘密」。
雖然該中心的具體運行情況無法了解，但是，根據網上流出的北京市農村工作委員會於2004年7月5日頒布的「北京市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體系實施辦法」（注7），可知該中心的主要運行功能：該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加強特需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管理，確保中央首長食用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具體包括：負責全市特需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工作，對供應的特需農產品質量實行全面監控；組織有關部門對特需農產品產地環境、生產過程、產品質量進行監測；聘請有關方面專家組成專家組，指導並協助完成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檢測和對特需農產品生產單位的選定、考核工作；負責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資料的歸案工作。
特需農產品的條件是：種植類產品質量符合A級綠色食品標準(指產地的環境質量符合「綠色食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的要求，生產過程嚴格按照綠色食品生產資料使用準則和生產操作規程要求，產品質量符合綠色食品標準)；養殖類產品質量符合無公害農產品標準(指產地的環境質量符合「無公害畜禽肉產地環境要求」和「無公害水產品產地環境要求」，生產過程和產品質量符合無公害食品標準)；同時鼓勵特需農產品進行質量認證，並優先選擇已取得GAP、HACCP認證的農產品。
特需農產品的選定程序：區縣農委(局總公司)向市特需中心推薦，填寫「北京市特需農產品推薦表」，並提交有關材料；市特需中心與專家組對推薦材料進行審查，會同有關部門實地考察，確認產品合格后報請市農委批准，呈報中辦警衛局審定。
特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控的內容包括生產環境、生產過程、產品檢測三個方面。其中，生產環境的監控的重點是產地的生態環境，具體分為：種植類產品產地生態環境優良，其大氣、土壤、水質符合「綠色食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NY/T391-2000)；養殖類產品產地生態環境良好，其空氣環境、畜禽飲用水、水產品養殖的水質和底質等符合《無公害畜禽肉產地環境要求》和《無公害水產品產地環境要求》。生產過程的監控重點是生產資料、生產操作規程、生產記錄，具體分為：種植類產品：農藥、肥料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綠色食品生產資料使用準則；整地播種、施肥、澆水、噴葯及收穫等生產環節嚴格遵守種植技術規程並符合綠色食品生產技術標準；生產記錄真實、完整；養殖類產品：獸葯、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無公害農產品生產資料使用準則；選種、飼養、疫病防治、病死動物的無害化處理、屠宰加工等生產環節符合無公害農產品生產技術標準；生產記錄真實、完整；農產品的檢測，則包含對供應的每批種植類產品進行快檢，對畜、禽、魚等養殖類產品注重活體抽檢；不定期地對特需農產品進行定量檢測，檢測的重點是針對當前特需農產品安全質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實行全項檢測和重點項目檢測相結合的辦法。對定量檢測的重點項目根據實際情況和專家意見，每年進行適當調整。
第十壹節 中國的「特供」機構
1、公安部食品保衛處與中南海特許供應站
中共建政之初，為了保障黨的高級領導的人身安全和身體健康，公安部曾設食品專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應站，歸屬於公安部八局五處——食品保衛處領導。這個「特需供應站」對外稱北京飯店招待所（注1），起初是處級單位，下設四科壹室，並管轄幾個專用生產基地，規模較大者是巨山農場，專為中央領導人生產、特製、加工優質的糧油、菜蔬、水果、肉、雞鴨、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專用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糖果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專門設施。這些設施當時皆屬最先進的，甚至連豬舍、養牛場皆聘請蘇聯專家設計與建築。
為了做到絕對安全，其業務幹部和職工皆由北京市商業局選調，但保衛幹部和化驗人員則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工作人員不僅是「政治可靠」、思想過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經嚴格審查。他們不僅認真執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組織紀律」，還能把服務對象「需求什麼？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認真落實。由於工作成績優異，服務對象滿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特供工作者先後榮獲毛澤東接見。
2、北京市食品供應處與34號供應處（注2）
隨著政權穩固，中國各項國際交往日益增多，北京做為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交流中心，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訪華、重要會議、重大國事活動等，急需壹個專門的機構為其提供安全高品質的食品保障。也就是說，原有公安部下轄的特供體系已經不能滿足「特需」的需要，「特需」供應工作面臨完善和充實的課題。
1955年11月3日，壹份「關於成立副食供應小組的報告」呈報到市政府領導，報告稱：「……目前，北京市對中央首長、外國專家、駐京使館、各大飯店、醫院的副食品供應工作，在數量、質量、及時、安全、供應標準、價格等方面均存在問題……建議成立專門機構，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統籌特殊副食品的貨源；制定供貨計劃和特供標準，統籌解決首都的外國專家、外賓、重大宴會、駐華使館、各大飯店、特殊醫院及國內高級首長的食品供應問題。」1955年12月，在彭真市長的親自過問下，北京市成立了由市人大副秘書長李公俠、彭城等9人組成的特種供應領導小組（北京市食品供應處的前身）。特供任務由公安部移交於北京市委。
特種供應領導小組在明確特種供應範圍的同時，強調供應的經營方針是：在保證食品絕對安全的原則下，實行企業化管理和經濟核算制。可暫不上繳利潤，但必須保證食品質量，商品價格不得高於市價。移交時隸屬北京市第三商業局，后又劃歸二商局，在此基礎上又進壹步充實，不斷完善，並建立了壹整套完備的長效機制，沿襲至今。其設立伊始的使命，就是在物資匱乏的年代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訪華、重大國事活動如國宴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它被明確為壹項長期「政治任務」。這也是中國「特供」體系的肇始。
為保證上述任務的完成，特種供應領導小組抓緊組建具體供應部門。在原北京市第三商業局特供站和北京飯店供應科的基礎上，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應處，並在其下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應處34號供應部。它構成了北京市食品特供的核心，並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食品特供體系。直到北京二商局改制后成立北京市二商集團，34號供應部歸屬於二商集團下的北京市東方友誼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團更成為北京特供的主要承接主體。
34號供應部，為北京市食品供應處所屬的第壹個企業，因坐落於東城區錫拉衚衕34號，故此取名為「34號供應部」。從1956年開始承擔起中央首長、外賓及重要會議的食品供應任務。隨著業務不斷擴大，1973年開始，在原址基礎上新建了建築面積為6400平米的四層T型綜合樓，該樓坐北朝南，地處繁華的東安門大街，1976年末，食品供應處機關和34號遷入新址。現在的34號供應部坐落於丰台區南三環西路85號。
另外，34號供應部在保證食品特供的同時，也逐步轉向商業化經營。在其公司網站中寫道：「近年來，面對市場經濟大潮，「34號」在確保特需供應的同時，加強了對企業品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先後註冊了「34號」的圖形、數字和文字等商標，推出了自有品牌商品：玉醇酒、龍徽干紅葡萄酒、故宮御膳房酒等。同時，計算機信息管理系統的引入，現代化的食品檢測中心的建立，各項基礎設施的改善，提升了企業的硬體水平和管理檔次，為34號向現代化企業發展奠定了基礎。34號供應部主要經營全國名優煙酒、糖茶、罐頭、飲料、中西餐調料、禽蛋、肉類、水產海味、糧油製品及進口商品等l60O多個品種。」（注3）
3、北京市二商集團
北京市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是成立於1955年的北京市二商局。1993年二商局進行改制而逐步形成現在的北京市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曾用名北京食品工貿集團總公司）。據其網站介紹，北京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以食品冷鏈物流、食品製造、肉類屠宰加工、現代分銷與專業市場為主導產業，以食品科研、教育、信息技術以及房地產開發經營、酒店服務、物業管理為重要支撐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集團主要生產經營豬肉、牛羊肉及其製品，禽蛋製品，海鮮及製品，糖、酒、煙、茶，腐乳、醬油、食醋、調味品、糕點、水果、蔬菜、醬菜、豆製品、飲料、冷藏設備等20多個大類萬余種商品。擁有「王致和」、「六必居」、「天源」、「月盛齋」、「金獅」、「龍門」、「桂馨齋」等壹批久負盛名的食品老字號以及「宮頤府」系列糕點、「白玉」系列豆製品、大紅門系列肉製品等壹批頗具特色的知名品牌。其出資的下屬企業包括北京水產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市東方友誼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西郊食品速凍廠、北京市蛋禽公司、北京三新冷藏儲運公司、北京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金獅龍門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希傑食品有限責任公司等。
目前，以原34號供應部為主體，北京二商集團承擔了北京70%的特供任務。特供服務包括兩類：壹類對在京黨政軍機關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召開的重要會議和重大外事活動提供特需供應；另壹類是涉外供應服務，即對外國駐京使領館提供日常特需供應服務。以前面所述的2009年全國「兩會」為例，二商集團為「兩會」共儲備15大類1191個品種食品，並籌措1404萬元大宗商品，通過其下屬11家單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會議期間，34號供應部職工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以實現「特供產品合格百分百、網點配送零誤差、信息傳遞全暢通」目標。
第十二節 「特供」制度分析——特權等級制度
通過以上對不同時期的特供製度的演變以及各自表現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特供製度所表現出來的特權等級制度的本質：
1、特供製度本質是保障高級官員（特權階層）的生活安全和生活質量
在產品短缺時代，壹方面是計劃經濟和統購統銷，對普通民眾實行食品配額制度，實行低水平的供應，另壹方面，則對特定的擁有特權的階層，按其特權等級來保障其特需，提供超過普通民眾的配額，並供給普通民眾所不能享受到的稀缺產品。
在食品安全危機時代，市場經濟使得產品供給超過了產品需求，解決了產品短缺課題，但是市場規制的不健全，又另外滋生了以食品添加和食品人為污染為代表的食品安全問題，壹方面是普通民眾的食品安全無法保證，食品安全危機層出不窮，另壹方面是特權階層通過食品產品的特別製造和特別供給，免於食品安全問題的危害。
2、特供製不過是壟斷特權的物化表現形式，根源在於集權體制
等級制在中國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淵源的。梁漱溟講過：「中國人看見西方全沒個尊卑上下之分，沒有不奇怪的」。因為幾千年來維持中國社會安寧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個字，人們習慣了按照三綱五常來思考和行事，習慣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於人者、拿主意的和聽話的，相信如果誰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誰也不能管誰，壹定天下大亂。所以，即使馬克思主義初始主張平等主義和反對等級壓迫，但是這種政治文化背景，加之暴力奪取政權的特殊歷史任務，都導致民主集中制走向政治集權式的政治體制。黨的集權體制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權力等級制度。
與之相配套並被視之為理所應當的常態的是待遇的等級制度，也就是特權待遇。阿克頓勛爵的那句話說得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謂特供製度不過是特權的物化形式而已。前南斯拉夫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密洛凡•德熱拉斯在其經典著作《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壹書中認為，共產主義者取得政權后，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建立了壹個由權勢和恐怖控制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與社會中其它階級最大的差別就是它擁有「特權」。密洛凡•德熱拉斯說：「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權力和政府同國家的幾乎壹切財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壹回事。掌握權力的人就握有特權，並間接地掌握著財產。因此，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那些想犧牲別人而讓自己過寄生蟲生活的人，就是以權力或政治作為壹種職業。（見該書P41）」這個「新階級」「有的是郊外的別墅，華廈美居，精巧的傢具及其他的設備；最高級的官僚，這個階級的精華，還有專用的居住區和特設的療養院。某些地區的黨書記和秘密警察首領不僅成為最高的權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車以及類似的特權。以下各級官僚則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種等差的特權。國家的預算、『禮物』、為國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興建或重建的建築等，都是使政治官僚們受惠的取之不盡的源泉。（見該書P51）」由此可見，具備「安全性」和「營養性」的有機食品特供製度，不過是特權階層享有特權系列中的壹個單項目而已。它只是官僚階層擁有特權的的冰山壹角。
壹個國家的公權力把主要精力與最優資源專于特供，百姓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任何壹種分配的公平都只能是建立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之上。權利不平等，所謂分配公平就只能是壹句空話。
3、特權與人民的對立面
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最根本的目標就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平等和反對特權。評價和考驗壹個政黨和政權的，並不是該政黨或政權有何種理想和目標，而是該政權的執政實際或者說該政權的行政實踐。馬克思早就預知，無產階級在勝利后將會遭遇到從被推翻的階級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來的危險。而列寧也認為，壹個幹部如果把權力、地位、待遇看得高於壹切，就會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雲外。物質慾望越膨脹，思想信仰就越少。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不是同君主專制的鬥爭，也不僅是在沙皇監獄及流放地的表現，對他們來說更加困難得多的考驗，是當自己的黨在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是無限權力條件下的表現。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在1960年代提出過領導幹部與群眾的「同吃、同住、同勞動」問題，當時的宣傳是：只有與人民群眾實行了「三同」，才會永遠地不脫離群眾，才能使得「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如「特供製度」所顯示的那樣，面對食品短缺、面對食品安全危機，特權階層考慮的不是全體民眾所面臨的困境，而是如何通過特權及其物化形式——「特供製度」，在問題和危機面前獨善其身，真正是做到了情為自己系、利為自己謀、權為自己用。這樣的特權階層，雖然滿嘴「為人民服務」，但從來就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其結果，「特供製度」將其受益者的立場完全放置於人民的對立面方面去了，甚至他們本身實實在在地直接成為壓在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
4、「特供」的非經濟性
前面我們分析過，特供製度與專制制度下的進貢（「貢」「獻」）有著緊密的歷史淵源，甚至可以說具有血緣關係。在專制制度下，進貢體現著專制制度的等級關係和秩序，大凡貢品,總是民脂民膏,然而卻又和專制國家的苛捐雜稅有所不同，它的「流程」是和專制官吏的金字塔結構相吻合的，它的去處並不是國家的國庫，而是官吏的私囊。
今天的特供，除了與進貢壹樣體現著等級關係以外，同樣具有非經濟性特性，成為現代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中的壹個弊病。從理論上講，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市場的供求狀況也對之發生很大影響，由是當商品短缺且求大於供的時候，缺本身就具有了壹種「價值」，這個價值也會疊加到商品所固有的價值中去，這就是近年從國外引進的「短缺經濟學」中所謂的「短缺即價值」。而特供的受益者所取得的正是這種短缺的「價值」，但是受益者們並不因為這個短缺的價值多付壹分錢。特供中的供求關係遠非是市場中的普通的供求關係，因為「特供」和「特求」的買與賣之間是壹種不等價的關係，是壹種有商業之形而無商業之實的非商業行為。
也就是說，在特供與特求的關係中，政治權力與短缺價值之間發生了置換。本該按市場規律進行交換的商品，在這裏被當做孝敬掌控權力的階層的貢品。以毛澤東的特供鉛筆和主席瓷為例，如按市場規律計算，特殊進行專門製造的制筆企業和制瓷企業，完全可以因產品的稀缺性和獨特的成本獲得特殊的價格和利潤，但是在中國特有的權力構造和經濟構造下，從事專門製造的企業並不能獲得等價的回報，特供產品的供應和生產，存在巨大的非經濟性。換句話說，特供產品的生產和供應並不是在市場規律下運行的。受損的是企業，如果我們再聯想到這些企業是國家的企業，也是全民所有的企業的話，那麼，這種不按市場規律運行的供應和生產，所慷的是國家之慨，是全民的慨，而獲利的並不是國家，而是權力階層，既包括享受特供的特權階層，也包括因提供特供而表達了效忠和依附的下級權力階層。
5、反思與展望
溫家寶曾經指出，壹個政府，除了對人民的負責、服務、獻身和廉潔以外，不應該有任何特權。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曾經宣傳的理念。可是，從上面關於特供製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當面對食品短缺和食品安全的課題時，特供製度背後的權力，首先想到的並不是和人民同甘共苦、為人民負責和獻身，而是通過自己的特權在困難面前獨善其身。
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如美國，雖然沒面臨過計劃經濟下的食品短缺，卻也面臨過食品衛生安全的課題（注4）。1906年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小說《屠場》問世，以芝加哥肉聯廠為例揭示了美國大工業化食品生產初期的食品安全問題。文中寫道：「工廠把發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腸；工人們在肉腚上走來走去並隨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摻進絞肉機；洗過手的水被配製成調料」。傳說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白宮邊吃早點邊讀這本小說，讀到這裏時，羅斯福大叫壹聲，跳起來，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來，又把盤中剩下的壹截香腸用力拋出窗外。小說問世后，美國國內肉類食品的銷售量急劇下降，歐洲削減壹半從美國進口的肉製品，美國整個畜牧業陷入壹片恐慌，而書中暴露的美國肉品加工行業的種種內幕，在新生的城市中產階級中，引發了對食品安全和衛生的強烈反應。
羅斯福看過此書後，專門約見了作者辛克萊，並責令美國農業部調查肉聯廠的情況。調查的結論是「食品加工的狀況令人作嘔」。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當年6月美國國會即通過了兩部聯邦法律：食品和藥品法案以及肉類檢查法案，並建立了以化學家威利博士（Dr.Wiley）為首，共11名專家學者組成的班子，形成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ederal Drug and Food Administration,FDA）的雛形。食品安全生產的歷史從此被改寫。
也就是說，美國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方式，並不是首先想到通過自己的特殊供應和特殊製造來單單使自己得以規避危機，而是通過市場運行機制下的規制通盤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使得所有民眾普遍受惠。
之所以能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歸根結底，首先是包括所有民眾、包括總統在內的所謂官僚階層，都被規制於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之下，任何個人都沒有超越於市場價值規律的特權。也就是說，在市場規律之下，民眾和總統是平等的。即使總統也不可能從特定企業獲得不符合價值規律的專門製造，更不能獲得免費或者廉價供應的優質特供食品。除非他能夠付出超越于普通商品價格的特定高額價格，否則沒有人會真將優質特別產品以低於商品本身的價格與權力進行交換。
其次（同時），制度化的民主政治體制，也約束了權力的濫用。權力既不能完全違背市場規律，而對權力的交換，也未必能獲得良好的回報。也就是說，完全化的市場體制和制度化的民主政體，杜絕了特供製度產生的條件和根源。
在中國，日益進化的市場化趨勢以及民主化等普世價值的普及，為取消特供製度創造了條件，也促使了特供製度更加隱秘化。但是，只要權力對市場經濟的掌控和非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存在，只要權力等級制度存續，只要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未完全確立，體現於特供方面的特權及其待遇就不會完全消亡。
因此，中國人民的未來命運完全取決於市場經濟化資源配置方式，以及以民眾為主體的民主化政治制度的確立。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