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立的特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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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立的特供制度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2月2日
作者 张东
第壹节 “特供”的含义与历史渊源
壹、“特供”概念
所谓“特供”（注1），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壹个是指针对上峰的特别供应制度，或针对上峰的特别供应行为，指的是特供制度或特供行为；另壹含义则指通过上述供应制度或供应行为而供应给上峰的产品，指的是产品本身。后者借用梁文道先生的话说就是“特别制造以供应上峰的产品简称”（注2）。
结合到中国的“特供”操作或“特供”实践，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特供”指的是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制造、专门供应的产品，及其供应体系和供应行为。
这里的“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壹要绝对安全（绝对安全、万无壹失）；第二要高质量、高水准；第三要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针对特供食品，“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進行，以求“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壹丝不茍、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壹失（注3）。
二、“特供”的历史渊源
“特供”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时期的“贡”或“献”制度。《尚书》中的“禹贡”（注4）有言：“任土作贡”。“禹贡•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之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贡是指“从下献上”，也就是下属对上级、地方对中央的進献，推而广之，也涉及到外国对中国的贡奉。贡的物品，壹般应限于“土地所生异物”。当然，有贡上，必有赐下。贡上和赐下的绵绵不绝，形成了下属与上级、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流，当然，其间也包含着情感、思想上的交流，以及政治上的有机连接（注5）。
据《史记》记载，贡献制度起源于夏代时期。《史记》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因治水成功而接替帝舜，“即天子位，南面而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大禹时期，“披九山，通九泽，浃九河，定九州”，同时，“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使“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即大禹统壹九州的结果，使恩泽所及之处，必然不时“来贡”（向帝都進献）。这种来贡，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愿性质，尤其是九州地带（冀州、衮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这里所说的“九牧之贡”，讲的是邦内之贡。从这壹时期开始，“贡”“献”制度形成严密的规格。
禹时九州的贡物，具有朴素的性质，大部分遵循了“贡其土地所生异物”的规矩。而这里所说的“异物”，相当于现今所言的地方土特产。比如青州，“海岱维青州”，处于海（渤海）岱（泰山）壹带，即今天山东的德州、济南壹带，濒临大海，因此所贡就多有大海的特色了，贡盐，贡“海物维错”，不只是鱼，维错者，各种海产也，可能包括鱼虾蚌蟹之属。又如扬州，“淮海维扬州”，处于淮（淮海）和海（黄海之间），已属南方地带了。这里的山林间多产竹子，于是就大量地贡竹箭（大小竹子），还贡走兽、皮毛（革）、飞禽的羽毛（羽），以及当时南方所特有的桔、柚等水果。这种真正以贡土物产为特色的贡献制度，与往后有些地方的用转手货進贡，是大相径庭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贡物开始注重于功利化，不论是贡者或被贡者，所向往的不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异物”。
其后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历朝历代的专制制度都有规定，凡地方之名优特产，都要将最新最好的進贡朝廷，供皇族享用，这壹制度称为“贡赋”。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壹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所渲染的，就是地方向皇都长安進贡荔枝的“生动”壹幕。唐明皇想让杨贵妃能在“第壹时间”吃到这壹自汉代开始钦点为朝廷贡品的鲜荔枝，不惜动用战时驿道的快马传递，以致差官累死，驿马倒毙，杜甫对此叹曰：“百马死川谷，到今耆旧悲。”贡赋制度形成为壹种传统和惯例。
而在贡赋制度下，专门供给（進贡）于专制统治阶层享用的物资则被称之为“贡品”，即通常由全国各地选出同类物资之最上品，通过特殊的生产、采购、加工、运输渠道送抵首都，以保障品质，交由最高统治者支配。
可以说，无论是“特供”，还是“贡”、“献”，都建立于等级制度基础之上，既是为了体现上级与下级的等级关系，也是为了满足上级的享受和奢侈的现实需要。
第二节 1949年之前等级供给制和中国现行“特供”制度
中国真正的“特供”制度，是在建政以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早在延安时期就出现了“特供”制度的萌芽。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创造平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壹，更是其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规定和要求的。早期（中共的延安时期）其实施的分配制度是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
中共的供给制是在战争条件下形成的。打仗是促成供给制形成的壹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打仗，中共各级组织都必须经常保持壹种军事化的状态；也因为打仗，生活环境非常不稳定，物资供应更是经常会处于极度匮乏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作战部队的方式，通过统壹的后勤补给系统，以壹个大致平均的标准，为全体党政军民学脱产人员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料，是保证这壹庞大机器正常运转的壹种多少有些不得已的分配措施。正因为打仗决定壹切，因此，供给制的最初建立，首先就是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为首要目的，后方党政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生活需要都在其次（注6）。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壹律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党政工作人员也和部队壹起吃大锅饭（注7）。在抗战初期的延安地区，由于经济供应短缺，待遇方面的差距也壹度只是表现在前后方之间，而非表现在级别上。
但是，从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将供给制逐渐规范之始，就已经开始体现出不同级别之间的分配差别了。职位高和职位低的干部，伙食费和着装最初虽然仍旧基本壹致，在津贴上却已有所差别。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亦有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到1938年下半年，随着经济情况略有好转，享受高津贴人员的范围也在扩大。据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军委会主席、委员、师长，以及政府主席、委员和边区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包括政府直属各厅、处、院等机关首长和大学校长等，每月津贴壹律5元；旅长、专员、处长及各中学校长等4元；团长、县长、县议会议长及科长等3.5元；营长、区长、各小学校长等3元；连排长2.5元；班长、伙夫、马夫及通讯员等2元；学员、战士及勤务员等1.5元（注8）。
在津贴上的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强化起来。1941年中共中央管理局依据苏联的经验，出台了新的津贴标准，進壹步根据职位重要的程度调整了党的各级干部的津贴待遇。[苏联的干部分配体制，20年代中期物资供应较为紧张时，确曾建立过以等级差别为基础的供给制度，党政高级领导人得以享受专门餐厅之类的服务。而党政干部分级别享受特别津贴，也是苏联的经验（注9）。]根据新标准，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壹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之多。不仅如此，为了照顾各主要机关最高首长不十分规律的工作和生活，这时还开始实行了有区别的伙食待遇和着装标准（即所谓干部服），特别是有了大、小灶的规定。按照新规定，各级干部壹般仍吃大灶，边区壹级和军队每人每日壹律3角，分区及各县壹律2角，而各主要机关首长则可“吃小灶”；吃小灶者“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壹元”。换言之，这些主要机关首长此时伙食标准可以高出其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三四倍。
后来，边区政府财政厅又加设了壹个中灶待遇。此文件進壹步细划了待遇的级别界限，把原定较为含混的各主要机关首长吃小灶，改为凡区党委部长以上干部可设小灶，地委级则应设中灶。中灶标准为：凡有10年革命历史，现任边区级各部门局长、处长、科长级干部，或有同样历史曾任县的部长、科长5年以上，或从事革命专门事业（如文教、医务、机要、通讯等）8年以上且有相当贡献的各中学校长、大学系主任、教授与名医和高等技术人员，均可享受此等待遇。县级不设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标准。
除此之外，还根据苏联经验，在内部出台了壹项干部保健实施办法的规定。考虑到经济物资条件过于简陋，壹些干部积劳成疾，包括因长期征战或被捕入狱而身体严重受损，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根据苏联医务人员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干部保健委员会。规定凡参加工作两年以上，担任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县级以上，机关、学校科长级以上干部，经医生检查证明确实有病（包括各种慢性病，如结核、慢性胃病、贫血等）或身体衰弱者，均可享受定期发给每月2元至6元保健费的待遇（注10）。
可以说，从按级别不同而進行差别分配开始，供给制度与等级制度就杂合在壹起。换句话说，等级制在供给制度下已经萌芽了。同时，从变化的趋势来看，随着各地区经济条件的好转、分配标准的改变，等级差距首先逐渐拉开。
1948年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的华北人民政府，对各大区大、中、小灶的伙食标准有过壹个统计调查，其中华北和华东两区就非常明显地呈现“越是朝着和平建设的道路发展，则这种生活待遇的差别，就越会增加、扩大”的趋势。以每人每日肉的标准为例，该两区大灶每人每日肉仅3钱，中灶2两，高出大灶6倍有余，小灶6两，高出大灶20倍之多，而且华北区的小灶每日每人还有将近壹个鸡蛋的补助。相比较而言，西北区仍保持着原先的水准，大灶每人每日肉3.22钱，小灶1.59两，高出大灶仅5倍。即使是东北区，大小灶之间的差距也还保持着壹定的限度。其大灶每人每日肉2.66钱，小灶仅3.2两，高出12倍，且无鸡蛋补助之规定（注11）。
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几千年来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奉行集中制，同时，在战争环境下又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等级服从已经成为自然现象。即使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要求，等级现象、等级制度仍然逐渐确立起来。
王实味在其文章《野百合花》（1942年；王实味本人由于该文被杀害）中就当时延安时期的生活等级制度進行了评述。他指出，当时关于等级制度，“壹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壹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认为）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壹、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壹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而生活等级制度主要表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干部服小厨房”）。“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面汤，青年学生壹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壹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注12）
又据其他文章揭示，从上井冈山起就规定各级干部的供给，精细到明文规定各级干部点油灯的灯芯为几根，就是高层领导的夫人不在身边，也有文件规定为其寻找临时夫人的事。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陈云当年作“怎样做壹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报告，会上回答递上来的纸条说：“是的，每天吃壹只鸡，党中央的命令壹定要吃鸡，吃鸡也是壹种革命任务”。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屋内没生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注13）
这种等级制度与供给制度的结合，即实物的等级供给制度造就了早期的“特供”制度的萌芽。
第三节 毛泽东时代的“特供”
中国共产党时期的真正的“特供”制度则建立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时期的“特供”制度既是专制社会等级制度和皇权思想的结果，同时也是供应短缺的产物。
壹、毛泽东时代的等级制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其早期历史的壹个典型特征即是通过战争，或所谓枪杆子取得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历史开始从取得政权到治理国家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流行于军队中的等级分级制度扩展到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各个领域，军事级别之外产生了与军事级别相配套的严格的行政级别制度。
等级分级制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被進壹步强化，出现了新的如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司局级、县处级等的新的级别称呼。所有官员被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管干部。同级干部则有严格的排名顺序。谁属哪级管干部及排名先后并不单纯由职务决定，而是由本级党委向上级组织部门申请，经批准形成。同时，在行政机关之外的社会领域，也产生了配套的等级排序。如省级医院、局级公司、师级歌舞团等等。举凡工厂、矿山、学校、商店、公司、银行、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寺庙等壹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相应的等级。
而中共建政以后分配制度从供给制转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混合型分配制度（1949-1955年）、再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全面铺开（1955年）的过程中，供给制和工资制的配套参照过程则又强化了非军队领域的等级分级制度的普及和制度化。也就是说，在薪俸制（工资制）的铺开和普及过程中，非部队系统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的人员，全部参照原有供给制下的军队系级别進行定级，然后按照级别分配给相应级别的工资。参照1950年11月13日中国政务院下达的“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试行工资标准表”，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行政级别壹共被分为25个等级。1955年8月31日，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按照1955年8月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国家机关人员则被分为从国家正副主席到科员、办事员、勤杂人员等30个等级（注1）。
石巍的文章对这种等级制度的实质做了分析（注2），他指出：级别的不同不仅决定工资额的差别，也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等级结构中，人身的递進式依附是普遍而绝对的社会规则。社会各等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事实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谈恋爱首先要问对方的家庭成份。这种等级差别终生不变。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就可以享受该级别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等级身份甚至带到死后。等级制带有明显的世袭的特征。这种等级制长期实行的后果是广泛的身份划分合理化。中共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固有的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以国家力量严密封锁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而攫取了大众对等级观念的认同。面对大量的、无处不在的等级歧视，公众采取了默认和逆来顺受的态度。
二、等级待遇与严格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特供”制度，简单地说是壹种特殊的供应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基于上述社会等级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体现在实物供应方面的等级待遇。其原始或初生形态，即实施于战时状态的等级供给制度。如前所述，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壹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实物或相当于实物的保健费等。
但是，建政以后中国共产党走入城市，开始掌握政权。原有的简单的完全实物形式的供给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同时，该种完全实物形式的供给分配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浪费和非效率。由此，等级待遇由依据等级的差别性的实物供给制度，转变为依据等级的差别性的工资薪俸制度为主，以针对特定领导阶层的特定的实物供应（特供）为辅的内容形式。
其中，差别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对供给制度的取代，始于中共建政之初，并逐步铺开，最终完成于1955年左右。历史学家杨奎松对此進行了专门的研究（注3）：
1950年4月政务院出台了“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开始推行工资薪俸制度。根据该规定，将行政级别定为27级，并按不同行政级别规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规定，党政人员最高壹级的工资收入是最低壹级的28.33倍。而原有的供给制度则与工资制度并行，供给式的分配制度转变为供给和工资双轨制。受等级工资制度的影响，原来的供给制的标准也進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壹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壹倍。供给制下，从主席至勤杂人员，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拉开差距之后，最高壹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壹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政务院進壹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壹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壹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壹为25.88：1。值得壹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为次壹等，等等。
到1955年8月，中国最终取消了供给制标准，统壹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進壹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而且将工资等级進壹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壹级560元，最低壹级仅18元。以北京为例，最高等级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为31.11倍。而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达416倍。
与此严格的等级工资待遇形成对比的是，前国民党政府下的工资标准（1946年颁布的标准）为：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其文官总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壹级的收入仅为最低壹级收入的14.5倍。
三、供应短缺与“特供”制度
中共建政以后，针对高级干部的等级待遇，除了逐步制度化、严格化的等级工资薪俸制度以外，还包括传统的主要以特定的实物供给形式表现出来的享受和待遇。这里所谓“特定”，是指针对特定的人供应特定的实物物资。特定的实物供应制度，壹方面是原有的战时状态的实物供给制度的延续，另壹方面，也是对中共建政以后物质供应短缺状态应对的结果。
中共建政以后，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人的做法，制定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具体规定，并有严格的官本位体制式的等级划分。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特定实物——房屋待遇为例，上海市1956年工资改革时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注4）：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壹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可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除了房子为主要形式的特定的实物供应以外，最重要的特定的实物供应体现于针对高级干部的以紧俏和优质商品为中心的特殊物资供应方面。如前所述，早在延安时期，延安政府就仿照苏联的做法出台了针对高级干部特殊需要而進行的保健措施提供制度。同时实施体现于供给制度方面的大、中、小灶的待遇区分。这都是针对高级干部特殊需要的紧缺物资供应的体现。
中共建政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并没有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关于食品等实物的供给完全采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壹方面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关于资源配置制度的必然选择，另壹方面这也是短缺的商品供应状态的结果。在商品供应长期短缺的状况下，食品的供应，包括如粮食、豆油、肉类、糖类、鸡蛋、烟酒类等的供应，实施的是按照人口实施配额，再用现金進行购买的形式。也就是说，普通市民凭借作为配额的票证购买食品类商品。
但是，在大跃進、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十年文革的年代，无论是生产、还是商品流通都处于落后状态下，既然实施配额式的购买限制，显然所分配额完全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针对壹定等级以上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物资供应制度，即所谓的“特供”。在这种制度下，领导干部严格依据其等级，壹方面获得超出普通市民配额以上的配额供应，同时也享有普通民众所不能获得的紧俏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
因为涉及敏感领域，公开发表的可以作为研究依据的资料和文章并不多见。原北京二商局（专门负责北京“特供”的商品供应机关）的高智勇的回忆文章(注5)，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北京市民壹般供应与特殊供应進行了对比描述。关于对普通市民的供应情况，该文章表述道：
大跃進后期全国开始出现饥荒。北京食品全部靠外地调入，从1959年以后开始出现紧张状况。北京市民粮食供应上，首先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副食品也出现短缺。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壹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后又不断缩减。据官方统计：1961年全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壹。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壹。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壹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堿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则自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壹大批领导干部。显然，上述低水平的食品配额供应无法满足上述领导阶层的需要。专为满足领导干部“特需”的“特供”制度因此而产生。关于“特供”，高智勇的文章将其与普通市民的供应制度進行了对比描写：
当时负责“特供”的是北京第二商业局。为保障高级领导干部这壹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其提出的特供方针是：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壹失。其下管辖和设有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進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针对领导特需的特供的“特”体现于三个方面，即安全，高质量、高水准，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進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除享有“壹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逐级逊色。
其中，中央明确规定：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壹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长壹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壹条。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壹条。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壹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壹，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壹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2两半。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壹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另外，“特需”所享受的特供，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超过普通民众的配额量，也体现在所供应的商品的特殊性。前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2008年11月1日在凤凰卫视台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时说，1974年她以壹个纺织女工的身份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有关部门专门为她配备了壹名专职厨师孙师傅。有壹天，孙师傅告诉她，她现在每天吃的黄瓜是八毛钱壹斤。吴桂贤大惊，问为什么百姓到市场上买的黄瓜只要几分钱壹斤，而她吃的黄瓜要八毛钱壹斤，孙师傅说，这黄瓜是中南海的生产基地特供的，营养高，品味好，安全卫生（注1）。
又据秦全耀回忆说，坐落于王府井的东华门大街上的“三十四号供应部”（标牌），其实是“中央领导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的代称。“物资特供处”的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進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只不过是寻常之物。这里的国产“名优特”新产品也是应有尽有，餐饮部宴会需要的茅台酒、五粮液都从这里采购。这里的黄花鱼，壹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钱壹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只供给行政八级以上干部，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干部。像低壹些的司局级干部往往要通过领导代买。在最困难的6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食物补贴，按级别供应数量不等的肉、蛋、糖、豆。北京东华门三十四号还设有壹个专向高干供应烟酒糕点糖果副食的特供点。当时北京百货大楼对老百姓开放的只是壹至三层，高高在上的四层也是个十分神秘的“特供处”（注2）。
虽然国内关于特供的专题文章很少，而政府方面也壹直否认特供制度的存在，但是其他题材的文章也可以从侧面佐证特供制度的实施情况。李南央的“童年琐忆——省委大院”中记载了三年困难时期壹个省委书记的特供情况（注3）：那是我三年级的寒假，妈妈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伯伯家。何伟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有解放军在大门外站岗。后院是宿舍区，门口还是有解放军站岗。不要说外人進不来，就是我这个住在里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随便出入，出去再進来就成大问题了。跟何伟伯伯的住处相比，我们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壹人住了壹间，这太让我满意了。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壹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大极了，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好几个火眼儿，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对我来说，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有壹种鱼，下边铺着壹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壹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著，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鱼。早上每人壹杯牛奶，配壹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壹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还几乎天天晚上跟马宁姐姐壹起去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得很，没有几个观众，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们是没有闲情逸致看戏的。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伟伯伯他们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春节的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几个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
第四节 面向毛泽东的“特供”是皇帝“特供”的延续
壹、针对最高层的“特供”——特别制造
如果说针对壹般高级干部的“特供”，尚侧重于“特供”的“特别供应”方面，也就是说侧重在超过普通民众的供给数量方面，那么针对毛泽东的“特供”，就不再局限于数量标准方面了。该“特供”更加侧重于“特别制造”方面，也就是“特供”的商品不仅仅与普通民众所享有的商品在数量上有区别，在质量上制造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
有报道称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和长沙，专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历代皇家宫廷饮水“玉泉”是最高层的饮用水，也是玉泉山农场专为其生产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泽东最爱喝的茶是龙井，产在壹座特别的小山顶上，他爱抽的雪茄，也是从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抽调专门人才来京城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的雪茄。毛泽东喜欢游泳，進北京城第壹个在玉泉山修建游泳池，事后毛批评其夫人并说建造费五亿元（旧币）由其个人承担。中南海内著名的室内游泳池，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保持温度的，其耗资非常巨大。他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时，凤凰卫视台曾做了壹个系列节目《说不尽的毛泽东》，节目中许多毛泽东生前的卫士、秘书、厨师回忆中南海生活，其中为毛泽东和江青服务了16年的厨师程汝明说：毛泽东不仅抽的烟是特制特供，而且吃的大米、鱼肉鸡鸭和蔬菜，都是特供。中南海的干部所吃食品，全是专门的生产基地特供。
二、特制火柴和铅笔
毛泽东使用的火柴是北京火柴厂的“红梅”牌（注4）。据说他在使用这种火柴时是很节俭的。但是众所周知，如果为他壹人生产壹种火柴，他使用是否节俭没任何现实意义。
据毛的原机要秘书罗光禄回忆，1954年起，中国不再進口德国铅笔，上海铅笔壹厂接到来自北京的特别任务，要他们仿照德国“施德楼”生产专供中央领导使用的铅笔，有3B、6B，也有7B、8B的。毛泽东爱用7B、8B的，这种笔芯黑而软，笔芯做得粗，最适合写大字。厂里每壹回生产壹万支左右，可以用几年。用完了，北京又来人定制（注5）。
三、主席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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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以前，毛泽东专用瓷（简称主席瓷）烧制于湖南醴陵。1958年4月11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要为中央首长试制壹批茶杯。醴陵陶瓷研究所试制六种造型，四次送长沙鉴定。6月20日，长沙来电话说毛泽东对醴陵试制的茶杯很满意，这时才知道是专门为毛泽东制作茶杯。最后共作40个。从此，毛泽东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制生产的胜利杯。
文革期间的1971年，醴陵艺术瓷厂又烧制“主席瓷”1210件，包括大小碗和盘类。这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接待处专门为毛泽东特制的双面梅花餐具十分精美，无论图案还是瓷质、烧制工艺，都可称上乘之作。毛泽东见到这壹批瓷器时高兴异常。千余件的釉下双面五彩精品瓷，除派专人护送到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住处专供主席使用外，壹部分送韶山滴水洞主席住所，另留下壹小部分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待毛泽东回故乡湖南时使用。
1974年，毛泽东回湖南。湖南省委又布置醴陵群力瓷厂研制、生产了40个薄胎碗。毛泽东82岁生日时在长沙省委接待处与周总理壹起用餐时就是使用的这种薄胎双面彩饭碗。
为烧制“主席瓷”，当地对窑進行改進，称为“醴陵窑”。为确保主席身体健康，所有“主席瓷”要在1360度高温三次入窑烧制。在艺术上，“主席瓷”被誉为“20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国之瑰宝”，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无法估量。
1974年后，醴陵再也没生产过“主席瓷”了，因为特制主席专用瓷是只追求品质标准和完美，不计成本的，无法维持下去了。烧出的多余的瓷器统统按指示砸碎，目的是保持独占性（注6）。
继醴陵的“主席瓷”后的是景德镇的“主席瓷”。1974年，江西、山东、湖南等省的五大名窑接到中央指示，要为毛泽东设计、制造壹套生活用瓷，要求它超越前代，代表当代中国最高制瓷水平。于是各地都以最高速度拿出设计方案和样品。经选定，景德镇的设计和样品壹举夺魁。方案后又接受了专家的建议，進行了修改，确定了梅花图案。此方案经中央有关方面审阅，报毛泽东批准，于1975年由中央正式下达了生产文件，代号7501工程。
1975年底，景德镇烧出千余件“7501主席瓷”。此瓷“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工艺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从中精选两套，每套138件，派专人送往中南海。余下产品，领导指示全部就地销毁，不得保留（注7）。
四、专门电视节目
1974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突发奇想，要为他壹个人发射电视节目。北京电视台（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组织了壹班人，由电视台副台长、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王枫带队去长沙，现场演出节目，由湖南电视台播发。由于内容都是移植样板戏的地方剧种，没有引起收看群众的怀疑。但有壹次，应毛泽东临时的电话要求，壹个戏连播两遍，就有观众提出意见。
到了1974年底，毛泽东不再满足于收看移植的样板戏，继而提出要看传统剧目。这都是禁演了近十年的“四旧”，不能再使用原频道和群众壹起收看，于是，由北京派专家，又开辟了新的第五频道，于1975年元旦这天，播送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传统戏。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这个演出班子“群情激奋”，很受鼓舞。但问题又来了：也有群众收到了这些节目，打电话问怎么回事。答曰可能是收到了香港的电视节目。群众说不可能，明明听到了湖南电视台某播音员的声音。
只好另辟蹊径，在离毛泽东住处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找到壹个场所，在此摄制节目，通过电缆传播。这段时间，毛泽东精神很好，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有的戏甚至要连看四遍（就是说演员连演四遍）。有壹天夜里壹两点钟，演员们被从睡梦里叫醒，马上要求演出播放节目。
从回忆录来看，当时已掌握录制电视节目的技术，但实际播送的都是现场演出。其原因，第壹可能是追求效果，第二可能是现场点播，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唱什么戏。这样的安排自然不管演职员的辛苦。当然演职员们并不感到辛苦。他们受宠若惊，而且不管多辛苦，总比挨批挨斗强得多，何况物质待遇肯定不错。
这壹活动壹直继续到1976年，但后来可能是录制了。其内容越来越广，“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壹位花鼓戏演员，是毛泽东指定，从壹个工厂车间找到的（注8）。
五、滴水洞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的壹封信中写道：“自从6月15日离开杭州以后，在西方的壹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这个“山洞”就是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其实当地并没有洞，滴水洞就是壹个地名，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去的壹个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第壹次回到阔别23年的故乡韶山，对陪同他壹块去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想在滴水洞修几间“茅屋”，“妳们省委研究壹下也可以嘛！”于是，湖南省委开始修建滴水洞工程。在60年代初，滴水洞壹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0三”工程，对外绝对保密。
滴水洞工程的原始设计规模宏伟，除为毛泽东建别墅外，还要沿狭谷建壹片楼房，包括大礼堂、宾馆，在牛形山山顶修壹个直升飞机场，并从湘潭到邵阳的铁路干线上引壹条支线，让火车直开滴水洞。但当时国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只能因陋就简，修建了壹、二、三号主体工程。壹号楼系毛泽东专用房，为平房，仿造的是毛泽东中南海的住房式样，供毛泽东及中央首长使用；二号楼共有24间，为陪同的中央负责人休息处，与壹号楼紧相联；三号楼距壹、二号楼有百余米，为卫士及其他人员住所。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动工，主体工程壹、二、三号楼，以及从毛泽东故居延伸至滴水洞的公路，于1962年竣工，主体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1970年又增修了防震室和防空洞。
特别值得壹提的是防空洞，开工于1970年。当时正是中苏边界争端最紧张的时刻，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原子弹袭击，专门抽调了“欧阳海连”来建设这座防空洞。这是壹个具有防震、防毒、防核爆炸等多种功能、通入山中的隧洞，长约100米，内装8扇铁门，1至6层为厚重的防震门，壹个人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动，最后两层为铝合金封皮门，并带有气孔。
毛泽东实际上只在滴水洞住了11天（1966年6月17-28日）。改革开放以后，滴水洞作为旅游项目对游人开放，后来因为“影响不好”又关闭了。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在毛泽东指示在韶山滴水洞建行宫之后，各地纷纷仿效。当时正是大饥荒时期，饿殍遍地，各省花费巨资，为毛大建行宫，号称“壹号楼”或“壹号别墅”。
六、广州南湖别墅
毛泽东在广州原有两处住处：珠江南岸的小岛招待所和白云山上的壹处房子。1971年1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毛拟于当年年底去广州过冬，原来住房长年无人居住，恐不适用,希望按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选址新建。恰逢江青于3月来广州，居住在小岛招待所，因嫌环境不好，很生气,只住壹天就走了。这更坚定了当地领导为毛泽东修建新居的决心（注1）。
经反复论证、选址、到外地取经，决定了工程设计初步方案，于4月份向中央办公厅汇报。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又加码要求在毛的住所附近另为周恩来、江青、康生各修壹所房子且要求全在年内完工。
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最后决定将房屋修建在广州的磨刀坑水库旁，此水库后改名为南湖。毛泽东住所的设计图纸由汪东兴审查，周恩来住所的图纸则交邓颖超和周恩来办公室。
因为工期短，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而且边施工边找钱找材料。施工壹半的时候，又受到“九壹三”事件的冲击，很多人怀疑这项没任何中央文件批示也没列入国家建设计划的项目是林彪的私货。毛泽东当年也没来广州过冬。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都承认他们知道这项工程，和林彪无关。
整个工程于1972年6月底完工。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米，尚不包括工作人员用房及附属设施。规模大约是滴水洞的10倍，总经费支出约4000万元，但鉴于很多材料是按内部价格或无偿调拨，这个数字只是个零头。主要建筑力量是步兵、工程兵等共1万2千人和部队的工程机械，再加上几千民工。
因为经费要地方自己筹集，迫使他们到处化缘。总后勤部批了壹千万元，沈阳军区无偿援助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此外工程兵也予以援助。当然广东省和广州军区自己承担了相当大的比例。考虑到主要是部队施工，可以说，主要经费来源于军费。
七、毛泽东的“特供烟”制作
涉及到毛泽东“特供”的文章不是很多，大多是从其他角度只言词组的描写。唯有关于毛泽东“特供烟”的文章，完整地表述了中国针对最高层進行特供的体制和流程。
毛泽东壹生嗜好香烟，在他留给世人的诸多影视、图片、文字资料中，手夹香烟成了他的公众形象，为国人所熟悉，也为外国人所了解。但是，毛泽东所抽的香烟产自何处，其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什邡特制烟 （注2）
据有关文章记述，毛泽东壹生中主要吸的是“纸烟”。战争年代的纸烟来源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進贡”（战利品）。新中国成立后，香烟来源稳定，同时毛泽东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常以香烟来作为神经缓冲剂，常常壹边工作壹边吸烟，休息时也点上壹支烟，壹边吸壹边思考问题。毛泽东最喜欢抽的是“熊猫”牌香烟。1960年代，李先念向毛泽东推荐了什邡烟厂专门为中央领导生产的13号特供雪茄烟，获得好的评价。有关部门决定与烟厂合作，专门为毛泽东生产壹种掺有中草药的雪茄烟，去掉壹部分香烟中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让他既过烟瘾又尽可能轻地损害身体。因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吸由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香烟。
什邡卷烟厂创办于1918年。以质地优良的什邡烟叶为原料制成的什邡雪茄，被誉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壹。由什邡卷烟厂给中央生产特供烟，是由贺龙元帅提议，经中央办公厅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以后决定下来的。于是，什邡卷烟厂接到上级通知，开始为毛泽东制作“特供雪茄”。
生产“特供烟”是壹个新课题，为确保落实好这项政治任务，什邡卷烟厂专门成立了“特供烟卷制组”。经过技术攻关，壹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比较淡、有食指那么粗的中号雪茄，而贺龙吸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不久，厂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长选定的1、2、13、33号進行生产。
为毛泽东特制雪茄烟，对制作技术的要求特别严格：首先在选料上，“特供”严于“出口”。要选上好的烟叶，先進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此环节中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1包，装進烟盒。“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单人日产仅为20至30支。包装用白盒，编号封条，由专人送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壹月壹次。
“特供烟组”的工人壹天做多少支，上级过问不严，但如果壹旦发生质量问题，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有壹次，几支燃不着的烟被国家卫生部封条盖章退回来，按照烟上的编号，很快查出是谁做的，并立即将其撤出特供烟组。另壹次，国务院开会，中央领导人正抽著，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了壹个洞。电话立即打到成都军区，军区派员到厂查访，检验的结果是烟芯太细和外皮筋未铲平。厂里针对这两点改進工艺，此后，类似情况再未发生。
在安全保卫方面，厂里专门安排了两个房间，成立了生产小组。这两个房间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進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壹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壹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放假的时候，门窗还要贴上封条。
“132”雪茄烟
1971年“九壹三”事件后，送京的“特供烟”停止使用。为了确保毛泽东吸食雪茄烟的安全，中央警卫局派孟進鸿亲自去四川什邡卷烟厂了解、监督手工卷制卷烟的全过程。同时，北京卷烟厂的孙忠兴（军代表）也带了两名工人于1971年10月底同赴四川什邡卷烟厂，准备在短期内学习有关卷制“特供烟”的技术。但实地学习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央办公厅决定将“特供烟卷制组”迁往北京。经过严格政审，征得本人同意，什邡烟厂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技术高超的骨干。
1971年11月初，市委领导为“特制”卷烟厂亲自选址。从安全、保密、方便的角度出发，选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80号。整个院落按照什邡烟厂卷制雪茄烟的厂房设计要求進行施工。作为生产区的里院，房上装有铁丝网，室内按手工卷烟要求，分为卷烟、晾烟、蒸烟三个套间；外院是宿舍、食堂等生活区。平时，这里大门紧闭，附近的居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何处所在。
1971年11月23日上午，北京市委专门召开市委办公厅、市经委、市财贸、市房管部门、市壹轻局、市公安局联席会议。北京卷烟厂党委书记米兴巽、孙忠兴（军代表）和来自中央警卫局的危德纯、市公安局的柏保英也特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市房管部门关于南长街8O号的筹备情况；随后，听取了北京卷烟厂关于生产人员的介绍。人员组成除了从四川调来的三位师傅外，还有曾去四川学习过的两位学徒工及壹名1938年入党的老炊事员谷彩和两名锅炉工任保平、朱景林。
鉴于什邡卷烟厂过去供应给部分领导的是13号烟，而特供给毛泽东的是2号烟的历史，决定特供烟厂起名“132”。因人员不多，即不能称厂，也不能叫车间，所以参加会议的人员壹致认为，称“132小组’比较适合。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这个小组今后的管理工作。会上特别介绍了危德纯和柏宝英的有关情况，决定由他们和从什邡调来的黄炳福成立党支部，共同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中要做到“三保”，即保质、保量、保安全。
下午由孙忠兴、危德纯主持召开了“132小组”成立以来的第壹次全体会议。明确了“132小组”是北京卷烟厂领导下独立工作的单位，小组的壹切工作由危德纯请示后作出安排。
四川师傅到北京后，根据毛泽东的吸食习惯和身体状况，在13号雪茄烟的基础上，通过对上千种中草药筛选和极为特殊的工艺处理，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专供毛泽东个人吸用的“特供2号雪茄烟”。当时，毛泽东常在颐年堂点上壹支特制的雪茄烟接见外宾和组织会议，所以“特供2号雪茄烟”取名为“颐年世纪”。
1971年11月底，“132小组”正式投入生产。生产雪茄烟的工具很简单，只有蒸锅、烘箱、桶、盆、筛子、切刀等。
原料采用四川省新都县独桥河公社红柳烟叶。这种烟叶的独特之处在于燃烧后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可感到丝丝凉意，且点着的烟长时间搁置也不会熄灭。为制作出精品雪茄，这些精品烟叶每年采摘后都要用红曲、醪糟、蜂蜜、茶水、白酒，喷洒在烟叶上发酵处理，然后打成捆，存放三年后再运往北京备用。原来独桥河公社红柳烟叶共50亩，后扩种到200亩，并且每年由县委每亩补助饼肥200斤。壹、二级红柳烟收获后，由县委财贸直接收购入库。壹级烟叶加工后发往北京，二级则由县财贸直接控制，以防北京的原料不足。
制作工序上，首先是选叶工序。先将所用的烟叶喷洒酒和清水，使之留香、除杂气。润湿的烟叶存放到第二天，然后再选叶。通常壹捆50斤的烟叶经过精挑细选后，能用上的也只有10斤左右。随后是蒸叶。将选好的烟叶加入四川特曲、桂皮酒泡上12个小时后上屉蒸，取出后再用四川毛尖茶浸泡半小时后捞出，待每张烟叶表面的水分晾干后，再加入内蒙的甘草流浸膏、越南的企鞭桂皮、四川的特曲酒存放12个小时以上。
雪茄烟分外皮烟叶和内皮烟叶。外皮烟叶要选择色泽好、没斑点、烟叶厚实肥大的。卷制前要将其铺平，削平烟梗，按壹定规格切出烟片；内皮烟叶则要用手将烟叶揉碎，过筛形成均匀的片状，然后加入甘草流浸膏、四川特曲酒装入桶内储存。
卷制工艺也非寻常。把外皮烟叶上下劈成对称的两张，用刷子刷湿铺平，分别放在两块木板上。用切好的烟片将烟丝包住，凭娴熟的技巧用手卷搓成棒状，放在展平的烟叶上，由两人分别向左右两个方向同时卷烟。卷制好的烟用中药白笈做粘合剂粘住，用剪刀将两头剪齐，整个卷制工序才完成。2号雪茄烟两头壹般粗，圆周40毫米，长度95毫米；13号雪茄烟的长度虽然也是95毫米，但壹头大，另壹端小。
卷好的烟并不能马上包装，还要放入晾烟房阴干，在烟支水分达到11℃时，才能包装。比起现在的卷烟包装，那时的“132”产品的包装，让人看了实在普通得有点寒酸。里面是壹层防潮纸，外面壹层就是普通的白纸。规格是10支壹包，10包壹条。小包上盖有卷制的编号，条包上盖有烟号、日期。
复杂的工艺令今人都为之却步。在那个年代，人们拼的就是觉悟和精神。开工仅壹周，第壹批540支2号特制雪茄烟试制成功，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为确保生产安全，“132小组”在组织上则实行军事化管理。用料严格按等级管理，细致到每壹捆烟能选皮多少；烟支的检验细致到每壹支的松紧是否适度，水分是否合乎标准值；包装则细致到每壹条都要清楚标注卷制人的编号和生产日期；产品验收后的实物管理更是谨慎，实行壹柜双锁，专人管理；壹年365天坚持领导值班制度，由危德纯、柏保英24小时轮流义务值班。卫生制度也是非常严格的。“132”的师傅们除了要定期進行体检外，進操作间要戴工作帽、洗手，工具专人专用，使用后必须及时清洗，摆放整齐。壹切严格按照生产食品的卫生要求進行。
“132”内部纪律十分严格。为了不暴露“132小组”的工作性质，师傅间都相互以姓氏称谓；给家人写信、打电话都闭口不谈“132”情况，做到守口如瓶；上班大家同时進门，下班同时走出车间。作息和学习制度也过硬，早上6点20分起床，冬天扫雪，夏天擦灰，晚上9点半睡觉。8小时工作制，上、下午各做壹次工间操。每天用90分钟学毛著、学《反杜林论》。每周壹次党员会，壹次民主生活会，用“老三篇”对照检查自己。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小组成员与周围的同学、好友都断绝了联系。甚而规定25岁以上才允许考虑个人问题，但必须经领导严格审查或由领导帮助解决。
1976年，毛泽东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就遵医嘱停止了吸烟。当时，中办和市委领导考虑到还有李先念、吴德、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领导仍在吸特制雪茄，所以决定“132小组”仍然保留，但供应烟的价格由原来的每条6元调到9元。直到1978年，手工卷烟才停止生产。1984年，经北京市委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4年12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消‘132小组’后壹些善后问题的安排意见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132小组”撤消。其后，房的前院移交北京市委；后院移交北京卷烟厂，后成为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第壹展销部，现今为北京市西城区烟草专卖局的办公地及所属有限公司卷烟专卖店。其后，由北京卷烟厂壹直承担著外事需要的“特供烟”生产任务。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卷烟厂与中南海警卫局商谈商标注册事宜，随着注册的成功，北京卷烟厂将当时为毛泽东主席提供的卷烟起名为“中南海”。
“132小组”人物介绍：危德纯（小组负责人之壹，来自中央警卫局，小组组建时只有32岁）、柏宝英（小组负责人之壹，来自市公安局）、刘宗贵（技术员，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现已退休）、黄炳福（技术员，1972年调回四川什邡卷烟厂）、姜跃秀（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吴建华（卷烟工，解散后调入烟草贸易中心，现在北京卷烟销售公司工会工作）、金桂敏（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现在西城烟草公司销售科工作）、孙绍文（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现在西城烟草专卖局做会计工作）、范国荣（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卷烟厂）、方秀芬（卷烟工，因病调回原单位——北京玩具四厂）、杨清生（卷烟工，1974年调回北京卷烟厂）、谷彩（炊事员，小组解散前已退休）、朱景林（锅炉工，解散后回原单位——北京玻璃厂）、任保萍（锅炉工，解散后回原单位——北京葡萄酒厂）。
第五节 中国“特供”制度取自苏联的经验
壹、苏联的等级工资制度
回顾中共历史，关于领导干部待遇问题的基本做法，壹直是在模仿和沿用苏联的做法和经验。
例如，早在延安时期，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发放经费，边区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中共中央管理局却依据苏联的经验，出台了新的津贴标准，進壹步根据职位重要的程度调整了党的各级干部的津贴待遇。（主要是强化等级差别。壹般研究者通常把这壹改变与任弼时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壹事相联系。查苏联的干部分配体制，20年代中期物资供应较为紧张时，确曾建立过以等级差别为基础的供给制度，党政高级领导人得以享受专门餐厅之类的服务。而党政干部分级别享受特别津贴，也是苏联的经验。）此外，中共内部出台的壹项干部保健实施办法的规定，也是仿照苏联的经验实施的。（注1）
其后，中共的分配制度从供给制度向工资制度转化，实际上也是沿用了苏联的做法。杨奎松的文章指出：正是基于苏联的经验，中共财经方面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把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他们并且相信，基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要打破在共产党人中流行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分配形式。“从平均的供给制到混合工资制，再進入全面工资制”，即“从绝对平均主义到相对平均主义，再逐渐过渡到按劳得酬”这种分配原则的发展逻辑，还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深深镌刻在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中了。
而苏联工资制度的特征就是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并对高级干部实施特殊化待遇。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者可达10600卢布，而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当时工人最高最低工资之差，甚至达到3113∶1（注2）。中共進入东北大部之后，迅速依照苏联模式开始推行工资制，并在激励進步的理由下，开始把苏联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也照搬过来。同时，由此造成的壹个吊诡的现象是，因为相信苏联的分配制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中共各级领导人在進入各大中城市之后，很快发现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的分配制度，必须扩大各个不同等级的级差系数，才能符合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合理的”分配标准。如1949年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在武汉地区所進行的关于旧工资制的调查材料中，就明确提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工资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工资率”，每级工资增加率仅在3%与113%之间，“实难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其福利津贴的分配，因为太过照顾下层职工，从而使得“各级间实际工资更为接近，平均主义更为严重”（注3）。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工资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壹，就是要破除国民党时代旧的薪给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反对和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突出强调“它是按劳取酬的最大敌人，生产中的障碍，应严格批判”。
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的“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注4），以及“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公职人员应当壹律实行低薪制度”（注5）的观点，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被继承下来。
二、苏联的“特供”制度
那么作为中国仿效对象（如上王实味文）的苏联等级制度（“特供”制度）又是何种情况呢？
早在斯大林在位时苏联就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壹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壹切地把自己变成壹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壹块面包与壹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壹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壹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在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壹书中写道：“在苏联，物质待遇从未基于平等原则。众所周知，早在革命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就有权享受供应各种高热量食品的饭店。……特权不限于食品、公寓别墅和各种廉价進口的奢侈品（其中有些后来流入黑市），还包括配司机的小车和医疗待遇，还可以免费乘坐专机，出访时还可以在‘出差补助’的名目下捞壹笔钱。戈尔巴乔夫出访时，夫人每天也有补助，尽管整个访问期间苏方保安机构和东道主都为总书记的需求作了精心安排。”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壹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妳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妳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妳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壹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壹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壹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壹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干部享受特权，在苏共执政期间是明目张胆的行为，所以举国上下争权夺势之风日趋泛滥，裙带关系异常发达，人们都拼命往官员门下投靠。仅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享有特权的阶层就约有70万人，加上其家族亲属，几乎占到全苏联总人口的1.5%左右（注6）。
苏共特权阶层的特权可以概括归纳为（注7）：
壹 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壹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二 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③ 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四 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伍 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⑥ 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第六节 后毛泽东时代的“特供”的特征
后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壹定程度上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分配模式，传统的依存于政治的威权体制、经济的计划经济分配体制的“特供”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传统的特供制度，即主要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制度，作为供给制度的遗留，主要是用以在商品供应短缺的形势下满足高级干部特需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商品供应短缺是特供制度的壹个存在条件，以特供的形式补充供应的不足。商品供应短缺下保障特需才能体现出高级干部的特权所在。而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起来，甚至从供给短缺逐步向需求不足转变。传统的被作为特供的产品，已经可以通过商品市场来满足，所谓特需就逐渐减少了，特供领域逐渐开始弱化，或取消。1980年代，胡耀邦主政中央党政工作期间，曾壹度提出“清除封建主义遗毒”，就包括了取消中央高层的特供制，阻力壹直很大。到了1990年，由于民怨沸腾，专门负责特供的东华门三十四号的特供商店才不得不关闭。由此，特供商店每到周末就车水马龙的景象消失。
其次，特供是特权待遇的壹种形式，只要特权现象仍然存在，特供就仍然存在。前面我们主要介绍了在食品供应领域的特供现象，实际上，特权待遇广泛存在于诸多领域，其他领域的专门针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在后毛泽东时代仍然残留。例如，针对领导干部的住房供应、领导用车的供应、以及针对领导干部医疗保健的特殊供应制度。2006年的壹次会议上，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的殷大奎表示，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 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家属又享有更加周到、细致、高级的医疗保健服务。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2000年在“两会”提案中以湖北的例子说，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干部每人每年600元，正厅以上干部每人每年8000元。而据监察部、审计署、卫生部于2003年的报告披露：地厅级干部年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65%以上（注8）。
第三，只要威权主义政府、国有经济、以及非市场化运行机制存在，作为非市场化供应形式的特供制度就不会消失。但后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化时代）特供的主体对象，则向更高级的核心群体收缩。即壹方面保留了传统上作为特供对象之壹的高级权力机关的特供，如面向人民大会堂的特供、面向中南海的特供，另壹方面，特供的个体对象，从广义的高级干部向狭义的高级干部——中央领导干部收缩。
第四，食品特供内容的转型。随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供应机能的完善，传统上市场无法满足的普通短缺商品，如配额制度下作为特需的肉类、食糖、副食品等，不再成为供应的对象。但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管理秩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供应的主要课题。特供商品的重点转向于侧重质量保障，也就是说转向特殊制作方面。
第五，特供制度的商业化倾向。主要体现在承担供应任务的机构的商业化以及供应招标体制的商业化趋向。本文后续部分将以人大特供为例，進行介绍。
第十节 邓小平后的“特供”
1、转型特征
实施市场经济供应机制以后，普通商品的“特供”逐渐淡出，但是，相应于市场规制的混乱局面，食品安全问题又突出出来，“人为污染”和“添加混乱”成为威胁食品安全的两大主要因素。食品的安全又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特定来源”和“特定制造”的食品供应成为“特供”的重心。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食品安全问题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和推动了特供的转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注1）和《第壹财经日报》的报道（注2）分别揭示了国家机关广建蔬菜特供基地的做法。“去年到西部某省开会。晚间在该机关自己的食堂吃饭。陪同的人说，我们的饭菜妳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大约半个月前，在中部某地，在县里机关吃饭，谈到西部某机关自己租地种菜的事，陪同的朋友说，这不奇怪，我们省里的机关也这么干啊”。
2、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
针对中央高级干部的特供，壹直是个忌讳的话题，有关内容只能从壹些文章的细枝末节中显露出来。如：2007年11月北京医院营养科主任、首长营养保健专家曾煦媛曾在报上说：“中央领导们吃的虽简单，但食品来源壹定要安全”。“中央领导吃的米、喝的水，都有特定产区供应。北京每到秋天九保桃盛产季，最好产区的九保桃壹定是送往中南海，以及退休领导家中”。（注3）又如，2008年6月的报道称：乳制品行业元老三元牛奶，为人民大会堂供应特品奶、为中南海提供特供奶品，并长期以来被指定为全国和北京市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特供品（注4）。而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在其文件“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中明确指出：“为加强特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确保中央首长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特制定本办法”（注5）。
近年比较轰动的消息是2008年8月18日关于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在山东济南举行“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的报道。关于该授牌仪式的消息，被登载在在该次授牌仪式上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称号的山东科尔公司的网站上。该消息引起震惊，后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负责人進行了辟谣，但是存在诸多疑点。
根据上述消息，在8月18日举行的授牌仪式上，山东科尔公司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称号，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在授牌仪式上進行讲话（注6）。根据祝咏兰授牌讲话，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有关情况：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其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其中，部级以上老干部2000多人，局级老干部6000多人，处级以上在京老干部共约130,000人）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该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下辖三个公司：北京国佑特供产品有限公司，经营国A特供产品；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是中国领先的优质零污染食品—有机食品的供应商和有机食品配送服务提供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兼任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国佑世昌保健食品有限公司，2008年4月成立，承担著“国A”特供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考察、甄选工作。
目前，被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涉及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例如，特供有机大米：原产地为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稻米生产基地，出产的“越光”有机大米；特供有机杏仁油：原产地为山西左权县太行山中段海拔1200米的生态自然地区，纯天然，无污染；特供国A鲍参酒：原产地为山东省；特供国A茅台酒：原产地为贵州茅台。
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及有机农业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对已经加入到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中的企业中心还定期地進行评估考核及相关的认证，帮助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对加入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之后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及对特供体系的承诺标准進行生产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目前，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基地均已经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甄选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当前最为安全的食品当属有机食品，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進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壹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在“营养性”方面，有机食品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天然营养成分，因此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含有更丰富的食物纤维、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为了保证特供产品的营养性，对每壹入选产品都有详实的数据纪录，这些数据则是通过国家食品检测中心和绿色食品检测中心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得来的。
为满足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健康需求，保健食品也被列为壹个新的特供品种。保健食品是介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特殊食品，在选择要求上更高于其它有机食品。在“安全性”方面要求产品组方理论科学、有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安全性论证，产品必须经过动物安全实验，并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工艺上要求先進、完善，原料及辅助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学成分，同时对原料供应商的产地证明及其相关质量认证材料進行审核，特别要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是通过国家GPM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企业。除了“安全性”，入选保健食品必须具有显著的功效性，在这壹点上要求入选产品必须通过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功能实验论证以及人体功能实验，要求有权威专家论证和综合评述。此外，在评审标准上，还要针对该产品的市场美誉度和满意度進行大量调研，最后由中心专家团综合各项数据给予评定。
为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质环认证中心两家权威部门承担，在全国范围内上千种保健食品中，经过壹番严格的调查和审核程序。从安全、功效、售后服务、外观造型、用户口碑、质量管理体系六大方面進行了充分的调研，复盖全面的调查项目，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该次授牌仪式上，“科尔益康胶囊”、“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获选。
3、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
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设立于2002年9月，归属于北京市农委特需农产品办公室管理，其级别相当于正处级。负责对供应的“特供”农产品质量实行全面监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壹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虽然该中心的具体运行情况无法了解，但是，根据网上流出的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于2004年7月5日颁布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注7），可知该中心的主要运行功能：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加强特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确保中央首长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具体包括：负责全市特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工作，对供应的特需农产品质量实行全面监控；组织有关部门对特需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進行监测；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专家组，指导并协助完成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检测和对特需农产品生产单位的选定、考核工作；负责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资料的归案工作。
特需农产品的条件是：种植类产品质量符合A级绿色食品标准(指产地的环境质量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生产过程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和生产操作规程要求，产品质量符合绿色食品标准)；养殖类产品质量符合无公害农产品标准(指产地的环境质量符合“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无公害食品标准)；同时鼓励特需农产品進行质量认证，并优先选择已取得GAP、HACCP认证的农产品。
特需农产品的选定程序：区县农委(局总公司)向市特需中心推荐，填写“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推荐表”，并提交有关材料；市特需中心与专家组对推荐材料進行审查，会同有关部门实地考察，确认产品合格后报请市农委批准，呈报中办警卫局审定。
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的内容包括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检测三个方面。其中，生产环境的监控的重点是产地的生态环境，具体分为：种植类产品产地生态环境优良，其大气、土壤、水质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391-2000)；养殖类产品产地生态环境良好，其空气环境、畜禽饮用水、水产品养殖的水质和底质等符合《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生产过程的监控重点是生产资料、生产操作规程、生产记录，具体分为：种植类产品：农药、肥料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整地播种、施肥、浇水、喷药及收获等生产环节严格遵守种植技术规程并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生产记录真实、完整；养殖类产品：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选种、饲养、疫病防治、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屠宰加工等生产环节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生产记录真实、完整；农产品的检测，则包含对供应的每批种植类产品進行快检，对畜、禽、鱼等养殖类产品注重活体抽检；不定期地对特需农产品進行定量检测，检测的重点是针对当前特需农产品安全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行全项检测和重点项目检测相结合的办法。对定量检测的重点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每年進行适当调整。
第十壹节 中国的“特供”机构
1、公安部食品保卫处与中南海特许供应站
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障党的高级领导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归属于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领导。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注1），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壹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進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北京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特供工作者先后荣获毛泽东接见。
2、北京市食品供应处与34号供应处（注2）
随着政权稳固，中国各项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北京做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要会议、重大国事活动等，急需壹个专门的机构为其提供安全高品质的食品保障。也就是说，原有公安部下辖的特供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特需”的需要，“特需”供应工作面临完善和充实的课题。
1955年11月3日，壹份“关于成立副食供应小组的报告”呈报到市政府领导，报告称：“……目前，北京市对中央首长、外国专家、驻京使馆、各大饭店、医院的副食品供应工作，在数量、质量、及时、安全、供应标准、价格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统筹特殊副食品的货源；制定供货计划和特供标准，统筹解决首都的外国专家、外宾、重大宴会、驻华使馆、各大饭店、特殊医院及国内高级首长的食品供应问题。”1955年12月，在彭真市长的亲自过问下，北京市成立了由市人大副秘书长李公侠、彭城等9人组成的特种供应领导小组（北京市食品供应处的前身）。特供任务由公安部移交于北京市委。
特种供应领导小组在明确特种供应范围的同时，强调供应的经营方针是：在保证食品绝对安全的原则下，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可暂不上缴利润，但必须保证食品质量，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市价。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進壹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壹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其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大国事活动如国宴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它被明确为壹项长期“政治任务”。这也是中国“特供”体系的肇始。
为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特种供应领导小组抓紧组建具体供应部门。在原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和北京饭店供应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并在其下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它构成了北京市食品特供的核心，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食品特供体系。直到北京二商局改制后成立北京市二商集团，34号供应部归属于二商集团下的北京市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团更成为北京特供的主要承接主体。
34号供应部，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所属的第壹个企业，因坐落于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故此取名为“34号供应部”。从1956年开始承担起中央首长、外宾及重要会议的食品供应任务。随着业务不断扩大，1973年开始，在原址基础上新建了建筑面积为6400平米的四层T型综合楼，该楼坐北朝南，地处繁华的东安门大街，1976年末，食品供应处机关和34号迁入新址。现在的34号供应部坐落于丰台区南三环西路85号。
另外，34号供应部在保证食品特供的同时，也逐步转向商业化经营。在其公司网站中写道：“近年来，面对市场经济大潮，“34号”在确保特需供应的同时，加强了对企业品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先后注册了“34号”的图形、数字和文字等商标，推出了自有品牌商品：玉醇酒、龙徽干红葡萄酒、故宫御膳房酒等。同时，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引入，现代化的食品检测中心的建立，各项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了企业的硬件水平和管理档次，为34号向现代化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34号供应部主要经营全国名优烟酒、糖茶、罐头、饮料、中西餐调料、禽蛋、肉类、水产海味、粮油制品及進口商品等l60O多个品种。”（注3）
3、北京市二商集团
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北京市二商局。1993年二商局進行改制而逐步形成现在的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据其网站介绍，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食品冷链物流、食品制造、肉类屠宰加工、现代分销与专业市场为主导产业，以食品科研、教育、信息技术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服务、物业管理为重要支撑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集团主要生产经营猪肉、牛羊肉及其制品，禽蛋制品，海鲜及制品，糖、酒、烟、茶，腐乳、酱油、食醋、调味品、糕点、水果、蔬菜、酱菜、豆制品、饮料、冷藏设备等20多个大类万余种商品。拥有“王致和”、“六必居”、“天源”、“月盛斋”、“金狮”、“龙门”、“桂馨斋”等壹批久负盛名的食品老字号以及“宫颐府”系列糕点、“白玉”系列豆制品、大红门系列肉制品等壹批颇具特色的知名品牌。其出资的下属企业包括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郊食品速冻厂、北京市蛋禽公司、北京三新冷藏储运公司、北京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金狮龙门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目前，以原34号供应部为主体，北京二商集团承担了北京70%的特供任务。特供服务包括两类：壹类对在京党政军机关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提供特需供应；另壹类是涉外供应服务，即对外国驻京使领馆提供日常特需供应服务。以前面所述的2009年全国“两会”为例，二商集团为“两会”共储备15大类1191个品种食品，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会议期间，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以实现“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网点配送零误差、信息传递全畅通”目标。
第十二节 “特供”制度分析——特权等级制度
通过以上对不同时期的特供制度的演变以及各自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特供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特权等级制度的本质：
1、特供制度本质是保障高级官员（特权阶层）的生活安全和生活质量
在产品短缺时代，壹方面是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对普通民众实行食品配额制度，实行低水平的供应，另壹方面，则对特定的拥有特权的阶层，按其特权等级来保障其特需，提供超过普通民众的配额，并供给普通民众所不能享受到的稀缺产品。
在食品安全危机时代，市场经济使得产品供给超过了产品需求，解决了产品短缺课题，但是市场规制的不健全，又另外滋生了以食品添加和食品人为污染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问题，壹方面是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无法保证，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另壹方面是特权阶层通过食品产品的特别制造和特别供给，免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危害。
2、特供制不过是垄断特权的物化表现形式，根源在于集权体制
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拿主意的和听话的，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壹定天下大乱。所以，即使马克思主义初始主张平等主义和反对等级压迫，但是这种政治文化背景，加之暴力夺取政权的特殊历史任务，都导致民主集中制走向政治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党的集权体制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制度。
与之相配套并被视之为理所应当的常态的是待遇的等级制度，也就是特权待遇。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谓特供制度不过是特权的物化形式而已。前南斯拉夫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密洛凡•德热拉斯在其经典著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壹书中认为，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建立了壹个由权势和恐怖控制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与社会中其它阶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拥有“特权”。密洛凡•德热拉斯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壹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壹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壹种职业。（见该书P41）”这个“新阶级”“有的是郊外的别墅，华厦美居，精巧的家具及其他的设备；最高级的官僚，这个阶级的精华，还有专用的居住区和特设的疗养院。某些地区的党书记和秘密警察首领不仅成为最高的权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车以及类似的特权。以下各级官僚则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种等差的特权。国家的预算、‘礼物’、为国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兴建或重建的建筑等，都是使政治官僚们受惠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见该书P51）”由此可见，具备“安全性”和“营养性”的有机食品特供制度，不过是特权阶层享有特权系列中的壹个单项目而已。它只是官僚阶层拥有特权的的冰山壹角。
壹个国家的公权力把主要精力与最优资源专于特供，百姓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任何壹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是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壹句空话。
3、特权与人民的对立面
马克思主义的壹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和反对特权。评价和考验壹个政党和政权的，并不是该政党或政权有何种理想和目标，而是该政权的执政实际或者说该政权的行政实践。马克思早就预知，无产阶级在胜利后将会遭遇到从被推翻的阶级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来的危险。而列宁也认为，壹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壹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不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条件下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在1960年代提出过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同吃、同住、同劳动”问题，当时的宣传是：只有与人民群众实行了“三同”，才会永远地不脱离群众，才能使得“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如“特供制度”所显示的那样，面对食品短缺、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特权阶层考虑的不是全体民众所面临的困境，而是如何通过特权及其物化形式——“特供制度”，在问题和危机面前独善其身，真正是做到了情为自己系、利为自己谋、权为自己用。这样的特权阶层，虽然满嘴“为人民服务”，但从来就没有与人民同甘共苦。其结果，“特供制度”将其受益者的立场完全放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方面去了，甚至他们本身实实在在地直接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壹座大山。
4、“特供”的非经济性
前面我们分析过，特供制度与专制制度下的進贡（“贡”“献”）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具有血缘关系。在专制制度下，進贡体现著专制制度的等级关系和秩序，大凡贡品,总是民脂民膏,然而却又和专制国家的苛捐杂税有所不同，它的“流程”是和专制官吏的金字塔结构相吻合的，它的去处并不是国家的国库，而是官吏的私囊。
今天的特供，除了与進贡壹样体现著等级关系以外，同样具有非经济性特性，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壹个弊病。从理论上讲，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市场的供求状况也对之发生很大影响，由是当商品短缺且求大于供的时候，缺本身就具有了壹种“价值”，这个价值也会叠加到商品所固有的价值中去，这就是近年从国外引進的“短缺经济学”中所谓的“短缺即价值”。而特供的受益者所取得的正是这种短缺的“价值”，但是受益者们并不因为这个短缺的价值多付壹分钱。特供中的供求关系远非是市场中的普通的供求关系，因为“特供”和“特求”的买与卖之间是壹种不等价的关系，是壹种有商业之形而无商业之实的非商业行为。
也就是说，在特供与特求的关系中，政治权力与短缺价值之间发生了置换。本该按市场规律進行交换的商品，在这里被当做孝敬掌控权力的阶层的贡品。以毛泽东的特供铅笔和主席瓷为例，如按市场规律计算，特殊進行专门制造的制笔企业和制瓷企业，完全可以因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的成本获得特殊的价格和利润，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权力构造和经济构造下，从事专门制造的企业并不能获得等价的回报，特供产品的供应和生产，存在巨大的非经济性。换句话说，特供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并不是在市场规律下运行的。受损的是企业，如果我们再联想到这些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也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的话，那么，这种不按市场规律运行的供应和生产，所慷的是国家之慨，是全民的慨，而获利的并不是国家，而是权力阶层，既包括享受特供的特权阶层，也包括因提供特供而表达了效忠和依附的下级权力阶层。
5、反思与展望
温家宝曾经指出，壹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曾经宣传的理念。可是，从上面关于特供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面对食品短缺和食品安全的课题时，特供制度背后的权力，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和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负责和献身，而是通过自己的特权在困难面前独善其身。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如美国，虽然没面临过计划经济下的食品短缺，却也面临过食品卫生安全的课题（注4）。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屠场》问世，以芝加哥肉联厂为例揭示了美国大工业化食品生产初期的食品安全问题。文中写道：“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進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时，罗斯福大叫壹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壹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小说问世后，美国国内肉类食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欧洲削减壹半从美国進口的肉制品，美国整个畜牧业陷入壹片恐慌，而书中暴露的美国肉品加工行业的种种内幕，在新生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引发了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应。
罗斯福看过此书后，专门约见了作者辛克莱，并责令美国农业部调查肉联厂的情况。调查的结论是“食品加工的状况令人作呕”。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建立了以化学家威利博士（Dr.Wiley）为首，共11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班子，形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ederal Drug and Food Administration,FDA）的雏形。食品安全生产的历史从此被改写。
也就是说，美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并不是首先想到通过自己的特殊供应和特殊制造来单单使自己得以规避危机，而是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下的规制通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使得所有民众普遍受惠。
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归根结底，首先是包括所有民众、包括总统在内的所谓官僚阶层，都被规制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之下，任何个人都没有超越于市场价值规律的特权。也就是说，在市场规律之下，民众和总统是平等的。即使总统也不可能从特定企业获得不符合价值规律的专门制造，更不能获得免费或者廉价供应的优质特供食品。除非他能够付出超越于普通商品价格的特定高额价格，否则没有人会真将优质特别产品以低于商品本身的价格与权力進行交换。
其次（同时），制度化的民主政治体制，也约束了权力的滥用。权力既不能完全违背市场规律，而对权力的交换，也未必能获得良好的回报。也就是说，完全化的市场体制和制度化的民主政体，杜绝了特供制度产生的条件和根源。
在中国，日益進化的市场化趋势以及民主化等普世价值的普及，为取消特供制度创造了条件，也促使了特供制度更加隐秘化。但是，只要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掌控和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存在，只要权力等级制度存续，只要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未完全确立，体现于特供方面的特权及其待遇就不会完全消亡。
因此，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完全取决于市场经济化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以民众为主体的民主化政治制度的确立。
第壹节 “特供”的含义与历史渊源
壹、“特供”概念
所谓“特供”（注1），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壹个是指针对上峰的特别供应制度，或针对上峰的特别供应行为，指的是特供制度或特供行为；另壹含义则指通过上述供应制度或供应行为而供应给上峰的产品，指的是产品本身。后者借用梁文道先生的话说就是“特别制造以供应上峰的产品简称”（注2）。
结合到中国的“特供”操作或“特供”实践，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特供”指的是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制造、专门供应的产品，及其供应体系和供应行为。
这里的“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壹要绝对安全（绝对安全、万无壹失）；第二要高质量、高水准；第三要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针对特供食品，“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進行，以求“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壹丝不茍、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壹失（注3）。
二、“特供”的历史渊源
“特供”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时期的“贡”或“献”制度。《尚书》中的“禹贡”（注4）有言：“任土作贡”。“禹贡•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之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贡是指“从下献上”，也就是下属对上级、地方对中央的進献，推而广之，也涉及到外国对中国的贡奉。贡的物品，壹般应限于“土地所生异物”。当然，有贡上，必有赐下。贡上和赐下的绵绵不绝，形成了下属与上级、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流，当然，其间也包含着情感、思想上的交流，以及政治上的有机连接（注5）。
据《史记》记载，贡献制度起源于夏代时期。《史记》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因治水成功而接替帝舜，“即天子位，南面而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大禹时期，“披九山，通九泽，浃九河，定九州”，同时，“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使“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即大禹统壹九州的结果，使恩泽所及之处，必然不时“来贡”（向帝都進献）。这种来贡，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愿性质，尤其是九州地带（冀州、衮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这里所说的“九牧之贡”，讲的是邦内之贡。从这壹时期开始，“贡”“献”制度形成严密的规格。
禹时九州的贡物，具有朴素的性质，大部分遵循了“贡其土地所生异物”的规矩。而这里所说的“异物”，相当于现今所言的地方土特产。比如青州，“海岱维青州”，处于海（渤海）岱（泰山）壹带，即今天山东的德州、济南壹带，濒临大海，因此所贡就多有大海的特色了，贡盐，贡“海物维错”，不只是鱼，维错者，各种海产也，可能包括鱼虾蚌蟹之属。又如扬州，“淮海维扬州”，处于淮（淮海）和海（黄海之间），已属南方地带了。这里的山林间多产竹子，于是就大量地贡竹箭（大小竹子），还贡走兽、皮毛（革）、飞禽的羽毛（羽），以及当时南方所特有的桔、柚等水果。这种真正以贡土物产为特色的贡献制度，与往后有些地方的用转手货進贡，是大相径庭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贡物开始注重于功利化，不论是贡者或被贡者，所向往的不再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异物”。
其后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历朝历代的专制制度都有规定，凡地方之名优特产，都要将最新最好的進贡朝廷，供皇族享用，这壹制度称为“贡赋”。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壹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所渲染的，就是地方向皇都长安進贡荔枝的“生动”壹幕。唐明皇想让杨贵妃能在“第壹时间”吃到这壹自汉代开始钦点为朝廷贡品的鲜荔枝，不惜动用战时驿道的快马传递，以致差官累死，驿马倒毙，杜甫对此叹曰：“百马死川谷，到今耆旧悲。”贡赋制度形成为壹种传统和惯例。
而在贡赋制度下，专门供给（進贡）于专制统治阶层享用的物资则被称之为“贡品”，即通常由全国各地选出同类物资之最上品，通过特殊的生产、采购、加工、运输渠道送抵首都，以保障品质，交由最高统治者支配。
可以说，无论是“特供”，还是“贡”、“献”，都建立于等级制度基础之上，既是为了体现上级与下级的等级关系，也是为了满足上级的享受和奢侈的现实需要。
第二节 1949年之前等级供给制和中国现行“特供”制度
中国真正的“特供”制度，是在建政以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早在延安时期就出现了“特供”制度的萌芽。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创造平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壹，更是其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规定和要求的。早期（中共的延安时期）其实施的分配制度是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
中共的供给制是在战争条件下形成的。打仗是促成供给制形成的壹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打仗，中共各级组织都必须经常保持壹种军事化的状态；也因为打仗，生活环境非常不稳定，物资供应更是经常会处于极度匮乏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作战部队的方式，通过统壹的后勤补给系统，以壹个大致平均的标准，为全体党政军民学脱产人员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料，是保证这壹庞大机器正常运转的壹种多少有些不得已的分配措施。正因为打仗决定壹切，因此，供给制的最初建立，首先就是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为首要目的，后方党政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生活需要都在其次（注6）。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壹律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党政工作人员也和部队壹起吃大锅饭（注7）。在抗战初期的延安地区，由于经济供应短缺，待遇方面的差距也壹度只是表现在前后方之间，而非表现在级别上。
但是，从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将供给制逐渐规范之始，就已经开始体现出不同级别之间的分配差别了。职位高和职位低的干部，伙食费和着装最初虽然仍旧基本壹致，在津贴上却已有所差别。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亦有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到1938年下半年，随着经济情况略有好转，享受高津贴人员的范围也在扩大。据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军委会主席、委员、师长，以及政府主席、委员和边区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包括政府直属各厅、处、院等机关首长和大学校长等，每月津贴壹律5元；旅长、专员、处长及各中学校长等4元；团长、县长、县议会议长及科长等3.5元；营长、区长、各小学校长等3元；连排长2.5元；班长、伙夫、马夫及通讯员等2元；学员、战士及勤务员等1.5元（注8）。
在津贴上的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强化起来。1941年中共中央管理局依据苏联的经验，出台了新的津贴标准，進壹步根据职位重要的程度调整了党的各级干部的津贴待遇。[苏联的干部分配体制，20年代中期物资供应较为紧张时，确曾建立过以等级差别为基础的供给制度，党政高级领导人得以享受专门餐厅之类的服务。而党政干部分级别享受特别津贴，也是苏联的经验（注9）。]根据新标准，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壹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之多。不仅如此，为了照顾各主要机关最高首长不十分规律的工作和生活，这时还开始实行了有区别的伙食待遇和着装标准（即所谓干部服），特别是有了大、小灶的规定。按照新规定，各级干部壹般仍吃大灶，边区壹级和军队每人每日壹律3角，分区及各县壹律2角，而各主要机关首长则可“吃小灶”；吃小灶者“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壹元”。换言之，这些主要机关首长此时伙食标准可以高出其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三四倍。
后来，边区政府财政厅又加设了壹个中灶待遇。此文件進壹步细划了待遇的级别界限，把原定较为含混的各主要机关首长吃小灶，改为凡区党委部长以上干部可设小灶，地委级则应设中灶。中灶标准为：凡有10年革命历史，现任边区级各部门局长、处长、科长级干部，或有同样历史曾任县的部长、科长5年以上，或从事革命专门事业（如文教、医务、机要、通讯等）8年以上且有相当贡献的各中学校长、大学系主任、教授与名医和高等技术人员，均可享受此等待遇。县级不设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标准。
除此之外，还根据苏联经验，在内部出台了壹项干部保健实施办法的规定。考虑到经济物资条件过于简陋，壹些干部积劳成疾，包括因长期征战或被捕入狱而身体严重受损，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根据苏联医务人员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干部保健委员会。规定凡参加工作两年以上，担任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县级以上，机关、学校科长级以上干部，经医生检查证明确实有病（包括各种慢性病，如结核、慢性胃病、贫血等）或身体衰弱者，均可享受定期发给每月2元至6元保健费的待遇（注10）。
可以说，从按级别不同而進行差别分配开始，供给制度与等级制度就杂合在壹起。换句话说，等级制在供给制度下已经萌芽了。同时，从变化的趋势来看，随着各地区经济条件的好转、分配标准的改变，等级差距首先逐渐拉开。
1948年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的华北人民政府，对各大区大、中、小灶的伙食标准有过壹个统计调查，其中华北和华东两区就非常明显地呈现“越是朝着和平建设的道路发展，则这种生活待遇的差别，就越会增加、扩大”的趋势。以每人每日肉的标准为例，该两区大灶每人每日肉仅3钱，中灶2两，高出大灶6倍有余，小灶6两，高出大灶20倍之多，而且华北区的小灶每日每人还有将近壹个鸡蛋的补助。相比较而言，西北区仍保持着原先的水准，大灶每人每日肉3.22钱，小灶1.59两，高出大灶仅5倍。即使是东北区，大小灶之间的差距也还保持着壹定的限度。其大灶每人每日肉2.66钱，小灶仅3.2两，高出12倍，且无鸡蛋补助之规定（注11）。
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几千年来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奉行集中制，同时，在战争环境下又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等级服从已经成为自然现象。即使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要求，等级现象、等级制度仍然逐渐确立起来。
王实味在其文章《野百合花》（1942年；王实味本人由于该文被杀害）中就当时延安时期的生活等级制度進行了评述。他指出，当时关于等级制度，“壹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壹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认为）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壹、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壹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而生活等级制度主要表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干部服小厨房”）。“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面汤，青年学生壹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壹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注12）
又据其他文章揭示，从上井冈山起就规定各级干部的供给，精细到明文规定各级干部点油灯的灯芯为几根，就是高层领导的夫人不在身边，也有文件规定为其寻找临时夫人的事。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陈云当年作“怎样做壹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报告，会上回答递上来的纸条说：“是的，每天吃壹只鸡，党中央的命令壹定要吃鸡，吃鸡也是壹种革命任务”。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屋内没生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注13）
这种等级制度与供给制度的结合，即实物的等级供给制度造就了早期的“特供”制度的萌芽。
第三节 毛泽东时代的“特供”
中国共产党时期的真正的“特供”制度则建立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时期的“特供”制度既是专制社会等级制度和皇权思想的结果，同时也是供应短缺的产物。
壹、毛泽东时代的等级制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其早期历史的壹个典型特征即是通过战争，或所谓枪杆子取得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历史开始从取得政权到治理国家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流行于军队中的等级分级制度扩展到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各个领域，军事级别之外产生了与军事级别相配套的严格的行政级别制度。
等级分级制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被進壹步强化，出现了新的如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司局级、县处级等的新的级别称呼。所有官员被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管干部。同级干部则有严格的排名顺序。谁属哪级管干部及排名先后并不单纯由职务决定，而是由本级党委向上级组织部门申请，经批准形成。同时，在行政机关之外的社会领域，也产生了配套的等级排序。如省级医院、局级公司、师级歌舞团等等。举凡工厂、矿山、学校、商店、公司、银行、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寺庙等壹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相应的等级。
而中共建政以后分配制度从供给制转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混合型分配制度（1949-1955年）、再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全面铺开（1955年）的过程中，供给制和工资制的配套参照过程则又强化了非军队领域的等级分级制度的普及和制度化。也就是说，在薪俸制（工资制）的铺开和普及过程中，非部队系统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的人员，全部参照原有供给制下的军队系级别進行定级，然后按照级别分配给相应级别的工资。参照1950年11月13日中国政务院下达的“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试行工资标准表”，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行政级别壹共被分为25个等级。1955年8月31日，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按照1955年8月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国家机关人员则被分为从国家正副主席到科员、办事员、勤杂人员等30个等级（注1）。
石巍的文章对这种等级制度的实质做了分析（注2），他指出：级别的不同不仅决定工资额的差别，也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等级结构中，人身的递進式依附是普遍而绝对的社会规则。社会各等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事实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谈恋爱首先要问对方的家庭成份。这种等级差别终生不变。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就可以享受该级别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等级身份甚至带到死后。等级制带有明显的世袭的特征。这种等级制长期实行的后果是广泛的身份划分合理化。中共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固有的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以国家力量严密封锁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而攫取了大众对等级观念的认同。面对大量的、无处不在的等级歧视，公众采取了默认和逆来顺受的态度。
二、等级待遇与严格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特供”制度，简单地说是壹种特殊的供应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基于上述社会等级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体现在实物供应方面的等级待遇。其原始或初生形态，即实施于战时状态的等级供给制度。如前所述，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壹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实物或相当于实物的保健费等。
但是，建政以后中国共产党走入城市，开始掌握政权。原有的简单的完全实物形式的供给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同时，该种完全实物形式的供给分配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浪费和非效率。由此，等级待遇由依据等级的差别性的实物供给制度，转变为依据等级的差别性的工资薪俸制度为主，以针对特定领导阶层的特定的实物供应（特供）为辅的内容形式。
其中，差别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对供给制度的取代，始于中共建政之初，并逐步铺开，最终完成于1955年左右。历史学家杨奎松对此進行了专门的研究（注3）：
1950年4月政务院出台了“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开始推行工资薪俸制度。根据该规定，将行政级别定为27级，并按不同行政级别规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规定，党政人员最高壹级的工资收入是最低壹级的28.33倍。而原有的供给制度则与工资制度并行，供给式的分配制度转变为供给和工资双轨制。受等级工资制度的影响，原来的供给制的标准也進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壹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壹倍。供给制下，从主席至勤杂人员，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拉开差距之后，最高壹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壹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政务院進壹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壹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壹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壹为25.88：1。值得壹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为次壹等，等等。
到1955年8月，中国最终取消了供给制标准，统壹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進壹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而且将工资等级進壹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壹级560元，最低壹级仅18元。以北京为例，最高等级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为31.11倍。而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达416倍。
与此严格的等级工资待遇形成对比的是，前国民党政府下的工资标准（1946年颁布的标准）为：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其文官总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壹级的收入仅为最低壹级收入的14.5倍。
三、供应短缺与“特供”制度
中共建政以后，针对高级干部的等级待遇，除了逐步制度化、严格化的等级工资薪俸制度以外，还包括传统的主要以特定的实物供给形式表现出来的享受和待遇。这里所谓“特定”，是指针对特定的人供应特定的实物物资。特定的实物供应制度，壹方面是原有的战时状态的实物供给制度的延续，另壹方面，也是对中共建政以后物质供应短缺状态应对的结果。
中共建政以后，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人的做法，制定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具体规定，并有严格的官本位体制式的等级划分。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特定实物——房屋待遇为例，上海市1956年工资改革时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注4）：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壹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可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除了房子为主要形式的特定的实物供应以外，最重要的特定的实物供应体现于针对高级干部的以紧俏和优质商品为中心的特殊物资供应方面。如前所述，早在延安时期，延安政府就仿照苏联的做法出台了针对高级干部特殊需要而進行的保健措施提供制度。同时实施体现于供给制度方面的大、中、小灶的待遇区分。这都是针对高级干部特殊需要的紧缺物资供应的体现。
中共建政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并没有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关于食品等实物的供给完全采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壹方面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关于资源配置制度的必然选择，另壹方面这也是短缺的商品供应状态的结果。在商品供应长期短缺的状况下，食品的供应，包括如粮食、豆油、肉类、糖类、鸡蛋、烟酒类等的供应，实施的是按照人口实施配额，再用现金進行购买的形式。也就是说，普通市民凭借作为配额的票证购买食品类商品。
但是，在大跃進、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十年文革的年代，无论是生产、还是商品流通都处于落后状态下，既然实施配额式的购买限制，显然所分配额完全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针对壹定等级以上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物资供应制度，即所谓的“特供”。在这种制度下，领导干部严格依据其等级，壹方面获得超出普通市民配额以上的配额供应，同时也享有普通民众所不能获得的紧俏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
因为涉及敏感领域，公开发表的可以作为研究依据的资料和文章并不多见。原北京二商局（专门负责北京“特供”的商品供应机关）的高智勇的回忆文章(注5)，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北京市民壹般供应与特殊供应進行了对比描述。关于对普通市民的供应情况，该文章表述道：
大跃進后期全国开始出现饥荒。北京食品全部靠外地调入，从1959年以后开始出现紧张状况。北京市民粮食供应上，首先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副食品也出现短缺。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壹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后又不断缩减。据官方统计：1961年全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壹。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壹。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壹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堿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则自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壹大批领导干部。显然，上述低水平的食品配额供应无法满足上述领导阶层的需要。专为满足领导干部“特需”的“特供”制度因此而产生。关于“特供”，高智勇的文章将其与普通市民的供应制度進行了对比描写：
当时负责“特供”的是北京第二商业局。为保障高级领导干部这壹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其提出的特供方针是：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壹失。其下管辖和设有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進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针对领导特需的特供的“特”体现于三个方面，即安全，高质量、高水准，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進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除享有“壹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逐级逊色。
其中，中央明确规定：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壹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长壹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壹条。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壹条。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壹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壹，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壹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2两半。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壹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另外，“特需”所享受的特供，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超过普通民众的配额量，也体现在所供应的商品的特殊性。前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2008年11月1日在凤凰卫视台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时说，1974年她以壹个纺织女工的身份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有关部门专门为她配备了壹名专职厨师孙师傅。有壹天，孙师傅告诉她，她现在每天吃的黄瓜是八毛钱壹斤。吴桂贤大惊，问为什么百姓到市场上买的黄瓜只要几分钱壹斤，而她吃的黄瓜要八毛钱壹斤，孙师傅说，这黄瓜是中南海的生产基地特供的，营养高，品味好，安全卫生（注1）。
又据秦全耀回忆说，坐落于王府井的东华门大街上的“三十四号供应部”（标牌），其实是“中央领导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的代称。“物资特供处”的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進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只不过是寻常之物。这里的国产“名优特”新产品也是应有尽有，餐饮部宴会需要的茅台酒、五粮液都从这里采购。这里的黄花鱼，壹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钱壹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只供给行政八级以上干部，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干部。像低壹些的司局级干部往往要通过领导代买。在最困难的6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食物补贴，按级别供应数量不等的肉、蛋、糖、豆。北京东华门三十四号还设有壹个专向高干供应烟酒糕点糖果副食的特供点。当时北京百货大楼对老百姓开放的只是壹至三层，高高在上的四层也是个十分神秘的“特供处”（注2）。
虽然国内关于特供的专题文章很少，而政府方面也壹直否认特供制度的存在，但是其他题材的文章也可以从侧面佐证特供制度的实施情况。李南央的“童年琐忆——省委大院”中记载了三年困难时期壹个省委书记的特供情况（注3）：那是我三年级的寒假，妈妈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伯伯家。何伟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有解放军在大门外站岗。后院是宿舍区，门口还是有解放军站岗。不要说外人進不来，就是我这个住在里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随便出入，出去再進来就成大问题了。跟何伟伯伯的住处相比，我们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壹人住了壹间，这太让我满意了。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壹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大极了，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好几个火眼儿，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对我来说，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有壹种鱼，下边铺着壹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壹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著，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鱼。早上每人壹杯牛奶，配壹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壹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还几乎天天晚上跟马宁姐姐壹起去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得很，没有几个观众，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们是没有闲情逸致看戏的。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伟伯伯他们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春节的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几个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
第四节 面向毛泽东的“特供”是皇帝“特供”的延续
壹、针对最高层的“特供”——特别制造
如果说针对壹般高级干部的“特供”，尚侧重于“特供”的“特别供应”方面，也就是说侧重在超过普通民众的供给数量方面，那么针对毛泽东的“特供”，就不再局限于数量标准方面了。该“特供”更加侧重于“特别制造”方面，也就是“特供”的商品不仅仅与普通民众所享有的商品在数量上有区别，在质量上制造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
有报道称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和长沙，专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历代皇家宫廷饮水“玉泉”是最高层的饮用水，也是玉泉山农场专为其生产大米的灌溉用水。毛泽东最爱喝的茶是龙井，产在壹座特别的小山顶上，他爱抽的雪茄，也是从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抽调专门人才来京城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的雪茄。毛泽东喜欢游泳，進北京城第壹个在玉泉山修建游泳池，事后毛批评其夫人并说建造费五亿元（旧币）由其个人承担。中南海内著名的室内游泳池，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保持温度的，其耗资非常巨大。他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时，凤凰卫视台曾做了壹个系列节目《说不尽的毛泽东》，节目中许多毛泽东生前的卫士、秘书、厨师回忆中南海生活，其中为毛泽东和江青服务了16年的厨师程汝明说：毛泽东不仅抽的烟是特制特供，而且吃的大米、鱼肉鸡鸭和蔬菜，都是特供。中南海的干部所吃食品，全是专门的生产基地特供。
二、特制火柴和铅笔
毛泽东使用的火柴是北京火柴厂的“红梅”牌（注4）。据说他在使用这种火柴时是很节俭的。但是众所周知，如果为他壹人生产壹种火柴，他使用是否节俭没任何现实意义。
据毛的原机要秘书罗光禄回忆，1954年起，中国不再進口德国铅笔，上海铅笔壹厂接到来自北京的特别任务，要他们仿照德国“施德楼”生产专供中央领导使用的铅笔，有3B、6B，也有7B、8B的。毛泽东爱用7B、8B的，这种笔芯黑而软，笔芯做得粗，最适合写大字。厂里每壹回生产壹万支左右，可以用几年。用完了，北京又来人定制（注5）。
三、主席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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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以前，毛泽东专用瓷（简称主席瓷）烧制于湖南醴陵。1958年4月11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要为中央首长试制壹批茶杯。醴陵陶瓷研究所试制六种造型，四次送长沙鉴定。6月20日，长沙来电话说毛泽东对醴陵试制的茶杯很满意，这时才知道是专门为毛泽东制作茶杯。最后共作40个。从此，毛泽东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制生产的胜利杯。
文革期间的1971年，醴陵艺术瓷厂又烧制“主席瓷”1210件，包括大小碗和盘类。这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接待处专门为毛泽东特制的双面梅花餐具十分精美，无论图案还是瓷质、烧制工艺，都可称上乘之作。毛泽东见到这壹批瓷器时高兴异常。千余件的釉下双面五彩精品瓷，除派专人护送到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住处专供主席使用外，壹部分送韶山滴水洞主席住所，另留下壹小部分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待毛泽东回故乡湖南时使用。
1974年，毛泽东回湖南。湖南省委又布置醴陵群力瓷厂研制、生产了40个薄胎碗。毛泽东82岁生日时在长沙省委接待处与周总理壹起用餐时就是使用的这种薄胎双面彩饭碗。
为烧制“主席瓷”，当地对窑進行改進，称为“醴陵窑”。为确保主席身体健康，所有“主席瓷”要在1360度高温三次入窑烧制。在艺术上，“主席瓷”被誉为“20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国之瑰宝”，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无法估量。
1974年后，醴陵再也没生产过“主席瓷”了，因为特制主席专用瓷是只追求品质标准和完美，不计成本的，无法维持下去了。烧出的多余的瓷器统统按指示砸碎，目的是保持独占性（注6）。
继醴陵的“主席瓷”后的是景德镇的“主席瓷”。1974年，江西、山东、湖南等省的五大名窑接到中央指示，要为毛泽东设计、制造壹套生活用瓷，要求它超越前代，代表当代中国最高制瓷水平。于是各地都以最高速度拿出设计方案和样品。经选定，景德镇的设计和样品壹举夺魁。方案后又接受了专家的建议，進行了修改，确定了梅花图案。此方案经中央有关方面审阅，报毛泽东批准，于1975年由中央正式下达了生产文件，代号7501工程。
1975年底，景德镇烧出千余件“7501主席瓷”。此瓷“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工艺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从中精选两套，每套138件，派专人送往中南海。余下产品，领导指示全部就地销毁，不得保留（注7）。
四、专门电视节目
1974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突发奇想，要为他壹个人发射电视节目。北京电视台（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组织了壹班人，由电视台副台长、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王枫带队去长沙，现场演出节目，由湖南电视台播发。由于内容都是移植样板戏的地方剧种，没有引起收看群众的怀疑。但有壹次，应毛泽东临时的电话要求，壹个戏连播两遍，就有观众提出意见。
到了1974年底，毛泽东不再满足于收看移植的样板戏，继而提出要看传统剧目。这都是禁演了近十年的“四旧”，不能再使用原频道和群众壹起收看，于是，由北京派专家，又开辟了新的第五频道，于1975年元旦这天，播送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传统戏。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这个演出班子“群情激奋”，很受鼓舞。但问题又来了：也有群众收到了这些节目，打电话问怎么回事。答曰可能是收到了香港的电视节目。群众说不可能，明明听到了湖南电视台某播音员的声音。
只好另辟蹊径，在离毛泽东住处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找到壹个场所，在此摄制节目，通过电缆传播。这段时间，毛泽东精神很好，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有的戏甚至要连看四遍（就是说演员连演四遍）。有壹天夜里壹两点钟，演员们被从睡梦里叫醒，马上要求演出播放节目。
从回忆录来看，当时已掌握录制电视节目的技术，但实际播送的都是现场演出。其原因，第壹可能是追求效果，第二可能是现场点播，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唱什么戏。这样的安排自然不管演职员的辛苦。当然演职员们并不感到辛苦。他们受宠若惊，而且不管多辛苦，总比挨批挨斗强得多，何况物质待遇肯定不错。
这壹活动壹直继续到1976年，但后来可能是录制了。其内容越来越广，“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壹位花鼓戏演员，是毛泽东指定，从壹个工厂车间找到的（注8）。
五、滴水洞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的壹封信中写道：“自从6月15日离开杭州以后，在西方的壹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这个“山洞”就是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其实当地并没有洞，滴水洞就是壹个地名，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去的壹个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第壹次回到阔别23年的故乡韶山，对陪同他壹块去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想在滴水洞修几间“茅屋”，“妳们省委研究壹下也可以嘛！”于是，湖南省委开始修建滴水洞工程。在60年代初，滴水洞壹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0三”工程，对外绝对保密。
滴水洞工程的原始设计规模宏伟，除为毛泽东建别墅外，还要沿狭谷建壹片楼房，包括大礼堂、宾馆，在牛形山山顶修壹个直升飞机场，并从湘潭到邵阳的铁路干线上引壹条支线，让火车直开滴水洞。但当时国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只能因陋就简，修建了壹、二、三号主体工程。壹号楼系毛泽东专用房，为平房，仿造的是毛泽东中南海的住房式样，供毛泽东及中央首长使用；二号楼共有24间，为陪同的中央负责人休息处，与壹号楼紧相联；三号楼距壹、二号楼有百余米，为卫士及其他人员住所。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动工，主体工程壹、二、三号楼，以及从毛泽东故居延伸至滴水洞的公路，于1962年竣工，主体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1970年又增修了防震室和防空洞。
特别值得壹提的是防空洞，开工于1970年。当时正是中苏边界争端最紧张的时刻，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原子弹袭击，专门抽调了“欧阳海连”来建设这座防空洞。这是壹个具有防震、防毒、防核爆炸等多种功能、通入山中的隧洞，长约100米，内装8扇铁门，1至6层为厚重的防震门，壹个人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动，最后两层为铝合金封皮门，并带有气孔。
毛泽东实际上只在滴水洞住了11天（1966年6月17-28日）。改革开放以后，滴水洞作为旅游项目对游人开放，后来因为“影响不好”又关闭了。
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在毛泽东指示在韶山滴水洞建行宫之后，各地纷纷仿效。当时正是大饥荒时期，饿殍遍地，各省花费巨资，为毛大建行宫，号称“壹号楼”或“壹号别墅”。
六、广州南湖别墅
毛泽东在广州原有两处住处：珠江南岸的小岛招待所和白云山上的壹处房子。1971年1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毛拟于当年年底去广州过冬，原来住房长年无人居住，恐不适用,希望按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选址新建。恰逢江青于3月来广州，居住在小岛招待所，因嫌环境不好，很生气,只住壹天就走了。这更坚定了当地领导为毛泽东修建新居的决心（注1）。
经反复论证、选址、到外地取经，决定了工程设计初步方案，于4月份向中央办公厅汇报。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又加码要求在毛的住所附近另为周恩来、江青、康生各修壹所房子且要求全在年内完工。
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最后决定将房屋修建在广州的磨刀坑水库旁，此水库后改名为南湖。毛泽东住所的设计图纸由汪东兴审查，周恩来住所的图纸则交邓颖超和周恩来办公室。
因为工期短，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而且边施工边找钱找材料。施工壹半的时候，又受到“九壹三”事件的冲击，很多人怀疑这项没任何中央文件批示也没列入国家建设计划的项目是林彪的私货。毛泽东当年也没来广州过冬。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都承认他们知道这项工程，和林彪无关。
整个工程于1972年6月底完工。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米，尚不包括工作人员用房及附属设施。规模大约是滴水洞的10倍，总经费支出约4000万元，但鉴于很多材料是按内部价格或无偿调拨，这个数字只是个零头。主要建筑力量是步兵、工程兵等共1万2千人和部队的工程机械，再加上几千民工。
因为经费要地方自己筹集，迫使他们到处化缘。总后勤部批了壹千万元，沈阳军区无偿援助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此外工程兵也予以援助。当然广东省和广州军区自己承担了相当大的比例。考虑到主要是部队施工，可以说，主要经费来源于军费。
七、毛泽东的“特供烟”制作
涉及到毛泽东“特供”的文章不是很多，大多是从其他角度只言词组的描写。唯有关于毛泽东“特供烟”的文章，完整地表述了中国针对最高层進行特供的体制和流程。
毛泽东壹生嗜好香烟，在他留给世人的诸多影视、图片、文字资料中，手夹香烟成了他的公众形象，为国人所熟悉，也为外国人所了解。但是，毛泽东所抽的香烟产自何处，其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什邡特制烟 （注2）
据有关文章记述，毛泽东壹生中主要吸的是“纸烟”。战争年代的纸烟来源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進贡”（战利品）。新中国成立后，香烟来源稳定，同时毛泽东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常以香烟来作为神经缓冲剂，常常壹边工作壹边吸烟，休息时也点上壹支烟，壹边吸壹边思考问题。毛泽东最喜欢抽的是“熊猫”牌香烟。1960年代，李先念向毛泽东推荐了什邡烟厂专门为中央领导生产的13号特供雪茄烟，获得好的评价。有关部门决定与烟厂合作，专门为毛泽东生产壹种掺有中草药的雪茄烟，去掉壹部分香烟中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让他既过烟瘾又尽可能轻地损害身体。因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吸由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香烟。
什邡卷烟厂创办于1918年。以质地优良的什邡烟叶为原料制成的什邡雪茄，被誉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壹。由什邡卷烟厂给中央生产特供烟，是由贺龙元帅提议，经中央办公厅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以后决定下来的。于是，什邡卷烟厂接到上级通知，开始为毛泽东制作“特供雪茄”。
生产“特供烟”是壹个新课题，为确保落实好这项政治任务，什邡卷烟厂专门成立了“特供烟卷制组”。经过技术攻关，壹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比较淡、有食指那么粗的中号雪茄，而贺龙吸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不久，厂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长选定的1、2、13、33号進行生产。
为毛泽东特制雪茄烟，对制作技术的要求特别严格：首先在选料上，“特供”严于“出口”。要选上好的烟叶，先進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此环节中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1包，装進烟盒。“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单人日产仅为20至30支。包装用白盒，编号封条，由专人送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壹月壹次。
“特供烟组”的工人壹天做多少支，上级过问不严，但如果壹旦发生质量问题，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有壹次，几支燃不着的烟被国家卫生部封条盖章退回来，按照烟上的编号，很快查出是谁做的，并立即将其撤出特供烟组。另壹次，国务院开会，中央领导人正抽著，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了壹个洞。电话立即打到成都军区，军区派员到厂查访，检验的结果是烟芯太细和外皮筋未铲平。厂里针对这两点改進工艺，此后，类似情况再未发生。
在安全保卫方面，厂里专门安排了两个房间，成立了生产小组。这两个房间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進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壹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壹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放假的时候，门窗还要贴上封条。
“132”雪茄烟
1971年“九壹三”事件后，送京的“特供烟”停止使用。为了确保毛泽东吸食雪茄烟的安全，中央警卫局派孟進鸿亲自去四川什邡卷烟厂了解、监督手工卷制卷烟的全过程。同时，北京卷烟厂的孙忠兴（军代表）也带了两名工人于1971年10月底同赴四川什邡卷烟厂，准备在短期内学习有关卷制“特供烟”的技术。但实地学习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央办公厅决定将“特供烟卷制组”迁往北京。经过严格政审，征得本人同意，什邡烟厂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技术高超的骨干。
1971年11月初，市委领导为“特制”卷烟厂亲自选址。从安全、保密、方便的角度出发，选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80号。整个院落按照什邡烟厂卷制雪茄烟的厂房设计要求進行施工。作为生产区的里院，房上装有铁丝网，室内按手工卷烟要求，分为卷烟、晾烟、蒸烟三个套间；外院是宿舍、食堂等生活区。平时，这里大门紧闭，附近的居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何处所在。
1971年11月23日上午，北京市委专门召开市委办公厅、市经委、市财贸、市房管部门、市壹轻局、市公安局联席会议。北京卷烟厂党委书记米兴巽、孙忠兴（军代表）和来自中央警卫局的危德纯、市公安局的柏保英也特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市房管部门关于南长街8O号的筹备情况；随后，听取了北京卷烟厂关于生产人员的介绍。人员组成除了从四川调来的三位师傅外，还有曾去四川学习过的两位学徒工及壹名1938年入党的老炊事员谷彩和两名锅炉工任保平、朱景林。
鉴于什邡卷烟厂过去供应给部分领导的是13号烟，而特供给毛泽东的是2号烟的历史，决定特供烟厂起名“132”。因人员不多，即不能称厂，也不能叫车间，所以参加会议的人员壹致认为，称“132小组’比较适合。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这个小组今后的管理工作。会上特别介绍了危德纯和柏宝英的有关情况，决定由他们和从什邡调来的黄炳福成立党支部，共同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中要做到“三保”，即保质、保量、保安全。
下午由孙忠兴、危德纯主持召开了“132小组”成立以来的第壹次全体会议。明确了“132小组”是北京卷烟厂领导下独立工作的单位，小组的壹切工作由危德纯请示后作出安排。
四川师傅到北京后，根据毛泽东的吸食习惯和身体状况，在13号雪茄烟的基础上，通过对上千种中草药筛选和极为特殊的工艺处理，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专供毛泽东个人吸用的“特供2号雪茄烟”。当时，毛泽东常在颐年堂点上壹支特制的雪茄烟接见外宾和组织会议，所以“特供2号雪茄烟”取名为“颐年世纪”。
1971年11月底，“132小组”正式投入生产。生产雪茄烟的工具很简单，只有蒸锅、烘箱、桶、盆、筛子、切刀等。
原料采用四川省新都县独桥河公社红柳烟叶。这种烟叶的独特之处在于燃烧后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可感到丝丝凉意，且点着的烟长时间搁置也不会熄灭。为制作出精品雪茄，这些精品烟叶每年采摘后都要用红曲、醪糟、蜂蜜、茶水、白酒，喷洒在烟叶上发酵处理，然后打成捆，存放三年后再运往北京备用。原来独桥河公社红柳烟叶共50亩，后扩种到200亩，并且每年由县委每亩补助饼肥200斤。壹、二级红柳烟收获后，由县委财贸直接收购入库。壹级烟叶加工后发往北京，二级则由县财贸直接控制，以防北京的原料不足。
制作工序上，首先是选叶工序。先将所用的烟叶喷洒酒和清水，使之留香、除杂气。润湿的烟叶存放到第二天，然后再选叶。通常壹捆50斤的烟叶经过精挑细选后，能用上的也只有10斤左右。随后是蒸叶。将选好的烟叶加入四川特曲、桂皮酒泡上12个小时后上屉蒸，取出后再用四川毛尖茶浸泡半小时后捞出，待每张烟叶表面的水分晾干后，再加入内蒙的甘草流浸膏、越南的企鞭桂皮、四川的特曲酒存放12个小时以上。
雪茄烟分外皮烟叶和内皮烟叶。外皮烟叶要选择色泽好、没斑点、烟叶厚实肥大的。卷制前要将其铺平，削平烟梗，按壹定规格切出烟片；内皮烟叶则要用手将烟叶揉碎，过筛形成均匀的片状，然后加入甘草流浸膏、四川特曲酒装入桶内储存。
卷制工艺也非寻常。把外皮烟叶上下劈成对称的两张，用刷子刷湿铺平，分别放在两块木板上。用切好的烟片将烟丝包住，凭娴熟的技巧用手卷搓成棒状，放在展平的烟叶上，由两人分别向左右两个方向同时卷烟。卷制好的烟用中药白笈做粘合剂粘住，用剪刀将两头剪齐，整个卷制工序才完成。2号雪茄烟两头壹般粗，圆周40毫米，长度95毫米；13号雪茄烟的长度虽然也是95毫米，但壹头大，另壹端小。
卷好的烟并不能马上包装，还要放入晾烟房阴干，在烟支水分达到11℃时，才能包装。比起现在的卷烟包装，那时的“132”产品的包装，让人看了实在普通得有点寒酸。里面是壹层防潮纸，外面壹层就是普通的白纸。规格是10支壹包，10包壹条。小包上盖有卷制的编号，条包上盖有烟号、日期。
复杂的工艺令今人都为之却步。在那个年代，人们拼的就是觉悟和精神。开工仅壹周，第壹批540支2号特制雪茄烟试制成功，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为确保生产安全，“132小组”在组织上则实行军事化管理。用料严格按等级管理，细致到每壹捆烟能选皮多少；烟支的检验细致到每壹支的松紧是否适度，水分是否合乎标准值；包装则细致到每壹条都要清楚标注卷制人的编号和生产日期；产品验收后的实物管理更是谨慎，实行壹柜双锁，专人管理；壹年365天坚持领导值班制度，由危德纯、柏保英24小时轮流义务值班。卫生制度也是非常严格的。“132”的师傅们除了要定期進行体检外，進操作间要戴工作帽、洗手，工具专人专用，使用后必须及时清洗，摆放整齐。壹切严格按照生产食品的卫生要求進行。
“132”内部纪律十分严格。为了不暴露“132小组”的工作性质，师傅间都相互以姓氏称谓；给家人写信、打电话都闭口不谈“132”情况，做到守口如瓶；上班大家同时進门，下班同时走出车间。作息和学习制度也过硬，早上6点20分起床，冬天扫雪，夏天擦灰，晚上9点半睡觉。8小时工作制，上、下午各做壹次工间操。每天用90分钟学毛著、学《反杜林论》。每周壹次党员会，壹次民主生活会，用“老三篇”对照检查自己。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小组成员与周围的同学、好友都断绝了联系。甚而规定25岁以上才允许考虑个人问题，但必须经领导严格审查或由领导帮助解决。
1976年，毛泽东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就遵医嘱停止了吸烟。当时，中办和市委领导考虑到还有李先念、吴德、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领导仍在吸特制雪茄，所以决定“132小组”仍然保留，但供应烟的价格由原来的每条6元调到9元。直到1978年，手工卷烟才停止生产。1984年，经北京市委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4年12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消‘132小组’后壹些善后问题的安排意见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132小组”撤消。其后，房的前院移交北京市委；后院移交北京卷烟厂，后成为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第壹展销部，现今为北京市西城区烟草专卖局的办公地及所属有限公司卷烟专卖店。其后，由北京卷烟厂壹直承担著外事需要的“特供烟”生产任务。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卷烟厂与中南海警卫局商谈商标注册事宜，随着注册的成功，北京卷烟厂将当时为毛泽东主席提供的卷烟起名为“中南海”。
“132小组”人物介绍：危德纯（小组负责人之壹，来自中央警卫局，小组组建时只有32岁）、柏宝英（小组负责人之壹，来自市公安局）、刘宗贵（技术员，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现已退休）、黄炳福（技术员，1972年调回四川什邡卷烟厂）、姜跃秀（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吴建华（卷烟工，解散后调入烟草贸易中心，现在北京卷烟销售公司工会工作）、金桂敏（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现在西城烟草公司销售科工作）、孙绍文（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现在西城烟草专卖局做会计工作）、范国荣（卷烟工，解散后调入北京卷烟厂）、方秀芬（卷烟工，因病调回原单位——北京玩具四厂）、杨清生（卷烟工，1974年调回北京卷烟厂）、谷彩（炊事员，小组解散前已退休）、朱景林（锅炉工，解散后回原单位——北京玻璃厂）、任保萍（锅炉工，解散后回原单位——北京葡萄酒厂）。
第五节 中国“特供”制度取自苏联的经验
壹、苏联的等级工资制度
回顾中共历史，关于领导干部待遇问题的基本做法，壹直是在模仿和沿用苏联的做法和经验。
例如，早在延安时期，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发放经费，边区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中共中央管理局却依据苏联的经验，出台了新的津贴标准，進壹步根据职位重要的程度调整了党的各级干部的津贴待遇。（主要是强化等级差别。壹般研究者通常把这壹改变与任弼时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壹事相联系。查苏联的干部分配体制，20年代中期物资供应较为紧张时，确曾建立过以等级差别为基础的供给制度，党政高级领导人得以享受专门餐厅之类的服务。而党政干部分级别享受特别津贴，也是苏联的经验。）此外，中共内部出台的壹项干部保健实施办法的规定，也是仿照苏联的经验实施的。（注1）
其后，中共的分配制度从供给制度向工资制度转化，实际上也是沿用了苏联的做法。杨奎松的文章指出：正是基于苏联的经验，中共财经方面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把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他们并且相信，基于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要打破在共产党人中流行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分配形式。“从平均的供给制到混合工资制，再進入全面工资制”，即“从绝对平均主义到相对平均主义，再逐渐过渡到按劳得酬”这种分配原则的发展逻辑，还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深深镌刻在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中了。
而苏联工资制度的特征就是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并对高级干部实施特殊化待遇。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者可达10600卢布，而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当时工人最高最低工资之差，甚至达到3113∶1（注2）。中共進入东北大部之后，迅速依照苏联模式开始推行工资制，并在激励進步的理由下，开始把苏联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也照搬过来。同时，由此造成的壹个吊诡的现象是，因为相信苏联的分配制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中共各级领导人在進入各大中城市之后，很快发现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的分配制度，必须扩大各个不同等级的级差系数，才能符合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合理的”分配标准。如1949年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在武汉地区所進行的关于旧工资制的调查材料中，就明确提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工资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工资率”，每级工资增加率仅在3%与113%之间，“实难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其福利津贴的分配，因为太过照顾下层职工，从而使得“各级间实际工资更为接近，平均主义更为严重”（注3）。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工资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壹，就是要破除国民党时代旧的薪给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反对和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突出强调“它是按劳取酬的最大敌人，生产中的障碍，应严格批判”。
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的“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注4），以及“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公职人员应当壹律实行低薪制度”（注5）的观点，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被继承下来。
二、苏联的“特供”制度
那么作为中国仿效对象（如上王实味文）的苏联等级制度（“特供”制度）又是何种情况呢？
早在斯大林在位时苏联就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壹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壹切地把自己变成壹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壹块面包与壹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壹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壹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在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壹书中写道：“在苏联，物质待遇从未基于平等原则。众所周知，早在革命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就有权享受供应各种高热量食品的饭店。……特权不限于食品、公寓别墅和各种廉价進口的奢侈品（其中有些后来流入黑市），还包括配司机的小车和医疗待遇，还可以免费乘坐专机，出访时还可以在‘出差补助’的名目下捞壹笔钱。戈尔巴乔夫出访时，夫人每天也有补助，尽管整个访问期间苏方保安机构和东道主都为总书记的需求作了精心安排。”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壹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妳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妳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妳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壹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壹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壹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壹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干部享受特权，在苏共执政期间是明目张胆的行为，所以举国上下争权夺势之风日趋泛滥，裙带关系异常发达，人们都拼命往官员门下投靠。仅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享有特权的阶层就约有70万人，加上其家族亲属，几乎占到全苏联总人口的1.5%左右（注6）。
苏共特权阶层的特权可以概括归纳为（注7）：
壹 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壹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二 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③ 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四 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伍 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⑥ 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第六节 后毛泽东时代的“特供”的特征
后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壹定程度上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分配模式，传统的依存于政治的威权体制、经济的计划经济分配体制的“特供”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传统的特供制度，即主要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制度，作为供给制度的遗留，主要是用以在商品供应短缺的形势下满足高级干部特需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商品供应短缺是特供制度的壹个存在条件，以特供的形式补充供应的不足。商品供应短缺下保障特需才能体现出高级干部的特权所在。而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起来，甚至从供给短缺逐步向需求不足转变。传统的被作为特供的产品，已经可以通过商品市场来满足，所谓特需就逐渐减少了，特供领域逐渐开始弱化，或取消。1980年代，胡耀邦主政中央党政工作期间，曾壹度提出“清除封建主义遗毒”，就包括了取消中央高层的特供制，阻力壹直很大。到了1990年，由于民怨沸腾，专门负责特供的东华门三十四号的特供商店才不得不关闭。由此，特供商店每到周末就车水马龙的景象消失。
其次，特供是特权待遇的壹种形式，只要特权现象仍然存在，特供就仍然存在。前面我们主要介绍了在食品供应领域的特供现象，实际上，特权待遇广泛存在于诸多领域，其他领域的专门针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在后毛泽东时代仍然残留。例如，针对领导干部的住房供应、领导用车的供应、以及针对领导干部医疗保健的特殊供应制度。2006年的壹次会议上，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的殷大奎表示，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 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家属又享有更加周到、细致、高级的医疗保健服务。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2000年在“两会”提案中以湖北的例子说，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干部每人每年600元，正厅以上干部每人每年8000元。而据监察部、审计署、卫生部于2003年的报告披露：地厅级干部年公费医疗保健开支中，整容、美容、保健仪容，占65%以上（注8）。
第三，只要威权主义政府、国有经济、以及非市场化运行机制存在，作为非市场化供应形式的特供制度就不会消失。但后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化时代）特供的主体对象，则向更高级的核心群体收缩。即壹方面保留了传统上作为特供对象之壹的高级权力机关的特供，如面向人民大会堂的特供、面向中南海的特供，另壹方面，特供的个体对象，从广义的高级干部向狭义的高级干部——中央领导干部收缩。
第四，食品特供内容的转型。随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供应机能的完善，传统上市场无法满足的普通短缺商品，如配额制度下作为特需的肉类、食糖、副食品等，不再成为供应的对象。但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管理秩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供应的主要课题。特供商品的重点转向于侧重质量保障，也就是说转向特殊制作方面。
第五，特供制度的商业化倾向。主要体现在承担供应任务的机构的商业化以及供应招标体制的商业化趋向。本文后续部分将以人大特供为例，進行介绍。
第十节 邓小平后的“特供”
1、转型特征
实施市场经济供应机制以后，普通商品的“特供”逐渐淡出，但是，相应于市场规制的混乱局面，食品安全问题又突出出来，“人为污染”和“添加混乱”成为威胁食品安全的两大主要因素。食品的安全又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特定来源”和“特定制造”的食品供应成为“特供”的重心。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食品安全问题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和推动了特供的转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注1）和《第壹财经日报》的报道（注2）分别揭示了国家机关广建蔬菜特供基地的做法。“去年到西部某省开会。晚间在该机关自己的食堂吃饭。陪同的人说，我们的饭菜妳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大约半个月前，在中部某地，在县里机关吃饭，谈到西部某机关自己租地种菜的事，陪同的朋友说，这不奇怪，我们省里的机关也这么干啊”。
2、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
针对中央高级干部的特供，壹直是个忌讳的话题，有关内容只能从壹些文章的细枝末节中显露出来。如：2007年11月北京医院营养科主任、首长营养保健专家曾煦媛曾在报上说：“中央领导们吃的虽简单，但食品来源壹定要安全”。“中央领导吃的米、喝的水，都有特定产区供应。北京每到秋天九保桃盛产季，最好产区的九保桃壹定是送往中南海，以及退休领导家中”。（注3）又如，2008年6月的报道称：乳制品行业元老三元牛奶，为人民大会堂供应特品奶、为中南海提供特供奶品，并长期以来被指定为全国和北京市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特供品（注4）。而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在其文件“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中明确指出：“为加强特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确保中央首长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特制定本办法”（注5）。
近年比较轰动的消息是2008年8月18日关于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在山东济南举行“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的报道。关于该授牌仪式的消息，被登载在在该次授牌仪式上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称号的山东科尔公司的网站上。该消息引起震惊，后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负责人進行了辟谣，但是存在诸多疑点。
根据上述消息，在8月18日举行的授牌仪式上，山东科尔公司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称号，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在授牌仪式上進行讲话（注6）。根据祝咏兰授牌讲话，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有关情况：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其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其中，部级以上老干部2000多人，局级老干部6000多人，处级以上在京老干部共约130,000人）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该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下辖三个公司：北京国佑特供产品有限公司，经营国A特供产品；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是中国领先的优质零污染食品—有机食品的供应商和有机食品配送服务提供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兼任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国佑世昌保健食品有限公司，2008年4月成立，承担著“国A”特供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考察、甄选工作。
目前，被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涉及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例如，特供有机大米：原产地为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稻米生产基地，出产的“越光”有机大米；特供有机杏仁油：原产地为山西左权县太行山中段海拔1200米的生态自然地区，纯天然，无污染；特供国A鲍参酒：原产地为山东省；特供国A茅台酒：原产地为贵州茅台。
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及有机农业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对已经加入到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中的企业中心还定期地進行评估考核及相关的认证，帮助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对加入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之后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及对特供体系的承诺标准進行生产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目前，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基地均已经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甄选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当前最为安全的食品当属有机食品，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進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壹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在“营养性”方面，有机食品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天然营养成分，因此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含有更丰富的食物纤维、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为了保证特供产品的营养性，对每壹入选产品都有详实的数据纪录，这些数据则是通过国家食品检测中心和绿色食品检测中心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得来的。
为满足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健康需求，保健食品也被列为壹个新的特供品种。保健食品是介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特殊食品，在选择要求上更高于其它有机食品。在“安全性”方面要求产品组方理论科学、有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安全性论证，产品必须经过动物安全实验，并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工艺上要求先進、完善，原料及辅助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学成分，同时对原料供应商的产地证明及其相关质量认证材料進行审核，特别要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是通过国家GPM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企业。除了“安全性”，入选保健食品必须具有显著的功效性，在这壹点上要求入选产品必须通过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功能实验论证以及人体功能实验，要求有权威专家论证和综合评述。此外，在评审标准上，还要针对该产品的市场美誉度和满意度進行大量调研，最后由中心专家团综合各项数据给予评定。
为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质环认证中心两家权威部门承担，在全国范围内上千种保健食品中，经过壹番严格的调查和审核程序。从安全、功效、售后服务、外观造型、用户口碑、质量管理体系六大方面進行了充分的调研，复盖全面的调查项目，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该次授牌仪式上，“科尔益康胶囊”、“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获选。
3、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
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设立于2002年9月，归属于北京市农委特需农产品办公室管理，其级别相当于正处级。负责对供应的“特供”农产品质量实行全面监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壹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虽然该中心的具体运行情况无法了解，但是，根据网上流出的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于2004年7月5日颁布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注7），可知该中心的主要运行功能：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加强特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确保中央首长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具体包括：负责全市特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工作，对供应的特需农产品质量实行全面监控；组织有关部门对特需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進行监测；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专家组，指导并协助完成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检测和对特需农产品生产单位的选定、考核工作；负责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资料的归案工作。
特需农产品的条件是：种植类产品质量符合A级绿色食品标准(指产地的环境质量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生产过程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和生产操作规程要求，产品质量符合绿色食品标准)；养殖类产品质量符合无公害农产品标准(指产地的环境质量符合“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无公害食品标准)；同时鼓励特需农产品進行质量认证，并优先选择已取得GAP、HACCP认证的农产品。
特需农产品的选定程序：区县农委(局总公司)向市特需中心推荐，填写“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推荐表”，并提交有关材料；市特需中心与专家组对推荐材料進行审查，会同有关部门实地考察，确认产品合格后报请市农委批准，呈报中办警卫局审定。
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的内容包括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检测三个方面。其中，生产环境的监控的重点是产地的生态环境，具体分为：种植类产品产地生态环境优良，其大气、土壤、水质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391-2000)；养殖类产品产地生态环境良好，其空气环境、畜禽饮用水、水产品养殖的水质和底质等符合《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生产过程的监控重点是生产资料、生产操作规程、生产记录，具体分为：种植类产品：农药、肥料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整地播种、施肥、浇水、喷药及收获等生产环节严格遵守种植技术规程并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生产记录真实、完整；养殖类产品：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的使用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资料使用准则；选种、饲养、疫病防治、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屠宰加工等生产环节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生产记录真实、完整；农产品的检测，则包含对供应的每批种植类产品進行快检，对畜、禽、鱼等养殖类产品注重活体抽检；不定期地对特需农产品進行定量检测，检测的重点是针对当前特需农产品安全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行全项检测和重点项目检测相结合的办法。对定量检测的重点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每年進行适当调整。
第十壹节 中国的“特供”机构
1、公安部食品保卫处与中南海特许供应站
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障党的高级领导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归属于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领导。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注1），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壹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進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北京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特供工作者先后荣获毛泽东接见。
2、北京市食品供应处与34号供应处（注2）
随着政权稳固，中国各项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北京做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要会议、重大国事活动等，急需壹个专门的机构为其提供安全高品质的食品保障。也就是说，原有公安部下辖的特供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特需”的需要，“特需”供应工作面临完善和充实的课题。
1955年11月3日，壹份“关于成立副食供应小组的报告”呈报到市政府领导，报告称：“……目前，北京市对中央首长、外国专家、驻京使馆、各大饭店、医院的副食品供应工作，在数量、质量、及时、安全、供应标准、价格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统筹特殊副食品的货源；制定供货计划和特供标准，统筹解决首都的外国专家、外宾、重大宴会、驻华使馆、各大饭店、特殊医院及国内高级首长的食品供应问题。”1955年12月，在彭真市长的亲自过问下，北京市成立了由市人大副秘书长李公侠、彭城等9人组成的特种供应领导小组（北京市食品供应处的前身）。特供任务由公安部移交于北京市委。
特种供应领导小组在明确特种供应范围的同时，强调供应的经营方针是：在保证食品绝对安全的原则下，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可暂不上缴利润，但必须保证食品质量，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市价。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進壹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壹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其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大国事活动如国宴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它被明确为壹项长期“政治任务”。这也是中国“特供”体系的肇始。
为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特种供应领导小组抓紧组建具体供应部门。在原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和北京饭店供应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并在其下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它构成了北京市食品特供的核心，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食品特供体系。直到北京二商局改制后成立北京市二商集团，34号供应部归属于二商集团下的北京市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团更成为北京特供的主要承接主体。
34号供应部，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所属的第壹个企业，因坐落于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故此取名为“34号供应部”。从1956年开始承担起中央首长、外宾及重要会议的食品供应任务。随着业务不断扩大，1973年开始，在原址基础上新建了建筑面积为6400平米的四层T型综合楼，该楼坐北朝南，地处繁华的东安门大街，1976年末，食品供应处机关和34号迁入新址。现在的34号供应部坐落于丰台区南三环西路85号。
另外，34号供应部在保证食品特供的同时，也逐步转向商业化经营。在其公司网站中写道：“近年来，面对市场经济大潮，“34号”在确保特需供应的同时，加强了对企业品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先后注册了“34号”的图形、数字和文字等商标，推出了自有品牌商品：玉醇酒、龙徽干红葡萄酒、故宫御膳房酒等。同时，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引入，现代化的食品检测中心的建立，各项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了企业的硬件水平和管理档次，为34号向现代化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34号供应部主要经营全国名优烟酒、糖茶、罐头、饮料、中西餐调料、禽蛋、肉类、水产海味、粮油制品及進口商品等l60O多个品种。”（注3）
3、北京市二商集团
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北京市二商局。1993年二商局進行改制而逐步形成现在的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据其网站介绍，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食品冷链物流、食品制造、肉类屠宰加工、现代分销与专业市场为主导产业，以食品科研、教育、信息技术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服务、物业管理为重要支撑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集团主要生产经营猪肉、牛羊肉及其制品，禽蛋制品，海鲜及制品，糖、酒、烟、茶，腐乳、酱油、食醋、调味品、糕点、水果、蔬菜、酱菜、豆制品、饮料、冷藏设备等20多个大类万余种商品。拥有“王致和”、“六必居”、“天源”、“月盛斋”、“金狮”、“龙门”、“桂馨斋”等壹批久负盛名的食品老字号以及“宫颐府”系列糕点、“白玉”系列豆制品、大红门系列肉制品等壹批颇具特色的知名品牌。其出资的下属企业包括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郊食品速冻厂、北京市蛋禽公司、北京三新冷藏储运公司、北京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金狮龙门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目前，以原34号供应部为主体，北京二商集团承担了北京70%的特供任务。特供服务包括两类：壹类对在京党政军机关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提供特需供应；另壹类是涉外供应服务，即对外国驻京使领馆提供日常特需供应服务。以前面所述的2009年全国“两会”为例，二商集团为“两会”共储备15大类1191个品种食品，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会议期间，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以实现“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网点配送零误差、信息传递全畅通”目标。
第十二节 “特供”制度分析——特权等级制度
通过以上对不同时期的特供制度的演变以及各自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特供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特权等级制度的本质：
1、特供制度本质是保障高级官员（特权阶层）的生活安全和生活质量
在产品短缺时代，壹方面是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对普通民众实行食品配额制度，实行低水平的供应，另壹方面，则对特定的拥有特权的阶层，按其特权等级来保障其特需，提供超过普通民众的配额，并供给普通民众所不能享受到的稀缺产品。
在食品安全危机时代，市场经济使得产品供给超过了产品需求，解决了产品短缺课题，但是市场规制的不健全，又另外滋生了以食品添加和食品人为污染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问题，壹方面是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无法保证，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另壹方面是特权阶层通过食品产品的特别制造和特别供给，免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危害。
2、特供制不过是垄断特权的物化表现形式，根源在于集权体制
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拿主意的和听话的，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壹定天下大乱。所以，即使马克思主义初始主张平等主义和反对等级压迫，但是这种政治文化背景，加之暴力夺取政权的特殊历史任务，都导致民主集中制走向政治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党的集权体制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制度。
与之相配套并被视之为理所应当的常态的是待遇的等级制度，也就是特权待遇。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谓特供制度不过是特权的物化形式而已。前南斯拉夫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密洛凡•德热拉斯在其经典著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壹书中认为，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建立了壹个由权势和恐怖控制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与社会中其它阶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拥有“特权”。密洛凡•德热拉斯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壹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壹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壹种职业。（见该书P41）”这个“新阶级”“有的是郊外的别墅，华厦美居，精巧的家具及其他的设备；最高级的官僚，这个阶级的精华，还有专用的居住区和特设的疗养院。某些地区的党书记和秘密警察首领不仅成为最高的权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车以及类似的特权。以下各级官僚则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种等差的特权。国家的预算、‘礼物’、为国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兴建或重建的建筑等，都是使政治官僚们受惠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见该书P51）”由此可见，具备“安全性”和“营养性”的有机食品特供制度，不过是特权阶层享有特权系列中的壹个单项目而已。它只是官僚阶层拥有特权的的冰山壹角。
壹个国家的公权力把主要精力与最优资源专于特供，百姓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任何壹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是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壹句空话。
3、特权与人民的对立面
马克思主义的壹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和反对特权。评价和考验壹个政党和政权的，并不是该政党或政权有何种理想和目标，而是该政权的执政实际或者说该政权的行政实践。马克思早就预知，无产阶级在胜利后将会遭遇到从被推翻的阶级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来的危险。而列宁也认为，壹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壹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不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条件下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在1960年代提出过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同吃、同住、同劳动”问题，当时的宣传是：只有与人民群众实行了“三同”，才会永远地不脱离群众，才能使得“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如“特供制度”所显示的那样，面对食品短缺、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特权阶层考虑的不是全体民众所面临的困境，而是如何通过特权及其物化形式——“特供制度”，在问题和危机面前独善其身，真正是做到了情为自己系、利为自己谋、权为自己用。这样的特权阶层，虽然满嘴“为人民服务”，但从来就没有与人民同甘共苦。其结果，“特供制度”将其受益者的立场完全放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方面去了，甚至他们本身实实在在地直接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壹座大山。
4、“特供”的非经济性
前面我们分析过，特供制度与专制制度下的進贡（“贡”“献”）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具有血缘关系。在专制制度下，進贡体现著专制制度的等级关系和秩序，大凡贡品,总是民脂民膏,然而却又和专制国家的苛捐杂税有所不同，它的“流程”是和专制官吏的金字塔结构相吻合的，它的去处并不是国家的国库，而是官吏的私囊。
今天的特供，除了与進贡壹样体现著等级关系以外，同样具有非经济性特性，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壹个弊病。从理论上讲，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市场的供求状况也对之发生很大影响，由是当商品短缺且求大于供的时候，缺本身就具有了壹种“价值”，这个价值也会叠加到商品所固有的价值中去，这就是近年从国外引進的“短缺经济学”中所谓的“短缺即价值”。而特供的受益者所取得的正是这种短缺的“价值”，但是受益者们并不因为这个短缺的价值多付壹分钱。特供中的供求关系远非是市场中的普通的供求关系，因为“特供”和“特求”的买与卖之间是壹种不等价的关系，是壹种有商业之形而无商业之实的非商业行为。
也就是说，在特供与特求的关系中，政治权力与短缺价值之间发生了置换。本该按市场规律進行交换的商品，在这里被当做孝敬掌控权力的阶层的贡品。以毛泽东的特供铅笔和主席瓷为例，如按市场规律计算，特殊進行专门制造的制笔企业和制瓷企业，完全可以因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的成本获得特殊的价格和利润，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权力构造和经济构造下，从事专门制造的企业并不能获得等价的回报，特供产品的供应和生产，存在巨大的非经济性。换句话说，特供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并不是在市场规律下运行的。受损的是企业，如果我们再联想到这些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也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的话，那么，这种不按市场规律运行的供应和生产，所慷的是国家之慨，是全民的慨，而获利的并不是国家，而是权力阶层，既包括享受特供的特权阶层，也包括因提供特供而表达了效忠和依附的下级权力阶层。
5、反思与展望
温家宝曾经指出，壹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曾经宣传的理念。可是，从上面关于特供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面对食品短缺和食品安全的课题时，特供制度背后的权力，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和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负责和献身，而是通过自己的特权在困难面前独善其身。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如美国，虽然没面临过计划经济下的食品短缺，却也面临过食品卫生安全的课题（注4）。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屠场》问世，以芝加哥肉联厂为例揭示了美国大工业化食品生产初期的食品安全问题。文中写道：“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進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时，罗斯福大叫壹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壹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小说问世后，美国国内肉类食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欧洲削减壹半从美国進口的肉制品，美国整个畜牧业陷入壹片恐慌，而书中暴露的美国肉品加工行业的种种内幕，在新生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引发了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应。
罗斯福看过此书后，专门约见了作者辛克莱，并责令美国农业部调查肉联厂的情况。调查的结论是“食品加工的状况令人作呕”。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建立了以化学家威利博士（Dr.Wiley）为首，共11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班子，形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ederal Drug and Food Administration,FDA）的雏形。食品安全生产的历史从此被改写。
也就是说，美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并不是首先想到通过自己的特殊供应和特殊制造来单单使自己得以规避危机，而是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下的规制通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使得所有民众普遍受惠。
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归根结底，首先是包括所有民众、包括总统在内的所谓官僚阶层，都被规制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之下，任何个人都没有超越于市场价值规律的特权。也就是说，在市场规律之下，民众和总统是平等的。即使总统也不可能从特定企业获得不符合价值规律的专门制造，更不能获得免费或者廉价供应的优质特供食品。除非他能够付出超越于普通商品价格的特定高额价格，否则没有人会真将优质特别产品以低于商品本身的价格与权力進行交换。
其次（同时），制度化的民主政治体制，也约束了权力的滥用。权力既不能完全违背市场规律，而对权力的交换，也未必能获得良好的回报。也就是说，完全化的市场体制和制度化的民主政体，杜绝了特供制度产生的条件和根源。
在中国，日益進化的市场化趋势以及民主化等普世价值的普及，为取消特供制度创造了条件，也促使了特供制度更加隐秘化。但是，只要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掌控和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存在，只要权力等级制度存续，只要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未完全确立，体现于特供方面的特权及其待遇就不会完全消亡。
因此，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完全取决于市场经济化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以民众为主体的民主化政治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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