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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政治如何可能？--------兼駁《張柏濤：道德啟蒙如何可能？》一近兩年來，我在思想啟蒙的基礎上「推出」道德啟蒙論，認為當今中國的大知識分子、大文化人應該同時在思想上、道德上肩負雙重的啟蒙建設之任。如果說民主啟蒙是關於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等知識的宣傳、教育和普及，道德啟蒙（良知啟蒙）則是關於道德之「知識」的宣傳、教育和普及（道德重在實踐----內在實有所得、外在實有踐履，重在以身作則地身教，但也不排斥真言實語的言傳）。

   儘管對道德的理解認證有所不同，自孔、釋、老以來，歷代儒佛道三家的大師大德的言論著作，多數都屬於道德啟蒙。唯儒家特別是東海儒家對道德的理解有所不同，故儒家道德啟蒙的內容、範疇及方向有其殊異之處。例如，儒家的道德啟蒙，涵攝了思想啟蒙並伴隨著制度文明的追求----這一點尤是東海儒家道德啟蒙的重要特徵。

   儒家道德不是空洞的，它必須落實和體現於「格致正誠修齊治平」、即人生社會政治教育科學等各種實踐之中。而政治道德乃儒家道德外王方面的核心。政治道德必然追尋並體現為道德政治。東海儒家追求的王道政治，是必須建基於民主之上的。因為，在現代社會，到目前為止，唯有民主政治才符合政治道德的道德政治。

   在東海大良知學中，道德啟蒙不僅應該支持、而且本身就應包括和涵攝民主自由平等等價值觀的啟蒙。道德啟蒙與民主啟蒙沒有什麼先後之分，更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二友人告知，張柏濤《道德啟蒙如何可能？》（《自由聖火》首發）一文對道德啟蒙論提出質疑和批評。瀏覽一過，略挑數言予以批駁。

   張柏濤曰：「在先於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啟蒙需要有聖人。聖人出，然後以道德教化，才能談的上道德啟蒙。」對道德啟蒙者的「道德資格」要求高過頭了。

   確實，象民主人士本身應該具備一定民主素養一樣，道德啟蒙者也應有相應的道德素養，對於所「言傳」的道德，應有比較真實的覺悟和相當切實的踐履，否則就不可能真正認識道德的真相、領悟的奧秘，其言說必然缺乏基本說服力。

   但是不一定非聖人不可，更不是只有十全十美的完人才有資格開展道德啟蒙。道德啟蒙者的主要工作或任務是將道德的真相、道德的奧義傳達出來。真誠是道德大廈的基礎。真誠，就具有了道德啟蒙者的基本素質。道德實踐是每個個體生命自己的事，任何外人包括道德啟蒙者無法取而替之。

   另復須知：聖人不是超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人人平等，沒有超人」，對，但不是人人平等，沒有聖人。聖人在本質、本性上與所有人類無異，只不過一般人本性不明，聖人則是能自識良知本性並將之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的人。聖人是真正的富有利他精神、熱衷制度改良的儒之大者、仁之大者。

   三張柏濤指出，「在民主制度下不需要道德聖人垂范天下、教化眾生，民主制度本身即具有教化和教育的作用。」此言似是而非，其錯有二。

   一「民主制度本身即具有教化和教育的作用。」但民主制度與道德教化並非一回事。民主制度的教化和教育的作用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教化和教育的作用，不能完取代道德良知的啟蒙。在民主制度下，雖然需要道德教化。

   二、民主自由隊伍自身離不開必要的道德建設----並非空城喊幾句民主自由口號，民主就從天而降了。張柏濤問：道德啟蒙如何可能？我倒要反問，體制內外、社會民眾、知識分子乃至民主人士缺乏基本的道德根基，民主的建設、道德的政治如何可能？

   真正民主的人士，不一定是道德聖人，但必是具有相當道德內力、人格比較健全的人（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如體制內有類似華盛頓或不丹國王一般的人物出現，那是民眾之幸、民族之幸。）

   張柏濤提醒：「道德啟蒙不能先於自由、民主等制度建設。」似乎道德啟蒙搶了「自由、民主制度等建設」的道似的。實則相反，是自由、民主制度等建設離不開道德的啟蒙、道德的力量。如果說：道德啟蒙不能取代民主啟蒙、道德啟蒙不能自外于自由、民主等制度建設，那就對了。

   論及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張柏濤說「他們自身的生活和行為也一再證實，他們的道德水準並不比當時的人高多少。」 我從為這樣的論斷有些粗暴。道德有大德、小節之不同。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的生活和行為方面或許並不比當時的人高多少，但作為思想啟蒙的巨匠，其大德方面自有可觀可敬、高於時人之處。

   四另外，將偽道德當作道德，將偽聖人當作聖人，認為「由聖人和凡夫走卒組成的社會必定是一個等級社會」…等等，都是《道德啟蒙如何可能？》作者的認識誤區。張文混亂顛倒、似是而非之處甚夥，茲恕不一一。不過張文中有一段介紹倒不錯：

   「啟蒙最初被提出時即是光明的意思。十八世紀歐洲的思想家們認為，迄今為止，人們處於黑暗之中，應該用理性之光碟機散黑暗，把人們引向光明。」

   然復須知，不僅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理性之光，道德良知更是基礎性、根本性、「原則性」的理性之光，是反對專制主義和宗教愚昧的內在力量。啟蒙乃是「自由、民主之下的光明」，更是道德良知的光明。自由、平等和民主則是道德良知在社會、政治層面的作用和體現。

   「道德啟蒙乃是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之下的道德教育。」此言沒什麼錯，但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啟蒙應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的民主教育。對於一個社會，道德與制度，乃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而且比較而言，道德更為根本，制度的設置必須遵循道德的基本原則，不能違仁悖義。2008-9-10東海老人

   附張柏濤：道德啟蒙如何可能？提到「啟蒙」，人們就會想到十八世紀法國的思想啟蒙運動，並進而聯想到上個世紀發生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提到「啟蒙」，人們就會想到思想、想到制度 ，然而最近有人提出道德啟蒙這樣一個話題來，並且認為道德啟蒙應先於民主啟蒙。面對今日中國人們道德水準的普遍下降、物慾橫流、金錢崇拜，只要是一個良心尚未泯滅的中國人都會對道德啟蒙的提出表示認同。而且道德啟蒙先於民主啟蒙可以迴避很多矛盾，在不觸及當政者利益的前提下，先從柔性的道德啟蒙入手確實是一條不錯的路徑選擇。但是，再深入思考一下，問題就出來了。 首先由誰來啟蒙，或曰道德啟蒙的主體是誰？思想啟蒙的主體是具有這種思想的人，如十八世界的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他們是思想啟蒙的巨匠，但卻絕不是道德啟蒙的主體，他們自身的生活和行為也一再證實，他們的道德水準並不比當時的人高多少。 顯然，在先於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啟蒙需要有聖人。聖人出，然後以道德教化，才能談的上道德啟蒙。然而誰是聖人呢？秦始皇以後，聖王合一，即王就是聖人，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是道德上的最高垂范者，所以又稱皇帝為聖上。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然而他們畢竟不是聖人，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並不必然意味著道德高超，很多情況下甚至恰好相反：越是小人，越是道德卑劣的人越易於在政治決鬥中獲勝，一旦成為最高統治便粉飾一番，串改自己的歷史或加上一些神秘色彩。這樣的聖人實質是偽聖人，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在偽聖人的教導下逐漸具有了虛偽的人格特徵。所以當你看到中共官場里的虛偽時，就應該想一想，其實這不完全是中共的錯，中國的傳統即是如此。只不過中共的虛偽較之古代傳統的虛偽，更是登峰造極。古代的「聖人」尚有認罪悔過的時候，而中共連這一點都沒有，虛偽到極處、將錯誤講成功勞，將災難粉飾成太平。 其次，一個由聖人和凡夫走卒組成的社會必定是一個等級社會，而且這種由先驗性的道德因素決定的等級較之於由經濟因素決定的等級要更加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這樣的等級社會也不可能與自由、民主等現代化社會的潮流相切合。一旦脫離了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所謂的道德啟蒙往往會被集權專制政權所利用，從而助紂為虐，充當起了集權專制政權的教化工具。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應該是中共內部較早地為集權專制進行「道德啟蒙」的教化工具了。在該書中，劉少奇將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偷換成了對馬克思、列寧其人的信仰，即將馬克思和列寧確立為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中的道德聖人。順理成章，在中國的道德聖人自然就是毛澤東了。因此毛澤東除了擔當一個統治者的角色外，還被貼上了道德聖人的標籤，成了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大公無私、勇敢、正直等等道德要求的最高標準。中共建政后所推行的教化政策也正是領袖聖人崇拜的擴大化。劉少奇在這一進程中功不可沒，也正因此才被加官進爵，直至最高領袖的接班人地位。 為集權專制政權利用、充當教化工具的所謂道德啟蒙（在中共話語中叫思想道德教育）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種啟蒙了。因為啟蒙最初被提出時即是「光明」的意思。 十八世紀歐洲的思想家們認為，迄今為止，人們處於黑暗之中，應該用理性之光碟機散黑暗，把人們引向光明。他們著書立說，激勵地批判專制主義和宗教愚昧，宣傳自由、平等和民主，這就是「啟蒙運動」。可見啟蒙乃是自由、民主之下的光明，道德啟蒙乃是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之下的道德教育。道德啟蒙不能先於自由、民主等制度建設。 在民主制度下不需要道德聖人垂范天下、教化眾生，民主制度本身即具有教化和教育的作用。關於這一點胡適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做了相當明確的說明。胡適於1923年11月17日為留美政治學博士張慰慈《政治概論》所寫的序言，其中寫道:「民治制度的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至於那些採用現成民治制度的國家，他們若等到『人民程度夠得上』的時候才採用民治制度，那麼，他們就永遠沒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國採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經過長期民治制度訓練的國家，公民的知識和道德總比別國要高的多。」「固然『徒法不足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實在是好人澄清惡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範圍之內運用玄虛；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監督與執行，終久可以使奸人無所施其伎倆。」 以民主制度代替道德聖人進行道德啟蒙，其預設前提是：人人平等，沒有超人（聖人）。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聖人之稱。返觀歷史，由《新青年》雜誌直接啟動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道德啟蒙與思想革命的根本失敗，就在於啟蒙者自己完全做不到以身作則的率先垂范。把所謂的「倫理的覺悟」絕對化為凌駕于「政治的覺悟」之上的「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的陳獨秀，一邊充當以德治校、為人師範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一邊到八大胡同的妓院裏面與自己的學生爭風吃醋，從而直接導致《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揚鑣。（《自由聖火》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