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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快樂自足，道德真力彌滿----小啟貝蘇尼

   一

   貝蘇尼在《東海一梟: 都來談談對儒家的認識》后發言道：

   就我N年前最後一次讀《論語》的體會，儒家道德所假定的行為主體乃是統治者及其後備軍，並非平民百姓，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從統治者尤其需要道德約束這一點來說非常正確，但是，不知儒家道德規範對平民百姓有何可行性或實際意義？譬如「內聖外王」，沒有「王」的雄心，去做那聖人幹嗎？

   這段話對儒家道德理解有誤，略駁如下。

   二

   首先，外王追求有助於內聖充實，但在根本上，「做聖人」不是為了實現「王的雄心」。

   聖不聖，決定於自心是否明亮、自身是否努力，是否聖，全看自己如何；王不王，關涉著政治文明度、國民幸福度如何，能否王，有賴外綠配合。內聖為根本，外王乃枝葉。沒有聖德，難行王道，但沒有外王功業、無綠「制禮作樂」，並不影響內在聖德的自足。堯舜當不當不帝王都是堯舜，孔孟成不成功都是孔孟。

   說到底，道德是供自我受用的。古之學者為己，為了成聖成德。道德是有真實受用的，其真實受用表現為法喜道樂，即孔顏之樂。何為孔顏之樂？陋巷蓬門，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畏」于匡，照樣琴聲悠然，東海「畏」中國，照樣詩酒笑傲…，這種無待于外的內在快樂和大自由大圓滿境界，就是孔顏之樂。歡迎參閱梟文《快樂的哲學》。

   道德是一種圓滿的快樂，也是一種真實的力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本心光明自照、圓滿自足，不為習染慾望所轉，不為外物外境所役，不為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屈，還有，見義勇為當仁不讓，注重製度建設，追求外王事業，爭取道援天下…，這一切都是道德力量的表現。

   一個儒者道德修養如何，對良知是否能夠真悟實證、證悟度深淺高低，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自我衡量：一、充不充實，快不快樂，是否得到真實受用；二、氣壯不壯，知良不良，是否具有真實力量。真實受用與真實力量都是儒家道德的顯現，兩方面相輔相成，一體歸仁。

   三

   其次，儒家道德與儒家的「禮」之間不可划等號。

   在特定歷史時間段，可以說「禮」的行為主體乃是統治者及其後備軍，但「禮」僅是儒家道德的一個方面，是道德「外化」為政治、社會的層面的各種硬性及軟性「規定」-----「禮」是各種文物典章制度以及政治社會道德規範的總稱。

   一般而言，社會的層面的「禮」比較「軟」，對統治者和平民百姓都有效；政治方面的「禮」相對「硬」，主要針對和約束統治者，故有「禮不下庶人」之說。

   此言出自春秋時期成書的《禮記-曲禮上》，謂對庶人不必責求完禮。游桂注：「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

   遠古時代，社會的所有成員，為了本血緣宗親的興旺發達，子孫繁衍，都要嚴守人所共循的禮制和刑法，誰也不能搞特殊化（庶人反而沒有資格受「禮」的約束和追究。）這種禮的精神為原儒推崇和繼承。

   「禮，時為大」。作為外在的具體規範，「禮」有因地而異、與時俱進的特徵，不具有普遍性、普適性和恆久性。但「禮」背後的道德原則，則是具有普遍性、普適性和恆久性的，對統治者和平民百姓都適用、都有重大的意義。「聖」就是內在的最高修養，無論統治者還是平民百姓，都可以修養成為聖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2008-9-15東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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