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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有法無禮，有術無道

   或說法家將「道德法律化」，大錯（「道德法律化」是儒家的追求）。事實恰恰相反，商鞅和韓非主張「不貴義而貴法」,「不務德而務法」，把法律與道德割裂開來並對立起來，有法無禮，有政無道，如此，法律難免淪為惡法，政治難免淪為暴政，哪有什麼道德可言？

   或說法家是法治主義，也不對。法家的實質是君主至上兼國家主義，法家對法律的重視和執法的嚴肅，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君國利益，其法術勢都是為君主及其國家服務的工具。法家主張法生於君，包括立法權在內的一切權力都歸君主所有。本質上仍然是人治，「法治」完全成了一種手段，一種以國家為名義的暴力。

   以法家為指導思想的國家，君主權力最大又最不受限制，國民被徹底工具化。法家主張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張以懲罰使人民恐懼，用物質獎勵讓百姓服從於國家的利益（事實上是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只有功利，不問是非。

   法家是極端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哲學，以非道德、反道德的立場對待衡量一切，對道德價值持完全否定、堅決拒絕的態度，致力於「去道德化」，將道德摒出法律、政治、社會等一切領域，堪稱徹底的「反道德主義」。

   除了特定的「政治道德」，法家對一切倫理道德大加抨擊、詆毀和剿滅。而法家提倡的「政治道德」尊君和「尚公」，恰恰是最不道德的。何以見得？

   儒家也尊君，但有條件、有限度，主張「以道制勢」、「以道事君」，並堅持「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原則。法家正好相反，是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完全站在君主以及國家的角度和立場考慮問題，一切為君主及其國家利益著想。

   法家倡導的「尚公」與儒家追求的「公天下」性質截然不同。「天下為公」指的是政權來源於「選賢舉能」的公選，是權力行使的公開公平公正；法家剝奪民眾基本自由尊嚴和權益，「以天下奉一人」，名為「尚公」，實質上是最大的「尚私」，「尚」君主的一己之私，就像「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質上是最惡劣的私有制「權有」制一樣。

   法家提倡的「道德」，類似於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所強調的「道德」，都是把真道德打到和消滅，然後以非道德、反道德的東西冒充道德。毛澤東的教育體系也主張德智體全面發展，而且把「德」排在第一位，然而，越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越不正常，越壞，問題就在於道德標準、道德規範本身，如唯物論、鬥爭論、大義滅親論等都是違反道德原則的邪說。那樣的「道德教育」，與真正的道德南轅北轍。

   霸道和暴政，訴諸於國民的貪婪之欲和恐懼之心，或可收一時之效，成一時之強，但由於不仁不義非禮，沒有根基，肯定是堅而不久的。汪縉說得好：

   「強於本者植，強於末者折。強於本者，開無盡之藏，塞無隙之竇，強於末者，盡其藏矣，隙其竇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強，本邪？末邪？刑賞農戰，強之具也，道德仁義，強之本也，剛決刻急，強之末也。強之具藏之深則愈完，暴之急則速敗，剛決刻急，所以暴之也。道德仁義，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賞農戰于道德，道德威，藏刑賞農戰于仁義，仁義張。秦孝公商鞅，知有強之具，不知有藏，以強立強，勢已易竭。始皇李斯更從而暴之，暴之不已而具竭，竭之不已而具敗矣，其卒盡于胡亥趙高也宜也。」（《繩荀》）

   「藏刑賞農戰于仁義」，就是以仁義為原則，以之指導刑賞農戰等政治工作。仁義道德為本，刑賞農戰為末。秦朝以末為本，政治「無本」，所以敗亡也。

   法家也有長處，特別注重法律的公開性、平等性、統一性和司法的嚴肅性、公正性。（商鞅雲：「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獲國禁亂上制者，罪無不赦」。韓非子云：「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在專制特權社會難能可貴，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2010-11-12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民主論壇》

（2011/01/21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