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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秦朝之亡：仁義不施，攻守勢異一秦王朝說強大是真的強大，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說脆弱是真的脆弱，「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對秦王朝成功和滅亡的原因，古今有很多分析，以賈誼《過秦論》最為中肯。賈誼指出：

   「秦滅周祀，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國強大的原因很多，如地理的優勢，變法的作用，戰爭策略的正確，幾代人的苦心經營等等，但最根本的還是當時的天下大勢，春秋戰國，戰亂不斷，天下疲弊已久，人心嚮往統一。秦國的統一追求，與這個大勢的勢頭方向相同。

   不過，絕大多數人不知道，統一有多種形式，儒法兩家的統一性質截然不同。（詳見《君主制之思---兼論統一的模式和善惡的傳染性》）。法家統一之後，「元元之民」不僅無法「安其性命」，反而更要喪性失命。

   當然，這是不能苛責的，絕大多數人不可能具備「擇法之眼」。多數文化人亦渾渾噩噩，「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非為是，以凶為吉。」「驅逐樊籠陷阱之中卻不自知避也」，何況一般民眾？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絕大多數人只有親自領教了暴政的厲害，才能覺悟法家統一的可怕。於是，時移勢易，人心大變，天下大勢隨之而變。秦王朝滅亡的原因，可以用賈誼一句話概括：「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統一天下，結束持之以久的戰亂，本來形勢很好，威望很高，但秦始皇仁義不施，反而焚書坑儒，暴虐天下，讓民眾活得比戰亂時代更加悲慘；二世又不能改其錯誤，改邪歸正，終致國覆族滅。秦朝的興亡，充分說明道德對家國和政治的重要，說明「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的道理。

   秦王朝乘勢而興，缺德而亡，這是歷代有識之士的共識。漢初叔孫通、陸賈等人探尋關於秦滅亡原因，也是歸結於此。杜牧《阿房宮賦》在文末說：「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其觀點與賈誼們一脈相承。

   二焚書坑儒是秦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轉折點。

   過而改之，善莫大焉。這指的是一般過錯或罪惡，如果是死罪，一旦犯了，就要被判處死刑，喪失了改的機會，放下屠刀還是地獄。一個政權也一樣。焚書坑儒之後，秦王朝就走上了滅亡的不歸路，想改良都不行了，即使回頭不再是岸。

   法家反孔反儒。秦王朝自秦孝公重用商鞅以後，儒家就一直被邊緣化，但都不像秦始皇那樣瘋狂。而秦始皇反儒也有個過程，力度是逐步增強的，到焚書坑儒才達到高潮。這之前，朝廷上有不少儒生，雖不受重用，但在朝廷中亦有一定的話語權。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漢藝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書百章；名家四篇則《黃公》。黃公名疵，復作秦歌詩。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稱：「趙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博士伏生學問高深，尤精《尚書》。到了漢文帝時，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書》二十八篇。博士淳于越是太子老師，最為骨鯁。李斯上表焚書，淳于越反對，觸犯了律令，被革職回鄉。回鄉路上他又上表諫阻焚書和為扶蘇呼冤，終於招來殺身之禍。另外，《說苑至公篇》載，有鮑白令斥始皇行桀紂之道，骨鯁僅次於博士淳。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上鄒嶧山的時候，立石刻碑，與魯諸儒生討論刻石讚美秦德和封禪望祭山川等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齊人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加以反對，並主張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李斯說：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限期交出燒毀，有敢私下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這是焚書。

   第二年，兩個術士（術音述，通假，術士即述士，即儒士，取自「述而不作」之意，參見劉向《說苑》「坑殺儒士」，又參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述亦作術）侯生和盧生，私下批判秦始皇並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調查，審理下來，得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全部坑殺。這是坑儒。兩件事合起來，史稱焚書坑儒。

   不論哪種形式的極權，必然暴政，必然製造國內恐怖和文化犯罪。秦政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極權，而焚書坑儒是極權主義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化犯罪，堪稱古代文化大革命。這也是有史以來對中華文明第一次最沉重的打擊。

   焚書坑儒發生於秦始皇三十四、三十五年，距離統一天下已經八、九年了（秦始皇是登基二十六年的時候初並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的）。坑儒之後，朝廷上仍有儒生，只不過都成了裝飾品。

   叔孫通，最為聰明。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攻城占府，秦二世召集大臣商議對策。多人奏說，應該趕快發兵鎮壓。叔孫通發現皇帝臉色不好，低聲恭維說，皇帝英明，仁愛四方，威嚴可敬，那些犯上作亂者成不了什麼氣候。皇帝聽了，抓了建議發兵者，唯對叔孫通大加獎賞，並晉陞他為博士官，掌管全國古今史事以及書籍典章。

   三《說苑》記載，坑儒事件中，侯生僥倖逃脫，又被緝拿歸案，他在臨刑前與秦始皇有一段對話，披露了自己的真實心跡，頗為準確地預示了秦王朝必亡的命運和原因，茲特節錄如下：

   秦始皇問，"老虜不良，誹謗而主，乃敢復見我?"侯生仰台而答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具體事例略)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懼臣之鄉，惜陛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于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枝，陛下亡證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

   坑儒活動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進行的。這個時候，表面上看，秦王朝異常強大，沒有任何要崩潰的徵兆，侯生卻聽到了喪鐘的敲響，一針見血地指出：滅亡之勢已成，難以逆轉，秦始皇只能坐而待亡了。

   因為：一，秦始皇即使想改變，也不可能變成堯舜，像堯舜那樣，道德上以仁為本，政治上以民為本；二、原先朝廷上多少有些儒生和君子。現在沒有了。現在的幫手們都不成，秦始皇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縱然想改弦更張，也是孤輪不轉，獨翼難飛。秦王朝的悲慘命運已經生鐵鑄定。

   古今中外，所有暴政惡勢力的崩潰滅亡都彷彿突如其來，「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然」，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其實是有跡象可見、有規律可循的。君子見幾，此之謂也。

   秦始皇聽了侯生一席話，喟然長嘆，把侯生放了。不久秦始皇開始巡遊，三十七年十一月巡到雲夢，祀虞舜於九疑山，祭大禹于會稽（祭拜儒家聖王呢），不久他就崩于沙丘。之後，秦二世上台，很快就玩完了。

   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寡助之至，草木皆兵，防不勝防，最親信的親戚和心腹都有可能成為奪命大敵。秦始皇固然知道侯生講的是真話，但他只怕萬萬想不到，他的大秦王朝、萬世江山和秦氏家族，會毀在最信任的丞相李斯、中書令趙高和最寵愛的小兒子胡亥手裡。機關算盡太聰明，人算不如天算啊。

   四注意，法家並非完全不講「道德」，而是將道德標準打亂和顛倒，以肆意極欲、奢侈暴虐和陰謀詭計為聖明，以嚴刑峻法「督責之術」為帝道，以秦始皇之類東西為明君聖主，以無限擁戴暴君為忠；法家的道德觀，與儒家正好背道而馳。

   秦二世時期，陳勝吳廣起義，各地風起雲湧紛紛響應，秦二世很不高興，多次嘲笑指責李斯，李斯遂給秦二世上書，認為必須進一步「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採取「督責之術」，加強政治高壓，讓朝廷官員和老百姓提心弔膽救過不暇，就不敢謀反了。李斯這封上書，堪稱道德顛倒的典型，值得錄下共賞：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儘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于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史記》）

   這封上書儘管有「恐懼，重爵祿，阿二世意」以邀寵固位的原因，但書中的「理論」既符合韓非子這派「正宗」法家的原則，也符合李斯本人一生的思想行為和品質。書中譏笑堯禹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是以己徇人的黔首之役，是賤。建議秦二世行「督責之術」，「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認為那樣一來，帝王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約而為所欲為，而群臣百姓救過不暇，就不敢有其它圖謀了。

   王夫之痛斥說：「盡古今概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這些話完全是喪心病狂，而且荒唐無比。其實當時天下大亂，四處烽煙，正是督責過嚴所致，是秦王朝「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的結果。

   只要有一般智力，不難看出李斯所言的悖理愚蠢，可秦二世閱后，偏偏大悅起來，立即奉行，變本加厲地行起「督責之術」來，使群臣更加離心離德，百姓更加怨憤切齒，從而加速了秦王朝的滅亡。2012-5-14　儒家郵報第183期

(秦朝之亡：仁義不施，攻守勢異 全文完)（2012/07/14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