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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動就要挨打

   落後就要挨打，這個觀點非常流行，其實不然。經濟科技軍事的落後，未必挨打。在文明正義漸趨上風的時代，經濟科技的落後更可能獲得外援。文化政治制度的落後反動，才最容易挨打。反動就是反道德、反文明、反人道、反人類而動。落後容易反動，反動必然野蠻，野蠻導致邪惡，邪惡遲早要挨打。

   邪惡吃虧和挨打，原是咎由自取，理所當然。可它們總是以為自己挨打是因為武力不足，所以拚命練武，軍事至上，遭到的往往是各種形式的打擊，直到滅亡。即使沒有遭到外來軍事打擊，也會因眾叛和內亂而崩潰，前蘇聯就是最好的例子。

   文化道德反動，必然導致政治制度的落後，進而導致經濟科技的落後---縱然一時加速，也缺乏後續力量，難以為繼。五四倒孔反儒是最大的文化道德反動，導致邪說泛濫、國格墮落、官德不良、民德敗壞就是其必然的結果，這是百年來中國災難深重的根本原因。

   所謂「新文化」，其實是沉滓泛起和毒品西來。法家是歷史沉滓，民主主義平等主義集體主義是西方毒品，平均主義民粹主義及民族主義即是沉滓又是毒品，都是似是而非的東西，都是邪說。它們不僅與中華文化背道而馳，也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注意，民主平等本是好東西，一旦本位化即主義化，就與極權主義相輔相成。馬列主義乘虛而入，極權主義藉機而起，勢所必然。

   反儒崇馬，是雙重的文化惡劣，可以快速製造大量反對正理、思想混亂、是非混淆、善惡顛倒、言行乖張的劣人。這種人是極權主義最好的政治社會基礎，劣人社會與惡政劣制相輔相成，天然配套。

   善惡一旦顛倒，道德必然敗壞，無異自侮自毀自伐。自侮之人、自毀之家和自伐之國，很難獲得尊重關愛，但很容易受到別人的侮辱、毀棄和侵伐。孟子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離婁上》）

   五四至今，中國的命運、無數人和家庭的命運之所以悲慘，都可以從孟子的這段話中找到答案。蓋倒孔反儒是最嚴重的文化自侮、道德自毀、人性自殘和國命自伐，招致空前嚴重而持久的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理所當然，在所難免。先是軍閥內亂，繼而日寇外侵，繼而北狄猾夏, 寇賊姦宄。究其原因，無非自作自受，所謂惡因惡果。

   外患通過內患而起作用。倒孔反儒，上慢下暴，小人得志，盜賊縱橫，舉國若狂，自招其盜，不亦宜乎？《易經解卦六三》象曰：「負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繫辭上》解釋說：「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個體命運取決於個業，家族和國家的命運，分別取決於家族和國家的共業。政治罪惡累累，社會惡業深重，國家的命運怎麼可能好呢。《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坤文言》）改家為國，同樣成立。

   從五四至今，中國積惡甚深，餘殃不斷，後患無窮，不卜可知。可惜國人至今依然沉浸於小人式的怨責仇恨之中，無力進行認真深入的反思，更未能迅速棄馬歸儒改邪歸正。嗚呼哀哉。

   或問：「清朝是儒家王朝，尊孔尊儒，為什麼也會政治無道，制度落後？」答：清朝是異族政權，雖然尊儒，私心仍重，至始至終，儒家文化未能「化」去清朝政治的滿族主義傾向。這種傾向深度影響了民本和王道思想的落實，嚴重阻礙了清政府向「君主立憲制」轉型和改良的與時俱進的腳步。

   另外，慈禧當國，牝雞司晨，完全違反儒家政治原則。《尚書•牧誓》說：「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雲。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而「惟婦言是用」是紂王罪行和武王革命的理由之一。

   慈禧的牝雞司晨更加登峰造極，也就將清朝推向了中華的對立面。更為嚴重的是慈禧殺害了「戊戌六君子」，與儒家改良派徹底決裂，自絕於儒家，自絕於中國，自絕於天下，挨打併被孫中山一打而死，不亦宜乎。固執滿族主義不放，終於亡于漢族主義革命，亦可謂報應不爽。2015-3-10

   首發於《南華早報中文網》，發表時標題被編者改為《看不清潮流就要挨打》

（2015/04/3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