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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決定論---《中華歷史精神》之三

   余東海著

   從聖經創史、聖雄造史、儒家寫史等觀點，可以順理成章地推出文化決定論。正統與偏統、中華與蠻夷、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的區別，歸根結底取決於主體文化和主導思想。文化決定製度和政治文明度，文化決定政治社會的道德規範。這就是文化決定論，有別於流行的制度決定論。

   制度很重要。社會制度惡劣，國民素質整體上很難好起來。但是，制度決定論是錯誤的，如果國民素質過於低劣，好制度追求不得。流氓拿不到文明的入場券。

   素質很重要。政治文明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即民德民智。在太愚惡的社會，別說良制良法建不起來，勉強建起來也穩不住。五四至今，中國仍然外于文明世界，禮制固然遙不可及，民主制也千難萬難，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資格。但是，素質決定論也不正確，政治無道制度不良，國民素質只能每況愈下。

   素質與制度相互深度影響，相輔相成。從政治角度，應該強調製度重要；從社會角度，應該重視素質問題。但兩者都不是決定性的。制度決定論忽略了好制度誰來建設的問題，素質決定論忽略了好素質何以可能的問題。袁世凱最早發明的素質決定論和特色自由派始終堅持的制度決定論，都不究竟，都是一偏之見。

   對於國家和民族來說，文化才是決定性的。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品質和國民素質，由這個國家的主體文化決定。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優秀，本質上是因為儒家文化特別優秀。是儒家為中華提供了文化道德底盤。

   所謂主體文化，即主導政治、指導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即是建設制度之施工隊伍的培訓教材，又是制度建設之設計圖和施工方案。

   西德和東德，北韓和南韓，大陸和台灣，都是同祖同族不同文。主導思想的本質區別，導致了政治和制度模式、社會道路和道德的巨大差異，為東海的文化決定論及文化劣根性論提供了最好的證明。

   東海在2011-4-27的《文化決定論》中指出：

   不同的文化對政治形態、制度模式有不同的要求和規範，有什麼樣的主體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法家、馬主義、基督教、拜上帝教、自由主義和儒家指導出來的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法家不能不君主極權制，基督教及拜上帝教不能不教主專制，自由主義不能不民主制，儒家不能不禮制。

   儒家主張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可稱之為「政德合一」。禮制就是「政德合一」的制度產品。在古今中外所有制度中，禮制的品質是最高的。作為中華特色的制度，禮制與儒家難分難解，具有強烈的道德性，制度本身特別優秀和道德，故對政治文化群體的德養和國民素質也有一定的基礎要求。

   反儒的群體不可能建設禮制，反儒的社會也不可能接受禮制。我說過，好東西的追求，即需要盡心儘力，又不可超前躐等。新禮制包括新科舉制的建設不是一蹴可幾的，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也需要形成一個德智兼備的君子集團，作為主力軍和主導力量。

   濃厚的時代性是禮制的一大特徵。《禮記》說：「禮，時為大。」這個時就是與時偕宜、與時消息的時代性，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形式，所謂三代不同禮。《禮記》又說：「禮以義起」，意謂禮可以根據現實需要而制定。

   周公制禮作樂，就是以夏禮和商禮為基礎而重建新制。漢朝制度參考了周禮而又別開生面。西漢末年王莽的失敗，根本原因就是忽視了禮制的時代性，試圖在漢朝恢復周禮。《中庸》中孔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王莽生乎漢之世，反周之道，其敗也宜。

   儒家禮制有過幾次歷史性大變遷：堯舜禹時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實行禪讓制（東海《儒家文化實踐史》一書有詳細介紹）；夏商周時代變而為封建制家天下，實行嫡長制（商代是父死子繼，輔之以兄終弟及，西周始行嫡長子繼承製。）秦漢以後變而為郡縣制家天下，仍行嫡長制，直到清朝。

   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來，現代民主制無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為公、以民為本和主權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則。故對民主政治，儒家絕不會反對，而是主張予以道德提升和文化超越，在汲取其精華的基礎上形成中華新禮制。

   君主立憲是君主制向民主制過渡的一種模式，保留君主形式，追求民主實質。清末儒家政治文化群體曾經為此做出巨大努力，可惜由於滿清貴族滿族主義的障礙，導致轉型失敗。但這也說明，當制度落後的時候，儒家具有相當積極的改良衝動。隨著清朝的覆滅，君主立憲制就不再合乎中國的時宜，袁世凱復辟失敗，根本原因在此。

   未來中國必須實行憲政，中華憲政作為未來新禮制，當兼取堯舜禪讓制、漢宋君主制和西式民主制的優勢和精華合而為一。例如新領導人的產生，可先由文化政治群體共同薦舉，次由老領導人考察同意，再通過一定期限的實習試用，最後付諸民意表決，通過後正式登基執政，否則另行推舉。

   新禮制下，領導人的推舉要在制度層面貫徹「選賢與能」、「王道三重」的原則。文化群體薦舉，初步保證其賢德及文化合法性，政治群體薦舉，初步保證其能力；一定期限的實習試用，進一步考驗其賢能；老領導人的考察同意，保證方針政策的一貫性；付諸民眾表決，提供民意合法性。

   儒憲之下，四書五經和某些自由主義經典為必讀必考書，官員士夫自有有相當道德和政治水平，普通民眾則水平參差不齊，但多多少少經過儒家文化和「君子之德風」的熏陶，整體上不至於低劣。如果候選人實習試用期結束，民意表決通不過，說明其人必有重大缺陷，不適合擔任國家領導人。

   文化群體薦舉，相當於文化隊伍的一次普選；政治群體薦舉，相當於政治人物的一次普選，老領導人同意（如果有的話），保證了高層的團結和政策的連續性。無論期間發生什麼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等不良現象，這樣薦舉考察出來的候選人，終究有一定的德才保證。何況還有試用期，還需要民意表決通過。

   中華憲政可以充分吸取西式民主的優勢並加以優化，具體可從四個方面體現：一通過儒家作為政治主統的導向作用，優化制度法律的品質；二通過作為第一學科的儒經的學習，優化知識群體的品質；三通過新科舉考試，優化官員隊伍和被選舉人的品質；四通過文化啟蒙道德教化的普及，提升廣大選舉人的品質。

   經過四重優化，中式民主可以達到「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政治境界，而西式民主不難「與能」，不易「選賢」，其公正信睦的含金量也必大為遜色。這就是中西民主的重大區別。儒家政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西式民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國民道德水平也必然因之而異。

   東海《中華憲政綱要》，是為新禮制建設提供的一份綱領性文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份文件自2010-12寫成后，一直未能在國內公開發表。特附錄於後，歡迎海內外有志有識之士批評指正。

   制度的品質決定政治的品質和政府的性質。盧梭說：

   「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懺悔錄》第九卷)

   此言不錯，但不確切。更準確的說法是，一切都歸源於文化，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文化的品質決定的。包括政治和政府的性質，也取決於其幕後的文化。文化決定民族的面貌，也決定民族的命運。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盡劫波歷久彌新，就是拜儒家所賜。

   儒家文化的內核是道德，所以，文化決定論也就是道德決定論，道德的高低優劣決定著人與社會、民與民族、君和國家的命運。《國語》中有一篇《單襄公論陳必亡》，就是道德決定論的歷史證明。

   周定王八年，定王派單襄公出使宋國，借道于陳，見到陳國一片亂象，回來告訴周定王，說陳國或有大災，或者滅亡。他具體地列舉了陳國所見，諸如道途雜草叢生，官不守職，路政不舉，農工不完，耕田不藝，廩食不供，旅舍不具，民力不恤，棄禮不顧。他到陳國時，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戴著南冠去夏氏家，丟下賓客不相見。所有這些，是蔑視先王遺訓與政令的表現。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單襄公的預見。定王八年，陳靈公被夏征舒殺害。定王九年，楚莊王攻入陳國。　　文中單襄公提到周朝先王的法令：「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意思是說，天道是獎善懲惡的，所以我們周室治下之國，不允許違背法令，不遷就怠惰放縱，各自遵守你們的職責，以接受上天的賜福。

   道德決定盛衰、成敗、吉凶、禍福，決定個人、家庭和國家的命運，是儒家經典一貫之理。《尚書大禹謨》說：「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意謂順著天道而行就吉祥，違背天道而行就有凶災。兩者的關係如影隨形，似響應聲。因此，一切危機歸根結底都是道德危機，包括意識形態危機，倫理道德危機，政治社會危機，制度法律危機，經濟金融危機，自然生態危機等等，最後都可以找到文化和道德根源。

   道德決定論，意味著道德挂帥，由此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靈魂。首發外媒北春

（2017/01/0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