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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極權主義學說最高峰

   一秦法家是古典極權主義學說。韓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於一身，是秦法家集大成者和最高代表。韓學是先秦諸子中最大的邪說，最邪者三：一是性惡論，認為人性本惡；二是君本位，強調以君為本；三是法術勢，集惡法、權術、威勢於一體。

   韓學重視法術勢，又特別重法，將法置於術勢之前，這並不意味著法家講法治，對於秦法家來說，法術勢都只有工具性價值，都是為君主和極權服務的工具。《韓非子》說：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子明確指出，法與術同樣重要，都是帝王的工具。不僅法術勢，某些道德元素也被韓非當成極權的工具。

   韓非主張明賞罰、明信、明平、明君臣，並在闡說這些主張的時候引用孔子之言為證，彷彿頗為尊孔或與儒學精神一致。其實，韓非「明君臣」即強調君臣上下之別，是極權主義的必須；在法律層面「明賞罰、明信、明平」，是為了保持刑法的工具價值。韓非的公平誠信等「道德」要求是為惡法服務的，而惡法加上權術威勢又是為君主服務的。

   韓非之明賞罰、明信、明平、明君臣等，都是在以君為本的極權惡法框架下進行的，與儒家仁本主義王道禮制之下的賞罰公平、誠信守約、君君臣臣性質大不同。

   二韓學有兩大源頭：老子和荀子。

   司馬遷認為申不害和韓非的學術都根源於道家，說：「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又說：「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他把韓非子、申不害和莊子列入同傳，並認為韓、庄、申三人之學「皆原於道德之意」，只是三人對道德領悟各有局限，不如老子深遠罷了。太史公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于道有得，然所得有限，一偏之見耳。作為出世法，不失為高明，然未能道中庸，不宜政治化。申不害和韓非將老學政治化了，一個「卑卑」，一個「其極慘礉少恩」，都出了大問題，可見老子所得的道德，本身就很有問題。至於說韓非「切事情，明是非」，是司馬遷過譽了。

   老學政治化，就意味著權謀化。余英時指出，《老子》書中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屬於反智的陣營，而這種反智成分的具體表現便是權謀化。（余英時：《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術發微》）

   老學政治化，還會導致政治法家化。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

   「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強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異之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托于虛玄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由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濫。端本之法，自虛玄始，區區巫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讀通鑒論》梁武帝卷十七）

   佛老，佛指佛教，老指老子、老學，申韓指商韓派法家。王夫之將老莊、浮屠、申韓稱為「古今三大害」。「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意謂上層建築淪虛滯寂，各項文化教育、道德教化、禮樂建設難以開展，就會產生刑法依賴，以此督責天下以自逸。「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意謂法度嚴急，士人民眾就會從老莊和佛教中去尋找心靈安慰。這個批判雖然嚴厲，自有道理，也有史實證明。

   《韓非子》一書中，曾有《解老》、《喻老》二篇，可見韓非深受老子影響，但不能將韓學等同於老學。兩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有正邪之別也，就像荀子與韓非既有師徒關係又有正邪之別一樣。司馬遷強調申韓「歸本于黃老」，將申不害、韓非與老子合為一傳，似有將申韓視為老子後學之意，頗為不妥。

   韓非除了深受老子影響，還深受老師荀子的影響。東海在《儒家法眼》書中指出，老子的偏激和荀子的偏差共同培養了韓非的陰邪惡毒。荀子的性惡論，為韓非的極權和惡法提供了最好的人性論支持。

   或認為，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此史實與儒法對立模式當然不協調」。其實沒有不協調。荀子是禮學大師，「隆禮重法」，但學術駁雜，嚴重偏離儒家中道，正如程頤所說：「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二程集》）荀子是儒門外道，韓非和李斯又進一步背離了荀子的禮學，完全悖禮，一味「重法」，站到儒家對立面去了。

   韓愈說「弟子不必不如師」，東海曰，弟子不必如師。古來老師弟子道不同者並不罕見。《荀子議兵篇》中，荀子與李斯對秦政秦兵看法大不同，荀子對李斯有嚴厲的批評。李斯與韓非這對師兄弟，在權益上固然你死我活，在學術上則是一丘之貉，都是荀學的叛徒。

   三《韓非子》一書對孔子不乏肯定、讚譽之詞，但譽多是虛譽，毀則是實毀，更可惡的是偽造歷史事實和孔子之言。例如，《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

   「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斗，斗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

   可以肯定，這段話是偽造的。「夫棄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斗，斗必三族相殘也。」這幾個「必」，都是韓非的想當然，孔子不可能如此妄加推斷，並以小過重刑為「治之道」。

   關於刑罰，《春秋》有一些原則性規定，其中之一是刑不淫濫：「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勿濫」，「賞不僭溢，刑不淫濫。」刑棄灰于街者，淫濫之極，不可能得到孔子的讚賞。夏商周實行的都是儒家禮制，不會那麼做。

   李斯在上秦二世書中有言：「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史記》）「刑棄灰于街者」此法應該是商鞅的傑作。

   有學者讚美秦法「刑及棄灰」為小懲大誡，為愛民之道和小人之福，混扯之至。小懲大誡意謂有小過失受到相應懲戒，就不致犯大錯，可不是小過失就大刑伺候。要道德，不要道德潔癖。道德潔癖不道德。對自己潔癖可以，對他人和民眾潔癖，把潔癖體現於法律之中，就成了惡法，「刑棄灰于街者」就是惡法的典型。

   四在先秦諸多反儒派中，秦法家是最邪惡的一派，沒有之一。信奉秦法家的政治，必然極權主義，必有暴政惡法。

   一些學者持「儒法相通」論。這裏的「法」如果指管晏派法家，此論可以成立。管晏派法家導出來的是霸道，與儒家王道，品格有優劣之別，精神有一致之處。這裏的「法」如果指商韓派法家，此論就不成立。如無特別註明，論及法家，都指秦法家，商韓派法家。

   諸子百家中，儒法兩家最難相通。蓋法家倡性惡論、君本位和法術勢，與儒家性善論、民本位和禮樂制度背道而馳；其導出來的極權主義暴政，與王道政治冰炭不同爐。

   在政治上，法家得勢，對於儒家，必然排斥、打壓、迫害乃至燔坑。當然，儒家對於法家也充滿道德歧視，如果得位，也會為法家設置禁入區域，禁止法家人物為政為師。

   要儒法相通，唯一的辦法是，法家作出根本性的改變，讓政治從君本位變為民本位，讓法律從「帝王之具」變為「道德之具」。只不過那樣一來，法家便非商韓派法家，而成為現代「法治之家」了。2017-8-16余東海首發於儒家網

（2017/08/16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