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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卑言高豈是罪---孟言「位卑而言高，罪也」正解

   孟子說：「位卑而言高，罪也。」常有人引用孟子此言來阻止或批評民眾和知識分子議論政治、批判現實，也曾有名家引用此言婉勸東海不要議論朝廷、構造儒憲。都是對孟言的誤解亂用。孟子此言有其特定語境和含義。原文如下：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孟子•萬章下》）

   士君子入仕，不是因為貧窮，而是為了行道。但在家貧親老的特殊情況下，也不妨為貧而仕。為貧而仕，就不能貪圖高位厚祿，應該辭尊辭富，無妨抱關擊柝，做個低級官吏，像孔子為委吏乘田那樣。為貧而仕，沒有言責，更沒有行道的責任，不必與「立乎人之本朝」那樣責任自擔。《正義》：「此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

   「位卑言高，罪也」，是指政治無道之時「位卑言高」容易獲罪，並非指「位卑言高」本身有罪。倡導暢所欲言、言者無罪，反對以言入罪，是儒家一貫的政治態度。有位者言論非禮，可以削職為民（最重的處罰），不能入之以罪。至於無位庶民，更應享有議政自由。子產不毀鄉校，博得孔子讚歎。顧炎武說:「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民之議矣。」（《日知錄》）

   至於文化人、士君子，議政治論時事，獻良策建良言，放淫辭辟邪說，傳真理倡正義，覺後知覺后覺，更是當行本色，哪管自己位高位卑，有位無位。陸遊說：「位卑未敢忘憂國」，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真正憂國憂民，敢負起天下興亡之責，就不能無言，不能逃避現實不問政治。

   如果「位卑言高」本身有罪，言論罪和文字獄豈非擁有了聖經依據？如果「位卑言高」本身有罪，歷代無數正人君子包括孔孟在內，無不有罪、無非罪人矣。

   位卑言高，乃古來儒門習以為常的宿習。西漢梅福，少年求學長安，《尚書》和《穀梁春秋》專家。曾為南昌縣尉，後去官返家，仍常上書言政。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勢擅朝。京兆尹王章平素忠直，譏刺王鳳，為其所誅，群下莫敢正言，朝政日非。梅福以一縣尉之小官卑位《上書言王鳳專擅》，提醒皇帝廣攬賢士，虛心納諫，並警惕權臣「勢隆于君」。

   其奏章洋洋數千言，《資治通鑒》全文照轉，說明了司馬光對其人其言的重視。其奏章中有一句話堪稱警句：「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章上，被斥為「邊部小吏，妄議朝政」，險遭殺身之禍。梅福因此掛冠而去。漢成帝久不生育，無繼嗣，梅福曾上書建議建三統，並請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后。書中說：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屍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漢書-楊胡朱梅雲傳》）

   很顯然，梅福並不以位卑言高、越職言事為罪。相反，以「越職觸罪」為榮。如果自己「守職不言」，那才是可恥的。

   或謂「位卑而言高，罪也」的罪，應釋為過失，位卑言高是一種過失。此解不當。位卑言高，固非罪，也非過。蓋位卑言高，乃歷代大儒之常態，孔門弟子、孔孟程朱都有位卑言高時。四書五經無不論及王道之高，孔子作《春秋》，以布衣而言天子之事，更是位卑言高的典型，連他自己都說，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難道這是孔子自承有罪或有過嗎。

   言論有過無過，關鍵在其言如不如實，合不合理，合不合宜，正不正確，正不正義，不在其人位之高卑，或者有位無位。官員言論有過，也只能紀律處分，不能法律懲罰。

   如果位卑言高有罪，越職高言犯法觸罪，那麼毫無疑問，罪在法律，罪在政治，罪在上層建築。就像清朝文字獄盛行，非言者之罪，更非儒家之罪。那是清朝有違儒家經典和王道原則所致，是滿族主義、君本主義兩種政治傾向苟合的惡果。

   還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不失人不失言，君子能群不能孤僻，和諧為貴不可好鬥，入鄉隨俗入國問禁，無道則隱明哲保身……諸如此類經言儒理，都曾被用來消除知識分子議論政治、批判現實的衝動，無非誤解濫用。尤其是儒家學者，如此亂用儒經聖言，借用文革兩句名言，這叫打著儒旗反儒旗，親者痛而仇者快。2018-8-25余東海首發於儒家網

（2018/08/2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