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余樟法): 高昂的頭顱!-------為理學辨誣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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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一梟(余樟法): 高昂的頭顱!-------為理學辨誣之六
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飽受惡評由來久矣,理學家幾乎成了學術騙子和專制幫凶的同義詞,黎鳴老更是對之深惡痛絕,一棍子打死。他認為,漢代以後,凡號稱大儒者,盡皆幫凶偽君子,一無可取,並希望我隨時看他在新浪、搜狐、博客中國等網上連載的批儒文章,不要做了儒學的偽君子。
殊不知歷史上絕大多數理學大師,都是極富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使命意識及尊嚴意識的人物,如果認真翻讀他們的奏疏詩文各種著述,了解他們的行芷出處人生歷程,觀言察行之後,你會發現,他們大都熱衷於思考、著述、講學而淡於仕宦,即使出仕為官,也比較廉潔清正,敢怒敢言敢於犯顏直諫。而且他們普遍有一種以道自任的帝王師心態,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學術自尊往往發展到自負自大的地步,絕非後人想象中那種萎縮猥瑣、卑下怯懦、虛假偽善的形象。
朱熹的大人格
朱熹被視為理學集大成者和繼孔子之後儒家最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也被視為最大的偽君子。其實此君細處小節或有不謹,大人格則頗可觀,生平可敬之處甚多,大要有三。
一是勤于講學著述並以此為樂。他從14歲定居武夷山到71歲去世,立於朝和仕于外的時間不足7年半,就是這7年半的仕宦,他也是"辭"個不休。他一生所樂在於創辦私學,講學傳道,大量培養后進,並廣注儒家典籍,著述達40餘部。"知南康軍"時,在廬山建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任職湖南時,主持修復了嶽麓書院,解職回鄉后,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書院在南宋和後世盛行,與朱熹的提倡分不開。朱熹晚年,其學說被斥為"偽學",朝廷訂立了《偽學逆黨籍》,把他列為"反動組織"的頭領,以致一些門人故交都不敢再與朱熹交往,但他仍堅持在民間講學寫作不輟。
二是為官廉正奉公、勤政愛民、體察民情、不畏強權。做地方官時,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用高利貸剝削農民,在福建、浙東實行社倉法;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在漳州推行經界法,因損害大地主利益遭到強烈反對,"經界"未能推行,他辭職離去以示抗議。"知南康軍"時,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民間疾苦",上任不久發生災荒,他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一方面僱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深入民間,整肅吏治,凡有病民之政,悉加革除。一是地方肅然"。他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連帶得罪了推薦人宰相王淮,以致被解職加鄉(見《宋史》本傳: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
三是剛正不阿勇於直言不怕觸犯逆鱗。他非言官和監察官,卻對一生歷經的四代皇帝都上書進行過勸諫和批評,力陳時弊。如上奏孝宗三札:建議皇帝講求格物致知之學,博訪真儒,講明《大學》之道;要求罷黜和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批評皇帝近小人遠君子。"諫諍之塗尚壅,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末節"。他還切責當時的皇帝趙擴獨斷:"今者陛下即位,末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盡丸于公議乎!"朱熹明確要趙擴遵守"治體",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君主不得獨斷!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王淮罷相。另一宰相周必大遂奏舉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可謂個性卓然,風骨凜凜!
著述與講學
理學家們頗為高貴的頭顱並非懸空而來。因為情有所系,魂有所託,心有所樂,故真正的理學家大多心態淡泊,無意仕進,卻特別熱衷於思考研究、格物致知和著述立說,歷史上理學著作之多,蔚為壯觀,理學體系亦發展得十分豐富複雜龐大,門派眾多,同中各異,異彩紛呈;他們還熱衷於講學傳道創辦書院。北宋以來的私學書院以及書堂、精舍等,大多為理學人物創辦並任講授。
如游酢、楊時、陳瓘、羅從彥、胡安國、朱震、廖剛、胡憲、劉勉之、李侗、黃中、胡寅、劉 子翚、胡宏、胡寧、何鎬、蔡元定、詹體仁、范念德、劉爚、 方士繇 、黃干、陳淳、廖德 明、李方子、蔡淵、蔡沈、葉味道、真德秀、蔡杭、魏了翁、徐幾、詹琦、熊禾、趙復、許 衡、杜本、吳澄、王守仁、陳省、李材、曹端、宋濂、吳與弼、薛瑄、李光地、孫奇逢、童能靈、陸世儀等等,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理學人物,各有著述行世並擅講學。
據介紹,書院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以私人創辦、私人講學為主,元明時官方加強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學化。書院盛于宋初,其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係,一般是由理學家隱居讀書發展為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王守仁、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為突出的書院。其特點是積极參与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於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為此名聲大振…總之,自宋至清,儒家尤其是理學人物在全國各地創辦的私學(書院,書堂),在大多數朝代都十分興盛。
以道自任,以道自尊
理學家們往往以傳道衛道者和"真理的擁有者解釋者"自居,十分重視道統道權,甚至認為道統應在政統之上。他們注重道德,以道自任,剛正廉潔,鐵骨錚錚,憂國憂民,敢於直言,如後人贊宋大臣廖剛言,"忠直抗言,姦邪沮氣,完名全節,儀刑百世"。宋朝吏治頗好,其官僚集團在歷史上最為廉潔,與理學的傳播關係甚大,宋以後歷朝歷代的清官名臣,大多也是理學人物。如眾所周知海瑞是個大清官,但多忽略了他還是個理學人物;傑出學者、與海瑞被稱"海南雙壁"的丘浚,也是明代中葉的理學名臣;曾國藩是所謂中興名臣,也是當時的理學領袖…等等。
理學家們高昂的頭顱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堅硬的思想支撐,所謂"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他們的尊嚴感也特彆強烈。
理學奠基者之一、世稱橫渠先生的張載曰:"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著名的橫渠四句,充分體現了儒家修齊治平的思想要旨、當仁不讓的奉獻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終極關懷,已成北宋以來為廣大儒家人物廣泛認同的道德標準和人生理想。橫渠四句體現出來的社會關懷、歷史責任、道德勇氣都是無與倫比的。
秦檜當政時,程顥、程頤、張載等人被斥為"狂言怪語,淫說鄙論"。儒臣陳公輔上書要求禁止"程學"曰: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這個程頤程伊川,就是讓他學生"程門立雪"的那位,確是很有些狂氣的。他的一些行為,儘管有些狂傲和不近人情,卻也充分體現了理學家的尊嚴感。 程頤為人嚴肅苛刻,平生不喝茶不觀畫,也極少做詩,甚至自己生日也致齋恭肅,不事宴飲。程頤一直沒有做官,大臣屢薦屢辭,其兄程顥亡故后,他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下,才以布衣身份任崇政殿說書之職,為宋哲宗講課。"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庄以諷諫,上畏之",人問程頤為何如此,他以為"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二程集》),一付帝王師的樣子。他還要求准許坐著給皇帝授課,以培養皇帝尊儒重道之心。宋哲宗下課後折了一條柳枝,程頤板起臉孔告誡:春天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
王陽明,這個文治武功兼得大成受到蔣介石終生崇仰的心學派創始人,也曾自命為狂並盛讚狂者。"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者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傳習錄》。)在他看來,所謂狂者,行為雖有病處,然心事光明超脫。鑒於理學發展到後來,流於虛偽做作和陳式格套,王陽明另起"心學"爐灶,強調不依聖賢榜樣和道理格式行事,一切全憑真心自得,光明磊落。其臨終遺言就是"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則以狂放雄豪的俠義精神為主要特徵。顏山農以布衣講學,何心隱終身不仕,李贄的精神風采更是特出,派中人普遍具有那種為帝王師、為天下萬世師和在野行道的精神,如羅汝芳所言:"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于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傳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為全人而無忝所生。"(《孝經宗旨》)。
何心隱以"出身以主大道"自負,不屑入仕為官,"若在樊籠戀戀,縱得以展高才,不過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補?直須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復生於世,則大道有正宗,善人有歸宿,身雖不與朝政,自無有不正矣。"(《何心隱集》)李贄在《何心隱論》中描寫他:"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史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聖賢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焚書》)
何心隱一生極為精彩,有三件大事值得隆重拈出。一是帶頭抗賦外之徵。黃宗羲記曰:"會邑令有賦外之徵,心隱貽書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 二是參与扳倒嚴嵩。關於此事,黃宗羲《明儒學案》,陳士業《答張謫宿書》,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均有記載,以黃氏所記最詳:"心隱在京師,辟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是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為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為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三是抗爭張居正,以致被害。鄒元標《梁夫山傳》說:"比江陵(張居正)柄國,即首斥講學,毀天下名賢書院,大索公,凡講學受禍者以千計。"(《何心隱集》附錄)當萬曆時張居正禁止講學,何心隱便要"上《原學原講》一冊以自鳴生平所講所學事于朝廷于天下",並且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明史紀事本末》)最終被杖而橫死獄中。
夏清瑕先生認為:陽明、龍溪雖狂仍有誡慎恐懼,不越儒者之矱櫟,發展到泰州後學則出儒入佛,最終導致了對儒家綱常倫理的超越性否定,對自我的一味肯定。泰州後學多出入儒佛。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狂禪"是和他們浸染了禪的習氣分不開的。大乘佛學"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豪傑之氣和阿祖罵佛的叛逆性格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精神品格。因此,有別於名士們沉溺於酒色,放浪于形骸,裸體、驢鳴、長嘯這些近乎于頹廢和乖戾的精神風貌,狂禪派大多並沒沉溺於言語的幽遠,而是以其自尊自信,積极參与社會政治活動,在世俗活動中實現"百姓日用之道",追尋精神自由。在狂禪者身上,我們看不到虛無和空疏,只有為了"一體不容己之情"而置名節和性命于不顧的豪傑氣概和一腔救世情懷。顏山農遊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徐波石戰沒沅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黃宗羲說他"頗欲有為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注:《泰州學案一》。)何心隱雖只是一貧民百姓,卻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管東溟做南京刑部主事時,不畏張居正之強權,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羅近溪為救一婦人的丈夫而行賄。…心學發展到泰州學派,其性質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俠氣概和狂者胸次有力地促進了該派與傳統名教的決裂。黃宗羲在評論時指出:"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所謂"赤手縛龍蛇"是指泰州後學吸收禪宗"即心即佛""明心見性"等思想,力倡良知的天機活潑,任運而為,蔑視權威,張揚自我。(據夏清瑕《從魏晉玄風到王門狂禪》,原載《江淮論壇》)
結語
理學發展到後來,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有違初衷,逐步走向了它的反動。明末清初的反理學運動其實是理學內部發展出來的,這是理學作為內聖學說或曰道德心性之學的邏輯發展之必然,也是理學家不斷高漲的尊嚴意識使然----高到極至,到了後來,不免難以為繼而漸趨於偽,所謂亢龍有悔、所謂學虎不成反成犬是也。但無論如何,無論在朝在野何系何派,畢竟早中期理學人物及晚期理學大師多數都是活得頗有個性和尊嚴的。他們形式上見了皇帝要行三跪九叩之禮,心靈並不萎縮猥瑣卑下怯懦,當今官吏和學者表面上不用向誰下跪了,精神卻是深深跪著的。面對歷史上那一顆顆亦憂亦樂、熱誠高昂的頭顱,反觀當今官場學界滿目軟骨媚顏黑心冷腸的現實,能不感慨系之。
首發2006、2、9《民主論壇》
殊不知歷史上絕大多數理學大師,都是極富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使命意識及尊嚴意識的人物,如果認真翻讀他們的奏疏詩文各種著述,了解他們的行芷出處人生歷程,觀言察行之後,你會發現,他們大都熱衷於思考、著述、講學而淡於仕宦,即使出仕為官,也比較廉潔清正,敢怒敢言敢於犯顏直諫。而且他們普遍有一種以道自任的帝王師心態,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學術自尊往往發展到自負自大的地步,絕非後人想象中那種萎縮猥瑣、卑下怯懦、虛假偽善的形象。
朱熹的大人格
朱熹被視為理學集大成者和繼孔子之後儒家最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也被視為最大的偽君子。其實此君細處小節或有不謹,大人格則頗可觀,生平可敬之處甚多,大要有三。
一是勤于講學著述並以此為樂。他從14歲定居武夷山到71歲去世,立於朝和仕于外的時間不足7年半,就是這7年半的仕宦,他也是"辭"個不休。他一生所樂在於創辦私學,講學傳道,大量培養后進,並廣注儒家典籍,著述達40餘部。"知南康軍"時,在廬山建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任職湖南時,主持修復了嶽麓書院,解職回鄉后,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書院在南宋和後世盛行,與朱熹的提倡分不開。朱熹晚年,其學說被斥為"偽學",朝廷訂立了《偽學逆黨籍》,把他列為"反動組織"的頭領,以致一些門人故交都不敢再與朱熹交往,但他仍堅持在民間講學寫作不輟。
二是為官廉正奉公、勤政愛民、體察民情、不畏強權。做地方官時,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用高利貸剝削農民,在福建、浙東實行社倉法;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在漳州推行經界法,因損害大地主利益遭到強烈反對,"經界"未能推行,他辭職離去以示抗議。"知南康軍"時,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民間疾苦",上任不久發生災荒,他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一方面僱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深入民間,整肅吏治,凡有病民之政,悉加革除。一是地方肅然"。他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連帶得罪了推薦人宰相王淮,以致被解職加鄉(見《宋史》本傳: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
三是剛正不阿勇於直言不怕觸犯逆鱗。他非言官和監察官,卻對一生歷經的四代皇帝都上書進行過勸諫和批評,力陳時弊。如上奏孝宗三札:建議皇帝講求格物致知之學,博訪真儒,講明《大學》之道;要求罷黜和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批評皇帝近小人遠君子。"諫諍之塗尚壅,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末節"。他還切責當時的皇帝趙擴獨斷:"今者陛下即位,末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盡丸于公議乎!"朱熹明確要趙擴遵守"治體",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君主不得獨斷!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王淮罷相。另一宰相周必大遂奏舉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可謂個性卓然,風骨凜凜!
著述與講學
理學家們頗為高貴的頭顱並非懸空而來。因為情有所系,魂有所託,心有所樂,故真正的理學家大多心態淡泊,無意仕進,卻特別熱衷於思考研究、格物致知和著述立說,歷史上理學著作之多,蔚為壯觀,理學體系亦發展得十分豐富複雜龐大,門派眾多,同中各異,異彩紛呈;他們還熱衷於講學傳道創辦書院。北宋以來的私學書院以及書堂、精舍等,大多為理學人物創辦並任講授。
如游酢、楊時、陳瓘、羅從彥、胡安國、朱震、廖剛、胡憲、劉勉之、李侗、黃中、胡寅、劉 子翚、胡宏、胡寧、何鎬、蔡元定、詹體仁、范念德、劉爚、 方士繇 、黃干、陳淳、廖德 明、李方子、蔡淵、蔡沈、葉味道、真德秀、蔡杭、魏了翁、徐幾、詹琦、熊禾、趙復、許 衡、杜本、吳澄、王守仁、陳省、李材、曹端、宋濂、吳與弼、薛瑄、李光地、孫奇逢、童能靈、陸世儀等等,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理學人物,各有著述行世並擅講學。
據介紹,書院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以私人創辦、私人講學為主,元明時官方加強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學化。書院盛于宋初,其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係,一般是由理學家隱居讀書發展為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王守仁、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為突出的書院。其特點是積极參与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於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為此名聲大振…總之,自宋至清,儒家尤其是理學人物在全國各地創辦的私學(書院,書堂),在大多數朝代都十分興盛。
以道自任,以道自尊
理學家們往往以傳道衛道者和"真理的擁有者解釋者"自居,十分重視道統道權,甚至認為道統應在政統之上。他們注重道德,以道自任,剛正廉潔,鐵骨錚錚,憂國憂民,敢於直言,如後人贊宋大臣廖剛言,"忠直抗言,姦邪沮氣,完名全節,儀刑百世"。宋朝吏治頗好,其官僚集團在歷史上最為廉潔,與理學的傳播關係甚大,宋以後歷朝歷代的清官名臣,大多也是理學人物。如眾所周知海瑞是個大清官,但多忽略了他還是個理學人物;傑出學者、與海瑞被稱"海南雙壁"的丘浚,也是明代中葉的理學名臣;曾國藩是所謂中興名臣,也是當時的理學領袖…等等。
理學家們高昂的頭顱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堅硬的思想支撐,所謂"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他們的尊嚴感也特彆強烈。
理學奠基者之一、世稱橫渠先生的張載曰:"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著名的橫渠四句,充分體現了儒家修齊治平的思想要旨、當仁不讓的奉獻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終極關懷,已成北宋以來為廣大儒家人物廣泛認同的道德標準和人生理想。橫渠四句體現出來的社會關懷、歷史責任、道德勇氣都是無與倫比的。
秦檜當政時,程顥、程頤、張載等人被斥為"狂言怪語,淫說鄙論"。儒臣陳公輔上書要求禁止"程學"曰: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這個程頤程伊川,就是讓他學生"程門立雪"的那位,確是很有些狂氣的。他的一些行為,儘管有些狂傲和不近人情,卻也充分體現了理學家的尊嚴感。 程頤為人嚴肅苛刻,平生不喝茶不觀畫,也極少做詩,甚至自己生日也致齋恭肅,不事宴飲。程頤一直沒有做官,大臣屢薦屢辭,其兄程顥亡故后,他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下,才以布衣身份任崇政殿說書之職,為宋哲宗講課。"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庄以諷諫,上畏之",人問程頤為何如此,他以為"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二程集》),一付帝王師的樣子。他還要求准許坐著給皇帝授課,以培養皇帝尊儒重道之心。宋哲宗下課後折了一條柳枝,程頤板起臉孔告誡:春天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
王陽明,這個文治武功兼得大成受到蔣介石終生崇仰的心學派創始人,也曾自命為狂並盛讚狂者。"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者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傳習錄》。)在他看來,所謂狂者,行為雖有病處,然心事光明超脫。鑒於理學發展到後來,流於虛偽做作和陳式格套,王陽明另起"心學"爐灶,強調不依聖賢榜樣和道理格式行事,一切全憑真心自得,光明磊落。其臨終遺言就是"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則以狂放雄豪的俠義精神為主要特徵。顏山農以布衣講學,何心隱終身不仕,李贄的精神風采更是特出,派中人普遍具有那種為帝王師、為天下萬世師和在野行道的精神,如羅汝芳所言:"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于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傳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為全人而無忝所生。"(《孝經宗旨》)。
何心隱以"出身以主大道"自負,不屑入仕為官,"若在樊籠戀戀,縱得以展高才,不過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補?直須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復生於世,則大道有正宗,善人有歸宿,身雖不與朝政,自無有不正矣。"(《何心隱集》)李贄在《何心隱論》中描寫他:"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史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聖賢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焚書》)
何心隱一生極為精彩,有三件大事值得隆重拈出。一是帶頭抗賦外之徵。黃宗羲記曰:"會邑令有賦外之徵,心隱貽書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 二是參与扳倒嚴嵩。關於此事,黃宗羲《明儒學案》,陳士業《答張謫宿書》,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均有記載,以黃氏所記最詳:"心隱在京師,辟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是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為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為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三是抗爭張居正,以致被害。鄒元標《梁夫山傳》說:"比江陵(張居正)柄國,即首斥講學,毀天下名賢書院,大索公,凡講學受禍者以千計。"(《何心隱集》附錄)當萬曆時張居正禁止講學,何心隱便要"上《原學原講》一冊以自鳴生平所講所學事于朝廷于天下",並且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明史紀事本末》)最終被杖而橫死獄中。
夏清瑕先生認為:陽明、龍溪雖狂仍有誡慎恐懼,不越儒者之矱櫟,發展到泰州後學則出儒入佛,最終導致了對儒家綱常倫理的超越性否定,對自我的一味肯定。泰州後學多出入儒佛。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狂禪"是和他們浸染了禪的習氣分不開的。大乘佛學"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豪傑之氣和阿祖罵佛的叛逆性格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精神品格。因此,有別於名士們沉溺於酒色,放浪于形骸,裸體、驢鳴、長嘯這些近乎于頹廢和乖戾的精神風貌,狂禪派大多並沒沉溺於言語的幽遠,而是以其自尊自信,積极參与社會政治活動,在世俗活動中實現"百姓日用之道",追尋精神自由。在狂禪者身上,我們看不到虛無和空疏,只有為了"一體不容己之情"而置名節和性命于不顧的豪傑氣概和一腔救世情懷。顏山農遊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徐波石戰沒沅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黃宗羲說他"頗欲有為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注:《泰州學案一》。)何心隱雖只是一貧民百姓,卻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管東溟做南京刑部主事時,不畏張居正之強權,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羅近溪為救一婦人的丈夫而行賄。…心學發展到泰州學派,其性質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俠氣概和狂者胸次有力地促進了該派與傳統名教的決裂。黃宗羲在評論時指出:"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所謂"赤手縛龍蛇"是指泰州後學吸收禪宗"即心即佛""明心見性"等思想,力倡良知的天機活潑,任運而為,蔑視權威,張揚自我。(據夏清瑕《從魏晉玄風到王門狂禪》,原載《江淮論壇》)
結語
理學發展到後來,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有違初衷,逐步走向了它的反動。明末清初的反理學運動其實是理學內部發展出來的,這是理學作為內聖學說或曰道德心性之學的邏輯發展之必然,也是理學家不斷高漲的尊嚴意識使然----高到極至,到了後來,不免難以為繼而漸趨於偽,所謂亢龍有悔、所謂學虎不成反成犬是也。但無論如何,無論在朝在野何系何派,畢竟早中期理學人物及晚期理學大師多數都是活得頗有個性和尊嚴的。他們形式上見了皇帝要行三跪九叩之禮,心靈並不萎縮猥瑣卑下怯懦,當今官吏和學者表面上不用向誰下跪了,精神卻是深深跪著的。面對歷史上那一顆顆亦憂亦樂、熱誠高昂的頭顱,反觀當今官場學界滿目軟骨媚顏黑心冷腸的現實,能不感慨系之。
首發2006、2、9《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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