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通權達變與時偕行的「聖之時者」

    ---東海草堂讀經札記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集大成者也，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萬章句下》）

   所謂「時」，即切合現實、與時俱進。「聖之時者」是既能守經志道也能反經合道、既能堅持理想又可以根據不同的環境採取合適的手段的聖人。孟子認為，伯夷是聖人之中的清高者，伊尹是聖人中富有責任感者，柳下惠是聖人中隨和者，孔子則是聖人中識時務、集大成者。始條理者智，終條理者聖。就像射箭，智則「巧」，聖則有力。百步之外，能射到目標的是有力，能夠射中則不僅靠力，還要靠「巧」，即智慧。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都是聖人，都能夠持之以恆地堅持他們的政治原則，但不夠巧，聖而不智，孔子才是能經能權、亦聖亦智的大聖人。

   「聖之時者」，主要特點有二。一是通權達變。

   把原則性與靈活性圓融地統一起來的經權思想，是儒家一大智慧。經是理想、原則，守經是對理想、原則的擔當和堅持；權則是在不違反原則的前提下的靈活權變。朝聞道夕死可、殺身以成仁、君子窮而不濫、君子務本、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等，均是守經；「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毋」即是達權。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這段話更可以看出孔子對權道是何等重視推崇。朱熹《論語集注》引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通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

   《論語》、《易傳》對經權思想皆有理論概括,《春秋》則將經權思想貫穿在歷史事件中來表達,形成了公羊家完整的經權學說，對此蔣慶先生在《公羊學引論》一書中有精闢的介紹，不贅。

   「聖之時者」的第二大特點是：「與時偕行」。

   《禮運篇》曰：「變而從時」；《禮器篇》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可見禮經是以改制和革命為隨時之宜的。《大易》有《隨卦》與《鼎革》二卦。《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說的都是隨對革故鼎新之義。儒家外王學說就是關於制度的更改和創新的學說。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原儒復生於今世，對於制度的更改、創新乃至革命，必是持支持的態度的，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不過，任何制度的更改、創新乃是改苛政為仁政、變霸道為王道，絕不能違背民本的原則。對於法家強國弱民、尊君卑民的變法，儒家絕不會贊成；對於教育、醫療產業化之類所謂的改革，孔子肯定會反對。古代法家的變法和現代江朱的改革，是只有利於領導人而大不利於廣大民眾的，是把苛政改得更苛，把霸道變得更霸！

   還有，對於制度的更改創新，儒家的態度相對比較慎重，「確然可革之日，然後革之」。張爾岐《周易說略》中對《周易·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徵吉無咎。」爻辭解析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于上，勢足以有革也。然革終非可輕議者，占者當從容相審，至已確然可革之日，然後革之，則其所行有更化之吉，而無紛更之咎矣。」

   綜上所述，儒學是在堅持仁的原則下通權達變、與時俱進的學說，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包容性、普適性和時代性。蘆大鴨子之流喜歡把中國落後的原因賴在孔孟身上，不知歷史上儒學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政治、文化、經濟的昌盛和中華文明的輝煌。秦始皇、蒙元、滿清、文革等中華文明落後倒退的時期，恰是儒學的衰落異變期。

   還要說明的是，毀儒滅孔的程度，秦始皇、蒙元、滿清等任何王朝都沒有中共王朝那麼徹底，現在中共在不廢除馬列教的前提下對儒學和孔子所進行的利用，其真誠度遠遠達不如滿清政府。現代中國的落後恰恰是緣于對孔孟之道的空前背離、踐踏和歪曲！

   2006-7-18東海一梟

   首發2006、9.5《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