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心运动

对于中共突然将“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曾经中共老搭档分别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反右运动不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已无利用价值，对他们的信不予理睬。随着反右运动持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领袖开始后悔写信置疑反右运动。十年八年前，他们感觉自己的党派有相当地位，要求与中共平等对话。随着建国后一次次政治运动，他们领教了中共的利害，认识到唯一的生路是表示驯服。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民主党派”们闻毛之言发起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争相贴出“交心”大字报，自我批判、相互揭发 “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错误言行和思想”，在其中捕风捉影，互揭隐私，扣帽子，打棍子，“上纲批判”，党机关则为“交”出问题者“排队”、“梳辫子”，组织大辩论和各式各样的“交心竞赛”，甚至相互攀比“交心”大字报的数量。一些地方的“民主党派”更提出“苦战几昼夜，交心多少多少条”、“交黑心，换红心”等口号。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高校和机关都掀起了 “向中共交心”运动，知识分子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是左派，不是右派，展开了“引火烧身、（批判自己），放火烧别人，大家互相烧，互相揭发”的互相整肃运动，造成了互相监控，互相出卖，谁也不敢写读书笔记、日记，生怕像胡风一样成为反革命的精神恐怖环境。“右派学生”被要求制订加紧改造规划，争取早日摘掉帽子。非右派学生制定“争做左派”计划。知识分子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感叹恐怖，而在反右运动中他们才知道恐怖还会升级。

在反右恐怖中，他们感到光是表现驯服是不够的必须献媚才能自保。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向毛泽东申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交心”誓师大会。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准誓师大会申请说：“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申请获准后，“民主党派”联合知识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上万人的“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年迈的民盟主席沈钧儒代表众人致词说：“我们万众一心，在首都天安门前，向毛泽东主席、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最大的决心。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跟随讲话，向中共保证说：“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24] 大会推出了内容为“改造政治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向工人、农民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的《自我改造公约》和致毛泽东的效忠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一致的、迫切的要求。”天安门誓师后，沈钧儒、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高举贴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木牌沿着长安街向西走；民建主席黄炎培、民革主席李济深率另一支队伍高举 “把心交给党”的巨大红布心造型牌向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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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交心”誓师表演背后是恐怖。 “民主党派”领袖高调誓师作给毛泽东看，以期免除可能的右派帽子。带头誓师之外，李济深激烈批判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的“右派言论”；黄炎培致信统战部表态与右派儿子划清界线说：“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25] 通过积极表态和带头誓师交心，李济深、黄炎培成功获毛泽东发话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反蒋派们在新中国几年就沦落到摇尾乞怜的地步，两位所谓党派领袖成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的领袖，众“民主党派”作表态效忠的环京城游行，这在几年前的国民政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不禁让人想起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1945年，黄与章伯钧、傅斯年等七参政员前往延安说服中共同意国、共、民盟三方共同执政。回重庆后，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其中盛赞延安与中共，记述他与毛泽东“窑洞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篇《延安归来》影响了国统区的无数青年投奔中共。建国时，黄炎培在政协开幕时带头喊了“毛主席万岁”。然而不久，他见证了中共不向政协打招呼就出兵朝鲜，发动暴力剥夺私产的土改运动和屠杀旧政权人员的镇反运动，以及拖延制宪。他不敢质疑，只能参与一次次整肃运动。他不会想到，自己“窑洞谈话”十几年后非但没有成为民主的参与者，倒成了“交心誓师”游行带头人。黄的蜕变早在傅斯年的预料之中。傅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交谈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他离开延安后指出中共“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指毛是“宋江一流”，并抨击民盟成员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