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在国民政府即将被推翻时，傅斯年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建议将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者，以及珍贵文物资料送往台湾。蒋介石立即批准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决定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责成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具体执行。蒋经国安排了送学者们离开大陆的飞机。

傅斯年提出抢救计划是因为对共产革命有深刻认识。苏俄建立共产党之前，他也曾接受李大钊的共产革命宣传，担任北大的学生领袖，出面召集五四学生示威。当学生运动发展到放火烧民宅、殴打外交官时，他毅然退出学生运动。此后，他支持北洋政府抵抗苏俄压迫的立场，反对苏俄向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反对苏俄引入中国的共产革命、共产党和苏维埃。抗战中，他反对中共口头上宣称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实际却拒绝交出军权，对日避战。抗战结束后，他反对苏俄扶植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出面领导了反苏运动。他指出：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土匪流寇并无区别，一旦执政必然剥夺人民的自由会，摧残文化，[22] “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23]  

在认为共产党将取缔思想与言论自由观点方面，胡适与传傅斯年看法一致。胡适指出：“自1917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急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他们一切行为，似乎都本着一句话：‘把现存世界摧毁、另建一个新的世界。’……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胡适同意马科斯·伊斯特曼 （Max. Eastman）列举的极权主义特征：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神化领袖；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24]

然而，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对新政权充满期望，选择留下来迎接共产党的新政权，1948年3月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只有24位选择了离开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一个因为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二是共产党大力宣传，营造民主形象的作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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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久，傅斯年、胡适的预见全部应验，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实施专政，取缔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甚至思想自由，大规模屠杀旧政府人员和反对暴政者。那些谢绝了傅斯年安排离开大陆的名学者们没有想到，他们三年后就经历了极为痛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迫在报刊上发表检讨自污。在大陆知识分子饱受精神折磨时，海外的数千知识精英纷纷返回大陆准备效力新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后来的遭遇极为悲惨。他们在几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十几年后的文革运动中基本被一网打尽，全体惨遭迫害，多数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