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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真相 第36章(4)淮海战役

2018年05月28日 11:50 PDF版 分享转发

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乘胜在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发起了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的徐州第三绥靖区的两位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奉中共密令率部倒戈,造成国民党军淮海防线崩溃,中共华东野战军乘机包围了国民党军东路黄伯韬兵团。11月15日,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切断了敌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随后,毛泽东下令设立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为成员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电令的指挥,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全歼了死守待援的黄伯韬兵团,再设伏击败增援的黄维兵团,迫使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放弃徐州,退至蚌埠,迫使副总司令杜聿明及西路邱清泉兵团南撤。在国民党大军困于天寒粮绝的困境时,中共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率部投降,拒绝投降的部队被共军歼灭,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杀,蚌埠不战而下,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数十万主力被歼灭,中共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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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淮海战役中的法宝之一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下党员将领。根据中共指示,张克侠、何基沣、王清瀚、廖运周等一大批将领临阵倒戈,使国民党防线崩溃;法宝之二国民党高层中的共谍向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情报。这些共谍包括,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国军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国民党军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国民党中统淮阴地区调查统计主任郑连魁,国民党江苏省中统调统室特情专员徐冠苏,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国防部监察局首席监察官吴仲禧,国防部第六厅第二科科长(中校军衔)许锡缵等人。有他们提供的国民党军动向情报,毛泽东得以指示正在进行中的平津战役放缓使国民党方面下不了从淮海战场撤离的决心,得以向华东野战军下达在何时何地伏击的具体作战命令,指挥出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埋伏战。总前委众将领起初对毛泽东电报遥控不以为然,但执行后发现无往而不胜,纷纷赞称“敌人的算盘珠子是由我们来拨动的”,“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中共淮海战役的第一功臣郭汝瑰是黄埔五期学生,受蒋介石器重,被提升为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他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部署等大量情报及时报送中共中央,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他将蒋介石对山东作战的指示传递给中共中央,成为解放军挫败国民党军在山东重点进攻的幕后功臣。窃取情报以外。他还拟订了让国军损失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隐瞒中共军队动向,推动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郭汝瑰对蒋介石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导致蒋介石决策错误,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郭汝瑰没想到,率部倒戈后的日子凄风苦雨,在肃反运动中成了“特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文革再遭批斗、游街、抄家。毛泽东对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尚且要整肃,对卧底间谍更不信任,更要整肃。

中共淮海战役的法宝之三是动员了五百多万民夫担任服务与后勤支援,是为世界战争史上动员民夫的最高记录。建国后,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军抓壮丁,冀鲁豫各省老百姓自觉自“支前”。其实,农民弃家上战场并非自愿,而是不去不行。通过土改运动,解放区的农民不再是自耕农,全都成为受中共基层组织指挥的民夫。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斗地主,杀地主,除了跟着共产党没有了退路。土改后上位的农村基层领导提出“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口号,拆农民的房子为解放军修筑工事,强迫老百姓上前线,送子弟参军。中共向农民们宣传的口号是:“没有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一切;战争胜利了,不光有房子、粮食,日子还会越过越好。”经历土改的华北各省农民一方面希望中共赢得战争以保住他们分得的财产,另一方面在胁迫下只得加入支前的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工兵队,冒风雪,忍饥寒,跟随解放军转战南北。解放军一声令下,百万民夫可以一夜挖掘出壕沟让国军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农民不光出人,更要出粮,出钱。例如,九百万人口的豫皖苏区在淮海战役期间派出民工两百多万人,担架八万余副,献出数十万双军鞋,三亿斤粮食,其中包括农民仅有的谷种。被俘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写道:“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运伤员……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

大规模调动民夫不光是淮海战役的法宝,也是中共整个“解放战争”的法宝。在辽沈战役中,国军受到围困而无法补给,但共军在围困战中却可以因旷日持久地保障供给。中共后来长期宣传“农民支前充满喜悦”,而隐瞒支前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例如,苏中靖江县的县志最初记载:“1949年2至4月,刚刚被解放的靖江县人民,沉浸在喜悦中,解放大军在两个月以内,连续两次进行公粮征借,两个月之内,征发公粮650万斤,一次350万斤,一次300万斤。”五十年后,靖江县在修编县志时增加了“老百姓为了打内战而吃野草”的实情。应当说,一句“吃野草”不是百姓战争苦难的全部,没有血腥不可能征到那么多粮食和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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