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运动终结

​进入1943年，日本败势显现，汪政府的官员们感到末日迫近，周佛海暗中投蒋，开始按重庆指示行事。汪精卫虽准备好“跳火坑”，但在身败名裂来临时也难掩悲伤。他赋诗填词自嘲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在一次饭局上，他酒后痛哭失声地说：在重庆明明白白与蒋介石讲妥演双簧，因日本人不以蒋为和谈对手才出面对日本讲和，不料出面后被蒋指为汉奸，自己上了蒋介石的当。

1944年初，汪精卫遇刺旧创复发，赴日就医，将政务交陈公博、周佛海全权代理。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院手术失败去世。他最后的遗言是“我要回中国”。曾与他约定和谈停战的日本前首相近卫前来吊唁，在汪的遗体前默立了一个多小时。近卫清楚，由于他屈从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压力，从声明中删除了关于限期撤军的承诺，使汪精卫丧失了和平运动号召力，被中国人唾骂为汉奸。最了解汪精卫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汪精卫去世后，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坚持在职务前加“代”字，申明：“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了汪政府的最后会议，宣读解散宣言后即散会。

汪精卫的酒后之言是真话，他的确上了蒋的当。第一次淞沪抗战后，二人一致认识到，国民政府不可能对北方的日军和南方的红军两面作战，达成了对日妥协，推迟全面开战，等待日军攻苏的共识。这就是和平运动的开端。蒋介石将汪精卫与日方达成的妥协协定秘而不宣，一是为推迟中日开战的考虑，二是要维护自己的名声。汪发表艳电后，重庆、延安均以鞭挞“汉奸汪精卫”来营造自己的抗战名声。其实，蒋介石没有资格骂汪卖国。是他与汪共同决定了对日妥协谈判方针，共同开启了和平运动，只不过在和平运动中他推汪出面。在汪组建傀儡政府时，他也在秘密进行着对日妥协谈判。他没有与汪一起出席与日本方面的“三人会谈”是因为，他幸运地等到了美国出手制日带来胜利曙光。中共更无资格抨击汪精卫。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对日避战，专打国军，与日军秘密勾结，交换情报。毛泽东不断将袁殊、潘汉年等人搞来的日本机密提供给斯大林，扮演着苏联间谍的角色。汪政府是日本傀儡不假。但国、共两党都是外国傀儡出身。国民党人都曾是日本傀儡，苏俄傀儡，共产党人从立党后就一直是苏联傀儡，高层们还是苏联间谍，还是抗战期间通敌者。汪精卫的汉奸名声就是被这样的国共党人骂出来。

只有了解了斯大林长期策划中日开战的历史事实，了解苏联从中日开战中得到的好处，才能了解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意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目标是促中日开战以消除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为了这一目标，他挑起淞沪中日战事，批准红军退到西北，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指挥在中国掀起了促中日开战的所谓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汪精卫看到，日苏战争可能爆发，联手制定了符合中国利益的对日妥协和谈的政策。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是斯大林最怕的。为了苏联利益，共产国际指挥在华俄党加紧推动促中日开战的抗日救亡宣传。德日签定反共协定后，斯大林担心日本攻苏的恐惧倍增，不再满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指示立即在华北和华南同时动手，引爆中日全面战争。根据他的指示，共产国际和中共、宋庆龄等路人马同时行动，策动了芦沟桥事变和淞沪战事，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中日大打出手后，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了2.5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3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1000架的战机，派来2000名飞行员，500名苏联军事顾问。苏联的援华不是为了帮中国，而是为自身安全，致力于推动中日战争扩大，要求中国拖住日本。并且，苏联对华提供军火不是无偿援助，而是军火生意，中国须以钨、羊毛和茶叶等苏联需要的战略物资偿还军火贷款。苏联派员常驻延安督促中共军队对日作战也不是为保卫中国，而是为了监督中共加入对日作战，帮助苏联消除日军北攻威胁。乘中日全面开战之机，斯大林实施了在新吞并的中国领土区域灭绝华人的预定计划，将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等地的华人以危险分子、日本特务等随意罪名大规模逮捕、关押、处决，或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消灭了远东三十多万华人。[29]

只有了解苏联对日从弱势到强势的转变过程才能了解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意义。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间，斯大林对日本处处示弱。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使苏联对日有了底气斯大林开始对日本处处用强。1938年6月底，苏军占领了中、苏、朝交界处的小山张鼓峰。沙俄曾在《中俄瑗珲条约》条约中文本做手脚，在中文本中承认张鼓峰是中国领土，而俄文本中称张鼓峰是俄罗斯领土。日本不容苏军占据可以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内阁派驻苏大使重光葵对苏交涉要求苏联从张鼓峰撤军。苏联强硬拒绝，日军大本营只好动武，派驻朝日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在装甲车、飞机的配合下经三天激战夺回了张鼓峰。苏军败退，诱日军追到到乌苏里斯克草原，加伦将军指挥远东军区四万大军配以两百多门火炮、两百多辆坦克、两百多架新式飞机将日军一个精锐师团歼灭。这回轮到日本在两面作战困境被迫对苏示弱，与苏联签定了妥协协定。张鼓峰事件推迟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国军不知张鼓峰的激战，还奇怪日军在6月集结完毕为何拖延了两个月才对武汉发起进攻。

张鼓峰之战后，斯大林继续对日用强。1939年5月，苏军在蒙古诺门坎挑起对日战争，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元帅指挥远东红军主力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决战。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空战和坦克战。两面作战的日军再被苏军击败，关东军主力遭到重创。平沼内阁为这一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败仗引咎辞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最怕的是中日和谈及汪精卫主持签定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如果中日在淞沪会战中，或在南京保卫战前达成停战，苏联就不敢对日用强，就不会有张鼓峰、诺门坎对日作战的胜利，相反，可能被日、德联手推翻肢解。成功挑起中日战争，陷日本于中国战场泥潭后，苏联有了对日决战的底气，取得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战的战略性胜利，彻底摧毁了关东军北攻苏联的勇气和信心，实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战略目标——消除日本北攻苏联的威胁。由于中日开战，斯大林敢于在东线基本算不设防，将西伯利亚的精锐抽调去欧洲。诺门坎战役期间，斯大林与德国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再瓦解了德、日的反共联盟，成功使迫日本放弃“北进”计划，转向“南进”太平洋。可以说，没有中日全面战争，就不会有关东军对苏军的惨败，就不会有日本南进战略，就不会有日、美开战，因而也就不会有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背后是斯大林引爆中日战争的成功运作。消除日本攻苏威胁后，斯大林于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签订瓜分中欧，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补充议定书》。[30] 然而不久，希特勒将进攻矛头指向苏联，斯大林与德国瓜分中欧的计划破产。为避免两面作战困境，斯大林再改变对日用强政策，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汪精卫看清了斯大林陷中日于战火以自保的算盘，富于预见性地指出：“中国明明没有足以打败日本的军事力量，却继续唱抗战的高调，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到头来从抗战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些人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只是听命于第三国际，而第三国际非常希望中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斗中两败俱伤。即使中国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日本，共产党人也会说胜利果实是他们夺得的，到那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会是向他们从前的盟友报仇”；[31] “共产主义同爱国主义格格不入，共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分子是在共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共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共产党人利用战争执行他们摧毁中产阶级和偏下的中产阶级的政策，使大部分民众失去工作，无家可归。这样，在赤贫的情况下，人们就容易被共产党所利用。共产党通过非法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使群众变成愚昧无知。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在知识方面破了产，那就可以使人民盲从得更加厉害。共产党是以他们的边区政府取代国民政府，最后把整个国家变成苏维埃中国，永远成为苏联的一个保护国。”[32] 作为曾经的苏俄顾问手下的左派领班，汪精卫反省后的论断可谓入木三分。他推动的和平运动是对付苏联和中共利用日华冲突计划最有效的策略。斯大林担心中日停战会带来日、德夹击的威胁，毛泽东担心中日停战打破他理想的“三国志”局面和延安的安宁。因此，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后，季米特洛夫立即致电中共中央：“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中共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中共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33]

武汉会战之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日本对苏联保持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陆路通道强烈不满，要求切断中国从国外取得战略资源供应的通道。虽然日本陷入了中国的战争泥潭无力北攻苏联，但斯大林在德国入侵威胁下仍担心德日夹攻，决定协助日本对中国的封锁，断绝中国经新疆通中亚的西北通路，停止了象征性的对华援助，召回援华飞行员和顾问。蒋经国多年后写道：“抗战时间，苏联也有飞机和志愿队派到中国来助战。有一天，驻兰州的俄国飞行队里一个队员，因为多喝了几杯酒，对我露出真言说：‘我们到中国来打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一点日本的新式武器做对象，来练习练习。’他们把我们流血争取独立生存的战争，当作他们练习武器的试验场所。所以经过‘练习’之后，飞机不来了，坦克也不来了。最后，更把东北接收来的日本的武器交给共匪，来打倒我们的政府了。俄帝这种狡诈狰狞的面目，谁都认识得清楚的。”[34]

1941年，为避免在欧战爆发后两线作战的困境，苏联单方撕毁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是日俄战争后两国多次瓜分中国满蒙和朝鲜势力范围密约的继续。对此条约，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而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苏日条约中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这不过是苏日过去的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当张鼓峰，诺门坎战斗时，苏日军队便是在苏联满洲及外蒙古边境地方作战的，所以以后停战及划界委员会也是有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伪满代表参加的。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证了这两方面的今后安全，这丝毫不能也没有变更中国的领土主权。尤其是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国之领土，只是在说明苏联决不以武力侵犯满洲，并不能即解释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伪满之独立的国家地位，更不能解释为可以妨碍我们收复东北”。[35]  毛泽东为苏联辩护说：“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36] 苏联与日本签定瓜分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让共产国际的秘密外围组织救国会陷入两难：若追随中共表态支持苏联则暴露俄党面目面临国人的声讨，若保持沉默又难以解释。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等救国会成员讨论后发出一封措词温和的《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条约“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公开信发出后，周恩来严厉训斥救国会，勒令不得再报刊发表该公开信。沈钧儒赶紧向周检讨，[37]  率救国会改口拥苏。（1950年代，中共在整肃反苏言论的运动中重新追究《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的主谋。经过当时救国会领导人之间的互相推诿，最后将责任推给了起草公开信的王造时，致王被划为右派，后被迫害致死）。共产国际下属们的拥苏表现证明了汪精卫“中共毫无民族意识，他们只是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38] 论断的正确。

战时对敌妥协从来极富争议。汪精卫对日和谈，争取结束战争的考虑与法国的妥协者赖伐尔（Pierre Laval）、贝当元帅（Henri Philippe Pétain）大致相同。法国的妥协者们提出了“与其莫斯科，不如柏林”的口号，认为真正的威胁来自苏联，法、德相拼只能让苏联获益；汪精卫认为中日全面战争是苏联所挑起，是苏联所希望的，中日长期战争只能使苏联与中共受益。中日两国应尽快结束战争能使中国避免走上共产道路。大批国民党军投奔汪政府的考虑与汪精卫一样，看清了有共军在侧百般攻击无力抗战现实，于是相信“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相信全力反共才能“曲线救国”。后来，中共避战壮大后摘取胜利果实，苏联扶植中共推翻了国民政府，赤化了中国的结果证明汪精卫的远见。从战后共产阵营壮大，造成上亿人死难的事实看，以拒绝共产主义，中日停战联手反共为诉求的和平运动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假如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成功，达成中日停战，莫斯科会在1941年陷落，苏联不复存在，就不会有共产阵营和共产中国。革命党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惯用手法之一是利用民族主义，开展所谓反帝运动是如此，推动中日开战是如此，抹黑和平运动也是如此。

拒绝赤化之外，和平运动的另一诉求是反对“焦土抗战”，认为人民生命财产重于高调口号。突袭珍珠港当天，日军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摧毁了机场内的英国空军全部战机，炸沉了在港英国战舰。无力防守香港的港督杨慕琦率众官员向日军投降，这在香港和英国均未引来谴责。西方和香港民众认为在无力防守或无力再战时投降并无不妥。但在中国，从来是唱血战高调留芳名，为免生灵涂炭停战媾和背骂名。秦桧在军事上已丧失抵抗能力时出面主持了和谈，为南宋换来了一百五十年的偏安，结果被千年唾骂，在偏安中写爱国诗篇的陆游、辛弃疾受到世代歌颂。这种情况在抗战中再现。汪精卫出面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成立南京政府，使日军有了停止进攻的台阶。可以说，有汪背骂名才有重庆偏安，才有了蒋介石的不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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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平运动卖国求荣的指责，周佛海坦言：“生活在狂轰滥炸的重庆，比在上海还安全得多，老实说一个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不管在哪儿都有最坚固的防空壕，挨轰炸时总是安全的。空袭警报发出后，总有充裕的时间去作准备。对比一下，1939年我在上海却经常受到共产党分子和国民党政权特务分子的威胁。由于刺客的来临事先没有警报……；我想，这些恐怖分子对生命所构成的威胁，比日本的空袭要严重得多。”[39] 汪精卫在发动和平运动之初就因主持妥协谈判被刺，对和平运动带来的个人凶险非常清楚。他在《于友人书》中透露推动和平运动的心迹写道：“老兄，我在重庆时候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租得一间房子，有几十个卫士绕围着，我的安全是无问题的。如果敌机来呢？我会入地下室。如果重庆又象南京、武汉呢？我会随着机关迁移。我在中国国民党是副总裁，在国防最高会议是副主席，我没有最高权力，我言而听则幸甚，言而不听，则言者无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溃的时候，我还有希望名正言顺出来收拾，收拾不来，我以一死报国，生前甚逸，死后亦获令名。你替我打算，我有了这样的处境，如何会离开重庆？但是你知道我的，我从二十多岁投身革命以来，就不曾替自己打算过，何况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眼看着国破家亡，我那里还有这些闲心，来替自己打算？”他解释成立政府的理由说，那至少可以减少日军对占领区人民的屠杀，至少可设法约束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压榨。事实上，他和追随者们冒着暗杀危险与日本人周旋，确实帮助拯救了百万百姓，避免了大规模屠杀，保证了敌占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收编了大批来投的国军，使这些国军不参加对重庆政府的作战。百姓在汪精卫政权下生活过得去，物价平稳，没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政府也没有发行粮票布票限制吃穿。假如没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人争物资，不知会增加多少百姓被日军屠杀或冻饿而死。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沦陷区百姓没有谴责汪政府迫害，反而对汪政府心存感激。对德妥协的赖伐尔说：“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40]  这一说法也适用于汪精卫。汪在全面抗战爆发时说“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41]  他所言的牺牲不仅指生命，还包括名节。在汉奸、卖国骂名泛滥时，没有人敢于为了民众生命出头言和，大家只管高喊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焦土抗战。汪精卫及其追随者推动和平运动，组织南京政府，结果身败名裂。在举国骂声中，反对唱高调胡适评价汪及追随者说：“他们是爱国的”。[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