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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革命的真相 第27章（4）两个口号三个神话
两个口号三个神话
1926年，共产国际将远东局迁到了上海。拨款策动暴动和工农运动之外，远东局的一项重要行动是召集大批中国文艺家到旗下，开启了所谓左翼文化、左翼文艺运动。在电影方面，共产国际通过其间谍钱壮飞在北平创办了光华影片公司，派中共党员钱杏邨（阿英）加入了六国影戏营业公司，安排田汉等人成立了“南国电影剧社”。1929年，在苏联入侵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共产国际命令上海文艺界下属加大力度宣传苏联，号召推翻中国政府。根据指示，中共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负责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召集创造社的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太阳社的钱杏邨、孟超、杨邨人、沈茜苓等人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启动了中国左翼电影。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华建立了以宣传苏联，扰乱国民政府后方，煽动颠覆国民政府为宗旨的下属组织——左联。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担心日军北攻苏联，开始促中日开战。据此，共产国际资助中国的左翼文艺家，将明星影片公司转型，抛弃神怪武侠爱情片，以促对日开战为主要宗旨。1933年，中共中央文委成立了由夏衍、钱杏邨、王无尘、石凌鹤、司徒慧敏等人组成了左翼电影领导小组。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左翼文化，左翼电影迅猛发展，“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四家主要电影公司在当年就推出了43部“左翼电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谴责日本侵略东北，而绝口不提苏俄侵略东北。左翼电影当然不能提苏联入侵东北，霸占东北，因为左翼电影的财政资源来自莫斯科，其骨干夏衍、钱杏邨、田汉、阳翰笙听从共产国际指挥。
斯大林作出推动中日开战决定后，共产国际在华资助成立一大批以推动中日全面开战为宗旨所谓救国会组织。其中包括“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文艺家协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新闻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等等。一时，抗日救国宣言铺天盖地。如同当年日本人召集各路会党成立同盟会一样，共产国际召集上海的众多救国会组织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然后再召集各城市的救国联合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指派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派中共秘密党员钱俊瑞具体打理。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不再需要宣传反政府的左联，决定将左联解散。由莫斯科决定成立，再由莫斯科决定解散的事实说明，左联是苏俄一手扶植建立的工具。同救国会组织也是苏俄一手扶植建立的工具。这些俄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由莫斯科提供经费，由莫斯科指定代理人，由中共秘密党员牵头。
救国会中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文化界救国会。1935年12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召集界275位中国文艺家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推出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文化界救国会的最主要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牵头的文艺家协会，其成员包括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洪深、郑伯奇、欧阳予倩、郑振铎、谢冰心、白薇、臧克家、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宋云彬、李健吾、周立波、沙汀、艾芜、叶紫、任白戈等作家。根据《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领导”、“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等口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了“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
上海文艺界的国防口号不获延安认可。毛泽东坚持推翻国民政府的宗旨，拒绝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不知道延安坚持反蒋方针，积极推销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和国防文学的口号。让他头疼的是，“左联”的招牌人物鲁迅反对解散“左联”，拒绝签署“文艺家协会”宣言，与胡风、徐行等文艺家一起提出坚持反政府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抵制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延安派来冯雪峰传达的是与“拥护政府领导抗战”完全冲突的“反蒋抗日”方针，并且冯表态支持鲁迅、胡风等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如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在上海文艺界表现为了“两个口号”之争：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人主张“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应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以国防为创作主题”；鲁迅、胡风则坚持“左联”不能解散，要求文艺界在国难当头时开展反政府的阶级斗争。在“两个口号”争论中，作家徐懋庸致信鲁迅指出：“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与冯雪峰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将晚辈徐懋庸的私人商榷信件公开发表，斥徐“向国民政府投降”，骂宣传“国防文学”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等中共文艺家为“四条汉子”、“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的发难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以称赞鲁迅的方式抵制莫斯科推动的“国防”口号。奉命推销“国防文学”口号的中共文艺大员周扬感到无所适从，特地到延安就“两个口号”之争请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不敢明确否定共产国际的指示，以“真理越争越明”的说法不置可否。周扬这才明白原来毛泽东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口号，于是赶紧向毛承认错误。奉命支持鲁迅的冯雪峰因得不到延安的明确表态支持而无所适从，索性撂挑子回了浙江老家（冯因此得罪了毛泽东，在二十年后被毛整肃）。
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虽未被中共中央认可，但在共产国际与王明指挥之下，全国文艺家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掀起了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作品大量出台，《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夜奔》、《青年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风云儿女》等一大批抗日救亡主题的电影、戏剧强烈影响了一代青年。
文艺家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两个口号”之争根本无所谓是非。两口号背后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斗法。斯大林要求中共与中国人民为苏联的安全对日开战，间接保卫苏联；毛泽东不在乎国家民族利益，既不想保卫祖国，也不想保卫苏联，认为日本人打进中国是好事，有利于中共发展，有利于中共在“日蒋两败俱伤”后夺取全国政权。由于毛泽东在“两个口号”争论中不置可否，这一争论成为中共所写革命史的长期悬案。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开始正式否定“国防文学”口号。文革中，毛泽东批准将“国防文学”口号定性为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投降主义口号”，将被鲁迅咒骂的周扬等“四条汉子”逐一整肃。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外，共产国际与中共联手营造了影响了几代青年，影响持续至今三个神话。神话之一——鲁迅。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时成绩不好。他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特别关照来到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鲁迅。他解释说：“我小的时候，曾跟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总是很尊敬，同时也觉得应该高看那一国的人，或许这就是周君感到特别亲切和值得感谢的原因吧。”在藤野的帮助下，鲁迅两次学期考试都勉强得到了60分。于是该校中有传言说藤野偏袒鲁迅，泄露了考题。学期末，鲁迅的学年成绩是58分，其中解剖学是59.3分，均不及格。学医之路受阻，鲁迅另谋出路。回国后，鲁迅弃医从文。他在《〈呐喊〉自序》写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里，鲁迅所言不实。他多次谈到在仙台的教学用电影。但日本仙台医专的后身——东北大学的阿部兼也等一批师生调查结果是，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没有电影放映设施，仅有的关于日俄战争幻灯片中并无鲁迅所说的关于中国人的镜头，并且鲁迅所说的关于藤野先生与“讲义风波”也与事实不符。鲁迅青年学子首要是谋进身之路。孙中山从医之路不通，于是投书李鸿章打算作幕僚，投书之路再不通，于是投身会党，决心造反。历史上秀才变身造反领袖的历程大都如此。现代革命家们在崛起后都会编造个为了救国救民的故事。鲁迅被糟糕的成绩的老师偏袒传言刺伤自尊，学医之路不通，于是弃医从文，并编造出了电影事件或幻灯事件，声称自己的选择是“以期唤国人实现强国强种的第一要务”。
回国从文后，鲁迅在文章作品中宣扬日本流行的“支那观”、“中国印象”、“中国国民性”、“支那特质”，抨击中国人自私，懦弱，猥琐，残忍，愚昧，将中国人描写成是黑暗“铁屋子”中“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一群神经病人，是“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的”愚昧之众，只配被“砍头示众”，称“我向来不惮于用最险恶的用心揣度中国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最多不过是奴隶”。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堕落，中国文化、中医药等等一无是处。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成名作中，他通过精神病患者的妄语表达对中国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全面否定，称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从中国的书缝里看到的是“吃人”二字，称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劝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称“中文不灭，国无希望”，称“凡有来到中国的，尚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鲁迅不爱中国人民，笔下没有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人形象，要说有可亲可敬的形象，那就要数日本人“藤野先生”了。
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鲁迅没有谴责过日本，在中苏满洲开战时，他没有谴责过苏联，在中国知识界都了解了苏俄国内大规模流放、屠杀富农，造成饿死千万人大饥荒事实时，他歌颂交战敌国苏联为“曙光”。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没有只字谴责日寇入侵，没有只字提到保卫祖国。相反，以“阿二”为笔名发表了《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歌谣，极力挖苦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外强入侵危机的努力。事变爆发后，分裂的国民政府宁粤双方均认为在国难时应当停止内斗，粤方停止进兵，蒋介石主动下野换取结束内斗。在日军占领锦州，占领东北全境的国难背景下，宁粤双方达成妥协，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了宁粤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在政府召开系列会议争取各派系尽力暂停内斗应对国难之时，鲁迅写打油诗讽刺道：“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其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淞沪抗战中，鲁迅举家躲进特高科特务内山完造的联络站书店，写着骂中国政府的文章，写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还有兴致招妓。[2] 他知道内山是日本间谍，[3] 但不隐讳与内山的深厚关系。孙中山受日本人长期扶植，日本友人众多。鲁迅也一样，受内山完造等人多次邀请去日本访问、疗养，另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松本重治等一众日本友人，其中不乏特殊背景者。在国难当头时，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学界精英捐资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在“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专栏中敦促政府早作战略应对，为政府准备抗战献计献策，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曾昭伦、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钱昌祚等一大批知精英响应国家召唤，出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自愿接受低薪为国效力。而这时的鲁迅住在上海日租界，忙于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忙于在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为日本人增田涉辅导，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木刻等活动。他日记中记载了一次宴会，席中友人全是日本人。他不光混迹于日本人中，更在治外法权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咒骂中国政府，同时称自己所享受的出版言论自由为“伪自由”，将自己的 一本骂政府的文集命名“伪自由书”。从仙台医校辍学后滞留东京几年，无业的鲁迅却过着富裕生活，雇有日本女佣，还能资助二弟留学。有研究者怀疑，这期间鲁迅受雇于特高科刺探留学生动向，他离日回国可能带有特高科的使命。国人不知道，鲁迅通过日本同文书局大量出版谩骂、讽刺政府的文字的同时收取着丰厚稿酬。《社会新闻》刊文谴责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作汉奸”，[4] 学者陈源直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陈言没有错，鲁迅不爱中国，爱日本，晚年在日租界一住就是九年，一直住到去世。
与孙中山一样，鲁迅也是周旋于日、苏两宿敌之间。共产国际认为坚持反政府及大力歌颂苏联的鲁迅有利用价值，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左尔格到华后立即联络了鲁迅，为鲁操办了五十寿筵，将鲁发展成了共产国际的“马前卒”，拉拢鲁加入了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在沪别动队。共产国际将鲁迅树立为左联招牌人物和反政府的左派作家旗帜。鲁迅没有辜负共产国的期望，加入左联后著文骂政府，骂章士钊、骂杨荫榆、骂胡适、骂梁实秋、骂林语堂、骂徐志摩、骂陈源、骂李四光，遍骂爱国名人，同时大力讴歌苏联。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抗战，他没有为中国军人的牺牲动情，唯为俄党动情，以“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诗句哭共产国际特务，人权保障同盟负责人杨杏佛，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哭在中苏战争中讴歌敌国苏俄，号召颠覆中国政府的柔石等作家。毛泽东后来称赞鲁迅骂政府的精神为“骨头最硬”。其实，鲁迅不是骨头硬，而身在日租界，又得共产国际扶植，腰杆子硬。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共事的文人、骂政府、骂青年，唯独没有骂过二十世纪侵略和压迫中国最甚的日、苏。他与孙中山一样，先亲日，收受日元，后亲苏，收受卢布。孙中山收受无数日元后投靠苏俄引起日人痛恨，鲁迅也一样。鲁迅去世前曾急着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去世前两天曾造访两位日本人，去世时只有日本医生须藤在场。鲁弟周建人和鲁妻许广平曾说，须藤医鲁犯了与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符的错误，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其子周海婴认为，鲁迅可能死于日本间谍之手。[10] 由爱日本转去爱苏俄，死于日本人手不奇怪。1935年，共产国际转向，为中共和国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拥护政府，将可能的日苏战争转化为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感到坚持反政府，反对解散左联，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鲁迅不再好用。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投身“一二•九”运动，多年后为《周海婴回忆录》作序的的王元化坦言：“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在日、苏这对宿敌之间玩脚踩两只船是危险的。孙中山长袖善舞，最后落得两边不讨好，临终时成为苏俄顾问监控对象，丧失自由；鲁迅晚年同时利用两边，自以为得计，死于两强之中谁手都有可能。共产国际对利用对象策略通常是抛弃之前最后再利用一把，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去世后，共产国际的反应过于快速，系列行动一个紧接一个，让人相信怀疑是预先安排好的：鲁迅病逝当天，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亲赴中央研究院与蔡元培商议治丧，在当天的上海《大晚报》发表了《鲁迅先生讣告》，宣布有毛泽东、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三、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等俄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中共地下党迅速组织了大批学生为鲁迅送葬，[11] 共产国际各路人马将鲁迅治丧办成了向国民政府作政治示威、要求政府停止剿共的示威运动；共产国际属下的上海救国会等组织为鲁操办了隆重葬礼，盖上了“民族魂”旗帜以表彰他配合共产国际反北洋政府，反国民政府，及积极拥苏的表现；仅仅几个月后，共产国际的另一马前卒蔡元培和共谍邵力子推出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俄党人权同盟成员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题字，宋庆龄与蔡一起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在其中宣称：“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共产国际神化鲁迅的组合动作如此迅速，让人怀疑鲁的死因。
毛泽东喜欢鲁迅，通过赞扬鲁迅间接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防”口号。抗战期间，毛泽东决定以鲁迅的名字命名延安的艺术学校，将鲁迅越捧越高，赞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经共产国际和毛泽东联手，鲁迅被推崇成了中国民族英雄，尽管生活在日、苏欺凌中国时代的鲁迅毕生颂扬日、苏并咒骂中国人和维护主权的中国历届政府。鲁迅受到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吹捧不只因为他反政府，还因为他与共产革命领袖们有众多相通之处。其一，他们都崇尚毁灭与死亡。鲁迅内心灰暗，称“死亡有大快乐”，[5] 将中国看作是“黑暗的铁屋子”。他歌颂苏联“把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像粪一般抛掉”，[6] 称“中国未来，会出现沙漠……如果中国人再不死一些，和平不会到来吧？变成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吧”，[7] 这种想法正与毛泽东相通。人们从鲁迅的作品中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看到破坏，看不到建设，看到毁灭，看不到改良和进步；其二，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有恨无爱，不爱任何人，将民众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蝼蚁。鲁迅与琴姑有过一段初恋，娶朱安后，琴姑一病不起，凄凉去世。鲁在后来的岁月和文字中没有再提及这段恋情。1906年，鲁迅奉母命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同乡朱安（1879——1947）结婚。婚后四天，鲁迅东渡日本。此后，朱安长期独守空房，伺候娘娘(绍兴话婆婆)，但没有换回鲁迅的爱，甚至同情，得到的是“内心十分痛苦，感情上十分孤独的”一生。1927年，鲁迅与北京女子师范兼课时的学生许广平同居，抛弃了为他牺牲青春的发妻朱安。同居之后，鲁对许冷淡，再没有像陪她看电影散步。鲁会友聊到半夜不许许睡，要求许在旁侍候，不准插话，为客人斟茶倒水，准备饭菜。有朋友看不过去，劝鲁迅对许广平好些，鲁一笑置之。在许之后，鲁迅与才女萧红交往火热，许广平对常去鲁迅住所的萧红颇为不满，鲁袒护萧，训许不要胡闹不懂事。鲁迅和北大校花马珏也曾有过一段感情，《鲁迅日记》中有部分缺失，是鲁迅自己销毁还是被人藏匿不得而知。有猜测说，失踪部分记述了鲁迅鲜为人知的恋情。鲁迅不仅对身边的女人没有真爱，或恻隐之心，甚至对母亲前来同住都感到厌烦。鲁迅兄弟反目的原因外人不得而知。令人信服的解释是，鲁迅对弟媳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在个人生活中，鲁迅对琴姑、朱安、许广来，马克思对燕妮、海伦，列宁对克鲁普斯卡娅，毛泽东对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何其相似。他们不仅对妻子没有受，对所有人都一样没有爱，没有同情；其三，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刻薄，恶毒，没有宽容。鲁迅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痛打落水狗”等论调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专政等论调相通。鲁迅反对人道主义，主张冷酷，称人道主义者为反动和毒害，称堂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8] 鲁迅为宣扬革命专政的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叫好，欣赏剧中革命者的那句道白：“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了吧?——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9] 他的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的撒旦教毁灭观一致，特别为毛泽东所欣赏；其四，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不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乐于见到自己的国家战败。马克思、列宁声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列宁因声言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国战败而被德国选中为扶植对象。在民族危亡，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为政府备战献计献策，为国家民族默默奉献时，鲁迅毫无国家民族观念，撰文赋诗，以“血沃中原”、“刀丛”、“暗夜”等语言咒骂政府，反对国防口号，反对解散左联，坚持颠覆政府的立场。国防口号虽然是共产国际为苏联安全所提出，但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会反对国防口号。而鲁迅坚持在外强入侵时反政府，反对国防。他因这一立场而在死后得毛泽东长期推崇；其五，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一样，喜欢谩骂、挖苦而拒绝心平气和的讨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不讲道理，挖苦、谩骂反对暴力革命的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达六、七十处，骂“考茨基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等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考茨基关于“英美可能和平变革，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的看法完全正确。鲁迅同样不讲道理，谩骂论敌之处俯拾皆是。他与梁实秋对文艺的看法有分歧，不是平和讨论，商榷或论争，而是对梁展开谩骂和人身攻击。谩骂文风是鲁迅获毛泽东推崇的另一重要原因。鲁迅与共产革命领袖们在思想专制，文风刻薄，喜欢谩骂方面颇为一致。
作家苏雪林更致信蔡元培抨击神化说：“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熏者，乃勃然不能复忍”。“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梁实秋评价鲁迅指出：“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12]
鲁迅死后不仅备享共产国际安排的哀荣，还成了中共文艺、文化之神。毛泽东在新中国继续推崇鲁迅。根据毛定下的调子，鲁迅的文章被编入教材，影响了几代青年。在此后的毛泽东时代，谩骂文风长期统治报刊文坛。新中国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胡风，反右文章，《九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文革的“大批判”，“批孔”等运动中的文章都传承着鲁迅与毛泽东共通的专制思想和谩骂文风。文革中，红卫兵有恨无爱，以迫害人为乐。红卫兵和毛泽东都坦言这样作是在继承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于是，毛泽东时代晚期书店中几乎只剩下毛、鲁的著作。毛泽东赞扬鲁迅，神化鲁迅，但不会容忍治下有鲁迅那样骂政府的作家。多年后，当被问及设若鲁迅处于反右运动会如何时，毛泽东回答说：“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3]
共产国际在救亡运动中推出的神话之二——东北义勇军。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退入关内，日军在东北增兵后也只有几万人，满洲广大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散兵、土匪纷纷打出“抗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旗号。各路义勇军并未打算与日军血战，而是相约退入苏联，希望得到苏俄扶植。义勇军没有想到，这时的斯大林正在向日军示弱、讨好日军，因此对跑到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不但没有扶植，反而将他们关押进战俘营服苦役，害得他们大批病饿而亡或精神失常。没有跑到苏联的义勇军残部一部分投奔冯玉祥加入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叛乱，一部分留在东北作回了土匪，还有一部分加入共产国际组织的“东北抗联”。尽管东北义勇军从树旗到逃苏没有像样的对日作战，但这并不影响共产国际领导上海左翼文艺界以其为题材炒作拔高，妙笔生花。于是，义勇军成了共产国际促中日开战的主要宣传题材，被国防文学、国防电影宣传到家喻户晓，编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唱遍全国。
共产国际在救亡运动中推出的神话之之三——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义勇军不管旗号真假总是中国人自发组织的。而抗联与红军、苏区、中华苏维埃一样，是共产国际一手建立。国民党清共后，共产国际不仅创建了华南的鄂豫皖、湘鄂赣、洪湖等几块苏区，还决定在北方也建立苏区，以南北夹击国民政府。但华北地处平原，交通便利，不利于武装割据，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不利于红色割据生存，于是共产国际决定在人烟稀少、森林密布，割据容易立足的满洲建立苏区。为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机关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频繁召集会议部署暴动。然而，东北人民倍受沙俄、苏俄压迫，讨赤领袖张作霖拒绝老窝被赤化。这是张被暗杀的原因之一。易帜后，张学良相信苏俄饥荒虚弱，想出手收回中东铁路，也不容苏俄在满洲策动暴动，派军警突击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了策划暴动的共产党干部，缴获了大量苏联策划满洲和中国各地暴动的机密文件。暴动计划泄露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奉天任满洲省委书记，继续负责策动满洲暴动。东北人民唾弃在中苏战争中鼓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中共，刘策动暴动受阻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暴动计划。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的几万日军只能控制大城市和交通线。中共中央决定趁东北的广大地区权力真空时机建立东北苏维埃，从关内抽调了冯仲云、周保中、赵一曼、魏拯民为代表一大批干部派到满洲，在满洲建立了磐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巴彦游击队、饶河游击队。1932年6月，中共上海北方工作会议（满洲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满洲红军发展成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的另一方面军。会后，中共改编满洲游击队为工农红军游击队，在东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杀地主，夺劫财产，同时消灭收编小股义勇军。满洲人民称拥苏的红军游击队为红匪，组织民军自卫，抗击红军游击队的劫掠。东北红军在民军打击下军心涣散，减员严重，难以立足。1933年，斯大林在德、日形成对苏夹攻的形势下改变政策，将其中国政策由暴动推翻国民政府转为宣传抗日。根据斯大林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直接向满洲省委发出了“一二六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停止土地革命，改打抗日旗号，把部队番号由工农红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中共中央转入苏区，满洲省委从此直接听命于共产国际。1936年，共产国际召集中共游击队和各路义勇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作为牵制关东军的工具。其中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其余各军为王德林、李杜、谢文东领导的义勇军。
抗联与左联一样，是苏俄扶植的工具，其宗旨是牵制满洲日军，消除日军北攻苏联威胁，而非保卫中国，其对日作战是苏日作战的一部分，而非中国抗日的一部分。中日全面开战后，共产国际解散了满洲省委，组建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把抗联十一个军重组为三个省委领导的一、二、三路军。日军不容忍满洲有苏联控制的武装，对抗联采取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心、经济封锁等办法，把居民集中起来建大屯以武装把守，严格封锁物资，散发传单，张贴布告，承诺对放下武器的抗联士兵宽大优待，保证生命安全，对提供抗联情报者重奖。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第二军参谋长林水山、一路军总务处长金光、第三军第七师师长于海云、第四师师长陈云升、第二师师长兰志渊、第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第四军第五团参谋长李鹏飞、第四军第四师师长刘振国、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等人先后率部脱离了抗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后，苏共履行条约规定，将抗联调到苏联，与苏俄扶植的朝鲜共军一起改编为苏联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国际旅），任命中、朝俄党周保中、李兆麟、崔庸健、金日成分别担任旅长、政委和营长，将该旅训练成了特种部队。训练内容包括：收发报，照像，测绘、爆破、跳伞、滑雪、游泳、攀岩、爆破等侦察技术。于是，抗联将士们变身为了苏军。
根据斯大林促中日开战的政策转变，共产国际资助的“左翼文化运动”从鼓吹颠覆政府转变为宣传对日作战。在义勇军之外，左翼文学、电影也以东北抗联为宣传题材，不过注意在宣传中隐瞒抗联受苏俄指挥的真相。建国后，中共的宣传重点从东北义勇军转为抗联，加工、编造出众多抗联抗日的故事以作中共领导抗日的证据。
作为驻蛟河苏军卫戍副司令的抗联将领黄生发（左二）与司令部苏军军官
苏军88旅（抗联），旅长周保中（中）、政委李兆麟（左二）佩戴苏军少校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