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22章（4）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
决心武力霸占满洲是从沙俄到苏俄的一贯政策。两年前，苏俄为保护其在满洲的势力范围投入重兵击败了东北军。可在如今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国内大饥荒，日本、德国两个反共国家对苏联东西夹击的态势正在形成，斯大林不敢对日用强。为化解日军北攻苏联的威胁，斯大林采取了几项对策：第一，命苏军对关东军坚决退让；第二，指示制定交易方案，将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第三，指示策动中日在华南开战，陷日军于中国战场；第四，决定承认关东军扶植建立的满洲国；第五，决定不参加国联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以避免激怒日本。
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共产国际同时向中共、宋庆龄、何香凝、十九路军内的共产党员及控制上海报纸的地下党员下达了促中日开战的指示。几路人马得令后立即行动，在上海等地发动了反日运动。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发表宣言，以反日、爱国、救亡等口号鼓动上海民众反日；[5] 共产国际资助的《申报》开辟了推动中日开战的宣传专栏；十九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策动进攻驻沪日军。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前身为邓铿組建的粤军第一师，后被鲍罗廷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以陈铭枢为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的第十师，北伐攻克武汉后被扩编为第十一军，中原大战后被改编为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九一八事变后，桂系迫蒋介石下野后主持南京政府，任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凭借私家军班底十九路军控制着宁、沪。与国民党各路党军一样，十九路军也被苏俄顾问安插有大批地下共产党员。共产国际和中共通过这些地下党员，操控着十九路军。
1932年1月20日，中共地下党策划了一起反日事件，安排人在上海租界围殴五位日本僧侣，将其中一人打死，两人打成重伤。围殴事件煽动起了在沪日本人的仇华情绪。千余日侨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请愿，要求出兵保护侨民，同时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商店。应日侨要求，日本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了道歉、赔偿、惩罚施暴者及取缔解散上海民间反日团体的“限期要求”。乘日人仇华情绪高涨，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告全国民众书》、《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等文件，在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又想占领上海了”，“党应该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动员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6]
１月25日，日军以中国政府未在限期内惩处肇事者为由，派兵进入中国管区。同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辞去行政院长职。汪精卫临危受命，于28日接任行政院长。当晚，十九路军向驻沪日军发起了进攻，激烈巷战持续至29日晚，日军火力优势在巷战中难以发挥，全线退回日租界，双方伤亡惨重。驻沪日军兵力薄弱，日军参谋本部和海军高层决定暂时停止上海作战，从日本国内向上海增兵。汪精卫也准备增兵上海，发表了《对淞沪事变宣言》，命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张拒绝起兵，汪只好请下野的蒋介石出山。1月30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迁都洛阳，准备持久抗战。蒋介石临危受命，发表了《自卫宣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以鼓舞士气，同时向十九路军下达了避免战事扩大的命令。他清楚，有中共红军在南方威胁政府，对日用兵会腹背受敌，重演九一八事变后调兵北上被红军追杀的惨败一幕，于是与汪精卫达成共识：扩大战事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只能给中共红军带来追杀国军的机会，国民政府应当尽量推迟与日本全面开战。
然而，蒋、汪控制不了局势，局势被莫斯科操控着。中共党员控制的十九路军在尽量扩大战事。莫斯科还有更多棋子可调动。国军最精锐的德械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是黄埔军校时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共产党员。根据莫斯科将上海战事扩大的密令，张向蒋介石请缨，要求率第五军赴沪参战。蒋介石拒绝了张的参战请求，命张只作增援姿态。蒋介石不派兵增援上海的另一原因是他无兵可调。因为防御江西、湖北的中央军不能调，担心从剿共前线调兵会被红军乘机追杀，其它地方诸侯的军队只唱抗日高调，乐于隔岸观火，根本不听中央调遣。
2月，日军增调军舰十多艘、陆战队7000 人参战。因上海作战不力，日本大本营几次换帅，先任命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再改由陆军派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为指挥官，再撤换了植田谦吉，组建了上海派遣军，派原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中日交战期间，英、法、美、意四国抗议日本以上海租界为作战基地，联合敦促中日停火，并分别调军舰和军队数千增兵上海，国际联盟通知日本将在3月召开的日内军会议时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上海问题。
淞沪战事持续近半月后，十九路军作战伤亡惨重，多次电报要求中央调兵增援。蒋介石拒绝了十九路军的要求，申斥该部不服从中央命令，擅自发动战事致使沪局无法收拾，申明“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蒋介石严令蠢蠢欲动的第五军按兵不动。3月1日，日本军舰载第九师团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线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到嘉定、太仓一线。3月3日 日军攻占了吴淞炮台，３月６日，十九路军全线溃败。这时，日本方面掌握了苏联策动淞沪战事一系列行动的情报，内阁与军部达成共识，决定在得胜后结束上海的战事，不让苏联策动中日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计划得逞，通过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向中国方面递交了和谈的建议，委托美英法各国领事出面调停。汪、蒋也在避免战争扩大，谋求结束战争。中日两国政府在英美调停下立即开始和谈，历时三十四天的淞沪战事结束。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中日双方于５月５日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恢复战前态势和“三项谅解”：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反日运动，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军。对中国来说，国民政府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明智之举。因为，政府腹背受敌，继续战事意味苏区的扩张威胁。淞沪抗战刚爆发，中共对各苏区下达指示，要求利用国民政府应付淞沪事变的大好时机，采取战略攻势，扩大红军及苏维埃区，指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七省全面出击，同时发布了《关于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总同盟罢工，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打倒国民党政府。[7]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团在洪湖出击，歼灭了国军第48师特务团、工兵营、第4师12旅和第144旅，击溃增援的第142旅缴枪3000余支；[8] 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红军黄安县经金家寨进攻苏家埠，围困苏家埠两个多月，歼灭政府军两万人，缴枪一万五千，威逼武汉；中央红军向赣南重镇赣州发起进攻，然后南下入闽攻占并洗劫了漳州。签署《淞沪停战协定》使国民政府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得以腾出手来应付大举进攻的红军，迫使中央红军撤离漳州。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在会上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攘外必先安内”是国军将领们在1929年中东路战争时提出的策略。当时，冯玉祥乘苏俄入侵之机兴兵欲武力推翻中央政府，政府陷于攘外与安内无法兼顾的困境。山东的陈调元、石友三提出“攘外安内之谋”，联衔各地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说：“吾国兵燹频仍，民生凋敝，近复边患日亟，共祸嚣张，凡属军人，宜如何猛省，凛煎豆燃箕之戒，策攘外安内之谋”。[9] 蒋介石通电表示同意说：“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撙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10]
九一八事变时，奉调北上的国军遭红军追杀，损失惨重，更让国民政府感到攘外必先安内。淞沪战事期间，国民政府再遭腹背受敌之苦。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号召“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说：“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的政权！” 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临时向各苏区下达进攻命令说：“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接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西北、鄂东、鄂豫边、湘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再建北方苏维埃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份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由于各路红军的大举进攻，中央军主力无法脱身，部分奉命从围剿战场抽调赴沪的政府军再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地方实力派各自拥兵保存实力，使国民政府对上海战事无兵可调。
针对中共趁外患颠覆政府的行动，蒋介石在庐山定“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11] “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祇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祇是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祇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祇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12]
“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是斯大林为解除日本关东军攻苏威胁和蒋介石围剿红军压力所策动的。战事前，苏俄指挥在华的各路人马协同行动：宋庆龄、何香凝推动蔡廷锴开战，在战事中赴前线劳军，发表慷慨激昂演讲，与蔡廷锴高调见面合影，发动上海各界捐献款物运动，声称筹得巨款700万元（其实这笔一相当于十九路军八个月军饷的巨款主要来自莫斯科）；中共制造了杀日本僧人事件。淞沪战争爆发时，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奉命不加拦阻，保持远东的平静，鼓励日本在华南对华用兵。与此同时，中共连续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在其中称：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部分”，“上海战争明显地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党的任务是积极地加入这一战争”；在莫斯科的中共领袖王明连续发表文章，在其中一再的宣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13] 潜伏于国民党的张治中等人奉莫斯科之命联手推动扩大上海的战事。淞沪战事结束后，苏联公开向日本提议出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2日在东京与满洲国代表开始了正式会谈，申明了承认了满洲国的立场。淞沪战事前后，共产国际下属们在所喊的反日高调实质与中东铁路战争中和九一八事变后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及建立“拥苏大同盟”行动一样，均是服务苏俄利益的策划。
汪精卫、蒋介石认清了斯大林促中日开战的布署，以不扩大战事，停战和谈挫败了斯大林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计划。淞沪停战后，斯大林指示宋庆龄和中共将促中日开战的运动升级。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在苏维埃旗帜下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将出面对日和谈的代表，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棋打伤。这一暴行与李大钊指挥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殴打外交官，中共北方区委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学生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一脉相承，均是执行苏俄指示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共同之处在于，鼓动青年殴打的目标总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或日本人，而决不是对中国领土野心最大的俄人，也不会是与苏俄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足见沪战事中的爱国口号与暴行表象是反日，实质是拥苏。
无知学生们容易受爱国口号的煽动。他们不知道，《淞沪停战协定》与爱国或卖国无关。协定主要内容是恢复战前态势。战前态势有国政府默认日本驻军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中国军队退出上述地区等屈辱状况。但屈辱是当年义和团打爱国旗号祸国的结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成立时承认前政府签署的《辛丑条约》没有错。
中共在淞沪抗战前后坚持推翻政府的事实证明了汪、蒋限制战事扩大，尽快谋求和谈政策的明智。在日、苏强敌外侮和中共武装心腹威胁的情况下，“攘外必先安内”无疑是国民政府自然而明智的应对。在蒋介石奉行“攘外必须安内”方针的几年中，宋庆龄、何香凝、遍布全国的救亡团体等俄党高喊停止内战，促国民政府立即与日本全面开战，却从未促中共红军停止进攻国军，从未促中共放弃推翻国民政府宗旨。多年后来人们才知道，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中国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是斯大林为苏俄安全要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策略在起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