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1 章  苏区肃反

苏俄引入“肃反”

1927年底，斯大林联手布哈林整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确立了独裁地位。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肃清“托季联盟”支持者的整肃运动。这时，大饥荒降临苏联。斯大林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十年来为快速军事工业化和输出革命无节制地搜刮粮食的祸因，将饥荒归咎于富农和反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作对。为清除党内异己，消灭国内反对苏维埃暴政者和各国共产党中不服从苏共指挥者，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作法，要求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肃反运动），以一些随意罪名整肃异己和不服从命令者。因为所谓反革命根本无从界定，肃反只是随意罗织罪名整肃异己和再次迫害富农的运动。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校长拉狄克被流放西伯利亚，斯大林任命的亲信校长米夫奉命在中大展开了整肃托派运动，在校的中共党员们最先领教了共产党内部整肃的残酷，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深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演讲影响的中国学生中有半数在整肃“托派”运动中受到整肃，曾发表拥护托洛茨基言论的中大学生们成了审查、批斗、监禁、流放的对象，其中约两百多学生被以托派罪逮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中国学生从校园神秘失踪，实际是被秘密处决。

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开展肃反运动，还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肃反运动。针对中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中东铁路战争前后向中共发出了一系列开展整肃运动的指示，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罪名引入了中国，诸如反革命、托派、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社会民主党主张源自第二国际。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虽挂名共产主义，但具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良，为工人阶级争取切实的利益。列宁反对伯、考的改良主张，要求暴力剥夺有产阶级，推翻现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独裁。俄共原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德国扶植下取了政权，但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和欧洲仍有巨大影响。确立独裁地位后，斯大林要求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听命于他一手操纵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将不服从莫斯科指挥的社会民主党列为敌人，要求肃清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尽管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共党内也不存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派别，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是按斯大林的要求加入了肃清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肃清“改组派”，而中共自建党以来都是共产国际大员主持，不存在独立批评声音的空间党内派别存在的空间，当然不可能有改组派。“改组派”之名来自是国民党内“汪派”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改组国民党而得名。1928年2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方法为中央圈定和省市选举各一半，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汪、粤、桂等各反蒋派系反对蒋介石圈定代表的大会，汪派骨干陈公博在《革命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与汪派另一骨干顾孟余召集一批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成员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蒋下令取缔了陈创办的大陆大学和《革命评论》刊物。陈等再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发起了“护党救国运动”。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三大宣布以叛党乱国罪将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永远开除出党，宣布以叛党罪名将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瓦解了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组党计划。蒋介石对苏决裂后，邓演达与谭平山、章伯钧、施复亮、陈公博等前中共党人筹组新党——“第三党”，声称要继续国民革命。斯大林将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等国民党中的俄党接到了苏联。在莫斯科，邓演达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既抨击国民党分裂的宁汉双方，又抨击中共，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党领袖自居。这时，权力斗争中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都希望邓演达为自己的政策纲领帮腔。斯大林在接见邓演达时邀邓作中共领导人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让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拒绝说，自己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斯大林支持他的第三党计划。在演讲中，邓演达提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会损害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应由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实现国民革命目标。对邓此说，俄共中央局政治委员布哈林称“自1917年后，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国民革命”，[1] 不给邓的计划存在的空间。斯大林对邓不听指挥，要另起炉灶不满，认为邓这样不听话的第三党没有利用价值，在向中共发出的肃反指示中指示中共肃“第三党”。至于对“托派”、“取消派”罪名都来自莫斯科的决定。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将反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等人开除出党，加给他们“托派”、“取消派”罪名，称他们不同意“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就是要“取消革命”。陈等虽被开除出党，他们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共党内确实有。共产国际认为有必要在中共党内进一步肃清像陈独秀那样坚持国家、民族观念者。

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指示信中随意编造出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要求中共效仿苏共展开内部整肃运动。按理，中共应对共产国际说明，本党内不存在上述派系。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都是共产国际任命的，他们清楚向国际提出不同意见将可能落得陈独秀那样的下场。李立三照本宣科，向各苏区发出文件，要求捉出上述派系人员加以整肃。不久，他成了替罪羊被撤职。继任的周恩来等人更加不提意见。只管传达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要求各苏区执行。在各苏区，中央委派的大员与各地原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存在山头派系的斗争，都有清除异己的需要。共产国际的肃反指示正好给各个头领袖送来了清除异己的借口。他们认为肃反指示中的那些没有听说过的罪名非常有利于他们清除异己，于是迅速按照共产国际捏造的罪名展开了肃反，并在肃反中创造出一些新罪名。例如，中央苏区创造出了共产国际指示没有的“AB团”罪名。经过苏俄培训的书生们在肃反中承袭了苏俄肃反的残酷，并且加以发挥，在各苏区掀起了杀人狂潮。其中，创办《湘江评论》等刊物的书生毛泽东主持江西苏区肃反杀害了万余人，使中央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干部损失了四分之一；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书生邓子恢、邓发领导闽西苏区肃反，杀得三十个区委全部瘫痪；北京书生张国焘主持鄂豫皖苏区肃反，也杀人上万，将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基本杀光；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曾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书生夏曦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带回了正宗的肃反经验，主持湘鄂西苏区肃反屠杀了数万人。两年肃反中，中共杀害了十多万革命同志，比国民党杀害了更多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将领，使自己的党政系统和军队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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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是所有共产党都不例外的一种自杀机制，是手段极为残酷，无理可讲的屠杀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一个证明。共产国际推出的反革命、托派、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罪名显示着共产革命反进步，反文明的性质。清末以来，中国政治环境多元，自由，宽松，组党自由，结派提出主张更为平常，帝制都可以反对，没有什么不可以反对的制度与主张。苏俄输入共产革命后，反对革命成了罪名，在党结派成了罪名，苏俄引入的肃反给中国留下了残暴恶毒的记录。中国苏区肃反滥杀是斯大林亲自主使的。是他下指示发动了中国苏区的肃反，是他驳回各苏区对滥杀的投诉，直接导致了各苏区的第二轮、第三轮甚至第四轮肃反，指使中共以肃反名义屠杀了超过十万的中共干部、红军官兵，甚至他们及家属。一群经过苏俄培训国的知识分子，在俄人的指挥下实施了一场对中国人的大屠杀，是为梁启超、陈炯明、张作霖痛斥的赤化国耻的续篇。